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坏处篇1
儒学作为一种文化曾以强势的道德意识及政治理想成为贯穿中华民族历史的主流价值观，成为传统中国人立身处世的原则和规范，时至今日，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儒学还有存在价值吗？因为一百年来，中国受西方功利主义的影响，功利主义盛行，在某些中国人的心中，功利主义已占了上风。功利主义的根本特征是“功用至上”，一切问题都从“功用”上思考、评价才认为合理，“功用”成了人们思考评判所有事物的最高标准，现在某些中国人已经不会像古代的中国人那样从道德、良知、天理等角度思考评判事物了。在这样的思想背后下，某些中国人认为儒学已经没有用了，应该像出土文物一样成为博物馆中的陈列品，最多只供专门的研究人员研究。然而，儒学果真在当今中国没有用了吗？儒学果真是文字古化石或出土文物吗？儒学果真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儒学在当今中国仍有存在价值，因为儒家传统的价值意识依然主导并决定着中国人群的道德信念与家庭伦理。
一、儒家哲学的基本观点
简单地概括，儒学应包含丰富的人生哲学与道德哲学，其要旨是对人关照，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探究，是对人的终极关怀。
儒学的核心概念是“仁”，孔子教导“为仁”的原理；孟子则提出“养浩然之气”、“求放心”、“尽心”的功夫论；荀子提出“化性起伪”；《大学》中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德目；《中庸》中的“诚之者人之道也”、“慎独”的哲学；周敦颐的“主静立人极”功夫；张横渠的“存天理去人欲”；程颢的“识仁”、“体贴天理”；程颐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朱熹的“格物致知”、“穷理尽性”；陆象山的“立其心之大者”；王阳明的“致良知”；刘蕺山的“慎独”与“诚意”等。不论这些儒家学者试图透过何种相近或相异的概念范畴或思想体系，对于人类自我修养及超越的可能提出各种设计，他们共同承认并以此种共识为基础而发展其本身思想的观点，即透过这些人类自身由内而外的功夫修养，追求并达致儒家的社会政治体制与文化理想。
儒家哲学最重视社会哲学，因为成就一个现世的人类的理想社会是儒家最原始的关怀，为了设计与建立一个理想的人类社会，孔、孟、荀等人可说不断提出各项有关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或伦理的观点的思想家，同时这正说明何以社会哲学才是儒家思想起步的主要重心，即就儒学传统的整体来说，儒家哲学的进路是社会哲学的。儒家的社会哲学内容条理清晰，《大学》八条目是最具体的代表，《礼记》中的《礼运大同篇》是重要的社会哲学著作；周公制礼作乐与孔、孟、荀三人提出的许多政治制度与施政原则，如行仁政、不重敛赋、礼乐化民等，都是儒家思想传统中极具代表性的观点。另外，表现在汉代经学思想中的儒家思想是以儒家经典为根据而设计出来的社会体制之学。同时，为建立理想的社会文化，家庭间的伦理关系更是关键要目，因此孝道是《论语》中孔子以之为一切德性的根本德性者。最后，《易经》哲学中借由《易传》注解之作而建立了儒家价值本位的情境伦理学，即针对各种伦理冲突情境的知识解析提出进退智慧，从而作为儒者处世应世的操作知识根据。
二、当今社会儒学作用之所在
1.利用儒学重构现代社会道德
当今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之一，就是呈加速扩大趋势的非道德化倾向。许多传统道德体系被玩忽、蔑弃、破坏甚至解构，政令和法律被迫切入道德领域，以管制和刑罚代替教化。更严重的是，以政法代道德导致更多的人愈淡漠甚至丧失自律意识，一度令政法管制束手无策。其后果是人性的扭曲以致丧失，从而使公共秩序败坏，社会生活失范。可以说某些中国人的社会道德已经开始崩溃，很多中国人已经不知道按照什么样的道德标准实施自己的行为，即出现了孔子所说的“无所措手足”的状况，出现了“礼崩乐坏，学绝道丧”的局面。如何解决现代社会道德滑坡现象？“重构道德”成为当今社会十分关切的话题之一。在重建道德、特别是自律而非他律道德方面，儒学拥有无比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实践典范。儒学的基本特征就是把道德放在治理社会与国家的首位，儒学在本质上就是道德之学，追求一个道德的社会就是儒学的实践目标。
儒学对人性的基本认识是“仁、义、礼、智、信”，这是人类普遍永恒的道德，儒家清醒地了解到人的与物质生活相互作用可能对其道德意识发生的负面影响，因而汲汲于提倡修养工夫，发明道德本心，使之“惺惺不寐”；追求“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而非“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政教方式，内外夹持，养护人的德性。人性规定了儒学做人的原则和为之奋斗的目标。儒学永远不是道德说教者，首先是道德实践者，他们以知行合一的方式实现自己的道德人格，以自己的道德人格证明自己的道德教言。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历史上的儒学都努力在社会中实现“仁、义、礼、智、信”这人世间永远不变的常理常道。
儒家用道德来引导、用礼义来规范的论说及实践典范，对于当今人类的道德生活具有非常现实和重要的价值。
2.利用儒学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以儒家文化为思想资源，有现实基础。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吸取和继承了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思想文化的某些精华，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内容，并使之取得“中国化”的形态。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对儒家思想的吸收，青年群体对儒家文化的认同，足以表明儒家思想作为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资源，是活着的思想。就此而言，儒家思想必将在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在精神气质上把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区别开来。因此，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根本特征，或者说自性特质。民族精神不是今天才有，而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文化演变中逐渐形成并定型的，所以，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产物，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特质的体现。在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交往的过程中，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核心内容，是一个民族文化身份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身份标志。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民族精神，就不会有民族自我认同的内聚力，就没有确定的文化身份与其他民族交往，就会处在“无所适从的精神分裂状态”。从历史上来看，民族精神体现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中，具体体现在一个民族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中，如美利坚民族的民族精神体现在基督新教文化及其思想学说中，俄罗斯民族的民族精神体现在东正教文化及其思想学说中，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则体现在儒家文化及其思想学说中，即体现在儒学中。
但是，百年来，在反传统的浪潮中，从“五四”打倒孔家店到“破四旧”，与传统进行了最彻底的绝裂，儒学首当其冲，成为被攻击的目标，最后导致儒学式微。儒学式微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华民族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精神，学到的西方文化及西学又不能转化为自己的民族精神，结果中国人灵魂四处飘荡，无所归依。如何解决呢？通过儒学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因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自古以来就体现在儒学中，儒学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最集中的载体。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中儒学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在今后岁月中，儒学必将再度体现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是儒学“为生民立命”的历史使命。
3.利用儒学解决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问题
当今人类面临的全球生态危机无疑具有普遍性和灾难性。伴随现代化运动狂飙突进的是人类精神的失落和传统社会的解体，特别严重的是地球生态圈经亿万年演化而形成的生态系统的高度破坏。臭氧层空洞、温室气体效应、全球气候变暖、极地冰盖融化、海平面上升，诸如此类因工业化和都市化引起的问题，已非水土流失、河流枯竭、土地沙漠化、空气和水源污染、酸雨等局部性问题可比，真正是全人类的问题，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或消解的问题。
儒家思想的坏处篇2
关键词儒家生态思想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变得越来越具有掠夺性，各类问题频发，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关系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而中国古代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道德思想，深入挖掘和梳理其生态思想，对于解决当代人与自然的矛盾和进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儒家生态思想的基本内容
在儒家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中，蕴含的生态思想十分丰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天人关系。
儒家生态道德思想的世界观建立在中国古代哲学关于人类与天地万物同源、生命本质统一、人类与自己生存环境一体的直觉意识的基础之上，即“天人合一”思想，并把它作为处理天人关系的最高境界和主导思想。“天人合一”是儒家生态道德思想的哲学基础，认为人与自然共为一体，应当和谐共处。“天人合一”思想的本质是“主客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认为人是天地自然的产物，人是大自然和谐整体的一部分，强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二）敬畏生命。
儒家仁爱思想呈现出一种强烈的“敬畏生命”的伦理情怀。在儒家看来，珍视生命是必需的，更是正当的，因为它是天道，是来自形而上的绝对命令。同时，儒家表现出对万物的恻隐之心和“无伤”的悲悯情怀。有的儒者还认为，人应体会天地好生之心，珍生爱物，与万物友好相处。生命既然是至上的，当然也就是不可剥夺的。“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即使对“无道”之人，孔子也反对杀，可见他对生命的维护。
（三）仁民爱人。
儒家重视人际道德，提倡“仁民爱人”的精神。“颜渊问仁，子曰爱人”。儒家认为，人是天地之间最伟大、最杰出的生物，“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人为最贵，儒家进而提出，生命的价值是至上的。孔子提倡：“节用而爱人”。儒家在人的生活态度上并不反对求富，但是认为应该遵从一种“合于义”的节俭的生活方式。孔子强调，“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论语・述而》）。
（四）仁民爱物。
儒家非常重视“生态道德”，要求人们“爱物”，人类依自然物以得其养与生，“仁民爱物”是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主题。儒家认为用物时应“与四时合其序”，“取物以顺时”，只有使万物各按其规律正常生生息息，人类才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活资源，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才成为可能。同时，在用物时要抱着“惜物”之情，当用则用，不当用则投之以惜爱之情。
二、儒家生态思想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和意义
（一）有利于培养人们的生态情感。
儒家各学者都极力宣传自己的学说，不仅著书流传，而且不断对世人进行宣传布道，使得儒家思想深入人心，成为当时人们生产生活的行为准则。这启示我们，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全民族的事业，建设现代生态文明必须普及和提高全民族的生态道德意识，培养人们的生态情感，形成保护环境的文化氛围。这就需要政府、企业、个人，加大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力度，树立全民族的可持续发展观念，提高全民族的生态道德主体意识。
（二）有利于塑造人们的生态行为。
儒家生态伦理思想提出要厉行节俭，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启示我们，建设现代生态文明要从每个人做起，提倡节俭的消费方式。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纷繁多样的产品，也刺激了社会的“高消费”、奢侈消费、超前消费，使得资源浪费现象非常严重。由于我们畸形的消费观念，使得大家过于倾向享受，满足感官刺激、疯狂占有和任意糟蹋自然资源。这既无益于人们的身心健康，也无益于自然的生态平衡。所以我们必须自觉地抵制盲目的高消费和铺张浪费行为，厉行节俭，塑造人们的生态行为。只有这样才能在满足人们需要的同时而不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枯竭，才能形成可持续的发展，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三）有利于培育人们的生态责任。
儒家生态思想注重引导大家培养责任意识。这启示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过程中，要注重培育人们的生态责任。每个人都要自觉承担环境保护的责任和义务，特别是企业这个经济主体。一直以来，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在经济活动中经常会出现破坏、污染环境和损害人们身体健康的生产行为。所以我们必须把“环境保护”作为一种基本规范来约束其经济行为，作为一种基本意识来加以培养，培育人们的生态责任，每个人都应该投身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将自己的经济行为严格地限制在环境法规和生态伦理允许的范围之内。
（四）有利于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以“和谐”为最高原则的，提出了“天人合一”的理想，追求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主观和客观的高度和谐统一。这启示我们，人类要从崇尚和追求工业文明这一灰色文明向崇尚和追求生态文明这一绿色文明转变，在建设生态文明的实践中，要坚持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三、儒家生态思想在当代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运用
儒家生态思想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间的关系，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开展儒家的生态思想普及教育，构筑公民生态意识。
《礼记・王制》载，古代天子狩猎时“不合围”，诸侯狩猎时“不掩群”，即不把一群动物都杀死。孔子反对竭泽而渔、覆巢毁卵的行为，认为对生物的获取要有度。只有爱护、珍惜大自然，使各种生物各得其所，生物界才会出现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水泉深则鱼鳖归之，树木盛则飞鸟归之，庶草茂则禽兽归之”（《吕氏春秋・功名》）。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全民族的事业，建设现代生态文明必须普及和提高全民族的生态伦理意识，形成保护环境的文化氛围。这就需要政府制定有关开展儒家的生态思想普及教育的政策，加大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力度，构筑公民的生态意识，自觉地培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和能力。
（二）借鉴儒家的生态思想，确实保护生态环境。
儒家生态伦理思想认为万物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本质联系，有其自身的规律，人应当尊重自然规律，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认识到了四季更替、万物生长的客观规律性。孟子明确提出了取物以时、“不违农时”的思想，提出要尊重自然外物的生长规律，爱惜、保护、帮助促进其生长和发展。荀子主张“山林泽梁，以时禁发”，做到“谨其时禁”，就是要根据自然规律，把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紧密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使百姓“有余食”、“有余用”、“有余材”。取用有节、物尽其用，是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主流和内核，也仍然是现代社会解决资源短缺、合理利用资源、有效保护资源的一项合理而有效的对策和途径。所以我们应该借鉴儒家的生态思想，确实的保护生态环境，取予有度，消费有节，提高资源利用率，开发可再生资源和非耗竭型资源，发展环保产业，维持人与自然生态的和谐统一。
（三）应用儒家的生态思想，促进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儒家经典《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者也。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中庸》）只有做到“中和”，才能顺天应地，万物才能生生不息，“中和”是儒家最高的“道”。只有追求这个最高的道，才能实现“天人合一”。“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孔子所主张的“和谐”思想不仅可以用以处理人与人的关系，而且可以用于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即钓鱼不要用网截住水流一网打尽，打猎射鸟时不要射鸟巢。这就是古代朴素的“取物不尽”、对动植物永续利用的生态和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体现。孟子在儒家关于天、人关系的思想中，特别讲究“天时、地利、人和”，以和谐为原则，提出了因人成事，因地制宜，因势利导，顺应自然，与自然相通相依，协调一致，和谐共处，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伦理观。另外，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只有厉行节俭，才能在满足人类需要的同时而不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枯竭，才能实现持续发展。
总体来说，儒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伦理思想给我们的启示是：天人一体，人与自然是共生共存的；天人共生共荣，自然生态和谐，人类才和谐，天人是共生共荣的；人们应该根据客观规律能动地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使人与自然保持良性循环，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作者单位：闽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吴黎宏.浅论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及其启示[J]，理论导报，2009，（6）：28-29.
儒家思想的坏处篇3
论文摘要:影片《硬汉》塑造了一位儒道传统文化精神代表人物老三，并可把放置于现代社会之中，从而使折射出现代社会人们的种种精神弊端，在艺术上导演也融入了中国传统美学意蕴，使之与老三的精神气质达到完美的统一。
08年的贺岁影片《硬汉》早已落下帷幕，作为一部贺岁电影，它不可避免地掺杂了一些商业因素，但是商业元素的加盟并没有影响深度人文思考的传达，影片里所显现出来的儒道传统文化精神与中国传统美学意蕴使《硬汉》成为05年不可多得的一部极具思想价值的艺术珍品。
一、儒道传统文化精神的代言人:老三
《硬汉》中，老三是影片中着力塑造的人物形象，是一个深刻体现了道家文化合儒家精神相结合的影像符号，他身上集聚了中国传统儒道精神所期许的美好自然的理想人性。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家强调伦理本位与自我修身，强调“在不断地追求自我完善的基础上报效社会，得到社会的认可，以此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体现人生价值”。‘儒家的道德主义所强调的“义”、“礼”、“信”、“勇”在老三身上都得到了一一体现。在老三身上我们首先看到了中国古代的游侠精神，中国历史上的游侠文化可以追溯到先秦战国时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侠义文化不端充实沉淀，己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硬汉》中的老三是当今社会中的游侠，他在电影中有句著名宣言:“有一种人是专为了消灭邪恶力量而存在的，报告政委，那就是我。”与坏人做斗争是他的灵魂，更是他赖以生存的动力。在电影中，老三理着锅盖头，斜挎迷彩水壶，手提红缨枪，穿梭于城市之中，寻找坏人。见到别人卖假票，并且欺负人就大打出手，看到一个酒醉司机开车撞人后不顾而去，他就拼命地去追那辆车，遇到骗子假装被撞到而敲诈别人，就把那两个骗子打得半死，遇到给猪肉灌水的屠夫，又与他们进行较量等等。这种惩恶扬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游侠精神，其实也是儒家所强调的人的品格中所应有的“义”与“勇”。当邹市明获得世界冠军，国旗升起的那一刻，老三激动地站起，跟着一起唱国歌。儒家传统中的“礼”在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显现。老三也从不说谎，在小草和老蒋要求他以后不要再打架时，老三说都是同样的回答“不行，我能骗你，因为政委说过，说谎会让人迷失方向。”老三不仅自己不说谎，还痛恨一切说谎的人，继而痛打一切说谎的人。这也给儒家道德所提倡的“信”做了很好的诊释。老三正是通过对“义”、“礼”、“信”、“勇”的实践，在社会上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老三牢记着政委的一句话:“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离开部队之后他依然刻苦训练，每天做仰卧起坐，练宋朝武术来强健自己的体魄，他希望自己“身体像潜艇一样强壮，拳头像鱼雷一样又准又狠”。除此之外老三每天还对镜自语，针对自己每天的表现自我评价一番，或表扬鼓励，或反省训诫，力求自己打击更多的坏人并且在教训坏人时更加勇敢，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做到了儒家所要求的“自我修身”。儒家的理想人格在老三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
老三这个人物也体现了传统的道家文化精神。“在传统的庄禅哲学中，人们的精神状态被看作是理想人格的本质特征，他要求人们不计厉害、忘掉无我、主客，从而在精神上突破现实的限制和束缚，达到自在自然的完美境界。”道家还崇尚自然，强调人的天性，尊重人性，要求按照人与自然的本来面貌立身处世。导演在设置老三这个角色时煞费苦心，之所以不选择一个心智健全的人物而偏偏设置一个有智障的人物，是大有深意的。“老子认为，人的自然天真、淳朴纯真、无知无欲的真正本性由于仁义礼智的出现，不仅没使人性更完美，反而导致了人类淳朴美德的丧失和人类自然本性的丧失。”导演选择老三这样一个只有八岁智力的智障人物，就是想在他身上体现出道家文化所倡导的天真自然的人性以及返朴归真的生活状态。作为一个智障人物，老三自然而然的摒弃了现代人由于对物质的欲求而衍生的种种虚伪与丑恶，他思想简单、纯真，有着婴儿状之淳厚美德，在他的世界里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消灭邪恶力量，从老三那里，我们看到了一种自然之性也可以说是“婴儿”境界—圣人人格。另外，老三的衣着打扮也遵循自然法则。他的衣着简单朴素，从来只穿着背心与短裤，甚至连发型都是最原始传统的锅盖头。影片中有好几个老三喝水与吃核桃的镜头，水是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核桃也是增强人的能量的简单食物。无论从服饰打扮还是从老三每天所用的食物上我们都看到了道家所主张的简单、健康、自然、原始的生活方式。
老三身上既有道家的旷达超脱又有儒家的执着坚定，在这个崇尚金钱、崇尚物欲、追求享乐，社会生活日益丰富，唯独缺少对内在精神审视的现代社会背景下，影片塑造老三这样一个真性情、真血性、有着赤子之心的儒道传统文化精神的人物无疑是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的，影片在给观众们营造了一个自然纯真的精神伊甸园的同时，也让我们审视了自己的灵魂。
二、《硬汉》中的传统美学意蕴
为了更好地诊释演绎集儒道思想于一身的老三这一人物，导在电影的色彩、画面、人物服饰及语言动作上都渗入了中国的传统美学意蕴，使之与这一人物形象的特质达到完美的统一。色彩是电影空间构成的重要元素。“从某种意义上讲，电影中的色彩占据了电影空间构成的主体位置，因为它不仅具有还原物象客观面貌的再现功能，而且更多的具有传达不同主观情感的表现功能。”‘《硬汉》中的色彩以黑白色为主调，无论是人物的服装还是影片中的风景都没有过多绚丽的颜色，给观众留下了简单、纯粹的影片风格印象，这与道家美学所强调的以“淡”为美、以“自然”为美的艺术精神不谋而合。导演用这种最简单的色彩来映照烘托老三那种无欲无求、内心纯净的心灵世界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另外，老三的穿着打扮、语言以及行为动作也显示了朴素而简单的中国传统审美理想。老三在影片中的打扮总是黄背心与短裤，发型也是最简单的锅盖头。他讲话从来都很简短清晰，节奏也非常缓慢。无论是平时走路还是打架，老三的动作都是生硬而有力度的。这些都体现了道家所提倡的一种非人工的“自然”的理想之美。演员这样的表演虽然与老三这个人物的智障的设定有很大关系，但相信导演之所以采纳这样的表演手法更多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凸显老三的儒道传统文化精神。
影片中还多次出现了与水有关的画面。在电影刚开始，深蓝色流动的水就铺满了整个画面;老三是海军，在还没因溺水退伍时就在海边训练;与教小孩做小偷的坏人打斗时是在淹没膝盖的水中;与假票贩子们交锋时是在海边桥上;和给猪肉灌水的屠夫们交战时是在雨中;甚至在纪念和女朋友恋爱一周年时送的礼物也是有着一滴水形状的项链。水在这里不再单纯的是一个自然物象，而是作为映衬老三这一形象而存在的景物，成为了与主人公心灵息息相通的生命的意象。它象征着“自然”，影片里不断地把老三与水共同融入一个画面之中，其实就是把人和自然并置并同一化，不仅表现了老三如水般的率真美好的自然之性，也显示了人和自然无界限，无区别，无差异，无对立的“天人合一”儒道美学思想，体现了人类活动与自然界的协调与和谐，体现了人对自然的回归。
三、儒道传统文化精神在现代社会
导演在着力传达老三这一儒道精神人物自然美好的纯粹人性的同时，对现世社会的人们也做了浮世绘般的展览。城市里有教小孩偷东西的地痞:有给猪肉灌水的屠夫;有撞了人却逃跑的肇事司机;有看别人见义勇为却不上前相帮的冷漠路人:还有被骗后不愿作证的受害人等等。但最主要的人物是国际大盗阿龙，阿龙身上显示了现实社会中大部分人的真实人性，导演之所以选择阿龙这一“好人中的坏人”形象，而没有选择一个十恶不赦，无药可救的大坏蛋形象，是因为导演充分考虑到了大部分的人性真实。从狭义上来说，影片里的国际大盗阿龙、假票贩子、肇事司机、偷包人等是老三的对立面人物，但从广义上讲，影片中的几乎所有人物都与老三有着不相容的地方。在塑造老三这一儒道精神的代表人物时，导演刻意让老三与现代社会的人们进行面对面的交锋。其实也是儒道传统文化精神与现代社会的交锋。在与给猪肉灌水的屠夫、假票贩子等坏人的对峙中，老三都取得了绝对的胜利。导演着重演绎了老三与阿龙之间的碰撞，在没有发生偷取博物馆的沥泉枪事件之前，老三与阿龙在监狱里和大街上有两次接触，在这些接触中，阿龙对老三的本真人性是认可尊重的，认为老三是“坏人中的好人”。甚至在博物馆内女友要向老三开枪时，阿龙也予以阻止，阿龙最后在老三手中的沥泉枪上自杀，这些都显示了尽管传统儒道精神与现代社会存在着矛盾，但现代社会的人们对于儒道思想的尊崇是毫无疑问的。从老三与女友小草的关系来看，他们的矛盾在于小草希望老三把红缨枪交给她，老三并没有答应，这个矛盾其实也是传统道德文化精神与现代社会的矛盾。尽管这对恋人虽然最终以分手为结局，但从小草在老三成为智障后依然留在他身边很长时间来看，这也显示了现代人对于儒道自然美好人性的接受。影片中唯一与老三不存在冲突的人物是与老三做玩伴，并一起去惩罚坏人的小孩笑笑，他无疑是传统儒道精神的继承者。从影片的结局来看，我们看到了现代社会的人们与传统儒道文化代表者老三达成了和解，这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美好健康自然人性的希望。
儒家思想的坏处篇4
一般而言，一个时代的思想、精神资源主要来自于自己的传统。我们都是站在先人的文化土壤上发言。对中国而言，中国具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数千年连续不断的文明传统。在世界文化的“轴心时代”，中国产生了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等一批确定以后的文化路向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成为中国文化大系的主要源头。而且，其中的儒家思想后来成为国家正统意识形态，通过建制得以实现思想的政治化、世俗化。政治化主要表现为儒家思想与一人专制的政治体制相结合，以儒家礼仪安排政治秩序与法律秩序，以儒家的仁、忠、义等观念安排君臣等角色关系。而世俗化则是儒家思想深入到民间社会，全面渗进宗法社会结构的宗法秩序之中。世俗化依赖政治化以确立。只有政治权力的承认与推崇，甚至从制度上加以鼓励——例如晋代推荐贤良为官，主要就是以儒家的基本价值为标准。明清鼓励失节妇女自杀，理论上的根据就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教条——儒家思想几乎无孔不入的渗入民间社会。
文化学奠基者泰勒对“文化”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他一切能力与习惯。”古代中国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便包含了传统的政治制度、观念模式与价值模式。1840年至今，整个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形态与文化心理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的过程，就是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真正从观念上把西学引人中国的，就是“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们。他们喊出“打倒孔家店”与“全盘西化”的口号，一方面颠覆传统文化，一方面把“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插到人们的心里。从此，中国文化开始了另一个传统。“五四”至今八十多年，我们事实上已经开始在形成一种“五四”的传统，就是“反传统文化”的传统。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刊物是《新青年》，“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便首先在《新青年》上由主编陈独秀写出。今天有很多人批评当时的“民主”与“科学”只是口号，缺乏深刻的学理认识，诚然如此。陈独秀、胡适们对“民主”并没有一种确切的理解，对“科学”更往往把它和“技术”混为一谈。然而，在一个既没有民主传统，又缺乏自由精神的国度，光是作为口号引入这两种观念，就足以产生无穷的震撼力。“五四”之后的历史，就是民主自由人权科学在中国不断被认识、不断遭挫折，不断被言说的过程。
对今天的中国思想而言，我们的思想、精神资源既包括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也必须包括“五四”以来的“反传统的传统”。
“五四”以来的“反传统的传统”是中国人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而进行深刻的文化反思形成的结晶。鸦片战争开始，这个曾经征服过无数民族的文化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无比艰难的文化裂变中开始他的换血的过程。美国社会学家m·列维将国家现代化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内源发展者”，一种是“后来者”，也即“早发内生型现代化”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区别。如果把1840年以来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视为中国现代化从起步到进行的历史，那么，在这一进程中对现代化产生的影响最大的时期就是“五四”时期。
首先，五四时期的语言革命对思想现代化具有无与伦比的推动力。在胡适等人提倡白话文之前，中国人习惯上都是利用文言文表达思想与传承学术。文字本身不具意义，而语言却是思维模式的形式化。古代的文言文具有模糊性、概括性等特点，这与古代思想学术的特点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白话文则引进西方的文法结构与语法结构，是一种分析性的语言，有助于把模糊问题清晰化、条理化。例如古代文字中说到“天”字，便是笼统的一个“天”，冯友兰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这一个字背后的内涵时说：“在中国文字中，所谓天有五义：曰物质之天，即与地相对之天。日主宰之天，即所谓皇天上帝，有人格意义的天、帝。日运命之天，乃至人生中吾人所无奈何者，如孟子所谓，若夫成功则天也’之天是也。曰自然之天，乃指自然之运行，如《荀子·天论篇》所说之天是也。日义理之天。乃宇宙之最高原理如《中庸》所说‘天命之为性’之天是也。””从中可以看出，由文言文至白话文之后，文言文中的模糊、抽象、笼统的字词，都可以而且必须经过现代人的诠释用白话文明晰、科学、具体地表达出来，使思维清晰化、具体化、条理化。现代人对古代文化的诠释，首先便在于弥合由语言断层造成的思想断层。白话文的另一重要意义是有利于思想的传播，以引车卖浆者流的语言作为表达深刻思想的手段，有助于思想的迅速传播。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文字，其文法结构乃至思维方式都是“五四”时期语言变革的产物。也就是说，“五四”以来的白话文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的正宗，不管你赞同还是反对传统文化，赞成还是反对五四思潮，你所使用的书面语言都是以“五四”为主要源头的语言。
其次，“五四”开始了一种深刻的思想文化转型，余英时先生认为，儒学的批判是从内部开始的。不仅晚清如此，“五四”也是如此。晚清时期，无论是以康有为、谭嗣同为首的今文经学家还是以章太炎、刘师培为首的古文经学家，均无意识的站在西方立场对儒家礼俗有所批评。因此余先生认为现代反儒学的运动“最初源于儒学的‘内在批判’。”而这种批判在后起的陈独秀、胡适、鲁迅身上就变成对“礼教吃人”的激烈抨击。甚至做出“打倒孔家店”的姿态。由儒学“内在批判”始而至于“打倒孔家店”，期间突出的一点，就是西方文化的大规模进入。陈独秀、胡适们观察中国历史、现实的参照坐标，他们赖以理论的思想资源，都是西学。总体言之，他们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视为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而他们自己淫浸于中国文化传统之中，深谙中国文化、制度的痈疽，而且为之深感痛苦，特别是深重的民族危机更使他们有一种以学术去唤醒国人的使命感。因此，他们不得不摆出一副传统颠覆者的姿态，以西学的价值观念去颠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这种颠覆的姿态，造成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空前大撞击，西方的“民主”、“科学”、“自由”、“人权”等观念深入人心。虽然这些观念停留在口号的阶段，但是这却使中国人第一次认识到除了儒家的“礼教”之外，还有另外的更合理的社会秩序值得追求，除了儒家的“圣人”之外，还有另外更合理的人生境界可
以向往，除了皇帝一人专制制度之外，还有更合理的“无君无父”的制度值得探索。而且，近百年来，中国人就这样追求着，向往着，探索着，虽有过无数的艰难曲折，经历过一次次的悲剧循环，但是民主科学自由人权的薪火，屡扑不灭!
可以说，“五四”的反传统，就是在僵化了的传统中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输入新鲜的血液，吹入新鲜的空气，而这新鲜的血液、空气，恰恰就是推动中国现代转型，促进中国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因此，“五四”开辟了一个与中国固有传统完全不同的新传统，也就是以“反传统文化”姿态出现的传统。
当前的中国人面对这样两种貌似冲突的传统，要合理深入的继承这两种传统给我们的精神、思想资源，就必须对这两种传统做出梳理。这两种传统要共同构成今天我们的精神和思想的资源，它们首先不能是水火不容，而必须是可以互相容纳甚至具有互补性的，在我看来，这两种资源是可以并行不悖而且必须并行不悖的，只有如此我们的精神、思想资源才可能更加丰富。这两种传统主要是互补的关系而不是冲突的关系。
“五四”时期以《新青年》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是全盘反传统。而所谓“传统”，事实上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我认为如果仅仅把五四思想家抨击的对象视为一个整体，而后断定他们反礼教而且反孔子，必定无法理解五四思想家们的激烈姿态背后的理性，更难以发掘他们的意义。
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在传统社会，儒家思想通过国家化、政治化、世俗化，造成一种复杂的思想一社会体系。而儒家由思想家的思想转变成为全面安排人间秩序，体现于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之中的思想，中间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环节。思想家的思想本身是一条脉路，而在思想的意识形态化，也就是政治权力通过权力行使把思想政治化世俗化加以推广的过程中，由于利益关系，体现于政治、社会现实的价值观念，就往往不再与原来的思想家的思想相一致。甚至走到思想家元思想的对立面。儒家思想正是从思想家在“礼崩乐坏”的时代背景中从善良的愿望出发重新安排人间秩序，而后被政治利用，政治化、世俗化，并且造成各种罪恶的教条。明清时期，也就是儒教社会的成熟时期，“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杀人的价值信条，无一不是来源于儒家思想家的教诲，
陈独秀、胡适、鲁迅、吴虞等人对孔家店的批判，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孔教的基本教义不适合于中国现代社会。对于到底什么是“中国文化”，陈寅恪曾说：“吾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在1911年，帝制就已经在建制上崩溃了。也就是说，“三纲”的“君为臣纲”一条已经在实际上消失了。这意味着传统文化建制化的最基本一环的消失。对当时大多数受过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影响的中国知识人来说，帝制的崩溃展示了中国走出专制，走向民主、共和的希望。而当时的社会现实却又使他们不得不正视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的艰难。革命不过是揭去屋檐的几块瓦片，以示“革命必须破坏”，在广袤的农村，处处都是阿q、闰土、鲁四老爷之类的人物。而在政治上，袁世凯、张勋先后复辟，充分表现了这个国度对帝制的迷恋。袁世凯特别借重儒学以期建立其帝位的合法性，更加深了知识分子对儒学的恶感。我们回到当时的现实，与儒家“礼教”在现实中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不是孔孟对国家道德的温情脉脉的描述，没有《礼记》对圣王与大同世界的深情款款的向往，更非二程、朱熹对圣人、道德的孜孜不倦的追求，而是一整幅与现代文明出于对立状态的文化场景与心理场景：在政治上，是固有的民本主义思想，甚至渴望君臣大义的重建；在社会生活中。是小脚、姨太太、贞洁牌坊，残暴的监狱与法庭；在价值领域，仍然是贵贱、上下、尊卑、男女、父子的人格不平等。这些现实都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如果要展望一个文明社会，就应该批判这些现实并且寻找这些现实的价值根源。而这些现实的价值根源无疑与儒家礼教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果我们把儒家思想与政治化、世俗化之后的儒家世俗观念区别开来，我们对“五四”启蒙思想家们对礼教咬牙切齿的态度就可能更具同情之理解。无论是陈独秀，胡适，还是鲁迅、吴虞，他们都是紧贴着地面发言，他们的工作都是基于现实批判而进于文化价值批判。陈独秀在《新青年》的答辩状中列出了《新青年》的几条“罪案”：
“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这些“罪案”，实际上就是《新青年》集团当所从事的事业。陈独秀的逻辑是这样的：“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也就是说，他们反对的是和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之精神相冲突的中国现状。即以反“孔教”言之，在当时任何一个人，只要反对帝制追求民主，便不得不反对孔教尤其是其中“君为臣纲”的教条。陈独秀在袁世凯复辟过程中写了不少反孔文章，因为袁世凯复辟所借助的价值力量与思想力量便是传统礼教。陈独秀直接斥道：“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理之自然，无足怪者。”陈独秀的反孔，实质上就是反“立君”，反“复辟”。鲁迅之反对“吃人的礼教”也是如此。《狂人日记》中，“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吴虞解释说，那些最热衷于讲仁义道德的人，事实上就是吃人者。鲁迅这种貌似偏激的批判，是建立在对中国民间社会与中国野史的深切理解的基础上的。儒家的教条中，光是一个对“贞节”的鼓励与提倡，便不知道夺去了多女的生命!儒家教条的泛道德主义思维模式。则更是用僵死的道德观念紧紧地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在《我的节烈观》中，鲁迅写道：“中国的社会，虽说‘道德好’，实际却太缺乏相爱互助的心思。便是‘孝”烈’这类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负责，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这些道德明显来源于传统的儒家思想，但是它们作为儒家思想世俗化之后的观念，切入实际生活中却成为杀人的教条。鲁迅所说出的裸血淋淋的现实，鲁迅的批判也指向这些丑恶的现实。与陈独秀一样，鲁迅所憎恶的，是“礼教”借国家机器实现对思想言论的扼杀，他说：“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所垄断了。宋元以来，尤其厉害。我们几乎看不见非业儒的书，听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话。”五四思想家们对儒学的反感，最主要的方面，就在于当时的现实及中国的历史中，儒学的一尊地位，压制了其它思想、科学的形成和发展，正如陈独秀所说的：“窃以无
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因此他们对儒学的批判，与其说是对儒家原思想的批判，不如说首先是对这种政治上社会上思想一尊局面的批判，是对思想专制的批判。在一个一种思想独尊，并且压制其它思想发展的时代，对这种专制思想进行批判的意义，并非在于否定这种思想本身的价值，而在于通过思想批判达到社会批判的目的，也就是为社会提供一个新的思想空间，一种新的思想可能性，如果没有一种新的可能性出现，就没有思想自由的可能。没有对中国盘踞独尊之位的儒家思想的批判，就不可能有民主、自由、人权观念的传人。我们今天尽可批评五四思想家们对民主自由等等现代观念的认识的局限，但是在当时，在这些现代观念开始传人中国的那个阶段，如果没有在传统思想中扯开一点自由空间，这些观念无法在中国生根。而对原始儒家思想的态度，五四思想家的主要目的，是把它还原为百家争鸣中脱离政治，可以批评的一家。正如胡适在早期的论文《先秦名学史》的导论中说的：“我确信，中国哲学将来有赖于从儒学的道德伦理和理性的枷锁中得到解放。这种解放，不能只用大批西方哲学的输入来实现，而只能让儒学回到它本来的地位；就是恢复它在其历史背景中的地位。儒学只是曾经盛行于古代中国的许多争鸣学派中的一派，因此，只要不把它看作精神的、道德的、哲学的权威的惟一源泉，而只是把它看作灿烂的哲学星系中的一颗星，那末，儒学独尊的局面就将不复存在了。”
由“儒教中国”的现实出发，五四思想家猛烈抨击这些丑恶现实背后的价值观念，也就是儒教教条。“旧伦理”、“旧艺术”、“旧政治”等等都是这些教条支配下的产物，早在1919年3月，林纾便写信给蔡元培，控诉北大“覆孔孟，铲伦常”和“尽废古书，行用土语”。蔡元培回信辩解，认为北大的教员所反对的只是那些依托控制之名而反对革新的言论，而非与孔子本人为敌。他说：“‘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对于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初非直接与孔子为敌也。……使在今日，有拘泥孔子之说，必复地方制度为封建；必以兵车易潜艇飞机；闻俄人之死其皇，德人之逐其皇，而曰必讨之，岂非昧于‘时，之义，为孔子之罪人，而吾辈所当排斥之耶?”蔡元培向来以兼容包并之气度著称，他对林纾这样的回应，来自他的客观的观察。在儒学被定为一尊的思想社会局面中，要打破这种独尊局面，便需要这种思想之外不同的声音。周策纵先生在《史》中认为：“‘’早期的新知识分之们攻击儒学，主要是攻击现行的对儒家学说的正统解释。这种解释也好，这种攻击也好，虽说都并非完全没有根据，但是也不一定完整地把握了孔子的理论或精神。”“儒家学说的正统解释”就是陈独秀们攻击的旧伦理旧政治的理论基础。
余英时先生曾论及西方近代反基督教思想家们的态度：“基督教在西方近代文化中有两重性格：制度化的中古教会权威在近代科学的冲击之下已经彻底崩溃了，但是作为价值来源的基督精神则仍然弥漫在各个文化领域。外在超越型的西方文化不能完全脱离它，否则价值将无所依托。启蒙运动时代西方文化思想家所攻击的只是教会的专断和腐败而非基督教所代表的基本价值。反教会最强烈的伏尔泰，据近人的研究，其实是相信上帝的。尼采和齐克果都曾著书反对基督教，但是他们对原始教义仍然是尊重的。他们只是不能忍受后世基督徒的庸俗和虚伪。”余先生以此为参照系对比中国情况：“‘五四’以来反传统的人又误以为现代必须以全面地抛弃中国文化传统为前提，他们似乎没有考虑到如何转化和运用传统的精神资源以促进现代化的问题。”西方中古教会权威的崩溃，经历了数百年的科学发展的积累，哥白尼的地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无不对教会权威造成极大的打击。但是这样的科学在中国并不存在，而且这样的科学也无法摧毁中国传统中独尊的儒学的地位。要从价值上摧毁儒学独尊的地位，只能以观念战胜观念。西方民主自由人权思想的传人对当时很多人的思想起到了颠覆性作用，加上朝代末世各种社会危机的并发，直接导致清王朝的灭亡，也是中国皇帝制度的灭亡。儒学三纲中的君臣一纲在表面上已经消亡了，但是儒学的建制远远没有崩溃，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它仍然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由此才有“改造国民性”运动的进行。这时启蒙思想家的反孔，与西方近代文化思想家们一个大致相同的地方，就是主要力量集中于反对建制化，政治化的儒学，而非孔孟的原始精神——虽然他们同时也认为即使是孔孟的原始精神也有太多和现代应有的文明格格不入的内容。而且他们自己本身在安身立命之处常常就是传统主义者。鲁迅的一个思想核心是“中间人”角色的自命，也就是说他清醒的认识到自己是“因袭了传统的重负”的。而胡适1929年的日记就记载了傅斯年的话：“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然是传统的中国人。”胡适评论这句话道：“孟真此论甚中肯。”胡适、鲁迅对待他们的母亲的态度，就完全符合中国传统儒家精神中“孝”的要求。五四思想家们做出全面抛弃传统文化的姿态，实际上是充分考虑了文化的惰性，企图使态度与现实折中。鲁迅就曾说过，“中国人的性情总是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间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和平的改革也不肯行。”
林毓生在《五四时代的激烈反传统思想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中对五四思想家批评道：“既然五四反传统的知识分子有意完全拒斥儒家的传统，他们当然就不会去寻求创造性地转化传统的可能性了。即使他们要将儒学与西方自由主义相整合，他们也会觉得并不可能，因为他们对儒学的了解深受传统思想模式的约制之故。”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林毓生批判五四思想家把传统视为整体的，而他自己却把“知识分子”视为整体的。事实上，对“五四反传统的知识分子”，陈独秀、胡适、鲁迅们而言，儒家思想只是中国思想中的一支，他们也希望把儒家还原为争鸣的一家，因此，他们丝毫不会去干涉别人——不管是“完全接受儒家传统”了的辜鸿铭，还是“最后一个新儒家”梁漱溟——去拥抱儒学甚至拥抱儒家礼教的自由。今天即使有反传统的知识分子，也不会干涉林毓生“创造性地转化传统”的自由，而林先生指责五四先驱没有他的“创造性地转化传统”，背后有两个基础，一是以今人立场指责前人思想，一是预设了儒学的普适性，在儒学的立场上把它看作一种普适的“价值来源”，从而批评五四思想家对这种普适性的怀疑。
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中国古代传统以儒家为主体的思想一社会体系的态度，有两种不同的角度。如果我们仅仅看原始的孔孟荀朱陆王，那是哲学的角度，在这一层面上，儒家思想可能成为构建我们新的精神家园的一个最主要的根基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可能补救西方文化的一些弊病。中国哲学这一学科模式来自西方哲学，从胡适写出第一部现代意义的哲学史开始，中国哲学的内容，基本上是西方哲学主题的异域变奏，很多西方学者不承认孔孟等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想符合他们的“哲学”定义，因此并不承认中国有哲学，比如黑格尔。但是今天，一部分西方哲学家开始重新认识中国古代哲学，并且把它放到与西方哲学对等的地位上加以审视。他们把中国哲学视为西方哲学的一面镜子，在《孔子哲学思微》一书中，作者郝大维、安乐哲这样说到：“在我们当前这个历史的决定性时机，不去吸收中国的智慧，就会使西方失去一个惟一的发现自己的机会。”另一种角度则是从儒家原始思想政治化、世俗化之后形成的教条人手。批判这些教条的反现代特征，对人性的桎梏，对捍卫人道底线的无力，这是历史的角度。在这两个角度中，哲学角度承接了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历史角度则开辟了一个“反传统文化”的传统。而这两种传统在今天可以并行不悖。
儒家思想的坏处篇5
[关键词]儒；道；佛教；三教合一；人学；尊生惜命
中图分类号：S4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4X（2017）05-0287-01
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红莲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莲花是红色，荷叶是青色，藕根是白色，三者形象虽各不相同，而实际却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儒释道三家就如同红莲、白藕、青荷叶一样，皆为一家之血脉。
一、都尊生惜命
儒家在本质上是研究人的学问，儒家文化是围绕人而展开的。它尊重人的价值，爱惜人的生命。儒家反对战争，主张施行仁政。这种以德治国的施政方案，体现了儒家“尊生惜命”的思想。
道家也是十分重视生命的，充分肯定了一个生命的价值。老子针对社会“贪夫殉财，烈士殉名”这一俗人常情，便提醒人们思考：“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1]在老子看恚生命比名利更可贵，知有名利而不知有身，忽视生命价值去追名逐利，完全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佛教对生命更是爱之有加，并以“大悲为首”，“慈悲为怀”，“慈悲喜舍”为其道德准则。佛家有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2]“人身难得，佛法难闻”。[3]这些都说明了生命的可贵。
二、都维护了王权统治
孔子创立的儒学即孔子之道为中国君主制社会树立了一面意识形态的旗帜。春秋末年，社会处于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面对这样一个“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十分向往古代的礼乐文化，“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4]孔子希望以“礼”建立一个国民安的理想社会，因此，他提出了“为国以礼”的治国方案和“天下归仁”的道德理想，主张“克己复礼”，希望通过强化伦理，施行教化，提升人的内在道德，来恢复并重建良好的社会秩序，他的这种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包含着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王国的要求。
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在“礼崩乐坏”的局面下，采取了与儒家不同的应对态度，为了抨击仁义有为而提出了自然之道。老子道家理论的核心是本性自然的“道”。道家理论的最终目的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是为巩固封建王朝而创建的，只是在治国为政方面，道家有着不同于儒家的独到的见解。针对儒家的有为而治，道家主张无为而治，希望做到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政治突出的是“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5]道家的无为并非不为，而是一种至上的为，绝对的为，纯粹的为。[6]道教强调臣民事奉君王应该尽心尽力，忠心耿耿。道教的这种忠君孝亲思想显然是与封建专制政治互为表里，紧密联系的，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王权统治的需要。
佛教，反对婆罗门，宣扬“出世”的人生哲学。表面看来，它似乎与统治阶级无关，但实际上却为封建王权提供了服务。佛教宣扬的许多教义都被统治阶级所利用。佛教所宣扬的忠君思想，“奉佛以信，奉法以净，奉僧以敬，奉亲以孝，奉君以忠。”，无形之中就巩固了统治者的执政地位，维护了封建王权。
三、都体现了“为善弃恶”、“无我利生”的伦理道德
“儒学即人学”。[7]它主要研究人的本质、个性以及人的价值、理想人格等方面，充分肯定了人在宇宙中的崇高地位。并认为：“惟人万物之灵”，“人者，天地之心也”。[8]这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突显了人的主体精神。
道教吸收和发扬了儒家的伦理观，在追求长生成仙的同时，也注重自身的德性修养，认为：“欲求仙者，要当以忠信和顺仁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9]它强调了求仙应与德行并重，否则，便不能长生。在社会日常生活中，道教也教导了人们应该为善弃恶，加强道德修养。
佛教以“救世”为目的，以“利生”为要务。它所解救的不仅仅是个人，而是“一切众生”。佛教大乘认为，没有众生的解脱，便没有个人的真正解脱，所以它提出了“救苦救难”，“普渡众生”的口号，并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献身精神。
总上所述，“三教虽殊”，却异中有同，儒释道都体现了相同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儒家的“尽心知天”，道家道教的“坐忘得道”，“形神合道”以及佛教的“得性体极”、“与道冥符”等都表现出了将天人视为一体的思维模式。有人认为三教都是关于心身性命的学说，它们在心性方面是一致的，儒家“正心诚意”，佛家“明心见性”，道家“澄其心则神自清”，这说明了三教语殊而心同。
归根结底，不管是从宗教的起源，发展，盛行；还是从宗教的阶级作用，生性追求，道德伦理等方面，都无不体现出儒释道三教的密切联系和融合程度。同样，毋庸置疑是：这些都真正的诠释了：“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的深刻内涵。
参考文献
[1]《老子》第四十四章.
[2]《佛说骂意经》.
[3]《佛说四十二章经》.
[4]《论语・八佾》程昌明译注，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5]《老子》第2章.
[6]张松如，邵汉明著，《道家哲学智慧》，吉林人民出版社，1986.
[7]徐远和，《儒学与东方文化》，人民出版社，1994.
儒家思想的坏处篇6
关键词：环保思想；中国；古代
中图分类号：K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795（2014）05（c）-0000-00
1我国古代的环保思想
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良性生态循环等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儒家、道家等中国传统思想中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崇尚”和“顺应”自然是保护自然环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1.1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是中国历史最久、最具影响力的思想之一，它从春秋孔、孟时起到董仲舒、王阳明以至近代，历经历史的洗礼而独成思想体系，基本上是古代社会的统治思想在儒家思想中从先秦开始就充满着环保的理念。
1.1.2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
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这里所谓的天是指生生不已的自然之天，人、天、地、万物与自然都是一体的，保持和谐相通。历代思想家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先秦时期的“天人合一”思想。西汉时期的董仲舒明确提出了“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哲学命题，使“天人合一”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唐代刘禹锡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辨证思想，认为天人之间既有对立性又有统一性。在环境危机和生态平衡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强调儒家的天人合一，可以避免人类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强调天人合一，具有超越民族界限的价值和现实意义。”
1.1.3儒家的“可持续”思想
孔子曾说：“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我们知道，孝是为人之本，这就意味着他把人们对生态环境的珍惜上升到道德要求的高度。从这些话语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非常反对对山林的过度采伐和对鱼虾的滥捕滥杀，这体现了古人伟大而朴素的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观，也反映了我国人民质朴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
1.1.4儒家思想把环保理念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
儒家思想认为如果统治者不能有效的实行环保则“不可以为天下王”。战国时期赵国著名思想家荀子，便提出了“环保治国”理念。《荀子》一书中第九篇《王制》，专门谈如何做国家领导人。里面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大概意思是，在草木开花结果的时候，不能砍伐山林，践踏和破坏草木的生长。荀子便以这种环保要求，称为“圣王之制也”。
1.2道家思想
在“道”家看来，人是自然的一部分，道、天、地、人都是自然而然存在着的。而这一切又形成了道家独特的环保思想。
1.2.1爱惜、尊重一切动物的生命是道教思想主旨之一
道教戒律中，始终把“戒杀生”作为主要大戒。因为道教认为一切血性之物，皆有灵性，即有道性，由于悟性有早、迟之分，所以修道阶次有快、慢之别。
1.2.2爱惜、尊重植物的生命也是道教的传统
道教认为植物和人一样具有生命灵性，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下，它也能够修炼成仙。积极保护人类和动植物、微生物及一切生命所赖以生存的生命环境一直为道家所崇尚。人类和动植物、微生物及一切生命所赖以生存的环境主要指大气、土地资源、水资源等，这是一切生命的源泉，破坏之就等于毁其根本。
1.2.3道家的“顺天”和“天人合一”思想
道家思想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天人关系，提出“天”与“人”合二为一，肯定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并不是自然的主宰。这对中国古代保护环境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无论是儒家提倡的“天人合一”，还是道家提出了“道法自然”，虽然各有不同的主张，但都有一个的共同点，那就是均把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其核心思想。“和谐”观作为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仁厚的心胸和博大的情怀，这对保护自然环境、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2我国古代的环保理念的实施
古代贤哲不仅提出了朴素的生态文明思想，而且在实践中通过设置专门政府机构、颁布法律法令等措施，集中体现了他们对生态文明的追求。
2.1各朝各代都颁布了保护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法令
在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中已经系统的规定了一些关于环境保护法令的制定和实施细则，在战国后期，在考古人员所发现的湖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记载了关于环境保护的条令的实施，这一法规的实行，使得我国的生物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而在秦汉时期，关于环境保护的条文及实现措施，则更加的完善而周密。
2.2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自然保护区”
汉唐时期，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已发展到较高水平，统治阶级十分重视国土合理开发利用与环境整治问题。《唐律》详细、具体地规定了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的措施及对违反者的处罚标准。
2.3为了贯彻环保政策，各个时期的政府还加强了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
古代的处罚较现代“环保法”要简单而残暴。西周周文王的“伐崇令”规定“有不如令者，死无赦”。《管子・地数》中有这么一说：“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破坏封山行为是死罪，不得赦免；有违犯禁令的，左脚踏进，砍掉左脚；右脚踏进，砍掉右脚。至于保护水源方面的规定，也很多，如唐宋法律上都有规定“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等。
3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从理论及实践的角度证明中国自古代时期已具备的环保思想。这种思想，既不同于现代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环保理念；又不同于动物性的盲目顺从自然，依赖自然。古代时期的环保思想，缺乏一定的科学性，但是也展现出人类从顺从自然到适应自然，再发展至尊重自然，合理运用自然的理念，我国古代的环保理念丰富而系统，是具有中国古代特色的环保理念，同时也为我们今天的环保事业找到更加有益的历史依据。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一条。
【2】《左传・鞍之战》
【3】《国语・鲁语》
儒家思想的坏处篇7
关键词：平等；儒家思想；当代意义
1儒家平等思想的体现
1.1性善论
三字经中写道“人之初，性本善”[2]。充分的说明了儒家的性善论。儒家主张人性的平等和一致，也主张道德的平等和一致，他们认为，人生来都是善良的，如果社会上出现了坏人，那一定是后来的成长中才变坏的。虽然儒家历史上曾出现过性恶论之说，但从总体上来讲，儒家的思想的性善论依旧得到很多人的认同，性善论说明了每个人生而善良，在一定程度上蕴含着“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即人生来都一样，这也就反映出了儒家的平等观念。
1.2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起先是由孟子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榍帷！笨杉，孟子的心里，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是第一位的，谁得到了民心就可以成为天子。孟子从桀、纣覆灭的历史经验中得出了：天下之得失在于能否得民，而能否得民又在于能否得到“民心”，即能否得到民众真心实意的拥护。桀、纣之失民，实际是失去了民心。反之，汤、武无敌于天下，就在于“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顺从了天下民众之心。这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孟子的政治平等观念，谁得到民心就可以得天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当时等级观念，也是进一步发展了儒家的平等观念。
孟子还提出了“尚贤与民主”的主张，他提出了君王应广泛地听取各阶层的意见。孟子认为，对进贤、任免和处置人都是比较重要的政事的问题，不能只听左右亲近和诸大夫的意见，还要听取国人的意见，并且还应该把国人的意见当作基本的依据。孟子通过“人心归向为根本”的政治理想来确保生民的生存与发展利益无偏颇地得到满足，这与平等发展理念不谋而合。
1.3仁爱思想
仁爱思想是由孔子首先提出的，孔子说“仁者人也”，仁爱即爱人、爱众、忠恕之道和恭宽信敏惠。而爱人是具有双重性质的，即“爱亲”和“爱众”。
爱人。孔子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意思是“仁爱”的品德是人本身所具有的，爱自己的亲人是最基本的。即爱亲，百善孝为先，孝是子女对父母的敬爱之情。善事父母为孝，孔子及其重视孝道，孝并不是空泛的，在孔子的思想中赋予了孝具体的内容。一方面指出，要无违，即绝对服从礼的规定，对父母的生、死、葬、祭都必须用礼。另一方面是敬，敬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敬爱之情，是比孝养更高的一种伦理尺度和道德要求，即对待父母，不仅仅是养活，而是从心底里尊重、敬爱。还有一方面是色难，也就是说不仅仅在形式上孝顺父母，更重要的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敬仰之情。
2儒家平等思想的当代价值
2.1平等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题中之义
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延续至今的思想，从孔孟到王夫之、顾炎武，在政治上体现的民本思想绵延不绝[3]。它支撑着德治的理论和实践，才使得中国封建社会在汉唐盛世时可以独领。民本思想也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平等观念，民本思想的延续也反映出了古代思想者对平等思想的追求，这种追求在当前社会也是具有重大的价值。
总书记在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明确提出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这一理念正与孟子的民本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一理念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切实加强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群众立场教育，促使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不断增强责任意识、为民意识和廉洁意识，自觉做到秉公用权，勤政廉政，情系民生，维护民权，凝聚民心，把“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贯彻到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全部工作中去。
当前，我们在实施以德治国的方略中，应当批判的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思想。而孟子的民本思想、德治主张，至今仍然具有巨大的借鉴意义。其中，孟子的民本思想也是延续至今，只要得到民心就可以得到天下，这样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写出孟子思想上蕴含的人民政治上平等的观念，民本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利于平等思想的发展。因此，我们把民本思想同儒家的平等思想联系在一起，充分发掘和弘扬儒家思想并很好地利用儒家思想，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坚实的基础，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2.2平等是构建社会和谐的根本条件
儒家平等思想主张爱民、富民，强调关注“民生之道”，主张先富后教，先富民后富国，并提出了种种富民教民的具体措施，比如节用薄赋、使民以时、制民之产等。这些主张和措施对我国今天的改善民生进程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我国实行社会主义以来，从主席开始就强调富民，到了邓小平，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即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他认为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样以国富民强作为社会主义目的和本质的理论，是对儒家一般富民主张的超越，但是儒家的富民主张又是现代社会主义国富民强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和来源。弘扬和传播儒家的思想文化，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2.3平等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
当代社会中，随着社会的发展，“善治”“良法”的观念在政治界崛起，所谓善治即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法本有善恶之分，社会主义中的“良法”是以“为民”为目的，依据民意而制定的法。“善治”和“良法”与儒家平等思想中的性相近、性本善相契合。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必须建立在道德精神的基础上，遵循正义的原则[4]。在国家的管理中应明确“善治”的基本原则的理念，要从公共利益出发，谋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其次要以民为主，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后要以人性的角度出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最终达到自治，实现人民的自主管理。
3结论
儒家思想源远流长，儒家思想中的许多成分都对现代的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应该要结合孟子的民本思想和孔子的仁爱思想并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学，让儒家思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政治建设多做贡献。我们要客观地看待儒家平等思想，要做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参考文献
[1]袁大勇.民权与平等：论“儒家式民主”的理论开展.《理论月刊》.2014年2期
儒家思想的坏处篇8
【摘要】社会工作作为从西方社会的历史、文化中脱胎出来的专业，它的价值和伦理都深深根植于西方国家的文化传统之中，社会工作专业本质的目标与中国儒家文化观念所强调的社会和人与人关系的和谐是相通的，同时，儒家思想中男尊女卑、婚姻制度、“天命”思想和“保民而王”都与人本主义思想相冲突。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应该吸收两者契合之处，借鉴冲突之处，达到稳定现有的社会秩序的宗旨。
【关键词】儒家思想；社会工作价值体系；社会工作本土化
一、儒家思想的主要观点
儒家文化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儒家思想主要的观点是通过道德修养达到自身的和谐，进而推至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儒家思想的主要观点包括：第一，儒家的“仁爱”道德原则，这是从血缘关系中引申出来的，即一定血缘关系范围之内的人们之间的相亲相爱，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泛爱众，而亲仁”。“义”实为忠信诚义，既要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也要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第二，“礼”是儒家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中国还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说法，若是爹娘不开口，不经过媒人介绍，和自己喜欢的人私会，那么，社会人士都会轻视他，认为他不遵守礼教。第三，孟子的“仁政思想”，简单地说是要保民、重民从而维护统治。其目的是为了调和阶级矛盾，稳定封建政治秩序，施政于民就可以得民心，就可以得到天下。他认为不能在贫富的关系上破坏既有的阶级制度，贫富状态要维持。第四，《礼记·礼运·大同篇》提出：“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缘孤寡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其含义为：老人福利，就业服务，儿童福利，社会救助与残障福利。儒家思想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曾经激励和引导着无数中华儿女为了民族的伟大复兴去拼搏和奋斗。
二、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的内涵
比斯台克在其1961年出版的theCaseworkRelationship（个案工作关系）一书中，提出了他的社会工作的价值体系，他认为：第一，尊严和价值是至高无上的；人生而有不同的潜能，除了社会上每个人的尊严和价值应被尊重之外，社会福利服务也应注重社会功能中人得潜能的存在；人具有实现其潜能的天生的驱动力和义务；人有与生俱来的动力和责任以实现其本能。第二，人文主义思想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它主张培养个性，有明显的自由主义色彩，它坚持相信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去创造和改变，人的潜能也得到发挥。第三，人具有选择的能力，并且由于其有自我实现的义务，他具有自我决定的权力，因而在完成自我实现义务的过程中，人应有自我抉择的权力。第四，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所有的人都有其基本的人性需要，自我实现必须通过潜能的发展和成长过程才能完成，基本人性需要的满足及和谐的成长，必须依靠社会所提供和保护的机会，才能到得到保障。
三、儒家思想与社会工作价值观之间的突出契合与冲突
（一）儒家思想与社会工作价值观的契合之处。第一，中国儒家文化观念所强调的社会与人关系的和谐，与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中力求促进社会整合的观念二者是契合的。社会工作的目的是修复和修补社会中一些难以调和的社会问题，这也是中国几千年所追寻的目标。第二，社会工作的主要方法就是修复和修补被破坏的社会秩序或构建新的社会秩序。由此可见社会工作的目标和宗旨实际上与我国长期所推崇的“礼”是存在着互补作用的，都是为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和存在的。第三，中国传统文化里强调“大同”社会的理念，同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中所主张的实现个人潜能的提升和推进总体福利进步是不谋而合的，社会必须建立和维持公正和和平的秩序，并且提供和自我实现有关的条件和资源，这强调的是社会对个体的责任。第四，儒家思想中的人世观所宣扬的人应该勇于承担各种属于自己的责任，为自己的国家和家庭做出一定的贡献，这和社会工作价值体系中社会通过其个体成员的贡献有权利变富是有一定关联的。
（二）儒家思想与社会工作价值观的冲突之处。第一，儒家思想中的“礼”与社会工作的价值体系中注重人的尊严和价值相去甚远。中国自古就有着各种制度和礼节的约束压迫着人们的尊严，这种规约自我、顺应社会的道德原则与人本主义的个人自由意志可以决定命运，个人努力可以改造环境是明显相悖的。第二，儒家思想中男尊女卑，我国封建社会妇女没有社会地位的，然而社会工作的理念中所宣扬社会工作的目标之一是要探索并消除社会中由于性别主义所造成的女性痛苦，有更大的能力去追求个人的成长与发展，实现两性之间的平等。第三，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女子无才便是德”与社会工作价值体系中所说的人具有实现其潜能的天生的驱动力和义务是存在很大反差的，前者是对人的潜能的泯灭和扼杀，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接受教育和被关爱的权力。第四，儒家传统思想中对待子女的婚姻问题时，父母之命是最终决定因素。这与社会工作价值体系中提倡人具有自我选择和自我决定的能力和权力是冲突的，对社会工作的发展是有一定阻碍的。第五，“仁爱”与“博爱”。“仁爱”的道德原则和道德情感就是基于家庭血缘关系的亲亲之爱。然而社会工作中所强调的“爱”是一种“博爱”，无论是乞丐、、罪犯他们都有权利得到世人平等的爱和保护。第六，孔子宣扬的“天命”思想麻痹了人们的思想，让人们在遇到问题时不去勇敢的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手段，而是逃避和隐忍。社会工作是一个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专业，十分关注个人作为个体有权力用合适的手段去实现自身的价值。
中国传统社会主流思想的儒家思想与社会工作价值观的关系是社会工作本土化要研究的主要内容。
参考文献
[1]刘梦，张叶芳.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分析[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1，13（6）.
[2]史铁尔，高桂贤.论社会工作的价值观融合[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7，16（3）.
儒家思想的坏处篇9
知识与能力
在掌握孔子思想与教育方面的影响和贡献、诸子百家(以儒、道、法三家为主)的思想特征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用历史的观点理解政治、经济、文化三者的辩论关系的能力；利用表演、质疑、辩论等形式培养学生语言表述历史的能力；在对传统思想文化批判和吸收的前提下初步形成联系实际、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对儒、道、法代表人物思想的了解，认同优秀传统文化，确立正确的思想方法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形成敢于表达思想、尊重别人意见的个人素质。
教学分析
知识掌握状况
学生在小学《社会》课中已学过有关孔子办学的内容，对孔子已有初步的了解。语文课刚刚讲完《论语十则》，对孔子思想内涵的了解又有了进一步加深。历史课又学习了“铁器牛耕引发社会变革”一课，对春秋战国时代背景(特征)已有相当的认识。
学生心理特征
初一学生正处于由童年期向少年期过渡的阶段，从心理上表现出追求独立的倾向，加上特区的思想较为解放，因而他们喜欢表现自己，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好争辩。
教材处理
教材较好地落实了《标准》对本课内容“知道孔子，了解百家争鸣的主要史实”的规定。《标准》要求虽然简单，但所涵盖的教材内容思想理论性强，社会运用性强，知识结构呈开放性，这为教师根据学生实际选择和采取多形式、多渠道、多元化的教学活动提供了较为广阔的空间。为了便于该堂师生合作活动课的开展，在尊重“内容标准”的基础上对教材做如下处理：
1、将课题“思想的活跃与百家争鸣”改为“变革的时代活跃的思想”。
“思想的活跃”与“百家争鸣”在意义上有重复之感，将题目改为“变革的时代活跃的思想”，意图在于强调时代变革与思想活跃的因果和互动关系。因为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思想活跃局面的出现是以变革的时代为背景的，反过来百家争鸣也促进和加剧了时代的变革。另外，这样改动还能与“第8课铁器牛耕引发社会变革”相互照应，使新旧知识的内在联系更加紧密。
2、将课文“百家争鸣”子目中关于“百家争鸣”背景的阐述前置于课文开篇。
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引发社会变革，为思想文化的活跃提供了自由空间”的阐述同洋适应于孔子、老子等思想家产生的时代；再者，原课文开篇就直接提出孔子，显得突兀。如有背景资料引入，将更能体现历史“因果关系”的学科特点，同时也便于联系学过的知识切入新课。
3、在“孔子”之后，简略增加“老子”的内容。
关于老子只增加“老子是春秋末年与孔子同代齐名的思想家，著有《道德经》，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即可，不必展开。因为在“百家争鸣”中，道家是一个重要学派，适当提到老子，不但使上下教学内容本源相贯，也使课文结构更具完整性。
4、在战国“诸子百家”教材内容中，删去墨家部分。
根据《标准》，删去墨家内容属允许范围，并不会降低《标准》的要求。这样做的理白是从学生的认知实际出发，因为对于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来说，还不能很明确地区分儒家的“仁爱”与墨家的“兼爱”的区别。在这节课中，阐述诸子百家内容的教学，设计为学生辩论活动，墨儒两家学说对立性不强，容易混淆，不利于辩论的开展，故删去。
课型选定
基于以上教学目标和对教材、学生知识、心理等方面的分析，课型选定为：师生合作型的活动课。(一课时)
教师的活动形式：启发、引导、归纳、小结
学生的活动形式：分析、质疑、表演、辩论
课前准备
1、由学生自编自演孔子办学、因材施教等短剧。
2、介绍阅读《中华五千年》等有关通俗读物并印发有关儒、道、法三家学派的有关资料给学生。将学生分成儒、道、法三个辩论小组，熟悉各学派的思想观点，做好辩论准备。
3、制作有关课件、剪辑有关录像资料。
教学过程设计
导入新课
1、投影：画谜(打一历史时期，谜底：春秋战国)，由学生请出，引出教学内容的时代背景。
2、由学生根据所掌握的历史知识，归纳出：春秋战国的时代特征(背景)：生产力发展(牛耕和铁器的作用)引发社会变革(奴隶制瓦解，封建制度确立)为思想文化的活跃提供了自由的空间(诸子百家、百家争鸣)
3、推出本课课题：变革的时代活跃的思想(同时放映相关录象片)
讲授新课
孔子
是本课的重点基础知识，主要教学任务是让学生从思想和教育两个领域了解孔子，即孔子的“仁”“礼”学说和在教育方面的贡献。
伟大的思想家
教师活动：指导学生阅读教材有关内容，理解孔子的“仁”“礼”的思想内涵，并根据学生阅读、探讨的情况，指导学生明确“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的概念。
学生活动：在学生阅读探讨教材有关内容的基础上，由对孔子的“仁”“礼”思想了解较全面的学生扮演孔子，再现孔子设坛讲学情景，并在学生的提问和质疑中，归纳出孔子的“仁”“礼”思想内涵。
仁：社会人群要互相敬爱、谦让、和谐相处。
礼：人们的言行举止要符合社会规范。
伟人的教育家
教师活动：启发学生回忆小学历史和社会课有关孔子办学的内容，并结合语文课刚刚学完的《论语》内容，引导学生回答出孔子在办学思想、教学方法、学习方法、学习态度等方面相关论述，联系现实学习情况，指出孔子教育思想影响的深远性。
学生活动：学生以“因材施教”等小品表演形式，演绎、归纳出孔子的主要教育思想。
教育对象：有教无类
教学方法：因材施教
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学习方法：温故而知新
再由学生结合自己的学习实际，谈谈孔子教育思想对现实教与学的积极影响。
百家争鸣
是本课的主要内容之一，鉴于导入部分已有对春秋战国时代思想活跃背景的分析，这里着重让学生了解诸子百家中“儒、法、道”代表人物的思想内容。并通过对其思想内容的积极性和消极性的认识，树立正确的思想方法，形成敢于表达思想，尊重他人意见的个人素质。
教师活动：以图表形式(内容含学派、代表人物、主要思想)，帮助学生认识了解孔子与百家争鸣的关系，引导学生归纳出儒、法、道三家的思想特征。印发有关资料，供学生讨论，让学生进一步了解各学派思想主张的积极性和消极性。
学生活动：通过阅读教材首先归纳出各学派的主要思想。通过讨论分析儒、法、道三学派思想的积极性和消极性，在此基础上，分为三组，分别以儒、法、道的思想主张进行辩论，再现百家争鸣情境。
课堂小结
由教师指导(以探讨方式提出参考意见，不做最后结论)、学生参与(允许提出不同意见)，从两方面进行小结：
1、诸子百家中儒、法、道三家学派思想的积极性和消极性。
2、流传至今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集诸子百家所长形成的，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源泉。
迁移应用(课后作业)
结合我校实际，或运用儒家思想教育观点，或运用法家严格惩罚观点，或运用道家自我觉悟观点，就校风建设问题提出你的看法。
附一课堂教学活动实录片断：(课间短剧和辩论词选)
附二学以致用：以儒、道、法三家的观点谈谈你对校风建设的看法。
附一课堂教学活动实录片断
(一)课间短剧
孔子讲学
学生甲饰孔子
众学生饰弟子
(孔子出场，稳重大方，边捋胡子)(众弟子安静)
众弟子：孔先生早！
孔子：(摇头，叹气)当今世风纷乱，要治理好天下，我认为只有两个字——“仁”和“礼”！
(一弟子站起，拱手问道)
弟子：请问孔子先生，什么叫“仁”和“礼”呢？
孔子：(点头，微笑)这个问题提得好。“仁”就是人与人之间要互相爱护，互相谦让，和睦相处。“礼”就是人的行为规范要符合社会要求。
另一弟子：弟子不明白。怎么样才能做到“仁”？
孔子：仁者爱人，不但要爱自己的亲人，也要爱天下所有的人。自己不息意做的事情，(摇手)千万不可强加于人。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乃仁也。
另一弟子：那请问怎样才能做到“礼”呢？
孔子：(捋胡子)不同阶层的人要加强个人修养。国君要有国君的风度，大臣要有大臣的忠诚，长辈要有长辈的表率，晚辈要有晚辈的顺从。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样人人循规蹈矩，岂不天下太平！
众弟子：弟子明白了。
因材施教
学生甲饰孔子
学生乙饰子路
学生丙饰曾参
孔子：(在书书书塾席地而坐，正津津有味地看书)
子路：(匆匆忙忙地跑进来，停不住脚步撞在书桌上，把桌子上的东西全弄翻了，简也掉在地上)
孔子：(把手中的竹简放下)子路，何以如此匆忙，是否有要事找我？
子路：(气喘吁吁地)孔先生，有一个诸侯国的国王，请学生去当大夫，学生不知去否？
孔子：(严肃地看着他，摇了摇头)请三思而行，考虑清楚再去。
子路：(点了点头，急急忙忙地冲了出去)
孔子：(捧起刚才未读完的竹简，又细细地品味起来，无意中看到曾参在门口踌躇地走着)曾参，你有什么事找我？
曾参：(吞吞吐吐地说)我，我有一件事想请教您，有一个诸侯国的国王，想找学生去当大夫，学生不知是去还是不去。
孔子：(毫不犹豫)快去，快去，不要耽误了时间。
子路：(又冲进书塾)我和曾参的问题一样，为什么您的答复却不同？
孔子：(面带微笑，点了点头)曾参性子慢，做事诸多犹豫，我叫他快去，是不想他错失了良机。你的性子急，做事匆匆忙忙，不如思索，我叫你三思而后行，是不想你因太性急而误了大事。
子路和曾参：(认同地点了点头)我们明白了。
(二)课间辩论：儒、道、法三家辩论词选
学生a：我赞同儒家思想，儒家主张“以德教化人民”，我觉得是正确的。因为如果像法家一样强调法治，就会导致暴政，不得民心，秦朝不就是因为严刑苛法而灭亡的吗？历史上推行暴政的，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天下太平。
学生B：治国之道，不可柔，也不可松。治国，治国，既然决心要治好国，那么国家要有一定的规章制度。要不然，怎么治好国，怎么深得百姓之心呢？儒家治国讲求待人温和，这种治国之道我不赞成，如果对待每个人都那么温和，那么坏人呢，社会上的恶势力呢？能因为你的温和对待而变性，改邪归正吗？老虎从小养到大，最终不也是善性难改，把自己的主人给吃了，又何况是那些坏人呢？如果只会待人温和，那些坏人岂不是逍遥自在，更任性妄为了吗？再举个更简单的例子，如果儒家和道家的治国之道合理的话，为什么会有现在的法律呢？法律的主要目的就是制定一些制度规章对那些不遵守纪律的人加以惩罚，这样的做法不就和法家相对应了吗？
学生C：儒家和法家虽各有所长，但处在两个极端内：儒家处于礼教极端，而法家则处于暴力极端。而道家，不会太礼教，也不会太过于暴力，是一种理想的治国方法“无为而无不为”。
学生D：过去、现在无处不是法。法治，是治理国家的根本。虽说法治是导致秦国灭亡的原因，但是，又是什么令秦国统一中原的呢？是法治。如像儒家那样压抑本性，任意扭曲，老百姓们一样是没有自由。因为毕竟人和人的性格都不相同，如果遇上一些像狼一样的野性难驯的人，他们愿意服从儒家的“仁”和“礼”吗？再说说道家。虽说道家的无为不是无所事事，还是在“治”。但是怎么治呢？这样顺其自然，分明是消极避遁。不用法，怎么去治理那些害群之马呢？顺其自然，你难道让那些不法之徒逍遥法外吗?
学生e：道家主张的是“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事事，而是道法自然，顺应自然，达到“无为而无不为”。它既不像儒家那样压抑本性，任意扭曲，也不像法家那样刻意强求，武力维护，只有取法自然，和谐发展，绝不是消极避遁，因其终极目标仍是“治”。如果说儒家的“仁”“礼”是温情脉脉的精神鸦片，那么法家的“刑罚”就像一把锋利无比的双刃剑，用得好，是保护自己、消灭敌人的武器，用不好，则会成为自我灭亡的武器。
学生F：我认同的是道家，因为如果像儒家这样，无视个性的差异，蔑视个人利益，那思想就越来越老化，也就阻止了人的创造力，我想这也是使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
儒家思想的坏处篇10
摘要:“和谐”的人文情怀和伦理追求在儒家伦理思想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儒家伦理所蕴含的和谐思想在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方面都有所体现。在古代，这一思想体系对于培育和塑造中华民族精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今天，儒家关于“和谐”的伦理意蕴对于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同样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关键词:儒家伦理思想;和谐;价值
每一个民族和国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都会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伦理思想与文化传统。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以其独特的辩证思维和哲理智慧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伦理思想文化。其中，追求和倡导“和谐”便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毋庸置疑，对于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并且一直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来说，无论是从它所阐述的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抑或是从它所追求的个人内在修养，还是从它所倡导的人际交往伦理上来看，都无不渗透着“和谐”思想。因而，“和谐”的人文情怀和伦理追求成为儒家伦理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古代，这一伦理思想对于培育和塑造中华民族精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今天，儒家伦理思想的这种追求和实现“和谐”的伦理意蕴对于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同样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儒家伦理所蕴含的和谐思想可以从4个方面来审视，即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
一、人与人的和谐
人与人的和谐即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和谐。实现人与人之间在日常生活交往中的和谐无疑是儒家伦理思想最重要的方面。儒家伦理思想的智慧首先在于它把人看作是处于社会联系中的人，从人与人的不同中求同，从对立中求统一。
儒家“人和”思想由来已久，它把“和”视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准则。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也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基本精神。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儒家文化重视建立融通的人际交往及和谐的人际关系，提倡成己及人、宽和处世等贵和尚中的和谐友爱精神。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把“仁”作为自己哲学的核心范畴，“‘仁’学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他的伦理学说的根本。在《论语》中，谈到‘仁’的有58章，‘仁’字出现105个”。“仁”的本意就是指人与人之的相互关系，因而儒家的“仁学”就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学说。儒家把“仁”解释为“爱人”，孟子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阐明了对他人的关爱与尊重的意义，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人际和谐。对于以“仁”为核心处理人际关系，孔子提出了两条基本原则，一条是“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最基本的要求，即是说不能把自己的要求强加于人，更不能把不希望加之于自己的要求加之于别人;另一条是“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进一步要求，即是说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要求发挥人的善性，要“善群”、“利群”、“乐群”，也就是要成己及人。从“忠恕之道”出发，儒家伦理思想又进一步提出了需要协调的5种人际关系，即父子关系、君臣关系、夫妇关系、长幼关系等，即所谓“五伦”，强调要以仁、义、礼、智、信、宽、勇、忠、恕、孝等伦理规范来实现人际关系和谐。儒家正是以“忠恕”之道为途径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从而实现人际和谐的。
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交往会愈加频繁，人际关系也更加重要，要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就必须借助于良好的人际关系。然而，在现代社会，伴随着人们个性化意识的觉醒和对物质利益的过度追求趋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显现出冷漠和淡化的境况。人际关系的冷漠、甚至某种程度的紧张，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人的全面发展，破坏了自身存在的人际交往生态，破坏了社会的和谐。而儒家强调“和”、“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己及人的思想，倡导仁爱、谅解和宽容，这对于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形成良性互动的和谐人际关系、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氛围非常有益。因此，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宝贵财富，这些思想并不因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而失去生命力和合理性，其内涵与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所追求的新型人际关系有着一致之处。
二、人与社会的和谐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社会活动的实践者，因而在“人和”基础上形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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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标志。儒家伦理思想认为人是一种“群”的存在，个人总是生活在群体之中，个人的命运与群体息息相关，只有群体才能够保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也只有把个体融入群体之中，才能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以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正是基于此，许多学者曾指出，儒家伦理思想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本位的整体或群体主义思想。
从一定意义上看，公平正义构成个体与社会间关系的核心价值。如何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则是保持人与社会和谐的关键。儒家关于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思想，主旨就是在“民为邦本”的基础上形成“公平正义”的社会结构与体制，其主要思想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儒家伦理思想认为社会和谐的前提是实现政治和谐，即统治者要创造一个公平正义的政治环境。儒家认为社会的稳定运行，在于统治者实行“王道”，即“保民而王”，行王道的核心在实施“仁政”。“仁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德政”，即“修德为政”和“以德治国”，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孔子有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汉代贾谊则认为:“故君能为善，则吏必能为善矣。吏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故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故吏之善者，君之功也。”二是以民为本，即“民为邦本”的重民尊民亲民爱民思想。如荀子认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孟子进一步指出:“民为贵，社租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仁政”的这两方面思想是联系在一起的。
其次，儒家伦理思想将社会利益和谐作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主要内容，核心在于“均贫富”。孟子认为“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意思就是必须让百姓拥有固定的收入才能使社会变得稳定和谐。在财富分配方面，儒家强调“均”。孔子说:“有国有家者，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儒家反对“富者地连吁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两极分化现象，认为这是社会动荡的根源;社会公平正义的主要表现是社会“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即生产活动要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社会生活要老有所终、皆有所养。这是一幅人无后顾之忧、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生活图景。
儒家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实现人与社会和谐的社会伦理思想，把构建和睦和谐的人与社会关系、公平正义的社会政治环境，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作为社会协调的价值尺度。这些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当然，在借鉴的同时，仍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儒家伦理思想的历史局限性，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封建性的因素，比如强调统治者对人民大众施行“仁政”，这仍然是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上的。现代民主社会在吸收儒家这方面的思想时，应当进行现代转换，使其融入符合时展要求的现代价值观。比如公民权利义务观、政府的服务意识。因为在现代社会，政府、官员与公民不是臣与民、官与民的关系，而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府要为公民利益服务，而公民也应该为社会尽责。
三、人与自然的和谐
儒家认为人生活在天、地之间，因而天、地、人之间就存在着相生相克的关系，并由此提出了以“天人合一”为核心思想的和谐生态伦理思想。
首先，儒家关于天、地、人之间辩证关系的观点反映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朴素认识。例如，儒家关于“天地生万物”及“仁民爱物”、“物我相亲”的观点就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儒家在强调自然对人类影响的同时，提出了人也可以利用自然、影响自然。孟子就认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署不入口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意思是，人只要充分地利用自然条件，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可见，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社会和谐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通往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