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该如何践行儒家思想篇1
关键词：崇德;传统文化;人格修养
作者简介：曾长秋，中南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负责人，湖南省党史学会和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湖南省世界政治与共运史学会副会长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不乏精神文化资源的国家，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儒家文化传统，对至今乃至后世依然产生着深远影响。教育的首要任务是以德育人，培育良好的国民。在一定意义上说，整个古代教育都以德育为基调，并积累了丰富的德育资源，值得我们去深入挖掘和整理。2014年3月26日，教育部印发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其中提出了以“正心笃志、崇德弘毅”为重点对青少年进行人格修养教育。“正心笃志、崇德弘毅”是儒家优秀文化传统的精髓，尤以其中的“崇德”思想对青少年人格修养教育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一、儒家“崇德”思想的内涵及其特征
中国历来崇尚道德，“崇德”二字出自《尚书・武成》，其中有“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之句，意思是只要尊崇有德行的人、酬报有功劳的人，何愁国家不能治理？延伸到德育领域，亦不乏“明礼知耻、崇德向善”等倡导。儒家以人伦关系为出发点，强调知识与道德相统一，以树人立德为宗旨，强调教化的作用，以忠、孝为是非标准，强调家国观念。
中华乃文明古国，又称仁义之邦、礼仪之邦，这一美好称谓，正是由“德”育出来的。教育是人获得“德”的主要途径，育德是教育的灵魂。人类一踏入阶级社会的门槛，或者说自有文字以来，我们的祖先就懂得“以文化人，以德育人”的重要性，视教育为民族生存的命脉。《礼记・学记》写道：“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这些话，明确了治理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办教育，教化民众。当前开展以“正心笃志、崇德弘毅”为重点的人格修养教育，旨在引导青少年明辨是非、遵纪守法、坚韧豁达、奋发向上，自觉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道德思想，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培养他们做知荣辱、守诚信、敢创新的中国人。
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社会群体之中，必须善待各种社会关系，学会为人处事，这些都需要以德育人。何谓德育？德育是培养人的品德以及如何进行修养的教育，是教育者将社会要求的道德规范内化为受教育者个人品格的教育活动。“德育”这个基本概念最早由英国学者斯宾塞在《教育论》一书中提出，他把教育划分为智育（intellectualeducation）、德育（moraleducation）和体育（physicaleducation）。在我国，1902年《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最早使用“德育”这一术语：“外国学堂于智育体育之外，尤重德育。”1904年，王国维以“德育”与“知育”“美育”三词，向国人介绍了叔本华的教育思想。1906年，他在《论教育之宗旨》一书中开始诠释“德育”这个术语，专指“道德教育”。事实上，日常生活中“德育”的外延不断扩大，包括对学生进行思想品质、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质的教育，甚至包括法制教育、心理教育、环境教育、青春期生理与性教育、多元文化教育、世界和平教育，等等。德育的功能，无论对群体还是对个体均不可或缺。对群体而言，需要遵守集体规则的个人，以保持群体的团结和安定;对个体而言，需要处理好与群体的关系，以获得良好的生存空间。正如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所说：“道德是照亮全面发展的一切方面的光源。”
我国自古就不乏精神文化资源，儒家“崇德”思想代代相传。传统道德规范有许多基本要求，在立身方面是：诚实守信、勤劳节俭、中庸平和;在家庭方面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和爱;在社会方面是：公忠、廉洁、仁政。儒家在提倡道德人本主义的同时，把道德实践提到至高地位，极大地促进了人们重情操、讲修养的自觉性。
传统道德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并为我国赢得了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千古美誉。儒家“崇德”思想的基本特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强调伦理本位。在封建社会里，父慈、子孝、妇从的家庭伦理观念，是君仁、臣忠、民顺的社会伦理观念之缩影。儒家提倡“三纲五常”这种由国到家再到身的训导，其层次由高到低，强调了治国必先修身，从整体效应上看待个体修养。而修齐治平这种由身到家再到国的训导，其层次由低到高，强调了修身才能治国，从个体修养上求得整体效应。
其二，怀抱经世之志。历代知识分子怀抱以重政务为特征的“经世致用”思想，经过历代积淀，转化为普遍的社会心理。尤其是儒家知识分子那种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有着深沉的爱国激情和浓厚的社会忧患意识。他们抒发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感，把“立德”“立功”“立言”看作为人生的“三不朽”的事业追求，具有强烈的建功立业愿望。
其三，注重道德修养。无论是儒家的诚意正心、格物致知，还是道家的少私寡欲、修道积德，佛家的超尘绝俗、去恶从善，无不以道德实践为第一要义。就是古代文论、画论中的主张，也无不寓道论物。例如，我们明明知道岳飞的书法不如秦桧，但人们都说《满江红》不仅词好，而且书法也好。就是秦桧创制的字体――今天使用的印刷体，人们不称它“秦体字”，而按朝代说它为“宋体字”，便是一证。
二、对青少年人格修养教育的借鉴
当前，社会转型引发的道德观念转变与价值观冲突，给学校德育带来巨大挑战。社会上频发的道德失范现象，也使青少年的道德品质和价值观受到冲击，甚至诱发其走向道德迷茫之路。儒家“崇德”思想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对进行人格修养教育具有借鉴作用。
在儒家“崇德”思想中，“仁”是最高德目，其下辅之“义、礼、智、信、忠、孝、悌、恭、宽、敏、惠”等具体德目，这些德目共同建构了儒家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它告诉人们，应该怎样修行自身品德，应该怎样关爱他人，以达到“君子”境界，进而更好地维持社会关系、家庭关系的和顺。儒家致力于用仁爱之心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道德意识，具有完善自己、替人着想、善待他人的涵义，含有朴素的“人本”思想。
在越来越强调“以人为本”理念的今天，用儒家“崇德”思想中的仁爱精神充实学校的精神文化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一方面，我们应弘扬儒家德育的“仁爱观”，培养青少年自觉对人民奉献爱心、回报社会的道德品质。要鼓励青少年树立“博爱大众”的情怀，在日常生活中发扬“尊老爱幼”“患难与共”“成人之美”等优良品德，这正是对他人人性的尊重，是人本理念的回归;另一方面，学校要本着“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促进青少年的个性张扬与全面发展。其中，道德品质的发展无疑是个体发展的核心要义。当我们强调“仁爱”要从自我做起时，就肯定了青少年个体主体的自觉性，个体在尊重和关爱别人的同时，也使个人的品德和思想境界得到了升华，这正是学校贯彻人文关怀精神和人本理念的直接体现。
“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又一重要理念，儒家德育倡导“尚中贵和”，鲜明地表达了先人对“中和”理想的追求。讲究人际和谐、家族和谐和社会和谐，是儒家“崇德”思想的价值理念。在这种价值理念的引领下，友好相处，与人为善，相互协作，共享祥和，成为了千百年来中国人的处事之道。当前，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承接和弘扬儒家传统“中和”理念的合理内涵，充分地发掘其蕴含的当代价值，来充实学校精神文化的和谐性，对构建和谐校园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时代在发展，越来越需要群体协作，只有群体内人际关系处于一种协调状态，工作、学习、生活才能和顺，社会才能健康发展。因此，应当用“尚中贵和”的理念引导青少年，以博大的胸襟包容并接纳不同思想观念、文化背景的人和事物，学会用中和之道去处事待人，以推进自己与他人的和谐相处。
儒家“崇德”思想的实现途径是重视修养，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和根本。曾参在《大学》中写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通过长期道德实践探索，儒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道德修养方法，如孔子要求“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一个人根据这些道德理念，经过长期而重复的练习，养成了一种道德习惯，便成其内在的道德品质。
修身为一个人形成优良道德品质的主要途径和实践活动，古人修身对此非常重视，要求从小做起。如孟子以性善论为基础，认为“养心莫善于寡欲”，要求克制自身欲望，保持人心所固有的善端，不致因外界物欲引诱而丧失。他主张通过“反身而诚”“强欲而行”的方法，自觉地体验人生固有的善心善端，养成“浩然之气”。在此，孟子充分肯定了主体内在的道德意识与本能对人的自我完善，由此设制了人类走向完善的有序之路，开创了道德修养的“内圣”之学。他的这种存心养性的修养方法，对历代儒家的修养学说影响很大。
儒家学者将道德分为“德性”与“德行”，德性乃内在之德，德行乃德见之于行[1]。一个人高尚的德性，要通过良好的德行表现出来。儒家不仅提出了修身之道，而且身体力行，对“崇德”思想及其修养实践的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其中“慎独”是儒家创造出来的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自我修身方法。慎独最早见于《礼记・中庸》篇：“道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综观其文，慎独指的是人们在个人独自居处时，也能自觉地严于律己，谨慎地对待自己的所思所行，防止有违道德的欲念和行为发生，从而使道义时时刻刻伴随主体之身。能否做到慎独，以及坚持慎独所能达到的程度，是衡量人们是否能够坚持自我修身以及在修身中取得成绩大小的标尺。“慎独”或“吾日三省其身”之所以古往今来受到德育思想家们的重视，是因为它作为“入德之方”，在人们修身和群体道德建设中具有重要功能，对今天的青少年人格修养可资借鉴。
三、创新青少年
“崇德”人格修养教育的路径
儒家“崇德”思想是值得珍视的精神财富，需要我们去潜心研究、发掘和借鉴。我们也要看到，儒家“崇德”思想的根本出发点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包含着许多过时的、落后的因素。在当前学校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中，我们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有选择地引入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并以时代精神改造之，以实现青少年“崇德”人格修养教育的路径创新。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如何提炼适用于学校教学的核心内容呢？我们认为，必须抓住爱国、处世、修身三把钥匙，以此办好青少年电视频道，组织编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读物，创作青少年喜爱的影视片、音像制品和文学艺术作品，建设适应时代需要的优秀传统文化网络教育平台，拓宽适合青少年学习特点的线上教育。同时，要充分利用当地的博物馆、纪念馆、文化馆（站）、图书馆、美术馆、音乐厅、影剧院、故居旧址、名胜古迹、文化遗产、具有历史文化风貌的街区等，组织学生进行实地考察和现场教学。还要鼓励各地各校充分挖掘和利用本地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资源，开设专题性的地方课程，并邀请传统文化名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进校园、进课堂，使青少年耳濡目染，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不断熏陶下潜移默化，自觉地砥砺人生、修养品格。
儒家“崇德”思想认为，修身实践不仅可以提升人们对道德内化的自觉性，也可以使人们对道德规范有更生动、具体的理解。只有每个社会成员自觉地践行道德规范，其服务社会的功能才能彰显出实际价值。我国教育方针的基本定位是“德育首位”和“全面发展”，即以德育为核心、以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在德、智、体诸方面全面发展。青少年是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生力军，为了造就适应21世纪国际化人才竞争的需要，必须培养他们为祖国建功立业的使命感，心忧天下、心系百姓的社会责任意识。青少年的社会责任意识，以及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不是仅靠老师的课堂理论灌输就能学到的，也不是只靠书本学习就可以具备的。只有经常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在实践中贴近现实、关注民生和了解社会，才能促进青少年道德和学识的全面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贯穿着一种积极的入世心态、进取的道德价值，正如《易传・乾卦・象传》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天体的运行，表现出刚健有为的特性。君子学习这种特性，就能够使自己做到自我奋发，永不停息。儒家“崇德“思想中的“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精神，既是一种生活态度，也是一种道德品质，当前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尤其需要这种精神。青少年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学校可用儒家传统“自强观”充实校园精神文化的进取性，激励青少年养成积极的入世心态，在成就事业、奉献社会的征程中努力奋斗，永不停息。弘扬儒家思想的“自强精神”，就要求青少年在任何艰难困苦下不抛弃、不放弃，以坚忍不拔的顽强毅力，迎难而上，不断进取;就要让青少年坚定“活到老，学到老”的决心，抛弃胸无大志、贪图享乐、逃避现实的心态，加强学习，充实头脑，全面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就要培养青少年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激发其主动性，只要一息尚存，就不容懈怠，去为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而奋勇拼搏。
道德品质作为一种个体现象，“经常表现为一个人某种持续行为的稳定倾向。”[2]每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所反映出的各种范畴，都有其活生生的内容。这些具体内容，体现了特定时代、社会、环境和阶级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要求，以义务、良心、荣誉、幸福、虚荣、自私、虚伪等形式提炼和概括出来，并表现在各种行为之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在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时强调，要通过学习宣传道德模范的活动，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来激励人民群众崇德向善、见贤思齐[3]。因为在道德模范人物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集中反映了引领时代前进方向的中国精神。这些人以“礼仪、诚信、奉献、友善、和睦”为核心，树立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榜样。创新青少年“崇德”人格修养教育的另一条路径，是这些将凡人善举故事具体化，培育青少年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培养青少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转化成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
参考文献：
[1]邵汉明，刘辉，王永平.儒家哲学智慧[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124.
青少年该如何践行儒家思想篇2
《新青年》杂志，是五四精英进行新文化启蒙的主要舞台，也是我们今天认识和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文本，更是有关“反传统”问题讨论的重要原典。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加以审视，应有助于更为
深刻地理解与反思《新青年》的“反传统”问题。
【关键词】《新青年》反传统时代精神儒者三纲同而不同
关于《新青年》反传统问题的讨论，几近持续了一个世纪。随着世事风云的变幻和现代社会的演进，尤其是进入新时期以后，人们关注这一历史命题的热情有增无减，不但立论的立场、讨论的方法以及深入
的层面日趋丰富多样，而且相关的新见、独见也时有面世;倾向不一的观点，不说它剑拔弩张也可谓分庭抗礼。笔者主张把问题回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来加以审视，以下几方面尤为值得注意。
一
从《新青年》激烈的反传统倾向的缘起与渊源来看，它是与“变局”发生以来励精图治、自强自新的社会潮流一脉相承的。《新青年》主张反传统，这是古老的中国在西方异质文明挑战下的必然反应，是中
华民族救亡图存的社会变革情势发展的必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辛亥革命的继续与完善。孙中山先生对近代历史的发展趋势曾畅言道:“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并对由《新青年》推
动的新文化运动直接置评道:“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致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
。”[1]
历经20世纪的社会动荡之后，所谓的“潮流”较之以往有着更为复杂的内涵与色彩;但是，其最初的“时代或社会发展趋势”之本义应该还在，不过时下更多以“时代精神”的面貌出现罢了。所谓“时代精
神”，黑格尔曾誉之为“时代最盛开的花朵”。当下，论者则进一步指出:时代精神是时代的产物，社会物质生活和特定时代人们的行为实践是其植根的深厚基础和不竭源泉，因此无论其具体内容还是表现形
式都带有鲜明的时代性。此外，时代精神不是无所不包的万宝囊，相反它处在时代的聚焦点上，只有那些被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所信奉、激动、追求不已的观念或精神，才配得上时代精神之称
号。若以当下所强调的“时代精神”的基本特质，来考量当年《新青年》的反传统问题，显然应唤起人们更多同情的理解。
台湾学者韦政通，曾于新儒家鼎沸的20世纪70年代，撰著《现代中国儒家的挫折与复兴——中心思想的批判》，其中对《新青年》作过专门系统的考察与评述，其立论较之同时的海外论者温和而持中。尽管
如此，25年之后，当其再度反思这段历史的时候，仍自省道:“我在26年前所写《现代中国儒家的挫折与复兴》的长文中，曾就‘儒家传统与民主科学’、‘家族主义与个人’、‘礼教与法治’、‘定于一尊
与多元主义’等4方面，对《新青年》的反儒家言论加以检讨，并提出一些批评。……但当我对‘五四’前后的历史场景和当时的国内外情势，有了较多的认识之后，不能不说我对他们所承受的压力和苦心，
‘同其情’的程度是不够的。……美国撰写《改变历史的书》的唐斯博士发现，除开自然科学的书之外，大部分书都有其共同的特性，即那些作者大多出于不妥协的独立分子、激进派、革命者、宣传家以及
具有狂想的人。他们为了直接向千万人倾诉，书中所表达的思想和意见，往往含有高度的感情成分。唐斯的发现，对我们了解《新青年》作者群的言论风格和行为方式，是很有帮助的。”[2]韦政通的这一番
论述，显然揭示了时下有关讨论中的问题症结，即漠视具体的历史语境。
对于“历史事件”的持论，应有基本的尺度;在《新青年》反传统问题的置评上，作为“语境”要素的“时代精神”应该纳入考察的视界。事实上，每一场论争都有其动机和理由，都有其针对性，都离不开当
时的具体情境。论争每一方的观点是否合理，主要看他总体上是否合当时之理，对当时社会现实的革新、时代潮流的发展，起着怎样的作用。[3]《新青年》由反传统所揭橥的民主与科学的方向毋庸置疑，新
儒家之外，即使最激烈的反思者，都有所肯认。曾谓鲁迅“高度的非理性”的余英时认为:“‘五四’所揭示的基本方向通过六十年的历史经验而益见其绝对的正确。我们稍稍追溯一下‘五四’前后中国社
会的实际状态，便不能不承认新文化运动在当时的确曾发挥了心灵解放的巨大作用，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激烈的态度也是近代西方启蒙运动的一个基本特色。……如果我们把当时的教会和
社会上流行的种种黑暗的习俗联系起来看，我们便自然会对这些启蒙思想家的激越情绪产生一种同情的了解。……以彼例此，我们在评价‘五四’的时候也必不可由于事过境迁之故而把‘五四’的思潮和
当时的历史背景完全割裂开来。”[4]
二
当下有关《新青年》反传统问题的讨论中，“三纲”理论的归属问题再一次成为众多反思者关注的焦点。一些论者认为，2000年来被历代皇帝所推崇的“三纲”思想，在正统的儒家文化里并没有理论与实际
的依据，它们仅仅是董仲舒之术而非孔孟之术;从反对“儒者三纲”到“打倒孔家店”，恰恰说明由《新青年》所引发的“五四”文化批判运动，在没有分清“董”学与“孔”学的前提下走入了歧途。因而
这些学者提出要“打扫孔家店”，并以此为路径找回中华元文化。
其实，这一问题属于旧题再论。当年对新文化运动持保留意见的北京学生常乃德，曾就该问题与陈独秀在《新青年》上进行过一番理论。几经论辩，常氏不得不收回此前关于孔子思想为后儒所坏之说，不得
不正视孔子与专制或帝制渊源深厚的历史联系。若作进一步考察，我们还会发现，当时的尊孔者对“儒者三纲”思想有着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即谓“常乃德”式，一种则毫不讳言其本为“孔门礼教”。对
此，陈独秀在《宪法与孔教》中有专门揭示:“今之尊孔者，率分甲乙两派:甲派以三纲五常为名教之大防，中外古今，莫可逾越，西洋物质文明，固可尊贵，独至孔门礼教，固彼所未逮。此中国特有之文明，不可
妄议废弃者也。乙派则以为三纲五常之说，出于纬书，宋儒盛倡之，遂酿成君权万能之末弊，原始孔教不如是也。”[5]在据史力证先儒后儒一脉相承之后，他直陈“三纲”的实质就是“片面之义务，不平等之
道德，阶级尊卑之制度”，实为“宗法社会封建时代所同然”，所以不必讳言“原始孔教之所无”。[6]但是，因为“今之宪法，无非采用欧制。而欧洲法制之精神，无不以平等人权为基础。吾见民国宪法草案
百余条，其不与孔子之道相抵触者，盖几希矣，其将何以并存”[7]，故陈独秀认为“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
、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8]。
尚须指出的是，先儒后儒之说由来已久。杨雄是区分“时儒”、“真儒”的第一人，后来又有王船山的“伪儒”、“败类之儒”说，近人更就“真假孔子”文讼不断。现在有学者指出，儒家思想的变异，“是
原始儒家思想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在思想、政治、社会诸层面所发生的不同于甚至背离儒学原意的思想”，相对于原始儒家思想，是“它义”性的。[9]但又认为，儒学的变异有其内在的根据，它义是在原意
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某种历史合理性和逻辑合理性的产物;儒学之所以蜕变为维护专制政体的工具，其中的尊卑等级观念和名分意识等体现宗法因素的东西是其内在的根据;同样的，正因为原始儒家的敬
祖、天命观及忠节孝义等观念与阴阳五行学说的融合，形成了维系民心民俗的世俗价值体系;也正因为原始儒家详于人道而略于天道、长于伦理而疏于哲理的特征，才在与佛道等思想的交锋中，在改变对方的同时不断地改变自身。[10]
另一方面，“三纲五常”说虽不直接见诸孔孟的言论，但相关思想却可在反映原始儒学面貌的《郭店楚墓竹简》中找到源头。《郭店楚墓竹简》是根据1993年10月在湖北郭店战国墓中所发掘出来的竹简整理出版的，它填补了儒家学说史上的一段重大空白(即:孔孟之间的思想过渡与演变)，因而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六德》，作为郭店楚简中儒家文献的第10种，通篇所论述的都是夫妇、父子、君臣的关系及
道德，而纲常文化正脱胎于此。有关论者指出:
简文认为人类的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夫妇、父子、君臣等6种人，称之为“六位”。这6种人各有不同的道德要求:智(夫)、信(妇)、圣(父)、仁(子)、义(君)、忠(臣)。它又将“六位”归结为3种关系，
即“夫妇、父子、君臣”，“六德”因此也具有了3种相应的关系，即“圣生仁，智率信，义使忠”。因此在“六位”中，固然有对夫、父、君束缚的一面，但还是以妇、子、臣的服从为前提的。后世有“君为
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所谓三纲之说，简文的“圣生仁，智率信，义使忠”说，就是其源头;后世所谓的“五常”说，各家的理解虽有小异，但从简文“六德”化出的痕迹却很大。所以，后世成为“名教
纲常”的“三纲五常”说，在简文里都可以找到其源头，其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可谓大矣。[11]
由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可知，“儒者三纲”与孔子、孟子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联系，若以“纲常说”不出自孔孟，来质疑当年《新青年》的反孔非儒活动，显然是难以成立的。
三
从反传统的具体历史情状上看，虽然《新青年》的同人一并大同于“借思想解决问题”之“传统”，然而在具体实践上又存在着“同而不同”的特征。
在相关立说方面。一是倾向趋同，论域不一。对此，《新青年》记者曾强调指出:“《新青年》杂志本以荡涤旧污，输入新知为目的。……《新青年》本是自由发表思想的杂志，个人的言论，不必尽同;个人的
文笔，亦不能完全一致;则个人所用的句读符号，亦不必定统一，只要相差不远，大致相同便得。”[12]就总体情形而言，虽然反孔非儒思想贯穿于《新青年》办刊的始终，但其相关思想内容的差异依序分为两
个阶段:1915年9月至1917年8月，主要是以政治斗争为中心，带有反复辟的性质;1918年至1921年，主要是以新旧思潮、新旧文化的交锋为中心。具体而言，在前一阶段非常活跃的陈独秀、易白沙、吴虞、胡
适等人，或致力于揭露儒者三纲的本质特征，以抨击尊孔复辟的逆流;或致力于揭露孔孟学说与封建宗法制度、家族制度、专制制度三位一体的关系，以抨击传统礼教之暴虐;或致力于“活”的思想，以攻打
浸渍陈腐气的“死”文字。后来的钱玄同、刘半农、周氏兄弟等在声援之中，又分别高声呼唤“废除汉字”、“礼教吃人”、“女子解放”、“子孙本位”、“人的文学”。旧政治、旧道德、旧文化、旧
文学，继清末民初之后一并遭到《新青年》同人的清算，儒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因此而告终结。
二是论域一同，持论不一。这一方面主要体现在除旧布新等具体问题的讨论上。诸如在推进文学革命的进程中，《新青年》同人对有关传统小说的价值定评就不全然一致，而对“不募仿古人”的解读，更有
层面不同的领会。对此，《新青年》的记者曾阐说道:“同人作《新青年》的文章，不过是各本其良心见解，说几句革新铲旧的话;但是个人的大目的虽然相同，而各人所想的手段方法，当然不能一致。所以彼
此议论，时有异同，绝不足奇，并无所谓‘自相矛盾’。”[13]
三是持论一同，态度不一。如此情形在《新青年》的同人中尤为显著。如陈独秀的“不容讨论之余地”、刘半农的“村妪似地泼骂”与胡适的“优容与稳健”及其“学理性批判”;同人的“中途转向”如
胡适致力于《努力周刊》、周作人品茶苦雨斋、钱玄同回归“象牙塔”与鲁迅的“荷戟独彷徨”，等等。
在相关道德体认方面。《新青年》同人的价值取向呈明显的双重态势，即对旧伦理、旧道德，一方面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力行猛烈地批判和自新;另一方面在实际生活中却背负或容隐着。如陈独秀性格豪放，
时常会涉足花柳场中。如此行径，虽在当时不足为奇，但与新派的操行不相容。自谓“少遭纲常之厄”的钱玄同，虽然在参加“新文化”运动时，做了打破吃人的“旧礼教”的先锋大将，但却十分的“子臣弟
友”、恪尽“本分”。其父年大若祖，督教极严;失怙后，凡事皆须禀命大兄。他在《新青年》上的文字，比之同人感情冲动，认为是曾被“旧礼教”拘束得太紧的缘故。“五四”以后，他的议论渐归平实，但
凡是见着“遗老遗少”，依旧切齿痛恨破口大骂，还常嚷要治枚“纲常压迫下的牺牲者”的印章。胡适类似的境况，则有着更多的“无奈”。《新青年》的同人因袭着历史的重担，历经着掘心自食的艰难，求
索着民族的自新，这之间，又何尝不是“经世致用”、“匡时济世”的传统士人精神的传承。
在相关背景方面。《新青年》同人中的重要代表，其家庭无论是官宦、商贾、乡绅，几乎皆沾“书香”的气息，而且多有幼年丧父丧母的伤痛。总之，这是生活在一定“苦难”中的一群，是随着社会权势重心
转移而日趋边缘化的士人的落难子弟;对社会的动荡、文化传统的变迁以及世间的凉热，他们有着更为敏感的体察与敏锐的洞见。重望重压之下，《新青年》的同人大多接受过严格的传统文化的训练，经史
子集多有专攻，诗词曲赋志怪传奇多有旁涉。若不是科举的取缔，他们之中科考仕途的人一定不在少数。实际上，也正因为科举的取缔及“学堂”的兴起，《新青年》的同人才得以在“子曰诗云”之外，知晓
“声光化电”、天演进化、东洋法政和西洋小说，直至留学东瀛与欧美。得天独厚的贯通中西的知资，使他们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中，更多了一份自觉与自信。不同的是，西方“新学新知”的传播、东方弱小
民族的呐喊，以及改良与革命的交锋、复古排满的热炽，孕育了陈独秀、鲁迅等同人深刻的“激烈”与“幽愤”;有着深厚民主自由精神传承的20世纪初之欧美，其议会制度、世界意识、实证主义、意象派
诗、基督教义等等，则培植了胡适等同人的“优容”与“稳健”。
有关《新青年》同人的“同而不同”，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如果能对此加以更多的关注，一定会有更为客观和丰富的内容出现于视界之中。诚如李泽厚所指出的:“这批第一代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已经在政
治上、思想上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但他们的心态并不是西方近现代的个体主义，而仍然是自屈原开始的中国传统的承续。”[14]或者说，尽管心向“西学”，但他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和情绪
及其对伦理道德的强烈关注，与历史上所表彰的士大夫并无二致，只是内容不同罢了。作为中国第一代“近现代知识分子”，他们始终被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纠缠于一身。如果不谙《新青年》同人的“
第一代知识分子”的共性特征，在相关问题的解读过程中，难免不会出现误读与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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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该如何践行儒家思想篇3
关键词：颜李学派；经世思想；《儒林外史》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3―0180―03
鲁迅先生在评价《儒林外史》时说“伟大也要有人懂”①。但由于《儒林外史》表述思想的深刻性以及艺术手法和结构的特点，用今天的眼光来读，会感到一些隔阂，对某些内容不能理解。例如对《儒林外史》中着力最多的群儒祭泰伯祠以及萧云仙在青枫城筑城抚民、劝学兴农，多有论者诘难。冯至认为“作者一再提到祭泰伯祠这件盛举，‘天下皆闻’，但是我们读了，却是全书中最乏味的一章。”②吴组缃认为：“三十九回萧云仙救难、平少保奏凯，以至四十回上半劝农兴学，另外还有四十三回野羊塘大战：这些片段，有的写得完全不真实，有的写得概念平板，总之都没有实生活体验；作为艺术看，显得很低劣，和书中所表现的一般高度的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是迥不相牟的……可能不是原作者的手笔。”③从艺术的角度评析，这些说法确有合理之处，但如果我们站在《儒林外史》创作的时代，对吴敬梓的学术经历进行深入研究，从思想史的角度加以考察，特别是认识到颜李学派经世实学思想对吴敬梓的影响，就会发现这些内容是《儒林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作者刻意着力描写的地方，体现着作者的创作主旨。
一、颜李学派的实学思想经世是儒学内涵的一个优秀传统，中国历代知识分子都强调士人的经世责任。清初的经世思潮是伴随着对宋明理学的反思批判而兴起的，清初大儒顾炎武、王夫之等基于理学末流空疏亡国的教训，反对空言，提倡实学。部分恪守程朱理学的学者也提出了返虚就实的主张。例如，陆世仪就提出“凡以教天下之士，务为实学，使出处皆有裨于世”④。颜李学派创始人颜元在深感理学之空虚无用给社会造成的严重后果后指出：“何不思‘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古之学者有此说否乎？两派迷而不返，周、孔实学不复，乾坤不知何底矣！”⑤可见，“经世实学思潮是批判理学空谈性理的产物”⑥，是针对理学之虚的反动，也是儒家思想的应有之义。
清初学者所论实学，也不外通经、修德、用世三层意思，并没有超出实学的传统意义。虽然名同为“实学”，但各自的内涵还是有差别的，特别是颜李实学更是独树一帜，与其他学者所谈实学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别。
1.颜李实学与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大儒实学的区别。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为代表的清初诸儒，面对明清易鼎的惨痛现实,强调把经学研究与当时的社会问题联系起来,通过研究经学找到解决重大问题的方案。他们的实学思想是通经致用观念的明确体现。而颜、李之实学则有着独特的内涵。颜元在《上太仓陆桴亭先生书》中阐释自己所著《存学编》的宗旨：“申明尧、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艺之道，大旨明道不在诗书章句，学不在颖悟诵读，而期如孔门博文约礼，身实学之，身实习之，终身不懈者。”⑦李说：“读尽《论语》非读《论语》也，但实行‘学而时习之’一言，即为读《论语》。”⑧可见，颜、李所谓的实学主要是践行之学。它强调以六艺取代卷帙浩繁的经学,基本跳出了“通经”的窠臼，而主要从“致用”的角度来选择学习研究的对象，这与顾、黄、王诸儒通过通经达到致用的思想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2.颜李实学与考据实学的区别。乾嘉时期的考据学亦称“朴学”，其本身亦有与宋明理学空虚相对之意。颜李学派之“实”与乾嘉考据学之“实”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其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的不同。颜李学作为一种“外王型”的经世学术，其在形式上虽然是复古的，但其目的是为了解决现实中所存在的问题，它的研究对象是现实中的新事物。所以颜、李认为，研究事物的学问才是有用的“实学”。考据学为考据而考据，为学问而学问，他们研究的对象是古代文献，研究目的不是为了致用，而是为了求真求是。
由此可见，颜李学派作为一个学术形态，其强调的“实学”特征，与宋明以来的虚诞学风迥异。其所强调的“习行”又与同时期提倡“不出纸墨见解”的经济之学泾渭分明。他们把解决社会的现实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目标，又与以后的考据实学壁垒分明。因此，颜、李的实学基本上脱离了经学的窠臼和束缚，直接以社会实践的形式来解决社会问题，从而达到经世的目的。
二、吴敬梓与颜李学派
吴敬梓接受颜李学思想并深受影响，最直接的途径是颜李学派在南方的传人程廷祚。
程廷祚（1691―1767）)，字启生，别字绵庄，晚年自号青溪居士。康熙五十三年（1714），他给李写信说自己在20岁时从岳父陶窳(甄夫)处得见《四存编》和《大学辨业》，“始知当世尚有力实学而缵周孔之绪于燕赵间者”⑨而接受颜李学说。由于多种原因，李在4年后才收到来信。此时颜元已经去世，作为颜李学派的主帅，李非常注重颜李学术的传播与流布，希望通过“造士以使身不死”而使学术流传后世，对人才的延揽与培养心情尤为迫切。李给程廷祚回信说“今乃忽得之足下，年少才高，议论辉光，肆映如伟炬烛天，此天特生之以使周孔之传不至堕地者也，则习斋虽亡而不亡，谫陋虽衰而未衰也”⑩，字里行间寄托了对程廷祚的厚望，并将其视为颜李学派在南方的传人。程廷祚对李的提携和栽培亦很感激，称赞“先生（李）以成就后学为己任，尤乐得人之善而道之。”程廷祚30岁时，李来到南京进行学术交流，受到金陵学术界的热烈欢迎。程廷祚执弟子礼拜访李，师弟二人见面论学，相谈甚欢。而此时吴敬梓20岁，来往大江南北，与程廷祚已有交往，耳闻李讲学盛况当属可能。13年后，吴敬梓移家南京，率先接触并和程廷祚很快成为至契，与他了解并尊崇程廷祚的为人为学当有很大关系。吴敬梓的好友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论及吴敬梓与程廷祚的学术关系时曾说：“与余祖绵庄为至契。绵庄好治经，先生晚年亦好治经。”程廷祚著有《青溪诗说》，而吴敬梓也有《诗说》传世。程廷祚治经“以圣贤为归，不依傍门户，而能通汉宋之症”。而吴敬梓亦认为，有卓识的治经者，就应该“不在宋儒下盘旋，亦非汉、晋诸贤所能笼络”，只有这样，才能阐发“犹天有日月”的圣人“经旨”。吴敬梓的治学偏好，亦体现出程廷祚之影响。可见，吴敬梓的学术思想与程廷祚的影响密不可分。
三、颜李学派实学思想对《儒林外史》创作的影响
颜李学派作为一种强烈的经世学术，其目的是继承儒学传统中知识分子勇于任事的精神，渴望结束社会动乱所造成的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出现一个国泰民安的封建治世。颜元曾对挚友张文升说：“如天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李说：“《周官》、《周礼》、礼乐兵农，可以易乱为治，易危为安，昭昭可行也。”“富天下，强天下，安天下”是颜、李的政治理想，而“礼乐兵农”正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有效途径。吴敬梓深受颜李学派思想影响，其创作《儒林外史》有着明显的思想动机，一是反理学，二是经世。
在明清时期，小说虽然得到长足发展，但其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吴敬梓的好友程晋芳曾以惋惜的心情写道：“《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史传。”吴敬梓也认为小说、戏曲等文学形式和经学相比，地位相差悬殊，他在《玉剑缘传奇序》中说：“吾友二十年来勤治诸经，羽翼圣学，穿穴百家，方立言以垂于后，岂区区于此剧哉！”我们从中亦能看出吴敬梓对经学的尊崇。吴敬梓之所以采用小说这一文学形式来表述自己的思想，是基于小说在明清时期所具有的强大影响力。钱大昕在评论小说在当时的作用时说：“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正是认识到小说的功用“比于正言直述，巧拙之数，岂不相去十倍”！吴敬梓才在众人不解的质疑中创作了《儒林外史》，意欲借助小说这一形式来达到传播自己学术思想的目的，这从《儒林外史》成书后“人争传写之”可窥一斑。从这个角度考察，《儒林外史》中群儒祭泰伯祠以及萧云仙在青枫城兴农劝学等内容就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小说所要表述的重要主题，吴敬梓经世思想的直接来源就是颜、李的“礼乐兵农”实学思想。
颜李实学思想对《儒林外史》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重建礼乐秩序。礼乐对古人至为重要，它既可以安定社会秩序．又可以协调人际情感，保持社会稳定，因此颜、李把“兴礼乐”视作安天下的重要途径。作为颜李学派在南方的传人，程廷祚无疑继承了这一思想，他在《与家鱼门论学书》中说：“愚近作《礼乐论》适缘有感于此。李恕谷传注诸书，足下阅之，以为何如？其师弟亦非无所见者，正可与拙论相发明也。”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通过迟衡山之口，表达了现实社会礼乐制度的缺失：“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若会做两句诗赋，就算雅极的了，放着经史上的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我本朝太祖定了天下，大功不差似汤武，却全然不曾制作礼乐。”缺少礼乐制度约束的社会，必然是乱象纷呈，人心不古，价值取向日益颓废，因此余大先生无比愤激地说：“我们县里，礼义廉耻，一总都灭绝了！”迟衡山建议修建泰伯祠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重建社会的礼乐秩序。“我们这南京，古今第一个贤人是吴泰伯，却并不曾有个专祠。那文昌殿、关帝庙，到处都有。小弟意思要约些朋友，各捐几何，盖一所泰伯祠，春秋两仲，用古礼古乐致祭。借此大家习学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正是因为修建泰伯祠具有经世之用，因此得到了虞博士、庄绍光、杜少卿等有识之士的支持和激赏。《儒林外史》所描绘的艺术世界正是吴敬梓现实思想的直接反映，“然先生素以此举自豪，故书中视祀泰伯祠为最紧要事”。可以说，《儒林外史》中对修建泰伯祠的经过以及按照古礼所举行的祭祀仪式不厌其烦地精描细画，并被作者作为盛举一再提及，正是因为祭泰伯祠是“兴礼乐”思想的载体，能达到“助一助政教”的经世目的。
二是实现兴农强兵的理想。颜、李认为明清易鼎的根本原因就是承担捍卫社会重任的知识分子群体没有济世的实际才能，而“中国嚼笔吮毫一日，即外夷秣马厉兵之一日”，所以当外敌入侵之时，士人集体表现为“愧无半策匡时艰，惟余一死报君恩”，造成了“天下鱼烂河决，生灵涂炭”的乱局。《儒林外史》中所绘的“平少保奏凯青枫城”、“野羊塘将军大战”两章，其实正是吴敬梓兴农强兵政治理想的体现。萧云仙这一儒士形象作为吴敬梓兵农思想的承载者和实施者，是作者着力刻画的理想人物，他在青枫城领兵御敌，兴修水利，劝农植树，正是吴敬梓兵农经世理想的寄托所在。
三是关注治生问题。颜元、李都生长于富裕家庭，但由于各种原因，颜、李的家庭生活都陷于困顿。迫于生计，他们不得不从事诸如务农、坐馆等职事，对物质的重要性认识较为深刻。颜元说：“若宋儒之学，不谋食能无饥乎？”李说：“不利用也，而即不能正德，乃知三事缺其一，并失其二。”因此当学生冯辰“语以老亲在堂时”，李告诉他“治生即学”。对知识分子治生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也是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表述的重要思想。吴敬梓青年时期仗义疏财，放浪形骸，最后家产散尽，衣食无着，有时竟至断炊。论者多过分夸大他不慕物质，甘于穷困的正面意义，而很少注意其“金尽床头，壮士逢人面带羞”的无奈中所蕴含的思想内涵。就在他移家南京一年之后，他还曾懊悔“数亩田园生计好，又把膏腴轻弃。应愧煞谷贻孙子”。吴敬梓在扬州重逢昔日好友程晋芳，得知晋芳亦贫甚时，紧握这位昔日好友的手而潸然泪下：“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处也。”吴敬梓从一掷千金到无米下炊，物质生活贫乏的个中甘苦只有他自己最清楚。正是基于此，他在《儒林外史》中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治生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周进和范进是率先出场的老年儒生，小说着力描写了他们物质生活的贫困以及社会地位的低下，因此他们对举业的非正常追求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解决个人的生计问题。但是科举制度作为一种人才选拨方式，并非每一士人都能通过举业实现自己治生的目的。吴敬梓已经深刻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其笔下的另类儒生倪老爹做了37年秀才仍然没有中举，儿女有多，生计无着，不无自嘲地说自己“就坏在读了这几句书，拿不得轻。负不得重，一日穷似一日”。最后，他只能依靠修补乐器解决生计问题。在《儒林外史》最后，吴敬梓把写字的、卖火纸筒的、开茶馆的、做裁缝的四位市井奇人作为他最后的理想人物，并责问：“难道读书识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这种呵问正是吴敬梓对科举制度所造成的不正常社会现象的匡正，也是其把从事体力劳动和拥有百工之技作为解决知识分子治生问题的有效途径，这与颜、李重视体力劳动和社会实践的思想是一致的。
小说文本表现的是作者的个体性自我面对现象世界的情感、意识、感觉、经验，是作者对于世界的观察方式、思维方式及其结果。《儒林外史》的创作，正是作者力图借助于小说文本的叙述，在对理学的空虚无用展开批判的同时，希望重构礼乐秩序，实现富国强兵，从而达到天下治平的目的。而群儒祭泰伯祠以及萧云仙的劝学、兴农等内容，正是对颜、李“礼乐兵农”经世思想的具体阐释，这亦与颜李学派“富天下、强天下、安天下”的思想是一致的。因此，小说结构虽然松散，但其却以一条明确的思想线索，把全书复杂繁复的社会生活内容统摄起来，构成了严谨、独特而又和谐统一的连环短篇结构，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描下了浓重的一笔。
青少年该如何践行儒家思想篇4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道德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而不是脱离历史发展的抽象观念。在现阶段开展德育工作应当重视我国传统儒学道德思想的优秀内涵。
全社会都应该为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一切从事精神产品创造的部门，把正确的道德观念灌输给下一代。
德育工作者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创新思维，充实和丰富中学德育工作的新内容、新方法，提高德育实效性。
《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指出：“德育工作是塑造学生心灵的工作”、“德育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和良好的传统，中小学德育工作要在继承和发扬好传统、好经验的基础上，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新情况，赋予德育新内容和新方法。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也说过：“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人的个性更复杂、更丰富多采。共产主义教育的目的就是实现个性的全面发展和道德完善。道德视野应当拓宽，举凡‘良心’、‘名誉’、‘尊严’、‘羞耻’等经常起作用和形成个性的概念都应当置于学生道德视野之内”。
考虑中学德育之于传统的链接，不难发现：我国传统儒学道德思想固然有其自身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其中的一些优秀思想成份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的借鉴意义。且不论儒学思想的复杂性、长期发展史、完整的理论体系，单就其中“修”、“仁爱”、“礼仪”、“信”、“义”、“廉耻”、“忠”、“孝”、“自省”、“慎独”、“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等类似相关内容而言，如果剔除其阶级的功利色彩的糟粕，其合理内核对培养当今中学生基本生活准则、遵守日常社会规范的态度以及自我控制的教育，无疑具有正面而有益的帮助。
儒学思想对中华民族有着巨大的影响，在一定时期甚至构成了民族共同心理和主要的思维方法。看不到儒学思想的贡献和局限以及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历史影响，是违反历史主义原则的。
总括起来，儒学思想有如下特点：1、崇尚礼义，主张以礼治国；2、儒家学派共同的基本概念和范畴：仁、义、礼、智、信、忠、孝、爱、和、中等；3、宗师孔子。等等。
鉴于我国传统儒学发展的历史跨度大、著述浩如烟海、学派纷争、命运沉浮等因素，本文以下内容论及儒学思想尽量选取最具有经典性、权威性的孔子儒学思想作为依据。
孔子始创儒学，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其教育侧重点在政治伦理。他的政治理想国思想的核心是“有道”。所谓“有道”有两个特点：其一、所有的人都按照礼制规定，上下有序、各出其位、各称其事。其二、不要使礼之“分”走向破裂和对立，社会道德规范基本一致。如，基本社会生活规范、良好行为的养成及礼节、礼貌教育、守秩序等。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社会公德意识。根据现实需要，通过简单易懂的方式把传统的正确的价值观灌输给学生。教学方法要灵活多样，重视内容的形象性、故事性、生动性，多运用赞扬、对话、游戏手段等。与其给学生讲一千遍“谦让”的道理，不如一个“孔融让梨”的故事来得有效。除了课堂教学计划和讲故事外，还应该有幻灯片、电影、录音、录象以及其他活动形式，例如扮演社会角色、参观、考察、旅行等。这样才能符合青少年学生年龄心理特点、满足好奇心、增加生动性、寓教于乐。此外，学校应专门挑选在学校中威望很高，在学生中赢得普遍尊敬，训练有素、自身具有充分而坚定信念的教师担当德育教师。一方面，加强学科教育中德育工作的不足，另一方面，更加突出德育的针对性、科学性。开展各种倾重于道德行为教育内容的活动。丰富学生生活、扩展学生视野、培养学生的良好思想品质、意志性格、生活情趣，培养学生民主态度、实践热情，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的能力。活动的开展应该注意层次性，第一、重视培养学生基本生活习惯，自我控制力和遵守日常社会规范。第二、在更广泛的人际和社会关系中，强调自我探求精神、性格发展和生活观念的教育与培养。第三、重视学生个性发展，强调培养学生对待工作、学习、生活的正确、严肃的态度。制定严格而又有学校自身特色的校规校训，成立专门的风纪督导纠察工作组，从小处着手，优化学生文明行为规范。如，穿着校服进行团队活动等。
再次，构建学校、家庭、社会“综治体系”。
如果学校是划一、僵硬、封闭的体制、就不可能形成学生健全健康的个性。而“考试第一”、“高压管理”会使这一问题更为恶化。家庭教育方面，一些现代父母们没有充分认识自我责任，或者对孩子过于溺爱，不重视对其进行基本生活习惯和教养的培育；或者不能满足孩子正当要求，造成青少年儿童的压抑感，不能使青少年儿童获得全面的发展。因此，要倡导提高家长素质，恢复家庭教育力量。此外、社会中一些不良风气、堕落生活方式、腐朽思想时刻污染着青少年儿童的心灵。全社会各部门都应该为青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一切从事精神产品创造的部门，要把为广大中小学生提供丰富健康的精神营养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把正确的道德观念灌输给下一代。
当然，我国传统儒学道德思想中的合理成分虽然对我们的德育工作开拓新思路、充实新内容有所裨益，但毕竟和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有着巨大差距。因此，我们广大德育工作参与者要明确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基本任务：把全体学生培养成为爱国的具有社会公德、文明行为习惯的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民主与法
青少年该如何践行儒家思想篇5
林砺儒早年目睹中国教育的落后，便立志将毕生精力献给中国的教育事业。他治学严谨，对于教育理论有着精深的研究，尤其对于中等教育与师范教育有着独到的见解；同时，他又是一位务实的教育实践者，长期从事学校管理工作，在学校管理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和改革。可以说，林砺儒既是一位极具教育理论修养的学者，又是一位埋头苦干的实干家。“注重对受教育者人格的培养，尊重受教育者的人格”是林砺儒的学校管理理念和实践工作的核心所在。
“理想的中等教育是全人格的教育”
林砺儒早年就提出“教育家要培养进步的人格以适应进步的社会”的教育理念。林砺儒在1922年担任北京高师附中主任时，就在其就职演说里明确提出“中等教育应着眼于少年期之生活”，而“少年生活是少年人格之活动范围”、“理想的中等教育是全人格的教育，决非何种职业之准备。”
为此，林砺儒在北高师附中试行“六三三”新学制时，积极组织教师自编教材，制定规章制度和教学计划，实行学科制，分必修科、选修科。选修科以两星期为试习期，若学生认为不合适，可改选其他，但以一次为限。高中分第一第二部，类似于文理科，但林砺儒觉察到文理界线过于泾渭分明的弊端，便进行了调整，使第一部有必修的数理科，第二部有必修的文学科；另外，还设有共同的选修科，如世界历史、世界地理、论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图画、音乐、第二外国语等。
我国著名物理学家马大猷是北京高师附中的学生，他后来在大学听教授用英语讲授数学、物理，在国外学习生活时讲英语一点都不困难，即得益于他在附中的英语基础。而他在附中所学的逻辑学、心理学、矿物学等方面的知识对他后来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大有裨益。
学校除了注意教给学生系统的知识外，还重视体育活动，每天有课间操，每周有体育课。附中学生的足球和排球水平是当时北京市数一数二的，尤其排球被称为“校技”。学生的课外活动丰富多彩，各班有自治会，全校有学生会。学生可自由结合，采集制作标本、解剖生物、排演戏剧、自办报刊，如作家蹇先艾在附中求学时就与同学李健吾等成立过“曦社”，办过两期《爝火》杂志。附中还经常请师大老师或著名学者前来讲演，如邀请鲁迅到附中讲演（即后来的《未有天才之前》）。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林砺儒所秉持的“中等教育，恰位于全教育历程之中段，其职分应在完成全人的陶冶，以厚其个性发挥之根基”的管理理念。
“一切教育方法都要经由教育工作者的人格来施行”
林砺儒深知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过程中，教师素质是关键所在。教师的人格将对学生人格的健康发展起决定性作用。林砺儒在北京高师附中任校长时就非常重视聘用有学识、有改革精神的新教员，如傅仲孙、董鲁安、徐名鸿、夏宇众、张鸿来等。林砺儒选聘教师不仅仅重视专业与技能，更看重教师的人格修养。他聘石评梅到附中任体育教员、国文教员兼女子部级主任便是极好的例证。林砺儒曾教过石评梅，知道她的教育学成绩并不好，但林砺儒认为她性情坦荡大方，办事负责，真心热爱学生，热心教育，虽为体育教员，却又有一副文学头脑，所有这些足以使其能担起重任。石评梅的确未辜负林砺儒的期望，她主张情育教育，对学生采取理智指导、真情感化的方法，被学生誉为“我们的星”、“母亲式教员”。著名作家颜一烟曾受教于石评梅，对此感触颇深。颜一烟刚入学没多久就当选为自治会主席，她总觉得自己干不好，于是石评梅在言语上鼓励她，“人活在世上总应该对别人有点用”、“什么事都是干干就会了”；在行动上支持她，石评梅将几十本自己心爱之书捐赠给班自治会，帮助班自治会创办了一个“图书柜”。颜一烟主动报名当“图书柜”的管理员，以便对别人有点帮助。石评梅在附中六年，培养了众多学子，而这一切又得益于林砺儒独具慧眼的用人标准。
“名利二字，不管是为个人，或为自己工作的学校，都与真教育有如水炭之不相容”
林砺儒认为：“做校长的目的不是升官发财，也不是统治学校逞威风，而是教育青年，改造社会。”为培养青年的进步人格，林砺儒在担任广东省立教育学院院长期间，着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教师方面，他聘请进步教授张栗原、郭大力、高觉敷、李平心、蒋径三等到校授课；在学生方面，他甘冒风险接受被其他学校开除的进步学生；在课程设置方面，他增添新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经济学、现代经济学史（实际上讲的是《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国际政治等；在学术活动方面，邀请邹韬奋、王造时、沈兹九、钱俊瑞、杨东莼等人做时事报告或讲学；在报刊订阅方面，他要求图书馆订阅《群众》、《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使学生接触进步思想，以利青年进步人格的形成。
青少年该如何践行儒家思想篇6
《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指出：“德育工作是塑造学生心灵的工作”、“德育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和良好的传统，中小学德育工作要在继承和发扬好传统、好经验的基础上，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新情况，赋予德育新内容和新方法。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也说过：“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人的个性更复杂、更丰富多采。共产主义教育的目的就是实现个性的全面发展和道德完善。道德视野应当拓宽，举凡‘良心’、‘名誉’、‘尊严’、‘羞耻’等经常起作用和形成个性的概念都应当置于学生道德视野之内”。
考虑中学德育之于传统的链接，不难发现：我国传统儒学道德思想固然有其自身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其中的一些优秀思想成份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的借鉴意义。且不论儒学思想的复杂性、长期发展史、完整的理论体系，单就其中“修”、“仁爱”、“礼仪”、“信”、“义”、“廉耻”、“忠”、“孝”、“自省”、“慎独”、“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等类似相关内容而言，如果剔除其阶级的功利色彩的糟粕，其合理内核对培养当今中学生基本生活准则、遵守日常社会规范的态度以及自我控制的教育，无疑具有正面而有益的帮助。
儒学思想对中华民族有着巨大的影响，在一定时期甚至构成了民族共同心理和主要的思维方法。看不到儒学思想的贡献和局限以及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历史影响，是违反历史主义原则的。
总括起来，儒学思想有如下特点：1、崇尚礼义，主张以礼治国；2、儒家学派共同的基本概念和范畴：仁、义、礼、智、信、忠、孝、爱、和、中等；3、宗师孔子。等等。
鉴于我国传统儒学发展的历史跨度大、著述浩如烟海、学派纷争、命运沉浮等因素，本文以下内容论及儒学思想尽量选取最具有经典性、权威性的孔子儒学思想作为依据。
孔子始创儒学，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其教育侧重点在政治伦理。他的政治理想国思想的核心是“有道”。所谓“有道”有两个特点：其一、所有的人都按照礼制规定，上下有序、各出其位、各称其事。其二、不要使礼之“分”走向破裂和对立，社会道德规范基本一致。如，基本社会生活规范、良好行为的养成及礼节、礼貌教育、守秩序等。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社会公德意识。根据现实需要，通过简单易懂的方式把传统的正确的价值观灌输给学生。教学方法要灵活多样，重视内容的形象性、故事性、生动性，多运用赞扬、对话、游戏手段等。与其给学生讲一千遍“谦让”的道理，不如一个“孔融让梨”的故事来得有效。除了课堂教学计划和讲故事外，还应该有幻灯片、电影、录音、录象以及其他活动形式，例如扮演社会角色、参观、考察、旅行等。这样才能符合青少年学生年龄心理特点、满足好奇心、增加生动性、寓教于乐。此外，学校应专门挑选在学校中威望很高，在学生中赢得普遍尊敬，训练有素、自身具有充分而坚定信念的教师担当德育教师。一方面，加强学科教育中德育工作的不足，另一方面，更加突出德育的针对性、科学性。开展各种倾重于道德行为教育内容的活动。丰富学生生活、扩展学生视野、培养学生的良好思想品质、意志性格、生活情趣，培养学生民主态度、实践热情，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的能力。活动的开展应该注意层次性，第一、重视培养学生基本生活习惯，自我控制力和遵守日常社会规范。第二、在更广泛的人际和社会关系中，强调自我探求精神、性格发展和生活观念的教育与培养。第三、重视学生个性发展，强调培养学生对待工作、学习、生活的正确、严肃的态度。制定严格而又有学校自身特色的校规校训，成立专门的风纪督导纠察工作组，从小处着手，优化学生文明行为规范。如，穿着校服进行团队活动等。
再次，构建学校、家庭、社会“综治体系”。
如果学校是划一、僵硬、封闭的体制、就不可能形成学生健全健康的个性。而“考试第一”、“高压管理”会使这一问题更为恶化。家庭教育方面，一些现代父母们没有充分认识自我责任，或者对孩子过于溺爱，不重视对其进行基本生活习惯和教养的培育；或者不能满足孩子正当要求，造成青少年儿童的压抑感，不能使青少年儿童获得全面的发展。因此，要倡导提高家长素质，恢复家庭教育力量。此外、社会中一些不良风气、堕落生活方式、腐朽思想时刻污染着青少年儿童的心灵。全社会各部门都应该为青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一切从事精神产品创造的部门，要把为广大中小学生提供丰富健康的精神营养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把正确的道德观念灌输给下一代。
当然，我国传统儒学道德思想中的合理成分虽然对我们的德育工作开拓新思路、充实新内容有所裨益，但毕竟和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有着巨大差距。因此，我们广大德育工作参与者要明确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基本任务：把全体学生培养成为爱国的具有社会公德、文明行为习惯的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民主与法
青少年该如何践行儒家思想篇7
2016年第10期山东青年总第513期
思政论坛
基于思政视域下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初探
关键词：儒家文化；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民族优秀文化得以秉续传承的关键环节，是提升大学生政治思想水平和道德素质修养的重要途径，更是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在当前中国高等教育迅猛发展的形势下，不断审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从中挖掘有价值的文化思想体系，继承其先进思想，克服其负面影响，对推进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重要作用。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状
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从文化根源上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代表我国文化积淀、文明发展的成果，是中华文明的基础；从文化传承上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几千年来优秀人才的精神结晶，是一脉相承的文化体系；从文化影响来看，对引导青少年学生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想信念，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于青年学生，尤其是当今大学生的成长成才有着十分重要的思想引领作用，对帮助和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实现人生目标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近年来，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局势给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社会转型、网络文化及西方思潮冲击等都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在形式上要敢于创新，在内容上要积极吸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教育性和实效性。
在2004年，中共中央颁布16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要求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要发挥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要对当代大学生深入进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教育。
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强调要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2014年教育部关于印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
因此，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将其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是国家人才培养、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的思想基础，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价值基础，对大学生的日常管理，学生价值观的引导，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扎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从中吸取营养。这不仅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现实选择，也是传承优秀文化的重要途径。
思想政治教育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互推互进，不仅有利于改善大学生知识结构，丰富和提升当代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创新，进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争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有利于思想教育工作者有效地借鉴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对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具有很大的实践意义。
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关系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博大精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面对高校大学生这一研究群体，置身于思想政治教育背景之下，正确界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的优秀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从思想文化层面加强对大学生的引导，从而达到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目的。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因评价标准、研究对象、理解的含混和分歧等，产生了诸多的观点分歧。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几千年的历史创造了丰富绚烂的文化体系。这些由前人创造、形成并一直对后人产生影响和作用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等，我们称之为传统文化[1]。但是由于经济基础、社会制度的不同，尤其是历史的局限性，中国传统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既有积极、进步、革新的一面，也有消极、保守、落后的一面。诚然，中国传统文化因其产生的经济基础、社会制度、学者思想家自身的阶级局限性等原因，并不完全适应于当今社会。但中国传统文化中仍然具有很多普世性的思想精髓，其合理精神超越时空的界限亘古长青，很多物质文化遗产依然具有很好的教育和实践意义，这部分具有现实意义的传统文化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浩如烟海，从广义上来说，它包含诸多物质遗产、风俗乡规以及各类文化学说。而从狭义方面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体系是儒家文化，即儒学。儒家思想中在当今社会依然有其生命力，可以和当代社会产生共鸣的部分，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首先，儒家文化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而进步，其作为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在整个封建社会的文化发展是一脉相承的。其次，儒学文化不断吸收其他各派学说的精髓，尤其是到封建社会后期儒释道三家合流，逐渐新城以儒家文化为主，佛道文化为辅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儒家文化承载、延续着个体对国家、民族文化的认同，成为国家民族发展根基与动力。这些都使儒家文化成为中国历史上传播最广，影响最深的思想体系。第三，儒家思想作为几千年来我国文人阶层阶层的主流文化体系，很多思想具有普世性的精髓，在当今社会依然有着独特的生命力。儒学与现代化的研究也是近年来学界的重要内容，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的转型更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正能量的体现。
因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互推互进，也可以看做是儒家文化同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问题。一方面，儒家文化可以丰富思想教育的内容，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思想基础。一方面，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发展和创新，不仅传承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更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组织保证。
三、思想政治教育背景下儒家文化的价值构建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是不可估量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价值构建，在一定程度上其实就是精神形态，或说理论形态，或说观念形态的文化的教化功能[2]。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看儒家文化的价值构建，找寻符合现代价值观的的思想精髓，使思想政治教育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从而对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指导和借鉴。
第一、推崇“仁爱”思想，树立正确三观
儒家思想的核心功能在于教化，从人的主观能动性来说，儒家认为人是有道德的。人之初，性本善。“仁”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具体表现为仁爱、宽容、和谐，自强不息、奋发有为。
“仁”的基本含义就是“爱人”重视人的尊严和价值。孔子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克已复礼等都说明儒家文化在在人和人的相处中，更多的设身处地地为对方考虑[3]。当今思想政治教育将“仁爱”的思想融入到工作中去，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体，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学校在思想引领的作用，将日常思想教育通过活动等方式渗透到被教育者的内心深处，启示他们要尊重自我、关心他人，维护集体利益，进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第二、以人为本，和谐发展，培养新型人才
《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和合是儒学对人的生存、意义及可能世界的思考活动[4]，是儒家文化核心的处世哲学，它是儒学所普遍认同的理念，并纵贯儒学演变的全过程。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一方面，要在人才培养方面，因材施教，以和谐发展的理念，正确引导学生走适合自己的道路，不轻易放弃任何一个同学。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不能一成不变，要在和谐的基础上，敢于学习教育观念、形式等应与时俱进，在学生为本的前提下，追求大学生的和谐发展，双管齐下，进而培养新型人才。
第三、诚实守信、言行一致，加强道德教育
诚实守信是儒家文化的传统美德，孔子指出：“与朋友交，言则有信。”、“信则人任焉。”诚信更是支撑人类社会正常运转的道德支柱，是一个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但是当今思想政治教育中，大学生的诚信缺失是急需解决的问题，严重影响大学生自身整体素质。因此，我们应该从儒家文化中吸取诚信、言行一致的传统伦理道德，把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的倡导言行一致、恪守诚信的思想，贯穿在现代的道德教育中，使当前的道德教育更具有说服力，更能得到学生的认同和接受。
第四、忠孝节义、济世关怀，树立爱国意识
忠孝节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忠、孝是中国古代社会基础性的道德价值观，与做人应坚守的“节”，与人类应遵循之行为标准“义”一起[5]，成为主流社会观念文化，由此所引申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都是重要的思想财富。当今社会，思想政治教育要关注大学生的社会意识和国家意识，要有明确的社会责任感，孝敬父母，言行符合社会的规则，不忘国家的命运与自己的发展，自觉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符合社会的需要，为了整体利益而团结一心，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五、自强不息、投身实践，促进成长成才
《易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精神是儒家文化的强大精神力量，自强不息所代表的儒学入世品格和刚健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给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知与行的力量。当今大学生，通过积极的引导和鼓励，利用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抵腐朽思想的侵蚀，以思想引领行动，自强不息，融入社会、投身实践、在追求真知中不断探索新世界。
儒家文化，具有丰富的内在感染力和雄厚的思想根据，面对当今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诸多现状，我们可以吸取优秀传统文化的果实，在文化层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文化渗透，让更多的大学生增加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进而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在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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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该如何践行儒家思想篇8
林砺儒原名林绳直，1889年7月18日出生于广东省信宜县北界镇结坡上村一个书香之家，祖父林兆蓉是同治庚午科举人，父亲林达是秀才，因鼠疫早逝。林砺儒4岁丧父，母亲又身患癫痫，祖母将其养大，伯父林鸿和叔父林适帮他完成了启蒙教育。叔父林适也是秀才出身，曾入广雅书院学习，颇有学问，又擅长书法，外出教学时总把林砺儒带在身边。叔父经常吟诵孟子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这促使林砺儒从小就萌生了从事教育事业的信念。伯父林鸿本是廪生，后不愿出仕留在家乡。林鸿专门聘请了一位家庭教师来教林砺儒，并经常检查他的学习情况，对他要求十分严格。1905年，林砺儒进入高州高郡中学堂读书。191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应信宜县中义学堂的聘请到该校任教，同年又参加了公费留学日本的考试，选报了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抱定了终身服务教育的决心。1918年3月林砺儒从日本学成回国，次年4月来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此后终其一生坚守在教育岗位上，是名副其实的“最有恒心”的教育家。
能考80分就是好学生
理想的中等教育，是全人格的教育，绝非何种职业之准备。
――林砺儒《我的中等教育见解》
1922年9月，林励儒奉命就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校长（那时称主任）。在就职演说《我的中等教育见解》中，林砺儒批驳了“中学教育不过是通往大学的一道桥梁”的谬见，提出：“中等教育其自身就是目的，决非为将来某种专门之准备”，“中等教育的任务就是引导少年人格之放射线到各方面去。例如文学的陶冶，并非要把少年立刻造成一位名家，也不是准备将来卖文讨饭，乃是要引导他的人格的活力往文学方面去。科学的陶冶也不是要养成科学家或准备做农工，乃是要引导他的人格的活力往科学方面去。艺术的陶冶也是一样的理由。……我认定理想的中等教育，是全人格的教育，决非何种职业之准备。要全人格的陶冶受得圆满，那么将来个性的分化才算是自然的。若有人问我中学毕业生做什么，我就说也不为士，也不为农，也不为工，也不为商，是为人；也可为士，也可为农，也可为工，也可为商。”[1]
北师大附中当年出了两个学生，一个叫陈舜瑶，一个叫池际尚，很好地诠释了林校长的这一主张。陈舜瑶各科成绩都很出色，老师们常夸她是附中十几年来最好的学生，大家都以为她将来定能成为一名科学家。谁知，抗战期间她在重庆成了的秘书，在手下工作直到全国解放。陈舜瑶的同班同学池际尚，在学生运动中非常活跃，所有人都以为她将来会成为一个革命家，结果后来她却成为了著名的地质学家。
毕业于师大附中的哲学史家、北大教授张岱年说，自己永远忘不了林校长1924年对全校学生所做的一次演讲，其中讲到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三大律令，认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把每个人都看做目的，不要看做手段，并认为这是康德的大发现。对于教育，学生本身就是目的，而不应本末倒置，将分数作为目的，这一点可以举钱学森为例。钱学森生前一直保存着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毕业证书，在回忆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人时，林砺儒就是其中的一位。钱学森中学时代的校长即是林砺儒，当时师大附中培养的人才五花八门，与钱学森同期的学子还有张岱年、于光远和现今的十几位院士。钱老回忆，校长林砺儒把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看得很重，所以当时一般学生都是70多分，优秀学生80多分，几乎没人刻意追求满分。能考80分以上就是好学生，“但这80分是真正学来的扎扎实实的知识。什么时候考试，都能考出这样的成绩。”[2]同样是北师大附中的老校友于光远也曾这样强调：“我考试不要求高分，80分我就很满足了。考60分比较容易，在60分的基础上，努力一把，可以考到70分，再努力一把可以考80分，80分再努一把力也许只能考到八十一二分，越往上越难，所以我就不要考高分，太浪费时间了。到了80分，我就去学新的东西。”[3]这样，学生超脱了考试的束缚，一旦不在考试中追求高分，就有更多的时间去博览群书、锻炼身体、发展爱好、实验实践，人格和能力都得到全面的发展。
教育是人格和人格的交感
教育家要培养进步的人格，以适应进步的社会，取道甚迂，成功甚缓，然而又坚信其可能。
――林砺儒《教育危言》序
林砺儒一贯提倡教师在指导青年学生时，“一不是靠权威部勒，二不是凭笼络操纵”，[4]而是要了解青年，真诚地和他们做朋友，然后以人格的力量去教化学生。他有一句教育名言：“教育是人格和人格的交感”，基于这种以人为本的教育成长观，林砺儒指出：“一个完整的人格，必定包含动物的、人类的、公民的、职业的四种资格。”[5]这些资格完整地体现了人在教育发展中所应有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只有具备这些特征，人才能健康自由地发展。他指出：“生活是全人格的活动。谈生活就联想到物质的衣食住行，谈人格便联想到道学式的规行矩步，这都是误会。我们人类天生有一番活动能力，时时要向外扩张，与周围发生关系，人格的活力扩张所及之周围，就是生活范围。”[6]青少年对周围的生活越有兴趣，人格的活力越扩张，人格就越完善，人也就越健康。“教育是人格的成长，学校里教学生学习的是他们人格往后成长的资本，要能生息，要将来能应用到各方面应付自然，应付社会，才算是真为他们所有。”[7]中等教育应当使学生的人格得到充分陶冶，然后在此基础上让学生“自由选择”和发展自己的个性，所以“中等教育的任务就是引导少年人格之放射线到各方面去”。[8]这些话都鲜明地体现出林砺儒先生“全人格”教育的思想。
作为附中的校长，林砺儒在办学过程中使“全人格”教育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实践。为更好地促使学生人格全面发展，林砺儒提出了以环境为中心的课程改造观。他认为不少课程的编排体系存在问题，不利于儿童的身心发展。“近日普通学校教科，皆以教科目为基础而组织教材。这样办法，实在有点儿不妥当。无论何种教材，皆因相互关系密切，不能孑然独立。各科之分立，非由儿童之地位所承认者，乃按全知识之客观组织而区分者也。”[9]以教材为中心的时代已属于过去，“今日是使教授适合儿童发达原则之时代，即承认课业应适合儿童之要求，趣味及能力也”，“故学校之各教科，当以问题境遇为中心而组织之，使儿童于各方面应用各种教材，能于成人社会行应用，且由是而得经验。”[10]
在教学方式上，林砺儒尤其注重师生的互动，在1923年制定的《北京师大附中各科课程标准》中，他明确指出教师在讲授时要“提出意思不明了处，令学生讲解；提出原文简单处，令学生补充；提出与别篇不同之处，令学生比较；提出思想上应订正处，令学生批评。”他还提倡学生多质疑、多发表意见，要求“多予优等生以发表意见之机会，注意劣等生之理解及疑难，教者分别予以充分订正及解释。”
林砺儒还十分重视对学生品行的教育，制定了一套非常完整、合理的学生道德品行评价机制，要求学校的道德品行训练要以学生的人格发展为出发点，因此，师大附中的训育方针是：“不尚压制而尚开导。对于学生之一切禁令，必使学生觉悟其所以然之意义，以收心悦诚服之效”。林砺儒强调在对学生的操行进行评定时要从学生的身心特点出发，从他所制定的评价项目中我们还能感受到他的一片苦心，这些评价项目主要包括：环境状况、遗传特点、气质、智力、感情、意志、态度、言语、行为、长处、短处、总评等。林砺儒十分重视学生的身体素质，他制定的体育成绩考查方法也十分人性化，“身体方面注重考查其体格、体质与体力，精神方面注重考查其诚意、勇气及规律协同，技能方面注重考查其姿势与能力。”
林砺儒的“全人格”教育实践使附中成为了培养杰出人才的摇篮。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回忆说：“20年代，我在师大附中读书，受到了深切的教育，奠定了一生治学的基础。”[11]他的这番言论，既是一个学生对母校的感激，也是对林砺儒教育思想的充分肯定。
新学制改革的旗手
新学制的最好处，是把中等教育分为两小段，最少亦可使前一小段的全人陶冶多普及几分。
――林砺儒《本校编制三三制学则课程之经过大略》
在“全人格”教育思想的指导下，林砺儒对师大附中进行了著名的“六三三”学制改革。钱学森等一大批杰出人才之所以能在中小学阶段就打下良好的基础，既得益于林砺儒的“全人格”教育，又得益于“六三三”新学制的实行。这次的新学制改革始于1922年，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从此与世界接轨，在真正意义上迈开了教育现代化的步伐。林砺儒是此次改革的旗手，领导附中的师生在摸索中前进，一切规章制度、课程，都是自己制订，自己试行，教材内容也是由本校教师自定、自编、自选。林砺儒勤于实践、勇于创新，将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了学校的工作中，终于使这次改革结出了丰硕果实，为中等教育开拓出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在谈到这次新学制改革时，林砺儒说：“中学时代，少年男女气质未定，教育的可塑性很大，应着眼于少年期的生活引导。”“新学制的最好处，是把中等教育分为两小段，最少亦可使前一小段的全人陶冶多普及几分。”“初级中等教育，是全教育历程中之最中段，其目的应在提高普通教育，完成全人陶冶。”[12]
对高中学生是否分文理科，林砺儒先生也有悉心的考虑。他说：“我们的高级中学普通科，只分为第一及第二两部。此所谓第一第二部，即含有一般所谓文科理科的意思。……学文科的人，对于理科的知识太外行，学理科的人，对于文学又太随便：这是近日的通病。我们要矫正这点毛病，所以第一第二两部，虽各有所注重，而第一部有必修的数理等科，与第二部有必修的文学科，都是要把普通的基础打广些。我们认定高级中学普通科的效用，是完成最高的普通教育，同时作升学的基础。所准备的就是最高的普通基础。至于某种专门学问的准备学科，我们以为应属于大学分内事。所以只分第一第二两部，而放大选修科的活动范围听其发展个性。各种选修科目里面，隐然寓有分门之意。惟不明立分门名称，而听自由选择。自然的依其个性而分道扬镳，当较诸多之门系者更为有效。”[13]
为此，林砺儒在学校进行课程设计期间，除重视给学生以系统的科学知识外，还强调要为学生将来的发展打下深广的知识基础。例如，高二开设第二外国语，除英语外，开设德、法、日语等选修；理科开设解析几何、微积分初步、初等力学、电磁学、分析化学等选修；文科开设了修辞学、新闻学、文学史、文字学、教育学等选修。还引入一些大学的基础知识让学生选修。钱学森在回忆母校时说：“我在附中6年，对我的知识和人生观起了很大作用……我们全班学生学习积极性很高，除了上课外，我们都参加学科小组，有物理、化学、博物、天文等，利用课外时间和中午休息时间大家互相讨论，发表见解，兴趣很浓。”[14]
林砺儒还组织有经验的教师和专家编写了从初一到高三的全套新教材，边试行边修订。后来，这套独具特色的教材为全国各地所选用，大大推动了我国中等教育学制的改革。在教学过程中，林砺儒主张，“要给学生解决所遇问题的资料和方法”，并制定了一整套以启发学生兴趣和智力为目标的教学方案，力求能启发学生自己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经过独立思考而解决问题。他还提出，一切课程都必须紧密联系学生的生活和实际来讲授。后来，他将试行新学制的经验和个人感受发表在了《教育杂志》上，这对于全国推广新学制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在林砺儒担任附中校长的8年间，附中培养出了众多优秀学生，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了我国各领域的领军人物，成为了国家的栋梁之才。1991年，钱学森在中央军委和国务院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颁奖大会上讲道：“说起旧事，我还非常怀念我的母校北京师大附中。我从1923年至1929年在北京师大附中念书，当时的旧中国和旧北京是个什么样子。在那样一种艰难困苦的年代，办学真不是一件易事。但是北京师大附中当时的校长（那时称主任）林砺儒确实把师大附中办成了一流的学校，真是了不起。”[15]浙江学者傅国涌在评价以北师大附中为代表的过去的中学时，曾满怀深情地说：“校园里充满了生气和活力，这生气和活力来自一种与近代以来人类主流文明相接轨的开放的教育理念，来自校长、教师对教育神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及他们对学生发自内心的关爱，更来自学生学习、实践、创造的自由和欢乐。”[16]正因为如此，如今的我们才可以看到“从北师大附中走出来的一队英武，那均匀发展、诸科悉称的洋洋洒洒的‘千里马’大军”[17]：黄仁宇、钱学森、杨联升、何兆武、王学泰、李健吾、于光远、张岱年、蓝英年、于浩成、郑天挺、林庚、李德伦、赵世炎、刘仁、马大猷等，他们先后从这所学校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这些名字还无法涵盖众多的院士、政界名流等，如果不厌其烦，这个名单还可以长长地开列下去，可以说，“林砺儒”这个名字已和这些名字、这所名校一起，在教育改革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附录一：林砺儒论教育
譬如一株树要它十分发育，就要让它的根四面八方蔓延。若堵住几向，单让一向给它伸张，就不能完全发育。所以我认定理想的中等教育，是全人格的教育，绝非何种职业之准备。要全人格的陶冶受得圆满，那么将来个性的分化才算是自然的。
――林砺儒《我的中等教育见解》
人类在天赋的较长儿童期内，应尽量受完全教育，这是人格的根本特权。就教育全历程看来，先谋全人的陶冶，后顺个性的分化，方算是正规。故为发挥人格特权计，为增进社会文化计，首先应先普通而后职业。中等教育，其职分应在完成全人的陶冶，以厚其个性发挥之根基。
――林砺儒《本校编制三三制学则课程之经过大略》
附录二：评价林砺儒
在那样一种艰难困苦的年代，办学真不是一件易事。但是北京师大附中当时的校长（那时称主任）林砺儒确实把师大附中办成了一流的学校，真是了不起。我今天说了，恐怕诸位还不相信，那个时期高中分一部、二部，一部是文科，二部是理科，我在理科，高中毕业时，理科课程已经学到我们现在大学的二年级了。所以，师大附中在那个时候办的那样好，我是很怀念的。
――钱学森《回忆母校师大附中》
参考文献：
[1][4][5][6][7][8][9][10]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研究室.林砺儒文集[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4:273-560.
[2][3][11][15][16][17]傅国涌.过去的中学[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2-162.
青少年该如何践行儒家思想篇9
“‘知其不可而为之’，亦‘不知老之将至’。认得这个真孔丘，一部《论语》都可废。”1p155
正如胡适本人的提示，题为《孔丘》的这首新诗关联着《论语》中的两个故事。一个故事出自《论语·宪问》：“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另一个故事出自《论语·述而》：“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从一般受众“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感叹到实践主体“不知老之将至”的进取，的确表明“这两段最可以写孔丘的为人”1p155。
在胡适的新诗中，《孔丘》的命运显然比不上后来家喻户晓甚至一度成为流行歌曲的《蝴蝶》和《希望》。《孔丘》写作于1916年7月29日，发表于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16号，收入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3月印行的《尝试集》，但1922年10月《尝试集》刊行增订第4版时却删除了这首新诗。尽管如此，新诗《孔丘》的创作和传播毕竟体现了包括胡适在内的诸多新文化健将的一种共同性思维，那就是要将孔子从神坛拉回人间，亦即要将“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假孔子还原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真孔子。至于何以要这么做，原由或许就在胡适的新诗《蝴蝶》之中：“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1p11
很多时候，“思想”史的逻辑与思想“史”的实践并非一回事。譬如，对于新文化运动而言，将孔子从神坛拉回人间和将民主、科学从西方请进中国，本来在“思想”史的内在逻辑中当是相互平行的，但在思想“史”的具体实践中却此消彼长。这不奇怪，因为在五四时人对于“青春中国”的期待视野中，“第一线”的使命是要让科学与民主的整体价值观尽快“安家落户”，而使儒学和孔子的合理性内核“推陈出新”则可能只是“第三流”的工作。由此，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尤其是在20世纪从五四到文革的反传统语境中，孔子人本主义的“生存叙事”无法在以人为本的“生活儒学”中得以呈现并敞开，也就不难理解。在研究东亚儒者的《论语》批注著作时，台湾学者黄俊杰曾说：“《论语》这部经典中的重要篇章如‘五十而知天命’章与‘盍各言尔志’章等，都成为两千年来东亚儒者思辨之对象。《论语》的思想世界，使东亚儒者魂牵梦萦，心向往之！”2p81或许，当我们今天带着“生活儒学”的问题意识去重新面对在儒家经典中居于首出地位的《论语》时，东亚儒者异常重视的“五十而知天命”章和“盍各言尔志”章正是“认得这个真孔丘，一部《论语》都可废”最简捷的途径。
任何一个活生生的人真实的“生存叙事”，必然关联着“一生”和“一心”两个维度。同理，一个儒者也必须像其精神先驱孔子那样深切地关注自己的“一生”应该如何度过、自己的“一心”理当怎样呈现。
对于自己的“一生”应该如何度过这个问题，孔子的回答是：“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这样的“一生”是平实的、积极的、智慧的，从经验到技巧、从技巧到艺术、从艺术到原则、从原则到哲学——每一个阶段都是对前一个阶段的超越和升华。
对于自己的“一心”理当怎样呈现这个问题，在与得意门生颜渊、子路交流各自的志向时，孔子说他的志向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这样的“一心”是朴素的、乐观的、仁爱的，老者使他安逸、朋友使他信任我、年轻人使他怀念我——对一个群体的关爱同时也意味着对其他人群的呵护。
经由“五十而知天命”章所表述的“一生”以及经由“盍各言尔志”章所显豁的“一心”，其实最浓缩地勾勒了孔子意味深长的“生存叙事”。在这一“生存叙事”中，无疑不可忽视“我”与“他”的群己之辨。表面看，孔子主要是从“我”的角度叙述了自己的“一生”、从“他”的角度展开了自己的“一心”；实质上，“一生”离不开“一心”的信念导航，“一心”离不开“一生”的时光陶冶，孔子的“一生”与“一心”不过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已，这个问题就是“生活儒学”。在孔子的“生活儒学”看来，不仅要培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的修己工夫，而且要落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交往理智，从而，儒者的主体性与儒家伦理实践的主体间性使得“生活儒学”朝着自我、他人、人群、社会丰盈地、持久地开放。换句话说，即使历史上从来不曾存在过儒学意识形态化运动，儒者也将不断地、长久地被孔子的“生存叙事”所吸引，继而在“生活儒学”中敞开自身对于幸福和道义的向往与追求。
在历史上，古文经学将孔子打扮成历史学家，今文经学将孔子打扮成政治家，理学将孔子打扮成哲学家。这样的打扮未尝没有其特定的时代意义，但是，从人之为人的精神立场看，正如以往许多默默无闻的儒家伦理实践者（其中也包括被汉化了的少数民族3）所做的那样，我们今天更应重视的也是——孔子以切己的“生存叙事”展示了“生活儒学”最平实的光芒。这里要特别提醒人们的是：道德领域中“最平实”的光芒却是在“艰难困苦”中绽开的，而且，一旦“玉汝而成”，越是平实的也就越隽永。所谓“艰难困苦”，从孔子多次感喟“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论语·卫灵公》）可窥一斑，尽管他同样深信“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所谓“玉汝而成”，最好的例子自然是“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对此杜维明有着精辟的解释：“孔子承认自己七十岁时即能根据自己的心愿去行动，而且每一行动都能符合‘礼’的要求。这并不就是意味着孔子已成为一个‘礼’的专家，相反这却是意味着他能跨越那表面上似乎是不可逾越的‘是什么’和‘应是什么’之间的沟壑。他热衷并通晓自我修养，所以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他能以一个艺术家的老练来进行这种修养。”4p13
尽管如今“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已陷入了生存危机，可说是‘文命危浅，朝不虑夕’，而且从目前的发展趋势上看，总的形势还在不断恶化”5，然而，孔子的“生存叙事”毕竟曾经既在第一线的意义上、也在第一流的意义上造就了儒家的“生活儒学”的力度和深度。要是说“理解甚至不能被认为是一种主体性行为，而要被认为是一种置身于传统过程中的行动，在这过程中过去和现在经常地得以中介”6p372，那么，当我们今天用生活的眼睛看儒学、用儒学的眼睛看生活时，经由孔子的“生存叙事”所开启的“生活儒学”就显然不能远离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也不可能从中国人的“生存叙事”中消逸。
“一心”尾随着“一生”，“一生”守望着“一心”，孔子的“生存叙事”从来不是图书馆里的工具书，儒家的“生活儒学”更不是博物馆中的木乃伊。还记得胡适那首“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开花好”的新诗《希望》吗？1p82这也正是我们对于在现代中国敞开“生活儒学”的期盼。就像孔子的“生存叙事”一样，它看起来有点“知其不可而为之”，但事实上每一个热爱人群、尊重道义的生命个体都会“不知老之将至”。
参考文献：
1胡适：《尝试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2黄俊杰：《东亚儒家诠释学的一种类型——伊藤仁斋对《论语》的解释》，刘小枫，陈少明主编：《经典与解释》（第2辑），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
3陈晓毅：《儒家乎？儒教乎？——苗疆“堂祭三献礼”的宗教人类学研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4杜维明著、胡军，于民雄译：《人性与自我修养》，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
青少年该如何践行儒家思想篇10
纵观教师教育的历程，专门开设的传统文化教育课程是没有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传统文化教育并不能简单地用品德教育、教师师德教育等来代替。传统文化的涵义更深远、范围更广大，作用更重要。传统文化，是指我们民族千百年来历代祖先们为了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根据现实所能的条件，所创建、改造、享受、传承的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各种事物的总称。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是一个民族精神的体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即在于它的强大的凝聚力，它是一种精神力量。可见，传统文化所起的作用是其他学科无法比拟的，思想品德教育与教师师德教育也不过是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沧海一粟，大海中的一朵浪花而已。
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是有着非常之丰富的内容的。我们只选择其中具有教育功用的精神支柱性质的来鉴赏，以提高教师自身修养，道德水准，进而身体力行，言传身教。那么，如何撷取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怎样认识传统文化中有教育功用的精神支柱呢？多数学者承认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以孔孟思想为代表。孔子思想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性的产物，他的思想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孔子的人生哲学是现实主义的，他在乱世中积极入世，要求实行“仁”政。他的社会哲学是集体主义的，而不是从个人利益出发来谈政治、道德等问题。儒家主张重民、亲民、爱民和举贤才，薄赋敛、慎刑罚、重教化，反对猛于虎的暴政。在学习上主张“多闻阙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温故而知新”、“学而时习之”等。不但要学，而且要思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在个人修养上，主张仁爱、孝悌、忠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以仁义为基础，形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以及仁人志士所景仰追求的“浩然之气”。
这些都是儒家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是对教师与广大学生具有终身教育功用的人生信条，是中华民族民族性格的体现。只有重视这些民族性格的构成，我们才有更多的“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铮铮硬气，我们才能保持我们民族的魅力，使东方文化大放光彩。
当然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或文化传统，并不会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我们民族自强不息、不断进取的变革意识之写照。“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不断创造之民族精神的精练表达。“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显示了我们民族不向恶势力低头的英勇气概，其精神境界无不为我们民族精神增添光彩。但是，也应看到我们民族既有融汇百川的气概，也有惟我独尊的心态；有变革求新的精神，也有因循守旧的习惯；有兼容并包的传统，也不排除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襟怀。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是重伦理价值取向、以扬善抑恶为核心、与追求真善美相统一、以道德教化为目的的伦理型文化。强调文化中的德性精神，强调德智统一，以德统智，以及寓德育于一切文化之中的思想，始终是道德教育的主体。由此，扎根于优秀民族文化之土壤，渗透于学校教育的各个环节，是德育的关键。所谓德育过程实际是建构学生道德境界的过程，是将民族优秀文化，道德规范向学生主体转化或内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