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篇1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之一，意大利哲学家、政治家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近年来，国内学者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却往往重卢卡奇轻葛兰西，对葛兰西理论的研究多是集中在对其理论的哲学立场(即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评判，以及对其文化领导权理论的研究方面，对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为数不多，而且往往把它与卢卡奇的意识形态理论放在一起作为同一理论观点来研究，并把前者作为后者的理论支撑来论述。所以，有必要对葛兰西意识形态理论，特别是对葛兰西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本文从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人手，探寻葛兰西的意识形态观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
一、描述性的“意识形态”概念
葛兰西在其代表作《实践哲学》一书中多次提到“意识形态”一词，并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相对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葛兰西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一词，使“意识形态成为一个中性的、描述性的概念，以适合时代与实践的发展。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概念是指最高意义上的社会意识形式的总称。他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世界观，一种信仰，一种表现在一切社会意识形式之中，并使它们统一起来的社会集团的社会意识(思想)。他指出：“在这里，人们可以说‘意识形态’，但得以在世界观的最高意义上使用此词为条件，就是说它默默地表现在艺术、在法律、在经济活动和个人与集体生活的一切表现之中。”
葛兰西还在各种意义上区分并使用“意识形态”概念。提出“有机的意识形态”和“任意的意识形态”概念，并对二者作了区别。他指出：“人们必然把历史上有机的意识形态，就是说，那些为一个特定的基础所必需的意识形态，同随意的、理性化的或‘被意愿的’意识形态区别开来。在意识形态是为历史所必需的范围内，它们是‘心理学的’;它们‘组织’人民群众，创造出人们在其中进行活动，获得对于他们所处地位的意识，进行斗争的领域。而在意识形态是随意的范围内，它们只创造个人的‘运动’、论战和如此等等(虽然甚至这些也并非完全无用的，因为它们像一种同真理相对照、证明真理的谬误那样地发挥作用)。”可见，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概念不仅是意义宽泛的中性词，而且研究得更为细致与深入，这与马克思多在否定意义上提出的意识形态概念不同。“在他那里，意识形态作为阶级意识，不再是单纯消极和否定性的，而有可能根据它的革命性而成为积极和肯定性的，或者说，意识形态依照其阶级性而区分为进步的与落后的。”
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概念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发展是分不开的。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形成于资本主义时代，那时的意识形态更多的是指唯心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也多是在否定意义上指称这种意识形态，并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而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则是产生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葛兰西对意识形态进行思考时，马克思主义在西欧处于低潮，斯大林主义在俄国开始兴起。”所以，意识形态概念的中性化、宽泛意义、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更适合并适用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更具有指导意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中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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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哲学研究的基础地位
萧焜焘十分重视技术哲学研究。首先，可以从他的主要着作的文本结构中找到“客观证据”。这就是，在他最重要的学术着作《自然哲学》和《科学认识史论》中，“技术哲学”研究都处于极关键的“位置”。在《自然哲学》中，“技术论”作为整本书的四篇之一，是他整个《自然哲学》的终点。在他看来，“技术运动”是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最高篇章。同样，在《科学认识史论》中，“工程技术与现代哲学唯物论”作为全书的最后一章，由他亲笔撰写。他正是在当代工程技术发展中看到了科学与哲学复归于“辨证综合”的现实途径。
其次，还可以从他的一系列言论中找到根据。关于“技术”地位的言论。一方面，萧焜焘指出，技术在生产、经济、社会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现代的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中，技术竞成了它不可缺少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萧焜焘指出，技术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作用也日益显着。“技术的这种从自然到社会、从理论到行动的两栖特点，奠定了它在科学与哲学中的主导地位。当今科学与哲学的发展，工程技术活动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在这里，“技术”与“科学”、“哲学”并列，并被视为居于“主导地位”、对“科学”、“哲学”的发展将起决定性作用。如此高度地评价“技术”，这在哲学界尚不多见。
萧焜焘明确地反对轻视技术的思想传统。在中国历史传统里，在大学问家眼里，技术常常被看做无关乎天命人性，不足挂齿，不能登大雅之堂。对这种贬抑技术的思想传统，萧煜焘指出，这是很不正常的。
技术的这种“核心力量”、“主导地位”、“决定性的作用”，必然折射出技术哲学研究的突出价值。萧煜焘明确地讲：从社会生产力、生产方式、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整个社会结构中，都可以见到“技术”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于此，“技术”这一概念已进入哲学的广泛背景之中。我们必须从哲学的意义上，探讨技术的本质及其自身的发展。萧焜焘关于“技术哲学”研究地位的言论也有两方面。
其一，关于“技术哲学”研究在“自然哲学”研究中的基础地位的认识。在自然哲学研究中，萧煜焘没有使用“技术哲学”概念，而是使用“技术论”，并把它与“宇宙论”、“生命论”相并列。他认为，物质是宇宙自然的基石，“宇宙”、“生命”、“技术”是物质实体充分展开的三个环节。从物质论出发，自然哲学分三个环节展开：即“宇宙论一生命论一技术论”。宇宙论主要研究宇宙物质的演化过程;生命论主要研究宇宙的花朵——生命的演化过程;技术论主要研究宇宙的灵魂——人在宇宙自然基础上的物质创建过程。在萧焜焘看来，在这三个环节中，技术论不是可有可无的环节，而是整个宇宙自然辨证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环节，具有突出的地位。他说：“技术论是我们的自然哲学的终点。”
其二，关于“技术哲学”研究在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论中的基础地位的认识。萧煽焘提出，工程技术的哲学灵魂是革命实践，以工程技术作为进路，就更能窥探出实践的丰富的理论内容。在《科学认识史论》的结束语中，他说：“现在所面临的格局是科学整体化、哲学现实化、哲学科学一体化。‘一体化’表现在科学技术领域就是哲学层次的‘工程技术论’，表现在哲学领域就是‘现代哲学唯物论’”。这里的“工程技术论”是他对“技术哲学”的又一种称谓。萧煜焘认为，哲学层次的“工程技术论”将为马克思实践唯物论提供一个“更加硕壮、更加精力充沛的躯体”。
二、剖析“意识形态与社会实践的关系”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马克思创造性地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
“意识形态是社会实践生活的反映”这一科学论断给人们研究意识形态理论带来了新的视角和启发，无疑是具有创见性的重大科学理论。实践的发展使得理论必须与时俱进。在葛兰西生活的时代，葛兰西在研读了大量马克思的着作基础之上，深化了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是社会实践的反映”这一基本理论命题，为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作出了意识形态的分析和策略的指导，形成了对社会实践有指导意义的新的意识形态理论。
首先，葛兰西研究了意识形态与社会实践的关系，即思想与活动的关系。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思想是社会实践活动的反映，意识形态又影响社会实践活动，但是人们的思想和活动并不总是一致的。葛兰西指出：“思想和活动之间的这种对照，即两种世界观——一种在言词中得到肯定，另一种则在展开于有效的活动之中——的共存，在这样一些场合，思想和行动之间的对立，不能不是一种社会历史制度的更为深刻的对立的表现。它意味着，那个社会集团确实可能具有它自己的世界观，哪怕只是胚胎状态的，一种表现在行动中的、但却只是偶然地和在刹那间的世界观，当着这个集团作为一个有机的总体去进行活动的时候，由于它在智力上从属和服从[另一个社会集团]的缘故，却采用了一种不是它自己的、而是从另一个集团那里借来的世界观，但它却在口头上肯定这种世界观并相信它自己在遵循着这种世界观，因为这是它在‘常规时间’内遵循的世界观，也就是当他的行为不是独立自主的，而是从属和服从[另一个集团]的时候遵循的世界观。所以，这就是不能把哲学同政治分离开来的原因。而且人们还能进一步表明，对于一种世界观的选择和批判也是一件政治性的事情。”这说明：第一，意识形态的选择与确立是很复杂的问题，它与政治、哲学和信仰都息息相关。第二，意识形态的选择与确立不仅由社会实践所决定，而且受各种社会意识形式的制约和影响。第三，社会实践生活本身就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存在，也不是一个先于社会意识的独立存在，这使得意识形态的选择与确立成为更为复杂的问题。从这一点上来说，葛兰西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实践活动决定意识形态”的命题并对此做出了进一步的理论探讨，指明了人们如何认同并接受某种意识形态，在思想与活动发生矛盾时，人们为什么会从多种意识形态中选择、服从某种意识形态。这个问题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长点所在。
其次，葛兰西注重对同一时代的社会实践中多种社会思潮的发生、散播及发展趋势问题的研究。葛兰西注意到不仅实践、思想和活动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而且他还研究了“在一切时代都同时存在着许多哲学体系和思潮，这种情形是怎样发生的，这些思潮是怎样产生的，它们是怎样得到散播的，以及在散播的过程中，它们为什么会沿着某些路线、朝着某些方向分裂开来?”社会实践不仅产生了意识形态，而且产生了多种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甚至还产生了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这是葛兰西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在葛兰西的时代，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的背景下，促成了葛兰西对于不同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关系的思考，以及对同一时代、实践条件下不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问题的研究，这是在新的时代和实践条件下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新贡献。
三、实现“意识形态领域的统一”
在同一社会实践中会产生多种社会思潮和社会意识形态，这就出现了在一个国家之内意识形态统一的问题。也就是统治阶级取得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问题。关于如何实现意识形态的统一问题，葛兰西认为：首先，实践哲学有着不同于其它哲学的意识形态统一方向。“一般的内在论哲学的最大弱点之一，在于下列事实：它们不能在上层和下层之间、普通人和知识分子之间创建一种意识形态上的统一。”“实践哲学倾向于不把‘普通人’留在常识的原始哲学水平上，相反地，倒是把他们导向更高的生活概念。”其次，葛兰西指出了在意识形态的统一过程中，各种社会因素的地位、作用和影响。“新世界观是由于政治的原因(就是说，归根到底是社会的原因)而得到传播的，但是，形式的要素，逻辑上的融贯性的要素，权威性的要素以及组织的要素，在不论是单个的个人还是一定规模的集团确定了总的方向之后，就立即在这个过程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群众信奉或不信奉一种意识形态，是对思想方式的合理性和历史性的真正批判的检验。”最后，葛兰西说明了意识形态的统一是建设新世界的先导，展示了他对于进步意识形态追求的勇气、信心、希望和对建设新世界的渴望与热情。“一个新世界的开端，尽管它们总是粗糙的和凹凸不平的，却总比旧世界的垂死挣扎和它所产生的绝唱来得好些。”
葛兰西把策略的因素引入意识形态理论之中，使意识形态理论摆脱了抽象的思辨性，获得了现实的政治意义。他认为，首先，“工人们只有获得文化与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才能获得政治上的领导权。”实现意识形态的统一，进而影响和改造社会实践。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在意识形态问题。因为东西方社会的结构不同，所以，在东方可以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而在西方则不能采取这种形式，西方革命的核心应该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取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目标是先获得市民社会的认可与接受，然后才有可能在适当的时候掌握政治社会的领导权。其次，统一的意识形态是革命化实践的客观条件。
葛兰西指出：“基础和上层建筑形成一个‘历史的集团’。那就是说，复杂的、矛盾的和不一致的上层建筑的总和是社会生产关系总和的反映。由此人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只有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的体系才合理地反映出基础的矛盾和描绘出存在着革命化实践的客观条件。”在这里，葛兰西所说的“极权主义”是指“在‘统一的’、‘吸收一切的’意义上”说的。葛兰西关于意识形态统一的观点和策略对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是建设和谐统一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先导和保证，要致力于将不同种类、不同层次、不同水平的社会思想和多种意识形态通过各种社会因素来实现人们思想水平的提高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统一。
四、探寻“政治行动中的危机和错误的意识形态原因”
在葛兰西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行动之中也难免会有危机和错误，这其中也会有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方面的原因。
首先，葛兰西不回避社会主义国家政治行动中的危机和错误。这一方面展示了葛兰西作为一名实事求是的理论家和革命家所拥有的正视危机和错误的理论勇气，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和革命的、批判的理论本质的继承与发扬，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和活力的根本。
其次，葛兰西认为政治行动中的危机和错误并不是完全由社会生活实践决定的，而且社会生活实践本身就是难以确定的复杂过程，所以“在事实上，在任何特定时刻，政治都是基础中发展趋向的反映，但这些趋向却并不必定得到实现。对于基础的一个阶段只有在它走完它的整个发展过程之后才能进行具体的研究和分析，而在发展过程本身期间，人们只能假设性地进行研究，并以处理假设为明确条件。”在这里，葛兰西一方面指出了意识形态研究过程中实践的非唯一决定性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指明了实践研究的阶段性与不确定性。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原理以及关于认识过程的阶段性与无限性原理在实践中的理解和展示。
再次，葛兰西力图寻找错误和危机产生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方面的原因及解决办法。他说：“某一种特定的政治行动可能是统治阶级领导者方面计算上的错误，对于这种错误要由历史的发展，通过指导阶级的议会的和政府的‘危机’来加以纠正和超越。而机械的历史唯物主义却不容许有错误的可能性，认为每一个政治行动都是由基础所决定的，所以是基础的一个实在而永恒的(在实现了的意义上)的变化[的反映]。‘错误’的原则是一个复杂的原则：人们所涉及的可能是建立在错误的计算的基础上的个人的冲动，也同样可能是特定的集团或派别在指导集团内部接管领导权的很不成功的尝试。”可以看出，葛兰西特别关注个人主体和集团主体在主观意识方面和主体操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试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对意识形态调整以及发挥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来对问题加以解决。这是在实践中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关注，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过程中应注意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葛兰西在论述中提到的“机械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在理论和实践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这种误解所导致的行为结果是：一切都是由客观基础决定，那么人们便不用为自己的政治行为负责，这种观点是必须批判的。而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没有一个独立于人和人类社会之外的客观规律，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客观规律与主体选择的辩证统一。“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这种观点与“机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有着本质的区别。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篇2
科学阐述了哲学的基本问题。恩格斯明确提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家们依照他们对思维与存在、意识与物质、精神与自然何者是本原、是第一性问题的回答，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阵营或两大哲学派系。同时，回答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即我们的思维是能够认识和反映现实世界的，从而区分了可知论和不可知论或怀疑论。
深刻分析了辩证法思想的革命性。恩格斯指出：“在黑格尔看来，决不是一切现存的东西都无条件地也是现实的。在他看来，现实性这种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现实性不是一切事物永远固有的属性。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变化，事物的现实性、必然性也会发生变化，今天的现实在将来就会变为不现实，今天合乎理性的东西在将来就会变为不合乎理性。而那些新的必然性的东西终究会表明自己的合理性，从而逐步向现实性转化。人类社会是一个辩证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因此，辩证哲学的保守性是相对的，革命性是绝对的。
详尽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历史发展是有客观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抛弃一切同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要把握历史规律，就必须研究人的思想动机，并透过人的思想动机。找到其背后的动力。研究这种思想背后的动力，就必须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不能仅仅研究“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人物的动机”，要研究“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国家的“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都应该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中得到解释”。
唯物史观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有机统一，实现了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的有机统一，它最终把唯心主义从社会历史观中清除出去，使社会科学研究在各个领域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所以，列宁认为《费尔巴哈论》与《反杜林论》详尽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它们与《共产党宣言》一样，都是每个觉悟的工人必读的书籍。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篇3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具有严密逻辑的理论体系，它有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这就是“实践性”。这是马克思认识世界、关注人的钥匙，也是他认识的基础，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其它文艺理论分野的关键点。当然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直接提出“实践性”，但他却在解读他人的思想中始终存在，属于马克思文艺理论的核心思想。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角度出发，诠释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存在论、技术观的看法，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它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内涵，而且把它提高到了新的境界，使我们能更透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深刻内涵，同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挖掘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深层意义。
一、形而上学
马克思的哲学是实践哲学，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实践哲学同样可以成为形而上学，即实践的形而上学。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为我们理解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提供了又一个参照，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从实践哲学的角度解读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特质。
马克思以改变世界为宗旨，强调“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开启了不同于意识哲学的实践哲学范式。海德格尔通过前科学的在世界中存在的“此在”进行分析，确定实践对于理论活动的绝对优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特点。存在的确是超越者，它不同于存在者，而存在之超越性只有在时间的视野下才能通达。正是如此，海氏解构了传统形而上学，并言明，“任何存在论，如果它不曾首先充分澄清存在的意义并把澄清存在的意义理解为自己的基本任务，那么，无论它具有多么丰富多么紧凑的范畴体系，归根到底它仍然是盲目的，并背离了它最本己的意图。”总之，任何存在论必须以此在的生存论为基础。然而此在之存在的意义只能在实践性中敞开。这就是为什么海德格尔对以往一切存在论传统的批判，都主要是着眼于它们对存在和实践性问题的耽搁的原因。对形而上学解释原则的彰显马克思和海德格尔都在实践的角度颠覆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但这种解构的同时也伴随着建构。
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的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通过人的劳动而不断诞生的过程。马克思引入历史的视域，就意味着对人的历史性考察，包括对人——现实的人的历史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社会形式以及建立在社会存在之上社会意识形式和意识形态的考察。马克思把传统二元论的主客体关系在历史中转换成主体间性，即共时态的同代人之间的关系和历时态的代际关系。每一代人的创造都是在上一代遗留下来的生产力、资金等基础上的创造，这种条件和前提是无法选择的，因此是历史决定论的；而选择什么道路去创造又存在着多种可能空间，表现为历史选择论。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选择论是辩证统一的，它构成历史的辩证法也是实践的辩证法。可见，在历史的视域下，马克思超越了以往建立在科学之上的逻辑，在人们生存的境遇中整合了历史与实践，表现为“历史的实践与实践的历史”[2]的统一。因而，我们说他是历史生存论的实践哲学。马克思这样一些思想被后学的海德格尔所肯定，正如他在《面向思的事情》中洞见到的：“随着这一已经由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3]
二、存在论
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认为人的本质是由自己创造的。在马克思看来，他是历史的产物，是实践活动的产物。“人的感觉、感觉的人类性——都只是由于相应的对象的存在，由于存在着人化了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自然史的产物”[4]。马克思所讲的人的自我创造只是就人的存在方式而言的。因为人已经存在，并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将继续存在下去，这是对自然界和人的存在的抽象，是一个关于存在的意义问题。
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的存在物，从人的存在来理解人，就要认识到人的实践能力最直接的根源是自然，同时，人实现自身能力的活动也离不开自然。作为自然的一员，人既是能动的存在，又是被动的存在，他离不开自然，也只能在自然所允许的范围内，不断完善自身的存在。这就是实践哲学所要研究的内容，即人类利用自然的条件，通过自身的实践不断自我创造、自我完善的过程。而人类在实践中不断改变世界、完善自我的过程，在海德格尔看来是一种动态的存在。他认为作为哲学范畴的存在指的是存在物的涌现、显示，而非具体的、确定的存在者。海德格尔提出存在是确定存在者作为存在者的那种东西，是一切存在者得以成为其自身的先决条件，或者说，它是使存在者显示其为存在者的本源性的东西，因而与一切存在者相比具有优先地位。一切存在者必需存在才能成为现实的、确定的存在者。没有存在就没有存在者。但存在本身并不是存在者，不是一切存在者的普遍性，不是对一切存在者的概括，也不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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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存在者之外的某种独立的东西，存在总是存在者的存在，否则它就成了确定性的、对象化的东西。海德格尔说：“我们向来已生活在一种存在之领会中，而同时，存在的意义却隐藏在晦暗中，这就证明了重提存在的意义问题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任务是阐释存在的意义，那么此在不仅是首须问及的存在者；更进一步，此在还是在其存在中向来已经对这个问题之所问有所交涉的存在者。”可见，哲学对存在的研究不是去追问存在是什么，而是追问存在者怎样存在，也就是追问存在者存在的意义。
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自然要拒绝对人的本质进行抽象的思辨，只有立足于人的存在，即人的实践活动，它才能获得丰富的内容。当前，我们对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进行探讨，从实践哲学的视角、立足于实践对人的生存进行分析，是马本文由收集整理克思的人学思想包含的双重内容。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存在物，既是能动的，又是被动的，受外在条件的影响和制约。所以，人的实践活动要想顺利进行，
就应该对限制实践活动充分发展的条件进行改造。这样，实践就应该包含自我解放的内涵。另一方面，实践活动是自我完善的活动，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实践的目的是良好的实践。因此，实践更应该关注存在者的完善，以便更好地促进社会存在的发展。
三、技术观
马克思认为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是人类区别于一切动物的根本特征，生产、劳动或实践的实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因此对人本质的理解也必须从以劳动为核心的实践出发。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也创造了人类社会，人的本质决定了社会关系。代代相传的大量的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这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时环境也创造人。”人通过实践创造世界证明自己的类本质。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揭示中可以看到：人的价值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即指作为客体的人对作为主体的人的需要的满足。需要是人内在的本质的规定性，是人全部生命活动的动力和依据，需要的满足程度直接涉及人的本质的实现程度。人总是处于一定的环境中，与一定的社会选择和社会价值目标相联系，这一切不仅影响着自我价值实现的内容、形式和手段，而且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个体自我实现的成败。
海德格尔认为新时代的人已被技术所异化了，人和存在的自身性的损坏、扭曲和丧失是技术时代的真正危险，根本不是对人不利的技术后果。当人成功地克服了技术的不利的后果，最高的危险还是存在着。“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危险首先表现在它使人昧于天命。”[5]其次，“现代技术把自然展现成对象性的持存物，因而损害了事物，使人远离了事物。”[6]因此，作为一种天命展示的技术本质是一种拒斥人进入原初的展现并进而去体验更原初的存在的危险，这是一种最高意义上的危险。面对现代社会人类因技术滥用所致的种种危机，海德格尔积极寻求拯救的良方。他从本体论角度探讨技术，追问技术的本质，就是对“存在”的追问。他追问技术的本质，也就是在追问技术的“存在”，即技术作为一种现象，它是如何显现和出场的。海德格尔认为，以往的人们对技术的流行观念可称作工具性的和人类学的规定，这种规定把大自然视为加工制作的材料和被动的从属者，以期对其进行开发利用。通过技术，人和自然之间形成了主、客体的分化。在本质上带给人的最高危险是人和自然的自身性的损坏、扭曲和丧失。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篇4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一、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应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
我们认为，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说视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在统一，这构成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方法论意蕴的理论出发点。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有一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就是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这个说法固然正确，但却未免简单化。因为它容易使人产生这样一个看法：似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说涉及两个平行不一的领域，即作为客观现实世界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存在规律和作为人类主体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的思维规律。其实，这两者是一致和同一的。作为主观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辩证法的正确反映，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作为世界观的含义。而这一主观辩证法作为一种辩证思维的方法，在社会实践中被用以认识、规范和改造世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又具有了方法的意蕴。
据此，我们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作如下一个界定：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学说在正确揭示客观现实世界规律的基础上，又把这种认识作为主体的一种思维工具，反过来规范和改造客观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过程。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方法论意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观点和学说转化为人们认识问题、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思维方法的过程。
二、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转化为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具体是通过如下三个途径体现出来的：
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范畴所体现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学说体系中，范畴是对客观现实世界的正确摹写和反映，但它一经形成便又转过来规范现实。而这个规范现实的过程也就是范畴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物质范畴，如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曾论及的那样，作为一种方法，就是使当时许多的自然科学家从“原子非物质化”的迷误与困惑中解脱出来。因此，范畴的方法论智能是以范畴在本质上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对象的属性作为基础的。没有对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正确摹写和反映，就没有范畴的方法论意蕴。这也算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要求。
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命题所体现的方法。与范畴的方法论意蕴相同，所谓命题转化为方法，其真实的含义也是指反映现实和规范现实的相统一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命题，其中尤其是那些重要的通常被称之为理论原则的命题，无疑都是对客观现实世界存在之规律的正确反映。只是基于这一正确反映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以此来规范客观现实世界，从而指导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这也就是理论转化为方法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命题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值得特别加以研究，这就是，能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所有理论命题均能有效地转化为方法。显然，对这个问题的探讨直接涉及我们现在能否和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根本问题，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其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所体现的方法。根据列宁对《资本论》方法的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普遍一般方法还具体包括如下一些方法：一是个别和一般相结合的方法；二是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方法；三是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四是逻辑的和历史的相结合的方法。当然，这些方法就其实质而言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具体展开和运用。
三、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之方法论意蕴的意义
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意蕴，探讨理论如何转化为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我们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本质上讲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一种实践活动。一些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理论作为永恒不变的真理而到处生搬硬套，而实用主义者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片言只语为我所用，以此去任意的图解现实。在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存在的往往只注重知识的传授、结论的灌输，而忽视发掘其中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
由此可见，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具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的角度进行传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学说绝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个人天才思想营建的产物，这个学说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认识工具。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说既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科学世界观，更是我们探索和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科学方法论。也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对青年学生人格塑造和精神素质的总体提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刘瑜.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作用[D].四川师范大学，2010.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篇5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表现形式；问题；思考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一直以来是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随着历史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经历了上百年的历程，得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实践”的重要理论，推动了我国现代化政治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能够被中华名族所认同和接受，其主要的原因就是以中国的国情和实际情况为基础来构建的哲学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概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最早是在1938年10月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提出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以中国国情和实际情况为出发点所提出的重要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则具有四个特征：第一，针对事情本身；第二，对时代精神的表达；第三；具有特定时空性；第四，不断地被本土化。根据马克思的构成和特征，从而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一个不断被深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概念最先是由艾思奇等所提出的，主要是讲利用辩证唯物论对中国通俗化和现实化问题的处理，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内涵有着一定的联系，同时这一理论已经成功运用到科学、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历史领域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和丰富，在表现形式上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除了上述“一般涵义”，还包含具体化、民族化、通俗化的“特殊涵义”。所谓具体化，就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进行哲学概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所谓民族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批判继承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总结中国人民奋斗的实践经验，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所谓通俗化，就是用人民群众通俗易懂的语言、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原理，实现哲学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功能。有学者指出，特别需要在哲学范畴、语言的选择与创造上下功夫，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严谨、规范、富于论证性的学术品格。
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间不仅存在联系，同时还有一定的区别。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更为复杂一点，具有民族化、通俗化以及具体化等特殊内涵。其中民族化是指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方法以及立场对中国的哲学遗产和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和继承，结合实际经验，使其具有中国派和中国作风，同时还具备精神风韵、哲学原理以及价值取向等内容。通俗化则是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和原理的表达，在语言文字上必须要采用人民群众通俗易懂和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表达，使哲学挣脱书本和课堂的束缚，真正实现人们对哲学的理解，有效地利用理论知识来认识和改造世界。而具体化则是指对中国历史的经验和马克思哲学理论进行哲学概括，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辩证唯物论，促进中国改革建设的发展。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然性，必须要把握好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近代中国的革命必须得有科学的方法论和世界观；第二，针对当前社会的不同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算得上是一种科学合理的方法论和哲学论。通俗地讲，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然性来源于其在中国的实践，是近代中国革命所必须的。曾经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之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发挥这么大作用，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近代中国革命需要这种理论知识，具备这种条件，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能够更好地被中国人民所利用。”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各种思想理论的比较过程中，慢慢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逐渐演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俗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的相关问题
目前，我国学者对于马克思哲学中国化都抱有不同的看法，其中主要有现实和理论之争，部分学者为了超越这种概念，走上了现实与理论相结合的道路，大力倡导在实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时候，必须具备一定的学术视野和现实眼光，同时还要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具备独立思考的空间，并保持清醒和理性的状态。这种理论虽然目前很受大家推行，但是其自身还是存在很多的弊端。比如，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是根据中国的实际问题所提出的一种哲学理论，而这种“结合论”的哲学理论在形态上还是比较模糊，从文化学基础上来讲的话，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将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从哲学的现实性意义上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将中国的现实问题融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去。根据以上所讲的内容来看，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体现的结构特征主要有现实性的坚持和理论性的保持。
我国实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主要在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的哲学理论，在特定的时代解决其实际问题，要想其理论更好地在一个国家实现，其主要前提是这个理论是否符合这个国家的需要。中国共产党，这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敏锐的捕捉到了时代的特殊，准确的在1938年10月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而这一理论的提出者――也深刻的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非是圣旨，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早在1930年5月就已经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明确的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国情”，“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基本国情相融合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不断变化的、是具有时代特征的，也正因为这一点同志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进一步的提出了人民民主理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方略，提出了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任务，并将党的工作的重心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由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上来。这是一次思想，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次艰辛探索，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继续和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历史车轮的行进，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出现了严重失误，社会主义事业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的错误理论、方针和政策给广大干部、群众，甚至是整个国家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而此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同志，虽然在粉碎“”，开展揭批“”运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他僵化的的坚持“凡是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使得彻底纠正“”错误的要求和愿望遭到了严重的阻碍，党和国家在工作上出现了徘徊的局面。此时已经恢复党内工作的邓小平同志为了彻底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思想的科学性，强调了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旗帜鲜明地指出了“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由此党内开始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是继之后有一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解放运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闭幕式上，邓小平同志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冲破了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更进一步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高度评价了之前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提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上来，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实事求是”的思想精华。而这一次的变革，不仅仅是邓小平新的理论的提出，更是一次“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结合，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时代、历史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之所以要中国化，除了解决中国实际性问题以外，还有一个就是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避免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知识阻碍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根据中国的国情来讲，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也只适合西方国家，并不适用于中国，如果将其直接照搬的话，很容易阻碍中国的发展，并且不容易在中国环境下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但是要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也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一个巨大问题，从全球的文化形态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本身就具有世界和中国的“时代性”。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表现形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不单单只是一种精神上的辩证活动，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两种哲学形态之间的转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的过程其实就是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对中国的革命、建设以及改革进行指导的过程，并不是说全部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语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编制和表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结合中国革命、建设以及改革的实际情况，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加的具体化，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形式。
针对我国的现实情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具有哲学化，根据中国建设、革命以及改革的实际情况，有效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入研究中国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特色。比如，在中国民主革命的时候，曾提出“实践论”和“矛盾论”两大理论，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时所提出的“两类矛盾”理论和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理论，这些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其中“实践论”和“矛盾论”两大理论对于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第二，方法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转化为在实际工作中的领导方法、思想方法以及工作方法，使其成为方法论和世界观的统一体。其中实际工作方法就是对世界观的应用和体现，将科学的世界观转变成实际工作中的领导方法、思想方法以及工作方法，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比较突出的一个表现形式，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第三，群众化，简而言之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被人民群众很好地接受和掌握，成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武器。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真正被人们所接受，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和宣传，加大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作用。第四，实践化，将理论知识有效地运用到实际情况中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符合中国国情，根据中国的特点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要求和最高表现形式就是实践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表现形式，具有一定的实践和理论意义，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的思考
21世纪的到来，国际的局势在不断变幻，世界已经从单纯的两极对抗，变成了多极化发展的趋势，南北合作，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合作发展，已经成为了世界的必然。如何掌握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知识已经成为了当下中国整个时代的任务，而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大学生更应该很好的去学习与实践。年轻的我虽然思想稚嫩，但我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有一些思想，我觉得：
（一）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并结合实际情况
通过历史经验可以看出，我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发展，其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具备一个正确的思想路线。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知识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社会的发展。对此，必须要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进行不断地改革和创新，使其更加符合时代的需求，同时还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制定具体的理论基础，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
（二）正确认识文化的多样性与指导思想，正确批判和继承传统和外来文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主要是以中国的文化为基础的，同时还与其他国家的文化是相互联系的，从而推动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文化的多样性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其社会生活，但是在目前经济条件下，由于处在一种多样文化环境中，其思想领域经常会受到其他外来文化的影响。对此，对中外文化的优秀内容要进行有效地批判和继承，并且不断地进行创新，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三）大力宣传和教育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是一个历史比较悠久的国家，其哲学传统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大力宣传和教育马克思主义哲学，加强人们的思想教育，积极开展思想教育活动，促进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结束语
综上所述，要想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不仅要做好理论知识的教育工作，同时还要结合本国国情和实际情况，更深层次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抓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内容，使其更符合中国特色发展，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使中国的明天更加灿烂辉煌！（作者单位：吉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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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于伟迪.浅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的历史进程[J].大观周刊，2012，（23）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篇6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货币
一、货币哲学研究的可能性
（一）什么是货币
货币出现在人类社会历史活动的早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产生了私有财产。不同的家族拥有的私有财产也许不同，袭击别的家族是获取其私有财产的一种方式，但同时自己也会随时遭受其他家族的袭击。后来一些聪明的人发现与其他人进行私有财产的交换，比袭击他们对自己更有利、也更安全。于是货币就在交换中就慢慢推广和发展起来了。货币与语言类似，都是为了适应人类社会交往的需要产生的，都是人类彼此之间密切联系的符号。
（二）什么是货币哲学
货币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一般属于经济学研究的问题，何以能成为哲学研究的对象，从哲学的维度对货币进行研究何以可能，又有何意义?要回答“什么是货币哲学”，我们首先要把握哲学的本质，没有正确的哲学观，就没有合理的货币哲学理念。正确的货币哲学观念，对于我们理解货币哲学具有指示性的意义。
哲学是人类理性思考的结晶，是以理性为基础的事业，在社会各个领域具有巨大的普遍性特征。货币哲学可以表现为一种自觉地哲学理论形态，但是货币哲学又不是一个界域明确的、具有独立的研究领域的哲学学科，它存在于众多哲学流派和学说之中。货币哲学研究成为可能，是因为经济学价值判断内含着哲学的分析。
二、货币哲学思想史的梳理
研究货币哲学不能忘记对哲学思想史的梳理，从哲学的历史画卷中拣选比较重要的哲学家对货币问题的思考来探寻货币哲学思想史，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把握货币的前世今生。
（一）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充分注意到货币与经济活动以及与生活中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并从这一观点出发，讨论了许多货币问题，从人类生活实践中研究为什么需要货币这种交换形式，以及货币从一开始出现就与人性的存在和发展相关联的特征。
（二）休谟
休谟在他的著作《论货币》、《论利息》、《论贸易平衡》中提出了著名的货币数量论。他的货币理论主要是对重商主义进行批判。揭示了货币的数量与人性的勤勉的关联性，从定量与定性的分析中揭示了两者的积极性，说明了货币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
（三）康德
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从道德哲学的角度，对货币引发的金钱观持有批判的态度。他在《实用人类学》中指出，声誉、强力和货币钱财是影响人的行为能力的三个方面的力量。货币的发明带来一种拥有癖。拥有癖主要是人对货币的贪婪占有心理。康德说，“钱就是敲门砖，财神爷光顾谁，对穷人关闭着的一切大门都会朝他洞开，这种愚蠢的情欲是最可耻的。”
（四）黑格尔
黑格尔提出对货币概念的哲学思辨，他认为要理解货币首先要从价值范畴着手。在谈到货币和纸币时，黑格尔说：“例如，票据并不代表它的纸质，它只是其他一种普遍物的符号，即价值的符号。物的价值对需要来说可以多种多样。但如果我们所欲表达的不是特种物而是抽象物的价值，那么我们用来表达的就是货币。”货币夷平了一切东西的差别，代表一切价值，但是货币本身却不是价值本身，而只是各种需要的一个统一的代号，所以货币本身的价值又需要重新被各种特殊价值所支配;货币作为抽象的物仅仅代表这种价值。
（五）莫泽斯?赫斯
赫斯是德国社会学之父，著作《论货币的本质》，他是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渊源人物。赫斯与马克思从1841年开始交往，在《莱茵报》和巴黎时期的《前进报》都合作过，曾参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撰写。如果说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在哲学方面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那么赫斯在经济学、社会学方面对马克思异化观的经济学转向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形成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
（六）西美尔
西美尔的《货币哲学》从货币存在的实质、意义出发阐释货币，从货币对内在世界的影响，考察货币对个体生命情感和命运的结合，以及对一般文化的影响。
三、马克思是第一位深刻揭示货币本质的思想家
（一）货币本质
货币就是财富的收据，货币就是人类劳动的信用体现。某个人创造了财富，发出一个收据，另外一个持有收据的人，可以到银行机构要求兑现这个财富，这是货币的基础。人们拿着一元钱对银行说，能不能把我的劳动还给我，他给的就是某个人欠银行系统的债券，这就是货币最本质的东西。 （二）马克思从唯物主义出发对货币哲学的论述
马克思在1843年写的《论犹太人问题》、《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以及《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和《伦敦笔记》等著作中都有关于货币问题的论述。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第一次对自己的货币理论进行了详细而系统地探讨，对货币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揭示了货币是商品交换和发展的必然结果，对货币的本质、职能，货币与资本的关系，货币向资本转化的必要条件等进行了全面地厘清和阐述，揭示出货币是社会关系的物化本质，指出货币与价值内在关联，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人类社会三大形态演进规律。
马克思说：“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他们做为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商品就其本身来说是超越一切宗教、政治、民族和语言限制的，商品的共同语言是价格，商品的共性是货币。”
马克思明确指出，货币可以使矛盾具体化，但并非是矛盾与冲突的必然原因。货币可加剧社会矛盾，也可以缓和矛盾，但它并非必然地创造社会矛盾。任何一种货币或货币系统都具有自身的结构与规则。货币不仅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还具有政治、文化、道德、心理等意义。货币的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角度来研究货币有助于丰富和深化我们对货币现象以及货币在人类经济行为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理解。
马克思认为，对货币本身进行攻击而力图消灭之，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货币本身是一种中性的东西。货币的这种中性表现为，货币可以体现财富和权力不均，但货币本身并不是创造这种不均的原因。货币在原则上与社会中的财富和权力的不对称没有本质上的关联。货币可以体现社会压迫和阶级压迫，但压迫不是货币的本质。［4］
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告诉我们，手段服务于目的，受目的的制约。货币和理性一样，在人类的发展上的作用功不可没，它们曾经把人类带出蒙昧和黑暗的中世纪，但这两者同样仅仅是达到终极目标的手段，本身不是终极目标。货币作为一种手段，如果不与其他内容相结合，就是一种无内容的手段。不为内容服务的货币，对于目的来说就等于无。另一方面，目的也受制于手段。手段是达到目的的现实条件和桥梁。脱离了手段的目的同样也等于无。谁不重视手段，谁也就不能真正重视目的。
亚里士多德说：“目的总比那些手段好，例如健康比为了健康的东西更好。”在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中，一般来说，人们往往首先看重目的，因此目的占据支配地位。而货币本身不是最终目的，如果将货币作为生活的最终目标，那就没有弄清楚货币被发明出来的原因是什么。如果目的和手段发生错位，人就会成为金钱的奴隶，受到金钱的奴役。但是，也不能得出只有目的才是重要的、高尚的，而手段则是卑下的、无关紧要的结论。医生考虑的关键并非是健康，而是怎样达到健康。我们应当承认，金钱对于我们的生存和行为具有深远的影响，我们不能认为只有超出金钱的目的才是高尚的，而作为达到目的的金钱手段则是卑贱的。
马克思对资本的统治、商品拜物教、金银上帝之类的现象提出强烈的谴责。他认为货币手段并不适合一切目的，就像他曾经说过的那样，“你只能用爱来交换爱”。
四、马克思货币哲学思想的人学意义
马克思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揭示货币本质是一种人格化的社会关系，同时指出商品交换从表面上看是货币交换，但实际上却是劳动与劳动交换，这体现了人对他者的尊重和认同。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货币内在本质的人学内涵：货币是人类劳动的结晶，是人对象化的产物。它负载着人与人之间经济联系的职能，引导着人们相互之间的经济行为。因此从本质上来讲，货币是一种凝结了人类无差别劳动、负载着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力量，是人格化的社会关系
（一）人对货币的认同与货币对人的解放
马克思指出：“人们之所以总是信赖货币。那是由于它具有社会的属性，而货币之所以拥有社会的属性，是因为它凝聚了一般人类劳动，它是一般劳动时间的对象化。货币不是人与人认同的原因。而是其外化的结果，即不是因为有了货币才有人对人的认同和信任。而是由于有了人对人的这种认同和信任，才有可能产生对货币的这种‘信用’。”
在早期人类社会因生产力水平低下，个人还不具有独立性，个人只存在于血缘或宗法式的共同体中，人的存在形态自然也表现为人对人的依赖。随着生产与交换的发展，货币从一般商品中分离出来，成了固定充当交换的一般等价物，货币也就成为一种支撑人独立的物质力量。
（二）货币对人本质的物化
马克思认为：“货币的本质实际上首先不是在于财产通过它转让，而在于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人的、社会的行动异化了并成为人之外的物质东西的属性”。在这里“人使这种中介活动本身外化，他在这里只能作为丧失了自身的人、非人化的人而活动、在人之上本质所进行的活动。由于这种异已的中介——人本身不再是人的中介，——人把自己的愿望、活动以及同他人的关系看作是一种不依赖于他和他人的力量。”这就意味着人只有通过货币的形式才能取得社会的权利，实现自己的价值，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致使货币的存在和价值高于人的存在和价值。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篇7
一、毛泽东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应用到中国的现实环境之中，提出认识来源于实践，离开实践谈认识是错误的，形成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都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研究。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就是《实践论》，1951年《实践论》公开发表时，加上了一个附题“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清楚地点明了毛泽东着意于解决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关系问题，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实践论》将认识问题牢牢扎在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唯物论基础之上，以实践观点为基础，“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1]以认识和实践的辩证统一为中心，论述和发展了认识领域中的量变质变规律，阐明了人类认识的过程是一个矛盾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的无限辩证发展的过程，提出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的过程中来探索和发现真理，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来发展真理，并且在反复实践的过程中来检验真理的思想。毛泽东特别强调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吸取了中国哲学史上知行学说的积极成果，对认识辩证途径作了系统的阐明和发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还论述了人类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和根本规律。他把人的认识总的规律概括为：“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1]人们的认识运动，首先经历由实践到认识的过程，即在实践基础上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中去，这是认识的全过程。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通过感觉到达思维，进而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规律性，规律总要经过认识与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获得。认识是个复杂曲折的过程，错误在所难免，在认识过程中及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才能使认识不断前进。“当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本文由收集整理发展的规律”[2]。
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论的原理，把实践看成是整个感性世界的基础，制定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求全党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毛泽东向来重视社会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早期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都是在深入调查中国农村的阶级关系前提下完成的；秋收起义后，他领导起义部队开辟井冈山根据地，根据敌强我弱的客观实际，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路线；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针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点，分析战争全局，写下《论持久战》，揭示抗日战争必须经过持久抗战取得胜利的客观根据；为了整顿党内风气，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文献中明确强调实事求是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学风，“实事求是”成为党的路线的最集中的表述。总结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并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规律，解决一系列的军事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党建问题等，创造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二、毛泽东在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同时，也论述了唯物辩证法，强调辩证法就是矛盾分析方法，核心就是分析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
整个人类社会还有整个自然界都是充满矛盾的，因此对待存在的矛盾一定要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方法。通过这种科学分析方法透过现象来看本质，通过分析具体事物的矛盾，分析在具体事物中体现的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联结，才能正确地认识事物的一个原则。“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3]毛泽东指出唯物辩证法是“事物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
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只有分析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真正做到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因此，切不可将对抗这种斗争公式套在一切事物身上，而必须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会犯错误，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是可以转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这是在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里面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哲学方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分析矛盾的整个过程中还要找到主要矛盾，还要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不要回避矛盾，而是要在不断地发现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来推进我们的事业不断发展。
《矛盾论》以较多的篇幅着重从各个方面论述了矛盾的特殊性原理，强调认识矛盾的特殊性是认识事物的基础。要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就必须对具体事物具体分析。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教条主义者的错误，就在于拒绝对具体事物进行分析，不了解不同的矛盾必须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他们在领导中国革命时，不去分析研究中国国情的特点，只会生搬硬套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因此，共产党人搞革命，一定要从中国国情出发，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反对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从哲学的高度回答了为什么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为最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奠定了理论基础。
转贴于
三、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体系中，始终坚持以人民群众为核心的唯物史观，从而科学地制定了群众路线的认识论原理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原理。毛泽东的群众史观是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步形成起来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4]他反复强调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民群众始终是主体。
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毛泽东都表现出对人民群众力量的高度重视，深刻认识到依靠人民群众才是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早在毛泽东青年时代，他就高度评价了俄国人民在十月革命中所创造的伟大业绩和开创新社会中的巨大作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了动员和组织群众参加革命，毛泽东把群众观念运用到具体工作中，形成党的群众路线，在反围剿的艰苦条件下坚持斗争，他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5]；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将群众观点运用于军事思想中，发动全民族的人民战争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并总结经验，更鲜明地坚持并论证了群众观，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转化成有中国特色的领导方法，在中共七大上把群众路线明确载入党的章程；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群众观念在继续深化，“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5]他着重强调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要依靠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相信和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善于从群众智慧中汲取力量。只要坚定地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任何困难都能克服。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篇8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社会理论国际关系批判理论
马克思主义内容宏大，在社会科学领域占有重要地位。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社会理论深受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的影响，在哲学理论领域独具特色。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哲学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社会理论都为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形成与基本理念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三者存在着理论上的历史关联性。厘清前二者与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渊源关系，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内涵和特点。
一、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哲学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社会理论
马克思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社会批判哲学，其基本功能就在于“理论批判”。马克思哲学继承并发展了康德的批判哲学，将其批判精神与对理性的限制加以发扬，承认异化对人产生的束缚，承认权威对人的约束，承认精神自由是人的解放的重要前提，以及承认人可以通过批判理论与自身的本质结合在一起。马克思主义又是一种实践哲学，它明确指出人的解放要以消灭私有制为最终过程，理论的批判必须与实践的批判相结合才有意义。马克思主义作为严肃的社会批判理论，必须以实践为导向。因此，这种实践哲学又成为最高意义上的批判哲学。
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前提，是人类可以从历史环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其批判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把人类从历史的沉重负担下解脱或解放出来。这些沉重的历史负担包括那些使人们受到压迫的各种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旨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如何朝新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方向转变，使被压迫阶级分享过去完全由统治阶级独占的财富，克服民族间和种族间的各种障碍。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使用“生产方式”的概念来考察人类历史的进化过程，把这一过程看作是生产方式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一系列逻辑顺序，认为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塑造历史的社会环境是人类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当然，马克思所指的社会环境是与阶级斗争紧密联系的，而阶级斗争的结果是产生新的存在阶级压迫的社会制度。
创立于20世纪3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社会理论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虽然该学派的理论体系庞杂，但其最重要的思想渊源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以尤根・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批判社会理论接受了马克思学说的上述基本前提。但法兰克福批判理论认为，不能简单地把压迫归结为控制生产方式为基础的阶级统治，除此之外还存在其他形式的统治，例如以性别、种族、宗教、族裔、民族主义等为基础的统治。认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解释的范式存在着以下局限。第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缺乏对自由概念的分析，尤其缺少把自由概念同国家权力、父权制度、种族压迫或民族主义等范畴联系起来的深度分析。第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缺少一种充分有力的历史社会学，论述多谈论生产过程，少注意国家的建构、战争形态、道德与文化的复杂性质等方面；基本没有一个系统清晰的社会秩序理论。［1］(p666)由此，哈贝马斯等把理论创新的重点放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缺失上，他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批判性改造，提出了著名的“沟通理性理论”。
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在社会实践的一般标题上把相互作用归于劳动，即把交往活动归之为工具活动,忽略了人类沟通行为的作用。”［2］(p33)作为目的理的生产活动是社会进化不可缺少的动力，而作为“沟通行为”的“道德―实践活动”的理性化过程，则意味着人们的道德意识和实践能力的提高，它同样也是社会进化所不可缺少的动力。这两种理性化过程对于社会进化的解释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甚至后者更为根本。新的社会结构的产生，依赖于个体沟通能力的提高，而个体沟通能力的长进，又可以提高社会沟通网络的整体水平，导致道德实践意识的提高。但哈贝马斯在瓦解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性概念之后，并未对其基本范畴弃之不理，而是以此为参照系提出了一套以“沟通理性理论”为核心的新的理论框架来实现批判理论的深层次转换。在哈贝马斯的引导下，法兰克福学派的基本信条是：人类理性是人类解放的基础。通过理性的力量，人类自身拥有对社会进行根本的或革命性变革的能力。认为人类理性有三种模式：工具理性、战略理性和沟通理性。其中沟通理性是一切话语的前提，是评判个人认知和社会组织的标准。就批判理论而言，其任务就是要高扬人类的沟通理性，将之从技术工具理性和社会战略理性的压迫下解放出来，重建理想语境下主体间自由沟通和理解的前提条件。［3］(p130)
二、国际关系批判理论
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形成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20世纪80年代，以罗伯特・科克斯(RobertCox)、安德鲁・林克莱特(andrewLinklater)等为代表的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家，把批判社会理论应用到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从本体论、认识论等方面向国际关系主流的新现实主义理论发起冲击，形成了国际关系批判理论流派（这里专指受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欧洲社会学传统、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狭义的国际关系批判理论）。
以科克斯为代表的国际关系批判理论，主要以意大利共产党人安东尼奥・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和政治思想来考察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建立他的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分析框架。他认为，批判理论最有前途的形式是历史唯物主义。他发掘历史唯物主义关于辩证法、帝国主义、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以及生产过程等方面的思想，提出了独特的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的历史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即人的行为是由物质能力、意识和制度这三种力量共同决定，他用这一方法分析了人类活动的三个领域（生产、国家形式和世界秩序）及其它们之间的关系，强调了在三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社会力量（或阶级）、各种国家形态和霸权与非霸权世界秩序如何被具体、历史地塑造的。霸权世界秩序既体现了三种力量在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领域的统一，又体现政治/市民社会的世界性双重领导。科克斯还着重分析了当前生产国际化条件下的全球性的社会阶级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产生的全球治理及其潜在的全球危机，并提出了一些改造旧秩序的战略。
作为批判理论的开拓者，科克斯理论的最大优点在于批判。科克斯借鉴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关于批判理论的哲学论断，提出了有关“问题解决理论”和批判理论的理论分类。认为“理论总是服务于一定的人和一定的目标的”［4］(p191)。问题解决理论则不然，是“服务于符合既定秩序的国家、部门或阶级的特殊利益的理论”［5］（p231）。要清理新现实主义中的“问题解决理论”的负面影响，就必须重视批判理论的批判功能，将马克思哲学的社会冲突理论、帝国主义论、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理论特别是将生产进程解释为特定历史形式的观念，纳入到国际关系批判理论中。
以英国的林克莱特为代表的国际关系批判理论正是从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获得了资源，并发展出其对于世界政治结构的历史社会分析，以此展开对新现实主义的批评。林克莱特系统地论述了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渊源关系，并着重从阶级、不平等、不公正等马克思主义传统术语角度分析国际关系。他认为批判理论是对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超越，它摈弃了马克思主义忽视国家存在的现实和不以国家为关系单位的缺陷，同时继承了马克思关于人类普遍自由、解放的道德诉求，从而有可能建树一种较为理想的解释范式。［6］(p15)
林克莱特深入地探讨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说，尤其是哈贝马斯的著作。他认为，重建由马克思发轫的历史唯物主义，其中关键的主题是使传统的“生产范式”转变为新的“沟通范式”，建立一个更综合的历史社会学，观察和回答马克思最先提出但未能解释的问题［7］（p666）。林克莱特把哈贝马斯的理性分类运用到国际政治理论分析中，认为国际社会中存在着3种理性化，即技术―工具理性化（人类学习如何控制自然）、道德实践理性化（人类学习如何建构秩序和社会公意）和战略理性化（人类在实际或潜在的冲突情势下如何把握和控制他人）。在国际政治理论界，技术―工具理性化与强调生产力、世界经济决定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是相联系，战略理性化与新现实主义密不可分，而道德实践理性化则成为以林克莱特等为代表的革命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内在本质内容。［8］(p171-172)显然，林克莱特与受法兰克福学派影响的绝大多数国际政治学者一样，重视国际间沟通理性或道德实践理性的作用，并致力于探索在国际体系内重新实现道德生活、自由沟通秩序的可能性，反对与自然科学联系密切的实证主义技术―工具理性以及社会领域中以实施政治控制为目标的战略理性对人、国家等行为体的压迫。林克莱特关于道德实践理性可以有共处原则的理性化模式的思想，反映了自康德以来、经法兰克福学派发扬光大的理性批判精神在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政治理论界的某种内在的、强烈的诉求。
注释：
［1］［7］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2］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3］Habermas.CommunicationandtheevolutionofSociety［m］.Boston:Beaconpress,1979.
［4］［5］罗伯特・基欧汉主编郭树勇译.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6］andrewLinklater,BeyondRealismandmarxism:Critica
ltheory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m］.newYork:St.martinpress,1989.
［8］andrewLinklater.BeyondRealismandmarxism:Critical
theory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m］.London:mcmillianpress，1990.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篇9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基本推进路径
“文化是大众的，因而是民主的。它应该是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哲学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施者是广大人民群众，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可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来发展壮大。在如今中国不断发展的进程中，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有一定的必要性和紧要性，以便让广大人民群众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含义。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概述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哲学理论。在学者眼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化繁为简、由抽象到具体的一个过程。[1]其中“大众化”的“大众”，指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本由少数人理解并掌握到广大人民群众理解并掌握的一种文化的一个过程，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一般人民群众所共有的文化，而不是少数人才能掌握并拥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来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另一方面是根据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经历去丰富、去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根据现在我国社会的发展，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性和广大人民群众实际需求，对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推进到广大人民群众中这个问题不断的探索和研究，最终开辟出了教育引导、文本传播、思想改造、媒体宣传、组织推进、制度安排等一系列相互配套且行之有效的基本推进路径。
二、实现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也要随着社会而发展。许多人觉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距离他们十分遥远，属于书斋里的学问、执政党进行形态意识的统治工具，而且已经过时，不能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2]还有些人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实是一种关于人类实践活动的概括性的科学，一直停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抽象理论的思想上，更无法看到其革命性和现实性。另外，由于历史原因，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和意义存在很多误解之处，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我国的社会活动中的实践难以尽如人意。因此，实现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具有一定的紧迫性和必要性。首先要更正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误解，端正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在社会实践中让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重新认识和理解，让人们明白，马克思主义是经典的哲学思想，而且是可以在我国社会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科学，让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正确深刻地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和含义，并认可它对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革命性和实践性。
三、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原则
如果要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首先要坚持一定的原则，这样更有助于确定研究的方向，了解实现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在社会活动中的实践意义。首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研究要继续深入，通过社会实践来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关于思维、社会与自然发展规律的一种科学。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过程中，在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可以将抽象的哲学理论转变为通俗化的语言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诠释。第二，在积极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过程中，应该宣传其获得的最新成果，让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明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实践性，而且还可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成果与当前的社会实践结合在一起去丰富和壮大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后，将社会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起来，结合现在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观点以及立场，使广大人民群众充分理解并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处理好社会各方面的关系的同时，也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推进路径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根据广大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际需求，我国已经探索出一系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基本推进路径。以下我们主要把这些基本推进路径分为三个方面来进行简要的讲述。
1、把抽象的理论运用通俗化的语言来诠释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较为抽象化，很难使广大人民群众理解并掌握。因此，在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工作中，应使用通俗化、大众化的语言来诠释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以便于广大人民群众对其进行理解。[3]例如，在进行文本宣传时，采用朴实的文字、大众的语言、日常的题材来诠释科学的理论，使广大人民群众在接受的过程中不会感到哲学理论的晦涩难懂。另外，在此过程中，应当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庸俗化的尺度，避免走向庸俗化，进而破坏广大人民群众心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印象。
2、用大众化的哲学指导社会实践
推进马克思哲学理论大众化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适应当今社会生活的发展，因此，在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工作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以便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用大众化哲学进行指导社会实践工作，马克思指导实践工作的关键也在于此。所以，如果想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更加贴近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充分发挥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际生活中的作用，只有将其与社会实践互相结合，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进程快速前进，不知不觉之间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3、多种宣传方式共存
随着现代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方式也越来越多。若要快速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就要接受多种宣传方式。根据不同人群的实际情况和需求，使用不同形式的传播，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推进工作更进一步。首先要考虑到各个阶层的生活习惯、文化习俗、理解能力以及思维方式等，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宣传方式。将晦涩难懂的理论与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起来，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宣传，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真正被广大人民群众理解和掌握的思想文化，真正的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
马克思曾说过：“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因此，在当今社会，随着社会主义的深入发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必须的。然而，推进我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即使当今一些学者已经研究出一些基本推进路径，在实践的过程中，其间必然要经历一个复杂而漫长的时期。
【参考文献】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篇10
第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存在性内涵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某种”实存，即它作为一种“蕴含”（“孕含”）的隐性形式存在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形态之中，需要通过对哲学史的梳理进行发掘性建构。这种形式的建构实际上也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存在性内涵，这与探讨某种完全形式存在的哲学形态的内涵的学术工作相比较，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除了其哲学史的蕴含式存在形式之外，至少还有实践与现实的存在形式、文化传统的存在形式等。就前者而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蕴含于或表现在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之中，在理论上表现为思想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和所蕴含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思想、新观点和新方法，这样的存在形式也不是现成的文本，同样需要哲学的提炼和建构；就后者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集中体现为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转型过程和态势中对哲学的新诉求，期望作为文化灵魂和精华的新哲学形态能起到引领、整合和感召的作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内涵对应于中国传统哲学所特有的深厚的文化与思想属性，具有特别重要的民族价值和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不可能也不应该是“纯粹”的哲学，它必须具有鲜明的思想和文化内涵的特征。此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内涵也因其建构需要批判地吸取当代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方法、资源和素材而具有世界哲学与文化的某些色彩。
第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哲学史内涵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过程也就是其内涵的发掘过程，其最基本也是最深刻的内涵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一方面，可从哲学形态学角度书写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发展史，并进行哲学评价，探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发展的历史文化脉络，在继承与超越中审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新”与“旧”的辩证运动过程，从而总结新形态建构的经验，以供当下参鉴；另一方面，在与中国现代哲学史、中国当代哲学史的内在联系中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哲学创造经验。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基本特征
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基本问题之一是厘清其基本特征。与其它整体实存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相比，“新形态”的基本特征需要更加自觉地界定、分析和建构。一方面，从普遍共性角度看，作为部分的蕴含实存或作为继承与创新中国化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新形态”，对其性质和特征的认识可以通过其同类型哲学形态的性质和一般理论特征的观照而获得，因而深入进行哲学史的梳理与分析是基本的研究路径；另一方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作为需要探讨和建构的目标形态而言，具有“理想”特性，需要通过辩证的方法与思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形态的基本特征进行哲学反思，同时对当代中国现实和实践、文化和民族精神以及当代世界和全人类的时代精神状况进行哲学提炼与概括，在这一哲学运思过程中要始终辅以“描述”，使之具有思想的丰富性和鲜活的时代感。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基本特征的分析和界定，需要建立在充分的哲学描述基础上。②同时，充分的“描述”仍需与“规范”构成合力，形成辩证分析的理论态势。无论如何描述，其目的都在于导引或表达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基本特征。
第一，它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方法和实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方法和实质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精神、灵魂和核心传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理想性，决定了它必然要形神高度贯注和蕴含哲学精神。“充分体现”是相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形态而言的改进与创新。因此，无论是片面地表现还是从根本上否弃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核心传统，都不符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理想性诉求。
第二，它充分表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创造性这一特征要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克服各种历史形态的局限与不足，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一定的创造性，在反映民族及时代精神方面真正做到与时俱进。特别要指出的是，创造性虽然包含方法的创新，但主要是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上的创新，研究对象及内容决定方法的创新与取舍，而不是相反。因此，需要对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思潮及方法保持批判性立场，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合理地吸取其体现时代精神的某些因素。
第三，它充分展现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和文化特性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和文化特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继承和充分体现的哲学特性。思想和文化特性是中国传统哲学保持几千年生命力的秘密和优势所在，是中国人安顿心灵的精神支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排斥这一点也许可以在政治及实践领域获得一定的成功，但难以渗透进文化深层特别是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心理层面，也就不可能彻底化。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文化层面完全融合为一体，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和生命意识的真实内涵才算真正完成。第四，它充分实现理想性与现实性的有机融合与统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理想性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所有哲学的理想与超越特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存在状况决定的———它要实际完成的超越历史形态的哲学任务，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形态内在矛盾转化的表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现实性，也有两方面的内涵，即它蕴含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形态的部分实存性，以及中国人现实生活中的精神状况对哲学的需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哲学内涵，这后者也是一种实存，只是需要哲学家的总结、提炼和升华性概括。因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具有鲜明的理想性和现实性，是二者的有机融合与统一。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形态”与“新形态”
所谓哲学形态，“是指由哲学的主题、研究方法、核心内容、表述形式、涉指主体和运思方式所呈现出来的哲学形象。”［4］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除了现实、文化及实践的需要和根据之外，作为哲学，它从哲学的传统中孕育发展而来，作为哲学史，它也有一个发展演进的历史线索和过程。本世纪初提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问题，既是对中国现实及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提问，也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问题一脉相承的、与时俱进的提问，二者的有机结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诉求，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进行哲学提升与前瞻性超越，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向前发展，并使理论内容及体系更加科学合理、理论形式深度中国化，向着完全彻底融入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思维及心理结构的深度与广度推进。因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理论基础均应从其历史形态中寻找线索并捕获学术灵感。
第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形态学审视在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诸形态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有近百年的历史发展传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兴起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热潮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才得以在“理论一般”的意义上加以探讨，且也主要是在分析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的过程中牵引而出的理论问题，散见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或“史”的著作之中，专门的系统研究论著不多见［5］。从哲学形态学角度分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包括形态的内涵、分类、方法论、内外关系、发展史等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还应与其它形态，如“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等等进行比较研究。
第二，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概念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思想史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或思想史的著作基本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为逻辑线索依次排列主要人物的哲学思想，并伴以分析与评价。这样以历史为唯一标准的“依次排列”，忽略了其它诸如哲学、历史学、文化等这样的分类标准，遮蔽了丰富而复杂的“形态”存在。这样的写法，其优势在于历史发展的线索清晰可见，突出了各主要人物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历史和作用，但对不同个性人物所创造的不同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分析不足，还可能遗漏在思想学术界产生过实际影响的比较重要的人物，如多数的这类著作没有将鲁迅的哲学思想列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进程中。③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概念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思想进程，不仅是追求研究方法和视角的所谓创新，而且更完整细致或更具体充分地反映和描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从而更加全面系统地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大历史意义。
第三，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形态中发掘新形态的线索和因素，将这种隐性蕴含式存在整理和表述为显性的理论叙述形态根据“哲学即哲学史”的方法提示以及哲学的超越性品格，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症候”包裹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形态之中，这就需要深入哲学家的思想文本，具体细致梳理超越时代和自身的某些论述或暗示，并理清和分析其逻辑，以明确的语言阐述其基本观点、内在联系等，对其哲学意义价值予以正确合理的评价。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形态中如此分析整理出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因素之后，还需要发现和分析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找出共性的因素和个性的特色，把它们作为一个理论整体看待。这一工作是建立在完成或基本完成前两项工作的基础之上的。这将证实，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有其哲学史的基础和根据，不是纯粹虚构的哲学理想，而是一种至少是部分的实存形式，它的存在标示和影响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新建构的出发点、基本方向和目标。因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要在它的哲学史基础上进行有的放矢的言说即提出问题和分析、解决问题，而不是掺杂超过个人合理限度的过多的价值诉求和情感因素，不是可以随意进行的，而是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形态中已经提示出了的某种“弱纲领”基础上的理论实施和深入细化；也不可能停留在为何需要及如何可能等的前提性问题的抽象思辨层面，而必须是深入细致的哲学史研究；它也不是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即颠覆否弃传统的随意言说，而是一项艰苦而严肃的哲学创造性活动。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基本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营造和价值反思准备了学术基础。作为这些问题的逻辑延展与升华，它最初蕴涵于相关的附带性议题当中。例如，在讨论“文化背景”时，人们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解决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上有重大的意义价值，也发现和邓小平哲学是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中国形态”，从而证实、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时，部分学者视由恩格斯肇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邓小平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近代哲学范式［6］。这就尖锐地提出了有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合法性”的深层理论问题。
第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形式的“合法性”20世纪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打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正统性”或单一性，至今产生了各种各样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前加“定语”或“前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些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形态。用哲学形态概念进行的这种区分是必要的，它有利于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也可能造成哲学评价上的复杂性和困难，我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发展的多样化事实的认识就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而曲折的道路。④三十年来，中国哲学界基本上承认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形态多样化的事实，并不断反观自身，论证和确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重要形态之一。然而，即使如此，仍有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有待深化认识，如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性质与内涵、地位与特征、内外关系、意义与价值等；面对未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发展形式，将会产生怎么样的积极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学术交流的机制如何建立？是否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重新反思和书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如何坚持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形态？等等。总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形式的“合法性”的分析与论证是一个大课题。
第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价值生成的“合法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意义与价值是在实践过程中生成的［2］，但它有哪些表现、生成的过程和机制如何、对其如何评价等问题均需要深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及思想进程中予以梳理、分析和建构；从哪些方面、角度、主题和问题切入，运用什么方法，如何正确合理地评价等，都还有待审视与探讨。仔细梳理起来，大体可涉及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到底什么是“意义”，除了立足于本科学的理解阐释外，还须参鉴分析哲学的方法；其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极大地推进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进程，其历史意义、文化意义、哲学意义等多方面都需要全面系统地分析与建构；再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对中国未来乃至世界及人类未来的意义和价值到底何在？这些意义和价值应该怎样才能得到有效的彰显？等等。
第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进程及理论成果的“合法性”哲学评价是建构哲学意义的基本途径之一，也是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方式和环节。首先，方法上应以唯物史观为基础，以客观的生产力标准评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基本性质与状况，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根本原理评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进程所创造出来的社会精神与文化的变迁；其次，内容应从社会结构基本方面入手，评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进程所实现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变革的历史性积极效应；最后，回应各种主观主义的历史评价，批判性地丰富和充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进程的意义系统。
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成果的认识，除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范畴内进行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相统一的内在性论证的基础研究之外，也须从外部相关性角度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文化背景进行批判性分析与建构，以衬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成果的历史文化合理性。在解放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现代新儒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批判。如张东荪的“马克思的辩证法错误得不可救药”、叶青的“黑格尔后无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化”、贺麟的“割治外症的马克思辩证法”、熊十力的“物质本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俗见”等。⑤历史地看，虽然对这些批判性观点有过阵营对垒的反批判，但因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反批判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和简单化的不足，解放后至今又少见对这些纯学术观点全面、系统、深刻的重新审视和评价。因此，当前须要重视对历史上的一些“对立面”或“不同的声音”的再认识，同时展开与国外其它类型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令人欣慰的是，在这方面近年来已有相关理论研究成果问世。⑥有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及其理论武装下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而走了许多“弯路”，三十年来的改革历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上无关，认为三十多年来的改革进程实际上是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过程，从实践层面谈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个假问题。这表明，评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进程应注意其整体性［7］，将其分割或断裂为革命进程与改革进程并将二者完全对立起来，且不论评价的立场和方法，本身也不符合历史实情。因此，百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历程应视作一个整体，不同的阶段形成历史的辩证法，对其准确的评价既应在理论方法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时也要注重实证研究，以确切的事实为根据，论证上注重科学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结合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