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在园林中的体现篇1
1中国园林景观植物设计“美善相乐之美”的文化理念
中国园林景观植物设计艺术体现了典型儒家文化思想的造型审美特征。中国园林景观植物设计注重美与善密不可分，美与善能从不同的角度达到对生命的完善，善使人共生，美使人共享。儒家文化思想审美心理的首要特性是美善相乐，最高境界是尽善尽美。文以载道，乐以教化，中国园林景观植物设计艺术形式，除了对美的追求之外，都表现出对善的强烈诉求。中国园林景观植物设计审美情趣的物质体现，饱含着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盼望和不懈追求，体现了儒家思想不变的民族文化心理。
中国园林景观植物设计艺术崇尚能够陶冶情操、催人奋进的审美精神，对高雅与高尚之美的形式情有独钟，创造了儒家文化思想的崇高之美。儒家的美学观点是建立在道德教化基础上的=《论语八情》记：“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从而引伸出儒家的一个重要美学观点：美善结合。即美的事物应该是表里合一的，是美的形式和美的思想的统一。荀子称：“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上以饰贤良，下以养百姓而安乐之，夫是之谓大神”，认为世界万物都是尽美之体和尽善之用的紧密结合。也就是说，美和善的结合应该得体，要“合情合理”、相得益彰。在中国园林植物景观设计艺术中，南宋大诗人陆游对梅花最为欣赏，他称颂梅花“正是花中巢许辈，人间富贵不关渠’，“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在他的诗词中，梅花俨然是一位具有崇高气节的君子，具有冰雪之姿、风骨傲然。东晋的陶渊明以爱菊著称“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比颂了菊花的高洁以及卓尔不群；牡丹被认为是“富贵花”，然而它不与百花众香争春斗妍，单选谷雨潮，在百花盛开之后开放，是为“非君子而实亦君子者也，非隐逸而实亦隐逸者也”，象征了中华民族虚怀若谷、谦虚礼让、宽厚容人的品格和美善相乐之美的文化理念。中国园林景观植物设计艺术中蜡梅之标清，木犀之香胜，梨之韵，李之洁，莲花“出淤泥而不染”，而又“香远益清，亭亭净植”，这都是美善“和同”思想在园林植物设计审美中的具体体现，凡此种园林景观植物设计案例不胜枚举。
儒家美学思想经常把美善密切联系在一起，要求艺术既尽美，又尽善，美善统一。所以“美善相乐”便是儒家审美的中心话题。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写出了一种超脱的心情，诗歌中的菊花象征着旷达，诗人借此希望自己也可以像菊花一样不同流合污；苏轼一生颠沛流离，从菊花身上看到了与自己相似的品质，写出“菊性介烈……天姿高洁。”宋代大儒周敦颐的“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赋予莲以最纯洁的品质“为草当作兰，为木当做松，兰幽香风定，松寒不改容。”（李白《于五松山赠南陵常赞府》），高度赞扬了这些植物的高尚品德和“美善相乐”的最高境界。兰花虽处幽谷，却芳香依旧；松柏大雪压枝，却傲然挺立，成了顽强不屈的君子的象征。儒家认为，美与善作为精神境界是处在不同的层次上，美比善高尚或深刻而完备。善是道德的起点，是对人性的普遍要求，善而达到美的程度，乃是一种高尚的道德，这种高尚的道德称之为“美德”，美德是带有理想成分的人格精神。荀子说：“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劝学》），既“全”又“粹”只能是一种理想。他在论述礼乐的功用时说：“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论》），在“美善相乐”的境界中，心志与行动，情感与理智，生理与心理，个体与杜会都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乐”是一种审美属性“善”而达到“乐”也就具有美的性质了，所以“美善相乐”不是“美”去俯就“善”，而是“善”去攀登“美”，唯有如此，也才能共有“乐”。
美不是独立于善、高于善的精神境界，而是一种外在的感性形式，大约等于今天所说的“形式美”，这种形式美正是中国园林景观植物设计艺术表达的重要理念。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竹因其竿节节挺拨，蓬勃向上之势，而受到人们的称颂，每当寒露突降，百草枯零时，竹却能临霜而不凋，可谓四时长茂。在儒家传统文化中，作为竹文化的精神境界，美比善更高尚，更纯粹，更完全；作为人生境界，美比善更充实，更丰富。中国园林景观植物设计过程中如何才能达到由善到美、美善相乐的境界，在儒家看来要通过礼乐教化来实现。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也是荀子所说的“美善相乐”的高尚境界。在这种自由而高尚的境界中，美善得以合一。提高善的另一面的含义，就是给园林植物设计概念“善”赋予具体、生动的美感形式，使善成为可以激发情趣的观赏对象。中国园林景观植物种类“梅兰竹菊’、“玉堂富贵”等，都是精选出来的美善结合的超理想植物种类。从善而达到美，就园林景观植物设计艺术创作而言，美善相乐之美的儒家文化思想就更深刻，更自由，更自觉。
2中国园林景观植物设计“比德与比兴之美”的文化理念
中国园林景观植物设计艺术的创作主题从自然界中汲取灵感，以儒家思想文化为创意根基，把握创作园林景观植物设计中的自然意识和自然气息，使人从身心上享受着大自然的单纯、安详、合理、永恒，感受生命的美好，让儒家文化精神给人以心灵的关怀。儒家文化思想的审美本质是以理节情，将伦理道德作为理义审美活动的根基，在艺术和自然的审美感受中体悟道德人格，注重人格的锤炼和品性的培养。孔子的自然美学观是“比德”，将仁、义、礼、智、信等道德理念比附到自然景物之上，在自然山水中体验道德观。君子以比德，这种审美本质的理义定势，实际上是对人格的一种欣赏，也是中国园林景观植物设计艺术的核心理念。
儒家文化思想要求人们在欣赏园林景观植物之美时注重发掘、领悟植物所体现的人类美德，把欣赏植物美当作修身养性的手段，借以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即植物审美中的“比德”现《论语子罕》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直接反映了儒家的“比德”观。孔子认为赋予园林植物人文涵义应该是有选择的，即以弘扬“德”为前提，从反面论述了“比德”观。儒家的“比德”观形成了植物观赏和园林植物设计中的“比德”手法。北宋墨梅画家华光著有《梅谱》，其中详述了“格梅致知”的过程：“梅之有象，由制气也。花属阳而象天，木属阴而象地，其故各有五，所以别奇偶而成变化。蒂者，花之所自出，象以太极，故有一丁。房者，花之所自彰，象以三才，故有三点。曹者，花之所自出，象以五行，故有五叶……”。在严寒中，梅开百花之先，独天下而春，具有清雅俊逸的风度美，它的冰肌玉骨、凌寒留香被喻为民族的精华而为世人所敬重。梅花的自然形态被转译为自然、杜会哲理，暗喻自然和杜会的内在秩序。儒家文化思想认为，园林植物种植设计艺术，不仅仅是具有美丽外形的自然物，更成为表现哲理，启迪智慧的人文载体。
“比德”，儒家的自然审美观，它主张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体验自然美，大自然的山水、花木、鸟兽、鱼虫等之所以能引起欣赏者的美感，就在于它们外在形态及神态上所表现出的内在意蕴，都与人的本质力量发生同构、对位与共振。与人的本质力量有相似形态、性质、精神的花木，可以与审美主体的人（君子）比德，即从园林山水植物欣赏中，可以体会到人的品格之美。儒家“君子比德”思想，在中国园林景观植物设计理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荀子》中有：“岁不寒，无以知松柏，事不难，无以知君子”，这里很清楚把松、柏的耐寒特性，比德于君子的坚强性格。另外“疏影横斜水清浅”的梅花“挺拔虚心有节”的竹子，“秀雅清新，暗香远播”的深谷幽兰等，都是理想的比德植物。比德植物被赋予文化的内涵，构成中国园林景观植物设计艺术特有的传统理义审美方式，对园林景观植物设计理念和审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中国园林景观植物设计中常用的植物配置“四君子”（梅、兰、竹、葡、“岁寒三友”（松、竹、梅)、“玉堂春富贵”（玉兰、海棠、牡丹）等植物典故均源于“比德”思想。《楚辞》中也有赞美柑橘的《橘颂》“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以橘来比拟人的坚贞和忠诚，这些植物文化都在古典园林植物景观中有所体现。宋代大儒周敦颐《爱莲说》更把荷花“比德”于君子，“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莲，花之君子者也!”大儒周敦颐认为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特性，正是君子洁身自好的品格的写照，是人们品格磨练的极好榜样。
在中国园林景观植物设计艺术中，与“比德”思想不同的另一种审美理念就是“比兴”。中国园林景观植物设计艺术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善用比兴，赋予花草树木以一定象征寓意，借花木形象含蓄地传达某种情趣、理趣，诸如：石榴有多子多福之意，紫荆象征兄弟和睦，竹报平安，玉棠富贵，前榉后朴等。又如紫薇象征高官，桂花意为折桂中状元，桑梓代表故乡，其内涵多是“福’、“禄’、“平安’、“富贵’、“如意’、“和谐美满”等吉祥的祝愿之意。儒家比兴文化理念在园林景观植物设计艺术中应用非常广泛，运用植物在“比德”与“比兴”中被赋予的文化内涵，构成了中国园林景观植物设计艺术特有的传统审美方式。儒家思想认为对自然要采取顺应、尊崇的态度，人要与自然建立起一种亲密和谐的关系，推崇天地自然之美。这种儒家文化思想，反映在中国园林景观植物设计应用上就是，崇尚自然、追求天趣的本色美。儒家“比德”与“比兴”之美的文化思想，为中国园林景观植物设计艺术，提供了一个完全理性的理论基础和设计理念，决定了中国园林景观植物设计艺术的基本理念和设计风格走向。
3中国园林景观植物设计“中和之美”的文化理念
中国文化就是以“中庸”精神为核心，中庸思想对中国古典艺术精神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在中国园林景观植物设计艺术的发展过程中，中庸思想具体物化为对“中和之美”的追求，中和之美是世界上最具有连续性的文化，也是中国众多文化流派中最具有价值的核心精神和观念。中国园林景观植物设计艺术也最能体现儒家文化思想的“中和之美”，如苏州拙政园、留园，北京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并称为中国四大名园，都以此来寄托强烈的杜会感情，使园林景观植物设计艺术风格带有浓厚的杜会和谐意义，儒家文化思想为中国园林景观植物设计理念提供了较完整的“中和之美”的理论基础。
“中和之美”是儒家学说的重要特征。董仲舒《春秋繁露》载：“以类合一，天人一也”，其实这些理论思想，实质上都是在统一的“中和”原则下达到对审美主体的“满足”，说明中国园林景观植物设计艺术，严格遵循了“中和之美”的设计理念。儒家文化思想“中和之美”的内涵，对园林景观植物设计文化的影响十分深刻持久，它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二者处于一个有机整体中。在园林景观植物设计艺术中表现为，追求“人一园林一景观植物”的和谐统一，也就是追求景观植物艺术与自然的“有机”美，要求园林景观植物设计与自然空间环境融为一体，主张在形式和功能上要有机结合，即“天人合一”。
儒家“中和之美”不仅有其特定的实质，也有由这种实质所决定的特定形态。这种特定形态就是“中和”。“中和”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赞美《关雎》云：“《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乐”与“哀”是动“不淫’、“不伤”就是动而不过，动而适度。所以这句话集中而又明确地表达了孔子对美的形态观点“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动而不过、动而适度”的美学思想，这就是“中和’。“中和之美”最经典论述就是中国园林景观植物设计中最核心的审美形态。儒家“中和”美学思想在中国园林景观设计审美与艺术上产生了深刻影响，如苏州拙政园，包括远香堂、绣绮亭、雪香云蔚亭、待霜亭、松风水阁、小沧浪和清华阁七个主要景观区。利用七种带有象征意义的植物为主要营造，表达了主人的七个愿望。分别来说:远香堂，围绕“出淤泥而不染”的主题，遍种荷花，每每夏曰，荷风扑面，清香满堂。绣绮亭，取牡丹富贵之意，遍植牡丹玉兰，表明家境殷实，勤劳而致，为人处世和善厚道。雪香云蔚亭，植梅数枝点题，表明“不要人夸好颜色，留的清香满乾坤。”的傲世清高品格。待霜亭，取唐代韦应物“洞庭需待满林霜”为亭名点景。应洞庭产桔，待霜降始红之景，抒无奈隐忍之情。松风水阁，则源于“特爱松风，庭院皆植松，每闻其响，欣然为乐”，寓意永贞不渝、不屈不挠。小沧浪，因〈(孟子》“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得名，寓明辨是非，做一个高洁的人。清华阁，创造出了志清意远的气氛，寓指即便闲散在家，也要做一个志远清高的人。如此“中和之美”的园林景观，好不令人称颂。拙政园园林植物设计和营造，成为了真正的“动而不过，动而适度”的美学思想境界和典范，从而获得了“中和之美”的体验。孔子论“中和之美”，就是强调从园林景观设计创作到欣赏的中庸之度。儒家规定美的形态，即所谓“中和”。这种美的形态典范，孔子主张情感的宣泄要受到节制，思想情感的表达要委婉含蓄。就中国园林景观植物设计艺术审美而言，所设计的形象应有一定的整体性，整体与局部之间的节奏与韵律，比例与尺度和谐统一，是中国园林景观植物设计审美强弱适度、高低和谐的整体美原则，对中国园林景观植物设计艺术整体和谐统一之美的理解不能只观其表，而要进一步认识到“空间的合理性”和儒家“中和之美”的深意。
儒家“中和之美”思想，对中国园林景观植物设计艺术发展与创新等多个层面，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作用。中国园林景观植物设计艺术审美，应该是体会儒家“中和之美”文化与哲理的审美，其必将让人与自然产生更多共鸣，使中国园林景观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并逐步完善中国现代园林景观审美形态的实质。儒家“中和之美”的理念，都是确定中国园林景观植物设计艺术性和美学价值时，最重要的审美形态和至高境界。在遵循儒家审美形态的观念基础上，得到新的补充和发展，中国园林景观植物设计艺术将会具有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4中国园林景观植物设计“礼乐之美”的文化理念
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礼乐文化“礼乐之美”的文化理念，对中国园林景观植物设计艺术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在建筑、园林景观、植物设计的发展过程中，被具体物化为对“礼乐之美”的追求“礼”是指人通过自身的主体意识，同产生于自己意识之外的“文化存在物”之间的沟通，它起着一种杜会规范整合作用。礼的特点便是“有秩序”。在儒学的发扬下，礼就是等级，并得到了政治上的巩固。中国园林景观植物设计艺术体现了儒家礼乐文化思想，儒家希望建立一个高度秩序化的杜会，因此在他们眼里世界万物均有内在秩序，反映在园林景观设计艺术风格上，就是用植物来表示礼教制度。例如：泰山岱庙，曲阜孔庙，皇家园林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清皇家十三陵的园林景观植物设计，是最具典型儒家礼制文化思想影响的案例，体现了儒家礼制文化思想对中国园林景观植物设计空间秩序的影响，体现了封建帝王权力的森严等级制度和园林景观设计艺术的庄重之美。中国园林景观通常可分为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寺观园林三大类型，不同风格的园林其植物景观也各有特色。其中皇家园林的景观植物设计最具儒家礼制文化的代表性。皇家园林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皇权，故而植物景观设计也要处处彰显皇家气派，体现皇权文化。松柏常作为基调树种，象征其统治长存。承德避暑山庄处处可见苍劲的古松，更有多处以松命名的景点，如可聆听阵阵松涛的“万壑松风”，代表松鹤延年的“松鹤清樾”，以及“云牖松扉’、“松鹤斋”等。另外，庄内种植象征“玉堂富贵”的玉兰、海棠、牡丹，并搜集天下各地的珍奇花木，无一不体现出皇家的华丽富贵。至于“花之有使令，犹中宫之有殡御”，认为配植花木时有主仆之分，讲究“君臣辅弼”之理，则更直白地表述了“礼”的影响。儒学倡导“礼者，天地之序也”，希望建立一个高度秩序化的杜会，万物均按内在秩序发展。反映在园林景观植物设计上就是用植物来表示礼教制度。中国园林景观植物设计文化中的“礼乐之美”大大丰富了园林景观文化的民族性，这些植物景观的精华一直都体现着儒家礼乐之美的文化精髓。
“乐”是指一种“和谐”的状态，一种人自身、人与杜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是一种自由和理想。私家园林的面积相对皇家园林要小很多，往往充满诗情画意，自然、自由的和谐之美，体现了仕文化或隐逸文化。儒家认为“乐自内出，礼自外作。”乐主和，礼主敬，内能和而后外能敬。乐是情之不可变《论语》又记孔子与子夏谈诗，孔子说到“绘事后素”，子夏就说：“礼后乎！”孔子称赞他说，“起予者商也”。乐是素，礼是绘。乐是质，礼是文。绘必后于素，文必后于质。儒家思想认为乐是情感的流露，意志的表现，用处在发扬宣泄，使人尽量地任生气洋溢；礼是行为仪表的纪律，制度文为的条理，用处在调整节制，使人于发扬生气之中不至泛滥横流。中国私家园林拙政园中的嘉实亭是取梅实为主景的；而枇杷园更是选择具田园野趣的枇杷，并筑富田园风光的梯田状树坛来表达田园生活；秫香楼原本属王心一的归田园居，这是一处极富田园风光的景点，里面选择的植物以稻谷为主景，再配以其它观赏植物营造乡村生活的景观。这一园林景观植物设计完成了人性向善的天赋使命，而且还丰富了儒家“乐”文化的内涵，创造了乐的精神和情之不可变的经典园林景观植物设计案例。孔子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第六》，这句话的本义是人质朴的品质和广博的学识应该相称，推而广之即形式内容相和谐。乐的许多属性都可以用“和”字统&“和”是乐的精神“序”是礼的精神。在私家园林景观植物设计中，拙政园的“海棠春坞”小庭院中，一丛翠竹，数块湖石，以沿阶草镶边，点题的海棠仲春开放，表现了“山坞春深曰又迟”的意境。传说中凤凰“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因此古人多莳梧竹待凤凰之至“梧竹幽居”便借用这一典故，一株梧桐和翠竹数竿的配置形式形成简洁却又富有儒家乐文化意蕴的植物景观设计艺术。以上儒家经典园林景观植物设计案例中，对“乐和”关系的阐述生动而具体，有比喻又有象征，在简洁的描述中给我们揭示了中国园林景观植物设计“礼乐之美”的真谛。
礼乐本是内外相应。中国园林景观植物设计理念，无论是皇家园林还是私家园林都深受儒家礼乐文化思想的影响。乐使人活跃，礼使人敛肃；乐使人任其自然，礼使人控制自然；乐是浪漫的精神，礼是古典的精神。乐的精神是和，乐，仁，爱，是自然，或是修养成自然；礼的精神是序，节，文，制，是人为，是修养所下的功夫。乐本乎情，而礼则求情当于理。综观以上所述，礼乐相遇相应，亦相友相成。就这两种看法说，礼乐都不能相离。中国园林景观植物设计理念必须具备乐的精神和礼的精神，才算完美。
5结语
儒家思想在园林中的体现篇2
关键词:中国园林;意境;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禅宗思想
中国园林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园林体系的最大特点，在于它不以创造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具体园林形象为最终目的，它追求的是象外之象，即所谓的“意境”。意境，实质上是造园主内心情感、哲理体验及其形象联想的最大限度的凝聚物，又是欣赏者在联想与想象的空间最大限度驰骋的再创造过程。正如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说:“如空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相，言有尽而意无穷”。因此，园林景物，取自然之山、水、石组织成景，寥寥几物便使游人大有“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难开”之感。中国园林艺术创作中“意境”的产生与中国哲学思想是密不可分的。它对中国园林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中国文人性格和审美情趣的渗透，折射在园林风格和景观意境的审美观念中。因此，无论从园内的物质内容到精神功能，从园林的立意布局到园内景区的主题分布都孕育着丰富的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和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儒、释、道、三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各自以其不同的文化特征影响着中国文化;同时，三者又相互融合，共同作用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并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多元互补的特色。本文通过阐述中国传统文化三大教派思想对中国园林的影响，来窥视中国园林发展之一斑。
一、儒家思想与中国古典园林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发展的主流。虽然在先秦时，中国文化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多元形态，儒家只是其中主要的一家，但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黝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正统，深深地影响并主导着中国文化发展的历程闭。儒学崇尚“仁义”和“礼乐”等孔子思想，提倡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中庸思想。政治上主张“德治”和“仁政”;教育上主张“有教无类”，重视平民教育和伦理道德的培养与实践。虽然这些儒学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一定的制约作用。于是，儒学在吸取、借鉴道教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以“道生万物”的思想完善了儒家哲学的思想体系，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认为天人是相通的，提倡“天人合一”之说。于是这些思想的形成导致了中国人的艺术心境完全融合于自然，“崇尚自然，师法自然”也就成为中国园林所遵循的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园林把建筑、山水、植物有机的融合为一体，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利用自然条件，模拟大自然中的美景，经过加工提炼，把自然美与人工美统一起来，创造出与自然环境协调共生、天人合一的艺术综合体。苏州沧浪亭的楹联“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俱有情”就表现出园主视己与自然浑然一体，陶然于自然的闲适心情。另一方面，儒家的比德思想也对中国园林的主题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我国的古典园林中特别重视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寓义于物，以物比德。人们把作为审美对象的自然景物看作是品德美、精神美和人格美的一种象征。如人们将竹、松、梅、兰、菊以及各种形象奇伟的山石作为高尚品格的象征。
二、道家思想与中国古典园林
道教是本土宗教，它与儒、释并称三教，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之一。在哲学上，老子以“道”为最高范畴，认为“道”是宇宙的本原而生万物，道是万物存在的根源。同时主张“天地以自然为运，圣人以自然为用，自然者道也”阎。后来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以自然为宗，强调无为。他认为自然界本身是最美的，即“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在老子和庄子看来，大自然之所以美，并不在于它的形成，而恰恰在于它最充分、最完美地体现了这种“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大自然本身并未有意识地去追求什么，但它却在无形中造就了一切。而中国古典园林之所以崇尚自然，追求自然，实际上并不在于自然形式美的模仿本身，而是在于对潜在自然之中的“道”与“理”的探求。由此可见，道家的自然观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对古代民族艺术特色的形成是极为重要的。其精神表现为崇尚自然、逍遥虚静、无为顺应、质朴清贵、淡泊自由、浪漫飘逸。于是，在道家神仙思想的影响下，以自然仙境为造园艺术题材的园林便应运而生。如秦始皇在渭水之南建的上林苑。这种“一池三山”的布局对后世园林有深远影响，并成为创作池山的一种模式，促成了园林艺术的发展。这种在宫苑里凿池筑岛，用造园的方式来模拟东海神山，对传统中国园林空间的发展至少具有以下显著的意义:
(1)完整的主附水体的建立。汉上林苑不但拥有数量众多的大小池沼作为附属水体，而且具备了太液池、昆明池这样水面浩瀚的主水。千姿百态的水体穿插于庞大宫苑建筑和山体之间，大大开拓了园林艺术空间，产生高低错落、起伏有致的和谐韵律。
(2)为中国园林山水体系的确定奠定了基础。山水与水体之间的关系由过去长期的一水一山，一池环一台变成了一庞大水体环绕三山，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园林空间艺术，促进了园林艺术的发展。
(3)以水体为纽带的山、水、建筑组合关系的建立。在以单纯的山或高台建筑为核心，以道路建筑为纽带的园林形式中加人了以水体为核心和纽带的新格局。这不仅大大丰富了园林艺术手段，促进山、水、建筑及植物景观间更复杂的穿插、渗透、映衬等组合关系的出现和发展，也为传统园林最终采取一种流畅柔美、富于自然韵味的组合方式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一池三山”的模式后来为历代皇家宫苑所沿用，并影响到宫苑以外的园林，如扬州曾有“小方壶园”，苏州留园有“小蓬莱”，杭州三潭印月景区有“小碱洲”等。
三、禅宗思想与中国古典园林
禅宗是由于佛教即释教文化东渐，在中国文化土壤上形成的一个中国佛教宗派。它不仅吸收了以往佛教诸派思想以及玄学思想之所长，而且还融合了中国文化中有关人生问题的思想精髓，从而与华夏民族重视现实生活的文化传统构成水乳交融的整体，成为与儒、道并称为传统文化的三大基本组成之一。它提倡通过个体的直觉体验和沉思冥想的思维方式，从而在感性中通过悟境而达到精神上的一种超脱与自由。禅宗思想有以下几个特点:
(1)“梵我合一”的一元世界观，即所谓我心即佛，佛即我心;
(2)设定了顿悟见性的修行方式，也就是通过渐修或顿悟发见本心;
儒家思想在园林中的体现篇3
一、中国传统造园的自然观
大自然中的山峦、流水、树木、花卉、游鱼、飞禽、走兽等自然景物，皆可组成园景，大自然是一首充满着各种形体、色彩、质感和音调的既丰富而又和谐的交响曲，人类本身也是大自然中的成员，对大自然有着本能的眷恋和热爱。因而园林艺术创作就必然充满自然情趣和诗情画意。中国人的自然环境观，概括起来有两大方面，一是系统化的自然环境，二是人情化的自然环境。
二、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造园思想的影响
在中国哲学史上，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长期占据中国传统正统学派的地位。从根本上说，儒家思想是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混乱中建立秩序的理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房屋设计、甚至室内设计，都符合儒家的哲学准则。这种具有严格空间秩序的设计手法，也深深的影响到了古典园林，尤其是皇家园林和部分寺庙园林，如龙王庙、琼华岛、凤凰墩等。
古典文人园林体现了儒家哲学思想。中国古典文人园林一方面借题寓意超凡出世，另一方对园林景观却有特殊的要求。因为古典文人园林寄托了他们强烈的社会情感，这种对社会依赖的感情，导致了园林设计还寓含着深厚的社会意义。因此，古典文人园林的设计建造是建立在儒家治世哲学之上，但我们又很难说哪一部分是受儒家哲学的影响，应该说儒家思想为园林设计建造提供了一个完全理性的理论基础。www.133229.com
三、禅宗思想对中国传统造园思想的影响
禅宗思想，遵守佛教中“空”的理念，奉劝人们要达到一种完全平静安祥的精神境界，只因世上的一切事物都是无常和虚幻的，在这种境界下。人的行为方式将变得单纯和简单。为解决现实与信仰的矛盾，他们或游山玩水、或种花造园，通过感受自然来抵达生活的真谛。古典园林为他们提供了寻求寂静冥思的场所。而古典园林中“有声更觉静”的氛围，也恰好表达了佛教的虚空和静寂，给园林渲染了禅的气氛，引起人的禅思。因此在这样的古典园林中生活，既能获得心灵上的平静，又有助于接近“空”的境界。这样生活在园林中的禅宗信仰者，既求得了精神的解放，又达到了归依佛教之目的。园林为园主依托佛教对人生意义的问题提供了反思场所。可见。这种古典园林生活为佛教信仰与适宜的生活方式的结合，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途径。如：颐和园中的佛香阁和智慧海，就表达了封建统治者对这种生活方式的认同。
四、道家思想对中国传统造园的影响
如果我们说儒家和禅宗思想影响了中国古典园林的总体布局和营建目的的话，那么道家哲学则直接影响了中国传统造园的技法。在中国古典园林中，没有规整的行道，树，没有绿篱、花坛，没有修剪精致的草坪，取而代之的是自然的原始的植被分布方式。种植的花木，三五成丛、散聚自由、野趣横生、景色苍润。在设计种植上完全是树无行次、石无定位的自然布局，山有朝揖之势、水有萦绕之情，体现出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自然风光。甚至在园林中的建筑物，也是按山水走势，高低曲折、参差错落、点染着自然山水的艺术情趣。中国古典园林的自然风格，之所以不同于西方规则几何式的园林，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造园思想是由道家思想决定的。“道法自然”是道家哲学的核心，道家的思想方法和对世界本质的理解，正是建立在“道法自然”这一观念之上。古典园林设计的目标，就是将个人的情感以恰当的方式表达，在超越世俗的水平上享受自然之美。这一审美方式反映了道家思想的精髓，即对世界万物给予应有的尊重。
儒家思想在园林中的体现篇4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各教派的思想—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禅宗思想对中国园林建筑艺术具有深远的影响—通过园林艺术对人的生活环境的调节，把握人本身的存在特征和意义，可以窥视中国园林发展之一斑。
中国园林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园林体系的最大特点，在于它不以创造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具体园林形象为最终目的，它追求的是象外之象，即所谓的“意境”。意境，实质上是造园主内心情感、哲理体验及其形象联想的最大限度的凝聚物，又是欣赏者在联想与想象的空间最大限度驰骋的再创造过程。正如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说:“如空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相，言有尽而意无穷”。因此，园林景物，取自然之山、水、石组织成景，寥寥几物便使游人大有“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难开”之感。中国园林艺术创作中“意境”的产生与中国哲学思想是密不可分的。它对中国园林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中国文人性格和审美情趣的渗透，折射在园林风格和景观意境的审美观念中。因此，无论从园内的物质内容到精神功能，从园林的立意布局到园内景区的主题分布都孕育着丰富的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和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儒、释、道、三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各自以其不同的文化特征影响着中国文化;同时，三者又相互融合，共同作用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并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多元互补的特色。本文通过阐述中国传统文化三大教派思想对中国园林的影响，来窥视中国园林发展之一斑。
一、儒家思想与中国古典园林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发展的主流。www.133229.Com虽然在先秦时，中国文化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多元形态，儒家只是其中主要的一家，但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黝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正统，深深地影响并主导着中国文化发展的历程闭。儒学崇尚“仁义”和“礼乐”等孔子思想，提倡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中庸思想。政治上主张“德治”和“仁政”;教育上主张“有教无类”，重视平民教育和伦理道德的培养与实践。虽然这些儒学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一定的制约作用。于是，儒学在吸取、借鉴道教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以“道生万物”的思想完善了儒家哲学的思想体系，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认为天人是相通的，提倡“天人合一”之说。于是这些思想的形成导致了中国人的艺术心境完全融合于自然，“崇尚自然，师法自然”也就成为中国园林所遵循的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园林把建筑、山水、植物有机的融合为一体，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利用自然条件，模拟大自然中的美景，经过加工提炼，把自然美与人工美统一起来，创造出与自然环境协调共生、天人合一的艺术综合体。苏州沧浪亭的楹联“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俱有情”就表现出园主视己与自然浑然一体，陶然于自然的闲适心情。另一方面，儒家的比德思想也对中国园林的主题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我国的古典园林中特别重视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寓义于物，以物比德。人们把作为审美对象的自然景物看作是品德美、精神美和人格美的一种象征。如人们将竹、松、梅、兰、菊以及各种形象奇伟的山石作为高尚品格的象征。
二、道家思想与中国古典园林
道教是本土宗教，它与儒、释并称三教，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之一。在哲学上，老子以“道”为最高范畴，认为“道”是宇宙的本原而生万物，道是万物存在的根源。同时主张“天地以自然为运，圣人以自然为用，自然者道也”阎。后来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以自然为宗，强调无为。他认为自然界本身是最美的，即“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在老子和庄子看来，大自然之所以美，并不在于它的形成，而恰恰在于它最充分、最完美地体现了这种“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大自然本身并未有意识地去追求什么，但它却在无形中造就了一切。而中国古典园林之所以崇尚自然，追求自然，实际上并不在于自然形式美的模仿本身，而是在于对潜在自然之中的“道”与“理”的探求。由此可见，道家的自然观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对古代民族艺术特色的形成是极为重要的。其精神表现为崇尚自然、逍遥虚静、无为顺应、质朴清贵、淡泊自由、浪漫飘逸。于是，在道家神仙思想的影响下，以自然仙境为造园艺术题材的园林便应运而生。如秦始皇在渭水之南建的上林苑。这种“一池三山”的布局对后世园林有深远影响，并成为创作池山的一种模式，促成了园林艺术的发展。这种在宫苑里凿池筑岛，用造园的方式来模拟东海神山，对传统中国园林空间的发展至少具有以下显著的意义:
(1)完整的主附水体的建立。汉上林苑不但拥有数量众多的大小池沼作为附属水体，而且具备了太液池、昆明池这样水面浩瀚的主水。千姿百态的水体穿插于庞大宫苑建筑和山体之间，大大开拓了园林艺术空间，产生高低错落、起伏有致的和谐韵律。
(2)为中国园林山水体系的确定奠定了基础。山水与水体之间的关系由过去长期的一水一山，一池环一台变成了一庞大水体环绕三山，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园林空间艺术，促进了园林艺术的发展。
(3)以水体为纽带的山、水、建筑组合关系的建立。在以单纯的山或高台建筑为核心，以道路建筑为纽带的园林形式中加人了以水体为核心和纽带的新格局。这不仅大大丰富了园林艺术手段，促进山、水、建筑及植物景观间更复杂的穿插、渗透、映衬等组合关系的出现和发展，也为传统园林最终采取一种流畅柔美、富于自然韵味的组合方式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一池三山”的模式后来为历代皇家宫苑所沿用，并影响到宫苑以外的园林，如扬州曾有“小方壶园”，苏州留园有“小蓬莱”，杭州三潭印月景区有“小碱洲”等。
三、禅宗思想与中国古典园林
禅宗是由于佛教即释教文化东渐，在中国文化土壤上形成的一个中国佛教宗派。它不仅吸收了以往佛教诸派思想以及玄学思想之所长，而且还融合了中国文化中有关人生问题的思想精髓，从而与华夏民族重视现实生活的文化传统构成水乳交融的整体，成为与儒、道并称为传统文化的三大基本组成之一。它提倡通过个体的直觉体验和沉思冥想的思维方式，从而在感性中通过悟境而达到精神上的一种超脱与自由。禅宗思想有以下几个特点:
(1)“梵我合一”的一元世界观，即所谓我心即佛，佛即我心;
(2)设定了顿悟见性的修行方式，也就是通过渐修或顿悟发见本心;
(3)“以心传心”、“自解自晤”、“不着文字”的内心体验。
中唐时期，禅宗美学的兴起，将审美与艺术中主体的内心体验、直觉情感等的作用提高到极高的地位，使之得以深化，并把禅宗思想融人到中国园林的创作中，从而将园林空间的“画境”升华到“意境”。这就为园林这种形式上有限的自然山水艺术提供了审美体验的无限可能性，即打破了小自然与大自然的根本界限，这在一定的思想深度上构筑了文人园林中以小见大、咫尺山林的园林空间。因此与皇家园林不同，充满禅趣的文人园林多显露出以小为尚的倾向。这一方面表现在园林面积、规模的小型化上，如山向叠石、水向小池潭、花木向单株转化，静观因素不断增加，而自然景观的可游性则相对降低。另一方面表现在立意于小。小中见大的创作手法在我国源远流长的古代文化艺术中应用十分广泛。
事实上，中国古代传统哲学文化思想对中国古典园林的影响以及人们对自然美的认识和追求，常常与社会的剧烈变革、政治动荡以及思想活跃程度密切相关。春秋战国时期，老庄对自然美的整体认识恰好是在周王朝衰落，群雄割，战乱连年的时代。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两汉国力强盛，这时儒学上升为正统独尊的地位，人们的心理特征是普遍的人世和进取精神，对自然美的追求不是社会的主流。因此，时代本身不具备对自然美作深层次发掘和开拓的土壤及条件。对自然美认识是在东汉衰落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得以深化。私家园林、山水诗画都出现及勃兴于这个时代。以儒道结合的玄学进一步发展，讲究“言不尽意”的理论主张。盛唐以后，人们总喜欢把客观的“景”与主观的“情”联系在一起，把自我摆到自然环境之中。因此，含蓄的意境美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所追求的至高境界。
儒家思想在园林中的体现篇5
【论文摘要】立足于中国现代建筑景观设计的实践教学，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创造性、合理性地开发、利用传统儒家文化资源，可赋予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新的内涵。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整体的“礼/乐”布局，“比德”与“比兴”的思想文化因素，构成了现代建筑景观设计特有的传统审美方式，凸显儒家文化对现代建筑景观空间设计的重要作用。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中的和谐统一的艺术美是儒家美学思想的重要体现。
儒家文化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非凡的通融力，是现代建筑景观空间设计教学研究的根基。现代建筑景观空间设计作为人的一种生命本真的艺术活动，我们必须重新挖掘那些能激励人心、满足人们需要并运作良好的古代建筑艺术。现代建筑景观空间设计教学给人一种情感教育，是一个润物无声的过程。加强景观设计教学的艺术化，能潜移默化地加强学生对生活中美的感受和理解。因此，为了加强建筑景观的艺术化，我们应该立足于儒家文化，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研究现代艺术设计，用“和谐”理念指导建筑景观艺术创作和教学。
一、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中儒家文化的特征体现
儒家文化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过程中起核心和主体作用，其基本精神可归纳为：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经世致用的救世精神、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勤谨睿智的创造精神等，这些对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研究具有重要作用。中国传统建筑景观作为一种实用的物质产品，以其高超的技艺、独特的风格和丰富的思想观念，成为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儒家文化中这些积极因素的影响，通过诸多方面的长期熏染，代代承传，使全民族在思维方式、理想人格、伦理观念、审美情趣等精神文化方面渐趋认同。中国建筑景观设计从其诞生之初似乎就是按照这样的特征及规律发展的，如清代皇家园林避暑山庄、圆明园、苏州留园等，这些往往是帝王及文人士大夫根据他们的审美情趣建造的“人造风景”。
“景观”一词沿用至今历经了数次内涵上的扩展，受“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影响，尊崇自然成了中国传统景观园林艺术教育的一个重要审美观念。崇尚自然、赞美自然、和谐自然，是中国传统建筑景观艺术教育一个永恒的主题。在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过程中，应始终围绕着“以人为本”的理念，特别强调儒家文化中的优秀传统精神，应是长远的、尊重自然的、维护生态的、切实的为人类创造可持续发展的精神文化生存空间。
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研究本身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其知识渗透的广度可以概括为艺术、建筑景观、人文、历史、心理、地域、科技等方面的互相交融。优秀的儒家文化传统是建构中国当代景观设计文化的主要资源，我们必须深入了解传统儒家文化的具体丰富的内容及特征，并结合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的特点加以发展、推陈出新，使它不断发扬光大。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现代建筑景观设计与传统儒家文化的当代转换问题，如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设计，建筑语言简练直率、对称均衡，简约笔直的外轮廓呈现出平衡与稳重感，充分体现了现代建筑的结构美，此次世博会中国馆的设计则主要是从古代灿烂的文化遗产中汲取灵感，“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等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观念，对理想社会人居环境的强烈憧憬在此得到了完美的表达。整个建筑的造型介于具象与抽象之间，意涵深邃，耐人寻味，如同超巨型积木搭建而成的中国馆，从表面上看，是采用了古代建筑中的“斗栱”这一传统建筑构件和技术，实则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和谐观，是民族精神的寄托。国家馆的设计无论整体与局部、个体与环境都达到了多样统一的和谐效果，整体规划大气恢宏，细节丰富多元，每个环节都在关照国际性、现代性的同时，传达出中华民族今与古、现代与传统、创造与延承的总体意象。国家馆建筑景观设计的文化观念、视觉符号、建筑语汇被有机的整合，中国儒家思想得以现代性的转译与当代表达。又如深圳万科第五园现代建筑景观设计、北京奥运主题现代建筑景观设计等成功案例都是对传统儒家文化进行分析、研究、衡估、扬弃及更新的发展。这种传统儒家文化的当代转换，就是传统精神文化与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研究经过实践选择、改造和转化的过程，在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中传统儒家文化具有积极意义和当代价值。在对儒家文化与景观设计观念的系统转换上，如“厚德载物”，指的是宽容精神，容人所不能容的美德，现代建筑景观设计必须具有“厚德载物”的宽容品格，融合其优良部分并转化成为适合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育发展需要的积极因素。
我们可以把对传统儒家文化的转换过程归纳为：立足于中国现代建筑景观设计的实践教学，创造性地合理地开发、利用传统儒家文化资源；在继承本民族优秀的传统精神文化特征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赋予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其新的内涵。优秀的现代建筑景观作品，本质问题在于，既要了解传统的文化历史，也要认清时代文化趋势，了解儒家文化的精美与博大，才能拥有一份精神与文化上的底蕴，并能更好的加以利用以彰显现代建筑景观特色。作为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方向，更应该是一种面向大众的行为，而并非是满足士大夫阶层审美情趣的设计理念。在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的探索过程中，应该有符合我们时代的全新思路，符合现代建筑景观设计的儒家文化理念。传统儒家文化具有的强大生命力，是只有体现儒家思想内涵的建筑景观设计教育才拥有真正的生命力，是只有体现儒家文化特征的设计教学才能真正给人以精神上的慰藉和归属感。
二、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中的礼乐布局
中国文化就是以“中庸”精神为核心的礼乐文化，中庸思想对中国古典艺术精神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在建筑、景观园林、书法、艺术的发展过程中，中庸思想具体物化为对“中和之美”的追求，中庸之道是世界上最具有连续性的文化，也是中国众多文化流派中最具有价值的核心精神和观念。“礼”是指人通过自身的主体意识，同产生于自己意识之外的“文化存在物”之间的沟通，它起着一种社会规范整合作用。礼的特点是“有秩序”。在儒学的发扬下，礼就是等级、尊卑、上下老幼间沟通的中介，由于对王权的绝对有利，得到了政治上的加固。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景观设计风格一般都具有严格的空间秩序，讲究布局的对称与均衡。皇家园林和宫殿建筑是最具典型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建筑景观，如北京的故宫，故宫是现在保存下来规模最大、最完整、最精美的宫殿景观建筑，整个故宫的设计思想突出体现了儒家思想对中国建筑景观的影响，以及封建帝王权力的森严等级制度。古典文人园林也同样体现了儒家思想，如苏州的拙政园，以此来寄托个人强烈的社会感情，使该景观设计风格带有浓厚的社会意义，从另外角度来讲儒家思想为建筑景观设计提供了一个较完全的理论基础，对景观园林设计最大的影响在于营造了一个整体化的氛围。礼在发展中不但与方位、等级结合，还与“数”结合，中国古代把数字分为阳数和阴数。阳数中九为最高，五居正中，因而以“九”和“五”象征帝王的权威，称之为“九五之尊”，其中对建筑与景观空间设计影响比较大的是“儒礼”这一套注重尊卑次序的观念直接导致了礼制建筑景观的出现，故宫、天坛等建筑就是其中的典范。
“乐”是指一种“和谐”的状态，一种人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在这里，乐不是指“音乐”而是泛指一种自由的理想，“乐”的哲学根源是“道”和“隐”。从对中国居住文化的影响上讲，老子对“空”、“无”的重视，启发了建筑师对景观空间的认识。老子的哲学为中国独特的居住形态——隐士生活提供了精致的思辨外壳，《庄子》则在老子“隐”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庄子思想体现了从避世转为游世的转变。这一变化对建筑景观园林设计的影响是明显的，特别是在以“静”和“避”为主的园中园更是深受这种哲学的引导，在原始状态下“礼”和“乐”应当说是揉合在一起的。其实礼与乐的区分有时候是模糊的，在中国人的思维中，概念经常是模糊的，礼中也有审美。但礼仍更多同社会的限制需要有关，乐中也有道德，儒家一直注意“乐以安德”使人安于礼法的作用，这对现代建筑景观设计的教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实践中有两个基本内涵，即礼制文化（权利符号）和隐逸文化（非权力符号）便可看成是礼/乐文化的二元对位，但在现代建筑景观空间设计实践中，这种二元对位实质上是统一的“和谐”原则之下的，不断地互相作用，以达到对审美主体的“满足”，使整体严格遵循了“礼乐”布局。
礼、乐对于中国人是如此重要，如孔子就将其所处的时代称为“礼崩乐坏”。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十分注重这种礼乐的平衡，这种理念也充分反映在现代建筑景观设计的形态上。以江南名园扬州的个园为例来分析：个园为清代盐商于嘉庆年间所建，由于园子内多竹子，故取半个竹字为名。从这个园子可以看到士大夫园居生活中的园林的布局，园林的南半部分是以建筑、院落为主，均按轴线布置，在这里有明显的尊卑次序，是“礼”的充分体现。从院落中间的火巷行至北端到达园门，这里修竹数杆，竹子间散置石笋象征“春山”，入园门东向有“透风漏月”厅，厅南有“冬山”之景，园门北的“桂花厅”位于园林中部，再往北“抱山楼”两厅之间夹着一泓清水，东西各有“秋山”与“夏山”。在个园的后半部，建筑、景物虽然也是有组织的布置，但与南半部相比则明显更加随意与自由，个园南半部与北半部的明显差异很好地说明了中国园林有“礼乐”布局的特征。与私家园林相比，皇室是国内最大的家庭，圆明园实际上是扩大的礼乐布局。圆明三园中圆明园从大宫门——出入贤良门——正大光明殿——九洲清宴这条中轴线及左右勤政亲贤和长春仙馆一起为园居生活中的“礼”区，而后湖景区、福海景区、北部景区则为园居生活中的“乐”区。长春园中从宫门区为“礼”区，外环景区和西洋楼景区则可视为“乐”区。绮春园中宫门连寝宫区（从南到北有宫门——迎晖殿——中和堂——敷春堂——后殿——问月楼）这条纵深达三百余米的明显中轴线可视为“礼”区，余下到各处水岛、园林可视为“乐”区。
以上案例在“礼”区里，院落是层层相推，是礼制的尊卑、等级及礼数等控制着建筑的形态，这种建筑形态的特征便是“秩序感”。在“乐”区中，由于山水树木等自然景观的介入，使建筑物呈现一种“自然”、“自由”的状态，以达到与自然山水的和谐相处，这种“和谐”便是我们常说的“诗情画意”，它是一种情景交融的过程，体现在因地制宜的亭台楼阁、厅堂轩榭的布置和小桥流水、拳山勺水、四时花木的景物设计上。
三、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中的“比德”与“比兴”思想文化内涵
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实践的创作主题从自然界中汲取灵感，以儒家思想文化为创意根基，把握创作元素中的自然意识和自然气息，使学生从身心上享受着大自然的单纯、安详、合理、永恒，感受生命的美好，让儒家文化精神给学生以心灵的关怀。儒家思想，一般认为是以仁为根本、以乐为熏陶，注重人格的锤炼和品性的培养。儒家“君子比德”的思想在传统景观园林植物配置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景观园林中常用的“四君子”、“岁寒三友”、“玉堂春富贵”等植物典故均源于“比德”思想。
“比德”说是儒家的自然审美观，它主张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体验自然美。大自然的山水花木、鸟兽鱼虫等之所以能引起欣赏者的美感，也就是说与人的本质力量有相似的形态、精神的花木可以与审美主体的人（君子）比德，即从山水花木欣赏中可以体会到某种人格美。在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之下，园林植物及其景观设计中，总是以具有比德内涵的植物为首选花木。如在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实践中的植物配置中，松、竹、梅作为景观设计主体植物的文化主题。松树的丰姿雄态醉人千古，它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常青树，不管冰冻风寒，依然苍茏茂郁，人们赋予它意志刚强、坚贞不屈的品格，与竹、梅一起比作“岁寒三友”，而予以敬重。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论语子罕》）；《荀子大略》说：“岁不寒无以知松柏，事不难无以知君子”，这里很清楚把松、柏的耐寒特性，比德于君子的坚强性格。竹竿节节挺拨，其蓬勃向上之势，受到人们的称颂，每当寒露突降，百草枯零时，竹却能临霜而不凋，可谓四时长茂，人们赋予它性格坚贞、志高万丈的高风亮节和虚心向上、风度潇洒的“君子”美誉，它与梅、兰、菊、松一样，既有出众的奇姿，更有高尚的品格而深受文人志士的偏爱，被择入“岁塞三友”和“四君子”之列。梅花乃中国传统名花，在严寒中，梅开百花之先，独天下而春，具有清雅俊逸的风度美，它的冰肌玉骨、凌寒留香被喻为民族的精华而为世人所敬重。与“比德”传统不同，“比兴”是借花木形象含蓄地传达某种情趣、理趣，诸如：石榴有多子多福之意、紫荆象征兄弟和睦、竹报平安、玉堂富贵、前榉后朴等。总之，中国传统园林景观赏花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善用比兴，赋予花草树木以一定象征寓意，其内涵多是“福”、“禄”、“平安”、“富贵”、“如意”、“和谐美满”等吉祥的祝愿之意。转贴于 在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实践中运用植物在“比德”与“比兴”中被赋予的文化内涵，构成了现代建筑景观设计造景艺术的特有的传统审美方式。对自然要采取顺应、尊崇的态度，人要与自然建立起一种亲密和谐的关系，推崇天地自然之美，这种儒家思想反映在景观园林植物应用上就是崇尚自然、追求天趣的本色美。儒家思想为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育提供了一个完全理性的理论基础，决定了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的基本风格走向。
四、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中的儒家美学思想
1．制造等级的“礼”：庄严之美
“礼”是中国文化人伦秩序与人伦原理最集中的体现，儒家的伦理规范就是“礼”的秩序。“礼”原先是尊敬和祭祀祖先的仪式、典章或规矩，后在长期社会发展中逐步演变为以血缘为基础、以等级为特征的伦理规范，并渗透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各种人伦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作为一种统治秩序和人伦秩序规定的“礼”往往把强调整体秩序作为最高价值取向。如吕彦直先生设计的南京中山陵采用了传统建筑风格，利用新材料、新技术进行创作，组群总体上保持着中国建筑离散型布局的基本特点，借鉴了传统陵墓密切结合环境，充分突出自然气势的规划思想和规划手法，使中山陵组群与周围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创造了宏伟、疏朗的辽阔气概和崇高庄严的纪念品格，成为中国历代大型陵寝的压轴巨作。又如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美术馆、民族文化宫等国庆十大建筑的设计，尤其是人民大会堂的整个建筑形体巨大，采用两边对称，突出主体部分的严整布局。整座建筑壮丽、雄伟、朴素，同故宫建筑的威严、豪华、严格的等级规范既相区别又有联系。十大建筑掀起的创作和建设高潮代表了当时的高水平，体现了我国传统建筑艺术的庄严之美。中国古代对自然的审美观，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上的。古代建筑受儒家规范、礼制的影响，无论格局整齐还是气势宏大的建筑群体，布局和单体设计也都体现出一种庄重和威严之美。
2．“天人合一”：和谐之美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特点之一，也是儒家学说的重要特征。儒家哲学认为人与自然“浑然一体”。认为宇宙的终极本体与人的道德原则是统一的，达到天人合一境界的人格方是理想人格。儒家的理想人格既是天人关系的中枢，又是天人合一的化身。儒家的“天道”、“人道”合一是儒家思想的精华所在，“天道”指自然界的现象及其运动变化规律，“人道”指人应遵守的社会规范，儒家学说认为不仅要实现社会内部的协调，而且社会应与自然相和谐。儒家的“天人合一”说，对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影响十分深刻持久，它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二者处于一个有机整体中。在建筑中表现为追求“人——建筑——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也就是追求建筑与自然的“有机”美，要求建筑与周围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这种“天人合一”的有机观在建筑设计中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①顺应自然：即建筑景观的布局与设计应顺应地形、绿化等自然环境，达到人为与自然的协调。如我国的四大佛教圣地：灵隐佛地、岳麓古刹、南岳禅林、江涌金山等都是自然环境与建筑风物和谐的“二重奏”。正如英国学者李约瑟所说：“中国建筑景观设计这种伟大的总体布局早已达到它的最高水平，将深沉的对自然的谦逊的情怀与崇高的诗意组合起来，形成任何文化都未能超越的有机图案。”②师法自然：即模仿自然，巧妙地吸取自然的形式，使建筑与自然达到统一。这一点在园林建筑中尤为突出。以石、木、池象征自然中的山、林、湖、海，把自然引入院内，意味着自然对人造环境的亲昵。③因借自然：把自然的美景通过窗、阁、亭等引入建筑中，即“借景”的手法。利用借景，一个临江的楼阁可以出现“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景。正如计成《园冶》所说：通过借景可以“纳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烂漫”。
3．“尚中”：对称之美
儒家“尚中”思想造就了富有中和情韵的道德美学原则，对传统建筑的创作思想、建筑风格、整体格局等方面有明显影响。传统建筑文化在空间上的主要特征莫过于对“中”的空间意识的崇尚，大到都城规划，小到合院民居，都有强调秩序井然的中轴对称布局，形成了以“中”为特色的传统建筑景观美学性格。
如山东曲阜孔庙，堪称中国古典庙堂的杰出代表，整座曲阜孔庙的平面布局，具有强烈的中轴对称特点，其主要建筑排列在中轴线上，形成递进的重复院落，中轴两侧是左右对称的副题建筑，象征伦理的秩序。又如北京城以宫城为中心的向心式格局和自永定门到钟楼长7.8公里的城市中轴线，正是这条当时为了体现伦理秩序与帝工礼制的中轴线，使北京城成为世界城市建设历史上最杰出的范例之一。这条全世界最长、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以其独有的雄伟气魄穿过了全城，都是以这条中轴线为依据的。
五、结束语
儒家文化作为文化的载体滋生出其特有的建筑景观精神，同时还饱含着“中国意境”的儒雅之气，悄然而又深刻的引导着现代建筑景观教育的美学。在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中，我们要深刻认识到传统文化内涵在现代景观设计中的战略性意义，要“激活历史，创意未来”，在对待传统文化因素的时候不但要有所作为，而且还要敢于追求建筑景观设计中的文化创新。纵观中国古代与现代建筑的发展，可以看到，表现具有古代中国人审美特征和自然观的建筑，绝不仅仅限于造型和色彩上的视觉感受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对人类征服大自然的心理描述，更重要的还是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儒家文化是人类文化不可或缺的灿烂音符，它独具神韵，成为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育的一种深邃而丰富的“生命”，并最终推动现代建筑景观教育，创作出更多根植于儒家文化的土壤的现代建筑景观作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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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在园林中的体现篇6
关键词：苏州园林；空间；文化
中图分类号：J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2-0086-01
中国古典园林有着悠久的历史，梳理其脉络可见园林之美，始于西周之初的《诗经・大雅・灵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这里所谓的灵台便是周文王游猎的园囿，也正是我国最早的皇家园林。而到了宋代，私家园林逐步走向完善，苏州园林在潺潺沧浪水畔傍水作亭曰沧浪，也便成就了后世苏州四大名园之首，现存最古老的私家园林──“沧浪亭”。至此苏州便有了“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的美誉。
一、古典园林空间观的形成
园林的空间浓缩于天地宇宙，“无穷宇宙,人是一粟太仓中”,正因古人宏大的宇宙观,人便学会了依赖自然。当古典园林有限的尺度,与无限宇宙之间的矛盾无法统一时,特别是私家园林难以和气势恢宏的皇家园林相提并论时,园主便不得不仰仗借景、缩景、“壶中天地”(《后汉书・方术传・下》)等艺术手段,达到万景齐全的境界。
古代文人一方面体会到宇宙的无穷无尽,自然的广阔无际,另一方面深知自身的力量有限,简单地再现那种万景俱全的景物体系,以体现出无限广阔的宇宙,已成永远无法实现的奢望时,就不得不寻求一种特殊的艺术手段,使有限的景物体系,表现无限的天地宇宙,从而达到天人之际和谐的理想,就是把有限的景观形象赋予深广的寓意,结合意境思维,调动和激发审美者的想象力,突破时空的限制,获得无穷的审美意趣,使有限的景物体系表现出广阔的宇宙模式。
二、中国传统哲学对园林空间的影响
（一）禅宗思想对古典园林的影响
佛教从东汉时期传入我国，与中国老庄哲学和魏晋玄学结合成了独具东方神韵的禅宗。禅宗提倡心性本静，佛性本有，见性成佛。禅的精神实质是让人不向外寻觅，而要向内体悟人的本性。禅学对于园林空间的影响多集中于空间所传达的佛教精神，给园林渲染禅的气氛，引起人们禅思，为人提供心灵平静、精神解放的场所。
（二）儒家理想对空间次序的影响
儒家提出“在天为命，在人为性”，认为天道与人道是一致的。故此，儒家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相勉励，得出“‘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周易・乾卦・文言》)的逻辑结论。
儒家推崇礼仪，注重规矩。这种礼制极大的影响的园林的表现形式。园林建筑布局也常常类似于古代的城市规划，如苏州园林中的藕园的主要建筑门厅、偕隐双山、载酒堂和楼大厅均处于中轴线位置。这充分体现了讲究礼制次序的儒家思想。
（三）道家思想对空间的影响
道家崇尚自然，顺应自然，主张无为。道家的“天人合一”观是从老子开始的。老子完全取消了天的神秘性质，赋予天以客观自然属性。老子的天，大体上有三重含义。一为浩渺苍茫之天，二为道德法则之天，三为自然无为之天。在这里老子提出了“道”的范畴，主张在大道之下建立“天人合一”。庄子继承、发展了老子的“道”论，认为“道”即美，“道”即无为，无为即美。无为即是自然，自然是天地的本性。因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无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黄帝尧舜之所共美也。”
园林中的空白道出了艺术表现中“虚”与“实”,“有”与“无”的辨证关系,体现了老、庄有无相生的空间观。“夫无形者,物之大祖也。……是故有生于无,实出于虚也”。中国传统美学理论中认为,宇宙和人类一切审美活动是“虚”和“实”的统一,虚实是结合人类艺术创作和审美标准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国园林的丰富精神内涵在这“空白”中充分体现出来,就在这“空白”之中,让我们体味中国园林特有的意味和精髓,领略她独有的魅力。
三、结语
苏州园林空间营造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它是我国历史文化的表现手法之一,民族艺术文化的典范,苏州古典园林是从主体出发,它已不仅仅是反映形式空间,而是一种心理空间,强调对象的可观性。古典园林空间中所体现出的人文精神,古代文人雅士所追求审美情趣和内心世界的和谐统一,而我国的传统哲学思想,自始自终追求建立一个人和自然和谐统一的环境,基于这种思想,中国园林艺术一开始便以大自然作为审美认识和审美表达对象。
中国古典园林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特别是在中国传统儒道佛学熏陶下的文人雅士对其进行有内涵、有韵味、有寄托的园林创作之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因此,一旦剥离传统的文化环境,抛弃了传统的文化思维,古典园林的艺术价值就会黯然失色。
儒家思想在园林中的体现篇7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古典园林儒道禅风水
引言
传统文化是由文化遗产与民族性格纵横交错而成的。传统文化是一种观念之流，是一种价值取向，是肇始于过去融透于现在直达未来的一种意识趋势和存在。正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土壤，孕育和培植了根深叶茂的造园学，结出奇葩异果的园林艺术，它深刻地体现着我们民族的智慧和精神。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儒、道、禅和风水理论各自以不同的文化特征影响着中国古典园林的造园思想及其意境的表达。无论从园内的物质内容到精神功能，从园林的立意布局到园内景区的主题分配，从景物本身的表义内涵到景物之间的符号关系都孕育着丰富的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和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
1儒家文化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主流。虽然在先秦时，中国文化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多元形态，儒家只是其中主要的一家，但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正统，深深地影响并主导着中国文化发展的历程。在儒学创立和发展的过程，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学说：崇尚“仁义”和“礼乐”等孔子思想，提倡教化、“忠恕’，和“中庸”〔3〕之道，这些理论学说也被中国园林所汲取，并主要在以下几点表现中国园林的造园艺术。
（一）皇家园林中心和轴线的思想与君臣民的礼制观是一致的
尊王攘夷、皇权至上的封建礼制思想影响皇家园林的规划、布局。大多数的皇家园林都有一条明显的主轴线,主轴线上又有一个明显的中心,这个中心的位置、高度、规模、体量统帅着所有的景区和景点,象征着皇权至上。如颐和园从后山到昆明湖有一条明显的轴线，而在这条轴线上又有一个明显的中心，那就是佛香阁。以佛香阁的位置、高度、规模、体量统帅着所有的景区和景点，这与一君率万民是相似的。
（二）“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
儒家文化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认为天人是相通的，倡“天人合一”、“万物与吾一体”之说。于是，这些思想的形成，导致了中国人的艺术心境完全融合于自然，“崇尚自然，师法自然”也就成为中国园林所遵循的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园林把建筑、山水、植物有机地融合为一体，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利用自然条件，模拟大自然中的美景，经过加工提炼，把自然美与人工美统一起来，创造出与自然环境协调共生、天人合一的艺术综合体。苏州沧浪亭的楹联“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俱有情。”就表现出园主视己与自然浑同一体，陶然于自然的闲适心情。
（三）君子比德思想在园林的布局、设计中的体现
在儒家看来,大自然的山川草木能够表现出与人的高尚道德相似的特征。孔子云:“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智者何以乐水,仁者何以乐山呢？就因为水的清澈象征人的明智,水的流动表现智者的探索,而山的稳重与仁者的敦厚相似,山中蕴藏万物可施惠于人,正体现了仁者的品质。在我国的古典园林别重视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寓义于物，以物比德。人们把作为审美对象的自然景物看作是品德美、精神美和人格美的一种象征。自古以来，人们就把竹子作为美好事物和高尚品格的象征。人们把竹子隐喻为一种虚心、有节、挺拔凌云、不畏霜寒、随遇而安的品格精神。
2道家文化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与儒、佛并称三教，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道教尊老子为教主。在哲学上，老子以“道”为最高范畴，认为“道”是宇宙的本原而生成万物，亦是万物存在的根据，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同时主张“天地以自然为运，圣人以自然为用，自然者道也。”后来，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以自然为宗，强调无为。他认为自然界本身是最美的，即“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在老庄看来，大自然之所以美，并不在于它的形成，而恰恰在于它最充分、最完全地体现了这种“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大自然本身并未有意识地去追求什么，但它却在无形中造就了一切。而中国古典园林之所以崇尚自然，追求自然，实际上并不在于对自然形式美的模仿本身，而是在于对潜在自然之中的“道”与“理”的探求。
道家认为道本无为而能自然生化万物，人与自然相比如此渺小，所以应顺其自然，不可任性而为，以免破坏万物之和谐。道家所追求的是虚静之心，也就是人与宇宙合一的精神，此亦为中国艺术精神之基本性格。反映在园林中的景观模式可概括为以下几种。
（一）昆仑山模式
无论是在上古神话中，还是在道教传说中，昆仓山都被中国人作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神山仙境加以描绘。经过历代中国人千百年的加工和提炼，终于使它成为一个能满足人的一切欲望，甚至可以使人不死的理想境域。昆仑山在中国文化中已抽象为一个以高峻为主要特征的理想景观模式。
(二)蓬莱模式
海上仙岛，作为高峻的山体，被海洋所阻隔的岛屿，非仙羽不可及。发展至汉武帝时代，遂开创了“一池三山”格局，即开辟太液池，中有三岛曰蓬莱、方丈、瀛洲。由此可窥视出道家崇尚自然、逍遥虚静、淡泊自由、浪漫飘渺的精神内涵。
（三）壶天模式
在中国的道教神话和传说中，还以“壶天”或“洞天”为仙境。“壶”即葫芦，我国各民族都曾有关于人出自葫芦的神话。道家之“壶天”原本为葫芦之内腔。而据王嘉《拾遗记》：“三壶，则海中三山也。一曰方壶，则方丈也；二曰蓬壶，则蓬莱也；三曰瀛壶，则瀛洲也。形如壶器。”如此可见，蓬莱模式也是一个中有空腔的大葫芦［5］。上述三种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妙。古人所谓神仙起居出没的幻想境界早在秦汉时代就落实到了园林造景之中，后来成为园林的传统布局。如北海琼华岛广寒殿左右小亭“方壶”“瀛洲”，颐和园昆明湖中的南湖岛、藻鉴堂和治镜阁以及苏州留园中部湖心岛上的“小蓬莱”、拙政园远香堂前水中的“荷风四面亭”“雪香云蔚亭”和“待霜亭”等三岛都象征着海中三神山。
3禅宗文化
佛教传入中国，是在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经过与我国传统思想和宗教冲突
与融合，以及理论形式上的自我调整，自3世纪的魏晋南北朝，在中国扎根和光大。禅宗思想主张通过个体的自觉经验和沉思冥想的思维方式，在感性中通过悟境而达到精神上的超越与自由。在禅学看来，人既在宇宙之中，宇宙亦在人的心中。人与自然并不仅仅是彼此参与的关系，而是浑然如一的整体，而内心的体验便是达到这一境界的关键，这是因为宇宙万物的一切都是人心所生。
中唐时期，禅宗美学的兴起，将审美与艺术中主体的内心体验、直觉感情等的作用，提到极高的地位，使之得以深化，并把禅宗思想融入到中国园林的创作中，从而将园林空间的“画境”升华到“意境”。从禅宗的观点看，世间万物都是佛法或本心的幻化，即“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若般。”这就为园林这种形式上有限的自然山水艺术提供了审美体验的无限可能性，即打破了小自然与大自然的根本界限，这在一定的思想深度上构筑了文人园林中以小见大、咫尺山林的园林空间。因此，与皇家园林不同，充满禅趣的文人园林多显露出以小为尚的倾向。这一方面表现在园林面积、规模的小型化上，如山向叠石、水向小池潭、花木向单株转化，静观因素不断增加，而自然景观的可游性则相对降低。
4风水理论对中国古典园林的影响
“风水”语出于晋代郭璞《葬经》，谓：“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之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葬经》概括风水选择标准为：“来积止聚，冲阳和阴，土厚水深，郁草茂林”，云云。传统风水在我国人居环境选址、规划、设计、营造中几乎无所不在。这种古老的学说，虽然充满神秘色彩，但是，它具有我国古代哲理、美学、心理、地质、地理、生态和景观诸方面丰富的内涵，并包含着人如何顺应自然的大量论述。
风水理论中关于景观格局的提法在造园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理想的风水格局是“负阴抱阳，背山面水”，这是风水观念中住宅选址的基本原则和格局。所谓负阴抱阳，是指基址背面有主峰来龙山；左右有次峰左辅右弼山，亦可称为青龙和白虎砂山，山上要保持丰茂的植被；前面有月牙形的水面或具有弯曲的水流；水的对面有一个对景山———案山；基址的轴线方向则最好是坐北朝南。但只要符合这套格局，轴线是其他方向也可。因为基址正好处于这个山水环抱的中央，地势平坦而具有一定的坡度，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背山面水的基本格局。
5结语
儒家思想在园林中的体现篇8
关键词：天人合一；美学；中国古典园林
中国古典园林作为由多种美的载体结合而成的景观，是对美的综合阐释，是对艺术美学的综合反映，在美学位置上具有非凡的意义。历代文人，思想家，造园师把深厚的美学理论，倾注于中国古典园林的建造中，并在此刻画出隽永，深刻的艺术美。
1艺术美学的渊源：天人合一
我国具有悠久的文化历史，美学历史也渊源悠长。从相互对比的角度来看，中国艺术美学与西方艺术美学所追求的客观真实性是不同的，中国艺术美学更注重的是意境的美，强调用美带给心的高贵，灵的升华。在我国古代，文人和画家的思想是：儒学文化和道家文化的互补。儒家表现为对社会发展的关注，道家是归隐遁世和无为的思想，最后与佛家禅智慧的结合，为中国传统美学带来对社会和人生的深入思考。儒道释三家思想不断融汇，相互碰撞，对中国传统艺术思想进行影响推动，于是形成了中国传统的艺术美学。在这里，用一句话概括中国艺术美学那就是：天人合一。对天人合一的特点解释是“心为物之君，物为心役；心物混融同一，心物一元”，在这里，我们把人的内心作为参照物，通过自己的内心，对人自由的天性进行发挥，最后达到与天与地，乃至社会的和谐。故在中国传统美学中，天人合一这个理念强调的是，人内心的想法与艺术活动的关系。
从道家核心思想来说，天人合一代表性的概括了中国传统艺术美学的精神。道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哲学最高范畴，分为天道、人道、地道。从庄子的“天道”或“自然之道”，到孔孟儒派的“人道”或“伦理之道”，天人统一与“道”的相互结合，相互渗入，也就是“天人合一之道”。孟子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知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孔子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他们将人的道德修养和聪明才智寄情于物，强调人的审美主观性，和对山水的欣赏联系起来，得到不同人不同的审美趣味，物我合一。“山性即我性，山情即我情”中国的古典园林中也体现了这份与自然合一的美学特征。艺术家在艺术创造中，把审美体验放入自然，与天地融为一体，实现心灵的自我。故“天人合一”基本精神是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个主题思想对中国传统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在这里“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范畴。更重要的是它不仅是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学说，而且也是一种关于人生价值，人生理想的学说。
2“天人合一”艺术美学在中国古典园林中的体现
中国古典园林的建造追溯至奴隶社会，有了商业城市的发展，也就有了供统治阶级游览玩乐的场所，当时人们对水体修整，对地形地貌改造，建造一定规模的建筑物，在林中布置奇花异草，饲养珍禽异兽，就形成了以自然为雏形的宫苑。这里是从自然的物象出发，最原始的园林美学。到了封建社会，古典园林艺术得到发展，不同等级的园林逐渐出现，自然的环境通过改造，与寺庙、宫殿、别墅、住宅综合在一起，中国古典园林美学，随着朝代变更不断发展起来。
自然，建筑，诗，画，雕塑等多种风格艺术的结合穿插沉淀，造就了中国古典园林的艺术美学，中国古典园林是无声胜有声的诗篇，移步换景的长卷。“迥出天机”“参乎造法”的古典园林在造景手法上达到了自然美，建筑美，绘画美与文学艺术上的统一。说到古典园林，在这里不得不提到“师法自然”的苏州园林，苏州园林的重要特色，体现在它是历史文化的产物，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现在花木的寓意，叠石的寄情，厅堂的命名，楹联匾额书条石的装饰。这些点缀园林的精美艺术品，不但储存了大量的历史文化思想和科学信息，同时物质内容和精神内容都极其深广。中国古典美学强调从自然中找到美，文人雅士在造园的同时顺天应人，追求园林造景的风骨、性灵、神韵、意境。重师法自然，体天地之心。苏州园林中，借景，透景，障景的造园手法，把自然的精华请入园中，心随自然，景在眼中，胸中，心中。从而把自然美升华为艺术美。园林艺术映射出的美学精神，同时反映和传播了儒，释，道等各家哲学观念，严肃的伦理规范，以及对人生的终极关怀。辛弃疾在诗词中写到“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与自然合一，相互映照，不分彼此，这样的古典美学意境，将人的情感，精神都蕴藏在了富于变化的美学空间，迷人的艺术风韵中。天人合一这一深邃的哲学境界，代表了丰富的古典园林艺术内涵。
苏州园林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富有“诗情画意”的拙政园，这“诗情画意”说的便是园林的艺术美，也就是园林的意境。天人合一在这里体现了中国美学特有的审美范畴，把艺术家的情思意蕴与具体景观相结合，景和情，物质和意识融为一体组造出独特艺术环境。
从构园要素来说，植物是我国古典园林构园要素之一，陶渊明所写的《桃花源记》，描绘出一副天人和谐的园林环境图：“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草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从简单的描写中，人们仿佛沿路走进园林之中，植物在衬景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文人雅士造园之风的兴起，中国古代诗词中留下了赋予植物人格化的优美篇章，自然物与人相结合，从欣赏植物景观形态美升华到意境美，涵义深邃，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苏州园林里植物的配景相当丰富，造园师通过运用具有不同象征意义的植物表现不同的意境。苍翠挺拔的松柏，形态古朴拙正，常绿延年，抗旱耐寒。它被人们称为正义神圣，永垂不朽的象征。这些特性代表了人的坚贞不屈的。严冬时节，松竹梅傲霜斗雪，挺立天地间，被人称“岁寒三友”它们体现了顽强的性格和斗争精神。梅竹兰菊被称为“四君子”，“清华其外，淡泊其中，不做媚世之态”。这里把花木的形态与气质结合起来，神态与风韵具现，艺术感染力增强许多。整观苏州园林的发展历程，是一部中国古典园林史的缩影，更是天人合一美学思想的具象表达，它优美动人而又理性十足。“苏州园林”这个庞大的园林群，有着太多的建筑相识于相同，有着太多的风景神似而意迥。各有千秋，意境非凡，但它们在美学基础上所展现的问题，都是人类应该怎样更好的亲近自然，与自然共生，共发展。庄子“返璞归真”的思想，孔子的“和谐”的建议，都是“天人合一”，这个美学的结晶反映，都是中国古典园林意境的阐述。
3结语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最高境界。中国古典园林中美与善的统一，包涵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它的意境之魂魄，情感之结晶。在当今社会，我们可以把这一思想穿景观园林的设计中去，建造出具有和谐之美，统一之美的现代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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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在园林中的体现篇9
关键词：日本园林；中国文化；枯山水；极简主义
日本园林的开端为公元600年的飞鸟时代，日本开始与中国建交，派遣大量的留学生进入中国国子监学习，同时，推古天皇派小野妹子首次入中国（隋），在宗教、营建、池苑等方面开始全盘吸收汉文化。平安时期，随着遣唐使的终止，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学习从刻意模仿走向了借鉴创造的阶段。自此，日本园林开始了属于本国的发展时期，到19世纪明治维新，日本又开始学习西方园林的精华。至今，日本园林发展了近1500年，它以东方园林独有的姿态被世界认可，其“禅宗”思想也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西方“极简主义园林”的发展，其发展速度之快、影响之大是不容忽视的。
1吸收华夏智慧的日本园林
中国园林对日本园林发展的影响可以说从隋唐开始，而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又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华夏文化，在日本发展的进程中扮演着启蒙者与导向者的作用。时至今日，华夏文化以及受其影响后不断革新发展的日本文化，已经成为了东方文化的代表，与西方文化共同屹立在世界文化的巅峰。
1.1诗画影响下的园林
诗词、书画在园林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彭一刚先生说过“从某种意义上讲，产生园林的先导是绘画，中国园林一直是循着绘画的脉络发展起来的”[1]。魏晋南北朝时期，诗、书、画和园林开始成为士人寄情的方式。再到隋唐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达到鼎盛，诗画艺术开始于园林艺术结合。
山水诗、山水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而园林作为其物化载体，素有“凝固的诗、立体的画”之称。在园林中画无处不在，计成所著《园冶》是中国史上第一本园林著作，其中内容就纯以画理论园林，到了明清时期各画派的发展达到了高潮，中国古典园林的发展也出现了高峰，如今作为中国传统园林代表的苏州园林几乎都与画家有关。
镰仓初期，大量中国北宋水墨山水画流入日本，对日本园林产生了巨大影响，天龙寺、金阁寺中的瀑布石组就是仿照北宋山水画结构造型而成。雪舟作为日本水墨画的一代大师，潜心学习中国画，并创作出了真正以日本人精神为精神的水墨画，在此基础上也创造出了不同类型的园林。室町末期，日本的优秀画家已将中国山水画的技法完全吸收、消化，像雪舟那样擅长山水画的禅僧作为中心的“石立僧”群体，开始创造出属于日本本土的“枯山水”园林。中国诗文对日本园林的影响最广、最深的应该是诗人白居易，但对于“进口”中国诗文这一现象，日本学者田中淡一直认为这只是表面上对中国诗词的借鉴和憧憬，而在造园理念上是独树一帜，不复依傍的[3]。
1.2思想学说指导的园林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思想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儒重伦理仁德、寄情于山水之中；道阴阳学说倡导“天人合一”；佛注重“超凡脱俗、物我合一”。园林中3种思想体系相互交融，日本吸收中国文化，反复咀嚼形成了本民族的文化。中国儒学是文化的主体，而日本神道思想一直起着主导地位，随着佛教传入日本，日本园林“寺庙化”便成为了大趋势。
儒学来到日本便成为了“尚武”的儒学，日本的将军、大名强调儒学中的“忠孝”精神，将儒学精神与武士道精神结合，将中国的“孝”变成“忠”。在思想立意上对日本的影响表现在许多儒学大家的理论得到广泛学习，如司马光在日本就颇受推崇，在“独乐园”中表达的思想，还有范仲淹“先忧后乐”的思想在日本的“后乐园”、“独乐庵”中得以体现。
道教在中国园林中所创造的仙境可居可游可观，而在日本园林中就成了只可远观不可涉足的枯山水艺术。道教中的“蓬莱、方丈、瀛洲”演化为了中国传统园林中的“一池三山”，在日本的枯山水园林中也多有体现。
佛教对中国园林的影响并无对日本的深刻，而日本园林从佛教的传入开始，“佛化”程度就越来越深，除了“净土式”园林外其它园林中的景点或布局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影响。日本的禅宗大师、造园名僧梦窗疏石说过“把山水（庭园）和修道区分开的人不能称为真正的修道者”[4]。可见，日本的庭园与佛教中的修道联系紧密。
1.3园林中“主人”对园林发展的影响
《园冶》开篇中就提到园林所谓“七分主、三分匠”的理论，可见，“主人”在园林的创造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中国古代的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的主人分别是皇帝与各文人士大夫，而日本园林的主人则更多的是天皇和僧人。提及皇家园林，中国的皇家园林也多出于文人画家之手，而日本现存的皇家园林多是镰仓时代之后的作品，当时的日本天皇几乎都成为了傀儡，他们的园林也都成为了私产。中国私家的“主人”多为权臣、富商、士大夫及他们延请的诗画艺术家；而日本主要是王公贵族和大名及他们延请的僧侣。诗画艺术家和僧侣就成为了主导中日私家园林的2种力量，创造出了两国园林的根本差异。中国的私家园林多反映了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专制皇权之间的冲突，既然不能大隐于朝就只好小隐于山林，在自己的园中得一处清净，盼得一天皇帝的知遇。“就拿入唐学生来说，其中一半是由僧侣充任……”[5]可见，日本的僧侣是学习中国文化的主体，在他们的带领下，寺庙园林成为了日本园林的主体，都具有了禅味和苦涩之味，日本园林的寺庙化与中国寺观的园林化正好。
2日本园林的独特性
2.1日本国家的特点
日本是处于大海包围之中的岛国，气候恶劣、资源匮乏，又多火山和地震，使许多国人有了一种“岛国根性”，久米邦武曾将“岛国根性”的根本定义为一种恐惧心理，而随即变成了从自卑到自负再膨胀到狂妄自大。从文化的角度，佛教的各大宗派都是从中国传入，奈良朝廷所建的京城都是完全仿照唐长安城建造的。《菊与刀》就是日本民族和社会很好的缩影，“菊”代表皇室，用“刀”代表武士，“好斗又温和、黩武又爱美、倨傲自尊又彬彬有礼、顽强又柔弱善变、驯服又不远受人摆布、忠贞又易于叛变、勇敢又懦弱、保守又欢迎新事物”，这一对矛盾的词语便构成了日本民族极端的思维方式，2种禀性的混合也就变成了日本独一无二的民族特点[6]。
2.2日本审美意识的形成
日本的审美意识表现为一个“纯”或所谓一个“无”，在日本人“神本”思想的影响下，普遍认为大自然是神秘的，在自然面前强调“小我”，将人与自然隔开，认为大自然的美体现在淳朴的材质、原生的形态和天然的色彩之上[7]，将大自然的各个元素运用于作品当中就是最好的表现。审美上追求的“无”也是日本设计师原研哉提出来的，家喻户晓的日本品牌“无印良品”就是秉承着民艺运动所提倡的“简约”口号，在造型和工艺上都追求简洁朴素，看似空无一切，却能容纳百川[8]。
2.3以枯山水园林为主要形式的日本园林
日本最初把“枯山水”称为“唐山水”，可见枯山水还是起源于中国，而日本园林的发展大致分为2支：一支在室町时代形成禅宗枯山水，另一支形成写意性很强的池泉式园林。“枯山水”的创造者石立僧们在日本有着很高的地位。枯山水中所展示的追求“物哀”、“幽玄”、“寂静”，正是僧人们追求参悟人生苦涩的最佳场所[9]。
3与西方“极简主义”园林相互融合的日本园林
3.1西方“极简主义”园林的兴起及理论
西方“极简主义”园林从20世纪60年代兴起，乔治・哈格里夫斯将其定义为“natrualbutnotnaturallooking”――“自然的取材而非自然状的表达”[10]。极简主义追求的“本系天成，宛若人作”，与中国传统园林中“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目标正好相悖。极简主义园林的产生，是彼得・沃克综合古典主义园林的形式美、日本禅宗庭园至简的风格后，以极简主义艺术为线索创造出的极简主义园林[11]。有人说极简主义在哲学和内在精神上主要受到的是东方禅宗思想的影响，东方禅宗思想是极简主义内在审美和创作风格的内动力，现代艺术家们，尤其是极简主义艺术家们普遍认为极简主义的哲学基础发源于禅宗[12]。
3.2日本园林与西方“极简主义”园林的异同
日本园林和“极简主义”园林都试图通过意境的表达，使其内涵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在材料方面都是运用土地、砂石、植物或水体，营造出可供人与环境交流的空间[10]。彼得・沃克还试图将极简主义园林与日本园林结合，设计建设了日本千叶县幕张iBm庭院[13]，是一次成功的探索。
二者的区别表现在：（1）意境的营造上：枯山水在意境上相比更为蕴含寓意，寄托了僧人们修心的愿望，而极简主义园林多为创造舒适的环境供大众游赏。（2）材料的选择方面：枯山水园林中一般选择细沙、石头和修剪成形的植物，体现自然意境；极简主义园林多使用金属、钢构、玻璃等现代性材料，体现现代感和艺术感。（3）尺度的把握方面：枯山水园林有明显的边界，不可进入，形式多为自然的曲线；极简主义园林没有边界，可以进入，形式也多为规则的几何形态，充斥着现代气息。
4结语
日本园林在多年的发展中，慢慢形成了具有本民特色的园林形式，博采众长、推陈出新，从开始对中国园林文化中“意境”表达的借鉴，到后来与西方“极简主义”的相互学习借鉴，都使日本园林的发展日臻成熟。如何发扬当代本民族文化，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创新，都将是我们共同面对的挑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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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田中淡，蔡毅.中国园林在日本[J].文化知识，1998（11）
4梦窗疏石.梦中问答[m].光明天皇康永三年（1344）
5家永三郎等.日本佛教史[m].京都：法藏馆，1967
6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1
7张云路，董丽.日本传统园林中的“纯”在日本现代园林中的运用[J].中国园林，2010（10）
8原研哉.设计中的设计[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11）
9史轩.日本传统园林文化研究――一修学院离宫与颐和园的对比为例[D].北京：北京林业大学，2014
10张云路，李雄，章俊华.极简主义园林与日本传统园林融合的探索[J].中国园林，2010（8）
11王檬.探索彼得・沃克极简主义园林的艺术渊源[J].安徽农业科学，2011（18）
儒家思想在园林中的体现篇10
关键词：园林艺术，古典园林，儒家，枯山水
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有某种亲缘关系。中日两国虽同处于世界的东方，但由于中日两个国家的地理环境和心理特征不同，以及两个民族集体性格的差异，使日本如今的文化一方面渗透着中国的影子，另一方面又表现着日本特有的民族个性，我们从文字、宗教、伦理到文学、绘画、书道、茶道等，都可看到这种二重性，园林艺术自然也不例外。
本文以下通过对环境、类型、思想和手法等方面的分析，对中日园林风格的异同进行讨论。
1.“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中日造园环境设计的一种比较
中国人生活在大陆，以山为伴，故园林内容以山景再现为主。日本人在海岛，以水为伴，故园林内容以海景再现为主。这也是中国“山型园林”与日本“水型园林”区别的根源。在气候方面，中国大部分疆域属大陆性气候，日本属于海洋性气候，所以两国园林在微气候特征方面也不同。在自然灾害方面，中国以洪水灾和旱灾等大陆性灾害为主，而日本则以地震、水灾、海啸、台风等海洋性的灾害为多。这些不同之处，反映于造园，在堆山理水、置石植木以及建筑的形态方面，也反映为大陆和海洋两种不同的风格特点。
就体质而言，在古代，中国人与日本人相比较，一般为高大壮实，因此，中日园林的创作，就像仓颉造字时“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一样，呈现出了明显的不同。就体质-心理结构而言，有人认为中日两国族群分属于“山型心理”和“水型心理”。而“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故中国人造园“宗仁”（1），日本人造园“宗智”。。本来中国人就偏于仁义，重在情感上的感受和精神上的领悟；而日本人偏于智慧，重在内秀、恬静之美。这也是两国造园手法的一个区别所在。
2.儒禅相映——中日造园类型的一种比较
中日两国的古典园林大致都可分为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和宗教园林这三类。中国皇家园林一直是在为皇室提供宴游狩猎的场所时，并不忘体现帝王的威严和管理的森严，因此，显出了庄重、典雅、气派的风格和大方、华贵等特点。中国的私家园林则以诸多江南园林为代表，其特点是面积小，文人意境浓厚，多用假山而山体矮小，水面狭窄。。中国的佛道宗教园林个性最不明显，它较少体现宗教教义，而是更多地与儒家结合，形成“三教合一”的特征。
与中国不同，日本皇家园林始于飞鸟时代，平安时代的作品以轴线式和中心式为主，在江户时代达到顶峰。作品有京都的桂离宫、仙洞御所、修学院离宫、京都御所庭院“四大名园”。在日本，即使皇家园林，一般也都是小山小水、较多茅茨草屋、少施粉黛、树多屋少、伏式置石、土桥平桥。由于日本长时间由武将执政，故日本的私园以武士园林为主。日本的宗教园林风格明显，特别讲究“禅思枯意”。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著名的“枯山水”庭院。。它是渗透了佛教禅宗思想影响的一种庭院，一般取山水之意向，枯塘之造型，以引导人们对禅意的联想，对禅境的感悟。故“枯山水”有“幽、玄、淡、静、流”的意境。“枯山水”并非是真山真水，也不是中国古典园林那样再现自然山水。它实际上是代表日本人的一种精神境界。人们在欣赏它的时候，思想不融入进去是无法领悟其精华的。在这种日本园林中，人们还将禅宗的“修悟”，渗入到一草一木、一花一石之中，以表达佛教追求的“悟境”。在一个微小的庭院里营造出如此的内心天地，所谓“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是日本式园林的绝妙之处，与中国园林的儒家境界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对比。
3.从道家出发的分道扬镳——中日造园思想与文化背景的一种比较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日两国的园林最早都基于道家的“道法自然”思想。道家的这种思想，造就了东方园林体系的一系列特征；独有的从单纯的模仿自然出发，升华到象征和抽象，源于自然并高于自然。但是，后来由于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原因，中日两家各自向偏重儒家和偏重佛家两个方向发展。中国文化的主干是关联于道家的儒家文化，显现出仁者“入世”、“治世”的特点。日本文化较多地渗入了佛教因素，很多人以禅者的形象出现，带有出世、解脱的色彩，所以，中日园林表现为儒禅相映，本在预料之中。
中国园林用文学艺术的手法表达较多，日本则喜欢用拟佛拟神的较为晦涩的语言。中国园林生动形象，表现了乐天爱人的情怀，而日本园林往往是在荒凉孤寂的山林中，体现着孤独的禅意和对脱世境界的思考。显然，即使在园林方面，中日两国也都存在彼此理解对方文化特征的问题。
4.同中有异，兰菊呈芳——中日造园手法的某些比较
中日两国园林设计理念的共同点是都讲究道家的“天人合一”。但在表现天人关系的各种造园手法上，却表现出了众多差异。
一般而言，中国皇家园林的山体较高大、美观，水域特别开阔，以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为典型，其中颐和园的水面占整个园林面积的七成左右。日本园林则无论山水，尺度都偏小，一般都用覆盖草皮的土山，而不用假山；水域也多使用自然溪流、沼泽。中国园林属于“山性”，有着阳刚、稳定和隽永的特点，日本则属于“水性”，具有水的可塑性、柔软性和稍纵即逝的易变性，也具有“滴水穿石”的内在刚强。
中国园林对于“天人合一”理念作出了符合其本意的诠释，它体现了人们应该顺应自然以求生存与发展的思想。而它的技法，则是“道法自然”而高于自然，即所谓的“虽由人作，宛自天成”（2）。它以基于天然稍加人工的山水作为主体，即使对山水做了较大加工，也力求使其仿佛是自然天成。其中包括，将园林里种植的树木花草作为它自然生成的别具一格的柔嫩肌肤，在有限的空间里创造了无限的风光，给人以无尽的遐想；在人化空间设计方面，则运用隔景、障景、框景、透景等手法，分割并再次组合了空间，形成了空间多样而又统一的园林特色，可谓“步移景异，景随步换，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宋代以后，中国园林又在“道法自然”的基础上，进一步体现了人们精神、思想和文化上的主观追求，形成了“写意山水园”，包括以诗词歌赋命题、点景，作为造园的指导思想。达到诗情画意的境地，形成了中国传统园林的精髓之一（3）。
与中国不同日本的园林往往采用自然风景式。因日本是岛国，常年受海洋性气候的影响，因此人们喜欢阳光明媚的好天气出现，这就使得日本园林造园形成一种崇尚简单-自然的理念：蓝天白云之下，远处片片疏林草地帆影，近观成片野花，“茶室”坪亭点缀其中，没有更多的繁缛雕琢之气。日本园林的代表“枯山水”式庭园，则是删繁就简、达致抽象的典型例子。它没有真实水体的流动，也没有花木的枯荣盛败，而是一种虚拟而凝固的美。正是这种凝固而静谧的美，才是“枯山水”最令人心醉的地方（4）。
概而言之，中日两国造园均因缘于“道法自然”，但却从共同的出发点踏上了不同的道路。春兰秋菊，各有千秋。在我看来，中日两国造园家可以在“道法自然”的话语体系之内，彼此切磋，取长补短，则东方大幸矣。
参考文献：
[1]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明]计成.园冶[m].北京：城市建设出版社。1957
[3]赵志军.作为中国古代审美范畴的自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4]宗白华.美学与意境[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