南州六月荔枝丹教案篇1
关键词：中职语文课程；专业渗透；学前教育专业；工美专业；烹饪专业
中图分类号：G71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6-5962（2013）04-0071-02
众所周知，目前职高语文的教学现状不容乐观。教师正面临着一种，正"教深了不行，教浅了也不行"的尴尬。这直接影响着职业教育的质量，那么，该如何去引导？如何提高职高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如何在职高语文教学中实施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渗透呢？
笔者以贾祖章的《南州六月荔枝丹》为例，在语文教学中找到语文与不同专业之间的边缘区间，以语文活动带动专业，以专业促进语文活动的兴趣。课堂上为了更好的去渗透"教是为了不教"，"学以致用"等思想，我将根据学前教育、工美、烹饪等专业的不同特点，分别以画荔枝，说荔枝，吃荔枝为教学内容，一语文活动带动专业，以专业促进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1学前教育专业--说荔枝，以培养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口语表达和组织能力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幼儿教师这一职业对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
职业能力与综合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提升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职业能力不仅是服务社会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促进学前教育专业健康发展的有效手段。拥有良好的口语表达和组织能力是幼儿教师首要的技能。这就要求学前教育专业的语文教学需从丰富话语资源，激发表达欲望和创造训练机会等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
笔者在学前教育专业班级上《南州六月荔枝丹》一课时，用文本内容让学生以"认识荔枝"训练的的方式做一次情景模拟课，在语文教学中实施学生专业技能和专业知识的渗透。学生八人一小组分开，其中一人是"老师"，七人是"幼儿"。引导"幼儿"说出荔枝的颜色、形状、味道、里面有些什么？其中一组的言语记录如下：
"师"：小朋友，你们吃过荔枝吗？
"儿"：没吃过。
"师"：今天老师就带来了许多荔枝呢。我们一起来看看荔枝是怎样的呢？
用小眼睛观察一下荔枝是什么颜色的，什么形状的？用小手摸一摸荔枝的壳是怎样的？有什么感觉？（看一看，摸一摸）
"儿：略
"师"：荔枝里面有什么呢？我们都剥好了，发现里面的荔枝肉是有点透明的，那我们现在闻一闻，荔枝是什么味道？我们一起来尝一尝荔枝到底是什么味道的呢？看一下荔枝肉里面还藏着什么？（剥一剥、闻一闻）
"儿"：略
"师"总结
对于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要求总结时要注意介绍事物的顺序，语言的组织，语调、情感的表达等。其中一位学生的总结是：荔枝是大家都喜欢吃的水果，那么荔枝长什么样子呢？荔枝的壳是红色的而且十分粗糙，摸起来刺刺的，剥开荔枝一看呀，它的果肉是像雪一样的白，一口咬下去，味道酸酸甜甜的十分好吃。荔枝长的像心脏一样。有许多种类，有的圆有的尖。但是荔枝晒干后的果肉就变成了红褐色，吃起来水分也不足，但依旧十分美味。荔枝虽好吃却不容易贮藏，荔枝在六月左右成熟，成熟的荔枝一样望过去就像一片火红的云朵一般十分美丽，荔枝可是我国特产的哦！
学生在引导幼儿由外至里有顺序地观察，感知荔枝的外形及内部结构特征时，其实就是一种很好的"语言演练"。看一看，摸一摸荔枝是什么样子的，感知荔枝的形态。剥一剥、闻一闻感知荔枝的内部构造。模拟演练中既很好的锻炼了幼儿教师的基本功---口语表达和交流能力，同时又掌握了文本中的语文知识---说明文的介绍顺序和说明方法。切实的做到将学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渗透到语文教学中，全面的提高了学生的综合语文素养。
2烹饪专业--"百家争鸣"，厨艺大比拼
笔者在烹饪班的语文教学中，充分利用文本资源和烹饪专业的专业优势，进行有机衔接，在语文课堂中随机渗透专业知识和技能。
上课前根据专业特点给学生布置导学案家庭作业。把学生分为四大组，确定每小组要搜集的内容，例如：第一小组搜集与荔枝有关的诗文，第二小组搜集与荔枝有关的故事，第三小组搜集以荔枝为主料的佳肴，第四小组搜集荔枝的历史及在我国的栽培状况。周末放学回家让学生用"迷恋"于电脑的时间上网搜集一些与所学专业相关的知识。每组指定两名同学负责来统计本组成员所搜集的内容，准备好在下节语文课堂上展示，并且每组选择好一名同学作为主发言人兼评委、其他同学做好随时发言的准备。
第一组搜集了宋朝苏轼的《惠州一绝》"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范成大的《新荔枝四绝》"甘露凝成一颗冰，露浓冰厚更芳馨"、张籍的《成都曲》"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宋徽宗的《宣和殿荔枝》）"密移造化出闽山，禁御新栽荔枝丹"、白居易说它："嚼疑天上味，嗅异世间香。"，杜甫赞赏它："九过泸戍摘荔枝，香枫隐映石逶迤。"
第二小组搜集了一个传说故事，当时杨贵妃每到端午前后就出现一种叫"体臭"的怪病。唐玄宗亦为此事，出过皇榜召天下名医，但应徵者廖廖无几。后来大臣高力士立即召令宫中一队轻骑，快马加鞭速从高州老家浮山岭取回荔枝酒，进献给杨贵妃。贵妃饮后，不仅体臭全消，而且醉态迷人，摇曳生姿。于是就有了大诗人李白"人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现，会向瑶台月下逢"的千古绝句来。还有"贵妃饮罢荔枝酒，霓裳羽衣舞不够"的"贵妃醉酒"的故事，令后人传诵。
第三小组搜集到了"荔枝糕"、"荔枝腰花"、"柠汁荔枝肉"、"荷叶荔枝鸭""荔枝虾球"、"橙汁荔枝山药"、"荔枝银耳绿豆爽"、"双红荔枝饮"、"百花妃子含虾笑"、"荔枝西兰花"、"荔枝果冻"、"荔枝炒牛肉"、"荔枝蜜枣汤"、"荔枝鱼片"、"荔枝爆丝瓜"、"荔枝鸡球"、"福建荔枝肉"等二十多种以白菜为主料的菜肴烹法。
第四小组展示了我国不同时期各地对荔枝的种植情况，我国文献最早记载荔枝的文献是《上林赋》，文中称荔枝为离枝。其中《三辅黄图》记载，汉武帝时，上林苑曾从华南移植过荔枝。根据这则记载，赵佗在汉初的时候就曾将荔枝当作贡品进奉给刘邦。蔡襄《荔枝谱》中所记载的品种，有些述及其来源和变迁。各类形式多样，举不胜举。
笔者在课后把这些丰富的内容进行仔细分类和整合，形成了长达16页的阅读教材，并人手一份，成为他们最喜欢的早读"课本"。所以，本人认为在中职语文教学过程中尤其烹饪专业的课堂教学中应充分挖掘教材这一载体，在不知不觉中培养了学生专业文化素质。
3工美专业--"垂涎欲滴"赏荔枝，"丹青妙笔"画荔枝
在工美专业上《南州六月荔枝丹》时，先播放有关荔枝的一些图片引导学生进行鉴赏：按照由易到难的顺序欣赏荔枝简笔画、荔枝漫画、荔枝国画的图片及其画法的一些视频。通过对这些图画的欣赏可以让学生从中得到丰富的精神享受，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
特别是齐派的一些荔枝画法学生非常仰慕。齐白石所作《荔枝图》还曾印成邮票发行，画面上面还悬挂着一串红彤彤的荔枝，令观看的学生们垂涎欲滴，赞口不绝。趁学生兴趣高涨之余，我给学生布置了"照猫画虎"的作业，大多数学生都能较好的用"无声的语言"--绘画，诠释文本中荔枝的形态构造及文本中"飞焰欲横天""红云几万重"的形象描绘。随之而来的一个设想就是荔枝壳还可以做出各式各样的手工品。这样既能让学生掌握了文本语文知识，又锻炼了他们的专业技能。
齐白石曾言"果实之味，唯荔枝最美"，且"入图第一"。可见工美专业学科与语文知识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让学生深刻的理解了文本中为何引用《过清华宫绝句》中的诗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让学生在诗意盎然中懂得了荔枝的历史悠久，且不易保存的道理。
工美专业学生将来踏上社会主要从事美术设计行业工作，因此他们需要有较高的创造力和丰富的想象力，而语文课本里的文学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能开阔学生的眼界，丰富学生的想象力。所以开设这样的语文课对学生专业素养懂得提升大有裨益。
以上是笔者在中职语文课堂上的一次尝试，"一种教材，三种教法"，这样尝试在中职语文课程教学中恰当地进行了职业素养和职业能力的渗透，既调节了文化课内容的单调，又增强了教学氛围，从而能有效地提升学生学习这些可能比较枯燥的课程的情趣，同时也给学生提供了在专业中如何应用这些知识的线索，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培养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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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青云.中职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J]陕西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2）
南州六月荔枝丹教案篇2
大家好！下面我将和大家一道参观游览以欣赏古树为主题的大型生态公园──裕达隆花园。裕达隆花园的命名取意为富裕、发达、兴隆。内含有建园者对前来游园观光的各方嘉宾朋友们以衷心、美好的祝福。相信游园之后，各位朋友一定会富裕、发达、兴隆。
裕达隆花园是由增城市荣誉市民、香港同胞张松先生投资建造的，于一九九六年十月兴工，历时二年多建成。花园以古树生态欣赏为主题，溶科学性、知识性和教育性为一体，营造出一个城市大花园。整个花园占地12000亩，约80万平方米。设计者取"出水神龟，如意吉祥"的意念，利用三面环水的龟形山丘，依据天然地形，依山傍水配以内、外环路径，建出"神龟出水"的格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凤、麟、龟合称"四灵"，前三种只是传说中的动物，今只有"龟"是现实的神灵瑞兽。而龟的动作慢吞吞，遇敌缩头，正是道家老子"居下处柔"的天然大道，蕴涵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博大内涵。花园内收集了全国各地及国外部分地区的各种古树，如有三千年的罗汉松、丹桂树，五百年的白腊，三百年的湖南茶花，还有国外的一些珍稀品种，如爪哇木棉，日本晚樱等等，全园古树的树龄总计超过十万年。同时园内巧植时花，如洛阳牡丹、各种玫瑰、郁金香、杜鹃、兰花……花卉总数四十多万盆。而在郁郁葱葱的花树丛中错落有致，独具匠心地安置了形态各异，巧夺天工的奇石，并在石上刻上隽永启思的文字诗赋，观赏之余使大家回味无穷。
好，现在我们进入花园内，顺着观光车的路径，慢慢观赏裕达隆花园的迷人景观：
【凤鸣台】
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花园的第一个景点"凤鸣台"。这是一个由人工堆砌而成的小山丘，也是整个"出水神龟"的"龟首"。在山丘平台上种有四棵枝繁叶茂的细叶榕树，四棵树的叶盖相辅相成，外形犹如一只凤头朝南，展翅高飞的凤凰，迎接四方来宾。请大家仔细听听，山丘背后传来"哗哗"不绝瀑布水声，如同金凤长鸣，因此命名为"凤鸣台"。在"凤鸣台"的两侧各种植三组榕树，有黄金榕、细叶榕、花叶榕和花叶垂榕等，组成两条活灵活现的绿色长龙，称为"双龙壁"。两景相互呼应，构成"龙凤呈祥"之意。
而在"凤鸣台"前的是一个大型室内广场──爱心广场,其外形犹如一只飞翔着的海鸥，场内可一次性容纳500人同时观看各种表演，并设有茶艺馆、工艺馆等专卖店。广场前的树叫苏铁树，是从柬埔寨移植而来，其中有三棵的树龄超过百年。在我们的右手边，则是一个可供休闲健身的"迷你"高尔夫球练习场。
【茶花园】
现在我们到了茶花园。在我们的右手边一片都是"双色"茶花树,都是从湖南移植过来的,部分还是从我们主席家乡韶山移植过来，树龄都在百年左右。在每年春节花开的时候，每棵树上长出红、白为主的双颜色茶花。在茶花的右上方那些高大参天的乔木则是从印度尼西亚移植回来的爪哇木棉。左方湖边所种的则是"人心果"树，因果实外形如同人的"心脏"而得名。
【古槐临风】
随车而至，我们来到了"槐树林"。在我们的右前方，相信大家都留意到一棵用大青石支撑着的大树,这是从杭州移植回来，树龄已有200多年的号称"江南第一槐"的龙爪槐树。因其枝叶长势犹如龙爪一样，故名"龙爪槐"。而旁边的槐树也各有特色。
紧靠"槐树林"南面有一只用红草及绿草编织而成的植物孔雀，惟妙惟肖地展现大家的面前。北侧是以种植竹子为主的"青竹涧"，并建有半山凉亭及瀑布，是避夏消暑的好地方。
【荔枝山·杜鹃山】
增城是著名的荔枝之乡，因此裕达隆花园虽收集全国各地及国外部分地区的各种古树外，还种植了增城"四宝"之一的荔枝树。现在我们来到"荔枝山·杜鹃山"，在我们的右边整座山种植了不同品种的荔枝树。除了荔枝树外，山上还种满了十几个品种的杜鹃花，编织成不同的图案，阳春三月，花开满地，非常灿烂，令人流连忘返。荔枝山脚下，植有两棵气根榕树，其须根经过岁月的磨练，深入泥土中并长成树干一样，已有三百多岁；它旁边还种了一棵高山榕树，以树龄大、树干粗、树形美而出名。荔枝山对开的湖边是钓鱼区域，有兴致的游客可以一尝"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乐趣。钓鱼台对面的小岛名叫玫瑰岛，岛内种满了各式玫瑰，包括钻石、伊得莎白、黄和平、红胜利、金奖章等品种玫瑰。除此以外，环岛的湖边都种满了木芙蓉花，此花花色一天三变，早上粉白色、中午粉红色、下午艳红色。
请各位将视线从浪漫的玫瑰岛先收回来，看一下我们可爱的群象园。在你们右边，是用红草和绿草编织成的一家四口大象，是否非常的逼真？而在群象园后面的大树，是从湖北移植回来的白蜡树，只生长在湖北某些地区，十分珍贵，此树寿命很长，本园内都是几百岁的白蜡树，它秋天树叶是橙黄色，为落叶乔木。在"白蜡园"旁边同样植有高大的乔木──印度紫檀，是长绿乔木，其木质坚硬，所做的家具非常耐用，因加工较困难，故而出品很珍贵。
【樱花园】
在花园中，我们还移植了日本的国花──樱花，大家左边草坪上所种的小树都是樱花树，它是在4月中下旬开花，到时各位可以来裕达隆花园赏樱花了。在"樱花园"的东面草坪上还种植了喜马拉雅山所特有的雪松，它能耐零下三十多度的低温，能在我们花园存活，是对花园园艺技术的肯定。而在"樱花园"的西边草坪上，大家有否注意到？每棵树下都有一块介绍木牌，这是一个微型的国际花园，是2000年7月10日邀请十六国驻广州领事所种植，非常有意义。
南州六月荔枝丹教案篇3
关键词：苏轼博爱雅艺
苏轼的博体现为他具有博大的胸怀与涵养，兼容并包。就苏轼的思想而言，他虽以儒家学说为本，但对佛道二家的学说绝不排斥。他的思想是三教统一的构成形态。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记述苏轼的读书过程：“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就苏轼的学养而言，他无书不读，经史子集，博观而约取，构建起广阔的知识体系。苏轼之学可谓包揽古今，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触类旁通。无论在思想、文学、艺术等人文领域，还是在水利、建筑、酿酒等科学技术领域都有所作为。林语堂为他缕数的十九个名号。难以概括其一生的全部。
苏轼的博体现为他具有好学精神。他有强烈的求知欲，勤奋读书。苏轼自言：“家世事酌古，百史手自斟”，“结发事文史，俯仰六十载”。遭贬黄州和岭南，没有政事累身，他把精力都集中在读书与学术上，每天读书以夜三更为期。若遇会客、出访，回家后也得补课。
苏轼好学，还善于学。他自己发明了抄书记忆法、八面受敌法、博观约取法等。苏轼学习时善于兼收并蓄，汲取他人所长。黄庭坚在《山谷题跋跋东坡墨迹》中记述他向前辈书法家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徐浩等人学习书法：“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苏轼在别人询问他何以博学多闻时列举读《汉书》的方法，“盖数过而尽之。始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财货之类。每一过专求一事，不待数过，而事事精窍矣。”（《漫堂书记・升庵条》）他认为：“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因此，欧阳修称赞苏轼：“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除重视书本学习外，苏轼还提倡应从实际中学习，认为不同的学术或文艺可以互相沟通，互相启发。这在《日喻》、《大悲阁记》等文章中都有提及。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苏轼凭着其阔大的视野、渊博的学识创造了累累硕果：他现存诗2726首、词398阕、散文4000多篇，卷帙浩瀚，史称“苏海”，他还著有三部学术著作《易传》、《书传》和《论语说》。而且在书法、绘画、音乐等方面也颇有造诣。
苏轼博学多才，但从不高高在上，他的爱心常驻。苏轼的职业虽然不是老师，但他热爱教育，对求学者总是倾注满腔的爱。他在北宋文坛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拜访他的甚多。苏轼对他们不遗余力地指导培养。最著名的是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苏轼虽是一个从政者，但他十分重视教育。在儋州，他克服重重困难，办起学堂传播文化。从此，蛮荒的海南岛学风大开，人才辈出。海南历史上第一个举人姜唐佐曾是坡的学生。相传，坡贬居海南儋州时，姜唐佐曾拜苏为师，苏轼爱生如子，师生关系融洽，书简往来甚多。当姜唐佐要上广州应考时，坡在他的扇子上题上两句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后来，姜唐佐果真成为海南中举的第一人，破了天荒。
当然苏轼的爱不仅仅体现为爱学生，一生从政，苏轼的爱是更广泛更博大。他热爱事业，虽屡遭被贬，但从未退隐，一直在仕途上坚定地走下去。他具有爱民精神，关心人民疾苦。为官期间处处惠民，时时为老百姓办好事。周纲《苏轼九章》这样写苏轼：“四十年，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凡所到之处，百姓无不爱戴感念，世代相继”。在徐州任官，黄河决口，洪水泛滥，苏轼临阵指挥不畏不惧，抗洪抢险，安抚百姓，奋战七十余日，终于战胜洪水。在杭州任官，他修复六井，疏浚西湖，于西湖南北修筑长堤，随时赈灾施药。密州连年蝗旱，民不聊生，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苏轼刚上任就忙着治蝗，马不停蹄地走县下乡，同时上书朝廷，请求减免密州赋税，昼夜部署捕盗打黑。贬谪黄州期间，他对人民宣称“吏民莫作官长看，我是识字耕田夫”（《赠王庆源诗》），“伫立望原野，悲歌为黎元”（《正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次子由韵二首》之二），他尽力为老百姓谋幸福。苏轼任职遍及大半个中国，任期都不长，所办利民好事多不胜数，惠及百姓衣食住行。正因为苏轼对事业对人民充满爱，在他才如此大公无私乐于奉献。
苏轼又极其热爱生活。他爱山水自然，每到一处都要遍游当地的景点，品题山水，如千古名篇《游金山寺》、《石钟山记》等。他不仅观赏品题山水，还设法增添山水之美，如“苏堤春晓”、“三潭印月”等景点就出于苏轼亲自筹划的浚湖工程。他善于享受生活的各种乐趣，南谪惠州，初食荔枝，作《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诗赞之：“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即使是平凡简朴的生活，他也觉得滋味无穷，对那些清水煮成的菜羹也啧啧称赞：“味含土膏，气饱风露，虽粱肉不能及也！”
苏轼热爱生活，热爱事业，爱民爱生，他的爱可谓是博爱。
在众人眼中，苏轼是个雅士。气质上的儒雅、优雅，气度上的温文尔雅，与苏轼精通儒学思想，拥有渊博学识固然分不开，但更主要与他豁达旷远的性格有关。苏轼永远保持豁达与开朗的精神境界，“入峡喜岩，出峡喜平旷。吾心淡无累，遇境即安畅”。他善于以“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的宽阔胸怀去接纳千变万化的大千世界。
淡定豁达的精神境界在他遇到困难挫折时体现得更为明显。
被贬黄州，处在人生的最低谷，他能遇祸不惊，气度从容，笑对苍茫。在黄州，他没有正常的俸禄薪水。手头的现钱只能支撑一年多。一年以后怎么办呢？苏轼说：“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答秦太虚书》）一年后的问题一年后再考虑，不急不躁，不提前发愁。怎样解决眼前的困境？苏轼勇于在苦难中摆脱心灵枷锁，自己动手，带领全家开荒种地，解决吃饭问题。他在《东坡八首并叙》中道：“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申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他在给李常的信中亦说：“某见在东坡，作陂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乐事。有屋五间，果菜十数亩，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
善于苦中作乐，在艰苦的环境中寻找乐趣。在黄州，他发明了著名的东坡肉、东坡羹、东坡酒。遇到困难苏轼不怨天尤人，不折磨自己，而是把它写成诗文，与大家分享自己的快乐。苏轼贬谪黄州，作诗《食荔枝二首之二》自嘲：“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南迁惠州，作诗自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苏轼把儒、释、道的思想精髓有机融合在一起，儒学思想主导着他人生的基本方向，而佛道思想帮助他在旷达的人生思想指导下，仍然坚持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积极追求。因此，他精神境界永远保持豁达开朗，日常行为一直不焦不躁、沉着安详。
苏轼在众多艺术领域表现非凡，如书法、绘画、音乐等方面颇有造诣。
苏轼喜欢书画。元末年，苏轼在翰林院供职，闲时常常挥毫泼墨，作品则任由同僚取去。据当时任右司谏的吕希哲回忆说：“苏公名重一时，在迩英直舍，凡写一字，画一竹石，必为同列争求去。虽吴公安诗方严，犹争取之。”建中靖国元年，苏轼北归途中在虔州停留，苏轼常为人写字作画。“每至寺观，好事者及僧道之流，有欲得公墨妙者，必预探公行游之所，多设佳纸，于纸尾书记名氏，堆积案间，拱立以俟。公见即笑视，略无所问，纵笔挥染，随纸付人。至日暮笔倦或案纸尚多，即笑语之曰：日暮矣，恐小书不能竟纸，或欲斋名及佛偈者幸见语也。’及归，人人厌满，忻跃而散。”苏轼对书画艺术的由衷热爱。写字绘画已经成为其生活内容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苏轼在黄庭坚笔下是这样的剪影：“元中锁试礼部，每来见过，案上纸不择精粗，书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龠已烂醉，不辞谢而就卧，鼻酣如雷。少焉苏醒，落笔如风雨，虽谑弄皆有义味，真神仙中人。此岂与今世翰墨之士争衡哉！”
《醉翁亭记》是苏轼大字楷书的代表性作品，他作此碑严谨细密，无一字松散，无一字随意，显示遒劲不羁的洒脱之美。此外苏轼正书刻碑较著名的还有《丰乐亭记》《司马光碑》《赵清献公碑》《浴日亭记》等。吴德旋在《初月楼随笔》中这样评价苏轼书法：“东坡笔力雄放，逸气横霄，故肥而不俗。要知坡公文章气节，事事皆为第一流。余事作书，便有俯视一切之概，动于天然而不自知。”
当然，苏轼不仅热诚地投身于书画的创作，而且是一位书画的鉴赏者和评论者。治平元年，苏轼在凤翔的古寺里得见唐人王维与吴道子亲手所绘的壁画，他常常匹马入寺，循着墙壁徘徊终日。元七年，苏轼获悉王诜藏有唐人韩干画的马，提议用珍藏多年的仇池石来换取韩干马……只要看到名画，苏轼总会反复观赏。平常，苏轼也喜爱欣赏书法。他曾品题过钟繇、蔡邕、王羲之、王献之等书家。
苏轼还广泛接触民间音乐。外任时期，他与不同人流琴乐，参与歌伎、艺人的唱游，还出入民间集会、佛教乐事活动。如他于熙宁五年春日观赏钱塘江吉祥寺花会，与和尚守辚法师唱游牡丹花会，并参与杭州每年举行的牡丹花会，在这其中他恣意放任。
苏轼不仅有唱乐、奏乐等艺术实践，还在《临江仙》、《醉翁操》、《燕子楼乐章》、《永遇乐》等文献中表现出借词吟唱、倚声填词和自度谱曲的音乐才能。
综上所述，苏轼刻苦好学，博览群书；热爱生活，热爱事业；温文尔雅，豁达淡定；多才多艺，创意无限。虽然苏轼是古代学者，所体现的“博、爱、雅、艺”与教育学院所提的“师范气质”核心词内涵不尽相同，但还有不少借鉴之处，研究苏轼的“博、爱、雅、艺”，将有助于学生吸收其中的精粹，有助于学生自身“师范气质”的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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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州六月荔枝丹教案篇4
关键词：语文课堂；提问；作用
“提问”即提出问题来求答。课堂教学提问，是指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根据一定的教学目的要求，针对有关教学内容，设置一系列问题情境，要求学生思考回答，以促进学生积极思维，提高教学质量。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说过；“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早在春秋时期，大教育家孔子就提倡“疑思问”，他自己则是“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典范；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甚至认为，“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由此可见，“问”的重要性。本文结合语文课堂教学的实践，谈谈语文课堂提问的作用，供大家商榷。
一、增进师生交流，活跃课堂气氛
教学活动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的双边活动，在这种活动进程中，师生不仅存在知识的传递，而且还存在着人的感情交流。实现师生互动、双向交流的方法很多，其中常用且有效的就是恰当地进行课堂提问。一个好的问题犹如一条纽带，会将师生间的认识和感情紧密联系起来，架起师生双向交流的桥梁，而且能活跃课堂气氛，促进课堂上教与学的和谐发展。传统的课堂教学，受“注入式”的影响，教师“一言堂”，学生无一人发言，课堂秩序“良好”，但可想而知，它的教学效果肯定是不好的。
在实际教学中，我们经常可以碰到这样的情况：由于时间限制，教师把问题一提出，就马上请学生回答。学生回答不出或回答得不完整，就迫不及待地请另外的学生出马，直到答对为止。有时问题稍难一点，叫了几个都答不上来，教师就不耐烦了，直接说出正确答案。在问题的解答过程中，忽略了对学生的激励、引导和启发，没有展示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性，这样只有问没有启，更没有任何点评的提问，是无法开启学生的智慧大门的。心理研究表明：课堂气氛和谐、愉悦，能极大地调动学生回答问题的积极性。而和谐、愉悦的课堂气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
教师在提问学生时如能注意学生的补偿心理，在学生一时回答不出问题时耐心启发引导，给学生再次表现自己的机会，如果是问题过难过大，就把难化易，把大化小，引导学生逐一回答，这既可以消除学生的紧张心理，为回答出问题而感到心情愉快，激发学生回答问题的积极性，又可以增进师生间的感情交流，使课堂保持活跃、轻松、和谐的良好氛围。
二、集中学生注意力，激发学习兴趣
如何增强教学的吸引力，磁石般把学生的注意力牢牢吸引住，激发起学习的兴趣，以顺利完成教学任务呢？实践证明：当教师提出问题时，往往会使学生的注意力处于高度集中的状态。好的提问，犹如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好的提问，好比水中投石，激起千层浪花，能打破学生脑海里的平静，使之涟漪阵阵，甚至波澜迭起。
例如我在上《南州六月荔枝丹》一课时，导入课文时提问：“大家都见过荔枝也喜欢吃荔枝，但你们知道如何把它介绍给没有见过、吃过荔枝的人吗？”学生虽然不能详细的介绍荔枝，但学生已经对学习《南州六月荔枝丹》产生浓厚兴趣，学生形成了一种“急盼”“渴求”的心理状态，孜孜以求，加速思维，以求问题的解决。
三、开阔学生思路，启迪学生思维
朱熹说“读书无疑者须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亚里士多德也提出“思维自惊奇和疑问开始”。积极思维，是研究问题的内部动力，是学好语文的先决条件。实践证明，提问是开启学生思维器官的钥匙，是思维启发剂。课堂教学提问，能打开学生的思路，启迪学生的思维，发展学生的智力和能力。在课堂教学中，倘若没有提问，学生限于知识不足而不能提出问题，就会对自己所学知识的重点、难点、关键点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即使学习中遇见“疑难”也不认为是“问题”。
有利于开阔学生思路，发展学生创造性思维的问题有两种，一种是问题的正确答案不止一个，而是几个，它要求学生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用不同方法去思考，解决问题，从而引起学生多角度的心理兴奋，有利于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另一种是解答问题时所用的理论是综合性的，它要求学生把学过的知识纵向、横向或纵横交错地联系起来，进行一番加工创造，灵活地运用，这也能促进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
如在教学文言文《邹忌讽齐王纳谏》一课中，学生们通过学习，得出了邹忌的妻、妾、客，之所以异口同声说他美，是因为“私我”“畏我”“欲有求于我”的缘故，仅仅学到这个层面，我觉得深度还不够，还要继续深挖，不仅仅是邹忌委婉的劝谏方法、难得的自知之明让人叹服，尤其是他以小见大、由家事而国事的可贵精神更值得我们现代人学习，引导学生们从他这个人延伸到他这种精神，再延伸到我们今天的学习意义，这种新颖的认知结构，使得学生们能够举一反三，拓宽了他们的视野，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同学们有的写文章赞美邹忌以小见大的精神，有的写文章赞美邹忌巧妙的劝谏办法，还称之为“讽谏秘籍”，还有的学生谈到了邹忌与范仲淹雷同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真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啊！
又如话剧《雷雨》，这篇文章是节选，课文中有多处周朴园与鲁侍萍的对话，为了使学生们真正把握人物形象，不停滞于课文表面，我设计了问题：周朴园的一番忏悔是真的要向鲁侍萍赎罪吗？如果不是，他为什么会有让人不解的行为呢？这样一问，无疑会发散学生的思维，促进学生们的思索，对总结人物形象，分析人物性格，揭示小说的主题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获得信息反馈，提高教学质量
在课堂教学中，把输入信息的结果，通过输出信息返送回来，并对信息再输入产生影响，起到调节控制作用，这种过程叫反馈。通过教学提问活动，教师和学生可分别从中获得对各自有益的反馈信息，以作为进一步调整教与学活动的重要参考。如教师可以通过提问了解学生掌握知识的情况，探明学生知识链条上的漏洞和产生错误的原因，从而针对每个学生和自己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因材施教，切实地改进和提高教学质量。同时，学生也可以通过答问，从老师那里获取评价自己学习状况的反馈信息，在学习中不断审视自己，改进自己的学习态度、方式等，使自己后继的学习活动更富有成效。
学生回答问题后，教师应对其发言予以分析评价，使问题有明确的结论，强化他们的学习。必要的归纳和总结，对知识的系统与组合，认识的明晰与深化，问题的解决以及学生良好思维品质与表达习惯的形成均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同时，我们应该懂得教师和学生在掌握知识的层面上，都是平等的。提问并非就是教师的专利。我们教师要还学生提问的权利，促使学生履行提问的义务。我们不妨做一次学生提问中的“学生”。实际上，我们所见到的语文课堂教学成功的范例，无不是充分还学生提问权利的典型。而且，学生一旦真正拥有了提问权利，那便是真正做回了自己。我们种下“提问的种子”，到这时才可以说是真正看到结出来的“果”。我认为，这也许才是语文课堂教学中的真正秘笈。大量的语文教学实践证明，多诱导学生自主提问，更能够有效对学生进行语言、语感训练，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激励他们完善科学的审美情趣。因而，我认为精彩的语文课堂提问仍是培养学生思维创新能力、完善审美情趣的基石。
总之，课堂提问所提供教师和学生的反馈信息，都是非常及时的、准确的、双向的、有效的，所以教师应深刻地认识并充分地利用教学提问的这一重要功能，及时调整教学活动，进一步改善教学成效。“石本无火，相击而发灵光”，一堂课中教师一个巧妙的提问，常常可以一下了打开学生思想的闸门，使他们思潮翻滚，奔腾向前，有所发现和领悟，收到“点击关键，一问传神”的效果。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从学生的实际、教学的需要出发，恰到好处地进行课堂提问，提高教学效率，达成课堂教学最优化。
参考文献：
1、游秀清，课堂提问的误区[J]，教学与管理，2004（5）。
2、曾小波，浅谈高中语文课堂教学的有效提问[J]，魅力中国，2009（17）。
3、成少华，课堂教学提问刍议[J]，语文教学通讯，2009（1）。
4、卢巧云，浅谈语文课堂教学提问艺术[J]，语文天地，2008（9）。
南州六月荔枝丹教案篇5
一、情境要围绕教学内容创设
语文课堂教学，情境要围绕教学内容创设，不能为了情境而情境。脱离了内容的情境就如无根的花朵，马上就凋谢，失去了价值。笔者曾经听过一节语文课――《我的四季》，执教老师利用多媒体展示了鲜花盛开的春季、骄阳似火的夏季、硕果累累的秋季、雪花飞舞的冬季的图片。这四幅图片视觉效果很好，但是这些图片与文本内容脱离，执教者并没有深刻地把握文本内容，只是依据题目字面含义选择了自然的四季图，这样的情境创设无助于对文本的理解，反而让精美的图片分散了学生的注意力，使得学生不能进行深层次的阅读理解。这样的情境设置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具体教学时，特别是在创设情境前，一定要围绕教学内容确定好教学的目标。目标确立后，有的放矢地设置情境。如笔者在教《老王》一文时，反复揣摩作者的情感和写作意图，抓住老王这一底层车夫形象，将教学目标确定为“感悟底层人物身上绽放的光芒”。围绕这一教学目标，笔者有了情境设置的方案：①通过网络找到一张人力车夫图片，图片中的车夫：年纪较大，身材干瘦，与文中的老王神似；车夫正在烈日下看着前方，似乎想招揽活儿，又似乎希望天气凉快点，用手上的毛巾擦着汗珠……②在图片旁边配上了《三轮车夫》这首诗歌：“每天穿梭在这个城市，大街小巷都了如指掌，夏天酷暑难当的时候，汗如无数个泉眼从身体中冒出，无休无止地淌。冰天雪地北风呼呼叫，脸上如刀子在来回地刮削。寒气把心都浓缩在一起，守株待兔眼睛还要四处不住地寻觅……”③配上低沉的背景音乐。伴随这样的音乐和诗句，学生就很好地进入到感受人物悲苦命运的意境中去了，并且因为对人力车夫这样的形象，现今的学生没有直观的感觉，所以图片能帮助他们把握这类人的形象特征。果然，在接下来的文本教学中，笔者发现学生能准确把握到文章的主旨与意蕴。
二、情境要针对教学重点创设
情境设置要针对教学重点创设，如果将教学情境创设在教学非重点内容或者简单层次的内容上，那么不但不能锦上添花，甚至影响到教学目标的实施。一些教师津津乐道于文字表面的情境设置，对于一些学生比较难以掌握的教学重点、难点，却选择生硬地讲解、灌输。这其实有违于情境教学的初衷，有点本末倒置了。比如，某教师教授《南州六月荔枝丹》一文时，对荔枝的大小、形态的图片收集很多，做成课件，播放起来，确实是爽心悦目，图片上的荔枝看起来令人垂涎欲滴。虽然学生对荔枝有了直观的感受，但此文章的教学重点绝不是对荔枝形态本身的掌握，而是学习说明的方法与说明顺序。其实，情境教学本身就是为了帮助学生更加直观、更加容易接受那些不易懂、难懂的教学内容的。
在语文教学中，教学情境的创设一定要与教学重点、难点合拍，从而让情境设置为教学内容服务。如笔者在教授《秋声赋》这篇比较难的文言文时，学生普遍对文中“风”这一意象从文字到画面到内涵的感受不深刻，难以达到作者要体现的那种震撼。而本文的教学重点之一就是感受“秋风”的意象特征和内涵。笔者为了体现本文重点，就收集了各种各样风的声音录音和不同风之下景物的图片，让学生直观地感受风的特征，学生有了直观形象，很好地完成了对“秋风”这一意象特征的感悟。
三、情境要结合教学手段创设
南州六月荔枝丹教案篇6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比较适合于信息技术与高中语文课程整合，是可以在实践中操作的，是符合当前的发展趋势和实践要求的。因此，我们不妨给现代信息技术与高中语文的整合下这样一个定义，在高中语文教学中，信息技术不仅仅作为一种工具来取得有效的教学方式和手段，更是作为资源、环境、内容等融入到语文教学中去。下面是笔者关于现代信息技术与高中语文课程整合的建议。
在整个整合教学开展过程中，硬件设施是基础，教师培训是关键，观念的转变是根本，语文课程资源库建设是必须，教学模式的转变、教学内容的改革是实施的具体措施。为了使整合教学顺利实施，我们应该转变教育观念，提高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从而促进高中语文课程的素质教育。
一、强化认识，转变教师教育观念
加强对信息技术与高中语文课程整合舆论的宣传力度，广泛开展素质教育、创新教育，使广大教育工作者从思想上认识到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重要性，让广大教师认识到提高自身信息技术水平的紧迫性。变革教育思想和教学观念，树立新的教育技术观念，并融入到教学中。转变传统的知识观和人才观，树立素质型人才观。注重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特别要突出信息能力和探究能力，以及相关的协作精神和创新精神。改变传统的学习观和教学观，教学由向学生传递知识改变为发展学生的学习能力，培养学生语文素养和实践能力。转变传统的媒体观，媒体的主要功能是由传递教学刺激的载体变为教师创设情境，激发和维持学生学习动机，引导和帮助学生探索知识、延伸自己潜能的工具。
二、丰富软硬件资源，提高教师的信息技术与语文课程整合能力
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要量力而行，力求实用，还要努力提高现有硬件设备的利用率，提高教师和学生课内外使用计算机的方便程度，为整合创造良好的硬件环境。同时在资源库的建设方面要多下功夫，努力搜集、整理和利用网络上已有的资源，购买现有资源，组织教师自己制作和开发优秀课件和教案。这就要求教师首先在理论知识方面，深刻理解语文学科新课程标准的要求，深刻理解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内涵。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等多个方面研究信息技术对高中语文学科的影响，找到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教学的结合点。其次，在教学实施方面，在教学过程中在恰当的时候能合理有效地使用信息技术，促进学生的学习，充分调动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三、利用信息技术，实现师生互动
利用信息技术可以更好地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在教师的引导下实现师生互动。网络的运用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参与性，并能正确引导及时解决网络运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以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
首先，利用网络资源实现角色转变。在信息技术环境下，老师更多扮演的是引导者的角色，由过去的知识的提供者和传授者逐步过渡到知识的导航者。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可自主查阅和掌握有关语文知识，甚至可以获得一部分老师不曾掌握的知识。其次，教师可以借助网站的BBS、聊天室、博客、在线QQ等渠道或者发email与学生进行情感与思想的沟通，也可以进行网上批改作业等等。学生可以通过同样的方式与教师进行沟通。教师可以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生活及思想动态，及时调整教育教学内容与方法，从而实现师生间真正的双向互动，甚至可以方便地实现学生与校围墙以外世界的双向交流，从而实现大语文教学。
四、利用信息技术开发语文课程资源
利用报刊、广播和电视这三类传统的传播媒介，来开发语文课程资源已成为一般学校的普遍做法，不再多说。在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继前三类传播媒介之后，互联网已经成为第四类传播渠道。互联网既是传播信息的工具，又是存储信息的载体，满足用户阅读新信息及背景资料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为教师备课提供充足的语文素材。互联网的交互性，使得网上用户既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信息的传播者，因而彻底改变了大众传媒的传授关系，可以使教师与学生之间相互交流。互联网传播的信息以数字形式存在，它可以是文本、图形或声音。可以将这些资源插入到课件中，增加文章的形象性。例如，在讲习从《三国演义》等中外名著中节选的课文时，可以将已拍成的影视作品剪辑下来供同学观看。另外户联网容纳的信息，在空间上是“海量”的，在时间上是“无终点”的，对语文教学来说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资源库。
以网络传媒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正以其鲜明特色与巨大优势，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世界，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改变着我们的经济、文化与教育。随着“校校通”工程的广泛开展，以网络为代表的现代传媒资源，肯定会为高中语文教学质量的提高作出贡献。
五、利用信息技术开展高中语文的研究性学习
探究性学习，是指学生独立地发现问题，获得自主发展的学习方式。在探究学习中，学生自己发现问题，探索问题的方法，通过各种学习途径获得知识和能力，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发展。而信息技术是信息处理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因此，加强信息技术与语文课程的整合有利于语文教学中的探究性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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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明文阅读考点
《语文课程标准》关于说明文阅读目标具体规定只有一条：“阅读科技作品，注意领会作品中所体现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方法。”另有阅读的一条通则规定：“在通读课文的基础上，理清思路，理解主要内容，体味和推敲重要词句在语言环境中的意义和作用。”根据这两条规定来解读中考说明文阅读考题，归纳出说明文阅读的基本考点：
1.了解说明对象及其特点。
2.理清思路，弄清说明过程或说明顺序。
3.正确判断常用的说明方法并理解其作用。
4.体会说明文语言特点。
5.理解重要词句在语言环境中的意义和作用。
6.明确标题的作用。
二、基本题型及对策
中考说明文阅读一般选事物说明文，出题不超过五题。以事物说明文为例，解读说明文考题基本题型，并研究对策。
考点一：说明对象及其特征
阅读说明文，要了解说明对象和特点。把握说明对象很简单，一般从标题即可得知，如人教版教材《苏州园林》，说明对象就是苏州园林。说明文一般在开头部分摆出说明对象：有的直接摆出，如《苏州园林》；有的用其他内容引出。
（一）基本题型：说明文开头如果先写史料、古诗、名言、故事、例子或现象等，用之引出说明对象。它们有什么作用？
方法解析：指导学生在开头部分先画出说明对象，将引文部分括出来，思考引文和对象之间的联系。从结构、内容和效果等方面去理解：1.放在说明对象之前，应该起到引出说明对象的作用；2.引文内容与说明对象肯定是有联系的，写了与说明对象有关的哪些方面；3.一开始写故事、传说等，可以增强说明的趣味性，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以中考说明文阅读《堰塞湖：不期而至的湖泊》为例：
①史载：l933年2月25日四川茂县叠溪地区突然发生里氏7.5级地震，顷刻间，叠溪四周峰塌坡裂，岷江三处水流受阻，水位疾升300余米，形成11个海子。其后，一个海子突然决口，沿岸村寨全被吞噬。这里的“海子”就是堰塞湖。
题目：第①段叙述在全文中起什么作用？
解析：最后一句话点出了说明对象，之前叙述“海子”就是起引出作用；“形成”“全被吞噬”显然写形成和危害。
中考答案：1.引出说明对象；2.形象说明堰塞湖的形成过程及危害；3.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二）基本题型：概括说明对象特点。介绍说明对象特点，有的先总写特征，然后分说，如《苏州园林》，第2节写总特征，从第3节开始分说。有的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介绍说明对象。两种情形解说如下：
1.总特点。从开头或结尾部分找总说或总结性的句子（注意语言标志）。以人教版教材《故宫博物院》为例，开头两段文字如下：
在北京的中心，有一座城中之城，这就是紫禁城。现在人们叫它故宫，也叫故宫博物院。这是明清两代的皇宫，是我国现存的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有五百多年了。
紫禁城十多米高，有四座城门：南面午门，北面神武门，东西面东华门、西华门。宫城呈长方形，占地72万平方米，有大小宫殿70多座、房屋9000多间。城墙外是50多米宽的护城河。城墙的四角上，各有一座玲珑奇巧的角楼。故宫建筑群规模宏大壮丽，建筑精美，布局统一，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独特风格。
解析：根据题目可知，说明对象是故宫博物院，第一段文字的最后一句判断情况，没有解说特征；第二段画线句中的“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独特风格”是语言标志，指明前面内容就是其特征。
2.从不同方面分别介绍说明对象。有的说明文开头摆出说明对象后，就分段从不同方面介绍说明对象。概括特征的方法是找出分写段的中心句，综合起来；或概括分写段的主要意思。以南京市2006年中考说明文《古诗词中的华夏春天》为例：
考题：阅读全文，概括我国春天气候的三个特点。
解析：这是考概括说明对象特点。文章一共五段，开头一段摆出说明对象，最后一段总结，中间三段分别介绍我国春天气候的三个特点，找出中间三段的中心句即可。
考点二：弄清说明顺序
常见的说明顺序有逻辑顺序、空间顺序和时间顺序。逻辑顺序是人们对事物的认知规律的顺序，如：从现象到本质、从一般到特殊、从简单到复杂、从主要到次要、从原因到结果、由表及里、由低级到高级等。空间顺序一般指参观的方位顺序。时间顺序指时间的先后顺序。
中考考题，一般不考解答全文顺序，常常要求弄清具体段或句子之间的顺序。难点在于考题不是直接问采用什么顺序，而是含蓄设问。
基本题型：某段和某段能否颠倒？为什么先介绍某内容再介绍另一内容？某段中的a句和B句可否颠倒？
方法解析：必须先让学生弄清楚这样设问，通常是考段或句子的顺序问题。然后指导学生思考：不能颠倒或有先有后，一定是结构安排或内容原因，所以要先弄清楚这些段所处的位置，或这些段或句子写了什么内容。试举例说明：
例一：南京市2006年中考《古代诗词中的华夏春天》考题。
④我国的春季冷暖多变。宋代诗人吴涛的《绝句》中讲了这样一件怪事：“游子春衫已试单，桃花飞尽野梅酸。怪来一夜蛙声歇，又作东风十日寒。”天气暖热得人们已经穿起单衣，桃花落尽，野梅结籽，田野里已经响起蛙声，可是突然间，蛙声却没有了：这在气象学中叫作“倒春寒”。宋代的萧立在《春寒叹》中形象地描写了“倒春寒”造成的灾害。“今年有田谁力种？恃牛如命牛亦冻。君不见邻翁八十不得死，昨夜哭牛如哭子。”夜黑更深，寒风呼啸，赖以生存的耕牛已经冻死，风中夹杂着八十老翁凄惨的哭声，令人心碎……
题目：第四段中两处引用了古诗来说明我国春天的气候特点。作者为什么先引用吴涛的《绝句》，后引用萧立的《春寒叹》？
解析：这是考说明顺序问题。先要弄清引用吴涛的《绝句》是说明什么，引用萧立的《春寒叹》是说明什么。从文中可知，《绝句》描述倒春寒现象，《春寒叹》形象地描写了“倒春寒”造成的灾害。这样就清楚了：先讲现象，再讲灾害，是按逻辑顺序写的。
答案：引用吴涛的《绝句》是为了说明“倒春寒”的现象，引用萧立的《春寒叹》是为了说明“倒春寒”造成的灾害。先讲现象，再讲灾害，符合人们的认知规律。
例二：人教版教材《苏州园林》
设计者和匠师们因地制宜，自出心裁，修建成功的园林当然各个不同。可是苏州各个园林在不同之中有个共同点，似乎设计者和匠师们一致追求的是：务必使游览者无论站在哪个点上，眼前总是一幅完美的图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讲究亭台轩榭的布局，讲究假山池沼的配合，讲究花草树木的映衬，讲究近景远景的层次。总之，一切都要为构成完美的图画而存在，决不容许有欠美伤美的败笔。他们惟愿游览者得到“如在图画中”的实感，而他们的成绩实现了他们的愿望，游览者来到园里，没有一个不心里想着口头说着“如在图画中”的。
解析：如果有总说与分说，要注意分说顺序与总说顺序保持一致。这一段围绕总特征总说的句子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讲究亭台轩榭的布局，讲究假山池沼的配合，讲究花草树木的映衬，讲究近景远景的层次”，文章第3、4、5、6段是分说部分，围绕总说部分分别解说，其顺序与总说顺序保持一致。
例三：南京市区县一模《广州亚运“水立方”》考题。
④在总体布局上，“水立方”充分考虑了岭南地域文化和地方气候特征，【a】其外形设计如一条“飘逸彩带”，凸显了岭南建筑轻灵飘逸的风格；【B】考虑到南方地区湿热多雨的特点，还设计了遮荫外廊和自然通风窗。主体建筑沿道路布局，并稍有夹角，避免建筑对道路的压迫，同时避免西晒。部分附属用房设计为覆土建筑，最大程度地减少建筑体量。
题目：第④段中划线的【a】【B】两句顺序能否颠倒？为什么？
解析：考具体某段中的句子顺序，要考虑其前后语句顺序。如果前面的语句有先后顺序，后面的句子往往与前面的句子相对应，顺序保持一致。
答案：不能。因为【a】句对应前一句中的“岭南地域文化”，【B】句对应前一句中的“地方气候特征”。
考点三：弄清说明过程
为了把某个问题说明清楚，往往需要运用一定的说明方法，按照合理的顺序进行说明。这就要分析其说明过程。这类考题出现较少，略微有些难度。
难点题型：某段是按照怎样的思路说明的？或文章是怎样把这层意思说清楚的？
方法解析：分析说明过程，若分析几段文字的说明过程，指导学生弄清各段之间的关系；若分析某一段的说明过程，指导学生划出层次，弄清中心句和支撑句，通常是总分关系。然后分析按照什么顺序介绍了哪些内容。
例子：江苏省盐城市2010年中考《沙漠荒凉的真正原因》考题。
④干旱地区的氮不但从土壤中偷偷溜走，而且很难再回到土壤之中。在气候温和地区，氮在土壤和大气中的循环是平衡的，当地土壤中的一部分氮虽然也会通过分解或植物收割流向大气；但是在雷雨天，空气中的氮气会在雷电的作用下变成氮肥回到土壤中。然而，干旱地区很少会有雷雨天气，也就很少会有氮再返回到土地中。正是因为干旱地区氮的流失是不可逆转的，我们花再大的代价，比如不计成本地往其中施放氮肥，也不可能让沙漠变成绿洲。除非，我们可以让沙漠地区的气温及地表温度降下来。
题目：第4段主要说明了什么意思？文章是怎样把这层意思说清楚的？
解析：先理清层次：第一句是中心句，第二长句是讲气候温和地区氮的情况，之后分析干旱地区氮很难回到土壤的原因。显然，本段是总分结构。然后概括各层的意思就可以了。
答案：说明了沙漠中土壤里的氮为何不可返回。作者采用总分的说明顺序，先指出沙漠里的氮很难再回到土壤中，然后将干旱地区和气候温和地区进行比较来进行说明。
考点四：说明方法及作用
说明方法及作用几乎是中考说明文阅读的必考题。常考的说明方法有举例子、引用、列数字、打比方和作比较等。有的中考题不直接问使用了什么说明方法，有什么作用；而是改变发问方式，学生常常弄不清是在考说明方法，从而造成失误。因此要指导学生辨析。
难点题型：为什么要写某事例或引用某资料？写某事例或引用某资料目的是什么？
方法解析：考举例子和引用等方法时，通常会含蓄发问，要让学生弄清楚。为了准确把握说明方法及作用，可以指导学生思考并回答以下问题：运用了什么说明方法？用来说明事物的什么特点？收到了什么效果？现以常考的举例子和引用为例解析。
1.举例子。举例子为了说明前一句话或后一句话，也有说明本段的中心句。举例子的效果一般是使说明具体，增强说服力（或让人信服）。
在节日里徜徉（南京2007年中考题）
③“围绕着辞旧迎新的喜庆主题，各地衍生出很多具有地方特色的欢庆方式，一浪推一浪地渲染着春节气氛。其中，南京的金陵灯会就颇为有名。”
题目：③段中写春节的部分提到南京的金陵灯会，这样写有什么作用？（2分）
解析：含蓄发问，很多学生就会误认为从结构和内容两个方面去回答作用。这是考举例子说明方法。南京市多年中考所考说明方法几乎都是举例子，几乎都是含蓄发问。比如，2006年中考《古诗词中的华夏春天》考题：第二段中为什么要写作者在北京紫竹院公园看到的情况？2010年中考《云锦，世博会上的南京名片》考题：第③节介绍《九龙图》有什么作用？都是考说明方法。
答案：以金陵灯会为例，说明各地衍生出许多欢庆方式，一浪推一浪地渲染着春节气氛；体现了传统节日的文化气息和地域特色，说明具体，有说服力。
从“尺素书”到“伊妹儿”（南京2011年中考题）
然而“尺牍书”很笨重。西汉东方朔给汉武帝写了一封信，用了三千多根竹简，要两个身强力壮的武士才可以送到宫里去。
题目：写西汉东方朔给汉武帝写信用了什么方法？说明了什么？（2分）
解析：直接考说明方法。首句讲了特点之后，紧接着举例，显然举例子就是为了说明首句。
解答：举例子（列数字），说明“尺牍书”笨重不便。
2.引用。引用是为了说明前一句话或后一句话，也有说明本段中心句的。引用的效果通常是增强说服力。若引用古诗文，可增添文学情趣（或增添文化情味），引起阅读兴趣；若引用神话传说，可增强阅读的趣味性，吸引读者。
从“尺素书”到“伊妹儿”（南京2011年中考题）
……纸的发明，使书信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纸质书信成本低廉、投递方便，极大地促进了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安史之乱时期，贫苦的石壕妇人，仍然可以凭借“一男附书至”，得知战场上孩子的讯息。
题目：引用“一男附书至”有什么表达效果？
解析：其实考说明方法的作用，若只回答效果则不完整；需要回答引用古诗说明了什么内容，收到怎样的效果。
答案：引用古诗，充分说明纸质信已被广泛运用，增添了文学情趣。
考点五：说明文的语言
品析说明文语言特点，这几乎是中考必考题。学生的困惑在于常常将散文、说明文和议论文的语言品析混淆。说明文语言品析有它自身特点，中考出题一般考说明文语言的准确性和生动性。区别说明：
（一）语言准确性考题题型：一是分析句中加点词语的表达作用。二是加点的词语可否删去？为什么？
方法解析：分析语言的准确性，主要从时间、空间、程度、范围、数量、频率等限定方面去理解，还有从估计、推测等方面去考虑。解答步骤一般是：首先，解释加点词的意思（或答“从某方面限定”）；其次，说明了什么内容；再次，体现出说明文语言准确性的特点。分三种解答方式举例：
1.南京市2010年中考《云锦，世博会上的南京名片》考题。
题目：第④节画线句中加点的“最多”一词能否删去？为什么？
一天最多也只能织成不满两寸的云锦。
解析：可以从数量限定方面考虑。答题：“不能删去。‘最多’界定数量，更能准确说明南京云锦织造特别耗时费力。”
2.南京市区县一模考试《南州六月荔枝丹》考题。
题目：分析下列句中画线词语的表达作用。（2分）
“成熟的荔枝，大多数是深红色或紫色。”
解析：可以从解释加点词意思入手。答题：“‘大多数’意为超过半数的数量，说明成熟的荔枝的颜色有很多种，‘深红色或紫色’是其中主要的颜色，体现了说明文语言的准确、严密。”
3.南京市2006年中考《古诗词中的华夏春天》选择题正确选项。
“西安大约在3月下旬春天已经开始”，句中的“大约”表估计，表明西安每年进入春天的具体时间并不固定，符合客观事实，语言准确。
（二）语言生动性考题题型。说明语言如果使用了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语言显得生动形象。考试题型一般是品析语言特点。
方法解析：一是分析语言表达形式；二是分析说明内容；三是分析收到的效果。试举例分析：
1.南京2006年中考说明文《古诗词中的华夏春天》品析加点词的表达效果（选择题正确选项）。
“可见春天的脚步是有先后的”
解答：“脚步”运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形象地说明了春天的到来，语言生动。
2.南京2007年中考说明文《在节日里徜徉》题目：从两处划线词语中任选一处，作简要品析。
“端午节从汨罗江的波浪里悄然走来，几千年前的那朵浪花犹如一滴墨汁，把中华大地染成粽叶式的青绿。”
答：“悄然走来”运用拟人手法，形象而含蓄地写出了端午习俗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
3.盐城市2010年中考说明文《沙漠荒凉的真正原因》题目：第⑤段中画线句子在语言表达方面有什么特点？请任选一处加以分析。
“今天如果我们不能有效遏制气候变暖的发展趋势，代表着沙漠未来希望的零星绿色将越来越少，直至完全绝迹，沙漠的扩张也将变得气势汹汹而且肆无忌惮。那样令人绝望的未来，并非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
答：采用生动的语言来说明。如“气势汹汹”和“肆无忌惮”两个成语，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将沙漠人格化，表现土壤沙漠化的严重，警示人们保护环境。
考点六：说明文标题的作用。
题型：这类题直接问标题的好处或作用。
解析：说明文标题一般是点出了说明对象，有的交代了关于说明对象的其他知识。还有的标题采用一些新颖的形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比如：引用古诗文的句子，增强了文学性；用设问，引起读者思考，吸引读者；用修辞，生动形象，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示例：
问题：文章以“奥运飞人的追风战靴”为标题，有什么作用？
答案：1.点出说明对象；2.点明高科技跑鞋的作用；3.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南州六月荔枝丹教案篇8
关键词：晚明；福建；江浙；区域贸易
晚明的江浙区域已经成为中国的市场中心及经济中心，福建则是当时的对外贸易中心，也是海外白银输入中国的主要过道。就此而论，江浙与福建的贸易应是晚明区域贸易中最发达的。但以往对闽浙贸易的研究一向是详于清代而略于明代，其原因在于明代的史料较缺。近年笔者从晚明的笔记小说、方志、文集等文献中搜集了一些稀见史料，在此试图较深入地探讨晚明福建与江浙之间的商品贸易。
一、福建与江浙之间的商道与商人
福建与江浙之间的商道。晚明福建通往江浙有两条陆上通道，其一，从崇安分水关通往江西，然后从赣东北的玉山进入浙江的常山，再顺着钱塘江上游通往杭州；其二，从浦城的仙霞岭通往浙江的江山县，从而接通钱塘江上游的河流。关于明代这两条商道的详细情况，可看黄汴的(天下水陆路程)，此书作于隆庆年间，记载了分布于全国的主要商道，以下摘录有关闽浙商道的记录：
从浙江衢州经江西玉山到福州。“衢州府西安县上杭埠驿，……西八十里广济驿，常山县；十五里，草平驿．江浙界，今革；三十五里怀玉驿，玉山县；九十里广信府上饶县葛阳马驿；八十里鹅湖驿．六十里车盘驿。并属铅山县；四十里至大安驿，三十里崇安县长平水驿；下水三十里，武夷山；四十里兴田驿，并属崇安；五十里建溪驿，建阳县；七十里叶坊驿，属于瓯宁县；五十里建宁府(瓯宁县、建安县)城西驿，属瓯宁；四十里太平驿。属建安；四十里大横驿．属南平；四十里延平府南平县剑浦驿，西北去邵武府；东六十里茶阳驿，属南平；九十里黄田驿。五十里水口驿，并属古田；四十里小箬驿；八十五里白沙驿，并属侯官。六十五里芋源驿，属怀安县；二十里至福建布司福州府三山驿。……自常山县至水口驿(属古田县)，水马并应。崇安至福州府水路滩洪缓急"[1]。
若将以上驿道所经城市罗列，就可较为简明地看出浙江通往福建的商道走向：衢州、常山(以上屆浙江)、上饶、玉山、铅山(以上属江西)、崇安、建阳、瓯宁、建安、南干、古田、侯官、怀安、福州(以上属福建)。由此可知，这一条商道主要是通过铅山与崇安之间的分水关而进入福建。除了隶属于福建的城市外。外地城市中，最为重要的是铅山县河口镇。该镇是赣东北的交通咽喉与商业中心，由这里发出的商船可以沿信江而下．进入鄱阳湖，然后从鄱阳湖进入长江水系，从而联通长江流域诸地；从鄱阳湖也可进入江西省的赣江水系，赣江水系的上源又可通向广州，此外，如前所述，在铅山还可以翻越玉山进入浙江，在常山县上船，进入下游的钱塘江流域。因此，明末的铅山河口镇，是东南区域运输的枢纽之一，对福建省来说。只要进入了河口镇，就可进入陆上的东南区域商业网络，由于这一原因，由崇安经分水关到铅山的商道，成为福建最重要的出省商道。实际上，由这条道路通往江浙，要比仙霞岭路稍远一些，但因这条商路的重要地位，仍然成为福建通往江浙的主要商道。明人称这条商道为分水关大路，有时也简称为“大关”。
入闽的第二条商道是从衢州府的江山县经仙霞岭到建宁府浦城县，黄汴的《天下水陆路程》对此也有记载：
上杭埠，水。九十里江山县；十五里清湖；路，十五里石门街．十五里江郎山；十里峡口渡；十里观音阁；十五里保安桥；十里仙霞岭，巡司。十里，杨姑岭，十里龙溪口；十里下溪口；十里南楼，闽浙界；十五里大竿岭；十里五显庙；五里梨园岭，十里鱼梁街；十里仙阳街；三十里浦城县，下舡；八十里水吉，巡司；七十里叶坊驿，五十里建宁府”[2]。
这条道路虽然中途没有河口镇之类的大镇，但它也因此不要绕道江西，“凡往来闽浙暨之京师者，以其路捷而近，莫不争趋焉”[3]。不过，其间道路也十分艰险。周亮工说：“闽由浦城往浙，必度仙霞，峻岭高三百六十级，凡二十八曲，长二十里”[4]。“三里一亭，五里一聚”，尽管山道修得较好，但因山道陡峭，“入闽者多苦浦城山路”[5]。华廷献于明末从浙江到仙霞岭，“十七日抵青湖，‘舍舟登陆．过仙霞岭，岭百四十里，陟降凡两程，峭壁中开隘口盈丈，俯高临下，百人守隘，千夫莫能过也”[6]。明代仙霞岭没有设驿道，所以，人们有时称之为仙霞岭小关。在明代人的著作中，经常可以看到“大关”与“小关”之名。
由于仙霞岭山道既险且长，屡有意外事件发生，运输不够安全。因此，在这一条商道上有商品运输保险制度实行。明代的《商贾买卖指南》一书介绍客人从福州到浦城后，“凡泊舟先寻主家行主，照数主家遣人搬挑商量，一百斤工银一钱，凡雇夫各有票照数挑至清湖县某家留歇。与清湖主人验收明白交卸。有自浦城至清湖凡五日路程．中二日，山甚险峻。雇夫已定，次日起程，至十八里有店，作午饭，每人半筒米与店主”[7]。由此可见．商人从福州到浦城后。可以和货物分道而行。货物交给浦城的行主，他保证将其运到浙江江山县境内的清湖镇，而商人空手过山，到清湖领货。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人工价钱十分便宜，从浦城到清湖的五天山路，一百斤货物的运费仅值银两一钱；此外还看到一条从福州城西驿运到南平建溪水口运费价钱：“城西驿上至建溪陆路一百二十里，常轿价只一钱六分；或路少行客。则下减一钱四分或一钱二分．亦抬”[8]如此低廉的运费，是闽浙之间商品运输的重要条件。
总的来说，当时的商道主要沿着河流走。闽浙之间，钱塘江与闽江两条大江自然成为联络两省的主要商道。而两江上游之间的商道，则由崇山之间的山路构成。福建通往浙江的山路主要有两条，其一绕道江西铅山河口镇，是为当时主要的出闽大路；其二翻越仙霞岭，从浦城到浙江的江山县。
福建与江浙之间的海路交通。福建与江浙二地面临东海，拥有众多的港口，较为著名的大港有今属江苏的上海、乍浦，今属浙江的宁波、温州，以及属于福建的福州、泉州、厦门等港口。东海位于太平洋西北部，秋冬盛行东北风，春夏盛行东南风，帆船顺风而行，一年至少可以往返一趟。不过，明代由于倭寇入侵东南海疆，闽浙二省都实行严厉的海禁，虽然沿海运输不在禁止之列，但也受到多方面的限制。例如，嘉靖年间闽浙巡抚朱纨即规定了当时的海运船不可太大：“其福州等处原编民间卖谷船只，一面行查奉何事例，一面行各寨澳巡司，定以三百石为率，长不过四丈，阔不过一丈二尺，深不过六尺者，许其自便。惟不许假借乡官名目，亦不许官与编号。如丈尺过此式者，俱限文到半月内报官，一体免罪．估价官买，充战哨公用。俱要编立字号．大书深刻桅下横木，以防那换”[9]。后来，胡宗宪的<筹海图编)一书也说：“所谓寸板不许下海者，乃下大洋人倭境也，非绝民采捕于内海，贩籴于邻省也。严其保甲，令民沿海运粜，则广浙有无相通，而福民不患于无食矣”[lo]。可见．官府虽然允许闽浙沿海港口之间进行贸易，但对船只的大小有相当的限制，船只过小，不能进远海，只能在沿海港口贸易。于是，官府可以通过控制港口来限制海上贸易：
照闽船不入浙，浙船不入闽，俱限温福分界沙埕地方换船，此向来通行之禁也。五月六月，正发船通番之候，有违禁越界之船，即将其船入官，凡系闽中载木货大船，尽行收入定海，不许出洋。闽船不入，浙船不出，茫茫大汇，岂一苇之可航?而华夷之路绝矣[11]。
这条史料告诉我们，当时闽浙边界的沙埕港是重要的贸易港，按照官方的规定，闽浙之间的货物贸易，都应通过这一港换，分别由各省的货船将其运回。应当说，在嘉靖年间倭寇频频入侵的时代，闽浙官方仍能批准这一条例，对保护当时的沿海运输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倭寇大举入侵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官府对海运的禁令也有所放松，尤其是福建方面，民众从官方获得船引是较为容易的：“泉漳二郡商民，贩东西二洋，代农贾之利，比比然也……或假给东粤高州，闽省福州、及苏杭买货文引，载货物出外海”[12]。浙江方面的海禁也不像隆庆年间那么严厉，有一些官员以宽容的态度对待福建商船：“闽故仰哺外地，締苎蔗浆诸物，方舟而出，米谷菽麦之利，连帆而人。商于吴粤者无禁也”[13]。当然，在以人为政的明代，随着官员的更换．政策也会发生变化，万历后期任江浙督抚的王在晋说：“夫闽商人浙，浙货人闽，此商途贸易之常，势不能遏。然入闽自有大关、小关正路。舍严衢而由宁绍台温，其为海贩明矣……不如责令杭城沿江一带船埠，凡闽商载货，路由严衢者，方许迳发，若渡江而东，必报官稽核北新关税票。当风汛之月，闽商贩段百匹，丝绵数百斤，及有毡条布疋等件有似通番货物者，即着本关，委官报府，查其去向"[14]。按，王在晋之所以对闽商严查，主要是由于当时的闽商中，有人从海路购取杭州丝绸运到日本出售，所以，当时浙江方面力主严查闽商以防通倭。从王在晋的奏疏来看，他更希望来往于闽浙之间的商人多走陆路的商道而少走海道，以免发生有人乘机去日本贸易的案例。可见，当时福建与浙江之间的海道并不十分通畅，而是有很多禁忌。浙江方面，由于官府严禁民间造大船，因此，明末的浙江几乎没有大商船。而福建方面，并没有这一禁例，因此，当时往来于闽浙之间的商人多雇佣福建大商船运输。这些大商船可以走远海航路，也可以到日本，从而成为浙江官府严查的对象。在官府管得严的时候，福建大商船不得航行于两地之间。例如，明末因东南海盗再起，浙江巡抚张延登重申不许福建大船直接人浙，“闽浙海运交界之处，名曰沙堤(即沙埕)，以限南北。勒令闽船不许过浙，浙船亦不许过闽”；“货自南来者，如糖、靛、椒、藤诸物，必易浙船以入；货自北去者，如桃、枣、药材诸物，必易闽船以出”[15]。总之，当时闽浙间的海运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不过，一旦海寇活动减少，政府也就失去了禁止海运的动力。实际上，多数官员对民间贸易是睁一眼、闭一眼，福建大商船进入江浙港口，很少被拒绝。所以，明代闽浙间的海上贸易是十分兴盛的。
往来于福建与江浙之间的商人。晚明的福建与江浙商业气氛颇浓，福建商人，一向将江浙作为自己的主要活动领域。何乔远说，“安平一镇在郡东南陬，濒于海上。人户且十余万，诗书冠绅等一大邑。其民啬，力耕织，多服贾两京都、齐、汴、吴、越、岭以外，航海贸诸夷，致其财力，相生泉一郡人"[16]。从其话中，我们可知道安平商人活动范围相当广，而南京与吴越是其重要活动区域。例如安平王氏商人，三代人贸易吴中，前二代人有得有失，至第三代“贾大进，廓增溢羡，为安平钜家”[17]。再如“泉州府客人孙滔，为人诚实，有长者风。带银百馀两，往南京买布"[8]。除了泉州商人之外，各地福建人都到江南城市贸易．连城人谢超，“商于潮……又商于吴，时告逋不下千余缗，超取券焚之，卒无所责”[18]，他如“宁城一人，姓李名英．年二十馀岁，聪明脱洒，惟耽酒色。常买夏布，往苏州阊门外，寓牙人陈四店。其店兼卖白酒"[8]。复如“富人左东溪，止生一子少山，常带千金财本，往南京买卖”[8]。
江南一带的商人也常到福建境内经商：“游天生，徽州府人。丰采俊雅，好装饰。尝同一仆徐丁携本银五百馀两，往建宁府买铁”[8]。徽州人是江南诸府中最有名的商人，不论什么城市，几乎都少不了徽州商人。他们经营对福建贸易是经常的。又如“徽州人丁达，为人好善喜舍。一日，与友林泽往海澄买椒木，到临清等处发卖，货已卖讫”[8]。
他们之中不乏大商人，“张沛，徽州休宁人。大贾也。财本数千两，在瓜州买棉花三百馀担。歙县刘兴，乃孤苦茕民，一向出外肩挑买卖，十馀载未归家，苦积财本七十馀两，亦到此店买棉花。二人同府异县，沛一相见，乡语相同，认为梓里，意气相投。有如兄弟焉。棉花各买毕，同在福建省城陈四店卖．房舍与沛内外”[8]。
其他外省人也每每经营江浙与福建的贸易：“罗四维，南京凤阳府临淮县人。同仆程三郎，带银一百馀两往松江买梭布，往福建建宁府贩卖，复往崇安买笋”[8]。这位商人往来于福建与松江之间，在福建出售江南的梭布，而在江南出售福建的笋干。再如“陆梦麟，江西进贤人。往福建海澄县买胡椒十馀担，复往芜湖发卖。有一客伙，将硼砂一担对换，馀者以银伐之。次日．叫店家写舵公陈涯四船，直到建宁”[8]。
总之，在当时的闽浙商道上，有不少商人往来，他们将福建的货物运到江南，也将江南的货物运到福建。这些商人，不仅有福建商人，也有江南的徽州商人。并且不断有其他各地商人加入这条贸易线路，他们的共同努力，使两地间的贸易兴盛起来：“凡福之紬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皆衣被天下”[19]。这一段文字反映了当时福建与江浙之间陆海商道贸易的繁荣。
二、由江浙运往福建的主要商品
晚明江南城市的风气奢华，并对全国各地的城市产生巨大的影响，福建也不例外。李世熊的(宁化县志)说：“往承平时，白下、阊门之贾，岁再往还，里巷衣冠。必曰京式，器御酒果，非吴下不珍-[20]。江浙习俗的影响，大大改变了闽人的习俗，泰宁县人说：“泰之产只苎布耳，苎布之外，一丝一絮，必易于外。而今之富民子弟，服必罗绮，色必红紫．长袖大带，自为得意。一人倡之，十人效之，浮侈志淫，可为太息-[21]。漳州“中人家才自存，伶俜环堵，亦自强自修饰，为乡里颜面焉。人无贵贱，多衣绮绣”[22]。这就造成了社会消费水平普遍的上升，而江南的商品在福建极为流行。粤高州，闽省福州、及苏杭买货文引，载货物出外海”[12]。浙江方面的海禁也不像隆庆年间那么严厉，有一些官员以宽容的态度对待福建商船：“闽故仰哺外地，締苎蔗浆诸物，方舟而出，米谷菽麦之利，连帆而人。商于吴粤者无禁也”[13]。当然，在以人为政的明代，随着官员的更换．政策也会发生变化，万历后期任江浙督抚的王在晋说：“夫闽商人浙，浙货人闽，此商途贸易之常，势不能遏。然入闽自有大关、小关正路。舍严衢而由宁绍台温，其为海贩明矣……不如责令杭城沿江一带船埠，凡闽商载货，路由严衢者，方许迳发，若渡江而东，必报官稽核北新关税票。当风汛之月，闽商贩段百匹，丝绵数百斤，及有毡条布疋等件有似通番货物者，即着本关，委官报府，查其去向"[14]。按，王在晋之所以对闽商严查，主要是由于当时的闽商中，有人从海路购取杭州丝绸运到日本出售，所以，当时浙江方面力主严查闽商以防通倭。从王在晋的奏疏来看，他更希望来往于闽浙之间的商人多走陆路的商道而少走海道，以免发生有人乘机去日本贸易的案例。可见，当时福建与浙江之间的海道并不十分通畅，而是有很多禁忌。浙江方面，由于官府严禁民间造大船，因此，明末的浙江几乎没有大商船。而福建方面，并没有这一禁例，因此，当时往来于闽浙之间的商人多雇佣福建大商船运输。这些大商船可以走远海航路，也可以到日本，从而成为浙江官府严查的对象。在官府管得严的时候，福建大商船不得航行于两地之间。例如，明末因东南海盗再起，浙江巡抚张延登重申不许福建大船直接人浙，“闽浙海运交界之处，名曰沙堤(即沙埕)，以限南北。勒令闽船不许过浙，浙船亦不许过闽”；“货自南来者，如糖、靛、椒、藤诸物，必易浙船以入；货自北去者，如桃、枣、药材诸物，必易闽船以出”[15]。总之，当时闽浙间的海运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不过，一旦海寇活动减少，政府也就失去了禁止海运的动力。实际上，多数官员对民间贸易是睁一眼、闭一眼，福建大商船进入江浙港口，很少被拒绝。所以，明代闽浙间的海上贸易是十分兴盛的。
往来于福建与江浙之间的商人。晚明的福建与江浙商业气氛颇浓，福建商人，一向将江浙作为自己的主要活动领域。何乔远说，“安平一镇在郡东南陬，濒于海上。人户且十余万，诗书冠绅等一大邑。其民啬，力耕织，多服贾两京都、齐、汴、吴、越、岭以外，航海贸诸夷，致其财力，相生泉一郡人"[16]。从其话中，我们可知道安平商人活动范围相当广，而南京与吴越是其重要活动区域。例如安平王氏商人，三代人贸易吴中，前二代人有得有失，至第三代“贾大进，廓增溢羡，为安平钜家”L1”。再如“泉州府客人孙滔，为人诚实，有长者风。带银百馀两，往南京买布"LSJ。除了泉州商人之外，各地福建人都到江南城市贸易．连城人谢超，“商于潮……又商于吴，时告逋不下千余缗，超取券焚之，卒无所责”[18]，他如“宁城一人，姓李名英．年二十馀岁，聪明脱洒，惟耽酒色。常买夏布，往苏州阊门外，寓牙人陈四店。其店兼卖白酒"LSJ。复如“富人左东溪，止生一子少山，常带千金财本，往南京买卖”[8]。
江南一带的商人也常到福建境内经商：“游天生，徽州府人。丰采俊雅，好装饰。尝同一仆徐丁携本银五百馀两，往建宁府买铁”[8]。徽州人是江南诸府中最有名的商人，不论什么城市，几乎都少不了徽州商人。他们经营对福建贸易是经常的。又如“徽州人丁达，为人好善喜舍。一日，与友林泽往海澄买椒木，到临清等处发卖，货已卖讫”[8]。
他们之中不乏大商人，“张沛，徽州休宁人。大贾也。财本数千两，在瓜州买棉花三百馀担。歙县刘兴，乃孤苦茕民，一向出外肩挑买卖，十馀载未归家，苦积财本七十馀两，亦到此店买棉花。二人同府异县，沛一相见，乡语相同，认为梓里，意气相投。有如兄弟焉。棉花各买毕，同在福建省城陈四店卖．房舍与沛内外”[8]。
其他外省人也每每经营江浙与福建的贸易：“罗四维，南京凤阳府临淮县人。同仆程三郎，带银一百馀两往松江买梭布，往福建建宁府贩卖，复往崇安买笋”[8]。这位商人往来于福建与松江之间，在福建出售江南的梭布，而在江南出售福建的笋干。再如“陆梦麟，江西进贤人。往福建海澄县买胡椒十馀担，复往芜湖发卖。有一客伙，将硼砂一担对换，馀者以银伐之。次日．叫店家写舵公陈涯四船，直到建宁”[8]。
总之，在当时的闽浙商道上，有不少商人往来，他们将福建的货物运到江南，也将江南的货物运到福建。这些商人，不仅有福建商人，也有江南的徽州商人。并且不断有其他各地商人加入这条贸易线路，他们的共同努力，使两地间的贸易兴盛起来：“凡福之紬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皆衣被天下”[19]。这一段文字反映了当时福建与江浙之间陆海商道贸易的繁荣。
二、由江浙运往福建的主要商品
晚明江南城市的风气奢华，并对全国各地的城市产生巨大的影响，福建也不例外。李世熊的(宁化县志)说：“往承平时，白下、阊门之贾，岁再往还，里巷衣冠。必曰京式，器御酒果，非吴下不珍-[20]。江浙习俗的影响，大大改变了闽人的习俗，泰宁县人说：“泰之产只苎布耳，苎布之外，一丝一絮，必易于外。而今之富民子弟，服必罗绮，色必红紫．长袖大带，自为得意。一人倡之，十人效之，浮侈志淫，可为太息-[21]。漳州“中人家才自存，伶俜环堵，亦自强自修饰，为乡里颜面焉。人无贵贱，多衣绮绣”[22]。这就造成了社会消费水平普遍的上升，而江南的商品在福建极为流行。以服装原料为例，过去闽人冬夏不过一件苎布衣裳，而到了晚明，闽人在夏天穿丝绸与苎布，冬天穿棉布衣服，并用丝绵及棉絮做夹袄，这都造成丝绸与棉布、棉花消费的增加。福建本土生产的生丝不如江南的质量好，而多雨的气候不适宜广泛种植棉花，因此，闽人对丝绸、棉类商品的消费，导致了江南丝绸与棉布的输入。以下分述江南丝绸、棉布对福建的输出。
丝绸。明代中叶的<八闽通志)说：“此地蚕桑差薄．所产者多颣，民间所须织纱帛，皆资于吴航所至”[23]。同样的记载亦见于《兴化府志》：“本地蚕叶差薄，丝多颣，民间所织纱帛，皆资于吴中”[24]。又如安海志所说：“俗尚游商，富家挟财本置绵葛等布，胡椒、木香、牙、明珠、翡翠等货，以往两京、苏杭、临清、川陕、江广等处发卖。仍置其地所出如丝绵、锦绮、羶布、靴袜等物”[Z5]。可见，当时的福建输出各种海外商品及土产，进口江南的丝绸。明代福建向海外输出大量的丝绸，其中江南绸缎获取的利润尤大。在利润的刺激下，漳州、泉州等城市都仿织江南丝绸，如漳州：
漳纱，旧为海内所推，今俱学吴中机杼织成者，工巧足，复相当，且更耐久。绮罗，漳制亦学步吴中，第不如纱为精。
光素缎绢，漳绢与他处不同，亦有最佳者[26]。
泉州丝织业的原料都来自江南：
绢，用湖州头蚕丝为上，柘蚕次之，有素织、花织、云织、金线织，出郡城；
纱，亦用湖丝。好者有素纱、花纱、金线纱，出郡城；
丝布，用湖丝，今织者少．出郡城；
罗，一为硬罗，一为软罗，但不如苏杭佳．亦有织天鹅绒者，不如漳州佳[27]。
漳泉等城市丝织业的发达，更促进了湖州生丝向福建的出口。《闽大记》云：“帛，蚕丝所经纬，有土绢、改机、丝布、线绢、草缎、帽缎之属，皆出于会城。漳绢、莆绢间有之。欲如吴纨、蜀锦之美好，无有也。以丝出湖蜀．此地所产，尽不佳矣”[28]。据其所载，明代福建出产多种丝织品，不过，其原料大都出于江浙与四川二地。《闽部疏》论福建：“所仰给它省，独湖丝耳。红不逮京口，闽人货湖丝者往往染翠红而归织之”[19]。这也说明福建丝织业的原料主要来自湖州。福建丝织品的进口量很大，唐甄回忆明代：“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砾。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29]。这样看来，福建每年从江南输入的丝绸可达数百万两银子。当然，其中多数商品又被闽人售至海外国家，换回美洲及日本的白银。
江南对福建的棉类商品输出。王应山《闽大记》说：“此中多麻杗，罕种木绵……若绵布，悉自外至”[28]。明代前期，闽人大多以苎布为衣，自产自用，随着明代后期社会风气的奢华．棉布消费开始多了起来。在这一背景下，为了满足当地人的消费需要，便要从外地输入各种纺织品。如位置较为偏僻的龙岩县：“其至自江浙者，布帛居多，杂物次之，磁器又次之"[30]。王胜时说：“闽不畜蚕，不植木棉，布帛皆自吴越至"[31]。这话当然讲得过于绝对，实际上，福建省内也有一些地方有棉纺织业与丝织业，不过，这并不能保证这些地方形成自给自足似的纺织品消费，如泉州“丝缕绵絮，由来皆仰资吴浙”[32]。大致说来，明代福建诸府，福州、福宁、汀州等府都要从江浙输入棉布，而另一些地区则是进口棉花纺织，安海商人“从河南、太仓、温、台等州有棉之处，岁买数千包，方足一年之出入。至冬月人闲，则人安溪、永春、德化贩卖”，[25]。这些棉花主要供各地妇女纺纱织布，“端淑买绵，昼夜纺衙中，逮归，积纱一损”[33]。泉州沿海逐渐成为主要棉布产地之一，“棉布为类极多。晋江之南乡及南安、同安多有之。长四丈二尺为一匹，时布五百缕，上布七八百缕，细密坚致，如青花布、斜文布，直经斜纬，织文方斗”。织成的商品每每输出海外，“安海商人年买数千匹，往高州、海南及交趾、吕宋等异国货利-[25]。
闽南棉布加工业的发展造成棉类商品大量输入福建。据史料的记载，福建东南沿海与江南的棉花贸易极盛。褚华的《木棉谱》云：“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秋则不买布，而止买花衣以归。楼船千百，皆装布囊累累，盖彼中自能纺织也”[34]。吴梅村的《木棉吟》说，明代隆庆、万历年间，闽商至镇洋一带采购棉花，“州赖以饶”[35]。在前引有关商人的史料中，我们看到两位徽州商人到福建做棉花生意，其中如张沛．“财本数千两，在瓜州买棉花三百馀担”．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江浙粮食对福建的输出。福建山多地少，是国内著名的缺粮区：“全闽山海之郡半．山郡不患人满，诸海邦食地浅，人溢于土，虽大穰，仅足当他省下岁”[36]。因此．在一般情况之下，福建都要从邻省输入粮食。
海路北道米人闽。据<福宁州志)载，明代成化年间，福宁州大饥，“斗米百钱．民艰食”，未见有当地人从浙江运人粮食的记载。迄至嘉靖六年，福宁州又一次发生灾荒，“谷价翔踊，民艰食，富者贸赀产转籴温州米以济，贫者掘蕨根充饥”[37]。福安县志也有同样的记载：“嘉靖六年、十四年，并以四月谷贵，中户鬻产转籴温州米得活”[38]。浙江的温州在明代是一个粮产区，它与福建省比邻而居，与福建的海上交通十分方便，王士性写道：“台温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产之地，稻、麦、菽、粟尚有余饶，……闽福齿繁，常取给于温”[39]。“福、兴、漳、泉四郡皆滨于海，……在北资于浙，而温州之米为多”[40]。以上几条史料都说福建从浙江输入之米取之温州，实际上，来自台州的也不少，明末董应举在“米禁”一文中将温州与台州并列，并说福建之米，“北仰温台"[41]。
运来福建的北道米有两个来源，除了浙江外，又一路来自江南，万历三十六年，福州大饥，巡抚徐学聚组织商人去江南运米，福州人说：“江、淮、苏、松之米浮海人闽，自徐公始也，民受其赐大矣"[42]。除了福州之外，万历年间的泉州：“稻、米、菽、麦，……由来皆仰资吴、浙”[32]。何乔远的《闽书》亦云：“仰粟于外，上吴越而下东广"[43]。这都说明泉州也从江浙购人大量的粮食。
以上统计江浙输往福建的商品有生丝、绸缎、棉花、棉布、粮食等项，这些商品中大多是民众的日用商品，消费量巨大。闽人为了购买这些商品，支付了大量的白银。于是，从海外流人福建港口的白银便通过这一渠道流向江浙。繁荣了江南，也繁荣了中国多数地区。三、由福建运往江浙的主要商品
明代的福建在与江南贸易中支付了大量的白银，不过，白银流出过多，闽人也要考虑以输出商品来平衡江南贸易。于是，许多商人将福建各种土产运人江南销售，如<闽大记)的作者王应山说：“即有土利，轻赍贸易，尽入江浙要津"[28]。除此之外，外地商人人闽，如果只带白银回去，他们只能获得商业买卖中一趟的利润，倘若在福建采购各种商品，他们便能获得二趟的利润，因此，入闽商人多愿采购各种土产，这也造成福建商品的北流。如前述商罗四维，在松江买梭布一百两往福建建宁府贩卖，“复往崇安买笋，其年笋少价贵，即将银在此处买走乌铜物，并三夹杯盘诸项铜器，用竹箱盛贮，并行李装作三担。崇安发夫．直到水口陈四店写船”[8]。在这一背景下，福建输出江南的商品日益增多。
福建输往江浙的商品有水果、木材、纸张、蓝靛等项。
水果。福建输出的水果以荔枝、龙眼最为著名，其时，有不少外地商人人闽购荔枝，“闽种荔枝龙眼家，多不自采。吴越贾人，春时即人赀，估计其园。吴越人曰‘断’，闽人曰‘樸’．有樸花者、樸孕者，樸青者。树主与樸者．倩惯估乡老为互人。互人环树指示日：某树得干几许。某少差，某较胜。虽以见时之多寡言，而一日之风雨，之肥瘠，互人皆意而得之。他日摘焙，与所估不甚远。估时两家贿互人：树家嘱多，樸家嘱少"[44]。明代的安海，“乡人以荔枝、龙眼焙作干，谓之桂林、桂元，运往温、台、苏、杭、南京等处发卖牟利”[25]。
龙眼生吃的口感虽不如荔枝，将其炮制之后，其价值远胜于荔枝，释如一说：“福清处处有之，广州所出，核大而肉烂，不及吾闽，商贩流布，以此别之。或生食，或浸蜜食，或曝干煎炀食，健脾、益智、延寿"[45]。自明代开始，龙眼干已是福建出售的主要商品之一，如何乔远所说：泉州“园有荔枝、龙眼之利，焙而干之，行天下"143]。在荔枝、龙眼二果中，焙干行销的主要是龙眼。在中国人看来，龙眼干是温补的食品，冬天食用龙眼干，有利于身体健康，所以，福建龙眼干在国内销路极好。它也是福建销往江南的主要商品之一。
柑桔的输出量也不少，清代初年的王胜时说：“柑桔一类，俗以黄者为柑，丹者为桔，闽产为天下最，清漳尤称佳。先朝盛时，闽桔之美，达于京师。岁时传柑，非此不乐"t31J。这都反映了漳州乳柑在国内市场上的地位。《安海志》说：柑桔“耐搬动、可久藏，乡人远商苏杭、临清、两京，或异域番国，必置此为货，多获厚利”[25]。而福州的红桔，因“福桔(吉)”之名，成为江南人家迎春节必备的食品，畅销江南。
明代福建是国内主要的糖产区之一，宋应星说：“凡甘蔗有二种，产繁闽广间，他方合并得其十一而~"U40J。这说明了闽粤制糖业在中国的地位。王应山说：“糖产诸郡，泉漳为盛。有红白及冰糖，商贩四方货卖。种蔗皆漳南人，遍满山谷”[28]蔗榨制的白糖与红糖，是福建主要输出商品之一，万历年间的<泉南杂志)记载：“甘蔗，干小而长，居民磨以煮糖，泛海售焉。其地为稻利薄，蔗利厚，往往有改稻田种蔗者。故稻米益乏"L47J。明代漳泉一带缺粮，即与农民以稻田种蔗有关。由此可知，闽南的甘蔗种植相当广泛。
福建的木材也向邻省输出。明代人说，“福建延、汀、邵、建四府出产杉木。其地木商，将木沿溪放至洪塘、南台，宁波等处发卖。外载杉木，内装丝绵，驾海出洋。每赁兴化大海船一只，价至八十余两。其取利不赀"[48J。文中提到的洪塘与南台，是福建省会福州临江的市镇，它也是闽江上游商人与外省商人交易的地方，江面上停满了来自上游的小船、木排及沿海来的海船。从这段记载中我们知道。兴化商人经常驾驶大海船走江南与福建之间的港口，许多木材商人便租赁他们的海船将木材运到浙江的宁波出售。浙江人说：“商船惟闽有之……间有载木之船，亦不甚高大”[49]。浙江海禁时，常提到闽船，“凡系闽中载木货大船，尽行收入定海，不许出洋"[14]。又如，王在晋的<越镌)记载：浙江人“先往福建收买杉木．在定海交卸”[11]。可见，江南一带不产杉木，所需建材多从福建输入。
以上的木材输出主要走海路，其时，福建木材还有从陆路输入外省的。李世熊说：“吾土杉植最盛。……此材为栋梁、棺椁、舟车、百器之需，利用最博。先时徽贾买山，连筏数千为捆，运入瓜步(南京附近)．其价不赀[SoJ。据此，闽西的杉木翻山越岭，被运至江西河流，然后顺流而下，转运江南的瓜州等地。福建木材输出之多，可以想见。杉木是古代中国主要建筑材料，使用量很大，江浙所用建材，一向来自福建，木材因而成为福建重要输出商品之一。
蓝靛。明代江南纺织业盛行，而其染料主要是来自福建的靛青。王世懋认为“泉之蓝”，是福建主要输出品之一”[19]同安人林希元说：“靛．此货甚于吾同(安)，转贩人浙者获大利，永春只自给”[51]。叶梦珠记载：他的家乡上海一带消费的青靛，“初出闽中”，后来因战争隔断了航路，有人因市场上缺乏福建靛青，便在江南试种，一度获利。不过，当福建青再度出现于江南市场上时，江南土靛失利，“况所染之色终不若福靛”，所以，最终当地人不种靛青．还是从福建进口[52]。
纸张。福建造纸业历来闻名东南。胡应麟说：“凡印书，永丰(江西)绵纸为上，常山(浙江)柬纸次之，顺昌(福建)书纸又次之，福建竹纸为下。”按，当时人造的纸主要有楮纸与竹纸二种，楮纸质量好，但价格贵；竹纸质量较次，但价格便宜，因此，藏书家多赞美楮纸而批评福建竹纸。“顺昌(纸)坚不如绵，厚不如柬，直以价廉取称。闽中纸短窄黧脆，刻又舛讹，品最下而直最廉。”胡应麟不知顺昌纸也是福建产品，所以将它另人一类。应当说，竹纸在制造之初，其质量比不上楮皮纸是正常的。从其以“价廉取胜”这一点而言．它是一种相当受欢迎的纸，因而，它的市场十分广阔。到了万历年间，福建各地的竹纸制造技术普遍提高．胡应轔说：“近闽中则不然，以素所造法，演而精之，其厚不异于常，而其坚数倍于昔。其边幅宽广，亦远胜之，价直既廉，而卷帙轻省，海内利之”[53]。从“海内利之”这句话中我们知道，当时福建竹纸的销售十分广泛。再如王应山《闽大记》云：“楮，有竹纸数色，白出顺昌，黑出建邵诸邑，……其用普于四方”[28]。何乔远《闽书》沦顺昌：“煮竹为纸，纸曰界首、曰牌，行天下。”这些材料都说明顺昌之纸在国内市场上非常畅销[43]。
江南是纸张的主要消费市场。晚明福建纸在江南市场上十分走俏，价格节节上升，叶梦珠说：“竹纸如荆川、太史连、古筐、将乐纸，予幼时七十五张一刀，价银不过二分，后渐增长。至崇祯之季，顺治之初，每刀止七十张，价银一钱五分”[54]。在这一背景下，福建土纸生产日益兴盛。邵武的方志记载：“纸……俱出邵武县，四方商贾多结贩往湖广、南直隶诸处变卖。本郡诸货，惟此颇为得利”[35]。这里所说的“南直隶”就是江南区域。
在江南市场上福建纸商随处可见，“施守训，福建大安(即崇安)人。家资殷富，常造纸卖客。一日，自装千馀篓，价值八百馀两，往苏州卖，寓牙人翁滨二店。滨乃宿牙。叠积前客债甚多，见施雏商，将其纸尽还前客，误施坐候半年。家中又发纸五百馀篓等到苏州，滨代现卖。付银讫，托言系取旧账者，复候半年”lsj。这一段文字是说一个崇安商人在苏州受牙人欺骗的故事。但从故事中，我们也可看到这位崇安商人的经营颇有规模，他先后运了1500余篓纸张到苏州出卖，约价值1200两银子。
明代的福建是国内主要铁器产地之一，“铁产上府尤溪为盛，贡课之外，转市他省，以利器用。甚伙-[281。明代福建铁器是相当有名的，卢若腾<岛居随录)记录了明代福建铁器的制造：“冬月收取地溲。以柔铁烧赤投之二三次，刚可切玉。”徐渤的<笔精)说：“吾闽产铜铁，铸刀剑甲天下”[56]。许多外地商人到福建购铁。“游天生，黴州府人。丰采俊雅，好装饰。尝同一仆徐丁携本银五百馀两，往建宁府买铁”[8]。
夏布。明代福建的夏布是相当有名的，尤溪县的苎布“最佳者价值两余”[57]，外来商人往往购买福建夏布运到北方。“陈栋，山东人也，屡年入福建建阳地名长埂贩买机布。万历三十二年季春，同二仆带银壹千馀两，复往长埂买布”[8]。福建商人也将夏布运销外地，如前述宁城人李英，即以采购夏布为主。福建夏布中。最出色的是惠安北镇布，当地人说：“北镇布，沤白苎麻为之。妇人治此者，至井臼之类，亦不敢亲操，恐涴手成迹也。此布成之甚艰，其实太轻楚，不耐于用。然今人多重之。每岁和买及横索，无虑千百匹，里甲甚患苦焉”[58]。不过，北镇苎布声誉使它成为晚明环台海区域热销产品之一，《闽书》记载：“北镇之布行天下”[43]。北镇布之外，永春县“白苎之布，比弱吴纨”[43]。王应山<闽大记)述及福建夏布的生产时说：“长乐、建阳、邵武、将乐俱细”。说明这些地方的夏布生产是较好的[28]。四、晚明福建与江浙经济的互动及其意义
从闽浙贸易的结构来看，晚明福建与江浙之间的贸易对双方都有重要意义。对江浙方面来说，与福建的贸易的意义在于：其一，福建是江浙商品输出海外的中转站。晚明江浙二地实行海禁政策，江浙的港口没有对外贸易的权利，整个东南沿海，只有福建的月港在隆庆年间获得了对外贸易的合法权力。在这一背景下，江浙输出的商品只有经过福建商人之手才能运销海外，因此，对江浙而言，福建是江浙沟通海外的重要桥梁之一。其二，福建是江浙白银的主要来源地。福建本地所产白银数量有限，但在这一时代，中国的外贸大量出超，导致美洲与日本的白银以空前的规模输入中国。由于福建商人在这一时代对外贸易中的特殊地位，福建因而成为海外白银流人中国的主要渠道，江浙对福建的贸易可以为其换得大量的白银；其三，福建是江浙商品的重要市场之一。晚明白银的大量注入，使福建人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从而对江浙商品的消费欲望也大为增长。来自江浙的丝绸、棉布、稻米，在福建获得广泛的市场。江浙也从这些商品的输出中。换取大量的白银；其四，福建是江浙的原料来源地之一。从福建输出江浙的商品结构来看，最大量的是木材、蓝靛等原料。江浙的房子多为土木结构，对木材的使用量很大，东南诸省中，唯有福建能够输出大量的杉木，倘若没有来自福建的木材，江浙只有依赖来自四川等省的建材，因此，福建木材对江浙的建筑业是有重要意义的。蓝靛是江浙染布业的主要原料。在染布业内，有“金染缸”的说法。这是因为，一匹白坯布经染色以后，其价格可以增加一倍至几倍!古代的中国人大多是着白布衣服，但在明代，白衣已被看作是丧服，民众平日所着衣服，多为经过染色的蓝布。这一习惯使江浙一带生产的蓝布畅销天下。仅从这一点来看，福建以蓝靛为主的染料生产，对江浙是有重要意义的。此外，福建生产的竹纸，也是重要印刷原料。其五，与福建的贸易繁荣了江南的城市。江浙与北方的城市一向将杂货店称之为“南货店”，这是因为：江南与北方的杂货主要来自闽粤，如浙江的“普陀一无所产，……自闽广来者皆杂货，恰勾岁用"L59J。杂货店的开设，显然是江浙城市繁荣的一个原因。其次，福建富商云集江南城市，是江南城市繁华的一个原因，江南名城苏州最繁华之地是阊门外的一段街道，而此地恰为是闽粤商人聚集之地；再如：浙江的宁波港有来自闽粤的大商，“闽广之地，富商远贾，帆檣如栉，物货浩繁”[60]。可见，福建的商船使当地经济日益兴盛。
对福建而言，与江浙贸易也有重大的意义。其一，江浙是福建粮食的主要供应地之一。福建是一个多山的省份，自古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这一自然条件制约了福建粮食种植业的发展，事实上，自南宋以来，福建就是一个缺粮的省份。沿海区域消费的粮食主要来自外地。明末福建粮食主要有二个来源：南路的广东米与北路江浙米。刮南风的季节，是广东米来福建的日子，而刮北风的季节，只有江浙米可以到福建。对福建而言，不论是江浙米还是广东米，都是不可缺的。明末的福建灾荒频频，在大多数年份，福建都是靠外省之米度过饥荒的岁月，可以说，明末的江浙航线已经成为福建沿海民众的生命线；其二，江浙成为福建重要的原料来源地之一。明末福建沿海的丝织业与织布业都很发达，它所生产的商品主要用于输出海外的美洲、欧洲、日本等地，福建自身消费的棉布也很可观。为了保证丝织业及棉布业的原料供应，福建商人每年都要从江浙运来大量的生丝与棉花。没有来自江浙的生丝与棉花，福建不可能有较大规模的丝织业与棉织业；其三．江浙也是福建商品的重要市场；如上所述，福建生产的木材、纸张、蓝靛、糖品都以江浙为最大市场。明代的江南，由于长江及运河航道的畅通，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的中心市场，福建的商品只要进入江南城市，便可以通过江南进入全国各地的商业网络。尤其是福建与北方市场的联系，由于明代的海禁，福建商船不可能直接航行到北方港口，因此，福建商品的北运，大都要经过江南市场的中转，然后通过运河运向北方。可见，江南与浙江市场对福建的意义非同凡响。其四．江浙还是福建对外贸易中主要商品的来源地之一。明末是中国商品畅销世界的时代，最畅销的商品有三类：江浙的丝绸、江西的陶瓷、福建的红白糖，其中尤以江浙的丝绸能给中国带来最大的利润。福建虽有丝织业，但所产生丝质量比不上杭嘉湖区域的湖丝，所以，闽人外贸的丝绸。或是以湖丝为原料，或是直接购取江浙丝织品出售，又或直接向海外市场出售湖丝，也能获得巨额利润。因此，福建对外贸易的发展，绝对离不开对江浙的贸易，换句话说，没有对江浙的贸易，福建商人将失去大半利润；其五，对福建来说，江南还是销售海外商品的主要市场。明代的中国主要从海外输入香料、胡椒、犀角、象牙等奢侈品，这些奢侈品远非福建的富人所能消费。闽商要将这些商品全部出售，只能依赖于江南市场及与其联系的全国各地市场。闽商若能将外贸商品出售，就能回笼银子，从而采购大量江南商品，获得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的条件。
由此可见，明末的福建与江浙二地已经结成深厚的贸易关系，双方经济的发展，都有赖于对方的市场、原料、资本。在正常的经济条件下，闽浙之间的贸易促进了双方的繁荣，换句话说。明末江浙与福建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双方的贸易。而其依赖程度之深，早已不是可有可无的。传统理论认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自然经济社会，商业贸易对这一社会来说是可有可无的，如果我们切实考察明末福建与江浙的经济互动，就可知道这一理论的荒谬。事实上，我们必须将其放置于中国近代化的整个大趋势的潮流中去考察，尽管中国近代化的趋势要比西方国家发展缓慢，但并不意味着中国近代化趋势的发生也比西方迟，在对晚明福建与江浙区域互动的考察中，我们已可看到中国近代化的一些端倪——双方经济的发展都依赖于对方区域贸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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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州六月荔枝丹教案篇9
但“蛮獠杂混，号为难治”的郁山却因“控楚连黔，地拥围之闲；抚苗绥汉，江翻溪洞之涛”之势，而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商至春秋它为廪君氏所据，习染强悍的巴国之风；战国归楚，尽得楚地之韵；秦属黔中郡，首开黔中文明。西汉建元元年置涪陵县，隋代开皇年间置彭水县，北宋绍定元年彭水升至绍庆府，直至明洪武四年废绍庆府，期间县（府）治均设郁山。此地商业繁荣，战国时楚人运盐以获利；宋代，这里便形成“市麝脐”“市蜂蜡”等专业市场；清时郁山“舟楫往来，商贾辐辏，百货云集，盐、茶、油、漆诸物转运各地，而楚、黔、闽、粤、江右等省，俱通商贩焉”。
这里“山水千万绕”“歌停樽板舞停鸾”，秀美的自然风光与多彩的民族风情交相辉映；这里“维黔中之古郡，接湖右之要区”，大唐4位太子和两位重臣至此流放，厚重的历史传承与独特的地域文化叠加而生。步入郁山，但见镇中大街石板铺地、绿树成荫，汉族的走马转角楼、土家人的高墙大院扑面而来，依山势错落分布的苗家吊脚楼抬眼可见，偶尔看到几处高耸的风火墙残壁，据说是九宫十八庙的遗存。
有“盐”在先的上古之城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盐的开发利用与早期聚落形成、民族迁徙、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在探讨早期人类活动及人地关系时，盐的重要性应与温度气候、食物来源、地理环境等同列。郁山较周围地区更早开发正是源于盐，史载“彭水县有盐泉，有左右盐官收其课。”据李小波先生研究，由于乌江及其支流的强烈下切，郁山后灶河与中井河一带形成了埋藏浅、天然外露的盐矿。多数盐泉从这两条小河沿岸崖壁缝隙中溢出，形成飞瀑从空中泻下的景观。《清同治·彭水县志》中记载：“飞井在郁镇北四五里伏牛山之右，水从石壁中飞出，下以船盛之”，这就是“一泉流白玉，万里走黄金”的飞水井盐泉。如此简单易得的食盐资源，自然对早期先民具有莫大的吸引力。
最早聚集在这里的是巴人，据《华阳国志·巴国志》载，巴人起源于武落钟离山（今湖北长阳县境内）。在其祖先“廪君”的率领下，巴人迁移至彭水一带，迁徙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为了夺取郁山的盐泉。《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暝。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得鱼盐之利的巴人从此有了生存壮大的资本，发展为夏商时期西南颇有影响的地方力量。
郁山不仅产盐，还盛产丹砂。丹砂为矿物染料，其色鲜红而特久，丹砂炼成的水银为传统的尸体防腐剂，因此是古代道家炼丹的最佳原料。《史记·货殖列传》就记述了一位在郁山经营丹砂而富家一方的传奇女性“寡妇清”：“而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这位被誉为“中国历史首位女企业家”的女性不但得到了秦始皇的礼遇，而且还名垂青史，不得不说是郁山富有的资源成就了她。当然，为获取郁山的盐矿和丹砂，战国时楚、蜀为争夺郁山曾发生多次战争，郁山则在这段刀光剑影的历史中不断壮大，成为地区的行政、经济和文化中心。
“从煮盐、采丹、聚集人口，开发地方产业，到疏通水道运输，便是郁山地区文化的特点。”汉代以前，郁山盐多用天然盐泉——分水井卤水煎制，未凿卤井。从汉代开始较大规模生产食盐后，原有露天盐泉不敷生产需要，开始凿井寻卤，建成鸡鸣、老郁、伏鸩3口卤井，制盐规模大为增加，“日有千人拱手，夜有万盏明灯”。此后，或新凿或重建共形成19口卤井，形成了“万灶盐烟，郁江不夜天”的壮观场面。因盐利而聚众，聚众而成邑。郁山的快速发展使得涪陵（今彭水县）成为乌江流域最早设县的地区，到西晋时期，据《晋书·地理志》载，涪陵郡的人口数量比整个巴郡还多。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行政区划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案例出现了。东汉末年巴郡郡守但望以“土界遐远，令尉不能穷诘奸凶”为由，请求汉恒帝将巴郡“分为二郡”，还言辞切切地说到“臣虽贪大郡以自优假，不忍小民颙颙蔽隔，谨具以闻”，大意是自己辖区治安差强人意，缉凶时又因管辖范围太大而难以成功，所以请求将郡一分为二。汉献帝初平元年，“涪陵谢本白璋，求以丹兴、汉发（今郁山）二县为郡”终于被批准。这个由郡守自下而上主动要求分郡的事件被称为“巴郡分化”。从表面看，分郡是因为区域过大、管理不便，实际上是以郁山等盐业产地为中心、长期以来形成的强大的地方势力，在汉末时局动荡、群雄并起之时，胁迫郡太守接受的既成事实。而“巴郡分化”的结果则又形成今天重庆、湖北、贵州相连地区的行政版图，可见郁山盐业对城镇崛起的深远影响。
贬谪“山谷”的精神家园
北宋绍圣二年（1095年）四月二十三日，初夏的摩围山郁郁葱葱，郁江上依旧帆影相连、一片繁忙。而镇中的开元寺早已打扫干净，此刻正钟鼓齐鸣的迎接一位远方到来的贵宾，来者是被贬谪的朝廷校书郎、自号“山谷道人”的黄庭坚。这位以诗词、书法名满天下，被苏轼赞誉为“学问文章，天成性得”“藻万物以妙语，而应手生春”的文化巨匠，因先年担任《神宗实录》检讨官时上书“实录院所修先帝实录，类多附会奸言，诋熙宁以来政事，乞重行窜黜”而被贬为涪州别驾，黔州安置，从此与彭水郁山结缘3年。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贬谪是官员因过失或犯罪被降职或流放到京城以外偏远地区的惩戒方式。对于“学而优则仕”和心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中国文人而言，贬谪无疑是人生的重大打击。忧郁、牢骚乃至绝望往往充斥在贬谪文人的诗歌信札之中，而人近暮年的黄庭坚对这次黔州之行却大度豁然。他心境坦然，《豫章传》说：“命下，左右或泣，公色自若。头床大鼾，即日上道。君子是以知公不以得丧休戚芥蒂其中也。”千辛万苦到了郁山后，他“寓开元寺摩围阁，以登览文墨自娱，若无迁谪意”，是彭水郁山的风光舒缓了他的心情还是远离政治中心所给予的“无官一身轻”，我们无从考证，但是《石门文字禅》卷二十七《跋山谷字》说他“山谷得瘴乡，有游从，其情如此，使其坐政事堂食，箸下万钱，以天下之重，未必有此喜也”，足以证明这片桃源之地很大程度上释放了贬谪带来的郁闷，激发了他内心深处对自然和人生的重新审视。
相比京城的繁华，郁山的生活显得艰苦。由于俸禄微薄，黄庭坚的生计艰难，不得已而躬自建房、种地、买菜等，并自称黔中老农，改号涪翁。《与王泸州书》坦言：“某已成老农，畦种摩围之下，粗给衣食。”这种田园牧歌般的生活使他一改早期繁复绮丽的词风，在53岁时写出了“诗有渊明语，歌无子夜声。论文思见老弥明。坐想罗浮山下、羽衣轻。何处黔中郡，遥知隔晚晴”的山水佳句。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黄庭坚的诗歌与书法达到了新的高度。他以郁山为背景创作了不少优秀诗词，如“摩围山色醉今朝，试问归程指斗杓。荔子阴成棠棣爱，竹枝歌是去思谣”，如“黔中桃李可寻芳，摘茶人自忙。青箬裹，绛纱囊，品高闻外江。酒阑传椀舞红裳，都濡春味长”。在书法上，善行书、草书、楷书的他更加精进，史载“绍圣三年五月乙未，新开小轩，闻幽鸟相语，殊乐，戏作草，遂书彻李白《秋浦歌》十五篇。笔势潇洒，皆超逸绝尘”。
写诗填词，种菜耕田，精进书法，教授一方，如此充实的贬谪生活丰富了黄庭坚的人生阅历，增加了其文学艺术的创作厚度，更成就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段传奇。
苗乡土家的民风秀场
上古时期，蚩尤被黄帝在涿鹿战败，便向南方流徙，“九黎，蚩尤之徒也”，而“苗民即九黎之后”。苗族的远祖有一支经湘西入彭水，最早发现、利用郁山的天然盐泉，繁衍人口，壮大部族，形成了今天生活在郁山的苗族。《彭水县志·民族》篇说，解放前郁山建有“蚩尤庙”，至今镇里还有人保留着吃“九皇斋”、纪念九黎兄弟的习俗。
这里还广泛分布着土家族、蒙古族、侗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其中土家族是继汉族、苗族之后人数最多的民族。据学者研究，他们是巴人后裔，从湖北沿清江河（古称盐水）到达郁山。他们煮盐，以土舟运盐济楚，使得郁山成为巴国两大产盐区之一。他们大多以土家自称，冉、向二姓即为世居古黔中的廪君族属。最新统计显示，郁山所在的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的60多万人口中，苗族约占45%，土家族约为16%，是我国苗族人口最多、聚居密度最大的县份之一。
正是这样的人口构成，使得郁山拥有了多元丰富的地域风情。从服饰上看，古黔州“少有蚕丝，人多布衣”；到了宋代“寿酒舞红裳”“花信轻寒罗袖透”“依倚风光垂翠袖”等服饰类型多次出现在黄庭坚的诗词中，可以看出地域经济发达对服饰产生的影响。当然由于彭水苗族尚红，加之郁山地区出产丹砂，有染红的资源和条件，红色成为郁山地区少数民族服饰的主打色。从款式上看，“前头梳起三块瓦，后梳燕尾插花楼。前头插起灵芝草，后头插起牡丹花。下穿摆柳香罗裙，上穿群蝶百花衣，左穿鸳鸯来戏水，右穿蜻蜓竖莲花。八宝花鞋蹬脚上”。如果是节日盛装，苗族女装还要佩带各种造形美观的银饰，这一特点在彭水民歌《娇阿依》中有鲜明的体现。
南州六月荔枝丹教案篇10
艺梅在宋代受到不同以往的重视：“宋徽宗极赏梅花，在东京御苑的艮岳，专门设有绿萼华堂以遍植绿萼梅。”①宋代皇帝对于梅花的雅好，起到了社会导向的作用，使梅花成为备受重视的题材。不仅皇室园林如此，私家园林种梅之风更甚。“大量财富被集中起来供皇室和官僚阶层享用。宋代官员们的享乐之风盛行一时。士大夫们一时间大兴造园植木②之风。……宋人在安逸的社会环境中也形成了一种饮酒赏花的社会风气。……所以在物质生活富足、园林环境优美的条件下，文人骚客常在私家园林中饮酒赏花。”③范成大在吴郡范村种植梅花数百本，宋伯仁于杭州西马塍买地种花，即是对此种风气的最好印证。
宋代是梅花题材文学的创作繁盛期④。“梅花最终上升为重要的文化象征，主要是由文学领域所造成的。宋代大批文人士大夫以赏梅咏梅为清雅，以徜徉梅林为风流，描绘和赞美梅花的诗词数量激增，梅花也逐渐成为文学特别是诗词中最为常见的意象和题材。”⑤
咏梅文学，在宋代有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两宋之交则是此脉络的一个关键的节点。因为第一部梅谱—《范村梅谱》即出现于此时。
林逋《山园小梅》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⑥二句最广为传诵，在梅花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代很多画梅作品多以此为画题。而林逋启发后世创造了两大传统题材—“四爱图”⑦与“梅妻鹤子”，他本人也成为梅花隐士的最好诠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自北宋林逋诸人，递相矜重，暗香疏影，半树横枝之句，作者始别立品题。南宋以来，遂以咏梅为诗家一大公案。江湖诗人无论爱梅与否，无不借梅以自重，凡别号及斋馆之名，多带‘梅’字，以求附于雅人。”⑧
宋代咏梅诗的中坚力量是苏轼⑨。当石曼卿写出“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时，即遭到苏轼的驳斥，苏轼的“诗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绿叶与青枝”⑩提出了“梅格”的概念，为后世咏梅、画梅艺术提供了富于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苏轼是站在“梅格”的高度统摄梅花“形态”与“神韵”的。
张镃《玉照堂梅品》有云：梅花为天下神奇，而诗人尤所酷好。并谈到玉照堂游人甚多，当梅花开时，值春凝寒，又能留花，过孟月始盛。名人才士，题咏层委，亦可谓不负此花矣。但花艳并秀，非天时清美不宜；又标韵孤特，若三闾大夫，首阳二子，宁槁山泽，终不肯頫首屏气，受世俗湔拂。……示人徒知梅花之贵，而不能爱敬之，使予与之言，传闻流诵，亦将有愧色云。张镃将梅花与自古的文人高士，如屈原、伯夷、叔齐相比。“可以说，将梅花冰清玉洁的外在资质美同仁人志士坚贞品格内在美有机融合，达到形神俱佳境界的，是宋人。”
王安石、梅尧臣、曾几、秦观、黄庭坚、张耒、陈与义、范成大、杨万里、李纲、陈亮、朱熹、张镃、李缜、方岳、刘克庄、张道洽、周紫芝、文天祥、宋伯仁等诗人在梅花诗创作方面颇具影响与成就。
画梅艺术的文化内涵、梅花的象征意义，在宋代奠基形成。“传统绘画的意境，与文学中的诗词异曲同工。”宋人借咏梅托物比兴，寄托品格之美。宋人画梅也是多绘借梅花形象之美喻其意象之美，赞其标格之贞。将两宋的诗、词与当时的花鸟画相比较，对于分析当时的社会心理、审美取向，从及以此为导向的花鸟画创作很有必要。
对于宋型文化的特征有学者总结为“所谓宋型文化，则是一种相对封闭、相对内倾、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郑午昌在《中国画学史》中将魏晋隋唐五代的艺术归入“宗教化时期”，而由宋至清归入“文学化时期”。因此从题材上讲，唐代的绘画以道释人物、山水为盛，花鸟则初露头角。宋代以山水、花鸟为重。从风格上分析，“唐代绘画常具有雄强之风，呈现出特有的精神、气势、野性，宋代则相对和柔、恬静、工细、精巧”。在这种“宋型文化”氛围的影响下，梅花成为花鸟画艺术中诠释此种文化内涵的绝佳选择。
理学大家中第一个把梅花与理学本体意义联系起来的是二程。“梅冬至已前发，方一阳未生，然则发生者何也？其荣其枯，此万物一个阴阳升降大节也。然逐枝自有一个荣枯，分限不齐，此各有一乾、坤也，各自有个消长，只是个消息，惟其消息，此所以不穷。”二程以梅花喻说天理，这一即物究理的态度对后世理学者是一莫大的启发。
向士璧在《梅花喜神谱》的后序中写道：“梅视百花，其品至清，人惟梅之好，则品亦梅耳。和靖素隐清矣，而洁其身者也，未得为清之大成。雪岩同逋之，好而仕，仕而好，不淄其清之时乎。得梅于心于神，故弗剸而成诗，弗艺而能笔，描摸万奇造化焉，瘦因裒所笔为谱，谱有尽而生意无穷噫。雪岩之梅，周之蝶欤？昔人谓一梅花具一乾坤，是又摆脱，梅好而嗜理者。”
向士璧论证宋伯仁是继承了二程的理论，并称“昔人谓一梅花具一乾坤，……梅好而嗜理者雪岩尚勉进于斯”，才创作了《梅花喜神谱》。向士璧将雪岩画梅，比喻为庄周梦蝶，将宋伯仁比为隐居的林逋，赞他洁身自好，又称宋伯仁能诗能画，给予宋伯仁很高的评价。这篇短短的后序，体现了南宋时期儒、道的合流，理学的兴盛。
宋代是中国人理论思维最深刻的时代，这个时期的画谱创作属于梅谱模式的初创期。所以范成大、宋伯仁、赵孟坚撰写的梅谱，风格、内容、格式等方面大相径庭，每个美术理论家、绘画创作者都在以自己的理解进行梅谱的编写工作。
对画理进行探究，是宋代社会的大环境。无论是文人画与宫廷画皆进行于画理的探究。苏轼在《净因院画记》中探讨常形与常理的问题。而徽宗则关注孔雀升墩所反映的画理。
花鸟画在宋代繁荣发展，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或问近代至艺与古人何如？答曰：近代方古多不及，而过亦有之。若论佛道人物，士女牛马，则近不及古；若论山水林石，花竹禽鱼，则古不及近。”北宋时期的画家纷纷将文学中的梅花意象转化为视觉艺术中的梅花视象：“北宋时期的画家都好于画梅，从文人墨梅的兴起和院体派画梅作品的涌现即可看出端倪，这只是宋代尚梅潮流中所显现的一部分，很显然，梅花题材在文学家、美学家，画工还有画师们的心目中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宋代的梅花创作，是以写生为基础的，原因大概有二：一、当时处于梅花经典范式的初创期，独立的梅花作品和梅谱都出现于宋代，基本没有可以追摹的对象；二、或缘于理学对画学的影响，讲究“格物致知”，创作者详细探索梅花的生长规律，“红梅折得助挥毫”进行实物写生。
宋代画梅都以“疏影横斜”的疏梅为表现对象，但院画和文人绘画作品风格迥异。院体梅花多采用丹粉点染、工致设色的方式绘制，文人绘梅多以墨笔直写。
北宋的徐崇嗣在继承徐熙“落墨花”的绘画技巧基础上，糅合黄氏（黄荃、黄居寀）画法，创立了一种新的绘画方法——“没骨法”。宋代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在卷六《近事》篇中记载了“徐崇嗣画没骨图，以其无笔墨骨气而名之，但取其浓丽生态以定品”。《图绘宝鉴》认为徐崇嗣“画花鸟，绰有祖风，又出新意，不用描写，止以丹粉点染而成，号没骨图，以其无笔墨骨气而名之，始于崇嗣也”。“黄家富贵”的风格影响了宋代的宫廷花鸟画。传世的赵佶的《腊梅双禽图页》、林椿《梅竹寒禽图页》、马远《梅石溪凫图》、故宫博物院藏南宋无款《折枝花卉图》和无款《梅竹双禽图页》皆是院体梅花的代表。
墨梅派有的画史著述认为是宋代的陈常改变了没骨画法，创以色点花，而崔白创点墨梅花。释仲仁完善了此种画法，成为一时之盛。也有的画史著述认为以墨点写创于华光。
宋代陈常对没骨画进行改进，以飞白笔作树石，折枝花以逸笔一抹为枝，以色乱点花，有清逸意。
宋代崔白创点墨梅花，“所画无不精绝，落笔运思集成，不假于绳尺，曲直方圆，皆中法度”。《宣和画谱》载有他的《梅竹寒禽图》。
宋释仲仁（华光和尚）创墨梅，以墨渍画梅。释仲仁，会稽人，住衡州花光山，自号华光长老，酷爱梅，写梅有奇趣。明代徐沁著《明画录》其中论述墨梅派“古来画梅者率皆傅彩写生，自北宋华光僧仲仁始，以墨晕创为别趣”。《华光梅谱》云：“墨梅始自华光，仁老之所酷爱。其方丈植梅数本，每花时，辄移床其下，吟咏终日，莫知其意。偶月夜未寝，见窗间疏影横斜，萧然可爱，遂以笔规其状，因此好写，得其三昧。”元代汤《古今画鉴》中评“花光长老以墨晕作梅如花影，然别成一家，政所谓写意者也”。
宋释觉范用皂子胶写梅于生绢扇上，灯光月光之下，或横或斜像梅影一样真切。此种画面效果大概类似于梅花的剪影。文人墨梅派的传世作品有扬无咎《四梅花图》、徐禹功《雪中梅竹图卷》、无款《百花图卷》。
值得一提的是扬无咎在柳梢青词十阙后的自题：“右柳梢青十首，平生与梅有缘，既画之又赋之，自乐如此，不知观者以为如何也。然老境对花时一歌之，岂欲投它人耳目，非知音不可以示也。无咎。”说明墨梅画派在产生之初，就不属于大众，而是文人自乐自娱的产物。
两宋的画梅艺术呈现两种风格特征，宫廷延续“黄家富贵”体系的院画作品与文人所乐于表现的墨梅艺术。即便是如宋宗室赵士雷，因其有诗人的思致，立志与画工背驰，所以“以丹青驰誉于时。作雁鹜鸥鹭，溪塘汀渚，有诗人思致；至其绝胜佳处，往往形容之所不及。又作花竹，多在于风雪荒寒之中，盖胸次洗尽绮纨之习，故幽寻雅趣，落笔便与画工背驰”。据《宣和画谱》载，赵士雷有《寒江梅雪图》、《梅汀落雁图》。
宋代的梅谱有《华光梅谱》、《范村梅谱》、《梅花喜神谱》，赵孟坚《梅谱》。《梅花喜神谱》属插图纪传谱，《范村梅谱》属单纯文字的记物谱。另外据李日华《味水轩日记》载，其曾见“马远《梅谱》十八叶”。这部《梅谱》据笔者推测当为以梅花为主题的册页，属技法谱。下面就各梅谱一一分析：
一、《华光梅谱》
《华光梅谱》，自清代即定为伪托之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华光梅谱一卷……末有补之总论一则，华光指迷一则。补之即杨无咎字，南宋高宗时始以画梅著。曾敏行《独醒杂志》，载绍兴初有华光寺僧来居清江慧力寺，士人扬补之、谭逢原与之往来，乃得仲仁之传。仲仁在元祐间、不应先引其说。至华光著书，乃又自引华光之书，其谬尤不待辨矣”。说明“画梅总论”在清中期名为“补之总论”。《华光梅谱》“盖后人因仲仁之名，依托为之”。
余绍宋在《书画书录题解》中谈到“世传《华光梅谱》乃伪托之作”。王世襄论到“《华光梅谱》，必前人录当时流传画梅之口诀，托名华光、补之所作（当时二人或本有歌诀，相传错脱，后人妄加增补，致有今本，亦未可知）……惟《梅花喜神谱》，仅有图谱，而无解说。以最早之画梅方法，恐仍当推《华光梅谱》。此书在梅花画法中之地位，与梁元帝《山水松石格》在山水画法中之地位等，而后人梅谱，因袭之者尤众。是以虽知其为伪托，亦不在摒弃之例也”。姜澄清论其“著作权之可疑与观念的不容疑是很常见的历史现象”。也足以证明此作虽为伪托，但重要性丝毫不可忽视。
《华光梅谱》起首即写道“墨梅始自华光”，“画梅别难”条目中出现两处“公曰”，似以他人的口吻归纳华光的画梅结论，目前认定《华光梅谱》为伪托之作，多是依据文本得出的结论。华光因为没有可靠的画梅作品传世，所以无法借助作品对《华光梅谱》进行分析。
明代的《雪湖梅谱》和《小霞梅谱》均节录《华光口诀》，可见在明代中后期对此文本（《华光梅谱》）的看法达成共识。
二、范成大《范村梅谱》
《范村梅谱》的出现，可以说是迎合了两宋之交文人追求风骨与气节的心理需求。其主要内容包括序、梅谱、后序三部分，在梅谱正文中，作者介绍了当时的十二种梅花。范成大《范村梅谱》序：“梅，天下尤物，无问智贤、愚不肖，莫敢有异议。学圃之士，必先种梅，且不厌多，他花有无多少，皆不系重轻。余于石湖玉雪坡，既有梅数百本，比年又于舍南买王氏僦舍七十楹，尽拆除之，治为范村，以其地三分之一与梅。吴下栽梅特盛，其品不一，今始尽得之，随所得为谱，以遗好事者。”由前序中反映出几个问题：
（1）梅花的审美价值此时已经超出其他花木品类，对于梅花的认识，在当时的社会已经形成了高度的认同。
（2）梅花于园艺种植中的重要性，已经非比寻常。
（3）范成大自己即是痴迷于梅花的文人，这由其“既有梅数百本”，“以其地三分之一与梅”中可以看出。
（4）当时的南方“吴下栽梅特盛，其品不一”，种梅之风正盛，且品类繁多。在此谱后序中“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一则”中有论：“石湖有园在居第之侧，号范村，所撰梅花凡十二种，每种为一则，盖据吴郡所产别业之所植者记之，非谓梅类止于此也。”说明此《范村梅谱》中所记录的十二种梅花，仅限于吴郡范村种植的梅花，当时梅花的种类实则远不止于此。
“在他的大力提倡下，南宋文人于梅园雅集酬唱，促使咏梅文学蔚然大兴。”
在《范村梅谱》的梅谱正文中，范成大介绍了十二种梅花：江梅（又名直脚梅）、早梅（及钱塘湖早梅）、官城梅、消梅、古梅、重叶梅、绿萼梅、百叶缃梅（又名黄香梅）、红梅、鸳鸯梅、杏梅、蜡梅。文章中记载“（梅花）大体上是先野生后栽培；栽培品种是先果梅、后花梅；枝条上的花朵数是先稀疏者，后繁密者；花径是先小，后大；花瓣是先单瓣者，后复瓣、重瓣者；花色是先白色、粉色、后红色者；花蕊则是先正常者，后不正常者；结实性是正常者在先，不结实的居后；由野生原种或变种演化而来的真梅类在先，由远缘杂交形成的杏梅类在后”，反映了中国梅花在宋代南方的培育、种植概况。
其中的“官城梅”、“古梅”条目颇有趣味。“官城梅。吴下圃人以直脚梅择它本花肥实美者接之，花遂敷腴，实亦佳，可入煎造。唐人所称官梅，止谓在官府园圃中，非此官城梅也。……古梅。会稽最多，四明、吴兴亦间有之。其枝樛曲万状，苍藓鳞皴，封满花身。又有苔须垂于枝间，或长数寸，风至，绿丝飘飘可玩。初谓古木久历风日致然。详考会稽所产，虽小株亦有苔痕，盖别是一种，非必古木。余尝从会稽移植十本，一年后花虽盛发，苔皆剥落殆尽。其自湖之武康所得者，即不变移。风土不相宜，会稽隔一江，湖、苏接壤，故土宜或异同也。凡古梅多苔者，封固花叶之眼，惟罅隙间始能发花。花虽稀，而气之所钟，丰腴妙绝。苔剥落者则花发仍多，与常梅同。”
自杜甫在《和裴廸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的诗文中提出了“官梅”的概念，到宋朝时即被人与官城梅混淆。所以在《范村梅谱》中范成大再次重申了官梅与官城梅的不同。
古梅也并非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老梅，而是梅树的一种，直到现在很多画梅作品中的“古梅”似乎还是等同于老梅，这是一种认识的误区。从文中可以反映范成大对于梅花的认识与宋伯仁一致，是基于平日手植梅花的生活实践，在平日的种植与观察中，对梅花有了深刻的认识，了解各种梅花的品种、特点。“他首倡梅花品种的谱系治学，更是推动了梅花园林种植知识和兴趣的普及。”
《范村梅谱》后序：“梅以韵胜，以格高，故以横斜疏瘦与老枝怪奇者为贵。其新接稚木，一岁抽嫩枝直上，或三四尺，如酴醾、蔷薇辈者，吴下谓之气条。此直宜取实规利，无所谓韵与格矣。……近世始画墨梅，江西有杨补之者尤有名，其徒仿之者实繁。观杨氏画，大略皆气条耳，虽笔法奇峭，去梅实远。惟廉宣仲所作，差有风致，世鲜有评之者。余故附之谱后。”
范成大在此后序中褒廉布而贬扬补之，并将在当时和后世广受推崇的扬补之墨梅范式称为“气条”，认为不似梅花、没有韵格。同时他认为廉布的作品“差有风致”，还稍有可观，给予了一定的肯定。扬、廉同属于文人画家，同时代的画院画家，范成大并没有提及，而是将当时画梅的文人画家扬、廉进行比较，首先体现出范成大站在了文人画家的一边，并在此范围内进行讨论。
扬补之的传世作品《四梅花图》，画卷分四段，画梅花未开、欲开、盛开、将残的变化过程。梅枝虬曲生动，偶见飞白，花朵以尖细的笔法圈出，秀美清逸，构图疏朗自然。范成大称“如酴醾、蔷薇辈者，吴下谓之气条。此直宜取实规利，无所谓韵与格矣。……观杨氏画，大略皆气条耳，虽笔法奇峭，去梅实远”，说明范成大不推崇扬补之的梅花作品，是因为扬的作品“去梅实远”，乃是酴醾、蔷薇类的植物。扬的作品虽笔法出奇，但是终归没有得到范的肯定。有学者认为范成大“在艺术的品味上有些过于中庸，他的评价或许可以代表12世纪末期正统文人对墨梅观点和看法”。
至于廉布的作品，在南宋邓椿《画继》中评述：“廉布，字宣仲，山阳人，妙年登科，官至武学博士，以联贵姻坐累，遂废终身。后居绍兴，既绝仕宦之念，专意绘事。山水林石，种种飘逸。师东坡，几于升堂也。其子颇得家法，今有图轴传于世。”
《松斋梅谱》卷第十四，《画梅人谱》有载：“廉布字宣仲……词翰不凡，善墨梅竹石窠木。昔在云门时，云泉庵僧广勤字行之能诗，宣仲尝作墨梅赠之，勤答以诗云：笔端造化如东君，着物不简亦不繁。宣仲大称之，以为非僧诗也。流落寓越久，故越人多传其墨戏。”
由此可见，廉布画墨梅多是文人间的酬唱性质的，他的作品在宋元时期的吴越是很负盛名的，吴越人对他文人墨戏性质的绘画广为传习。
元汤《画鉴》记载：“廉布字宣仲，画枯木竹石清致不俗，本学东坡，青出于蓝。自号射泽老人，画松柏亦奇，兼善山水，清润甚佳。杭州龙井寺板壁画《松石古木》二，真得意之笔。”
周密《武林旧事》卷五记载，龙井延恩衍庆寺有他画的《枯木》、《松石》两帧画，但现在未见有作品流传下来。
在《范村梅谱》后附录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则：“梅之名虽见经典，然古者不重其花，故《离骚》遍咏香草，独不及梅。《说苑》始有越使执一枝梅遗梁王事，其重花之始欤？六朝及唐递相赋咏，至宋而遂为诗家所最贵，然其裒为谱者，则自成大是编始。其所品评，往往与后来小异，如绿萼梅，今为常产，而成大以为极难得，是盖古今地气之异，故以少而见珍也。又杨无咎画梅，后世珍为绝作，而成大后序乃谓其画大略皆如吴下之气条，虽笔法奇峭，去梅实远，与宋孝宗诋无咎为村梅者所论相近，至嘉熙、淳祐间，赵希鹄作洞天清录，始称江西人得无咎一帧梅，价不下百千匹，是又贵远贱近之证矣。”
《范村梅谱》对范成大的艺梅理论进行总结，“梅以韵胜，以格高，故以横斜疏瘦与老枝怪奇者为贵。”无疑是其理论的核心。他继承了林逋“疏影横斜”的孤山式与“老枝怪奇”式，继承了苏轼的梅格理论，同时将梅花的韵度、梅花中蕴含的人格，梅花的程式化特征，为宋代疏枝梅花为美的时代标准定下了基调，并且确立了梅花沧桑古朴怪奇为美的别样审美情趣。其中很多梅花条目成为后世画常做的主题，如江梅、早梅、官城梅、古梅、红梅、蜡梅等。梅范成大的品梅审美标准锲合了宋人浓厚的道德品格意识和高度“内省”的精神世界。
“范成大之《梅谱》，正文皆言梅花之园艺，而于后序中有述及扬补之、廉宣仲之画梅事。”虽然此书严格地说属于园艺学著作，但是其“疏影横斜”式的梅花审美标准却影响深远，很多后世的画梅和梅谱撰写者多延续此种梅花审美观，加之范成大在文学领域的巨大号召力，使其后的梅谱对《范村梅谱》进行转录，如元代吴太素的《松斋梅谱》。
三、宋伯仁《梅花喜神谱》
宋伯仁《梅花喜神谱》是我国现今可见最早的木刻版画图谱。全书分上下卷，上卷绘100帧各具特色的画梅作品。《梅花喜神谱》中的百帧图谱，是根据花与枝的形态特点而命名。每帧仅简枝和单一花头，并配以五言绝句一首。对于此谱的图像与文字，评论颇多，如余绍宋认为“是谱凡百品，每品各立名色，原序谓本有二百余品，实则百品已嫌其多。大凡作谱，俱不免巧立名色，数至于百，则涉于繁冗，不堪记忆矣。所题诗多涉纤巧。阮氏谓其为江湖派人是也”。王世襄认为“名色百种，各有图，并各题五绝一首。诗非咏梅者，只就名色，敷衍铺陈而已。各色之由来，视花之形态而命之。为求命名与梅花切合，故每帧仅有一朵，枝干亦极少，无甚变化。梅花只有五瓣，形状本极简单，为定名目百色，实好事者而近于附会”。皆认为此谱不足为画家所取法。
参考宋伯仁的生平经历，并没有绘画的师承，与艺术介绍，可见其绘画可能属于“自学成才”，《梅花喜神谱》一图一诗的编排方式也属于其自创。为了增强观者的印象，使初学者更易掌握花头的画法，宋伯仁将每种花头、花枝进行程式化的归纳，将花头比喻为现实生活中的人与物，每篇作品的题目就是花头的近似物。因为程式化的归纳，图谱中的梅花形象过于图案化，用笔稍嫌刻板。
从梅花喜神谱100帧图式可以发现，此时画梅已经运用了飞白法，如“双荔”。参考南宋扬无咎的传世作品《四梅图卷》有相似之处。扬无咎首创用粗笔直写梅花枝干，这是文人画家画梅的新风格。作为后世推崇的墨梅画派的正统，宋伯仁在进行梅谱创作时，梅花的枝干采用了扬无咎的粗笔直写的方法，体现了宋伯仁作为文人画家的画梅选择。粗笔直写梅干时，偶有飞白用笔，用来表现梅花主枝的苍老虬劲。梅花的枝梢因为比较鲜嫩，适用湿笔表现。是否可以推测是宋伯仁在植梅画梅，掌握梅花生长规律后，加之借鉴了扬无咎、徐禹功等文人画家的画梅作品，创作了《梅花喜神谱》。
图谱中很多梅枝的构图都有交叉呈菱形现象，如“穿花蝶”、“冕”、“雪顶”（图4-1～图4-3）与南宋佚名《百花图卷》（图5）中花枝局部安排相似。
图谱中很多花头构图都类似于南宋出现的边角之景，且部分图谱的构图有过于对称的现象，如“琴甲”、“马耳”（图4-4、图4-5）等，更近似于图案。
图谱中梅枝的小枝为短笔侧锋中锋用笔，与南宋马远《梅石溪凫图》画短梅枝方式相似。
《梅花喜神谱》上的题画诗、自序，全为宋伯仁亲作，其书法似楷非楷、似行非行，水平也甚是平平。在尚不强调文人画家诗书画印功力的宋代，还可原谅。
将其作品与传世的宋代梅花作品相比较，可以发现，是文人首先在发现梅花这一艺术主题，为其“树碑立传”，想图谱以传世。《梅花喜神谱》中的梅花，与同时代的作品相比较，构图简单，图形简化，多以相似形为梅花命名。文人似乎找到了适合本阶层进行不需要长时间艺术培训，不需要深厚艺术功底，仅以“遣兴”、“畅神”为目的，进行偶尔艺术创作的绘画主题，并且在其中增加了适合本阶层的文化深意。
宋伯仁以图为梅立谱，将梅花的低昂、俯仰、分合、卷舒，从萌芽到花开，从盛开到枯萎的各种形态，一一描绘下来，精选百帧图稿，定名《梅花喜神谱》，并配诗百首。其采取象形的方式为画梅作品命名。作为第一本的图谱文本并立的画谱，为后世的梅谱创作奠定的基础，提供了典范。
但是《梅花喜神谱》的构图类似于马夏的边角之景，甚至更为简略。每帧仅有梅花一朵，便于初学者有起步学习画梅，了解单独花朵的多种之变化。但是掌握了入门知识后，对于进一步的发展，如复杂的构图、繁复的花朵、穿插的枝干，还需学者自己体会继续学习。由于此谱图式过于简单，后人多有诟病“枝条仅一二茎，梅花仅一朵，式式如此，终不成章。何况花式不伦不类，何笑之至，画家自不敢有所取法也”。
该谱后谱历代屡有刊刻，后有自南宋至民国的众多题跋，提供了研究梅花审美观、画梅流变，此谱的流产过程等各方面的重要研究资料。
四、赵孟坚《梅谱》
与前几部梅谱不同，赵孟坚的梅谱实际是两首题画诗（题于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宋元梅花合卷》），宋末元初周密在《癸辛杂识》中有《赵子固梅谱》一文“诸王孙赵孟坚子固，善墨戏，于水仙尤得意。晚作梅，自成一家，尝作梅谱二诗，颇能尽其源委”。
赵孟坚《梅谱》与宋伯仁的《梅花喜神谱》中一些图像的命名相似，其中“点眼名椒梢鼠尾”一句，沿用了《梅花喜神谱》中“蓓蕾四枝”中“椒眼”的象形概念，说明该作对《梅花喜神谱》的继承。可见从南宋到宋末，画梅艺术中已出现了一些达成共识的题材和名目。
赵孟坚的《梅谱》中谈到“逃禅祖华光，得其韵度之清丽；闲庵绍逃禅，得其萧散之布置。回视玉面而鼠须，已见功夫较精致。枝枝倒作鹿角曲，生意由来端若尔。所传正统谅未绝，舍此的传皆伪耳。……女中却有鲍夫人，能守师绳不轻坠。可怜闻名不识面，云有江西毕公济。季衡粗丑恶拙祖，弊到雪蓬滥觞矣”。他认为华光到扬无咎为墨梅的正统，赞许其后的鲍夫人和毕公济，批评季衡和雪蓬，提出墨梅画派的“华光—扬无咎—汤叔雅”的统系问题。此种观点对后世的梅谱影响极大，很多花谱在撰写时将“华光口诀”“逃禅论”“汤叔雅画梅论”放于卷首，以表明自己的画谱、梅花为正统。
从赵孟坚《梅谱》中可看出，“扬汤法”是有具体的画法口诀的，如汤叔雅从扬无咎处学来了萧散布置、玉面鼠须、枝枝鹿角等法式，而未详说补之从仲仁那里习得了怎样的技法传授。《梅谱》最后写道：“从头总是扬汤法，拼下工夫岂一朝。”“可见在艺术史上，扬无咎的墨梅取代了仲仁墨梅的始祖地位，主要是后人认为扬氏梅花是有‘法’的。他的墨梅从枝干到花都是可以形象地进行分解的，就像书法的笔画一样可以练习和掌握。因此可以说他的梅花是可以进行程式化分解的。”“赵孟坚的《梅谱》是从技法到风格对墨梅理论的充实和完善，确立了文人墨梅的正统风格和样式，标志着由禅僧仲仁到文人扬无咎墨梅视像转换的完成，墨梅艺术也由此成为了一种文人画流派的艺术风格。”
总体来说，两宋的画梅艺术呈现两种风格特征，即宫廷延续的“黄家富贵”体系院画作风与文人所乐于表现的墨梅艺术。而梅谱的作者，如宋伯仁的绘画能力与仲仁、扬无咎、徐禹功等闻名遐迩的文人画家相比，又不在同一水平线上。宋代的梅谱有如下特征：
1.构图简单：以《梅花喜神谱》为例，类似于南宋的边角之景，宋伯仁所画如同梅梢的局部特写。
2.画法：花头画法图案化《梅花喜神谱》。
3.画题：以《范村梅谱》、《梅花喜神谱》为例，在当代几乎很少见到以画谱中的画题进行绘画创作的，而《范村梅谱》、《梅花喜神谱》中的很多画题，如“官梅”、“江梅”等成为了画梅主题之一，但在当时没有画家采纳。
4.艺术思想：如赵孟坚《梅谱》树立了“仲仁—扬无咎—汤叔雅”这样一条墨梅正统的体系，对于“扬汤法”的认可，说明此类风格在当时已被认可并推崇。
5.梅谱作者的文人身份：从范成大、宋伯仁到赵孟坚，都是在宋代诗词世上值得一提的文人。梅谱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文人画家有割不断的联系。宋伯仁的《梅花喜神谱》中的图谱部分，与传世的扬无咎、徐禹功的墨梅画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说明梅谱的创作自产生之日起，就与工致的院体花鸟画创作有距离，而与文人自娱式的花鸟画创作相吸引。这在后世的梅谱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6.花谱中图谱的画风属于文人体系的花鸟画范畴，如前文介绍的两宋画梅艺术的两种风格：院体与文人墨梅体系。宋代梅谱中有图谱传世的为宋伯仁的《梅花喜神谱》，作为专业的文人和业余的画家，宋伯仁的作品自然选择了文人墨梅体系的风格。
我国的画谱从唐代开始出现，现今可见的画谱，出现于宋代。真正独立以梅花为主体的花卉画作品也出现于宋代，这是偶然还是必然？
这些偶然的背后肯定有一个必然的因素，即确定梅花的标格与梅谱的“审美准则”自宋代始。宋代崇文抑武的国策导致超出以往任何一个朝代的大量文人的出现，高修养文人提出了自己的阶层的艺术需求，创作大量内涵丰富的花意象诗词作品。在此大环境下出现了两个关键性的人物—林逋和苏轼，他们提出并完善了梅花的韵致（审美范式）与标格（精神高度）。林处士“疏影横斜”孤山梅式，成为梅谱撰写中梅花审美的准则，并将梅花与隐逸联系起来。苏轼代表了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他关于“梅格”理念的提出富于启迪意义，提升了后世咏梅、画梅艺术的高度。宋代梅谱的撰写者，范成大、宋伯仁、赵孟坚他们的首要身份是士大夫或是在野的文人，深受宋代咏梅文学影响。“宋代文化的特质之一，是重视不同领域，不同学科间的整合融合。……表现在的文学与艺术上，就成了诗中有画，词中有画，画中有诗，以禅为画，以禅为书等各层面的欣欣向荣。”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宋代会出现多部梅谱。
《范村梅谱》理论的核心为“梅以韵胜，以格高，故以横斜疏瘦与老枝怪奇者为贵”。《梅花喜神谱》中也提到“疏影横斜于明月之下”。首创将梅与水、月意象组合构筑诗的也是林逋，赵孟坚梅谱中对于画梅时景致的构建写到“黄昏时候朦胧月，清浅溪山长短桥。”由此可见，宋代梅谱的撰写者们都遵循着林逋孤山梅式的审美准则，并将梅花定位为不同于凡花俗卉的高格，后世也贯彻这一准则。如《雪湖梅谱》中周路所作跋文，称刘世儒“山阴刘雪湖，心孤山之心”。《竹波轩梅册》中虞廷宣称“画梅直只标品格”。
除却伪托的《华光梅谱》，最早的梅谱出现于两宋之交。北宋政权的灭亡，金人的入侵，这一切都震撼着文人的心理，内忧外患下追求气节与风骨的文人，因梅花有着标示人格的高度，借梅言志，撰写梅谱。《范村梅谱》中对于梅花的标格略有提及，其后的《梅花喜神谱》则是借梅言心事，抒发了作者想建功立业的心理。宋伯仁的多首题画诗都提及“中兴”“君子思在治”“志士功名重”“羹调天下安”等。
宋伯仁的《梅花喜神谱》是第一部图文并茂“画谱结合”的梅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后历代的梅谱中多以此中的部分图谱命题为主题进行创作。《梅花喜神谱》为后世的梅谱撰写规定了部分范式。但是作为初创期的梅谱，自然也有其不足之处，如每帧梅图仅绘一花，构图简单，画梅者将此谱作为画梅入门学习资料尚可。这也显示了宋伯仁作为文人兼画家在进行绘画创作时的力不从心。
据文献记载唐五代已有画谱，画谱的前身：画稿、粉本，至传世的第一本画谱—《梅花喜神谱》的出现，既有版画艺术发展进步的原因，也有政治制度的原因，如宋代对花鸟画的推重、理学对花鸟画画理的探究，以及文化生活的需要（如咏梅文学在宋代的发展壮大）等，其中宋代的文化生态是决定此时出现独立的梅花画派，并出现梅花专著—梅谱的最重要原因。
宋代对于梅花的高度重视，曾有学者将梅花评为“宋代选择梅为国花”。既上升到国花的高度，在宋代产生梅谱、墨梅流派也就更不足为奇了。
在研究宋代梅谱时，笔者发现不论是仲仁的《华光梅谱》、范成大的《范村梅谱》、宋伯仁的《梅花喜神谱》还是赵孟坚的《梅谱》，在梅谱的编写过程中，都没有采纳画诀的形式，而多是借梅花替文人言心事。事实上，在宋代已经出现了李成的《山水诀》和李澄叟的《画山水诀》，这些画法对于山水画创作中的构图布景、用笔勾描皴擦、点景人物林屋、山水树石、四时景致特征皆有中肯的建议。而编写梅谱的各位作者无一采纳，不知是何原因？
（作者单位：首都博物馆）
注释：
①《宣和画谱》花鸟门中有梅花题材作品的共有16位画家创作的54幅。其中唐五代时期的画家8位，作品19幅。分别如下：
唐代：边鸾《梅花鹡鸰图》、于锡《雪梅双雉》、萧悦《梅竹鹑鹩图》。
五代：滕昌祐《梅花鹅图》二、梅花图一，丘庆余《梅花戴胜图》、《雪梅山茶图》，徐熙《梅竹双禽图》、《雪梅宿禽图》、《雪梅会禽图》二，唐希雅《梅竹杂禽图》、《梅竹百劳图》、《梅雀图》。
②宋周叙《洛阳花木记》“杂花八十二品”中有黄香梅、红香梅（千叶）、腊梅（黄千叶）、紫梅（千叶）、雪香；梅之别有六：红梅、千叶黄香梅、蜡梅、消梅、苏梅、水梅。
③高涵博《探析宋词花意象与宋代社会之渊源》，《文学教育》2010年第1期，第111页。
④南京师范大学程杰教授曾作过统计：《全宋诗》收诗25万首，咏梅之作（含梅画及梅花林景题咏）四千七百多首，《全宋词》收词两万多首，咏梅词（含相关题材之作）一千一百二十多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宋代别集统计，梅花题材赋17篇，其他杂文（含各种梅花林亭记、画梅咏梅作品的序跋）49篇。上述合计5898篇。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26首；唐五代时期的诗九十多首，词2首，赋3篇相比，数量远远超出。同时进行文学题材的横向比较，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01届博士许伯卿论文《宋词题材研究》中进行了统计：宋代咏花之作共2208首，所咏之花57种，其中数量居于首位的是梅花1041首。值得注意的是，其余花卉分别是桂花、荷花、海棠、牡丹、、酴醾、蜡梅、桃花、芍药。许伯卿将梅花与腊梅分别进行了统计，如果加上咏腊梅作品49首，则梅花题材的宋词共1090首，第二位的桂花，其作品仅187首。数量相差悬殊。总体来说，咏梅诗、词与前代相比，由对梅花自然形态的刻画，更加深入的挖掘梅花的内涵。
⑤刘宝明《宋代咏梅词论说》，曲阜师范大学2009届硕士学位论文，第1页。
⑥《中华梅兰竹菊诗词选——梅》，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63页。
⑦“四爱图”为中国民间光为流传的题材，分别是：王羲之爱鹅、陶渊明爱菊、周敦颐爱莲、林和靖爱梅。
⑧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91页。
⑨“据中国书店本《坡全集》可知，苏轼现存梅花诗42首，这一数量使其成为了北宋咏写梅花诗的第一人。”具体详见王辉斌《宋金元梅花诗探论》，《荆楚理工学院学报》，2010年1月第25卷第1期，第13页。
⑩苏轼《红梅三首》其一：“怕愁贪睡独开迟，自恐冰容不入时。故作小红桃杏色，尚余孤瘦雪霜姿。寒心未肯随春态，酒晕无端上玉肌。诗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绿叶与青枝。”
张镃（1153—？年），字功甫，又字时可，号约斋居士，祖籍成纪（今甘肃天水），南渡后居临安。镃藉父祖遗荫，生活侈汰，于孝宗淳熙二十年构园林于南湖之滨。曾先后从杨万里、陆游学诗，并多倡和。
[宋]周密《齐东野语》转录张镃《玉照堂梅品》，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5～276页。
李文禄、刘维治《古代咏花诗词鉴赏辞典》，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序言，第2页。
《中国美术史·宋代卷（上册）》，王朝闻总主编，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228页。
“所谓宋型文化，则是一种相对封闭、相对内倾、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有宋理学者着意于知性反省，造微于心性之间；两宋古文舒徐和缓，阴柔澄定；宋词婉约幽隽，细腻雍容；宋诗‘如纱如葛’，‘思虑深沉’；宋代建筑尚白墙黑瓦，槛杆梁栋，不设颜色，专用木之本色；宋代瓷器、书法、绘画脱略繁丽丰腴，尚朴淡、重意态。即如宋人服饰，也惟务洁净，以简朴清秀为雅。”具体详见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34页。
邓乔彬《论唐宋的绘画思想与题材之变》，《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5月第12卷第3期，第83～85页。
[宋]程颢、程颐《二程集》卷二上，中华书局，1981年第1版，第39页
“庄学精神讲虚与静的心斋，离形去知的坐忘，从而主客一体、天人亲合、人与物游。”具体详见周泉根：《松竹梅成为中国审美文化传统的内在发展逻辑》，《抚州师专学报》，2001年3月第20卷第1期，第43～44页。
余尝论画，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当，虽晓画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盗名者，必托于无常形者也。虽然常形之失止于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当，则举废之矣。以其形之无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谨也。世之工人，或能曲尽其形，而至于常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详见苏轼：《净因院画记》，俞剑华编，《中国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47页。
宣和殿前植荔枝，既结实，喜动天颜，偶孔雀在其下，亟召画院众史令图之。各极其思，华彩烂然，但孔雀欲升藤墩先举右脚。上曰：“未也。”众史愕然莫测。后数日在呼问之，不知所对，则降旨曰：“孔雀升高必先举左。”众史愕然。详见邓椿《画继》，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页。
《图画见闻志·画继》，湖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
毕嘉珍、maggieBickford《文人墨梅》，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92页。
琳馆清闲共马曹，眼明北客初疑杏，笑倚东风亦类桃。露檀心滋鼎实，春生玉面散宫醪。从今约略施丹粉，未害从来品格高。雪里横枝冻不禁，故将丽变轻盈。色分鹤顶真如醉，影借蟾辉也自清。具体详见李雁湖《次韵张季长红梅七言三首》，《李壁雁湖集》。
岳仁译注《宣和画谱》卷十七，湖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4版，第372页。
徐沁《明画录》墨梅，潘运吉编著，《明代画论》，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371页。
释仲仁《华光梅谱》，王伯敏、任道斌主编，《画学集成》，河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388页。
汤垕《古今画鉴》，王伯敏、任道斌主编，《画学集成》，河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706页。
岳仁译注《宣和画谱》卷十六，湖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346页。
[明]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62页
我国古代画谱名实各异，种类繁多，从功能上看，有单纯的文字纪传谱，有插图的纪传谱，有观赏谱记物谱，以及技法谱等。
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十四，子部二十四，艺术类存目，河北人民出版社，第2929页。
同上。
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207页。
姜澄清《中国绘画精神体系》，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80页。
范成大（1126～1193年），宋，字致能，自号石湖，吴郡（今江苏苏州）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进士，官至资政殿学士，领洞霄宫，加大学士。素有文名，尤工于诗。以能书称，宗黄庭坚、米芾，遒劲可观。卒年六十八。《宋史本传》、《书史会要》、《宋诗纪事》等书有载。
王莹《唐宋“国花”意象与中国文化精神》，《文学评论》，2008年第6期，第67页。
陈平平《范成大与梅花》，《中国园林》，1999年第4期，第16～17页。
结合范成大《石湖居士诗集》及《全宋词·范成大词》，在范成大的两千多首诗词之中，经统计约有一百七十多首有关梅花的诗词，说明范成大对于梅花的热爱。
王莹《唐宋“国花”意象与中国文化精神》，《文学评论》，2008年第6期，第67页。
扬无咎（1097～1169年），宋，字补之，号逃禅老人，又号清夷长者，自称汉扬雄后裔，故其姓当作“扬”。此处范成大误作“杨”。
廉布，宋，字宣仲，号射泽老农，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一作山阳（今江苏淮安）人。妙年登科，官至武学博士，以联贵姻坐累遂废终身。后居绍兴，专意绘事。善山水、由工枯木丛竹，奇石松柏，种种飘逸，师苏轼几于升堂。
毕嘉珍、maggieBickford《文人墨梅》，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84～85页。
[元]汤《画鉴》，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390页。
[宋]范成大《梅谱》，《范成大笔记六种》，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60页。
谢巍《中国画学著作考录》，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版，第109页。
宋伯仁，字器之，湖州人。嘉熙时为盐运司属官，其集《雪岩吟草》，乃嘉熙戊戌、己亥两岁所作，因寓居杭州之西马塍，故以西塍为名。
《梅花喜神谱》具体内容如下：
宋伯仁自序。南宋景定金华双桂堂重鋟刊语。
《梅花喜神谱》分上下卷，上卷：
一、蓓蕾四枝：麦眼、柳眼、椒眼、蟹眼；
二、小蕊十六枝：丁香、樱桃、老人星、佛顶珠、古文钱、鲍老眉、兔唇、虎迹、石榴、茈菰、木瓜心、孩儿面、李、瓜、贝螺、科斗；
三，大蕊八枝：琴甲、药杵、蚌壳、鹳嘴、卣、木兄、笾、爵；
四、欲开八枝：春瓮、浮香、蜗角、马耳、簋、瓒、金印、玉斗；
五、大开十四枝：彝、黼、欹器、悬钟、扇、盘、向日、
下卷：擎露、鼎、镛、麋角、猿臂、颦眉、侧面；
六、烂漫二十八枝：开镜、覆杯、冕、胄、并桃、双荔、凤朝天、蛛挂网、渔笠、熊掌、飞虫刺花、孤鸿叫月、龟足、龙爪、林鸡拍羽、松鹤唳天、新菏溅雨、老菊披霜、瑟、鼓、蜂腰、燕尾、惊鸥振翼、野鹘翻身、顾步、掩妆、晴空挂月、遥山抹云；
七、欲谢十六枝：会星弁、漉酒巾、抱叶蝉、穿花蝶、暮雀投林、寒乌倚树、舞袖、弄须、莺掷柳、鹗乘风、顶雪、欹风、蜻蜓欲立、螳螂怒飞、喜鹊摇枝、游鱼吹水；
八、就实六枝：桔中四皓、吴江三高、二踈、独钓、孟嘉落帽、商鼎催羹。
向士璧《梅花谱后序》，叶绍翁等多人题跋。
所谓江湖派，其意为“写梅者取其意而遗其态，神而明之，足尽变化错综之能事，若拘守其式，不知运用，则流入江湖恶道，不可救药矣。”
余绍宋《书画书录题解》，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207页。
王世襄《中国画论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24页。
王世襄《中国画论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24页。
赵孟坚（1199～？年），宋宗室。系出安定郡王，太祖十一世孙。字子固，号彝斋居士。宝庆二年（1226年）进士，官至朝散大夫严州守。工诗，善书法。以北海（李邕）学子敬（王献之）病在敧侧。画善水墨白描水仙、梅、兰、山礬、竹石，笔迹劲利，风格清高似其为人。以诸王孙负晋、宋间标韵，酒边花下，率以笔砚自随。尝得逃禅（扬补之）小轴，以间庵（汤正仲）横卷，卷舒坐卧未尝去手。是以晚年尽得扬、汤之妙。
赵孟坚《梅谱》即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宋元梅花合卷》中，徐禹功梅花图后长题，现录二谱全文：
？？余数年前因康节庵作墨梅，曾题长句：逃禅祖华光，得其韵致之清丽；闲庵绍逃禅，得其潇散之布置。回视玉面而鼠须，已自工夫欠精致。枝枝例作鹿角曲，生意由来端若尔。第传正印有自由，舍此的传皆妄耳。僧定花工枝则粗，梦良意到工则未。女中却有鲍夫人，能守师绳不轻坠。可怜闻名不识面，云有江西毕公济。季衡粗丑俗恶札祖，弊到雪篷滥觞矣。所恨二王无臣法，多少东邻效西子。此中有閟岂莫传？要以眼力求其旨。枝分三叠墨浓淡，花有正背多般蕊。须飞七出萼则三，点眼名椒梢鼠尾。夫君固已悟筌蹄，重说偈言吾亦赘。谁家屏障得君画，更以吾诗跋其底。
？？浓写花枝淡写梢，鳞皴老干墨微焦。笔分三踢攒成瓣，珠晕一圆工点椒。糁缀蜂须疑笑靥，稳拖鼠尾施长梢。尽吹花侧风初急，犹带枝头雪半消。松竹衬时明掩映，水波浮处见飘飖。黄昏时候朦胧月，清浅溪山长短桥。闹里相挨如有意，静中背立见无聊。笔端的皪明非画，轴上纵横不是描。顷觉坐来春盎盎，因思行过雨潇潇。从头总是杨汤法，拼下功夫岂一朝？
[元]周密《癸辛杂识》，中华书局出版社，1988年版，第44页。
[宋]扬季衡，扬无咎侄，继承家传梅花的技法，并擅长运用水墨来绘画花鸟。
疑为南宋姚镛，字希声，号雪篷，又号敬庵，剡溪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宋理宗绍定中前后在世。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进士，为吉州判官。以平寇功，擢守赣州。忤帅臣，贬衡阳。镛工诗词，有寻篷集一卷，传于世。
毕嘉珍、maggieBickford《文人墨梅》，孙红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0年5月第1版，第84～85页。
同上，第90页。
张高评《中山大学人文学报》（台湾省），1984年第2期，转引自王莹《唐宋“国花”意象与中国文化精神》，《文学评论》，2008年第6期，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