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管理和行政管理的区别篇1
【关键词】武汉城市圈综合管理体制改革跨界治理对策
【作者简介】彭升，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孙友祥，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硕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D6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14）01-0054-03
跨界治理，是指跨越不同行政边界、不同行政部门的治理。跨界治理是一种在本质上区别于按照传统行政区域划分，由各级地方政府开展综合管理的治理模式。跨界治理理论主张的是治理主体多元化与共同参与的全新的治理模式。随着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当前武汉城市圈内产生了大量跨行政边界的公共问题，区域性综合管理需求不断增加，现行行政区划下的单一政府管理体制治理能力有限等问题日益凸显。传统的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地方综合管理体制，难以适应“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与区域化协作的要求，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城市圈综合管理体制改革。
一、综合管理体制障碍在武汉城市圈整合发展中凸显
1.区域行政一体化进程缓慢，跨界治理实践滞后
自2007年武汉城市圈获批为国家“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经过省市各级政府的努力，城市圈内综合管理体制改革在规划、建设与治理一体化进程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受我国现行行政体制和长期以来的行政区划影响，城市圈内武汉、黄石、咸宁等九个城市及其各自所管辖的地区并未形成高效、统一的区域协作机制，也缺少切实有效的城市间综合沟通协调渠道。尽管推进武汉城市圈建设领导小组成立于2004年，在武汉城市圈正式获批后又制定了市长联席会议制度，但至今仍停留在协调机构的层面，未能建立起强有力的区域性跨界治理综合机构，既无制度化的分级决策机制，又无资金分配与项目审批权，仅仅依靠城市圈九个组成城市间的集体磋商，在涉及到九个城市独立行政主体利益时，往往因为分歧太大而无法达成共识。
2.区域利益差异较大，重复建设发展失衡
由于各地区政府间的运行机制局限于传统的层级联系，不仅缺乏武汉城市圈层级与武汉、黄石等九个组成地区政府间的纵向联系，也缺乏各组成地区间的横向联系。城市圈内政府间利益整合机制与权责边界模糊，加之各行政区域出于对地区经济的刚性约束与差异化的地方利益诉求，导致了各地方政府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与区域公共利益均沾，限制生产要素跨地区流动，不顾城市圈整体利益，以及各区域之间的边界地带因为人为投资不足引起的经济发展滞后等问题。而以GDp为主要导向的政府政绩评价机制更使区域内重复建设、产业结构雷同、重复引进布局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城市圈内各地方政府作为经济建设领导者与投资主体，在自身政绩的驱动下，往往在产业与基础设施建设上各自为政，更多的考虑当地的发展而未能从城市圈总体设计的角度来统一规划和布局，导致城市圈内产业的盲目建设与无序布局，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与重复管理，资源浪费，污染环境，严重制约了武汉城市圈综合一体化进程和“两型社会”的构建。
3.圈内政府机构臃肿，行政效率低下
据统计，截止到2009年仅武汉地区现有各级财政供养行政机构与事业单位就达814个之多，实有人员数更是高达73170人，但臃肿的政府机构在综合管理工作中并未体现出较高的效率。武汉城市圈行政效率较低表现在区域内各地区之间缺乏综合协同，且各地区自身行政效率也不尽如人意，受短板效应影响，城市圈内综合管理工作总体效率受到了一定的制约，突出的表现在圈内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圈内各地区结合部位综合整治等方面，不利于武汉城市圈又好又快的实现“两型社会”的构建。
4.政府职能转变不彻底，公共职能缺位
当前武汉城市圈存在着政府角色定位转变不彻底，综合职能错位、越位，公共职能缺位的问题，“大政府”向“小政府”的改革停滞不前，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与社会、经济管理职能过多的状况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这既表现在一些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仍比较薄弱，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改革滞后，公共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也表现在部分地方政府仍以高度集中的管理机制，管得过多，无所不包，将政府综合管理的范围扩大到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而政府综合管理职能与社会公共服务职能的混淆使得部分政府机构对应该由其管理的公共事务疏于管理，公共服务部门的机构编制、人员配备、财政拨款普遍存在不足，既无制度层面的政策保证，又缺乏公共财政预算在资金上的保障，使得大量的公用性、社会性、公益性公共物品供给陷入困境。
5.公民治理与公民参与机制缺失
在改革逐渐进入深水区的今天，现行行政体制与公民参与积极性的冷热不均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其局限性显露无疑，而公民治理的实践在当前综合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更显滞后。受自古以来根深蒂固的中央集权与官本位意识影响，当前我国公民治理与公众参与在综合管理体制改革中的实践同生机勃勃的经济体制改革相比相差甚远，这也就导致了当前综合管理体制改革的社会推动力不足、改革进程与综合体制创新较为缓慢，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与公众在对综合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探讨上观念差异较大。
二、武汉城市圈综合管理体制改革中跨界治理的创新之道
武汉城市圈综合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质是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当前城市圈政府行政体制与管理机制对区域整合发展与“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所带来的种种阻碍，城市圈各级政府机构的改革更是武汉城市圈实现科学发展的根本保障。因此，必须坚持内外统分结合，选择科学的综合管理体制改革目标模式，通过跨界治理的方式，大力创新城市圈政府行政体制。
1.基于跨界治理理论的武汉城市圈综合管理模式创新
一是武汉城市圈联盟董事会模式。武汉城市圈联盟董事会作为区域性总体协调机构，受省委、省政府领导。董事会基于两大组成部分，即圈内公民参与机制与非政府组织、城市圈市长联席会议，实行多中心共同决策，下设有涉及城市圈产业发展、区域政策研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危机应急管理等专门事务性机构。武汉城市圈联盟董事会不是行政实体，而是以城市联盟的形式实现武汉城市圈的跨界治理。由于仅仅是一个准政府组织，对地方政府缺少管辖权，其存在着职权范围有限的缺陷，往往会因为权威性不足而限制其作用的发挥，加之领导核心过多，容易引起行政效率的低下。
二是综合配套改革指导协调委员会模式。这是武汉城市圈现行的市长、职能部门联席会议制度过渡最为平滑的一种模式，该模式定位于省委、省政府的派出机构，其中的武汉城市圈综合配套改革领导委员会由省分管领导兼职担任，下设有综合配套改革事务协调委员会与政策指导研究机构，可由省发改委与省市相关科研机构分别参与。该模式与圈内现行行政体制差别最小，有利于武汉城市圈综合管理体制改革的平稳过渡与顺利实施。但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即在武汉城市圈现有的行政体制现状下，仅通过一定的行政协商而不突破既有的体制，对实现城市圈的整合发展与跨界治理，其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
三是新武汉城市圈政府模式。武汉城市圈若通过综合管理体制的改革，跨越不同行政边界、不同行政部门的治理来实现跨界治理，其最佳的选择就是完全合并城市圈内九个城市，通过建立一个全新的集中的城市圈政府，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规划。该模式是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之下，合并武汉城市圈现有的九个城市的市级地方党委、政府，统一为一个市级党委、政府，即新武汉城市圈党委、政府，并将其行政级别升格为副省级城市。该模式由于对现行体制的调整幅度过大，合并后大量政府机构的组织结构与人员安排困难重重，实行的难度与阻力将是巨大的，在现阶段难以全面推行。
2.切实贯彻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城市圈跨界治理观
武汉城市圈综合管理体制改革是一个跨行政边界、跨多个行政领域、跨多个行政部门的区域性、综合性的管理问题。要实现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实验的整体发展目标，最重要的是实现城市圈内九个地区的政府综合管理行为的协调，而政府工作人员行政理念的一致又是综合管理行为协调的前提。因此，我们必须切实贯彻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跨界区域治理观，消除由于地区间发展水平和环境的差异，圈内各地区政府工作人员在认识上存在的差异与冲突，实现圈内九个地区政府间的信任合作与区域层面上的行政理念统一、行政行为一致。
3.以法规建设为抓手，夯实跨界治理政策基础
武汉城市圈当前处理九个组成地区间跨界区域矛盾时，由于地方性区域整合发展方面法规的缺失，仍依赖于更高级别的行政机构裁决，在城市圈层面上得不到有效地解决，因此迫切需要建立健全相关法规，对城市圈内各级地方政府的法律地位、职能权限、组织架构、管辖范围、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属关系等进行明确规定。只要是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不论哪一级别的政府行政机构，都可以采取相关行动。各级政府与其他政府部门间尤其是同级别部门间的权利与义务须在法律层面厘清，无论是哪个部门部署的行政事务，即使是跨地区的，只要是属于本部门职责内的，都必须认真的完成。
4.大力转变政府职能与绩效观，加强行政权力监督
我们要进一步转变城市圈内政府职能，实现政府职能从经济管理型向公共服务型的转变，大力提倡服务政府、法治政府、透明政府、责任政府、有限政府的理念，为城市圈的良性运作创造条件。同时我们要在各级领导干部与工作人员中树立科学的政绩观，淡化单一对GDp总量和速度上增长的追求，在关注区域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的同时注重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根据充分的数据支持和科学的分析制定绩效考核指标，有机的结合传统GDp，构建具有武汉城市圈特点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实现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四位一体的总协调。此外，武汉城市圈还要完善权力运行监督机制，依据部门职能将政府机构分为决策、执行、监督三大类，三者职责明确、相互制约、相互协调。武汉城市圈只有在综合管理体制层面建立起较为完善的行政监督机制，才能改变原有的行政机构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的状况，真正实现城市圈内政府职能的转变与区域间的跨界治理。
综合管理和行政管理的区别篇2
【关键词】金融综合保税区路径研究
一、基本概念、研究现状及理论基础
（一）相关概念界定
1.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是海关实行封闭监管的特定区域，包括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跨境工业区、保税港区、综合保税区等。
2.综合保税区。综合保税区是设立在内陆地区的具有保税港区功能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由海关参照有关规定对综合保税区进行管理，执行保税港区的税收和外汇政策集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区、港口的功能于一身，可以发展国际中转、配送、采购、转口贸易和出口加工等业务，是目前国内功能最齐全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二）研究现状及理论基础
1.研究现状。当前，就笔者所知，国内外针对金融支持综合保税区的研究并不多见，且相关研究主要见于国内。如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南省分局课题组撰写的“金融支持海口综合保税区发展策略研究”，张雷红的“金融服务支持黑龙江绥芬河综合保税区的实践与思考”，蒋正祥和黄吉的“凭祥综合保税区金融支持研究――基亏商业银行中间业务视角”，安世友的“强化担保业对绥芬河综合保税区的金融支持”，王良平和岳传刚的“重庆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内陆保税区建设发展对策研究”，刘佳的“综合保税区发展离岸金融业务的几点政策建议”等。上述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金融支持综合保税区进行了探讨，所提出的一些学术观点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摆脱不了地域、环境等因素的制约，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更重要的是，随着国家经济金融改革的快速推进和国际经济金融交流与合作日新月异，当前综合保税区面临的国内国际经济金融环境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因此，在国家大力推进金融改革的背景下，结合本地区实际，探究金融支持综合保税区建设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更好提升金融支持综合保税区发展的针对性和灵活性，这不仅有利于加快推进红河州综合保税区发展，也有利于提升地方政府对金融业的重视程度，同时对今后云南省其他地方金融助推综合保税区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2.理论基础。在学术界，绝大多数长期研究金融发展理论的专家学者都认同金融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如熊彼特在其成名作《经济发展理论》（1912年）一书中强调了金融发展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他指出，为了试用新技术以求发展，纯粹企业家需要信贷，“他只有先成为债务人，才能成为企业家”。格利（JohnGurley）和肖（edwardShaw）1960认为在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方面，金融的作用在于把储蓄者的储蓄转化为投资者的投资，从而提高社会的生产性投资水平。雷蒙德.戈德史密斯（R.w.Goldsmith）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1969年）一书中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联系，并特别强调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在金融发展中的明显区别。麦金农（mckinnon）1973和肖（Shaw）1973建立了一个分析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框架，并重点考察了发展中国家特有的“金融抑制”现象，他们一致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而国内学者岳彩军（2008）、黄学超（2009）、孙力军（2009）运用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得出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的结论。大量的研究表明，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特别是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加强金融支持经济发展愈加显得重要。因此，基于金融发展理论就金融支持综合保税区发展路径进行研究，仍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二、红河综合保税区发展现状
（一）红河综合保税区基本概况
红河综合保税区于2013年12月16日经国务院批准设立，2015年5月8日红河综合保税区正式封关运行，是目前云南省唯一获批的综合保税区。红河综合保税区海关特殊监管围网区规划面积3.29平方公里。截止2016年2月，已有25户企业入驻红河综合保税区。红河综合保税区管委会是红河综合保税区的管理机构，内设党政综合办公室、公共事务部、经济发展部、招商投资部，市场发展中心五个部门，截止目前为止工作人员共31人。
（二）红河综合保税区功能及政策优势
通过与其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就功能和政策的比较分析，红河综合保税区不论是在功能上还是在政策便利方面都比其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更全面，具体见表1和表2：
（三）红河综合保税区相关金融法规建设情况
据笔者所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相关金融法规主要集中在外汇管理方面。截止目前为止，有关综合保税区的金融政策主要有以下两个：一是《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汇管理办法》（汇发[2013]15号）。该办法全面统一并规范了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汇管理相关规定，明确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支机构依法对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机构收汇、付汇、购汇、结汇及外汇账户等业务实施监督和管理。二是《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改进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经常项目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13]22号）。该通知较大程度简化并完善了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机构经常项目外汇管理，特别是放宽了对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方面的管理，对支持外贸升级转型，促进外贸稳定增长起到积极作用。总体而言，国家金融政策对综合保税区的基本原则就是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给予最大程度的开放与便利。
三、金融支持红河综合保税区发展存在的困难
目前，红河综合保税区刚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诸多困难，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金融人才缺乏
自2006年12月1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第一个综合保税区-苏州工业园综合保税区到现在已近9年，但综合保税区对于全红河州内乃至全省而言是一个全新的东西，加上红河综合保税区封关运行时间不长，不论是地方政府、各行业主管部门、金融机构或企业自身，都严重缺乏懂政策、业务精、综合素质强的人才。金融机构当中，除了中国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专门选派人员到上海自由贸易区实地学习外，其余机构均对相关政策和业务未深入了解。同时，保税区内对保税区的现行优惠政策了解甚少，存在依赖沿用区外企业外汇政策和业务操作的习惯，无法充分利用现行政策开展业务，对加速开展保税区业务和有效发挥其特殊功能形成一定制约。
（二）缺乏优质支持项目，增大金融风险
虽然红河综合保税区已经正式封关运行，但相应的配套设施建设还远未完成，加上财政资金投入有限，围网内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如服务中心、保税商品展示中心、仓库、厂房等基础设施还未建好，全面投产还需要1到2年时间。目前，红河综合保税区相关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大约为30亿元，亟需银行信贷支持，但红河综合保税区内的大部分项目多为中小企业项目，企业实力普遍不高，盈利能力有待观察，加上新常态下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银行信贷控制越来越严，出于风险控制的角度，银行很难给予更多信贷支持。
（三）市场基础薄弱，金融支持缺乏坚实基础
目前，红河综合保税区刚封关运行，尚处于起步阶段，市场基础比较薄弱，金融支持缺乏市场基础。一是入驻企业太少。截止目前为止，已有25家企业入驻红河综合保税区，相关厂房处于建设阶段，大部分企业还尚未开办业务。二是在经济普遍不景气的大环境下，招商引资的难度加大，市场培育的难度也随之加大，金融与市场相互支持的空间进一步缩小。
四、金融支持红河综合保税区的路径
（一）加强业务培训和人才引进工作
1.加大培训力度，培养一支精通业务、熟悉政策的金融人才队伍。要打破金融人才局限于金融行业的传统观念，在政府相关部门、金融机构和企业当中挑选一批学习能力强、具有开拓创新和团队合作精神的年轻业务骨干，采取集中培训、交流学习、实地考察、实战锻炼等方式，将他们培养成业务全面、综合素质强的业务精英。
2.有针对性的加强金融人才引进工作。政府相关部门、金融机构和企业在人才招聘时要重点引进熟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相关金融业务的人才，在待遇、生活等方面给予特别照顾，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留得住人才，发挥出他们的优势。金融监管部门要在人才引进方面发挥自身的优势，可以向相关政府部门和企业推荐优秀人才资源。
（二）立足金融工作中心，抓住沿边金融改革战略契机，提供优质金融服务
1.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窗口指导”，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一是充分发挥信贷政策的灵活性，支持和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将信贷资源向红河综合保税区倾斜，同时指导银行有针对性的对保税区内企业和与区内企业业务往来紧密的境内区外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激活区内区外两个市场；二是要督促相关银行尽快落实7月份与红河州政府达成的融资合作协议，确保信贷资金尽快落地，确保红河综合保税区基础设施建设尽快推进。
2.深化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首先，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根据红河综合保税区实际情况抓好金融创新工作，协助企业盘活库存、应收账款、知识产权、股权、专有技术、排污权等多种资产，积极开展供应链融资、商圈融资、行业协会融资等模式，积极搭建服务贸易企业特别是中小服务贸易企业融资平台，提高服务贸易企业的融资担保能力。其次，要积极拓宽多元化融资渠道。人民银行要大力做好银行间市场债务融资工具的宣传、推广和辅导工作。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做好备选企业培育、筛选、推荐、承销等工作，协助红河综合保税区企业利用银行间市场发行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等债务融资工具。要积极对接保险资金通过参与银团贷款、购买债券、直接参股等形式多渠道投资红河综合保税区重大项目和重点企业。
3.优化外汇管理与跨境人民币服务。一是要完善银行结售汇市场准入和衍生产品管理，支持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开办结售汇业务，鼓励银行扩大远期结售汇、掉期等业务覆盖面。二是提高对区内企业货物流与资金流偏离度的容忍度，对偏离原因事实清楚的企业不纳入外管局分类管理。三是支持在区内成立货币兑换公司或兑换点，开展本外币特许兑换业务，并且在具有真实交易背景下放宽兑换业务范围。四是简化红河综合保税区企业境外投资登记手续，认真推进资本金意愿结汇制度和跨国公司资金池集中运营业务，放宽境外放款资金来源及放款主体资格限制，拓宽在境外投资企业的融资渠道。五是加快推进红河综合保税区账户工作，实现区内企业本外币账户一体化，做好红河综合保税区跨境贸易、投融资、跨境人民币贷款、人民币集中收付业务等人民币业务的推广工作，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六是在加强风险防范的基础上，支持金融机构简化结算手续，为企业量身定制“一揽子”跨境人民币结算和投融资服务方案。同时，发挥国内外机构联动优势，推进海外直贷、海外代付、协议融资等人民币跨境融资产品运用，为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供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服务。
4.大胆创新，提升支付结算体系便利性。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创新金融支付终端模式，大力发展非现金支付工具、网上支付、移动支付等业务，扩大支付终端在综合保税区的使用量。加快银行卡芯片化进程，探索推进金融iC卡在综合保税区跨境结算的应用。大力推广“银关通”网上报关，协助红河综合保税区企业实现电子化报关和无纸化通关。
（三）整合力量，建立健全合作协调机制
加强金融机构间的业务交流与合作，加强与各级政府及部门的沟通，深化银政会商机制，强化与信用增级、融资担保机构等市场中介服务组织业务合作，采取多方式开展银企洽谈会、融资推进会，促进银企信息共享和融资对接。对符合条件的融资平台，要在严格规范信贷管理、加强风险识别和管理的基础上，支持其合理资金需求。
（四）严守风险底线，确保地方经济金融健康发展
加强金融风险监测和应对。要进一步健全金融风险监测评估和预警体系，建立健全金融风险处置机制，加强金融监管合作与协调，加大对跨市场、跨机构的交叉性金融风险监测。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强信贷管理和风险控制制度建设，强化对重点客户、大额信贷等资金流向及其用途的持续跟踪监测，落实风险防范和处置措施，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参考文献
[1]杨丽娟.我国综合保税区开发运营模式探索.湖北经济学院学报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2015（4）.
[2]殷正东.我国综合保税区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苏州大学.2014.
[3]张雷红.金融服务支持黑龙江绥芬河综合保税区的实践与思考.黑龙江金融[J].2013（2）.
[4]蒋正祥，黄吉.凭祥综合保税区金融支持研究――基亏商业银行中间业务视角.法制与经济[J].2012（1）.
[5]安世友.强化担保业对绥芬河综合保税区的金融支持.经济研究导刊[J].2011（22）.
[6]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南省分局课题组.金融支持海口综合保税区发展策略研究.海南金融[J].2010（12）.
[7]王良平，岳传刚.重庆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内陆保税区建设发展对策研究.重庆经济[J].2010（2）.
[8]成思危.从保税区到自由贸易区：中国保税区的改革与未来[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10.
中国人民银行红河州中心支行课题组
课题主持人：赵波
综合管理和行政管理的区别篇3
第一，大纲变化意味着什么?是否意味着两者考察的能力要素不同?
首先，我们要明确大纲是复习指导和方向上的建议，大纲变化意味着考试方式变化，具体而言，就是综合管理类和行政执法类考点的设计不同，这一点考生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其次，大纲变化意味着考察能力的切入点不同了，但考察的基本能力没有太大变化。例如，两者都要涉及到阅读理解能力的考察，因为这是考察的根本和前提，这一点没有太大变化。第三，基本能力的考察相似，但考察的切入点是不同的，即考点有很大区别。行政执法类主要侧重“理解资料，把握给定资料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而综合管理类则要求“全面把握，准确理解，揭示本质问题”，简单比较，显然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因为只要理解资料，把握给定资料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才可能提示本质问题。以2014年中央机关申论为例，按行政执法类的要求，只要回答出资料涉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农业生产问题即可，但按2014年综合管理类要求，则必须进一步提出本质问题：资料反映的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
第二，执法类是否不需要考虑综合分析能力?如果需要，与综合管理类的综合分析能力有何区别与联系?
前面谈到两者考察的基本能力没有太大区别，都需要综合分析能力，只是应用时两者有所区别。首先，解读申论材料，就是要将纷繁复杂的资料归纳到现象、原因、影响和对策等四大要素之中，这其中必须包含综合分析能力，试想，行政执法类考生如果没有综合分析能力，如何解决由现象到原因的解读;其次，两者应用时区别之处在哪里?行政执法类考生只需要运用综合分析能力理解资料即可，而综合管理类考生则必须按照要求“进行分析和归纳，多角度地思考，合理推断或评价”显然重在推断或评价，也就是明确要结果。具体考试中，对于综合分析能力的考察，前者没有题型对应出题，而后者可以通过分析观点、分析原因、分析对策等题目与之对应。
第三，贯彻执行能力如何理解?会单独设计与之相对的题型吗?
这是今年大纲中的着重点，首先，理解的关键在于“理解目标和意图，遵循依法行政的原则，完成任务”。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目标是前提，依法行政是原则，完成任务是核心。那么要运用综合分析能力确定目标，要明确依法行政的原则即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义、高效便民、诚实信用、行政监督都是要对照的重点，而完成任务自然就是结果。其次，贯彻执行能力的考察可以单独出题，例如，给出一个案例，列出许多对策，对照依法行政的六大原则进行判断，进行对策分析;也可以放到解决方案之中进行系统考察，变成一个侧重点，建议考点重点关注前者，按单独出题进行准备。当然，这里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即贯彻执行能力其实属于对策类试题中对策是否“可行”的可行性标准之中的六个方面。这一点，考生要加深理解，也就是在对策的“可行性”分析中，我们强调的是“合法、合理、合情”，那么依法行政则延深了程序正义、高效便民、诚实信用和行政监督等几个方面，请大家注意理解。
第四，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何区别与联系?
综合管理和行政管理的区别篇4
一、日照原有旅游管理体制机制存在的问题
一是体制落后，管理不力。旅游资源归属多个行业主管部门，在产业深度融合、统筹对接方面存在诸多困难。旅游项目从规划、实施建设、营运管理到后期监管等，分别涉及发改、交通、公安、规划、文化等多个部门，条块分割、各自为政，旅游部门很难高效协调部门工作，无法发挥相关旅游资源优势，与相关产业特别是文化产业无法实现深度融合，经常出现“都管都不管”的问题，形不成务实高效的综合协调机制和发展合力。
二是管办不分，开发滞后。国有景区管理权比较明确，经营权却存在政府经营、租赁或承包、委托管理、合作经营等方式，经营管理上的缺位，导致没有人对景区的经营效益负责，人浮于事，效益低下。另外，还有一些旅游资源规划混乱、无序竞争，有的存在产权多元、经营分散、业态层次低等问题。景区管理者也往往无法集中精力，专业从事景区的规划、管理和服务工作，旅游资源得不到更有效、合理的利用，造成资源的浪费，社会贡献率不高。
三是监管不足，缺乏常态化旅游纠纷调处化解机制。旅游市场秩序监管不足、体制缺失、问责缺位，投诉的受理、转（交）办、督查等工作效率不高，特别是对一些法律规范界定和执法主体模糊、影响旅游市场秩序的问题，时有推诿扯皮现象。
推进旅游主管部门由单一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向负责旅游发展综合协调、产业促进、资源统筹和服务监管的综合协调部门转变，成为大力实施“旅游富市”战略、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打造战略支柱性产业的迫切需要。
二、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一是理顺旅游工作领导机制。建立主要领导负总责的组织协调机制，成立了全市旅游工作领导小组，市长亲自担任组长，分管副市长任副组长，市直有关部门、各区县政府“一把手”为成员。同时，实行市级领导包保重点旅游项目责任制，包保市级领导加强到所包保项目现场督查调研力度，及时研究解决项目推进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发挥引领示范带动作用。
二是改革调整旅游管理体制。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意见》（日发〔2016〕5号）及全市旅游发展大会的有关部署要求，市编办会同有关方面就如何改革日照市旅游管理体制机制进行专题研究，赴镇江、杭州进行考察学习，提出了调整意见建议，按程序报省、市批准后，在全省率先组建了旅游发展委员会，推动旅游工作由部门单打独斗、“小马拉大车”向党委、政府全方位推进转变。依据《旅游法》《山东省旅游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日照实际，将原市旅游局除旅游行政执法以外的职责划入市旅游发展委员会，明确了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在旅游行业管理、旅游公共服务的提供等方面的10项主要职责。设立市旅游产业促进中心，将市旅游信息咨询中心调整设置为市旅游数据中心，加挂市旅游信息咨询中心牌子，增加了22名事业编制，加强了旅游工作力量。
与原市旅游局主要职责相比，主要变化是：进一步加强了旅游产业综合协调和推进职责，统筹协调全市旅游业的发展，综合协调全市各类旅游资源的整合、优化配置，协调推进全市旅游产业项目和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安全监管等；进一步加强了旅游规划管理职责，有效避免旅游发展中的盲目性，促进旅游规划、计划的贯彻实施，使旅游资源得到更有效、合理的利用；进一步加强了旅游城市营销和市场开发职责。
为整合部门资源，形成工作合力，将与旅游产业发展关联度较高的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市公安局、市规划局、市农业局、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市国土资源局、市海洋与渔业局、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等9个部门作为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兼职委员单位，建立了旅游委员会兼职委员制度，定期召开会议研究全市旅游业推进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三是对国有景区实行“三权分离”改革。建立所有权归国家、行政管理权由景区管委会负责、经营权由专业运营企业承担的运作模式。奥林匹克水上公园、日照海滨国家森林公园、阳光海岸景区、五莲山风景区、浮来山风景区、刘家湾赶海园等全市重点国有景区将全部进行“三权分离”。由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组建市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将日照国际海洋城投资有限公司打造成为旅游开发建设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引领全市重点旅游项目和重大旅游基础设施的开发建设。加强财政扶持、金融支持，构建国有、民营、外资互为补充的旅游投资开发运营格局。
四是完善旅游综合市场监管体制。建立“政府主导、属地管理、部门联动、行业自律、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综合市场监管体制。一方面，建立了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的协作配合机制，明确了相关职责。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要承担审核审批有关经营单位资质、旅游市场秩序的规范和整治、监督管理服务质量、维护旅游消费者和经营者合法权益等方面责任，配合或联合查处旅游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等。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全市旅游行政执法。在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方案中，因地制宜地在山海天旅游度假区单独设立旅游执法中队，专门负责旅游方面行政执法，推进建立网格化管理模式，着力构建横到边、纵到底的网格化执法体系。另一方面，编制了涉及整治旅游市场秩序的旅游、行政执法、公安、住建、交通、工商、质监、物价、国资、安监等10个部门的责任清单，建立旅游综合整治的督查机制、责任落实机制和旅游市场综合监管协调合作机制。突出问题导向，明确治理重点区域和重点问题，狠抓责任落实，积极推进旅游市场综合整治。
五是强化运行机制建设。日照市旅游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日照市旅发委牵头负责，兼职委员和兼职委员单位积极参与，协调有关部门单位，重点研究建立了资源整合、政策扶持、环境保障、旅游市场综合监管、旅游形象宣传营销等五项机制，形成了齐抓共管发展旅游的局面。建立了常态化旅游纠纷调处化解机制，将旅游投诉热线与市长热线并轨，及时接处游客投诉，旅游投诉问题直接转办相应职能部门，提高了旅游投诉受理效率。将旅游业发展纳入全市科学发展综合考核体系，推动旅游业从行业管理向产业管理转变，由资源无序开发向规模化集约化开发转变，形成推动旅游大发展的强大合力。
综合管理和行政管理的区别篇5
【关键词】港航管理；人员配置；机构等级；层次分析法；浙江省
1概述
浙江省水域广阔，有纵横交错的内河水网和漫长的海岸线。浙江省境内内河航道通航里程达1万km，居全国第4位，航道数量近1200条，其中Ⅶ级以上航道约占通航里程15%。全省内有10条干线航道，即京杭运河、长湖申线、杭申线、乍嘉苏线、钱塘江、六平申线、杭湖锡线、杭甬运河、椒江和瓯江，合计航道里程占全省通航里程逾11%。航道分布北密南疏，北部内河航道特别密集，航道成网，且相互连通，尤其是在杭嘉湖绍平原水网地区，航道密度约17.3km/100km2。此外，浙江省还有长达6660km的海岸线（其中，大陆岸线是km；岛屿岸线是km）。
由于浙江省航道水域分布及地理特征较为复杂和多样，因此管理人员在不同地区的合理配备尤为重要，尤其是在国家对政府和事业机构人员编制进行压缩限制的情况下，更需要采用科学的方法来配置人员数量。浙江省内市级港航管理机构主要有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宁波、舟山、台州、温州、金华、衢州、丽水等11个港航管理局。这些港航管理局管辖的地区特点各不相同，业务量大小不一，因此需要研究一套有效的分配方法，对各个市级港航管理局局级机构的人员进行合理配置，以最合理的编制满足市级港航业务管理的需求。
2港航管理机构工作特点和影响因素
各市港航管理局隶属于省港航管理局及各市地方的双重领导，代表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行使行政执法和水上交通行业管理的职责，负责贯彻党和国家有关水上运输的方针、政策，实施国家和政府颁布的水上交通和港口管理的法律、法规，实行“四块牌子，一套班子”，即市港航管理局、市地方海事局、市船舶检验局和市航道管理局，担负着各地区港政管理、港航安全管理（监督）、运输管理、船舶检验、航道管理等五大水上交通行业管理职能，同时，承担水上基础设施建设及各类经营、工程性业务管理责任。
市级港航管理工作可细分为港航安全管理、船舶检验、运输管理、港政管理、航道及航政管理、规费稽征、设施设备管理等7项。各单项工作涵盖的内容差异较大，分别受到若干业务量因素、自然环境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但若把所有因素全部罗列上，势必造成系统复杂混乱，难以操作，所以找出其主要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根据水域特点，分别从内河管理、沿海管理、湖区和库区管理找出市级港航管理的影响因素。
影响内河航区管理的因素主要有业务量影响因素和自然环境影响因素。业务量因素一般表现为辖区内的交通流量、登记船舶数量、在泊船舶数量、作业危险品船舶数量、年吞吐量、油化品储罐数量、危险品运输企业数量等。这些因素对水上安全、运输监管、船舶检验、港政、航政、规费稽征等港航管理工作影响很大。自然环境及其他影响因素包括辖区码头岸线长度、码头泊位数、航道里程、航道等级、台风和雾、跨航道桥梁、交叉口、渡口、航标及标志标牌等，这些因素同样会对港航管理的各项或某一项工作量造成影响。
沿海航区的港航管理工作同样也受到业务量因素和自然环境因素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其与内河航区管理的区别主要为：（1）沿海航区管理重点为沿海运输管理、港口（码头）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港航安全管理和船舶检验等职能主要由国家海事机构承担（地方上尚留有一部分管理职能）；（2）沿海航区船舶数量比内河少，但船型较大；（3）沿海港口比内河港口吞吐量大；（4）沿海外籍船舶数量比内河多，引航产生的工作量较大；（5）沿海航区大风、雾的天数比内河多，不利于港航管理工作的开展。
湖区和库区的管理工作量影响主要为渡口较多，渡口、渡船的安全管理产生的工作量影响较大。
3指标及分配模型分析
港航管理机构的工作内容及工作量可以通过影响因素构成的指标综合反映，从而实现市级港航管理机构人员配置的目标。为此，将港航管理综合工作量作为人员分配的准则，建立市级港航管理系统人力资源分配模型，设定分配标准和分配方案。
3.1主要指标
港航管理综合工作量可以通过测定业务量指标值、自然环境及其他因素指标值逐级衡量。为找出主要影响因素，通过问卷形式对浙江省内各港航管理机构专业人员进行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科学分析，得出测定工作量的指标：辖区交通流量、辖区登记船舶数量、辖区在泊船舶数量、辖区年吞吐量、辖区作业危险品船舶数量、辖区外籍船舶数量、辖区码头岸线长度、辖区码头泊位数、辖区航道里程、辖区航道等级、辖区台风或雾（能见度小于0.5km）天数、辖区跨航道桥梁数量（Ⅶ级航道以上）、辖区交叉口数量、辖区渡口数量、辖区航标及标志标牌数量、油化品储罐数量、油化品储罐容积、危险品运输企业数量、船员数量等20项。
3.2结构模型
为构造综合工作量与七大工作内容和工作量指标间的关联性，采用层次分析法建立关联模型。根据浙江省市级港航管理综合工作量、主要工作内容与工作量指标的层次关系，建立层次结构模型（见图1）。
图1港航管理业务量分配分值计算结构模型
为使上述不同量纲的指标换算成同一定量标准，采用改进的功效系数法对总量指标和比率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3.3权重计算
根据指标体系和模型的分析研究，需要计算出各个市级港航管理机构工作量的得分值。为此要进一步确定以下层级间的权重关系：①7项工作内容（以Bj表示，j=1，2，…，7）对综合工作量a的影响权重；②影响因素指标（以Ci表示，i=1，2，…，20）对Bj的影响权重；③最终得出末级指标Ci对综合工作量a的影响权重。
上述各权重计算必须通过对各市级港航管理机构提交的专家调查表进行分析处理确定。
（1）子准则层a-B权重判断矩阵及权重计算。a-B权重判断矩阵主要是确定港航安全管理、船舶检验、运输管理、港政管理、航道及航政管理、规费稽征、设施设备管理等7项工作对综合管理工作量a的影响大小，通过两两对比调查表格数据，将其量化成权重，得出最大权重的工作是港航安全管理，其次为规费稽征，第三为运输管理，第四为船舶检验，第五为航道及航政管理。
（2）子准则层B-C权重判断矩阵及权重计算。由于a-B权重判断矩阵确定的仍然是综合工作量与各分项工作量之间的关系，还不能确定由哪些因素指标影响了工作量的大小，因此需要由B-C权重判断矩阵来确定具体业务指标和自然因素指标与各分工作量之间的关系。由于不同业务量和自然因素分别对每个分工作量产生不同的影响，有的业务量和自然因素可能对某个分工作量不产生影响，因此需要根据各分工作量是否会受到各因素的影响来分别分析计算权重判断矩阵。
（3）末级指标对目标层的综合权重。根据影响因素指标Ci与各分工作量Bi关系矩阵的建立，以及各分工作量与综合工作量a关系矩阵的建立，可以进一步建立综合业务工作量与各业务指标之间的直接关系，从而用影响指标量来决定各市级机构工作量的大小，并由此进一步分配人员。
对层次结构的指标进行一致性检验，综合判断一致性检验通过。
由于调查分析的指标最初由16个指标构成，因此模型中的权重分析使用16个指标值进行计算。而后面根据实际情况扩展了4个指标，因此根据4个指标的属性与所计算的16个指标的相关性，对权重进行分解，由此得出20个指标构成的对综合工作量的分值计算权重（见表1）。
表1影响因素指标对目标层的综合权重
4分值计算和分配方案
4.1分值计算
根据各市级港航管理机构的影响因素指标值，按效用函数计算出各指标值对应的分值，并根据权重分析得出的研究结果，计算含权重的各指标值对应分值，再根据各市级机构各影响因素指标值与对应分值的关系，建立市级港航管理机构各影响因素指标的分值计算模型y=f（x），通过分析各项影响因素指标值与分值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出各项影响因素指标值与分值之间的函数关系，即Yn=knXn，其中：Yn为第n项影响因素指标的对应分值；Xn为第n项指标的影响因素值；kn为相应系数。根据上述函数关系，可以得出最近年份市级港航机构各项影响因素指标的对应分值，从而得出市级港航管理机构的综合工作量标准计算总分值。根据计算得出的综合工作量总分值，将市级港航管理机构分成3个等级：计算分值大于分的按一级管理机构分配；分值在500分～分之间的按二级管理机构分配；分值在500分以下的按三级管理机构分配（见表2）。由于沿海地区情况比较特殊，在同一级别内，配置标准将采用不同的标准值。
表2市级港航管理机构综合工作量总分值及分级
4.2人员配置
根据不同等级的市级港航管理机构，对每配置一名人员（编内和编外合计）所需要的分数进行统计分析，计算出期望值和标准差，并根据最接近原则确定每个等级每配置一名人员的分值区间，公式为
式中：V表示等级为G的某市级机构每配置一人所需的分值，e为每配置一人的期望分值，为标准差，为偏差率系数，G为机构等级编号，p表示人员配置。
由上述公式可得出每个人员的配置标准分值区间[V，V]，根据人员配置标准分值区间可计算出某市级港航管理机构的人员配置数（见表3）。
表3市级港航管理机构人员需求人
从计算结果来看，水网地区的人员配置变动幅度较小，沿海地区的人员配置变动幅度较大，而湖区和库区的人员配置数较小。
5结论和建议
综合管理和行政管理的区别篇6
一、前一阶段所做的主要工作
1、召开会议，全面动员。4月11日，区委六届十次全体（扩大）会议结束，局党委高度重视，迅速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会议精神，尤其是区委曹裕江书记、区政府区长的讲话精神，认真研究部署区城管局掀起“责任风暴”实施“治庸计划”工作。于4月18日、4月27日，先后两次召开吹风会和动员会议，全局副科级以上干部、机关全体工作人员、政务中心城管窗口全体工作人员参加，会议由纪委书记孙礼鹏主持，党委书记刘永平、局长汤斌分别作动员讲话。动员会议结束后，机关各科室、基层各单位纷纷召开会议，进行层层动员，对照区委提出的重点整治的十个方面问题展开了认真讨论和对照查找，每个干部分别作出了郑重承诺。
2、清理排查，落实“三减”。为了进一步提升政务服务水平，按照“减程序、减时限、减费用”的要求，我局组织人员对全局7个行政审批事项进行了逐一梳理。一是实行“一站式”服务，减时限。对7个项目的审批时限全部提速，将原来在一般情况下自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办理时限，全部提前到1天内办理完毕。二是实行“代办式”服务，减程序。将7项城市管理行政审批项目全部由城管服务窗口负责代替办理，并选派了业务强、素质高的三名同志担任窗口首席代表，专门负责受理、传送、报批行政许可审批事项，不让群众多走一步路、多拐一个弯、多跑一家门。三是实行“一票制”收费，减费用。按照“多家费，一家收，分头拨”的原则，所有办证收费由区政务服务中心专门收费窗口统一代收，直接进入区财政专户。4月份，我们根据区委区政府有关支持来汉南投资企业发展的意见和要求，对远大瑞华纯电动汽车有限公司厂房建设项目每平方米18元的生活垃圾服务费全部进行了减免。经过认真清查，截止目前我局窗口对受理的行政审批事项，全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规定予以办理，没有发现违规办理、拖延办理、超限办理、乱收费等现象。
3、创新举措，治庸问责。为切实转变机关作风，大力整治机关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庸、懒、散”问题，深入贯彻“深入一线，靠前指挥”的工作理念，局党委决定在全体机关干部中推行“包街道”、“包社区”、“包路段”马路办公工作制度，切实解决城市环境综合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从4月27日起，区城管局20余名机关干部走出办公室，深入到纱帽主城区各街道及社区，实行“包街包社区包路段”的马路办公工作机制，深入了解并现场解决城市管理中存在的各类环境问题。驻点包片人员每周用一半的时间对驻点街道、社区、路段进行巡查、指导、督促，了解有关城市管理工作方面的具体情况，积极帮助驻点街道、社区、路段解决实际困难，每周提交一份马路办公检查记录和分析材料，指出问题，查找原因，提出意见。区城管局把驻点包片的成绩纳入干部考核内容，与年度考核、工作业绩挂钩。此外，局党委每月还对干部驻点包保工作进行点评总结。推行机关干部马路办公制度后，机关与基层的干群关系更加融洽，机关指导基层的工作作风进一步转变，机关加强基层一线工作监督管理力度进一步加大，城市综合管理问题明显减少，“大城管”工作成绩明显上升。
二、存在问题和主要原因
（一）在体制机制上制约跨越式发展存在突出问题。
一是城市规划建设相对滞后。城市建设规划缺乏长远性和前瞻性,使城市整体功能难以发挥,城区内集贸市场容量小,专业市场缺乏,以街为市、以路为市随处可见。
二是多元互动的“大城管”格局尚未形成。城市综合管理工作实行的是“以街为主、村湾（社区）为基础、区街联动”的原则，但现有工作体制和管理体制,特别是“大城管”工作机制建立后，街道、村湾（社区）、部门职责难以落实到位，存在权责不等、多头管理的问题，往往是“好事大家争着管、难事没人管”。在实际管理当中缺乏行之有效的信息沟通、工作协调等机制，城市管理资源难以实现有效整合，导致“事前、事中、事后”管理脱节，城管部门处于被动执法的局面。比如：夜间施工噪音扰民的问题，由环保部门审批和监管，城管部门负责执法，但城管部门没有审批管理方面的信息，对噪声执法缺乏专业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只能对违规行为进行劝导和教育，难以实施行政处罚，也没有制约性措施，管理的实效性不强。
三是基础设施建设需进一步加强。由于政府财力不足，部分道路长年破损得不到维修，开放式居民小区地面、花坛破损、污水漫溢等问题十分明显。
四是市民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城区公共地带、居民社区、背街小巷等地段乱堆乱放、乱倾乱倒等不文明行为屡见不鲜,严重影响了城市环境卫生。
五是缺乏科学有效的监督考核机制。缺乏有效的责任追究和奖惩措施,起不到有效监督和促进工作的作用,从而导致各责任单位对城市管理工作重视不够。
（二）在实行绩效管理、推进业务工作和重点任务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1、落实各项规章制度有待进一步加强。虽然我们制定的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但是在贯彻执行上与要求还有差距，对制度落实的监督检查也不够，个别制度还停留在纸面上，没有在实际中得到落实。如工作责任绩效考核奖惩制度不落实、少数工作人员上班经常迟到、早退，等等。
2、创新意识、主动作为意识有待进一步增强。工作缺乏超前考虑，习惯于墨守陈规、循规蹈矩，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或者遇到复杂的工作情况，瞻前顾后，求稳怕乱，求稳怕险。
3、工作质量和水平有待进一步加强。一是由于平时忙于具体业务工作，忽视政策法规、理论知识、业务知识的学习更新，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二是政务公开透明度不高，职能职责、方针政策、工作效果宣传力度还不够大，机关办事程序不规范，给基层群众了解城管工作或前来办理业务带来不便。三是少数基层干部作风飘浮，不能经常深入工作一线、深入工作现场，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发挥不够好。
（三）在机关管理和干部队伍作风上存在的突出问题。
1、部分机关干部工作作风漂浮，工作主动性、责任心不强；有的干部工作拖拉，办事效率不高，上面推一下下面动一下。
2、少数人思想懒惰，学习进取意识不强，得过且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3、好大喜功，贪图安逸，吃苦精神差，高高在上，官僚作风，喜欢遥控指挥、电话指挥。有的干部说的多，干的少，对己宽，对人严；有的干部缺乏扎实认真、雷厉风行的工作态度。
4、“管理就是服务”意识有待进一步加强。少数执法队员中仍然存在执法态度生硬，粗暴执法、不文明执法的行为。
四、初步整改措施
在新形势下，我们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城市管理工作全局，进一步解放思想，增强责任意识，掀起“责任风暴”、实施“治庸计划”，大力整治城管工作体制机制不顺、干部队伍中作风纪律不严和存在的“庸、懒、散”问题，通过治庸提能，治懒增效，治散聚力，努力增强干部队伍的责任意识，转变干部队伍的工作作风，提高干部队伍的执行力，营造求真务实、奋勇争先、干事创业、创先争优的良好氛围，提高城市管理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改善城市环境，为加速推进汉南区科学发展、跨越发展营造最优质的城市环境和空间。
（一）以办理市人大3号议案为契机，建立和完善符合城市发展需要的城市管理运行机制。
1、科学编制城市综合管理发展规划。结合我区《十二五发展规划》，合理制订城市综合管理发展规划，明确城市综合管理工作的奋斗目标、实施步骤和保障措施，为城市市容管理、环卫设施建设、市政设施建设、景观亮化建设提供指导和依据，提升城市综合管理工作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水平。
2、进一步理顺城市综合管理工作机制。一是明确工作责任。坚持“以街为主、村湾（社区）为基础、区街联动”的原则，界定区、街在城市综合管理中的责任，定位区、街在城市综合管理中承担的主体责任，强化相关部门在城市综合管理工作中的应尽职责；二是完善运转机制。完善组织保障、发现即处、交接督办、例会调度、奖惩问责、数字化管理等工作机制，健全区、街、村湾（社区）级城市综合管理工作体系，强化执行力；三是加强统筹协调。深化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统筹规划、综合协调、检查督办、考核评价的作用，坚持定期召开调度会，对改善生活环境工作进行调度部署；四是改进管理手段。借助区公安分局视频监控系统，完善部门联动机制，形成与“大城管”模式相匹配的全覆盖、网络化、数字化信息管理和调度指挥体系，促进城市综合管理工作走上经常化轨道。
3、建立健全城市综合管理考核评价体系。在2010年工作基础上，进一步建立科学合理的城市综合管理考核体系，同时将其作为区人民政府对各街、各相关部门和单位业绩考核的重要参考。进一步完善检查考核机制，严格检查标准，规范考核方式，继续实行对主城区纱帽街每日检查、其他街道每周一次检查，对检查问题每日反馈、成绩每月排名、媒体每月公示的考评方式；坚持专班巡查督办和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的制度，强化奖惩措施，以确保城市综合管理考核评价公平、公正、公开、科学，从而促进城市综合管理责任落实到位。
4、强化城市综合管理经费保障。建立区街共同投入、逐步增长的城市综合管理经费保障机制，将区街两级城市综合管理专项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区财政按一定比例增加环卫作业、市政维修、专项整治等管理维护工作经费，并制定相关规定，明确城市综合管理相关工作经费投入要求，确定区、街分担比例；各街、各相关部门要严格按照《区委办公室区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综合管理工作的意见》(汉办发[2010)12号)文件精神，落实长效管理职责，配套落实垃圾中转站建设、垃圾处理场建设、环卫车辆购置、公厕建设、垃圾容器、道路维护、污水排放等资金，保障改善市民生活环境相关工作顺利实施。推进环卫作业的市场化改革，鼓励并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城市综合管理。
5、统一规划设计城市景观网络。对城市重要景观、有价值的自然和人文景观资源进行统一规划设计，区分城市不同区域的主要功能，制定城市容貌标准，完善管理作业规范，对标志性建筑、平面和立面环境、景观灯光、户外广告、城市家具、广场游园等涉及城市容貌要素进行统筹管理；划定一批“严管区”，严格加强管理，严禁违法建设、违法占道、违法设置广告招牌等对城市景观环境的侵害。
（二）推进“政府型管理”向“社会化管理”转变，建立符合城市发展需要的多元互动型管理机制。
城市管理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必须更好地发挥群众的积极作用，进一步完善群众引导和参与机制，变单纯的政府型管理为多元互动的社会化管理转型，提高城市管理的社会满意度。要通过新闻媒体宣传、上街宣传活动等活动，深入社区、村湾开展城市管理宣传活动，引导市民树立正确的环境观念，自觉融入到城市生活中来，遵守城市管理规定，让群众知道城市管理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样的行为是违法的，将受到法律制裁。要组建城管志愿者队伍，开展城管体验活动，让群众亲自体会城管工作，增进城市管理的共识；对出台的城市管理政策，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激发群众参与城市管理的积极性，为城市管理工作的开展营造良好的氛围。
（三）推进“管理型城管”向“服务型城管”转变，建立符合城城市发展需要的队伍管理机制。
在新的形势下，城市管理更加注重服务意识，把握管理即为服务的理念，把服务发展、服务群众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提升城市管理的社会效益。
1、坚持不懈，狠抓队伍建设。队伍建设是执法部门永恒的主题。我们将进一步强化执法队伍建设，全面推进思想政治建设和领导班子、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为契机，深入开展政风行风评议活动，加大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检查，及时纠正执法队伍中存在的不文明行为，严肃查处违法违纪现象，树立正反两方面的典型，发挥好典型引路的作用。同时继续加大执法人员的培训力度，提高城管人员执法水平，促进我区城管队伍的全面建设。
综合管理和行政管理的区别篇7
[关键词]公共安全管理管理体制突发公共事件模式
一、公共安全管理概念
公共安全是人们正常的生活和生产秩序状态，公共安全管理是对这种秩序状态的维护与保持，对打乱该秩序状态的各类事件的应对，以及对事件后果的消除、对秩序状态的恢复的全过程。在新西兰被称为“民防”(CivilDefense)或“民防紧急事态管理”(CivilDefensemanagement)，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公共安全管理被称为“紧急事态管理”(emergencymanagement)。美国将紧急事态管理的活动、政策和项目分为4个功能区：减除、准备、应对和恢复，这就是紧急事态管理的生命周期理论或四个阶段理论。澳大利亚也用四个阶段将紧急事态管理分为预防／减除、准备、应对和恢复，简称为“ppRR”。从具体内容上讲，与美国的概念没有什么区别。因此西方国家又把四个阶段简称为“ppRR”或“mpRR”。虽然称谓与我国的“公共安全管理”不同，但内涵相同，只是管理机构的组织和名称有所区别。
二、中国公共安全现状分析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上天灾人祸频发，大众传媒、电子信息使之仿佛就发生在每个人身边。中国是世界上受自然灾害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如2003年的波及全球的风险事件SaRS，各地区煤矿安全事件的屡屡发生，2008年以来自然灾害，食品问题频频出现，使得人们不得不重视并且正视公共安全管理问题。根据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过程、性质和机理，突发公共事件主要分为以下四类：(1)自然灾害；(2)事故灾难;(3)公共卫生;(4)社会安全。按照其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一般分为4级：i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Ш级(较大)和Ⅳ级(一般)。
三、中国公共安全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虽然中国在公共安全管理领域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有特色的管理体制，但这种体制是以分领域、分部门的分散管理为特点的，政府尚未建立统一的专业职能部门对突发公共事件实行专业化管理，而是沿用“条块”方式将突发公共事件管理交由相应的职能部门承担。
1.公共安全管理主体缺失。目前，中国还没有建立“权威、统一”的应急中心，不同部门管理不同的灾害，涉及灾害管理的部门多达十几个，这些“应急中心”无论在管理主体上、执行主体上还是服务内容上，彼此独立，互不隶属，自成一体。部分职能部门之间于是相互推脱、互不配合，在需多个职能部门协作的突发公共事件管理中，往往因为配合不默契或相互推脱而失效。
2.管理体系不够健全。由于中国政府综合风险管理工作起步较晚，还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公共安全管理体系，条块分割严重，管理技术也相对落后。在危机应对方面，横向上是分散管理，按照突发事件的类型由相关部门进行专门管理；纵向上是集中管理，由中央集中统一指挥应急工作，地方予以配合。遇重大危机事件，一般是由中央政府或部门行政领导做决策，组成临时机构(即灾害应对工作组)，缺乏专门机构和完善的应对体系。
3.法律体系不完善而且进程缓慢。近些年来，虽然中国相继颁布了多个与减灾相关的单项法规，但面对紧急状态，中国仍没有建立一整套减灾法规体系，防灾救灾相关法律体系的不完善，造成中国公共安全管理中责任不明确，特别是涉及到灾害救助、灾后重建财政补助、灾害保险、灾民减免税等方面还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而且已有的法律法规基本上是单一灾种法规，无法实现综合的防灾减灾，综合协调部门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
4.职能部门和监管之间缺乏良好的协调机制。政府信息系统缺乏，信息收集渠道过窄，信息不力，虽然各部门都建立了独立的灾害信息管理系统，但这些系统往往自成体系，难以实现灾害信息和减灾资源的充分共享和优化配置。媒体部门作用弱化，政府部门间信息沟通严重不足的缺陷在公共危机时期暴露不已。
5.综合危机防范技术薄弱,应急救援能力有限。目前中国对生产安全事故和灾害发生机理、识别理论和技术、评价指标体系、危险源的监测监控理论及技术等公共安全技术缺乏系统研究和开发，公共安全综合管理信息系统仍未完善，数据库建设较为落后，未能形成全面覆盖的信息管理技术平台和紧急救护网，缺乏系统和长期规划，缺乏物资储备和资金保障机制。专业技能培训不够、应急救援人力少、力量分散造成抢险救灾专业队伍实力不强，防灾技术、设备、物资和力量处于相互分隔的状态，救援能力严重不足。
6.宣传教育不够，公众危机意识不强，缺乏自救能力。要减少公共安全问题，除了政府与社会的重视，公众危机意识也急需提高。目前宣传教育工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广大群众的宣传教育；另一方面是对应急管理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应急管理工作与其它工作不同，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提高各级应急管理人员的能力、水平对加强政府应急管理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但现在这方面的教育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四、中国区域综合公共安全管理体制模式改进对策
在公共安全管理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己经摸索出一系列有效的应对模式，比如“强总统、大协调”的美国模式，“大总统、大安全”的俄罗斯模式，“强内阁、大安全”的日本模式等。这些国家在应对公共安全时做法虽然不尽相同，但总的看来都有一些共同的成功经验，借鉴国外经验，同时针对中国公共安全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新的区域综合公共安全管理模式，以及改进中国公共安全管理体制的对策。
1.借鉴国外经验，健全政府公共安全管理组织机构。完备的组织机构是政府对公共安全突发事件进行管理的依托和组织保证，同时也是政府对公共安全突发事件进行预警、决策和沟通的前提。不少发达国家纷纷设置了专门领导、协调公共危机管理的机构，对危机处置的各项事情进行统一安排。本文提出政府公共安全管理组织机构。首先，在中央政府一级建立突发公共事件综合性常设机构。其次，在地方设立“人员代替部门”的组织模式，即指在不扩大政府现有编制的前提下，在政府综合性部门中指定专门人员行使突发公共事件管理部门的职能，可以解决因专门机构设置而带来的机构膨胀和费用增加等问题，同时也解决了地方政府缺少对突发公共事件进行专门管理的职能部门的现实。
2.建立中国区域综合公共安全管理新模式。在构建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机制中，必须定位政府职能的界限，划清政府、社会和公众个人所承担的危机风险边界，建立政府与社会合作互助，共担风险，共度难关的新机制。这里的社会主要是指国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本文根据国内外专家在公共安全管理方面经过不断的理论创新和几十年经验积累，以及中国公共安全管理的复杂性，提出中国区域综合公共安全管理模式(见图1)，这一模式以“预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为方针，在科学减灾的指导下，使灾区政府、社会和公众在灾前备灾、灾中应急、灾后恢复与重建的减灾全过程中，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3.明确公共安全紧急事务管理流程。正如美国管理学家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所言:政府管理的目的是“使用少量钱预防，而不是花大量钱治疗，最有效的危机管理是避免危机与灾害的发生。因此，现代政府危机管理的工作重心更倾向于灾前防范。本文提出公共安全紧急事务管理流程（见图2）：注重事前的预防；事后的处理和总结；构建发达的信息管理系统。
4.建立公共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法制评价制度。在中国现有突发公共事件管理措施中，对于工作人员的职能履行效果评价往往是以突发公共事件责任追究办法为载体来进行。因此，建立科学合理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法制评价制度，从以救助为主的管理方式逐渐转化到以预防为主的公共安全管理模式，与此同时，对现有应急法律规范进行系统的清理。包括修改法律、进行法律解释、废止法律或某些条文等。建立健全公共危机管理信息公开制度、行政征用制度、行政隔离制度、行政指导制度，以及将“公平补偿”作为目标的行政补偿制度，包括行政主导型的或积极采用市场机制(例如保险方式)的各种救济制度等。
5.建设综合危机防范关键技术示范基地，提供人才保障。应针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城乡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区域差异，配合行业生产与运行安全建设，开发满足主要行业的综合灾害危机防范所需关键技术，建成若干综合灾害危机防范关键技术示范基地，并形成促进这些典型关键技术推广应用的配套政策体系。为此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应从总体上注重突发公共事件管理人员素质的全面提升；应出版一些相关的培训教材，建立各种分类的培训机构，对政府的应急部门和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加强“专家库”和“资源库”的建设。
6.提高学习能力，增强公众公共危机意识。首先要建立危机管理教育机制，要树立公众的公共危机意识、提高公共危机的处理能力，就必须进行教育机制的改善，对公众进行专门的危机管理教育。因此，有必要将危机管理教育纳入先进的教育体制之内，通过危机意识教育和案例教学，掌握一定自我保护的方法，通过学习，增强危机意识和危机应对的能力。其次是加强公众的危机意识学习。通过积极开展公共危机管理的科学研究和培训工作，建立高素质的公共危机管理人员队伍，为公众树立学习榜样。
五、结论
作为当前中国社会一个紧迫的研究课题，公共安全管理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免于各种各样的突发事件。区域综合公共安全管理模式以“预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为方针，在科学减灾的指导下，使灾区政府、社会和公众在灾前备灾、灾中应急、灾后恢复与重建的减灾全过程中，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为此，仍需做大量的科学研究和广泛的实践，推动公共安全问题进入政府议程、促使重新评估其行为，改进政府管理缺失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夏保成:西方国家公共安全管理的理论与原则刍议[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1):35～38
[2]nationalCivilDefenceplan,introduction,amendment14,may2002,1:ministryofCivilDefenceandemergencymanagementGlossary,p4
综合管理和行政管理的区别篇8
关键词：中国流域综合管理
水作为一种自然资源和环境要素，其形成和运动具有明显的地理特征，它是以流域为单元构成的统一体。流域是具有层次结构和整体功能的复合系统，地表水与地下水相互转换，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以及水量水质相互关联，相互影响，流域水循环不仅构成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基础，生态环境的控制因素，同时也是诸多生态问题的共同症结所在。因此，以流域为单元，对水资源实行综合管理，顺应了水资源的自然运动规律和经济社会特征，可以使流域水资源的整体功能得以充分发挥。目前，由于缺少流域综合管理，中国的江河流域均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跨地区的流域性特征。因此，推行流域综合管理势在必行，它是水资源和水环境管理的基本趋势，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是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证，是维持河流健康生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迫切需要。
1、中国流域水资源管理体制现状及其弊端
目前，中国流域水资源管理体制的特点是多部门、多层次，多元化，即以条条为主，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我国现行的流域管理机构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水利部所属的流域水行政管理机构，为水利部的派出机构，代表水利部行使所在流域的水行政主管职能。第二类是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水利部共同管理的流域水资源保护机构，管理范围与上述水利部直属流域机构相同。
由于中国流域水资源问题的复杂性以及管理体制的约束，流域水资源管理还存在诸多问题，尚不能完全满足流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对水资源管理的需求。1．1“多龙管水”的格局仍未根本改变
中国现行水管理体制仍然没有根本改变“多龙治水”、“群龙无首”的局面，目前水资源分地区、分部门的管理体制中，由于权属管理部门与开发利用部门相互关系职责不清，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的有机整体被人为分割，形成部门分割、城乡分割、地表水与地下水分割、地区间分割。导致部门之间职能交叉和职能错位的现象并存。地表水与地下水的统一管理体制仍未理顺；管水、供水、用水、排水管理体制很不协调；水污染的防治、水资源的保护、水土保持以及防洪减灾、城乡供水、水量和水质的管理体制没有有机结合起来等等，水利、建设、国土资源、环保、市政、规划、农业、卫生等部门均与水有关，各部门往往只从局部利益出发考虑问题，难以对水资源实施统一管理和优化配置、合理利用。严重违背了水资源循环规律，难以按照价值规律，建立统一完整的水价格体系，造成竞争性开发、掠夺式利用、粗放型管理，使用水矛盾突出，水资源浪费、水污染严重，引发许多生态和环境问题。从而导致效益低下、恶性循环，这种现行的管理体制和机制，不利于江河防洪的统一规划、统一调度、统一指挥;不利于水资源统一调度，统筹解决缺水问题;不利于地表水、地下水统一调蓄，加剧了地下水的过量开发;不利于解决城市缺水问题;不利于统筹解决水污染问题;不利于水资源的综合效益发挥和可持续利用;更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1．2现行流域管理仍存在诸多弊端
现有的流域管理机构职能单一，管理政策法规不健全，管理手段不完善，管理体制不顺、缺乏履行职能所必须的自主管理权、经济实力、制约手段和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有效监测的机制，以及充分的信息沟通渠道，使流域管理机构的地位虚化；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行业管理与统一管理的关系没有理顺，职责权限交叉不清，互相牵制，矛盾重重。流域水行政管理机构和水资源保护机构的并存，水资源的量与质两个方面的管理被人为地分割；流域内大型供水及引水工程分属不同地区和部门管理，尚未形成流域统一管理和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利益相关方参与不足，用水户之间缺乏横向联系，没有形成权威的流域协商决策和协调议事的机制，公众权益得不到保障。目前流域水资源竞相开发、分散管理的问题较为严重，流域机构缺乏强有力的约束机制和管理手段，难以对流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实行有效的监督管理，不能对全流域水资源实施全方位的统一管理，也没有将水资源的管理纳入到流域经济社会的发展之中。
2．流域综合管理的基本内涵及主要目标
流域综合管理包括流域环境管理、资源管理、生态管理以及流域经济和社会活动管理等一切涉水事务的统一管理，它是以流域为基本单元，把流域内的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视为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统一完整的生态社会经济系统，以水资源管理为核心，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主导，以维持江河健康生命为总目标，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流域的各项管理工作，采取行政、法律、经济、科技、宣传教育等综合手段，统筹协调社会、经济、环境和生产、生活、生态用水等各方面的关系，使流域的社会经济发展与水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以供定需，以水定发展，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全面建设节约型社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认真制定并严格执行流域长远规划，实行统一管理、依法管理、科学管理，规范人类各项活动，综合开发、利用和保护水、土、生物等资源，充分发挥流域的各项功能，最大限度地适应自然经济规律，力争流域综合效益的最大化，维持江河健康生命，使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实现流域社会经济和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确保流域防洪安全、水资源安全，生态环境安全、饮水安全、粮食安全。
3．强化流域综合管理的主要对策
3．1建立新型的流域综合管理体制
体制是制度的基础和重要决定因素，而机制则是通过制度来设立与规范的，集中反映体制的功能并受体制的制约。只有立足于体制的变革才是治本之法。事实证明，目前的流域管理体制已远远不适应社会经济形势发展的需求。所有这些都需从体制上进行变革与创新，才能解决流域管理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本世纪初以来，国际水资源管理体制上出现了三种主要的流域管理形式，即流域管理局、流域协调委员会和综合流域机构。其中流域管理局是属于政府的一个机构，直接对中央政府负责，法律授予其高度的自治权，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广泛的权力，其任务大大超出水资源管理的范围。流域协调委员会是河流流经的地区政府和有关部门之间的协调组织，主要负责流域水资源的综合协调和规划。综合流域机构是目前世界上较为流行的一种模式，其职权既不像流域管理局那样广泛，也不像流域协调委员会那样单一，它具有广泛的水管理职责和控制水污染的职权。
中国的流域综合管理必须依据本国的国情和流域的具体特点，既要健全流域统一管理的机制，又要解决好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的关系，中央统管部门、分管部门、协同管理部门和各级地方管理的关系，使集权与分权相结合，各方责、权、利明确，经济、行政、法律、科技等多种手段并举，形成中央政府各部门、流域各省市区政府和其他有关方面共同参与的流域管理机构，从体制上保障流域综合管理的实施，充分发挥流域管理机构科学规划决策、有效配置调节和有力控制监督的作用。
构建流域综合管理体制应遵循统一管理、权威高效、协调和谐、公众参与及民主决策、准市场运作、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可持续发展等基本原则。在借鉴世界先进水管理机构体制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现行流域管理体制的弊端，拟从以下三个层面上构建我国新型的流域综合管理体制：
3．1．1在国家层面上，成立国家水务管理指导委员会，全面协调、指导全国的一切涉水事务。
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强化了水利部水资源统一管理的职能，水利部的职责涵盖了水资源统一管理、水资源保护、水土保持、防洪抗旱、河道管理、水工程管理等方面，但每一项具体事务都涉及到与其他部门的职责协调和交叉，如地下水管理涉及到水利部与国土资源部门的协调，水土保持涉及到与农业、林业等部门的协调，防洪抗旱更是涉及方方面面的协调，河道管理涉及与交通、土地部门的协调，水工程管理涉及到与电力等部门的协调。此外，所有事务都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协调。水管理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各个部门、方方面面，千头万绪，错综复杂，难免出现诸多矛盾，亟待加强综合管理。因此，建议在现有国家防汛总指挥部的基础上，成立国家水务管理指导委员会，主要由国家发改委、水利、环保、城建、国土资源、交通、农业等相关部委的负责人组成，由国务院主管领导兼任主任，其办事机构设在水利部，统筹协调包括流域综合管理等在内的水资源优化配置及开发利用、水环境保护、水土保持与经济发展等相关重大问题，研究制定大江大河管理的法规、政策、战略与规划等，解决国家、部门和地方在处理重大流域性问题上的冲突。统一负责全国的水资源管理、水环境管理、水生态管理、防洪抗旱等一切涉水事务。
3．1．2在流域层面上，设立流域管理委员会，统一负责协调监督、管理流域内的一切涉水事务
在国家水务管理指导委员会的领导下，各大江河流域分别成立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中央有关部委、流域内各行业的涉水大户和流域机构负责人等方面代表组成的流域管理委员会，它是流域范围内各项涉水事务的统一管理机构，亦即决策层，为非常设机构，其日常办事机构设在现有的流域管理机构，亦即执行层，并接受流域内用水户组织、社会公众等各方面的监督，亦即监督层，形成完善的流域管理决策、执行、监督体系和信息共享反馈机制。流域管理委员会在所管辖的范围内统一负责流域规划、河道管理、防洪抗旱、水资源管理、水土保持、水环境保护和水工程管理等，确定流域治理开发治理目标并制定实施流域治理开发的重大方针和政策；研究重大开发治理建设项目；统一管理和协调流域治理开发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利益分配及有关事项；负责流域机构内部和外部的协调工作。根据工作需要，可在地方下设一级或二级派出机构，不受地方行政机构的干预，依法监督管理区域机构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排放、治污、工程建设等工作。
3．1．3在地方区域层面上，建立水务一体化的水务局，依法行使本行政区内流域的水管理
流域管理必须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要充分发挥和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流域机构不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人财物和时间去管理每个行政区域的水务，应该把各行政区域的水管理作为流域管理的组成部分,区域管理应服从流域的统一管理。区域内可由地方管的尽量让地方去管，流域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要建立完善水务一体化管理的水务局,以对本行政区域内的防洪抗旱、除涝、蓄水、供水、节水、水资源保护、污水处理及其回用、地下水回灌等一切涉水事务，实行统一管理,并依法行使所辖行政区内流域的水管理，涉及上下游、左右岸与毗邻地区有关的水管理工作，由流域机构负责协调和监督管理，必要时也可以设立管理机构。
3．2进一步明确流域管理的主体地位和职责权限
为了加强流域综合管理，必须以法律的形式，确立流域管理的主体地位，进一步明确流域管理的职权范围：一是规划计划权.即负责制定江河流域综合规划、水资源开发利用的规划与计划、水资源保护规划、纳污总量控制计划、水污染防治计划、供水计划等。二是行政审批处罚权。包括取水许可、沿江河设置排污口许可、污物排放许可等，明确划分流域机构与区域管理的管理权限。同时，对违反有关法规并造成损害的给予行政处罚。三是监督检查权.即监督检查流域规划的实施和流域内各行政区域的水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与保护等工作.检点工程对江河流域水资源的影响，检查各项制度的实施情况并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四是获取信息权。即流域内各行政区对所辖河段水资源开发利用及排污申报，指定重点工程、重点区域、重点单位定期汇报，根据具体情况要求个别部门和单位进行不定期汇报等。五是监测权。具体负责所辖江河流域的水文、水质监测、水土保持监测及省（市、区）界水质变化情况监测。六是纠纷调解处理权。包括对跨流域的水污染、用水等水事纠纷的调解处理权.国家应通过法律授权和行政授权赋予流域机构以下水行政管理职责：一是流域性立法和执法。二是流域规划的编制和管理。三是统一管理流域水资源环境保护，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水污染防治等。四是流域防洪抗旱管理和防汛抗旱调度管理。五是流域控制性水工程的建设管理，包括水电开发等。六是河道管理。七是流域水土保持管理，包括湿地保护等。八是水利国有资产的运营和监督管理等。3．3加强流域规划管理，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流域规划是推行流域综合管理的重要依据和基础，流域综合管理机构有权制定流域综合规划和流域专业规划，并应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和环境保护规划相协调，兼顾各地区、各行业的需要。流域机构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一编制具有整体性、科学性、综合性、权威性的流域综合规划，针对各流域特点与治理开发现状，在分析总结经验教训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研究确定流域的治理开发原则、方针和任务，提出流域治理开发目标和总体规划方案。并将原流域水资源保护规划与水污染防治规划统一合并为流域水资源环境保护规划，同时将原水功能区划和水环境功能区划统一合并为流域水功能综合区划。保证水体的生态用水量，确定水体纳污量，提出水总量控制意见和污染物总量控制计划，对取水和排污者实施许可证管理。经国务院批准的水资源环境保护规划是流域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防治的基本依据，各地、各部门必须遵照贯彻执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按照流域规划，制定本地区的水资源环境保护规划实施计划，经流域管理委员会审查后上报国家水务管理指导委员会批准，批准后要严格执行。在制定规划时，要进行水资源综合科学考察和调查评价，把水量配置、水环境容量配置作为制定流域规划的基础工作，应将投资政策、技术政策、经济政策贯穿其中，确定流域的生态环境目标，如森林、草场、自然保护区、湿地等基本生态指标，妥善处理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协调河流的经济功能与生态功能，以可持续的方式开发水利水电资源，并对流域总体规划进行独立、公开的环境影响评价。进一步加强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以及决策与管理方面的软科学研究成果在规划制定及其他方面中的实际应用，提高制定规划的科技含量。并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和充实流域机构规划类职权的权限范围，与地方政府权责的分工，所制定规划的效力以及制定规划的具体程序等。3．4加强流域水行政许可管理，规范流域管理秩序
流域机构代表国家享有法定的水权，水权的统一管理是流域机构按有关法律法规及授权履行水资源统一管理的法定职责，是保障流域规划的实施，调整水资源不合理开发利用，有效保护流域和采取经济、行政、法律措施的重要依据。水权的管理包括水的所有权管理和水的使用权管理。流域机构负责落实国家水资源开发利用战略和政策，统一管理、许可和审批区域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各级地方政府涉水部门和其他用水户向流域机构申请水权，根据流域机构许可，负责本地区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工作，服务本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论是干流支流、上中下游、地方都应坚决服从流域机构代表国家行使的水权统一管理。
流域机构应将实施取水许可的审批制度作为流域水行政审批职权中的核心工作，做好流域范围内较公平合理的水量分配，并强化流域范围内取水许可的统一管理工作，实现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相结合的用水管理制度,把节约用水、计划用水和水资源环境保护放在突出的位置。同时，通过建立水权交易市场，探索流域水权的分配、转让以及水市场的运行机制、操作规则等，调节水资源配置和需求之间的矛盾，以及水资源使用权和排污权的配置。并建立科学的水价形成机制，根据水资源供求关系，制定合理的动态水价，充分利用经济杠杆，建立用户节约用水、效率用水的激励机制和效率水价制度。采用季节价、累进价、基本水费制等。提高水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另外，鉴于水资源承载能力和水环境承载能力的相辅相成和紧密联系性，建议改变我国取水许可和排污许可分离发放的制度，改由水资源管理部门统一发放，以有利于流域水质和水生态环境的统一管理，新水法明确规定水工程建设必须符合流域综合规划，并建立了流域管理机构对水工程建设的审查并签署意见的制度。流域机构要加强对流域内水工程建设的统一管理和调度，严格实行水资源论证制度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尽量避免水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同时，加强河道管理，及时划定河道管理范围，坚决查处违章建筑和违法案件，加大河道清障力度，建立清障长效机制，给洪水以空间，保证河道行洪顺畅。
3．5建立完善法规政策制度体系，依法加强统一管理目前，我国与流域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主要有《环境保护法》、《水法》、《水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防洪法》、《渔业法》、《河道管理条例》、《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取水许可证制度实施办法》等，这些法律法规已授予各大流域机构流域水资源管理、水资源保护、防洪管理、河道管理、水土保持、水利工程管理等权限，特别是新水法规定了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及其水政监督检查人员执法权利和义务，强化了法律责任，对违法行为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幅度等都做了明确的规定。这些规定，对流域水资源的治理、开发实施、统一监督管理，以及水行政监督执法提供了法律依据。但这些法规主要集中于水法规授权，还不尽全面：一是规定的流域管理涉及的内容不全面。二是各项法规规定的管理体制存在较大差别。三是法规规定的流域管理制度不健全。四是法规间缺乏协调性。因此应建立健全法规政策制度体系，认真修订完善现有与流域综合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与政策，减少其相互间的矛盾。为了适应新形势，加强水资源、水环境的统一管理，建议将《水污染防治法》修改合并到《水法》之中，且制定颁布《江河流域管理法》、《湿地保护法》等，并对跨国流域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尽快制定相应法规和政策，为流域综合管理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使我国的各江河流域都在法制的规范下进行有效管理，保证合理地开发、利用和保护水资源。同时，进一步明确水行政监督执法的主体地位、权限、责任和程序，建立水资源保护制度和行政执法监督管理体系，赋予流域机构法定的监管手段，同时强化违法的法律责任，以有效地开展行政执法和监督工作，维护良好的流域管理秩序。国家应制定适当的环境技术政策，积极探索运用税收、财政、信贷等经济杠杆，以取水管理为突破口，加强对江河源头区、城市排污口、水源区的水资源保护及对水污染事故调查处理等工作。建立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机制，加强对流域水质水量的统一监测，同时，要细化与量化法律责任，强化取水许可中对水质管理的行政执法。同时，要建立并完善江河流域管理的各项制度，一是江河流域的监督管理制度.即目标责任制度、现场检查制度、奖励制度、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的协作制度.二是江河流域的规划计划制度.即综合规划制度、水资源保护、水土保持、水中长期供求规划等专业规划制度.三是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制度.即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水资源保护基金制度、纳污总量控制制度、取水许可制度、供水分配制度、河道管理制度、航道利用的水资源保护制度、渔业资源开发的保护制度、水土保持制度.四是江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制度.即污染防治许可制度、排污申报制度、排污收费制度、限期治理制度、重大水污染事故申报与应急措施制度、船舶污染源控制制度、开发利用项目污染控制制度.五是法律责任制度.具体包括：纳污总量控制制度、取水许可制度、供水分配制度、水利工程的水资源保护制度、行政法律责任制度、民事法律责任制度、刑事法律责任制度.3．6加强科学管理，全面提升流域管理现代化水平加强流域管理，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根本，要积极引进培养各方面的人才，建立合理的人才结构和人才管理机制，打造技术实力雄厚、高素质的管理人才队伍，大力进行科学创新、技术开发及推广，集中多学科进行科技联合攻关，研究解决流域的重大科学问题和流域开发利用的科学论证评价工作。广泛应用“3S”技术、决策支持技术、废水处理技术、生态恢复技术等现代技术，建立流域管理信息系统、决策支持系统、人工智能决策系统，加快“数字流域”和“模型流域”建设，大力发展生态节水，注重流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供用水计量和统计工作。以环保、水利为主体，联合城建、农业、林业等有关部门建立统一的水资源与水环境监测网络系统，要特别加强流域内省际边界和各行政区域的地表水、地下水以及水体的动态监测工作，并应与水环境的承载能力、污水排放指标相联系，与水域使用功能区划、水域的纳污能力、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相联系，为实施流域水资源实时调度和应对水污染事故创造条件。并运用系统动力学、地理信息系统等方法适时反馈调节，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发建设流域信息化平台，推行信息共享制度和信息制度，实现各部门和各地区管理信息的互联互通，及时、准确和全面地向全社会各种信息，接受公众的监督，并建立利益相关方参与的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以适应现代流域综合管理的需要。加强流域环境影响综合评估制度。全流域的经济、社会、环境政策都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估。流域内各行政区域在确定主导产业，实行区域开发过程中，也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环境影响评估应由项目层次扩展到全流域层次，从具体项目层次扩展到立法、政策层次；评估内容应增设对生态和人体健康方面的要求。在流域环境现状评估的基础上，根据流域环境总体规划，确定流域环境容量和流域污染物最大允许排放量，优化选择最佳的污染控制方案。同时，也要加强公众参与，可以举行听证会的形式来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估进行论证，充分发挥流域内公众和社会团体的积极性。3．7实行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加强协调监督
流域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而我国现状是流域分处于不同的行政区划之内，所以要实行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行政区域管理服从流域管理的制度，建立流域内跨区域的信息通报和协商机制。流域管理机构在所管辖的范围内行使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国务院水行政主管等部门授予的水资源环境管理和监督职责，加强对流域水资源自然属性的管理，保证生态用水，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维持河流健康生命。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权限，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资源环境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加强对水资源社会属性的管理，建设好节水型社会，统筹协调生产、生活和生态用水，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流域范围内的区域规划和专业规划都要服从流域规划，流域内所有行业的水事活动都应当服从流域管理。要按照“国家统一分配水量，流量断面控制，省（自治区）负责用水配水，重要取水口和骨干水库统一调度”和“排污总量国家确定、污染源治理省（自治区）负责、入河排污口与省际断面水质统一监管、超量排污补偿”的原则，进一步明确划分流域与区域管理的事权，加强水量水质的统一管理。流域机构重点抓好流域内带全局性、涉及省际间以及地方难以办到的事，并为流域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做好服务。在加强流域管理的同时，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和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的作用。在流域管理机构的直管河段，地方政府仍然有明确的相关职责，即配合流域机构管理的职责。同时要在流域统一管理的大框架内，充分发挥各部门专业管理的优势，协调处理好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明确各自职能，做到科学分工，互相支持，形成各部门信息互通、利益共享、协商合作、责权利明确的综合管理机制。各用水户要以流域的水利用为媒介建立利益共同体，加强相互之间的横向关系，从共同体中遴选代表参与流域管理的决策，反映自己的意见与愿望，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流域管理机构、政府、各部门、各用水户之间要建立相互监督机制，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对流域管理实行全方位、全过程的相互监督。要统筹协调、正确处理各种纠纷，对流域内涉及流域资源分配和利用的纠纷，应本着公平、合理、互让的原则，在民主的基础上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流域管理委员会进行调处。调处不成的，由流域管理委员会提出解决方案，报国家水务管理指导委员会裁决。流域管理机构内部各执行机构间具体权责纠纷，应本着互谅互让、团结协作的原则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流域管理管理委员会进行裁决。流域管理机构与其他部门、机构间的纠纷，应由双方本着平等、公平、合理的原则进行协商，协商不成的，报共同的上级部门解决或通过法律程序解决。
3．8进一步完善投融资机制，为流域综合管理提供投资保障
流域的开发治理涉及到水资源的利用、环境生态保护及国民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多方面，国家和各级政府应对进行一定的投入，并在财政、金融、信贷、税收、投入等各个方面给予扶持。但鉴于国家的财力状况，完全依靠国家和各级政府的投入既不可能，也不现实。因此，应建立多渠道、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充分动员和引导社会资金的投入，更多的采取经济办法，特别是更多的运用各种市场手段，如合理的水价、水使用权交易、水资源费征收及使用补偿机制等，为流域综合管理提供有力的投资保障。
3．9加强流域水危机管理，维持河流健康生命
水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随着水环境系统受到人类活动的日益严重的影响，水危机日益显现，流域的危机管理包括洪水危机管理、枯水危机管理、水环境危机管理和水生态危机管理。目前我国流域管理机构在洪水危机管理和枯水危机管理方面开展了一些工作，但是还不够广泛，而在水环境危机管理和水生态危机管理方面几乎没有开展工作。作为流域管理机构，要当好河流代言人，要制定完善各种应急预案，建立应急机制，提高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预测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并且加强日常的风险管理工作，把危机事件所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流域危机管理不仅是水行政主管部门的事，还应当把危机管理变成全社会的活动，加强社会管理。要从维护河流健康、水资源安全、饮水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粮食安全、国家安全、人民生命安全的高度出发，建立健全水资源环境安全的法律制度和保障系统，及时进行资源环境风险识别、评价、预报、预防、控制、消除，保护人类在生产、生活与健康等方面不受水土流失、水环境污染和破坏等影响，使危机管理制度化、法制化、政策化，确保流域水安全，维持河流健康生命，促进社会、经济、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梁文成：关于江河流域管理立法几个问题的思考
2、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政水资源局：试论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体制。
综合管理和行政管理的区别篇9
各村、社区，各有关部门、驻地单位：
为进一步加大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工作力度，确保全年低生育水平稳定和出生人口性别比在正常范围，根据市、区人口和计生工作会议精神，结合我镇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精神，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坚持“稳定低生育水平”和“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不动摇，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市、区人口和计划生育会议精神，广泛宣传教育，坚持严打“两非”行为，加强规范管理，强化利益导向，实行全程服务，构建党政主导、部门配合、群众参与、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工作格局，开展好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专项行动。
二、工作目标
通过综合治理行动，依法查处一批“两非”行为，进一步强化生育过程跟踪管理服务，加强和规范辖区内B超、终止妊娠手术、终止妊娠药品管理，不断健全完善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工作制度和机制。
广泛宣传人口和计划生育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尤其是有关“两禁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形成强大的宣传声势。
坚决依法查处辖区内医疗、保健机构，尤其是个体诊所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终止妊娠行为，切实达到查处一例，震动一方，教育一片的效果。
三、工作措施
（一）加强领导，形成齐抓共管格局
各部门、单位要在镇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层层建立目标管理责任制、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密切协作，各负其责，形成上下互动、部门联动、群众参与、综合治理的工作格局，定期召开领导小组协调会，研究和安排相关工作；建立集中整治专项行动信息共享机制，及时向镇党委、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工作进展情况。
（二）加大宣传，营造浓郁的舆论氛围
镇流动宣传车每周两次对辖区19个村进行巡回宣传，并在集市等人口密集处设立宣传点，发放明白纸。每个村（社区）要制作宣传版牌，并利用政务公开栏和计生专栏，张贴标语口号，广泛宣传计划生育法律法规，以及奖励举报机制，让群众了解打击“两非”活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形成具有高压态势的计生宣传氛围，为专项治理工作营造深厚的舆论氛围。同时要推进村规民约修订，落实利益导向措施。
（三）加紧排查，确保跟踪随访到位
开展终止妊娠药品的市场清查，对违法销售、使用终止妊娠药品的，协助主管部门依法严厉查处。严格落实计划生育政策和技术服务措施，加强对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加强对育龄妇女避孕方法的指导和孕情检查，对意外怀孕早发现、早补救；对正常怀孕的妇女，尤其是对怀孕第二胎的妇女，做好定期随访，指导孕期保健，防止出现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对因意外情况要求终止妊娠的妇女，要严格适应条件，严格审批程序。怀孕14周以上的妇女，终止妊娠手术前，应当提供相应的医学诊断证明和区人口计生局出具的证明。对私自终止妊娠的，依法严肃处理。对持二孩生育证明的怀孕妇女违法私自终止妊娠的，不再批准其生育申请。各村（社区）计生管理人员要及时收集摸排打击“两非”工作线索，并及时向镇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报。
四、工作步骤
此次专项行动于2013年8月下旬至10月中旬集中开展，具体分三个阶段进行实施：
（一）宣传部署阶段（2013年8月下旬）
通过制作宣传版牌、张贴宣传标语、发放明白纸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广泛宣传国家、省、市一系列法律法规，形成强大的宣传声势，并结合实际，制定实施方案，成立领导小组，召开集中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专项行动会议，进行动员部署。
（二）调查摸底阶段（2013年8月下旬—10月上旬）
重点做好2013年1月1日—2013年9月30日期间全镇违法生育已婚育龄妇女避孕节育措施情况、计划内流引产情况调查摸底。同时对辖区内医疗、保健机构，药店进行调查摸排，并及时报区进行相关处理。
（三）总结提高阶段（2013年10月上旬—10月中旬）
镇集中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专项行动领导小组要认真总结集中治理活动取得的成效和存在问题，规范生育全过程管理，建立和完善性别比综合治理各项规章制度和管理措施。将集中治理活动总结书面报送区人口计生领导小组办公室。
五、组织领导
成立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工作领导小组，其组成人员如下：
组长：
副组长：
综合管理和行政管理的区别篇10
根据方案，深圳将“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率先建成公共服务型政府”列为综合配套改革的重心，将适当调整行政区划，推进精简行政层级改革试点。缩短管理链条。提高行政效率，实现一级政府三级管理，创新现代城市管理模式。
此前，引得外界沸沸扬扬的“深港共建全球性的金融中心”没有在《方案》中被提及。《方案》提出。深港功能互补，错位发展，推动形成全球性的物流中心、贸易中心、创新中心和国际文化创意中心。
而有关于深圳有意将版图扩大的说法，基本与早前传言一致，“涉及到特区范围、土地、金融等重要专项改革，另行按程序向国务院报批”。
《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中，深圳如意获得了四项“先行先试权”，对国家深化改革、扩大开发的重大举措先行先试；对符合国际惯例和通行规则，符合我国未来发展方向，需要试点探索的制度设计先行先试；对深圳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对全国具有重大示范带动作用的体制创新先行先试；以及对国家加强内地与香港经济合作的重要事项先行先试。
继1980年获准设立特区后，深圳再次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的先行者。对于深圳而言，这次批复的重要性不亚于30年前获准设立特区。
深圳彷徨
3月末，当国务院以文件形式明确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国家战略定位，数项突破性政策将在上海先行之时，深圳人多少有些失落，更忧心的是将被甩得更远。
作为中国最早发展起来的经济特区，深圳诸多率先发展起来的优势早已在30年的发展中消贻殆尽。当优势已经不再成为优势，外界的质疑，内部的担忧，在所难免。
早在2005年，深圳即开始争取获得“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地位，然而直到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成渝和武汉等6个部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相继获批后，国家才在4年后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里给予了深圳“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地位。
“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有别于改革开放初期设立的经济特区，它是中国最新的改革开放前沿阵地，是以综合配套改革代替单纯的政策优惠，调动各种创造性因素，实现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内部人士这样解释。
同样的境况，还出现在对于“金融中心”的定位上。
4月底，上海获批“两个中心”方案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人员到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调研，深圳部分金融界业内人士借机提出将深圳从“区域性金融中心”上升为“国家性金融中心”的意见。
尽管后来参与《方案》酝酿的深圳市政策研究室主任蒙敬杭解释，递交的《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曾有深港共建金融中心的提法，但由于各种原因最终将此删除，但在《方案》未获得批复之前，部分深圳金融界业内人士，已开始反思当初深圳对自己金融业的定位过于小心谨慎和费尽心思，而丧失了先机。
“一是要看中央的眼色，当年，在深圳和上海两地金融业特别是证券市场都蒸蒸日上、蓬勃发展、齐头并进的情况下，中央忽然停止了深圳a股的发行，并将上海定位为‘全国金融中心’，而对金融业发展势头正劲的深圳却没有给予正名和定位。这使深圳对自己金融业的发展前途陷入了困惑：如果给自己的金融业定位过高，怕国家不认可；如果不明确定位或者定位过低，甚至把本身金融业已经形成的优势拱手相让，则深圳心有不甘。”
他们认为。深圳对自身的金融定位还要顾及香港和广州的反应，香港是世界公认的金融中心，在香港的身边还能不能容下一个新的金融中心?与此同时，广州市是省会城市，是全省的行政中心。深圳金融业发展如果定位过高，似乎对广州“老大哥”有所不敬，在这两种复杂的心态下，深圳才模糊地将自己定位为“区域性金融中心”，而没有将自身金融业已经具备的“全国性”理直气壮地通过定位表达出来。
深圳某银行高管认为，这种谨慎的定位，给深圳金融业的发展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一下子拉大了与上海金融业的定位差距。
而“区域性金融中心”也面临激烈竞争。全国十几个城市都提出了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的目标和要求。“‘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定位模糊并且不确定，这使深圳在争取中央政策支持和争夺金融资源方面缺乏独特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比如近年来中央把多项金融改革实验权批给天津、重庆等城市，而没有给深圳。”
一级政府三级管理
最终公布的《方案》，涉及六个方面的改革突破：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率先建成公共服务型政府；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极推进社会领域改革，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完善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加快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以深港紧密合作为重点，全面创新对外开放和区域合作的体制机制；建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体制机制，加快建设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城市。
这其中，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被置于首位，将实行“行政权三分”，行政层级将由原先的四级减少为三级。
“行政权三分”是指将政府职能部门分为相互制约并相互协调的决策、执行和监督三大部门。
据悉，三大部门的定位并不完全平等，其中决策部门和执行部门将处于同等级别，而监督部门则高一个级别，负责监督决策部门和执行部门。此外，监督的方式也将改变。一方面，新制度将实行垂直制、派出制的方式来监管，有别于过去的同级监督制；另一方面，新制度要求，凡是由政府财政拨款的单位将全部被纳入监管范围。这意味着，之前在监督范围以外的事业单位，也将被纳入监管范围。
为了一改目前行政体制下决策层和执行层上下级的关系，使其真正享受同一级别，决策部门和执行部门将签署绩效合同，各自分别对本年度内的工作安排做出承诺，由监督部门年末统一监察和评估。
之前，有不少专家提出，这种政府自我监管和评估的方法是无效的。目前，深圳市正在培育拥有资质的独立第三方评估单位。但是这需要建立在完备的社会信用体制下。这表明独立第三方的评估在目前阶段仍是不可能实现的。
尽管仍有不尽人意之处，但事实上，深圳市在行政体制改革这条道路上起步甚早。
2001年12月，深圳就开始起草被外界称为“行政三分制”改革的方案，其中隐约可见“行政权三分”的一些影子，如设立类似香港政府执行机构的“行业协会服务署”。但后来在实施中，由于涉及到人员的调动问题而阻力过大，最终实践偏离了方案，甚至可以说是了“行政三分制”的设想，从而使得改革不了了之。
2006年3月出台，深圳又出台《深圳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方案》。《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将要达到的效果，正是《试点方案》第二阶段的目标。
从目前来看，实施“行政权三分”的条件已经成熟。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的需要，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已经基本完成，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已经非常高，之前的行政体制已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需要。
另一方面，社会基础亦日益完善。《深圳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方案》第一阶段建立决策与执行分离框架的目标已经基本完成，政府部门得到了精简，并且培育了社区、非政府组织等机构，事权开始得到分散。此外，公共财政系统和信息平台也已基本完成。
但是目前的改革仍要遵循―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吸取之前改革阻力大而不了了之的教训，此次改革将不会减少行政岗位编制。相反，由于政府即将设立专门机构来处理专业事务，短时间内，工作编制还可能会上升。
“行政权三分”所实行的“大部制”，是大部门与小部门(小部门指执行部门)的结合，小部门在短期内编制可能会大量增加。但是当“大部制”步入成熟阶段，政府将一部分事务剥离出去，人员就可以得到精简。
深圳将通过“外包、授权和购买”的方式，将一部分行政事务外包给非政府机构，最终形成多元化的公共事务管理制度。
另外，在行政管理层级方面，《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明确规定，改革后将实现一级政府三级管理。根据规划，深圳市将逐步取消区政府，将其改为政府派出机构。目前，关于行政改革的具体方案还在进一步讨论中。政府将成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目前正抓紧制订包括机构改革方案、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案、创新基层管理体制方案等具体实施方案。
在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方案》提出，通过完善要素配置的市场机制和财税、金融、土地、投融资等制度，率先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深圳市常务副市长许勤表示，金融作为深圳四大支柱产业之一，其投融资制度的改革将成为下阶段工作的重点，深圳目前着手于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
《方案》中对金融资本市场的完善提出了全力支持创业板的设立；探索在深圳设立本外币债券市场；发展期货交易；积极探索房地产、高速公路、码头、电力等资产的证券化；加快发展金融后台服务产业和积极探索发展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股权投资基金等具体九个任务。其中，许勤特别强调发展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的重要性，因为“它对深圳改革创新发展至关重要。”
深港合作
除了六大重点突破外，《方案》还强调了深港合作的重要性，涉及深港合作有方面内容，包括加强深港金融领域的合作；加强海港和空港合作，加快深港机场合作进展，进一步加强深港在高端航运服务领域的合作。打造世界级的港口群。建设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的物流枢纽，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多式联运中心和供应链管理中心；加强深港的商贸合作，创新商业模式，共同打造具有商业贸易、展示推广、旅游休闲功能的世界级商贸中心；加强深港文化创意产业合作，成为中国文化和创意产品走向世界的先锋；加强深港社会、科技、教育、卫生领域的合作；加快推进深港城市规划、交通、信息、能源等重大基础设施的对接和建设，在国家总的安排下和粤港澳合作框架下，实现资金、货物、信息等要素流动更加便捷和安全有序；加快推进前后海地区规划建设和体制创新，把它作为加强与港澳合作和参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载体；健全深港澳打击走私的合作机制。
目前，深港合作主要集中在口岸及跨境基础建设方面，包括两地边境“河套区”的开发、深圳新口岸的建设、香港边境区开发、广州至香港的客运专线以及深港两机场的合作。
三年实施路线图
许勤在5月26日的新闻会上评价，“《方案》获批准标志着深圳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深圳市将成立综合配套改革领导小组，负责组织《方案》落实。并要求各区政府、各部门根据《方案》的相关要求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并提请国家发改委牵头，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进行评估和督促检查。《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三年实施方案(2009-2011年)》征求意见稿提出，将按照“总体方案――三年实施方案――年度改革计划”叠加推动、滚动操作的方式推动综合配套改革。
在《三年实施方案》中，深圳安排了2009年其它7项改革重点，包括全面启动大部制体制改革；设立坪山新区，探索街道办和社区工作站行政资源整合，开展基层管理体制创新试点；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研究出台产业用地多元化弹性出让方式相关政策配套，加快建立全方位的土地资本市场；启动金融改革创新区工作。以创业板推出为契机，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推进教育综合改革试点，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积极推进深圳大学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积极实施深圳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方案；加快深港紧密合作、深莞惠一体化进程。
此外，深圳方面期待已久的“经济特区版图”范围扩充的愿望也有望实现。2009年深圳市落实《方案》的重头戏之一，就是向中央申报将特区范围扩大至全市。
深圳市目前下辖6个行政区和光明新区，其中罗湖区、福田区、南山区、盐田区位于经济特区范围内，宝安区、龙岗区和光明新区地处经济特区外。
随着深圳特区的迅猛发展，“特区内外”在经济发展和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上形成巨大落差：特区内面积395平方公里，特区外面积1553平方公里。一方面特区内面积太小、可供经济开发用地不足，另一方面特区外的保安、龙岗两区的规划、建设和管理水平相对滞后。城市化程度不高，降低了深圳的城市整体竞争力。
“从经济发展来说，深圳的确需要扩大空间，深圳经济特区范围应该与深圳市吻合，如果特区扩大了，经济总量增加了，对全国的影响力将增强，深圳的贡献会更大。”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副主任斌分析。
深圳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曾建议“将宝安和龙岗两行政区域划入特区范围”。
同时，深圳方面也在谋求从根本上解决深圳市区内的“一市两法”的局面。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邱玫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就表示：～一市两法’不利于城市的行政管理统一和司法统一，建议扩大深圳经济特区法规适用范围。”
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