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的研究方法篇1
【关键词】考古学文化；研究方法；解读
中图分类号：K872.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2-156-01
《中国史前考古论集》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先生所著，由科学出版社于2003年3月出版。我从中选择了《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与程序》三篇文章进行阅读。《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一文，通过五个部分介绍了仰韶文化被发现之后，学者们对其文化源头的探索及论证过程；在长达数十载的争辩中，仰韶文化的源头从模糊到比较清晰，其中的研究和论证方法，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阐释了半坡文化与庙底沟文化的时间问题，并总结了之所以出现“争辩的各方使用了地层学和类型学这样的方法，路径相同，论据确凿，结论却大相径庭”的原因。《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与程序》介绍了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的争辩、原则的确立及命名程序。选择这三篇文章，不仅是因为课程的要求，而且它们相互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三篇文章均以仰韶文化为例，系统介绍了考古学文化的源流探索、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及考古学文化的命名问题。而这三个问题在考古学文化中，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考古工作实践中常常遇到、看似简单而实为复杂的问题。对于此类问题的探讨，不仅仅是在仰韶文化的研究中，在我国其他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中，也非常重要。
一、对考古学文化本身的深入解读
但凡人们在发现、研究一个考古学文化的本身内涵的时候，都会思考这么一个问题：这种文化从何而来？也许是人们喜好追根溯源的心理、亦或是人们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理，都催使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去探索文化之源头，就像人们喜欢攀爬最高的山峰、追寻最长的河流一样。但是，这样的溯源，对于考古学文化研究来说，要以所发现的考古学文化本身为中心，只有对其本身进行详实解读后，才有依据去追根溯源。
所以，在《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这篇文章中，我们也能看到作者所总结的各位学者关于仰韶文化源头研究的“分源”观点，即仰韶文化虽然分布面积广、其中类型多种多样，但是其早期的各类型却各有其来源。从此观点出发，以追求仰韶文化之“本”的源头，便使线索清晰，有理可循。这就是在找准了仰韶文化之“本”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
二、严谨的考古学方法
地层学和类型学为考古学的基本理论。但是，如何将这两种方法准确、灵活运用，我认为却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虽然，就半坡与庙底沟类型的关系问题而言，王先生在《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中开篇即提出：争辩的各方使用了地层学和类型学这样的方法，路径相同，论据确凿，结论却大相径庭……至于这样局面的症结所在，现在似乎还并没有到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但是，我认为我们依旧可以从前人的探索中学习、总结出一些方法和经验。
在考古学中，还有另一基本理论——地层学，我认为我们利用类型学进行器物研究，至少是应该以地层学为基础和前提的。王仁湘先生在《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中还提到，随着下孟村等遗址的发现，地层证据成为了显示半坡文化早于庙底沟文化的一个依据，许多学者，包括曾经认为庙底沟早于半坡文化的学者，也通过对地层的解读，认为半坡应该早于庙底沟文化。
在考古工作中，我们如何去思考、对待考古学文化的嬗变，怎样确立考古学文化嬗变的维度，也许会比文化人类学难得多，因为考古学的文化研究对象已成为历史，并湮没于黄土之下，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大多在现世中还能找到，并且可以对目标进行跟踪调查访问；但是我相信，透过地层、遗物、墓葬、房址、经济生活模式、地理位置、规模……我们依旧能够从文化的整体空间上去解决这些问题，只是现在于我来说，由于积累有限，解决这些问题还非常困难。
三、结语
要挑出别人的问题和错误是相对较为容易的，但是要解决这些问题确实非常困难的。虽然，现在的我们回过头去看早年的研究，会发现在考古学文化研究的方法中，存在着一些缺陷，但是，也正是因为有这些缺陷才促使我们不断地改进研究方法。今人一个看似简单的结论，却耗费了前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样一个长期的过程中，也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和教训。读完王仁湘先生的这三篇文章之后，我对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有了更深的了解，但是，要解决考古学文化研究中的问题，我自认为是能力不够的。不过，这也将会是我进一步学习的一个起点，让我从这些问题着手，更仔细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
参考文献：
[1]王仁湘.中国史前考古论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2]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元君庙仰韶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
考古学的研究方法篇2
进入考古学的转变期(20世纪40—60年代，属于考古学分类与巩固期的后一阶段)，从以层位学和类型学为研究手段的文化历史研究转变为以人类生态学思想指导的、大量结合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进行的古代社会重构的研究。西亚新石器时代农业起源研究就充分利用了动物考古的研究成果。［5］这一阶段在美洲出现了人类行为的文化功能解释的趋势，以环境为背景来复原考古学文化的多学科研究，就充分体现了动物考古学的作用。［12］步入考古学发展新时期的新考古学出现阶段(20世纪60—80年代)，在传统考古学重建文化史(主要是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重建)的基础上，美洲考古学家以复原或重建文化形态(生产力、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为主)、解释文化过程(主要是文化发展的动因，属于过程考古学范畴)这两个更高层次的研究为目标，以进化论、系统论和生态学理论为思想指导，通过物质遗存所反映的考古学文化的各个方面及其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来更全面、系统地解释文化发展的过程。作为文化生态系统中生物环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动物资源利用方式和聚落形态研究中有关适应环境的生存战略(包括食物、供给、聚落和维持战略)研究，使动物考古研究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13］西亚的农业起源有关狩猎到饲养经济发展过程的动态研究也得益于动物考古的微观研究。［14］在考古学发展新时期的当展新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动物考古对于新学派中社会考古学各种社会形态经济基础的研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15］在探究古代人类精神世界的认知考古学有关肖像象征意义的研究中，动物考古知识的应用也获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16］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流派将研究重点放在人类的适应性与系统平衡上，提倡生态学、进化论和辩证法相结合，这一过程中美国学者威廉•马夸特对肯塔基西部贝丘遗址采食者的研究就体现出动物遗存研究所起的重要作用。［17］在社会学中程理论被引入到考古学后，在将其作为连接经验性考古学材料与高层次文化理论解释的桥梁的过程中，刘易斯•宾福德(LewisBinford)最有代表性的工作之一就是记录了许多影响动物组合特征和条件的自然过程，并将这些过程应用到考古记录的解释中。在这个成功的中程理论应用研究范例中，动物考古的作用功不可没①。［18］综上所述，考古学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中，动物考古都不同程度地做出了贡献，在提高人类对古代人地关系的认识水平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以北美为代表的国际动物考古学发展历程在梳理了动物考古与考古学渊源关系的前提下，根据理论与实践的特征将动物考古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重新审视一下，有利于正确评价亚洲动物考古在整个世界动物考古领域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与考古学发展息息相关，国际上动物考古研究也是以欧美发达国家起步最早，以北美的阶段性研究最具有代表性。以北美为代表的国际动物考古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形成阶段、系统化阶段、综合化阶段。第一阶段或开始形成时期(19世纪60年代—20世纪初)，动物考古工作的贡献主要在第四纪地质及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年代学和地层变化研究方面［19］，如揭示人类的古老性，确定早期人类如何生存以及如何获得食物并重建古环境。这些贡献主要建立在应用地质学的地层学和古生物学方法的进化论理论基础之上。这一时期环境决定论、环境可能论以及历史学方法处于全盛期，而动物材料并未被纳入考古学文化范畴当中。第二阶段或系统化发展时期(20世纪40—50年代)，动物考古工作者致力于两个相关的目标，即了解动物的生物学及生态学特征以及认识人类行为的时空变化。这就要将理论及方法植根于如物理及生物等大量学科的系统性引入。大量分析性和人类学研究伴随着如下两个概念的出现而产生:中程理论和用来检验生存对策的经济和生态学模式。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是强调方法的重要性。第三阶段或综合化成熟时期(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资源管理的快速发展，在很多方面开展的历史时期动物考古研究以及大量开发出来的模型和预设对考古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文化生态学和人类学理论特别注重生态学和环境学议题，在动物考古实践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目的在于研究适应、生存对策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功能性关系。可以这样说，这一时期动物考古充满了所谓新考古学的思考。［20］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是逻辑推理方法由归纳转变为演绎。
动物考古的理论与方法及其回答考古学问题的研究层次基于达格拉斯•J．布尔(DouglasJBrewer)在《考古学方法与理论》所做的关于动物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目标的论述，我们可以将各种论题按着研究层次划归到不同的组分中(见表1)。［21］从表1中可以看到，在生物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范畴内的各种理论框架下，动物考古学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学问题大多处于中等研究层次，只是生物地层学及古生物学探讨的问题处于基础性研究层次;哲学范畴内，除了方法论里数据搜集处于基础性研究层次之外，绝大多数理论框架下动物考古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学问题处于高等或者极高等研究层次;文化遗产管理范畴的均变论涉及较高等层次的研究;系统论范畴的社会经济生态理论框架下探讨的考古学问题处于极高等研究层次。
亚洲动物考古的研究进展
(一)西亚的领先地位与亚洲其他地区相比，西亚的动物考古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无论是来自发达国家还是本土的专家，都非常重视现代动物考古学理论的应用，这一地区的动物考古研究不但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在某种程度上赶上了国际同行的步伐。从表2的统计不难看出，大多数动物考古学文章致力于方法和理论的探讨(82%)。其中生存对策研究文章占较大比重(33．7%)，其他方面比重较低，如驯化(14．5%)、宗教(12．2%)，埋藏学(9．6%)。有少量古Dna的文章发表(6．0%)。高等层次的研究成果占18．2%，较高等层次的研究成果占3．6%，中等层次的成果占60．2%，基础性成果占18%，而且研究主题具有多样性特点。因此，与国际同行相比，西亚动物考古研究的主体处于中高等层次。
(二)南亚及东南亚的积极努力从对南亚和东南亚与动物考古相关文章的一般统计来看，高层次研究成果占20%，较高层次的成果占2．9%，中等层次的成果占50%，基础性成果占27．1%。中等层次研究中生存对策相关研究占较大比例，达到34．3%，研究主题涉及面较广，表现出较强的学术进步势头。总体上看，本区高等及较高层次研究略逊于西亚，研究水平要高于东北亚和北亚，处于中等略偏高的研究层次。
(三)北亚的保守性基础工作基于表2的综合数据可见，北亚动物考古工作的主体多涉及方法论和理论领域，调查与报告约占文章总数的1/3。在北亚所有的研究领域中将近35%的文章属于生存对策主题，其中近1/4与驯化有关。也就是说，将近72．6%的工作已经达到中等水准，但是基础研究所占比重较高(达27．4%)，而且缺少高层次研究。北亚动物考古研究成果涉及的主题与其所覆盖的空间地域和所经历的考古学文化变迁并不相符，涉及的主题比较有限，表现出明显的保守性，总体上处于中等研究层次。
(四)东北亚的提升空间从表2中的数据不难看出，东北亚动物考古工作有一半以上处于基础性研究水准，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基本生物学信息(33．6%)以及基本鉴定过程(11．2%)的积累。在东北亚所有的研究领域中，1/3略强的工作与中等层次的研究密切相关。包括宗教宴飨、社会复杂化和国家形成在内的高层次研究成果仅占6．1%，较高层次的综述性研究占7．8%，而包括埋藏学、动物驯化、生存对策、环境学和适应行为时空分布在内的中等层次研究成果却占33．5%，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基础性研究成果足足占有52．6%。综上所述，以中国为代表的东北亚动物考古研究层次还很低，但是研究主题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多样性，却是本区动物考古活力和未来快速发展的预兆。总体上看，东北亚动物考古研究水平要低于除北亚外的亚洲其他地区，更不必说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了，因此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五)亚洲动物考古的整体观察基于数百篇国内外动物考古文献资料进行的有关亚洲动物考古工作成果的简单统计分析似乎毫无意义，但事实上通过这种量化分析会使我们易于清楚地看到我们已经做了什么，处于何等研究层次，进而意识到为了与国际动物考古学发展步伐保持一致，如何尽可能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囿于篇幅的限制，笔者无法将所有成果一一列出，只能抽选极少数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列入参考文献名录，在此深表歉意。上述统计表中所列数据，是建立在权威性杂志上发表文章的大样本量统计和分析基础上得到的，具有统计学意义。亚洲动物考古工作主要开始于20世纪晚期，但是大多数高水平的研究结果出自21世纪头十年。一般来讲，目前西亚动物考古已经进入全球动物考古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南亚和东南亚主体动物考古研究成果已经处于第二阶段，也有部分成果属于第三阶段的较高层次;北亚及以中国为代表的东北亚动物考古整体上却还停留在第二阶段，其动物考古理论与实践水平都有待大幅度提高(参见表1、表2的数据)。学者们对于西亚、南亚、东南亚和北亚有关生存对策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在东北亚就这一主题的研究应当得到更多的关注，因为这是达到更高研究层次的坚实基础。另外，东北亚在生物学和古代环境信息方面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积累，这为深入的动物考古研究搭建了很好的基础性平台。与亚洲以外的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和北美发达国家已经开展的工作相比，亚洲(特别是东北亚)就诸如社会复杂化和国家形成等高层次的研究还很不够。但是在亚洲(尤其是西亚、南亚、东南亚和东北亚)利用现代分子生物技术开展的古Dna考古，在来自发达国家的专家(如来自加拿大的杨冬亚等)和亚洲本土学者(如日本的奥村、石黑等)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取得了骄人的进展，为深入开展更高层次的研究奠定了较好的自然科学基础。
亚洲动物考古的未来之路
根据2010年8月23日至28日在巴黎召开的第11届国际动物考古会议的议题，结合上述有关动物考古研究层次的分析，可以将目前的主要研究议题归纳为下述几个不同层次的问题，这也是今后亚洲动物考古努力的重要参考。
(一)较高层次研究所涉及的问题与宗教活动相关的葬礼用牲动物研究，国家形成过程中动物资源的强化利用状况研究，就动物考古对人类社会探究所做贡献的综述性研究，鹿科动物、猪、马、牛、羊(绵羊和山羊)等对经济形态转型(如跨时代畜牧业转型)以及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影响和作用研究，动物考古的专业性研究，动物遗存所反映的人类社会地位研究等，是今后亚洲动物考古所涉及的较高层次问题，值得我们继续投入更多精力加以深入研究。
(二)中等层次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外来贸易与生物入侵研究，副产品开发研究(如副产品革命新标志、乳制品制法的发展等)，方法论研究(如形态测量与相似属种比较相关的动物资源管理水平研究、利用同位素和痕量元素生物地球化学的动物迁徙性研究、与现代人类起源研究相关的各个氧同位素阶段的人类狩猎行为多样性探究等)，古代人地关系研究(通过动物遗存开展的人类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度研究等)，与遗址形成过程密切相关的埋藏学新探索，与人类迁徙问题相关的岛屿动物地理考古研究，更新世至早期全新世旧大陆古人类的生存对策研究，动物和人类食性与人类行为和食物加工技术相关性的综合分析，动物资源获取方式研究，地貌景观、环境及其变化研究，生存对策研究等等。这些是今后应当加强研究的中等层次动物考古学问题。
(三)基础性研究所涉及的问题按地域开展的动物考古研究(如全新世非洲动物考古，环极地动物考古，新热带区动物考古新进展，旧大陆各时段动物群时空分布总结与研究，中东欧动物考古研究)，按动物类别进行的专题研究(如旧大陆的骆驼、古寄生虫、软体动物考古，猛犸绝灭的环境与人为因素研究，鹿科动物与社会)，数字化动物考古，实验动物考古等成为未来应进一步加强的基础性研究。其他常规的基础性研究包括畜牧业基础信息、信仰系统食物加工以及食谱和营养性疾病状况、文化交流等。上述相关的基础性研究的加强，将有利于亚洲动物考古水平的稳步提高。四、结语总体上看，亚洲动物考古的发展在时空两个方面都还表现出相当的不平衡;来自不同国家的同行之间通过共享数据库进行的交流还远落后于快速发展的动物考古的需要;动物遗存基本鉴定的训练以及国际通用语言的运用也显得很薄弱。目前高校中动物考古知识的教育与技能的训练还无法满足该领域未来发展对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需求。这些不利因素都制约着亚洲动物考古的健康发展。鉴于拥有农业起源和动物驯化发祥地的重要地位，亚洲就经济形态转型为主题的动物考古研究应当以综合研究范式的方式得到进一步加强。为了进一步提高研究层次，我们应当结合对来自考古背景的文化遗存的分析，充分利用生物学和古环境重建信息的积累(其中富有遗址形成过程的大量信息)。在埋藏学研究方面，文化层和自然地层应当同时加以考察，并尽量配合成系列的测年数据，以便于在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下，更好地了解从生存组合到发掘所获材料经历的变化过程。中亚和北亚是需要我们投入更多努力的区域。在这样广大的地区，亟待就更广泛的议题开展国际合作性动物考古研究。尤其是从晚更新世到早全新世人类生存对策转型以及马的驯化这些重大考古学问题的探究，就更仰仗于结合与周边地区的大量比较所开展的多学科、多遗址、跨区域、系统性和综合性的动物考古研究。鹿科动物遗存广泛出现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地区，在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的很长时间里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无论是古生态环境重建，还是狩猎经济的主要狩猎对象，都离不开对这类动物的深入研究。中国的鹿科动物遗存的深入研究，必将有力地促进经济形态转型以及社会复杂化进程等高层次考古学问题的研究。
考古学的研究方法篇3
关键词：墓葬；巫鸿；美术考古；研究方法
在讨论《黄泉下的美术》一书中巫鸿所使用的美术考古研究方法之前，我首先对“美术考古”和“美术考古研究方法”这两个概念进行界定。关于“美术考古”学界大致有四种意见：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是美术史学的一个分支、是独立于上述两个学科的另一个学科、是由美术史学和考古学交叉重叠的学科专业。阮荣春认为美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除地层学、类型学以外，还有“风格学”、“图像学”、“物态学”，即从研究对象的“自然态”、“人文态”、“物理态”、“形式态”出发而提出的一种方法论。[1]总而言之，美术考古学应该有而且必须要有一套自己的、并不断发展的方法论体系。
巫鸿在他的一系列的著作、论文[2]以及本文所要论述的《黄泉下的美术》一书都推动了20世纪以来美术考古在研究方法上的反叛与重构，我主要从以下3个方面对这种方法论上的变迁与突破进行论述。
1从“部分”到“整体”
通读全书，我们几乎见不到任何有关中国古代墓葬的点、线、面、构图和色彩等的“部分”分析。巫鸿认为，墓葬是作为整体来设计、建造以及装饰的，单一的实物要放在“原境”中考察，而不能将个体与整体割裂开来。再者，对“整体”的研究，是作者在有意回避堪称最为经典的艺术史方法。其意图，或许是在避免李格尔和沃尔夫林式风格分析所导致的“过渡解释”。最后，墓葬艺术因为其封闭性特征，在建筑造型与装饰程序上与其他艺术形式不同，是难以相互影响的。这也因而决定了其形制是难以作地区间比较，而是要从古代“整体”的宇宙思想丧葬观念上入手，结合中国的墓葬文化与葬俗礼仪把它们当作一种与周围环境相关联的“整体”视觉形象来看待。[3]
因此，《黄泉下的美术》一书采用了“整体”的研究方法――这是墓葬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方向转变。作者以墓葬艺术的空间性、物质性、时间性为线索，通过对墓葬系统整体空间设计的思考，将各种随葬器物与图像意义等放在“整体”中进行阐释，注意这些资料与墓葬中其他物品所共同形成的视觉、礼仪、宗教等文化情境，从而真正打破了图像、实物和原境之间的界限。[4]
2从“外部空间”到“内部空间”
以前的学者大都是从“外部”观察者的角度出发去研究墓葬中画像、器物材料的外观、形式、色彩、材质与思想意义。而作者在该书的导言中谈到：这种研究实际上并未考虑到墓葬所营造的、供死者的灵魂观看的“内部空间”问题。因此，作者强调应该重视墓葬的“内部空间”，这正是巫鸿研究方法的独特之处。
巫鸿这种从“外部空间”到“内部空间”的研究方法是由“物”到“人”的典型。即通过研究墓葬艺术进而研究人的精神活动、思念观念，从墓葬实物遗存的分析中探讨“非物质文化”的那一部分，达到“透物见人”。因此，我认为在《黄泉下的美术》中，“是什么”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而重要的是“怎么样”。这是巫鸿较之前传统美术考古研究方法的一个突破之处。
3从“单元”到“多元”
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即：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巫鸿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推动了20世纪以来，美术考古在研究方法上形成的一些基本共识：
一是必须有美术学的分析：书中作者仅用了少量笔墨对“图像学分析”和“形式分析”进行提及，但作为美术史的基本研究方法，它们还是有其重要的意义所在。
（1）图像学分析：与照搬图像学研究方法的三层次[5]不同的是，巫鸿将艺术品视为一种社会图像，更加重视文化依据。其研究方法没有仅仅停留在表面，而是试图揭示当时的文化、社会等方面，有意识的考察图像艺术所蕴含的观念。（2）形式分析：书中巫鸿将这种方法与文化阐释的方法结合起来，将图像学与文化发展连接起来，使得图像学的阐释更加令人信服。然而晚近以来，由于形式分析的模糊性和过度主观性，在对该方法的使用上也应保持“适度原则”。
二是必须有考古学的分析：以考古地层学、类型学为基础，复原研究对象的“原状”和“原境”，最后将对墓葬的研究扩展到整个文化史范围，努力达到复原古代社会文化的目的。例如巫鸿认为，应当考虑到器物和所出墓葬之间的关系（什么人使用）、器物和礼仪活动之间的关系（用来做什么）、器物和人的意识思想之间的关系（为何要用这样的器物而不是其他）。
除此之外，他在该书中所使用的美术考古研究方法还有上文论述的“整体研究”、重视“内部空间”研究、以及“中间层次”理论、[6]“二重、多重”证据法[7]等等，这些都表明了其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该书中所使用到的美术考古研究方法都为丰富历史观察的角度和解释的可能性，提出了新的概念和理论架构，推动了学术研究思辨性的发展。[8]
4结语
从《黄泉下的美术》一书中，我们看到了巫鸿重构美术考古研究方法的努力，他期望在美术考古中建立一种特殊的、独立的方法论体系，这也正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总的来说，巫鸿的研究方法是奠定在“整体解读”的基础上，重视墓葬的“内部空间”，并且注重考古发掘材料与艺术分析相结合，运用多重视角和多元化的方法论，从而试图“重构”中国古代墓葬艺术的“原境”。其研究方法不仅为我们未来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也为我们反思过去的研究呈现很好的范例，――这是我解读巫鸿《黄泉下的美术》一书后从中受到的启发和教益。
参考文献：
[1]巫鸿（美）.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2]阮荣春.中国美术考古学史纲[m].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
[3]刘天琪.美术考古学的“热”与“冷”[J].美术观察，2011.
[4]穆宝凤.美术考古学方法与美术史研究[J].新视觉艺术，2009.
[5]刘晓达.概念、视角、叙述与古代中国墓葬美术史书写――巫鸿theartoftheYellowSrings：UnderstandingChinesetombs评述[J].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2.
[6]郑岩.古代墓葬与中国美术史写作[J].文化研究，2011.
考古学的研究方法篇4
[关键词]宗教考古；宗教；研究方法；学科定位
宗教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它有着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目的，因此成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那么，作为宗教考古学的上位概念――宗教又应当怎样理解呢？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认为“宗教是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它本质上是一种“颠倒的世界观”。科林・伦福儒与保罗・巴恩则引用一本权威辞典的定义，认为其“表示一种信仰的行为或举止，或崇拜以及取悦于某种神圣的统治力量”，这样，“宗教就成了一个信仰的框架，并涉及于超自然、超人类以及超出日常的物质世界的人类能力…同时，宗教也是一个社会机构…它有助于一个社会有规律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1]。可以说，宗教既抽象又具体，并且像维柯所断言的那样，“宗教，一如人类其他知识和文明，也是人类原始心智的产物，其发展也是一个经历不同发展阶段的有机过程，而且其中每一个阶段都是不可重复的，都具有各自的特点。[2]”整个宗教的历史发展从一方面来看，是一个从“自然宗教”到“多神教”和“一神教”的发展过程，而从另一个方面看，则又是一个从“氏族宗教”到“民族宗教”和“世界宗教”的发展过程[3]。在人类宗教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两条路线的各个环节并非一一对应，但却是大体平行的。通过对其发展过程进行梳理，使我们更容易抓住宗教的本质。
宗教考古学的研究目的是复原古代宗教活动的发展历程。但由于学科所固有的局限性，考古学研究宗教具有很大的难度，因为我们所发现的遗物遗迹并不会明确表述它们在宗教活动中的作用和意义。另外，宗教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很难与人们的日常活动区分开，例如在宗教仪式上出现的器物可能庸俗化，成为日常生活必需品。具有宗教涵义的动作行为可能是对习俗的再包装。因此，从物质文化来研究宗教需要有特殊的方法论，而不能仅仅依据个别的发现就将其与宗教活动联系起来，首先要做的就是辨识。
科林・伦福儒和保罗・巴恩认为，如要将宗教活动和日常活动区分开来，应当特别关注与宗教活动有关的那些超自然的物体或器物。宗教的祭祀仪式是对神灵或超自然力量表示敬畏的一种活动，其一般来说有四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是使用一些有助于集中注意力的手段，比如利用神圣的地点或辅之以特殊的光线、声音与气味去吸引信徒们的注意力，这样能够表现出主祭者狂热的宗教热情。
另外需要区分人界与神界。祭祀活动的焦点是现实世界和神界的交界区，这是一个充满危险的特殊而又神秘的区域，任何不洁和不当的行为都有可能带来危险。因此，梳洗和清洁是祭祀活动必备的程序。
对于有效的祭祀活动，神或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在某种意义上必须与人同在。在大多数社会中，神都是以某些物质形式或形象予以象征。这种象征物不一定非常复杂，比如一种符号或容器里看不见的东西都可以被用来代表神灵，这就是神祗象征物。
此外，祭祀活动不但包括语言和动作的祈祷和景仰，而且常常需要一种积极的参与活动，比如宴饮和舞蹈，此外还包括贡献给神灵的供品和牺牲。从考古角度而言，如果在一个地点或地区能够发现较多和较明确的祭祀标志的话，也就是参与宗教仪式的遗迹与祭品的遗存，那么就有充分的理由来推断宗教活动的存在[4]。
通过对与这四个方面相关的证据的统计，我们自然而然能轻易提高辨识结果的准确性。
宗教考古学是认知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认知考古学，是从物质遗存来研究古代人类的思维方式，相应的，宗教考古即是通过这种研究方法来探讨还原古人的宗教思维及行为方式。这一新型考古学科的兴起，使考古学研究开始触及过去认为无法企及的有关人类精神层面的问题。那么，我们为何要研究古人的信仰呢？[5]
首先，我认为考古学研究中这样的探索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在考古工作中，发掘的对象，不论是遗迹还是遗物，经常会与宗教有关，那么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想通过研究这些遗迹遗物来破译其背后所蕴含的宗教思想。
其次，在以历史文献的角度处理考古学证据的研究方法的指导下，必然会涉及对人类思维、信仰的研究。
最后，考古是通过一种哲学观来研究古代社会，如果不涉及人类的思维、信仰，那么可以说就无法讨论人类的行为。诚然，用考古学的方法研究宗教，研究古人思维信仰会有诸多的的难点，如，科学研究很难从物质现象的实证研究去检验思想。人类行为心理学家认为，我们永远也不知道现在的人的心里在想什么，只能观察记录他们的行为以判断动机，显然，研究古人的想法就更加困难。这需要符号学、心理人类学、宗教人类学甚至医学人类学等多角度研究，才能得出相对正确的结论。再比如，对人类思想的研究不是达成考古学目标的必要条件。在文化学者看来在考古学上复原古人的信仰和感觉的可能性很小，实际研究状况也表明确实在这一领域倍感吃力。从这个意义上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在新考古学中“认知考古学”的研究处于一个次要位置。
所以，以考古学的方法研究宗教现象，以达到复原古代宗教活动的目的还有很多的路要走，而宗教考古学研究也更期待多学科交叉的灵感以获得新的理论突破！
参考文献：
[1][4]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m]，文物出版社，2004
[2]维柯，新科学[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考古学的研究方法篇5
关键词:中国考古学一级学科挑战建议
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我国学科体系进行调整，将历史学一分为三，把原为历史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的考古学和世界史提升为一级学科。新的学科体系的建立，为考古学的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随之而来的，我们面临着如何更加合理地设置二、三级学科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考古学未来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格局，故不可小觑。目前的分类方案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将考古分为6个二级学科，分别为考古学理论与考古学史、史前及夏商周考古、秦汉至元明清考古、科技考古、文化遗产与博物馆和专门考古，其中专门考古中，包括了目前还不具备成为二级学科的一些学科，如古代文字与铭刻、外国考古、文物保护技术、美术考古等。而北大的学者鉴于中国考古学正在发展成为理论上多源、研究方法多样、研究技术全面现代化的跨学科交叉综合体系，主张设5个二级学科，分别是：中国考古学、外国考古学、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专门考古和博物馆与遗产保护科学，这种划分也值得借鉴。
在科技发展迅速、跨学科交流频繁、国内外合作进一步加深的大环境下，文物保护事业和科技考古迅速发展，再加上晋升为一级学科的重要机遇，一起构成了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新的时代背景。在新的背景下，中国考古学面临着怎样的考验，如何去解决这些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不懈的探索和深入的思考。
一、当代考古学面临的挑战
考古学自身的学术定位问题是我们首先面临且必须解决的问题，这切实关系到考古学学科的发展方向。
2001年9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了一场题为“考古学的定位”的学术研讨会，约有近50位中外学者参加了研讨，就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究竟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是应该从属于人类学或历史学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与会的学者较为普遍的认为，随着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在考古学科中更为广泛的应用以及人文学科领域的方法和理论不断的渗透，考古学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之势，这种发展使得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与以往的传统考古学已有很大的不同。大多数学者都承认考古学应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并且应当成为与人类学和历史学同样的一级学科，而不应该被置于他们的附属下。笔者认为，考古学有着独特的研究视角及研究方法，其学科地位是不可取代的。但我们所言的“传统考古学”并不是与现在所定义的考古学截然分离。“传统考古学”所倚重的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两大方法延续到现在虽已不能作为主要的方法对考古现象予以解释，但其思想贯穿于考古研究的始终。此外，前后对于人类起源及进化、文明发展进程、农业起源等重大问题的关注都是一致的。
中国考古学正处于发展的转型期，观念的转变以及新的方法手段的推广都需要一定的时间。然而这是一个必须经历的过程，我们也必须通过这个过程对现有的考古资源进行整合，制定新的阶段性目标，实现学科的进步和发展。目前中国考古学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尚存在学术发展需要和社会发展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和问题。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课程设置落后于时展潮流的问题突出，培养计划中还存在着一些已经与时代脱节的课程，而一些先进的技术并未得到介绍和引进。这就使得高校培养出的人才存在知识陈旧，知识结构不完整，国际视野不开阔，理论创新能力差等问题。学科建设的失衡问题也较为严重，体现在考古和博物馆专业发展程度上的不平衡，中国考古和外国考古研究团队的不平衡，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人才比例的不平衡，研究型人才和技术型人才比例的不平衡等问题上。
二、对考古学未来发展的建议
为了更好地解决学科发展存在的问题和人才培养出现的矛盾，适应新形势下考古文博事业发展的需要，使中国考古学能够沿着符合学科发展规律的轨迹运行和发展，笔者认为需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应当精心布局，建立完善、全面的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我们当以此次学科体系调整为契机，对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进行认真的梳理，继续巩固旧有的优势学科，投入更多的力量建设薄弱学科，更加注重交叉学科的发展和与国外考古学的交流，建立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话语权、注重方法和理论创新、更加严谨科学的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
其次，适当地调整现有的专业结构和课程结构，着力解决高校和用人单位之间的人才供需矛盾。考虑到文物保护人才的缺口，具备条件的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应该考虑在本科生或研究生培养阶段增设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或方向。应摒弃旧有的轻文物保护重考古发掘的做法，转变观念，尽快培养一批技术扎实、学术能力突出的文物保护人才。
考古学的研究方法篇6
［关键词］音乐考古学;考古学;音乐学;音乐学学科体系
一、音乐考古学在中国
虽然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前身可溯至北宋以来的“金石学”，但近代学科意义上的音乐考古学当始于刘复在1930—1931年间，对故宫和天坛所藏清宫古乐器的测音研究，正是刘复将“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理想付诸于研究中国古代音乐的实践，并在此基础上所取得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才揭开了中国音乐考古学新的篇章，中国音乐考古学才得以真正“登考古学之堂，入音乐学之室”。譬如:杨荫浏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中国音乐史纲》一书中，援引了当时许多有关出土文物的发掘资料和研究成果;李纯一搜集了大量考古发掘的古代乐器及其研究成果，并将这些成果运用到《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一分册•夏商)一书中，这两位学者对考古资料的充分占有和有效地运用改变了自叶伯和以来的中国音乐史研究“从文献到文献”的旧传统，音乐考古学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
二、音乐考古学作用于他种音乐学分支学科
音乐考古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是在考古学和音乐学的羽翼下逐渐形成的。于音乐学而言，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史学的一个分支，这也得到国内外学者一致的认识，例如，德国学者德列格将音乐学分为历史音乐学、体系音乐学、音乐民族学(民俗学)、音乐社会学和应用音乐学五大类，其中，音乐考古学是作为历史音乐学的一个部门而存在的;音乐史学家李纯一认为:“它(音乐考古学)应该既是普通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又是古代音乐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虽然音乐考古学是历史音乐学的一个分支，但其在整个音乐学体系中的地位却并非仅仅只作用于音乐史学的研究，其对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史，以及当下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依然有着促进作用。
三、音乐考古学作用于音乐史学
较之于其他音乐学科而言，音乐考古学与音乐史学的关系尤为密切，这是因为:其一，在研究对象的时间维度上，它们都是指向于过去，研究历史上的音乐事项，以了解古代的音乐社会生活;其二，在史前史时期，音乐考古学研究是音乐史学研究的主要手段，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出现之后，有关音乐的考古实物和文献典籍是音乐史研究的两大史料来源。具体来说，音乐考古学对音乐史学的作用大致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考古史料可以弥补文献的不足
人类发展的历史是极其漫长的，即便是从旧石器时代算起，也大约有300万年的历史;而人类用文字记载的历史，也就是说有比较确切的资料可以证明的信史，就中国而言，大约是从公元前17世纪的商代开始的，距今不过4000年左右。从300万年前到4000年前，这么漫长的历史，除了通过神话传说获得一鳞半爪的模糊的认识之外，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如《吕氏春秋•古乐篇》载:“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山海经•大荒西经》载:“开(夏后启)上三嫔于天，得《九辨》《九歌》以下，……开焉得始歌《九招》”等等。通过这些记载认识商以前的历史不仅模糊不清、无法得以考证，而且也是一种无奈。可见，通过文字了解人类音乐的历史，其局限性不言而喻。而大量考古出土的音乐实物以及对它们所进行的科学研究，不仅改变了我们对史前音乐历史的了解主要依靠神话传说的尴尬局面，也改变了我们对史前音乐历史的认识。例如，1987年，河南舞阳县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25支骨笛，据碳14测定和树轮校正，距今约8000—9000年;根据测音和实际的演奏实验表明，这些音已包括了六声音阶和七声音阶，并且可以吹奏较为复杂的曲调。这一结果不仅改变了我们之前对新石器时期音乐认识上的空白，而且也改变了对已有的中国古代音乐诸多研究成果的认识，促使我们对其进行重新考量，如学界很长一段时期都在争论的“战国时期有无五声音阶以外的偏音”的问题;音阶发展史是由少渐多，还是一个从多到少不断规范的过程的问题等。这方面的音乐考古发现甚多，如浙江余姚河姆渡骨哨、西安半坡陶埙等。可以说，从科学的意义上研究史前音乐历史，考古实物是唯一的途径和手段。它不仅是我们了解史前音乐历史的不二法门，也对其后有文字记载的音乐历史的研究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2．考古史料和文献互证
考古史料和文献史料互证，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源于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对古代历史的研究。他主张研究古史当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这在历史学界有很大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被学界称之为“二重证据法”。“二重证据法”的提出，一方面导源于对科学研究实证精神的追求，另一方面则是考古学在中国的不断发展与成熟。这一研究方法对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也有很大的影响和促进作用。王光祈在其《中国音乐史》一书就曾指出:“研究古代历史，当以‘实物’为重，‘典籍’次之，‘类推’又次之。”［2］其后，学者们都自觉和不自觉地将此方法运用到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实践中，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面貌也因此为之一变，它不仅改变了传统史学“从文献到文献”的旧传统，也使研究所得之结论多了些许的实证面貌。例如，古书中有关鼍鼓的记载甚多，《吕氏春秋•古乐篇》:“帝颛顼令鱓先为乐倡，鱓乃偃浸，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即鼉也”、《诗经•大雅》:“鼍鼓逢逢，矇瞍奏公”、李斯《谏逐客书》和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提到的“灵鼍之鼓”。鳄鱼在古代被称作鼍，鼍鼓即是用鳄鱼皮制作的鼓。在没有有关鼍鼓的文物出土之前，学界对这些记载多半持将信将疑的态度，但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3015号大墓木鼍鼓的出土，释解了人们心中的疑团，从而确信鼍鼓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真实存在。
3．匡正用文献研究可能出现的谬误
翻开历朝历代正史乐志可知，其中有关音乐的记载多出于统治阶级之手，所载内容侧重于宫廷雅乐，对宫廷之外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记之甚少，有些御用文人为了取悦于统治者甚至会歪曲历史，因而必然有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性;此外，在“重道轻器”的古代，记载音乐之人往往都不是具有音乐专业知识的乐工，而是一些对音乐一知半解的文人，这也必然会使有关音乐的记述含混不清，乃至错误失实，以讹传讹，贻害千年。如此，考证、校雠等传统的研究方法一筹莫展，考古史料则表现出其特有的参证和纠错的作用。这方面的典型事例以曾侯乙墓乐器的出土为要，1978年，曾侯乙墓的发掘及其大量精美的乐器的出土不仅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地下音乐宫殿”的辉煌，其重大的意义在于改变了我们对已有的通过文献研究而获得的中国古代音乐史一些偏颇的认识:其一，对一钟双音现象作了最充分有力的注脚。1977年，吕骥、黄翔鹏等音乐家去甘肃、山西、陕西、河南四省做音乐考古调查研究时，发现了中国古代的钟，在敲击钟的不同位置时可发两个相距三度的音，但这一理论在提出时遭当时学界众多人的怀疑，人们普遍持否定态度。次年，曾侯乙墓编钟的出土，让世人承认并接受了“一钟双音”的事实。其二，对于中国古代音乐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古音阶”和“新音阶”的问题。其三，对于中国只有首调唱名法而没有固定调唱名法的问题以及工尺谱的渊源、中国的乐律学理论等诸多有争议的问题都作了很好地解释。
4．扭转了用文字描述音乐史非直观形象的不足
音乐是一门时间艺术，也是一门声音的艺术。撰写一部有声的中国古代音乐史一直是音乐史学家的追求，从杨荫浏“音乐史是不能没有音乐的历史”［3］的治史观到黄翔鹏“曲调考证”研究的身体力行，无数学人为此孜孜不倦地摸索着;但我们同时也应知道，音乐生活的画面并非仅有声音组成，在三维空间里尚有乐器的形制、乐队的组织、器乐的编排以及乐人的服饰和奏乐的场景等，考古出土的遗迹、乐器实物以及音乐图像，包括绘画、画像砖、编织图、乐舞俑、洞窟壁画、器皿饰绘、墓葬壁画、画像石、石刻、书谱等，则可以直观地以立体的或平面的方式完整地再现历史上的音乐画面。例如，文献中有关先秦瑟的形制的记载语焉不详，甚至有分歧之处，我们如若仅仅通过文献并不能对此有清楚明白的了解。但湖北、湖南、河南等地古墓出土的有关先秦瑟的实物，则能立即给予我们非常明确的感官认识:先秦瑟的形制是“四枘四岳”式，一般具有二十三至二十五弦和柱。所谓“百闻不如一见”!再如，李荣有《汉画像的音乐学研究》一书通过对大量出土的汉画像石的研究，揭示出了汉朝音乐生活的诸多层面;《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收集了各省的出土器物，形象而直观地展示出了各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出现的乐器的类型、特征等，并可以对不同省的出土乐器进行比照，揭示其间的异同之处和源流动向。可以说，考古史料让音乐史的研究具有了现场感和亲切感，让人如置身于历史的语境之中。
综上可知，音乐考古学虽然是考古学和音乐学的交叉学科，其下属于历史音乐学，但其在整个音乐学学科体系中的作用，并非仅仅局限于音乐史学，其对于拓宽和延展音乐美学的研究对象，丰富音乐美学的研究内容;对于改变民族音乐学在研究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时文献史料不足的局面，全面深刻地阐释音乐背后的文化意蕴等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作者:于珊珊单位:西华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总论•序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考古学的研究方法篇7
按认识规律和内在逻辑，把中国考古学的现状和最新研究成果，客观、系统、全面地揭示出来，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教材主要面向：
考古学一级学科内各专业在校本科生
本科阶段非考古专业的考古学研究生
地方文博单位的业务人员
一、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现状
以1970年代中期为界，之前，中国考古学处在一个波浪式的发展阶段。
之后，中国考古学则进入一个持续发展时期。
－田野考古规模不断扩大，研究水平迅速提升。
－其原因，有外、内之分。
1970年代后期以来，各文化区新石器至早期青铜时代的文化发展序列和谱系的建构，是中国考古学的主轴和中心任务。
苏秉琦先生的“区系类型”学说，顺应和指导了这一阶段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这期间，各大区系一系列新的考古学文化得以面世和确立。
以五大区系为例－中原、海岱、环太湖、江汉、燕辽地区。
从1980年代中期以后，在以年代学为重心的文化史研究的过程中，中国考古学研究开始出现一些新的趋势，如：
1985年，夏鼐先生《中国的文明起源》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1986年，苏秉琦先生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的问题。
此后一段时间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和研究逐渐增多。
稍前，张光直在北大、山大举办的系列讲座，介绍了“聚落考古”等欧美考古新观念。
在欧美“新考古学”的影响下，关于国内考古学所处阶段、存在问题的讨论。
1991年2月，“考古工作涉外管理办法”正式颁布。
随后，以区域调查和田野发掘为主的中外合作考古项目得以开展和实施。
到1990年代中期，以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为主的各大区系，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和文化谱系基本建立起来。
此外，中国考古学研究进入一个转型时期，即从以年代学为中心的文化史研究，向以人为中心、以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环境、资源及其互动关系为基本内容的社会考古研究转移。
要全面研究和揭示古代社会，客观上需要更多的不同门类的新资料。
于是，采用聚落考古的方法，全面改进田野考古工作，引入各种有用的现代自然科学技术，以求在田野考古和后续的工作中，获取更多的研究古代社会的信息和资料。
2009年版《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的内容，就是上述新发展和新情况的具体体现。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研究的转型进展迅速，出现一系列新变化和新进展。
聚落考古－得到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者的理解、支持和实践。
区域系统调查，在全国各地迅速普及。并在实践中结合中国各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予以调整和完善。
考古发掘方面的变化更多，聚落考古方法和社会考古研究，体现在考古发掘的各个阶段和层面。可以获取有用信息和资料的所有手段，在田野考古发掘和后期研究中同等重要，所获资料均为考古学研究之基础。
在上述坚实的田野考古工作基础上，综合性的考古学研究得以向更为宽广的领域拓展。
考古学的研究方法篇8
吐蕃考古始终是藏区文物考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霍巍的《吐蕃考古与吐蕃文明》首先从考古学的角度阐释了吐蕃考古与吐蕃文明的关系，然后回顾了吐蕃考古的学术史，并对近年来吐蕃考古的新材料所带来的新问题及其研究前景也作了学术展望。对吐蕃金银器的考述，是关注的一个焦点。如霍巍的《吐蕃系统金银器研究》、许新国的《都兰出土舍利容器———镀金银棺考》、阿米•海勒的《拉萨大昭寺藏银瓶———吐蕃帝国(7世纪至9世纪)银器及服饰考察》(杨清凡译)瑏瑣是这方面的成果。其他，谢继胜对川藏青藏交界地带现今公布的9世纪前后吐蕃时期的摩崖造像及其古藏文题记内容进行了系统的著录考释，并就各处造像之间在构图、题材、图像特征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分析［1］。霍巍撰文则从文献和考古资料两方面考察、分析了大昭寺吐蕃木雕的艺术风格与源流，认为大昭寺的总体木构建筑融合有南亚和中原唐文化的不同文化因素，是吐蕃对外文化交流的有力物证［2］(p．43－48)。陈庆英、马丽华等解读在巴基斯坦斯卡杜县发现的吐蕃王朝时期的藏文碑刻，认为此碑是当地民众为现证菩提节而举行供佛法会和祈愿功德回向于赞普王室而竖立的，对研究巴尔蒂斯坦地区的历史文化和吐蕃王朝时期的佛教活动具有重要价值。［3］(p．96－102)重要著述有《青藏铁路段田野考古报告》［4］(p．212)和《皮央•东嘎遗址考古报告》［5］(p．332)两部专题性考古报告集。其中，前者是2003～2004年青藏铁路段沿线考古调查中所发现36处文物点的系统资料及其初步研究成果，具有较系统的资料性，对于认识高原古代文化和区域性历史具有重要价值。其内容详细地记录了此次青藏铁路考古调查的工作方法与过程，并在“结语”部分对此次考古发现的资料进行了研究分析。后者较为全面、系统地披露皮央•东嘎遗址的考古资料，主要涉及皮央•东嘎遗址的地理环境与遗址概况、历史背景与考古工作简况、石窟遗迹、石窟壁画、佛寺与建筑遗迹、佛塔遗迹等内容。该报告还以附录的形式发表了各相关领域专家的专题研究成果，以期对西部地区古代文明研究提供科学的资料。同时，报告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编写者对这处古遗址若干学术问题的初步认识。
藏区文物考古工作的发展趋势和主要任务
自20世纪中叶以来，藏区文物考古工作由西方学者掌控到中国学者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由“地表”采集到“地下”发掘，由对远古社会的茫然到基本建立起由史前社会到历史时期的文化序列，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并取得了一大批优秀成果，为下一阶段开展科学研究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奠定了坚实基础。经过60年的建设和发展，藏区文物考古工作在田野调查、发掘资料、培养和锻炼人才队伍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同时，藏区文物考古工作也越来越受到国内外考古学界和藏学界的热切关注，并初步形成藏学领域的一个独特的研究方面。
(一)发展趋向
综上发展历程来看，今后藏区文物考古工作在如下方面可能还会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向:
一是研究方法上，趋向多学科联合协作。文明史的有些疑难问题，并不是靠考古学本身就能解决的。考古学也有其本身的缺陷和不足，这就要求其必须借鉴其他学科的长处，借鉴现代科学技术的优势。正如汤惠生在考察青藏高原旧石器时所言:“青藏高原旧石器的古老性、人类移居的时间及其过程、文化渊源、文化的适应等问题，不是仅靠考古便可解决的，21世纪以后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地结合了地质学、分子生物学、高科技断代、古气候与古环境学等相关学科，从而形成了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趋势。这种跨学科研究不仅极大地改变和修正了我们对青藏高原旧石器的传统认识，而且也向我们揭示了越来越多有关旧石器时代人类在青藏高藏彝走廊31原移居和生活的信息。正是因为这种跨学科研究的趋势，青藏高原史前研究的独特性和必要性日益突出。”［6］(p．100)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结合的跨学科趋势，在最近几年的中国藏学和考古学研究中是有实例可寻的。如《通史》(恰白•次旦平措等，2004)、《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宿白，1996)、《考古艺术》(柴焕波，2002)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著名藏族学者恰白•次旦平措在其代表作《通史》中注重“二重证据法”的运用，将地下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结合起来重构古史，开拓了史学理论与实践的新理路，对于藏区文物考古工作者构建史前文明史来说无疑是一种很好的借鉴。［7］(p．10－13)著名考古学家宿白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注重从考古学的角度去考察藏传佛教寺院的历史背景，尽可能准确地复原其始建、修葺、扩建、重建等不同的年代及布局演变，最后建立起各地区佛寺的分期序列。正是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其“第一次严肃对待和解决了寺院的建筑分期问题，进而为一切相关领域的研究和探索，提供了年代学方面的依据和参照的标尺”，称其为“历史考古学的奠基之作”。瑏瑤也正是由于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结合，我们这个时代涌现出了一系列的考古边缘学科，如科技考古学、人类考古学、历史考古学、艺术考古学、考古文化学等等。随着研究的快速发展和推进，这种跨学科协作的模式将会在藏区文物考古工作中得以逐步推广和完善。
二是学科队伍上，趋向藏汉民族人员协合组队。60年间，藏区文物考古事业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蜕变过程。60年间，藏区文物考古工作既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又积累了丰富的人才工作经验。概言之，从第一次全区文物普查(1984—1985)开始，文物普查中就采取了由区外考古专业人员与区内业务干部群众联合组队的方式。如此组队，使得藏汉民族工作人员得到优势互补，既可发挥区外人员较强的业务素质和丰富的田野考古经验的优势，又可充分利用区内广大藏族干部群众吃苦耐劳，熟悉民风民俗，语言交流通畅，适应高原环境的本地优势，给予进藏工作的区外汉族专业人员生活上、工作上的多方面帮助与关怀，确保文物考古、调查、普查工作得以顺利完成。这种模式为后来的文物普查、考察工作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在第二、三次全区文物普查工作中都得到借鉴和沿袭。就工作历程的回顾来看，参与文物考古工作的内地学者主要来自北京、陕西、四川、湖南、南京等地。瑏瑥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为藏族地区在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培养了一大批藏族文物考古专门人才。他们在文物普查、考察工作中，与区外进藏工作的汉族业务人员紧密团结，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结成了深厚的情谊。藏族考古工作人员更堆在回顾考古工作时说:“建国以来，考古工作，大体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以70年代末昌都卡若遗址发现和发掘为界线。前三十年的成果，主要是内地同志做的。后二十年，主要是自己做的———因为有了一支自己的考古专业队伍，这支队伍绝大多数是藏族同志。可以不夸张地说，后二十年的工作成果占全部考古工作的90%以上。后二十年来考古工作的成果的取得，还得到了内地许多省市同行们的支持和帮助，是和内地，藏族和汉族(亦包括其他民族)共同努力的结果。从卡若遗址的发掘，到万里高原的文物普查，从大批吐蕃墓地的发现，到古格王国遗址的考察，大家在同一个碗里抓糌粑，同在一个坑里搞发掘，亲如兄弟，情同手足!”瑏瑦据此可知，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藏族同志已经在藏区文物考古工作中承担起了主力军的角色，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我们亦可窥见在藏区文物考古工作中藏汉民族工作人员团结协作感情之一斑。
三是发展空间上，趋向开放化和国际化。当代的中国，是一个逐步走向开放化、走向国际化的国家。对于中国的学术而言亦是如此，再没有闭门造车的可能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祖国黄河、长江流域的悠久文明，中亚草原的游牧文化，西亚河谷的农业传统，南亚热带沃土上孕育出来的思想意识，使这一地区()的历史，在本身固有的传统的基础上，呈现出一种复合的性质;并且在不同时代由于感受的外来影响有所不同，风格亦迥然相异。从文化上来说，可以说是亚洲古文明的荟萃之地。对总体文化的研究，就不是一个局部地区的问题，而在相当程度上带有国际性。”［8］童恩正的上述论述与图齐在谈及考古时说法不谋而合:“不是一个与世界其他地区完全隔绝的孤岛，而是多种文化的交汇之地，是印度、喜马拉雅地区、汉地、伊朗及中亚发挥各自影响的地区。”瑏瑧我们由此可知，从藏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来看，它从一开始就带有复合性和开放性。这就要求我们从事的藏区文物考古工作，必须立足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藏区的文物考古工作必须要结合南亚、中亚的考古工作。近些年，藏区文物考古工作已经在这方面迈出了步伐。青海都兰吐蕃墓群中大量中亚、西亚织锦的出土，陈庆英、马丽华等(2010)对巴基斯坦斯卡杜县发现的吐蕃王朝时期的藏文碑刻的解读等等，已经让我们切实地认识到藏区文物考古工作立足，立足国内，开拓学术视野，走向开放化、国际化的重要性。由四川大学、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共同主办的“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是在这方面做出的开拓和尝试，自2002—2009年已成功举办四届，成为中国藏区文物考古学界与国外同仁经验交流的重要平台。四是研究手段上，趋向现代化和科技化。关于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或将现代科技手段积极引入考古学研究的问题，是现代考古学的一大发展趋势。现代科技手段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学科，学界称之为“科技考古学”。不管这样的称谓是否成熟可行，但从中足以看出现代科学技术之于考古学科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了。“一个学科总是在与别的学科相比较而找到自己的位置，又是在与别的学科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中存在和发展的。
任何学科都不能离开现代科学发展的总轨道，而从事某一学科研究的学者也不能没有现代科学的素养。这既包括人文社会科学，也包括自然科学;包括理论、方法，也包括技术手段。正是因为有这一背景，考古学研究中才会有系统论的应用，有经济考古学、社会考古学、民族考古学、人口考古学;还有考古埋藏学、地质考古学、生物考古学、环境考古学、实验考古学、计量考古学等等新的分支的出现。”［9］(p．12－13)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行考古研究，可以在同样的资料中提取更多的更为精确的历史信息，可以促使考古学研究向更宽广的范围和更深入的层次发展。现在，电子全站仪、差分卫星定位系统、三维激光扫描仪、数字摄影测量、航空遥感、卫星遥感等技术综合运用，完全能够满足田野考古工作中提取各种信息的需要。在发展的过程中，文物考古工作已经开始使用现代科技手段。比如，我国考古学工作者近些年利用GpS、GiS、卫星与航空照片等先进的图像技术手段与地面实地勘测相结合，较为准确地核实了琼结吐蕃王陵数目及其各自的方位关系，并绘制了陵区分布图。［10］李涛等人则采用X射线荧光光谱仪对1927年版的“雪冈”、1936年版的“新雪冈”和1949年版的“雪阿”三个品种的藏铜币做了表面成分分析研究，确定了其不同年代的材质及含量。［11］随着科学研究和发掘工作的开展，将来藏区文物考古工作将会越来越多地使用现代科技手段。
(二)主要任务
经过60年的发展，藏区文物考古工作虽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由于起步晚、底子薄、成果少等原因，仍然还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和不足。从藏区文物考古发展的历程来看，目前至少有如下几项工作值得我们去做:
一是构建完整系统的史前文化谱系。“人类的史迹留存人间或地面上下的并不是多量的，并且全是支离破碎的。将它们一点一点地聚集起来，是考古学家所做的第一步功夫。他们的第二步功夫，就是把这些支离破碎的事实连缀起来。”瑏瑩藏区文物考古经过60年的发展，在文物调查、遗址发掘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大批文物实物资料。这也就是上面讲的“第一步功夫”。而“第二步功夫”，就是将藏族史前文明中这些琐碎的资料和事实连缀起来，加强分析和综合研究。综观60年藏区文物考古历程，主要是倾向于积累资料，而少于综合性研究。目前，反映藏区文物考古工作的综合性著作还很缺乏，侯石柱的《考古大纲》(1991)、霍巍的《墓葬制度史》(1995)、宿白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古》(1996)可以算作在这方面做出的尝试，但构建较为清晰的考古文明史依然有一定难度。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我们要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说，做好文献本身的辨伪存真与考古学文化遗存之间的相互对应工作，解决关于史前文明的一些关键问题，逐步解开史前文明之谜，构建系统完整的史前史。将考古资料上升到理论高度，还将是一项复杂的工程，这需要藏区文物考古工作者不断地努力。
二是探索和建设藏区文物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理论方法的建设是一个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表现。中国考古学已近百年，正在逐步经历着成熟之后的变革性发展。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考古学界普遍比较重视田野考古的基本理论和方藏彝走廊33法，包括地层学、标型学、年代学等理论问题。这主要是由当时热烈的田野考古工作所决定的。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展开和深入，考古学界的理论研究更加活跃起来，注意力由田野考古理论开始转移到整个考古学发展的理论和框架。对于藏区文物考古工作者来说，在考古学一般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创立考古的具体理论与方法，将是21世纪历史赋予中国考古学者的神圣使命。的历史、文化和宗教是富有特色的，自然环境也是富有特色的。在这样一个独具特色的边疆民族地区从事文物考古工作，加强理论方法的建设，也必然要考虑其特殊性。藏区文物考古理论和方法的建设，就是要构建起有中国特色、特点的文物考古理论与方法。
三是加强文物考古遗迹的保护与规划。综观60年的发展历程，藏区文物考古取得了一大批文物实物资料，发现和发掘了一些重要遗存遗迹。与此同时，这也给藏区文物考古遗迹的保护保存提出了严峻挑战。加强考古遗迹的保护保存，是为主的藏区文物考古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童恩正教授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提出:“加强地面、地下文物的保护，加强调查和发掘工作的规划。”瑐瑠但是，这项工作长期以来一直进展缓慢。2002年10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自治区文物局为制订《卡若遗址保护规划》，再次联合组队对卡若遗址进行了探查确认，并在1978、1979年两次发掘区的东、西、南三面以及遗址西侧(现昌都地区粮食局库区)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瑐瑡这次发掘，直接为卡若遗址的保护规划提供了借鉴，同时也给其他文物遗迹的保护工作积累了经验。在今后的藏区文物考古工作中，加强文物遗迹的保护与规划将是一项重要任务。做好这项工作，一方面是做好规划，逐步建立起一套科学的文化遗产保护机制以及相应的政策法规体系;另一方面是要加大资金的投入，确保资金运用到文物考古遗迹的保护工作中。
考古学的研究方法篇9
[关键词]文物；考古；发现；研究
前言
通俗来讲，文物即古代社会生活留下来的物品，考古即把古代社会生活留下来的物品挖掘出来进行研究，对文物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加了解我国过去五千年的辉煌文化。文物考古既让我们了解过去，也促使我们展望未来。
1.文物考古研究类别
1.1文物来源地研究
在考古学界来说，研究文物来源地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在我国文物考古过程中，每当发现文物，首先都要研究其出处，因为文物的来源地可以反映许多信息，而且有助于研究员的研究工作。在考古发现文物后，研究人员需要对文物进行测定分析，通过文物材料、做工、文字等信息，提取出它的来源信息，并结合考古学和文物来源地背景，对古代文物的生产与传播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从而对文物反映的文化有初步的了解。比如考古发现的一大奇观：位于西安市临潼区的秦兵马俑，通过研究兵马俑的产生地，可以结合历史背景，了解当时皇家墓葬的习俗。
1.2古人类食谱研究
古人类食谱研究同样是文物考古的一个重点研内容，通过对其食谱研究，可以了解当时人类文明的发展程度。对古人类食谱的研究可以采用化学方法，一般使用文物的骨骼和牙齿进行化学分析，利用同位素标记法进行追踪，比如C、n元素，同时，也可以利用Ca等微量元素进行化学分析。通过对骨骼或是牙齿的化学分析，就可以得知古人的食谱结构，了解食谱中动物和植物所占的比例，甚至可以得知古人是以陆生动物还是海生动物为主。了解这些信息后，便可结合古人生活的历史背景，研究其获取食物的方法，分析出古人采集、狩猎、捕鱼等社会活动发展程度。
1.3古Dna研究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古Dna研究也成为了可能。对于古Dna的研究材料和古人类食谱一样，都是古人类的骨骼和牙齿，偶尔也会涉及到一些古代动植物遗骸。Dna是人类内在的身份信息表，通过对Dna序列的分析，考古学家可以了解都许多信息。另外，对于同时发现的多个文物遗体，使用Dna研究方法，可以了解文物遗体之间的亲缘关系，构建出家族结构，从而对古人类生活有一个初步的构想。将不同地域文物遗体的Dna序列进行对比分析，还可以了解不同种族之间的差别与联系，甚至可以研究分析出不同种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2.现阶段我国文物考古研究方向
2.1动物考古发现与研究
现阶段我国文物考古最为广泛的是对古代动物遗存的研究，这些动物一般是人工驯养或是被人类捕猎的野生动物，通过动物考古的研究，我们可以明确旧石器时代的存在和编年。现阶段的动物考古已经明确石器时代出土的动物遗骸全是野生动物。对于古代动物的研究一般包括动物头部骨骼形态特征、足部形态特征等，通过这些研究可以了解古代动物脑部发育情况与爬行运动情况，也可以了解当时动物生存的自然环境，了解几千年前地域气候状况，同时可以将其与现代动物进行对比，分析出动物种群的进化与灭绝，对恐龙化石的研究就是最好的证明。对动物群的特征、组合与更替的研究对于古文化遗址相对年代的探究有重要的辅助作用。
2.2植物考古发现与研究
人类的生存离不开植物，植物的生命活动与人类的生命活动息息相关，也就是说，对古植物的研究也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过去人类的社会特征。古植物既包括人类有意识种植的农作物、植被，也包括野生植物，通过对人类有意识种植的植物研究可以使我们了解当时社会的农业发展文明，通过对野生植物的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植物进化史。总之，无论研究何类植物，都与人类的关系都十分密切。现阶段，我国通过对古植物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我们了解到许多灭绝的植物，也因此推断出气候演变过程与人类生活迁移路线，对古人类的生存能力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2.3冶金考古发现与研究
除了动物与植物，金属是探究古带文化发展的重要文物。金属是古代富贵的象征，从夏商周开始，中国便进入冶金时代，一个国家一旦掌握了冶金技术也就建立了成为霸主的基础。冶金考古主要是以古人类在从选矿、采矿到金属冶炼、器物制作、使用的全过程中遗留下来的文物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冶金材料、金属纯度、成品工艺等方面的研究，了解古代社会的科技文明发展程度。现阶段，我国对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都已经有一定的研究与发现，显示出古代人类辉煌的科技成果。
3.文物考古保护研究
文物对于古代人类社会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是人类的价值遗产，保护我国历史文化遗产十分必要。化学试剂一定程度上会对文物造成伤害，但是也会对文物起到保护作用，比如苯三氮唑（Bta）是铜及铜合金优良的缓蚀剂能够有效防止铜器腐蚀。许多漆木文物存放时会吸收水分，极易造成文物的干缩、变形等，所以在进行文物保护工作时必须定期对漆木文物进行脱水定形，必要时要在文物表面涂加油膜。另外，明矾也是保护漆木文物的最佳选择，在应用时首先将饱含水分的漆木文物在浓的明矾溶液中煮沸数小时，使明矾分子充分渗透到漆木文物中，然后趁热拿出，使其自然干燥冷却，此时明矾溶解度减小凝结在木质内部，多余的水分也就随之排出，同时文物也可以得到加固。
结语
文物是我国几千年文化的缩影，反映着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点点滴滴，体现着人类文明演变历程。如今，我们探索古代文物，是对人类历史文明的敬仰与遵从，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使我们拥有更高的价值观念。现阶段的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已经获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同时也对文物遗产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因此，考古工作还需要不断改进，我们既要揭开历史的面纱，也要保护历史的魅力。
参考文献：
[1]吴宏.提升文物考古工作的突破口[J].山西青年.2013（18）.
考古学的研究方法篇10
所谓“文献”和“实物遗存”，两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有的场合，两者却能得到某种程度的统一。这是因为所有的“文献”总有一定的载体，不管是金文、石刻还是简牍，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实物遗存，成为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其次，研究对象的不同决定了研究方法的区别。历史学家往往寻求并研究特定的历史事件的记录，然后加以比较和辨伪。将它们置于年代序列中，按照前因后果对事件进行解释。考古学则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基本的研究理论和方法，①通过发现的遗迹和遗物，研究古代人类更广泛领域的生活方式，力求全方位揭示人类活动发展变化的轨迹。科学的考古学的真正要义在于超脱文献而独立研究物质遗存。但是考古学现在的主要理论方法地层学和类型学，只是整理材料的分析方法，大量考古发掘报告的器物罗列和描述不能有效地反映历史信息。考古工作者在解读考古遗存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能力上的欠缺，直接影响了考古发掘报告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比如在描述某一个器物的特征时，常出现“弧腹”、“微弧腹”、“腹稍弧”等词语，除了报告的撰写人外，读者很难领悟到器物的具体形态特征。这也导致许多历史研究人员无法读懂考古报告，这种情况下文献和考古发现难以契合。②
多数人对考古学的作用还局限于“正经补史”的阶段，还停留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认识上，从而忽视了考古学的本质就是超越历史文献，通过实物遗存反馈历史信息。考古学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从生态环境、生存方式、技术经济、社会结构乃至意识形态等各个层次来全面分析历史时期的各种演变，从而探寻影响社会文化的各种因素。③在进行考古工作的过程中，可以参考文献材料，但是不能被其主导、引导，更要杜绝“先入为主”式的考古发掘，而是让材料牵着鼻子走，④通过以物论史，透物见人，为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作出新的贡献。因此，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泰教授在谈论文献和考古的关系时，认为文献的甄别和与考古结合的工作不一定是考古学家一定要做的，考古学家的主要任务是要把物质文化研究清楚，然后把结果报告成历史等学科的专家能够使用的方式，然后让文献学和考古学的研究并立而存在，两者结合的地方不一定能够找到，当然两者是同一个现象的不同侧面。⑤这种观点也是西方考古学界所共有的，也对现阶段中国考古学发展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在商品经济的“唯利是图”的大背景下，一些专门宣传考古与文物收藏的栏目出现在大众的面前，如《探索发现》、《鉴宝》、《寻宝》和《天下收藏》等，平面媒体的宣传作用不容小视。随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全民的考古以及文物收藏热潮。中国传统考古学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快速的发展，从而带来许多的被动和质疑。但是，中国考古学应该在自身学术规范健全的基础上，去逐渐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公众的需求，并借机宣传自己，一举两得。而如何向大众展示规范的考古学，让他们能接受考古的新发现，减少质疑和批评的声音，这是我们下面讨论的重点。首先，在田野考古发掘的过程中，规范考古发掘的流程，严格按照国家文物局颁布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⑥进行，杜绝挖宝式的考古和唯经费至上的抢救性发掘。其次，尽量避免破坏性的发掘，做好发掘后期的善后工作，给公众留下良好的印象。考古遗存是不可再生的资源，保护意识应贯穿着发掘工作的始终过程。发掘的遗迹是现场保护还是迁移保护，是现场展示还是就地掩埋，亦或就地回填等问题，需要妥善处理考古发掘与保护文物原状的关系，还涉及到可移动文物的现场提取和保护问题，也包括不可移动遗迹的长期保护相关问题。为解决上述保护中存在的问题，考古工作者在发掘的过程中，邀请文物保护和科技相关人员参与到考古发掘中。《科技日报》提及的“文物保护航母”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它是一个跨学科、跨领域、跨行业、跨部门的产物，由敦煌研究院、国家博物馆、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等单位共同研发的，是我国首个“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自2009年起，先后多次出现在山西、陕西、山东和湖北等地的考古发掘现场，为考古工作提供比较系统的技术，并且及时地处理和保护了出土文物。⑦这种模式值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中国传统考古学一直缺少与外界的有效沟通，在曹操高陵的世纪辩论中，甚至有考古人员提出“非专业人士不能质疑”的说法，遭到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的强烈反对，他认为考古不仅是一个专业问题，还牵涉到共同的学术规范，而这些学术规范适用于任何一个学科领域。⑩这也就要求相关专家和部分在向公众公布信息时，一定要做到全面、严肃，尤其是考古的结论，应避免学术的浮躁，经多方面考证确认为定论后，才能公布于世。英国考古学家特里格认为，如果把考古材料作为一种宣传工具为政治和社会服务，其结果对我们是有害而无益的。尤其是曹操高陵的商业价值，有学者估算出每年能为当地带来至少4.2亿元的经济收入。这就不免产生地方政府之间争夺名人效应的现象。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在当今日新月异的社会，中国考古学的学术规范性直接影响了学科的发展，对树立考古学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极为重要。每一名考古从业人员和研究人员都有义务维护其学术规范，从而促进中国考古学健康快速地发展。诚然，在进行考古学研究的过程中，道德规范是考古研究人员的学术操守，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学术抄袭和学术不端行为，并同时尊重不同的学术思想，积极开展健康的学术争鸣，不为学术研究沾染任何功利性的色彩。在考古学文章成文的过程中，首先要忠于原始材料，引用第一手的材料，如考古报告和简报等，避免因转引造成不必要的错误和争端。（本文作者：张倩单位：河南省济源市济渎庙管理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