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信的含义篇1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儒家文化；古为今用；底蕴
党的十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基于国情现实对公民个人层面提出的价值准则，具有丰厚的儒家文化底蕴，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指出，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1]（p164）。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借鉴西方学说固然重要，但传承民族文化更为根本。儒家文化中关于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思想精华，已超越历史空间的界限，成为滋养现代文明的丰沃土壤。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忘却对儒家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一、儒家文化内含“爱国”的质朴民族情愫
爱国是人们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深厚感情，是人们对自己故土家园、民族和文化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和荣誉感的统一。其中，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和国家分裂，是爱国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我们今天继承和发扬的爱国主义传统之一，即源自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儒家思想集中表现为仁义道德、礼乐制度，经历代学者倡推、承袭补缀，上下几千年传承不断，以至于今日。其所倡导的“忠孝”观，衍伸到政治领域就是“忠君爱国”，是中华民族爱国思想的源本。孔子宣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足见他维护周王一统天下、反对诸侯王君的态度。孔子在讲到“礼”与“仁”的关系时，提出“克己复礼为仁”，其所讲的“礼”即“周礼”。孔子对周礼的维护寄予了他期望周国天下统一安定的愿望。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礼”思想，在回答梁惠王“天下恶乎定”的疑问时，答曰“定于一”，即统一成一个国家。孟子对春秋以来诸侯争战的状况极为忧虑，企盼有王者出现而一统天下。针对“孰能一之”的疑问，孟子答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不嗜杀”就是反对暴力、暴君，主张通过施行“仁政”和“王道”来统一。汉代的董仲舒继承孔孟所倡导的大一统思想，认为国家政治上应整齐划一，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应高度集中。其中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思想，也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衡量人是否爱国的标尺之一。时至今日，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仍然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爱国思想源自于儒家文化，但又不受儒家文化的局限，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纵观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奋斗历程，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到封建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再到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对民族独立自由和文明进步的追求一刻也没有停止。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当家作主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孔孟所倡导的“忠君爱国”思想中的“君”“王”早已被人民所取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遵循“古为今用”的原则，吸取儒家文化思想的精华，去除其糟粕，把爱国主义的传统不断发扬光大。正如同志所说的：“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2]（p533）党的十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爱国主义的养分，强调要引导人民树立并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儒家文化所内含的“爱国”质朴民族情愫，具有怡情养志、涵育文明的重要作用，就是当代爱国主义教育的“骨气”和“底气”。
二、儒家伦理充盈“敬业”的忠勤理性道义
敬业是一个人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及学习负责的态度。“敬业”思想在儒家文化中也能追溯到久远的脉络。《论语》记载“子张问政”之事，孔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关于“忠”的解释，《忠经》中讲到“忠者，中也，至公无私”，其基本的含义即办事公正，没有私心。孔子主张对事业的追求要有终身努力、持之以恒的态度，其“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论述，告诫人们对事业的追求是一个永不停息的过程，只要勤勉进取、勤劳不息，就会不断取得成功。孟子言“君子创业垂统”，强调想要创业需先敬业，要有对功业崇高而执着的追求。《荀子•劝学》是我们都学过的名篇，其中“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论断，虽然是论喻学习的，但同样可理解为对事业不懈追求的励志警句。朱熹是儒家“敬业”思想传承的代表人物，其把“敬业”解释为“敬业者，专心致志以事其业也”，告诫人们要安心从事本职工作，其讲到要“竭尽自己之心”，在现代的语境下就是要对自己的服务对象真心实意、尽心竭力，忠实地履行职业责任。儒家敬业思想包含着对“仁”的至上追求，表现为对“忠”和“勤”的高度肯定。“忠勤”构成了其敬业观的核心内容。[3]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即对事恭敬，“恕”即对人宽厚，今天我们可以理解为职业生活中既要尽力做好本分的事情，又要能与别人和谐相处，革除私欲，做事尽忠职守，才能发挥最大才干。现代职业教育思想家黄炎培先生认为，所谓“敬业”，是指“对所习之职业具嗜好心，所任之事具责任心”。“嗜好心”所要求的就是对职业忠诚无私、崇敬热爱；“责任心”所要求的就是在职业生活中勤勉奋发、尽职尽责，这与儒家所倡导的“忠勤”完全吻合。儒家所提倡的敬业思想，虽然受时代的局限，具有对君主效忠、替君主效力的消极的方面，但其精华部分积淀着我们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为我们今天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丰厚的滋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儒家思想满含“诚信”的至上处世准则
“诚”与“信”是儒家学说中使用频率极高的两个词，分而言之多，合而言之少，无论分与合，都在讲天道与人性的统一、做人的至上标准。关于“诚”，儒家认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朱熹将之解释为“真实无妄”。人是大自然的产物，自有天道，“真实无妄”被认为是人性的本体和根源。荀子认为：“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意即一个人要想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能做到“诚”是基本的要求，也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关于“信”，儒家认为：“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也即说话算数、言行一致才称得上信。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又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意即一个人如果能做到言而有信，即使在生疏的异地他乡也能畅通无阻，如果言而无信，即使置身于本乡本土也寸步难行。可见“信”在儒家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分量。有学者认为，儒家的“诚”和“信”是一对意境相近、内涵各专的互生词，这一表述不无道理，从《说文解字》中也能得到印证。《说文解字》解释：信，诚也。从人从言，会意。诚，信也，从言成声。所谓意境相近，是说都有真实不欺之意，所谓内涵各专，是说“诚”重内心之纯洁，“信”重行为之表现。无诚难以立信，无信难以修诚，诚信合一，言行一致，方可知行至善。由此可见，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诚信观，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源远流长的价值观念，这一观念历久而弥新，已经深深积淀在中国人的血脉里。虽然儒家的诚信思想主要基于地缘和血缘基础上的人际交往，具有历史局限性，但仍然是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关于“诚信”观念的根基。挖掘儒家诚信价值观的合理内涵和潜在价值，梳理和萃取其思想精华，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对社会成员价值观的要求，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四、儒家学说饱藏“友善”的惠助价值观念今天我们能够追溯到的儒家的友善观，有两个方面的基本意思：一是“善兄弟为友”。《论语》中有“孝乎惟孝，友于兄弟”的论述，这是儒家早期的友善观，强调的是血缘关系中兄长对小弟应有的友爱与和善。二是“同志为友”，“友其德也”。孔孟之后，儒家的“友善”观念逐渐拓展与演化，友善的主体由血缘的兄弟拓展为非血缘的朋友，强调的是一般人际关系中“以善交友”的友善。“同志为友”是说志同道合者方可成为朋友，强调“友之以善”或“因善而友”，是否友善成为对人的道德品质的一个判断。儒家友善观的思想基础是“仁爱”，孔子以“仁者爱人”奠定了儒家的“仁道”思想，“爱”即“友善”。孟子提出人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并以此为基础论证人的“性善论”，提示“仁爱”与“善”的一致性。儒家认为，“友善”表示一种人际关系，从外部特征看，是一个人在行为上表现出来的一种友好姿态；从内在品质看，是一个人内在善良质地的自然流露，是“善”的愿望和“友”的动机的辩证统一，即“内善而外友”。因此，儒家所提倡的友善观，在中华民族繁衍发展的过程中代代相传，成为处理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道德准则。在儒家思想中，友善是双向的、相互的。荀子说：“友者，所以相有也。”单方面的拥有不能构成友善，它体现的是一种双向对等关系，是“互惠精神的模范表现”。这种思想不仅为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提供了价值依据，也为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互助提供了道义上的保障和激励。友善既是对别人提出的一种道义上的指向，也是对自己明示的一种心灵上的坐标，自我存善心、怀善愿，而后通过自己的行为将善心善愿传递给他人，为他人带来庆幸和美好，则是友善的过程，也是友善的互动。互动的过程也是惠助的过程，无论这种惠助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彼此给予的惠助，增进了人际关系的和谐。诚然，儒家的友善观仍局限于个人亲朋或某个小集团之中，存在着固有的缺陷，但撇开儒家友善观的时代局限性，其仍然具有“古今通理”、“古为今用”的重要理论价值。毫无疑问，儒家文化中的友善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于“友善”理论的萃取源地。虽然目前的研究还限于对儒家典籍中贤言警语的引述与借喻，但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儒家友善价值观的思想资源会不断得到深刻发掘和系统整理，能够“继续为当代中国社会提供有力的价值支持，促成社会和谐进步”[4]。
参考文献：
[1]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张萃萍.儒家敬业观与社会主义敬业精神建设[J].科学社会主义，2000，（1）.
儒家思想信的含义篇2
关键词：儒家思想；中学生；文明礼仪教育
儒家思想是指儒家学派的思想，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中的礼仪、礼义是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纲常伦理、习俗民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礼是反映一定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以建立和谐社会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我们应该把握时代特征，对儒家礼仪的内涵和外延进行融通疏导，认真剖析、阐释礼仪的作用和功能。
一、儒家思想中的礼仪教育
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孟子、荀子，以及后来的董仲舒、朱熹等学者发展了儒家学说。他们都把这种以“礼”为核心的教育作为人伦道德秩序建设、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因此，儒家重视礼制建设，形成了非常重要的学术观点。
（一）关于“仁”的学说
这是孔子提出的以“仁”为核心的一整套学说。“仁”最早出现于《尚书・金g》：“予仁若考”，指一种好的品德。清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独则无耦，耦则相亲，故字从人二”。孔子讲的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就是取仁的这种意义。孔子所讲的“礼”，主要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其次才是伦理规范，而“仁”则纯粹是一种道德观念和品质。它既包含多方面的情感原则，又构成人们复杂的心理要素。孔子在具体运用这一范畴时，往往具有不同的含义。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他与颜渊的一段对话。
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已，而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可见，仁是属于道德修养问题的范畴，是一种最完美的道德品质。从孔子思想体系的总体来看，仁贯穿其中，成为联结各个范畴的媒介，同时，又是各个范畴和言行的总纲。
从政治作用来看，仁是礼的精神支柱，仁礼一体。孔子曾慨叹：“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就是说，人如不具备仁的观念和品质，就不能正确对待礼仪制度和音乐。而且，孔子认为，只有“克已复礼”，才算是仁，才能实现仁。因此，克制自己，使视、听、言、动都符合礼，就体现了仁，可见仁和礼是融为一体的。在孔子看来，周礼是最完善的政治制度和伦理规范，而仁则是最完美的道德观念和品质。礼是道德的标准，仁是道德的属性，只有具备了仁的品质，才不会做违背礼的事情。
怎样来实现“仁”呢？当子张请教仁的问题时，孔子指出说，能实行恭、宽、信、敏、惠五种品德，就是实现了仁。他还具体分析了五种品德的功用：“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这就是说，为人庄重，就不致遭受侮辱；待人宽厚，就会受到大家拥护；待人慈惠，给人好处，就能够使唤人。这实际上是用温柔敦厚的君子人格，来规范主体的修养，进而调节人际关系，实现个人理想。
（二）“五德”和“五常”
1.“五德”，指五种品德，具体是指温、良、恭、俭、让（《论语・学而》）
温：“敦柔谓之温”。温和待人，不急躁、不生硬粗暴。良，“行不犯物谓之良”（《刑m注疏》）。善良，不邪恶，不伤害他人和物。恭，“和从不逆谓之恭”（《刑m注疏》）。恭敬、庄重，不傲慢轻狂。俭，“去奢从约谓之俭”（《刑m注疏》）。节俭、朴素，不奢侈浪费。让，“先人后已谓之让”（《刑m注疏》）。谦虚礼让，不横蛮自私。
2.“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西汉董仲舒总结孔孟儒学的五种道德。
仁：在前面已有论述，这里不再累述。
义：《礼记・礼运》说：“何谓人义也？父慈、子孝；兄良、弟恭；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合称“十义”
《中庸》：“义者，宜（适度）也”。《诗・大雅・文王》《传》云：“义，善”。
董仲舒《仁义法》中“仁者爱人，不在爱我”；“义在正我，不在正人”。
《释名・释典艺》：“义，正也”。由此可见，义的内容包括三项：宜、善、正。
礼：制度、仪式、礼节的总称。儒家经典有“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周礼》是周朝的官职制度。《仪礼》是战国以前的各种礼节仪式。包括冠婚、丧祭、朝聘、射乡四类礼仪，宋王应麟又分为吉、凶、宾、嘉四礼。《礼记》是解释说明《仪礼》的论集。分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五类，故称为“五礼”。吉礼是五礼之冠，主要是对天神、地祗、人鬼的祭祀典礼；凶礼是哀悯吊唁忧患之礼；军礼是师旅操演、征伐之礼；宾礼是接待宾客之礼，如天子受诸侯朝觐、天子受诸侯遣使来聘等；嘉礼即国家具有喜庆意义及一部分用于亲近人际关系、联络感情的礼仪活动。如君主登基、册皇太子、策拜王侯、节日受朝贺、天子纳后妃等。
智：《论语・公冶长》：“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宁武子姓宁名俞，是卫国大夫。他能审时度势，在国家政治清明时，就表现出聪明；在国家政治昏暗时，就装傻。孔子一贯主张“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审时度势，进退得宜谓之智。
信：《论语・学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参是孔子的学生，他把办事是否尽心，交友是否真诚，老师传授的知识是否复习这三件事，作为每天自我反省的问题。
《子路》：“言必信，行必果”；《为政》：“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r（ni），小车无（yue），其何以行之哉？”比喻人若不讲信用，就好比大小车没有关键，无法套住牲口，车如何能行走呢？
《史记・游侠列传》赞扬游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就是诚实不欺，言必信，行必果。
（三）正已正人与成已成物
正已正人，成已成物，是儒家的思想传统。所谓正已正人，是指端正自己的思想品德，才能端正别人的思想品德。所谓成已成物，是指自己获得成功，也使他人获得成功。这种“正已正人，成已成物”的思想，是从主体与外界关系着眼考虑问题的，注重主体的能动性，以身作则，带动他人推及整个社会。这是儒家政治伦理哲学所能达到的最高层境界。
孔子“为仁由已”（《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的观点，表明他对修身行事的主动性有高度的认识。“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人”（《论语・雍也》），“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这是一种忠恕之道，是为仁之方。这种忠恕之道的心理趋向，是“推已及人”。因此，在人际关系问题上，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即要严于律已，宽以待人。只有正已，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只要“修已”，就能“安人”、“安百姓”，就可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孟子更是深得“正已正人，成已成物”思想之精髓，主张“行有不得者反求诸已”，这样才能使“其的身正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其身正”的外在表现，就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收到“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上》）的效果。
二、中学生文明礼仪教育的目标
加强礼仪教育要以明礼为基础，做人立身，基本的前提就是要学礼明礼。中学生文明礼仪教育目标要抓好“五明”。
（一）要明“善良”之礼
“善良”即在人际关系中表现出有利于他人、社会的思想和行为，它是伦理学对人性的基本的第一位的要求。“从善积德”，学会与人为善，善待他人，善待社会，是加强道德修养的基础。
（二）要明“诚信”之礼
“诚信”即诚实守信、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它是伦理学对人格的基本要求，是立人、为政、从商的基础性道德。公民应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要以讲诚信的好人好事，引导学生说真话，做实事，待人以诚，交友以信，不弄虚作假。
（三）要明“和谐”之礼
“和谐”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平相处，它是中国人所追求的一种传统道德境界。“以和为贵”，和气做人，宽厚待人，化解矛盾，是加强道德修养的更高要求。丰都中学引导学生“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关心集体，关心他人，学会合作，帮助有困难的同学共同进步。
（四）要明“谦敬”之礼
“谦敬”即虚以处己，尊老敬贤，以礼待人，它是为人处事的重要准则，“以敬为大”，戒骄戒躁，尊重他人，助人为乐，谦恭礼让，是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
（五）要明“自律”之礼
“自律”即自主自制，守正祛邪、行为有度、取用有节，它是社会和谐有序的前提条件。“严于律己”，遵纪守法，践行制度，规距做人，是重要的道德规范。要引导学生自觉“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知法、守法、自觉遵守学校纪律和公共秩序。
三、中学进行儒家文化教育的途径和方法
（一）创建以“儒家文化”为主题的校园环境
学校以“传承儒家文化，打造礼仪校园”为主旨，绿化、净化、美化校园环境。在校园的阅览室张挂《论语》中的有关学习、处世的箴言、传统美德的书画；各班以“宣扬儒家文化，创建礼仪班级”为主题，布置教室，制定班规、班训，开展各类班级活动，让学生时时处处感受“儒家文化”的无穷魅力。
（二）进行《论语》《三字经》等儒家经典语句知识竞赛
学校要求利用每天晨读时间，引导学生朗读、背诵一句论语；在语文课上联系古今，讲解一句论语的含义，将枯燥的文言文《论语》，变得通俗易懂。组织中高段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读、背《论语》，低段学生读、背《三字经》。以《论语》《三字经》中的经典语句为内容，进行《论语》《三字经》经典语句知识竞赛。
（三）“学科渗透”
各学科中，尤其是语文学科中有着丰富而独特的儒家文明礼仪、道德法纪及心理教育等德育资源。结合学科特点，创设富于美感的充满智慧具有亲和力的教育情境，让学生在生动活泼的课堂学习中受到教育，激发创新意识、合作意识、自主发展意识，提高自我管理能力。
（四）通过各种传统节日，进行儒家文化熏陶
春节、中秋节、清明节、重阳节、端午节等传统节日蕴含着许多民族文化的因素，让学生沉浸于经过优化的节日文化情境之中，具有接通历史、感受民俗、体验真情、回归传统、享受天伦、感恩祉福、热爱生活等丰富的濡染效用。
（五）“榜样示范”
通过树立榜样并利用榜样人的“榜样点”的道德选择及行动来影响德育对象的德育方法。树立榜样人明确的“榜样点”，使德育变得生动形象，具体可感，容易接受。如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洪战辉同学是“关爱他人”的榜样，徐本禹是“正确对待金钱，正确处理奉献与索取关系”的榜样。
总之，儒家礼仪经典文化在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中具有不朽的地位，有着光辉的作用。对几千年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传统美德的形成，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和影响。我们要对儒家礼仪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礼仪教育要与时俱进，让其具有更大的教化力量。崇尚礼仪，培养文明有礼的新一代，需要全社会各方面的重视，需要家庭、社会和学校教育互相配合、共同努力，才能收到更好的教育效果，促使青少年学生尽快养成文明礼貌行为，“礼仪之邦”的良好形象才能代代相传。
参考文献：
[1]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
[2]王健.儒家的教育理念及其对现代教育的启示[D].长春理工大学2007
儒家思想信的含义篇3
论文关键词：儒家，仁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仁学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的观念在孔子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仁是他的哲学，他的世界观，也是他的伦理道德学说，教育学说，是他的全部博大庞杂的思想体系的‘一以贯之’的总纲。[1]仁学思想中具有十分丰富的价值论资源，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宝贵精神财富。
首先，仁学思想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仁学思想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以及对人的发展的追求已经被广大中国人民接受并内化，抛开其中的封建思想基础和不科学成分，不少语言和思想完全可以大胆继承。孔子认为充分体现了“仁”的精神的大同世界是最理想的社会，是“天下为公”的社会。这种大同社会表现在政治方面是“仁道”能得到彻底实现，执政者能够使一切人民的生活都能得到自由幸福，能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修己以安百姓”，整个社会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表现在社会风气和面貌上，这是一个充满仁爱的社会，每一个人都去爱别人也被别人所爱，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哲学论文，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表现在经济方面，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表现在社会治理效果方面，人们没有任何私心与杂念，没有罪恶，没有偷盗窃杀，也用不着刑法，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外户而不闭。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有三个：一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二是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三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天下为公也是这个社会的基本特征，人的精神境界的提高和自由全面的发展既是这个社会的特征，也是共产主义者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大同社会理想显然体现了这一目标，反映了中国老百姓对美好社会的古老期盼。从人的发展角度看，孔子特别强调人的道德修养，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修身的基本内容就是养成“仁德”。“仁”的基本含义是爱人，是孔子倡导的首要的和基本的道德。“儒学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把道德放在首位，突出道德在人类生活中的优先地位。……在儒学推崇的诸多道德中，儒学又把‘仁’放在首位，特别突出‘仁’在诸多道德中的优先性与重要性，即所谓‘仁为根本’”[2]孔子强调“仁德”的目的可以理解为是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这与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学说显然是相违背的。但是，人的全面发展显然也包含了道德素质的发展，儒家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体系，是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道德的宝贵思想资源。仁学思想对人际间情感道德的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填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项空白。
其次，儒家仁学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思想渊源。当前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是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近期目标，和儒家的小康理想比较接近。“孔子政治理想的特点是从仁的人本哲学思想出发，以怀古的方式憧憬未来。孔子把古代社会加以美化，并且称尧舜时代为‘大同’，文、武、周公时代为‘小康’，并用当时普遍流行的、逆转历史的仿佛越古越好的好古眼光，把‘大同’作为最高理想，‘小康’作为近期的目标。”[1]邓小平正是吸收了儒家的小康思想，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步走”战略。对于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其他论述，也汲取了儒家仁学思想的许多有益成分。邓小平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和孔子“庶、富、教”的治国思想有接近之处。《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认为，要治理好一个国家，有了众多的人口哲学论文，就要努力发展经济，使它富足起来；已经富裕了，就要施行教化。邓小平非常重视发展经济，并把物质文明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同时，他也非常重视科技和教育，注重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体人民的素质。区别在于，邓小平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追求富裕的同时，把目标指向了共同富裕，而且提出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这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家不可能做到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反映了对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思考。这些思想同样包含了对儒家仁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儒家所讲的“仁”与“中和”思想密不可分。如果人人都能做到“仁”，则能实现家庭和谐、人际和谐、天人和谐，简言之，这个宇宙都将处于一种和谐有序、生生不息的状态。“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儒家推崇“中”的哲学，“‘中’的哲学贯通于儒家所关注的所有层面（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自然等），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所有领域（政治、法律、道德、艺术等）。儒家构拟了一个合乎‘中’之精神的和谐世界。”[3]反观当代中国，在市场经济利益机制的驱动下，追名逐利、坑蒙拐骗、见利忘义等随处可见。为了追求物质享受，人类疯狂掠夺自然，带来严重的资源环境等问题，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自然等关系问题日益突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正是对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案。其中所包含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诚信友爱、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等都是儒家仁学思想的现代体现。
再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提倡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也包含了丰富的儒家仁学思想。如前所述，儒家仁学在政治上的理想是追求大同世界，即天下定于“一”，这一思想表现在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中即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即源于此。儒家思想教导人们以个人的修养为核心，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由内而外的步骤，实现内圣外王，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直至理想的大同社会。这一思想尽管立足于封建宗法社会，但其所倡导的整体主义精神在任何和平社会都具有现实意义。另外，儒家仁学对生命精神的强调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柱之一。“原始儒学的精神，首先是创造性的生命精神，是人对宇宙的一种根源感。”[4]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孔子所说的天即自然，是有生命的并且不断创造生命的自然，而人的生命存在则是与之息息相关的，不是二元对立的。”[5]周易?系辞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是符合孔子学说的，是对孔子学说的进一步发展。中华民族历来热爱生活、珍爱生命、积极入世。这种自强不息的生命精神和儒家对人格、人品的强调结合起来，造就了中国人民勤劳勇敢、不屈不挠、舍生取义、勇于献身的民族精神。“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哲学论文，这里的“志”就是道、义、仁、德等，儒家倡导人们无论穷达贫富，都要追求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孔子本人就是这种理想人格的典范。较之孔子，孟子更加锋芒毕露，他崇尚自尊其道，藐视王公大人的“大丈夫”人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孔孟所提倡的君子人格及“大丈夫”气概，尤其是孟子提倡的“以德抗位”思想，对封建专制制度及君主权力的冲击，是他们本人未能预料的。从这个角度讲，儒家仁学的积极意义一点都不能抹杀。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求真务实、奋勇争先的时代精神看起来似乎与儒家思想无关，实际上也摆脱不了民族文化的影响。如上所述，原始儒学的生命精神，其实乃源自宇宙的本性。《周易?系辞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天地的根本性质是生生不息，人也应据此自强不息，发扬创造性的生命精神，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而不灭，靠的正是这样一种民族精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充分发挥了这种自强不息、开拓创新的精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形成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最后，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儒家仁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荣辱观是指“‘荣辱感’所蕴含或预设的道德观念体系”。[6]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涵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旗帜鲜明，先立后破，从不同内容和不同角度提出了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和价值判断的新要求。这些要求固然和当前时代特点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仁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儒家思想中直接论述荣辱观的也比较多。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就是说“士”应该知道礼义廉耻。荀子从义利关系上论述了他的荣辱观：“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孟子则把仁与不仁与荣辱联系起来：“仁则荣，不仁则辱”《孟子?公孙丑上》。“仁”是儒家道德的最高原则，也称为“仁道”原则。它不仅是一种美德及行为要求，而且是一种判断主体是否具有荣辱感的道德标准。孔子将“仁”（即道德）的本质概括为“爱人”，不仅揭示了道德的利他本质，也提出了做人的一种道德准则和美德规范。孔子认为“忠”、“恕”是实行“仁”的根本途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此之谓“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之谓恕。（论语?卫灵公）全球伦理将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定为黄金规则，作为最低限度的伦理规则，是人人都能遵守的哲学论文，仁学思想的现代伦理意义由此可见一斑。从广义的角度看，“仁”有全德之意，包含恭、宽、信、敏、惠、勇、知等。“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仁学思想所包含的道德规范更是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家庭道德的角度看，儒家把孝悌作为最基本的道德，这是仁学得以绵延的社会基础。从职业道德的角度看，孔子提出的“敬事而信”、“行之以忠”等集中反映了儒家对职业道德的理解。从社会公德的角度看，台湾学者刘立林将孔子以仁和礼为核心的社会公德概括为十个方面：“1.仁爱为本，推己及人；2.以礼待人，以和为贵；3.尊重知识，推重人才；4.诚实守信，表里如一；5.严于律己，宽以待人；6.尊师敬老，爱幼帮残；7.见得思义，生财有道；8.当仁不让，勇是竞争；9.反对公害，宽容隐私；10.求实求新，有过就改。……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人类社会公共生活的历史，自孔子始，至今，丝毫没有减弱‘仁’和‘礼’作为社会公德奠基石的历史意义。”[7]当然，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社会主义中国倡导的一种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其内容显然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简单重复，而是和当前社会条件、时代条件相结合，是对新的社会条件和时代条件的反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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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立林.孔子——人类社会公德的奠基人[J].孔孟月刊，1993，10.
儒家思想信的含义篇4
作为人类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完整的素质教育的观念体系，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宝藏与素质教育目标的重要途径。而丰富的儒家文化，既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也规定了素质教育的观念的主要内容。素质教育的根本点是树立和践行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弘扬平等自由和谐的人文主义精神，对于中国主流社会来讲，这种精神就是
中华民族传统人文理想中的儒家精神思想。
一、儒家思想与素质教育
（一）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儒家以修身为本、以仁道为重心的人文理想是当代人文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历史和传统纽带，“修身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崇德修身”、“建功立业”“整体为止”、“仁爱和谐”。儒学中善的观念是以仁、义、礼、智对人们行为的规范为基础的，它以君臣、父子、夫妻的伦理关系为出发点，以“仁”为灵魂，以“礼”为框架。“仁”的基本精神以孔子的说法可以概括为“爱人”和“忠恕”，而“爱人”和“忠恕”的根本途径是“克己复礼”,可以说“克己”与“修身”是孔子道德修养论的一大特色,他提倡通过个体以仁为目标的道德修养来调整整个社会关系。
（二）素质教育的核心内涵
中国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当前的素质教育主要是人文素质教育，即弘扬人文精神的教育。国家教委《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中作了明确解释：“素质教育是以提高民族素质为宗旨的教育。它是依据《教育法》规定的国家教育方针，着眼于受教育者及社会长远发展的要求，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宗旨，以注重培养受教育者的态度、能力、促进他们在德智体等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教育。“
（三）儒家思想与素质教育的契合点
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共识是素质教育应贯穿于专业和课程教学始终。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以学生的实际和学习需求把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熏陶和培养作为素质教育的理念。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教化色彩，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传统思想对古代文学有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是大多数古代作家的共同人生目标；把文学作为道德教化成为我国古代重要的文学思想，“文以载道”是我国文学的基本精神。众多古代文学优秀作品具有极为丰富而深邃的人文精神；中国古代文学所展示的是中华民族的生活画卷，它真实深刻地反映了我们祖先的生活面貌，更真切地本文由收集整理记录了他们心灵。在当今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要利用文学作品本身的教化作用，全面深入梳理挖掘作品的思想内容，阐释其思想意义或价值，明其所载之“道”，阐释作品包蕴的真善美的光辉，以触动学生的心灵，引导学生能更深一层体会我国文学的基本精神。
二、古代文学中蕴含的儒家思想
在中国古代文学价值理念大厦的构架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参阅文化历史不难发现，灿若星辰的中国古代文学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引领性的作用，大批优秀的作家群体、文学作品以及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批评、文学理念本身就映射着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优秀成分，并将这种精神以文学文本的形式进行凝聚、传承、强化和进一步升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理想之塔的构成博大而深邃，精美而瑰丽，千百年来扩散着无尽的阅读、评鉴、感悟的品格张力，不同的文学家、批评家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理解和诠释不尽相同，常有精辟概括之词，不尽一致，各领风骚。中国古代文学中映现出来的儒家理想价值体系，是构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主流因素。
（一）诗歌
诗歌作为人类文化活动的最古老的一种文学艺术形式,它的社会功能与人文价值,已被世界上各个民族的文化所认同。诗歌所蕴含的内涵主要体现为对人的生命价值、社会责任的实现与追求。中国古代现实主义诗歌以《诗经》为开端，儒家思想贯穿现实主义诗歌的始终。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之所以伟大，并不是他创作了《离骚》、《天问》、《九章》、《九歌》等一系列流传千古的诗章，而是在于他高尚的人格和至死不渝的爱国情怀。把握作品的意蕴，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追求，用屈原的人格风范和爱国热忱感染学生的心灵。杜甫的思想始终是儒家思想，“穷年忧黎元”，“济时肯杀身”是他的一贯精神，“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他的最高理想。”他的诗歌渗透着爱国的血诚。当国家危难时，他心痛得流泪：“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一旦大乱初定，消息一传来，他又会狂喜得溅泪：“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1]。
（二）散文
蕴含儒家思想的散文始终存在，作品反映的基本思想人生态度是积极用世，它的许多经世致用的优质是超越时空的，是中华民族文学永远的精神营养，在《论语》、《孟子》到《荀子》这些儒家哲理散文中，随处可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至理名言，社稷的存亡、天下的安危，社会人生和伦理道德成了儒家散文最关注的主题，。从作品中随处可见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儒者、仁者、贤者、圣者的音容笑貌和风度气质，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教育家的容止，执着好学、学而不厌的学者的风范，刚烈、正直的志士的节操。使我们感受到的不是抽象的“仁义”说教，而是清晰地看到一个古道热肠、具有独立人格、超凡脱俗的君子形象。
（三）小说
不仅诗歌、散文蕴含儒家思想，极具教化作用，小说也具有这样的功能，其作者也总是明确地以自觉推行教化为目地。中国传统小说弥漫着强烈的生命意识，处处显露着对人生存价值的思考和评判。《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穷因为其家族深处政治斗争的漩涡当中，无法主宰自己人生的成败，实现理想的人生抱负，最终因不可抗拒的外来政治力量走向整个家族的颓败和个人生活的穷困潦倒，正是这种人生遭遇激发了他反思人生终极价值的内在激情。曹雪芹把女娲炼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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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天剩下的那块石头作为《红楼梦》故事的缘起和引子，“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得入选，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曹雪芹以石头作为自己身世的隐喻，折射出强烈的生价值意识。《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生在元末乱世，青年时代意气风发，有志于成就王业，然而在遭受一连串的人生失败之后，他开始退而反思人与社会的深层关系及人生的终极价值，古代文学家的这种生命价值意识，一直影响到现当代的文学理想价值观。鲁迅弃医从文缘于他对人的肉身的关注转向对人的灵魂的审视和思考，并进而以文学改造国民的灵魂，这种人生道路的转向出于一种生命意识的召唤和自我意识的彻底觉醒，出于一种强烈的自省意识的驱动。
（四）戏剧
不仅小说，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戏曲的社会教育作用对社会民众产生了巨大的引导作用。戏曲文学作品戏曲通过演出，各阶级、各阶层的人同看，,得到生动、形象化的传播,渗透到各个时代人们的心理结构中,塑造了特定的文化品格陈独秀在《论戏曲》中说：“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2]鲁迅也说过类似的话：“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甚至于还靠着从本文由收集整理小说编出来的戏文[3]。”传统文学价值和抒情、叙事内容所折射出来的优秀民族精神内涵，对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的意义。
三、古代文学中蕴含的儒家思想对当代素质教育的启示
我国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全经济球化时代对人整体性综合素质的看重，要求大学教育必须着眼于学生可持续发展、和谐与法治并重、培育理想的人格和人性，而儒家人文思想的人本主义价值和当代大学教育的努力目标不谋而合。因此，提高大学生素质，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丰富素质教育内容，继承和发扬传统儒家人文思想价值体系，营造良好的弘扬儒家理想价值的校园文化环境。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再造和弘扬有着重要的的意义。
（一）可提高学生的道德素养和心理素质提高职业院校学生的古代文学作品的欣赏能力，帮助学生通过作品形成一种抵制丑恶、向往美好的心灵，使广大学生性格变得健全，情操高尚；正确理解审美判断、审美趣味、审美思想的关系，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帮助学生在审美的过程中完善自我、形成健全的人格；陶冶大学生的情感及培养大学生的兴趣爱好，帮助其营造一个良好的精神上的家园，使其在学习中得到精神的放松，从而提高其心理素质，缓解压力，提高学习效率，营造和谐的学习氛围。提高学生的道德素养和心理素质
儒家思想信的含义篇5
【关键词】儒家文化；班级建设；和谐班级
一、课题的现实背景及意义
应试教育中，社会、学校、家长看一个学生是否成才的依据多是成绩，多数学校把升学率看作生命线，结果大多数青少年道德水平下降，没有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和对社会的正确认识。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道德底线和文化观念不断受到冲击和影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理想模式发生一定变化。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中学生身上存在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缺乏社会责任感和公德心，以自我为中心，集体主义观念淡薄，对他人缺乏关心和理解，缺乏感恩意识，缺乏协作精神，意志薄弱，自身封闭，气量狭小。
那么，学校文化的提升和学生素质的养成应从哪里找到切入点呢？笔者认为应从儒学中找到渊源。
二、课题实施的基本内容
1.和而不同、平等包容的伦理道德原则
孔子把“和”与“同”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人格的标准，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就是“以他平他”，强调平等、平衡、包容。“和”在待人接物中表现为“和气”，在成人取向上表现为“和谐”，在自我修养上表现为“中和”。儒家文化中的“仁爱”思想和群体意识，有利于培养学生宽容之心和集体主义精神。同学师生之间，对自己要谦卑，对他人要尊重。学生尊敬教师，教师关爱学生，形成团结友爱的和谐班级。老师理解家长，家长敬重老师，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使校内校外各种关系和谐融洽，构建和谐校园。
2.严于律己、诚实守信的社会交际思想
孔子主张“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尊重他人是和谐人际关系的前提，这对于今人加强个人道德修养有着重要的启示。儒家还倡导诚实守信的处世规范，《礼记大学》中所言：“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信的含义与诚实相近，是指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要言行一致，忠于自己的诺言和义务。
3.孝悌和睦、勤俭忍让的家庭亲情理念
“孝”即孝敬父母，“弟”同“悌”，指尊敬兄长。“孝悌”作为孔子学说中的一个伦理道德观念，规定了一个人，对父母、兄长以及对待他人所应具有的态度和行为要求。在家庭，学生要孝敬父母长辈；家长爱护尊重小辈，宽容爱仁，共建和谐美满的家庭。勤俭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勤俭，包含着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与懒惰相对的勤劳和奋发，苦干实干，自强不息；二是与浪费相对的节俭，即人们珍惜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4.以德服人、躬身笃行的为师从教风范
儒家思想重视教育和学习，主张尊师重道。在和谐班级的创建中，教师做到语言规范健康，举止文明礼貌，为人正直正派。刻苦钻研、严谨治学，坚守情操，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发扬奉献精神。在充满和谐的氛围中，教师诲人不倦，学生勤奋向上，全体师生都能体会到一种成就感和幸福感。
三、研究的主要途径与措施
1.文化环境的创设
利用校园橱窗、楼道厅堂、学校刊物以及教室布置，营造浓厚的儒学氛围。楼道大厅，教室墙壁可张贴儒家为人处事、求学励志名言警句，如“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开辟儒学文化展示室，组织学生出墙报、黑板报、手抄报，开展演讲比赛、知识竞赛以及儒学漫画创作等形式去深入认识儒学。并借助视听感悟，组织学生观看儒家经典故事片段、于丹讲《论语》等录象，要求学生看时做好笔记，看完之后写观后感，及时交流心得体会。此外，推行富有特色的仪式礼仪，如入学仪式、周一升旗仪式、特定节日礼仪（“爱校日”、“感恩日”、“敬贤日”等），在仪式礼仪的设计与运行中合理渗透儒家文化精华。还可举办儒学文化周，组织“《论语》学习标兵”、“儒雅型教师”、“涵养型学生”的评选。通过校园整个文化环境的营造，充分发挥儒学熏陶、感染作用。
2.专题活动的开展
通过开展专题活动，让学生深深体味活动浓郁的文化气息，最终使活动所蕴含的传统文化精髓，在每个人的身上得到内化和升华。中国传统节日无不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寄托着人类的美好情感和愿望，再加上社会环境的渲染，以及学生对之有着强烈的期待，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最容易触动学生敏感细腻的心弦，演绎出美妙的教育旋律。我们可以结合传统佳节开展主题活动，如清明、端午、中秋、元宵节，讲解这些传统佳节的来源，以及节日期间拜访的礼仪和蕴含的意义，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体会、感受那些隐含在思想深处的民族文化元素，从中培养学生的崇敬之情和仁爱之心。比如春节贴对联的风俗，我们可以通过讲习对联文化，既能让学生欣赏文字形式之美，又能培养学生热爱家庭，热爱生活的良好品质。
现在国内越来越流行的母亲节、感恩节等都是极具德育价值的“洋节”，我们也可以“洋为中用”，召开感恩主题班会，让学生与父母互通书信，增进了解。在节日当天，可邀请家长与孩子一起参加活动，活动中让学生回忆与母亲之间的难忘经历，激发起学生心灵深处对母亲的深深眷恋感激之情。通过游戏体验，让学生进一步感受到父母的压力，学会体谅父母，换位思考，主动沟通。穿插一些亲子活动，如《考孩子》、《才艺大比拼》、《认孩子》、《妈妈的手最温柔》，通过活动情景的设置，使学生在参与、互动、体验中感受到浓浓的亲情，从而使这种感恩意识永远刻在学生的心灵深处。只要我们善于抓住这些教育契机，就能让节庆日也散发着德育的芬芳！
作为教育工作者，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让传统文化精髓进校园、进课堂、进人心，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丰富校园文化内涵，创建和谐家园，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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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信的含义篇6
[摘要]目前大学学校在学生医德培养和医学人文精神的塑造面也往往重视不够，教育方法单调，这种重科技轻人文的价值取向其实是唯科学主义在医学教育领域的表现。医患关系冷漠、紧张更是当今医疗行业普遍存在的状况。儒家思想教育模式的主要内容是“仁”、“智”并举，“仁”与“智”、“体用不二”的思想是儒家处理知识与道德关系的根本准则。儒家的德育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构建主体性医德教育理论、培养学生自我修养能力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儒家思想医德教育
中图分类号：R19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4-7484（2011）04-0011-03
推动医学进步和发展的，不仅仅是先进的科学技术，更需要医务工作者的奉献精神、牺牲精神，需要不懈的努力，不断的探索。希波克拉底誓言、孙思邈的大医精诚，体现的就是这种医德。医学的进步，发展和创新，个人认为依靠的就是医德。
何为医德？医德，即医务人员的从业道德，它贯穿医疗卫生部门的各级各类医务人员的职业活动中。因此从事医务工作的所有人员均应接受这方面教育，而不仅仅是指临床医生。国际卫生组织（wHo）和学会都制定有相关的文件和宣言，作为各类医务人员的行为规范。我国政府一九八八年也制定颁发了《医务人员医德规范及实施办法》，作为全国医务工作者的行为准则。
作为未来医药事业的继承者和接班人，在培养出精湛医技的医学生的同时，更需要注重培养医学生的医德。高等医学院校的医学生是国家未来的高级医务人才，在校期间就必须全面系统的了解医德知识，培养其良好的修养，这样将来才能称得上合格的“产品”。
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在外界物质及利益的熏陶下，许多社会人士甚至医学生被这种社会环境所感染，在唯科学主义倾向思潮的影响下，置医德于不顾，医学生医德状况凸显我国医德教育所面临的困境。
目前医学院校虽然加强了德育的课程，但仍没有放在主要的地位，学校没有重视德育，尤其是医德教育在医学中的重要作用，仅把医德方面教育作为一门课程，而不是培养医学生的一种系统教育工程，往往年级越高，理论教育越缺乏。
中国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自古就有关于医德的阐述，比如“医乃仁术”、“人命之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医学里就包含着医德的精髓。儒家思想是传统中国文化的主干，他代表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对医德影响是深远的。
在儒家伦理中心的思想体系中，对个体人格完善的追求构成了整个儒家思想体系的出发点和归宿。孔子所设想的理想人格是“圣人”和“君子”。“圣人”是最高的理想人格，“君子”次之。在孔子看来，能具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的人就是圣人。中国古代儒家一直十分重视理想人格的设计，强调对个体完善人格的追求。对于个体完善人格的追求激励着无数志士仁人临事不惧，不计成败得失，不问安危荣辱，具有强烈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崇高的道德理想。
儒家思想体系中所蕴涵的外在道德规范与内在的心理欲求统一的思想对于现实的德育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道德教育本质上是个体人格和品德的建构过程，是个体的内在需要与社会道德原则的对话过程。
笔者认为，儒家思想对于医学生的医德教育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1儒家的“仁”学思想对于医德教育的主导价值作用。
儒家认为，心为“仁义之心”，“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人皆有之”的“四心”：“侧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这里讲的人心，指人之“良心”或“本心”。“良心”，是因为它代表着善，集中体现了作为人世之普遍道德标准的仁义礼智四德。“本心”，是因为它是人所固有：“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
医务工作者对病人要具有仁爱之心，急人之所急，想人之所想，看到病人的痛苦，看到病人家属的忧虑，就会动恻隐之心，正如孟子所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这种同情之心不是为了金钱，也不是为了迎合谁，而是发自内心的“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孙丑上》）”，就产生要尽力救治的冲动。有此仁爱之心其医术方能称之为仁术。同时，培养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情怀是医德建设的根本宗旨，这就要求医务工作者在医务工作中，同情和尊重患者，做到儒家所提倡的“仁者人也”、“仁者爱人”。孔子多次以“爱人”说明“仁”的内涵，如“仁者爱人”，“节用而爱人”等等，都是“仁”所代表和体现的博爱精神，是儒家伦理的根本核心。医学生是未来社会上的医务工作者，对于培养医学生的“仁”，儒家思想具有很好的主导价值作用。因此，儒家“仁”学思想对于培养医学生医德具有巨大的指导价值。
2儒家思想的“诚”、“信”对于医学生医德教育的借鉴作用。
儒家认为诚信为行为之本，强调做人做事要重“诚”守“信”。“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医务工作者面临的是活生生的生命体，面对这些生命体，在科学面前，我们必须以诚相待，以信相守。诚实守信是当今医务工作者不可缺少且尤为重要的品格。在医疗社会关系中，作为患者一方由于处于一种相对弱者的地位，更由于病患在身，往往对医师寄以极大的期望，这种期望是超乎理性的，具有强烈的“情”的色彩。在患者就医过程中，总会对医护人员产生信赖感、亲近感。如果医务工作者除高超医术之外，还具有认真敬业的精神，善良宽容的心态，向患者及其家属真实地陈述患者的病情，适当检查，对症下药，医院合理收费，争取让病人以最少的代价治好疾病。拥有这样诚实守信的品质，将更加吸引和影响病人，有利于良好医患关系的建立，而且最终有利于促进医学事业的发展。正如《中庸》所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
医学生培养最基本的“诚”、“信”，这不仅是提高医德素质的要求，更是一种个人综合魅力的升华。“言忠信，行笃敬”，这样才能做得“君子坦荡荡”。
3儒家思想中的“利”、“义”观对医学生价值观的导向作用。
“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论语•卫灵公》）”，“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以上这些基本观点表明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主张是“以义制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医疗行为带有一定的盈利性质，办医的目的是为了谋取经济利益，医师也变为一种谋生的职业。这与儒家的思想并不冲突，儒家并不反对“利”，而是反对非“义”之“利”。儒家讲“义以生利”、“因义成利”、“以义驭利”。面对市场经济大潮下的经济利益的巨大诱惑，弘扬正确的义利观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医德建设所面临的严峻考验。这就要求广大医务人员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收益、社会和个人的关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当医学人道主义与功利主义发生矛盾时，坚持医学人道主义第一的原则；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舍小家而顾大家，舍小利而重大义。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是医生的工作目标，爱护患者的生命，关心患者的幸福，尊重患者的人格，保护患者的权利，实行医学人道主义，又是医务人员的行为准则。医生要千方百计为患者解除病痛，按照患者的健康需要为他们服务，不论其身份高低或金钱报酬多寡，一视同仁。对那些贫困的人，更应当给予特别的关照。正如唐孙思邈所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这既是医德建设的基本要求，也与中国儒家传统伦理思想一致。
如何把握正确的利益观，如何面对社会上形形的利益诱惑？早在几千年前的孔子就提出了见解。《论语•尧日》中提倡的“欲而不贪”，简单、直白地道出了道德把握尺度和检验标准。正如清代费伯雄所说：“欲救人而学医则可，欲谋利而学医则不可”。
4儒家思想的“吾日三省吾身”对于医学生的自律作用
大学教育有必要补上“自省、自律”这一重要道德升华过程。强化大学生的“内省”意识、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应该是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通过儒家文化中深刻的自省、自律意识教育，有助于培养大学生认识自我、激励自我、控制自我的自我教育、自我评价、自我管理能力。大学教育不仅要重视知识的传授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更重要的还有行为习惯的养成和道德品质的加强。如果在大学教育中增添传统儒家思想的人文内涵，让大学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处处浸润在传统文化和现代科学文化思想的交织杂糅中，那么未来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一定会出现令人欣喜的局面。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趋向是儒家思想，它贯穿着中国的整个思想发展史。儒家的伦理思想影响甚至决定了所有的方面，儒家思想浸润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各个方面都深深地打上了儒家伦理思想的烙印。作为医学在中国是中医也不例外，中医本身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儒与医基本上是不分家的，很多医生就直接被直呼为儒医。我国的传统医德更是建构在儒家伦理思想基础之上的。基于现代医学所走入的困境，我认为利用儒家的部分思想，对于建设医学生医德价值框架具有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1]陈利民.论中国古代儒家道德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m].《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5（26）.
[2]范红霞，刘庆昌.尊重学生需要.改进道德教育[J].教育研究，2002，（6）.
儒家思想信的含义篇7
【关键词】儒家思想；思想政治教育；现实
从春秋到现代，儒家思想历经千年，贯穿于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长河之中，对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裨助我们处理现实生活的种种矛盾。儒家哲学义理中蕴含着对终生教育的价值观、人生历练与处世修养等方方面面，裨助我们找回原有的“仁爱”、“忠恕”的纯洁心灵与善良的“自性”。儒家思想的超凡脱俗与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蕴含丰富的教育资源，助推我们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充分挖掘儒家思想包含的深邃的教育理念与哲学义理，即是我国文化建设的需要，也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需要。随着现代化建设的进行，解决社会道德问题更为迫切，急需借鉴儒家思想的至正至刚之气处理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所遇到的各种难题。
一、儒家道德思想精髓的内涵
管窥儒家“经世致用”的观点，充斥着对“仁善”的道德向往，在一定程度上裨助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儒家思想中的“圣贤人格”、“自强不息”、“见利思义”以及“以和为贵”，对裨助处理社会道德问题以及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儒家思想中充斥的爱国主义精神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执干戈以卫社稷”以及“天下为公”的儒家言论，裨助我们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人们物质欲的泛滥，无疑儒家忧国忧民的道德境界可以很大程度上增强民众的国家民族意识。儒家认为，只有具备了超凡脱俗与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面对外在的威胁与物质诱惑，才能达到处之泰然、镇定自若的高贵情怀。儒家道德思想认为若想真正的把握和领悟“德”的内涵，必须从道德的根源性开始。儒家认为道德的根源在每个人所固有的“仁心”，即认为“仁心”是人性所固有的。“为仁由己”的儒家认为学者必须先识仁才能在求知、做人、处事上有所依据，具有“依于仁”的完美性格才能成为国家栋梁。以道德伦理为根基的儒家思想建立在“仁”之上，“下学而上达”的教育思想充斥着科学内涵。儒家“以义为上”的义利观对物欲泛滥的现实社会是正确的处理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良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迷失在物质的洪流之中，部分人一味地追求个人利益、眼前利益，内心毫无国家民族的责任之感，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造成了巨大的挑战。对儒家这种崇高义利观的弘扬，在一定程度上裨助当代青年正确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树立，以致形成“至贤至圣”的理想人格。从切实问题入手“问仁”的儒家思想，避免了空谈道德理论，具有极为重要的道德实践意义。“忠君爱国”与“忧国忧民”的儒家思想具有着崇高的道德境界，吸取儒家这种高度的国家民族责任感与爱国意识，对于裨助我们处理社会道德问题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儒家思想中至贤至圣的道德追求的现实意义。以“仁”为主体的“修身、齐家、治国”，是儒家道德的政治的实现路径，追求整体的和谐。我们只有树立至高至上的道德追求以及提升我们的心理思维，才能构建新的行为方式裨助社会风气的改变。儒家伦理实践在于自觉反省，保证本心良知。儒家认为“仁”是内在于我们每个人的，是一种无待外求的“本性”东西；“仁”是本心善性，必须透过人的自觉呈现，而后乃能透显它超越而客观的现实意义。儒家把道德行为划分作初级和高级道德两种发生模式：根据不安之情引起心理效应，作为内在说服和根据，推动初级道德行为的发生；通过学习培养道德理性作为外在说服和根据建立高级道德行为的动机。个人从高级道德做起，必然得到他人以初级道德的回报，这种至贤至圣的道德追求也是个人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实现的重要路径。儒家点出的“仁”，意指人都可以“克己复礼”与“反求诸己”，道德原则不是依据形式逻辑的规则去考核，而是依据反省自觉中的存在实感，因此，自我就可以做主地从事道德实践，以追求和实现自己的理想人格。这种实践将带来全面的存在性和终极性的自我转化，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实践意义。儒家所强调的个人对他人念恩和善行实践的动机和反省批判的能力的“观功念恩”的教育思想，对于裨助当代青年人格的完善、情义的学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亦是一种新的道德疗法。儒家教育思想精髓的现实意义。儒家教育思想的内容包含天人合德为理想，以仁义内在为动力来唤醒人的纯真本性，并从具体之生活来落实道德的实践，在实践当中亲自去体会，亲自去验证道德，以德行之自觉为进路来达到良知之自由。在如今高校只重视对学生道德理论灌输而忽视道德实践的情况下，儒家教育思想中追求“至贤至圣”的道德实践，对于我们现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谦冲诚信”、“当仁不让”、“追求和谐”的理念充斥在儒家教育思想之中，很大程度上裨助我们克制内心与行动上的物质欲望，以致达到“至贤至圣”的道德境界。先秦儒家所倡导的“大同社会”不仅通过“福德合一”的道德智慧启迪了现代人的哲学智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助我们现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儒家的中庸之道与权变智慧，对我们处理现当代的种种现实社会问题给予极大的启示，其科学内涵与教育思想增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与弘扬。儒家“其善而从、不善而改”的见贤思齐的教育思想，使得人能不断的自我成长以趋于完美之境地，其目的是希望培养出人们具恢宏气度的君子儒。
二、把握儒家思想精髓裨助当代思想政治教育
延存数千年的儒家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色彩以及历史局限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吸取儒家思想的精华来裨助我们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儒家思想不仅在思想、内涵、形式、方法上给予我们智慧的启迪，也直接或间接的贯彻在家庭、学校、组织所进行的教育之中，深刻且无形的影响着当代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我们应当结合时代的特点，充分挖掘儒家思想的科学内涵，裨助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儒家思想精髓对人们价值观的影响。儒家思想的精髓增助人们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树立，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积极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逐渐流毒于当今社会，急需“臻于至善”的儒家精华洗涤人民的心灵引领我们到至贤至圣的道德彼岸。儒家主张通过教育与修养让人们在黑暗现实之中发现人的本善，这也是孟子以人格修养为视点的论述，对于充斥着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当今社会，亦是一种新的道德疗法。主张“诚者，天之道”的孟子思想，具有世界伦理价值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主张“天人合德”思想的孔子，认为是人的“仁”彰显了天道天命的价值。“万世师表”的孔子认为我们不仅要强调道德的教化作用，也要考量人民物质需求的合理满足，与孟子道德的产生不需要任何的物质基础的主张相比，极具科学和实践意义。主张“内圣外王”与“天下大同”的儒家，并没有忽视人民正常的物质需求而是把它限制在“一箪食，一瓢饮”的合理范围之内。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建设的深入，需要儒家“一箪食，一瓢饮”不堪其忧的思想治愈对物质欲极度追求的当今社会。诚然，灌输没有丝毫物质支持的“向善”道德思想，必然会成为空泛的道德口号，既无助于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无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要综合考量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一味牺牲个人利益满足国家集体的需要，“道德”必然难以深入人心，也不能增助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儒家生命观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论语》被奉为儒家思想精髓的经典，被历代引以为修身处事的凭借，因此有必要深入挖掘儒家思想中生命观的科学内涵，通过对儒家生命观的管窥汲取精髓，裨助人们树立正确生命观，增益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论语》中的生命观以“生活与处世”的内容最多，而“生存与生命”的内容较少。管窥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言论，可以看出他关注的是生命的意义，重视的是现世之事，在一定程度上也高扬了生命的价值。《论语》中这样写道：“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管窥这句话，我们可知儒家按部就班与循序渐进的做事要求。“经世致用”的孔子强调的是现世的价值，关注的是生存的意义，而过度的强调生死与命理必然是本末倒置的。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儒家生命观体现的不是对生命的轻视，而是追求在集体、国家、民族的危在旦夕之际能够挺身而出的至高道义，这种舍生取义的至高道德境界也凸显出儒家对生命的高度珍重。同样，“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凸显的也是这种至高的道义，儒家不仅单方的要求对“仁”的道德追求，管窥这种思想的背后是对人生价值的至高要求与生命的珍重。以“未知生，焉知死”与消极以对的观点来诠释儒家关于死亡的哲思，是不全面的也是不科学的。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通过管窥孔子在祭祀中的谨慎与真情，也凸显了孔子对逝者的敬畏与生命的敬重。总括之，管窥《论语》中生命观可以发现，孔子虽然对死亡的概念未做深入的探索，但未对死亡的议题视而不见，通过谨慎积极的态度处理死亡祭祀的事宜表现出孔子超越命限的至高价值追求。通过管窥儒家“慎终追远”的谨慎态度以及对“立功”、“立德”、“立言”生命情操昂扬的追求，儒家将生命观最终回归到积极处理现实生活的努力之上，彰显生命价值的意义之所在。儒家生命观中凸显的对人生价值的至高追求与生命的珍重，增益当代人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树立，裨助着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儒家教育思想精髓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通过管窥儒家教育思想深刻挖掘其精髓对当代教育的意义，力求裨助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孔子教育原则总括之有四个方面，“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并重”以及“由博返约”。孔子在学习方法上采用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各种不同方式使学习者能知行通贯。孔子认为只有深刻的把握受教者的特点，在教育上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要科学全面的掌握受教者的心理特点，对于不同年龄段（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以及不同职业（学生、商人、工人等等）运用不同的方法。管窥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言论，可以看出其对“启发诱导”这种教育方式的重视。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在从教者与受教者中要找到这样两个平衡点：第一，从教者主动与被动之间的平衡点，既要保证从教者的主动权利又不能完全扼杀受教者的积极性；受教者积极性与自由性，既要保证受教者的积极性又不能无视从教者的主导作用。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学思并重”的教育思想，深刻洞察到了人类的认识规律，科学的把握了学与思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极具参考意义。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孔子既要求学生要博学多识又要求学生学习的知识面不能杂乱，深刻地洞察到知识广与深的辩证关系，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从教者与受教者都有很多的理论指导意义。在学习立场上，孔子要求学习者能够以虚心的态度自动自发努力地去学习，并应珍惜时间，有恒心的学习，不可操之过急，而是循序渐进的学习。孔子的学习观念讲求学思并重，尚立志，注重学习兴趣的培养，以学习意义而言，其目的是希望培养出具恢宏气度的君子儒，借着学习使人能不断的自我成长以趋于完美之境地。基于此，儒家在教育方法、内容等各个方面的精髓，都可以裨助当代思想政治教育。
三、儒家思想精髓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发
儒家思想精髓的实效性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发。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要向教育的实效性上侧重，并充分考虑受教者的心理与生理特点，空洞的灌输难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充分发挥现代传媒技术的作用，例如：微信、QQ等等，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受众采用多元化的教育避免呆板空洞的灌输。采用实效与开放的思想政治教育，符合思想政治教育受众的心理与生理特点，可以裨助受教者达到至贤至圣的理想人格。儒家思想精髓的实践性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发。儒家思想的实践性在“知行合一”与“为己之学”上抒发得淋漓尽致。管窥儒家“知行合一”与“为己之学”的言论可见其对实践的重视，因此，应当着重培养思想政治教育受众的道德实践能力，避免空洞的理论说教。儒家伦理实践在于自觉反省，保证本心良知。道德原则不是依据形式逻辑的规则去考核，而是依据反省自觉中的存在实感，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是为了让受众者可以自主地从事道德实践，以完成自己的道德人格。这种实践将带来全面的存在性和终极性的自我转化，对于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受众者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儒家思想精髓的爱国性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发。儒家的圣人是积极入世的，具有兼善天下、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倡导经邦济世、建功立业的理念，梦想着建立一个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理想社会。孟子主张以集义养气的修养工夫培养出浩然之气，以养成大丈夫坚守善道、不为环境所左右的气度，最终在成德成物的实践中达成济世救民的终极关怀。孟子认为明善诚身的修养才能践行成圣，完成理想人格，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把握儒家“尊王攘夷”民族大义的思想精髓，对于增助当代青年的爱国情怀发挥着重要作用，裨助着当代思想政治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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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信的含义篇8
关于儒家的民本与民主的关系，我在《中国的民本与民主》一文[1]中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民主（democracy），就其基本的或主要的涵意而言，是指一种与君主制、贵族制相区别的由人民治理（the government by the people）的政治体制（或管理形式）。我认为，儒家的民本（regarding the people as foundation）与君主制相联系，它主要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其一，人民的利益是国家和社会的价值主体（“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其二，君主的权力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巩固（“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前者属于价值判断，后者属于事实判断。二者合一的典型表达是皇帝起居室里的一幅对联：“惟以一人治天下，岂将天下奉一人”。从政治体制上说，民本与民主是相对立的；但从价值观上说，民本思想中蕴涵着从君主制向民主制发展的种子，这一种子的萌芽表现在明清之际黄宗羲等人的政治思想中。
人权（human rights）是近代以来不断发展进化着的观念。“第一代人权”[2]是17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和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等人提出的自然权利、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等思想，《英国权利法案》（1689）、《美国独立宣言》（1776）和《法国人权宣言》（1789）是反映第一代人权思想的代表作。第一代人权主要是“公民和政治权利”，包括发表意见的自由、信仰自由、宗教自由、言论和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迁徙自由、生命安全和财产的权利等等。显然，第一代人权是与民主制度相联系的，或者说，人权观念是民主制度的基础（严复所谓“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而人权又需要从民主制度得到承认和保障。就此而言，儒家的民本思想中是否包含人权的观念，似乎不宜作出笼统的判断。民本在政治体制上与民主相对立，儒家思想中没有“公民和政治权利”的设定，因此似可说，民本思想中没有第一代人权的观念；但就民本的价值观而言，其中也包含着第一代人权的某些因素。
儒家的民本思想源于中国上古时期（尧、舜和夏、商、周三代）的宗教政治观。我在《中国的民本与民主》一文中写道：
在记载夏、商、周三代史迹的《尚书》中，政治上的最高权威是“王”，而思想观念上的最高崇拜者则是具有人格和道德意志的“天”（神）。天神所具有道德，也就是“保民”、“裕民”的道德；天神所具有的道德意志，代表的是人民的意志。这也就是所谓“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尚书·皋陶谟》），“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民之上是王，而王是天所选择的能够秉承天的道德意志而“敬德”“保民”的统治者。天所选择的王称为“天子”，因天子能够像父母般地爱护、保护人民，所以他才能成为王。……如果王违背了天的道德意志，肆虐于人民，那么天“惟德是辅”，“改厥元子”，选择另外一个诸侯，讨伐暴君，取代他为王。
我曾设了一个比喻，即：“在夏、商、周三代也潜含着三权分立的观念。因为天的意志代表民的意志，而王又须按照天的意志来执政，那么民似乎具有立法权，王则行使行政权，而对王的选举、监督和罢免权则属于天。”《尚书·皋陶谟》说：“天工，人其代之”，意谓统治者是代表天命而行事。就统治者必须“敬德”“保民”、服从于人民的意志而言，我们也可说是“民工，天其代之”，亦即人民把监督、节制君王的权利委托给“天”了。在此结构中，人民并没有真正的政治权利，其意志的实现要靠统治者对“天”的敬畏、信仰或尧、舜、禹、汤、文、武等“圣王”的道德自觉。
儒家的政治设计一直未脱夏、商、周三代的原型。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周天子的权威名存实亡，天神的观念受到怀疑甚至否定，统治者的私有观念也愈发膨胀，在此形势下，儒家更主要以“仁”的思想启发统治者的道德自觉，寄希望于“仁者得天下”，“君仁莫不仁”，“天下定于一”。面对现实中的君主的非道德，孔子提出“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孟子提出“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孟子·离娄上》），荀子也主张“社稷之臣”对君主要实行“谏、争、辅、拂”（《荀子·臣道》）。孟、荀都肯定了“汤武革命”之说。但在孟子的思想中，这种“革命”的权利还是源于“天”对桀、纣的“所废”和圣王之受命（“天与之”，参见《孟子·万章上》），就一般情况而言，只有“贵戚之卿”才能“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对于“异姓之卿”，只能“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孟子·万章下》，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语丛三》中亦有“不悦，可去也；不义而加诸己，弗受也”）。荀子将“汤武革命”称为“权险之平”，这是从“天下归之之谓王”，“非圣人莫之能王”（《荀子·正论》）的意义上说的，就一般的“臣道”而言，只能是“事圣君者，有听从无谏争；事中君者，有谏争无谄谀；事暴君者，有补削无挢拂，迫胁于乱时，穷居于暴国，而无所避之，则崇其美，扬其善，隐其败，言其所长，不称其所短，以为成俗”（《荀子·臣道》）。
总之，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虽然包含着人民的利益构成君主权力的基础的意思，但并没有赋予人民以监督、节制和罢免君主的权利，而是把这种权利寄托于“天”，这也就是后世君主纷纷以“符命”、“谶纬”、“奉天承运”来建立自己权力的合法性的原因。秦王朝以暴力取得天下，而自谓承受了天的“水德”。汉承秦制，是“居马上得之”，但也以承受了天的“水德”或“土德”自居。当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时，儒家的“五伦”已渗入法家的因素而成为“三纲”，君主对于臣、民的权力被绝对化、神圣化，尽管董仲舒仍有“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和“屈君以伸天”（《春秋繁露·玉杯》）用“天人相与之际”来儆戒人君的思想。在“三纲”的原则下，君、臣、民的关系是：“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韩昌黎集·原道》）显然，在君主集权的体制下，人民是没有“公民和政治权利”可言的。
《美国独立宣言》称：
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到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是损害这些目的的，那末，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
曾经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并且参与《法国人权宣言》起草的启蒙思想家潘恩（thomas peine, 1737-1809）指出，各种政府由之产生并据以建立的根源可以归结为三大类：“第一，迷信。第二，权力。第三，社会的共同利益和人类的共同权利。”“第一种是受僧侣控制的政府。第二种是征服者的政府。第三种是理性的政府。”“这样，我们就很容易发现，政府不是出自人民之中，就是凌驾于人民之上。”[3]就每个人的天赋权利构成公民权利的基础而言，潘恩说：“[政府的]主权作为一种权利只能属于人民，而不属于任何个人；一国的国民任何时候都具有一种不可剥夺的固有权利去废除任何一种他们认为不合适的政府，并建立一个符合他们的利益、意愿和幸福的政府。”[4]
与以上思想相对照，儒家的民本思想中包含了为了保障人民的利益，“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的意思。就孟子所说“[天]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孟子·万章上》）而言，甚至可以说儒家的民本思想中部分地包含了“政府的正当权利，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的意思。然而，儒家的民本思想中并没有真正设定人民的天赋权利、公民和政治权利以及它们的不可转让、不可剥夺。儒家所设想的政府，是根源于“社会的共同利益”，而不是根源于“人类的共同权利”，而秦以后的历代王朝虽然仍挂着“天命”和“民本”的招牌，但实际上如潘恩所说，是“建立在暴力之上，将利剑冒称王笏……为了利用每一种有利于自己的手段，他们把欺骗和暴力相结合，建立了一个他们称之为神权的偶像”[5]
孙中山先生曾把美国总统林肯所谓“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译作“民有、民治、民享”，他说：“要必能治才能享，不能治焉不能享，所谓民有总是假的。”[6]我认为儒家的民本思想中包含了民有、民享的意思，但惟独没有民治，而中国封建社会的实际情况却也正如孙中山所说“不能治焉不能享，所谓民有总是假的”。“人权”的观念中既有民有、民享，又有民治。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提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7]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来说，是具有深远、重大意义的。
二
儒家的民本与“第一代人权”的关系，除了从政治制度上进行探讨外，还应该从社会伦理的方面进行分析。就此而言，儒家伦理与西方的人权不仅有着时代的差异，而且也表现出中西文化各自不同的特点。
在中国近代史上，严复最先明确地认识到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是“自由不自由异耳”。他说：
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中国理道与西法自由最相似者，曰恕，曰絜矩。然谓之相似则可，谓之真同则大不可也。何则？中国恕与絜矩，专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寓所以存我者也。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以生。粗举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重讥评……[8]
严复在列举了由“自由既异”而衍生的中西文化的种种差别后说，这些差别“并存于两间，吾实未敢遽分其优绌也”。从现在看，这些差别许多属于时代的差别，是可以分出优绌的；但其中也确实含有民族文化的差异，值得我们深入进行探讨。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打倒孔家店”与“尊孔”的斗争同巩固共和与复辟帝制、搞假共和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在五四新青年看来，中国的首要之务是“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9]。儒家伦理被归结为“纲常阶级主义”，其源在于中国古代的“家族制度”，孔门立教“莫不以孝为起点”，“盖孝子范围，无所不包，家族制度之与专制政治，遂胶固而不可分析”[10]。陈独秀热切地主张“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他认为：“吾国自古相传之道德政治，胥反乎是。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棗曰忠，曰孝，曰节，棗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11]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家伦理的抨击，突显的是其落后的时代性的一面，但对儒家伦理中也包含着人类社会的普遍道德准则却未予注意。把儒家伦理简单地等同于“三纲之说”，完全否认儒家学说中有“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这是陷于片面而不完全符合实际的。孔子所谓“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这些都是讲的“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
中西文化的不同，在于西方文化把人看作独立的个体，从“上帝造人”或“自然状态”说，每一个人都是生而独立、平等、自由的，西方近代的人权观念源于此；而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文化是把人看作处于一定社会伦理关系中的一个角色，如果不讲人伦，“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那就不成其为人，“则近于禽兽”。西方文化重个体，重自由，重权利（所谓“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个股东，从而有权支取股本”棗潘恩语）；而中国文化重关系，重絜矩之道，重义务（所谓“伦理本位”，“互以对方为重”棗梁漱溟语）。就此而言，这里确实不能“遽分其优绌”；从人类历史和人权观念的发展看，二者应该相互补绌，相互吸取对方的长处。
中国文化的“伦理本位”，不可能不带有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时代性。先秦儒家所讲的君臣、父子、夫妇关系，虽然包含相互间的道德义务（如孔子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但其尊卑、主属的含义仍是不可否认的，及至汉展为“三纲”，则三者成为绝对权力与服从的关系。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此进行抨击是合理的，将此与第一代人权所讲的“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法国人权宣言》）思想相较，二者也是格格不入的。但是，儒家伦理也并非只有落后的时代性，其中也包含着人类社会的普遍道德准则[12]。孔子所谓“仁”，其最基本的含义就是“爱人”（《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孟子·离娄下》：“仁者爱人”），这里的“人”包括人类所有的人（参见《吕氏春秋·爱类》），而“爱”则是一种自主、自律、自觉的道德意识和行为。孔子所谓“为仁由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既包含了对自己个人人格的尊重，又强调了自己对他人所承担的道德义务。
《法国人权宣言》第四条称：
政治的自由在于不做任何危害他人之事。每个人行使天赋的权利以必须让他人自由行使同样的权利为限。这些限制只能由法律规定。
据说这一条是伏尔泰推崇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由罗伯斯庇尔写入《法国人权宣言》的[13]。两相比照，二者间仍显出中西文化的差异，孔子强调的是道德义务，而《法国人权宣言》是将其用政治、自由、相互间的权利和法律规定表述出来（类似的表述也见于联合国于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即：“人人于行使其权利及自由时仅应受法律所定之限制，且此种限制之唯一目的应在确认及尊重他人之权利与自由并谋符合民主社会中道德、公共秩序及一般福利所需之公允条件”）。
潘恩在评论《法国人权宣言》时说：“头三条是自由的基础”（按，头三条是：“一、在权利方面，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二、一切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天赋的和不可侵犯的权利；这些权利是：自由、财产、安全以及反抗压迫。”“三、国民是一切主权之源；任何个人或任何集团都不具有任何不是明确地从国民方面取得的权力”）。他还说：
当国民议会审议《人权宣言》时，一些议员主张，如果公布一项权利宣言，就应当同时公布一项义务宣言。这种看法显然是经过考虑的，毛病仅在于考虑得不够周密。从相互作用来说，权利宣言也就是义务宣言。凡是我作为一个人所享有的权利也就是另一个人所享有的权利；因而拥有并保障这种权利就成为我的义务。[14]
从“头三条是自由的基础”来讲，儒家伦理远没有达到《人权宣言》的思想高度（而且儒家伦理中落后的时代性的内容是与《人权宣言》相违背的），但《人权宣言》写入第四条，构成权利与义务的统一，这又含括了儒家伦理中超越其时代性的普遍道德因素。
儒家有“天下为公”（《礼记·礼运》），“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的思想，这就是对人类的所有的人的关爱，这与《世界人权宣言》以及1966年通过的《联合国人权公约》等文件一致申说的“人类一家”思想是相一致的。从道德理念上说，儒家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即人是天地间最有价值的；而且，“人人有贵于己者”（《孟子·告子上》），即每个人都有其自身固有的价值（“良贵”）；无论孟子的性善论还是荀子的性恶论，都设定了人的本性是生而平等的，故“人皆可以为尧舜”（同上），“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孟子说：“杀一无罪非仁也”（《孟子·尽心上》），“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荀子也说：“行一不义，杀一无辜，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荀子·王霸》），“天下”是以人民为本，儒家要求统治者虽得天下也不可滥杀无辜、刑虐人民，这是对每一个人的生命价值的肯定。因此，儒家伦理中除了落后的时代性内容外，也包含着“第一代人权”的某些因素。儒家注重家庭伦理，又主张“亲亲，仁民，爱物”，这种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也可作为西方文化注重个人自由、个人权利的必要补充。《世界人权宣言》中不仅写入了“人类一家”的思想，并且规定“家庭为社会之当然基本团体单位，并应受社会及国家之保护”，这应是东西方文化交融互补的一种体现。
三
儒家的民本思想，在中国近现代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经过批判继承，吐故纳新，扬弃其落后的等级尊卑观念，承认人人生而自由平等，具有不可剥夺的公民和政治权利，不仅可以同“第一代人权”的观念相契合，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与“第二代人权”以及人权观念的进一步发展有着更多的内在一致性。
“第二代人权”主要是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权利。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在充分肯定、明确“第一代人权”的各项条款的同时，也写入了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权利。其第22条称：
人既为社会之一员，自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并有权享受个人尊严及人格自由发展所必需之经济、社会及文化各种权利之实现；此种实现之促成端赖国家措施与国际合作并当依各国之机构与资源量力为之。
儒家思想信的含义篇9
从学术史上看，最早将实用主义与儒家思想并提的其实不是美国人，而是中国现代著名学者蔡元培。爆发不久，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应胡适的邀请来中国讲学。在北京大学为杜威举行的欢迎仪式上，当年力主“兼容并包”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令人惊讶地称杜威为“第二个孔夫子”。[注解BarryKeenan,theDeweyexperimentinChina
(HarvardUniversity:CounciloneastasianStudies,1977).]蔡元培把杜威比作孔夫子，这自然是对杜威的莫大赞誉。至于他为何由杜威想到孔夫子，今天我们已无法考证，大概蔡先生认为杜威与孔子都是博大精深、诲人不倦的教育大师。
此后，中国大陆学术界似乎不再有人并提杜威与孔子或实用主义与儒家思想。建国后直到改革开放，无论是儒家思想还是实用主义都成了批判的对象。对于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如果说孔子和杜威、儒家思想和实用主义之间还有什么关系的话，那就是，它们都是十恶不赦的“毒草”。80年代以来，大陆学术界开始比较客观地重新审视杜威与孔子以及实用主义与儒家思想，但对双方的比较研究似乎尚未有人问津。
首先对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进行系统、深入的比较研究的学者当属美国汉学家霍尔（DavidL.Hall）和埃姆斯(Rogert.ames)。1995年以来，两位学者在这方面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并于1999年联袂出版了该领域的代表作《死者的民主：杜威、孔子与中国民主的希望》。[注解DavidL.Hall&Rogert.ames,theDemocracyoftheDead:Dewey,Confucious,andthe
HopeforDemocracyinChina(ChicagoandLasalle:openCourt,1999).]该书有三条主要线索：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探讨，二是对西方自由主义民主传统的批判，三是对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主要是杜威与孔子――的比较研究。这三条线索相互交织，共同支持一个主题，即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的对话将不仅可以为在中国建设植根于其文化传统之上的民主，而且可以为拯救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陷于危机的自由主义民主，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下面我们就看看霍尔和埃姆斯如何在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之间建构起一座横贯中西的桥梁。
一
霍尔和埃姆斯对实用主义与儒家思想的比较研究基于他们对美国文化现状和中国文化现状的基本判断。根据霍尔和埃姆斯的观察，“影响美国社会的主要问题是认识不到作为民主之基础的道德观念的重要性。美国的问题就其根本是文化的问题。”[注解theDemocracyoftheDead,p.156.]由于没有道德上的价值支持，美国民主日益沦为价值中立的程序。它保障的是一套权力框架，使每一个人能够选择自己的价值观念与目标。在原则上，美国政府既不提倡也不反对任何一种具体的生活方式，但对自由的这种理解使社会陷于一种道德真空状态，其结果，各种极端的、病态的思想与行为大行其道，如国民自卫队、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新纳粹分子、白人优越论者，等等。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合作与友好情谊日益稀薄。
霍尔和埃姆斯同意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对美国社会的诊断。贝尔认为，美国社会的凝聚力过去基于对三种假设的认同，这就是：其一，个人的价值应实现最大化；其二，不断增加的财富将削解所有由于不平等而造成的社会紧张；其三，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未来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注解theDemocracyoftheDead,p.180.]遗憾的是，这种共识已不复存在。多元主义已使美国文化进一步分裂；财富的增加并没有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在很多方面，不平等现象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最后，技术的进步又带来了许多史无前例的复杂问题，而盲目的乐观并不能提供有效的答案。
针对美国社会和文化所面临的严峻危机，霍尔和埃姆斯提出了他们的对策，即回到实用主义，回到杜威，同时倾听东方哲人孔夫子的古老教诲。他们坚信，儒家思想与杜威的社群主义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为美国提供对民主最有价值的解释”。[注解ibid.,p.97.]
另一方面，霍尔和埃姆斯也十分关心中国的文化现状。他们注意到，中国文化的近代历史实质上是一个古老文明面对外来文化的强大冲击不断寻求出路、应对危机的曲折历程；贯穿这一过程的主题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鸦片战争以前，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中国文化尚能勉强应对。此后直到时期，西方文化在坚船利炮的支持下将中国文化置于生死存亡的危险境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救亡图存，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现代化”或者说是某种意义上的“西化”。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在霍尔和埃姆斯看来，等老一辈政治家当年选择马克思主义其实是为了“用西方的一种异端思想来同西方抗争”[注解ibid.,p.84.]，旨在避免西化对中国文化的侵蚀。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比较成功地抵御了“西化”的不利影响。但随着全球化加速推进，中国除了“适应”现代化似乎已别无选择。
面对今日全球化的挑战或者说是“西化”的又一轮挑战，中国文化界自80年代以来众说纷纭。据霍尔和埃姆斯的观察，当代中国思想界对于中西文化的关系大体上有五种主张。第一种主张来自保守派，认为今日中国依然可以自给自足，隔绝于西方文化之外。第二种主张来自于一些年轻的反传统主义者。他们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认为中国文化传统百无一是，儒家文化是窒息个性的枷锁，因此必须彻底抛弃，完全西化。《河殇》与“”就是这一主张的极端表现。第三派主张综合创新或者说“对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要求将一切优秀的、先进的文化成果吸收过来，开创一种新的传统。第四派是“新儒家”，早期的代表人物有梁漱溟、唐君毅、牟宗山、徐复现等人，而今天在西方学界最活跃的代表当属杜维明、汤一介等学者。新儒家们大体主张对传统实行“有选择的继承”，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维继与复兴持有高度的同情。最后一派比第四派略为激进一点，其代表人物是大陆学者李泽厚，其主张可以简单地概括为“西体中用”。
在这五种主张中，霍尔和埃姆斯认为“新儒学”和“西体中用”说较为可取。他们相信，这两种主张的某种综合不仅是大多数中国学者的向往，而且可以在此基础上促进中西文化的“相互适应”(mutualaccommodation)。[注解theDemocracyoftheDead,p.88.]但是，霍尔和埃姆斯对这两种学派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态度都并不完全满意，他们对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中国文化传统持有更积极的肯定和信心，相信中国的现代化与民主建设应该而且能够立足于中国的文化传统。正是基于这种肯定与信心，他们明确主张，所谓“全球化”和“现代化”不应等同于“西化”，而应是“西化”(westernization)与“东化”(easternization)的双向同时展开。[注解ibid.,p.89.]其结果将不仅有利于中国文化自身的繁衍与复兴，而且可以匡救西方文化的自由主义弊端，并最终为在中国、美国乃至全球实现真正的民主做出独特贡献。
二
那么如何实现“西化”与“东化”的有效融合呢？霍尔和埃姆斯认为，这将取决于能否实现儒家思想与实用主义的积极“对话”。[注解theDemocracyoftheDead，p.89.]他们相信，这种对话不仅必要，而且可能。
首先，实用主义与儒家思想在各自的故乡有着相同的境遇。
实用主义虽然诞生于美国，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国的民族特性，但在今天的美国学术界，实用主义还算不上显学，可以说大多数美国学者都在追逐着欧陆哲学的时髦。从社会层面看，整个社会都在为追逐财富而疯狂的竞争，极端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区濒于瓦解。另一方面，在中国，20世纪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变化也使儒家思想处于微不足道的边缘地位。总而言之，用霍尔和埃姆斯的话来说，“权利自由主义（rightsbasedliberalism）、自由企业资本主义，再加上物质技术的无限蔓延，不仅威胁着儒家思想在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生存，而且使哲学意义上的实用主义在美国面临危机。”[注解ibid.,p.145.]
令霍尔和埃姆斯感到欣慰的是，70年代末以来，实用主义在美国学术界的地位日益上升。尤其是随着社群主义的兴起，实用主义俨然已成为后者对权力自由主义作战的盟友。与此同时。儒家思想也正经历着类似的复兴。在中国大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不仅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而且得到提倡。此外，国际范围内新儒学在学术界的日趋活跃已是不争的事实。总之，在霍尔和埃姆斯看来，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在各自的文化领域中都正在从边缘走向中心。
其次，实用主义与儒家思想具有共同的理想。
第一，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都拒绝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的种族中心主义和普世主义（universalism）传统。他们反对现代西方人将盎格鲁―欧洲人所特有的关于人权、思维与行为方式的地区性观念以人类的名义强加于不同的文化；他们都支持不同“文化叙事”(culturalnarrative)的独特性。[注解ibid.,p.151.Zw]
第二，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都主张参与社会。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杜威把经验定义为“参与和交流”（participationandcommunication），强调人是一种社会存在。无独有偶，孔子也强调“正名”，以促进人际沟通；强调“礼”，即人的社会关系与角色。说到底，两者都认为人的意义存在于人的社会关系之中，这与现代自由主义对“原子式个人”（atomicindividual）的假设恰成对照。
第三，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都重视“个人修养”（selfcultivation），特别是重视通过教育培养个人道德和性格。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第四，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都重视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承担“谏”（remonstrance）的责任。儒家强调臣子以天下为己任，对君主进行劝谏，这可以转化为现代意义上公民对政府的建议与监督或专家咨询。与此同时，西方一直有中产阶级对政府施加影响的传统；当然，在实用主义看来，这种关心应该超越本阶级的利益局限。
第五，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都重视传统。杜威视习惯、习俗与传统为经验储备。同样，孔子更是看重礼俗和传统，强调个人经验与历史、与群体的连续性。但无论杜威还是孔子都并不主张抱残守缺，他们都把传统视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也就是说，双方都重视传统与创新的平衡。
第六，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对民主有相通的理解。在杜威看来。一个民主的社群就是一个“交流的社群”（communicatingcommunity）。在这样的社群里，个人是由独特的社会关系和公认的社会角色构成的；这样的个人通过自己的角色与关系实现最大的满足；而与此同时，一个民主的社群又通过种种形式的交流促进个人对影响他们生活方方面面的了解。[注解theDemocracyoftheDead,p.132.]这一意义上的实用主义民主与权力自由主义形成鲜明对照。首先，杜威完全抛弃了自由主义民主对孤立的个人的假设，将个人置于社会关系与社会角色的意义网之中。其次，杜威反对自由主义对人权的先验假设，认为人权是个人所处的特定社会和文化所赋予的。再次，权力自由主义把民主同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联系起来，而杜威却认为资本主义阻碍了民主的真正实现。此外，权力自由主义视政府为道德上中立的调节机构，杜威则强调政府对民主的积极促进作用。与此相关，为促进社会和谐，权力自由主义视法律制裁优先于道德劝说，而杜威的民主理论与此相反。
杜威的实用主义是民主的学说，这一点不难理解。但说孔子是民主派，恐怕就很难被学界接受了。美国学者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在《第三次浪潮：20世纪晚期的民主》一书中就认为：“儒家民主显然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术语。”[注解theDemocracyoftheDead,p.158.]与这种流行的看法相反，霍尔和埃姆斯坚信，儒家思想中富含民主的资源。他们指出，儒家虽然推崇权威，但这是一种道德意义上和美学意义上的权威，而不是僵化的个人权威。孔子要求“正名”正是为了防止统治者对个人权威的滥用。另一方面。针对人们对儒家等级思想的指责，霍尔和埃姆斯指出，儒家思想和实用主义一样，都提倡一种“有等差的平等关系而不是抽象的平等关系”（hierarchicalrelationshipsofparityratherthanre
lationsofabstractequality）。[注解ibid.,p.160.]孔子所设想的理想个人不是相互独立并追求数量化平等的自由主义个人，而是动态的、相互联系的、追求社群共同目标的、家庭成员般的个人。
基于上述理解，霍尔和埃姆斯相信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完全可以联合起来，加强对话，从而促进世界民主的建设。
三
以上就是霍尔和埃姆斯所演绎的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之间的对话，其中不乏附会之词。如作者把儒家思想提到反“种族中心主义”和反“普世主义”的高度，这一点似乎更多是作者的想象，或者说更多是当代海外新儒家学者们的主张。儒学经典作家并未能达到如此高的境界，他们的“天下”观与今日全球化和多元文化时代人类应持的“天下”观尚有很大一段距离。再如，虽然孔子和杜威等实用主义者都重视传统和群体，但前者无疑有更多的“恋旧情结”和“服从”心理；而后者作为西方文化的一个分支，其对个性的张扬和对探索的追求显然更加明确。虽然如此，霍尔和埃姆斯独具慧眼地抓住了儒家思想与实用主义的一个根本契合点，这就是双方在肯定人的社会属性的基础上都追求一种有意义的、和谐的共同体生活，而且双方都高度重视通过道德、习俗和交流来建构良性互动的人际关系。
此外，霍尔和埃姆斯从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的角度对权利自由主义民主的批判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民主的理解。权利自由主义的理论前提是原子式的个人和普遍的自然权利，它将民主化约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加代议制加法律保护下的拥有自然权利的“彼此分离的自我”（discreteindividual）。正如霍尔和埃姆斯所抨击的，“关于彼此分离的个性这一假说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缺陷，这就是它将个人的自由和特权置于对社会和环境的责任之上。如果发展到极端，它将导致‘的个人暴虐’（thetyrannyoftheshamelessindividual）；这样的个人势必耗尽社会资源，而后者正是促进稳固的家庭、健康的社区和良好的教育的必要前提；这样的个人同时也不断地伤害着那些保护他的人们以及养育他的环境。”Zw(〗theDemocracyoftheDead，p.203.]
霍尔和埃姆斯对权利自由主义所持的立场显然可纳入当代美国方兴未艾的社群主义政治哲学的阵营。如桑德尔（m.Sandel）在《自由主义及正义的局限》（LiberalismandtheLimitsofJustice）一书中对新自由主义的自我观念的批评；如麦金泰尔（alasdairmacintyre）和华尔采（michaelwalzer）对新自由主义普世主义原则的批评；再如泰勒（Chalestaylor）对原子个人主义的批评，等等。[注解俞可平：《社群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另请参阅：R.philipBrown,authenticindividualism
(Lanham:Universitypressofamerica,inc.,1995)。]
霍尔和埃姆斯以及社群主义者对新自由主义者的此类指责并非只是哲学家所特有的愤世嫉俗。社会学家更精确的调查结果可以提供佐证。90年代初，美国学者帕特森（Jamespatterson）和金（peterKim）曾对美国的道德现状进行过一次据称是“最全面、最深入”的调查。其部分结论如下:
Ht5F〗GK2〗美国没有领袖，尤其是没有道德领袖。90年代的美国没有任何道德共识。[注解Jamespatterson&peterKim,theDayamericatoldthetruth(newYork:prenticeHallpress,1991),p.25.Zw]
美国人制定着自己的规则、自己的法律和自己的道德准则。84%的人敢于违背自己的宗教戒律；81%的人事实上违过法，理由是他们认为法律错了。大多数美国人不尊重法律，他们自己决定是非对错。[注解pattersonandKim,p.27.]
美国的年轻人是一个“野蛮的、不可信赖的、不可靠的群体”。[注解pattersonandKim,p.6.]
60%的美国人曾经是一次严重犯罪的受害者，其中58%的人先后两次受害。[注解ibid.,p.6.]
安全、温馨的社区生活已不复存在。一年之中，48%的家庭被盗过；35%的人被盗过汽车；27%的人参与过贩毒；23%的人遭遇过凶杀案；9%的人被。与此同时，44%的人担心被盗；24%的人担心被；34%的人担心汽车被盗；14%的人担心在住所附近被杀。[注解ibid.,p.170.]
近1/3的已婚美国人曾经或正在有婚外恋。1/4的已婚妇女欺骗丈夫，而欺骗妻子的美国丈夫更高达1/3。[注解ibid.,p.96.]
近半数的美国工人承认自己消极怠工。[注解ibid.,p.157.]30%的美国工人认为，他们的老板至少涉及一种不道德的行径，如威胁员工、违背安全标准、歧视少数民族、歧视妇女或性骚扰、从事犯罪活动、生产威胁生命的产品，等等。[注解ibid.,p.150.]
马丁・路德・金所梦想的兄弟般的种族关系在今天更加遥远了；而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这一“美国梦”已演化为一场“噩梦”。[注解ibid.,p.184.]
……
美国所面临社会问题似乎正应验了2500多年前孔子的预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注解《论语》，2：2。]简单地说，虽然我们必须承认，由启蒙运动开启的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为西方文明近代以来在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的长足进步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其对原子个人主义的推崇、对法治的独尊以及对政府乃至社会道德中立的迷恋，显然已造成其始料未及的道德危机，而后者正动摇着自由主义民主大厦的基石。
那么，反过来，以道德和礼仪来治国是否真能如孔子所愿的那样造就出一个君子之邦呢?孔子相信：“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其实，儒家的这一“德治”理想早已被中国2000多年的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五四时期的激进学人甚至将中国落后的原因通通算在孔夫子的身上，高呼“打倒孔家店”！这自然是激情多于理性的主张。但儒家所倡导的重义务轻权利、重德治轻法治的传统是不能辞其咎的。
可见，霍尔和埃姆斯所提出的对中国问题进行文化解决的主张犯了一个近乎“普世主义”的错误。必须肯定，他们将当代美国社会问题诊断为“文化”综合症有其合理性；他们提倡社群主义的“公益”应优先于权力个人主义对个人私利的无所顾忌地追求，提倡美国政府和学校应承担道德维系的责任，这些主张也与美国社会的现实问题迫切相关。但霍尔和埃姆斯因此推断当代中国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对儒家道德和礼仪传统的弘扬而一劳永逸地解决，这显然是一个典型的“错误类比”。中国的问题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文化问题只是其中的一个层面。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不在于用“法治”取代“德治”或者反过来用“德治”取代“法治”，而在于“德”、“法”并用，构建一套法治与德治相得益彰的政治与社会体系。
不过，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的对话至少可以提醒我们，民主应有比权利自由主义以及西方资本主义现状所能提供的更宽广的含义。正如杜威所指出的：“民主不只是一种特定的政治形式，一种治理政府的方式，一种通过普选及选举的官员来制定法律和管理政府行政的方法，民主的含义比这要宽广的多。当然，这些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它是更宽广、更深刻的东西……正如我们常说的，它是一种生活方式，既是社会的又是个人的，不过我们未必理解了其中的含义。”[注解Dewey,“Democracyandeducationaladministration,”theLaterworks,Vol.11,pp.218-219.]就美国而言，今天的社群主义者所关心的正是杜威当年早就提醒了的那关于民主的“未必理解了的含义”，这就是，民生必须同时体现在人们的“思想上”和“行为上”[注解Dewey,“CreativeDemocracy:thetaskbeforeUs,”theLaterworkswtBZ〗,Vol.14,pp.225-226.]，体现为一个“意义的联合体”[注解Dewey,“thepublicanditsproblems,”theLaterworks,Vol.2,p.331.]；在这样的联合共同体（community）内，个人自由与社会和谐并行不悖，人们相互理解，彼此关心，自由交流，平等合作，积极创造，共享丰富多彩、和平安宁而且充满意义的生活。此外，对于杜威来说，民主还应成为社会改造的手段。简言之，民主是一个必须由每一代人不断推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由的“探究”（inquiry）与“交流”（communication）既是民主必要的内涵，又是使民主进一步深化的手段。杜威指出：“一个显而易见的必要条件就是社会探究的自由以及传播其结论的自由。……当自由的社会探究与充分的、生动的交流艺术紧密结合起来，民主也就大功告成了。”[注解Dewey,“thepublicanditsproblems,”theLaterworks,Vol.2,pp.339,350.]杜威对民主的上述描绘无疑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但除非我们接受美国学者福山的“历史已经终结”的断言[注解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否则我们就有必要倾听杜威以及包括霍尔和埃姆斯在内的西方社群主义者对今日资本主义民主现状的非议。[注解有关杜威的民主思想参见拙著：《美国精神的象征：杜威社会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儒家思想信的含义篇10
[关键词]儒家文化商业道德商业经营
中国是一个以儒学为文化传统的国家，千百年来，儒学影响着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积淀着中国文化。中国古代商人大多与儒家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把“诚、信、义、恕、让”等儒家伦理道德贯彻到从商经营之中去，倡导“恪守信用，诚信为本，以义取财，乐群贵和，推己及人”的商业道德。今天，尽管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在商业经营过程中也出现很多问题，比如道德缺失和信用危机，损人利己等现象，严重制约了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甚至影响国际形象。因此，挖掘儒商精神的内涵，倡导儒家商业伦理，对现代商业经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儒家价值观蕴含的商业伦理思想
1.以义取利、博施济众的经营宗旨
“义”与“利”的关系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所谓“义”是指人的道德价值；“利”是指人的功利价值和物质利益。在如何处理义与利的关系上，孔子提出要“见利思义”。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在孔子看来，一个是人否有“义”行“义”是一个原则性的大问题，是关涉到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根本性问题。但是，孔子并非一概地反对“利”的追求，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不过在富贵利禄面前，不能丧失道德良心，而只能“见利思义”循义而求之。因此，儒家思想不是把获利作为商业活动的惟一目的，而是提倡把经商谋利与“博施济众”结合起来，并认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
2.以人为本、仁者爱人的经营原则
儒学的“仁爱”思想始终如一条红线贯而串之，成为儒学之核心，《论语》中多次专门提到“仁”，孔子对“仁”作了大量的论述。孟子也说:“仁者爱人，恻隐之心，仁也”《(孟子·离娄下》)。“仁”的基本精神是“爱人”，也只有爱别人，才能得到别人的爱。正如孟子所言:“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孔子把“仁”从自我修养引申到家庭、社会，推之于国家、天下。商品交换，从直接层面看是物与物的交换，金钱与金钱的交换，而儒家精神则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纯粹的物与金钱的关系，从物与金钱中看到人，主张按照“以人为本，仁者爱人”的原则去经营，这种经营思想是儒家“仁爱”思想在商业活动中的运用。
3.尚中贵和、和气生财的经营之道
尚中贵和的“中”就是“中庸之道”，“和”就是“以和为贵”。孔子认为中庸既是一种道德境界，又是处理问题的一种方法，即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因为任何过与不及都会产生品德上的缺陷。儒家倡导“致中和”，认为“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主张以发自内心的和谐与宽容的态度协调人际关系，实现“和则众”的目标。把这种“和气”伦理转用于商业经营实践，作为处理商家内外关系的基本方法。和气生财的“和”的经营方法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上:一是注重不同经营者之间的互利合作，寻找共同生财之道，所谓“有钱大家赚”。提倡既竞争又合作，反对用不正当的竞争手段，相互吞并；二是注重对顾客的和气态度，不巧取豪夺，欺行霸市，提倡让利于民，视顾客为上帝，诚实无欺；三是注重企业内部的人际和谐，注重上下沟通，协调劳资关系。
4.守信重诺、诚信为本的商业道德
诚信是儒家为人处世的伦理准则。《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就是“真实无妄”；“信”是“诚”的具体表现，即“诚善于身之谓信。”(朱熹:《孟子集注》卷十四)。孔子指出:“人无信不立。”(《论语·颜渊》)，“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强调做任何事情都要“言而有信”。将诚信作为经商之本，在中国由来已久。只有以诚待人，才会得到别人的信服。如果耍手腕，搞欺诈，就不可能把生意做成。“诚信”不仅作为个人安身立命之根本，并且它还作为经济生活的基本准则，成为社会稳定、上下相亲、经济秩序良好、商品货真价实的根本保证。
二、儒家文化在现代商业经营中的具体体现
在商业经济活动中，价格的杠杆调节作用是巨大的，然而并非是唯一的，文化因素的作用不可低估，先进的文化对经济起促进作用，落后的文化则对经济起阻碍作用。在现代商业经营实践中，不少品牌特别是中国老字号在儒家思想熏陶之下对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有着独特认识，在商业经营中形成的独特的人文精神和人文思想，充分体现了儒家的文化传统。
第一，注重文化蕴涵。儒家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家喻户晓，因此以儒家的社会伦理道德和处世哲学为内容的字号，不仅是商家主要的价值取向，同时也是当时社会大多数人的认同基础。因此，不少“老字号”将自己的文化内涵定位于此。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成为中国传统商家标榜的招牌词语，如:同仁、聚仁、全聚德等等，都以儒家核心思想作为字号名称，以便获得广泛社会认同。
第二，讲究审美意趣。一些“老字号”主要服务对象是文人墨客，为迎合这一部分人的审美趣味，主人往往把店名取得高雅、古朴、深奥，以便取得他们的审美认同。如：北京以经营书画、篆刻、扇面、笔砚等而著名的老字号“荣宝斋”，则表明该店有发扬光大中华瑰宝之任务。
第三，求吉避忌。数千年中国文化的积淀，造成了中国大众的接受心理，其中最普遍的一种就是求吉避忌。中国许多老字号，就是按照这种原则命名的。如:东来顺(事事顺利)，宝元通(财运亨通)，永安堂(永远平安)等等。传统“老字号”名称用得最多的字是“庆、祥、泰、丰、兴、顺、荣、盛、昌、福”等代表吉祥如意的字词。
第四，注重人文形象。许多商家字号的表现形式往往与所定的文化内涵相配合。例如:字号的书写十分讲究，一般都要请社会名流或书法家题写，字体厚重，字划故意加宽加粗。除招牌外，一些著名老字号在店堂内还悬挂宣扬本字号的匾额。还有一些“老字号”除名称之外，还配有对联，以便对字号作进一步的诠释，同时也是为了加强顾客对该字号的印象。以中国儒家文化、儒家伦理道德为自己行为规范的商号，往往会得到社会大众的文化认同。
三、在现代商业经营中弘扬儒家文化，构建和谐社会
商业活动必然蕴含着一种相应的伦理精神和价值理性，必须遵循生财有道的原则。如果没有这种相应的伦理精神和价值理性作为其精神动因、规范因素和定向机制，那么它就容易变成一种单纯的功利冲动，就不利于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当前，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现代商业文明的情势下，如何从传统儒家文化中吸取有益的借鉴呢?
1.继承发扬儒家商业文化，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商业文化
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团结和一个国家稳定的重要基础，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发达，不仅可以形成巨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而且这种认同感和凝聚力所形成的文化屏障可以极大地提高国家的整体安全度，赢得良好的国际安全环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精髓、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与市场经济原理结合起来，提高企业国际化经营的能力，继承发扬儒家商业文化，创造有中国特色的商业文化。 2.倡导儒家“以义取利，博施济众”的精神，实现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要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与各民族的繁荣昌盛。这就要求我们在市场活动中获取个人利益的同时，要有一个更高的为国家、民族，而奉献的价值取向。依据儒家的“仁者爱人”思想来说，要有以天下为己任、为振兴民族经济而奋斗的社会抱负。在这方面，儒家精神的“博施济众”思想，将有助于我们超越个人狭隘经济利益的限制，为国家、民族的共同富裕而努力的价值观念的形成。“重义轻利”立足于义、利统一的立场，但是在某种特定情况下，当义、利发生矛盾，为了企业的长远利益，就要放弃某些眼前的利益；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就要放弃某些局部利益。同时，儒家“依群利己”的团体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也是相通的。在21世纪的市场经济活动中，提倡儒家精神，是实现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因素，将有利于推动全社会向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迈进。
3.学习继承儒家思想中“信”的道德理念，确立“诚信立商”的经济伦理道德观念，塑造中国现代商业的民族特色
“信”是儒家思想要求的最起码的人格道德。“商无信不富”，诚信对一个企业或商业组织来说，是企业的一种无形资产，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好的信誉是树立良好企业形象的前提，信誉竞争其实是人格、文化、道德的竞争，它要争夺和占据的，不是商品市场，而是人心和道德市场。而人心和道德市场往往又决定商品市场的兴衰，只有占领了人心和道德市场，才能树立企业形象，才能维持已有的客户关系，并使这种关系不断巩固、扩展，企业才能抵住各种市场冲击，站稳脚跟。正所谓“信誉无价”，企业家要始终抓住“信誉”这一个根本。
4.树立“天人合一、和气生财”的经营理念
儒商文化将对人、自然、社会的哲学思考应用到经营管理中、强调“天人合一”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的心性等之间的各种关系，注重塑造一种和谐、舒展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以降低经济发展中的摩擦成本，要求以发自内心的和谐与宽容的态度协调各种关系，实现“和则众”的目标，这对于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5.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观念
儒家管理哲学思想的一个最大特点，即对人的重视和尊重，把人看作是世间一切物中最可宝贵的。孔子率先提出了“天地之性人为贵”（见《孝经.圣治章》）的著名命题，这是对人的能动的主体性地位的充分肯定。现代企业管理工作的中心是对人的管理，管理目标的实现在于发挥人的能动作用。作为有理智、有感情的“社会人”，其思想、气质、性格、爱好，千差万别，所以，承认人的个性，尊重人的人格，就成为感化的先决条件。首先，要尊重员工，信任员工，树立员工主人翁思想。其次，让员工参与管理，使他们感到被企业重视从而给人一种成就感。再次，要不断提高员工的素质，这是实行人本管理的基础。儒家的“以人为本”的精神，对今天的现代企业经营行为有重要的启示，这为知识经济时代的管理人才培养提供了一种范例。
四、结束语
发扬儒商文化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产生重要的、积极的、深远的影响，对我国企业参与国内外竞争、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有着重要意义，我们学习和继承儒家思想中的伦理道德，也不仅仅固守在原始的层面上，而是要结合现代社会，进行新的思想创新，解决现实中存在的一系列实际问题，创建现代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徽商研究——论儒商精神的现代价值》.搜狐财经(business.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