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基本特征篇1
〔关键词〕中国哲学；哲学近现代转型；西方近现代哲学
〔中图分类号〕B2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5－0165－05
中国哲学的近现代转型，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最重要时期之一，指鸦片战争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近现展，中国哲学由传统形态转向近代形态再向现代形态发展的过程，是中国近现代哲学发展最本质的内容。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可以说就代表了传统形态的中国哲学，而、胡适、冯友兰、金岳霖、熊十力等人的哲学思想就是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人们只需要简单地浏览一下这些思想，就会明了其间的差异：这些不同时代的哲学家们在用不同的哲学思维方式、哲学范畴术语，思考着不同的哲学问题。换言之，他们对哲学及其基本问题的理解有着根本上的不同，这导致了他们的哲学思想所呈现出的哲学面貌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这就是中国哲学近现代转型的结果。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特别是1949年以前，各种古今中西思想竞相登场，使中国哲学的发展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场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自我变更、被批判、再次被肯定；西学被引入、被怀疑、最后又被肯定；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各领数十年，充分展现自身的价值。因而中国近现代哲学的面貌大大不同于中国传统哲学，那么，中国近现代哲学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吗？并且，同西方哲学相比，中国近现代哲学理论大都与中国现实的社会变革密切相关，它们讨论的是哲学的问题吗？特别是，在各种传入中国的西学中，经过各种思潮的竞争，中国人为什么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只有从中国近现代哲学发展的基本特征出发，人们才能真正地解答这些问题。
一、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相结合
人们普遍承认，中国哲学的近现代转型是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古代哲学的现代化两个哲学运动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结果。虽然我们不能将这两种哲学运动截然分割、对立起来，但二者还是有差异的：西方哲学的中国化指中国人接受了西方哲学，并用它来回答中国哲学的问题，而中国古代哲学的现代化指中国现代哲学是从中国传统哲学发展而来的，它意味着中国哲学走向世界。也就是说，对于中国哲学的近现代转型来说，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哲学的基本特征篇2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a811；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3-0082-02
一直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都争议不断。有的哲学家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的是实践性，不涵盖辩证性与历史性特点，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唯物主义为主。还有部分哲学家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在于辩证性和历史性，所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义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认可实践唯物主义这一说。对于以上定义，笔者比较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并且其实践性本质特点中还包含了辩证性与历史性的特征，故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特征也说得通。
一、旧唯物主义的缺点
旧唯物主义又称机械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其不懂得社会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只限于对世界的解释和说明；注重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反映论。由于马克思主义是针对旧唯物主义的不足而形成的，因此在掌握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前，应先分析旧唯物主义的缺点。
（一）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必然会导致机械性的缺点
旧唯物主义对事物的理解以直观形式为主，而这样一来就使得事物的本质得不到体现，难以获取事物内部的能动性及事物能动性的变化和发展情况，只掌握了事物的外部现象。在事物运动过程中，只能获悉直观感受下的机械运动情况，认为运动是在外力的作用下而形成起来的，使得原本多样化的运动形式变得机械化，而且围绕机械运动来揭露各种不同的现象。尤其将人的所有生理现象纳入到机械运动范畴。比如18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学者拉美特利将人的身体比作机器，指出人的一切活动都属于机械运动，且通过实例证明自己的说法正确性：当人站在深不见底的悬崖边，身体会机械性的往后退；寒冷的天气人的身体毛孔会机械性的闭起来，防止寒流涌入体内。可见，唯物主义的机械性缺点并非偶然形成的，而是因其直观性缺点最终所致。
（二）旧唯物主义未结合实践来直观世界，必将导致唯心史观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类历史存在的根本在于存在有生命的个人，个人自觉和动物分开的第一个历史行动并非凭自己思维而进行，而是个人清楚的知道开发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的重要性。个人最初的劳动实践，是人类社未来发展的引领，在此基础上逐渐扩大各种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领域，这样一来，就强调了人类社会发展史和物质生产发展史间的一致性，人类口中津津乐道的世界历史体现的就是人通过自身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由此可以证明，在历史唯物主义整个领域中，实践占据重要位置，若不结合实际情况来考察历史，忽略历史发展中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的实践关系，忽略自然科学和工业，那么就会产生一种与自然、人，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相脱离的以抽象为特征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旧唯物主义之所以难以涉及社会历史方方面面，是因为旧唯物主义忽视了实践对改造客观世界的作用和意义，只是通过感性的形式直观客观世界。所以其在认识和把握社会历史过程中，仅仅将人和社会作为直观的对象来认识。这样直观到的人就非常的抽象，是感情领域中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由主观感受到的社会历史仅仅是各类偶然事件的积累过程，不能突出实际存在的必然联系。由于旧唯物主义未结合实践来直观人类社会，因此无法清晰的明确人类社会就是实际的物质过程，最终朝着唯心主义方向发展。所以我们应以不同的层次角度了解旧唯物主义的缺点，而直观性忽视了实践的作用与意义是旧唯物主义最突出的缺点，该缺点必然会导致机械性、唯心史观等缺点的产生。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
由于旧唯物主义存在机械性、唯心史观等缺点，因此落实科学实践观，从实践角度出发理解事物现实、感性，扬弃旧唯物主义缺点，实现具有实践本质、辩证本质及历史性的唯物主义已刻不容缓。实践性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最突出的一种本质，其内部蕴含了辩证性特征、历史性特征等。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本质特征决定了辩证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从实践的角度看待真实存在的世界，实现了能动性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明确指出，人类实际开展的活动就是能动的改造现实存在的世界。在此基础上理解真实的世界，那么就将真实的世界作为了人类能动的改造领域及结果的过程。马克思认为，自然社会中的人存在自然力和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而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紧密联系实践来看待客观世界，通过全方位的分析研究人的实践活动及其意义，有效促进了唯物主义和人的主体能动性间的统一，并基于此产生了实践的辩证法。其次以实践的角度为出发点理解世界，可以清楚的获悉世界并非是长期不变的事物的全面综合，而体现的是全过程。人类实际活动过程中，在对外部世界施加作用的同时，外部世界也会通过自身存在的能动力量对人施加作用，对实际存在的人的活动方式进行制约，决定了实践活动的成与败，让人们充分的了解客观世界原本就存在的能动发展的规律。同时，实践活动还使人们得到了了解客观世界本质特征与客观必然性的渠道。由此可见，人类要想理解真实世界，就必须注重实践这一“平台”，人们通过该平台全方位的认识客观世界辩证发展的规律，并积极主动的体现真实世界中潜在的辩证法。通过统一实践辩证法和真实世界中潜在的辩证法后，赋予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具体内容，全方位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集唯物论和辩证法为一体的目标，使得唯物论与辩证法达到了统一性，而一切的统一性都离不开实践观。因此辩证唯物主义是在实践性特征下了解世界的必然结果。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本质特征决定了历史的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规律，而要想切实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规律，首先就要从实践理解历史的角度获悉社会生活的本质。只有结合实践理解人类社会，才能清楚的获悉社会生活实况和历史发展中所遵循的规律。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本质特征强调以实践为出发点来理解事物、实际、感性，因此就获得了了解历史的途径，进而正确认识唯物史观。除此之外，应树立正确的实践观意识，清晰了解社会环境的变化和人类实际活动间的联系性，突出人类的本质特征，从而对不断变化的历史观中的重大课题予以有效处理。从揭露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依旧强调以物质实践角度出发理解社会生活现象，通过深入分析物质实际情况及其内部矛盾，可及时准确的获悉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具体规律，从而促进了历史唯物主义。由此不难看出，实践性本质特征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起到决定性作用。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本质特征突出阶级性
在传统哲学中，总是将人类的理论思维活动看的比较重，而对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却关注的较少，将看待与认识世界作为了核心任务，无法主动地站在哲学的角度来改造客观世界。和传统的哲学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本质特征直接强调了其不仅要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来解释世界，还要以实践的角度来改变客观世界。以哲学的方式改造客观世界最根本之处在于建立符合于世界的哲学思想，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面获悉具有符合世界的哲学思想的实践主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强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造，通过共产主义社会带领人类走向解放。毫无疑问，无产阶级就是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实践主体。所以马克思非常清晰明确的提出了将无产阶级作为新唯物主义不可或缺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则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了主要的精神武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实践性本质特征和阶级性之间存在的内在关系淋漓尽致展现。
（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
解放思想主要强调了以马克思主义为重要指导，消除一切不符合客观实际的陈旧思想观，加强对各类新情况和新问题的研究力度，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对革命批判的本质；实事求是强调的是始终站在客观实际的角度，从中找寻其本质规律，作为行动的向导，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关键一环。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概括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观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与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
其次，与时俱进强调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紧密联系现代社会，注重规律性，强调创新性和创造性，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理论品质，而且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强大的功能。解放思维与实事求是都必须符合与时俱进。
此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彼此间存在渗透、促进的关系，将这三者紧密联系可全面体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据重要位置。构建一套涵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内的机制，从而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本质特征、社会功能。
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确的揭示了物质世界的基本规律，使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得到了统一，唯物辩证中自然观及其历史观得到了统一，客观科学性与革命性得到了统一，体现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实践性，始终以实践的角度为出发点对事物、现实、感性科学合理的理解，因此形成了实践唯物主义，消除了将直观性、机械性、唯心史观作为本质特征的旧唯物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综合特征得到了全面体现，因此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之间存在互通性，有效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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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基本特征篇3
希腊哲学的地方性特征
希腊哲学在现代人心目中无疑拥有世界性的价值，很少有人会因为这种哲学冠有“希腊”二字而认为它只是地方性的。若我们对希腊哲学思想的起源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它是一种地方性思想。
希腊哲学源起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代希腊。希腊哲学思想是内生的还是外来的?黑格尔说:“在希腊生活的历史中，当我们进一步追溯时，以及有追溯的必要时，我们可以不必远溯到东方和埃及，只在希腊世界和希腊生活方式内，就可以追寻出:科学与艺术的发生、萌芽、发达，直到最盛的历程，以至衰落的根源，都纯粹在希腊人自己的范围之内。”②
黑格尔的观点是典型的“西方(希腊)中心论”，与历史事实不符。在古希腊所在的地中海区域并存着多种古代文化，希腊文化并不是最古老的。希腊文化的后起决定了其来源有非希腊的一面。“希腊古典世界并不是一切事情的开端，相反，希腊人是在东方其他早期民族尽力投出的飞标所达到的地方拾起了这支飞标;这是一个白温克尔曼和赫尔德以来就得到承认的真理。表明这一点的，部分是在希腊文献本身中已有的对埃及古代文明的回顾，部分可以从宗教诗中，尤其是从赫西俄德的诗中读到。”③
关于希腊哲学思想的起源，公元3世纪时即有“希腊哲学始于蛮族”的说法，即认为希腊哲学的起源是非希腊的。持有这一说法的古人看到其他民族的思想家有与希腊哲学家的思想相同之处，于是就认定这些非希腊的思想是希腊哲学家的思想来源。波斯人的袄教僧侣、巴比伦人的迦勒底学派、印度人的苦行僧、凯尔特人的神圣一族、埃及人的祭司，等等，都被他们抬出来作为“希腊哲学始于蛮族”的证据。④
第欧根尼•拉尔修本人是个“希腊中心论”者。他反对“蛮族起源说”，认为“这些作者忘记了，他们归之于蛮族人的成就实际上属于希腊人，从希腊人那里，不仅是哲学，而且人类自身才获得开始。”⑤他批评“蛮族起源说”的方法是:承认这些非希腊人的观点与希腊哲学家的观点有相似之处，但指出这些非希腊的思想还不是“哲学”。“那些将哲学的源起归于蛮族的人又抬出了色雷斯人奥菲斯，称他———这个人距今年代久远是毫无疑问的———为哲学家。现在考虑一下他说的关于神的一些东西，我几乎不知道是否应当称他为哲学家。”⑥
第欧根尼•拉尔修说:“第一个使用哲学这个术语，并称自己是哲学家或智慧的爱好者的是毕泰戈拉;因为，他说，除神之外，没有人是智慧的。”“很快，人们就把研究称作智慧，称其专职者为贤者，以表明他达到了精神完美的境界;而从事研究的人就是哲学家或智慧的爱好者”⑦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425年)用过“哲学”这个词，但它在文中的意思是“智慧”或“教诲”。⑧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公元前471－400年)也用过这个词，意思也是“智慧”。⑨由此可见，哲学这个概念的最初涵义是不确定的，哲学的最初表现形态是“智慧”和“知识”，最初的“哲学家”是“贤者”。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第一章记述的是包括泰勒斯在内的各位希腊“贤者”，而非哲学家。
考察希腊哲学的起源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即讨论希腊哲学的策源地。希腊哲学并非源于希腊本土，而起于希腊人的海外殖民城邦，带有种种地方性特征。
希腊哲学的策源地是伊奥尼亚和南意大利，而不是希腊本土的阿提卡半岛。早期哲学家大都来自希腊人在伊奥尼亚地区和南意大利的殖民城邦，而非后来被政治家伯里克利称作“全希腊的学校”⑩的雅典。“哲学，即对智慧的追求，有着双重的源起:一方面它开始于阿那克西曼德，另一方面则开始于毕泰戈拉。”阿那克西曼德的家乡是伊奥尼亚地区的米利都。瑏瑢毕泰戈拉出生于小亚细亚沿海的萨摩斯岛。瑏瑣塞诺芬尼生于科罗封。瑏瑤赫拉克利特是爱菲索人。”巴门尼德是南意大利的爱利亚人。
早期哲学家拥有的知识是零碎的、不系统的、五花八门的、缺乏理性论证的。阿那克西曼德“发明了日晷指时针，将它安装在拉栖代蒙的日晷上，用以测定冬至夏至和昼夜平分点;他还造了一个计时器。他又是第一个画出陆地和海洋轮廓的地图的，并且造了一个球体。”瑏瑧毕泰戈拉去过埃及，通晓埃及文字，当过埃及僧侣，向他们学到了许多数学知识。瑏瑨塞诺芬尼是个吟游诗人，主要在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活动。瑏瑩赫拉克利特“长大后宣称自己什么都懂。”瑐瑠恩培多克勒对各类自然现象作了大量观察和解释，在天文、气象、生物、生理和医学等方面有过许多贡献。但他同时又将自己掌握的科学技艺夸大到近乎江湖奇术的地步，并公然以“不朽之神”自命。总之，这些早期希腊哲学家的思想充满着地方性特征，他们的观点对世人来说是新颖的、无法理解的。
第欧根尼说:“哲学的起源之所乃是希腊，它的名字拒绝使用其他说法。”这一说法的要旨不在于否定希腊哲学的地方性特征，而在于强调希腊哲学的原创性。确实可以认为，承认希腊思想来源的非希腊性并不会导致对希腊思想原创性的否认。希腊哲学确实是古希腊民族的原创。罗素说:“在全部的历史里，最使人感到惊异或难于解说的莫过于希腊文明的突然兴起了。构成文明的大部分东西已经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存在了好几千年，又从那里传播到了四邻的国家。但是其中却始终缺少着某些因素，直等到希腊人才把它们提供出来。”瑐瑣那么，希腊人为西方，乃至于为全人类提供的这种因素是什么呢?就是“逻各斯”(道)，就是理性，就是理性思维。希腊哲学的诞生就是将希腊各城邦的那些原有的地方性“智慧”上升为一般的“逻各斯”的过程。
哲学是以理论思维形式表现的人们对世界总体的认识。这一认识内容本身决定了哲学必然采用理性思维(逻辑思维)的方法。理性思维在西方始于古希腊，始于古希腊哲学。古希腊早期思想家处在人类认识从前逻辑思维向逻辑思维发展的过渡阶段，在他们那里，非逻辑思维仍占主要地位，逻辑思维则处在萌芽状态。“伊奥尼亚思想家有关宇宙和自然本身起源的思辨起源于一种以荷马、赫西俄德和‘奥菲教的诗歌’等希腊思想为代表的、古老的宇宙论传统，一种与埃及的神话体系和近东文明有相当大亲和性的传统。”瑐瑤这些思想家的思维成果更像智慧，而非理论，把它们放回广阔的智慧语境中加以理解更为妥当。
海德格尔对早期希腊哲学家有过一个很奇怪的评价。他说:“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还不是哲学家。为什么不是呢?因为他们是更伟大的思者。”瑐瑥这是海德格尔的一个著名论断。哲学兴起之前，还有思想。希腊思想的“第一个开端”在苏格拉底之前的早期思想家那里。人们通常称他们‘哲学家’或‘自然哲学家’。但海德格尔认为他们不是哲学家，而是“思者”。不过，否认希腊早期思想家是哲学家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希腊哲学的诞生与发展不起作用，因为没有过渡和预备也就没有真正的开端。如果我们认定哲学的本质特征是理性思维方式，那么在爱利亚学派那里，这一特征已经明显表露。这是寓于希腊哲学“地方性”特征之中的“世界性”。
理性是人类文明中现有的最高成就，它的发展过程和迄今为止的文明史过程同步。“哲学思维并不从某个零点开始，而是必须用我们已经拥有的语言来思考和说话。”瑐瑦研究希腊哲学的学者喜欢把古希腊人的理性主义称作“逻各斯主义”或“逻各斯中心主义”，视之为西方近性主义的前身。以此为希腊哲学思维发展的主线，那么巴门尼德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希腊思想发展到巴门尼德这里，已经迈入了理性思维的门槛，其主要表现是形式逻辑在思考中的不自觉的运用。在巴门尼德的著作中，我们看到了这一临界点。他的《论自然》从形式上看是诗歌，但它的主要部分与其说是诗歌，不如说是散文。大量的抽象概念，连篇的假设、推理、证明。从假设存在的单一、不动的属性开始，推论出存在的各种标志，演绎出一系列的结论。这是逻辑思维的成果，是真正的“概念的劳作”(黑格尔语)。古希腊哲学从他那里开始真正迈进了理性王国的大门。
希腊哲学的主要思想成就
希腊哲学兴起于伊奥尼亚和南意大利，辉煌于雅典。公元前500年，伊奥尼亚诸城邦起义，反抗波斯对小亚沿岸希腊城邦的统治。从这时起直到公元前4世纪40年代马其顿统一希腊，这是希腊城邦制度从繁荣到衰落的时期，被史家称作古典时期。“希腊古典时代大约只有一个半世纪，但这阶段的哲学发展在历时千年的全部希腊哲学史上却占着最显著和最辉煌的地位。”瑐瑧在这一时期，希腊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逐步从殖民地区转向希腊本土，雅典经历了希波战争的考验，成为希腊民族的文化代表。与此相应，希腊哲学的中心亦从海外殖民城邦向希腊本土转移，向雅典汇聚。
阿那克萨戈拉是把哲学引入雅典的关键性人物。他本是伊奥尼亚的克拉佐门尼人，瑐瑨成年以后去了雅典，在那里待了30年。希波战争的胜利为雅典赢得了全希腊的尊敬，给她带来了空前繁荣，但此时的雅典公民思想却仍旧很保守，无法理解阿那克萨戈拉带来的原产于伊奥尼亚地区的科学知识。比如，阿那克萨戈拉宣称太阳是一块红热的金属，雅典人对此大惑不解，有人控告他不敬神，连伯里克利也无法保护他，最后被逐出雅典。
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希腊出现了一批自称“智者”的职业教师。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普罗狄科、希庇亚、安提丰、塞拉西马柯、克里底亚是其中的知名者。他们以雅典为活动中心，收费授徒，传授修辞、演说、辩论、诉讼的技能，传播城邦治理和家政管理的知识，提高了雅典公民的文化素质。他们顺应时代潮流，提出许多新观念，对雅典的现实生活产生广泛影响。这在哲学史上被称作“智者运动”，也是西方思想史上最早发生的一次启蒙运动和人本主义思潮。从智者开始，哲学研究的中心议题“从宇宙转向人，从宇宙论和本体论的有吸引力的理性问题转向更迫切的人生事务和行为的问题。”瑑瑠希腊哲学“走上了人学的道路，或者说走上了主体性的道路:研究人们的内心活动，研究人们的观念和意志力。”
经历了这种启蒙和哲学转向以后，希腊哲学成形了，涌现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理论化、体系化的大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成为希腊文化经典，是希腊哲学的代表性成就，对后世，乃至全世界产生了强烈的文化影响。
西方学者对柏拉图的溢美之词无数。伯奈特说:“柏拉图曾经是我们文化中的一切最好的和最重要的东西的源泉。”瑑瑢这一评价着眼于文化，柏拉图是西方文化之源头，就好像中国文化中的孔子。怀特海说:“欧洲哲学传统的最稳定的一般特征，是由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释组成的。”瑑瑣这一评价着眼于西方哲学的传承，认定由柏拉图开创的理性主义哲学是西方哲学的主流。波普尔说:“柏拉图著作的影响(不分好坏)是无法估计的。人们可以说，西方的思想，或者是柏拉图的，或者是反柏拉图的，在任何时候不是非柏拉图的。”瑑瑤这一评价着眼于柏拉图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模式对后世西方哲学所起的定型作用，你再怎么反柏拉图，也摆脱不了理性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
本质主义(essentialism)是后人对西方哲学自发端以来逐渐形成的理性思维方式的概括。本质主义认定并相信任何事物都有一个隐藏在其外在形态之中的本质(essence)，从而把揭示事物的本质作为哲学认识的根本目的，把反映事物本质的知识称为真知识，其他知识则是意见或谬误。
追溯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起源，许多人将它归于亚里士多德，而实际上应当归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说:“在青年时代，柏拉图开始熟知克拉底鲁，也赞同赫拉克利特的意见，即一切可感事物都在不断流变，关于它们的知识是不存在的。他在晚年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苏格拉底却致力于伦理学，对整个自然则不过问，并且在这些问题中寻求普遍，他第一个把思考集中于定义。柏拉图接受了这种教诲，不过他认为定义不是关于可感事物的，而是另一种存在者。由于可感事物总是不断变化的，所以不能有一个共同的定义。这样，他把这另一种存在者称作型相。”瑑瑥亚里士多德的阐述符合柏拉图思想的发展。寻求一般的定义就是寻求共相。柏拉图看到普遍的定义不能归于可感的事物，因为它们是变化的;普遍的定义只能归于另一类存在者，这类存在者就叫做型相;可感事物的变动不居表明它们不真实，而事物的名称、共相才是真实的存在;型相是事物的共相和本质，型相并不存在于现实世界的彼岸，恰恰相反，型相就存在于这个现实世界。“柏拉图是第一位专心思考这些事情的西方哲学家，而且他的型相论就试图解释这些事情的存在。”
柏拉图的“型相实在论”是古希腊哲学最有代表性的成就之一。它之所以能发挥长远的影响，不在于柏拉图提出了“型”和“相”这样的本体，而在于他确定了一个求真和求实的基本思维模式。任何有时空限制的在者都不是本质，驱除了时空的限制方能达到本质。只要我们像柏拉图的“型相论”一样设定一切“存在者”均有真实程度之别，并将最真实的“存在者”规定为追求的目标，那我们就是柏拉图的学生。抛弃了“型相实在论”的思维框架，就等于彻底放弃理性思维，而诉诸于其他。作为西方哲学最根本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是由柏拉图奠定的。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理论思维达到了一个高峰，“希腊哲学达到完善”。瑑瑧如果说西方文化的根本特征在于崇尚理性、注重逻辑分析，那么这个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亚里士多德铸就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建立，是希腊古典时期哲学自觉反思人的理性思维而结出的硕果，标志希腊科学理性精神的升华，奠定了西方分析理性的传统。”瑑瑨创建系统的逻辑理论是亚里士多德的一大功绩，是他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几乎囊括了那个时代的一切知识领域，并且它掌握了各种知识的早期发展线索，同时对这些线索进行了深思熟虑的详细阐述。它对每个知识领域都有同样的兴趣并给予了同样的理智上的评价。亚里士多德比柏拉图更全面地满足了知识发展的需要。”瑑瑩得益于推理和证明，亚里士多德之后不久就出现了像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原理》这样具有严密公理化的数学演绎系统。天文学已经从对天体现象的零星观察进入对天体的系统研究，提出有关天球模型的假说。生物学的经验性知识快速积累，逐渐上升为系统的理论知识。物理学知识虽然仍以自然哲学的形式表达，但已具备理论物理学的科学价值。可以说，希腊古典时代科学知识的系统化为逻辑学的诞生准备了大量思维材料，而逻辑学的创建又为当时的科学知识系统化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工具。“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独立的学习精神得到了彻底的发展。由于他广泛的科学成就，他成为希腊科学的化身，并因此在两千年的时间中充当‘哲学家’的代表。”
亚里士多德在纯粹的哲学理论中也有重要贡献。“本体问题可以说是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的核心。”瑒瑡他最先把“本体”作为一个哲学范畴进行分析和论证，并提出有一门专门研究本体的学问，即“本体论”(ontology)。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中，自然哲学是“第二哲学”，本体论和研究终极因的神学则是“第一哲学”。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和神学就是他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a)，尽管他本人没有用过“形而上学”这个词。
柏拉图的“型相实在论”和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是古希腊哲学最有代表性的思想成就，是西方形而上学的楷模。他们的思想仍然是希腊的，仍然是地方性的，但却具备了世界性的价值。而在希腊哲学的跨文化传播中，这种世界性的价值日益彰显。
希腊哲学的跨文化传播
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322年逝世。这个年份是整个希腊哲学两大部分的分界线，“亚里士多德之前”(含亚里士多德)是一个组成部分，包括早期与古典时代的希腊哲学，“亚里士多德之后”是一个组成部分，包括希腊化时期的哲学(Hel-lenisticphilosophy)和罗马帝国时期的哲学，统称“晚期希腊哲学”(LaterGreekphilosophy)。
学界长期存在着“重希腊、轻罗马”、“重古典时期、轻晚期希腊”、“重哲学、轻宗教”的倾向。在以往研究中，学者们重视“古典时期”，忽略长达八百年的晚期，重视“纯希腊”的东西，忽视希腊哲学走向东方，走向整个地中海世界以后的情况，重视“纯哲学”，忽视哲学与宗教在罗马帝国文化环境中的内在联系、基督教与希腊罗马哲学在罗马帝国的碰撞与融合、以及古代基督教哲学家对希腊罗马哲学的超越。产生这种偏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了解古希腊哲学的地方性特征，不了解希腊哲学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发生的嬗变。如果我们从哲学的跨文化传播出发看问题，从希腊哲学的世界化角度去看待晚期希腊哲学，我们就有可能产生新的判断。
希腊哲学的跨文化传播分三步走:第一步是随着亚历山大大帝征战的步伐传遍整个亚历山大大帝国(希腊化时期);第二步是随着罗马帝国的建立传遍整个地中海世界(罗马帝国时期);第三步是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后，进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直至欧洲文艺复兴(西方中世纪)。
“希腊化时期”(Hellenisticera)的时间边界很清晰。“所谓希腊化是指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后的三个世纪里，古希腊文明和小亚细亚、叙利亚、犹太、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以及印度的古老文明相融合的一种进程。时间范围通常认为开始于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到公元前30年罗马吞并最后一个希腊化国家托勒密王朝为止。”瑒瑢希腊文化在这一时期传播至北非和亚洲，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原有文化与希腊文化的融汇。它虽然仍属于希腊文化的范畴，使用希腊的语言，承袭希腊的传统，但与古典时期有明显的不同，具有了新的时代特征。希腊古典时代的文化是一种城邦文化，而希腊化时期的文化是一种走向帝国的、带有世界性的文化。希腊化时期的文化中心发生了转移，从雅典转到了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希腊化时期的希腊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希腊一体化与地方多样性相结合，消极没落的个人主义和眼界开阔的世界主义并存。
与希腊化时期的文化特征一样，罗马帝国时期的文化特征也是罗马一体化与地方多样性的结合。屋大维于公元前27年拥有了“奥古斯都”的称号。从此时算起，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为止，帝国的历史长达5个世纪。再往后，则有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长达1000年的延续。帝国建立之初，罗马帝国文化实际上处于多民族文化共生的状态，而以希腊文化与拉丁文化为主干。经过两个多世纪的文化融合，帝国境内各民族文化的整合达到相当高的程度，统一的罗马帝国文化基本形成。再往后，罗马帝国文化由盛转衰，而基督教文化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发展上升为帝国文化的主流，完成帝国文化的转型，经过帝国晚期的动荡，向中世纪文化过渡。
希腊哲学是“希腊精神的嫡子”。瑒瑣广义的希腊哲学不仅是指希腊古典时代的哲学，而且包括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和罗马帝国时期的哲学在内。晚期希腊哲学是希腊哲学跨文化传播的产物，它已不是纯粹的“希腊哲学”。把握了地中海世界的文化变迁，方能准确认识晚期希腊哲学。“从希腊化至罗马帝国时期的哲学(通称晚期希腊哲学)，从学说内容至哲学家的活动和学派的建立，以及哲学的影响都是地中海世界的现象，而不仅仅是希腊罗马本土的成果。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的相会，早期基督教与希腊哲学之间的关系，更是地中海世界的现象。”
把握了地中海世界文化传播与交流的总体状况，描述希腊晚期哲学的发展就有了一个基本框架。首先，我们看到希腊古典时期的哲学对晚期哲学有重大影响，晚期哲学是古典时期哲学的延续，晚期各个哲学流派的表现形式受到古典时期哲学体系的制约;其次，晚期哲学受时代变迁的影响，哲学的社会功能突显，因此，各种哲学普遍具有伦理化、实用化倾向;再次，处在一个社会动荡和文化变迁的时代，晚期各种哲学必然要反映时代的变化，要对当时的宗教浪潮作出回应，因此在观念交流与精神融合的过程中，哲学与神学的界线消融。希腊哲学经过晚期的发展，多样化、非希腊化了。斯多亚学派对伦理学的重视及其世界主义、斐洛的犹太－希腊哲学、怀疑论对不可信与不可知的探索、新柏拉图主义中哲学与宗教的合流，所有这些有关晚期希腊哲学发展的具体问题都需要我们对哲学有比较宽泛的理解，不能把晚期希腊哲学问题仅限于所谓本体论或形而上学。
公元529年，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下令关闭雅典所有的哲学学校，希腊哲学的发展在外在形态上走向终结，但希腊哲学的理性精神和论证方法并没有死亡。它们被基督教思想家系统地吸取并加以运用，成为建构基督教神学教义体系的根本方法。奥古斯丁在融合希腊哲学与基督教思想方面做得最为成功。他用基督教的教义精神重整柏拉图和普罗提诺的理论，终于把基督教哲学扩展到自成家数的阶段。他是西罗马帝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家大都继承这一路线，其融合古典思想与基督教精神的努力贯穿于整个西欧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家让理性服从信仰，但并没有驱逐理性。所以，整个中世纪虽然没有独立的希腊哲学研究，但希腊哲学的理性精神在经院哲学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延续。
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希腊哲学的遗产在地中海世界大部分佚失，但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却得以保存。“当哲学正象科学和艺术一样，在西方由于日尔曼民族的统治而枯萎的时候，它就逃奔到阿拉伯人那里去，并且在那里达到一种美好的繁荣;并且正是从他们那里，首先有些哲学方面的东西来到了西方。”瑒瑥公元8世纪时，阿拉伯世界开始对希腊哲学著作进行大规模的翻译，扩展了阿拉伯词汇，形成了与希腊概念相对应的哲学概念。“阿拉伯人主要地是通过落到他们的统治之下的叙利亚人得知希腊的哲学。叙利亚人是有希腊的文化教养的，并且形成了希腊国家的一部分。在叙利亚，在安提阿，特别是在贝鲁特和以得撒，有很大的学术机关。叙利亚人构成了希腊哲学和阿拉伯哲学之间的联接点。”瑒瑦到了公元9世纪末，巴格达成为阿拉伯世界的学术中心。阿拉伯人积极主动地掌握希腊文化的遗产，并且创造性地将其推进。
阿拉伯人对希腊哲学的兴趣集中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新柏拉图主义。“阿拉伯人之获知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这件事具有这样的历史意义:最初乃是通过这条道路，西方才知悉了亚里士多德。对亚里士多德作品的评注和亚里士多德的章句的彙编，对于西方各国，成了哲学的源泉。西方人曾在一个长时期里面，除了这些亚里士多德著作的重译本和阿拉伯人的评注的翻译之外，半点也不认识亚里士多德。”瑒瑧以翻译希腊哲学著作为基础，伊斯兰世界出现了不少著名的哲学家对希腊哲学进行研究。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文艺复兴后的西欧才得以重新从伊斯兰世界的文化宝藏里把希腊文献发掘和迎接回来，使之在欧洲重新得到研究和发展。希腊哲学在阿拉伯文化中的传播过程告诉我们:希腊哲学并非西方人的专利。它也属于东方，属于全人类。
希腊哲学的世界化历程
把握了希腊哲学跨文化传播的主要历史事实以后，我们可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希腊哲学在跨文化传播中是否丧失了它的地方性特性?
我们首先可以明确的是，希腊哲学在跨文化传播中确实丧失了它的地方性特征，但是希腊哲学经历了跨文化传播过程以后依然是希腊哲学。为什么?因为希腊哲学在跨文化传播中并没有丧失其基本特征，希腊哲学锻造的理性思维方式没有被后人抛弃，希腊哲学的基本精神没有被后人遗忘。而且正是由于古希腊哲学经历了跨文化传播，它的世界性价值才体现出来，才令后人“感念古代的崇高成就，始终不忘希腊思想为人类文化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瑒瑨“西方精神、现代精神是希腊人的发现，希腊人是属于现代世界的。”瑒瑩
哲学是一种精神文化，与宗教同处民族文化的核心层面。希腊哲学一旦发育成形，它就越过民族文化的藩篱，在地中海世界传播开来以后，希腊哲学的地方性特征就处在消失的过程中。拉丁文化是希腊哲学向外传播的第一站，整个地中海世界是希腊哲学向外传播的第二站，阿拉伯世界是希腊哲学向外传播的第三站。进入全球化时代以后，希腊哲学继续向全世界各个地区传播。希腊哲学在其向其他民族、其他地域传播的过程中虽然失去了其原有的地方性，甚至失去了他的民族性，乃至于最终将会失去它的希腊名字，但它的基本精神已经化为更新中的其他文化的基因。
什么是希腊哲学的基本精神?黑格尔有过一个总结。他说:“正如希腊人在生活上安于家园一样，哲学也是畅适自足，哲学上的畅适自足，亦即人在精神上的畅适自足，怡然如在家园。如果我们对希腊人有家园之感，就应该对他们的哲学特别有家园之感，———不过哲学并不只是在希腊人那里有如故乡，因为哲学本身正是人的精神的故乡;我们在哲学里所从事的，乃是思想;乃是我们内在的东西，乃是摆脱一切特殊性的自由精神。思想的发展，在希腊人那里，是从他们最原始的素质中启发出来，发展出来的;我们不必远求于外在的机缘，便可研讨希腊哲学。要了解希腊哲学，我们必须亲身流连于希腊人的精神生活之中。”瑓瑠希腊哲学的基本精神就是哲学的基本精神，就是摆脱一切特殊性的自由精神。正因如此，我们可以说希腊哲学的特征是地方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希腊哲学“地方性”特征的消失正是其“世界性”特征增强的同一过程。
哲学的基本特征篇4
一、自然哲学复兴的背景
然而，随着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和科学哲学、自然观的深入研究，人们发现，形而上学的幽灵是无法驱除的。在自然科学方面，相对论否定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而以时空四维连续统以及物质消弭于几何结构的观念代之，量子论在微观领域引入了不确定性和概率，修正了牛顿—拉普拉斯完全决定论的自然观，表明规律在宏观上具有必然性，在微观层次，具有偶然性；热力学引入了物理过程的不可逆性，表明了时间的方向性；系统科学探索复杂性，强调自然界的整体性，反对将整体还原为部分之和，这与牛顿自然观强调自然的简单性，原子构成性形成对照；自组织理论、耗散结构论和超循环、混沌学探索从混沌到有序的自组织过程，表明了自然过程的生成性。就自然科学内部重建其形而上学基础而言，生命科学强调层次性，坚持用物理化学的方法研究生命大分子，但反对将有机体还原为纯粹的物理化学过程。生态危机与生态学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人类与其生存的环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任一环节的缺失或破坏，都将危及人类自身。传统的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认识模式，在理论上，受到了现代物理学的挑战，现代物理学把人、把观测者引入到认识自然的背景、乃至图景中，而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认识模式在实际中误导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自然当作其征服和掠夺的对象。从而受到了自然界的报复，人们在痛定思痛后认识到，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主张人与自然和谐有序的思想是一种大智慧，是我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准则。
在科学哲学的研究中，人们发现科学理论有一个本体论的承诺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表明，我们的自然图景，是作为人的认识又包含了对人的认识，是内在于自然的对自然的认识，是一种本体论的框架又具有认识论的本性、根源和局限性。认识主体由于本身也是客体的一部分，也参与客体的显现，也规定着客体的基本特征，因而与客体本质上不可截然区分。认识的这种人类学特征和内在特征，也决定了传统科学追求终极主体地位和绝对客观性的不可能性。科学哲学作为哲学最首要的任务是，追究科学的存在论基础，科学在近代的支配性，科学的有效性全系于此。对此的遗忘已引起科学整体上的危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近年来，国内自然哲学的研究重新热了起来。
二、关于自然哲学的研究对象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相对独立而又确定的研究对象，自然哲学当然也不例外，在自然科学昌明的今天，那么自然哲学的研究对象又是什么呢？
吴国盛认为，自然哲学有两种含义，第一，指一门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领域，这个学科是哲学的分支学科，是第二哲学；第二指某种哲学理论形态或哲学思考的某种趋势和倾向，这个意义上的自然哲学不是第二哲学，而是第一哲学，如谢林的自然哲学。他本人主张第一哲学，认为不必以自然科学的目标和价值取向为自己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哲学不再是求知的事业，它不再创造关于实在的知识体系，而是透过知识与文明的厚厚积淀层，追寻人类之根、生命之源、宇宙之本。自然哲学不再是关于外在自然的概念体系和知识体系，而是在技术时代意欲追根溯源，正本清源的沉思者的事业。
李章印认为自然哲学的复兴需要转换“范式”——从对象到家园，旧自然哲学，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牛顿的自然哲学，还是黑格尔的自然哲学，都是把自然作为外在的对象来把握，也可以说作为存在者来认识，然而，以存在者为对象的认识早已成为科学的专利，近代以来科学的发展和进步使得思考存在者的哲学成为多余的了。作为第一哲学的新自然哲学不能象作为第二哲学的旧自然哲学那样，以自然物为对象，也不能把自然本身作为对象。那么，以思考自然本身为己任的自然哲学，怎么能不把自然作为对象呢？哲学不能局限于对象性的科学认识，在对象性思维以外，还有人与自然的另外的关系，在这另外的关系中，人不是作为主体，自然也就不是作为客体，从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不是主客关系或对象性关系。非对象性的关系就是“天人合一”的关系，就是人融入自然之中来领悟自然，就是人把自然作为家园。这种家园是人的寄托和归宿，心灵对这种家园的追寻、认可、领悟和回归就是自然哲学的事情。
胡新和认为新的自然哲学必须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立足于二者互相规定、包容、依赖的关系来构筑自然观念和图景，也必须不仅涵盖人类对自然的理论认识，更关注人类对自然的实践活动，为制定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行为准则提供框架和背景；在认识上，人类作为自然中的特殊（具有智能）的一员而与之构成对话者的关系，这种对话关系，提供了人类认识自然的一种新的视野、新的模式；在实践中，人类与自然则是共生共荣，互相依赖的伙伴和朋友。
三、关于历史上的形而上学理论
张华夏认为历史上的形而上学也即自然哲学，是指研究存在的性质及其变化的知识领域，根据其所用的表达方式和研究方法的不同，我们大体上可以区分出四种形而上学：（1）模糊形而上学，其特点是用模糊不清的概念和语言来表达本体论的问题，因而它的语言是违反清晰的逻辑语法的。（2）思辨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是关于存在的最高概括，严格经验主义的方法失效，此种形而上学强调思维的自由创造与想象。这种想象性的普遍化有经验根据，同时受逻辑一贯和系统协调的约束。（3）分析的形而上学或语言定向的形而上学。由于语言系统本身包含有某种本体论的承诺和本体论的预设，因此，通过语言分析，我们能够得出有关世界的一般性的特征。通过语言分析来研究本体论，我们称作语言定向的形而上学，它是分析哲学的一个新的分支。（4）综合的形而上学。通过概括各门系统科学，建立系统哲学，首先是系统本体论，系统本体论的产生，不是直接思辨的产物，也不是一门自然科学概念的推广，而是通过系统科学找到跨学科的共同语言，来建立描述一般物质、一般系统、一般事物的理论模型，运用这个模型综合各种自然科学描述物质世界的一般特征及其一般进化图式。所以我们可以将这种新的形而上学叫做综合的科学的形而上学。拉兹洛的广义综合进化论和邦格的系统世界观主要属于这种形而上学，是一种更加接近数学自然科学方法的形而上学。
张华夏主张拒斥作为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的思辨的而又模糊的形而上学，赞成思辨的但却清晰的形而上学，赞成分析的以及综合的形而上学，后面三种形而上学的发展和整合，便是当代新形而上学或当代新自然哲学的兴起。
四、国内自然哲学研究中提出的部分理论观点
金吾伦提出了生成哲学。象系统整体论那样的整体论虽然力图摆脱以实体主义为基础的构成论，但仍带有构成论的色彩。系统只是放大了的实体，基础还在要素的分离与结合。整体论不同于构成论的地方只是，前者考虑到了要素间的联系与相互作用，后者忽略或不考虑这些联系与相互作用。但那些要素却是实存的。生成论与此不同，它强调那些要素是生成的，把“生成”概念提到最本质的地位。没有生成就没有要素。其自然科学依据是：（1）宇宙是生成的；（2）粒子也是生成的；（3）定律也有从无到有的过程。生成论的最基本概念是生成，最本质特征是动态性和整体性。这两个基本特征由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1）潜在性；（2）显现性；（3）全域相关性；（4）随机性；（5）自我同一性。生成论认为宇宙及宇宙间的一切都是一个生成过程；这个生成过程是整合的，即从潜存到显现过程中将相关因素都整合在其中，从而生成具有个体性的新事物。生子论是生成论的精髓，生子是生成的因子。它是瞬时持续的，空间是非定域的。生子不是物质，不是能量，不是精神，但它能转化成物质和能量。生子具有自主性和自组织性。这种自主性和自组织性是宇宙自身所具有的，且是演变的。生子与原子的区别在于：（1）原子是实存的，生子则是潜存的；（2）原子是空间上定域的，它在空间中通过某种作用力而运动，生子是非定域的，它能自己运动。（3）原子运动的改变要靠外力，它自己不会发生变化；（4）事物的变化是由组成它们的原子分离和结合的结果；生子自身具有内在的能力，事物的变化是由生子的生成、转化的结果；（5）原子是机械论的，生子是有机性的，由原子构成的是一只机械大钟，生子则组成一个有机整体。
宇宙万物及我们人类自身处在不断的生成，演化过程中，这个生成过程的机制大致为：潜在的道实在具有双重结构，生子就在其中孕育。用物理学语言说，它是对称的，尚未破缺，生子的形成就是生成的开始。生子不是实体，它在时序上先于实体。它可以生成实体。当全局存在在一定条件下“凝聚”到某一点时，实体生成了，生子就转成实体。
朱葆伟认为20世纪科学中发生的一个根本性变化，是用机体的模型取代机械的模型作为理解和解释世界的基础，并广泛采用了“关系—功能”分析方法。上述变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使得一种广义的“价值”成为把万事万物联结成一个有机整体的组织因素和自我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量进入世界科学图景乃至一些学科的基本概念、假设和问题中，这直接影响了哲学价值论的研究。但所有这些不能为价值研究中的自然主义提供充分的支持。有机论科学图景的深刻启发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可以容纳目的性、自主性、能动性、选择、反馈等关于活动的机制和逻辑的启发性概念框架。这一概念框架更为接近人的活动的实际，但不足以完整描述人的活动的实际，借助于它，我们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人类实践的机制和逻辑。“可能性空间中的选择”和“反馈”这两个范畴的引入是十分重要的。正是活动和活动结果的相互作用、反馈循环，使得活动系统参与到所在的世界中，通过活动本身不断地为自己开辟新的可能性，也通过反馈—放大机制不断地为自身确立存在的条件和根据。这一活动结构中展示了一种类似于艾根“超循环”的特殊逻辑，也即“活动实践的逻辑”。在这里，活动本身成为实在的要素，成为可能向现实、偶然向必然，以及实然向应然、未来、理想推移、转化的必要环节：对于活动——参与者来说，现实实在不仅是以往活动的结果和制约我们现实选择的可能性空间，而且是要联系于不确定的未来，联系于我们的目的和价值观念才能获得确定的意义；另一方面，未来不是给定的，人的活动、实践参与在现在向未来的推移过程中实在地起着作用，它使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并纳入合乎目的、需要和理解的轨道，理想、价值、规范等也就在此而联系于现实事实，转化为现实事实，这种逻辑的另一个基本内容，是两个在逻辑上相互独立的因素求真和趋善自我确立，又相互生发、催化。
罗嘉昌认为把时间观念放到重要位置上，这是现代文明的显著特征。当代哲学所以对时间问题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传统的时间和宇宙概念业已受到相对论等现代科学的猛烈冲击；二是急剧的社会变动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使不少哲学家把人的问题，存在的历史真实性问题视为哲学的中心问题。分别受这两方面的影响，当代哲学在时间问题上形成了对立的两派和两种观点：一是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中心的唯科学主义观点；另一种是直觉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和生命哲学等人本主义流派的非理性主义、非科学主义观点。前者认为，关于时间，凡能理解的，都只能从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中去了解；后者则断言，真正的时间是科学所无法了解的。近年来，一些物理学家提出时间可能并不是基本的物理量，而是更基本的量生成的次生量。进而否定时间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罗嘉昌认为在时间哲学见解中，非理性主义倾向和唯科学主义倾向都是片面的。我们必须越出各个具体学科和领域的界限，走向对时间的整体理解。他主张时间是无限的、客观的，宇宙是开放的。
胡新和认为现代物理学的基本特征是：（1）从实体论转向关系论；（2）从基元论转向整体论；（3）从构成论转向生成论；（4）从决定论转向随机性；（5）从可逆性转向不可逆性。自然界的关系特征和整体特征揭示了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本质上相互规定、相互作用的关系，关系者脱离了关系就失去其意义，部分也不可能独立于整体而存在；而自然界的生成性、随机性和不可逆性，则显示出人类在其自身及其他生命过程中非常熟识的特征，揭示了自然界的某种内在统一性。
主要参考文献：
①吴国盛：《自然科学的复兴——一个历史的考察》，《自然哲学》第1辑，1994年。
②李章印：《自然哲学的复兴需要转换范式》，同上。
③吴国盛：《第二种科学哲学》，载《自然哲学》第2辑，1996年。
④张华夏：《旧自然哲学的衰落和新自然哲学的兴起》，载《自然哲学》第1辑，1994年。
⑤金吾伦：《生成哲学导论》，同上。
⑥朱葆伟：《机体与价值》，同上。
哲学的基本特征篇5
一、自然哲学复兴的背景
然而，随着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和科学哲学、自然观的深入研究，人们发现，形而上学的幽灵是无法驱除的。在自然科学方面，相对论否定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而以时空四维连续统以及物质消弭于几何结构的观念代之，量子论在微观领域引入了不确定性和概率，修正了牛顿—拉普拉斯完全决定论的自然观，表明规律在宏观上具有必然性，在微观层次，具有偶然性；热力学引入了物理过程的不可逆性，表明了时间的方向性；系统科学探索复杂性，强调自然界的整体性，反对将整体还原为部分之和，这与牛顿自然观强调自然的简单性，原子构成性形成对照；自组织理论、耗散结构论和超循环、混沌学探索从混沌到有序的自组织过程，表明了自然过程的生成性。就自然科学内部重建其形而上学基础而言，生命科学强调层次性，坚持用物理化学的方法研究生命大分子，但反对将有机体还原为纯粹的物理化学过程。生态危机与生态学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人类与其生存的环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任一环节的缺失或破坏，都将危及人类自身。传统的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认识模式，在理论上，受到了现代物理学的挑战，现代物理学把人、把观测者引入到认识自然的背景、乃至图景中，而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认识模式在实际中误导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自然当作其征服和掠夺的对象。从而受到了自然界的报复，人们在痛定思痛后认识到，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主张人与自然和谐有序的思想是一种大智慧，是我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准则。
在科学哲学的研究中，人们发现科学理论有一个本体论的承诺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表明，我们的自然图景，是作为人的认识又包含了对人的认识，是内在于自然的对自然的认识，是一种本体论的框架又具有认识论的本性、根源和局限性。认识主体由于本身也是客体的一部分，也参与客体的显现，也规定着客体的基本特征，因而与客体本质上不可截然区分。认识的这种人类学特征和内在特征，也决定了传统科学追求终极主体地位和绝对客观性的不可能性。科学哲学作为哲学最首要的任务是，追究科学的存在论基础，科学在近代的支配性，科学的有效性全系于此。对此的遗忘已引起科学整体上的危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近年来，国内自然哲学的研究重新热了起来。
二、关于自然哲学的研究对象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相对独立而又确定的研究对象，自然哲学当然也不例外，在自然科学昌明的今天，那么自然哲学的研究对象又是什么呢？
吴国盛认为，自然哲学有两种含义，第一，指一门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领域，这个学科是哲学的分支学科，是第二哲学；第二指某种哲学理论形态或哲学思考的某种趋势和倾向，这个意义上的自然哲学不是第二哲学，而是第一哲学，如谢林的自然哲学。他本人主张第一哲学，认为不必以自然科学的目标和价值取向为自己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哲学不再是求知的事业，它不再创造关于实在的知识体系，而是透过知识与文明的厚厚积淀层，追寻人类之根、生命之源、宇宙之本。自然哲学不再是关于外在自然的概念体系和知识体系，而是在技术时代意欲追根溯源，正本清源的沉思者的事业。
李章印认为自然哲学的复兴需要转换“范式”——从对象到家园，旧自然哲学，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牛顿的自然哲学，还是黑格尔的自然哲学，都是把自然作为外在的对象来把握，也可以说作为存在者来认识，然而，以存在者为对象的认识早已成为科学的专利，近代以来科学的发展和进步使得思考存在者的哲学成为多余的了。作为第一哲学的新自然哲学不能象作为第二哲学的旧自然哲学那样，以自然物为对象，也不能把自然本身作为对象。那么，以思考自然本身为己任的自然哲学，怎么能不把自然作为对象呢？哲学不能局限于对象性的科学认识，在对象性思维以外，还有人与自然的另外的关系，在这另外的关系中，人不是作为主体，自然也就不是作为客体，从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不是主客关系或对象性关系。非对象性的关系就是“天人合一”的关系，就是人融入自然之中来领悟自然，就是人把自然作为家园。这种家园是人的寄托和归宿，心灵对这种家园的追寻、认可、领悟和回归就是自然哲学的事情。
胡新和认为新的自然哲学必须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立足于二者互相规定、包容、依赖的关系来构筑自然观念和图景，也必须不仅涵盖人类对自然的理论认识，更关注人类对自然的实践活动，为制定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行为准则提供框架和背景；在认识上，人类作为自然中的特殊（具有智能）的一员而与之构成对话者的关系，这种对话关系，提供了人类认识自然的一种新的视野、新的模式；在实践中，人类与自然则是共生共荣，互相依赖的伙伴和朋友。
三、关于历史上的形而上学理论
张华夏认为历史上的形而上学也即自然哲学，是指研究存在的性质及其变化的知识领域，根据其所用的表达方式和研究方法的不同，我们大体上可以区分出四种形而上学：（1）模糊形而上学，其特点是用模糊不清的概念和语言来表达本体论的问题，因而它的语言是违反清晰的逻辑语法的。（2）思辨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是关于存在的最高概括，严格经验主义的方法失效，此种形而上学强调思维的自由创造与想象。这种想象性的普遍化有经验根据，同时受逻辑一贯和系统协调的约束。（3）分析的形而上学或语言定向的形而上学。由于语言系统本身包含有某种本体论的承诺和本体论的预设，因此，通过语言分析，我们能够得出有关世界的一般性的特征。通过语言分析来研究本体论，我们称作语言定向的形而上学，它是分析哲学的一个新的分支。（4）综合的形而上学。通过概括各门系统科学，建立系统哲学，首先是系统本体论，系统本体论的产生，不是直接思辨的产物，也不是一门自然科学概念的推广，而是通过系统科学找到跨学科的共同语言，来建立描述一般物质、一般系统、一般事物的理论模型，运用这个模型综合各种自然科学描述物质世界的一般特征及其一般进化图式。所以我们可以将这种新的形而上学叫做综合的科学的形而上学。拉兹洛的广义综合进化论和邦格的系统世界观主要属于这种形而上学，是一种更加接近数学自然科学方法的形而上学。
张华夏主张拒斥作为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的思辨的而又模糊的形而上学，赞成思辨的但却清晰的形而上学，赞成分析的以及综合的形而上学，后面三种形而上学的发展和整合，便是当代新形而上学或当代新自然哲学的兴起。
四、国内自然哲学研究中提出的部分理论观点
金吾伦提出了生成哲学。象系统整体论那样的整体论虽然力图摆脱以实体主义为基础的构成论，但仍带有构成论的色彩。系统只是放大了的实体，基础还在要素的分离与结合。整体论不同于构成论的地方只是，前者考虑到了要素间的联系与相互作用，后者忽略或不考虑这些联系与相互作用。但那些要素却是实存的。生成论与此不同，它强调那些要素是生成的，把“生成”概念提到最本质的地位。没有生成就没有要素。其自然科学依据是：（1）宇宙是生成的；（2）粒子也是生成的；（3）定律也有从无到有的过程。生成论的最基本概念是生成，最本质特征是动态性和整体性。这两个基本特征由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1）潜在性；（2）显现性；（3）全域相关性；（4）随机性；（5）自我同一性。生成论认为宇宙及宇宙间的一切都是一个生成过程；这个生成过程是整合的，即从潜存到显现过程中将相关因素都整合在其中，从而生成具有个体性的新事物。生子论是生成论的精髓，生子是生成的因子。它是瞬时持续的，空间是非定域的。生子不是物质，不是能量，不是精神，但它能转化成物质和能量。生子具有自主性和自组织性。这种自主性和自组织性是宇宙自身所具有的，且是演变的。生子与原子的区别在于：（1）原子是实存的，生子则是潜存的；（2）原子是空间上定域的，它在空间中通过某种作用力而运动，生子是非定域的，它能自己运动。（3）原子运动的改变要靠外力，它自己不会发生变化；（4）事物的变化是由组成它们的原子分离和结合的结果；生子自身具有内在的能力，事物的变化是由生子的生成、转化的结果；（5）原子是机械论的，生子是有机性的，由原子构成的是一只机械大钟，生子则组成一个有机整体。
宇宙万物及我们人类自身处在不断的生成，演化过程中，这个生成过程的机制大致为：潜在的道实在具有双重结构，生子就在其中孕育。用物理学语言说，它是对称的，尚未破缺，生子的形成就是生成的开始。生子不是实体，它在时序上先于实体。它可以生成实体。当全局存在在一定条件下“凝聚”到某一点时，实体生成了，生子就转成实体。
朱葆伟认为20世纪科学中发生的一个根本性变化，是用机体的模型取代机械的模型作为理解和解释世界的基础，并广泛采用了“关系—功能”分析方法。上述变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使得一种广义的“价值”成为把万事万物联结成一个有机整体的组织因素和自我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量进入世界科学图景乃至一些学科的基本概念、假设和问题中，这直接影响了哲学价值论的研究。但所有这些不能为价值研究中的自然主义提供充分的支持。有机论科学图景的深刻启发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可以容纳目的性、自主性、能动性、选择、反馈等关于活动的机制和逻辑的启发性概念框架。这一概念框架更为接近人的活动的实际，但不足以完整描述人的活动的实际，借助于它，我们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人类实践的机制和逻辑。“可能性空间中的选择”和“反馈”这两个范畴的引入是十分重要的。正是活动和活动结果的相互作用、反馈循环，使得活动系统参与到所在的世界中，通过活动本身不断地为自己开辟新的可能性，也通过反馈—放大机制不断地为自身确立存在的条件和根据。这一活动结构中展示了一种类似于艾根“超循环”的特殊逻辑，也即“活动实践的逻辑”。在这里，活动本身成为实在的要素，成为可能向现实、偶然向必然，以及实然向应然、未来、理想推移、转化的必要环节：对于活动——参与者来说，现实实在不仅是以往活动的结果和制约我们现实选择的可能性空间，而且是要联系于不确定的未来，联系于我们的目的和价值观念才能获得确定的意义；另一方面，未来不是给定的，人的活动、实践参与在现在向未来的推移过程中实在地起着作用，它使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并纳入合乎目的、需要和理解的轨道，理想、价值、规范等也就在此而联系于现实事实，转化为现实事实，这种逻辑的另一个基本内容，是两个在逻辑上相互独立的因素求真和趋善自我确立，又相互生发、催化。
哲学的基本特征篇6
魏晋玄学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对其基本理论特质的探讨构成了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早在20世纪30-40年代，著名哲学史家汤用彤先生首倡玄学哲学是本体论之论，并将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的发展看作是中国哲学史上从宇宙生成论向宇宙本体论的转变。在他看来，汉学执滞于经验，“本天人感应之义，由物象之盛衰，明人事之隆污。稽查自然之理，符之于政事法度。其所游心，未超于象数。其所研求，常在乎吉凶”。魏晋玄学则不然，它“已不复拘拘于宇宙运行之外用，进而论宇宙万物之本体。汉代寓天道于物理。魏晋黜天道而究本体，以寡御众，而归于玄极；忘象得意，而游于物外。于是脱离汉代宇宙之论(cosmologyorcosmogony)而留连于存存本本之真(ontonogyortheoryofbeing)”。（汤用彤，第48-49页）由此，他得出结论说：“玄学与汉学差别甚大。简言之玄学盖为本体论而汉学则为宇宙论或宇宙构成论。”（同上，第67页）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不同于汉学“体用分为二截”，玄学的基本特点则是“即体即用”：“玄学主体用一如，用者依真体而起，故体外无用。体者非于用后别为一物，故亦可言用外无体”。（同上）
汤用彤先生的上述论断无疑有着颇为深刻的真知灼见，因而长期以来成了学界理解魏晋玄学的基本范式，在一定的意义上堪称代表了魏晋玄学研究的时代水平。但是，近年来，随着有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一些论者不仅在汤先生有关论断的基础上对于作为玄学之核心理念的“有”、“无”范畴的根本义蕴作出了进一步的探讨，而且直接对其基本论断即“魏晋玄学哲学是本体论”提出了质疑。对此论说得最为鲜明的是许抗生教授。他说，虽然王弼玄学哲学的基本特征仍可以看作宇宙本体论，但由于嵇康、阮籍并不讨论有无与本体问题，向秀、郭象更是反本体论的，因此用宇宙本体论来概括玄学哲学的基本特征似有缺陷。他认为，玄学哲学的普遍共性，并不是宇宙本体论，而应当是讨论宇宙万物的自然本性论问题：王弼“明自然之性”，郭象讲“自足其性”，阮籍谈“明于天人之理，达于自然之分”，皆是围绕探讨自然之本性而展开自己的学说的。（参见许抗生）上述结论在相当程度上显然可以看作是对于汤用彤先生以来把玄学哲学在整体上归结为“本体论”这一研究范式的颠覆性意见。
比较汤先生和许先生对于魏晋玄学基本理论特质的不同认识，不难看出其中的一个重要差别：如果说前者主要是借鉴西方哲学中的基本范畴本体论来论说魏晋玄学，后者的基本主张则明显包含了力图以更符合中国哲学自身特质的方式来论说魏晋玄学基本特征的理论意旨。这其中的一个关键之处在于：由于汤先生所处的时代可以说是中国哲学学科建设的草创期，因而他主要是套用了西方哲学的既成范式来理解中国哲学，这其中事实上已经内在地隐含了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中国哲学自身特质的可能性，而随着对中国哲学自身特质认识的不断加深，学界对此已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这就为站在新的基点上对玄学哲学的基本理论特质作出进一步的探讨提供了可能。
众所周知，在传统中国学术中虽然并没有出现“哲学”这一独立的学科，但是，中国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主流传统之一，自有其颇具特色的对于人生、社会乃至天地宇宙之一般“道”理的系统性的整体理性反思，这就是中国文化传统中专注于“究天人之际”的“天人之学”。在近代中西文化交会之后，人们正是按照西方学术分途的模式，把中国文化中的这部分内容按照西方哲学的学科框架、思维取向和概念范畴体系加以抽绎、梳理和编排、改造，从而形成了“中国哲学”这一学科，并在此基础上整理出了“中国哲学史”。随着时代的发展与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入，特别是世界范围内“西方文化中心论”的逐渐沦落，人们对于凸显中国哲学自身特质的重要意义具有了越来越充分的认识。正像近代以来在中西文化与哲学的对比中不少论者已经指出的，如果说中国哲学传统的主流形态是以人之生命价值或意义的安顿为中心，西方哲学传统的主流形态则主要体现为一种通过显发理性之光以认识、把握外在对象的智慧形态。（参见成中英）与思想主题的差别紧密相联，中国哲学相对于西方哲学而言形成了自己的重要特色。在笔者看来，这至少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不同于西方哲学着力于区分经验性的现象世界与超越于现象界的理念世界或本质世界，中国哲学则体现为一种一重化的世界观。其二，不同于西方哲学主要是通过理性的发用以认识外在于人的客观世界之真实，中国哲学中虽然也不能不关涉到对于客观外在世界的认知问题，但是它又总是关联于人伦日用，落脚于人之生命意义的追寻。正如不少学者已经指出的，正是由于中国哲学传统总是倾向于立足于现实人生而穷究“天人之际”，它对人生意义的追寻就总是落脚于对于生命境界的凸显。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出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在本体意识上的一个基本的差别：不同于西方哲学传统是要追寻外在于认知主体的客观“实在”，在中国哲学中“本体”则总是关联于人伦日用，因而总是在人之精神境界中得到“呈现”。由于在中国哲学中“本体”与“境界”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笔者认为，可以把“天人之学”中所包含的形上学名之为“境界形上学”（亦可参见牟宗三，第98页）。
二
从这样的视角来考察魏晋玄学，我认为，正是魏晋玄学不仅实现了中国哲学发展史上从宇宙论向本体论的转变，而且其所凸显的本体也是落脚于人之精神境界，从而构成了境界形上学的初步形态。
随着玄学的兴起，汉代关于宇宙起源、结构和演变的争论发展为“有无（动静）之辨”，“本”与“末”、“有”与“无”等的关系成为讨论的中心问题。不同于汉人大多把《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等论断看作宇宙发生论，玄学家则对此作出了新的解释。作为正始玄风的领袖人物，王弼在《老子注》一开篇就明确指出：“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时，则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为其母也。其道以无形无名始成，万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玄之又玄也。”他还指出：“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老子注》第40章）“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由无乃一，一可谓无。”（《老子注》第42章）王弼没有把“无”、“有”和“一”等看作是宇宙演变的阶段，而是提出“以无为本”的论点，并以思辨方式进行了论证：具体事物都以“有”为存在，而任何“有”皆始于“无”，所以在任何时候要保全“有”，必须“反本”守住“无”。同时，纷繁复杂的万物有其统一性，这个统一原理就是“无”。显然，王弼的思想已经超越了宇宙发生论阶段，达到了以理性思辨的方式追寻宇宙人生之最终本原或存在根据的高度。它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发展成熟到了在整体上初步摆脱经验性思维而以理性思辨的方式探讨宇宙人生之恒常本体的新阶段。正是有见于此，汤用彤先生才在与前此的中国哲学相比较的意义上将玄学哲学看作是“本体论”。
不同于王弼、何晏主要是凸显了玄学的本体意识，阮籍、嵇康则开始强调了自我意识和精神境界的问题。阮、嵇虽然也有着自己的本体意识，如对“混一不分，同为一体，得失无闻”的“至道之极”（阮籍：《达庄论》）的追求就明确地体现了这种本体意识，但是其理论兴奋点却并不是现象与本体的思辨联结，而是自我意识与本体的关系问题。尽管在表面上“越名教而任自然”代表了在名教与自然之间否定一者而坚执另一者的价值选择，但由于作为社会性的存在，人事实上不可能彻底摒弃名教而完全因任自然，因此，“越名教而任自然”实际上是以痛苦矛盾、彷徨无依的内心世界为基本背景的。《晋书·阮籍传》说他“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嵇康在《卜疑集》中也描绘了这种与阮籍相类似的痛苦矛盾的心态。既然自我生命无论在现实的名教或自然中都得不到安顿，那么就只能是退回到自身，在纯粹意识中寻找安身立命之所。在《大人先生传》中，阮籍描绘了一个与现实的悲苦无干、具有自我意识与宇宙本体融合为一之理想境界的“大人先生”：“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养性延寿，与自然齐光。其视尧舜之所事，若手中耳……先生以为中区之在天下，曾不若蝇蚊之着幄，故终不以为事，而极意乎异方奇域，游览观乐非事所见，徘徊无所终极。”显然，在这样的人生境遇与境界中，不仅天地宇宙是和谐的，而且置身于其中的人及其自我意识也都是和谐的。由此，人就可以达到“并天地而不朽”的精神境界，从而找到自我生命的安身立命之所。正是阮、嵇以这种在孤魂野鬼的寂寞悲苦与得道真人的逍遥自得之间不断变换的生命存在形态，从两个相反的向度同时凸显了自我意识的问题与对自由的精神境界的渴慕与追求，从而对玄学转向对精神境界的注重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由此，他们进一步深化了玄学的主题。魏亚玄学作为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天人之学”，其中心课题是以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方式达成“天”与“人”的联结。何、王玄学的历史意义在于：针对汉代经学的感性、现象性思维，思辨地凸显了宇宙人生之本体的绝对性，并初步确立了与此相应的本体论思维。阮、嵇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把对本体的抽象思辨落脚于“人”，落脚于对人之精神境界的关注，从而为玄学学理的进一步展开奠定了基础。郭象正是在此基础上对玄学哲学作了新的推展。
对万物“独化”的本体论论证和对独化而逍遥的人生境界与达于境界之修养方法的揭示，构成了郭象玄学思想的主干内容。独化论的基本理论意旨，是哲学地证立自然与名教的统一，这可以看作是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对何、王贵无论玄学主题的“回归”。而郭象玄学落脚于独化而逍遥的人生境界，则与受到阮、嵇凸显主体意识与精神境界的直接影响有关。
在从理论上揭明了有无相生的矛盾性之后，郭象进一步提出了“万物独化于玄冥之境”的命题。他说：“世或谓罔两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请问夫造物者有耶？无耶？无也，则胡能造物？有也，则不足以物众形。故明众形之自物，而后始可与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虽复罔两，未有不独化于玄冥者也。故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齐物论》注）所谓“独化”，是指事物都是“独生而无所资借”的；“玄冥之境”则是指事物玄妙幽冥、浑然至极的存在状态。在他看来，根本不存在所谓造物主，万物都是自己创造自己。万物自生自化而不依赖他物来创造，这就是天地的本来面目。“万物独化于玄冥之境”的提出，标志着玄学哲学本体论转向的真正完成。
与此同时，郭象的独化论作为一种天人之学，并没有仅仅满足于对宇宙和谐的本体论证，而是在扬弃了阮、嵇强调自我意识与精神境界的有关思想的基础上，落脚于与本体论相应的人生境界的凸显。针对大小不平、“上下夸qí＠①”（《秋水》注）所造成的社会矛盾所带来的可“患”之处，郭象力图通过追求建立在“自足其性”基础之上的“各安其分”的精神境界，来影响社会的存在状况和人们的生命存在形态。他并不是不承认事物间的差别和矛盾，而是主要着眼于用“自足其性”、“各安其分”、“大小俱足”（同上）的玄理去在人们的主观意识上消融这些矛盾。人们一旦达到这样的精神境界，一切社会矛盾也就可以消除，社会整体的和谐就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了。在他看来，一切用世俗的眼光看处于劣势地位的“臣妾”、“皂隶”只是懂得了这个“天理自然”，就可以做到“不顾毁誉而自安其业”。同样，对于那些士族统治者而言，达到了“自然”与“名教”合一的精神境界，就可以在礼法名教中“逍遥自得”。因为“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而只要能“游心于绝冥之境”，虽在名教之中，而“未始不逍遥也”。（《逍遥游》注）顺此而进，郭象得出了这样的哲学结论：“夫理有至极，外内相冥，未有极游外之致而不冥于内者也，未有能冥于内而不游于外者也。故圣人常游外以冥内，无心以顺有，故虽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大宗师》注）“游外”是笃名教，“冥内”是任自然；前者为外王，后者为内圣，在独化论的精神境界中，二者达到了统一。“游外以冥内，无心以顺有”成为玄学理想人格的最高形态。
通过建构“独化论”的哲学体系，郭象站在玄学的立场上不仅完成了万物“独化”的本体论论证，而且还凸显了与之相统一的、以绝对“逍遥”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精神境界，从而以哲学的方式建构了一个本体论与人生境界相统一以贯通天人的学理系统，在理论上达到了玄学最高的思想成就。
三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魏晋玄学的发展演进，正体现为从何、王凸显本体意识到阮、嵇强调精神境界，再到郭象完成了“本体论”与“境界”的统一、“本体”落脚于“境界”的过程。正是魏晋玄学构成了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境界形上学”的雏形。由此观之，汤用彤先生有关论断的一个基本的不足之处，就是没有能够对魏晋玄学的基本理论特质作出全面揭示。
前文已经指出，汤先生玄学研究的历史性贡献，就是第一次明确指出了魏晋玄学实现了中国哲学发展史上从宇宙论向本体论的转变。考之于中国哲学史，这一论断确实包含了真知灼见。中国哲学虽然确有其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理论特质，而且没有出现过完全意义上的西方式的在现象背后追寻超越之“客观实在”的“本体论”，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否认中国哲学中具有“本体”意识。哲学作为对于人之整体生命的理性反思，相对于其它具体学科而言，它的一个基本特质就在于其超越性。它总是要超越对于经验性的、感性的现象的认知，以透过变动不居的现象理性地把握人生、社会与天地宇宙的恒常之“道”。这就不能不把哲学的思维引向大宇长宙的最终本原或存在根据，而这显然已经进入到了哲学的“本体论”问题的论域。尽管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那样，中国哲学传统处理本体论问题的方式与西方哲学的方式是不尽相同的，但是，并不能由此而否认在中国哲学中自有其本体意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并不赞成有的论者过于强调所谓“本体论”在西方哲学中的“本义”，特别是强调其先验超越性，并由此而完全否认中国哲学传统中也有“本体论”问题。许抗生先生在此意义上认为郭象玄学是“反本体论”的，这一论断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如果过于坚执中西哲学传统之间的差异，仅仅只是以西方哲学作为哲学的“型范”，而不能站在人类哲学之一般的高度来比观中西文化，最为“客观”的态度恐怕是只能承认中国没有“哲学”，那当然就遑论“本体论”了。考之于中国哲学史，正是在魏晋玄学中，中国哲学的发展成熟到了在整体上基本摆脱经验性思维而进入到了以理性思辨的方式探讨宇宙人生之恒常本体的新阶段。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正是汤用彤先生孤明先发，首先指明了这一点。应当说，这是他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划时代的历史性贡献。
但是，中国哲学毕竟是一个具有自身特质的、不尽同于西方哲学的学理系统。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中国哲学总是倾向于关联于人之精神境界来讨论宇宙人生的本体问题，这是中国哲学不同于自柏拉图以来就明确指向外在于人的“纯粹”客观之本体意识的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特质。而正是对于这一点，处于中国哲学研究之早期阶段的汤先生却注重不够。在一定的程度上，他用ontonogyortheoryofbeing来界定在他看来作为“本体之学”的魏晋玄学，并用“存存本本之真”来状述ontonogyortheoryofbeing，说明他对于西方哲学本体论的基本理论特质有着清楚的把握。但是，魏晋玄学虽然表现出了明显的本体意识，然而其本体意识却又并不是完全西方式的，而是要通过在人之精神境界中呈现本体，以图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在终极关怀的层面上安顿人之个体生命（修身）与群体生命（治国）。这一点如果说在作为玄学之开端的何晏、王弼思想中还没有得到充分表现，那么在阮籍、嵇康的玄学思想中就体现得十分鲜明了。而正如许抗生先生所指出的，正是阮籍、嵇康的玄学思想最难于被按照汤先生的有关论断归纳进“本体之学”。但如果从“境界形上学”的视角来把握魏晋玄学，从上文的分析中就不难见出，阮、嵇的思想正是魏晋玄学发展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这个意义上，汤用彤先生虽然正确地注意到了玄学哲学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所具有的“本体论转折”的意义，但却对其关联于境界而凸显本体意识的基本理论特质注重不够。
立足于这样的认识，我们也不同意许先生把玄学哲学归结为是讨论宇宙万物之自然本性的论断。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理由。第一，这一论断对玄学哲学基本理论特质的界定似过宽泛。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认为，不仅在玄学而且在整个中国哲学乃至整个人类哲学中都包括了讨论宇宙万物之自然本性的内容，将之界定为魏晋玄学的基本理论特质似失之宽泛。第二，它不利于更好地揭示中国哲学自身的理论特质。前文已经指出，中国哲学的基本理论特质恐怕不在于脱离了作为活动主体的人来“纯粹”客观地探讨宇宙万物的自然本性问题，而总是倾向于关联于人之精神境界来探讨人之生命意义的安顿问题。把玄学哲学归结为是讨论宇宙万物的自然本性问题，不仅不利于凸显这一点，而且很容易遮蔽中国哲学的上述特点。第三，这种归结也不利于把魏晋玄学放在中国哲学发展演进的内在环节上来动态地、整体地考察其基本理论特质。作为一个具有自身独异特质的人类哲学主流传统之一，中国哲学在体系化方面的特征虽然不如西方哲学那么鲜明，但是，它在不断从稚嫩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无疑体现出了自身的内在发展逻辑。魏晋玄学作为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只有将其放在中国哲学发展演进的内在环节上来加以动态的、整体的考察，才能更好地把握其基本理论特质。汤用彤先生对于魏晋玄学的有关论断之所以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是与他不仅十分注重从汉代经学到魏晋玄学的承继与变革来把握魏晋玄学，而且注意把魏晋玄学放在中国哲学发展演进的整体链条上来评断其基本理论特质的思考方法密切相关的。如果把玄学哲学的基本理论特质仅仅归结为是讨论宇宙万物的自然本性问题，就很难将之放入中国哲学发展演进的内在环节上来厘清其基本理论特质，并由此而加深对于中国哲学之整体理论特质的了解与把握。而如果孤立地来把握魏晋玄学，或许所能把握的“基本理论特质”，就只能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基本理论特质”。我认为，许抗生先生对于魏晋玄学哲学之基本特征的有关论断，不仅没有将其放在中国哲学发展演进的内在环节上来加以动态的、整体的考察，而且对于魏晋玄学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发展阶段的整体理论特质也揭示不够。例如，许先生一方面指出了玄学哲学的基本特征是讨论宇宙万物的自然本性问题，另一方面又认为王弼玄学的基本特征仍然可以概括为“本体之学”，但却并没有揭示两者之间的关系，更没有对于为什么在以讨论宇宙万物的自然本性问题为基本特征的玄学之中会出现王弼“本体之学”的问题以及王弼“本体之学”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定位问题加以说明。这就很难让人由此对于魏晋玄学的基本理论特质有一个“全观”。
【参考文献】
1 成中英，1991年：《世纪之交的抉择——论中西哲学的会通与融合》，上海知识出版社。
2 古籍：王弼《老子注》，阮籍《达庄论》，郭象《庄子注》。
3 牟宗三，1997年：《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古籍出版社。
4 汤用彤，1957年：《魏晋玄学论稿》，人民出版社。
5 许抗生，2000年：《关于玄学哲学基本特征的再探讨》，载《中国哲学史》第1期。
6 张岱年：1996年：《中国哲学大纲·自序》，载《张岱年全集》第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
字库未存字注释：
哲学的基本特征篇7
马克思哲学是指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理论体系和哲学观点。
1、“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和意义”原表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2、“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及其历史形态”原表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和基本特征”原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现及其伟大意义。实践性、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解放思想、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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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基本特征篇8
[关键词]新实验主义实验科学实践哲学
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实验主义是科学哲学发展史上不容忽视的一个进路，该进路打破了传统科学哲学中的理论优位，从更广阔的角度审视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为科学实践哲学的出现奠定了实证的基础。本文试图对新实验主义的发展历史及其贡献进行梳理，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及症结所在。
20世纪的传统科学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把注意力集中在对科学理论、命题、语句、意义等语言分析层面。20世纪50年代，观察和实验的角色被普遍认为仅仅是“产生并检验理论”；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后实证主义者认为观察和实验是“理论负载”(theory-lad—en)的。然而，无论是对观察及观察术语进行辩护还是攻击，以往的科学哲学家都忽视了实验室工作的真实本质。忽视了绝大多数科学家都将毕生精力用于各种实验上的事实。直到20世纪80年代，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哲学家才开始对实验活动给予更多的关注，掀起了新实验主义的研究热潮。
首先在哲学上付出努力的是伊恩·哈金(ianhae-king)。他在《表征与介入》(representingandinterve-ning，1983)一书中研究了实验的基础地位和意义，深掘隐含在实验结构中的实践特征，试图纠正极端的理论优位倾向，呼吁从表征走向介入、从理论走向实验，板正被理论优位扭曲的科学观。与此同时，富兰克林(a.franklin)、伽利森(p.cratison)、古丁(d.gooding)以及梅奥(d.mayo)、巴滕斯(n.t3atens)、范·本德格姆(vdalbendegem)、罗伯特·阿克曼(robeackellknll)等人，也都深入科学实践的具体形态，进一步推进了新实验主义的研究。1989年，罗伯特·阿克曼在为富兰克林的7heneglectofezp写书评时，明确地以“新实验主义”(thenewexperimentalism)为题，首次把通过实验为科学寻找适宜的基础的科学哲学的趋势称为“新实验主义”。进入z0世纪90年代之后，布克沃尔德(j.z.buchwald)、海德尔伯格(m.heidelberger)以及斯坦勒(e.steinle)对实验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历史、社会科学、哲学的角度详细描述并分析实验，这些努力大大丰富了新实验主义的实证研究。2003年，拉德(hansradder)主编的《科学实验哲学》从哲学层面对实验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更为成熟细致的哲学论述。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新实验主义已经相对成熟，其主要涉及的哲学问题包括：实验的物质实现，实验与因果性，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理论在实验中的角色，建模与(计算机仿真)实验，使用仪器的科学意义和哲学意义，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等，而其中对实验活动的分析及实验与理论之间的关系是新实验主义讨论的核心问题。新实验主义主要有三方面的贡献：
其一，新实验主义打破了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传统。长久以来，科学哲学家们思考的通常都是理论，而忽视了科学实验。实验被认为是依赖理论或范式的，不可能独立于理论的形式维持其生命，因而遭遇冷落。通过新实验主义的相关研究，我们重新认识实验的本质及其作用，从而部分地恢复实证主义的观点，使科学哲学重新脚踏实地。
其二，新实验主义重新认识了实验与理论的关系。哈金、海德尔伯格、拉德等人对此都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其中，最著名的观点即是哈金提出的“实验拥有其自身的生命”(experimentationhasalifeofitsown)。它蕴涵了四个主张：(1)实验的物质实践(materialprac—rices)不仅包含观察和观察数据，而且总是包含着实验的执行、实验过程中的技巧使用及对实验的科学意义的理解；(2)实验工作不是简单地检验或解释理论，而是对来自实验本身的目的、机会和约束条件的一种回答；(3)实验及其结果的哲学意义不局限于也不取决于对它们的理论解释；(4)实验过程中经常产生或伴随着新的人工现象，而这些现象的发生并不仅仅是普适的自然规律的例证。这反映了新实验主义的基本立场，即认为实验是一种实践活动，是人们对自然的干涉活动，在干涉中与世界进行交互作用和相互转化，实验创造出新的现象，其哲学意义无法通过其对经验和理论的表征作用得到充分的表达。这种观点极大地冲击了后实证主义者所坚持的“所有观察都负载着理论”的立场。
此外，梅奥从细处着手，从“话题性假设”(topicalhypotheses)和“错误”的地方性差别讨论了哈金的“实验有其自己的生命”的三层含义。富兰克林在《对实验的忽视》一书中分析了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粒子物理学中那些实验的奇妙的实现方式，试图证明依赖于实验室的理论是可能的。伽利森在《气泡室与实验场所》一文中。讨论了在高能物理实验中，各种各样的实验工具如何给实验实践和实验室文化造成巨大的影响，分析了实验对理论知识形成的重要作用。
其三，新实验主义在科学实在论上的观点有助于建构实践的实在论。虽然新实验主义者并没有解决科学实在论问题，但他们承认实验活动和科学活动的多样性，从实验介入的角度给予科学实在论一个很好的研究方向。例如，哈金指出，在表征层面上无法解决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只有离开表征层面，从实验中认识世界，才会发现实在论的坚固根基。实验不是思想或理论，而是“做”；不是用概念去做，而是用特定的工具干预、介入、影响并改造对象。如果实验干预、影响、改造的对象达到预期的结果，那就证明了它们的客观实在性。理论实体的最初提出，可能完全是假设或猜测，只有当我们了解它的某些性质及其与其他对象的因果关系，并据此建造出某种仪器以干预它们而得到预期的结果后，它们才是实在的实体。因此，只有能操作实体对其他对象进行实验，实体的实在性才是可信的。也就是说，实验研究为不可直接观察的实体的科学实在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对于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而言，新实验主义是一剂清醒剂。然而，新实验主义在兴盛后，却没有形成被英美科学哲学界认可的态势，实验研究成为科学哲学认可的主要论题的期望并没有实现，《科学哲学》(phi—losophyo，science)、《英国科学哲学》(britishjournalforthephilosophyofscience)等科学哲学界的核心期刊对实验的关注始终比较少。究其原因，表面上看是来自传统科学哲学的障碍，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来自于新实验主义本身的问题。
就表面看，新实验主义目前仅仅代表了从哲学层面对实验进行研究的一种趋势，其文献分布领域比较分散，(在传统科学哲学家看来)其文献的历史叙事和描述居多，而哲学分析和说明似乎不足。也就是说。新实验主义主要借用了历史研究及社会学研究中的富有成效的方法，案例研究成为它的一个支撑。例如，古丁通过分析法拉第的电流磁效应实验、赫兹的电磁效应。而哈金则通过对显微镜的放大作用进行分析，来说明实验观察本身就介入着实在，而无须高层理论的渗透。因此，在传统科学哲学看来，这类研究没有上升到某种理论层次。他们始终认为，观察和实验是一种实践，实践是为理论服务的工具，在文本上没有痕迹。因此，就表象主义看来，实验没有什么可分析的，观察和实验已被“证明”是理论负载的。因此，只要分析理论就够了。
从深层次来看，新实验主义本身的逻辑也存在不一致之处。诸如理论与实验的关系、科学实践的作用地位的问题，在新实验主义那里还没有形成逻辑上完全一致的观点，其中最突出的是以下四个方面的逻辑缺陷：
第一，论证和强调实验有自己多种的独立生命，并不意味着理论不具有自己的生命。一方面，当伽利略将他的望远镜指向天空时，他并没有关于木星卫星的理论要进行检验；另一方面，我们无法否认理论一旦作出。就会继续指导后来的实验研究，并且指点着发现。例如。谁也无法否认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的预见推动了爱丁顿考察日食。事实上，实验与理论的确存在着辩证的复杂关系。在逻辑上，证明存在某个a=c，只否认了所有的a都是b，并没有证明所有的a都是c，新实验主义没有表明如何能够从科学中排除理论的作用，这是新实验主义遇到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新实验主义力图从证明实验具有更基础的地位的观点出发，证明实验与理论是可以两分的，但是不能证明一切实验都与理论两分。我们从新实验主义证明存在没有高层理论指导的实验来看，的确存在与理论两分的实验，但是这同样不能证明一切实验都与理论两分。正如当年逻辑实证主义以全称命题形式表达经验是检验理论的标准被存在一个观察或者实验是渗透理论、负载理论的证据所击破一样，试图通过实验’观察与理论两分的进路，恢复实验和观察比理论更为基本的经验主义研究也是不成功的。
第三，虽然新实验主义认为实验更为基础，但是在有些新实验主义者看来，它的基础性作用，仍然是为理论表征服务的。新实验主义虽然把实际的实验实践之细节带入到科学说明中，但是仍然囿于传统科学哲学的表征主义说明框架中，这就无法以实验概念替代以理论概念为中心的传统科学哲学的说明模式。表征作为实践的结果要比实践过程更为重要，实践只有把结果呈现为文本表征出来，成为一种存在陈述或者观察报告，才具有“言说”资格。因此，在新实验主义那里，实验与观察都没有在最终意义上离开表征主义的影响。
第四，向逻辑实证主义的部分回归，不被科学哲学家所接受，也影响了科学哲学家对新实验主义的认识。新实验主义者，如哈金、古丁、梅奥等人，花大力气下功夫重新检验了科学史上的一些实验，发现了实验干预、交叉复核、误差控制和消除方面的实验作用，表明实验对于理论的选择、理论改进有着基础性的作用，从而使得科学在整体上呈现出进步的态势。这种进路表现得更像是要向逻辑实证主义科学进步的积累观回归。而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进步积累观被认为是存在诸多问题的，是已经被历史主义的革命观推翻的观点，除非这种新实验主义的积累观有更多更新的证据和极为充分的论证，否则，新实验主义的论证就不为人所重视。
几乎在新实验主义兴起的同时，出现了从实践解释学的角度研究实验室里实践活动的另一科学实践研究方向，其主要代表人物为劳斯(j.rouse)。新实验主义和科学实践解释学都把关注点放在实验室的实验实践，而不是理论体系，这两个方向并行而合成了科学哲学的自然主义的研究进路——科学实践哲学(philoso—phyofscientificpractices)。科学实践哲学的进路把科学看成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实践的特有活动形式。并试图对科学实践的结构、主要特征和规范性作出分析研究。科学实践哲学不仅以科学实践为出发点，一改理论优位的传统，而且重新审视了科学哲学的经典问题，如科学说明、推理、因果性、科学实在、科学划界、科学发展模式等，并将这些经典问题同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心理学等一系列相关研究领域有机地联系起来，使实践和活动的维度进入了科学哲学研究的视野。
科学实践哲学接受了新实验主义的“实验有自己独立生命”的观点，更正了新实验主义将实验与理论继续两分的认识，从解释学角度把理论与实验都纳入科学实践的范畴，认为理论作为一种科学活动也同样是实践活动，与科学实验没有本质性区别。这就较好地解决了传统科学哲学中理论与观察实验两分引起的问题。通过对实验实践的探索，初步消解了实在论问题，即表征系统与被表征系统之间的通达问题，指出真正的实在是实践者通过实验实践介入与操作从而产生新现象改变世界来达到，而不是通过语言表征来实现的。科学实践哲学进一步推进了新实验主义未细致化和未达到逻辑一致性的工作，其解释学方向通过引入海德格尔实践解释学关于人的实践介入世界的方式较好地推进了这些问题的研究。
科学实践哲学与新实验主义相比，在观察与实验之间作出了性质和程度不同的区分，更加强调了实验，因为在科学实践哲学看来，一切科学研究都是做事，都是人与自然打交道，实验作为直接介入建构世界的做事比旁观更为重要。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在传统科学哲学和新实验主义看来，观察可以还原为存在陈述(即一种有限表象)，而在科学实践哲学看来，观察也是一种介入世界的活动。理论构造过程也是一种科学实践活动，理论比哲学家通常所理解的更具实践性和技巧性。
哲学的基本特征篇9
一、从关系中对“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初步规定
观察人们对“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种种用法，我们可以看出，“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总是处于与“哲学史”研究、“应用哲学”研究、“现实问题”研究与哲学各“分支学科”研究这四者的相对关系之中。人们对“哲学基础理论”的使用、理解和规定，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从这些关系出发的。
从与哲学史研究的关系中来规定“哲学基础理论”，所强调的是“哲学基础理论”的“论”的性质。按照这种理解，哲学史研究是以“哲学的历史”作为对象，它负责整理哲学史上的人物、流派、发展脉胳和思想逻辑等，属于一种“遗产清点”性质的工作。与之不同，“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则是要从事哲学一般问题的反思、分析和探索，属于“理论批判”与“理论创新”性质的工作。二者的这种关系，借用亚里斯多德或康德的说法，前者属于“质料”的积累，后者则属于“形式”的创造。
从与“应用哲学”的关系来规定“哲学基础理论”，所强调的是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非应用”或“非实用”性质。按照这种理解，“应用哲学”所注重的是研究哲学基础理论在人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实际应用，而“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则旨在为这种应用提供理论基础，二者犹如“理科”与“工科”或者“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前者提供一般性、普遍性的“原理”，后者则把这些“原理”运用到具体事物和问题上面。
从与“现实问题”研究的关系来规定“哲学基础理论”，所强调的是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超验性”。按照这种理解，“现实问题研究”所关注和探讨的是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所提出的具体的课题，而哲学基础理论所关注的是纯粹的、超经验层面的学理问题。因此，“哲学基础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是超验与经验、抽象与具体的关系，二者属于不同的层次和向度。
从与哲学各“分支学科”研究的关系规定“哲学基础理论”，所强调的是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总体性”、“原理性”等特质。按照这种理解，哲学各“分支学科”所从事的是哲学的各部门、各领域的研究，而哲学基础研究则要揭示构成这种分支学科所共有的前提性根据，阐发各分支学科共同的基础。因此，哲学基础理论与各分支学科的关系就是总体与部分、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如上简要讨论告诉我们，从与其它研究类型的关系入手来规定“哲学基础理论”，哲学基础理论体现出“原理性”、“创新性”、“纯粹性”、“总体性”与“超验性”等性质和特征。
从上述关系出发，可以十分方便地描述出“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诸多特征，这为我们明确其内涵与外延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但仅停留于此，“哲学基础理论”仍然难以获得清晰、坚实的规定。第一，它仅仅从相对关系中来勾画“哲学基础理论”的大致范围，而没有对它予以实质性的内涵规定，按照这种理解，“哲学基础理论”可以覆盖具有上述特征和性质的一切研究内容，是一个所指极为宽泛、所含元素极为丰富的“合集”，因此，从关系中对“哲学基础理论”进行规定，只是从“消极的”方面说明了它“不是”什么因而只是划定了一个大致的意义疆域。其二，仅仅从关系中来规定“哲学基础理论”，“哲学基础理论”与“非基础理论”的边界将难以得到清晰和明确的划定。例如，在实际的哲学研究中，“史”与“论”是很难分开的，“论从史出”或“以论带史”都是常见的研究方式，在此意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与哲学史的研究是难以硬性地分解开来；再如从与“现实问题”研究关系的角度来规定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以突出后者的超验性与学理性，但任何对现实问题的哲学研究，都需要运用哲学反思批判的眼光、运用哲学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并把“现实问题”转化为以理论方式所把握和表述的问题，否则所谓“现实问题研究”将成为非哲学的实证化研究，就此而言，现实问题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实际上也是不可分离的；再如从与各分支学科的关系来规定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试图突出后者的总体性和原理性，但事实上，哲学中的各分支学科，不论是中国哲学研究、还是西方哲学研究、不论是科学哲学、美学研究，还是逻辑学和宗教学研究等，都有着其各自领域的“基本原理”和“一般性理论”，因此，哲学基础理论与各分支学科之间的关系并非一种简单的总体与部分、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可见，从与其它研究类型的关系入手对哲学基础理论进行规定，虽然有助于对其特征进行一些初步的描述，但还不足以清晰地划清它们之间的边界并对“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内涵作清晰的阐明。
二、“后基础”语境与“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要对“哲学基础理论”作进一步的阐明，需要把它置于哲学发展的历史和当代哲学的语境之中。
在哲学史上，长期以来构成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核心的是“形而上学”，尤其是形而上学中的“存在论”问题。哲学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著作无疑是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在该书中，“哲学基础理论”被称为“第一哲学”或“第一学术”，而“第一学术”或“第一哲学”所要研究的就是“本体”的性质、原理和原因，“本体”的原理和原因，是一切原理和原因中最高的原理和原因，因而以之为研究对象的学问乃是“最高智慧”。很显然，作为“最高智慧”的“第一哲学”无可争议地就是哲学的基础理论。对此，亚里斯多德说道：“所以从古到今，大家所常质疑问难的主题，就是‘何谓实是’亦即‘何谓本体’[①]，海德格尔几乎在相同的意义上说道：“惊讶乃是哲学的开端。……惊讶承荷着哲学，贯通并支配着哲学。……曾经一度，人们惊讶于存在者。惊讶于存在者存在这回事情以及存在是什么。受这种惊讶的驱动，他们才开始了哲学活动。……对‘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的回答就在于：我们响应于哲学向之行进的那个东西。而且，这个东西就是存在者之存在”[②]。在哲学漫长发展过程中，形而上学本体论一直占据着作为“哲学基础理论”的特殊地位。虽然近代哲学经历了所谓“认识论转向”，但无论其基本动机、所要解决的深层课题等，“认识论转向”始终都是与形而上学本体论内在联系在一起，或者说，在这种转向后面，包含着深刻的“本体论意蕴”[③]。因此，“认识论转向”并没有改变形而上学本体论作为哲学基础理论的核心地位。这一点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顶峰。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逻辑学”是其本体论和形而上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则是逻辑学的“应用”，故黑格尔称其为“应用哲学”，“精神现象学”曾一度被视为其体系的一部分，但最终黑格尔只是把它当成通向“逻辑学”的阶梯因而只具有“导论”的性质。因此，严格地说，“逻辑学”构成了黑格尔哲学的“基础理论”。海德格尔曾用“本体—逻辑—神学”机制来概括整个西方传统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本性和特点，可谓十分恰切。
可见，在传统哲学那里，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主题、领域和形态等都是颇为清楚和明确的。但是，在现当代哲学中，人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事实是：再也难以找到和建立象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那样拥有特殊地位和话语霸权的“哲学基础理论”了，“哲学研究的基本状态已经发生变化。……我们在后形而上学思想面前已经无可选择”[④]，正如施太格缪勒在《当代哲学主流》中指出的，现当代哲学已经“没有希望找到任何能够把现代哲学与过去哲学的诸种方向区别开来的内容方面的共同特征”，如果说有“共同特征”，那么可以说有两个，一是“形式方面的特征，可以称作哲学职能上的分化过程”，在当代哲学中，“不同性质的哲学职能越来越独立了”，再无象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那种把各种职能统一于一身的“基础理论”；其二是“发生着不同流派的哲学家之间相互疏远和越来越失去思想联系的过程”，人们对哲学基础研究工作的理解变得完全不同，而且这个过程呈现出不可逆转的趋势[⑤]。
这意味着，今天谈论“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时，我们面临着一种十分特殊的思想情势：在现当代哲学语境中，我们已无法确立象传统哲学形而上学本体论那样一种作为中心的唯一的“基础理论”，“哲学基础理论”之“基础”已不可能作为以一驭万的哲学元话语而存在，如果仍然寻求这种元话语并企图以之作为“哲学基础理论”，等于坚持一种已被现当代哲学所彻底摒弃了的上帝的眼光。这种特殊的思想情势，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乃是在一种“后基础”的语境中，提出“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任务。
在“后基础”语境中提出并进行“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这是一个艰难的思想任务。它给我们提出的最为尖锐的课题是：在永恒的、终极的“本质领域”消失之后，“哲学基础理论”之“基础”体现在何处？
在“后基础”语境中，我们必须改变对“基础”的传统理解。在我看来，所谓“基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这里的“基础”，首先是指对于每一个哲学研究和思考者而言的“基础”。每一个哲学研究和思考者利用和消化不同的哲学资源和理论传统，经过反复和不断地批判性反思，发现真正重要的哲学基本课题，并对此进行尽可能的深入探讨，那么，这种研究就构成了其“哲学基础理论”。就此而言，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总是一种有“我”的、具有“向来我属性”的哲学研究活动。同时，正因为这种“有我性”和“向来我属性”，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真正成为了一个开放的、具有可对话性的场域。“有我性”和“向来我属性”表明任何基础理论研究都是某种有限视角的产物，因此它都不能借“上帝”或“人类”之名而企求获得终极的规范性，它应该和必须向其它“基础理论”研究敞开空间，与其它“基础理论”研究建立一种平等的交流关系。在此意义上，“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既是一种充分发挥研究者理论个性和思想创造性的、以“我”为基点的研究活动，又是一种在开放状态中由不同研究者共同参与和推动的公共性事业。
其二，“有我性”与“向来我属性”表明“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分化与个性化，但这并不意味在分化和个性化之中没有内在的思想联系。这种联系就是：在当代哲学语境中，哲学研究者和思想者放弃对永恒在场的“统一性原理”与“普遍性真理”的奢望，自觉地在“后形而上学”的视域中，通过对现实生活的领悟和反思，从不同角度展开对“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与“形而上学的意识形式”的双重批判，来捍卫人的生命的具体性与丰富性。所谓“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指社会生活所存在的把人的生活陷入抽象化的现实关系和物质力量，所谓“形而上学的意识形式”，指扭曲和掩盖生活的真实状态从而使人的现实生活陷入抽象化的虚假意识形式[⑥]。这二者的相互合作和强化，使得“抽象对人的统治”成为现代人的命运，这既是当代人所面临的最为重大的现实课题，也是“后基础”时代“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所要面对的最为基本的理论课题。
其三，与上述内在相关，这里的“基础”，不再是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所追求在所有时间和所有地方都适用的非历史的“本质领域”，而是一种“在此时此地什么是行得通的、什么是可能的以及什么是正确的”[⑦]历史性的实践智慧。这是由上述“对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与“形而上学的意识形式”的双重批判这一基本课题所决定的。这一课题要求：第一，“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和“形而上学的意识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会有不同的表述和体现因而哲学对其批判也会表现出不同的历史性主题；其二，与此相关，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任务也必然是“历史性”的：在君临一切的形而上学本体世界消逝之后，从不同视角出发，通过对“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与“形而上学的意识形式”的历史性批判，破除具体历史条件下抽象力量对人的统治，从而推动人与社会生活不断深化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解放，这一点构成了“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根本旨趣。
三、“哲学的”和“关于哲学的”：区分两种话语
要进一步理解“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内涵，还有必要对“哲学的”话语与“关于哲学的”话语作一适当的区分。
这里所谓“关于哲学的”话语，是指从哲学外部对哲学所作的评说、评判、概括和总结等等。这种“关于哲学”的话语和言说并非毫不涉及哲学内部的问题，但是它并非对哲学问题本身进行专门、系统和深入的论证和探讨，而仅是从外部对哲学的历史、现状和发展等进行一般性的说明、描述和评判，因此它实质上只是“关于哲学的”而非本身就是“哲学的”，其更为恰切的称呼应该是“哲学评论”或“哲学批评”。而所谓“哲学的”话语，是从哲学内部对哲学问题所作的专门的、系统的分析、论证和探讨，因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前文所述对“形而上学现实运作”与“形而上学意识形式”的批判，即是其核心内容。
很清楚，“关于哲学的”话语与“哲学的”话语在性质、功能等方面都有着重大的区别。前者是从哲学外部对哲学所作的一般性评说，后者则有着其特定的“问题意识”和特有的理论关怀，是对具体哲学问题的专门探索和阐发。但在国内哲学研究中，这二者经常混淆在一起。不少人经常把仅仅“关于哲学的”的言说归入甚至等同于“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认为越是宏大、越一般性的评说就越能体现“基础”的性质和地位。这种混淆将对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产生一系列不良后果：
第一，将可能导致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话语权力。如前所述，“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总是个性化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所体现的是不同研究者和思想者的个体选择和主体创造，同时，它总是表现为专题化的具体的哲学问题的展开、分析和论证，因而具体性与论证性构成了其另一个特征。如果把“关于哲学”的话语等同于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等于用一种外在的评述和总体性的归纳总结代替个性化与专题化的具体探讨，或者等于在个性化和专题化的具体探讨之上放置一个外在的评说尺度和话语标准。这意味着“关于哲学的”的言说凌驾于真正“哲学的”探讨之上，成为了一种“后设性”叙事，获得了某种话语特权。对于哲学基础理论的发展，这显然是不利的。
第二，将可能导致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空洞化。只要了解了前述“关于哲学的”话语和“哲学的”话语的区别，这一点就很容易了解。“关于哲学的”话语是对哲学的外在的评论，而“哲学的”的话语则是内在的探究，倘若把前者等同于后者，将使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泛化为对哲学的外在的“意见”和“议论”而非严肃和深入的专门论证和研讨。其结果很容易使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成为内容贫乏的泛论。
第三，将可能导致对哲学基础理论实质性问题和内容的遗忘。正如前文所述，从不同视角展开对“形而上学现实运作”与“形而上学的意识形式”的双重批判，是“后基础”时代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根本课题，但“关于哲学的”话语则至多从涉及这一课题，而并不对它进行专门的展开和研讨。因此，如果以“关于哲学的”话语等同于“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那么，“哲学的”实质性问题就有可能被耽搁和掩蔽。
强调“关于哲学的”话语与“哲学的”话语的区别，并不否认后者对于哲学所具有的重要价值[⑧]。首先，它有助于促进学术讨论、活跃学术气氛；其次，它有助于从宏观视角较全面地清理、总结和了解哲学发展的动态和前景，因而对于哲学的自我理解具有重要价值；再次，站在哲学之外来看哲学，可以提供一种仅仅停留在哲学内部难以提供的新的眼光，这有助于清醒地评估哲学现状，发现其中问题从而推动哲学的进展。强调二者区别，其用意是要明确其各自边界，使二者从“内”和“外”两方面的互补中共同促进哲学研究水准的提升和跃迁。
[①]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第126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②]海德格尔：《什么是哲学》，见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第594—595页。
[③]参见拙文《“认识论转向”的本体论意蕴》，载《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3期。
[④]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28页，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⑤]参见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26-30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⑥]参见拙文《“后形而上学视域”与辩证法的批判本性》的相关论述，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2期。
哲学的基本特征篇10
在哲学思维视野下，人们具有理性思辨，抽象概括，分析综合，推理归纳，鉴别判断能力。在翻译批评中运用哲学思维，在具备普遍性的哲学观指导下，从哲学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出发，对翻译批评的一些现象问题进行追根溯源的探索，弄清翻译批评到底是干什么的、翻译批评应该评什么、翻译批评应该怎么评，认识到翻译批评的本质，让翻译批评具有科学、理论化、系统化的特点。
1．翻译批评到底是干什么的哲学认为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现象与本质。翻译批评是联系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一个纽带，通过对译作及其相关因素的研究，来论证翻译的有效性，总结、归纳好的翻译方法及策略，借以指导翻译实践，提高翻译水平。翻译批评中所表现的现象是捕捉译作所表现出的一些特征，为什么译作会具有这些特征，这些特征究竟是怎样产生的，这才是翻译批评的本质所在，捕捉到译作所具有的一些特征，这只是属于翻译赏析，而分析、评价产生这些特征的原因及这些特征的作用，才是翻译批评的真正目的、意义所在，才能对翻译实践活动起到指导作用，这才是翻译批评的本质。翻译批评的本质指的是研究译作特征的作用，以及决定产生这些特征的因素，这就是翻译批评的职责，即翻译批评到底是干什么的答案，具体说来，翻译批评研究译作，对译作所表现出来的特征进行研究，翻译批评还研究翻译活动过程中决定译作品质特征的诸多因素，首先是译者因素，各个译者都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译者独特的特点会在译作中体现出来，形成独特的译作风格，译者这一因素内容丰富，不易把握；然后是原作，比如原作的写作特点、政治文化内涵特点等，再是翻译环境，如出版商的控制，主流文化的认同等；最后是译语读者的接受程度，如译语读者的风俗习惯，文化素养等。现象和本质有确定的界限，同时二者又是密不可分的：本质存在于现象之中并通过现象表现出来，本质总要表现为现象；现象是本质的表现形式，现象总要表现本质。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在翻译批评活动过程中，把翻译批评的本质与现象紧密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只有透过上面所讨论的本质研究，才能对译作所表现出的特征现象进行深刻，准确的评论。翻译批评是一个具有两面意思的词，它指的是翻译批评实践，也指从翻译批评实践中总结的翻译批评的本质，一般规则的科学，当用于这种意义时，它被称作翻译研究，即运用翻译批评所研究的规则指导翻译实践。感性认识是认识运动的起点，理性认识是认识运动的高级阶段。感性认识有待于上升为理性认识；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将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抓住翻译批评的本质，对译作进行客观、全面、理性的评论，坚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避免孤立的，就事论事的对译作进行片面的评论。翻译批评与书评不一样，书评是对新书进行评论，传递的是作者的判断，新书的内容是读者所不熟悉的；而批评针对的不一定是新书，一般是读者熟悉的内容，着重在细节上的考虑，对作品进行客观、理性的评价，翻译批评是对译作的“后理解”，既要理解翻译的“理解”，又要对翻译中的创造进行理解并评价。通过哲学本体论的指导，透过译作这个表象，翻译批评应弄清楚译者译了什么，为什么译，译得怎样。
2．翻译批评应该评什么在哲学的认识论观指导下，弄清楚翻译批评的主体、客体与中介，即弄清翻译批评应该评什么。翻译批评的对象涉及到原作，译者，译作，以及在创作译作的翻译活动发生过程中的相关因素等，其中翻译批评研究的主体是译者，客体是原作与译作，中介是在创作译作的翻译活动发生过程中的相关因素。因此翻译批评不单是仅对译作这个客体做一些肤浅的评析，而应从整体角度出发，对翻译批评的主体，客体及中介进行研究。《中国翻译词典》④对翻译批评的解释为：“从广义上讲，翻译批评即参照一定的标准，对翻译过程及其译作质量与价值进行全面的评价，评价的标准因社会历史背景而异，评价的目的旨在促使译作最大限度地忠实与原作，并且具有良好的社会价值，现代翻译批评理论认为全面的翻译批评应当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分析原作，着重了解作者的意图与原作具有的功能，分析译者翻译原作的目的，所采用的翻译方法及其译作针对或可能吸引的读者对象，从原作与译作中选择有代表性的文字进行详细地对比研究，从宏观与微光的角度评价译作，包括译者采用的技巧与译作的质量等面的内容，评价译作在译语文化或学科中的作用与地位”。其中参照一定的标准，对翻译过程及其译作质量与价值进行全面的评价，指出了翻译批评研究的中介与客体，但未涉及到翻译批评研究的主体———译者，对于创作出译作的译者来说，他对译作质量与价值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对于同一原作，不同的译者会创作出给读者不同感受的译作，之所以会有不同，主要是在于各个译者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特质，因此对主体译者进行研究，有助于深刻、清晰地理解译作，能对译作的特点进行追根溯源的分析与评价。nida和taber⑤认为对翻译的评价应该涉及到可能问题的整个领域，如翻译的精确度、可理解性、文体对等等。翻译批评研究翻译的特定的组成部分，这个研究跟其它部分有关系，甚至是跟翻译作为一个整体，它主要是集中在一些翻译现象，它是微观与宏观研究的结合，指出了不能孤立的就某个译作进行评析，在研究译作的某个特定的组成部分时，这个研究跟其它部分有关系，其它部分指的是翻译批评的主体与中介，它是微观与宏观研究的结合，批评者应该通晓原作与译作，弄清楚两个文本的关联点和语义体系，从宏观上看译文多大程度地反映了原作的思想内容、艺术特点和语言风格，讨论译文的整体艺术感，然后从微观上对字词句进行透彻分析，从多层次多角度对译作进行鉴赏，发现其中的忧与劣。跟语言本身一样，翻译批评研究应涉及两个基本的功能，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概念功能指的是语言学文本的分析、描述、解释、比较，这些是基于经验的研究和以语言学结构的专业知识以及语言使用准则为基础的；人际功能指的是社会政治、相关社会心理、观念立场或者个体说服力的价值判断，社会的、人际间的伦理问题等⑥。
3．翻译批评应该怎样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我们认识事物、改造事物的根本方法论。科学、客观的翻译批评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为指导，正确认识翻译批评研究对象，寻求翻译批评研究方法。正确认识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把握好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辩证本性特征，做到实践性和理论性统一；普遍性和特殊性统一；绝对性和相对性统一；无限性和有限性统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辩证本性特征为指导的翻译批评研究方法，将科学、客观、全面的对翻译批评研究对象进行评析。House⑦认为努力去对翻译质量进行评论，强调以翻译理论为核心，如：弄清翻译本质的关键性主题，或者更为具体地说，原文与译文的关系本质，这是翻译批评实践性和理论性的统一，这是采用以翻译理论指导翻译实践，反过来又以翻译实践来检验翻译理论的方法。Reiss⑧认为翻译批评仅仅只有熟悉原语与目标语两种语言的人所作，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翻译批评就是把原文跟译文进行比较，简而言之，翻译批评要求对原文与译文进行比较，这是翻译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把原文跟译文进行比较，原文跟译文不可能达到绝对的一致，看原文与译文是否达到了相对的一致。
在哲学方法论的指导下，探索翻译批评研究的方法，以哲学方法论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为指导，对译作进行理性的讨论，根据译作的体裁，对译作进行分类，对译作意思的理解，对文化和风格的分析，通过跟其它译作的比较，对其价值进行判断，对读者可能会产生的影响进行估计，建立评价理解译作的一般规则，尽可能为每一个个体案例弄清楚译作与原作的关系方面，作出规范的、明白的、整体的判断；以哲学方法论的实践性和理论性相统一为指导，做好联系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必要的、基本的纽带的研究；以哲学方法论的无限性和有限性相统一为指导，作出负责任的翻译批评，不断的从微观分析到宏观分析，从意识形态、功能、体裁语域等的思考到个体语言学的交流价值；以哲学方法论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相统一为指导，以一个尽可能客观的方式阐明译者的判断过程，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处理过程，判断是容易的，相比较而言，理解没那么容易，我们得让基于理论的判断基础清楚，跟原作比较后，一个译本是怎样，以及为什么这么翻译的细节分析，以及翻译的有效程度是任何一个有效的，描述的基础最后会得出一些大致的结果，呈现出一些有用的东西。翻译批评是处理译者、译作以及翻译活动过程中的相关因素，即处理好主体、客体与中介内容，可采用以具体的事实和事实过程开始并得出一般的结论的归纳法，或者用与此过程相反的演绎法，还可采用把目标分成部分，分析它们，找到它们的本质和总的功能的分析法，或者用把目标的所有部分连接在一起，分析它们，弄清楚作为整体的目标的功能和特点的综合法。可从语篇（连接、连贯、文本）、语用（言语行为理论、合作原则、礼貌原则）、文体（语域、正式、非正式）、美学（社会文化、功能分析）等角度对译文进行分析。
因此科学的翻译批评讲究方法的客观性，考虑翻译过程本身涉及的各种问题，以及译者和译作所处的历史时期，对译作和译者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同时还要注意方法的综合性原则，由于翻译批评涉及了原作、译作、翻译过程、翻译环境、读者、译者、译作影响等诸多因素，而且这些因素相互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翻译批评时，只有把翻译活动当作一个整体的综合活动来对待，批评者根据所掌握的翻译理论，并通过大量的翻译实践，形成对翻译艺术的敏锐感知和领悟能力，体味译者对原作精神的传达，对译作从整体上把握和结合具体的语言风格，并对译作进行整体与局部的全面评价，这样的翻译批评才具有说服力与客观性。
二、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