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基础问题篇1
关键词：信息、信息哲学、信息进化及其规律、主体研究、生态、生态危机、宇宙觉醒、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前言
生态危机和信息社会是全球化进程中当代世界的的两大基本问题。从宇宙及生态的信息本性、信息进化及其规律的深处来看，二者的实质都是在揭示信息的革命性进化与互联增强。信息技术、信息研究、知识等，成为基础性研究的范畴。生态危机实质上是人态危机，即高级信息系统的危机。全球化进程既增加克服危机的机会，也可能因认识不深操作不当而错失机会，加重危机。
全球化进步中，信息物质能源相互关联的严重失衡情势如不改变，生态研究与保护，将是愿望与现实、破坏与滥护、前进与倒退的重重矛盾。因此，生态问题要彻底解决，必须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对现实社会进行全面的更新审视，必须有人类总体行为方式的自觉，必须纳入以哲学为灵魂的社会工程。
信息社会提出了急迫的研究课题──物质世界中信息进化的客观必然性。这一进化从深藏于宇宙自身普遍联系发展的本性之中展开，达到了必须清楚揭示的阶段。宇宙的信息本性及其进化已成为一切哲学性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本文在对生态问题的研探中，在对人类中心论和反人类中心主义分析中，应用了宇宙信息本性与进化等新概念，并初步考察了信息进化的主要规律，其在从初始向生态、向人态、向人类代言的过渡中的展开。因为篇幅限制，本文只是另篇论纲性文章的简缩。恳切欢迎各方指教。
一
深广发展的生态运动中，一些人士把生态危机的根源追究到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观念上。"人类中心论"就是被追究出来的一个主要思想根源。他们认为："人类中心"自然观使人们以主人的心态和身份，把奴役、掠夺、破坏自然作为生存目的；技术的飞速发展使破坏更为严重；因此，导致狂傲行为的"人类中心论"是生存环境恶化的祸根；要彻底解决环境和生态问题，必须以"反人类中心主义"来彻底取代人类中心论。
现代反人类中心主义不是统一的学派。20年代产生、70年代日益受重视的生态伦理学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混合了多种古代、近代理论和宗教的生态伦理学，其主流观点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主张人与生物乃至所有存在物的平等，要推广人类伦理到生态系统，反对"人类利己主义"和"人类沙文主义"，等等。（参考文献：《哲学译丛》1994年第5期，"生态伦理学专栏"；1999年第2期，"环境哲学专栏"。）
生态伦理学折射了这样的事实：生态危机正逼迫人类进一步觉醒，催促主体成熟并按信息发展本身具有的辩证要求进行规范。反人类中心主义重提了人类与自然的辩证关系问题，从某种角度强调了人类传统科学观与价值观的分裂与矛盾。美国生态哲学家罗尔斯顿倾向于指出：在生态关系中很难确定孤立的个体价值，个体价值与整体价值不可分，而作为主观性的价值存在于客观的生态关系之中。（参见罗尔斯顿《尊重生命：禅宗能帮助我们建立一门环境伦理学吗？》，载于《哲学译丛》1994年第5期）分析与萃取这类思想，将有助于深入揭示科学与价值的辩证关系，深化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
但是，生态危机真的是起因于人类中心论吗？真的是起因于人类狭隘的伦理观念吗？
人类中心论历史久远，它是人对自身、位置、意义、所处关系不断进行的认识及评价态度，表现为阶段性的不同结果。在认识论上，它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时常冒头的前提。与反人类中心主义相反，我们认为，表现为人类中心论的认识历程的实质是：宇宙通过人的觉悟而自我苏醒的过程。
人对外界关系的适应，是通过变革自身关系即自适应来进行。为了要以整体统一存在的成熟主体，来与自然相互作用，自有成熟的符号体系文化以来，人类用了至少几千年的时间来形成这个迄今尚未形成的整体，大量精力是耗费在"理顺自己"上了。自视为中心的，历来只是人类的一小部分，即能够实施狂妄意志和狂妄消费的个人、阶级和某些"先进民族"。在此意义上，人类迄今为止是多中心的。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从来不是人类整体的自觉行为。因此，把生态危机的肇因仅仅归结为人类中心主义是嫁祸于人或自我欺骗，是与风车作战。
人类中心论的"罪行"被特定为近现代的严重现象，似乎与文艺复兴、现代科学、技术革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现实社会主义"都脱不了干系。但是，正是在资本主义时期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才发生了有意地、大规模地掠夺、战争、污染等对大自然的人为破坏。这不可能归因于"人类中心论"。人态的破坏才是生态破坏的根源，这种双重破坏在资本主义达到了交互恶性促进的地步。在当代，把生态危机归罪于"人类中心"，是是逐利制度中必然产生的、对"利润中心"和人类分裂的现实的误认与掩饰。很明显，纠正这种误认，革除这种掩饰，变革人的存在体制，促成人类主体的觉悟，才是达成生态优化、消灭"人的狂妄自大"的根本途径。
150年前，马克思创立了从内到外各种关系来看人们如何通过内部关系以应对内外关系、在历史进程与关系进化中人如何成长为"人类"的全新哲学，才奠定了可持续认识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现行认识必须深刻反映这样的事实：由于宇宙的信息本性及其进化规律，由于宇宙的"宏隐序、潜基因"辩证展开的历史进程，将成长起一个统一的人类主体，而这一整体自觉的主体的出现，正是生态问题彻底解决的基础条件。
人的存在体现于内部与环境的多重相互关系，这些关系中的特点是人的主体化──产生于被动关系中的越来越能动、系统关系与控制以及扩展的人的实践域；而主体、能动、实践发生与发展的根本因素，来自宇宙的本性：信息与信息进化。人自身，从来是认识的出发点与归宿──为了人、通过人、达到人。这是解决一切与人相关问题包括生态问题的关键。因此，把人放回到自然的历史中，尤其地，放到宇宙信息进化史中来考察，是目前最恰当的科学方法。
二
信息与信息进化是与宇宙同在的固有本性，即物质世界的整体相关性，是律动与噪音、多层次律动性、复合性律动及不同律动的关联性、结构性、展开/卷入性；而偶然与必然、有序与扰乱等重重辩证作用是进化的根本推动因素。实体与关联性是同一个东西，它们随着宇宙进化而发展、显现、转化。
宇宙信息本性的进化可粗略地表达为三个阶段：宇宙的信息本性在有生命物质产生出来以前是潜在的的，在人产生出来以前是自在的、自主萌芽的，在社会人(即自由人)产生出来以前是个体性的、微观上主体化的、可独立显现的，只有在社会人形成以后，才会是整体显现的、主导的、自由与主体的。
信息及其进化的基本特性与规律是：新的系统关联加速发展；发展既是强化特定的局域内联，也是扩张广域互联；发展出递归的即返身的特性（自我复制、自我调用、自我关注、自我意识、创造与外化、寻求所来将去的时间性关联等）；产生出主体性；主体性将发展"次级信息与更加信息化"的系统并通过互联泛化而居上位走向控制中心，也更新并提升既有的关联，在增强的关联别增强时间性关联；控制一方面向最简独立媒介及纯粹关系表达发展，一方面更紧密结合并运作质量能量；产生出"意义、目的和选择"──相关的有"标准、图式、格局、基因性"等──以符合整体的动态均衡和谐，发展到"苏醒、意识、觉醒、觉悟"；最后的综合效应是"自由和幸福"。
生命是信息进化的重大阶段。出现生命后，物间关联被新的关联结构物提取，并作为操作对象。生命物质的本性之一就是强化特定的关联。物种，就是高度特化的既返身又外扩的关联。基因就是这种高度特化的关联的代表。主体，正是从这种能够自我返身操作的关联中产生出来的。
心理尤其意识是信息进化的更重大阶段，是更加特化与泛化的关联方式。意识的重要特征是能用纯粹的信息关联方式（我们称之为二级、次级或多级信息如符号化）等来表达、提取、操作或虚拟自身及其他的关联。而能够在纯粹关系或虚拟中递归返身，就产生了自我意识。
尽管关联是整体性的关联,但整体关联过程是以个体自身关联的方式实现的。任何一个能返身关联的物都强化它自身的存在和延续，并以此向外关联。这就是所谓"自私"的起源。生物在既有的联系方式中自然地产生出基因这一特殊的联系方式，不自觉地适应整体的普遍联系。生物是通过自然盲目地改变基因来进行适应系统外的普遍而动态的联系，因此，生物无意识地遵循了“实践的整体性“。
人则不同。人发展了自我意识，也发展了生产力。他有能力与"不适应"的自然对抗，而不是主要通过盲目等待基因突变的的方式去适应。新的关联方式产生的可能性不是唯一的，惯性、反映误差、反应程度以及利益等因素，使有一定主体性的人产生试图背离自然的倾向；把趋势和方向误为现实，把成长误为成熟，把单个显现的自由萌芽误为整体已经超越，这可能导致自大倾向，而这种倾向一经有意识的聚集和利用，才爆发为大规模的破坏。本质上，这也是未苏醒的自然，通过人进行的一种自我破坏，这也是自然必然会通过人的发展来纠正的趋势。
在资本主义社会以来，自私自大倾向真正地狂妄发作。前资本主义时期，人类社会的各个单元与自然界的关系还主要表现为依赖，即使要破坏能力也有限，影响的空间小，时间上也不能与自然"抢速度"。而到了资本主义，"发达了"的地区和很多想发达的地区都一概地转变为大规模的掠夺。自然界现在似乎难以通过自然淘汰的方式消灭那些“不自然“的社会状态，就象现在有各种“能力“使一个完全“不自然“的畸形婴儿活下去一样。
但是，自然界永远保持优先。自然只是暂时很难，但绝不是长期都无力来取消人类存在方式中多重割裂的这一面。如果人类不自觉适应，自然将强行来制服。任何误以为已经战胜了客观必然性的恣意胡为的时间越长，所带来的毁灭可能性与等级也就越高。对"有幸"来表达宇宙本性、能够"自由选择"的"生物"来说，因自己自私贪婪而"选择"走向灭绝的话，就只能是生态人态的双重悲剧了。这也是自然界自己的一次"失败"。它最有可能通过人类来达到自觉化的失败。但自然有的是时间，在时空中，她可以另选代表。
三
古希腊智者派哲学家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马克思也说，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美的规律"，就是包括人在内的整体自然界不断动态发展的和谐关系。这种关系只能由人类的认识和实践来表达。因此，人类不是要作为自然界的私利中心，作为自然的统治者"为自然界立法"，而是要作为自然界信息发展的最高产物和功能，成为自然界的信息中心，为自然界代言或执法。作为扬弃了的人类中心论和反人类中心主义，就是人类代言论："替天宣道、替天行道"。人类代言，就是把自己的思维和认知体系作为地球的自我意识，承担起自然界的神经中枢、自觉意识、目的性优化选择的责任。这既是自然界赋予人类以意识，也是人类赋予自然以意识。迄今为止，这一宇宙苏醒的辩证历史过程，还主要是自然自发的进化过程；但是在过程中，这一"目的"越来越明确了。
信息进化的客观趋势现已强烈地表现出：人类必须成为这样的信息中心。用生态哲学家拉塞尔的话来说就是：人类应该成为地球的大脑。（注:参见彼得拉塞尔：《觉醒的地球》第4章。中文版，东方出版社，1991年。同时参见马克思《手稿》中关于：人是地球的大脑，地球是他的肢体。）。
人类作为自然的信息中心，是要按照整个自然界因此产生整体利益并在宏观均衡和谐的基础上，去认识、管理、控制、协调、优化，主体性地推进宇宙原本在盲目与可能性中碰撞的信息质量能量进程，抑制混乱，走向幸福。是从对立的"被控-欲控"走向由人代表的宇宙的阶段性全位次自控──这就是宇宙信息本性进化的轨迹。人的实践域，还将通过与其他宇宙智能物互联的方式扩展，这对宇宙信息的发展本性来说，是必然的。
对于原初没有但越来越显现出来的自然的方向性和目的性，就必然性和决定论方面而言，人帮助它"发现"方向与目的；就越来越成熟的信息主体而言，人帮助它在多种可能性中从自然选择走向自觉选择；就偶然与必然共同作用的统性而言，宇宙就这样通过自身演化达到自我认识，开始全新的发展阶段。
四
但是，在不成熟期(现时仍在)，部分"人类"按照自己狭隘的利益应用自然界赋予的信息功能，象忤逆不孝的娇纵儿一样，回头来榨夺自然母亲。这跟一些统治者把社会赋予功能仅仅用来为自己服务一样，同时，又把一己私利说成是整体利益，并且，向社会传染这种毛病。因此，生态问题的关键在人态。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作用即相互规定的。在根本的关系上，人类社会处于自然平台上，自然规定社会；在具体、历史的关系中，进入人类实践域的自然处于社会的平台上，处于特定生产方式平台上，社会规定自然。
随着信息的进化发展，很多原因尤其是有主体介入事件的原因，要由结果来说明和证实；对于后来演化出来、与主体相关的"真善美"等更是如此。结果是原因的产物，但也决定原因的性质和意义，在越有主体介入的实践域，越是这样。性质和意义是动态产生发展的特殊关联方式──理解。这种理解是认识和实践的全面把握──是否理解？谁在理解？发展的的主体最大利益在哪里？信息演化每一步的图式范式、格局、标准、规范、局限以至偶然的涨落等，怎样在交互作用中导致自身与各方的突破与变化，并影响到前后的其他步骤？信息进化的基本规律之一是加速互联并增加质量能量和信息的相互作用，这种互联不仅是空间的和结构层次的，而且也是时间的。意大利的黑格尔主义哲学家克罗齐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更可以说，任何历史都含有未定义的过去和可选择的未来。
另外，对主体性而言，一切关系都将在进程中对象化，而一切对象同样都被关系化，这由信息的走向主体性、扩张互联性、运作质能性等本性所决定。人类实践域内的生态已经纳入了人类社会关系之中，特别是在展开的主体隐序之一──高度发展的现代生产力条件下，社会态决定着生态，而不是相反。人态和生态关系的辩证理解逻辑是：①
人无条件是是自然的；②自然越来越是人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完成的了自然等于人，完成了的人等于自然；这就是最高的和完成的人道主义。
五
因此，反人类中心主义呼吁的"回归生态"是不现实的。善良的反人类中心主义在生态危急的状况下，起到了相当的治标作用，但无力治本。从实践意义上说，只有超越才是真正的"回归"，即信息本性的充分展开。超越，包括现行人态和生态。
现代人类对自然的掠夺性生态关系，即通过盲目的物种竞争来形成、保持或打破的关系，这是发展中产生出来的阶段性错误或物种不适应状态。现行人类只是这种自然体系中最危险又最有希望的新品种，他的某些极端化发展正在使整个生态走向毁灭。要制止这种危机而继续和谐发展，就只有否定即扬弃自身。
私有制尤其资本主义，部分地、新阶段地展开了人的本质力量，人有了能力对环境进行前所未有的质量与能量运作，这是强化与泛化普遍关联的进阶，也是可使错误大量聚集并成为总体危机的时刻。主体成长中的致错方面既是由于盲目力量和前期格局的作用，也加上了半成熟主体的负向强化──这往往被当作自由意志的成功。当有所发达的信息沦为对质能畸形追求的奴隶时，它可以大量制造欺骗性或安慰性的阐释、说明、情感支撑、伪审美等，来走向危机。这种"恐龙式错误"已不再适应环境（更谈不上代言责任了），解决的唯一办法是高级形式的"基因突变"，即超越生态革新人态。
当代电脑网络的发展揭示了各种互联与发展现实可能性，它表明深广的加速的互联和通过信息的发展而全面发展是信息进化的一条规律。电脑网络在信息哲学上的要义之一，就是被视为宇宙神经系统的预演和初长成。当人们可以在计算机上递归地模拟宇宙自身的历史尤其信息进化史时，这差不多也就是说人或更高智慧物可以用实际的质能操作来创造新的生物和生态、新的星系与自然家园、甚至递归地再造自身。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也是宇宙的代行者，他彻底改变了并提升了宇宙的原始行为方式，使其尽可能地按照意义或价值去演化。成为代言人和代行者，是必然的"选择"，也是全面的超越。
哲学的基础问题篇2
一、从关系中对“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初步规定
观察人们对“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种种用法，我们可以看出，“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总是处于与“哲学史”研究、“应用哲学”研究、“现实问题”研究与哲学各“分支学科”研究这四者的相对关系之中。人们对“哲学基础理论”的使用、理解和规定，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从这些关系出发的。
从与哲学史研究的关系中来规定“哲学基础理论”，所强调的是“哲学基础理论”的“论”的性质。按照这种理解，哲学史研究是以“哲学的历史”作为对象，它负责整理哲学史上的人物、流派、发展脉胳和思想逻辑等，属于一种“遗产清点”性质的工作。与之不同，“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则是要从事哲学一般问题的反思、分析和探索，属于“理论批判”与“理论创新”性质的工作。二者的这种关系，借用亚里斯多德或康德的说法，前者属于“质料”的积累，后者则属于“形式”的创造。
从与“应用哲学”的关系来规定“哲学基础理论”，所强调的是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非应用”或“非实用”性质。按照这种理解，“应用哲学”所注重的是研究哲学基础理论在人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实际应用，而“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则旨在为这种应用提供理论基础，二者犹如“理科”与“工科”或者“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前者提供一般性、普遍性的“原理”，后者则把这些“原理”运用到具体事物和问题上面。
从与“现实问题”研究的关系来规定“哲学基础理论”，所强调的是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超验性”。按照这种理解，“现实问题研究”所关注和探讨的是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所提出的具体的课题，而哲学基础理论所关注的是纯粹的、超经验层面的学理问题。因此，“哲学基础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是超验与经验、抽象与具体的关系，二者属于不同的层次和向度。
从与哲学各“分支学科”研究的关系规定“哲学基础理论”，所强调的是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总体性”、“原理性”等特质。按照这种理解，哲学各“分支学科”所从事的是哲学的各部门、各领域的研究，而哲学基础研究则要揭示构成这种分支学科所共有的前提性根据，阐发各分支学科共同的基础。因此，哲学基础理论与各分支学科的关系就是总体与部分、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如上简要讨论告诉我们，从与其它研究类型的关系入手来规定“哲学基础理论”，哲学基础理论体现出“原理性”、“创新性”、“纯粹性”、“总体性”与“超验性”等性质和特征。
从上述关系出发，可以十分方便地描述出“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诸多特征，这为我们明确其内涵与外延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但仅停留于此，“哲学基础理论”仍然难以获得清晰、坚实的规定。第一，它仅仅从相对关系中来勾画“哲学基础理论”的大致范围，而没有对它予以实质性的内涵规定，按照这种理解，“哲学基础理论”可以覆盖具有上述特征和性质的一切研究内容，是一个所指极为宽泛、所含元素极为丰富的“合集”，因此，从关系中对“哲学基础理论”进行规定，只是从“消极的”方面说明了它“不是”什么因而只是划定了一个大致的意义疆域。其二，仅仅从关系中来规定“哲学基础理论”，“哲学基础理论”与“非基础理论”的边界将难以得到清晰和明确的划定。例如，在实际的哲学研究中，“史”与“论”是很难分开的，“论从史出”或“以论带史”都是常见的研究方式，在此意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与哲学史的研究是难以硬性地分解开来；再如从与“现实问题”研究关系的角度来规定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以突出后者的超验性与学理性，但任何对现实问题的哲学研究，都需要运用哲学反思批判的眼光、运用哲学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并把“现实问题”转化为以理论方式所把握和表述的问题，否则所谓“现实问题研究”将成为非哲学的实证化研究，就此而言，现实问题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实际上也是不可分离的；再如从与各分支学科的关系来规定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试图突出后者的总体性和原理性，但事实上，哲学中的各分支学科，不论是中国哲学研究、还是西方哲学研究、不论是科学哲学、美学研究，还是逻辑学和宗教学研究等，都有着其各自领域的“基本原理”和“一般性理论”，因此，哲学基础理论与各分支学科之间的关系并非一种简单的总体与部分、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可见，从与其它研究类型的关系入手对哲学基础理论进行规定，虽然有助于对其特征进行一些初步的描述，但还不足以清晰地划清它们之间的边界并对“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内涵作清晰的阐明。
二、“后基础”语境与“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要对“哲学基础理论”作进一步的阐明，需要把它置于哲学发展的历史和当代哲学的语境之中。
在哲学史上，长期以来构成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核心的是“形而上学”，尤其是形而上学中的“存在论”问题。哲学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著作无疑是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在该书中，“哲学基础理论”被称为“第一哲学”或“第一学术”，而“第一学术”或“第一哲学”所要研究的就是“本体”的性质、原理和原因，“本体”的原理和原因，是一切原理和原因中最高的原理和原因，因而以之为研究对象的学问乃是“最高智慧”。很显然，作为“最高智慧”的“第一哲学”无可争议地就是哲学的基础理论。对此，亚里斯多德说道：“所以从古到今，大家所常质疑问难的主题，就是‘何谓实是’亦即‘何谓本体’[①]，海德格尔几乎在相同的意义上说道：“惊讶乃是哲学的开端。……惊讶承荷着哲学，贯通并支配着哲学。……曾经一度，人们惊讶于存在者。惊讶于存在者存在这回事情以及存在是什么。受这种惊讶的驱动，他们才开始了哲学活动。……对‘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的回答就在于：我们响应于哲学向之行进的那个东西。而且，这个东西就是存在者之存在”[②]。在哲学漫长发展过程中，形而上学本体论一直占据着作为“哲学基础理论”的特殊地位。虽然近代哲学经历了所谓“认识论转向”，但无论其基本动机、所要解决的深层课题等，“认识论转向”始终都是与形而上学本体论内在联系在一起，或者说，在这种转向后面，包含着深刻的“本体论意蕴”[③]。因此，“认识论转向”并没有改变形而上学本体论作为哲学基础理论的核心地位。这一点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顶峰。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逻辑学”是其本体论和形而上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则是逻辑学的“应用”，故黑格尔称其为“应用哲学”，“精神现象学”曾一度被视为其体系的一部分，但最终黑格尔只是把它当成通向“逻辑学”的阶梯因而只具有“导论”的性质。因此，严格地说，“逻辑学”构成了黑格尔哲学的“基础理论”。海德格尔曾用“本体—逻辑—神学”机制来概括整个西方传统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本性和特点，可谓十分恰切。
可见，在传统哲学那里，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主题、领域和形态等都是颇为清楚和明确的。但是，在现当代哲学中，人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事实是：再也难以找到和建立象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那样拥有特殊地位和话语霸权的“哲学基础理论”了，“哲学研究的基本状态已经发生变化。……我们在后形而上学思想面前已经无可选择”[④]，正如施太格缪勒在《当代哲学主流》中指出的，现当代哲学已经“没有希望找到任何能够把现代哲学与过去哲学的诸种方向区别开来的内容方面的共同特征”，如果说有“共同特征”，那么可以说有两个，一是“形式方面的特征，可以称作哲学职能上的分化过程”，在当代哲学中，“不同性质的哲学职能越来越独立了”，再无象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那种把各种职能统一于一身的“基础理论”；其二是“发生着不同流派的哲学家之间相互疏远和越来越失去思想联系的过程”，人们对哲学基础研究工作的理解变得完全不同，而且这个过程呈现出不可逆转的趋势[⑤]。
这意味着，今天谈论“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时，我们面临着一种十分特殊的思想情势：在现当代哲学语境中，我们已无法确立象传统哲学形而上学本体论那样一种作为中心的唯一的“基础理论”，“哲学基础理论”之“基础”已不可能作为以一驭万的哲学元话语而存在，如果仍然寻求这种元话语并企图以之作为“哲学基础理论”，等于坚持一种已被现当代哲学所彻底摒弃了的上帝的眼光。这种特殊的思想情势，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乃是在一种“后基础”的语境中，提出“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任务。
在“后基础”语境中提出并进行“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这是一个艰难的思想任务。它给我们提出的最为尖锐的课题是：在永恒的、终极的“本质领域”消失之后，“哲学基础理论”之“基础”体现在何处？
在“后基础”语境中，我们必须改变对“基础”的传统理解。在我看来，所谓“基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这里的“基础”，首先是指对于每一个哲学研究和思考者而言的“基础”。每一个哲学研究和思考者利用和消化不同的哲学资源和理论传统，经过反复和不断地批判性反思，发现真正重要的哲学基本课题，并对此进行尽可能的深入探讨，那么，这种研究就构成了其“哲学基础理论”。就此而言，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总是一种有“我”的、具有“向来我属性”的哲学研究活动。同时，正因为这种“有我性”和“向来我属性”，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真正成为了一个开放的、具有可对话性的场域。“有我性”和“向来我属性”表明任何基础理论研究都是某种有限视角的产物，因此它都不能借“上帝”或“人类”之名而企求获得终极的规范性，它应该和必须向其它“基础理论”研究敞开空间，与其它“基础理论”研究建立一种平等的交流关系。在此意义上，“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既是一种充分发挥研究者理论个性和思想创造性的、以“我”为基点的研究活动，又是一种在开放状态中由不同研究者共同参与和推动的公共性事业。
其二，“有我性”与“向来我属性”表明“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分化与个性化，但这并不意味在分化和个性化之中没有内在的思想联系。这种联系就是：在当代哲学语境中，哲学研究者和思想者放弃对永恒在场的“统一性原理”与“普遍性真理”的奢望，自觉地在“后形而上学”的视域中，通过对现实生活的领悟和反思，从不同角度展开对“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与“形而上学的意识形式”的双重批判，来捍卫人的生命的具体性与丰富性。所谓“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指社会生活所存在的把人的生活陷入抽象化的现实关系和物质力量，所谓“形而上学的意识形式”，指扭曲和掩盖生活的真实状态从而使人的现实生活陷入抽象化的虚假意识形式[⑥]。这二者的相互合作和强化，使得“抽象对人的统治”成为现代人的命运，这既是当代人所面临的最为重大的现实课题，也是“后基础”时代“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所要面对的最为基本的理论课题。
其三，与上述内在相关，这里的“基础”，不再是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所追求在所有时间和所有地方都适用的非历史的“本质领域”，而是一种“在此时此地什么是行得通的、什么是可能的以及什么是正确的”[⑦]历史性的实践智慧。这是由上述“对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与“形而上学的意识形式”的双重批判这一基本课题所决定的。这一课题要求：第一，“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和“形而上学的意识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会有不同的表述和体现因而哲学对其批判也会表现出不同的历史性主题；其二，与此相关，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任务也必然是“历史性”的：在君临一切的形而上学本体世界消逝之后，从不同视角出发，通过对“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与“形而上学的意识形式”的历史性批判，破除具体历史条件下抽象力量对人的统治，从而推动人与社会生活不断深化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解放，这一点构成了“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根本旨趣。
三、“哲学的”和“关于哲学的”：区分两种话语
要进一步理解“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内涵，还有必要对“哲学的”话语与“关于哲学的”话语作一适当的区分。
这里所谓“关于哲学的”话语，是指从哲学外部对哲学所作的评说、评判、概括和总结等等。这种“关于哲学”的话语和言说并非毫不涉及哲学内部的问题，但是它并非对哲学问题本身进行专门、系统和深入的论证和探讨，而仅是从外部对哲学的历史、现状和发展等进行一般性的说明、描述和评判，因此它实质上只是“关于哲学的”而非本身就是“哲学的”，其更为恰切的称呼应该是“哲学评论”或“哲学批评”。而所谓“哲学的”话语，是从哲学内部对哲学问题所作的专门的、系统的分析、论证和探讨，因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前文所述对“形而上学现实运作”与“形而上学意识形式”的批判，即是其核心内容。
很清楚，“关于哲学的”话语与“哲学的”话语在性质、功能等方面都有着重大的区别。前者是从哲学外部对哲学所作的一般性评说，后者则有着其特定的“问题意识”和特有的理论关怀，是对具体哲学问题的专门探索和阐发。但在国内哲学研究中，这二者经常混淆在一起。不少人经常把仅仅“关于哲学的”的言说归入甚至等同于“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认为越是宏大、越一般性的评说就越能体现“基础”的性质和地位。这种混淆将对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产生一系列不良后果：
第一，将可能导致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话语权力。如前所述，“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总是个性化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所体现的是不同研究者和思想者的个体选择和主体创造，同时，它总是表现为专题化的具体的哲学问题的展开、分析和论证，因而具体性与论证性构成了其另一个特征。如果把“关于哲学”的话语等同于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等于用一种外在的评述和总体性的归纳总结代替个性化与专题化的具体探讨，或者等于在个性化和专题化的具体探讨之上放置一个外在的评说尺度和话语标准。这意味着“关于哲学的”的言说凌驾于真正“哲学的”探讨之上，成为了一种“后设性”叙事，获得了某种话语特权。对于哲学基础理论的发展，这显然是不利的。
第二，将可能导致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空洞化。只要了解了前述“关于哲学的”话语和“哲学的”话语的区别，这一点就很容易了解。“关于哲学的”话语是对哲学的外在的评论，而“哲学的”的话语则是内在的探究，倘若把前者等同于后者，将使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泛化为对哲学的外在的“意见”和“议论”而非严肃和深入的专门论证和研讨。其结果很容易使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成为内容贫乏的泛论。
第三，将可能导致对哲学基础理论实质性问题和内容的遗忘。正如前文所述，从不同视角展开对“形而上学现实运作”与“形而上学的意识形式”的双重批判，是“后基础”时代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根本课题，但“关于哲学的”话语则至多从涉及这一课题，而并不对它进行专门的展开和研讨。因此，如果以“关于哲学的”话语等同于“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那么，“哲学的”实质性问题就有可能被耽搁和掩蔽。
强调“关于哲学的”话语与“哲学的”话语的区别，并不否认后者对于哲学所具有的重要价值[⑧]。首先，它有助于促进学术讨论、活跃学术气氛；其次，它有助于从宏观视角较全面地清理、总结和了解哲学发展的动态和前景，因而对于哲学的自我理解具有重要价值；再次，站在哲学之外来看哲学，可以提供一种仅仅停留在哲学内部难以提供的新的眼光，这有助于清醒地评估哲学现状，发现其中问题从而推动哲学的进展。强调二者区别，其用意是要明确其各自边界，使二者从“内”和“外”两方面的互补中共同促进哲学研究水准的提升和跃迁。
[①]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第126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②]海德格尔：《什么是哲学》，见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第594—595页。
[③]参见拙文《“认识论转向”的本体论意蕴》，载《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3期。
[④]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28页，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⑤]参见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26-30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⑥]参见拙文《“后形而上学视域”与辩证法的批判本性》的相关论述，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2期。
哲学的基础问题篇3
关键词：哲学；体育与哲学；体育哲学；综述
体育哲学是所有体育学科研究的基础，也是重要研究内容。把体育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系统研究则是近五十年的事[1]。过去对体育哲学研究集中在表层上把体育哲学与其他学科进行区分；对体育哲学的概念、体育哲学与哲学的关系和体育学科与科学的关系等问题尚未进行明确的界定。本文就体育哲学尚待商榷的问题和今后的发展前景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综述。
1.相关概念的阐释
1.1哲学
哲学[2]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源出希腊语philosophia，意即“热爱智慧”。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1.2体育哲学
体育哲学是以一般哲学为指导、以体育实践和体育具体学科为基础，从宏观上研究体育的基本问题和矛盾关系，揭示体育深层次本质及其辩证发展规律的科学，是科学的体育观、体育认识论、体育科学方法论相统一的理论体系。
1.3体育与哲学
体育与哲学，是指“体育”与“哲学”两个学科及其相互关系。体育哲学，则理应是指一个冠名“体育”的哲学分支。是“体育与哲学”非“体育哲学”，这一字之差不仅反映出认知理念上的歧异，也决定了两个词组孰得成立。
2.国内外研究概况
2.1国内研究概况
我国体育哲学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从批判“体育超前论”、增强体质过时论、“体育多功能决定论”和“体育的文化决定论”开始。1981年6月，首届体育辩证法学术会在沈阳体育学院召开，主题是唯物辩证法运用于体育领域和有关体育方面问题的研究。在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在哲学向现代化、应用化发展[2]。
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各类体育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思辨文章，涉及了体育的本质、体育与运动、体育与娱乐、体育与竞技的关系问题，在探讨各自属性、功能和发展规律方面取得了较大的突破，澄清了“体育即运动”或“运动即体育”的错误观念[3]。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的体育哲学研究走入了低谷，造成这种现象既有体育哲学学科自身的原因，又有外部原因。体育哲学走向低谷的自身原因是，目前我国体育哲学还没有形成比较系统的知识体系，学科的基础理论比较薄弱，并且与我国体育发展中的实际问题结合不够紧密；外部原因是我国体育界还存在轻基础理论研究。
2.2国外研究概况
二战前，西方体育哲学的研究主要和教育哲学的研究相结合，并把体育社会学、体育伦理学、体育美学的问题也结合在一起进行。德国体育哲学问题的研究也主要是涉及运动员的心理因素，他们劳动的社会价值、体育活动与不同者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六十年代以后体育哲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形成为一门具有特定研究对象和方法，有两部具有代表性的体育哲学著作的标志。一部是美国体育哲学家齐格勒在1964年写成的《体育、保健、娱乐、教育的哲学基础》一书，简称《休育哲学基础》或《体育哲学》[5]。另一部是美国耶鲁大学哲学教授帕尔・维斯于1969年撰写的《体育哲学探讨》一书。这些著作体现出体育社会科学群学科已经开始分化，体育哲学已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的特征。
七十年代，体育哲学有了新的发展。科学哲学侧重了从认识论和科学的社会历史观方面对科学技术进行研究，加强了以体育科学为对象的研究，对体育的本质与特点；体育科学发展的总体规律性与体系结构；及体育发展中的其它一些理论问题也都作了进一步的哲学探讨。1972年，由日本体育大学教授阿部忍著的《体育哲学》一书，对当代各国体育哲学研究都有较大的影响[4]。八十年代后，欧美各国体育哲学的研究出现了下列几方面的情况：1）加强了对体育运动领域中的哲学问题的研究。2）有关体育哲学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日益频繁。3）国外体育哲学加强对体育理论问题和体育运动中的实际问题的研究[2]。
3.当前体育哲学主要的研究领域与热点问题
体育本体论问题：通过哲学的思维和方法对体育的本质和中心的探讨，是学术界长期争论却一直没有定论的课题。体育伦理学问题：以揭示体育伦理道德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体育美学问题：研究体育运动过程中美的发展和规律。体育价值问题：主要以是否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发展和社会进步为标准，及其价值的质和量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
4.体育哲学中有待商榷的问题
4.1体育哲学概念的界定。“体育哲学”一词，在各国体育界运用时通常指下列几种情况：一是把它作为体育的指导思想、宗旨、哲学观点等涵义来解释和运用第二种是有的人有时也习惯于把体育哲学一词泛指体育方面的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第三种则是把体育哲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来研究和运用。
4.2体育哲学的学科性质。一种看法认为体育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体育科学之间的中介，对休育运动及体育科学起指导作用。另一种看法则认为体育哲学是应用哲学，运用哲学的方式不断讨论具体的体育问题。第三种看法，体育哲学是科学哲学，体育哲学是体育学学科结构中的基础学科，是人们对体育总的看法和理论体系[4]。
4.3体育哲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体育哲学，是体育科学的学科之一，以一般哲学为指导、以体育实践和体育具体学科为基础。但是两者之间的深层次的联系与区别，以及如何更好的把两者结合起来为我们的体育所用仍然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5.结语
体育哲学的定位反映了我国体育哲学研究发展的足迹。但目前体育哲学仍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切入点，需要进一步对体育哲学的进行学科定位及学科属性的界定。体育哲学迫切的需求在理论奠基、前后一致的思维程序、新颖明晰的语言表达、思想系统化等方面研究的突破。
参考文献
[1]谭军.体育哲学浅议[J].江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06，16（2）：51-52.
[2]龙天启.体育哲学研究概况[J].四川体育科学学报，1987，4：6-8.
哲学的基础问题篇4
关键词：马克思；公平正义；人类学哲学；以人为本
一
马克思创立自己哲学的时候，就反对传统哲学仅仅停留于空谈或思辨性的方面，不关心人民疾苦，不解决人类社会存在着实际上不公平正义的问题，他要求自己的哲学要从“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出发，使自己的哲学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这些奠定了马克思“追求公平正义”的人类学哲学的发展方向。这种哲学发展方向指引着马克思的哲学视野关注探索和解决人类社会不公平正义的现实问题。由此，马克思开创了追求公平正义的人类学哲学。
18至19世纪，西欧主要国家完成了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的变革，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说，不仅要摆脱传统的和封建的人对人、人对物的依赖，而且也要摆脱新兴的资本主义的人对人、人对物的不合理的依赖，进一步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发展的新时代。因为，从西欧为主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又产生了新的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人类社会又因为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对当代人类，特别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者的合理生存和健全发展造成新的阻碍，资本主义和劳动异化给人类社会造成新的深重灾难。这与马克思“追求公平正义”的理念是绝对不相容的，马克思也由此走上对资本主义不公平、非正义进行深刻批判和辩证否定的理论研究道路。
19世纪前后，在西欧为主的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多种“追求公平正义”的哲学流派和政治思潮，对马克思的人类学哲学的研究和创立产生过重要影响。譬如说，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工业革命、社会政治革命以来，人类进步精神超越宗教的统治而关注人类生命、人类尊严、人类自由、人类平等、人类价值、人类幸福、人类解放等等，但这些都是一种广义的追求公平正义的哲学思潮。其最激进的表现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的兴起。马克思正是这一哲学流派和政治思潮中最进步的代表，由此马克思开创和发展了追求公平正义的人类学哲学。
马克思在1842年就基于理性思考提出“追求公平正义”的哲学思想，马克思认为：“这种哲学思想冲破了固定不变的、令人难解的体系的外壳，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这种“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对于这样一种哲学应该如何命名呢?马克思把它定义为“为人类而工作”的哲学，是要从理论上批判现实社会中“人的异化”的哲学。马克思始终强调他的哲学是“因为人而为了人”的哲学，这就进一步表明了马克思创立的是人类追求公平正义的新哲学。这种“追求公平正义”的新哲学用“人类学哲学”来命名是最贴切的，因为，这种命名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物”和“人”、“人类世界”的整体意义上实现了近代哲学革命的转向，马克思不仅实现了自己哲学世界观的革命，而且开创了人类“追求公平正义”哲学发展的新时代。
二
马克思实现了哲学世界观的转变，开创了人类“追求公平正义”哲学发展的新时代，这种哲学变革表现在十个基本方面：
1.马克思哲学在哲学态度和哲学对象方面的变革
马克思认为，任何时代都会有代表那个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同时，伟大的人物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既能够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又能够开辟时展的新领域。马克思正是在19世纪末的时代背景中，特别是面对广义人类学思潮，确立了自己“为人类的幸福”而奋斗新的哲学追求。在马克思之前，德国古典哲学的杰出代表费尔巴哈提出了人本主义哲学思想，正是在这种哲学思想影响下，马克思一开始进行哲学研究时，就非常关心“人”和“人类”的问题。这种影响直接促使了马克思在哲学态度上的重大变化。马克思继承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思想的精华，从一开始就反对传统哲学高高在上、从来不关心现实问题和不关心人民疾苦的哲学态度，他要求自己的哲学要从“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出发，他的哲学要成为时代问题的反映。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现实世界的不合理性这一“迫切问题”，引发了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思考，使马克思把一般人本思想转化和上升为“为人类的幸福”进行哲学研究的立场和态度，就是要为解决时代问题指明方向，由此形成了马克思的“因为人而为了人”的人类学哲学理念。马克思秉持这样一种哲学态度和哲学理念坚定不移地从事自己的哲学研究，所以就能够较为科学和深入地批判一切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哲学的弊端，从一开始就把哲学目光锁定在具体的“人”和“人类”生存，发展着的“人”与“人类世界”、“人类社会”的现实问题上。所以，在马克思那里，哲学发生了从“超世”到“人世”的根本性转变，它决定了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关于“人”和“人类世界”的“世界哲学”。因为，任何时代的“迫切问题”，都不能不是“人”和“人类世界”、“人类社会”的重大问题，这就开创了以“一切存在”或“存在的存在”为研究对象的新哲学，开创了“以人为根本”的人类学哲学方向。
马克思的这一哲学变革是历史性的，这是哲学对象上的革命性的新开拓。这一开拓实现了哲学对象由客观存在向人和人类世界的转向，它既超越了一切存在的本原以及思维对存在的认识这种近代哲学的核心问题，也超越了“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思维谁是第一性”这种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开创了哲学关注人类世界的新时代。由于人和人类世界的最根本和最基础的问题是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因而，这一哲学的真正任务，就不能不思考人类的现实生存“问题”及其解决途径。
这一哲学态度和哲学对象的变革，使马克思哲学成为关于人和人类世界的人类学哲学。人类学哲学就是研究人和人类世界及其问题并通过人的生存活动来理解客观世界的新哲学。
2.马克思哲学在人本论基础上的变革
如何理解人和人类世界，是人类学哲学的关键问题。马克思既反对青年黑格尔派从“自我意识”来理解人和人类世界的唯心主义立场，也反对费尔巴哈从人的自然本性、人的类本性的非人道立场理解人和人类世界，更反对施蒂纳从“唯一者”的反社会立场理解人和人类世界。马克思强调人在本质上是社会存在物，人的个体与类群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关系，而人本身是
个体性与类本性的统一。他提出“社会人”这一范畴，强调要从“社会人”的立场理解人和人类世界的一切问题，理解人所面对的一切“事物、现实、感性”即客观世界，从而确立了他理解和把握人和人类世界的社会本体论的人本立场。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就明确强调：“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所谓“立脚点”，不外两种涵义：一是站在这个立脚点上研究“社会化了的人类”，形成以人和人类世界为对象的新哲学，这是哲学对象的重大变革；二是站在社会化了的人类的立场上观察理解客观世界，这就进一步形成了这一哲学的^本世界观。
这一人本论基础上的变革，创立了以“社会人”来理解人和人类世界的社会人本论的人本哲学立场。这是人类学哲学的核心立场，在这一立场上就可以开展关于人和人类社会的一系列哲学问题的深入探索。
3.马克思哲学在唯物论基础上的变革
传统的唯物主义，是直接地、直观地研究物质世界的形而上学哲学，或者以物质为本体理解和解释世界的哲学。马克思虽然声称自己是“唯物主义者”，但他的唯物主义超越了这种“旧唯物主义”，是立场性、态度性和方法性的“新唯物主义”，即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态度，尊重事实的科学态度。正是这一科学态度使他发现了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生产基础，形成了他所特有的“唯物史观”。这是马克思在唯物主义问题上的革命性变革。所以，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这一唯物论基础上的变革，使马克思哲学成了立场性、态度性、方法性的新唯物主义，并由此发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从而把握了人类历史发展机制，为从历史深度把握人和人类世界奠定了基础。
4.马克思哲学在辩证法基础上的变革
马克思在哲学对象和唯物论基础上的变革，决定了他在辩证法基础上的变革，即他的辩证法既不是客观精神的辩证法，也不是物质世界的辩证法，更不是抽象的辩证法，他所强调的是人和人类世界的辩证法，因而也创立了理解和把握人和人类世界的辩证方法。
马克思既否定了黑格尔的客观精神世界，也不研究抽象的一切存在，当马克思明确地指出“辩证法，在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有它的否定的理解，它的必然灭亡的理解；它对每一个已经生成的形态，都是在运动的流中，从它的暂时经过的方面去理解”，因而“引起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烦恼和恐怖”时，他正是把辩证法作为人和人类世界的辩证法来理解的。因此，他从一开始就是把辩证法作为辩证方法运用于人类世界。他的“唯物史观”，就是研究人类世界的现实社会结构及其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所以，在马克思那里，辩证法不过是把握自然界、人和人类社会发展变化规律性的反映而已。
对辩证法的存在论基础的这一变革，把黑格尔的在天上的辩证法拉回到了地上，拉回到了人和人类社会的世界，从而确立了马克思辩证法的人类学基础和把握人和人类世界的辩证方法。
5.马克思哲学在社会存在论基础上的变革
对象性变革和唯物论变革决定了马克思哲学社会存在论理念：即它扬弃了关于一切存在、存在的存在、客观存在、人的存在、人的自然存在、人的精神存在的哲学，而把哲学目光聚集在他所提出的“人的生命存在”、“人的社会存在”之上，从而形成了他的人类学哲学的存在论基础。由于人的生命存在的本质在于生存，这就不能不研究人的生存借以实现的生产活动；由于人的社会存在的本质在于社会，马克思的哲学目光也就进入了人类的社会世界，创立了从生产、从社会上把握人与人类世界的新哲学。
这种在社会存在论基础上实现的变革，确定了马克思人类学哲学的特有的对象和范围，即作为“人的生命存在”的人的一般本性和作为“人的社会存在”的人的社会特性，其他都在它的考察范围之外。
6.马克思观察世界的哲学立场变革
对象性变革、存在论变革和人本立场变革，规定了观察世界的哲学立场变革。马克思既反对从人之外的客观立场看世界，也反对从主客对立的立场看世界。而是从人的生存实践的哲学立场看待世界，从而，把自然“客观”本体论，以及人和人类社会对自然“客观”的认识、真理的争论，转化成了人和人类社会只能是根据自己的生存实践去观察和解决问题。这一点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中，马克思就表明了自己观察和把握世界的人类生存实践论的哲学立场：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
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
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
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
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超越了从直观的立场、单纯客观的立场观察理解世界的旧哲学，提出了要从人的主观方面的生存实践的立场观察和理解世界的新立场。重要的是，一旦从人的生存实践的立场观察世界，自然界和客观世界就成了人的生存实践所理解的“图像”，从而确立人的世界观，这就彻底否定了直观地以客观存在作为哲学对象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哲学的合理性；把本体论问题转化成了人以自己的生存实践理解世界的世界观问题。而人的生存实践，当然既包括人对世界的科学认识，又包括人对世界的实践改造，还包括人的生存价值性要求。前者形成人们生存实践对世界所理解的图像。后者形成了这图像对人们的意义；而人们关于世界的图像和它对人们的意义，就形成人们的世界观。从而，这一立场变革，进一步确立了这一哲学的人类学世界观。人正是根据他的世界观确立他与世界、与自然界的关系的。
这一立场变革，形成了马克思人类学哲学建立在科学认识变革和生存实践变革基础上的人类学世界观，并由此确立了人与世界、人与自然界的关系。
7.马克思哲学在哲学使命和性质上的变革
传统哲学认为，任何一种哲学，都是从一定的立场解释客观世界，一旦做到了这一点，哲学家们也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马克思不满意这种传统的解释世界的哲学，他从人的生存实践的哲学立场出发，必然要扬弃仅仅“解释世界”的哲学理论，进而从人的生存实践立场出发创立“改变世界”的哲学理论。他指出：“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改变世界，这是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最高使命。他的哲学构建，也是从改变世界出发的。何以要改变世界?前提就是现实世界的不合理性。正由于不合理的现实世界，使人不能合理生存和健全发展，不能获得自由解放，这才有必要进行革命的批判和改变现实世界的实践。其一，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哲学是针对人和人类世界在“世界历史”发展方面的不合理性的。其二，如果说，“解释世界”是一种理论性哲学的话，那么，“改变世界”的哲学在性质上则是一种实践性哲学，其目的就在于诉诸实践，因为对世界的任何改变都要靠行动、靠实践。所以，马克思特别强调“革命的实践”。在这种行动的意义上，马克思哲学也就成为一种实践性哲学。其三，改变世界的哲学作为实践性哲学，它在性质上也由“求真”的认识性哲学，转化为“求善”的价值性哲学。如果说，解释世界的认识论哲学无须进行价值思考的话，那么，“改变世界”的实践哲学就必须有价值性准则。因为任何行动和实践都必然以一定的价值要求为前提。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实践哲学，同时也就是一种价值追求哲学或直接就是价值哲学。这表明，马克思是以实践价值论视野来把握人与人类世界的。这两方面是马克思哲学在性质上的重大变革。
这一哲学的使命和性质的变革，既确立了改变不合理世界的实践性哲学，又使马克思哲学成为具有明确价值追求的价值哲学。
8.马克思哲学在价值观上的变革
马克思不仅创立了求善的价值论哲学，还提出了一系列改变不合理世界的、适应全人类的合理生存与自由解放的价值性原则。他把西方传统的个人理性价值观，上升成为个人与类群、“每个人”与“一切人”的合理生存与自由发展的人类学价值观。其最高表现就是每个人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社会人本主义精神。所以，马克思关于人类世界的哲学，同时是一种社会人本主义的价值哲学、人类学价值哲学。这就是他关心全人类命运的价值方向。其基本精神，就是要求****现实社会不合理的制度，消除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实现人的合理生存、健全发展和自由解放。应当说，这是马克思广义人类学哲学的核心价值目标。
这一价值观变革，形成了马克思人类学哲学以“每个人”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为终极目标，即“全人类解放”的人类学价值方向。
9.马克思哲学在哲学思维方式上的变革
所有这些哲学变革的结果，就是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上的变革，即由客观心本思维方式、直观物本思维方式、机械抽象思维方式，转向以“社会人”为本的社会人本思维方式。它同时也就是人本性的、唯物性的、辩证性的、实践性的、历史性的、价值性的思维方式，而作为这一切的综合，也就是人类学思维方式的形成。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创立了这一思维方式的一系列思维方法。
这种思维方式的变革，这种新的适应于人类学哲学的对象和内容的人类学思维方式的构建，使马克思的人类学哲学得以形成。
10.克思哲学对哲学家的人格理性精神的变革
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不是单纯的哲学理论变革，也是对哲学家的哲学态度和人格理性精神的变革。传统的哲学家喜欢“孤寂冷漠”的哲学思考，以至高无上的精神领袖自居。而马克思则是以自己的革命的人格理性精神作为其哲学家的精神的。这种人格理性精神，就是自己的正直无私人格在广义人类学思潮基础上形成的追求自由、真理和正义的精神。他以这种人类学精神，反对一切“反动的”、“敌视人的”、“落后于世界水平的”、把人类世界变成“动物世界”的不合理的一切关系，力图“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他要求哲学家们要以这样的人格理性精神成为负责任的“世界公民”，即通过对现实世界的合理性思辨与合法性批判，以实践的方式改变不合理的现实世界，推动世界历史的进步。这就决定了他的哲学对现实世界的、革命的思辨性、批判性态度。这种人格理性精神为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树立了榜样。
这一人格理性精神变革，使马克思的人类学哲学成为人类社会追求自由、真理、正义的最高呼声，成为人类精神的最高价值追求和人类学哲学的最高要求。
总之，从马克思实现的这十大哲学变革看，可以说一系列“对象『生变革”使马克思开创的哲学，已经由客观世界转向了“人”与“人类世界”和“人类社会”发展方向；“人本论的变革”建立了以社会人为根据理解和把握人和人类世界的人本哲学立场；“唯物论基础的变革”，使哲学扬弃了以抽象的物质或以具体的实体为本体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实体唯物主义，而以人类世界的物质生产为根基，把握住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把握人类世界的宏观历史发展规律，即“唯物史观”；“辩证法基础的变革”使马克思创立了人和人类世界的现实辩证法；“存在论基础的变革”使马克思超越了一切存在、客观存在、存在的存在这些形上范畴，而以“人的生命存在”、“人的社会存在”作为把握人与人类世界的存在论基础；“哲学立场的变革”使马克思不再单纯地、直观地在人之外观察世界，而是从人的生存实践立场观察理解世界，从而形成了这一哲学的人类学世界观和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哲学使命和哲学性质的变革”，使马克思扬弃了解释世界的求真的认识论哲学，而把哲学当成了改变世界的精神武器，创立了旨在改变不合理世界的实践价值论哲学，使人类学哲学成为一种价值哲学；“价值观的变革”，使马克思扬弃了有深厚历史基础的个人理性价值观，创立了个人与类群相协调、“每个人”与“一切人”相统一的人类学价值观，把全人类的生存价值要求置于最高地位，为人类学哲学奠定了价值基础和价值方向，“思维方式的变革”，使马克思创立了全新的人类学思维方式。而他作为哲学家的强烈追求自由、真理、正义的“人格理性精神”，不仅为马克思之后的哲学家们树立了榜样，也使“追求公平正义”成为马克思之后时代哲学的主导精神。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
哲学的基础问题篇5
一、中国哲学的身份认同
“中国哲学”的“名实之争”和“言意之辨”由来己久。从胡适、冯友兰等人以“中国哲学”之“名”来指称中国思想中(主要是子学、经学、玄学、佛学和理学)类似于西方哲学的思想以来就一直没有中断。
历史地看，“中国哲学”和“哲学”一词一样，都是中国社会“现代化”或“全球化”进程中的产物。日本近代思想家西周在翻译“哲学”一词时，曾对“中国哲学”一词做了明确地界定：“哲学一词的原语……是从希腊语的phil〇—爱‘智’者之意、'opy一贤的意思传来的。在爱贤者的意义上，其学叫做'phioohy是周茂叔所说的所谓士希贤之意，后世习用上专门指讲授理之学问，直译为理学理论。但这一译法引起许多其他纷争，现译为哲学，以示与东方儒学的区别。”111(p1)正因为如此，西周在《百一新论》(874年)中进一步地“把论明天道人道，兼教方法的philascph3译名为哲学。”所以，从词源学的意义上说，所谓“中国哲学”也就是以“知人”为旨归，以“论明天道人道，兼教方法”的学问。
现实地看，“中国哲学”一词，在现代哲学的学术语境中又具有多重的含义：其一，是指涵盖古今的中国人的哲学;其二，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的按照西方哲学范式建构起来的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其三，是指古代的中国哲学或中国传统哲学。就其作为涵盖古今的中国人的哲学而言，注重的是中国哲学的历史传承，并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体性意识和强烈地未来意识，反映的是中国人的思想、观点和思考方式，是立足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的一个未完成或正在完成的思想体系。而就其作为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而言，其“合法性”随着西方哲学主题的历史转换和现代或后现代哲学对传统哲学的解构和颠覆，正在受到严重的挑战和拷问。不过，这种挑战和拷问主要体现在方法论的层面上，而不在实质性的思想内容上。所以，就其作为古代的中国哲学或中国传统哲学而言，又具有不同的思想内涵和文化身份：其一，是指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其二，是指作为历史存在的中国思想或中国文化的精神特质。而就其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而言，它生产于20世纪初年是追求着现代性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客观地存在和现代哲学学科体系中的重要学科。不过，与作为现代学科门类的“哲学”一样，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之成为哲学学科体系中的重要学科，是按照西方哲学的学科体系、理论和方法建构和组织起来的、与西方哲学体系、哲学问题和哲学概念相近的思想材料的有机整体。
按照刘笑敢先生的观点，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是20世纪才出现，是仿照西方学科体系而建立的。其直接对应的是西方大学中的哲学学科，其设置背后的理念则是西方式的学术标准和学术方法。根据这种理念，中国哲学应该是现代学科，是纯学术研究的科目基本上应该采取价值中立的立场，不必涉及现实、社会、人生及个人信仰。中国哲学的这一角色，我们姑且称之为“现代学术”身份。而如果就其“实质上的系统”而言，即从普遍性观照之下的特殊性视角来看，其作为对自己民族生存境遇的理论回应和终极价值的形上之思，所体现的这一角色，可称之为“民族文化”的身份。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中国哲学”主要是指中国的古代哲学或中国传统哲学，并且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因为，从“哲学就是哲学史”的观点来看，所谓中国哲学的历史，其实也就是中国哲学原创建构的历史。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哲学范式和形态是我们进行古今、中西比较的前提和基础。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古代哲学或中国传统哲学就是外在于现代的中国哲学的，恰恰相反，正因为它是现代的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它不仅属于过去，而且属于现在，而这也正是我们的研究的意义所在。
二、中国哲学的思想主题
历史地看，中国哲学思想主题的确立，既与何为中国哲学相联系，更与中国哲学的思想主题相联系。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哲学的思想主题?
从目前的讨论来看，除传统的“思维和存在”或“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说外，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主要三：其一，是“天人关系说”。“天人关系说”以冯友兰、张岱年等为代表，以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为滥觞，而以董仲舒的“天人相与之际”说和宋代哲学家邵雍所说的“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观物外篇》)为依据，正可谓传承有序。其二，是“性与情关系说”。“性与情关系说”常以梁漱溟先生为代表。不过，梁先生所说的是“情与理”关系，而不是“性与情关系”。他说：“西洋偏长于理智而短于理性，中国偏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前者为人情上的理，不妨简称'情理’;后者为物观上的理，不妨简称'物理’。”11“情理，离却主观好恶即无从认识：物理，则不离主观好恶即无从认识。物理得自物观观测;观测靠人的感觉和推理;人的感觉和推理，原是人类超脱于本能而冷静下来的产物，亦必要屏除一切感情而后乃能尽其用。因此科学家都以冷静著称。但相反俩者)之中，仍有相同之点。即情理虽著见在感情上，却必是无私的感情，同样也是人类超脱本能而冷静下来的产物。”|2|(p50)其三，是“义理之学”说。从重写一部“自己讲”、“讲自己”的“中国哲学”的视角出发，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义理之学”是“中国哲学的原型”。所谓“义理之学”就是一整套关于建立和谐社会、积极人生的意义体系的理论，意义追求始终是义理之学的根本目的。与西方哲学不同的是，义理之学是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主体一经学中发展起来的，经学是义理之学的学术母体与知识依据。尽管每一时代的义理之学具有各自不同的思想内容、价值观念、学术特色，但由于义理之学均是一种注疏、解释儒家经典的学问，故而决定了这些具有不同思想观念的义理之学都得依赖于同样的儒家经典，都得通过探索圣人的本义为其推崇的义理寻找合法性依据。作为知识依据的经典总是源源不绝地为不同时代、不同内容的“义理”提供最终的知识准则与权威依据。中国义理之学通过诠释经典而追问、寻求“义理”，是基于一种强烈地社会忧患和人文关怀，希望从经典中寻求此岸世界的意义，建立起和谐社会与积极人生的永恒目标。
然而，在我们看来，上述说法虽然都有一定的根据和道理，但又都具有各自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而其最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就是：他们都是以儒家思想为依据的而道家，尤其是先秦道家则在他们的视野之外。而事实上恰恰正是道家在“天人关系”或“天道与人道”关系问题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涵盖或统摄“天人关系”或“天道与人道”关系、“心性”关系、“性与情”关系、“义理”关系的一个以“道”为本原、本根、本体和境界的“道论”哲学形上学体系，从而不仅实现了中国“哲学的突破”，而且开启了中国哲学范式原创建构的思路历程。可以说，无论是《易传》本体论哲学范式的建构，还是玄学本体论哲学范式的建构，抑或是佛学本体论哲学范式的建构和作为儒家“道统”的宋明理学的本体论哲学范式的综合创新，其实都是在老子及其道家所创建的“道论”哲学的框架下对先秦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天人关系”关系问题虽然也是先秦时期各派哲学讨论的重要问题，并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但就其作为一种“教化的哲学”或“生活哲学”、或“道德形而上学”的思想主题，在先秦儒家那里并没有达到本体论的高度。事实上，从孔子开始，儒家的这一历史任务的最终完成则是经由了道家本体论哲学、《易传》、玄学、佛学本体论哲学的洗礼而由宋明理学家来实现的。而理学家之所以能够实现“性与天道合一”的本体论哲学范式的理论建构和综合创新，既与经典文本的转换有关，又与经典诠释方法的改变密切相联，而隐含在经典转换与方法改变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是由先秦道家所创构的本体论哲学范式的成熟与“得意忘言”的经典诠释方法的理论自觉。所以，无论是从本体论，还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儒家形而上学本体论哲学的建构，都与先秦道家的本体论思想有着直接或间接地内在而必然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将“天人关系”或“天道与人道”关系，“心性”关系或“性与情”关系、“义理”关系问题作为中国哲学的思想主题，显然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
那么，哲学的思想主题究竟是什么呢?在我们看来，哲学的主题是哲学作为哲学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是一定实践基础上的人的生命存在的终极价值和意义问题。哲学主题作为对自己时代问题终极关怀和形上之思，既是哲学作为哲学价值指向，也是哲学作为哲学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是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相接触并相互作用。”13而所谓“时代问题”，即一定时代的人们的生存境遇问题。哲学的形上之思域现实实践基础上的生存境遇问题的双向互动，既是哲学作为哲学存在的和发展的内在根据和动力机制，也是哲学以其自己特有的方式介入人们的生存实践、引领生存实践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可以说，在形而上学的追思中，完成对人之存在的终极价值和意义的哲学建构哲学之为哲学的使命，也是哲学之为哲学的主题。
哲学主题是现实实践中的安身立命问题，而不是纯粹抽象的理论问题。哲学主题与哲学基本问题虽有联系但更有区别。哲学主题是哲学所要解决和回答的“时代问题”，即人的生存境遇问题和人的安身立命问题。这既是哲学之所以存在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也是哲学不断发展的动力和机制。而哲学的基本问题则是哲学作为哲学始终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是内在于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哲学基本问题的历史的和逻辑的展开构成，也就是哲学理论体系的历史的和逻辑的建构构成。哲学基本问题对于哲学的意义主要有二：一是哲学之所以区别于宗教和科学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一是不同的哲学体系之所以不同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而如果说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主体、语言和存在关系问题上的“言道悖论”的话，那么，中国哲学的思想主题则无疑是“礼崩乐坏”基础上的社会治乱问题或和谐社会的建构问题。
中国哲学是面向中国人自己的生存境遇和时代问题的形上之思，是中国人对于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终极关怀。中国哲学的主题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问题，是和谐社会的建构问题。中国哲学的突破和主题的确立肇端于先秦的“礼崩乐坏”时期，以“天人合一”的“文化生态模式”为背景，其所面对的生存境遇和时代问题是“礼崩乐坏”、“天下大乱”基础上的和谐社会的建构问题。而和谐社会的建构问题之所以是中国哲学的思想主题，就是因为，它是建立在“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生存境遇基础之上的“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的时代声音”，“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事实上，正是基于对“礼崩乐坏”、“天下大乱”原因的理性反思，而有诸子的“百家争鸣”和学派分系;而有中国“哲学的突破”和中国哲学思想主题的确立以及中国哲学的原创建构。尽管诸子百家对造成这种情况的归因不同，立说不同，但思想主题则是相同的，这就是社会治乱问题或和谐社会的建构问题。
事实上，正是从社会治乱问题或和谐社会的建构问题等时代问题和思想主题出发，而有人的问题提出和在中国哲学中的核心地位的确立。中国哲学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是人，核心也是人。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中国文化讲的是'人学’，着重的是人。中国哲学的特点就是发挥人学，着重讲人。”15(46〇)而之所以如此，正与“礼崩乐坏”的现实归因密切相关。按照中国文化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人与自我意识的关系问题的理解造成“礼崩乐坏”原因，既不在于作为外在必然性的“天”或上帝，也不在于礼乐制度本身，而在于当下的人心、人性、人格。
哲学的基础问题篇6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当代思考
中图分类号：B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3-0022-03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是将国际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另外一种角度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国的社会建设中，主要表现为中国哲学体系以及具体中国特色的哲学体系的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包含了两个方面：
一是将各学科知识进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部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和观念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本观点，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和继承，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和视角，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部分和落实部分，对优秀的传统文化部分要予以吸收和借鉴；
二是将中国社会建设的发展实际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思想观念相结合，以哲学的视角探索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分析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实际，并从其中探索出具有时代性和普遍性的问题。[1]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要从哲学的普遍性和规律性等问题入手，重点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必然性以及现实性进行剖析，将抽象问题进行具体化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过程、发展路径以及构成要素、中国特色以及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
1.时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是时展以及中西文化相结合发展的必然趋势，它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是西方哲学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是对西方哲学的一种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为更好地促进哲学体系的发展和完善，作为哲学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部分，必须坚持以中国社会发展实际为基础，吸收西方文化的先进、积极的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促进中西方思想的交流与融合。中华传统文化是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和传承发展而来的，这种历史特点，使得中华文化具有吸引外来思想和文化的能力，不断吸收、借鉴和利用外来优秀文化成果，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吸收外来文化和思想的又一证明。[2]
诸多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和活动，其形成和发展并非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异象，而是一种正常的发展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和发展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一种极具特征化的哲学。
2.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延续与发展――思想
随着中国革命的进展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中国的深入与发展，首先对其进行了阐述，思想是其中最为重要且独特的贡献。思想的形成可以将其归纳为三个最为基本的条件：一是中国传统哲学深厚的根基，这是创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和立足点；二是，在对西方哲学文化了解的基础上，这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方式；三是，丰富的个人经验和革命实践经验，这也成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平台和实现方式。思想形成的三个方面条件不仅促进了马克思哲学体系的研究和发展，还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思想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哲学理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系统化的阐述，不仅是对中国革命建设和社会发展实际的创新，同样也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和发展经验，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有效的理论范本，是理论基础上的实践与创新。[3]
二、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发展以实践作为导向标
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更多地应用于具体的社会发展及社会实践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中国的应用，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念、思维模式以及语言、生活习俗、民族特色为主要形式的哲学体系。
1.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
马列主义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传入中国的，后，马克思主义很快被应用到革命中，并为广大的革命者所接受，中国革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寻找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新道路和新途径。中国社会发展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哲学指导下进行的实践，这也是一个理论应用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应用中，融入了较多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它以中华传统文化的范畴、概念以及表现形式来表达哲学中相应的思想，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备了中国作风和思维方式，这也被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发展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国家的，还是世界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概念、范畴和发展方式，而更多的以哲学的角度来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使其更具中国特色和中国元素。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被应用于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同样也不仅仅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而是中国根据自身发展实际对哲学进行的选择，并以此为基础，形成极具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理论创造与实践发展的过程，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过程中，要立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国情，以理论结合实际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
2.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作为先导
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哲学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化也是通过较长的革命实践，在社会建设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在革命建设时期，中国社会发展遭受内部的封建社会制度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双重压迫，一些仁人志士通过自己的方式掀起救亡图存的运动，这些运动虽然对旧体制及外来侵略者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由于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均以失败告终。随着十月革命及的开展，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基础而成立，逐渐发展成为中国革命和实践的理论依据，中国革命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由于缺乏革命斗争经验，在各个方面都不完善，革命道路也因此屡受挫折，革命的失败使得共产党开始反思，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以理论指导实践，才能更好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服务。
中国共产党在分析当前面临任务的基础上，对中国国情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了解中国社会发展实际，探索社会发展的规律。规律的必然性、人的主体性逐渐被实践论与唯物主义等观点所代替，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新形态和新方式。
3.现代社会发展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实践
随着第一次科技革命、第二次科技革命以及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而物质财富也随之不断增加。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及社会发展不断加快，综合国力及人民生活水平也不断得到提高。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资源短缺、生态失衡以及环境恶化等问题随之而来，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社会问题也随之出现：区域发展、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发不平衡，两极分化严重等问题，对现代化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影响。经济全球化以及互联网络、通讯技术的发达，是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主题，国家之间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由战争变为对话与沟通，这就意味着，革命与斗争在当前世界的发展中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在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结合发展实际，尊重客观现实，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相关内容进行深入发掘，理论结合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话的新进程，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了较多的困难和挫折，这不仅是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考验，同样也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执政能力和执政效果的考验。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思考研究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不断发展，其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也有百年的历史，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传播，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性质和地位的特殊性，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要不断加入中国特色社会发展元素，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深入化的探索和分析。
1.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及研究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在实际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积累起来的，是对时代的反映。社会的发展是多变的，其哲学体系也随之不断地变化和发展，哲学体系的发展都会随着时代的变化以及学科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和完善，因此，马克思主义体系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是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从另一方面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会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不断向前推进，作为哲学中不同的两个概念和范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两者之间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可以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会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的目的在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更好地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和研究则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哲学的探究。
2.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民族化发展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是由于其特殊的性质来决定的，其发展体系的研究是哲学体系研究中的关键领域和重要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近半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民族化的立场和观点，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进行相关的分析和研究，以工人阶级的立场和视角来看待和思考问题，科学化地总结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规律和经验，对本民族哲学思想进行创新和辩证地扬弃，这代表了民族发展的最高水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是对时代本质的集中反映，适应了时展的需求，以超越了民族界限及地域限制的哲学体系，对世界各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研究，同样也是一种社会化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是共产主义国家的指导哲学体系，更是世界化的哲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世界发展实际相结合，并逐渐发展成为适合本民族需要且适合与本民族发展相适应的哲学体系和形式。
3.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论题及研究领域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研究领域，当代研究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的源泉是包含着马列主义在内的哲学体系和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是思想与实践的结合，是中国化的思想和哲学体系逐步形成，这一哲学体系和思想随着中国社会的实际发展及时代变化而产生了一定的变化。
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实践中，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取得了不同的理论成就，也遇到了不同的挫折，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执政的需要。[8]
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经验是经过革命和中国建设的实际经验中得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拓展和延伸，是对中国具体发展状况的阐述，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积极借鉴和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优秀的组成部分，以此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建设。
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是对中国具体实践的阐述，是贯穿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主线，纵观于研究的始终，具体表现在一系列的发展规律以及创造性活动之中。
这四个论题之间是相互关联且相互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社会发展的理论基础，在实践发展的过程中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新时期社会发展的新要求。
马克斯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在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以理论结合实际的发展方式，这不仅仅是哲学发展和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体系中的地位是不相匹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重要力量成功，能有效地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发展以及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中国哲学体系的研究与发展也要借鉴和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积极、有利的因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设和发展是以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为基础的，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先导，在实践的发展和建设中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革命的建设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指导下发展起来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在长期的革命和实践中进行比较和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博大精深，其构成的各个理论部分都会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马克思曾说过：理论是哲学体系的支撑，它取决于理论对一个国家的满足程度。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均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基础的，提供思想和智慧，为真理的实践做好铺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设与发展对中国革命及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从实际研究出发，对哲学体系进行研究和发展。
四、结语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和研究，被党作为现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体系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相结合，以此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推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础上来进行的，以反映时代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实践为基本导向，将创新与借鉴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其实践的途径和目的来说，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开展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导向标。
参考文献：
[1]汪信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当代中国哲学建设[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08）：79-84.
哲学的基础问题篇7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哲学思维；重要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培养目标与哲学思维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主要培养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受到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技能与方法的基本训练，掌握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能力，能在党政机关、学校学校、企事业单位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在中等专业以上学校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教学、科研的高级专门人才。哲学课程是想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核心课程，以往学习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突出的是它的意识形态色彩即把它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理论指导与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基础来进行阐述、学习，忽略了对学生哲学思维的培养。什么是哲学思维呢？“哲学思维不同于日常思维、艺术思维和科学思维等其他思维形式。相对于其他思维形式，哲学思维显现出丰富的抽象性、深邃的独特性、清晰的缜密的整体性和内在的逻辑的系统性。”[1]
二、哲学思维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重要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基础：哲学
1、哲学是思想政治教育这门学科的理论基础
首先，哲学为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理论基础。哲学是人与世界关系的总体性理论反映，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反映世界的本质，论证人在世界中的位置，揭示人与世界的复杂多样关系。对人的本质、人生价值、人生目的、人生意义等至关重要的人生问题予以审视、反思和预见，为人们的思想意识奠定理论基石。思想政治教育是塑造人的灵魂的活动，思想政治教育要以哲学为支撑，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创造理想世界。
其次，哲学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方法论依据。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而且是最高层次的方法论，是人们处理和驾驭自己同外部世界关系的基本规范和准则。在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创造理想世界的活动中，哲学提供总体性和一般性的方法论原则。
2、专业的核心课程
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一般都开设了哲学课程，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西方哲学史》《伦理学》《马列原著选读》《美学》《逻辑学》《宗教学》等。
在这些哲学课程当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最为重要，它主要培养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素养，提高用正确的立场、思想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其他专业课程奠定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因此，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视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体系中核心的核心，并与其他哲学课程相互联系，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哲学课程体系。
其中《西方哲学史》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之前的西方哲学思想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通过学习，使学生认识西方哲学思想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更好的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此基础上开设《马列原选读》课程，进一步提高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准及其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相关哲学课程组成的哲学课程体系，既为学生的学习与工作提供了方法论支持，又培养了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是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中的核心。
（二）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哲学思维
哲学思维，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至关重要。因为，它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理论基础的体现，还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象征。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与客体都是人，目的是改变人的思想。因此，人是全部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全面科学地阐述了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确定思想政治工作目的，任务，对象的重要理论支撑。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人，不但要求具有运用哲学思维的辩证性来分析、解决问题，对任何事物都应一分为二的看待，反对片面性和绝对性；还要运用哲学思维批判性、实践性，不迷恋权力，不盲从权威，对工作中发生的事情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观点；同时，反对反对经验主义，反对把过去的、一时成功的经验作为绝对真理照搬套用。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人从哲学思维高度的抽象性、概括性、逻辑性，冷静地审视客观世界的事物和人类经验中的一切行为。总的来说，哲学思维方法不在于给人多少具体的知识，也不在于给人解决了多少具体的问题，它的根本作用在于给人提供了一种正确的理性思维模式，培养和锻炼人的思辨能力，从而使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掌握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正确方法，在社会实践中产生出巨大的推动力。
（三）教育教学中的哲学思维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一千多年前韩愈在《师说》对教师职业的阐述，教师法规定：“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担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教师应当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学高为师，德高为范”。这些都是对教师职业的要求。现代教育教学，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代教育者，不但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理论功底，还要有科学的工作管理方法，丰富的人生阅历，开拓的视野，能够对自己的活动对象的客观属性、内在本质，因果联系、发展趋势、作用影响等矛盾各个方面的哲学认识，有运用概念进行判断、推理等哲学思维的能力。
关于教师的培养，大多数人都会联想到《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等课程，实际上学习哲学，培养哲学思维对于当好一名教师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现代教学要求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改变过去机械的学习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要达成这一要求就需要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对学生的进行辩证思维能力的培养，哲学思维是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的必要条件；班级管理过程中，要求教师从全局考虑，细节着手，这就需要教师具备良好的辩证思维，在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时，以动态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认真对待那些可能对群体造成重大影响的细微之处，哲学思维为班级管理工作提供了方法论支持。
作为一名教师不仅应该能够运用哲学思维处理工作中的问题，还需要能够培养学生的哲学思维能力。
（四）企业工作中的哲学思维
当今，大学生面临就业困难这一客观事实，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更属不易。部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涉足了企业领域。如从事销售、业务员、银行柜员等工作。
在企业所从事的工作往往与本专业所学知识联系不够紧密，学生通常会感到没有把握，对工作缺乏信心，不能勇敢的去尝试，对未来感到迷茫。
面对专业不对口的这种情况，《实践论》给出了应对的办法。首先，是对工作的情况和环境加以详细的调查分析，了解这些之后就能够初步从事某项工作。在工作一段时期以后，有了工作的经验，再加上这个人“不是一个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看问题的人，他就能够自己做出应该怎样进行工作的结论，他的工作勇气也就可以大大地提高了。”[2]最终胜任一项工作。
人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要对自己有信心，勇敢的面对工作，调查分析工作的情况，并在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虚心体察情况，客观地、全面地分析与准确地判断自己在工作中所面临的问题，就能够做好自己原来并不熟悉的工作，在实践中深化认识，在工作中成长。
三、如何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哲学思维
由此可知，哲学思维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重要性，如何增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哲学思维就成了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一）从课程设置的角度去解决问题
1、构建有机的哲学课程体系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为核心，《马列原著选读》《西方哲学史》《宗教学》《伦理学》《逻辑学》《美学》等各门哲学课程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哲学课程体系。哲学课程体系既为学生提供了学习其他课程的方法论，又培养了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还锻炼了学生的思维能力，使学生从整体素质得到提升。
因此，要想培养学生的哲学思维，增强学生的哲学思维能力，必需从整体上把握这些哲学课程，统一设置各哲学课程，把握好各门哲学课程之间的关系使之形成有机的系统。
2、增设新的哲学课程
的哲学著作《矛盾论》《实践论》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丰富和发展，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因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新中国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当中发挥了显著的指导作用，在教育教学，企业工作当中也同样具有用深刻的指导意义。
相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其他的哲学课程，《矛盾论》《实践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得更加紧密，对我们的各项工作具有更强的指导作用，也更容易为学生所理解。所以，可以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中增设《矛盾论》与《实践论》等课程，将更加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哲学思维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从教学的角度去解决问题
学习和研究哲学的过程，就是培养和训练哲学思维的过程，要想培养学生的哲学思维，就必需让学生主动去学习和研究哲学。因此，需要推广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将书本上的哲学问题与我们所面临的哲学问题联系起来，为书本上的理论赋予现实的生命力，使学生产生学习的兴趣。不仅如此，教师还应该从社会实践、科技发展的热点问题引出哲学的抽象理论问题，从身边的小问题中引出哲学的大问题，拉近理论与实际之间的距离，使学生进入哲学思考的境界。
参考文献：
[1]杨方.哲学思维略论[J].南通大学学报，2008，6（24）.
[2].的四篇哲学论文[m].1版.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68：16.
哲学的基础问题篇8
关键词近代西方哲学现代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近现代西方哲学概述
（一）近代西方哲学概述
近代西方哲学是伴随着人类的自由思想的逐渐形成和神学的没落逐渐发展起来的。其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5至17世纪初，即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是这一阶段研究的中心，并形成了人文主义和自然哲学两股互相联系又有一定区别的思潮。
第二阶段是17世纪初至18世纪末，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获得了了进一步的发展，自然科学着重分门别类的研究，哲学的兴趣则集中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上。以笛卡尔和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唯理论认为，只有在一个完全清楚明白无可怀疑的公理的基础上，经过理性认识能力进行清楚明白、准确无误的推理，才能得到真正的知识。
第三阶段是18世纪至19世纪。自然科学在这个时期取得了巨大成就，促使西方近代哲学发展到了最高阶段。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了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唯心派别。德国古典唯心派别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在思维第一性的基础上，力求使存在与思维、主体与客体统一起来。
（二）现代西方哲学的概述
现代西方哲学的特点是新流派众多、思想方式变化深刻、与现代科技与人文众学科的关系密切、与未来哲学的发展息息相关。现代西方哲学的特点：
1．现代西方哲学较近代西哲而言，更为关注语言问题、符号意义和交往问题。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承认语言哲学并不以形而上学或认识论为基础，相反的则是形而上学、认识论和任何其他哲学学科必须以语言哲学为基础，而且只有通过语言的分析和阐明才能够研究、澄清或解决任何哲学问题。
2．现代西方哲学不再像传统哲学家一般崇拜绝对权威或者绝对真道理、规则。在哲学界占有统治地位的不再是一头独大；每一个流派都有自己的追求，或科学或形而上学，现象学与分析哲学可以相互对立，甚至彼此不同。
（三）现代西方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1．从排斥、批判形而上学到“回归”形而上学
近现代西哲的区别重要标志之一为对形而上学的态度，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绝大多数对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甚至是排斥。这种排斥对于现代西方哲学转换思维方式，促进学科发展、进一步解放思想有着积极地作用。但也要看到，现代西方哲学在破旧后并没有立新，在他们简单的批判形而上学后，他们的理论相续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困境，他们的理论、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现代西哲流派提出回归形而上学。德国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指出自康德之后，人类便步入了一个“后形而上学”的时代。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哲学必须放弃对整体、大全和作为“这个世界”意义来源的超验本体的寻求①。
2．从抽象思辨转向现实生活
现代西方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有一部分实现由抽象思辨转向现实生活。许多现代哲学家都将现实生活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或归宿。胡塞尔提出哲学回到生活世界，海德格尔强调“在世的在”的意义，维特根斯坦转向日常语言，杜威强调经验就是生活，其用意之一就是为了使哲学转向现实生活。
3．理清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哲学家们重新思考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例如作为生活和行为方法或科学的方法论，作为对意义的澄明和解释，对世界和人本身的超越及人的理想和终极关怀的探究，作为超形而上学的人文研究的文化学或“后哲学文化”，作为对智慧的训练，等等②。
4．关注领域的转变
譬如从反形而上学、反基础主义、反主体主义、转向对向语言的关注，对境域的关注，等等，这些都极其丰富了哲学的内容和开辟哲学领域的新天地。哲学的这些转变，使得哲学与其他新兴学科之间有了一定得交叉和渗透。这些交叉边缘更是建立了一定的边缘学科，例如科学哲学，环境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等等。
二、马克思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一）马克思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1．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了以抽象理性为基础的近代西方哲学
近代西方哲学继承了古希腊哲学的传统，探讨的依旧是抽象本体论，更为关注的是虚无的宇宙或者一些无法求证的抽象概念，并试图寻求世界的本原。这些在文艺复兴打破宗教势力有着积极的作用。在反对宗教神本位的时候，哲学家的使命就是运用理性工具去发现普遍、自明的理性概念和原则，并加之以宣传，使之成为打破神本位的有力武器。在具体的建构过程中，这种抽象的理性就表现为脱离了人们的实际生活和实践活动的形而上学的“实体”③。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是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意识之所以源于物质，此过程离不开主体的社会历史活动，离不开实践。马克思关注的不是脱离人的实际活动、社会物质条件的抽象理性，而是实践过程中、物质生活得社会。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崭新的实践观，才有其自然观等其他各种观点。
2．马克思主义实现哲学主题的转换
近代哲学由于其历史局限性使其具有的思辨形而上学和二元对立等缺陷，同时近代西方哲学主张现实的人与其实践相脱离的抽象的自然界和抽象的绝对化的精神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性地实现哲学主题的转换，关注人的价值、自由和解放，并注重于改造世界。“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④”。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创立到成熟，，是一个不断的批判传统西方哲学思辨形而上学和超越近代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元分离的过程，最终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
3．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研究对象上的超越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最一般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世界发展的最普遍最一般的规律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而正确地解决了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问题；旧哲学将哲学看成是凌驾于各门具体科学之上的“科学之科学”，所以未能正确解决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问题。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自然观与历史观在唯物辩证的基础上的统一；旧哲学为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分离，同时其自然观是唯物的，历史观则是唯心的。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认为哲学不仅仅是要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
4．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立场的超越
马克思叫传统哲学而言更强调抽象思维，主张人们通过感性的实践去理解一切事物。实践思维方式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摆脱了近代哲学的桎梏，宣告了新哲学的诞生。
（二）马克思哲学与近现代哲学的异同
马克思源于近代西方哲学，其思维方式、社会背景均来自西方社会，如何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哲学关系，对于中西学者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所以，在此笔者将二者做一定的比较：
1．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力图超越以主客心物等二分为出发点，以建立关于世界的本源、本质的理论体系为目标，以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理论特征的近代哲学，使哲学研究在不同程度上从抽象化的自在的自然界或绝对化的观念世界返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
马哲学不仅比现代西方哲学更加彻底全面地超越了近代哲学的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等倾向，而且为西方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现实的道路。这具体表现在马克思不是简单地扬弃一切旧哲学，而是力图彻底打破它们由以出发的前提。他所关注的不是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直面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他由此把实践观点当作其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主张通过实践来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人的实践的意义的深刻揭示和全面阐释彻底地实现了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革。
2．现代西方哲学建立在近代西方哲学的基础上，没有完全脱离。譬如在形而上学，他们一方面批判近代西哲的形而上学理论，但同时又发现自己的理论脱离了形而上学无法得到论据，所以又以新的形态去构造同样具有片面性的某种形而上学。它们揭示了主客、心物等二元分立的种种弊病，特别是使人对象化和物化（异化）的弊病，强调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然而却由此走向了无视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较之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实践观点，使其跳出了传统的哲学方式。
3．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摆脱了现代西方哲学的阶级基础，更为符合现代社会的前进方向，其以无产阶级为其理论的阶级基础，从而摆脱了现代西方哲学的阶级偏见。较之现代西哲而言，马哲更有革命性，其根本目的即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新的政权，即社会主义社会，从而根本解放无产阶级及全世界人民。同时，马哲是一个开放的、在实践中前进并丰富的哲学体系。现代西方哲学的阶级基础还是资本主义，其思维的局限性和偏见始终如一的存在，他们的哲学始终是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的统治，然而资本主义的总总危机已经显示出了他们的制度的缺陷。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而言是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的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哲学，是惟一能克服各种类型的西方近现代哲学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的这种或那种片面性和局限性的哲学⑤。
4．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把生活和实践的观点当作其哲学的基本观点，克服了西方哲学家在转向生活和实践道路上的唯心主义倾向。现代西方哲学并没有脱离唯心。实际上大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所要求的是超越以追究世界的物质或精神本源为目标、以心物相互独立和主客完全分离为理论前提的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从而除了反对唯物主义以外，也明确要求反对唯心主义。他们之反对唯物主义，并不是为了宣扬唯心主义，而是使哲学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唯物唯心之争，而转向具有自主个性的人及其所牵涉的世界，转向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笼统地否定外部世界（自然界）自在地存在，而只是认为这个世界如果不与人发生牵涉，就不能成为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所及的对象（客观）世界。
注释：
①闵仕君."形而上学"新解.青海社会科学.2004(5).
②刘放桐.对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历史与理论分析.学海.2000(05).
③赖海燕,徐春林.略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超越.求实.2002(2).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9(120).
⑤刘放桐.当代哲学走向: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
[2]石元康.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
[3]侯惠勤.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人文精神.红旗文稿.2006(7).
[4]刘放桐.对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历史与理论分析(学海).2000(05).
[5]闵仕君."形而上学"新解.青海社会科学.2004(5).
哲学的基础问题篇9
关键词：高等教育；哲学；多元化
一、对二元论的质疑
高等教育存在的合法性，换言之，就是高等教育的存在有什么用？高等教育凭借什么获得其合法地位？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一书中指出：“在20世纪，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1]坚持认识论的人把“闲逸的好奇”当作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强调高等教育是对真理孜孜不倦的追求，认为高等教育培养的是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一心想成为“鸿儒”的有识之士；主张大学应以追求客观真理为己任，排除感彩和价值影响，达到价值自由。而坚持政治论的人则认为，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系统的最高层次有别于初级和中级教育，其目标应定位在对国家、对社会的“有用性”，高等教育的发展应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认为大学不可能脱离政治而存在，必然受社会价值取向的影响，因而应努力谋求在为社会服务的同时获得自身的发展。
很显然，在布鲁贝克所著《高等教育哲学》的二元论基础中，是没有将人置于显耀的地位的。虽然他也承认：“高等教育在许多方面都是以满足各自所需的历史时期的不同程度的需要获得各自的合法地位的。・・・・・・文艺复兴后的大学又把其合法性建立在人文主义的抱负之上・・・・・・”，而且，大学继承了所有这些传统。
二、新哲学基础论的涌现叩问“两点论”
（一）人本论的高等教育哲学
1.高等教育哲学的人类学基础：从高等教育具有培养人才这个基本职能可以看出，人是高等教育中的关键因素。从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出发，揭示高等教育哲学的人类学基础：由于人有缺陷且并未被定型，因此人具备接受教育的前提条件；由于人有缺陷，但为生存需要适应文化了的生存环境，因此人必须接受教育。
2.“生命论”的哲学基础观：张楚廷教授的《高等教育哲学》立足于中国高等教育实际和生命论高等教育哲学，以人本为主线，从人的本体论出发，提出“生命论”的哲学基础观，认为教育起源于这种特殊生命的活力，人创造了教育这个奇迹，它以学生自身潜在的生命基质为基础，依据生命的特征来开展教育，来唤醒生命意识，启迪精神世界，开发生命潜能，提升生命质量以关注生命的整体发展。[2]
（二）资本论的高等教育哲学
尽管对营利性高等教育存在诸多责难，但它的存在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它的存在拓展了高等教育的哲学基础。资本论哲学，与认识论哲学和政治论哲学一道给出了当今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基础和理由。杨红霞认为，资本论高等教育哲学是一种完全面向市场需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从这样的高等教育哲学出发，高校应该是一个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服务机构，任何课程只要有人需要就可以讲授，高等教育不应该拒绝任何有要求的消费者。
（三）道德论的高等教育哲学
张洪志认为，传统的两种高等教育哲学基础有一个共同的不足之处是对“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关注不够。“应该是什么”是探寻事物的本源实施什么，是道德哲学所要回答的问题。
（四）智慧论的高等教育哲学
周光迅基于教育与哲学的辩证融合关系，认为高等教育哲学的逻辑起点应从哲学与教育的关系入手，在此基础上提出智慧论高等教育哲学。哲学是爱智之学，最终是教人追求大智慧；教育本质上是教人求知、使人开智，而开智的教育主要体现为高等教育的任务。
三、高等教育的现实问题需要哲学的解释
高等教育学的理论原创性工作异常艰难，热点问题的研究比较容易见“成效”、出“成果”。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着众多问题：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之争，高校学术性与职业性之争，高等教育结构不合理，高等教育公益性弱化，大学的商业化和产业化，结构性失业，大学的盲目升格，财政不足，学生的人文素养缺失，等等。
四、多元化应该是高等教育哲学的未来趋向
正如高等教育的界限埋嵌在历史发展中一样，高等教育哲学的许多方面也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渐显现的。事实上，这许多方面都是以满足各自所属的历史时期的不同程度的需要来获得各自的合法地位的。不同的高等教育哲学流派是冲突的，但在某些时候却是可以相互促进和融合的。在那些不承认存在着非此即彼的情况的人看来，美国高等教育应该是多元主义的。尽管这种观点看起来可能自相矛盾，但实际上，我们确实在某些时候是从某一方面取得高等教育的合法地位，而在另一些时候是从另一方面做到这一点的。
以我国为例，高等教育要适应当今时代的需要，就必须使高等教育走出单一的“政治论”基础，使各种思想在变化中走向共存，以多样化的形式存在。我国应该结合国际高校发展的经验教训，根据自身高校的发展实际，以及各个大学自身不同的发展历史建立多元化的哲学基础观。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考虑其外在的需求动力，也要考虑到其内在的发展逻辑。我们既要反对在建国初期那种忽视各校的自身办学传统，一味学习前苏联的高度集中的统一宏观管理教育模式；也要抵制那些绝对理性的价值取向，要么单纯是“认识论”的，要么是单一“政治论”的，或者是所谓的两者结合。
参考文献：
哲学的基础问题篇10
1信息哲学的起源及其定义
信息哲学的发展经历了4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探索阶段，80年代的徘徊阶段，90年代开始的理论确立阶段以及21世纪以来的应用探索阶段。其中，英国牛津大学哲学系教授弗洛里迪（Floridi)在建立和推动信息哲学研究的过程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96年，弗洛里迪提出了信息哲学的概念，并在其著作《哲学与计算导论》中阐述了信息哲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2002年他发表了《什么是信息哲学》一文，第一次系统地分析了信息哲学的性质、具体含义、基本原理以及信息哲学作为第一哲学的理由H;2004年7月，弗洛里迪在《元哲学》上发表了《信息哲学的若干问题》，给出了信息哲学研究的问题所在。后两篇文章的发表可被视为信息哲学诞生的标志性与奠基性工作。弗洛里迪指出，信息哲学的研究内容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信息的本质研究及其基本原理，这包括它的动力学、利用和科学的批判性研究；二是信息理论和计算方法论对哲学问题的详细阐述和应用。
2信息哲学在图书馆学中的探索
2.1在国外图书馆学中的探索
在哲学发展历史上，哲学家的研究焦点在不断地变化，从存在到知识，到意义，再到信息。20世纪末信息哲学的兴起为解决信息社会各种问题提供了哲学基础，也为情报学带来了一个建立自身理论基础的机遇，这正是情报学多年以来苦苦追求的。学术界认为情报学是一门应用信息哲学，这就意味着情报学可以被看作是应用信息哲学，而信息哲学就可以成为情报学的理论基础。弗洛里迪在其《关于把图书情报学定义为应用信息哲学》一文中分析了信息哲学、图书情报学、社会认识论之间的关系，指出在哲学和图书情报学之间存在一种天生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社会认识论所不能为图书情报学提供的。2001年，美国图书情报学家K.R.Herold在《图书馆事业与信息哲学》[文中指出：图书馆学是一门应用哲学。该文从图书馆工作的实际经验、权威著作、分类、认识论、逻辑学、存在论、智力等方面分析了图书情报学与信息哲学的关系。
2.2在国内图书馆学中的探索
自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哲学界就有学者开始关注信息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并讨论尝试建立信息哲学的基本理论。至今，信息哲学研究日益系统化、体系化，并逐渐走向完善和成熟，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模式。
我国的信息哲学研究除了翻译和介绍国外的研究成果，如社科院哲学所副研究员刘纲翻译了弗洛里迪的《什么是信息哲学》，并且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介绍了信息哲学的发展历程、信息哲学的研究纲领、信息哲学的含义等&9。此后，信息哲学逐渐被国内的图书馆学专家学者引进到图书馆学和情报学领域，众多学者开始关注信息哲学及其方法在图书情报学中的应用问题，开始了或综合叙述或具体理论方面的探索和总结，典型代表作品有：2003年，张福学的《信息哲学论要》；2004年，曹文娟、赖茂生的《信息哲学研究综述》；2005年，陈忆金的《现代情报学的理论基础——信息哲学》；2008年，周雪华的《信息哲学与图书情报学》；2009年，王知津的《情报学理论的哲学研究进展》；2010年，许亮、赵玥的《信息哲学：21世纪图书馆哲学研究的新范式》；2012年，蔡东伟的《1980年以来我国信息哲学研究特征的定量分析》,等等am。这些研究成果在—定程度上表明，信息哲学的学科边缘、交叉性质与科技进步，与情报学、图书馆学、文献学的发展联系密切，但目前还没有很好的范式来整合相关研究资源。从主题词的内容特征看，信息哲学在图书馆学应用研究领域得到了很大发展,但发展不够迅速，需要业内专家给予进一步的关注，以创建现实主义的应用研究纲领。
3 信息哲学在图书馆学中的理论应用
3.1信息哲学为图书馆学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图书馆学一直在寻找自身的理论基础，如波普的3个世界的理论.但是这些理论基础并没有很好地推动图书馆学的发展，这是因为作为图书馆学的哲学理论基础的信息哲学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正式地被提出来。学术界认为，图书馆学是一门应用信息哲学，这就意味着图书馆学可以被看作是应用信息哲学，而信息哲学就可以成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通过分析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层次、研究对象与规模和研究目标，我们可以得出信息哲学能够作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这样的结论。弗洛里迪在文章“onDefiningLibraryandinformationScienceasappliedphilosophyofinformation”中分析了信息哲学、图书馆学、社会认识论之间的关系，指出在信息哲学和图书馆学之间存在一种天生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社会认识论所不能为图书馆学提供的m。图书馆学的发展不能依靠某些以前借来的理论，作为一门应用信息哲学，图书馆学能够随着信息哲学自身理论研究的发展取得更大的成就，同时建立自己的理论基石。
3.2信息哲学拓展了图书馆学的研究领域
美国图书馆学家K.R.Herold在《图书馆学与信息哲学》一文中，从图书馆工作的实际经验、权威著作、分类、认识论、逻辑学、存在论、智力等方面分析了图书馆学与信息哲学的关系，指出：“图书馆学并不一定要选择一个与信息有关的特别的哲学位置。我们必须认识到信息给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经验共享带来新思路的时代即将到来。我们应该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信息哲学的讨论中去。作为国际图书馆学核心期刊的“Librarytrends”,将出版一期有关信息哲学的专刊。由此可见，图书馆学界对信息哲学这一新的学科以及方法论的重视。这是因为信息哲学的兴起给图书馆学带来了_个建立自身理论基础的机遇，图书馆学界应该把握好这个机遇，建立图书馆学发展的哲学理论基础，从而拓展图书馆学的研究领域。
3.3信息哲学对图书馆学的实践工作有指导作用
弗雷德里克亚当斯认为：信息概念的使用是20世纪下半叶哲学领域最成功的事情。信息在人类社会所掀起的滔天大浪，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环境、思维方式。哲学这门古老的学科对于信息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信息哲学这门新兴的学科给哲学界带来了新的空气，因此弗洛里迪称其为“新的第一哲学”。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这个新的领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果。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公认是朝向信息社会或知识价值社会，作为时代精神的哲学当然应当反映这一变化[22。图书馆学作为以文献信息交流和知识组织为对象的学科，既有条件，也有责任为发展起这样一种新哲学做出自己的贡献，从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理论基础、奋斗目标、工作流程、数字图书馆等角度深入研究，让信息哲学在图书馆学的实践工作中起到具体的指导作用。
3.4信息哲学成为了图书馆学研究的新范式
互联网、搜索引擎、weB2.0、云计算等信息科学与信息技术迅速发展与日趋成熟，使图书馆的物理形态由传统实体图书馆转向数字图书馆、虚拟图书馆等新形态，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也由传统的以纸质为载体的文献转变为以数字形式存储和传递的信息，实现信息与知识的有效组织与管理正成为图书情报学研究的新课题和研究的重点。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在图书馆的广泛应用，必然要求图书馆服务范式更加关注信息及其管理，必然要求图书馆职业在更大程度上应该采用信息范式。其基本特征表现为注重信息交流过程，视图书馆和信息中心为这一过程的重要环节；强调图书馆职业的技术色彩，注重新技术的应用，视技术手段为图书馆工作和信息服务工作的最重要因素；注重从职业外部吸收新的理论，图书馆员的身份逐渐转向信息管理人员。传统图书馆服务范式向信息范式的转化，是图书馆职业在信息社会的主要出路之一,它不仅可以提高信息时代图书馆的地位，而且可以为图书馆的跨越式发展提供新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