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状况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5 17:25:03

劳动力状况篇1

一、农村妇女劳动力的结构状况

在农村劳动力大分流的今天,重庆农村妇女劳动力分布状况大致有三个层次:

一是30岁以下初中文化以上的新生劳动力。她们并非“富余”劳力,但却是各大城市最能吸纳的劳动力,为此她们事实上成为向发达及沿海地区和大城市输出的主力军。

二是30岁至40岁初中文化为主体的骨干劳动力。这批人中分为两类:能力较强的一部分,成为农村种养殖及其加工业大户,是农业产业化的基干力量;生存条件困难的一部分,成为季节性就近打工群体,是农村挣钱补贴家中生计的主要力量。

三是40—50岁左右文化程度偏低的基本劳动力。这批人成为承继传统农业,解决吃饭问题,在家带孙子,稳定农村生活的基础力量。她们占农村现有农业劳动力的比例均在60%以上,有的地区高达80%。

二、农村妇女劳动力的从业动态

30岁以下的新生女劳力,在进入发达城市打工的机遇上,大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事适合女性心灵手巧特征的项目。

30—40岁的骨干劳动力中,能力较强或有一定资金基础的妇女,一般都选择就地创业,或承包荒山,或搞蔬菜基地,或科学养殖、种植而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大户。同一年龄段的另一部分人,因上有老下有小,故土难离,多在小城镇从事体能强度较大的家政服务。这批人成为在土地锐减背景下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力量。

40—50岁左右的基本劳动力,是留守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基础力量。她们大多从事传统小农生产,进行小规模的、传统的种养殖业。同时还成为带孙子、支持儿女外出打工的主力军。

三、农村妇女劳动力的发展走势

30岁以下的新生劳动力转向发达地区后,在那里安家生儿育女,大批返乡已不太可能,但这批人比城里同龄人更能吃苦,更有创业动力,她们中会有一部分人在未来20年中获得成功,而她们的故土情结会在成功之时更加强烈。她们中的成功者,可能成为未来家乡建设的主要投资者和支撑者。

30—40岁的骨干劳动力中的专业大户,在未来20年发展中,大多会成为农工商企业主,她们将成为农村产业化和农业生产市场化的桥梁、纽带和带头人。

40—50岁的基础劳动力,10年后将退出农业生产环节。但她们是农业大变革时期稳定农村社会的基石,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期的奉献者。

四、发挥农村妇女劳动力作用的建议对策

1、广开劳务输出渠道,强化男女协调有序转移

据调查,农村劳力转移出现两大特征:一是输出者并非“富余”劳力,而是农村“新生”劳力。二是在自发转移群中,女性所占比例较低,且流向盲目。

为此,一是各级政府要树立男女比例协调转移观。女性转移过少,未来重庆农村以“三八、六一、九九”部队为主的特征将更加突出,这不利于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更不利于农村儿童,即未来农村劳动力的培养教育,也会进一步扩大男女发展差距,导致农村发展和妇女发展的进一步滞后。

二是各级政府要广开转移渠道,把促进女劳动力转移作为主要任务来抓,力争每年输出的女劳动力占整个劳动力输出大军的30%以上,确保重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协调、有序。

三是抓住城镇化建设契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实现就地转移。

2、构建农业服务体系,大力扶助农村女大户,女能人

据调查,农村专业大户的发展最需要寻求帮助的是三个问题:一是科技服务,希望得到品种上、种养技术上的切实指导;二是市场信息,希望及时了解把握市场的需求状况;三是资金周转,希望得到及时的低息贷款扶持。

为此,政府工作的重点,应放在满足专业大户的这些基本需求上,在政策、资金、信息服务等方面为女大户、女能人提供方便。政府要充分发动各种社会力量,构建好为农村女大户、女能人示范、带动、培训、服务的体系,从而带动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

3、构建农村劳动力培训机制,努力提高农村妇女的生产技能

劳动力状况篇2

贵州省是一个欠发达的西部地方,劳动力资源丰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贵州省农村劳动力大量地向沿海及中心城市转移。根据贵州省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2006年贵州农村外出从业人员达到441.74万人,为1996年的3.7倍,2008年继续增长到586.72万人。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由低收益部门向高收益部门转移,不但促进了社会生产力要素的重新配置,也增加了外出农村劳动力的收入。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数据显示,家庭经营收入一直都是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首要构成部分,但是其所占百分比却呈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74.91%,减少为2009年的51.16%。相反,工资性收入虽然为第二构成比例,但是其却呈上升趋势,从2000年的20%,增加为2009年的35.75%,这说明农村居民外出工资性收入正逐步成为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2006年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贵州省转移劳动力的文化素质远高于农村劳动力的平均水平,以具有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为主,分别占转移人数的29.7%和53.7%,高中及以上占16.6%[1]。李崇慧[2]等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比例与文化程度呈正比,学历越高,转移的比例越大;目前贵州省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高于未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季勤等[3]通过对贵州省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具备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外流劳动力增长到65.9%。这说明目前留守在农村的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

针对贵州省农村居民外出工资性收入本文由收集整理正逐步成为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而目前留守在农村的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的这一现象,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收入对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的影响是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笔者试图通过分析贵州省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收入对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的影响,探寻利用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改善家庭人力资本的途径,以促进贵州省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贵州省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收入与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

贵州省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收入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下页表1显示,2000年贵州省人均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收入为117.51元/人,逐年都在增加,2009年达424.2元/人。同时,农村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也在逐年提高,其中初中文化受教育程度2000年为34.01%,到2009年增长为42.6%。高中文化受教育文化程度由2000年的3.28%增长为2009年的6%,而中专和大专及大专以上受教育文化程度分别由2000年的1.36%和0.21%,上升为2009年的1.8%和0.8%。这说明从2000—2009年,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收入增加的同时,家庭劳动力的受教育文化状况也在提高。

但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得对家庭劳动力初中、高中、中专和大专及大专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是不同的。将以人均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收入为自变量,记为x,以各受教育程度为因变量,记为y,运用一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分析之间的影响程度。

二、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家庭劳动力文化程度的影响

三、结论与分析

将以上方程(1)、(2)、(3)、(4)画图进行分析,其中y1、y2、y3和y4分别表示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初中、高中、中专和大专及大专以上受教育程度,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当地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现金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即随着劳动力外出收入的增加,农村家庭劳动力的文化水平也随之提高。

2.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现金收入对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促进作用大小依次为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及大专以上。考虑到中国九年义务教育政策提高初中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因素,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现金收入对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高中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最大。劳动力转移所得收入可以促进更多的家庭劳动力获得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农村家庭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提高了贵州农业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农村劳动力素质。

3.根据图1所示,可以预测随着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现金收入的不断增加,当其达到1400元/人时,其对大专及大专以上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将大于对中专受教育水平的影响。由于农村居民外出工资性收入正逐步成为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那么可以预测劳动力转移所得收入对农村人力资本的影响将越来越大。

四、政策建议

1.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得提高家庭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影响。虽然目前对于贵州省农村居民家庭来说,家庭经营所得仍是其主要收入来源,但是其在家庭收入构成所占的比例却呈下降趋势,而外出从业所得在家庭收入构成中呈上升趋势,这说明农村居民外出工资性收入正逐步成为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那么可以预测劳动力转移所得收入对农村人力资本的影响将越来越大,因此,必须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提高农民人力资本的影响。

劳动力状况篇3

XX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办公室

根据省、市阳光工程办公室要求,为全面摸清我县农村劳动力资源总数、年龄和文化结构、产业分布、就业地域和求职意向等基本情况,便于阳光工程有针对性开展农民培训与转移就业,促进农民增收,我们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了全县农村劳动力资源调查,现将调查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XX县地处湘中,是典型农业大县,是国家商品粮基地县和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辖区面积1715平方公里,其中耕地64.4万亩,林地120万亩;人口90万,其中农业人口790,农村劳动力52.2万人,且每年新增1万余名农村劳动力。

二、农村劳动力资源现状

XX县农村劳动力为52.2万人。其性别构成为男30.8万人,女21.4万人,分别占劳动力的59,41;文化结构为初中以下5.7万人,初中29.8万人,高中以上16.7万人,,分别占总劳动力数的11,57,32;年龄结构为18岁—25岁15.7万人,25—35岁13.1万人,35—45岁13.1万人,45—55岁12.5万人,分别占总劳动力数的30,25,21,24。全县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为15.1万人,占农村总劳动力的28.9,劳均年收入2900多元。

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为27.9万人,其中长期外出务工(6个月以上)为11.3万人,短期外出务工(6个月以内)为3.2万人;在外出人员中,受过职业技能培训者13.2万人,占47.2,人均年收入120__-40000元。

外出务工人员就业地点分布为广州、深圳、珠海、东莞、惠州、中山、江苏、北京、上海、浙江、厦门、昆明、西安、拉萨;中越、中缅、中苏边境城市和劳动力资源少或劳动力素质极低沙特阿伯、阿联酉、埃塞俄比亚等国。

根据统计分析,我县外出农民工有以下特点:

(一)外出农民工素质较低。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外出农民工文化水平较低,高中以上的万16.7人,占32;初中文化的29.8万人,占57;小学以下的5.7万人,占11。二是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少,只有2.9万人,仅占外出农民工的10.4。

(二)从业单一。在建筑业和加工业从事体力劳动是我县外出农民工的主要职业,共有19万人,占总外出农民工的68.4。

(三)外出务工长期的多,短期的少。全县长期外出务工20.5万人,占74.8;短期外出务工7.4万人,占25.2。

(四)从业地点相对集中。我县外出农民工相对集中在广东省,共有17.1万人,占总外出农民工的61.2,其余的10.8万人,占总外出农民工的38.8,散布在本省、浙江、福建及其他省区。

三、存在问题

(一)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缺乏劳动技能,影响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转移,难以在城镇实现稳定就业。我县外出务工的27.9万人中,有相当数量的人没有稳定的职业和居所。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只占20.4。

(二)外出农民工以从事体力劳动为主。在建筑业、加工业等职业中从事体力劳动是我县外出农民工的主要职业,共有19.8万人,占总外出农民工的71.1,人均月收入900——1000元。

(三)对农民工有序就业管理服务工作滞后。一是对农民工就业前的职业技能培训,各级财政没有资金投入,造成农民工岗前培训工作难以开展,就业难度大。二是农民工就业盲目无序,缺乏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有信息的合理流动、有序就业。三是对外出农民工,特别是举家外出的农民工承包土地的使用缺乏有效管理,导致土地撂荒和土地纠纷。

四、对策及思路

一、依托阳光工程,不断挖掘地方特色。

阳光工程在我县的开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也逐步成为农民转移就业的平台。从近二年的培训转移就业农民学员来看,所开展的专业培训有:汽车驾驶、建筑、电工、焊工、计算机应用、餐饮等。XX是全省的农机大县,也是全国有名的“小农机之乡”,农机生产企业达到三百多家,每年所需的从业人员要三万多名,我们可以全力打造“农机加工”树本地特色品牌,扩大本地就业。家政服务行业社会需求层次很多,我县涉及这方面的人数偏少,还有着广泛的发展空间,但在低层次上我县劳动力没有竞争优势,那么我们就可以考虑在高层次的需求领域同别人开展竞争,打造XX品牌。还可以利用已输送至国外从事建筑业的有利条件,重点培育和打造“建筑湘军”,树境外劳务输出品牌。

二、强化技能培训,定向打造劳务品牌。

整合农民工培训资源,劳动保障、科技、教育、建设、财政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能,全力配合农业部门,切实做阳光工程各项工作。各阳光工程培训基地在阳光办的领导下,可以用灵活多样的形式,在不同层次上开展对农民的培训。初级培训主要面向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或新办企业所需增加的劳动力;中级培训可以对熟练工在原有技能上的新突破,

以满足企业技改或熟练工自身发展的需要;高级培训则主要面向省内、国内、外劳动力市场,让我县农民走出去后有较强的竞争力。三、强化市场导向,引导形成劳务品牌。

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工作中,坚持“政府推动、部门监管、学校主办、农民受益”的原则,强>:请记住我站域名/

四、搞好公共服务,发展壮大劳务品牌。

劳动力状况篇4

户籍制度存在已久,即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一些用人单位仍然对某些职位有户籍(本市、本区县、主城区户籍等)要求,这无疑对外来劳动力关上了大门。调庆就业中的户籍限制状况,至少有如下意义:

第一,最直接的意义就是能为外地户籍的劳动者提供一个参考:决定是否到重庆求职。

第二,从积极履行政府的经济职能角度,能够为它们提供第一手资料作参考,制定法规、规章或通过行政指导等来消除不必要的户籍限制,促进人才流动,繁荣市场经济。因为,人才流动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标志。

第三,从积极履行人大与政府的职能角度,有利于为它们消除户籍歧视、保障公民就业的平等权提供第一手资料作参考。

第四,从我国履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的角度,能够为国家通过一个直辖市的情况摸清国内就业的户籍歧视状况提供一定的参考。

本次调查的数据来源:根据《劳动力市场职业分类与代码(LB501-2002)》的分类,调查了“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等六大类的情况。数据基本都是来源于重庆的“联英人才网”、《重庆商报》、《重庆时报》等对户籍要求标注明确的招聘信息,收集的时间范围是2005年7月到2006年7月,共统计了683家单位招聘单位涉及9606个岗位的招聘信息。

本次调查中,数据整理中的一些问题:招聘人数一般是确定的,但是也有极少数单位的招聘人数的是“若干名”或“不限”,本文视其为2人;另有个别招聘人数是一个区间,本文取其中间值。

二、重庆企业招聘中对外来劳动力之限制状况的调查统计

笔者对683家企业招聘《劳动力市场职业分类与代码(LB501-2002)》中有关大类及部分小类的户籍限制状况的调查统计如下:

1.招聘单位负责人的户籍限制状况

(1)经理。招聘经理职位共681个,有户籍限制的职位共24个,有户籍限制的职位数量占职位总数的3.52%。有户籍限制的,都是要求重庆市户籍。

(2)其他企业管理人员。这里的其他企业管理人员是指除经理之外的行政主管、行政主任等。招聘的其他企业管理人员职位共186个,有户籍限制的职位共18个,有户籍限制的职位数量占职位总数的9.68%。其中,要求是重庆市户籍的职位有16个,要求是某郊县的1个,要求是主城区的1个。

(3)小结:招聘的单位负责人职位共867个,有户籍限制的职位共42个,有户籍限制的职位数量占职位总数的4.84%。

2.招聘专业、技术人员的户籍限制状况

(1)工程技术人员。招聘的工程技术人员职位共1171个,有户籍限制的职位共71个,有户籍限制的职位数量占职位总数的6.06%。其中,要求是重庆四川户籍的职位有3个,要求是重庆市户籍的60个,要求是五个郊县的7个,要求是主城区的1个。

(2)卫生专业人员。招聘的医生、药剂人员和护士职位共319个,有户籍限制的职位共32个,占职位总数的10.03%。

(3)经济业务人员

①会计。招聘的会计职位共计150个,有户籍限制的职位共26个,有户籍限制的职位数量占职位总数的17.33%。其中,要求是重庆市户籍的职位是21个,要求是主城某个和某些区的职位5个。

②会计之外的其他财务人员。招聘的其他财务人员职位共147个,有户籍限制的职位共32个,有户籍限制的职位数量占职位总数的21.77%。其中,要求是重庆市户籍的职位是31个,要求是万州区(重庆副中心)的1个。

③其他经济业务人员。这里的“其他经济业务人员”主要收集的是财务人员之外的业务员。招聘的其他经济业务人员职位共501个,有户籍限制的职位共27个,有户籍限制的职位数量占职位总数的5.39%。其中,要求是重庆市户籍的职位24个,要求是主城某区和某两个区的职位3个。

④小结:招聘的经济业务人员职位共798个,有户籍限制的职位共85个,有户籍限制的职位数量占职位总数的10.65%。

(4)教学人员。高等教育教学人员一般不受户籍限制,因此这里主要收集的是中小学教学人员、幼儿教学人员以及其他教学人员。招聘的教学人员职位共381个,有户籍限制的职位共7个,有户籍限制的职位数量占职位总数的1.84%。

(5)小结:招聘工程技术人员、卫生专业人员、经济业务人员、教学人员等专业、技术人员职位共2669个,有户籍限制的职位共195个,有户籍限制的职位数量占职位总数的7.31%。

3.招聘办事人员的户籍限制状况

(1)文员。招聘的文员职位共132个,有户籍限制的职位共14个,占职位总数的10.61%。其中,要求是重庆市户籍的职位是11个,要求是主城某个和某些区的2个,要求是五个郊县的是1个。

(2)秘书。招聘的秘书职位共66个,其中有户籍限制的职位共5个,占总数的7.58%。要求是重庆市户籍的职位是3个,要求是主城某个或某些区户籍的是2个。

(3)行政助理。招聘的行政助理职位共24个,其中有户籍限制的职位共5个,占总数的20.83%。要求是重庆或四川户籍的职位1个,要求是重庆市的是4个。

(4)治安保卫人员。招聘的保安职位共724个,其中有户籍限制的职位共32个,占总数的4.42%。其中,要求是重庆市或四川省户籍的10个,要求是重庆市的20个,要求主城某个和某两个区户籍的2个。

(5)小结:招聘文员、秘书、行政助理、保安等办事人员的职位共946个,其中有户籍限制的共56个,占总数的5.92%。

4.招聘商业、服务业人员的户籍限制状况

(1)购销人员

①营业人员。招聘的营业人员职位共1898个,其中有户籍限制的职位共152,占总数的8.01%。这里有个特殊情况是重庆市国美电器有限公司一家就招聘1500个营业员(无户籍限制),如果不算此特例,那么招聘的营业人员职位共398,其中有户籍限制的职位共152,占总数的38.19%。要求是重庆市的是80个,要求是主城区的是72个。

②收银员。招聘收银员的职位共296个,其中有户籍限制的职位共33个,占总数的11.15%。要求是重庆市户籍的31人,要求是主城区的2人。

③推销展销人员。招聘销售人员的职位共1220个,其中有户籍限制的职位共109个,占总数的8.93%。其中,要求是重庆、四川户籍的1人,要求是重庆市的103人,要求是主城某些区户籍的5人。

④小结:招聘营业人员、收银员、推销展销人员等购销人员的职位共3414个,其中有户籍限制的职位共294个,占总数的8.61%。

(2)仓储人员。招聘仓储人员的职位共58个,其中有户籍限制的职位共11个,占总数的18.97%。

(3)餐饮、娱乐服务人员

①厨师。招聘厨师职位共153个,其中有户籍限制的职位有5个,占总数的3.27%。

②服务员。招聘服务员的职位共428个,其中有户籍限制的职位有6个,占总数的1.40%。

③小结:招聘厨师、服务员等餐饮、娱乐服务人员的职位共581个,其中有户籍限制的职位有11个,占总数的1.89%。

(4)社会服务人员

①维修工。招聘维修工的职位共74个,其中有户籍限制的职位有16个,占总数的21.62%。

②清洁工。招聘清洁工的职位共76个,其中有户籍限制的职位有0个。

③小结:招聘维修工、清洁工等社会服务人员的职位共150个,其中有户籍限制的职位是16个,占总数的10.67%。

(5)小结:招聘购销人员、仓储人员餐饮、娱乐服务人员、社会服务人员等商业、服务业人员的职位共4203个,其中有户籍限制的职位是332个,占总数的7.90%。

5.招聘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的户籍限制状况

招聘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的职位共83个,其中有户籍限制的职位有0个。

6.招聘生产运输工人的户籍限制状况

(1)生产工人。招聘车工、钳工、焊工、漆工、装配工、电工、其他技工等生产工人的职位共774个,其中有户籍限制的职位有39个,占总数的5.04%。

(2)驾驶员或司机。招聘驾驶员的职位共64个,其中有户籍限制的是19个,占总数的29.69%。要求是重庆市户籍的职位有13个,要求是主城某个和某些区户籍的职位共6个。

(3)小结:招聘生产工人和司机的职位共838个,其中有户籍限制的是58个,占总数的6.92%。

三、统计结论及建议

由上述统计可知,就整体情况而言,招聘劳动者职位共9606个,其中有户籍限制的职位有683个,占总数的7.11%。从有户籍限制的职位占招聘职位总数的比例来看,户籍限制比例最高的职位是商业服务业人员7.90%,再次分别是专业技术人员7.31%、生产运输人员6.92%、办事人员5.92%、单位负责人4.84%,最低的是农林牧副渔生产人员0%。

原因何在?笔者电话采访了招聘时有户籍限制的30家单位,其中成功采访28家。限制外地劳动力的原因,要么是诸如驾驶员等职位关系到重大财产安全,“怕外地人开车跑了”;要么是招收诸如销售人员时认为外来劳动者不如本地劳动者熟悉本地情形;要么是认为本地人一般不提供住房而外地人可能要提供住房;要么是认为本地人更“方便”;要么纯粹是“没有想过要招外地人,我们单位全是本地人啊”,或者“我们以前也是四川人所以我们要四川人和重庆人但不要其它地方的人”,这些都是心理惯性,而非理性。上述理由基本上都是站不住脚的。招聘劳动者应注重的是能力而非户籍,其余理由是对外地劳动者的直接或间接歧视。对不符合其要求的劳动者来说,是不公平的;对招聘单位来说,也可能损失更有才能的劳动者。从法学上说,是违反《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的;从经济学上说,是对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原则的违背,是对作为市场经济基本要素的劳动力正常流通的阻碍。

劳动力状况篇5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农民培训

[作者简介]盘明英,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广西南宁530007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6)09-0196-03

一、广西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现状

广西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不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民文化层次偏低。广西农村劳动力2004年有2245.36万,在农村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占4.15%,小学文化程度占32.04%,初中文化程度占51.15%,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12.66%,农村劳动力以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为主,整体素质不高。与经济发达的邻省广东相比,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数多6个百分点,而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则少3个百分点。广西农村劳动力平均文化程度仅为初中二年级水平,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农业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的程度已达11年,发达国家中美、法、德、英、日分别达到18.04年、15.96年、12.17年、14.09年和11.87年。

2.掌握一技之长的农村劳动力比例低。据抽样调查,2003年,广西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专业技术培训的人数只占13.7%,其中在外出务工人员中,接受过专业技术培训的也只占21.3%。没有一技之长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后大多只能从事一些繁重的体力劳动,就业渠道十分狭窄,基本上是从事单一的、低层次的私营矿产业、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所占比重达90%以上。据个案调查,目前外出务工遇到的最大困难中,没有技术专长、文化水平低的占到53.3%,接受过专业技术培训的劳动力在外出务工中具有明显的优势。2000年的调查结果表明,外出务工人员当中,受过专业技术培训的人员每人寄带回现金收入3294元,而未受过专业技术培训的人员每人寄带回现金收入只有2508元,后者比前者少786元,低23.9%,体现了有技术与无技术的差别。

3.缺乏合作意识。目前,广西全区共有经营性专业合作社和专业协会、非经营性专业协会、农业行业协会、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等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共4019个。其中,经营性农村合作经济组织1540多个,会员51万多人,仅占全区农村劳动力的22%。在对全区600户农民的抽样调查中,加入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也只占调查户的22.6%,有77.4%的农民不知道或不愿参加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这当中有合作经济组织的自身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农民的合作意识不强在作怪。

相比之下,我国沿海发达省份如山东省有14万个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会员达126万户。西方发达国家农村劳动力加入各类合作经济组织的比例更是高不可攀,如法国有13000多个农业服务合作社、4000多个合作社企业,90%的农场主是农业合作社的成员;日本有综合农协2500多个,专业农协3513个左右,全国100%的农民以及部分地区的非农民参加农协,现有正式会员546万人,准会员350万人;瑞典90%的农民是农民联会成员。

4.农民掌握的技术跟不上时展的步伐。广西农民掌握的技术大多为传统的种养技术,对新技术、新成果、新信息反应迟钝,缺乏接纳、消化、吸收能力。特别是一些新兴产业的专门技术,如桑蚕养殖、繁殖、防病优质高产技术,食用菌、特色养殖、新特优蔬菜、中药材等产业及产品开发现代实用技术,农民未能及时掌握,使新兴优势产业发展步履维艰。

5.思想观念落后,接受与传播新技术新工艺的意识差。在对全区600户农民的抽样调查中,愿意接受政府和其他部门推广的新品种、新技术的农民占65%,而主动寻找新品种、新技术的农民只占37%。部分地方近年来仅仅接受过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新品种新技术。

6.农民迷恋于,安于现状,缺乏竞争意识。由于农村公共娱乐设施不健全,农民的文化生活贫乏,部分农民以来打发时光。

部分农民安于现状,眼光短浅,缺乏竞争意识,在对全区600户农民的抽样调查中,由于没有技术、怕辛苦等原因,有30%的农民不愿外出打工来增加收入;54%的家庭没有增加收入的计划,在现有的家庭收入中,计划用于扩大生产经营的也不多,大部分农民增加收入后用于建房等。

由于农民总体素质低下,广西产业化经营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龙头企业普遍规模小、实力弱,产业链不长,开拓市场和带动农户的能力十分有限,64.2%的农村劳动力仍处于农业生产第一线。2003年,全国累计已实现产业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达34.9%,广西由于掌握一技之长的农村劳动力比例低,实现产业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只有26%。

(二)原因分析

1.政府对农民培训支持力度不够,培训效果差。据调查,县一级政府支持力度不够,组织培训的部门本身办公经费不足。多数乡(镇)政府没有把农民教育培训列入工作日程,没有制定长远规划,没有指定专门机构和专人具体负责,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投入不足。以阳光培训工程为例,2004年,国家给予广西的经费支持是800万元,要求培训农村劳动力8万人;2005年增加到1200万元,即人均150元。但据测算,要对农民进行一项新技术培训,使其掌握较基本的生产及简易加工贮运知识,需要经费至少400元,可见大部分的经费要由农民和地方政府负担。由于农民收入水平低,大多支付不起这些培训经费,地方政府又缺乏财力支持,造成许多培训项目草草收兵,只开花不结果,走过场,有些县份的阳光培训办公室连最基本的通信费用都无法开支。

2.教育培训资源不足,培训体系不健全。从调查情况来看,现有的农民科技教育培训机构有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农机校、农业职业中学、各种民营培训中心、乡(镇)农民文化技术学校等。这些培训部门一般只能集中在县里或乡镇举办培训班,很少能下到村屯。有些乡镇的农民文化学校形同虚设,一年里几乎不开展工作;师资力量和培训内容方面也不能满足培训要求,专业教师严重缺乏且不固定;一些培训机构的教材、方法老化陈旧,部分培训人员水平素质偏低,教学不得法;一些地区开设的专业也比较单一,学无所用,农民对培训失去基本信任。

全区有“绿色证书培训工程”、“阳光培训工程”、“农民骨干脱产培训”、“新型农民培训”等培训项目。各培训项目由不同部门管理,涉及农民培

训的工作部门有农办、教育、劳动、农业、财政等10多家,有些地方运作不规范,监管不力,条块分割,政府统筹力度不够。一些地方反映,由于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机制,各部门各自为政,没有形成合力,造成人、财、物等资源浪费。同时也不能根据产业发展、转型的要求和农民的素质状况系统构建农民培训体系。

3.缺乏专业人员的指导。以农技站为例,机构改革后,大的乡镇保留3人,一般的乡镇仅保留2人。由于人员少,一般性的公益性业务(如病虫测报,新品种实验示范推广等)都无法保障正常开展,更谈不上下村培训指导农民。例如推广抛秧技术,就在各村屯中抽一代表去看看别村的做法,让该代表回去给村民描述一下就算作技术培训了。各村屯有专业技术的农民较少,不能指导和带动其他农户共同致富。

4.片面追求应试教育,职业教育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由于受应试教育和当前尚需完善的素质教育的制约,大多数县级以下职业学校投入不足,师资奇缺,设备陈旧,职业特色淡出,担负不起培训农民的重任。地方政府也未能组织不能再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据调查,全区只有柳江、鹿寨等少数县份能组织未能继续升学的初中毕业生进行农业技能培训。而发达国家如法国,政府规定农民必须接受职业教育,且取得合格证书以后,才能享受国家补贴和优惠贷款,取得经营农业的资格;初中毕业生要学习3年,毕业后可授予农业技术员职称和获得农业高级技术员证书。

5.农民缺乏参加培训学习的激情。许多农民满足于基本的温饱需求,目光与行为短浅,不愿在学习和掌握科技上花费时间和金钱。同时政府缺乏激励机制,农民在发展经济过程中,由于项目小,难以得到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支持;在税收方面,国家没有优惠政策扶持农民,现有的政策也相对烦琐,不利于激发农民创业的积极性。

二、提高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的对策建议

1.政府要加大支持力度,提高培训效果。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方共同参与的投入机制。各级政府每年要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培训,做到专款专用,严禁挤占和挪用。鼓励公办和民办培训机构投资农民培训。教育和引导农民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拿出部分资金用于提高自身和子女的综合素质。相关部门和乡镇要把培训纳入工作日程,制定实施方案,成立农民培训工作领导小组,由党政领导亲自挂帅,并指定专人具体负责。要把培训工作列入乡镇和部门的工作目标责任制,实行目标管理,定期开展对农民的培训工作。同时加大对农村劳动力培训的宣传力度,采取灵活多样的宣传形式,增强农村劳动力培训的自觉性,扩大培训覆盖面。

2.建立健全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体系,制定实用可行的培训方案。在县级政府成立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人、财、物统一调配和使用,做到资源共享。在各乡(镇)设立培训站。从农业站、畜牧站等单位抽调1~2名专业技术人员从事培训工作,使乡(镇)培训站达到有2名以上专职人员。各乡(镇)要根据产业发展项目和培训专业的需要,围绕农民总体素质与技能水平的提高,制定实用可行的培训方案。村设培训点,由村委会主任具体负责。使全区形成完善的县、乡、村三级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体系。体系建立以后,要明确隶属关系,并按实际需要赋予相应职能,不断完善培训条件,落实培训经费,出台激励政策,使培训体系发挥应有的作用。

3.调查了解农民的培训愿望,定期下乡指导。由农民开出科技培训“订单”,农民需要什么就培训指导什么,形成一套“你点菜,我理单;你需要,我服务”的培训模式,构建产业开发一条龙培训跟踪指导方案,满足农民多方面的需求。同时加强对科技示范户的培训工作,由各科技部门定期对科技示范户进行种养技术和信息服务的指导和培训,通过科技示范户的带动,提高当地农民种养能力。

4.丰富农民文化生活。各级政府应加大对农村文化事业投资的力度,力争在各行政村建立一个阅报栏、一个文化室,逐步实现村村通有线电视。培训农村文艺骨干,积极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体育活动,广泛吸引群众参与,活跃群众的文化生活。

5.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组建由专业人才、能工巧匠组成的志愿者讲师团。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开展以理论政策宣讲、农技推广、支教扫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法律卫生宣传等为内容的服务活动,并通过实践服务活动,服务广大农民。

6.改革现行的基础教育体系。加强农村小学和初中劳动技能课教学环节的落实;在农村中学开展以绿证培训、跨世纪青年农民培训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为主的3+x试点,不断总结经验,推动工作;重新研究制定农村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评价标准,科学、客观、公正地评价农村中小学的办学效果,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同时,对农村的特困生,各级政府、学校和有关部门要给予更多的关心和照顾,千方百计防止辍学,坚决杜绝新的文盲和半文盲的出现。从源头上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

劳动力状况篇6

论文关键词:城市女性 就业 思想状况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总结了目前城市女性就业与再就业面临的现实状况,并且对由于这些现实压力所产生的思想特征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化解城市女性就业中思想压力的相应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对女性就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女性就业领域和层次都有所扩大,但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尴尬和困境,尤其是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在就业中面临的压力相对较大。本课题组对武汉市城市女性劳动力就业状况进行了调研,在调研中,我们感到,城市女性因失业、再就业的压力所引发的各种思想困惑越来越凸现,她们所表现出来的思想特征,不仅影响着女性的择业、就业、从业的整个过程,而且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女性就业与再就业问题已经成为关系到和谐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及家庭稳定的重大问题。 

 

一、目前城市女性就业与再就业面临的现实状况 

 

妇女与男子同是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具有同等参与经济的权利和地位。近年来,妇女的就业领域和层次都有所扩大,但在经济转轨社会变革过程中也受到旧传统的影响和冲击。统计资料表明,2006年,武汉市全市全社会从业人员人数为429.6万人,其中女性为189.7万人,占44.16%。公有制经济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数为14.38万人,其中女性为7.34万人,占比51%。女性就业比重在卫生业、教育业、批发和零售业和社会服务业等占比较高,在这些部门里充分显示了女性特殊的竞争实力。个体工商户中女性人数也比上年增长17.1%。但从总体来看,全市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为11.17万人,其中女性为5.67万人,占比50.76%。为了有效地分析武汉市女性就业中的思想困惑,本课题组对中心城区的部分家庭中的下岗失业女性就业与再就业状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出调查问卷600份,有效回收率507份,达90.7%。在507份有效问卷中男性共有128人,女性共有379人。调查表明,下岗失业女性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3045”后女性占多数 

“3045”后女性再就业难也是整个国家当前再就业工作的突出矛盾。与其他年龄段的下岗失业人员相比,她们受教育程度低,再就业能力弱,家庭负担重。形象地讲,她们的特点是“上有老,下有小,退休尚早,再就业已老”。她们面临的困难在于目前用人单位很少招用“3045”后的女性,而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她们的自身能力又很难适应,所以失业周期往往持续很长时间。这一矛盾对于下岗失业女性来说尤为突出,武汉市再就业女性大多集中在31—45岁年龄段,所占比例超过75%。男性与女性相比,再就业女性相对年轻化,这个年龄段女性为75.4%,男性为72.6%。 

(二)文化程度偏低 

城市女性再就业的受教育程度总体要低,特别是从事社区家政及其它公共服务性的劳动岗位者初中以下占了69.8%。据调查数据显示,在具有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下岗、失业人员中,男性高于女性,分别为66.5%和58.4%,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下岗、失业人员中,男性与女性比例分别为13.8%和10.6%,而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下岗、失业人员中则是女性大大高于男性,其比例分别为30.3%和20.3%。 

(三)收入分配上,再就业女性变换岗位的次数较多,但收入下降 

数据显示,下岗、失业女性下岗前的月收入在400—500元和500—1000元的分别占32.4%和32.7%,而在社区再就业后月收入在400—500元者却占了85.2%。因为再就业的收入报酬减少、工作地离家较远及在就业竞争方面相对处于弱势等原因,使得其变换工作岗位的占到69%,这既说明再就业女性从事的岗位具有相当不稳定性,又说明经历了市场经济的洗礼,许多女性已习惯参入激烈的市场竞争。 

(四)就业形式单一 

就业形式上,在下岗女性中,下岗前有多分布在制造业和商贸行业中,所从事的工作大多属简单重复性劳动,大部分不具有专业技术职称。再就业女性基本是从事个体等自我创业和在社区从业,这些人中84.3%都是从国有和集体企业下岗。伴随国企改革的深入,企业对用工者的知识、技能要求提高,而年龄则要求偏低,下岗女职工基本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更多的是依靠社区和职业介绍中心来实现自己再就业的愿望,由此社区日益成为安置女性就业和再就业的主要渠道之一。下岗失业前全日制就业达79.4%,再就业这种形式只有6.2%,而短期临时工占了25.5%,自我创业占了45.1%。同时女性再就业范围主要在家政护理服务占39%,社区服务管理占24.8%,从事社区公共服务性劳动及其它岗位占21.5%。 

(五)就业途径单一 

在就业途径上,女性再就业的途径主要依靠政府组织有关部门介绍和自谋职业,大约比男性多21.3%,而通过应聘、亲戚朋友介绍及自己创业来实现就业的男性与女性的比例为68.2%和57.5%,以个人努力为主的就业途径上男性高于女性。

(六)就业稳定度不高 

就业稳定度上,再就业女性对目前所拥有的工作(相对较稳定且工资相当)大都存在着忧虑感,她们最担心的是“工作不固定,只是临时性的,说不定哪天又会失业”,调查发现有此想法的占了84.3%,比男性多了5.9%;其次是“用人单位为自己未办理保险”害怕工作没有保证的占了40.1%;三是“工资待遇低,未签订劳动合同”,而担心失去工作的占了58.4%。 

(七)寻找再就业的条件上,就业与再就业女性求学与提高技能的欲望在增强 

根据调查显示出45.2%的下岗、失业女性普遍认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学历和一门技术特长是就业与再就业的重要条件,57.1%的下岗、失业女性急切的渴望通过各类职业培训升华自身的综合素质以适应就业岗位的素质要求。除此之外,女性还觉得年龄和相貌也是求职的重要砝码,比例达到44.8%,包括婚姻、性格等因素在内的苛刻要求给女性就业都带来更多的困难。 

 

二、目前城市女性就业与再就业的压力中的思想特征 

 

据调查统计,由于男性与女性在文化程度、技术能力、社会活动范围、职业威望等方面存在差别,男性较女性在竞争中的条件较为优越,于是在同等竞争面前,男性就会获得比女性更多的机会,使女性被淘汰的可能性增大,女性的确感到前所未有的困惑和压力。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传统观念导致女性在就业中产生较低的职业期望 

从城市女性自身角度看,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弱点,加上受传统男尊女卑、男主女从观念等观念的影响,女性产生自觉从属于男性,产生男强女弱的社会观念,而大众传媒也有意无意的将女性和家务劳动、厨房、照料老人孩子等联系在一起,这样就强化了公众心目中的女性角色定位。即便是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对男女两性也普遍持有不同的职业期望,男性被认为将有更高的工作绩效,女性在职业声望上不如男性。这样,女性自身也产生了依附、自卑、狭隘、守旧、心理脆弱等心理弊端,成为她们自身发展的障碍。同时,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歧视,也使得女性就业在现实中社会中仍处于劣势,就业的障碍往往多于男性,这甚至对于有着较高文化程度的女性也不例外。一些用人单位随意提高女性就业标准,在同等条件下,男性会获得比女性更多的机会,使女性被淘汰的可能性增大。这无形中使得女性就业中的自卑和失落的心态更为严重,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二)传统就业观念导致女性对职业选择的畸型化思维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一些传统的就业观已深深地烙在人们的思想记忆里,对女性来说,机关单位是最铁的、最稳定的、最有保障,舒适的办公室的工作以及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以及金融行业里做个白领、金领才是最体面的,稳定的技术操作工作应该作为择业的首选。而社会发展过程中急需人才的第三产业一旦沾上“服务”二字,就被视为低人一等或者不屑一顾的工作,这样,她们的择业观就常常表现出与社会发展需要的不一致性。她们难以摆脱的主体特征,不可避免地影响她们的思维理念,导致她们在就业过程中似乎非常小心,不愿去努力争取。其实这恰恰反过来限制了自身的机会与发展,生存空间越来越窄,害怕竞争,畏惧挑战,排斥服务性行业。统计表明,城市女性的就业眼光57.5%盯在了国家机关,42.6%放在了金融、保险业,48.2%投在教育、文化等事业单位上,社会服务行业仅仅排在第九位。 

(三)传统观念导致女性扮演就业与家庭的双重角色 

现代女性在单位和家庭中扮演着双重角色,承担着家庭和单位的双重责任。而女性面临着生产、哺乳等现实问题。而对企业来说,企业存在的最重要的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由于女性的生理和婚姻因素,以及生育保险费用和女工劳动保护费用等,使得女性劳动力的“性价比”低于男性劳动力,从而成为限制女性就业的一个瓶颈。而在一些“三资”、个体、私营企业中,有些企业为了降低用工成本,将女工劳动保护和妇女保健等开支一减再减压到最低,对国家制定的女工劳动保护、女工禁忌劳动范围等缺少了解或根本就无视其存在。有些单位实行起“内退”,比正常退休年龄提前5-10年,一般女性45岁左右,正值创造成果最佳期,却失业下岗,女性职工的保障荡然无存。 

另外,部分女性在年轻时上进心、事业心较强,结婚生育之后,随着家务负担的加重,对工作成就和自身事业上的发展关注程度减弱,投入精力亦相对减少。自身工作价值取向由以事业与经济综合动因为主转为以经济动因为主。这种从表面上看似乎迫不得已,被视为"很正常",往往还受到人们称赞的女性心理取向,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女性事业上的发展和成功欲望,养成了得过且过的心理,也成为用人单位不愿录用女性的口实。同时,这种依赖或弱势的趋向也成为女性就业的严重障碍。

三、化解城市女性就业中思想压力的思考 

 

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人们的观念形态、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评判标准也在发生着深刻变化。这些将给思想政治工作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原来很多排解矛盾、困惑思想的内容和方法不再适应甚至失效,我们必须根据这种变化不断调整我们的化解内容、工作机制和工作方法,根据在这种变化中她们产生的新的利益需求来校正我们工作的针对性和工作重点。 

(一)依据女性的自身特征,提高她们的自我调适能力 

就业竞争的异常激烈,社会生活节奏的变化,新的社会问题和新的社会矛盾涌现,都将加大女性的思想负荷,造成思想矛盾,心理失衡,心理变态,心理困惑等。对此,化解的思想教育不仅仅只是思想问题,还是社会问题。所以,我们一是要善于从实践的角度,从人或女性的具体行为活动中掌握她们的思想行为倾向,从而采取有效的排解措施。二是要在实践中启迪她们的思想觉悟,打开她们心结的枷锁,通过大量的现实,加深对目前社会的理解,使模糊认识变得清晰,过激思想得到矫正,健康心理得到巩固,克服各种消极心理和行为偏差,实现社会规范行内心信念和行为习惯转化。三是要改变以往的思想疏通方法,从传统的单向灌输转变到双向交流上来,从显性教育向隐性显性结合转变。 

(二)依据女性的地位特征,保护她们的劳动需求 

政府应通过各种渠道在对待女性就业与再就业问题上,把她们置于主体地位,高度的关注她们的合理需求,以法律的形式坚决遏制女性在工作职场中受到权益侵害、随意(下转第218页)(上接第211页)解雇、低工资使用和随意剥夺她们的“生育权”、“哺乳权”,让她们的需求得到重视,让她们的声音能够被社会倾听,让她们的心理积淀得到排解,束缚的身心得到放飞,扭曲的认识得到矫正。同时,要改变女性再就业获得的社会援助仅限于妇联、工会等,要使全社会形成对女性的就业和再就业的尊严需求,对她们的正当个人意愿、个人选择给予足够的肯定,要使每位女性发现自己能够在新的时代列车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彻底的消除传统就业工程模式强加给她们的印记与阴影。同时,还应发挥政府监督管理部门、各级工会、妇女组织在妇女劳动保护中的作用。 

(三)打破女性传统的就业思想,重塑她们的择业价值观念 

当代城市女性对工作价值的认识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群体特征,在职业价值取向有着非常多元的、个人化的理解。也就是说,女性普遍较看重的是职业与社会地位的相称,劳动虽光荣,但如果这个劳动、这份工作不但不能提高其社会地位,相反有可能降低她的社会地位,那么这个劳动就不是一份有工作价值的职业,而只能是一份可以赚钱的“活”。从机关事业、国企下岗的城市职业女性一直有着工作编制上的优越感和职业自豪感,常常沉溺于较强的职业价值自我认定中,于是她们在某些职业的大门外徘徊,不轻易跨进门槛,因而,形成了下岗女性既有着强烈的再就业要求,又在择业上有所顾忌,而盯着社会地位的现状。这就要求我们对她们灌输新的理念,即:任何职业都是一种生产领域,任何职业都需要综合素质与能力,需要高知识、高水平、高技能;需要塑造新的择业观、义利观、荣辱观、苦乐观、幸福观。我们要抓住价值观这个根本,引导女性树立积极的、奋发向上的择业价值观,同时引导她们正确认识、处理、解决这种价值观与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求利原则的关系,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观。 

(四)政府提供各种机会,开通女性就业方便渠道 

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职业的巨大发展潜力,多数的城市女性一无所知或知者甚少,她们在就业再就业方面总想依赖政府的行政调节,依赖原有单位的组织解决,她们所能得到的信息,大都是从亲朋好友、劳动力市场提供的一些传统的商业、服务业的简单工作。因此市委市政府要采取有效措施,尽可能提高女性获得就业与再就业的机会,特别是对那些为女性从事经济活动及创业提供资源服务支撑,将女性列为服务对象的机构提供政府支持,以鼓励她们在就业市场上获取更多的就业机遇,打开更大的就业市场,使广大女性在求职的道路中轻装上阵,以愉悦的心态面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以放松的心情面对竞争的压力。 

总而言之,女性就业与再就业受到冲击所带来的一些偏激心态,必然对城市女性生存与发展产生消极影响,我们通过对这些消极影响的把握,更好地激发她们的积极性,提升她们自身素质,从而开辟一个女性生存发展的无限广阔的自由天地,以昭示其独特的女性魅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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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状况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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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状况篇8

1研究背景

老年人的经济状况一直是我国老龄化研究中的热点问题,研究表明,老年人的经济收入主要有三个来源:子女或亲属供养、老年人的劳动收入及离退休金收入(杜鹏、武超,1998)。从目前对老年人经济收入状况的研究来看,经济收入通常包括劳动收入、离退休金、子女供养等赠与和转移性支付在内的所有收入。家庭成员供养和离退休金收入作为家庭养老和离退休制度的重要成果,已经引起了很多专家和学者的关注。而老年人作为劳动年龄人群之外的非正式劳动和工作人群,他们的劳动收入状况却少有人去分析。

研究显示,老年人的居住地点对其经济收入有所影响(乔小春等,2005),而这一地区差异可能是因为老年人居住地经济状况的不同所引致的。Joseph和phillips(1999)调查发现,中国东部浙江省的一个富裕社区提供了大量资源用于对老年人的照料,而这些富足地区的人均收入高,家庭自身所能提供的养老资源也更为丰厚。对印度尼西亚老年人的研究发现,与城市老年人群相比,农村老年人的经济状况相对较差(LauraRudin,1993)。我国东、中、西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也对老年人的经济状况造成了显著影响,东部地区老年人的整体经济状况好于其他地区(爱德华•帕默、邓曲恒,2005)。但上述研究中的老年人经济状况包括劳动收入、离退休金、子女供养等赠与及转移性支付在内的所有收入。

2005年抽样调查数据显示,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中近28%的老年人主要依靠自己的劳动收入生活,其中东部老年人为22.8%,中部老年人为29.2%,西部老年人为33.4%(根据2005年抽样调查1%数据计算)。上述事实表明,超过四分之一的老年人依靠劳动收入维持日常生活,而且老年人对劳动收入的依赖趋势由东部到西部逐步加剧。那么老年人的劳动收入是否与其整体经济收入状况一样存在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尽管有研究显示,我国老年人的经济状况存在明显城乡差异(杜鹏,2003),但在分离掉城乡社会保障体制所造成的差异之外,老年人劳动收入的城乡差异是否继续存在?截止目前,上述问题尚无定论。

迄今为止,陆续有研究分析老年人群体内部的经济状况差异,并提供了可能的影响因素。对美国老年人家庭的研究表明,养老金是老年人家庭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家庭之间的收入差异主要是由于老年人家庭的人口年龄结构特征差异所造成的(RosemRubin,2000);配偶存活的老年人经济状况较好(Radner,DanielB,1995);女性老年人的贫困率远远高于男性(KalmanRuppetal.,2003);对澳大利亚的研究发现,老年人、低学历人群的贫困发生率呈上升趋势(Rogerwilkins,2007)。而对中国老年人的经济状况研究也发现存在显著的性别和年龄差异:男性老年人高于女性老年人;低龄老年人的经济收入高于高龄老年人(杜鹏、武超,1998;王树新,1996)。爱德华•帕默、邓曲恒(2005)和乔晓春等(2006)的研究表明,受教育水平越高的老年人中贫困人口的比重较低;后者同时指出,夫妇双方共同生活的老年人中贫困人口的比重低于其他老年人群。但上述国内外研究中涉及的收入或者经济状况均是综合考虑了劳动收入、离/退休金、家庭成员供养等各种形式的收入后做出的判断。作为对老年人经济收入构成的进一步分析,如果仅限于老年人的劳动收入,上述结论是否成立,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西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为老年人群提供了相对充足的经济支持,并因此成为老年人收入的主要内容。也许是因为劳动收入在老年人整体收入中所占比重太低,迄今为止,国外对于老年人群劳动收入的专门研究还很少见。但是,对于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尚不完善的中国而言,接近30%的老年人仍然以劳动收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对老年人劳动收入的影响因素及其地区差异的分析,将有益于进一步揭示老年人贫困的原因,为制定有针对性的措施以缓解老年人的经济压力,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提供借鉴。因此,本文将试图通过对2005年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来研究老年人劳动收入中可能存在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并揭示其主要影响因素。

2研究设计

2.1研究方法

文章分析数据源自2005年10%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选取年龄在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以其中从事劳动的老年人为研究对象,以其通过劳动获得的收入为因变量。

本文将通过描述统计,揭示东、中、西部城乡老年人劳动收入水平和地区差异。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东、中、西部城市和农村劳动人群的月平均收入(取自然对数)水平的线性回归分析,探讨年龄、婚姻状态、健康状况、医疗和养老保险、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老年人劳动收入的影响,及其存在的地区差异。

在研究中,将2005年抽样调查数据中来自城市的老年人群归为城市人群,来自镇和县的人群归为农村人群,分别进行回归分析。文中对东、中、西部的划分是根据各省的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水平进行的。将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共10个省市划分为东部地区;将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共11个省市划分为中部地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共10个省市划分为西部地区。

2.2自变量和因变量

本文中老年人的劳动收入指老年人在抽样调查时点的上个月所从事的经济活动的全部收入,包括现金和实物。此处的劳动收入指从事经济活动获得的收入,不包括财产收入、转移性收入等非劳动收入。在对老年人经济收入水平(对数)的oLS回归中,以月平均劳动收入的对数值为因变量。

随着时间推移,老年人从事体力和脑力活动的能力均有所下降,年龄成为老年人参与劳动和获得劳动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由于样本规模很大,在oLS回归中,年龄以连续变量进入模型。此外,老年人的婚姻状态、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医疗和养老保险等变量作为与老年人身体状况、社会支持资源和经济状况密切相关的因素,也是可能影响老年人劳动收入水平的重要变量。因此,在本文的回归分析中将上述因素作为自变量纳入分析模型。变量的设置为:婚姻状态(1有配偶;0没有)、健康状况(1健康;0不健康)、受教育程度(0未上过学;1小学;2初中;3高中;4大专及以上)、医疗(1有;0没有)和养老保险(1有;0没有)。在上述自变量中,以取值为0的分类作为参照项。

3描述统计―老年人的劳动收入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布

3.1老年人群的劳动收入状况及其地区差异

图1提供了对2005年抽样调查样本中从事劳动的老年人群的月平均劳动收入曲线。为了对比收入的城乡差异和东、中、西部地区差距,统计曲线依照三个地区的城市和农村人口分别绘制。曲线展现了老年人群劳动收入的三个重要特征:城乡差异,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和年龄差异。无论在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地区,各地区对应的城市老年人按龄收入变化曲线均在农村老年人平均劳动收入曲线的上方;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人群中,对应的东部、中部、西部老年人群按龄劳动收入变化曲线均呈上、中、下的顺序分布。上述两个事实说明,城市老年人的劳动收入水平高于农村,且东、中、西部老年人的平均劳动收入水平依次下降。观察老年人的劳动收入水平按龄变化趋势可以发现,随着年龄增加,老年人群的劳动收入水平不断降低。此外,城乡老年人群的劳动收入曲线的波动幅度说明,城市老年人群的劳动收入的变动幅度较高,地区差异较大,而不同地区的农村老年人群的收入曲线则相对平缓,且地区差异较小。

在经济学模型中,收入增长多以指数方式进行,而以往研究在对劳动收入或经济收入的回归模拟中,也通常对其进行对数处理,图2提供了东、中、西部地区老年人劳动收入对数值的按龄变化趋势,从曲线形状来看,取对数的处理方式并没有改变地区和城乡之间的差异模式。

考虑到老年人劳动收入的地区差异,以及这种差异会对劳动收入水平的其它影响因素产生作用,在本文接下来的回归分析中,针对东、中、西部的城市和农村老年人群分别进行回归模拟,以揭示自变量在不同地区的作用方式。

3.2影响老年人劳动收入水平的主要因素

表1提供了东、中、西部的城市和农村地区中,影响老年人劳动行为的相关变量取值的描述统计。对比东、中、西部地区中继续从事劳动的老年人群的相关特征变量取值,可以发现存在以下地区差异:东部老年人群的年龄略高于中西部人群,前一人群中男性、有配偶者、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有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的老人所占比重均高于其它地区人群。由此推断,虽然东部地区继续劳动的老年人的平均年龄较大,男性较多,但其中无配偶的人的比例却低于中、西部地区,作者推测,这与东部地区较高的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有关。从人群整体的经济保障状况来看,中、西部的养老保险特别是医疗保险的覆盖率低于东部。

对比表1中城市和农村地区老年劳动者的特征分布可以发现,城市老年劳动人群的平均年龄略低于农村,其中男性老年人和在婚的老年人所占比例均高于农村人群,而且上述特征在东、中、西部均有所体现。年龄、婚姻状态、性别间接反映了人群的健康状况,而从这些侧面信息推断,城市中的老年劳动人群的健康状况优于农村,这一事实与表1中健康老年人群的城乡分布完全一致。从东、中、西部老年劳动者的社会经济特征分布来看,农村老年人群在经济状况方面居于劣势地位。农村老年人群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所占比重低于城市人群,其中高中和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群分布的城乡差距特别突出。拥有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老年人群在城市人群中的比重也超过农村人群。上述情况说明,与城市老年劳动人群相比,农村老年人群的身体健康状况和社会经济状况都较差。如果从劳动能力和经济收入关系的逻辑上来分析,似乎劳动能力较差的人只能获得相对较低的劳动收入,事实果真如此吗?除了身体因素之外,中国老年人群劳动收入的地区差距中还有哪些因素在发挥作用?本文下一步将通过对个体的回归模拟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0%子样本计算。

4回归结果

表2中的oLS线形回归输出结果显示:年龄、性别、婚姻状态、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以及养老、医疗保险和居住地属性均与老年人的收入水平显著相关。男性、年龄较小、有配偶、身体健康、文化程度较高、有医疗和养老保险、东部地区和居住在城镇的老年人的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对比模型1至模型6的逐步回归结果发现,在逐步引入年龄、性别、婚姻状态、健康状况、文化程度、以及养老和医疗保险等控制因素后,地区属性对老年人收入水平的直接影响不断下降。以下将详细说明控制变量引入过程中的地区差异变化。

模型1的结果显示,与东部老年人相比,中、西部的老年人的收入显著偏低,中部的老年人的收入水平仅为东部人群的80%(exp(-0.217)),而西部人群的收入水平则为后者的65%(exp(-0.426))。模型2的结果说明,城市老年人群的收入水平约为农村人群的1.52倍。对比两个模型中东、中、西部地区属性对老年人收入水平的影响幅度可以发现,引入城乡属性作为控制变量后,老年人收入的东、中、西部地区差距有所减弱,中部老年人的收入上升至东部人群收入的83.3%,西部则上升至67.6%。上述事实说明,东、中、西部老年人群收入水平的地区差异部分是由于地区之间的城市化水平差异所产生的,由东到西,城市化水平逐步降低,从事劳动的老年人群中城市老年人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见表1),因此导致老年人群的收入水平不断降低。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的10%子样本计算。

注:回归结果均在p

模型3的回归结果表明,随着年龄增加,老年人劳动收入不断下降,男性老年人、有配偶的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分别超过女性和无配偶的老年人群。回顾表1中东、中、西部老年人群的特征分布,可以发现,与东部老年人相比,西部老年人群的平均年龄较低,女性所占比重较高,丧偶老年人较多。因此,在控制了性别、婚姻和年龄因素的直接影响之后,劳动收入的地区差异有所减小,东、西部地区老年人的收入水平之比由模型2中的1∶0.676,上升至模型3中的1∶0.694。对比表1中老年人群的年龄、性别和婚姻状况分布的城乡差异可以发现,农村老年人群的平均年龄较大,丧偶比例较高,男性所占的比重较低,而上述因素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农村老年人劳动收入偏低的现象。因此,在引入上述控制变量以后,模型3中的城乡差异较模型2有所下降(1.521.46倍)。

观察模型4中城乡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对收入水平的回归系数,可以发现,身体不健康的老年人的收入较低,约为健康老年人收入的80%(exp(-0.224))。而表1的统计结果表明,从东至西,老年人中身体健康者的比例逐步下降;且城市老年人中身体健康者的比例高于农村人群。基于老年人群整体健康状况存在的城乡和地区差异,以及回归结果中揭示的健康状况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可以推断,老年人群整体健康状况的地区差异进一步扩大了老年人群收入的地区差距。对比模型3和模型4的结果发现,在模型4控制了健康状况之后,中、西部地区属性和城乡属性对老年人群收入的直接影响幅度(既回归系数)明显减弱。

表2的结果表明,受教育水平是影响劳动收入的重要因素,文化程度的提高导致收入水平持续增加。比较模型5中对应变量的回归系数可以发现,高中文化程度的老年人的劳动收入是未上过学的老年人的1.80倍,而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老年人的劳动收入则骤升至后者的5.1倍。在引入文化程度作为控制变量后,模型5中地区属性变量的回归系数较模型4有所下降,说明高学历人群在东、中、西部及城乡地区老年人群的不同分布进一步扩大了老年人群收入水平的地区差异。作为老年人社会经济状况重要标志变量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也能显著提升老年人的收入水平。模型6的回归结果显示,有养老保险的老人的劳动收入是其他人群的1.45倍,有医疗保险的老年人的收入是无医疗保险人群的1.08倍。在引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解释因素后,模型6中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对老年人收入的直接影响较模型5显著下降。

5讨论

分析展示了老年人的个人特征和社会经济状况等因素对劳动收入的显著影响:男性、年龄较小、有配偶、身体健康、文化程度较高、有医疗和养老保险的老年人的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对上述因素进行归类可以发现,年龄、性别、身体健康状况、婚姻状态都直接或间接反映了老年人的劳动能力。与其他老年人相比,身体状况较好(男性、年龄较小、有配偶、身体健康)的老年人可以获得较高的经济收入。此外,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老年人的劳动收入水平逐步增加,且教育对劳动收入的促进效用在从高中到大专的跨越中尤为明显,这恰恰符合教育收益率的变化规律。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存在一方面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老年人的经济压力,在这一前提下老人可以更自由的根据意愿选择工作,而工作报酬也是他们筛选工作的重要条件。因此,从个体老年人的角度来看,越是身体健康、有良好的劳动能力和社会经济条件的老年人,他们所获得的劳动收入也越高。对于那些获得较低劳动收入的老年人而言,究竟因为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较差、文化程度较低,从而导致工作能力较低,并因此降低了收入水平?还是由于社会经济状况居于劣势,迫使他们不得不继续劳动,也因此没有多余的机会去选择工作报酬?或者是因为社会经济状况的劣势地位同时昭示了他们无法获得更多的工作机遇,也就无从选择薪酬的高低?上述疑问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中国老年人群的劳动收入水平存在地区差异,这种地区差异包括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也包括城乡差异。本文对继续从事劳动的老年人群特征的描述统计和对老年人收入的回归分析共同揭示了造成收入水平地区差异的主要因素。男性、有配偶、身体健康、文化程度较高、有医疗和养老保险的老年人的收入水平相对较高,而这恰恰是具有上述特征的人群在各地区老年人群中所占的比重从东至西逐步降低,这一事实说明,老年人群收入水平的东、中、西部地区差异有一部分是老年人自身的健康和社会经济状况的个体差异所造成的。与此类似,个体的健康状况、文化程度特征的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收入的城乡差异:年龄较小、男性为主、身体健康、文化程度较高,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覆盖率较高等相关群体特征成为解释城市老年人收入水平超过农村的重要原因。

尽管老年人的个人特征和相关社会经济因素的引入,降低了回归模型中的地区和城乡属性对老年人收入水平的直接影响幅度,但中、西部的地理位置和农村属性对老年人收入水平的负面作用却始终显著存在。这一结果说明,除了老年人的年龄、性别、身体状况、文化程度、社会支持资源等个体因素影响以外,区位和城乡属性等宏观因素也对老年人的劳动收入水平存在显著影响。而区位、城乡属性等因素不仅意味着地理位置、自然生存环境的差异,也体现了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等因素造成的宏观社会差异。可以说,老年人自身的个体微观差异和宏观社会环境差异共同导致了老年人群劳动收入水平的地区差距。而老年人劳动收入水平的城乡和地区差异也揭示了老年人整体经济状况存在地区和城乡差距的原因。个人因素对老年人劳动收入水平的影响说明,那些年老体弱、丧偶、文化程度较低的老年人需要更多的社会支持,而地区和宏观社会因素对老年人劳动收入水平的显著影响表明,生活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老年人需要给予更多关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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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树新.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与居住生活质量.人口与经济,1996;2

劳动力状况篇9

【关键词】高职教育;劳动力市场;适切性;路径选择;预测模型

【作者简介】王全旺,山西大同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博士;赵兵川,山西大同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讲师。硕士。山西大同037009

【中图分类号】G718.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7-0223-04

就业导向的高职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做到与劳动力市场对其培养的人才的需求数量、结构和质量的适度匹配是高职教育持续、健康、科学发展的基本准则和必然要求。但要做到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适度匹配与协调发展,并非易事。根据麦可思的调查,2008-2010届高职高专毕业生半年后的专业对口就业率分别是61%、57%、59%。且2010届高职高专毕业生有63%的人认为目前的工作与自己的职业期待不吻合。有研究显示。职业教育毕业生从事与他们所受到的培训越是接近,他们的生产率与工作满意感越高。如何才能使高职教育的各种课程与工作相匹配?如何保证毕业生从事的工作与专业对口?必须在考虑高职教育供给与劳动力市场和整个社会需求的运作过程中才能找到答案。

一、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原因探析

高职教育毕业生非对口就业以及职业期待不高的现实状况。反映出高职教育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匹配。导致不匹配的因素可能很多,本文将借鉴经济学理论中的蛛网理论进行分析。

蛛网理论解释了为什么特定类型的市场价格会受周期性波动的支配。该理论描述了在价格未知以前,必须确定生产总量的市场中。供给与需求的循环互动过程。此时。生产者对价格的预期是基于对先前价格的观察。蛛网模型中供给决策与需求间存在“时滞”。以蛛网理论应用于农产品市场来说明农产品价格随供给和需求循环波动的关系。假定,由于不可预料的恶劣天气原因,农民玉米作物的产量超乎寻常的低,农产品市场上玉米供给短缺。导致玉米价格升高。如果农民预计玉米高价的状况将持续。来年他们将增加玉米作物的种植量。因此,农产品市场玉米的供给量增加,导致价格降低。如果农民因此又认为玉米价格将持续走低。他们将减少玉米的种植量,最终导致玉米价格再一次升高。

在一定程度上。高职教育的人才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间与上述描述有相似之处。由于高职教育人才培养具有周期性,教育对象人力资本投资决策行为的确定与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刻也存在“时滞”。此外,由于信息不对称,劳动力市场需求存在不完全透明性以及远期变化非预期性特征,导致学生及家长在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时往往可能是“短视”的。他们在高职教育入学专业选择过程中。往往主要根据以往此类专业毕业生就业机会的大小和工资收入的高低而确定。以往工资高、劳动力市场需求旺盛的专业,即所谓的“热门”专业,往往是学生和家长选定的主要对象。因为他们预计此类专业未来劳动力市场需求以及工资都比较理想。而正是由于该种预期。导致出现以往求人倍率高、收入可观的高职教育专业毕业生在毕业进人劳动力市场的时候出现过剩的现象,其投资的收益下降(假定工资即其收益)。反之,一些近年来较“冷”的专业。由于大多数学生及家长都不愿意投资,使得此类人才的劳动力市场供给短缺,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用人单位不得不提高工资以便能招聘到合适的人才。一种理想的、难以企及的状态是经过几个周期的波动后,劳动力市场上某种类型专业人才供给与需求正好匹配。即我们所期望的均衡状态。

二、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协调的路径选择

(一)人力资本高职教育投资的特殊性

理论上,随着产品价格及供需的周期性波动。市场参与者的行为趋于理性。蛛网模型的均衡状态,远期内是可以实现的。但就短期而言。产品的生产者往往会出现决策失误。

高职教育本身也是一种“人力”生产过程。学生既是投资者,也是“产品”。人力资本的教育投资与私营企业等一些商业投资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教育决策的直接面对者是学生及家长。他们通常并没有该方面的丰富实践经验,且决策一旦形成后基本不能再改变;而商业投资者往往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他们凭借自身的智慧不断获取市场的反馈信息,当有新的商机出现时,他们可以重新修订和评价自身的决策。

此外,人力资本的高职教育投资不仅需要物质投资,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学习者本身时间、精力和青春的投资,而后者对于人的生命来讲是不可逆的。商业资本投资在损失出现后有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加以补救,即使不能弥补,所受损失最多是财务资本。人力资本教育投资具有投资回收期长、能动性和创造性等特点。因此,如果决策失误,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的机会成本要大于商业资本投资。教育上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失误所带来的损失,不仅限于学生及家长。教育部门、国家和社会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

(二)劳动力市场预测的重要性

作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之一,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有力地促进了当代美国高等教育的变革。但美国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紧密联系也并非始终存在。早期美国的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比较松散。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高等教育逐步适应劳动力市场发展变化的需要,二者之间才逐步建立起一种保持适度张力的紧密联系。

在我国,劳动力市场真正形成的时间还很短,仍有诸多不完善、不健全的地方。加之,我国高职教育的急速发展并非完全源于劳动力市场的客观现实需求。国家政策行政命令的推动起到极大的主导作用。更何况,我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高职教育发展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协调、配合且保持适度张力的机制远未形成。美国与欧洲的一些国家,如美国的劳动力统计署(BLS)与爱尔兰的经济与社会研究院(eSRi),为了促进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相互匹配,均开展了有关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预测的研究工作,并定期出版各类教育与职业的未来劳动力市场状况信息。

通过劳动力市场预测,一方面可以为政府部门的决策者、公共就业服务和机构、用人单位以及教育部门提供某些专业和职业的未来供需状况等信息。依据这些信息,政府决策者可以制定高职教育发展的相关政策;而其它相关部门也可结合自身的实际,制定未来发展的相关政策,从而在系统内部作出一些适度的调整。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预测涉及宏观层面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产业结构等信息,可以作为学生及家长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参考;还可为用人单位和就业服务机构制定人力资源规划、设计就业培训项目提供重要的前瞻性信息。而这与蛛网理论中蛛网摆动的基本形成原因是由于生产者生产行为的决定是基于对先前价格的未来预期,从而造成市场上产品供需不合理的基本假设是不同的。

蛛网理论假设学生形成他们的决策完全是基于劳动力市场的现实状况而不是未来状况。换句话说,学生把当前某一专业的劳动力市场地位等同于(或大致等同于)未来实际状况。由于信息不对称,学生缺乏对劳动力市场信息的总体把握。他们几乎不可能预估到某一专业未来真实的劳动力市场需求。他们唯一可以使用的劳动力市场信息指标是其直接表现形式,如现行工资或获得工作的可能性。这也是导致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的重要因素。蛛网行为导致的不协调是开展专业的公共劳动力市场预测的期望所在。通过专业预测可以辅助学生及家长、就业机构、政府决策部门、高职高专教育部门决策的制定与选择,进而使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不匹配可能得到实质性的改进。

考虑到高职教育的区域性特征十分明显,也即高职教育的毕业生一般是在本区域范围内就业(本文不探讨毕业生的区际流动)。而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协调问题本质上也是区域性的,即通常我们是以某区域范围内劳动力市场上人才的供给与需求作为衡量招聘人才问题的难易程度指标的。所以有关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预测应以特定区域为对象。此外,长期而言,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太多,因此,中短期区域劳动力市场预测是比较合适的(假定短期内社会经济不会发生大的波动和急剧变化)。

市场的绝对完善只能存在于理论分析中,所以供需间的绝对匹配与均衡也是不可能的。开展劳动力市场预测的意义在于可以提供不同类型职业以及高职教育专业未来劳动力市场供需信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缩短蛛网模型中的“蛛网”摆动过程。不仅如此,由于影响劳动力市场供需均衡的因素十分复杂,而且学生必须做教育选择时经验匮乏,而这样少有的几次决策对于他们职业生涯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所以通过开展预测,为学生家长及教育部门等机构提供不同专业、职业劳动力市场地位的中短期预测,对于促进高职教育的科学发展,推进高职教育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尽可能匹配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工业化中后期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紧密联系的建立意义深远。

三、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预测模型的理论探讨

(一)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预测的基本思路

按照蛛网理论,价格随着市场供给与需求发生波动的同时也对供需双方起着调节作用。就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就业状况而言,“买方”占主导优势,即对高职教育的发展而言是需求导向的。对劳动力市场的预测。或者说是寻求未来劳动力市场供需均衡的中间态时,应遵循:未来劳动力市场对高职教育毕业生需求态势的分析高职教育供给现状的分析未来与现实之间的差距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规划的确定(或者说是学生及家长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确定)的基本分析框架。

预测期,劳动力市场需求可以划分为由于未来就业水平的变化而引起的对高职教育专业人才的需求和由于退休及职业流动而形成的对高职教育专业人才的需求。可把这二者称为高职教育毕业生的新增就业需求。劳动力市场高职教育毕业生的供给可划分为由应届高职教育毕业生形成的供给和由于同类型人才的短期失业而形成的供给。高职教育专业人才劳动力市场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差额可用未来劳动力市场状况指标来衡量。

按照上面的分析框架。预测模型可采用层级分解法。首先确定由于就业水平的变化。每一国民经济部门(可采用联合国标准产业分类法)对高职教育类专业人才的需求,然后根据产业与职业类之间的对应关系,分解到劳动力市场每一职业大类的需求,最后再分解到每一职业小类(职业小类与高职教育专业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的需求:职业小类对高职教育专业人才的需求与由退休及职业流动而形成的对高职教育类人才的需求共同构成每一职业小类的高职教育专业人才需求。劳动力市场高职教育类专业人才的供给,可以通过统计处于短期待业状态且有就业意愿的高职教育类专业人才。以及劳动力市场应届高职教育毕业生二者共同确定。按职业小类统计得到的高职教育专业人才需求与劳动力市场高职教育专业人才供给之间的比值就是高职教育专业人才未来劳动力市场就业前景指数。该指数越大,此类高职教育专业人才就业前景就较好,相反则就业较差。根据就业前景指数的取值范围,可以采取定性描述的方法,如,非常好,较好,一般,较差,很差。这种定性描述比采用确切的数值更容易让人接受。政府的决策者、就业培训机构、职业教育部门以及学生家长可以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这些信息进行有选择的应用。

(二)劳动力市场前景衡量指标

B0rghans认为个体可以根据各类不同教育的劳动力市场前景调整他们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Heijke,H等认为,通过预测的方法,提供充分可靠的有关各职业和教育的劳动力市场信息以增加其透明性,不仅便于学习者选择相关专业和进行教育投资。更能进一步实现在无需直接的政策干预的情况下,使教育系统与劳动力市场相互适应。

在我国。学生选择何种专业是在其进入高职院校之前就确定的,入学后一般更换专业的可能性很小。在实用主义和工具理性前提的假设下,学生选择何种专业一般首先考虑的是工资和该专业的劳动力市场前景。当然,学生自身的喜好也是专业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喜好、能力和劳动力市场状况是影响个体决策的重要因素。但学生个体的喜好和能力对某一学生个体而言是特定的,对学生个体决策选择的影响是相对恒定的。因此,劳动力市场状况就成为影响个体决策的重要变量。但正如Havek所言:“决策者决策的作出会受到许多信息的影响,我们必须将价格体系看成信息交流机制。”市场经济环境中,几乎所有相关的信息,除个人喜好外,都将反映在价格中。也即,除个人喜好外,专业的选择将由价格决定,例如工资(部分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反映)。衡量劳动力市场状况的指标很多,但考虑到数据等相关信息获取的现实可能性。对高职教育专业选择起重要决定作用的劳动力市场预测指标信息可以简化为工资和就业机会。

工资是由与某一特定专业相关的产业部门的工资总和测量的,由该产业部门总从业人员分配。就业机会可看作是由相关职业从业人员与失业人员分享的某产业部门的岗位份额。根据劳动力市场分隔理论,当某类职业处于主要劳动力市场地位时,工资高、工作条件好、就业稳定、安全性好、管理规范、升迁机会多,相应的渴望进入该劳动力市场从事该职业的人员就会增加。反之。则减少。

劳动力状况篇10

关键词:农业产业化;剩余劳动力;转移;对策

自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业生产力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伴随而来的是农业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的矛盾问题,如规模较小的农业户与农业现代化的冲突,农业户的收入越来越低的问题,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问题等,这严重阻碍了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完善,这就需要一种新的方式途径来改善这种状况,而应时而生的是推行农业产业化发展。

农业产业化发展主要是以市场为方向标,结合农业的基本政策家庭承包式经营,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将其改造成一体化的农业产业链,使之形成系统化的相互联系促进的一种新型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其主要作用是:通过龙头企业能够带动和连接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环节,而形成一种具有一定经营能力和实力的农业产业系统;其经营方式能够适应现代化的市场;能达到经营目的,能有效地获取利润,改善农业的市场发展机制和循环系统,进而促进农业现代化、社会化。

一、农业产业化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作用

农业产业化的普及推广,能有效改善农业的发展状况,改变农村的生产关系,具体来讲就是能够改善现在的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的不良状况,提高农业经济对市场经济的适应能力,能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

(一)农业产业化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基石

就我国的国情来看,农业始终是我国经济的基础,农业的发展状况是制约我国经济的重要因素。而农业的产业化发展能改善农业生产力的状况,进而促进其经济状况的变化。我们知道,农业产品基本上为整体个社会提供物质基础的,其大部分是食物,这就为非农业人员提供必要的食物,这也就是社会分工的结果。然而随着农业的快速发展,就必然会引发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而一体化经营的农业产业化,不仅能促进农业的发展,还能对农业人力物资进行有效的调配,这也就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二)农业产业化能更有效的推动农村劳动力实行内部转移

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目的是以最低的成本获取最大收益的经营模式,这就需要通过人才进行合理的优化布局农业产业结构才能实现。就目前而言,我国农业还是处于经济效益较为低下的产业,而要优化产业结构所需要的资金、人力、物力都是陷于被动的,这是农业发展的主要限制点。而农业产业化就能实现这种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带动农业朝现代化、规模化发展,进而提高农业的技术水平和专业水平,引导加快农村的信息化程度、提高文化水平、拓展农业市场、建立和发展第三产业,再有效地实现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三)农业产业化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岗位

就我国现阶段的农业发展状况而言,农业劳动力与所占地严重不平衡,效益相当低下。据调查研究表明,如果我国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可以耕20亩地,且人数如果限制在只有一亿的话,那么我国的农业发展水平已接近现代化,而问题在于我国的农业劳动力已经超过了3.5亿,这就严重造成了农业劳动力过剩,再加上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较为缓慢,其接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有限,如此一来唯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才是正常道路,这就需要农业产业化的快速发展,这样才能不断地扩大农业的经营规模、优化布局农业产为结构、开拓农业生产时序效益,进一步的完善生产经营消费等环节,也就带动着相关产业的发展,进而又反过来促进农业的生产能力的壮大和生产领域的扩大,这就必然可以转移一部分剩余劳动力来为产业服务,从而可以从根本上来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战略性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