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意见篇1
中国司法改革又一次指向律师辩护权改革。
倘若说，此前《律师法》修改，旨在解决刑辩律师“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三难问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出台，意在从证据领域交予律师排除冤假错案的利器，此次律师辩护权改革，则指向了最为暧昧不清的“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制度”。
这远比前二者改起来艰难：一是，在无具体制度铺垫的前提下，忽然要检察官、法官认真听取辩护律师意见，谈何容易；二是，是否听取，完全是主观心证之事，嘴里说是“听了”，心里却大有可能依旧“辩归辩、审归审”。
但类似云南省杜培武案、湖北佘祥林案、河北李久明案、河北聂树斌案，以及发生不久的河南赵作海案，强烈刺激社会和民众神经，又让律师辩护权改革成为不得不为之举。
改革势在必行。“我们正在研究下一步具体的制度操作上，审查报告将来要单独有一块关于律师的意见，律师的意见中，有对法律适用的意见。”在8月29日的“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制度化建设”研讨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公诉一处副处长张寒玉透露说。
本刊记者还进一步获悉，目前高检院正在研究制定相关规定，这个规范性文件，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出台。
“律师起的作用还不充分”
中央一再表态要重视辩护律师意见，与律师作用未能得到较好发挥有关。
据张寒玉介绍，现行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251条、252条实际上规定了听取律师意见制度，其中规定，检察院在审查案件是否需要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并听取其辩护律师意见；直接听取意见有困难的，还可以通过书面方式来进行。
这样的规定，无疑旨在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但是，由于配套制度的缺位，这两条执行起来并不理想。
长期关注中国司法改革的学者、中国社科院法学所诉讼法室主任熊秋红研究发现，现阶段，律师不能说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也不能说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只能说，“律师起的作用还不充分”。
这直接指向完全以“公检法”为主导的刑事案件司法程序。“‘公检法’是主线，公检法的活动，也基本上都有详细的、完整的记载。但是，对于辩护律师的活动，就没有这样的记录。”
坐牢11年之久的赵作海，即是典型。该案中，当年的辩护律师实际上只是一名实习生，因案件疑点重重，欲做无罪辩护，遭遇到的却是检察机关、法院部门中无人理会。
“辩护律师的声音在冤案中缺位，或者未得到足够重视，直接促成了冤假错案频频发生。”张寒玉认为，这与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要听取律师意见，却无相关配套制度直接相关。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樊崇义亦认为，这表明我们的司法理念在律师辩护制度认识上尚有偏差。他说，现代刑事诉讼的标准是三大诉讼职能政策：控诉职能、辩护职能和审判职能，缺少任何一种职能的诉讼都不是健康的诉讼，是不发达的诉讼，但我国的辩护权与另外两大权利的差距还很大。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刑事部主任唐红新表示，之前的刑事司法改革走向了误区，错误地认为，不需依赖律师，仅通过司法机关自身的改革，就能够实现司法的公正和效率。“赵作海式冤假错案的陆续发生，已经宣告了仅以‘公检法’为主导的刑事司法改革的失败，没有司法机关之外的力量介入和监督，司法不公的僵局无法从根本上打破。”
为此，唐红新呼吁尽快建立一套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刚性制度”，从程序上确保司法机关重视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并对不履行该制度的法律后果和个人责任作出明确规定。
口号性规则无法解决问题
对于这套“刚性制度”，熊秋红认为，原则上应该贯穿刑事诉讼始终。“尤其是在涉及被追诉对象的重大权利上，必须听取辩护律师意见。”
中国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副主任李贵方介绍，在侦查阶段，律师除了向当事人提供些咨询建议，法律上基本是空白。“我觉得有一点可做，就是向侦查机关反映意见，反映意见时，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指控事实根本不能成立，没有必要再进行审查。”
至于审判阶段，李贵方表示，问题出在法官、检察官对法庭调查的理解有偏差。“法庭审判，应该把重点放在法庭调查，而不是法庭辩论，因为法庭调查时，如果控辩双方对关键证据、有争议的事实都争论清楚，法官的判断就容易做出了。但司法实践偏偏是反着来。”
而诟病最多之处，无疑是死刑复核。尽管最高院明确表态，会听取律师意见，律师甚至还可以主动约见承办法官谈话，但实际效果极差。
“律师根本就不知道案件是哪个法官承办的，打电话联系不上，有时候，甚至在哪个厅都不知道，你说这个意见提给谁?要听取意见是最高院同意的，但是怎样能把这个政策落实，很关键。”李贵方表示。
审查阶段的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制度，系改革难点所在。张寒玉表示，在这个阶段，律师提意见，检察机关听取律师的意见，能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比如听完意见后，检察院可能就不了，也可能就此变更强制措施。
但真要改革，却又并不如此简单。众所周知的司法实践是，尽管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要听取律师意见，检察人员、公诉人也愿意听律师意见，但实践中，意见沟通依旧很差。
李贵方介绍说，根本原因，是因为有补充侦查制度存在。“如果律师此时提意见，把疑点一说，侦查、检察机关据此去补充侦查，补充完整了证据链条，律师会将自己陷入被动。搞了半天，律师越提意见，最后补充得越完善，到法庭上辩护也越困难。”
由此，改革亦明显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仅仅在制度里规定口号性、抽象性话语，无法撼动辩护难现状。
有望纳入刑诉法修改
预计今年底出台的这份规范性文件到底有何具体条文，这吊足了业界人士的胃口。
北京市中同律师事务所主任杨矿生希望新规能规定检察机关如何处理律师意见，‘律师的意见表达到公诉部门以后，公诉部门怎么处理这个意见，这很重要。我现在不太清楚，我们公诉部门讨论的时候，会不会谈到这个问题?上检委会的时候，会不会把律师意见谈出来?”
杨矿生建议检察机关考虑在新规里纳入以下内容：听取律师意见的渠道；公诉机关重视律师意见义务法定化；如果公诉机关采纳了律师意见，能不能给律师一个反馈，比如，适用专门的通知文书。
李贵方则表示，一个很好的办法是判决书中充分反映律师意见，只有如此，审判人员才会认真考虑。
本刊记者了解到，类似的制度，在北京法院系统有过尝试。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王海虹介绍，北京法院系统对案件有个评查制度，法院每季度都要抽取法官审理的一个案子进行评查，对于律师提出意见，法官在裁判文书中如果没有反映，或者对于很关键的律师意见，法官没有理会，导致案件审理最终出现问题，都要被拿到案件评查委员会进行评查。
辩护意见篇2
论文关键词律师辩护制度完善
刑事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最基础、最核心的诉讼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自行行使辩护权，也可以委托或经法律援助机构指定律师进行辩护。相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行辩护而言，律师辩护更能有效地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正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萨瑟兰所言，“没有律师，被告人就算完全无辜，也有定罪之险，因为他不了解证据规则，无法判断指控成立与否，也不懂得如何做无罪辩护。”针对现行刑诉法对律师辩护制度设计不合理，导致律师辩护只能不能充分发挥的现状。因此，完善律师辩护制度已是大势所趋。
一、重新定位辩护人责任
辩护人的职责定位是刑事辩护制度的一个基础性问题。辩护人只有明确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必须做什么的前提下，才能充分发挥辩护职能，维护辩护的效果。现行刑诉法第35条将辩护人的责任定位在两个方面：第一，实体辩护，即通过无罪、罪轻或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辩护，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而涉及诸如超期羁押、非法证据排除正程序性辩护；第二，要求辩护人承担了本来应该由公诉人承担的举证责任，即要求辩护律师提出证据证明犯罪嫌疑、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刑事处罚的证据材料。该条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无视、轻视辩护人辩护意见的现象时有发生。随着法治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程序公正是实现实体公正的重要手段和保障，实体公正是程序公正的终极目标。程序价值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在刑事辩护中，律师界业已确立既要进行实体辩护，又要开展程序辩护的理念。对此，新刑诉法第35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该条规定从两个方面对辩护人的职责进行重新定位。其一，删除“证明”二字，取消了辩护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要求；其二，体现了实体辩护和程序辩护并重的精神，突出强调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与此相适应，新刑诉法新增加许多程序辩护制度，如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制度；辩护人可以要求审判人员、公诉人等回避，对驳回申请回避的决定，辩护人可以申请复议；开庭前，辩护律师可以就回避、非法证据排除、证人名单、开庭时间等程序性问题发表意见。
二、确立审判前律师辩护制度
根据现行刑诉法的规定，律师辩护以审判为中心。首先，律师在侦查阶段不具有“辩护人”的诉讼地位。现行刑诉法第96条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只能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具体包括提供法律咨询、申诉和控告、提起取保候审申请、了解涉嫌罪名和有关案件情况。律师在侦查阶段不能调查取证、阅卷，更不能发表辩护意见。其次，律师在审查阶段的辩护权是不完整的。现行刑诉法虽然规定公诉案件自审查之日，犯罪嫌疑人不仅可以委托辩护人，而且辩护律师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有权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和技术性鉴定材料。但是，现行刑诉法没有赋予辩护律师在审查阶段可以提出辩护意见的权利。不仅如此，辩护律师由于只能查阅、摘抄、复制诉讼文书和技术性鉴定资料，导致辩护律师不能了解全部案件事实，不能为法庭辩护做出充分的准备。最后，辩护律师辩护集中体现在审判阶段。由于现行刑诉法没有赋予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和审查阶段可以提出辩护意见和查阅全部案件材料的权利，导致司法实践中辩护律师只有在审判阶段才能查阅指控的犯罪事实材料，才能了解全部案情，才能进行辩护准备。辩护律师的辩护职能集中在举证质证以及发表辩护意见方面。由此可见，现行刑诉法的规定不利于辩护律师辩护职能的发挥，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维护，难以体现司法公正。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新刑诉法结束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律师辩护制度，走向审判前和审判并重的全方位的律师辩护制度。其一，为侦查阶段律师“正名”。新刑诉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就有权委托辩护人，且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其二，确立双重阅卷权。即辩护律师审查阶段，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在检察院全案移送法院后，辩护律师可以查阅全部卷宗材料。从而破解了辩护律师办理刑事案件阅卷难的问题。其三，确立听取律师辩护意见制度。新刑诉法突破现行刑诉法的局限，明确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和审查阶段有提出辩护意见的权利，侦查机关或人民检察院不仅应当听取，还应当记录在案。对于辩护律师提出书面意见的，侦查机关或人民检察院还应当付卷。新刑诉法的上述规定，使律师辩护制度从以审判为中心，走向侦查、审查和审判并重的全方位的辩护，律师辩护职能得以充分发挥，从而更好地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更好地实现司法公正。
三、确立辩护律师持“三证”无障碍会见权
会见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辩护律师依法享有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通过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辩护律师才可以为辩护进行充分准备。如果不能保证会见的及时、畅通，则势必会影响他们充分、有效地行使辩护权，进而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辩护律师的无障碍会见是刑事辩护国际标准的要求和各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普遍做法。如《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就明确规定被追诉人“有相当的时间和便利准备他的辩护并与他自己选择的律师联络”，此处的“与他自己选择的律师联络”包括了与辩护律师通信、会见的权利。《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9条规定：“身体受到拘束的被告人或者被疑人，可以在没有见证人的情况下，与辩护人或者受可以选任辩护人的人委托而将要成为辩护人的人会见，或者授受文书或物品。”但是，会见难在当今中国被视为辩护律师办理刑事案件的“三难”之首。究其原因在于现行刑诉法为辩护律师会见设置了重重障碍，如现象刑诉法第96条第2款规定，侦查机关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在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时派员在场。对涉及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只有经过侦查机关批准后才能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由于国家秘密没有明确界定以及侦查机关是否需要派员在场的不确定性，导致司法实践中律师会见一律必须侦查机关批准。否则，看守所会以不知侦查机关是否需要派员在场为由拒绝会见。不仅如此，少数侦查机关以案件未侦查终结为由，视所有案件均涉及国家秘密，律师会见一律派员在场。为了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辩护律师的会见能够及时，顺畅，新刑诉法与国际惯例接轨，除少数案件外，辩护律师持“三证”即可以无障碍会见。其一，除少数案件外，辩护律师会见无需批准。新刑诉法第37条第2、3款规定，除危害国家安全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等三类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应当经过侦查机关许可外，其他案件无论是在侦查阶段还是审查阶段或审判阶段，辩护律师只需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即可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在四十八小时内及时安排会见。其二，律师会见不被监听。辩护律师会见权是律师辩护权实现的基础。保障辩护律师的会见权必须做到在会见中不被监听。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禁侦查人员只能在听不见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谈话声的距离之外以目光监视。该内容也已被《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等国际条约确认，成为国际司法准则的一部分。如《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8条明确规定：“遭逮捕、拘留或监禁所有的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无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以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但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辩护律师会见权往往会因为被监听而非常尴尬。为了保障辩护律师会见权的实现，新刑诉法第37条第4款明确规定，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包括不在现场监听和采用技术手段监听。
四、有效防止辩护律师遭职业报复
辩护意见篇3
论文关键词刑事诉讼律师辩护制度诉讼地位
新《刑事诉讼法》已正式公布，明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多处都有较大的突破，引发人们的热议。人们一直所关注的辩护制度在这次的修改中也不负众望，有了较大的修改，在各个方面进行了完善，相应的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也得到了提升。
一、在侦查阶段赋予律师的辩护权
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在审判阶段才可以参加刑事诉讼，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将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的时间提前到审查起诉阶段。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自此打破了我国侦查阶段律师不得担任辩护人，犯罪嫌疑人只能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就可以为自己聘请律师担任自己的辩护人，维护自己在刑事诉讼中的合法权益，让律师能够在第一时间介入刑事诉讼，了解和掌握全面的情况。同时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这样就解决了犯罪嫌疑人在押不能亲自委托辩护人的困境，也使得侦查机关不能再以犯罪嫌疑人必须亲自委托辩护人为借口而拖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保障犯罪嫌疑人能够在第一时间为自己聘请律师担任辩护人，改变了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单独面对侦查机关的不平等待遇，让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权力有了保障，最大化的保障自己的合法权力。本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不仅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聘请律师担任辩护人，还明确了谁可以聘请律师担任辩护人以及辩护人可以在侦查阶段行使什么权力，“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这条规定为律师在侦查阶段行使权力提供了法律保障，成为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一大亮点。
二、完善辩护人的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
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律师只有在案件审查起诉之后才享有会见权、阅卷权。而且辩护律师的会见权并没有详细的规定，使得辩护律师会见权的行使在现实当中没有法律保障，操作起来十分困难。而且辩护律师的阅卷范围十分狭窄，在审查起诉阶段仅能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才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也就是说虽然法律赋予了辩护律师的阅卷权，但是辩护律师并不能完全了解司法机关所掌握的情况，而且在获得使这些资料的时间上有严格的限制。
新《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进行了完善和补充。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这条规定明确了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需要的手续，而且在辩护律师手续齐全的情况下看守所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安排会见，解决了以前看守所推诿、拖延会见时间的情况。同时也为辩护律师及时、方便行使会见权提供了法律保障。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这条规定首先明确了辩护人行使阅卷权的时间是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而不再是以前分为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其次扩大了辩护人阅卷的范围，是本案的案卷材料，而不仅仅是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等部分材料。也就是说所有案卷的材料辩护人都可以进行阅卷，让辩护人能够对案件情况充分的了解，这对辩护人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是非常有利的。
调查取证权是辩护人最为重要的一项权利，这次《刑事诉讼法》的对辩护人的调查取证权进行了修改和完善。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这条为辩护人新增了一项权利，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未提交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在赋予律师权利的同时，本次修改也为辩护人增设了一项义务。新《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规定“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这条规定的意义在于避免律师掌握了以上重要证据却不及时提交，在庭审上搞突然袭击。这样不仅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让其不能尽早脱离刑事诉讼的束缚，还浪费了司法资源。所以这次对于辩护人调查取证权的修改时比较科学的，对辩护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司法机关都是有利的，没有实行一偏倒，是公平与公正的。
三、律师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地位的提高
首先，新《刑事诉讼法》，更明显的区分了辩护律师与一般辩护人的权力，更加体现了律师担任辩护人的重要性和正当性，让我国刑事诉讼逐渐走上仅由律师担任辩护人的模式，突显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
其次，新《刑事诉讼法》赋予了辩护人更多的权力。第一，辩护人申请回避的权力。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诉讼人可以依照本章的规定要求回避、申请复议。也就是说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提出回避的时候，辩护人可以单独提起。第二，辩护人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的权力。新《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有权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第三，辩护人提起申诉和控告的权力。新《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五条分别规定了辩护人维护自己诉讼权利和当事人的权力可以提起申诉和控告的权力。切实保障了辩护人自己以及其当事人的正当权力，改变了以前权力受侵犯却得不到保护的状况。第四，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力。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规定，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至此，辩护人对非法证据可以直接申请排除，切实保障当事人的权力。第五，对量刑的辩论权。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经审判长许可，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互相辩论。凡是有关量刑的意见辩护人都可以提出并且可以进行辩论，改变了过去量刑由法官独裁的情形。
再次，充分听取辩护人的意见，使得辩护人与司法机关不再处于以前极度不平衡的状态，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在侦查阶段，在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在案件侦查终结前，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审查起诉阶段，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人的意见，并记录在案。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人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进入审判阶段，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判后，应当确定合议庭的组成人员，将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至迟在开庭十日以前送达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以前，审判人员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在审判质证时审判人员应当听取辩护人的意见。审判结束后，判决书应当同时送达辩护人、诉讼人。死刑复核案件，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和人民法院决定逮捕，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由此可见，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和以前相比较可以充分的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其意见应当被司法机关所采纳，尊重辩护人的意见，不再受忽视。从诉讼文书送达上也可以看到辩护人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对于自己当事人的情况能够有全面、及时的了解。
辩护意见篇4
内容摘要
刑事诉讼是实现国家刑罚权的活动，集中体现着国家利益与个人（刑事被告人）的尖锐冲突，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格局建立在控审分离，被告人获得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基础上，控、辩、审三种基本职能并存，其中辩护职文章转能的凸显既是人权保障的客观要求，也是诉讼民主、理性、文明化的必要反映。要切实贯彻辩护制度，实现司法公正，做到刑诉法治，辩护律师作用不可小觑。因此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是律师有效发挥其作用不可回避的课题。
本文第一部份以我国刑事诉讼中律师地位权利与国际标准的差距为彻入点，表明了我国刑诉中律师权利保障存在缺陷。
本文第二部份着重《我国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面临的困惑及权利保障机制的不周全进行论述，表明现有辩护机制将会导致律师不愿参与刑事诉讼的严重后果，强调该现象的存在和继续将与法制建国的目标背道而驰。
本文第三部份，笔者在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的现存权利障碍基础上，简性分析障碍存在的原因，并0彻实提出了几点使律师权利能得到真正保障的意见。
最后，笔者指出，刑事诉讼中的辩护律师权利保障在微观上受诉讼价值取向，司法人员素质等因素制约，在宏观上受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交流价值观念的影响，但是，加强刑诉中的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则是一种国际化的倾向，与我国法制建国目标一致，从而说明没有律师，没有完善的律师权利保障机制，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法治。
目录
引言
一、辩护律师权利保障现状与国际标准的差距
二、辩护律师权利行使及保障现状分析
（一）律师诉讼权利行使及其保障现状分析
（二）律师人身权利保障及现状分析
三、辩护律师权利保障机制的完善
（一）律师诉讼权利保障方面的完善
（二）律师人身权利保障方面的完善
四、结束语
参考文献
引言
现代刑事诉讼，是在控审分离和嫌疑人、被告人获得辩护权的基础上，控、辩、审三种基本职能共存。其中辩护职能尤显重要，其既是诉讼民主、文明的体现，也是人权保障的客观要求，毫不夸张地讲，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程度如何，直接关系到被告人合法权益的维护状况和我国的法治化进程。正因为如此，世界各主要国家均先后不断对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配置和保障措施的予以护大和加强。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律师法对律师参与刑事辩护作了规定，并在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条约上签字，其权利保障相对过去有所增强。但是，由于传统文明和诉讼价值观等因素影响，辩护律师机制仍不够完善，其权利保障现状更令人堪忧，使律师刑事辩护呈萎缩趋势，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有鉴于此，笔者特以《辩护律师权利保障分析》成文，以期对我国律师权利保障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我国著名学者龙宗智教授指：“刑事司法的国际标准实际上是刑事诉讼中关于人权保障的国际标准”①。也就联合国为各国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司法活动所确立的基本权利保障。在我国，辩护律师在侦查、和审判阶段均享有一系列的诉讼权利，但从其具体行使程度难易与国际标准看，相距甚远，急待完善。
一、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现状与国际标准的差异
众所周知，侦查阶段辩护律师权利的多寡及其保障状况是衡量一国司法人道主义的前提和基础，而“是否允许辩护律师介入侦查程序和赋予其怎样的诉讼权利，在现代已成为衡量一国刑事诉讼制度民主与文明程度的标准之一”②。在侦查阶段，我国律师的权利保障与国际标准的差距主要体现在：
（一）侦查阶段律师身份的定位
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1条要求律师在“刑诉各个阶段”为被指控人辩护。我国刑诉法第96条规定律师文章转载自大秘书网-可在侦查阶段介入，但却不是辩护律师身份，而是不伦不类的法律帮助律师。
（二）律师的会见、通信权
《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8条指出：“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下，毫不迟疑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的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我国刑诉法在肯定了律师会见、通信权的同时，却又对会见次数、时间、方式等进行限制。如侦查机关派人在场的限制。
（三）律师在场权
《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规定，国家诉讼机》关在讯问被追诉者时，律师享有讯问在场权。然而，我国刑诉法非但没有规定律师在场权，反而却规定律师会见时侦查人员的在场权，这与国际刑事司法相距甚远。
（四）律师阅卷权
我国刑诉法规定案件只有在审查阶段方可查阅部份案卷材料。且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对律师阅卷的场所、时间、次数等没明确规定，使得律师这一权利形如一纸空文。即使在审判阶段，律师的阅卷权也仅能知悉部份证据，律师对案情了解范围十分有限且狭窄。
（五）律师调查权
赋予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国际上通行做法。我国刑诉法却对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予以种种限制：如律师经有关单位或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调查取证，律师向被害人或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取证需经检察院或法院同意等，这就让律师的调查权往往形同虚设。
二、辩护律师权利行使及保障现状分析
（一）律师诉讼权利行使及保障现状分析
为了保证辩护律师充分行使辩护职能，完成辩护任务，世界各国的刑诉法都赋予了辩护律师较广泛的诉讼权利。但是在我因的刑事司法实践中，辩护律师的权利及保障却十分尴尬，不仅诉讼权利受到种种限制和约束，甚至其人身权利也惨遭非法侵害，已成为制约辩护职能发挥的瓶颈。辩护律师在行使权利过程中的障碍及困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会见难
⑴律师会见难表现在：司法机关动辄以为由阻拦侦查阶段辩护律师会见嫌疑人。我国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受委托的律师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两院三部和委《规定》第11条规定第11条指出：“对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经过批准”。但由于哪些案件属案件无具体规定，一些侦查机关往住以此为由，将承办案件打上标签，同时批准时设关立卡，让律师的会见权成为虚设。
⑵会见时间、次数、方式等受严格控制。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检察机关有的规定律师会见不得超过两次；有的规定每次会见不得超过45分钟，有的要律师会见前要提交谈话内容提纲，会见场所安装窃听、监视器等，更有甚者，有的地方不允许律师在会见谈话涉及案情。试问，设置律师会见权还有何意义？以上做法，已严重违背了刑事诉讼法规定。
⑶将监视居住转为变相拘禁，律师会见我权进一步受限。两院三部一委《规定》第24条规定“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其聘请的律师不需经批准”。但在实践中，辩护律师要与被监视居住的人会见，必须征得侦查机关同意，且有人员在场监视，否则不许会见，使得律师的会见权进一步遭到侵蚀。
2、取保难
《刑诉法》第51~52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有权申请取保候审，而两院一部对此作出相应的解释，但在实践中却是申请者众，成功者寡。究其原因有三。
⑴设立时间关卡。根据《刑诉法》第96条第1款规定，律师需在犯罪嫌疑人被捕后，方可为其申请取保候审，而当辩护律师要求取保时，往往被告知，嫌疑人属刑事拘留，没有逮捕，律师无权申请取保。
⑵设立金钱关卡。根据两院三部一委《规定》第21条规定：“申请取保候审的，不能同时要求提供保证人并交纳金。司法机关对此的做法是，要么只同意“财保”不同意“人保”，要么是两者并用，且数额高得惊人，让人知难怯步。导致了人们对律师的信任感和希望出现危机。
⑶欠拖不决。根据规定，对律师申请取保候审的，有权决定的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作出是否同意的答复，但当辩护律师向有关司法机关提出请求时，往往既没结果也无答复，致使超期羁押司空见惯。
3、阅卷难
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规定：“主管当场有义务确保律师能有充分的时间查阅当场所拥有或管理的有关资料，档案和文件，以便使律师能向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协助，应该尽早在适当时机提供查阅机会。”查阅案卷材料，是辩护律师办理刑事辩护案件的基本环节，倘若辩护律师无法全面阅卷，则根本无法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
新旧《刑诉法》相比，在《刑诉法》实施前，即使时间短，律师还能全面阅卷，而新《刑诉法》实施后，辩护律师的阅卷权反而受到不应有的控制，其结果是导致在庭审过程中，控诉机关往往搞证据突袭，随时都会有“地雷”，使辩护律师处于被动地位，这不能不说不是历史的倒退。
新《刑诉法》第150条规定：公诉机关提供的案卷材料只包括书和“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也就是通常所称的控诉证据复印件主义。公诉机关只提交主要证据的复印件，一些“秘密武器”只在庭审时出示，辩护律师不能阅卷，调查证据又受到严格控制，致使辩护律师措施不及，难以招架。更而甚至，有的公诉机关，将主次颠倒，往往将重要的证据作为次要证据，不予提供，让辩护律师“当庭出丑”。
新《刑诉法》的立法意旨是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使其与国际司法接轨，但上述对辩护律师阅卷权的限制，却与其初衷背道而驰，使辩护律师根本无法有效地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无形中削弱了辩护律师的辩护积极性。
4、调查取证难
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辩护律师充分行使辩护职能的有效保证。但是，随着《律师法》及新《刑诉法》的实施，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不仅没得到加强，反而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与削弱，集中体现为两个方面。
⑴未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
根据《刑诉法》第96条，第37条之规定，辩护律师只有在审查阶段才有调查取证权，至于侦查阶段，则无此权利。这样一来，辩护律师就不能及时，准确无误地掌握案情，等待审理阶段，律师发现疑问证据需要调查核实时，妨害作证罪的规定又让律师望而怯步。
⑵新颁法律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设置诸多限制
《刑诉法》第37条规定：“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上面规定，都是被调查人“同意”作为律师调查取证的前提，向特定对象行使调查权时还需检察院或法院许可，这一规定，非但没赋予律师强制调查权，反而对律师的调查权作出了一些限制。
除上述问题外，司法实践中还存在辩护律师申请证人作庭作证难，律师核对证据难等诸多权利障碍，这些对律师充分行使辩护权也构成了一定的影响。
（二）辩护律师人身权利保障现状分析
在我国，辩护律师无论就其行业发挥的社会功能，还是其个人的社会地位，与法治国家有明显差别。由于辩护律师地位不高，又由于辩护律师业务具有强烈的对性，因此，辩护律师的人身权，人格权受到非法侵害的情况屡见不鲜。
目前，尽管《律师法》及《刑诉法》规定了一些律师权利，但刑事辩护不仅进展不大、甚至有倒退现象，主要是从事辩护活动的律师冒着巨大的执业风险，仗义执言举步维艰，其中对辩护律师伤害最深，影响最大的就是辩护律师本身在执业过程中面临着人身风险。
近几年，打击、迫害辩护律师、干扰、阻挠辩护律师依法履行职责，公开将辩护律师驱逐出法庭，非法绑架、拘禁辩护律师、侮辱陷害、诽谤辩护律师、对辩护律师的办公场所及物品进行搜查、扣押、甚至抄家、殴打辩护律师等侵害律师人身权、人格权恶性事件，在我国时有可见。更为严重的是，这些事件发生后，往往得不到公正及时处理，辩护律师维权有苦难言。
新《刑法》第306条对律师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作了规定，这在国外立法史上是有的。但在该条规定中：“引诱”证人改变证言的罪名却对辩护律师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和隐患。辩护律师认为证言有疑问或有差错，找证人重新核实，希望证人消除心理顾虑，纠正错误，实事求是地陈述事实，以利案件公正处理，这本无可厚非。然而，这种工作所产生的后果却极可能被侦查机关认定为“引诱证人改变证言，并使律师身陷囹圄，被无端地定罪刑。
《刑事诉讼法》第38条单列一条针对辩护律师：律师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0供或者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作伪证以及有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此口一开，各种追究纷至沓来。不可思议的是，搞违法取证活动的并不限于辩护律师，侦查机关违法取证的权力比辩护律师大，机会比辩护律师多，社会危害性更甚。但是，侦查机关搞违法取证，只由本身处理，不可能由辩护律师来查处，而辩护律师违法取证，却由相对方的侦查机关追究，在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是在与侦查机关分庭抗礼，甚至可以说是针锋相对，这样，侦诉机关利用其权力搞职业报复，也就顺理成章，极难避免，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惨遭非法追究也就层出不穷。
至于辩护律师的人格得不到应有的尊重，遭受公安司法人员的轻视，侮辱则更是家常便饭。毫不夸张地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我国辩护律师在办案过程中被当作下人一样呼来喝去，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综上所述，刑事诉讼中我国辩护律师权利行使及其保障状况是令人堪忧的，无论是辩护律师自身权的保障，还是诉讼权利保障都与辩护律师依法履行其辩护职责不相适应，严重削弱了辩护律师的作用，阻碍了律师制度的健全和发展。因此，切实提高辩护律师的社会地位，强化其作用，加快法治建设进程，就应该充分地赋予保障辩护律师的权利。
三、辩护律师权利保障的完善
我国辩护律师权利保障机制需完善已是刻个容缓，因为权利的不当限制不仅损害辩护律师的合法权益，更会导致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引发人们对司法公正的怀疑。在我国，根据法治进程，刑事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状况要有所改善尚待以时日。因此，笔者认为，结合我国目前实际情况，完善我国辩护律师权利保障机制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辩护律师诉讼权利保障方面的完善
1、明确辩护律师的辩护人身份。
笔者在前文已论述，由于侦查机关对辩护律师设置种种障碍或横加阻挠，辩护律师不起任何作用。基于此，笔者建议取消《刑诉法》第96条第一款规定，并将该法第33条修改为：“公诉案件侦查机关立案或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
2、会见权、通信权的保障
⑴设定公安司法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告知义务。在立法上强调，从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时起，公安司法人员就负有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
⑵对会见的时间和条件给予保障
我国立法也应参考和借鉴国际文件和国外先进做法，不得为辩护律师会见的时间会见条件。笔者认为，辩护律师的会见也不宜有次数限制，每次会见时间不宜太短。同时，还应采取消公安司法人员的在场监督权。
3、讯问在场权的设置及保障
辩护律师讯问在场权的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及时制止侦讯人员的违法侵权行为。将侦讯工作置于辩护制度的监督之下，也是现代文明的基本要求。在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存在着大量刑讯逼供侵犯嫌疑人权利的非法行为，因而，设置辩护律师的讯问在场权无论从保障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还是保障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的角度都是迫在眉睫。
4、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的保障
⑴在调查取证方面，应赋予辩护律师请求法院授予调查权。《律师法》第31条和《刑诉法》第37条对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予以规定，但较之前的《律师暂行条例》第7条，这是我国立法的倒退。因为律师法和刑诉法明确规定，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建立在司法机关和证人同意许可的基础之上的。笔者认为，立法上这种限制性规定必须予以修改或取消。立法应当赋予辩护律师根据实际案件需要请求法院授权调查权利。
⑵在阅卷树方面，应建立证据开示制度。新刑诉法与旧刑诉法相比较，尽管阅卷时间提前到了审查阶段，但实际都情况有许多地方需加以改进，笔者认为，控方证据应予以开示，包括两方面：一是预告提供信息的义务，即检察官应向辩护方开示其将要在法庭审理中作为控诉依据而适用的全部证据；二是开示义务，即检察官有义务使辩护方获得其不打算在审判过程中使用的任何相关材料。
除上述涉及内容外，笔者认为，为了辩护律师更好充分行使辩护职能，在立法上，对律师的申请取保候审，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等方面也需改进。
（二）辩护律师人身权利保障方面的完善
1、赋予辩护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
刑事辩护豁免权是指辩护律师依法行使辩护职能时，所发表的辩护言论享有不受法律追究的权利。在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所发表的言论，无论哪个司法机关，无论庭审内外，无论书面或口头，只要该言论系辩护律师针对案件而发表，都不应受到法律的追究。因此，设立辩护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实为辩护律师抵御执业风险，履行辩护职责所必需。
2、拒绝作证权。
拒绝作证权，是指辩护律师有权拒绝向公安司法机关提供其在执业过程中知悉的不利于已方当事人的案件事实的权利。辩护律师为更好地履行其职责，必须全厂、详细地了解掌握案件事实。当事人基于对律师的信任，往往也会将一些涉及案件的秘密告诉辩护律师，尽管我国现行《律师法》规定了律师有保守秘密的责任，但没有明确赋予律师拒绝作证的权利。设置辩护律师这权利，既有利于减轻律师执业风险，更有利于健全律师职业和辩护制度的稳定和保障功能。
3、拒绝扣押及限制搜查权。
扣押和搜查是侦查机关常用的侦察手段，由于律师职业的保密性要求，故而许多国家法律规定，除非有证据表明辩护律师有隐匿被告人犯罪重证据的重大嫌疑，不得因律师参与该案的刑事辩护而对其办公场所和住宅进行搜查。如确有必要，须依特别程序进行并且赋予律师拒绝扣押书证、物证的权利。我国法律未赋予律师这一权利。这不仅与国际通行做法相违背，而且也背离了律师职业保密性的内在要求。
结束语
刑事诉讼中的辩护律师权利保障机制受刑事诉讼价值取向，刑事司法政策、司法资源及司法官员的素质等诸多因素制约，呈现出动态运行过程。辩护律师权利保障机制的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刑事诉讼的基本目的之一—保障人权。“刑事诉讼以保障人权为目的根本意义在于，面对以保护公共利益的名义提出刑事指控的强大政府，任何受到指控的个人都有充分的条件对抗非法迫害和专横武断的追诉，使政府在宪法和法律的授权范围内采取可能损害个人权益的追诉行为。政府与个人在反映国民意志的民主宪法和法律面前是平等的，个人有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这是刑事诉讼中保障人权的最低要求，也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和逻辑起点”③。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也应有0。可以说，追求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是现代世界各国刑事诉讼的共同目的。受此诉讼目的指导，至今各国均扩大了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的参与权，辩护律师参与刑诉活动的广度和深度均得到了普遍加强，人权保障得到了加倍重视。毋庸置疑，刑诉讼中的辩护律师权利保障机制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务中，既受一国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制约，又受到其历史传统尤其是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影响。但是，切实保障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的人身权利和其他权利，进一步扩大辩护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空间和机会，则是当今世界应该不断努力的方向。
我国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应的诉讼民主，理性和文明是她本来就固有的属性，在辩护制度和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上，虽然当前或许今后一断时间，存在或仍将存在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但笔者对其美好未来充满了信心。
参考文献
1、龙宗智《相对合理主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在1999年版。
辩护意见篇5
刑事辩护制度其中一个根本的问题便是如何界定辩护人的责任。也就是说，为了保障辩护职能的最大发挥、辩护效果的最佳状态，必须明确辩护人“应当”做什么、“可以”做什么、“禁止”做什么。修改之前的《刑事诉讼法》对于该问题进行了解读，其第35条对辩护人的责任进行了定位：第一种是实体方面的辩护，也就是通过行使辩护权维护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权益，保障其利益，使其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给其做罪轻或者是无罪辩护；第二种是辩护人举证责任，也就是说要求辩护人举证责任，与公诉人提供的指控犯罪的证据相反，辩护人需提供证明罪轻或者无罪的证据材料。但是这一规定负面作用凸显，其不能阻挡辩护意见被忽视甚至无视的现象发生。随着社会法治的进步，人们维权意识的加强，程序公正的与实体公正之间的辩证关系逐渐得到大众的认可：实体公正的实现离不开程序公正的保障和支撑，程序公正作为手段的目的也是为了最终实现实体公正。这一共识导致程序价值的地位逐渐凸显，表现在律师在进行刑事辩护时，不仅要以前一样进行实体辩护，还要在程序方面行使辩护权。对此，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35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这一新规定不同于修改前的规定，重新界定了辩护人的职责，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删除辩护人在举证方面的责任，体现在法条上是取消了“证明”两个字；第二方面是强调了程序辩护的重要性，将其放置于与实体辩护并重的位置，这一理念的确立在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起到重要作用。为了与此配套，新《刑事诉讼法》增添了在程序方面进行辩护的制度，例如人民检察院侦监部门在审查侦查机关报捕的案件时，应当听取辩护人的意见；辩护人如有合法依据，可以要求公诉人或者法官回避，如果回避的申请被驳回，辩护人还可以对此决定进行复议；不仅在庭上行使辩护权，在开庭前也可以就程序性问题发表意见，比如回避、开庭时间、非法证据排除等。
二、确立审判前律师辩护制度
纵览修改前《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可以得知：律师行使辩护权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这一结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看出：第一，根据修改前的刑诉法，律师在侦查阶段并不享有辩护人的权利和地位。根据修改前《刑事诉讼法》第96条得出，在侦查阶段律师对犯罪嫌疑人的帮助是只能承接法律咨询业务，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和所涉罪名、帮犯罪嫌疑人提起取保候审的申请等。而不能像现在一样行使调查取证权利、阅卷权利，当然更不能发表意见。第二，案件到了审查阶段，辩护律师的权利也是片面的、不完整的。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在检察机关审查阶段有权委托辩护人，辩护人可以会见并查阅诉讼证据及诉讼文书。然而其不足之处是未规定辩护律师在此阶段可以行使辩护权利，提出辩护意见。所以说修改前的刑诉法对于审查阶段辩护律师的权利规定是不完整的。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限制了律师发挥其辩护职能，在追求司法规定的今天，有违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随着社会的发展，新《刑事诉讼法》的面世将以审判为中心的律师辩护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律师辩护权在审判前和审判中都至关重要的制度。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根据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33条，犯罪嫌疑人委托辩护人的权利可以提前至侦查阶段，作为辩护人的只能是律师。其次，辩护律师享有双重阅卷权，从根本上解决辩护律师的阅卷难问题。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即辩护律师在审查阶段，可以查阅、摘抄、复制证据材料和文书材料，而检察院提起公诉后，辩护律师可以查在法院查阅全部案卷。再次，辩护律师提出辩护意见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应当听取。新《刑事诉讼法》对此作了明确规定，规定在侦查阶段和审查阶段，律师提出口头辩护意见，办案机关要听取并记录在案；律师提起书面辩护意见，应当放入副卷内。此规定改变了之前律师仅在审判阶段发挥职能，将其职能延伸审查甚至侦查阶段，全面发挥其职能，保障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
三、确立辩护律师持“三证”无障碍会见权
律师会见是其进行全面辩护的前提与基础，即只有通过会见双方进行交流之后，律师才可以为辩护进行充分的准备。因此，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辩护律师的及时、顺利、通畅的会见是各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共识。然而，就当今我国社会中的司法实践而言，会见难确实是辩护律师办理刑事案件一大难题。究其缘由，在于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在这一问题的规定上存在着缺陷，使会见中存在大量的障碍。例如根据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第96条第2款规定，辩护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侦查机关如果觉得需要，可以派员在场。特殊案件律师会见时必须征得侦查机关的同意，比如案件涉及国家秘密。但是对于国家秘密的定性不确定，加之侦查机关认为必要的不确定性，导致律师要会见大多数情况下都要得到侦查机关的同意。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知会见难严重阻碍了律师辩护职能的发挥，新《刑事诉讼法》的出台解决了这一问题。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确定了除在极少数情况下，辩护律师无障碍会见的精神，只需持“三证”。这一规定和国际惯例接轨，其进步之处主要体现为以下两点：第一，除危害国家安全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等三类案件，其他案件在刑事案件的侦查、审查、审判环节，律师会见都不需要批准，只需持“三证”即律师执业证、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即可。这一规定主要体现在现行刑诉法37条2、3款上。其二，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时不被监听。辩护权的实现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障离不开无障碍的会见，所以律师在会见时必须保证不被监听。这一精神被国际条约认可，已规定在国际条约中。在刑事诉讼法未修改之前，我国的辩护律师在会见时经常被监听。第二点的规定体现在现行《刑事诉讼法》第37条第4款上。
四、有效防止辩护律师遭遇职业报复
辩护意见篇6
审前程序辩护权的行使方式有犯罪嫌疑人自行辩护与律师帮助其进行辩护，而后者对于有效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至关重要。在律师帮助犯罪嫌疑人进行的辩护中，对辩护功能的发挥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是律师权利保障的程度。因为即使法律允许律师在侦查阶段参与刑事诉讼，但如果对其权限作出严格限制，仍然会对辩护机能的发挥造成极大的障碍。
辩护律师的权利源自两个方面：一是被追诉人基于委托关系而进行的授权；二是辩护律师基于自身的法律地位而享有的权利。前者以被追诉人享有权利并授权为前提，目的在于弥补被追诉人辩护能力之不足。因此，可以说，辩护律师的“传来权”是从被追诉人的权利派生而来的。真正能够体现辩护律师制度独立的社会、政治意义的，在于辩护律师的“固有权”。辩护律师的“固有权”，又称为“原始权限”，是基于辩护律师地位而由法律赋予的权限。既然是基于辩护律师的地位而取得，那么，其行使与否，应由辩护律师视辩护之必要而决定。当然，就辩护律师的权利而言，不论是“传来权”还是“固有权”，归根到底，都是犯罪嫌疑人辩护权保障的延伸，所以，在审前程序中对辩护律师权利的保障，就是对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保障；对辩护律师权利保障的程度，也体现出一个国家的审前程序对犯罪嫌疑人辩护权保障的程度。由于辩护律师的权利是十分广泛的，包括其执业保障、办公场所及住宅的保障等等，限于篇幅，在此探讨的，只是其享有的与审前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辩护权保障关系密切的权利。
一般来说，辩护律师的“固有权”主要包括：在场权，获取案件信息的权利，会见通信权，调查取证权，质询权，辩论权，拒绝权等等。其中，在审前程序中，与犯罪嫌疑人辩护权保障关系最为密切、影响最大、问题最多的，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种权利。因而，探讨其完善与保障，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在场权
辩护律师的在场权，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普遍存在于现代各国的刑事诉讼之中。不过，这里所说的在场，主要是犯罪嫌疑人受到侦讯人员讯问时的在场。
辩护律师的在场权，尤其是犯罪嫌疑人受到侦讯人员讯问时的在场权，在刑事审判前程序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功能。它不仅可以有效防止侦查人员侵犯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抑制非法侦查，而且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及时行使，保持程序的诉讼构造，增强程序的透明度，维护程序的正当性和权威性，都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现代各国刑事诉讼法或判例，多数都承认了辩护律师的在场权。在英国，如果犯罪嫌疑人要求会见律师，讯问应当推迟，直至律师到达为止，除非存在例外情形。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确立了这样的规则：在警察讯问过程中，如果犯罪嫌疑人要求律师在场，讯问必须中止，直至有律师到场。其间，除非犯罪嫌疑人主动开口与警察交谈，否则，不得进行讯问。法国刑事诉讼中，在初级预审阶段，除非当事人的律师在场或已经合法传唤，不得听取当事人的陈述、讯问当事人或者让其对质，除非当事人公开放弃此项权利（第114条）。在案件进入初级预审阶段之前，对于现行重罪案件，共和国检察官可以对任何犯罪嫌疑人发出传票进行讯问，如果被传唤者是由辩护律师陪同自动前来，则只能在辩护律师在场情况下对他进行讯问（第70条）。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则将律师在场视为所获得的陈述有效的必要条件。该法典第350条规定，司法警察官从被调查人那里获取有助于侦查工作的概要情况，应当在辩护律师参与下进行。根据具体的地点和紧急情况，司法警察官员可以在辩护律师未出席的情况下向被调查人了解有助于立即开展侦查工作的消息和情况，但是，由此而获得的消息和材料，禁止纳入档案并且禁止加以使用。另外，律师不在场时，司法警察官可以听取被调查人的自动陈述，但所获得的有关材料除用作弹劾被告人的证据外，不得在审判中使用。
在我国审前程序中，没有规定辩护律师的在场权。我国司法实践中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现象，难说与此无关。从抑制违法侦查，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维护程序公正的角度讲，确立辩护律师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的在场权是十分必要的。当然，确立辩护律师的在场权，可以根据讯问的紧急性设立若干例外。譬如，对于共同犯罪人在逃的，需要解救人质的，需要立即查找危险品的等，由于情况紧急，讯问的进行可以不必等待律师到场，但应通知其辩护律师。
2.会见通信权
作为辩护权根据之一的程序正义观念不仅要求赋予被追诉人辩护的机会，还要求这种辩护具有实质性。从被追诉人，尤其是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实质化的观点来看，被追诉人与辩护律师的会见通信权的保障不可或缺。没有这一权利，辩护律师介入审前程序的作用会大打折扣。英、美、法、德、意、日等国的刑事诉讼法均对这一权利予以确认。会见通信权包括辩护律师与被追诉人的两项权利，即会见权和通信权。
会见权指辩护律师有权会见在押和不在押的被追诉人。由于与不在押的被追诉人会见不受任何外部条件的限制，所以，会见权的核心是保障与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的会见。通过会见，辩护律师可以向被追诉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并为其提供法律咨询，解释有关问题并向其提出法律建议。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会见，是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申诉和控告、申请保释等权利行使的前提，所以，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会见权的保障直接决定着侦查阶段辩护机能的发挥。作为原则，会见权是不受限制的，只是基于侦查上的需要，有些国家的法律允许有关机关在案件具有法定的例外情形时推迟会见的时间。如意大利刑事诉讼法规定，当出现特殊预防的理由时，可推迟犯罪嫌疑人与辩护律师会晤的时间。日本刑事诉讼法也规定，侦查上有必要时，可以指定会见的日期、场所和时间。
我国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48小时内安排会见，对于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重大复杂的两人以上的共同犯罪案件，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5日内安排会见。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所谓“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根据该规定，是指案情或者案件性质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能因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的有关材料和处理意见需保守秘密而作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确立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在我国刑事诉讼发展史上是一个重大进步。然而，与联合国文件确立的刑事司法准则及外国立法的规定相比，在会见权方面，我国立法与司法实务尚存在需要完善与改进之处。主要是：（1）会见时，侦查机关可以派员在场。在实践中，侦查机关往往不分案件具体情况和是否需要，均派员在场，有的还监听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谈话，使会见难以发挥其作用，实际上使会见权形同虚设。为了减少犯罪嫌疑人与律师谈话时的顾虑，保证辩护律师充分履行职责，许多国家明令禁止律师与犯罪嫌疑人会见时侦查人员在场。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9条规定，身体受到拘禁的被告人或被疑人，可以在没有见证人参加的情况下，与辩护律师或者受可以选任辩护律师的人委托而将要成为辩护律师的人会见，或者授受文书或物品。对此，联合国有关文件也有明确规定。如《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8条规定：“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的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无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的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93条规定，“警察或监所官员对于囚犯和律师间的会谈，可用目光监视，但不得在可以听见谈话的距离以内”。可见，在辩护律师与在押犯罪嫌疑人会见方面，联合国有关文件的规定和外国的做法有以下特点：第一，从监管安全方面考虑，允许警察或监所官员用目光对会见进行监视；第二，警察或监所官员的监视，不得针对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谈话；第三，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会见与协商，应当是及时和充分的，即毫无迟延的和有时间、条件保障的。鉴于此，在我国，为了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保障律师依法履行职责，对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当进一步完善以下内容：第一，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会见，应当在法定时间内予以安排，并提供时间和条件保障；第二，有关官员的监视，只能用目光进行，不得针对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谈话内容，也不得采取监听或其他方式监视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谈话；第三，违反上述规定的，属于对辩护权的重大侵犯，构成程序重大违法和无效。为此，有必要设计当事人及其辩护律师申请异议的救济程序。（2）实践中，经侦查机关批准，律师才能与犯罪嫌疑人会见，往往导致会见的拖延，也使会见难上加难。尽管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只有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才需要经侦查机关批准；尽管为了防止办案机关对“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进行扩张解释并以此剥夺或限制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与律师会见权，六机关解释将“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限定为“案情或者案件性质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并强调“不能因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的有关材料和处理意见需保守秘密而作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但在实践中，侦查机关要求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论属于何种案件，必须经其同意或批准，严重侵犯了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会见权。对此，也需在立法上明确，除非法定的情况外，凡属于侦查机关的此种行为，均构成程序严重违法和无效，以确保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会见权。
通信权，是指律师与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利用通信设备进行联络的权利。广义的通信权还包括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相互交换物品和文件的权利。这种权利与会见权都是在押犯罪嫌疑人为了接受辩护律师的法律帮助，在刑事程序中享有的最重要的基本权利。从辩护律师的角度来说，也是最重要的固有权之一。与会见权一样，通信权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准许有关机关较长时间拘禁犯罪嫌疑人的国家，确保犯罪嫌疑人不与外界隔绝，能及时得到法律专家的帮助，以保障其合法权益不受不当的侵犯。
在国外，会见权与通信权一般合称为“会见通信权”或“会见交流权”，权利行使的时间和条件也没有区别。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对会见通信权的规定，与国外立法规定相比，有以下不同之处：第一，会见权与通信权相对分离。从立法表述上，可以看出这种倾向。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第2款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第36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第二，律师享有与犯罪嫌疑人的会见权和通信权的时间不一致。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自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即享有会见的权利，但享有通信权的时间是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第三，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会见通信权不包含辩护律师与被追诉人交换文件和物品的权利。我国《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修改稿）》第29条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应当遵守羁押场所依法作出的有关规定，不得为犯罪嫌疑人传递物品、信函……”。我国有的学者也认为：“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应当遵守羁押场所的有关规定，不得与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交换物品和文书，不得使用通讯工具与外界联系”.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在侦查阶段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实行长期监禁，其中拘留犯罪嫌疑人的时间最长可能达到37天，逮捕羁押的时间从2个月到7个月不等，如果遇有法定延长或重新计算羁押期间的情形，羁押期间会更长。如此长的羁押期间，使得会见通信权尤其重要，成为在押犯罪嫌疑人辩护权保障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对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会见通信权作如此严格的限制，显然不利于律师切实行使权利，不利于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也不利于辩护律师对侦查机关的监督。为此，有必要在立法上明确会见权与通信权的同步性与不可分割性，对于会见通信权亦应做广义的解释，其中包括相互交换物品和文件的权利。对于交换的物品与文件，尤其是食品、衣物以及与辩护有关的文件，严禁扣留，但为了监管的安全性，可以采取适当的方式进行检查。
3.获取案件信息的权利
获取案件信息，指的是辩护方在审判开始前获取有关案件情况的信息材料的权利。这是进行充分辩护的前提。在现代任何一种诉讼模式下，虽然其在制度设置和制度功能方面存在着一些差异，但一般都有以保障辩护方获取案件信息的权利为核心的制度构建。获取案件信息权利的实现，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在审前程序中获取案件信息，二是案件起诉后正式庭审之前获取案件信息.在此阐述的，主要是前者。
辩护律师在审前程序中获取案件信息，其实现方式通常有与犯罪嫌疑人会见、通信，接收有关机关的通知，阅览有关诉讼材料等。在我国刑事审判前程序中，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辩护律师获取案件信息有以下情形：（1）接收有关机关通知获取自己受聘的信息；（2）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的情况；（3）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从保障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角度考虑，我们认为，尚待完善之处有：（1）有关机关采取某种措施，对于辩护方防御有意义的，应通知律师；（2）有关机关应辩护律师申请而进行某种活动时，应将其拟进行活动的事项及进行该活动的结果通知律师；（3）有关机关应律师申请调查证据时，应当预先通知律师到场；（4）应当通知的事项，因未通知或虽然进行了通知但非因律师的原因而致使律师未获得该信息，侵犯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该程序无效，构成上诉的法定理由。
4.调查取证权与请求证据保全的权利
辩护律师获得足够的证据，既是在审前程序中进行防御的保障，也是其后对判决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前提。辩护律师获取证据材料的方式之一，是调查取证。当然，律师调查取证对于会见与阅卷有一定的依赖关系。通过会见与阅卷，律师才能了解案情，发现案件的矛盾和疑点，以此作为调查取证的线索。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国律师调查取证权包括以下内容：第一，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才能调查取证。立法虽然允许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诉讼，但却对律师的参与作了较大的限制，尤其是没有赋予律师在能够及时收集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的证据的关键性阶段进行调查活动的权利。第二，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时的条件限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需要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的同意；如果是向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不仅要经他们同意，还要经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许可。第三，立法虽然赋予了辩护律师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的权利，以及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的权利，但这一规定对人民检察院来说并没有实质的约束力，因为许可与否，没有明确的条件限制，人民检察院完全可以视其需要来作出相应的处理，实践中人民检察院对于这种申请往往也是不予理睬.由于立法方面的缺陷，导致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难以实现，因而难以有效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
辩护意见篇7
【关键词】刑事辩护；困境；出路
一、新诉讼法对刑事辩护制度的修改及影响
（一）新刑诉法对刑事辩护制度的修改
新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律师介入案件的方式、程序和时间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法律赋予辩护律师独立的诉讼地位和广泛的诉讼权利，目的是希望辩护律师能够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辩护权，维护其合法权益，以确保整个刑事诉讼的公正。在新的诉讼法中，律师会见权得以完善和落实，律师自由会见嫌疑人不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切实保障律师的会见权。本次刑诉法修改中规定除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外，在侦查期间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不需经侦查机关批准。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
2、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以辩护人身份介入诉讼。现行法律中规定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只能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在此阶段律师一般称为法律帮助人，但本次刑诉法修改为“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期间可以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至此，律师在此阶段得以正名。
3、切实保障律师阅卷权。本次刑诉法修改规定在审查和审判阶段，辩护律师均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
（二）新刑诉法对刑事辩护制度的影响
新刑诉法修改后，对刑事辩护律师来说，其所在的职业环境将会有一定的改观，但由于立法者的理念并没有彻底改变，新刑诉法还留有阶级斗争的遗痕，因而对于刑辩律师来说，风险依然存在，尚需大家注意。同时，新刑诉法也对刑辩律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无疑是一个好的开始，有利于今后的刑事辩护制度的完善。
二、我国刑事辩护中存在的困境及成因
（一）存在的困境
中国刑事辩护的状况不如人意，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当前我国刑事辩护率低，辩护质量有待提高。虽然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辩护人的权利有所改变，但目前我国的刑事辩护人的诉讼权利行使状况并不乐观，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主要表现在：
1、立法关于律师法律责任的规定有失公正，导致律师们普遍感到从事刑事辩护风险太大，在司法实践中也容易被某些执法人员当作打击、报复辩护律师的合法根据。刑诉法中的规定加重了律师的法律责任，在实践中给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活动带来了很大风险。
2、调查取证难。律师要进行有理有据的辩护必须占有确实充分的证据，因此，是否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成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确保案件质量，实现司法民主、公正的原则性问题。但就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辩护律师进行调查取证的现状并不乐观。这一反常现象造成辩护律师的恐慌心理，不敢大胆从事调查取证活动，甚至多数律师接受委托后，干脆不作任何调查，导致辩护质量下降，刑事案件的辩护率也降低。
3、采纳正确辩护意见难。就刑事案件实际状况而言，律师介入刑事案件进行辩护的比率并不高，高水平的律师更是不愿参与刑事诉讼，其根本原因在于律师正确的辩护意见难以被采纳。
4、限制了辩护人的质证权。现行法律没有规定证人、鉴定人必须出庭作证，控诉方可以宣读证人证言、鉴定结论即可，使辩护律师无法在法庭上交叉询问证人、鉴定人，只能对证人证言和鉴定结论进行质证，降低了质证质量，不能充分行使辩护权。
（二）困境的成因
1、立法方面的原因。之所以说立法是导致我国日前律师刑事辩护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在学生看来，《刑法》第306条的“律师伪证罪”导致律师“不敢”参与刑事辩护工作，而《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中的一些不合理的规定又造成律师刑事辩护效果受到严重制约——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都产生了负面作用。
2、制度方面的原因。我国在刑事诉讼及其许多相关制度方面的设计和操作，也使律师的刑事辩护工作既先天不足，又后天受制。一是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本身就处于相对弱势，根本无法与代表国家、掌握公权的控方相抗衡；二是由于律师没有刑事辩护的豁免权，律师即使出庭辩护，也不敢认真履行自己的辩护职责。
3、执业环境方面的原因。在我国律师现阶段的执业环境方面，律师在刑事辩护上也要受到一些比较突出的因素的消极影响，主要包括：一是社会及相关司法工作人员对律师地位和作用的错误的传统观念；二是司法机关内部相当一部分工作人员对律师正当的执业活动缺乏作为“法律人”的应有的理解，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律师放在自己的对立面。
三、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建议
（一）加快实现控辩平衡。以实现控辩平衡为突破口，从立法到司法层面上真正确立以当事人主义为基础的控辩式的刑事诉讼制度。为确保律师刑事辩护权的有效实现，在司法的层面上而不仅仅在立法的层面上实现控辩平衡，是改革和完善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以至于深化司法改革的需要和必然。
（二）严惩妨碍律师辩护的工作人员。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活动中，故意妨碍、限制、剥夺律师行使刑事辩护权利，或妨碍、限制律师履行职务的行为，依照刑法规定定罪处罚。对这类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通过刑罚的方法加以规制，律师刑辩权利将能得到有效的法律保障。
（三）确立证据开示制度。此项制度发源于英美法系，指控辩双方在开庭前相互向对方展示证据的一种制度。我国在诉讼中确立证据开示原则，可以使辩护人了解控方证据，有机会进行调查核实；可以使控方知悉双方证据之间存在的矛盾并及时排除而减少失误，提高诉讼效益；并利于证据信息在庭审中得到充分的交流，由此拉近诉讼程序参与者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与犯罪事实之间的距离。
（四）赋予辩护人相应的豁免权。辩护人的主要职责是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意见和材料，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唯有赋予其辩护行为不受法律追究的权利，才能更好地实现对律师人身权利和作为独立主体的诉讼权利的保障，才能促进辩护制度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金玉.我国律师辩护制度之思考[D].四川大学，2007.
[2]顾永忠.刑事辩护制度的修改完善与解读[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1（06）.
[3]张大海.司法职业共同体视角下的律师执业困境与对策[J].中州学刊，2010（05）.
辩护意见篇8
论文摘要无罪辩护是刑事辩护的重要种类之一，由于无罪辩护的效果突出，如果案情允许，辩方多尽量优先尝试作无罪辩护。无罪辩护的进行多从法律上、事实上或者程序上着手。然而，在我国无罪辩护难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造成这样现状的根源何在？怎样改变无罪辩护难的状况？本文拟从细微处出发，提出一些无罪辩护的具体理由和保障无罪辩护顺利进行的制度措施，以期对实践中无罪辩护的顺利进行有所帮助。
论文关键词辩护无罪辩护种类障碍
无罪辩护是辩护的一种，是指刑事案件的被追诉人及其辩护人反驳对被追诉人的指控，提出有利于被追诉人的事实和理由，论证被追诉人无罪，以维护被追诉人合法权益的诉讼活动。由于无罪辩护是从根本上否定了刑事追诉的正当性，可谓釜底抽薪，故而在刑事辩护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我们应如何进行无罪辩护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就涉及到无罪辩护的种类，因为明确了无罪辩护的种类，我们也就明确了作无罪辩护的方向。
一、无罪辩护的种类
我们进行无罪辩护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只有在对案情有全面掌握、深刻理解的基础上，通过比照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有自认为充足的根据证明被追诉人无罪的情形下，作无罪辩护才是有意义的。据此，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从事实上和法律上以及程序上进行无罪辩护。
（一）从事实上作无罪辩护
所谓的从事实上作无罪辩护无非是认为公安司法机关基于对案件事实认识不准确而错误地将无罪情形当做有罪而进行了追诉和审判。通常有以下情形：
1.公安司法机关错误地以刑事案件处理，然而辩方认为无案件发生。这种情形下，辩方可以从刑事案件并未发生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是合法正当行为或者仅仅是应受治安处罚的行为而尚不构成犯罪等角度进行辩护。例如，在佘祥林案件中，他的妻子并没有被害而只是失踪，原本也就并没有发生刑事案件（当然，现场发现的另一具尸体应被看做“另案”，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而公安司法机关却错误地认为佘祥林有杀害妻子的犯罪行为，在这个案件中辩方就可以从并未发生犯罪案件的角度进行辩护。
2.确有刑事案件发生，然而辩方认为并非被追诉人所为。这时，辩方可以从被追诉人无作案动机、无作案时间（如远在他乡）、无作案条件（如无作案的工具或技能）等等方面进行无罪辩护。
3.确有刑事案件的发生，案件也确实是被追诉人所为，然而被追诉人也并不一定就构成犯罪、应受刑事处罚，因为仅有犯罪的客观方面因素还不能认定构成犯罪。行为人不具有法律所规定的成立特定犯罪所需的特定条件，如行为人不具有成立贪污罪所需的国家工作人员这一主体资格；行为人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缺乏守法的期待可能性，主观上既无故意也无过失，不存在过错，纯属意外事件等等。辩方可以根据这些作出不具备全部犯罪构成要件的无罪辩护。
（二）从法律上作无罪辩护
以上几项情形都是从被追诉人的行为并不完全满足犯罪的构成要件的角度进行无罪辩护的，可谓之“从事实上进行辩护”。但如果被追诉人的行为已经完全符合了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具体犯罪之构成，是不是说行为人就必然成立犯罪呢？这种情形下还有无罪辩护的空间吗？笔者认为，基于以下几种理由，我们依然可以进行无罪辩护，笔者称之为“从法律上作无罪辩护”：
1.当案件中遇到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情形时，在侦查阶段应当作出撤销案件的决定；在起诉阶段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在审判阶段，根据不同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作出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的判决。据此，辩方可以分别针对以上情形，作出相应的无罪辩护。
2.即使控辩双方对案件的基本事实无争议，都认为被追诉人有犯罪行为，但也未必就能认定被追诉人有罪，因为在刑法理论上还存在着正当化事由这一制度。主要包括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这两种情形，一般都免除了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辩方可以从行为构成正当防卫或者紧急避险的角度进行无罪辩护。
（三）从程序上进行辩护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0条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的规定，吸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精神，我国辩护方可以通过从程序上指出控诉方的证据收集不合法、应当予以排除、不能用以证明被告人有罪等方面入手，为实现无罪辩护提供条件。
二、我国无罪辩护的现状及其成因和对策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刑事法律为辩方进行无罪辩护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充足的理由。然而我国现阶段无罪辩护率却一直较低。下面引用的是一组实证资料：“在我们调查的律师所办案件中，作无罪辩护的案件人均2.03件，占律师人均办理案件数（13.62）的14.9%。在律师作无罪辩护的这些案件中，法院最终判决无罪的为0.49件，所占比例约为24%”。
（一）无罪辩护难在何处
无罪辩护难是我们的共识，那难处何在呢？这其中固然有案件已经经过层层把关才进入审判程序、起诉质量高的缘故，可不容否认的是，实践中无罪辩护会遇到以下障碍：
1.律师调查取证难，难以收集到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相反，侦查和检察机关违反《刑诉法》第50条所规定的收集“各种证据”的职责，不乐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的证据或者故意隐匿、不移送这方面的证据材料。因此，辩方由于手段受限，从事实上作无罪辩护几乎不可能。
2.无罪辩护危险，律师多不愿冒险。这种危险是多方面的，最受律师界所诟病的就是《刑法》第306条和307条。在司法实践中，一旦证人改变证言或者被告人翻供，检察机关就认为是辩护人威胁、引诱或伪造的结果，以涉嫌伪证罪或者妨害作证罪而进行立案侦查。这样，辩护人时时面临着身陷囹圄的危险而束手束脚只能无所作为。
3.辩护意见特别是无罪辩护意见采纳难。一方面，法官与检察官同属司法官员，有认同感，工作上又要“相互配合”；另一方面，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和部分律师的自身原因，社会包括法官多对律师持负面评价。故而，在控辩双方针锋相对的情况下，法官更倾向于考虑控方的意见。
4.疑罪不从无。疑罪从无原则的确立是现代刑事司法文明和进步的标志之一，对于保障全体公民的人权有着巨大的意义，为当今世界所普遍采纳。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文规定，但不容否认的是疑罪从无的精神还是被我国所采纳的。然而，实践中的“疑罪从轻”、“疑罪从挂”、“实报实销”、允许检察机关撤诉等做法又将疑罪从无原则架空，将无罪辩护打入冷宫。这说明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原则尚没有成为法官的信仰。
（二）怎样改变无罪辩护难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导致无罪辩护难的既有思想观念上的原因，也有制度上的缘由。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状，必须树立起根深蒂固的无罪推定理念，确立疑罪从无原则。然而建立一些切实可行的制度来保障无罪辩护的顺利进行却是非常必要的。本文提出以下建议，期望对改善无罪辩护有所帮助：
1.公诉人准当事人化。我国自进行司法改革以来，一直将控辩式庭审方式作为我国庭审方式改革的方向。控辩双方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是我们建构诉讼模式的标准。尊重被追诉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实现控辩平等的观念已经为我国所采纳，甚至有的学者走地更远，提出了“公诉人当事人化”的命题。笔者虽不完全赞同将公诉人与被告人同等化，但控诉双方地位平等、法官对两方的意见给予同等关注却不会错。应当明确，公诉人在庭审中就仅仅是公诉人，是诉讼的一方，他不可能拥有超越被追诉人的地位，更不可能凌驾于法官之上。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完善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不能把它当做约束法官独立裁判的尚方宝剑。
2.取消对律师调查取证权的限制，确立相对人的配合义务。新刑诉法简化了会见手续，有利于律师调查核实案情，但是由于没有规定违法否定后果，实施状况并不理想，而且实践中部分地区以特殊案件会见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为幌子拒绝会见的情况也时有发生。笔者认为，应当在刑诉法中补充规定相对人的配合义务以及违反后果，切实保障律师调查取证权。
3.判决应当明确回应辩护意见，充分说理。而且不是笼统地说“对于辩护意见给予采纳或不予采纳”，也不是抽象的说法理。应当要求法官在判决书中对辩护意见逐条进行答复，说明采纳与否的理由，说明法官思考的过程。这样不管辩护意见最终是否被采纳，起码表明了法官认真考虑过这些意见，这不正是有效辩护的本质吗？
辩护意见篇9
刑事辩护制度是发源于是西方而盛行于现代各国的一种先进的法律制度，其孕育和形成标志着一个社会对刑事司法的意义及其精神的思想达到了一个更新层次。刑事辩护制度在中西传统法律文化的对立和冲突中确立了自身在中国司法制度中的地位，所包含的独立平等、权利和民主的文化意义已为当代中国社会及其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肯定和崇尚，其所面临的右国传统压制性文化与整个社会的观念性文化在精神本质上的趋向同一，为刑事辩护制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在笔者看来，中国的刑事辩护制度还存在着缺陷，对辩护律师及犯罪嫌疑人还有一定的限制，笔者就这些问题提出自己对刑事辩护制度一些构思和设想。
本文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律师的会见权。第二部分阐述了律师的阅卷范围。第三部分阐述了如何保障律师的调查取证权。第四部分阐述了如何保障律师的辩论权。第五部分阐述了律师刑事辩护的豁免权。
目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律师发挥其作用起到了一定的限制，只有完善辩护制度，才能使辩方拥有与控方相抗衡的力量，突出当前庭市方式的抗辩性和诉讼性，充分发挥辩护职能作用，切实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和诉讼权利。
关键词：刑事辩护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辩护权豁免权
刑事辩护制度是发端于西方而盛行于现代各国的一种先进的法律制度，其孕育和形成标志着一个社会对刑事司法的意义及其精神的思考达到了一个更新层次。而且，以对人的尊严给予平等的尊重和保护为主题的刑事辩护制度，在中西传统法律文化的对立和冲突中确立了自身在中国司法制度中的地位，所包含的独立平等、权利和民主的文化意义已为当代中国社会及其广大民众所理解、肯定和祟尚，其所面临的中国传统压制性文化与整个社会的观念性文化在精神本质上的趋向同一，为刑事辩护制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更体现了这一趋势，它强化了律师在刑事诉讼法中的地位和作用，规定在侦查阶段律师可以介入诉讼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自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之起，犯罪嫌疑人不仅可以自己辩护，而且可以聘请辩护人为自己辩护等。同时，又进一步明确并强化了律师在各个诉讼阶段的诉讼权利，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法律援助制度。所有这些，均充分表明了辩护制度在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得到了很大完善，标志着我国辩护制度的进步与发展，也符合世界各国辩护制度的发展趋势。而且，我国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深度和广度在不断扩大，办理刑事辩护和案件的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办理法律援助工作的自觉性不断增强，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据有关部门统计，从1997年到1999年，我国律师共承办刑事诉讼辩护和案件的88.1万多件，其中，1997年27.5万多件，1998年29.6万多件，1999年30.9万多件，分别较上年增长9.6％、7.8％和4.4％。在这3年间，律师还在刑事案件侦查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16.6万件，办理法律援助近21万件。
辩护制度也和其他任何制度一样，在司法实践中不断遇到新情况、新问题。如律师的调查取证权、阅卷权、会见权等诉讼权利得不到保障，法律援助制度执行不力，已影响到法庭调查、辩论的质量。另外，尽管律师可以提前介入诉讼，聘请辩护人的时间提前到审查阶段，但仍有大批被告人因请不到律师，没有辩护人帮助其行使辩护权，导致庭审中控辩力量严重失衡。同时，我国刑事案件的律师参与率一直很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刑事辩护遇到的障碍越来越多，办理刑事案件不但关卡多、收费多，而且风险大，仅在该法实施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在全国就有一百多个律师被抓被判，其罪名大多是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伪证罪、包庇罪等。与此相适应，在全国范围内，刑事案件律师的参与率下降，不到30％。
针对上述情况，有必要从立法和司法上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刑事辩护制度，以切实保障和完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的各项诉讼权利。当务之急是保证辩护人充分行使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辩论权等权利，并在立法上赋予律师辩护豁免权，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
一、保证律师的会见权
由于种种原因，律师在侦查阶段、审查阶段的行使会见权遇到种种障碍。刑事诉讼法第96条、六部门《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及公、检、法有关的实施细则，均规定了律师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六部门的上述规定专门规定了律师会见权的问题，即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的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侦查机关的批准，不能以侦查过程需要保密作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予批准。律师提出会见的，应当在48小时内安排会见，等等。但是，六部门在以下规定中又为侦查机关干预会见提供借口，即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实践中，由职权主义侦查模式性质所决定，侦查机关从部门利益出发，多以涉及国家秘密、案件情况特殊等理由不予安排会见；或严格限制律师会见的次数、时间。一些地方侦查机关规定律师会见不超过两次，每次不超过30分钟；或以在律师会见后犯罪嫌疑人翻供为由追究律师的刑事责任等等。实际中，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不论有无必要，几乎侦查机关都派员在场。结果，由于惧怕心理，犯罪嫌疑人往往不敢如实陈述案情和寻求法律对其合法权益的保护，从而影响了律师的执业。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也经常出现类似情况，同样在审查阶段，律师的会见权也受到种种限制。
联合国关于《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规定，未经审讯的囚犯可以会见律师，警察或监所官员对于囚犯与律师间的会谈可用目光监视，但不得在可以听见谈话的距离以内。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8条规定，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的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无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些规定，就可以保证律师通过会见从被指控人处了解案件有关情况．了解被指控人是否受到追诉机关的不当对待并能为被指控人提供法律帮助，为在诉讼过程中发挥辩护作用打基础。而且，“会见”犯罪嫌疑人也只有在侦查人员或监所官员“看得见但听不见”的秘密状态下才有其实际意义。相比之下，我国律师会见权与联合国规定的标准还有一定距离，这也是由我国具体国情、法律文化传统决定的。笔者不主张律师的会见权一步到位，而是希望在现有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充分保障律师行使法定的会见权。由此，公、检、法机关应当严格依法保障律师的会见权，确保律师全面、客观地了解案件，提出针对性强的辩护意见，使法官兼听明理，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做到定性准确、量刑适当。而且，针对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困难重重的现实，律师也应当积极通过行政诉讼等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湖南晨眸律师事务所律师廖建华诉湖南省娄底市公安局侵犯会见权一案，则是律师维权的典范。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判决确认被告娄底市公安局的行政行为违法，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娄底市中级法院的判决，驳回了娄底市公安局的上诉，有力地维护了律师的会见权。娄底市中院和湖南省高级法院维护了律师会见权的行为也具有典型意义。
二、适当扩大律师阅卷的范围，保护阅卷权
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的阅卷范围较修改前有所缩小，律师阅卷受到一定限制。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辩护律师及其他辩护人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进行审查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又据刑事诉讼法第150条规定，检察院在开庭前只向法院移送有明确指控犯罪事实的书，同时仅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六部门规定中的主要证据解释仍显笼统，规定在实践中由检察院决定主要证据的范围，又导致检察认定主要证据的随意性大。据此在审查阶段，辩护人只能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即只能查阅拘留证、逮捕证等诉讼文书及司法鉴定结论等鉴定材料，根本看不到对定案有决定性意义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证据材料。如果检察院移送法院的主要证据内容不全，或者在法庭上不出示移送的证据，却提供一些未向法院移送的证据，辩护人就无法对这些证据当庭质证、辩论，而且，实践中检察机关不按照法律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向法院移送相关材料的现象普遍存在。因此，辩护人在庭前了解的案情和证据极其有限。
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1条规定，主管当局有义务确保律师能有充分的时间查阅当局所拥有或管理的有关资料，档案和文件，以便使律师能向其委托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协助。应当尽早在适当时机提供查阅案卷的机会，根据这一规定，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均采取不同方式，对律师阅卷权予以充分保障。如英美法系国家尽管庭审前有证据展示制度，辩护律师在法院开庭审理前到检察机关查阅案卷材料是一种普遍做法。在我国，律师在检察院只能看到一些诸如逮捕证等诉讼文书，或鉴定结论等技术性材料，不能看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笔录等关键证据。开庭前在法院也只能看到书、证据目录及检察院认为是“主要证据”的复印件，使抗辩式庭审活动缺乏辩方充分准备材料的支持，所进行的举证、质证不能收到实际的效果。因此，适当扩大辩护人在审查阶段的阅卷范围，即除检察院内部讨论笔录和有关结论外，在一般情况下均应允许律师查阅有关案卷材料。
三、充分保障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律师通过调查取证，可以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无罪、罪轻或从轻、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便于法院“兼听则明”，作出公正的裁判。同时，控辩式诉讼需要控辩双方均有一定的证据武装，通过举证、质证、辩论引导庭审的进程。但是，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律师调查取证难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切实解决，反而受到更多限制。不仅律师取证的手续相当繁琐，而且一旦被调查人等不同意提供证据，律师就无法取证。尤其是规定律师向被害人一方收集证据时，不仅要经被害人一方的同意，而且要经检察院、法院许可，将会有种种弊端。最为突出的是，检察机关与辩护方在诉讼地位是对立的，检察官的执法思想，执法观念的和立法并不同步。出于控辩策略的考虑，律师得到检察院的取证许可并非易事。因此，这些规定大大限制了辩护人的调查取证权，使调查取证更加困难，也给那些负有法定作证义务的公民逃避作证以合法借口。实践中，律师由于客观原因不能举证而请求法庭调查取证时，往往遭到法官以“谁主张谁举证”为由的拒绝。对法官的拒绝律师没有任何制约手段。
为取得控辩式庭审方式的预期效果．使控辩力量基本平衡，建议立法规定律师取证的规则、取证的方式、不当取证的责任等。在制定律师取证规范后，取消律师调查取证的种种限制，强制证人及其他单位和个人向律师提供证据。在向被害人一方收集证据前，应当无须检察院、法院许可，但应规定律师要严格按照取证规则进行。否则，被调查人有权拒绝作证。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确有困难的，可以根据其申请，检察院、法院可以协助律师收集、调取证据，或检察院、法院根据律师申请，在收集、调取证据后及时复制并移送申请律师，由其在法庭上出示此证据。
四、保障律师充分的辩论权
当前的抗辩式庭审方式更加突出法庭辩论的重要性。在审判实践中，控辩双方围绕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辩论，绝大多数情况下双方并不能进行充分辩论，往往以双方各自发表公诉词和辩护词而告终，一般不进行多轮辩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包括律师收集证据少、控辩力量失衡等情况．检察官、法官不注重保障律师辩论权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作为控诉人的人民检察院具有双重身份，即国家公诉人和法律监督者。律师作为被控诉方的辩护人既不代表国家，也无法律监督者的身份。控辩双方的实际地位明显失衡。这一失衡状态，导致在实践中对法庭违反法律程序的异议，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比律师提出的更容易被法官重视和纠正。当前，法官、检察官的诉讼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仍滞后于法律规定，法官与检察官互相配合、互相协调等思想影响，在审理前对案件相互通气，统一认识，在庭审中表现为法官只注意听公诉人的发言，并经常主动制止或接受公诉人的申请制止辩护人的发言，或告知辩护人，如果其当庭发言与提交的辩护词一致，直接提交书面辩护词即可，无须再在法庭上进行详细辩论。法庭采用的这种纠问式审判方式致律师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庭审时有律师的发言被法官随意打断，甚至剥夺律师的权、辩护权的现象。既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降低了当事人对律师作用的认识和尊重。律师在法庭上千言万语、有理有据一概不予采信，使律师的作用难以发挥，也丧失当事人对律师的信任。基于上要这原因，法官和检察官在今后的审判中应当注重保障律师的辩论权。法官在法庭上给予辩护人充分辩论的机会，认真听取辩护人的发言，不能无故制止辩护人的发言，并时刻牢记自己在诉讼中的独立、中立、消极地位。检察官也应认识到，辩护人是在根据事实和法律履行辩护职能，协助法官查明案件事实，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指控与辩护均是为实现惩罚犯罪，保障人权这一诉讼目标服务的。其实法院就是司法公正之目的的掌舵者，律师和公诉人就是划船者。这三者的互相支撑就组成了控辩审三角架构的科学有效的刑事诉讼体制。
五、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
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是指律师在法庭上为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而发表的辩护言论，不受法律追究。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律师刑事辩护的风险明显加大，因办理刑事案件遭到公安、检察机关追究的案件直线上升。新《刑法》第306条第1款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以及新《刑法》第307条的规定，这些法律责任的规定主要指向是律师，不论当初立法者的立法动机如何，客观上都为部分执法司法人员在实践中非法限制律师行使权利提供了依据。被一些公安、检察机关人为地曲解，作为追究律师“引诱”、“威胁”证人的法律责任的根据。如果说立法上规定前述律师的行为构成犯罪的理由是因为干扰了司法，那么法官、检察官、警官等干扰了律师的执业又当何罪？这无疑表现了对律师的“歧视”。此外，《律师法》第32条虽然规定了“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但律师和有关法律都没有具体规定保护律师人身权利的措施和救济途径，实际上与普通公民的法律保护无异，没有顾及到律师作为法律工作者较普通公民所具有的更大的人身危险性，立法上的这些缺憾直接导致了律师执业的困难，也导致了法定权利（权力）在不同法律工作之间的失衡。因此，在两法实施以来，曾经因公安、检察机关错抓、错拘律师，造成了律师从事刑事辩护的心理恐慌，全国范围内刑事案件律师的参与率急剧下降，甚至有些律师事务所为防范辩护风险，将不办理刑事案件作为一项纪律规定。
从上述同题可以看出，为保证律师充分发挥其辩护作用，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法律赋予律师一定限度的刑事辩护豁免权极为必要。正如前文所说．司法人员的诉讼在某种程度上仍落后于法律规定，“有罪推定”观念残余在一些司法人员思想深处仍然存在，而律师是在为被告人辩护，提出被告人无罪、罪轻、应当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辩护意见，在法庭上与检察官针锋相对地辩论。故从律师的职业性质考虑应当赋予其一定的刑事辩护豁免权，以维护其独立的诉讼地位，而不致出现被检察机关动辄错拘、因意见看法相反被驱逐出法庭等情况。但是，在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到，实践中确实发生了一些律师为使被告人被减轻或免除处罚而妨害作证的情况。鉴于此，如果发现个别律师隐匿、毁灭证据，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或作伪证的，检察、审判机关可以在休庭后，向其所在地方的司法行政机关发司法建议书，由当地的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的犯罪行为实行调查。如属违法行为，由司法行政机关直接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如属犯罪行为．则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为防止刑事辩护豁免权的滥用，可以建立一个制度防线，由司法行政机关牵头负责，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律师违纪投诉、社会监督、违纪案件查处等各项制度。
综上所述，只有完善辩护制度，才能使辩方拥有与控方相抗衡的力量，突出当前庭审方式的抗辩性和诉讼性，充分发挥辩护职能作用，切实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和诉讼权利。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4、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
辩护意见篇10
关键词:程序性辩护意义现状完善
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享有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诉讼权利,保证辩护权的充分、有效行使是现代刑事诉讼民主的最明显体现。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往往只注重实体辩护,而对程序辩护的关注程度则明显不足,这严重影响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行使,并使其他诉讼权利的实现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一、程序性辩护的概念
辩护是指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反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指控,提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事实和理由,以维护其合法权益的诉讼活动。在理论上根据辩护活动所侧重的内容不同将辩护分为实体性辩护和程序性辩护。所谓程序性刑事辩护是指:在刑事辩护中以有关部门的侦查、起诉、审判活动程序违法为由,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意见,以及要求未依法进行的诉讼程序应予补充或者重新进行、非法取得的证据应予排除等,从程序方面进行辩护的方法。
二、程序性辩护的意义
程序性辩护的顺利实现对保障被追诉人的基本人权及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意义重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有利于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推进我国的宪法司法化。宪政意味着权力的制约与权利的保障,一个国家的宪法是该国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公民的基本权利都应在其宪法中予以体现。程序性辩护通过将侵犯公民宪法性权利的公权力机关的程序性违法行为纳入司法审查机关的审查范围之下来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宪法也因司法审查机关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而成为行动中的法。(2)有助于规范和制约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权力的行使及公民此阶段权利的保障历来是学者关注的焦点,由于侦查阶段的封闭性和侦查行为的多样性,要实现对侦查机关的监督与制约十分不易。而程序性辩护的提出及相关配套制度的建立,对规范和制约侦查机关的公权力行为很有意义。(3)有利于维持合理的刑事诉讼构造。合理的刑事诉讼构造应当是裁判者居中裁判、控辨双方平等对抗的格局。但由于司法实践中行使控诉职能的往往是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的公权力机关,相比较而言,控诉方占有绝对优势,辩护方的辩护显得极其苍白无力。而将政府公权力机关的行为纳入审查机关的规制之下,并赋予辩方完善的程序性辩护权对改变这种情况,维持控辨双方的平衡非常重要。
三、我国程序性辩护的现状
虽然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一些程序性辩护的案件,刑事诉讼法也为程序性辩护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说,我国并没有建立专门的程序性辩护制度。
首先,关于程序性辩护的现有立法并不完善甚至相当匮乏,大量的程序性违法行为以及诉讼侵权行为仍然游离于程序性辩护范围之外。现行法律只在一审与二审期间有与程序性辩护相关的内容,再审程序却并没有涉及程序性辩护的内容。而且刑事诉讼法第191条所规定的可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程序违法行为中,并不包括管辖错误这一重大程序违法行为,不能不说是立法的缺失。
其次,现行《刑事诉讼法》第35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该条关于辩护的规定实质上只是实体的辩护,并不包含程序性辩护。
最后,司法实践中辩护方也会提出一些程序性的辩护意见,但是这种意见的提出由于缺乏法律上的有力支持,难以引起法庭的重视。同时,这种意见基本上都是在庭审过程中提出的,程序性违法行为不能得到及时的抗辩。法院仍然拒绝对公检法机关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和独立的裁判。程序性辩护没能有效发挥作用,程序性辩护的发展举步维艰。
四、完善程序性辩护的对策
第一,建立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司法审查的缺失导致被追诉人在审前程序中缺乏权利救济的途径,程序性辩护失去了其存在的空间。笔者主张,鉴于我国司法体制和法治进程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显著差距,不宜完全移植其他国家的模式。就程序性辩护而言,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包括以下内容:被追诉人对程序性违法行为有权向检察机关提出控告,由检察机关对此是否违法进行审查;检察机关应当在听取追诉机关与被追诉人双方意见的基础上作出相应的决定。
第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证据排除对程序性辩护有着重要的作用,非法证据是程序性辩护的理由之一,而非法证据的排除是程序性辩护的后果。法律应当明确规定:(1)禁止以刑讯、威胁、诱骗等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方法收集言词证据,以上述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不得作为本案的证据;(2)禁止以非法方法搜查、扣押以及以其他方法收集实物证据,以上述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由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根据违法程度和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可以采用。
综上所述,我们只有对程序性辩护的现状及其相应之完善对策有所了解,才能促进我国程序性辩护立法和司法的发展。在现代法治理念深入人心、人权保障观念日益增强的今天,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程序性辩护一定会在刑事诉讼中运行得更好,发挥其应有的保障被追诉人权利,促进司法公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王敏远,《刑事辩护中的程序辩护》,载《法制日报》2001年1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