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案件的范围篇1
根据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提供的统计数据，2006到2011年间，政府法律援助的机构和工作人员数量都在保持平稳小幅增长。从2010年开始，法律援助经费收入与受援人数大幅增加，2011年老年人受援人与2006年相比增加近一倍，所占比重多年来一直维持在10%左右。
（一）司法行政系统老年人法律援助工作基本经验
《条例》规定了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并规定了法律援助的范围，同时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对《条例》规定以外的法律援助事项作出补充规定。在法律援助事业发展较成熟、财政保障充足的省份，已经认识到仅用经济困难一个标准，无法容纳进所有需要法律援助的社会弱势群体，开始对特殊人群法律援助的探索，根据各地老年人法律援助的实际做法，总结了如下几条共同经验：
1.降低门槛，扩大老年人法律援助范围。明确老年人作为法律援助事项的特殊主体，不受经济困难标准约束。如河南省规定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妇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法律事项属于法律援助范围。浙江省对低保老人不受援助范围限制、不分案件类型给予法律援助，对高龄老年人申请法律援助免除经济困难审查。
2.建立、健全老年人法律援助网络。根据全国老龄委公布的《2009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止2009年底，我国老年人维权，市、区（县）、街（乡）、居（村）四级法律援助网络建设基本完成，全国共建立各级老年人法律援助中心19909个，老年维权协调组织达135704个。各地法律援助机构下设老年法律援助工作站，乡镇、街道办事处司法所设立老年维权岗，指派专人从事老年维权工作。
3.简化申请程序，开辟老年人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对前来咨询法律问题的老年人予以优先接待解答，对提出法律援助申请的老年人优先受理，只要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受理后优先指派办理。多省对行动不便、高龄、空巢老人以及患病残疾的老年人提供电话预约上门服务。
4.加强宣传，增强老年人的维权意识。组织律师、法律工作者、维权志愿者不定期进村（社区）、敬老院等为老年人提供面对面的法律服务。在老年人活动集中的场所设置法律援助宣传栏，介绍法律援助的申请流程，发放法律援助联络卡和法律援助宣传材料。
5.对涉及赡养、婚姻、家庭暴力等家庭内部案件，建立多元纠纷化解机制，尽力采取劝导、调解等非讼方式解决，促进家庭和睦。
（二）司法行政系统老年人法律援助制度现存问题
虽然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已经在老年人法律援助方面有很多经验，但由于我国地域差异太大，法律援助地区发展不平衡性明显，总体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经费保障不足。法律援助对象及范围的确定取决于政府法律援助的供给能力，具体来说，就是以资金源为条件，设定法律援助资格条件。《条例》为法律援助对象及范围设定了下限，具体实施还要依据各地（省、区、市）关于法律援助范围的补充规定来执行。各地规定的主要依据就是地方财政的保障能力。经济发展情况比较好，当地领导对于法律援助事业重视程度高，经费保障充足，对于法律援助范围的规定就比较宽泛，针对特殊群体也有优待政策，反之可能连法规规定的援助范围内的群众都不能做到应援尽援。同时，财政经费的不足也导致办案补贴标准过低，给承办人的补贴甚至不能覆盖办案成本，影响了援助人员的积极性，进而影响案件办理质量。
2.质量监控机制有待加强。一些法律援助机构完成受理、指派之后没有继续跟进案件的办理情况，对于案件办理质量不了解，一些社会律师和法律工作者自身的收费案件很多，事务繁忙，对于援助案件没有热情，投入的时间精力很有限。
3.法律援助与社会救助、司法救助等机制衔接有待改善。有些法律援助案件同时需要社会救助，比如老年人遭受虐待的案件，需要社会救助机构为其提供临时居留场所；患病、受伤的老人，需要社会救助机构为其提供医疗救治；但法律没有相关规定，仅凭法律援助机构自身的力量，不能解决受援人的上述困难。根据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规定》，正在有关部门接受法律援助的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司法救助。但现实生活中，诉讼、仲裁、鉴定费用一般是缓交、减交，很少有免交的情况，特别是鉴定费用，相当一部分老年人即使缓交、减交也负担不起。社会救助与司法救助的缺失都会影响法律援助案件办理的实际效果。
二、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
（一）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老年人法律援助实施状况
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三年援助的老年人案件通过审核14906起，占项目援助通过案件总数的13.2%。其中，2009资金年度通过审核的老年人法律案件为3605起，占总数的13.2%；2010资金年度为3742起，占总数的13.4%；2011资金年度由于公益金法律援助资金总额由5000万增至1亿元，老年人案件数量也随之增长了一倍，为7559起，占总数的13.0%。三年来为老年人案件补贴2396万元，占补贴金额总数的12.7%，为老年人取得利益或挽回经济损失6.89亿元，其中2011年度为老年人案件发放补贴1216万元，占补贴金额总数的12.5%，为受援人挽回损失4.21亿元。从实施单位类型上来看，法律援助机构实施15146件，占总数的96.6%；民办非企业实施202件，占1.3%；律师事务所实施120件，占0.8%；妇联法律帮助机构实施166件，占1.1%；直接资助办案单位实施29件，占0.1%；高校社团实施22件，占0.1%。从承办人类型上看，法援机构工作人员办理的3070件，占总数的19.6%；社会律师办理5138件，占32.8%；基层法律工作者办理6670件，占42.5%；社会组织和注册法律援助志愿者办理806件，占5.1%。从案件类型上看，民事案件14623件，占总数的93.2%；刑事案件271件，占总数的1.7%；行政案件151件，占0.9%；刑事附带民事案件575件，占3.7%；执行案件67件，占0.5%。从案由类型看，赡养纠纷4123件，占总数的26.3%；交通事故纠纷2786件，占17.8%；土地纠纷793件，占5.1%；劳动争议598件，占3.8%；健康权、身体权纠纷575件，占3.7%；继承纠纷541件，占3.4%；离婚纠纷375件，占2.4%。[3]
（二）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老年人法律援助制度特点
1.明确老年人作为项目资助对象之一，放宽援助事项和援助范围。项目旨在帮助包括老年人在内的五类特殊受援主体而不是一般贫困者，体现了特殊人群视角。《中央专项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实施与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规定的项目资助案件范围从经济困难标准和案件类型上都比《条例》规定得宽松。具体来说，在案件类型上，老年人多发的案件类型中，赡养纠纷方面，项目资助赡养费纠纷、变更赡养关系纠纷等都被纳入；项目也资助离婚等多种婚姻财产、婚姻效力纠纷；在人身损害纠纷方面，项目资助道路交通事故、医疗事故、工伤事故等多种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而《条例》对这些都无特别规定。在经济困难标准上，项目资助经济状况高于当地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但低于当地城镇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的老年人，即经济状况既不属于绝对贫困、又不能够负担法律服务费用的“夹心层”困难老人。同时，项目对中西部的法律援助经费做了一定补充，规定可以资助经济状况和申请事项符合《条例》和本省（区、市）补充规定的法律援助事项范围，但当地法律援助经费确实存在困难的案件，但此类案件不超过本地区使用该项资金办理案件总数的1/3。
2.多元实施主体提供专业化服务。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但随着社会经济生活复杂化程度的增加、利益分化的加剧，政府法律援助在质与量上势必不能完全满足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需要社会组织的有益补充。虽然《条例》有规定，但多年以来，关于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的地位、性质及管理方式一直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的多元实施主体为民间组织参与法律援助提供了很多经验。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的实施主体包括五大类：政府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类民办非企业、妇联法律帮助机构、全国律师协会、高等院校法学院法律援助社团组织。不同的实施主体有不同的特点，能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优势互补，并形成良性竞争关系，促进法律援助事业发展，满足困难群众不断增长的法律援助需求。政府法律援助的优点在于经费有保障（但不一定充足），机构稳定，实施法律援助工作能够形成常态化运作，利用原有的网络化、科层官僚体制，执行能力比较强，管理较规范。其缺点政府机构提供的服务面对全体社会成员，对特殊群体的倾向性不大，且科层体制较为僵硬，立法、政策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不能及时做出回应。部分社会成员，特别是与政府发生纠纷的公民，对于政府机构抱有不信任态度，政府机构的官僚属性与普通民众有距离感。与民间组织相比，政府法律援助的法律成本较高。民间组织提供法律援助的优点在于专业化，民间组织提供的法律援助服务受资金、人员的限制，不可能面面俱到，往往形成自己的专业特色，专门接受某一类人群、某一类事项的法律援助申请，更了解特定类型人群、案件的特点，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民间组织一般规模比较小，灵活性、创新性较强，可以根据社会生活的变化随时调整自己的服务方向，提供新型服务。目前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的最主要实施主体为政府法律援助机构，依托政府原有的机构网络和人员配置，资金全部用于给承办人发放办案补贴，不另外补助实施单位的办公费用，体现了公益金法律援助“做事不养人”的项目特征，最大程度地节约了项目实施成本，把资金全部都用在个案补贴上，真正惠及受援人。项目培育、扶植的民间组织也起到了强有力的补充作用。由政府提供常规化服务，民间组织面对特殊群体、特殊案件提供专业化服务，多种服务主体提高了弱势群体了解并利用法律援助的机会。
3.严格办案流程，确保案件质量。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对于法律援助流程有一套独特的规定。在案件受理阶段，对承办人和受援人进行书面的权利义务告知。在案件办理过程中，规定对重大、复杂、疑难的法律援助案件，项目实施单位、案件承办单位应当研究，确定承办方案，确保办案的质量和效果。在案件办结后，要定期回访，检验受援人满意度。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更加严格、规范的管理流程也促进了法律援助机构工作管理的规范化。项目的回访制度、补贴发放方式等管理方式也被法律援助机构进行常规工作时所采纳，项目制责任具体化、流程规范化的优点带动了法律援助机构日常工作的发展。
（三）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老年人法律援助的发展方向
1.增强实施主体的专业化。针对农民工、未成年人、妇女，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都有专门的社会组织作为实施单位去承办相应的法律援助案件，但目前全国范围内尚没有专门针对老年人法律援助的民间组织，尚未发挥多元主体的优势。老年人的法律援助案件主要还是由政府法律援助机构承担，有些老年人可能具有多重身份（如妇女、残疾人、农民工），这部分案件由相应的民间组织（妇联、残联、劳动法律援助民办非企业）去承办。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若过多依靠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很难体现项目特色，应鼓励、孵化、扶植一批体现人群视角、擅长办理老年人法律援助案件的民间组织，或将老龄委系统纳入项目实施主体，依托已有的老年人维权网络，培养一批善于和老年人交流、在老年人法律事务方面有专长、责任心强的律师、法律工作者及维权志愿者，开展针对老年人身心特点、满足老年人特殊需要的专业法律援助服务。
2.提高资金使用的科学化。目前公益金法律援助的资金总额还远远不能满足老年人对于法律援助的需求量，在现有条件下，还需不断探索如何使有限的资金资助更多的困难老年人、让资金使用发挥最大效益。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的补贴标准和一般司法行政系统法律援助案件补贴相比相对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承办人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也有利于提高案件质量，但在资金总量一定的情况下，个案补贴标准高就意味着能够援助的案件总量相对少。所以，要将有限的资金用于最需要援助的老年人。首先，应进一步细化《暂行办法》第六条规定的项目案件资助类型，明确不予援助的案件类型。其次，进一步细化案件补贴标准。《暂行办法》第三十条规定了对案情简单、工作量小的案件降低补贴标准，笔者在北京郊区农村的调研过程中，发现一些案情特别简单、争议金额不大的案件，仍按照一般标准发放案件补贴。所以，应不断细化补贴标准，根据案件难易程度、承办人付出的劳动划定不同档次的补贴标准，提高资金使用的科学化程度。
三、结论
（一）法律援助的对象应分为一般对象和特殊对象
一般对象是指一般经济困难者，即经济条件达到国家设定的经济困难标准、确无能力按市场价格购买法律服务的公民。特殊对象是指因生理、心理、文化等非经济因素陷入贫困状态的社会弱者，如老年人、妇女、残疾人、未成年人、农民工等，这几类人群的弱势状态是由于自身生理、心理等特点以及社会条件造成的，与一般经济困难者相比体现出了特殊的人群特征。老年人是法律援助的特殊对象，老年人法律援助具有必要性和特殊性。老年人由于自身的生理、心理、文化、经济特点造成了其社会弱者的角色，其自身权益容易受到侵害，法律服务的需求很大，而依靠自身购买法律服务的能力极为有限。所以，老年人需要法律援助，发展老年人法律援助事业具有必要性。老年人的自身特点也为老年人法律援助服务提出了特殊的要求，需要专门的机构和人员保障，老年人法律援助具有特殊性。
（二）司法行政系统的老年人法律援助体系积累了一定经验，但仍不能满足老年人不断增长的法律援助需求
虽然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发展，各地司法行政系统在老年人法律援助工作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地方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受制于财政、人员，甚至是领导重视程度等多种因素，地区发展存在很大差异性。在相当多地区，仍未认识到老年人法律援助的特殊性，不熟悉老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的特点，未把老年人作为法律援助特殊对象加以特别优待。
（三）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本身具有很强烈的人群意识
法律援助案件的范围篇2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七大精神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法律援助作为关注和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手段，不断开拓法律援助服务领域，树立“稳中求进、质量优先、注重基础、创立品牌”的工作理念，为所有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和农民工提供便捷高效的法律援助，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为构建和谐、平安、法治作出积极贡献。
二、主要内容和具体措施
（一）扩大法律援助案件范围，建立法律援助事项范围、案件补贴标准和经济困难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实现“法律援助应援尽援”
1．扩大法律援助事项范围。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由房屋拆迁引起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符合法律援助受案范围案件的再审听证、婚姻家庭纠纷、医疗纠纷、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产品质量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列入法律援助受案范围。并根据新受案范围制作宣传材料，在区法律援助中心接待室、法院立案庭等处摆放宣传资料。（完成时限：年6月底前；责任单位：区司法局）。
2．调整法律援助案件补贴标准。区司法局会同区财政部门，根据实际需要和财力状况，适时调整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确保补贴标准达到应援尽援工作要求，提高法律援助的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完成时限：年12月；责任单位：区财政局、区司法局）。
3．法律援助经济困难审查标准。按照《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法律援助应援尽援工作的意见》（郑政文〔〕266号）规定的标准执行。（责任单位：区司法局）
（二）完善区法律援助中心接待室功能，加强法律援助机构基础设施建设，为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提供便捷优质服务
4．建立区法律援助中心标准化接待室。标准化接待室应处于临街一楼，设立无障碍通道，总面积不少于20平方米。接待室要做到“三统一”，即：统一标识、统一公示内容、统一放置法律援助明白卡等宣传资料。（完成时限：年10月；责任单位：区财政局、区司法局）
5．加大对区法律援助中心基础设施投入，切实解决区法律援助中心业务用房（面积不低于60平方米）和法律援助办案设备、服务设施紧缺等问题。确保区法律援助中心配备电话、传真、复印机、上网电脑及业务用车，为法律援助工作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完成时限：年10月；责任单位：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区财政局、区司法局）
（三）全区设立法律援助受理点（站）10个，确保符合条件的群众可就近申请并获得法律援助
6．在全区各镇办司法所和、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部门，以及符合条件的律师事务所设立法律援助受理点（站）。在选点上，要充分考虑方便群众申请，确保城市符合条件的居民在2平方公里范围内可申请并获得法律援助，农村符合条件的居民在镇办即可申请并获得法律援助。受理点（站）要尽量选择在临街一楼。（完成时限：年10月；责任单位：各镇办）
7．加强受理点（站）规范化建设。区法律援助中心根据受理点管理规定，对受理点的工作职责、工作制度、考核标准等作出明确规定，确保法律援助受理点（站）工作规范、受到实效。新增受理点应统一标识、统一内容。根据上级要求，11月份，对全区法律援助受理点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提高受理点工作人员业务水平。每个受理点（站）全年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不低于10件。（完成时限：年12月；责任单位：区司法局）
（四）加强法律援助宣传工作，提高法律援助公众知晓率
8．要通过各种途径广泛宣传法律援助。要强化对基层农村的宣传，注重对农民工、困难群众、下岗失业人员、残疾人和低保人群的宣传，在每个村（社区）设立法律援助宣传栏，在工厂、劳务市场等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设立法律援助统一宣传标识，要突出对典型案例的宣传。通过宣传，使法律援助公众知晓率在全区达到80%，在农村达到50%。（完成时限：年12月；责任单位：各镇办、区司法局）
（五）加强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办公室建设
9．在我区人民法院设立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办公室，积极为涉法公民提供及时、便捷、免费的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完成时限：年6月；责任单位：区人民法院、区司法局）
（六）提高法律援助办案数量和质量，提高案卷归档率
10．我区法律援助中心、各法律援助受理点（站）办案数量要达到170件，与去年相比，增长35％。（完成时限：年12月；责任单位：各镇办、区司法局）
11．建立法律援助服务质量、案件质量评估制度，实现对案件的分级评价，提高办案质量。（完成时间：年10月；责任单位：区司法局）
（七）继续深入开展法律援助便民服务活动，不断创新服务形式和内容，提高法律援助效率
12．对有特殊困难的群众提供电话申请、邮寄申请、上门受理等服务。加强与区劳动监察部门和工会的联系，认真做好农民和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工作。认真做好法律援助与区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安、住房保障、城乡建设等部门的协作配合，积极介入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案件，维护困难群众的合法权益。（完成时限：年12月；责任单位：各镇办、区司法局）
（八）加强法律援助队伍建设，提高法律援助工作管理水平
13．选调优秀人才，充实法律援助队伍。加强培训和业务能力建设，不断提高队伍的业务水平和综合素质。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法律援助，扩大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完成时限：年12月；责任单位：各镇办、区司法局）
14．积极使用法律援助管理信息系统，推进法律援助工作信息化建设。（完成时限：年12月；责任单位：区法律援助中心、各镇办）
三、工作要求
法律援助案件的范围篇3
法律援助是对那些需要参与诉讼或者需要与有关国家机关交涉事项，但经济上又非常困难，请不起人、辩护人的公民，由国家为其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公民，特别是困难的公民获得法律援助，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一项公民权利。自20世纪中叶以来，已有14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相继建立起了与本国实际相适应的法律援助制度，开展了行之有效的法律援助活动，使那些需要法律援助但经济上又困难的公民，能够获得由国家为其提供减、免费用的法律服务。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自1994年开始在部分省、市进行试点，1996年起在全国各地逐步推开，对维护司法公正、调解和处理社会矛盾，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市是从2001年起步的。2003年7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85号公布了《法律援助条例》，条例于2003年9月1日起施行。其立法的意义和目的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保障公民获得平等公正的法律保护。保障公民获得平等公正的法律保护，是实现“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一宪法原则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条例立法的根本目的。公民有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从而公民有享受平等、公正的法律保护。保障公民享受平等、公正的法律保护，是法律援助制度所追求的直接目标，即保障公民不因经济困难而失去平等、公正的法律保护。
2、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法律援助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其具体的实施工作亦需要法律、法规的规范和保障，这已是当今世界已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实践以及我国法律援助立法前后的法律援助工作实践所证明了的，法律援助的宗旨在于保障公民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并平等地实现公民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对于法律援助的对象和范围、法律援助的申请与审查、法律援助的实施与程序、法律援助的管理体制以及法律责任等一系列可操作性规范，都需要以制度化的形式予以规范，从而保证公民平等地获得应有的法律援助，也使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的活动按照一定的规范运作。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律援助条例》立法的直接目的，就是要使法律援助制度的运作实施达到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以确保法律援助制度的社会功能得到真实、有效的实现。
二、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和应具备的条件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法律援助是一项政府主办的事业，立法中确定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是，既要借鉴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又要考虑我国国情；既要考虑所涉及的案件情况，又要考虑当事人经济困难的程度；既要考虑能让经济困难的公民得到必要的法律援助，又要考虑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适用范围包括两个方面：
1、对人的适用范围，即“符合条例规定的公民”。其中包括三个方面的人员：一是有需要事项但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费用的公民；二是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公诉案件中的被告人；三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或者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
此外，根据我国加入或者签定的有关国际公约和双边司法协助条约等的规定，在我国境内的外国人、无国籍人，只要符合本条例规定的，也可以获得必要的法律援助。
2、对事项的适用范围，即“咨询、、刑事辩护”的事项。其中包括的事项有：一是需要咨询、的事项，包括：依法请求国家赔偿；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请求发给抚恤金或者救济金；请求给付赡养费、教育费、抚养费；请求支付劳动报酬；主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此外，还包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上述事项之外补充规定的法律援助事项。二是刑事诉讼中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或者没有委托人但需要的事项，包括：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的事项；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的事项；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的事项。三是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指定辩护的事项。
上述范围的人和事，都可以按照规定获得无偿的法律服务。
具体有那些人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呢？（一）在民事、行政诉求中公民对下列需求的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也就是说可以向设在县级司法局、地、市级司法局的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1、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2、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的；3、请求给付抚恤金、救济金、社会保险金、劳动报酬的；4、因公受伤请求赔偿的；5、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追讨侵权赔偿的；6、无法履行劳动行为的民事权益的。（二）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1、犯罪嫌疑人在被侦察机关（公安机关）第一次询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2、诉讼案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3、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的。
申请法律援助应当具备那些条件？（一）有我市常住户口或者暂住证的公民；（二）案件发生在本市并且依法由本市司法机关或者公证，仲裁机构受理的；（三）有事实证明的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法律援助的；（四）因经济困难、无能力或者无完全能力支持法律服务费用的；经济困难的持证参照我市最低生活保障费的规定执行。
申请法律援助应当提交哪些材料？（一）身份证、户籍证明、暂住证或者其它有效身份证明；（二）申请人所在村（居）民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工作单位出具的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经济困难状况证明；（三）与申请法律援助有关的案件证据材料；（四）法律援助机构认为需要提供的材料。
三、法律援助经费的来源和管理
法律援助经费，是指依法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用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费用。法律援助经费的来源只要有两种渠道：一是基于政府责任财政支持，即财政拨款，这是法律援助经费来源的主渠道和基础。二是社会捐助，这是法律援助经费的补充渠道，包括以基金形式接受的捐助，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法律援助的或者对某些社会弱势群体的捐助，法律服务组织的捐助。其经费管理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1、专款专用的原则。法律援助的宗旨在于保障贫困当事人能够平等地实现合法权益，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援助经费的性质类似于救济款项。国家对救济款项的使用和管理都有比其他经费的使用、管理更为严格的规定。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贫困当事人获得及时、有效的法律保护，无论哪种渠道来源的法律援助经费，都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改变法律援助经费的用途和性质。贪污、挪用构成犯罪的，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监督的原则。这种监督是对法律援助经费收支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效益性进行的检查监督，是检查监督法律援助经费使用的社会效益的重要手段。
3、接受司法行政部门检查和经费的规划。法援经费的使用由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进行规划、预算、结算，包括各类案件补助标准的审核。特别是市、县（区）司法局每年对法援经费的使用至少要有两次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并报告上级司法行政部门。
四、法律援助的申请方式和审查受理
1、申请方式
法律援助的申请方式有两种：书面申请和口头申请。这两种申请方式中以书面申请为原则，口头申请为例外。一般来说，公民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法律援助申请，应当填写申请表，以书面形式提出。在特殊情况下，有些申请人不识字或者填写申请表有困难，确实无法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时，才可以口头申请，由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或者代为转交申请的有关机构工作人员作书面记录。条例之所以要求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有利于公民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有助于规范法律援助工作，便于法律援助机构顺利进行审查，并及时顺利地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
2、对申请的审查
法律援助机构收到法律援助申请后，应当进行审查；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不齐全的，可以要求申请人作出必要的补充或者说明，申请人未按要求作出补充或者说明的，视为撤消申请；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需要查证的，由法律援助机构向有关机关、单位查证。
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及时决定提供法律援助；对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理由。
作为政府责任，法律援助的施行是有条件的，因此，法律援助机构在收到法律援助申请后必须进行审查。法律援助的审查是指拥有审查权的法律援助机构，按照法定法律援助条件、范围等标准，对法律援助的申请进行审查。审查是法律援助程序中极为重要的环节，是将抽象的法律援助标准具体化的实际操作过程，集中表现了法律援助制度的权威性、统一性。
五、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标准（略）
六、我市法律援助的状况和2006年工作要点
我市的法律援助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重视下，在社会各界的关心下，在市司法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自2001年开展法律援助机构的组建，办案逐年增加工作，仅2005年就办理了刑事案件435件，民事案件56件，行政案件2件，受理公证3件。受到了有关上级组织和领导的好评，得到了授受人的赞扬。我市现有县级法律援助中心4个，市级法律援助中心一个，有专职法援工作者3人，兼职法律援助工作者5人，有4个法律援助工作站（市妇联法律援助工作站、市残联法律援助工作站、市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援助工作站、市戒毒劳教法律援助工作站）有工作人员4人，在全市99个乡、镇、办有法律援助联络点79个，有工作人员79人。
2006年全市援助工作的重点是八个方面：
1、落实保障措施，规范使用法律援助办案补助专项款，并要争取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上年已列入预算的县（区）今年要有所增加；
2、建立健全质量监督机制，保证办案质量；
3、探索便民利民措施，畅道法律援助渠道；
4、抓住党委政府关心、涉及老百姓切身利益的社会焦点热点问题提供法律援助。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
5、充分利用法律援助的人力资源，不断提高办案数量；
6、努力扩大法律援助的覆盖面，使更多的贫困群体和弱势群体得到法律援助；
7、加大宣传力度，促进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法律援助事业的支持；
法律援助案件的范围篇4
今年以来，我区以法律援助继续列入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为契机，以《法律援助条例》为行为准则，紧紧围绕“群众利益无小事，为民服务解忧愁”，心系困难群众，采取积极措施，加大法律援助力度，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据统计，今年1——11月，我区共受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x件，完成全年考核任务的x%，其中，刑事案件x件，民事案件x件，非诉讼x件，占x%，诉讼x件，占x%，结案x件，结案率x%。接待法律咨询x件，完成全年任务的x%。组织义务法律咨询宣传活动x次，征订《法律援助条例宣传挂图》37套，法律援助工作日益深入人心。
一、确立目标任务、完善实施措施。
年初，在总结去年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对如何圆满完成XX年度法律援助为民办实事项目任务进行分析研究，完善了实施措施，加强了工作力度。一是认真制订了XX年法律援助为民办实事项目的实施方案，将法律援助任务进行了分解，明确了责任人，通过签订法律援助目标任务分解书，将具体的目标和任务落实到各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并纳入年底目标管理考核项目。二是继续将法律援助作为今年司法行政工作的重点，建立了局领导法律援助咨询接待日制度，招聘专门人员负责法律援助的咨询接待工作，推行六项便民服务措施。三是根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修订和调整了法律服务人员承办法律援助工作的义务工作量及办案补贴标准，充分调动了法律服务人员的积极性。
二、切实加强质量建设，确保困难群众的合法利益得到有效维护。
XX年法律援助继续被市委、市政府列为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为提高法律援助办案质量，圆满完成目标任务，我们从四个方面狠抓法律援助办案质量：一是结合实际建立健全法律援助各项制度，如接待咨询、受理、审批、案件登记等一系列制度；二是加强法律援助办案流程监督，从程序和实体上规范法律援助的申请、受理、指派、结案、归档等环节，提高工作效率，确保结案率；三是建立法律援助服务标准，即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类别要以困难群众的民事案件为主，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形式要以诉讼为主，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人要以律师、基层法律服务人员为主，其中民事案件占x%，诉讼案件占x%，律师、基层法律服务人员的案件占90%；四是加大法律援助质量检查。今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分别组织人员对各镇、各街道的法律援助工作进行检查、指导，从台帐登记、报表统计、案卷归档、建立公示栏等方面进一步规范基层法律援助工作，力争达到“接待咨询规范化，操作程序规范化，结案归档规范化”。各工作站也结合自身特点，加强了人员配备，并建立公示制度，如我区统一为基层司法所制作公示栏，专门将法律援助办事程序公示上墙，内容规范，极大方便了群众。
三、积极实施《条例》，法律援助机构规范化建设和文明服务齐头并进。
XX年，我们在认真组织实施国务院《条例》的前提下，按照xx省法律援助机构规范化建设的标准，积极开展了规范化创建活动，一是狠抓硬件建设。为方便群众，我局重新制作了法律援助中心的牌子和法律援助公示栏，并摆放在显著位置。专门设置了一块法律援助中心办公区域，将法律援助中心办公用房增至四间，设有专门的接待室、档案资料室等，使用面积达x平米以上。在局人手较紧的情况下，优先调整充实法律援助工作人员，保证法律援助中心人员配备到位。在办公设备方面，专门为中心添置了空调、电脑、打印机、数码相机、电话、传真机、文件柜、办公桌等，使中心的硬件达到了较高水平，为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创造了较好的条件。二是狠抓软件建设。我们学习借鉴一些先进单位的经验和做法，同时结合我区实际，建立健全了各项工作制度，上墙公布了法律援助的受理程序、工作纪律等，完善法律援助各类工作台帐，制作和印发了100000张法律援助联系卡；公开五项承诺，为体弱多病且失去行动能力的残疾人、老年人开辟绿色服务通道，利用律师参与政府信访接待，为困难群众现场提供咨询、代书等法律援助服务。建立了每日值班接待制度，实行窗口文明用语，规范服务，做到来有迎声，问有答声、走有送声，通过一张笑脸、一杯茶、一张椅子、一席话，使来访群众感到舒心、放心，使他们抱着希望来，带着满意走。到目前为止，窗口服务群众满意率达100%，实现了零投诉。
四、落实《条例》精神，积极为法律援助工作提供财力保障。
今年以来，我区法律援助中心和基层各法律援助工作站以《条例》为依据，向本级党委、政府积极宣传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同时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围绕创建“平安滨湖”活动，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引起了党委政府的重视，提升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地位。在区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局领导的积极争取下，今年我区法律援助经费列为专项财政预算，区财政同意拨给我中心的法律援助专项经费达x万元，比去年的x万元增加了x倍。各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也积极向本级财政申请专项经费，得到了财政的支持，如x镇、x街道、x镇、x镇等都落实了经费。据统计全区各工作站共申请到财政拨款x万元，为基层法律援助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为贯彻实施《条例》，落实政府实事工程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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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强网络建设，积极拓展法律援助工作领域
按照年初的计划目标，我们围绕扩大法律保障覆盖面努力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加强法律援助横向和纵向网络建设。为维护特殊群体权益，在原有的工会和老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基础上又建立了一家专门的法律援助工作站。
法律援助案件的范围篇5
一、我国现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缺陷
(一)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宗旨认识不够，没有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特殊性。
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社会对其的认识也较模糊，还有不少人认为这只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慈善行为，只是国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给予经济困难者的帮助。某些地方甚至将刑事法律援助的职责都推给社会律师，变成全部是由社会律师承担的义务，没有将刑事法律援助作为人权来保障，没有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殊性，没有认识到这是政府的职责。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推行不仅是由于当事人经济困难，更在于案件性质的特殊。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刑事诉讼机制中，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处于当然的弱势地位；二是由于刑事诉讼事关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的财产权、自由权甚至于生命等重要权利。因此，对其在诉讼中的权益有重要保障作用的辩护律师，更应予以充分保障。
(二)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窄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4条及《条例》的规定，我国目前刑事法律援助适用于两类人群，一类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即犯罪嫌疑人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被告人、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另一类是不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但仅限于被告人是盲、聋、哑或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从此规定来看，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除了自诉案件的被诉人外都覆盖了，范围不可谓窄。但一方面由于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指定辩护，刑事法律援助的空间只限于公诉人出庭公诉阶段，基于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条例》对公检法并没有强约束力，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相当窄。另一方面从实际操作来看，“对于《条例》第11条所规定的三类案件，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的很少，法律援助中心基本上没有为这些案件提供法律援助。”再从经济审查标准分析，对非指定辩护的受援人的经济困难审查是较为苛刻的，一般规定都在居民生活保障线之上的20%左右，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刑事法律援助受援人的范围。如云南省2005年全省办理的14171件援助案件中，刑事案件8930件，占63%。刑事案件中，法院指定的8578件，占96%，通过申请的352件，仅占4%；省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1526件援助案件中，刑事案件1514件，占99%，全部为法院指定案件。2005年，全国各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5万多件，接待法律咨询200多万人次，有43万多名困难群众得到法律援助，比上年增长48％。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在申请法律援助的困难群体中，每年仅有四分之一的人受惠于这项制度。
(三)审判阶段法律援助人员介入案件的时间过迟。
《刑事诉讼法》第36条第2款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条例》第20条规定：“由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案件，人民法院在开庭10日前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起诉书副本或者判决书副本送交其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据此，与委托辩护人相比，承担法律援助的辩护人只有在开庭前10天才能介入诉讼。而实际的情况却是，对需要指定辩护的案件，人民法院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起诉书副本送交法律援助机构的时间离开庭的时间远远少于10天，一般为3～5天，个别法院甚至在开庭前临时找在该院其他案件的律师为需要指定辩护的案件“紧急出庭辩护”。
(四)律师队伍发展不平衡
“救济走在权利之前，无救济即无权利”，广泛流传于法律界的这句经典法谚，向人们道出了法律救济的重要性。如果一个地区没有了律师，法律救济便会丧失重要的力量。现实就摆在人们面前，全国206个县没有律师，而且这个范围正在扩大之中。据最新统计显示，目前，我国执业律师已达11.8万多人，其中专职律师103389人，兼职律师6841人，公职律师1817人，公司律师733人，军队律师1750人，法律援助律师4768人。另外，还有律师辅助人员3万多人。全国律师每年办理诉讼案件150多万件，每年办理非诉法律事务80多万件。但另据统计，在全国律师中，仅广东、北京、江苏、上海和浙江5省市律师人数就占了大约1/3，业务收入占了全国律师业务收入的2/3。2002年西部律师人数占全国律师人数的比例不到22%。目前，全国律师总数占全国人口的比例约为1/10万。西部一些省区，与这个比例差距较大，陕西省现有2768名律师，占全省人口的比例为0.7/10万，西安市集中了111家律师事务所，占全省律师事务所总数的近1/2；甘肃省现有律师1344名，占全省人口的比例为0.5/10万。来自陕甘宁等省区律师协会的资料显示：陕西省自恢复律师制度以来，全省共有6000余人取得律师资格，实际在陕西从业的不到2500人。但是，截至2004年初，己有400多人到东部地区执业，近三四年来，更是以每年50名左右的速度流向东部地区。宁夏自治区自律师制度恢复以来，取得律师资格的不到1000人，但近5年中，就有150多名律师外流。甘肃省近5年也有140名律师外流。青海省自律师制度恢复后，只有877人取得律师资格，现在本省执业的有406人，至今己有100多人外流。陕西省永寿县法律援助中心虽有4个人，但都没有律师资格。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依法必须提供法律援助的，“我们只能让我们局法律援助中心的人过去，法院对于我们援助中心的人，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是没有办法的选择。”
(五)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物质保障基础
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关键不仅要有人力因素（即需要满足诉讼需要的一定数量律师），更要有充足的资金。由于对刑事法律援助的认识有偏差，法律援助经费短缺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如我国法律援助的经费人均不足一角钱、相当一部分地区没有建立法律援助的专门机构等。以2003年全国法律援助经费为例，其中财政拨款为21712.74万元，只占当年财政支出（22053亿元）的0.0098%，人均救助经费不足6分钱。即使在较为发达的地区，法律援助仍然受到经费不足、人员编制不足，各方面配合不够的困扰。
2005年初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法律援助经费方面存在的问题表现在：一是还有9个省区市尚未出台法律援助补充范围、经济困难标准，有22个省区市没有制定办案补贴标准，影响了《条例》的有效贯彻实施。二是法律援助经费短缺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许多贫困地方的法律援助机构没有必要的业务经费，或者数量很少。不少县区的法律援助经费没有纳入财政预算，如河北省、江西省、云南省、广西区等省区超过半数以上的县区没有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预算，湖北省、海南省有约一半的县区未列入预算，即便是在经济发达的广东省，仍有34％的县（区）未纳入预算。三是九部委联合通知关于设立省级法律援助资金转移支付的规定落实起来还有很多的困难，目前仅有广东、贵州、河南、重庆、宁夏五个省区建立了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用于支持贫困县区的法律援助工作，绝大多数省区市还没有采取这一做法。法律援助专业性强的特点，决定了法律援助的服务力量是法律专业人才。现阶段，我国提供法律援助的主导力量是社会律师。有些地方有专项法律援助经费、但是没有用于支付律师办案补贴；还有一些地方存在对律师办理的义务量之内案件不给补贴、法律援助经费使用有结余才支付补贴等现象。如石家庄市由于政府拨款远远不能满足法律援助的实际开支，支付律师办案补贴不能完全得到落实，三年来，全市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和办案律师共为受援人减免法律服务费用1000余万元，其中三分之一的案件是律师自己贴钱办案。社会律师毕竟不是国家工作人员，而是参与市场竞争的个体，在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时，没有经费保障，难免使有的律师缺乏责任心，敷衍了事，影响了办案的质量和效果。
(六)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从1994年开始，我国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促进和规范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1996年3月和5月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相继颁布，对法律援助问题作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确立了法律援助制度在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199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联合了《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同年5月司法部发出了《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1999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又联合下发了《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2000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2001年4月，司法部与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2003年7月16日，国务院颁布了我国第一部法律援助行政法规《法律援助条例》。与此同时，各地也纷纷出台有关法律援助工作的地方性规范。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已经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但从总体看，有关法律援助的规定都过于原则和不明确。在组织机构、人员管理、业务工作制度、办案规程、经费管理、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法律援助服务标准和案件质量监控，以及法律援助机构内部的管理制度等方面，尚未形成与《法律援助条例》相配套的法律援助管理和实施的规范体系。由于缺乏可操作的法律或政策依据，各地在法律援助实践中所掌握的经济困难标准过于简单或者过低和不科学、程序不严谨、审查决定是否给予法律援助时随意性较大、案件质量标准不统一、监控不力等情况时有发生，一些地方的法律援助实际效果并不十分明显。
刑事法律援助应是国家的义务和责任，但是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在国家责任的规定相对比较十分薄弱。法律和法规对于国家义务性规范的规定仍相对较少，而且具体性和可操作性仍不强。特别是在一些规定中，对于国家机关不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如何得到救济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规定；司法机关不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后果和救济程序，法律和司法解释也没有作出规定。如2000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司法部《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第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在对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在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的有关诉讼权利的同时，应当告知其如因经济困难无力聘请律师，可以通过人民检察院向当地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人民检察院办理审查起诉案件，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内，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3条第2款的规定告知犯罪嫌疑人有关诉讼权利的同时，应当告知其如因经济困难无力委托辩护人的，可以通过人民检察院向当地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第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自收到在押犯罪嫌疑人提交的法律援助书面申请之日起三日内，应当向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转交该申请，并同时通知其法定人或近亲属在三日内向该法律援助机构提交身份和户籍证明、经济和居住状况证明等相关材料。司法部与公安部联合的《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也有类似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法律援助方面基本上没有采取任何实质行动，绝大部分案件只有起诉到了法院，因法律有强制性规定，法律援助问题才被重视。其原因一方面，由于上述联合通知只是规范性文件，并没有体现在刑事诉讼法中，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没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力，即使指定辩护之外的犯罪嫌疑人在诉讼过程中没能在程序上享有法律援助的权利，也不影响案件的审理与判决。另一方面，这些文件过于原则化，可操作性不强。但对公检法司四家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如何具体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并没有相关实施细则，也没有建立公检法司四家在刑事诉讼活动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衔接机制。因此基于刑事法律援助立法与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三家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衔接机制的缺失，公民的刑事法律援助权也就难以得到保障。
(七)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的有待规范和提高
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主要有以下三类：第一类是各级工、青、妇、残等社会团体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这类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机构一般对应工、青、妇、残的机构设立而设立在相关的维权或信访部门。第二类是法学院校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这类法律援助组织设在高等法学院系内，由法学教师负责指导，学生为主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第三类是纯粹的自发成立的各种民间法律援助组织。但从目前看，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主要是第一类，这类法律援助组织数量众多，是目前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的主体，仅据全国妇联提供的数字，全国妇联系统就有这类法律援助组织20000多家。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活动存在的问题是：经费严重短缺；法律援助工作不规范；对社会组织开展法律援助活动缺乏有效地管理和监督。
(八)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和办案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大多数律师在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过程中，凭着强烈的同情心和职业道德，能较好地为当事人服务。但也有不少地方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和办案质量不高。表现在：—是有些地方的法律援助机构在受理申请、审查和决定指派的环节不严格按照《条例》的规定操作，表现在：对口头申请不受理、不答复；对当事人递交的证明材料需要查证的，不向有关机关和单位查证；不按规定时间对当事人的申请给予答复等，既违背了《条例》的有关规定，又损害了当事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二是对《条例》和有关规定的理解出现偏差。一些地方认为在国务院《条例》颁布实施后，省级政府出台民事、行政法律援助补充范围之前，原有的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的相关规定自动失效，应当只办理国务院《条例》规定范围的案件。因而不适当地缩小了应受理的事项范围，导致对当事人作出不适当的审查决定。三是148法律服务专线的管理体制尚未理顺，服务效率还需提高。四是没有根据《关于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暂行管理办法》的规定与律师协会开展合作，对律师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过程中不会见当事人、不愿卷等敷衍塞责的情况没有对策，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质量控制机制。
二、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构想(一)建立完备的刑事法律援助立法体系
获得律师帮助权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很多国家因此都制订了法律援助方面的单独立法，如英国的《1949年法律援助与咨询法》和1999年颁布实施的《获得司法公正法》、美国的《法律服务公司法》（1997年修订）、荷兰的1994《法律援助法》、韩国的《法律援助法》（1994年）年。很多国家的法律援助体系实际上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体系，一个是民事法律援助体系，另一个是刑事法律援助体系，虽然这两个体系可能同时规定在一部法律之中。我国于2003年颁布实施了《条例》，但是不管是从法律援助在整个法律中的地位效力还是法律援助可能涉及的部门考虑，仅仅一部行政法规难以担当此重任。如刑事法律援助必然需要涉及的法检系统，与国务院就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通过行政立法就无法确定法院、检察院在刑事法律援助方面的权利义务。在立法上确立刑事法律援助必须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的体制。
建立刑事法律援助的救济机制。应当强化国家责任，完善刑事法律援助的救济机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也应当在《法律援助法》中得到强化，国家责任与律师责任不平衡的状况应当在《法律援助法》中加以改变。
要进一步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中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四家的衔接机制。由于当前在刑事法律援助中公检法司四家的衔接机制的缺失，使受援人的合法利益受到了较大侵害。因此，法律援助机构得到公检法三家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完善这种衔接机制，是做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迫切之需。笔者认为：要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中的衔接机制，首先，要将目前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之间关于刑事法律援助联合通知这些零散的发文统一到一个法律文件中去，以加强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律效力。这就需要修改刑事诉讼法或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做出有关解释。其次，各地在执行这种刑事法律援助程序性规定时，需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详尽、方便受援人且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并将之作为执法检查的重要内容加以落实。再次，由于在刑事法律援助衔接机制中关键是让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享有申请法律援助的知情权，以及提高效率、简化相关手续，让受援人能及时得到法律援助，因此，为了让法律具有可操作性，就要在法律中规定相应的制裁措施，在有关的司法解释中对有关部门处理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工作的时效做出严格的规定。
(二)扩大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
1、扩大强制辩护的范围。强制辩护是指在法律所规定的特定类型的案件当中，必须要有辩护人的参加才能开启正式审判的制度；否则整个审判活动将被视为无效审判。我国现有的强制性指定辩护是从两个方面来设定标准：可能判处的刑罚和被告人的自我辩护能力。前者是针对可能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后者则是针对未成年人和盲、聋、哑人。这样的规定是比较切合目前中国的现实情况的。但是，从国外的强制辩护的范围来看，他们通常都把所有的重罪犯纳入强制辩护的范围，如德国为可能判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被告人，日本则为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被告人。那么我国强制辩护的范围应如何确定呢？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范围应扩展至无力支付费用的且有可能被判处监禁的刑事被告人。我们认为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考虑对可能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被告人提供强制辩护的保护。从世界各国的规定看来，五年以上刑罚属于重罪的范畴，被判处重罪的被告人理应得到更有效的法律保护。从1984年到2003年将近20年的时间里，我国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的比例在整个罪犯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基本上都维持在40％以下。根据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中共判处罪犯767951人，其中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罪犯占19.04％。由此看来，在我国重罪的比例不算高。再加上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律师队伍的壮大，以5年以上有期徒刑为标准应该是恰当的。
2、扩大任意指定辩护的范围。
(三)刑事法律援助受援阶段提前
刑事法律援助不同于民事法律援助之处主要在于刑事诉讼的特殊性，刑事诉讼并不局限于法庭审判阶段，而是涉及到侦查、提起公诉、审判三个阶段。刑事被告人（侦查阶段则被称为犯罪嫌疑人）作为被刑事追诉的对象，则始终处于刑事诉讼从侦查到起诉和审判全过程的中心。因此，他所需要获得的法律帮助，也应反映在刑事诉讼从侦查到起诉和审判全过程之中。显然，如果只在审判阶段刑事被告人才能获得相应的刑事法律援助，而处于侦查或起诉阶段的犯罪嫌疑人不能获得相应的刑事法律援助，那么，刑事法律援助维护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积极意义必将遭受严重损害。再考虑到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大部分发生在侦查阶段的现状，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起诉阶段获得刑事法律援助不仅是人权保障的必须，更是一种现实的需要。
要让刑事法律援助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始终，就要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立法中确立刑事法律援助的地位。第一，确保犯罪嫌疑人在刑事侦查阶段被告知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且对未成年人、盲、聋、哑以及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嫌疑人应在刑事侦查阶段给予其法律援助。第二，应当建立权利告知制度。即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有义务及时告知其有申请刑事法律援助的权利。并且应当适应将来《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将公安、检察机关应当告知而没有告知的情况作为程序违法来规定，对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的机关规定制裁措施，以使法律具有可操作性。
(四)加强对刑事法律援助的物质保障
法律援助经费是指法律援助机构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所支出的一切必要费用，是法律援助制度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制约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法律援助发展的关键因素。一项法律制度落实，物质保障是基础。如何解决法律援助经费困难是世界上所有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国家所面临的难题，绝大多数国家以财政拨款为主提供法律援助的经费。如果法律援助机构、公检法四家缺乏经费，就难以充分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中央财政和地方各级政府要加大了对法律援助经费的支持力度，同时，社会各界也奉献爱心，积极支持法律援助事业，使法律援助工作的物质保障能力得以增强。我们认为解决我国的法律援助经费应该坚持以政府拨款为主，社会捐赠为辅的办法通过多种途径筹集经费，保证法律援助制度的真正落实。一是提高法律援助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加大对法律援助的投入。对贫困地区，建议由中央财政负担法律援助的支出，以免出现因为身处贫困地区，越需要援助的群体越得不到援助的窘况。二是要落实法律援助专职机构的人员编制，从优待律师，确保有一定数量的律师乐于并认真从事刑事法律援助工作。
(五)大力推进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
社会团体参与法律援助的积极作用在于：一、利用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产生良好的宣传作用；二、分流政府法律援助一部分工作量。他们可作为法律援助的前端环节，对拟进入法律援助程序者进行筛选，减轻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压力。三、由于他们具有准政府组织的特性，工作模式更易与政府法律援助衔接。在未来必将在非政府法律援助社会组织中扮演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如法学院校设立的法律诊所。这类法律援助组织由法学教师负责指导、学生为主参与法律援助活动。这种法律援助组织不是掌控公共权力的社会强势群体，也不是某一社会群体的代言人，其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的公益性、非政府性特点更为突出。高等院校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的作用，首先是为法律人才服务社会提供途径，在法律人才中培养、弘扬服务社会的公共意识；其次是弥补法律援助人才资源不足，为政府法律援助队伍储备人才；三是其专业优势和人才优势使服务质量相对其他社会组织更高。
法律院所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大环境下可以利用的最大的法律资源。近20年来，中国的法学教育得到迅猛发展，法学教育机构成倍增加。据统计，2001年，全国设有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学校292所，2005增长到559所，2007年全国已有603所法学院系，每年法学毕业生将达到数十万。“诊所式法律教育”法学教育和法学实践相结合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它既为法律援助提供了资源，又为法学学生提供了实践经验，同时也增加了法学院学生对法律援助的情感投入，它是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中可以利用的一支重要力量。
(六)建立相关的程序性制裁机制
在刑事诉讼程序范围内，程序性制裁是指针对参与诉讼的警察、检察官和法官违反法律所规定的诉讼程序的行为，确立相应的程序性法律后果。从制裁方式上看，主要是通过宣告程序违法者的证据、行为或裁决丧失法律效力的方式来达到惩罚违法者的作用。其基本原理在于通过剥夺程序性违法者所得的不当利益，来促其不得不遵守法律所规定的诉讼程序。具体到刑事法律援助，应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对应当有而没有律师帮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侦查、起诉、审判行为无效。例如，可以明确规定当事人认为自己应当获得法律援助，而法院没有指定辩护的，当事人有权向法院要求指定辩护，法院仍然没有指定辩护的，可以向上级法院申诉。如果因为符合条件而没有指定辩护最后被法院定罪的，可以成为第二审或者再审程序中撤销原判决的理由。负有法定告知义务的国家机关，没有告知当事人有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的，该事实也可以因违反法定程序而得到程序性制裁。建立程序性制裁机制能有效促进公检法机关的合作与支持，从而实现法律援助的效果，同时也可大大改变公检法机关对律师的态度。
(七)建立质量监控机制，确立刑事法律援助的服务标准
构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质量保障机制。虽然《条例》第6条规定：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第24条1款规定：受指派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或者接受安排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社会人员在案件结案时，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有关法律文书副本或复印件，以及结案报告等材料，并分别规定了质量监督的主体、质量监督的方式，但由于该条文规定过于模糊，且并非完全针对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故其缺乏应有的可操作性。鉴于刑事法律援助活动的特殊性，律师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同样也应当值得我们的关注，如果律师仅仅是在形式上提供了刑事法律援助，而未对贫穷的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务，那么，设置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目的就会落空。为了解决贫穷被告人辩护质量的问题，确立一个统一的标准是确保贫穷被告人辩护质量的最有效的方式。美国各州和各地方通过一系列方式确立了贫穷被告人辩护的标准，包括法庭裁决、法规、法庭规则和贫穷被告人辩护合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由于我国未明确律师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时所应当具备的服务质量标准，出现了律师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时不负责任，走过场的现象。因此，我们一方面应当提倡律师能够积极的参与刑事法律援助，另一方面也应当设置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制订提供刑事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标准。从而使刑事法律援助能够落到实处。
建立切实有效的监督机制，确保办案质量，是各地法律援助机构的重点工作。首先要完善案件指派制度，做到科学分案、指派到位和重大疑难案件集体讨论等，保证法律援助人员的专业水准和执业能力。其次，采取各种有效办法，监督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比如建立服务质量跟踪反馈制度、开庭旁听制度、结案评估制度和案件抽查制度等。最后，完善奖励惩处机制，将处理违纪违规与表彰奖励相结合，以激励和鞭策法律援助人员提高办案质量，保证受援人得到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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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大宣传力度，扩大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
法律援助是一项新的法律制度，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为了使全县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了解法律援助工作，我们从广泛性、生动性、长效性三个方面着眼，利用多种渠道、多种形式、突出宣传重点，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氛围。一是开展了法律援助宣传周活动。今年月日——月日我们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第二个法律援助宣传周活动。县人武部、法院、检察院、总工会、团县委、妇联、老龄委、残联、各镇法律援助工作站等部门参加了这次活动。在宣传周活动中，先后在全县八个镇、驻溧部队巡回宣传法律援助知识以及国务院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江苏省法律援助条例》、《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权益保障法》、《工会法》等法律法规，解答了有关经济纠纷、土地承包、婚姻家庭、损害赔偿、职工合法权益、军人军属维权等方面的咨询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万余份，现场受理援助案件件。法律援助宣传周活动的开展，使全县广大公民更深入地了解法律援助制度，掌握法律援助知识，增强了维权意识，扩大了社会影响，拓展了扶贫、济弱、助残法律援助渠道。通过法律援助宣传周活动的开展，使法律援助这项系统工程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更加密切了与各法律援助分部及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形成整体合力。二是利用法律进社区、市民热点连线、“”广场等活动形式通过展板展出、发放宣传资料、宣传法律援助案例等广泛宣传法律援助有关知识。同时，还利用报纸、广播、电视台等新闻媒体进行法律援助及法律法规知识的宣传，努力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二、健全工作机构，构建法律援助工作主体网络
法律援助是政府为民服务的“民心工程”，是司法行政部门组织实施的“希望工程”，健全法律援助机构，才能使这项社会系统工作得以顺利实施，真正维护困难群体的合法权益。为进一步构建全县法律援助工作网络，我们在全县八个镇已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在县妇联、老龄委、总工会、团县委、人武部、残联等部门分别设立维护妇女权益、维护老年人权益、维护职工权益、维护青少年权益、维护军人军属权益、维护残疾人权益分部的基础上，今年，还在各镇村、社区、机关团体、法律服务从业人员中招募法律援助志愿者人，举行了颁发聘书仪式并进行了业务培训，建立了一支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通过法律援助志愿者对法律援助的宣传，畅通了法律援助信息，使全县的弱势群体能够及时得到法律援助。
三、建立健全制度，规范法律援助工作机制
按照“高起点、规范化、稳步推进”的工作目标，我们建立健全法律援助的各项规章制度，不断规范法律援助工作运行机制。一是严格按《县法律援助实施办法》、《律师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指派规则》、《县人民法院、县司法局关于法律援助诉讼案件有关问题的规定》受理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严把案件审查关。二是在办案过程中实现了法律援助工作“四统一”，即：由法律援助中心统一援助案件标准、统一受理法律援助案件、统一指派法律服务人员办理援助案件、统一监督检查援助案件质量，使全县法律援助工作纳入了制度化、规范化的管理轨道。三是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目标考核制，把法律援助案件数量、工作质量、服务态度列入法律服务人员的年度目标考核内容，落实奖惩措施，促进和推动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
四、拓展援助渠道，打造司法行政窗口形象
法律援助是司法行政部门组织实施的“希望工程”，为切实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县法律援助中心职能作用，不断拓展全县法律援助新领域，我们一是注重各镇援助工作站作用，密切同工青妇、老龄委、人武部、残联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原创：以召开联席会形式探讨法律援助工作新思路，形成全县联动的整体合力。二是积极开展了对未成年人、残疾人、妇女、老年人及军人的特色法律援助，把法律援助延伸到军营、到社区、到工厂、到镇村。上半年全县共承办妇女援助案件件，老年人援助案件件。三是通过各种形式的法律援助系列宣传，不断提高全县广大公民的维权意识，使法律援助工作在全县营造了良好的氛围，法律援助案源不断拓展，援助案件数量不断上升。上半年全县共承办援助案件件，比上年同期增加了件。援助案件的拓展不仅为全县人民群众排忧解难，使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明显提高，而且树立了司法行政部门为民办实事的良好形象，既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体现了法律的公平公正，更加突出了法律援助工作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五、进行案件回访，努力提高法律援助办案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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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永阳镇法律援助工作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自从上级司法行政部门依托司法所成立法律援助站以来，在区法律援助中心的帮助和支持下，镇已将法律援助工作的触角延伸到各村(居)委会，开通了148服务，实现“村村通”工程，广泛地在村(居)、单位部门和社会组织中设立了法律援助联络员制度，尽可能地保障弱势群体要维护的合法权益。设立法律援助站以来，每年通过非诉讼的方式帮助弱势群体协调处理了大量的家庭和社会矛盾，年均办理案件达200条起，引导走法律援助渠道进行诉讼的案件也达几十起，基本上《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的除刑事案件外，做到了应援尽援。在保障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当前，镇区域内的法律援助工作还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法律援助门槛过高，法律援助范围过窄，并不能真正解决为充分保障权利和提倡的“应援尽援”的问题。二是缺少专职持证上岗的法律援助工作者队伍，目前镇一级只能通过调解等非诉讼方式去解决一些民事和行政案件，更多无法协调的案件尚需要专业律师人员进行诉讼。三是法律援助的宣传力度不够。一方面应援助人不知道有法律援助免费诉讼，甚至有人不知道法律援助范围、条件等构成要件，更不知道在如何办理法律援助手续。同时受援人对免费代表诉讼不信任，认为本能胜诉的案件可能会因可免费不尽力而败诉等。四是法律援助经费不足，经费来源单一，导致法律援助门槛设定过高，未能从全社会募集经费，或单位、企事业部门捐款支助诉讼。五是组织机构网络还需进一步完善，未能覆盖全社会。
首先，要对现有的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法律援助机构进行有效地梳理和规划，打破各法律援助机构各自为营的壁垒，整合机构的资源，畅通机构的沟通渠道，构建法律援助的高效运作体系，实现法律援助机构的资源利用最大化。其次，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援助中的作用。将各民间法律援助组织、工、青、妇、老、残等社会团体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纳入到法律援助的机构体系中，充分发挥其在各自领域里的作用，缓解法律援助的供需问题。第三，建立有效的网格体系，实现法律援助工作的信息化。对内，要建立层级多元化的网络体系，覆盖所辖范围内各法律援助机构，对外，要形成便民机制，便于群众及时查询机构信息，相关援助政策等。
首先，要加强法律援助的普及宣传。宣传范围要广泛，全面覆盖地域不留死角，要真正走进民众，辐射不同人群。宣传内容要详细，要涵盖法律援助的方方面面；宣传物品要丰富多样，图文并茂，为百姓喜闻乐见，内容深入浅出，适合不同文化人群阅读；宣传方式要多样化，在传统的网络、报刊、电视、电台开设栏目，新闻专访、领导发表电视讲话等形式基础上，大胆利用微博、设立咨询台、行为艺术等新媒介、新形式，便于更多人群的接受。宣传工作要反反复复、多次、持久，以便真正深入民心。其次，要广泛、多途径畅通法律援助渠道。在现有的渠道基础上，各援助机构要将法律援助工作机构和业务向基层延伸，形成联动机制，将援助工作深入到每家每户。围绕社会难点、热点问题或针对特定群体定期、不定期开展法律援助专项活动。还可以通过专用电话、网络咨询等便民利民服务开展援助，对行动不便的孤寡老、残疾人等，还应当主动上门开展工作。
随着改革发展的深入，各种新的社会矛盾也逐渐暴露，由于拖欠民工工资、征用农民土地、城市拆迁等产生的暴力案件，群众上访及与政府发生冲突的事件，近年来见诸报端，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究其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群众因经济原因或法律意识薄弱，同时又没受到到必要的法律援助，而使事件未能在法律范围内得到解决，进而通过极端手段，甚至铤而走险运用暴力手段来解决问题，从而影响社会的稳定。面对当前形势下新的社会问题，亟待扩展援助范围。将原国家法律援助六种情形加以拓展，将因受家庭暴力、虐待、遗弃主张民事权益的及因交通事故、医疗损害、食品安全、环境污染、产品质量以及农业生产资料等造成人身损害或者损失请求赔偿，以及农村土地、养殖水域、林地经营权纠纷纳入法律援助范围。同时把与社会稳定密切相关的涉法案件和涉法纳入法律援助事项范围。进一步降低对经济困难群众和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特殊群体的法律援助门槛。
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社会和谐，是每个国家机关的本分，法律援助工作不能是司法行政一家单干，遇到问题不能推，不能把法律援助机构当作下家，更不能设置障碍。要争取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如民政、教育、工会、
妇联、团委、残联、关工委、公检法甚至于社区对法律援助事业的了解、理解和支持。公检法在办案过程中，应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对可能符合法律援助的对象，要主动告知。相关司法机关可在司法程序中对明显经济困难、可能请不起律师的人也应主动告知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人民法院在民事、行政案件立案时，对可能符合援助条件，而没有聘请律师的当事人也要告知法律援助制度。
首先，多渠道解决法律援助资金问题。《条例》明确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并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在管理和使用专项资金的同时，要多渠道筹集吸收社会捐助资金和社会公益资金，鼓励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为法律援助事业提供捐助，鼓励法律援助志愿者、机关专业人员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服务。其次，为法律援助工作提供人力保障，高效开展法律援助工作。进一步理顺法律援助组织的工作关系，形成工作合力，推进法律援助工作重心下移，使法律援助更加贴近群众，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继续鼓励工会、妇联、残联等社会组织发挥积极性，利用自身资源，发挥特长和优势，为其所在的社会群体或某些特殊人群提供法律援助，整合司法行政系统内部力量，把法律援助与其他相关工作结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提高法律援助资源使用整体效率。同时，各机构要配备具备相应专业知识的专职人员开展工作，想方设法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确保办案水平和质量，要做到公正高效，切实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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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便民窗口建设，建立“12348”法律咨询服务平台，逐步实现三级法律援助网络平台全覆盖。
（一）按照省法律援助中心继续突出法律援助便民服务的工作思路，全市各级法律援助中心接待窗口基本上做到“临街落地”，并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便民接待窗口各项设施建设，创新便民服务措施，切实提高便民服务质量和服务成效。
（二）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将市法律援助中心“12348”法律咨询专线升格为集网上受理、网上审批、呼叫通话、录音留言、自动生成、举报投诉等多项功能于一体的法律咨询服务平台，并逐步推进县（市、区）、镇（乡、街道）法律援助中心（站）“12348”法律咨询服务平台建设，为实现市、县、镇（乡、街道）三级法律援助网络平台全覆盖奠定基础。平台建成后，实行社会律师和机关工作人员轮流值机制度，并对值机工作人员进行平台操作培训，达到受理案件“零等待”，法律咨询“零距离”，办理案件“零差错”的“三零”目标。
二、按照《省司法厅关于法律援助工作规范化建设的若干意见》的文件精神，对照规范化建设标准，切实强化全市法律援助工作规范化建设，努力达到法律援助工作规范化要求。
（三）健全法律援助工作机构，做到定编制、定职能、定岗位、定人员“四定”要求。建立健全乡镇法律援助工作站，完善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老龄委等部门法律援助工作站建设。在全市继续推进建立林业等行业法律援助工作站工作。在有条件的规模企业和人口较多的小区或人群聚居点建立法律援助联络点，并对法律援助联络点实行规范化管理。同时，鼓励和吸收具有法律知识、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员开展法律援助志愿服务，并充分发挥志愿者的作用，积极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
（四）积极完善、创新各种便民利民服务措施，运用“12348”法律咨询服务平台优势，畅通法律援助受理渠道，继续推行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一站式法律援助服务”，为特殊群体当事人开辟“绿色通道”，最大限度地为困难群众提供优质、便捷、高效的法律援助服务。
（五）充分发挥“12348”法律援助咨询电话疏导解惑、宣传法律、化解矛盾等方面的作用和政府了解民情的窗口作用，加强法律咨询舆情分析，归纳、提炼、发现咨询中反映的社会重要情况和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向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转达。
三、继续抓好农村法律援助工作，为村级组织换届选举提供法律保障；继续推进农民工工伤、残疾人合法利益、拥军等法律援助维权工作，为我市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六）继续加大对农村的法律援助维权力度，大力推进法律援助在农村的不断延伸和拓展。利用担任乡村法律顾问工作的契机，按照上级部门的要求，开展“送法下乡”、“春季维稳专项行动”等活动，为法律顾问行政村制定、完善规章制度，组织开展矛盾纠纷和社会不稳定因素排查调处，为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
（七）加大工伤职工法律帮扶力度。近年来，经济的逐步恢复向好，在丽外来务工人员也不断增多，工伤事故也呈上升趋势，维护工伤职工的合法权益成了每年的维权重点。今年将在继续维护好工伤职工合法权益的同时，对工伤损害赔偿纠纷进行专题研究，剖析成因，提出对策，促进并建立和谐稳定的劳资关系。
（八）继续推进法律援助残疾人、法律援助拥军维权工作。进一步完善助残扶残长效机制，区分不同残疾等级，结合残疾人身体状况和生活状况，提供更加细致、到位的法律援助服务。同时，在军分区等驻丽团级以上部队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部队法律援助工作站运行机制，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对军人军属提出的法律援助申请，逐步做到不受《法律援助条例》受案范围的限制，尽量扩大受案范围，不断满足军人军属的法律维权需求。
四、围绕各个时段的宣传重点和重点宣传领域，创新宣传形式，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的社会知晓率。
（九）按照省厅关于开展《省法律援助条例》颁布施行十周年宣传月活动的通知要求，创新宣传载体和方式，围绕宣传主题，多措并举，营造法律援助宣传活动浓厚氛围；同时，多部门协调配合，积极开展法律援助进社区、进企业、进军营、进工地等活动，丰富宣传活动内容。
（十）结合农村生产生活实际和新农村建设的法律需求，以提高村民群众特别是村集体领导班子成员法律素质为目标，充分利用电视、广播、网络等平台和载体开展法律援助宣传，注意提高宣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为村级组织换届选举顺利进行及新农村建设营造良好的氛围。
五、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管理，业务知识培训，强化案件质量监督工作，研究和交流提高法律援助质量的方法和措施，进一步提高法律援助案件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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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困难群众的需求为着力点,继续对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城市失业人员、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扩大援助范围,开通绿色通道,做到应援尽援。积极探索非诉法律援助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相结合的多元化援助方式,进一步增强法律援助服务困难群众的能力。加强与各村法律援助联系点的配合，完善法律援助工作机制，实现法律援助站、点的全覆盖。
二、深入推进“法律援助服务为民创优年”主题活动，不断提升法律援助质量和效率
进一步发挥法律服务资源力量，将法律服务工作者等法律援助服务队伍信息在村（居）公开，让群众享受到最直接的法律服务。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工作站、联络点及法律服务所的积极作用,为困难群众提供更多获得法律援助服务的方式和途径，使有援助需求的困难群众及时得到援助服务,确保援助流程的提速;进一步做好法律援助咨询服务工作，提高便民服务水平。
三、进一步加强案件质量监控,保证法律援助的社会效果
进一步贯彻实施《法律援助条例》和全市有关法律援助工作的规范性文件精神,坚持就近、便民、效率的原则，规范案件办理程序，进一步明确办案主体、办案范围、办案标准、办案责任。加强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教育，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为载体，着重抓好法律援助“五个严禁”的贯彻执行，确保法律援助工作公正廉洁。进一步完善重大案件报告跟踪制度。将重大的法律援助案件、事项及时与法援中心通报情况，及时沟通联系，确保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确保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完善质量监控体系和监督投诉处理机制,采取质量跟踪反馈、案件回访等措施,加强对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监督,保证案件办理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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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刑事诉讼法；修改；法律援助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已经于2013年1月正式实施。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法律援助制度进行了完善，对刑事法律援助的内容作出了重大调整，扩大了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提前了法律援助介入的时间，强化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对体现程序正义、促进实体公正将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也对司法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新刑诉法对刑事法律援助的修改调整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该决定自2013年1月1日起实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上的规定更加完善、详尽，并突破了《法律援助条例》。
（一）扩大了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
我国现行刑事法律援助可以分为酌定援助和法定援助两个方面。这次修改，对以上两种法律援助的范围都扩大了。酌定援助的对象从原来公诉人出庭案件中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扩大到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所有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法定法律援助的对象则在原来三类案件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两类：一类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案件，另一类是当事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案件。
（二）提前了提供法律援助的诉讼阶段
以往无论是酌定援助还是法定援助，都是向处在审判阶段的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在审前程序中，犯罪嫌疑人是难以获得法律援助的。新刑事诉讼法则在这个问题上迈出了一大步，把向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的诉讼阶段从审判阶段提前到了侦查阶段以及审查阶段。也就是说，处在侦查阶段和审查阶段的犯罪嫌疑人，只要符合前述酌定援助或者法定援助的条件，与处在审判阶段的被告人一样，都可以获得法律援助。为此，法律还要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属于法定援助对象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负有保障其获得法律援助的责任，要求它们“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当然伴随这一变化，在实务上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譬如“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人”在审判阶段不难判断，但在审查阶段特别是在侦查阶段如何判断，就是一个难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
（三）调整了提供法律援助的方式
按照原来的规定，向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的方式都是由人民法院为其“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这次则把提供法律援助的方式一分为二：其一，对于酌定援助对象，应当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或其近亲属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于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供辩护。其二，对于法定法律援助对象，则根据所处的不同诉讼阶段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各自通知法律援助机构，再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辩护。
二、《刑事诉讼法》修订后给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带来的挑战
目前，在审查阶段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是刑事诉讼法律程序的要求，虽然已逐步开展，但法律援助仍不够全面深入。在调研中我们发现，法律援助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和矛盾，亟待解决。
（一）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将呈倍数增长
如前述，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仅突出了法律援助机构的职能作用、扩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取法律援助的途径、扩大了辩护律师的职责权限，扩大了刑事法律援助的对象和范围，更重要的是提前了提供刑事法律援助的诉讼阶段，将提供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定阶段从诉讼法的角度从审判阶段提前到了公安机关的侦查和人民检察院对案件的审查阶段，这必然会极大的增加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数量。一方面相应地要求增加办理刑事案件的律师人数或律师办案的次数。也对律师的办案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需要进一步加大刑事法律援助经费支持。
（二）检察机关与法律援助机构衔接机制须规范
在法律援助程序具体执行过程中，告知当事人法律援助权利、与法律援助中心取得联系、提供经济困难证明材料、中心选派律师提供援助的程序，“三日内”时效的执行均不够严格，援助律师开展援助容易走过场，检察机关与法援中心合不够密切，因此需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详尽、方便受援人且切实可行的实施办法，规范衔接协调开展法援机制，并作为执法规范的重要内容加以落实。
（三）缺少救济性条款支撑和保障权利实现困难
新刑事诉讼法对辩护人全程参与诉讼作了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及其近亲属既可以主动申请，司法机关也可以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定援助律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主动申请法律援助时，法律援助机构不为其提供援助律师的，犯罪嫌疑人、被告及其近亲属可以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向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异议，来救济权利实现。但是，在属于应当指定法律援助律师的情形，而司法机关不通知援助律师，或虽然通知了法律援助机构，但援助机构不安排律师、或不按时安排律师，致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指定辩护的权利没有实现或没有完全实现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何来救济该权利，目前没有相关规定。这就导致了在侦查、公诉环节，应当指定援助律师的情况下，是否给予、或何时给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法律援助，取决于侦查、公诉机关或法律援助机构。
三、如何更好实现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规定
（一）进一步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中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的衔接机制
建立法律援助机制及联系人制度，检察机关与司法局分别设立专人负责法律援助审查、申请文书转交、援助律师选派、案件统计汇总等工作；建立受案援助条件初审制度，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在受理案件时，对是否符合法律援助条件进行初查后，将符合条件的案件进行登记备案，建议提出法律援助申请；建立法律援助联席会商制度，就法律援助开展情况进行定期汇总与分析，及时解决法律援助工作遇到的问题。进一步明确检察机关、法律援助机构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责任，保证两者之间的有效衔接，保证需要法律援助的人员及时得到专业的援助，提高法律援助效率。
（二）细化优先提供法律援助对象的范围
应确立优先提供法律援助的适用准则，将经济困难的妇女、75周岁以上老年人、外来务工人员、城市低保人员等纳入优先提供法律援助范围，将盲、聋、哑的残疾标准进一步放宽到所有残疾人，增加因犯罪行为侵害造成严重伤残的刑事被害人，因犯罪行为侵害造成死亡的刑事被害人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的近亲属。针对申请法律援助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害人属于优先提供法律援助情形的，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应在转交申请函巾提出初查意见，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在收到申请材料后先行指派承担援助义务的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并告知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与法律援助相关的证明材料后续提交。这样对于特定优先对象，不仅优先办理援助，而且为了避免因出具证明延误时间，先为符合条件的受援人提供法律援助，后续补办相关证明材料，更加人性化、科学化，保障受援人的法律权利。
（三）增加法律援助的社会救助及矛盾化解功能
在提供有效法律援助的基础上，针对受援人的社会救助及矛盾化解的需要，检察机关与援助机构应建立社会矛盾化解联动机制，延伸法律援助的法律功能和社会功能。在办理残疾人、刑事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造成严重伤残或致死的案件时，涉及刑事赔偿的，应充分听取残疾人、刑事被害人、近亲属及法律援助律师的意见，与法律援助律师共同做好矛盾化解工作，从而延伸法律援助的法律功能和社会功能。在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同时，做好相关刑事赔偿工作，检察机关与援助律师共同解决被害人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对于法律援助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四）努力加强对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物质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