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篇1
关键词:色彩风景写生;研究方法;自然学科;针对性
一、地理学及地质学研究方法的意义
地理学及地质学的研究方法有助于地质景观的色彩写生。任何自然风景都构筑于一定的地质构造。除非面对大海,写生实践中就无法回避地质结构。这是必须要面对、要把握的内容,否则画面就会因刻画不够深入而缺乏说服力。以山地写生为例,就要运用地质学的研究方法明确山地的地貌特征,以便使笔下的景物做到观之可辨其质、可晓其理而不是囫囵吞枣、泛泛地描个大概。如根据地质学的研究江西龙虎山、安徽齐云山、福建武夷山等名山属于丹霞地貌,因地壳运动较缓而少有断层;因岩石质地疏松而多被风化成细小纹理(而非太行山系那样的大断层大纹路);因岩石中含铁量很大而多呈红褐色。以此分析为基础,色彩写生时则要考虑岩石刻画不能过于棱角分明,尤其在对其进行细节刻画时,转折处多做圆角处理,色调处理上要多考虑运用赭石、熟褐、土红、朱红等红褐色系。
二、水文学研究方法的意义
水文学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水文景观的色彩写生。江、河、湖、海、潭、涧、溪、瀑等水文景观也是色彩风景写生的重点研究对象。因成因不同,其形态差异也很大。运用水文学的研究方法对其进行辨析和理解是必要的。尤其是全景式水域风景写生时,如不能从水文学的角度来对其进行区分和理解就不能实现准确刻画。各种水文景观其构成及流势各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况且,不同的水文景观大多被赋予了相应的人文情怀和文化意蕴,在具体刻画时是必须要区别对待的,必须在表现手法和造型刻画上有所区分。否则,大海的汹涌与湖泊的浩淼、渊潭的宁静与深涧的舒缓、山溪的轻灵与瀑布的喷涌是无法相区分的,其背后各自的人文情怀和文化意蕴更无法得以表现。如黄山人字瀑与黄果树瀑布相比较,虽都称之为瀑,实则差异很大。从水文学的研究角度讲,黄山人字瀑只是山间的溪流,是由山间石缝间的水汇集而成的。其季节性很强,平时就不宽阔,枯水期便更窄,也常断流。而黄果树瀑布则是上游无数条类似黄山人字瀑这样的山溪汇集而成,其水量很有保障,宽度也很大。考虑到这些,在刻画时就要注意不能把本是静静流淌的黄山人字瀑表现出汹涌奔腾的效果,否则在刻画失之准确的同时也对其黄山特有的幽静灵动意境失之表现。同理,在刻画黄果树瀑布时,即使在枯水期也要考虑其大落差、大宽度的客观构造,刻画时要以大取胜。否则,就会对其澎湃飞动、震耳欲聋的气势和西南第一瀑的人文意蕴失之表达。
三、植物学研究方法的意义
植物学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植物景观的色彩写生。如果只把植物当做画面远景处理则只需做符号化处理即可,植物学研究方法似无用武之地。但如植物作为画面近景做特写式的描绘,植物学研究方法就会大有用处。虽然没必要像植物标本记录那样使每个细节都严格遵守该植物的生理结构,但必须在整体形态上保持一致。如画面中明显出现植物枝杈叶子则刻画要更严格一些,要从植物学的研究方法出发确保笔下艺术形象与真实情况保持相对的一致性。色彩风景写生不同于装饰工艺绘画可以为了画面构成及形式的需要而对于植物的生理构造进行主观变形。植物在风景作品中不但可增加画面的生机活力,还可对画面的地域性有明显的标识作用。如刻画江南风景,在民居瓦舍之旁安置棕榈修竹不但符合其地域特征还对其江南特有的文化特征起到了有效的表现。
四、气象学研究方法的意义
气象学的研究方法有助于对气象景观的色彩写生实践。大自然中的阴晴雨雪是色彩风景写生的表现重点之一。包括夜景在内的所有气象景观都处于一定的光照之下。“光”作为色彩风景写生最重要的客观因素,气象景观可以作为其最佳的形象载体。传统西方就产生过透纳等专门研究气象景观的画家,对色彩学有着重要贡献的印象派绘画对气象景观也多有佳作。气象景观往往转瞬即逝,仅凭直观的观察和记忆是远远不能满足刻画的需要的。对此,气象学的研究方法就会发挥巨大作用。可根据气象学的相应规律,对未能详细记忆的气象景观进行分析。由于分析的过程并不受时间局限,所以非常有助于写生实践。如云是色彩风景写生的表现重点之一,对其分析和理解离不开气象学的研究方法。由于时间、风速等因素的影响,云的形态可谓千变万化而且变化速度极快,即便是写生高手也很难在很短时间内将其尽收于笔端。于是,在不断提高造型技巧及绘画速度的同时更要加强对气象学研究方法的理解和训练。云的形态的改变、流动的方向、颜色的变化、整合的趋势等变化都有规律可循。只要依据气象学的研究方法就可以实现对眼前变化无常的云做到理性把握,在对其各种变化的过程及趋势做到了成竹在胸就可以从容刻画而不会手忙脚乱了。再者,气象学可以和水文学相结合,二者的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可有助于理解各种水域在不同气象变化下的不同状态。
以上就是色彩风景写生实践中运用较多的自然学科研究方法,只有实现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才能保障色彩风景写生艺术实践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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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篇2
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掌握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问题和基本构成，为社会研究的取向、设计、实施和策略提供程序上的指导，是社会学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功能。法国哲学家孔多赛（Condorcet，1743-1794）自18世纪90年代提出“社会科学”概念以来，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发展，社会学科学方法论经历由实证主义和阐释主义两大取向的方法论对立体系，走向强调混合方法论，关注连续性、互补性、整合性的当代。蒋逸民将社会科学方法论发展概括为：大致经历了萌芽时期，形成时期，成熟时期和进一步发展时期。[1]
首先，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萌芽时期可以追溯到古代。如中国古代关于人口统计调查的方法，古希腊时期的商品买卖统计和测量方法，古希腊哲学自然哲学方法等等，此时的社会科学学科尚未形成，方法论多为哲学方法论。直到黑格尔哲学体系为止，古代哲学结束了辉煌时期。
其次，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形成时期，此时，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倍增，形成了自己的自然科学方法论体系，社会科学也从旧哲学那里分离出来，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论。此时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以受到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影响的实证主义研究为主，哈金（ianHacking，1936-），波普尔（Karlpopper，1902-1994），石里克（moritzSchlick，1882-1936）等科学哲学家围绕逻辑实证主义是否可以成为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如何对自然科学进社会科学研究等问题，提出实证主义的研究进路。与此相对的，是社会学家狄尔泰、韦伯提出的反对在人文学科中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强调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区别的经典阐释主义主张。至此，形成了经典的实证主义和经典的阐释主义两大基本社会科学方法论。
再次，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随着定量研究方法论模式和定性研究方法论模式的诞生，社会科学方法论走向了成熟时期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被普遍使用。其中，定量方法论被普遍用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理论检验研究，定性方法论则被用于理论建构方面。
最后是进一步发展时期，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受后现代思潮深入和广泛的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提出混合方法研究、超学科研究、参与行动研究和自我民族志等研究方法，强调多学科基础和研究方法之间的融合。这种混合方法，其实就是一种采用相对主义的立场，对特定研究问题随意使用某种方法论的方法。
回顾社会科学方法论发展的这四个阶段，不难发现，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发展是以哲学方法论为理论基础，融合具体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方法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在当代，社会科学方法论逐渐呈现出方法论取向多样化，多方法论主张相融合的特征。在这一方法论指导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这一特征，正是建构主义研究进路对于多元化的研究主张的方法论体现。
二、建构主义进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张
建构主义一词在不同的研究领域都各有其定义，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来看，建构主义是方法论相对主义，即所有知识形式都应以同一方式来对待而不是所有知识形式同等有效。由此，方法论意义上的建构主义关注的是人类作为社会行动者在科学知识的制造中所扮演的角色。
首先，就建构主义的起源而言，现象学、哲学解释学、解构主义、修辞学、符号学等哲学视角为建构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并促使建构主义放弃用真理性或有效性问题来解释自然知识的独特研究进路。正如布鲁尔对科学的“自然主义”研究进路所主张的那样，[2]建构主义的研究进路排除了传统认识论问题，割断了科学研究与传统认识论先入之见的联系，进而对以前不受欢迎的关于“客观”知识是如何由“非客观”因素建构而成的话题进行探索。
其次，就科学社会学研究领域中持建构主义主张的研究者来看，大部分建构主义者都选择从著名的科学史家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引出各自的研究主题，库恩的范式理论将科学看作是受一个逻辑结构、一个世界观所统治的传统形象彻底打破，并认为科学更像是“一个传统权威的组织”、“一种工匠活动”、“一种地方性的（locality）知识形式”，[3]所以，应该把科学与其他文化形式同等对待。受这一科学观的启发，建构主义者放弃了宏观的科学研究主题，转向了狭窄而集中的微观分析，进而影响了社会科学叙事方式从宏观向微观转向。
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篇3
一、何谓法学实验
(一)法学实验的概念
分析法学实验必须先了解实验。实验是根据一定的科学研究目的，运用一定的物质手段包括科学仪器和设备，在人为控制的条件下通过模拟或改变事物研究事物之间或事物及其现象之间确定性联系的方法。法学实验是在可控制的条件下模拟或创设法律场景，通过研究人在法律场景中的行为，进而研究法学理论和法律现实之间的确定性联系的法学方法。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曾经形象地指出：“实验好像是把各种现象拿在自己的手中，并时而把这一现象、时而那一现象纳入实验进程，从而在人为的简化的组合中确定现象间的真实联系。”[4)实验具有可重复性的特点，在实验中通过人为控制，排除偶然性和其他干扰因素而呈现出来的事物之间或事物及其现象之间的确定性联系，在同样的条件下可以重复出现0“判定一个实验成功与否的标准是看其是否具有可重复性。”
可重复性验证和意味着实验结论的科学性和可信性。正是因为可重复性，实验成为证明或发现事物之间或事物及其现象之间的确定性联系的最为有效的方法，也是验证人们的主观认识与现实是否一致的重要方法。近代以来，经过伽利略、牛顿等人，实验成为自然科学研究中的最基本、最普遍和最有效的研究方法,没有实验就没有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实验也得到系统的发展并逐步和生产实践相分离，成为以认识世界为目的的独立的实践形式。与实验的一般原理相一致,法学实验同样是通过排除偶然或干扰性因素，将法学理论和法律现实之间的确定性联系凸显出来，通过可重复性将实验结论转换为公共所接受的法学知识和理论。
(二)实验促进了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中许多学科的发展
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由于其客观性和准确性，不仅在改造自然方面突飞猛进，而且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也产生巨大影响。尽管存在着诸多的争论和理论探索的误区以及19世纪人文主义思想家狄尔泰、文德尔班等人强烈地认为社会科学不能适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但“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6)一直没有停止。这种强大的历史潮流表明，社会科学的创新并不完全排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关键是社会科学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吸收包括实验在内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英国著名哲学家丹皮尔这样论述自然科学领域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在当代的关系“文艺复兴以后，采用实验方法研究自然，哲学和科学才分道扬镳’，“不过进化论的生物学以及现代数学和物理学，却一方面使科学思想臻于深邃，另一方面又迫使哲学家对科学不得不加以重视，因为科学现在对哲学、对神学、对宗教,又有了意义。”7〕伴随着当代生命科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计算科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实验哲学开始兴起“在传统哲学研究越来越走向狭窄的概念分析困境之时，科学的实验方法走进了传统哲学的研究领域，并对研究方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挑战。”85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事实验哲学的人员迅速增加，美国的耶鲁大学、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英国的谢菲尔德大学、意大利的帕尔维亚大学等著名高校都设立了哲学实验室。实验哲学以实验的研究方法丰富和促进了当代哲学研究。哲学尚且如此，何况研究对象更为具体的其他学科呢，经济学等研究人的行为选择的学科也纷纷引入实验方法，形成了实验经济学等新的研究领域和方法。
(三)法学家对实验的矛盾态度
法学家基本上继承了19世纪人文主义思想家的观点，即包括法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不能进行实验研究。但面对实验在研究事物之间的确定性联系方面的强大功能，法学家又表现出自我矛盾的学术态度。一方面承认实验对法学研究的重要作用，认为法学‘‘只有通过实验方法和科学方法”9]的研究，法律才能更好地规范人的行为，司法才能实现医治社会的功能。另一方面又认为法律所包含的‘‘道德和社会现象不同于自然和生物学现象，很难甚至于一般不可能进行实验，所以在这一领域所进行的观察最有助于科学研究。”10〕当代最伟大和多产的现实主义法学家波斯纳一直把法律缺乏可控的实验检验严格的理论假说视为法理学的重要缺陷。
(四)实验向法学研究渗透的表现：田野实验、思想实验和教学中的法学实验室
法学家虽然坚持法学不能进行实验研究,但实验作为探索事物之间确定性联系的方法和思想却影响着法学研究，这集中表现为法学研究中的田野实验和思想实验。田野实验是实地实验，它是在不可控的环境中进行的。法学中有很多著名的田野实验，如对青少年犯罪问题进行研究的持续16年的“美国波瑞学前教育实验”。25思想实验是法学家在主观世界中构想不同的场景，舍弃或增加某些因素，探索法学理论和法律现象的联系。在法学研究中，思想实验是被广泛采用的思考方式。35除了田野实验和思想实验,法学和实验的联系还表现在法学研究借鉴了通过实验而得来自然科学成果。如李昌钰博士在纽黑文大学创立的李昌钰法医学研究所，主持了一系列著名案件的证据鉴定。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等院校也设立了刑事科学技术实验室。但这些通过实验开展的研究工作都是利用自然科学进行证据鉴定，为适用法律创造条件,并不是针对法律或法学本身而展开实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著名高校也设有法学实验室,通过模拟法庭等方式进行法律教学，增强学生对法律和法学的认识。
(五)田野实验、思想实验、教学中的法学实验室的方法缺陷
无论田野实验、思想实验还是高校中现有的法学实验室，都不是开展可控的实验进行法学理论研究。田野实验难以或者不能排除干扰因素，导致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田野实验“并没有提供因果关系的确凿证明，而主要是提供了需要进一步证实的假设的源泉。”田野实验与其说具有实验性质，还不如说更具有观察的性质，它能观察到现实生活中的社会行为却不能准确地揭示社会行为背后的原因。所以，在很多法学家那里，田野实验同田野观察、田野调查的概念是通用的〔15〕思想实验虽然对法学理论研究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但思想实验是想象的，而非现实的。人们头脑中的想象是否和现实相一致,通过思想实验是不能证明的，这也是不同的法学家以同样的法律现实为对象进行思想实验却会产生不同结论的原因。这些研究、教学方法和实验联系起来,更多的是寄托了法学家希望探索法学理论与法律现实之间的确定性联系的理论愿望。探索法学理论和法学现象之间的确定性联系，必须开展可控的法学实验，正如实验经济学家所说“一个理论若经受不住简单实验，则更无理由相信它能与更为复杂的自然环境相吻合。”
(六)法学实验的要素
可控的法学实验作为法学研究的方法应该有三个基本的要素构成:法学理论假说、实验对象和设备、数据分析。一是法学理论假说。法学理论假说是进行法学实验研究的理论起点，阿尔温托夫勒指出：“研究社会变革的时候，先有个假设，那就是社会事件、社会现象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都有内在联系。”[17)实验中的法学理论假说可以是已有的法学理论结论,也可以是已有的法学理论中所没有涉及或者与原有的法学理论相反的命题。法学实验的过程就是对法学理论假说进行验证的过程。法学实验要证明理论假说指向的法律现实和法学理论之间的联系具有确定性和可重复性。通过实验证明的假说可以丰富甚至推翻已有法学理论,推进法学研究。通过实验不能证明的法学假说，且假说又与已有的理论相反，则假说就有可能是错误的结论。如果假说和已有的理论相一致，但假说不能通过实验证明，则说明假说和理论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验证。
二是实验对象和设备。法学研究是为了使法律更好地规范人的行为。法学实验的对象一般应为人，以对人的实验验证法学假说或已有的法学理论。与自然科学研究的物不同，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在社会科学中，被实验者知道别人在研究他们时，被实验者往往会改变自己的行为，这被称为霍桑效应最理想的实验场景是使研究对象保持实验以外所具有的常态，霍桑效应一般不利于实验获得客观、准确的结论。但经济学、心理学等领域的实验表明，如果方法得当，运用科学的实验设备，霍桑效应是可以尽量避免或完全避免的。为了保证实验数据的客观性,还应该做到选择实验对象的代表性。民商法领域的法学实验一般不能选择正在服刑的人员进行，关于刑法适用的实验一般也不能选择未成年人进行。法学实验还不能违反伦理原则，不能对实验对象造成身体和心理伤害。为了保证实验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实验设备的选择也至关重要。法学实验是基于假说和理论验证的实验，强调的是理论检验，简单的实验对实验设备的要求并不一定很高。但复杂的实验涉及到模拟生活和法律场景，就需要具有针对性和专门性的实验设备，这样的设备要求的科技含量比较高,设备的开发也需要自然科学家和法学家合作进行。法学实验还应该具有较为先进的观察工具和软件设备,保证实验能得到准确数据。
三是数据分析。1971年，哈佛大学的卡尔多伊奇等人在《自然》杂志发表文章，对20世纪以来直到60年代中期社会科学中的62项重大研究成果作出考察。这些重大研究多数是通过数学和统计方法进行定量分析推导出来的理论。在这些成果中，定量研究占到2/3,在定量研究中，1930年以后的研究占到5/6。当时，卡尔多伊奇等人的研究并没有涉及到法学。但现在‘‘有理无数，莫谈学术”成为很多法学家的学术追求，通过数学对法学理论进行定量研究，已经大量存在于各种学术杂志。这些定量研究中，最初往往只是加、减、乘、除的初等数学水平，近一两年才扩展到数理统计和概率论运用，运用已有的软件输入数据得出统计结论。但这些软件并非专门为法学统计而设计，法学作为研究法律和人的行为的科学，其数据统计应该具备与其研究对象相一致的专门软件。而且概率论和数理统计也只是能反映宏观的结果。对于其中发生的微观变化，概率论和数理统计是无能为力的，这就要求法学家掌握较多的数学工具。同样是对人的行为的分析，经济学用到了微积分、离散数学、集合论、群论、拓扑学等几乎全部的数学工具，一流的经济学家首先是数学家。法学应该而且也能够运用较多的数学工具进行量化分析，提高法学研究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二、为什么需要法学实验
(一)采用实验方法研究人的行为是法学发展的理论根基
纵观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其研究的对象均是人,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人构成了社会科学的各个具体学科。法学研究的目的是法律如何才能更好地规范人的行为，从不同的领域和视角研究法律对人的行为的规范,构成了各个部门法学。对人的行为选择的分析应该成为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但在法学的研究传统中，人的行为选择是缺失的，或者人的行为选择已经成为一个已经解决的问题而被忽略。在古希腊“人们感觉到的变化的世界是不可捕捉和把握的，因而是不可靠的，只有那些由理性心灵所能把握的不变的、永恒常驻的、普遍存在的东西才是真实可靠的实在”。0〕这逐渐形成了西方普遍主义的哲学传统。这种哲学传统，经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罗马法学家、中世纪神学自然法、近代古典自然法和德国的自然法学等历代法学家的阐述，普遍主义哲学不断地渗透到法学中，形成自然法的普适主义哲学。这种法哲学主张：“第一，相信在制定法之外存在着1种客观力量对人类的思想和行为起规范作用;第二，这种精神性的客观存在对人类行为的规范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普遍有效性。”2122〕这种普适主义的法哲学导致了法学不是通过研究人的行为选择去更加科学地研究和制定法律，而是探索和研究所谓的普适精神和普遍规则。在法学理论中，主流的规范分析方法没有对人的行为选择进行研究,或者人的行为选择似乎成为一个已经解决的既定前提而被忽略。在法学研究中，‘‘只见法不见人’，使法学研究越来越远离居于主体地位的人”，[22)法学理论成为根基不牢的空中楼阁〇“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我们的行为为什么是如此?”23〕“从理论上讲，能够对各种人类行为得出具有较高价值结论的研究方法是真正的实验。”24〕当今的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等学科之所以能够突飞猛进，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采用实验方法研究人的行为选择。法学在借鉴其他学科成果的同时，也应该自觉地用实验方法研究人的行为选择，坚实法学研究的理论根基。
(二)法学实验是研究法律实现确定性的根本方法
定性问题是法律的根本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法学家已有诸多的论述。以笔者之见，确定的法律能否实现确定的效果是法律确定性问题的重要内容。确定性是构成秩序，实现公正的前提。没有法律的确定性，人们就会缺乏明确的预期，所谓“公平“正义“客观“稳定解决冲突、化解矛盾”等法律的价值和功能是不能实现的，法律也就失去存在的必要。对法律的确定性持积极态度的人认为‘‘确定性是和谐之母，因而法律的目的就在于确定性”法律能够实现确定性，人们可以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有所预期，在此基础上，人们才可以彼此交往,形成秩序“把众多的、不同的和多样的人类行为和关系，归结为某种程度的秩序”26〕是法律的重要功能。但现实主义法学家认为：“人们只能极为有限地获得法律的确定性。对法律的准确性和可预测性的要求总是不能获得满足，因为，这类对法律最终性的追求，超越了实际可欲可得的现实”“认为法律是或可以是稳定的、确定的这一观念并非是理性的观念，而是应该归入虚幻或神话范畴的观念。”27)双方的分歧与其说是法律能否实现确定性的问题，还不如说是法律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确定性的问题。法律的确定性实现得越多越好，这样的观点现实主义法学家也不会反对。
及其现象之间的确定性联系的最为有效的方法，也是验证人们的主观认识与现实是否_致的重要方法。近代以来，经过伽利略、牛顿等人，实验成为自然科学研究中的最基本、最普遍和最有效的研究方法,没有实验就没有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实验也得到系统的发展并逐步和生产实践相分离，成为以认识世界为目的的独立的实践形式。与实验的一般原理相一致,法学实验同样是通过排除偶然或干扰性因素，将法学理论和法律现实之间的确定性联系凸显出来，通过可重复性将实验结论转换为公共所接受的法学知识和理论。
(二)实验促进了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中许多学科的发展
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由于其客观性和准确性，不仅在改造自然方面突飞猛进，而且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也产生巨大影响。尽管存在着诸多的争论和理论探索的误区以及19世纪人文主义思想家狄尔泰、文德尔班等人强烈地认为社会科学不能适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但“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6)_直没有停止。这种强大的历史潮流表明，社会科学的创新并不完全排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关键是社会科学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吸收包括实验在内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英国著名哲学家丹皮尔这样论述自然科学领域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在当代的关系“文艺复兴以后，采用实验方法研究自然，哲学和科学才分道扬镳’，“不过进化论的生物学以及现代数学和物理学，却一方面使科学思想臻于深邃，另一方面又迫使哲学家对科学不得不加以重视，因为科学现在对哲学、对神学、对宗教,又有了意义。”7〕伴随着当代生命科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计算科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实验哲学开始兴起“在传统哲学研究越来越走向狭窄的概念分析困境之时，科学的实验方法走进了传统哲学的研究领域，并对研究方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挑战。”85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事实验哲学的人员迅速增加，美国的耶鲁大学、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英国的谢菲尔德大学、意大利的帕尔维亚大学等著名高校都设立了哲学实验室。实验哲学以实验的研究方法丰富和促进了当代哲学研究。哲学尚且如此，何况研究对象更为具体的其他学科呢，经济学等研究人的行为选择的学科也纷纷引入实验方法，形成了实验经济学等新的研究领域和方法。
(三)法学家对实验的矛盾态度
法学家基本上继承了19世纪人文主义思想家的观点，即包括法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不能进行实验研究。但面对实验在研究事物之间的确定性联系方面的强大功能，法学家又表现出自我矛盾的学术态度。一方面承认实验对法学研究的重要作用，认为法学‘‘只有通过实验方法和科学方法”9]的研究，法律才能更好地规范人的行为，司法才能实现医治社会的功能。另一方面又认为法律所包含的‘‘道德和社会现象不同于自然和生物学现象，很难甚至于_般不可能进行实验，所以在这_领域所进行的观察最有助于科学研究。”10〕当代最伟大和多产的现实主义法学家波斯纳_直把法律缺乏可控的实验检验严格的理论假说视为法理学的重要缺陷。
(四)实验向法学研究渗透的表现：田野实验、思想实验和教学中的法学实验室
法学家虽然坚持法学不能进行实验研究,但实验作为探索事物之间确定性联系的方法和思想却影响着法学研究，这集中表现为法学研究中的田野实验和思想实验。田野实验是实地实验，它是在不可控的环境中进行的。法学中有很多著名的田野实验，如对青少年犯罪问题进行研究的持续16年的“美国波瑞学前教育实验”。25思想实验是法学家在主观世界中构想不同的场景，舍弃或增加某些因素，探索法学理论和法律现象的联系。在法学研究中，思想实验是被广泛采用的思考方式。35除了田野实验和思想实验,法学和实验的联系还表现在法学研究借鉴了通过实验而得来自然科学成果。如李昌钰博士在纽黑文大学创立的李昌钰法医学研究所，主持了一系列著名案件的证据鉴定。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等院校也设立了刑事科学技术实验室。但这些通过实验开展的研究工作都是利用自然科学进行证据鉴定，为适用法律创造条件,并不是针对法律或法学本身而展开实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著名高校也设有法学实验室,通过模拟法庭等方式进行法律教学，增强学生对法律和法学的认识。
(五)田野实验、思想实验、教学中的法学实验室的方法缺陷
无论田野实验、思想实验还是高校中现有的法学实验室，都不是开展可控的实验进行法学理论研究。田野实验难以或者不能排除干扰因素，导致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田野实验“并没有提供因果关系的确凿证明，而主要是提供了需要进一步证实的假设的源泉。”田野实验与其说具有实验性质，还不如说更具有观察的性质，它能观察到现实生活中的社会行为却不能准确地揭示社会行为背后的原因。所以，在很多法学家那里，田野实验同田野观察、田野调查的概念是通用的〔15〕思想实验虽然对法学理论研究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但思想实验是想象的，而非现实的。人们头脑中的想象是否和现实相一致,通过思想实验是不能证明的，这也是不同的法学家以同样的法律现实为对象进行思想实验却会产生不同结论的原因。这些研究、教学方法和实验联系起来,更多的是寄托了法学家希望探索法学理论与法律现实之间的确定性联系的理论愿望。探索法学理论和法学现象之间的确定性联系，必须开展可控的法学实验，正如实验经济学家所说“一个理论若经受不住简单实验，则更无理由相信它能与更为复杂的自然环境相吻合。”
(六)法学实验的要素
可控的法学实验作为法学研究的方法应该有三个基本的要素构成:法学理论假说、实验对象和设备、数据分析。一是法学理论假说。法学理论假说是进行法学实验研究的理论起点，阿尔温托夫勒指出：“研究社会变革的时候，先有个假设，那就是社会事件、社会现象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都有内在联系。”[17)实验中的法学理论假说可以是已有的法学理论结论,也可以是已有的法学理论中所没有涉及或者与原有的法学理论相反的命题。法学实验的过程就是对法学理论假说进行验证的过程。法学实验要证明理论假说指向的法律现实和法学理论之间的联系具有确定性和可重复性。通过实验证明的假说可以丰富甚至推翻已有法学理论,推进法学研究。通过实验不能证明的法学假说，且假说又与已有的理论相反，则假说就有可能是错误的结论。如果假说和已有的理论相_致，但假说不能通过实验证明，则说明假说和理论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验证。
二是实验对象和设备。法学研究是为了使法律更好地规范人的行为。法学实验的对象_般应为人，以对人的实验验证法学假说或已有的法学理论。与自然科学研究的物不同，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在社会科学中，被实验者知道别人在研究他们时，被实验者往往会改变自己的行为，这被称为霍桑效应最理想的实验场景是使研究对象保持实验以外所具有的常态，霍桑效应_般不利于实验获得客观、准确的结论。但经济学、心理学等领域的实验表明，如果方法得当，运用科学的实验设备，霍桑效应是可以尽量避免或完全避免的。为了保证实验数据的客观性,还应该做到选择实验对象的代表性。民商法领域的法学实验一般不能选择正在服刑的人员进行，关于刑法适用的实验_般也不能选择未成年人进行。法学实验还不能违反伦理原则，不能对实验对象造成身体和心理伤害。为了保证实验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实验设备的选择也至关重要。法学实验是基于假说和理论验证的实验，强调的是理论检验，简单的实验对实验设备的要求并不_定很高。但复杂的实验涉及到模拟生活和法律场景，就需要具有针对性和专门性的实验设备，这样的设备要求的科技含量比较高,设备的开发也需要自然科学家和法学家合作进行。法学实验还应该具有较为先进的观察工具和软件设备,保证实验能得到准确数据。
三是数据分析。1971年，哈佛大学的卡尔多伊奇等人在《自然》杂志发表文章，对20世纪以来直到60年代中期社会科学中的62项重大研究成果作出考察。这些重大研究多数是通过数学和统计方法进行定量分析推导出来的理论。在这些成果中，定量研究占到2/3,在定量研究中，1930年以后的研究占到5/6。当时，卡尔多伊奇等人的研究并没有涉及到法学。但现在‘‘有理无数，莫谈学术”成为很多法学家的学术追求，通过数学对法学理论进行定量研究，已经大量存在于各种学术杂志。这些定量研究中，最初往往只是加、减、乘、除的初等数学水平，近一两年才扩展到数理统计和概率论运用，运用已有的软件输入数据得出统计结论。但这些软件并非专门为法学统计而设计，法学作为研究法律和人的行为的科学，其数据统计应该具备与其研究对象相_致的专门软件。而且概率论和数理统计也只是能反映宏观的结果。对于其中发生的微观变化，概率论和数理统计是无能为力的，这就要求法学家掌握较多的数学工具。同样是对人的行为的分析，经济学用到了微积分、离散数学、集合论、群论、拓扑学等几乎全部的数学工具，_流的经济学家首先是数学家。法学应该而且也能够运用较多的数学工具进行量化分析，提高法学研究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二、为什么需要法学实验
(一)采用实验方法研究人的行为是法学发展的理论根基
纵观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其研究的对象均是人,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人构成了社会科学的各个具体学科。法学研究的目的是法律如何才能更好地规范人的行为，从不同的领域和视角研究法律对人的行为的规范,构成了各个部门法学。对人的行为选择的分析应该成为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但在法学的研究传统中，人的行为选择是缺失的，或者人的行为选择已经成为一个已经解决的问题而被忽略。在古希腊“人们感觉到的变化的世界是不可捕捉和把握的，因而是不可靠的，只有那些由理性心灵所能把握的不变的、永恒常驻的、普遍存在的东西才是真实可靠的实在”。0〕这逐渐形成了西方普遍主义的哲学传统。这种哲学传统，经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罗马法学家、中世纪神学自然法、近代古典自然法和德国的自然法学等历代法学家的阐述，普遍主义哲学不断地渗透到法学中，形成自然法的普适主义哲学。这种法哲学主张：“第_，相信在制定法之外存在着1种客观力量对人类的思想和行为起规范作用;第二，这种精神性的客观存在对人类行为的规范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普遍有效性。”2122〕这种普适主义的法哲学导致了法学不是通过研究人的行为选择去更加科学地研究和制定法律，而是探索和研究所谓的普适精神和普遍规则。在法学理论中，主流的规范分析方法没有对人的行为选择进行研究,或者人的行为选择似乎成为_个已经解决的既定前提而被忽略。在法学研究中，‘‘只见法不见人’，使法学研究越来越远离居于主体地位的人”，[22)法学理论成为根基不牢的空中楼阁〇“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我们的行为为什么是如此?”23〕“从理论上讲，能够对各种人类行为得出具有较高价值结论的研究方法是真正的实验。”24〕当今的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等学科之所以能够突飞猛进，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采用实验方法研究人的行为选择。法学在借鉴其他学科成果的同时，也应该自觉地用实验方法研究人的行为选择，坚实法学研究的理论根基。
(二)法学实验是研究法律实现确定性的根本方法
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篇4
关键词:技术科学;技术;技术哲学
前苏联以及现今俄罗斯的重工业技术和军事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究其原因我们不能回避其发达的技术科学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实早在前苏联时期，学者们就对技术科学哲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其相关研究具有鲜明特色，不但代表了前苏联技术哲学的主要成就，也极大丰富了当今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技术哲学体系。
一、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背景
前苏联和俄罗斯的科学技术哲学是世界技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指导思想、研究纲领和研究重心都与中国和西方科学技术哲学有着显著的区别，因而成为我国乃至世界科学技术哲学界特别关注的研究领域。值得一提的是，上个世纪我国学者在前苏联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于作为前苏联科学技术哲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技术哲学的研究却大相径庭。之所以存在上述状况是因为，一方面，正如俄罗斯学者指出的:“哲学显然很晚才开始研究技术现象。……相对于实践认识和实践理性，哲学更偏好理论认识、理性和理论规则，显然，这种偏好成为哲学很晚才转向思考技术现象以及技术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的一个原因”［1］。的确，相对于其他哲学分支学科，技术哲学本身起步较晚，现代技术哲学就其本身而言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到目前为止发展也不是很完善，诸如技术的本质、技术是否是价值中立的焦点问题，以及技术哲学的奠基人物和奠基性著作还没有形成压倒多数的、相对统一的观点。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前苏联时期的技术哲学往往被视为资产阶级哲学加以批判。苏俄技术哲学研究开始于19世纪末，那时“П.К.恩格迈尔(П.К.Энгельмейер)在自己的小册子《19世纪技术的总结》(1898)中提出了技术哲学的任务。同时他的许多著作被用德语出版”［2］。但是，自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前苏联技术哲学研究开始转向一个特殊时期。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评论的:“技术哲学在俄国的命运非常悲惨。关于技术哲学必要性的思想，是由П.К.恩格迈尔提出的。П.К.恩格迈尔是俄国工程师，他是技术哲学第一个研究纲领的提出者，这个纲领于1912被提出来。1929年，当恩格迈尔不得不再次号召建立技术哲学时，他遇到的是不理解和公开的反对。恩格迈尔在《我们需要技术哲学吗?》一文中发展了技术哲学重要性的思想。而在这个杂志的同一期中还收录了Б.马尔科夫(Б.Марков)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技术哲学遭到批判－‘现在没有，以后也不可能有独立于人类社会和独立于阶级斗争之外的技术哲学。谈技术哲学，就意味着唯心主义的思考。技术哲学不是唯物主义的概念，而是唯心主义的概念’。从这时起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把技术哲学斥为唯心主义，在苏联哲学界已成定论，尽管马克思就是19世纪有兴趣从社会—哲学方向研究技术的一个创始人”［3］。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技术哲学”的提法在前苏联时期被禁止，但是对于“技术”的哲学思考在前苏联却从未停止过。那时(也包括现在)有一大批学者长期致力于技术哲学问题的研究，其中比较重要的人物有:В.М.罗津、В.Г.高罗霍夫(В.Г.Горохов)、Г.М.塔夫里江(Г.М.Тавризян)、Г.И.舍梅涅夫(Г.И.Шеменев)、И.Т.弗罗洛夫(И.Т.Фролов)、В.В.切舍夫(В.В.Чешев)和В.С.斯焦宾(В.С.Стёпин)等人。他们的研究成果颇丰，而且具有不同于西方技术哲学的典型特色，因而这些人的思想和成果成为我国学者和西方学者极为关注的研究课题。
В.М.罗津等在《技术哲学:历史与现实》一书中曾写道:“苏联时期对于技术的研究开始于世纪初(指20世纪初－笔者注)。由于П.К.恩格迈尔，技术哲学在俄罗斯获得极大发展。后来在我国，这一学科被视为资产阶级科学而被禁止研究。但是却发展起一系列研究或讨论技术不同方面的学科，并且，如今它们被部分地纳入到技术哲学中来。首先就是技术史。……研究技术的第二个领域被称为‘技术的哲学问题’。恰恰在这里讨论了技术的本性和本质，……第三个领域在苏联时期急剧发展－这就是技术科学的方法论和历史。虽然这门学科属于科学学和方法论，但如今它们被包括到技术哲学中来。……第四个领域是设计和工程技术活动的本性和历史。……正如我们已经发现的那样，如今这些研究领域不仅仅单独发展，而且还处于技术哲学的范围之内。”［3］因此可以说，前苏联时期学者们把技术史、技术的哲学问题、技术科学的方法论和历史、设计与工程技术活动的方法论和历史等问题不同程度地纳入到技术哲学的研究范围内。在这四个组成部分中，对于技术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最为充分，并且具有鲜明的俄式风格。
二、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重心
前苏联学者非常重视对技术科学认识论的研究，这主要包括技术科学的起源、对象、结构、功能、任务等问题，其中技术科学理论的结构问题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1.技术科学起源的内外史要素
前苏联学者普遍认为:“技术科学是关于有目的地将自然物质和过程改造成技术对象，关于构建技术活动的方法，同时也是关于技术对象在社会生产体系中起作用方式的特殊的知识系统。”［4］关于技术科学的产生，前苏联学者们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技术科学的产生有外史和内史两方面因素。从外史方面看，人们的生活、生产(特别是机器生产)为技术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提出研究的课题，并决定技术科学的研究方向。从内史方面看，一方面，技术科学是技术知识的系统化、逻辑化的结果，它是人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在对象活动中所形成的对习惯、概念、认识的思考和概括;另一方面，有一部分技术科学的产生源于对基础科学的应用，是从基础科学中分化出来的;此外，还有一部分技术科学源于不同知识、模型、概念和原则的大综合，是这些要素横向搭构的结果。
2.技术科学对象的两重性
关于技术科学对象，前苏联学者们认为，技术科学对象具有两重性，即技术科学对象有“天然的”和“人工的”区分。而且其中技术科学的“天然性”对应着技术与自然、技术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而技术科学的“人工性”对应着技术与人、技术与人文科学的关系。正如В.Г.高罗霍夫和В.М.罗津在《技术科学的哲学方法论研究》中指出的:“在技术科学中可以统计出两个技术对象:自然的技术对象和人工的技术对象。……技术对象的人工性在于，它们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它们的天然性首先在于，所有人造对象归根到底都是由天然的(自然界的)材料制成的。”［4］而这种观点也得到А.Н.鲍戈柳波夫(А.Н.Боголюбов)的认同，他指出:“技术科学不仅与自然科学(这决定了技术科学的‘天然的’特征)相联系，而且它还与经济学和人文科学有着不同的、极为重要的交叉(而这一点相对于它的‘人工的’特征)”［5］。
3.技术科学理论的三种结构要素
在对比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科学理论的结构时，前苏联学者认为，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科学理论的结构均可分为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本体论模式、数学工具和概念工具，但其含义却有很大差异。其中自然科学的本体论模式是指在一定的理想化实验中的理想对象的总和。而技术科学理论的本体论模式可分为三个基本层次:以数学描述为目标的函数图像;在工程对象中进行的自然过程的连动模式;表现为构造参数和工程计算的结构模式，即研究对象的结构。此外，在自然科学理论中，数学工具首先是为了实验计算，它们是建立和证明所获得的理论知识的手段。而在技术科学理论中，数学则具有多方面作用:第一，用它来对工程对象的结构和工艺参数进行工程计算;第二，用它来分析和综合技术的本体论模式;第三，用它来研究发生在工程对象中的自然过程［6］。可以看出，技术科学理论结构中的三个要素要比自然科学理论结构中的要素更为复杂。其原因恰恰在于技术手段具有特殊性，它是主体和客体相互联系的中介，而且它往往比自然科学理论更多兼顾实践的方面。
4.技术科学功能的工程指向性
与此相联系，在对比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科学理论的功能时，前苏联学者认为，自然科学理论的功能主要是反映自然过程，研究理论问题，以预测和描绘理论发展的未来状况。而技术科学理论功能的起点和归宿，都是为了对工程对象的技术结构和工艺参数进行理想描述。而且技术科学理论功能的实验层次不仅仅包括实际上是以概括工程师的工作经验为目标的结构技术和工艺知识，还包括特殊的实践方法知识。当前工程研究的目的是:把在技术理论中获得的理论知识形成实践方法的形式，提出新的科学问题。这些问题是在建立工程对象的各个阶段中，在解决工程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而且它们将会传播到技术领域当中去，以实现技术理论的功能［6］。
5.技术科学任务的实践特征
技术科学与自然科学结构与功能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者在科学领域中所担负任务的不同。作为科学知识集合的自然科学的任务在于:揭示和研究新的自然规律，预测自然过程的发展;而作为技术知识集合的技术科学的任务在于，从实践上利用这些自然科学成果，研究自然规律在技术设备中的作用，以及运用知识和计算保障工程技术活动［4］。尽管前苏联学者认为技术科学的任务在于实践，但是他们仍然强调不应将技术科学的形成与技术科学在工程中的应用混为一谈。В.Г.高罗霍夫和В.М.罗津指出，技术科学的形成与技术科学应用于工程实践是有区别的:前一种情况说的是独立学科的建立，这意味着各种不同科学知识、模型、概念和方法被应用于一定的研究对象，并建立起理想模式及其转换程序，形成现有学科所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和任务;而后一种情况指的是在解决具体的工程任务过程中，各种科学知识、方法、模型和原理的系列化和组织化的过程［7］。
三、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特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苏联学者习惯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四个角度分析自然科学哲学问题，这一传统也影响到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即学者们往往从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技术方法论和技术价值论角度来研究技术科学的哲学问题。因此可以说“师从自然科学哲学”是前苏联技术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特点。
在前苏联学者看来，自然科学方法论之所以能够类推至技术科学领域是因为，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都是科学的组成部分，因此较为发达的自然科学方法论当然可以成为技术科学方法论研究的范例。这正如前苏联学者们指出的:“技术科学与自然科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在起源方面，还是在起作用的过程方面。技术科学最初的理论原理、认识客体和概念的方式，恰恰是从自然科学向技术科学传递过来的;同样，技术科学自身科学性的规范、知识理论结构的确立、理想对象的结构和数学化，恰恰也都是从自然科学借用到技术科学中来的。”［4］尤其针对技术科学的数学化，А.Н.鲍戈柳波夫指出:“知识数学化的问题是历史性的问题，从广义上讲，未必能够在科学史和技术史的框架之外去研究它。特别是相对于技术科学，更是如此。多亏技术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紧密联系，才产生出将适合于自然科学的数学化模型转移到技术科学中去的可能性，并且同样产生出利用自然科学数学化历史来了解数学在技术知识发展中所起(或者说它应当起)作用的可能性”［5］。正是基于这一点，前苏联学者更关注自然科学对技术科学和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的影响。
概括说来，前苏联时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人们通常只是在科学哲学的背景下研究技术哲学，把技术哲学混同于规范的科学哲学的附属物，并且仅仅从自然科学知识附属物的角度来研究技术。技术被归结为科学的附属物，而技术哲学则被归结为运用于技术知识结构的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研究的简单附属物，这就是20世纪50至60年代的特点［1］。如果说这一时期运用科学哲学手段研究技术哲学是自发的，那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前苏联学者就开始自觉地借用科学哲学和科学学的方法研究技术哲学，特别是研究技术科学的哲学问题。В.Г.高罗霍夫和В.М.罗津在《技术科学的哲学方法论研究》一文中指出:“虽然很早以前，技术知识的不同方面就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的兴趣，但只是在最近五六年才开始形成新的研究方向，在这个方向范围内提出一个目标:就是用科学学和科学方法论的手段来系统地研究技术科学。”［4］他们还补充道:“技术科学方法的特点暂时揭示得还不太清楚。一方面，应当注意专业方法独特的多样性，另一方面，要注意广泛地应用一般科学的认识方法(如分析、综合、模型化、实验)。”［4］在此不可否认，分析、综合、模型化、实验等方法最先都是在研究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时成熟壮大起来的。
可见，由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自然科学充当了技术科学的基础，因此我们不能脱离自然科学孤立地研究技术科学;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技术科学相对独立的特点，正如前苏联学者鲍戈柳波夫指出:“技术科学从本质上应当与不断发展的技术相适应，并且最佳的情况是应当超前于技术。……技术科学、实用科学和基础科学是知识具体化和概括化的不同层次。因此，技术科学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能够变成实用科学(如果技术科学的应用范围超出技术框架外)，甚至变成基础科学”［5］。这表明，在技术科学与技术的辩证关系中，技术科学应当具备先验的预测功能，而且技术科学、实用科学与基础科学之间存在着转换关系。这是技术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总之，通过上述研究我们能够看到，前苏联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是其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斯大林高压意识形态统治时期技术哲学研究的主要成绩，其相关问题研究(如技术科学的起源、对象、结构、功能、任务等问题)即使在技术哲学日趋走向成熟的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重大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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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篇5
1976年“”后，国家经过两年的恢复，学术界经过两年的准备，科学哲学也在大陆悄然而生。1978年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年份。是年3月18日，盛况空前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对、“”鼓吹的个人崇拜、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进行了批判；12月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制定了一些比较开明、比较务实的政策。这些政治背景，不仅为学术研究创造了比较自由、比较宽松的气氛，提高了知识的价值和学术研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矫正了一些错误的和糊涂的认识（以往纯学术、纯理论研究往往有“理论脱离实际”之嫌），而且这种背景本身对学术工作者也是一种极大的激励。
在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这个名称在大陆是历史地形成的：它既是一项为现实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服务的综合性社会研究事业，亦指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群，其中主要有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社会学等）界，1978年也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年头。其典型事件有以下几例：（一）1977年12月，全国自然辩证法规划会议在北京举行，其任务是制定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规划，筹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办学术刊物《自然辩证法通讯》。1978年1月6日，《一九七八年——一九八五年自然辩证法规划纲要（草案）》正式成文下发,它强调要加强自然科学方法论、各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和外国科学哲学的研究。（二）是年7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委会在北京举办“全国自然辩证法夏季讲习会”，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科技工作者、哲学和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共1500余人参加了会议，听取3位科学家和学者的专题报告。这次讲习会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其影响经年不衰。（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又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同年招收了后的第一届自然辩证法研究生（前者招生14人，专业定名为“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史”；后二者分别招收7人和10人）。（四）1978年1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通信》创刊，这份四开四版半月刊的学术新闻性报纸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会刊，其目的在于促进自然辩证法的学习、研究和普及（它于1990年底停刊）；10月，《自然辩证法通讯》出版试刊。
就这样，经过一年多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学术准备，科学哲学自1978年开始逐渐在大陆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现按以下几个方面分而述之。
专业刊物
专业刊物是一个学科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柱，也是其学术水平的鲜明标志。与科学哲学相关的刊物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自然辩证法通讯》（以下简称《通讯》）。1977年10月，李昌、于光远、钱三强联名向方毅（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和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呈交了“关于筹备出版《自然辩证法通讯》的请示报告”。该报告经“华[国锋]主席和党中央批准”后，中国科学院于1978年2月2日正式发文，成立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积极筹备出版《自然辩证法通讯》。于光远兼任杂志主编，李宝恒担任副主编，查汝强兼任副主编。《通讯》1979年1月创刊时为季刊，从1980年起改为双月刊，截止1991年底将出版13卷6期。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起初是中国科学院直属的司局级单位，1985年与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合并，成立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杂志遂由该所下属的科学哲学研究室负责编辑、出版工作。自1991年起，《通讯》被移交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主办。尽管隶属关系几经变动，但是“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的名号一直保留使用。《通讯》为16开80页的出版物，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订户将近7000份，海外订户约为100份。
在《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的封面上，开始加有醒目的副标题：“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历史和科学学的综合性、理论性杂志“。从1982年起，将副标题中的“科学学”改为“社会学”，并一直沿用至今。这个副标题，既对自然辩证法的学科范围做了界定，也点明了《通讯》的学术内容和特色。从1981年起，该刊形成了“科学哲学”、“科学学与科技政策”（从1983年起改为“科学社会学与科技政策”）、“科学技术史”、“人物评传”四个主要的固定栏目。此外，还有“科学家论坛”（1986年撤消）、“问题讨论”、“科学前沿”、“教学与研究”、“书刊评介”、“读者•作者•编者”、“学术动态”等栏目。该刊既注重老学者的精湛之文，尤其注意发表中青年学者的真知灼见和斗胆之音。在近几年所发表的科学哲学文章中，出自中青年学者之手的已占70~80%。
二、《自然辩证法研究》（以下简称《研究》）。该刊是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编辑、出版的，创刊于1985年。创刊时为季刊，自1986年起改为双月刊，1991年又改为月刊，每期16开80页。从1988年起，该刊封面加上了副标题：“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研究》现在已成为发表科学哲学研究成果的重要园地之一。现任主编是丘亮辉，副主编是贾云祥。
三、《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79年、1983~1985年在刊名上加有“丛刊”二字）。该季刊创刊于1979年4月，每期16开96页，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主办，主编邱仁宗。该刊是自然科学哲学问题译刊，主要译介国外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以及各门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方面的研究成果、研究动态和研究资料。该刊于1989年底被迫停刊，共出版43期。
四、《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该刊是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编辑、出版的小32开译刊，创刊于1979年，停刊于1986年底，共出版48辑。该刊译载了不少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译文。
除了上述四个主要专业刊物外，《中国社会科学》（北京）、《哲学研究》（北京）、《大自然探索》（成都）、《自然信息》（长沙）、《科学技术与辩证法》（太原），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的机关学术刊物——诸如《社会科学战线》（长春）、《求索》（长沙）等，有关大专院校的学报也刊登科学哲学方面的研究论文，《世界科学》等刊物也刊载科学哲学译文。
翻译研究
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大陆学术界对科学哲学的研究基本上还处在翻译和评介阶段。当时，《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和《科学与哲学》。译载了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劳丹、图尔敏、普特南、汉森、夏佩尔等西方科学哲学家的论著，以及国外的有关评论文章。同时，一批科学哲学译著也相继问世，诸如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李宝恒、纪树立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出版）、库恩的《必要的张力》（纪树立、范岱年、罗慧生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约翰•洛西的《科学哲学历史导论》（邱仁宗等译，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出版）、m.w.瓦托夫斯基的《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范岱年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年出版）、a.F.查尔默斯的《科学究竟是什么？》（查汝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科学哲学的兴起》伯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版》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商务印书馆在1978年前后出版了三卷本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由许良英、李宝恒、赵中立、范岱年编译，1977年出版；第二卷由范岱年、许良英、赵中立编译，1977年出版；第三卷由许良英、赵中立、张宣三编译，1979年出版），该文集是一项巨大而严谨的学术工程，搜集资料详尽，翻译质量上乘，在学术刊物上引用率很高。
在此基础上，大陆学者对爱因斯坦的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对波普尔的批判理性论、证伪主义和划界问题、科学发现的逻辑、进化认识论，对库恩的范式、科学共同体、科学发展模式、科学革命的实质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对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进行了有深度的分析和评论。这些新颖的学说像清新的空气一样，不仅使学术界深受启迪，而且像证伪主义和范式变革这样的概念的新奇性和革命性，也使有文化的公众闻之倍感振奋。
1980年代中后期，当代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的代表作陆续在大陆出版，如波普尔的《猜想与反驳》、《客观知识》，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证明与反驳》，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劳丹的《科学与价值》、《进步及其问题》，夏佩尔的《理由与求知》等，上海译文出版社在这方面功绩卓著。此外，还出版或发表了苏联一些科学哲学译著或译文，如凯德洛夫的《列宁与科学革命》（李醒民、何永晋译，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出版）等。
在翻译和评介的同时，大陆科学哲学研究者开始对科学哲学本身的对象、内容、涵义等也进行了探讨。武汉大学江天骥教授认为，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科学理论、科学语言和科学活动，它包括三方面的研究内容：各门科学的逻辑结构和经验内容的分析，科学理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分析，科学理论和科学家的关系的分析。吉林大学舒伟光教授指出，广义的科学哲学是指以科学为对象，研究科学有关方面的一个分支；狭义的科学哲学是指现代西方哲学的某种流派。中山大学张华夏教授强调，科学哲学的基本内容有七个方面：科学的性质和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科学和科学认识过程的形式和要素，科学认识的程序，科学理论的结构和科学解释的逻辑，科学的检验逻辑和发现逻辑，科学理论的发展和变革即对科学进步和科学革命结构的研究，社会因素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在1980年代中期，随着西方科学哲学思潮和流派的传入和引进，随着研究资料的积累和新一代研究生与中青年学者的崛起，大陆科学哲学工作者在消化和吸收外来成果的同时，也陆续拿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例如，陈维杭：“西方科学哲学的来龙去脉”（《通讯》1984年第6期），江天骥：“科学方法论的中心问题”（《通讯》1985年第1期），邱仁宗：“科学理论评价的双标尺系统和整合观：（《通讯》1985年第4期），江天骥：“归纳和辩护问题”（《通讯》1986年第5期），周昌忠：“试论科学知识系统的逻辑结构”（《通讯》1987年1期），曹秋华：“意义与科学进步”（《通讯》1987年第1期），兰征：“不可通约性和科学合理性”（《研究》1987年第5期），陆建体：“科学说明的新争论”（《通讯》1988年第2期），洪谦：“关于逻辑经验论的几个问题”（《通讯》1989年第1期），金观涛：“奇异悖论——证伪主义可以证伪吗？”（《通讯》1989年第2期），鞠实儿：“论归纳逻辑的局部辩护和适用范围”（《通讯》1989年第5期），郭贵春：“测量实在论在科学哲学中的地位”（《研究》1990年第5期），李醒民：“科学革命的语言根源”（《通讯》1991年第4期）等。这方面出版的著作主要有《激动人心的年代——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的历史考察和哲学探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邱仁宗：《科学方法和科学动力学》（北京：知识出版社1984年），林定夷：《科学进步与科学目标》（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等。不用说，在自我创新的过程中，研究者也一直追踪着国际科学哲学思潮的发展和各流派的学说，对邦格（m.Bunge）、玛丽•赫斯（maryHesse）、尼尼鲁托（ilkkaniiniluoto）、费希尔（R.a.Fisher）、庞迪（G.L.pandit）、科恩（J.Cohen）、埃利斯（B.D.ellis）、蒯因（Quine）、范弗拉森（B.C.VanFaassen）、史尼德（J>D.Sneed）、塞拉斯（w.Sellars）等人的学说和理论也作了介绍和评论。
大陆的科学哲学研究，并没有局限于狭义的科学哲学，它具有以下几个特色：
一、对各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一直持续地进行着，每年都有为数不少的研究成果发表。尤其对物理学哲学和数学哲学的研究比较深入，比如对互补原理和物理学理论结构的研究就颇有新意。
二、对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耗散结构、突变理论、混沌、生态学等综合学科的哲学研究也逐步深化，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
三、对作为科学家的哲学家或哲人科学家的思想研究始终是研究重点之一，10余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自然辩证法通讯》和《自然辩证法研究》每年都刊有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前者还有“人物评传”栏目，全面评介有关科学家的科学贡献、科学思想、哲学思想乃至精神风貌。尤其是对马赫的哲学特征、精神气质和方法论的研究，对彭加勒的经验约定论思想的研究，对爱因斯坦唯理论思想、经验约定论思想以及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两极张力特征的研究都具有独创性。在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1979年）、逝世30周年和狭义相对论创立80周年（1985年），还分别举行了爱因斯坦研究学术讨论会。
四、在对科学史的哲学分析和科学思想史的研究也有不同凡响的成果。例如关洪：“牛顿、歌德和黑格尔——关于颜色理论的争论”（《通讯》1984年第4期），吴忠：“西方历史上的科学与宗教”（《通讯》1986年第6期），李醒民：“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中的两个学派”（《通讯》1981年第6期）和“论批判学派”（《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等等。
五、对一些传统的哲学问题，如时空、物质、实在、感觉、知觉、记忆等，也从科学和科学哲学的角度进行了新的深入的研究，展示了别具一格的视野。
从事科学哲学的专业研究人员，主要集中在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各高等院校的哲学系（所）和社会科学系。他们所处的机构大都命名为自然辩证法研究室（教研室），也有少数叫科学哲学研究室（教研室）的。这是一支为数不少的专业队伍。
学术交流
科学哲学研究的稳步进展，是与广泛而频繁的国内外学术交流分不开的。在大陆，从1980年起，先后举行了五次全国性的科学哲学学术讨论会。它们是：
第一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0年11月20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30余人。会议就波普尔的科学观、认识论、方法论、基本哲学立场和“三个世界”理论进行了讨论。（参见周寄中的报道，《通讯》1981年第1期）
第二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1年12月21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50余人。会议就库恩的范式、科学共同体、科学发展模式、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了讨论，并涉及对西方科学哲学总的看法和应有的态度。（参见李醒民、黄亚萍的报道，《通讯》1982年第2期）第三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3年9月4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80余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科学哲学的对象、内容、方法、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此外，还讨论了科学发现的逻辑，有关著名科学家的哲学思想。（参见李醒民、黄亚萍的报道，《通讯》1983年第6期）
第四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5年12月5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70余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科学理论的评价。（参见李醒民的报道，《通讯》1986年第1期）
第五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7年5月16日至19日在成都举行，与会代表100余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科学说明（科学解释）、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发现、科学进步、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以及各门科学的基础和方法论。（参见李真真的报道，《通讯》1987年第4期）
在第五次会议上，已拟订于1989年在无锡召开第六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届时将讨论价值在科学中的作用、科学中的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科学的合理性问题。拟议中的会议因故未能按时召开。所幸的是，在事隔数年之后，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国际学术交流部拟于明春在北京召开一次国际性的科学哲学讨论会，着重讨论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问题，届时国外一些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将应邀参加。
除了以上的专门会议外，在此期间还召开了与科学哲学有关的其他会议。例如，1980年11月20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自然科学方法论学术讨论会，1981年10月29日至1月4日在北京召开的自然辩证法首届年会，1982年4月19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的纪念达尔文逝世100周年学术讨论会，1984年4月22日至26日在洛阳召开的全国现代物理学中的哲学问题座谈会，1984年7月10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的科学发现的模式学术讨论会，1984年8月25日至30日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首届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学术讨论会，1986年8月19日至24日在安徽屯溪召开的全国中青年哲学工作者最新成果交流会，1987年8月31日至9月2日在北京召开的牛顿《原理》出版300周年纪念大会，1987年9月10日至14日在黑龙江省密山县召开的全国第二届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学术讨论会，1988年11月11日至14日在徐州召开的马赫学术思想讨论会，1990年5月19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的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理论发展中青年研讨会，等等。
在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主任刘述先教授、何秀煌教授及其同人的努力下，港、澳、台和大陆学者有机会两次幸会，探讨交流了有关科学哲学的研究情况和成果。1988年10月24日至28日，“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向会议提交的论文涉及到逻辑经验论、波普尔、库恩、戴维森（D.Davidson）、范弗拉森、古德曼（Goodman）的学说，也分析了马赫、彭加勒、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思想，还讨论了科学说明、科学翻译、不可通约、观察的确定性等科学哲学问题。1991年3月7日至12日，“分析哲学与语言哲学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这次会议，也有部分论文与科学哲学有关，例如“意义与信念”、“库恩论科学哲学的客观性”、“科学革命的语言根源”等。
在国际交流方面也比较活跃.大陆学者数次参加了设在南斯拉夫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市的国际大学校际研究生研究中心举办的科学哲学讲座，参加了1987年度（在苏联莫斯科）和1991年度（在瑞典乌普萨拉）举行的第八届和第九届国际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大会。国外一些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如新西兰凯图大学孔宪中（1981年）、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士亨普尔（1981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厄尔曼和华莱士（1982年）、牛津大学女王学院乔纳森•科恩、（1983年和1987年）、哈佛大学西拉里•普特南（1984年）、东京大学伊东俊太郎（1984）年、美国波士顿大学罗伯特•科恩（1985年）、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乔治•格尔（1986年）、美国内华达大学尼克尔斯（1986年）等人先后访华。中国科学哲学家江天骥、查汝强、邱仁宗、范岱年、纪树立、张华夏等人也应国外同行之邀，多次外出参加学术会议，与国外学者探讨共同感兴趣的问题。
人才培养
自1978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招收研究生后，次年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辽宁大学、四川大学哲学系等单位也开始招收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1981年，这两届研究生36人同时毕业，其中大多数研究生选定科学哲学或与科学哲学相关的论题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例如，《探索科学本质的模式》（周寄中），《维纳和他的哲学思想》（朱熹豪）、《狄拉克和量子物理学的发展》（曹南燕），《彭加勒与物理学危机》（李醒民），《布里奇曼的操作分析思想》（杜云波），《假设与现代科学观》（刘大椿），《科学理论与科学进步》（马献庭），《自然学科与形象思维》（李建珊），《论思想实验》（高文武），《自然科学中的美学方法》（刘仲林），《对称性方法的哲学探讨》（朱亚宗），《论波普尔科学哲学中的反心理主义》（谢遐令），《论科学创造中的直觉》（周义澄），《科学认识系统的信息过程》（官鸣），《量子力学方法论问题》（王振武），《试论经验与理论在科学认识中的地位与作用》（梁国春）等。此后，招收自然辩证法专业的院校和研究机构愈来愈多。1990年10月，国家教育委员会把“自然辩证法”学科正式更名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值得一提的是，武汉大学江天骥教授的现代外国哲学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其中多数是从事科学哲学研究的，而且他们的学术水平都比较高。这从他们的毕业论文可略见一斑：《归纳逻辑与合理信念的测度》（朱志方），《图尔敏科学哲学思想述评》（王小光），《蒯因的自然化认识论》（曹秋华），《夏佩尔科学合理性理论述评》（李晓蓉），《亨普尔和理论名词问题》（陆建体），《科学发现：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黄亚林），《论不可通约性和科学合理性》（兰征）等。现在，大陆的科学技术哲学硕士授予单位8个，博士授予单位4个，博士生指导教师有于光远、龚育之、黄顺基、陈昌曙、邱仁宗、孙小礼。
1981年，教育部发出“关于开设自然辩证法方面课程的意见”，建议把自然辩证法课列为理工科研究生的必修课（文科研究生是否开设，由各校自定），课程内容各校可根据自己的条件和专业特点，自行确定。按照这个意见的精神，各校相继开设了自然辩证法课程，其中一些院校穿插有科学哲学的内容。为了交流教学经验，教育部社科司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1982年7月21日至29日在山东烟台、1987年7月30日至8月6日在安徽九华山两次召开全国自然辩证法教学研讨会。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为了促使大陆的中青年哲学工作者系统而深入地了解英美和欧洲大陆哲学各学科领域的基本理论、研究状况和发展方向，促进中英学术交流和两国哲学家的相互了解，中英双方经过协商，先后在北京举办了两期“中英暑期哲学学院”。第一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清华大学于1988年合作承办，主题是“分析的哲学和哲学的分析”，招收加强班学员40名，普通班学员50名。第二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于1991年合作承办，主题是“科学哲学”，招收加强班学员50名。第二期的教师和课程为牛津大学博士、教务长凯•威尔克斯：“脑和行为科学”，牛津大学罗•哈雷教授：“科学实在论：传统观点和最近的发展”，曼彻斯特大学哲学系基•李女士：“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形成”，利兹大学杰•拉维兹博士：“对科学中确定性的追求”，夏威夷大学冯•泰尔斯副教授：“逻辑和数学哲学”。本期学习时间从7月29日到8月16日，授课共90学时。在规划和举办过程中，邱仁宗教授效力良多。
总而言之，自1978年改革开放10多年来，科学哲学在大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时期是科学哲学在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虽说科学哲学曾在1987年和1989年遭到某些人的非议，出现过一些挫折，但是并没有带来致命性的伤害，而且困难处境不长时间就过去了。可以预期，只要大胆而广泛地消化和吸收国外的研究成果，细致而深入地发掘中国文化的遗产，中国的科学哲学家一定能够创造出富有自己特色的东西，科学哲学在中国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不用说，这是需要一个自由、宽松、平和的外在环境作保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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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229~240.
例如：纪树立.1980.现代科学哲学的兴起..1981.科学探索的逻辑.1982.论库恩的范式概念.自然辩证法通讯.2(6).3(2).4(3).邱仁宗.1982.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方法论.自然辩证法通讯.4(5).
江天骥等.1983.科学哲学笔谈——第三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部分发言和论文摘要.自然辩证法通讯.5(6).
详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自1982年出版的各年度的《中国哲学年鉴》中的“自然辩证法”、“哲学新书目”和“哲学论文索引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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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果.1979.他的成就属于全人类——纪念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讨论会纪要.自然辩证法通讯.1(2).李醒民.1985.爱因斯坦研究学术讨论会在杭州举行.自然辩证法通讯.7(3).
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论文有罗嘉昌.1983.时间的哲学概观.自然辩证法通讯.5(3).李伯聪.1985.感觉过程是选择和建构的统一.7(2).罗嘉昌.1985.当代哲学中的物质观.自然辩证法通讯.7(5).李伯聪.1991.论记忆.自然辩证法通讯.13(1).等。
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篇6
【关键词】科学；科学研究方法；教育理论；教育研究
【中图分类号】G6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604（2007）04-0001-05
学前教育研究科学化是教育实践对教育理论提出的要求和呼唤。通过科学化的研究来引导和促进学前教育的变革和创新，进而使教育更好地适应和促进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及社会的变化，是学前教育研究的追求。探寻学前教育研究的发展轨迹，我们发现，学前教育研究在更加科学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国的学前教育研究虽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相对于学前教育改革实践的需要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而言，在总体上还存在着科学化水平不高的问题。笔者在分析、归纳相关文献后发现，学前教育研究在致力于科学化发展的进程中出现了三个误区。
一、误解科学的内涵，把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
学前教育研究科学化是学前教育理论发展的诉求之一，也是我国学前教育研究者一直在努力追求的目标。但一些学者在对“科学”“科学化”的界定上，还存在着某些误解――把科学理解为知识，理解为自然科学知识，把科学化理解为自然科学化、实证化。这种理解值得商榷。
要搞清楚何谓“科学化”，首先应该明确何谓“科学”。我们应全面、正确地理解“科学“的内涵。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科学”这个词源于中世纪拉丁文“Scientia”，原意为“学问”“知识”。但随着时代的变迁，科学的含义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西方科学哲学家们，如库恩(t.Kuhn)、拉卡托斯(Lakatos)、费依阿本德(p.Feyerabend)、波普尔(K.popper)等，对“科学究竟是什么”“什么是科学和非科学的划界依据”提出了很多不同的看法。这些观点各有其合理性，对此加以归纳和总结，我们会发现主要有以下几种有代表性的说法。
相当多的学者从结果、既成的形态来概括科学的本质，把科学定义为一种知识体系。最早对科学作出这种规定的恐怕要数亚里士多德了，他认为科学是一种从观察上升到一般原理，然后再返回到观察的活动，而科学的重要功能就在于解释，科学解释就是从有关某种事实的知识过渡到关于这个事实的原因的知识。〔1〕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Lakatos)认为，科学是最受尊重的那一部分知识的名称。〔2〕丹皮尔(Danpier)认为，科学可以说是关于自然现象的有条理的知识，可以说是对于表达自然现象的各种概念之间关系的理性研究。〔3〕1989年出版的《辞海》将科学界定为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4〕1996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辞典》将科学界定为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5〕
还有一部分学者从发展的状态来看待科学的概念，认为不应仅把科学界定为一种实证的知识体系，还应有其更为深入和广泛的理解。美国文化学家怀特把科学看作是一种行为方式，一种用以解释实在的方式。英国科学学创始人贝尔纳（Bernal)认为，“科学”不能以严密的或者简单的定义来诠释，必须用广泛的阐明性的叙述作为唯一的表达方法，科学具有多种质的规定性，应当从这些规定性中提炼出科学的完整意义，现代科学的主要形象是：“一种建制”“一种方法”“一种累积的知识系统”“一种维持和发展生产的主要因素”“一种重要的观念来源”。〔6〕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创立者默顿认为，科学这个术语通常被用来指：“（1）一组特定的方法，知识就是用这组方法证实的；（2）通过应用这些方法所获得的一些积累性的知识；（3）一组支配所谓的科学活动的文化价值和惯例；（4）任何方面的组合。”〔7〕贝尔纳和默顿对科学的见解，动静结合，过程与结果统一，不仅包含科学的既成形态，还指明了科学的社会功能，较传统的“静态知识体系”的科学观，无疑更全面，且更为深刻。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从“知识”“认识活动”“社会服务功能”三维角度来考察科学，深化对科学的立体理解。正如杜威在《教育科学的资源》一文中论及的那样：“教育作为一门科学，对‘科学’一词，我们必须把它理解得够宽，以便包括通常认为科学的一切学科，而不能只限于就连物理学等也难以企及的数学或可用严正的论证方法来决定精确结果的学科。”〔8〕《辞源》中对“化”的解释〔9〕有十几种，其中变化、改变最符合我们对科学化中“化”的理解。因此，我们认为学前教育研究的科学化就是指运用科学的标准或原则来要求学前教育理论的过程。如果按照上述对科学的理解，那么学前教育研究科学化就应该包含学前教育理论的体系化、精确化，学前教育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全面化，以及学前教育研究者所具备的科学精神和科学人格的组合。
学前教育研究的科学化涉及学前教育学学科文本的语用合法性与措辞准确性问题。在谈到科学和科学化时，很多人强调“事实”和“现象”。他们指的事实不是语言建构的事实，而是本体论的事实，即物自体；他们指的现象不是人们感官感知到的现象，而是物质活动、社会践行本身。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所谓科学其实就是科学文本，而语言可以说是社会科学家们唯一的看家本领，甚至是“衣食父母”。科学文本是用语言写成的，一个社会科学家的语言造诣（包括多语种）越深，他的科学成就也就越大，他的著作的科学化程度也越高。因此，科学化问题理应包含语用合法性和措辞的问题。
学前教育研究的科学化还涉及研究方法的科学化问题。科学的实质在于科学研究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杜威把它概括为“探究”或“问题解决”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要具有发散性、多维性和逆向性的思维方式，重视直觉、灵感和想象的作用；应形成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使多种研究方法互相配合，对教育现象及其规律进行整体的、综合的、动态的、量化的考察和研究，具体就是：价值研究、事实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相互结合。
学前教育研究的科学化需要科学的研究精神。一项研究是否科学，并不在于或主要不在于研究什么，而在于是以何种态度和精神进行研究的。因此，在学前教育研究科学化进程中坚持科学的精神和态度至关重要。科学精神是指在科学研究中执著的热情、百折不挠的毅力、不畏的勇气，为真理而献身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对终极意义的价值关注。学前教育研究者不要耻于自己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或“人文科学研究者”的身份，对学前教育研究科学化这一命题中的“科学”一词也不需要强行用“自然科学”的标准来“规范”和解释，而需要用科学化的人格和精神来规范自己，真正自省成为一个学前教育科学研究者。
二、崇尚教育实验的科学性，忽视其他研究方法的科学化
教育系统内部组织结构及外部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要通过多种方法来研究教育。健全的、多元的研究方法对学前教育研究科学化也是不可或缺的。人们常说，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发展的。因此，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方法，因为研究方法规定着研究者从事活动的起点和过程。历史上真正有生命力的教育学理论往往不是运用单一方法研究的结果，而是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的结果。如夸美纽斯研究教学艺术，主要运用哲学方法和科学方法，此外还恰当运用历史方法;赫尔巴特研究教育学主要运用了哲学方法、历史方法及实验方法。
在学前教育研究科学化进程中，研究者非常关注教育实验的科学化问题，而较少涉及“教育研究的科学化”，这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人们的认识走入了实验至上主义的误区。
实验至上主义是人类思维走入误区的典型表现，它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有害的。长期以来，科学实验被看作是唯一的科学研究方法，教育实验也被认为是唯一可以被科学化的教育研究方法，而其他教育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则被否定了。实际上，这种实验至上主义在思想上混淆了特殊与一般两种不同水平的科学性，把实验研究方式体现的特殊层次上的科学性提高到一般层次上，然后把它作为一般标准，否定其他特殊层次的科学性。其实，无论是认识活动还是实践活动、研究活动，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调查研究、实验研究，都有科学与非科学之分，都是一个逐渐向科学迈进的动态过程。通过这一过程，研究者可以划分出认识上和行为上的正确与错误。
实验至上主义主张凡研究必涉及定量、测量和实证，否则便不是科学的研究，这种认识本身就是不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为研究对象服务的，是对象决定方法，而不是方法决定对象。因此，在考虑研究方法的问题时首先要看研究对象有什么特点,然后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决定需要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学前教育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办好教育，更好地促进儿童的发展。由于儿童的发展是身体、情感、智力、创造性等多方面的发展，因此教育研究中的儿童就不可能是片面的、抽象的生理、心理甚或精神存在，而是综合了以上各方面的、具体的、整体的存在。学前教育研究的对象是一种复杂的社会人文现象，其中既包含客观事实，又包含意义和价值问题，它具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独特性――价值性、历史性和社会性。学前教育研究中的研究者和研究对象是相互包容而不是分离的；学前教育研究的对象是整体的人，不能机械地把人的行为肢解；学前教育研究涉及的是教育的事实判断和教育的价值判断问题、教育的实然判断和应然判断问题，而不是对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进行无价值判断的不偏不倚的研究，它隐含着研究者对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的理解和诠释。学前教育研究的这种复杂性和独特性决定了学前教育研究不能简单地照搬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过于崇尚实验研究和高度量化的研究方式。
实验研究所获得的科学理论未必是科学的。对此，波普有深刻的见解。他认识到在经验科学的绝对普遍的法则与理论的可证实性和可证伪性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对称，即经验科学的绝对普遍的法则与理论不能被任何有限数量的陈述所证实，但仅仅通过一个真实的反例就能被反驳或被证伪。这一不对称意味着可证伪性可以成功地作为划界的标准，而可证实性不能做到这一点。由此，波普认为，科学知识并不是由被证实为真的信念构成的，而是由我们在解决科学问题时所提出的理论猜想、推测和假设构成的。波普提出的“可证伪性原则”已被科学界普遍接受为科学的实践判定标准。用霍金的话来表达，这个原则的要点就是：“在它只是假设的意义上来讲，任何……理论总是临时性的：你永远不可能将它证明。不管多少回实验的结果和某一理论相一致，你永远不可能断定下一次结果不会和它矛盾。另一方面，哪怕你只要找到一个和理论预言不一致的观测事实，即可证伪之。”〔10〕
我国的教育研究科学化进程起步较晚，我们有条件走一条独特的道路：在较短的时间内充分了解国际上的教育思潮和学科发展的基本状态，通过引进国外现有的教育理论体系，批判性地加以消化吸收，开展教育理论的本土化研究，从而推动我国的学前教育研究和学前教育学科的发展。学前教育研究的进一步科学化需要的是理论研究的独立性和深刻度，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对国外实证研究方法的借鉴和应用上。
三、拒斥形而上学的教育理论，把理论研究和学前教育学研究对立起来
布列钦卡认为，科学的、规范哲学的、实践的取向是人们用以解决各种教育问题的主要取向。但是，对学前教育学的理论研究进行一次梳理，人们就会发现，实践研究，即仅限于对教育事实作出现象描述的研究比较多。这部分研究把实践(现实必然)当作研究的主要途径，亦步亦趋地跟在“行动”后面跑，着眼于为“现象”做注释与说明，忙于汇总各类教育“经验”，极少涉及学前教育的深层问题以及规律性、本质性的东西。于是，研究显得分散零乱，流于表浅，更缺少系统性。少部分学前教育研究者仅凭自己的眼睛观看现实，而很少考虑“客观的真实”(objectivelyreal),“真正的真实”(reallyreal)和“共识的真实”(agree-mentreal)之间的“现实”，极少追问“如何知道什么才是‘真的’”；过多关注自己的学科领域，很少关注自身的研究行为。
诚然，学前教育研究不能脱离实践，但它是一个自发的系统，规律和理论是这一系统自主产生的，是客观存在的。遗忘了理论，学前教育这门独立的学科就会失去其存在的根本性依据。如果理论的重要意义与特殊作用不被认同与重视，那么这门学科自然是一门次等学科,有名无实。当然，在现代社会里，各个学科的理论似乎都遭到了诸如“空谈”“无用”之类的抨击。这种状况尤以教育学为最。反对论大体有以下几种：（1）在其他学科领域里的理论家看来，教育只不过是一种职业化了的领域,不值得进行严肃的理论探讨。（2）来自教育实践领域的部分人的抵触。他们认为教育不是理论而是实践，是活的事实。他们甚至认为,教育研究者无权使用复杂的理论术语进行写作。（3）形而上的概念和学说是无生命的东西。真正的教育只能从经验中产生，而不是通过直觉产生。
第一种反对论者的看法是对教育学研究的蔑视、排斥与抵触。他们把教育研究视为非学术领域，剥夺了教育学理论的学术地位。
第二种反对论者在实践教育家中和习惯于根据实际来思考教育问题的人中为数较多。在他们看来，教育理论空洞无用。他们用“理论脱离实际”来抨击教育理论研究者及教育理论。而他们的实际莫过于孩子们的成绩上不上得去，教师能不能成为教学能手，家长期望能不能得到满足，等等。这是一种功利主义和短视的看法。这种看法把教育研究者降到一个技术者的地位上。实际上，教育研究是一种高尚的、有创造价值的工作。过分重视教育研究领域中实用的和行为主义的方面，把理论当作赘疣，是对教育活动的高贵性的无知。对教育理论的蔑视、排斥与抵触,不仅造成了教育实践因没有明确的、深刻的理论指导而缺乏生机与活力,造成了教育者教育思想的贫乏以及教育行为的呆板、随意与轻率，更为严重的是,造成了教育理论因在教育实践中无实质性的发言权而逐渐萎缩。
第三种反对论者认为逻辑、概念、学说都是无生命的东西，教育理论只能从经验中来。没有生命的、枯燥乏味的所谓教育哲学之类的根本问题、概念，不过是一种表象而已，对于实际教育不起任何作用。这种貌似合理的看法其实是一种表面、肤浅的认识。批判理性主义者波普尔反对以前的归纳传统、证实原则、概率确认和实用主义，在理论检验和科学划界上提出“经验否证论”。他指出，由于任何科学理论都是普遍命题或全称命题，而有限的经验所能证实的只是个别或单称命题，但个别无论如何都不能通过归纳上升为一般，因而经验也不能通过证明个别而证实一般，所以经验“证实原则”对于理论的检验和辩护来说，是一种缺乏逻辑根据而毫无意义的原则；它永远不能使科学理论摆脱假说或猜测的命运。由此可见，忽视严格的学问上的制约，仅仅罗列偏狭的个人主观经验、创意和一家之言，然后便马上认为它具有普遍妥当性，这样的行为是不可取的。
人们通常认为科学滋养了哲学，而不是相反。其实，每一种智慧都需要假设，“教育科学”的建立尤其需要大量的、丰富的假设，而无论这些假设是如何获得的，它们都内在地具有哲学性。纵观整部教育史，我们就会发现教育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柏拉图的教育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灵魂和肉体”的学说，是形而上学的，它从来没有被认可的论证过程证明过，但它在教育研究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此外，古希腊的“博雅教育”、斯巴达的“军事教育”、卢梭的“自然教育”、詹姆斯・穆勒（Jamesmill）的“大众幸福教育”、凯兴斯坦纳的“公民教育”、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等教育理想，很明显地从属于哲学，是建立在先验的理性思辨的程式上的。知道了这些情况，我们就不能不说哲学研究在教育研究中是何等的重要和有用了。哲学提出了科学自身不可能提出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它提供形而上的指示。形而上的理论所贡献的是宽阔的视野、自由的精神以及具有建设性、创造性的见解，它启蒙和促使实践避开传统、常规、偏见，使人以自由的精神去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它体现的正是一种科学的精神。“好的形而上学与深刻的科学之间没有鸿沟；每一种广泛的科学性理论都可以看作是哲学的，而每一种带有科学成果并作了概括的本体论理论，或者在合理化科学理论背景下出现的都可以称为科学。”〔11〕形而上的哲学教育理论的复兴给学前教育学提供了反思和发展的契机。
对于学前教育研究的科学化存在着不同的思考路径，但认为科学化就是走自然科学所走的路线，把理论的研究，尤其是形而上的哲学教育理论排除在科学化的范围之外的路线，可能会是一条使学前教育研究越走越窄的路。为了实现学前教育发展的科学追求,我们要在学前教育研究过程中提倡一种科学精神,变“自傲、自卑、自闭”的心态为“自尊、自信、自主、开放”的心态，针对学前教育研究科学化进程中存在的误区，找出合理的途径，以推动学前教育理论在自身科学化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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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篇7
系统法学是将系统科学与法学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法学思想、法学流派和法学理论，其核心思想是法或法律就是系统，任何法的现象都是具有系统意义的现象，可以运用系统科学方法加以解释和说明。有观点认为，严格意义上的法学与系统科学“合流”已经面临急需解决的技术性问题，既不仅要在法学研究中运用系统科学的“一般原理、原则、概念和方法”，而且要利用系统技术学、应用学和科技成果来定量表述法律现象，构造法学研究、法制建设的新图景。法学研究引进系统科学的技术性难题，反映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统一合流的普遍性问题，这就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某些由来已久的“鸿沟”。这种鸿沟主要表现在：第一，两者研究对象的差别，自然科学以某种相对稳定的自然现象或较为简单的机能系统作为研究对象，而社会科学则主要以人和人类社会这一复杂的巨系统作为研究对象；第二，两者理论体系的差别，这种差别主要表现在两者的理论在可预言方面、可重复方面和清晰性方面的差别。
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区别对待，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存在上述观点所说的“鸿沟”。由于系统科学主要来源于自然科学，而法学又属于社会科学，上述观点无疑隐含着认为系统科学和法学也存在“鸿沟”的观点。这个隐含着的观点无疑构成将系统法学引进到法学领域中的一个重大障碍。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如何认识系统科学与法学的关系的问题，或者说如何加深对系统科学方法的认识的问题。
提出量子论的普朗克（m.planck）认为，“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部门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实际存在着由物理学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科学的连续的链条，这是一个任何一处都不能被打断的链条”。“系统”、“信息”、“概念”与一切哲学范畴一样具有最广泛、最深刻、最高度的概括性，它们不只是概括物质世界或思维中某一领域或某一比较狭窄的方面，而是概括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领域的一切现象和一切过程所共有的东西，解释这些现象和过程的一般规律。“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中心的系统科学，用整体论的、严谨精细的综合分析方法，将填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鸿沟，冲破因专业划分过细而形成的学科间的屏障。”根据这个论断，我们可以认为，那种认为法学研究中，必须在社会科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作出明确的区分，必须在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方法之间化出一条界限的观点是片面的和不成立的。在这里我们可以说，系统科学与法学不是同一层次的知识体系，法学的研究对象包含于系统科学的研究对象之中。因此，那种认为由于系统科学与法学存在研究对象的差别而构成系统法学研究的一个技术性难题的观点，实质上是对系统科学方法以及系统科学与法学的关系的一种错误理解。
但是，我们还必须承认，相比于系统科学，目前的各种法学理论在理论的可预言方面、可重复性方面和清晰性方面是有距离的，有“鸿沟”的。在某种意义上，系统法学正是为了使传统的法学理论在这几方面有所改观而兴起的。如何使系统法学具有某种程度的可预言性、可重复性和清晰性，确实存在一定的技术性难题。如何解决这些技术性难题，我们可以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移植到法学研究中得到初步的启示。经济学和社会学与法学一样同属于社会科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在相当程度上和范围内与法学的研究对象是重合的、相同的，而且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术语与法学中的一些概念和术语在直观的形式上和实质的内容上具有很强的“亲和性”，这使得经济学和社会学相对容易地移植到法学研究中，并建立相应的法学理论。系统法学研究中，也应当参考这种思路。解决这些技术性问题的过程，也就是一种系统法学理论确立和完善的过程。
二、知识结构与研究方向
一个法学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决定着其对系统科学的理解和认识。而其对系统科学有怎样的认识和理解，又决定着其如何将系统科学移植到法学，决定着其怎样研究系统法学。系统科学，首先是我国系统科学界的科学研究成果，对于系统科学的具体内容和理论框架，我国系统科学界也有不同的认识。系统科学中包含了很多复杂的数学原理和公式，法学学者是很难到达充分了解和精通的程度的。也许有个别法学学者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如果对系统法学不感兴趣，对系统法学研究也没有任何意义。作为法学研究，法学学者也不必对这些数学知识要到达充分了解和精通的程度。只要具备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只要对系统科学的“一般原理、原则、概念和方法”有正确的和一定程度的认识和理解，就可以进行富有成果的系统法学研究。至于什么属于系统科学的“一般原理、原则、概念和方法”，目前的系统科学学科本身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作为法学研究者，在进行系统法学研究中，我们既应当尊重目前系统科学研究成果中的“共识”，也很有必要从系统科学研究成果中“各取所需”，充分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形成我们自己的对系统科学的“一般原理、原则、概念和方法”的理解与认识。任何学科移植性的研究都不可能是简单的生搬硬套，想象力是必不可少的。
每一个法学研究者都是在一定的知识结构背景下产生一些法学理论观点的，这些观点是先于他们的完整的法学理论而在头脑中就形成了的。这些观点可能是研究者们思辨的火花，也可能是受他人理论或观点的激发而形成的灵感。这些观点一旦确定，思维过程以及理论创新就必然受到相应的影响和指引，或者说受到相应的束缚和制约。在那一层次、那一角度形成这些观点，就在相应的层次上、角度上展开思维。比如，将法的现象视为阶级现象，就自然而然形成阶级分析法学。系统法学也同样对法形成了一个基本观点或定义，既法或法律是系统。系统是个抽象的概念，同时也是容易理解的和接受的概念。因此，这种定义或这种思想，对法学研究的制约最小，为法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如果我们在法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两方面到达相当精通的程度，我们的系统法学就可以在“法哲学”方向、“实证法学”方向和“社会法学”方向取得均衡的丰富的发展，使得系统法学成为一个内容极其丰富的理论体系，我们对系统科学方法的运用，我们的思维过程以及理论创新就会呈现出一种相当美妙的景象，可上，可下，可“软”，可“硬”，可大、可中、可小，可定性描述，可定量描述，可局部描述，可整体描述。目前，在系统法学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在我国法学界整体上知识结构有所缺憾的时候，我国法学界系统法学的研究应当侧重于作为系统法学基础的“法哲学”研究方向和“实证法学”研究方向，在我看来，也就是运用系统科学的一般原理、原则、概念和方法进行系统法学研究。
已有的非属于系统法学倡导者的学者的具有系统法学意义的研究成果，应当属于系统法学的“法哲学”研究方向和“实证法学”研究方向。这些研究成果，相比一些倡导系统法学的学者的“定量分析”、“系统工程方法的应用”等研究方向的研究成果，显然要具有更高的法学理论层次和法律实践应用价值。这说明，系统法学研究，必须首先重视某种“法哲学”和“实证法学”方向的研究。系统法学长期没有体现出其应有的理论地位和价值，没有受到我国法学界的相当重视，我认为，那些倡导系统法学的研究者没有在“法哲学”和“实证法学”研究方向上深入下去并取得一定成果，而是过多地侧重“法制建设”、“定量分析”和“系统工程方法的应用”这类问题，是重要的原因之一。系统法学倡导者们所进行的很多系统法学研究，由于大量充斥“法制建设”、“定量分析”和“系统工程方法的应用”等内容，并运用一些数学模型来表述这些内容，这构成了我国整个法学界了解和认识系统法学的技术性障碍，实际上也降低了系统法学的理论层次，削弱了系统法学应当呈现的抽象性、概括性和思辨性，容易使我国法学界对系统法学误解为只能研究一些细致末节的法的现象，甚至只是故弄玄虚。我认为，在系统法学研究中，运用系统科学的原理和基本概念解释和说明法的现象，与应用系统工程方法解决或预测立法、司法、执法实践活动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是应当区分考虑的。
三、谁会进行系统法学研究
作为一种事实情况，一个受过法学高等教育的人，没有极特殊的情况，是不会继续另一种自然科学方面的高等教育的，也不会去从事一种专业技术工作。目前我国法学界的中坚力量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接受了法学高等教育，而后又直接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其中很少有人具有相当的自然科学的知识，不少人还不能说对哲学以及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有相当程度的理解。我国确实有一些人受过自然科学方面的高等教育后来又接受了法学高等教育，或者从事了法律职业，这些人从事系统法学研究时非常适宜的。不过这一少部分人很少会有进行系统法学研究的动力，这又与我国学术研究的评价和激励体制有关。系统法学研究是一件很辛苦的创造性工作，是一件相当耗费精力、时间和金钱的事情，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即使同时具备良好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法学知识结构，也不一定在这一过程中做到实质性突破。”如果按照传统的法学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对传统的阶级分析法学进行改造和完善，对西方法学流派进行探讨，甚至是基本没有思想的抄袭，都能获得一定的学术名声、职称和经济利益，那么一部分有潜力的研究者当然就会认为，没有必要去辛苦地冒险地研究起初看起来注定是有些陌生和粗糙的系统法学。系统法学兴起时，我国的法学理论和法学方法都很“贫困”，科学和科学技术受到国家的鼓励和支持，强调按照科学和客观规律办事，那段时期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经济发展和法治建设都面临很多具体问题，可以说是“百废待兴”。在这些背景下，系统法学研究主要体现在“法治/法制系统工程”方面，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在今天，系统法学研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和成果，我们不得不说与我国法学界的总体上的知识结构和法学研究的评价体制有相当关系。
一个受过自然科学领域高等教育的工程技术人员进行适当的观察与分析，就会发现法学研究本身、法律推理、人类设计的法律制度、法的实际运行、法律制度的演变等许多法的现象都体现了系统科学的原理，这些法的现象都可以进行系统科学的解释。他会认为一些法的现象可以成为系统科学的很好的素材和例证。逻辑上如此，事实上也是如此，几十年来，很多杰出的科学家从数学、物理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等方面大大丰富和发展了系统科学，他们的很多关于系统科学的研究成果都论及了法和法律，只不过他们基本上是点到而止，一代而过，没有展开论述。当然，系统科学的合理性与正确性也无需法学的参与和贡献。法学是一个开放的领域，对所有学科的学者都开放，绝不仅仅是受过法学高等教育的人们的领地，其他学科的学者对法学研究作出了巨大的重要的贡献的事情是很正常的，是常有的。如果我国法学界长期忽视和漠视系统法学，那么有一天,自然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搞出了一个系统法学研究成果，也是很正常的。
作者email:lijingju@public.tpt.tj.cn
参考文献
《系统科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许国志主编，2000年9月第1版。
《系统科学论著选（2）》，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法治系统科学研究会编。
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篇8
关键词科学体系学科近代地理学
中国地理学的近代化体现在多个方面，如地理学的体制化建设与学术中心的形成，新分支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以及建立在近代科学方法与技术手段之上的丰硕研究成果。但决定一门学科质的转变，并不仅仅在于体制化和知识体系的不断充实和完善，更为重要的是学科的理论建设。因此要探索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道路，就无法离开对于近代地理学理论研究进程的探讨与分析。
中国近代地理学的理论研究比较薄弱，但理论建设和研究方法的革新是地理学的最高层次，也是地理学近代化的必要基础。因此，研究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历程，对于其理论水平的分析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1地理研究的兴起与面临的问题
1.1对地理学应用价值的认识
科学的持续发展需要社会的广泛关注，而这一点又依赖于科学本身所体现出的社会价值。地理学的研究内容涉及地理环境中的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及其之间交互作用的关系[1]。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生活空间的扩大，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对地理学的需求日益迫切。“内政、外交、民生、国防，凡所举措，无不赖有地理研究为其根底”[2]。这种迫切的需求促进了地理学的发展。
社会的需求使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了地理学的社会价值。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战争频繁、社会动荡，社会处在新旧交替之中。“在这种新旧适应转变当中，能够予新适应以实际帮助的科学虽然很多（如历史、工程等），然其中要以地理学最关重要。地理学是新旧适应转变中的指导者，他不但可以说明这种适应，并且可以知道新旧适应转变的方向”[3]。地理学可以“告诉人类，使之有所警戒、预防、适应、利用和种种应遵循努力的途径，以求生活的安适向上；以求衣于斯、食于斯、老死而葬于斯的‘场所’，成为一个人地调协，欣欣向荣的生活空间”[4]。甚至有学者认为，地理学的“机能为使未来国民精确构想人类活动之大舞台之世界，由之而使关于彼等身旁所发生之政治的社会的问题之思考日益精确，而使判断趋于健全”[5]。地理学的社会价值已使它成为新时代人们必需具备的知识。
地理学以其为“新邦建设之一动力”而受到社会的重视。20世纪20~30年代，高等学府中的地理系和地理学会纷纷建立。这些教育与研究实体的出现是为了国计民生，为了解决内忧外患的问题[6]，为了促进经济建设，为了了解国际间的关系、“为了发扬民族观念”[7]，为了沟通日益分化的各门科学[8]，也是为了普及地理学知识……。当学者们为了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个共同的专业领域时，却没有一个可以共同遵循的研究方法，甚至连研究范围也模糊不清。社会的需要促成学科的建立，而学科的建设则有赖于理论研究的深入。
对地理学多种应用价值的认同，虽然能够使人们感受到地理学的重要性，但也给人们一种错觉，即地理学仅是一种工具、一种知识而已。以社会需求、经济效益代替科学价值，必然造成学科研究方向多变、难以正常发展，甚至造成了学科的危机。因此，一门学科的真正发展在于该学科理论研究的深入。
1.2问题产生的国际背景与中国学者的认识
对地理学科学性质的不同解释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早在17世纪，德国学者伯恩哈德·瓦伦纽斯（bernhardvarenius，1622~1650）在《普通地理学》一书中就对地理学的内容及范畴进行了研究，并将地理学分为普通地理学和专门地理学。瓦伦纽斯的地理学概念远远走在了那个时代的前面。不幸的是他英年早逝，未能进一步阐述他的观点。
19世纪伴随着人类对世界认识的扩大和研究方法的深入，一位学者已无法掌握整个地理环境的全部知识。学科的分化成为近代地理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近现代地理学就是在学科的不断分化之中向前发展的。随之而来的是，地理学已经由一门科学变成了一个科学体系。当学科分化越来越细时，就产生了地理学是否具有其独立的研究对象而不与其它学科发生叠置的问题。
“十九世纪末期，整个世界都通过学术界在问：什么是地理学？”[9]对此不同国家的地理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②]。这种对学科性质的理论探讨，对当时世界的地理学研究方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形成了以德国、美国、法国、英国和前苏联为中心的不同学术流派。
由于地理学研究范围很大，致使一些学者误将地理学看作是各学科的背景知识[10]，或把地理学作为认识世界的一种“观察点”[11]，加上地理学发展之初学科本身又不够健全，因此在近代地理学的发展过程中一直蕴藏着深刻的危机。
“任何一种科学，都有它自己的研究的中心，和所属的特殊的体裁。地理学既不如地质学、气象学、人类学、社会学……那样有着明确的自己研究的中心，和所属的特殊的体材，且所有的内容，亦俱为新发达起来的地质学、气象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等分划开来，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所以，地理学是否可以成为一有组织的，完整而独立的科学，乃成为十九世纪末以来，科学争论的一个大问题。”[12]多数从事近代地理学研究的学者认为：“地理学的立场，实在处于极困难的地位”[13]。
作为世界近代地理学的组成部分之一，中国地理学的发展也面临着许多同样的问题。但中国近代地理学的传入是多方位的，其中既有欧洲思潮的影响，也有美国学术观点的影响。因此对地理学中一些理论问题的探讨，在中国就显得更加活跃，而且也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认识。
当近代地理学传入之时，缺少数理基础、以文字描述为其特色的传统地理学研究方法在中国已经有了深入而广泛的影响。观念上的碰撞更引起了中国学者对于地理学的科学特性及科学价值的更为广泛的思考与争论。
与西方近代地理学的发展相比，中国地理学者还面临着许多特殊的问题。首先是如何从传统研究方法向近代方法的转变问题。任何一门科学的进步无不包含着继承与创新两个方面，中国的地理学尤其如此。中国古代著作中包含有大量的地理记述，因此可以说地理学在中国是一门十分古老的科学。然而以近代科学方法研究地理环境的科学则刚刚起步，因此地理学又是一门年轻的科学。在内容上它们有着延续性，因此许多学者把近代地理学看作是对古代地理学的更新，是“旧径重开的一条新道”[14]。但在方法上，两者却截然不同。前者“只注重事实的铺张，而忽视原则的推演，只注重个别的叙述，而忽视综合的解释；换言之，只有经验的地理学，而没有理论的地理学”[15]。
其次，西方的环境派和景观派等不同学术流派的观点同时传入中国，需要中国学者对刚刚发展起来的近代地理学进行重新的认识和定位。地理学在中国应如何发展，中国的近代地理学迫切需要理论上的建设，也正是这种需求促进了地理学者的思考和理论研究的进步。
“理论的系统是现代科学的灵魂”[16]。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有明确的研究范围、完整的研究对象、完善的研究方法和独立的应用领域。为了解决这种困难，中国学者开始探讨地理学的对象、性质、任务、与其它学科的关系，以及地理学在科学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更有学者希望通过分析和对比东西方地理学理论的异同，找出中国地理学研究的差距。一些学者还将新的观测手段和方法引入地理学，试图通过改进研究手段来加强地理学的科学性，这些努力促进了地理学的进步，丰富了地理学的研究成果。
2对地理学的定义
在中国近代地理学者中，留学归国人员占有很大的比重。由于他们留学国度不同、师从观点各异，从而进一步造成了中国近代地理学定义的多元性。
30年代中期李长傅曾总结了10多位国外学者对地理学的定义[17]，从文中可以看出当时国外著名地理学者对地理学的定义均为中国学者所了解。例如洪堡(alexandervonhumboldt,1769~1859)、李特尔(carlritter,1779~1859)、拉采尔(friedrichratzel,1844~1904)、李希霍芬(ferdinandvonrichthofen,1833~1905)、赫特纳(alfredhettner,1859~1941)、白吕纳(jeanbrunhes,1869~1930)、亨丁顿(ellsworthhuntington,1876~1947)等。这些来自德国、法国、美国等西方近代地理学的代表性的定义，多强调了地理学的区域研究和对地理要素因果关系的研究。这些观点对中国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对于一门学科的定义，必须具有科学内涵、具有完整的有规律的体系，反映出这门学科的性质。地理学研究的地表并不是几何意义上的地球表面，而是综合着大气、海洋、地层、生物、人类社会的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因此地理学是属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两者之间的交叉科学的认识，是定义地理学的前提条件。研究内容决定了学科的性质，在整个近现代地理学的发展进程中，多数学者把地理学看作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科学，认为地理学是“以自然科学为立足之点，以社会科学为观察点”[18]，“地理学走的是社会科学的道路，用的是自然科学的方法”[19]。虽然在研究内容的侧重点上不同学者的认识并不相同，但这种对地理学跨学科性质的认识，成为地理学家的共同语言点。在此基础之上，地理学者对一系列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
对地理学的定义，也是对学科研究范围的界定，是地理学区别于其它科学的基础。由于跨学科而造成研究内容上的复杂性，使学者们很难简单地概括出地理学的定义。综观中国近代学者对地理学的多种定义，主要有几种倾向：强调自然与人类之间关系的研究、强调空间区域分布规律的研究、强调自然规律的综合研究等。
一些学者用地理学的研究内容来定义地理学，如王益崖认为地理学是“以地球为人类之住所，而研究其自然人文两方面诸般现象之科学”[20]。但这种定义很难突出地理学的独立性。因此，有些学者强调地理学“不是研究这无数现象的本身”，而是对“各地域诸现象综合的认识，……地理学以地域诸现象的综合体之认识为任务”[21]。
20~30年代，地理环境决定论对中国地理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学者多强调人地关系的研究是地理学研究的主题。20年代初，姚存吾根据当时中国和西方学者对于地理学的较为普遍的认识，将地理学的定义归纳为[22]：(1)地理学为叙述地球表面自然的人事的现象之科学；(2)地理学为研究地球表面自然现象与人类生活关系之科学。在竺可桢、张雨峰等学者对地理学定义的阐述中，也反映出了对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视[23]。
随着地理考察资料的增多和对人地关系认识的深入，区域地理研究成为近代中国地理学研究的主题。强调地理学的区域研究对象成为多数中国地理学者的共识。“地理学乃是以地域之观点，将纷然杂陈之地表景物加以分析，依据其形态性质，机能及配列，分别归纳成各种统一而综合之景观，就各景观之分布范围，考察其内部之相互关系，再与其他区域作比较之研究”[24]；“地理学是对于地球表面自然及文化诸现象之分布，作系统的观察，且究明其相互关系与现象分布之因果”[25]。地理学“是最富地域性的一种科学”[26]。强调地理学的区域特性的论文比比皆是。
上述定义的几个方面的内容很难完全分离开，多数学者已经意识到了地理学研究的复杂性，所以更多的学者强调综合考虑地理学研究中的各种关系的研究，并将地理学的定义归纳为三个特点[27]：（1）地理学为“研求地面自然现象真象之学问”；（2）地理学为研究地面自然环境与人类生活关系之学问；（3）地理学为综合的科学。
中国近代地理学者对于地理学的定义，并没有形成一种共识。但可以看出早期学者多强调地理学研究中的自然和人文两个方面，同时强调了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性；后期学者多强调地理学的区域特性，强调地理学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值得肯定的是，当时多数学者已经认识到了地理学具有综合性和区域性这两个主要特点，并且在对地理学的定义中揭露出了地理学的整体本质。
尽管中国学者对地理学的定义千差万别，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但这种理论上的探讨不仅促进了地理学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理论研究对地理学的研究方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地理学综合性和区域性的重视，使近代区域地理学在中国有了长足进展，并成为中国近代地理学的主要内容之一[28]；地理学定义中强调人地关系的研究，对中国近代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使许多学者致力于气象学、土壤地理学、人口地理分布和民族地理分布等的研究工作[29]。
3学科的分化
3.1对地理学的分类
对一门学科的分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如前所述，在近代地理学的发展进程中，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地理学定义。因此对地理学的分类，不同学者划分的角度不尽相同。有根据研究内容划分的、有根据研究方法划分的、有根据技术手段划分的，更多的则是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作用。
[30]随着地理学的发展和学科的进一步分化，地理学的分类方法也在不断地演变当中。因此对于这个体系的构成，至今也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结论。而且随着它的进步，地理学仍然在不断的分化之中，据统计到70年代地理学的门类已分化到50种以上，并且地理学也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科学演变为自然、社会、技术三大科学交叉的横断科学[31]。
地理学一旦开始分化，人们就不得不对这一学科的构成及演变趋势进行分析和预测性的研究了。但在分类研究的早期，由于对地理学的认识不够深入，手段又不够先进，人们更多注意到的是对它的研究内容，即地理要素的划分。因为这些地理要素既是具体的、又是杂乱的，因此在研究的过程中就必须对它们进行整理、排序。对地理要素的划分是学科分类的前提和基础，这一点从1905年出版的《地文学表解》中就可以看出。这本小册子以列表的形式将地理学分为自然地理学（地文学）和人文地理学，并详细论述了自然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地球星学、陆界、水界、气界、生物界。在各个部分中，还介绍了相应的研究学科。这是较早以地理要素为基础的分类。
20年代末，张雨峰根据地理要素对人类影响的大小将其分为天然环境、人文环境、经济活动、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5个部分。但这种划分过分强调人的中心地位，所以有些因素超出了地理学的研究范围。
为了避免上述大而杂的地理要素分类方法，30~40年代地理学者多将地理要素分为自然与人文两个部分。但在具体要素的分类中，则因研究者兴趣的不同而差异较大。40年代周立三将地理要素分为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并根据地理要素的运动规律将自然要素分为较静的地质构造、地形、水面和较动的气候、动植物等，人文要素也分为较静的房屋、耕地、道路、防御工事和较动的人、农作物、家畜、工具等[32]。
现代科学随着学科体系的不断发展成熟，已经出现了许多相对独立的、多层次的科学体系，如技术科学体系、基础科学体系和工程技术体系。对应于现代科学体系，地理学也有了自己的实验地理学、理论地理学和应用地理学三大基础体系。但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进程中，学科分化还不完备，技术手段也不全面，所以近代学者对地理学的划分基本上没有超出按地理要素，即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划分地理学的范围。基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地理学者将各个分支学科进行了总结、归纳，在根据研究方法的划分上，多数学者都将地理学分为以区域综合研究为主的特殊地理学（或称地理学特论、地理学各论）和以地理要素为对象的通论地理（或普通地理）两部分[33]。
因为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学科发展还不健全，许多分支学科的研究刚刚起步，而且经常是一位学者兼作多方面的研究工作，所以对通论地理学的进一步划分则因不同的学者理解并不相同[34]。但大多按照研究内容分为人文和自然两个方面。当时也有学者受欧美地理学思想的影响，在地理学的分类过程中为了强调人生地理（又称人地学）的重要性，将地理学分为自然、人文、人生三个部分[35]。指出人生地理与人文地理不同，突出强调了地理研究中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性。并认为人生地理是人文地理研究的基础，是连接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桥梁，是地理学研究的新趋势。这一分类思想虽不代表当时地理学分类的主流，但它反映出当时部分学者强调人地关系研究的倾向。
从分类情况看，中国近代地理学的研究已由经验性的总结转向理论性的探讨。因此在地理学的分类中，体现出了不同的学术倾向。这种差异有利于地理学学科的建设向着健全的方向发展。尽管在20世纪中叶以前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发展及不平衡，但当时学者所探讨的地理学的各个分支学科都有学者在进行研究。
3.2对学科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
“地理学既是界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综合的科学’，所以在自然科学方面，它和天文学、气象学、地质学、物理学、化学、海洋学、动物学、植物学及人类学等，有密切关系；在社会科学方面，它和政治学、历史学、军事学、经济学等，也有密切关系。这几种相关的学科，是地理学的初基，也可以说是研究地理的辅佐工具。”[36]地理学及其分支学科与其它科学之间有着很大的交叉性和互补性，因此处理好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尤为重要。近代地理学者已经意识到“研究地理应当首先分析它们和地理的交互关系，……才不至于‘误认工具的知识，或同样研究地面现象的其他科学作为地理学的成分’；才不至于‘把性质和方法全不相同的学科，一起混在里面，以致许多科学的支属，都挂上了地理的招牌’，才不至于‘枉费其时间于其他科学之上’，才不至于犯了‘入之过深，即有越俎代庖之嫌’的毛病。”[37]
地理学既然与如此众多的科学关系密切，近代地理学者就非常重视它们之间关系的探讨，尤其是地理教育工作者，他们认为给学生指出这些关系，可以让他们更好地掌握地理学的基础。因此，在近代的许多地理学教育理论文章中和地理学教科书中，很容易找到这些论述。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冯景兰发表在《教与学》上的《地理学与其他科学之关系及其研究途径》一文[38]。但这些论文多强调地理学与其他科学之间的互补关系，以及其它科学在地理学中作为知识基础的重要性，而较少谈及地理学与其他科学的不同及其分界。
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分类体系中，分支学科已有十几门甚至二十几门之多，但从中国近代地理学发展的总体水平来看，一些学科虽然已经有了一些研究成果，但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更没有独立的研究队伍和研究机构。更为重要的是，许多学者在对这些分支学科与其相邻学科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上，还是模糊、存在着较大的偏差。
在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对分支学科与相邻科学之间关系的认识并不深入。直到40年代末，仍然有学者在提醒人们注意在自然地理研究中“最易犯的毛病”，就是“误把其他自然科学的材料，拉到自然地理学的范围内。像气象学列入气界地理，地质学列入陆界地理，天文学列入数理地理等”[39]。
在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进程中，为了强调地理学的独立性，学者们也一直在努力将地理学的新兴学科与其它科学区别开来。40年代，葛绥成曾经例举了植物学与植物地理学的差别：“植物学家，若专从研究草木的生长和生理的状态，以及各种草木在分类上的地位，则与地理不相关；但一经着手与草木分布地域的调查，那就成为地理中的植物地理了”[40]。
一些发展较快的分支学科不但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而且在其与相邻科学的关系问题上学者们也有了一定的认识。像地质学与地理学、气候学与气象学、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学之间的不同，尽管一些学者同时承担着两方面的科研工作，但仍能明确其差异。例如当时许多学者都已能明确气象学“应用物理学之方法，研究天气之各种要素，探索其原则，而发明其公律，其实用上主要贡献在于天气预报。”而气候学“则应用地理学上之方法，研究地方性之气候状况，记载其分布，而解释其因果，其主要贡献在讲明天时与人生之关系”[41]。再如经济学“从纯粹理论的立场，来研究生产的性质、组织、和一般原理”，而经济地理学“则用地域的眼光，来检讨某种物产在地面上的分布，在各地生产的实况，以及其所以然的原因。这种研究观点的差殊，实为经济地理学的基本特色。”[42]
中国近代地理学中一些发展比较缓慢的分支学科与相邻科学的界线则模糊不清。如对海洋地理学与海洋学关系的认识，一些学者虽然指出了“水利地理就是海洋地理，水利地理与海洋学有关”，并指出在海洋地理学没有专著出版的情况下，应阅读海洋学读物，似乎已将海洋地理学与海洋学区分开来[43]，但文中却没有进一步说明两者之间有何差异。更多的学者则把它归入水文学之中（水文学包括海洋学、湖泊学和河道学），而且也没有分清海洋学与海洋地理学的不同[44]；甚至有学者把海洋学和海洋地理学作为一个概念，成为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之一[45]。
明确地理学与其它科学之间界线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强调地理学的科学地位，更重要的是为了更好地应用地理学方法、以地理学的独特视角来解决地球上存在的各种问题。分界不清导致了研究方法上的混淆。一些地理学者甚至越俎代庖侵入其他科学的研究领域，从而受到了其它科学工作者对地理学的非难。一些学者责难地理学“不过用他科学研究的结果，把片断的知识聚集而成。只可算为杂货店的学。甚至于攻击地理学之所谓地理学，远不能称为一独立科学”[46]。
4研究方法的探讨
随着近代地理学方法的传人，中国学者深感传统地理学研究方法的落后。指出传统地理学只有事实的罗列而缺乏原因的探讨，并认为“中国地理学的最大缺憾”就是“只有经验的地理学，而没有理论的地理学”，指出“地理学近几十年在西方的进步，重要的不在乎扩充材料，而在乎改良目的和方法”[47]。学者们还认识到，“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并不在乎其内容的事实怎样，而在乎入手方法怎样”[48]，“凡能称得起一种独立的科学，必有他独立之点。所谓独立之点，即专指其独立之范围，独立之目的，独立之理论”[49]。要想把各分支学科统一在地理学之中，“就严格的科学意味说来，只有地理学方法论”[50]。于是纷纷倡议用新的科学方法进行地理学研究，从而促进了对地理学研究方法的探讨。
同时，近现代地理学在研究资料的应用上与其它学科存在着很大的重复性：“地文地理依赖地质学家整理材料，政治地理依赖历史学家整理材料，经济地理依赖经济学家整理材料，而气候尤有赖于气象”[51]。但“地理学的重点决不在于尽量吸收其他科学的材料，而系用地理的方法去处理这些材料，即按照新的方式以独特的观点来取材和分类。我们的注意所在不是事实本身，而是阐明这些事实之间各方面的联系，揭示整个地球空间中地理过程复杂总体的结构”[52]。因此地理学要想摆脱危机、实现学科的独立，必须从方法上入手，以新的方法应用这些资料。
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决定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中国学者一直在努力探讨地理学研究的新途径。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有许多学者纷纷著文探讨如何改良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虽然对地理学研究应该使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地理学者看法不一，但他们的理论探讨促进了学者们的思考，推动了地理学研究方法的改善。
30年代，张其昀针对中国传统地理学研究中长期忽视的问题和研究的弱点，总结出了研究地理学的四条新途径：（1）从通论到方志。即首先探讨自然现象的发生、发展规律，再进行区域研究，使地理学成为“有本之学”；（2）从领空到领陆。强调对领空、领海的研究；（3）从国家到国际。强调用世界的眼光研究中国地理，用中国的眼光研究世界地理。提出了对于全球地理的研究；（4）从知往到察来。指出了地理研究中应发挥它的预测功能，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认为这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53]。张其昀提出的这些研究途径虽然多为研究内容的更新而非方法的改进，但它至少使中国学者看到了传统研究的问题所在，并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经过长期的努力和思考，学者们对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李春芬将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概括为：先观察后推理，先分析后综合[54]。观察是为了获得原始资料，关键还在于分析现象或要素的相互关系和分布格局或型式，进行综合以揭示区域特征，并为所提出的假说或理论提供验证。
许多学者对于中西地理学的差异的比较研究，也多是从方法上的差异入手的。胡焕庸对中国与法国地理学进行了比较研究后指出，中国新地理学研究应由旅行探险调查入手，对地理研究者应加强理科的训练[55]。
当时对于地理学研究方法的认识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强调规律性的研究，二是强调综合性研究，三是强调实地考察。这三点也是针对中国地理学研究的薄弱环节提出的。还有学者站到了新的高度，把考察作为一种手段，而将地理学研究方法概括为三个方面：分析、综合、比较。指出：“分析重在各种因素本身型性的讨探，及其对于有关事物的影响之辨明。综合重在由分析所得的各种认识，交揉参合，求得总结果。总结果是否正确，尤待和本专论类似的其他地理论著，作一比较”[56]。
在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进程中，多数学者已经从理论上接受了近代地理学的观点，认识到地理学研究中应对地表事物和现象相互依存关系进行科学的分析。然而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却需要一个过程，需要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并为更多的学者所应用。
20纪上半叶有关地理学的理论探讨的文章很多，除了以上有关地理学的定义、分类、方法的探讨外，还涉及到地理学在科学中的地位、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问题。这些讨论不但促进了地理学理论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影响了一代学者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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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篇9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研究。吉登斯同意温奇对韦伯的质疑，即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内容上）”，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
吉登斯又通过建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认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指的是“Y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为，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为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
总体而言，他们的努力都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这无疑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观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或哲学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或哲学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人们对于社会所形成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观点就是所谓的社会哲学，以这一社会哲学指导去观察、研究、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现象就是所谓研究社会的方法论，即社会科学方法论。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以社会哲学为基础的。
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要包括两对相互对立的科学方法论，即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它们分别以两对对立的社会哲学为基础。
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社会独特论”和“社会类似论”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独特论”认为社会虽然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社会一旦产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从而与自然区别开来。社会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种人文或文化现象，是人的主观活动的结果。因此，在“社会独特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独特的人文或文化现象。那么不应照搬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实证的方法），而应运用人文科学方法（理解的方法）来研究这种独特的社会现象。“社会类似论”认为社会是自然长期发展的产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会是一种“类自然现象”，具有类似于自然的客观特点和规律。因此，在“社会类似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与自然相类似的现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即实证的方法）对于研究社会现象也应是十分有效的。
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篇10
关键词：高等教育学学科体系经济学多学科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973（2013）008-175-02
在国外，尽管高等教育学研究已经有较长的历史，但正是因为历史约定俗成的学科评判标准的存在，高等教育研究从来没有取得“学科”的头衔。在美国，高等教育研究界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希望通过若干年的努力，把高等教育研究变成一个独立学科。但它至今仍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委身于社会学、管理学之下。阿特巴赫曾经对国际高等教育研究和人员培养的现状进行过研究，得出的结论就是“高等教育确实是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它将不会成为一个单独的科学学科”。在国内尽管从高等教育学专业建立起，我国的学者就致力于将其建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它是否是一门成熟独立的学科仍然受到许多人的怀疑。国内许多学者就其原因展开激烈的争论和探讨，但至今仍未形成定论。从近几年的研究文章来看，不少学者将其归因于人文科学本身建立学科体系的特殊性。
然而，作为人文学科体系的一员，经济学学科建设在近300年来却取得了极其显著的成就，成为了一门成熟、独立的学科，其体系的严密性、知识的丰富性可与自然科学相媲美。同是人文学科，高等教育学的学科体系建设自然也可以以经济学发展为参照，开辟出一条自己的道路。
1高等教育学学科的科学性亟待完善规范
马克思指出，只有能够经过量化的知识才能称为科学。经济学学科之所以发展比较成熟，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建立了能够量化的数学模型。整个经济学发展史，归根究底是从模型的提出到建立到逐步完善的过程。大部分的经济学模型并不需要高深的数学知识，只是用了简单的对应关系，来阐述比较高深的原理，而高等教育学至今没有成熟的可以论证的模型理论。
高等教育学有此困境，一方面是因为其脱胎的基础教育学很少运用数学的思维解决问题。如后人在评述皮亚杰的教育理论时，提出其在实验的过程中采取的被试有限，仅从少数几个孩子身上所得的结论的代表性令人怀疑。皮亚杰设计的问题太抽象并且脱离儿童的生活实际，让儿童费解，因此得出的结论比儿童实际能达到的思维水平要低。再如埃里克森的研究成果，缺乏实证性研究的证实。其理论体系不够严密，思辨性多与科学性，他的人格发展各阶段的品质难以得到保证。这些完全从思辨的角度或者从少数几个被试身上得出的结论，没有大规模实证数据的支持，很难建立科学的模型并指导今后的实践。
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尤其具有特殊性，但是，基于一定数据分析的研究还是有必要的。在这些方面，近几年已经有一些研究者对其做了尝试。如《我国高等教育政策的经济学角度分析》、《从经济学视角审视高等教育的就业问题》等，力图仿照模型建立视角研究高等教育学问题。这为今后的高等教育学科学性的建立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目前能用数学模型解决高等教育学问题的方法主要集中在教育经济学领域，即教育学对经济学的影响。这种趋势本身也是由于经济学本身的数字型决定的。教育经济学领域引用的数学知识已经时见回归分析、相关系数等较高级的统计学知识（安雪慧《中国三级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差异分析》）。完全基于高等教育学的数学分析还有待开发，这是今后研究将要注意的问题。
2高等教育学学科体系有待整合
纵观经济学，其学科体系已经较为成熟和完善，如有针对个别经济现象的微观经济学，针对国家经济现象的宏观经济学，针对国际经济学现象的国际贸易，体系分门别类，较为成熟。每个领域下分若干钟各自独立的理论思想，这些理论思想的交互并包，促进了经济学的快速发展。而反观高等教育学，研究问题较为分散。百家争鸣的独立思想，是建立完善学科体系的前提。而成熟独立的思想，又是建立百家争鸣局面的前提。高等教育学目前可用的理论偏少，理论代表人物仅有洪堡、纽曼、布鲁贝克等区区数十人。这意味着，高等教育学理论发展仍处在初级阶段，仍然以哲学的视角研究问题。对于高等教育学是学科还是领域，目前学术界仍有争论。尽管国内理论偏向于证明高等教育学应属于一门学科，国外目前仍将高等教育学作为一个领域来研究。持反对意见的研究者认为：（1）高等教育学既没有学科基础，也没有学术归属。它没有确立自己的方法论，也没有被广泛认可的理论；（2）没有广泛的高等教育学体系。
绝大部分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建立，需要有庞杂的学科理论作为基础。高等教育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在尚未存在丰富的理论基础下，就尝试先建立严密的学科体系框架再进行研究的顺序无异于本末倒置。再者，现代学科以应用性学科为主，广泛应用多学科理论和方法来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并衍生出丰富的应用技术知识体系。因此，研究者用所谓前瞻性的眼光先建立严密的科学体系在现代学科发展中已不适用。
因此，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需要耐心而细致的总结工作，并从中提炼出较为完善的学科体系，并为以后的学科发展做出贡献。
3高等教育学的学科研究方法有待改进
经济学学科目前有专属的研究方法。如用效用函数描述消费者的经济特征，用博弈论研究经济人相互影响的策略选择问题等。如前述所见，效用函数来自于数学，而博弈论起初是哲学的研究方法。在经济学的学术研究中，研究者们逐渐发现相比哲学，博弈论更适合解决经济学的现实问题。这为高等教育学建立专属的科学研究方法提供了很大的借鉴。
伯顿・克拉克认为，没有一种研究方法能揭示一切，在探索高等教育复杂现实的过程中，求助于若干关系相近的学科和它们所提出与运用的一些观点有很大好处。潘懋元教授也认为，从某一门学科的观点考察高等教育，只能看到高等教育的一个侧面，只有把若干学科的各类研究观点结合起来，相互取长补短，才能取得较为全面的认识。因此，多学科研究方法成为了高等教育学的主要研究方法。高等教育学自从产生起就决定了其地位为交叉学科，用多学科研究方法无可厚非。但造成的结果是容易与其他学科界限模糊，对于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有着负面作用。
高等教育学的具体学科研究方法目前仍然主要采取思辨的方法，具体研究方法主要有调查法、观察法、文献研究法、个案法、测验法、实验法、教育经验总结法等。而在实际研究中，以调查法、观察法、文献研究法、个案法居多。近年来，高等教育的多学科研究方法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严格说来，高等教育学的多学科研究方法不是一种具体研究方法，而是利用哲学、心理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以及自然科学的有关学科理论、观点与方法研究高等教育理论和问题的一种范式。
这些方法大多脱胎于情报学、教育学等学科，虽然是科学研究方法，但仍然是科学研究方法中较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对于多学科研究方法，近年来虽然得到了普遍应用，但其缺点仍是显而易见的：（1）多学科研究本质上仍是（多个）单一学科研究，它难以打破分散、多元的学科性研究视角之间的“坑道视界”；（2）在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挟裹下，怎样既合理借鉴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医治高等教育的疑难杂症，又不会受异彩纷呈的多学科知识的诱惑而偏离高等教育研究的轨迹；（3）如何保证高等教育知识的逻辑性和内聚性，四是如何整合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多元性。
规模且有效的研究结论一般是从个别研究现象中总结而来，但如果做不到系统的总结和归纳，会始终停滞于个案的研究方法中。测验法和实验法既是教育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也可以是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方法。它们日渐广泛的应用，必将会极大提升高等教育学研究结论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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