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筹学的发展史篇1
笔者认为，在宋元时期出现发展并在明代得以全面应用的中国珠算，［（4）］作为中国传统算器的历史性创造以及它作为实践应用的历史地位并没有得到数学史界的充分认识。目前的评价没有把中国珠算与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规律联系起来，没有把中国珠算作为宋元数学成就之后的又一重大成就，明代珠算与宋元数学的比较评价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数学史研究评价中一个很值得重视的理论问题。
在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中，对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评价的反差，实际上已经带来了中西古代数学比较研究和评价方面的某些困难。客观地历史地评价明代珠算，涉及到我们如何认识和理解中国古代数学的算器型的算法体系、技艺型的价值取向和古代数学评价标准等问题。
1珠算与算器型算法体系
目前，许多中国数学史的学者都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中认识到，中西古代数学是两种不同风格、不同形式、不同构造体系的数学模式。许多中国学者都从中国古代数学发生发展及其流变的规律中指出中国古代数学区别于古希腊数学的特征，并且强调要在中西古代数学的差异之处体现中国古代数学的意义及其对人类数学的贡献。
在论证分析中国古代数学的特征时，许多学者指出了中国古代数学不象古希腊数学那样依逻辑运演和逻辑证明为主要形式，中国古代数学主要是以筹算的运演为主，算筹的运演规律构成了中国古代数学的基本特征。换句话说，使用算筹这样一种算器，并以其为基本运演形式是中国古代数学的基本特征。
李继闵先生认为：“形数结合，以算为主，使用算器，建立一套算法体系是中国传统数学的显著特色。”［（5）］吴文俊先生在论及中国古代数学紧紧依靠算器而形成的数学模式时强调指出：“我国的传统数学有它自己的体系与形式，有着它自身的发展途径与独到的思想体系，不能以西方数学的模式生搬硬套……从问题而不是从公理出发，以解决问题而不是以推理论证为主旨，这与西方之以欧几里得几何为代表的所谓演绎体系旨趣迥异，途径亦殊……在数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数学机械化算法体系与数学公理化演绎体系曾多次反复互为消长，交替成为数学发展中的主流。”［（6）］
中国古代数学实际上是在筹算运演基础上构成的一种算法体系。在人类的文明史中，中华民族在二千多年的时间里长期依靠一种直观的、具有符号特征的、可操作运演的算器，表明了人类古代数学的一种有代表性倾向的算法特征，它与古希腊数学代表了人类古代数学的算法和演绎的两种发展趋势。［（7）］
筹算的算法体系有两种必然的发展方向，其一，是在筹算运演基础上继续创造和发展解决问题的筹算运演规律（这一点既需要实践问题的推动也需要运演经验的积累）。其二，是筹算运演工具在运演操作中被改进或被创新（这一点同西方逻辑运演形式的改变，即严格化、形式化、符号化的改变有相类似之处）。在人类的历史中，人类对任何应用工具都有不断改进和创新的特性。筹算排摆及其运演中带有的不方便、易变动等特征必然会随着筹算运演的发展而被人们不断地改进。在宋元时代得以发展到明代得到广泛应用的珠算，正是中国古代数学对算器本身进行改进创新的一个里程碑似的成就。
中国古代数学是运用算器以算法为中心而构成的数学模式，当算法形成一定构造性的规律时（如宋元数学的成果），人们对此给予高度的赞誉，而对算器发生根本性变革（从筹算运演到珠算运演）取得的成果却评价的如此平淡，这对正确认识中国古代数学以算器为运演工具的算法体系是有很大困难的。
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规律上分析，筹算运演到珠算运演是中国算器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以算器为运演形式的算法体系的一个重大进展。认为宋元数学之后中国传统数学发展中断了，明代珠算只是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中断时的一种民用和商用数学，那么这至少表明中国古代数学的重要特征及其发展规律没有得到理论评判的重视。
2珠算与技艺应用的数学价值取向
在数学的发展中，人类数学在其原始状态都具有神秘性和数量性的双重文化意义上的解释功能（或者可以称之为一种双重的文化特征），这一种现象无论是在对现有原始部落的考察中［（8）］，还是在人类数学历史的发展流变中都可以发现。在中国古文化中，以蓍草形式为代表的筮占活动实际上就兼具神秘和数量的双重解释功能。《左传·僖公十五年》写道：“龟象也。筮数也。”在中国文化中，我们很容易发现以竹棍摆排来表现数量意义的筹算与神事活动的一些共同起源。［（9）］在古希腊的文化中，数学的神秘解释功能被毕达哥拉斯以“万物皆教”的形式用来表现世间万物。
原始数学的神秘性和数量性的双重功能，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形成了不同的数学发展流变的模式。在中国文化中，始于竹棍（蓍草）而起的神秘功能和数量功能，逐渐分化为两个彼此相异的操作运演体系。一种体系是经孔子推崇而盛行的《周易》蓍草占卜运演体系（即从原始的神秘形式演化为一种具有一定理性思辨色彩的中国文化的理性解释系统）。另一种体系就是“算数事物”的应用体系——筹算体系。古希腊的数学发展与中国不同，原始的数学神秘功能与数量功能一直没有分化，反而在毕达哥拉斯之后，经柏拉图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努力，使数学的神秘功能具有了哲学理性的色彩。古希腊数学神秘与数量的结合一致的共同发展，使欧洲中世纪的数学具有了基督教神学的宗教特征。罗素指出：“与启示的宗教相对立的理性主义的宗教，自从毕达哥拉斯之后，尤其是从柏拉图之后，一直是完全被数学和数学方法所支配着的。数学与神学的结合开始于毕达哥拉斯，它代表了希腊的、中世纪的以及直迄康德为止的近代宗教哲学的特征。”［（10）］
从中西古代数学的文化功能上比较，人们可以发现，西方文化赋予数学的是一种超越实用的宗教和哲学理性意义的价值取向。中国文化赋予筹算体系的是一种技艺应用的价值取向（中国文化中具有理性思辩功能的解释形式是《周易》的八卦体系）。［（11）］
筹算的技艺型价值取向其实早在《九章算术》时就明确地表现出来了，中国古代数学家刘徽注释《九章算术》时开篇就写道“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术以合六爻之变。”刘徽对筹算的理解与筹算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完全一致。在中国文化中，对“神明之德”“万物之情”给出形而上意义解释只可以由周易的八卦形式来完成。历史的演变使八卦的竹棍排演从器物层次上升为民族文化中的理性层次。同时也就在这个历史演变中，筹算从蓍草的排演中完全分化出来，成为器物层中一种只有数量操作运演的形而下意义的技艺。中国筹算与古希腊数学的根本差异在于它脱离了神秘性，当然筹算也就不能再具有表述“神明之德”“万物之情”的形式上意义的宗教或哲学的理性色彩。正如刘徽所看到的那样，此时的筹算只是八卦的形而上意义指导下的“九九之术”并且以“合六爻之变”来表现自己的技艺应用之“术”。中国原始竹棍排演变化中的神秘性（八卦）和数量性（筹算）的分离，最终导致了筹算在中国文化中只向技艺方向发展的价值取向。中国筹算的这种技艺之术的价值取向，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中表现的极为鲜明。沈括把自己在数学上创造的隙积术和会圆术放在卷十八的技艺篇中，并把它与造弓有术、中医灸艾、散笔作书、僧医奉真等内容并列在一起。
中国文化赋予筹算的技艺型的价值取向使筹算无法与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追求相一致，中国封建文人只能学经史以求闻达而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只能“志道据德而游于艺”，对于处于技艺地位的数学只可兼明，不可以为人生之目标。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以及筹算的技艺型价值取向，就决定了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和构造模式，于是有秦汉之后的《九章算术》和盛唐时期《算经十书》的教学与传播。然而，宋元数学成就的取得却与中国传统儒家价值观念和筹算的价值取向发展相背离。
宋代的秦九韶由于战乱而仕途不畅，进而研究数学。他在《数书九章序》中认为数学“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数与道非二本也”。李冶作为金朝亡国之吏转而从事数学研究，他在《测圆海镜细草》的序中认为数学“施之人事，则最为切务”，“苟能推自然之理，以明自然之数，则虽远而乾端坤倪，幽而神情鬼状，未有不合者矣。”宋元时期另二位著名数学家朱世杰、杨辉也是仕途上未得到发展之人。
作为宋元数学家的群体（除沈括外），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两个特征，其一，这些数学家都在理性的意义上而不仅仅在技艺的层次上研究数学。其二，这些仕途没得发展的文人几乎都试图以数来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至少是部分的价值）。
李约瑟先生论及宋元数学时指出“宋代最伟大的数学家（除沈括外）大多数是流浪的平民和小官吏，……事实上，似乎可以指出，女真人的金朝和蒙古人的元朝帝国摆脱了官僚政治的约束，加上汉族学者当时在仕途中遭受种种障碍，这些都是促使这个时期中国数学达到高潮的主要解放因素。”［（12）］
梅荣照先生在论及宋元数学的独特发生发展的规律时，也特别指出了它与中国古代数学一般发生发展规律的差异，“在战争时期，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或是在统治阶级堵绝了这些儒士们的仕途，或是这些儒士们不愿为异族的统治者服务，出现了弃经史从数学的局面，宋元时期就是这样，……这种从事数学研究的兴旺局面，是封建社会的和平时期甚至是唐初提倡数学并把数学列为科举考试科目的年代无法与之相比的。当然，这不是一般规律，而是由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性质决定的。”［（13）］可以认为，战乱及朝代更替、失落的仕大夫群体、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紊乱和非技艺取向的理性追求等诸因素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结合，才形成了宋元数学的奇异性发展。
宋元之后的明代，社会稳定、文人仕途有望、儒家传统价值观念归复和筹算的技艺型发展，使宋元数学失去了人才的来源、失去理性构造的价值追求、失去了在文人中保留和传播的意义。可以说，失去特定文化氛围的宋元数学被历史遗忘是中国文化之必然。［（14）］
在明代，作为中国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归复和数学价值取向的归复，使在宋元时期就出现的珠算按照技艺的价值取向得到迅速发展，并取代筹算成为中国古代数学的主流。珠算的出现及发展，应当看作是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应当看作是筹算技艺型价值取向的必然结果，应当看作是中国古代数学经过宋元特定时期奇异发展之后的历史回归。
如果说宋元数学的成就以及它的被遗忘是一种中国传统价值体系变动的必然结果，那么技艺型价值取向的筹算在经宋、元之后走向珠算则是中国古代数学的必然的历史走向。珠算的这种成果应当是也必然是中国筹算至古以来的重大发展。从中国古代数学价值取向的意义上分析，过高地评价宋元数学而又过低地评价明代珠算，实在是悖离了中国传统数学价值观和筹算技艺型价值取向。
3珠算与数学评价准则
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评价的反差，向人们显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即人们对表现实践应用问题的数学运演评价较低，那怕这种数学运演是算器本身重大创新也不例外。与此相反，人们对脱离实践问题的数学逻辑构造评价偏高，那怕这种构造在当时毫无实用意义也仍然如此。
由此，我们应当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这种对中国古代数学的评价方式依据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数学模式呢？更准确的提法是，人们在评判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的历史地位和数学成就时究竟依据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数学评价理论体系呢？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不仅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的评价没有说明依据的评价准则，而且在中国古代数学史的许多比较评价中都没有论述其依据的理论评判准则。中国古代数学的评价实际上是运用前人的、习惯的、西方学者运用的那种价值准则。这种价值准则显然不是在对中国古代数学理性思辩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潜在的、不自觉被人们确认的价值准则是西方数学在全世界推广而形成的。可以说，这是一种没有思辩过中国古代数学特征的西方数学价值评判准则。
应当承认，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全世界的扩展，实际上已经使西方的科学技术及其价值观念也无形中在全世界加以扩展，接受现代科技教育的人们会不自觉地接受了潜藏在科学技术之后的西方价值观念。作为现代西方数学的“一统天下”式的教学，会使人们不自觉地把西方数学的价值观作为衡量人类数学的价值尺度，西方古代数学演绎式逻辑构造的模式就会不知不觉地成为人们认识和比较其它民族古代数学的评价准则。
作为数学史的研究者，如果不自觉地被西方数学的价值观念所影响，并且不自觉地运用西方数学价值观来评价中国古代数学的成就，那就会必然带来对中国古代数学的某些误解或偏见。其实，就是具有西方数学价值观念的李约瑟先生，也对西方数学模式的价值观心有疑虑。在比较中西古代数学时，李约瑟先生明确表示：“科学史家现在已开始怀疑：希腊的科学和数学‘偏爱抽象、演绎和纯理论，而忽视具体、经验和应用’，这是不是一种进步。”［（15）］
在人类文化史中，人们可以发现每一种文化系统都有一种特定的数学发展和构造模式。数学既是在某个文化系统中发生发展的必然产物，又是文化系统中一种文化的特定的表现形式。不同文化传统赋予数学不同的价值取向，给出数学构造模式的不同规范形式。数学的运演、表现形式、构造模式是一种文化系统的“特殊的结果”，“数学是一种文化体系”［（16）］。从中西文化的差异中，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西方数学的模式不会也不可能是人类数学的唯一模式，西方数学的价值标准也不应该实际上也不可能成为人类古代数学唯一的评价准则。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象n·席文那样设问：“为什么评判非欧文明史总是以其是否领先或接近于欧洲早期科学或者近代科学的某些方面为试金石，为什么早期欧洲科学就无需检验呢？”［（17）］
作为人类古代数学的比较，应从不同文化系统的数学模式中，提炼出人类古代数学的共有规律，并以此为价值尺度来客观地评价中西古代数学。笔者在比较评价《几何原本》和《九章算术》时曾试图选择五个因素（建构内容的抽象性、操作运演的转换性、概念及运演的相容性、确定意向的整体构造性、数学方法的整体规范性）作为古代数学代表著作的评价依据。［（18）］事实上，由于中国古代数学史研究中对数学评判的价值理论体系的认识还缺乏自觉性，理解还存在模糊性，我们的一些中国古代数学的评价（关于《墨经》、关于逻辑体系、关于结构体系等）已经带来了一些理论上的混乱。［（19）］
宋元数学和珠算的评价给人们这样一个启示：数学成就的评价是先有理论标准而后来评判史实，是一种价值准则或价值观念在先的比较研究。无论人们是否自觉地认识到，史实的比较评价都是在一定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的。中国的一些数学史学者虽然感悟到了中西古代数学的差异，但是由于缺乏理论层次上对评价准则的思考，往往把自己的一些主观感悟作为一种评价标准表现出来。其结果，不仅不能让世人正确认识中国古代数学，而且还常常有民族情结之嫌。可以认为，按照中国古代数学的规律发展并且在明挥积极作用的珠算，应该在一种没有西方数学价值观念偏见的古代数学理论评价体系中得到公正的评判。当然这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要认识西方数学价值观先入为主的影响，尤其要注意克服那些有影响的学者所持有的西方数学价值观所带来的影响。［（20）］
4两点思考
宋元数学和珠算在评价问题上的差异，在两个方面给我们提出了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其一，数学与文明进程的关系从人类数学史的发展规律上分析，数学的大发展几乎都是与文明的大发展相同步。西方数学的理性构造，需要一个安静的社会环境使数学家沉思，中国的实用技艺数学也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应用发展。这一点无论是从古希腊、文艺复兴、欧洲资本主义兴起，还是从中国的秦、汉、唐、宋、元、明，都可以得到佐证。现在，如果把宋元的战乱时期取得的数学成果，看作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高峰，而把其后稳定环境大发展的珠算看作是数学发展中断时期的民用或商用的数学，这就不能不使人产生这样的结论，即中国古代文明与数学的发展不和谐、不同步，中国古代稳定社会状态、传统的价值系统并不能支持和推动数学的发展。显然，这样的结论是与人类文明进程中数学发展的规律不一致的。因此可以说，宋元数学和珠算的评价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一种文化系统中数学作为一个子系统的一般发生发展规律的问题。
其二，数学史与数学哲学数学史实的比较评价，实际上是依靠数学的理性思考——数学哲学的支持。然而，中国数学史的研究中恰恰缺乏有关数学哲学的理性思考。中国数学史中的评价往往处于两难之中，要么主观臆断随意评断，要么不自觉地暗用西方数学的价值尺度。中国古代数学的研究缺乏数学哲学的理论支持，有关古代数学的评价问题更是缺乏数学哲学意义上的理论思考。其实就是西方数学的价值观念也不断地随着西方数学哲学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西方的数学观已经远远脱离古希腊时代。就是今天西方所奉行的唯理性主义的欧几里得式的数学价值观也在不断地受到冲击。［（21）］由此给我们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数学史的研究应当改变与数学哲学相分离的局面，中国古代数学的比较评价应当接受数学哲学的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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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筹学的发展史篇2
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结论中，在数学的思维方式、理论构造、珠算评价等方面存在互相矛盾的结论，造成这些矛盾的原因既有方法论层次上的问题，也有中西古代数学比较标准方面的问题，中国古代数学应当在运演工具、建构模式、价值走向方面建立起自己的理论框架。
【论文正文】
中国古代数学的研究，目前存在着一些彼此对立的研究结论；正确地分析存在着的矛盾结论，无疑会有助于人们深入地了解中国古代数学，同时也会使人们对数学史研究的方法和评价标准有新的认识。
一、几个有代表性的矛盾结论
如何评价中国古代数学，如何评价在中国古代文明中数学的作用以及它取得的成就是每个数学史学者关心的问题。但是目前的一些研究却有着一些矛盾的结论，这些矛盾的结论往往是围绕着认识、理解、评价中国古代数学的关键性理论问题展开的。
1.关于古代数学运用的思维方式问题
中国古代数学是否象古希腊那样明确地运用逻辑思维问题，目前已成为评价中国古代数学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在人们的认识和理解中，数学如果没有严格的逻辑思维形式，那就很难成为真正的数学理论，袁晓明先生的研究结论与人们的良好愿望相反，他认为中国古代数学不存在象古希腊数学那样以逻辑为基础的思维方式，“与古希腊数学严格地采用逻辑演绎的逻辑思维方式不同，中国数学则是以非逻辑思维为主，即主要通过直觉、想象、类比、灵感等思维形式来形成概念、发现方法、实现推理的。”[1]
郭书春先生通过对《九章算术》的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他认为《九章算术》的注释中已经具有并形成了演绎的逻辑方法及演绎的逻辑体系，“刘徽注中主要使用了演绎推理，他的论证主要是演绎论证即真正的数学证明，从而把《九章算术》上百个一般公式、解法变成了建立在必然性基础之上的真正的数学科学。”[2]
巫寿康先生与郭书春先生的观点相同，他认为：“刘徽《九章算术注》中的每一个题，都可以分解成一些首尾相接的判断，如果仔细分析这些判断之间的联系，就会发现这些判断组成若干个推理，然后由这些推理再组成一个证明，因此可以说，《九章算术注》中的论证已经具备了证明的结构，就大多数注文来说，这其中的推理都是演绎推理，大多数证明也都是演绎证明。”[3]
中国古代数学到底“是以非逻辑思维为主”，还是“主要是演绎证明”，这是中国古代数学研究中一个矛盾的结论，还没有得到统一认识的问题。
2.关于中国古代数学理论构造的问题
按照西方数学的模式，一种数学著作若是按应用问题的类别编排，并且每一个题之后给出解法和答案，那么这个数学著作就是一个习题集的模式，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客观原因，许多国外的学者都认为中国古代数学不存在什么理论构造，李约瑟先生就认为“从实践到纯知识领域的飞跃中，中国数学是未曾参与过的。”[4]著名的数学家陈省身先生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认为“在中国几何中，我无法找到类似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的推论，这是中国数学中没有的结果。因此，得于国外数学的经验和有机会看中国数学的书，我觉得中国数学都偏应用，讲得过分一点，甚至可以说中国数学没有纯粹数学，都是应用数学。”[5]
中国的一些数学史学者对此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坚持强调中国古代数学理论构造的存在性。李继闵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数学具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它以理论的高度概括、精炼为特征，中算家善于从错综复杂的数学现象中抽象出深刻的数学概念，提炼出一般的数学原理，而从非常简单的基本原理出发解决重大的理论关键问题……中国传统数学理论，乃是为建立那些在实际中有直接应用的数学方法而构造的最为简单、精巧的理论建筑物。”[6]
中国古代数学是否有一个理论意义上的构造体系，这大概是目前中外数学史专家们对中国古代数学研究中的一个最大的分歧点。如何正确地评价中国古代数学的体系构造已成为中国数学史研究中应当回答的理论问题之一。
3.关于珠算在中国数学史中的地位问题。
在中国数学史的研究中，人们一直认为宋元数学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高峰。宋元之后的明代珠算无法与宋元数学的成就相比，明代珠算一般被认为是“民用”或“商用”数学。言外之意，珠算是不能登中国古代数学理论构造的大雅之堂。许多学者认为宋元数学的衰退、被人遗忘是很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而明代珠算却没有什么值得在理论层面给予研究的意义。
笔者的观点与当前评价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的观点都相悖。笔者认为珠算是中国古代数学在宋元之后取得的又一里程碑式的成就，它是中国筹算在运演工具上的重大创新，是筹算运演发展的重大突破，是中国古代数学技艺型发展的必然结果。[7]
如何评价珠算在中国数学史中的地位，实际也带来了如何评价宋元数学的一系列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笔者也提出了与目前传统观点相悖的论点，即宋元数学的成就，是中国筹算在特定的社会动荡、传统儒家观念发生紊乱、仕大夫仕途无望的文化氛围中奇异性发展的结果，当社会是进入稳定发展、仕大夫按照儒家传统观念走向仕途时，宋元数学就必然会被整个民族文化所淡忘。[8]
对珠算与宋元数学的评价，实际上涉及了如何看待中国古代筹算体系的发展及其内在规律的问题，这一问题也是正确认识中国古代数学的一个理论性的问题。
二、数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及评判的理论依据
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来考察中国古代的数学史研究，可以发现实际上存在两个不同层次的研究状况，第一层次的研究是指对史料的收集、整理、考证。应当说这个层次的主要工作是在中国古代数学的范畴内对数学史实的发展及其流变进行分析认证。这一层次的分析考证应当确认史料的年代及其真伪，以及史实在中国数学发展中所处的地位。第二层次的研究，是对已确认的史料与世界数学史的比较评价。应当说这个层次的比较研究是在世界数学史的范畴内（实际上主要是中西数学发展的范畴内）进行比较研究，这一层次的主要工作是要确认中国古代数学已达到的理论层次。这一过程显然是把中国古代数学纳入到已有的理论框架中进行比较，进而要求表述中国古代数学在现有古代数学史理论框架内所处的地位、理论层次、构造性状况以及它对现有数学史理论的贡献。
在方法论意义上，这两个不同层次的工作不能混同，因为这两个层次的工作存在着研究的范畴差异、时间差异和评判依据准则的差异。[9]
所谓范畴差异，是指第一层次的研究是在中国文化的范畴内进行分析考证，而第二层次的研究主要是在中西文化的范畴内进行比较评断。第一层次研究此时要解决的是史料真伪状况及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状况，而第二层次的研究要回答的是，已经证实的中国史实材料与西方数学相比，与现代的数学理论相比，其结果如何。
所谓时间差异是指第一层次的研究是要把史料放在原有的历史时间内考证史料是什么，它的语言、背景、含意等等，第一层次运用的是历史时间序列。第二层次的比较研究是要把史料放在现代数学史的理论框架内来比较评判中国古代数学的史料达到的理论状态、在人类数学史中的地位等等。因此说，第二层次研究运用的是现代的时间序列。
所谓评判差异，是指第一层次的分析考证运用的是在历史演化发展时数学自身变化发展的评判尺度，即以中国古代数学的自身成就来评判某一特定历史阶段数学史实的意义。此时运用的是中国古代数学史的评判准则。例如，判定某个历史时期筹算的成就，运用的是筹算自身发展的规律来判定那个时期筹算达到的运演和理论的实际状况。当然，第二层次上的比较评判，运用的却是现代数学史研究的理论框架并以此分析评判中国古代数学某个史实所达到的标准。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目前的一些比较评价，实际上都是在第二层次上进行的，但是作为第二层次研究所特有的方法论意义上的要求，却常常不被严格遵守，尤其是第二层次的比较评判中应当特别强调的理论评价准则在先的原则，往往不被重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把某一个中国古代数学的史实与世界数学的理论形式相比较，就必须明确地认识到或论证出现有的数学成果构成的理论标准，并以此标准来判断中国古代数学的史料是否达到了这个理论标准。
中国一些数学史学者在进行中国古代数学的比较评判时，往往把第一层次的工作与第二层次的工作混同起来，尤其是在没有指出应有的评价准则时就把自己的感悟、个人的理解换成一种客观的标准，进而就得出一种评判的结果。这样的结论不仅会带来研究结果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会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具有很大的主观性、随意性特征。例如，台湾的学者李国伟先生就曾对国内学者认为刘徽“求微数法”就是无理数的研究成果提出疑义，并且从五个层次论述了刘徽的结果与无理数理论的差异。[10]显然，对于无理数问题的评判，国内一些学者缺乏理论标准在先的意识。
在自然科学史研究中，人们就是在正确地使用方法论的同时，也还有一个对史实论证过程中的潜在的理论模式影响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已经超越了方法论意义的讨论，它实质上涉及了用什么样的古代数学理论模式来评判筹算所具有的理论价值。例如，对于中国筹算发展为珠算的评判以及对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的评价，虽然在数学史的研究中属于第一个层次的问题，但是它实际上已经涉及了用一种什么样的古代数学的模式来评判筹算取得的一些成果。
现在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数学史研究中出现的某些相互矛盾的结论，不仅仅是一个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它实际上涉及到用什么样的理论标准来评价筹算的发展、演变以及不同时期取得的成就。更进一步的问题可以成为，中国古代筹算是应当按照西方古代数学的模式来评价，还是放弃西方古代数学的模式重新建立一个中国文化中数学发展的模式，可以说这后一个问题是中国数学史面临的一个很值得讨论研究的理论问题。
三、筹算的特征及分析
从目前数学史研究中可以发现，人们对筹算构成的一些理论性问题很感兴趣，评价颇高，而对实际应用的发展评价颇低，似乎不被看作是中国古代数学的什么重大成果。同样的，人们对《九章算术》中表现的逻辑形式十分看重，而对它表现的筹算操作运演本身评价一般（如对代表正、负意义算筹形式及其排摆方法）。其实中西古代数学明显地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差异正是我们客观认识中国古代数学发展模式和理论框架的必要基础。
吴文俊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数学是紧紧依靠算器而形成的一种数学模式。
“我国的传统数学有它自己的体系与形式，有着它自身发展途径和独到的思想体系，不能以西方数学的模式生搬硬套……从问题而不是从公理出发，以解决问题而不是以推理论证为主旨，这与西方以欧几里得几何为代表的所谓演释体系旨趣迥异，途径亦殊……在数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数学机械化算法体系与数学公理化演绎体系曾多次反复互为消长，交替成为数学发展中的主流。”[11]中国筹算的依靠算具、形数结合、重在操作运演本身，以解决具体问题为构造模式的这些特征应当看作是一种中国古代数学的理论发展模式。
从中西古代数学的比较可以得到如下四个方面差异。
1.筹算的运演和结果表现在一种竹棍摆排上，而古希腊数学运演和结果则表现在文字符号书写上。
2.筹算在运演是一种竹棍的排摆，是一种规则指导下的手工操作，而古希腊数学的运演是书写在文字符号的运演过程中，是一种规则指导下的文字运演过程。
3.筹算是以具体问题的分类构成体系，而古希腊数学是以文字符号运演的逻辑形式进行分类（按数学的内部规律进行分类）并构成体系。
4.筹算是以实际致用为发展方向，而古希腊数学则是以理性精神的表述为自己的发展方向（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直到今天仍认为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并不是数学的教材而是柏拉图构造世界的一种图示，因为它以五种正多面体结束最终的构造[12]）。
对照上面筹算与古希腊数学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数学理论建构的某些特征。
第一，运用形数结合的竹棍来表现数学，竹棍的运演本身及竹棍自身的变化就毫无疑问应当是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二，运用竹棍的手工操作规则是一种算法而且不留有过程，竹棍操作运演是一种程序。筹算的程序应当是中国古代数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与古希腊文字运演重视逻辑思维方式、逻辑运演的规则是完全相异的。
第三，筹算是以实际问题的类型分类建构，这与古希腊数学以公理、公式为类型的建构模式完全相异。
第四，筹算的致用发展是一种民族文化赋予它的价值取向，它不会也不可能从理性的意义去构造自身、发展自身。因为在中国文化中，起文化中理性指导作用是《周易》的六十四卦模式。[13]
运用上面四个特征的分析，我们可以获得如下的一些结论。
结论1筹算运演程序的成就及筹算运演工具自身的改进和创造（筹算到珠算）都应看作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重大进展，亦应看作是对人类古代数学的贡献。
结论2中国古代数学的逻辑思维方式与古希腊数学的逻辑思维方式的对比是不对称的比较，中国古代数学的算法程序（包括摆排的技巧及指导思想）才是与古希腊逻辑思维方式相对称的比较。在人类思维的意义上，筹算算法程序的建立和发展与古希腊数学形式逻辑思维的创立和发展是人类古代数学思想的两大方向。
结论3数学的理性构造不应当依西方古代数学的模式为唯一的人类古代数学的模式，数学理性构造的方向是一种文化特征。应当在明确两种文化的数学理性层次（处于形而上层次还是处于形而下层次）差异的基础上，进行数学自身意义的比较，而不能把一种民族文化特征（如西方数学在理性意义上的构造及在理性意义对其它学科的影响）看作人类古代数学的唯一的特征或必要的特征。
应当说，讨论方法论的层次、讨论中西古代数学的模式差异，已经上升为对古代数学的一种哲学意义的思考。目前，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还缺乏对筹算的一些哲学层次的理性思考，我们的一些中西古代数学比较研究往往会不自觉地把西方数学的模式套到筹算上来。
值得指出的是，许多数学史学者在进入到中西古代数学的比较评价时就进入了一种二难状况。其一，是中国学者往往从自身的文化传统及研究中深感筹算的意义，但是筹算与古希腊数学相比却总是由于差异而难获公论。其二，企图找出筹算与古希腊数学具有的某些相似的特征，并以此论证筹算的历史地位，但在古希腊数学的模式面前又很难比较。
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要想走向世界，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就是要在哲学的意义上建立一个没有西方数学价值观影响的或称之为超越西方古代数学模式的古代数学理论模式。数学是一种文化这已是中西方学者在目前的共识，文化差异不应当是抹杀古代数学成就的条件，而应当成为人类古代数学不同贡献的说明。我们只有认清中国文化中数学的文化层次、价值取向以及运演工具、运演方式、构造模式的特征，我们才能在一种中西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客观地评价筹算取得的成果以及它对人类古代数学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袁晓明：《数学思想导论》，广西教育社，1991年版，125页。
[2]郭书春：“关于中国古代数学哲学的几个问题”，《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4期，44页。
[3]巫寿康：“刘徽《九章算术》逻辑初探”，《自然科学史研究》，1987年，第1期，20页。
[4]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三卷，科学出版社，1978年，337页。
[5]陈省身：《陈省身文选》，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244页。
[6]李继闵：《中国数学史论文集》（二），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14页。
[7]王宪昌：“宋元数学与珠算的比较评价”，《自然科学史研究》，1996年，第1期
[8]王宪昌：“宋元数学与文化价值观”，《大自然探索》，1995年，第124—127页。
运筹学的发展史篇3
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结论中，在数学的思维方式、理论构造、珠算评价等方面存在互相矛盾的结论，造成这些矛盾的原因既有方法论层次上的问题，也有中西古代数学比较标准方面的问题，中国古代数学应当在运演工具、建构模式、价值走向方面建立起自己的理论框架。
【论文正文】
一、几个有代表性的矛盾结论
如何评价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目前的一些比较评价，实际上都是在第二层次上进行的，但是作为第二层次研究所特有的方法论意义上的要求，却常常不被严格遵守，尤其是第二层次的比较评判中应当特别强调的理论评价准则在先的原则，往往不被重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把某一个
中国一些数学史学者在进行中国古代数学的比较评判时，往往把第一层次的工作与第二层次的工作混同起来，尤其是在没有指出应有的评价准则时就把自己的感悟、个人的理解换成一种客观的标准，进而就得出一种评判的结果。这样的结论不仅会带来研究结果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会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具有很大的主观性、随意性特征。例如，台湾的学者李国伟先生就曾对国内学者认为刘徽“求微数法”就是无理数的研究成果提出疑义，并且从五个层次论述了刘徽的结果与无理数理论的差异。[10]显然，对于无理数问题的评判，国内一些学者缺乏理论标准在先的意识。
在自然科学史研究中，人们就是在正确地使用方法论的同时，也还有一个对史实论证过程中的潜在的理论模式影响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已经超越了方法论意义的讨论，它实质上涉及了用什么样的古代数学理论模式来评判筹算所具有的理论价值。例如，对于中国筹算发展为珠算的评判以及对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的评价，虽然在数学史的研究中属于第一个层次的问题，但是它实际上已经涉及了用一种什么样的古代数学的模式来评判筹算取得的一些成果。
现在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数学史研究中出现的某些相互矛盾的结论，不仅仅是一个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它实际上涉及到用什么样的理论标准来评价筹算的发展、演变以及不同时期取得的成就。更进一步的问题可以成为，中国古代筹算是应当按照西方古代数学的模式来评价，还是放弃西方古代数学的模式重新建立一个中国文化中数学发展的模式，可以说这后一个问题是中国数学史面临的一个很值得讨论研究的理论问题。
三、筹算的特征及分析
从目前数学史研究中可以发现，人们对筹算构成的一些理论性问题很感兴趣，评价颇高，而对实际应用的发展评价颇低，似乎不被看作是中国古代数学的什么重大成果。同样的，人们对《九章算术》中表现的逻辑形式十分看重，而对它表现的筹算操作运演本身评价一般（如对代表正、负意义算筹形式及其排摆方法）。其实中西古代数学明显地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差异正是我们客观认识中国古代数学发展模式和理论框架的必要基础。
吴文俊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数学是紧紧依靠算器而形成的一种数学模式。
“我国的传统数学有它自己的体系与形式，有着它自身发展途径和独到的思想体系，不能以西方数学的模式生搬硬套……从问题而不是从公理出发，以解决问题而不是以推理论证为主旨，这与西方以欧几里得几何为代表的所谓演释体系旨趣迥异，途径亦殊……在数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数学机械化算法体系与数学公理化演绎体系曾多次反复互为消长，交替成为数学发展中的主流。”[11]中国筹算的依靠算具、形数结合、重在操作运演本身，以解决具体问题为构造模式的这些特征应当看作是一种中国古代数学的理论发展模式。
从中西古代数学的比较可以得到如下四个方面差异。
1.筹算的运演和结果表现在一种竹棍摆排上，而古希腊数学运演和结果则表现在文字符号书写上。
2.筹算在运演是一种竹棍的排摆，是一种规则指导下的手工操作，而古希腊数学的运演是书写在文字符号的运演过程中，是一种规则指导下的文字运演过程。
3.筹算是以具体问题的分类构成体系，而古希腊数学是以文字符号运演的逻辑形式进行分类（按数学的内部规律进行分类）并构成体系。
4.筹算是以实际致用为发展方向，而古希腊数学则是以理性精神的表述为自己的发展方向（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直到今天仍认为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并不是数学的教材而是柏拉图构造世界的一种图示，因为它以五种正多面体结束最终的构造[12]）。
对照上面筹算与古希腊数学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数学理论建构的某些特征。
第一，运用形数结合的竹棍来表现数学，竹棍的运演本身及竹棍自身的变化就毫无疑问应当是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二，运用竹棍的手工操作规则是一种算法而且不留有过程，竹棍操作运演是一种程序。筹算的程序应当是中国古代数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与古希腊文字运演重视逻辑思维方式、逻辑运演的规则是完全相异的。
第三，筹算是以实际问题的类型分类建构，这与古希腊数学以公理、公式为类型的建构模式完全相异。
第四，筹算的致用发展是一种民族文化赋予它的价值取向，它不会也不可能从理性的意义去构造自身、发展自身。因为在中国文化中，起文化中理性指导作用是《周易》的六十四卦模式。[13]
运用上面四个特征的分析，我们可以获得如下的一些结论。
结论1 筹算运演程序的成就及筹算运演工具自身的改进和创造（筹算到珠算）都应看作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重大进展，亦应看作是对人类古代数学的贡献。
结论2 中国古代数学的逻辑思维方式与古希腊数学的逻辑思维方式的对比是不对称的比较，中国古代数学的算法程序（包括摆排的技巧及指导思想）才是与古希腊逻辑思维方式相对称的比较。在人类思维的意义上，筹算算法程序的建立和发展与古希腊数学形式逻辑思维的创立和发展是人类古代数学思想的两大方向。
结论3 数学的理性构造不应当依西方古代数学的模式为唯一的人类古代数学的模式，数学理性构造的方向是一种文化特征。应当在明确两种文化的数学理性层次（处于形而上层次还是处于形而下层次）差异的基础上，进行数学自身意义的比较，而不能把一种民族文化特征（如西方数学在理性意义上的构造及在理性意义对其它学科的影响）看作人类古代数学的唯一的特征或必要的特征。
应当说，讨论方法论的层次、讨论中西古代数学的模式差异，已经上升为对古代数学的一种哲学意义的思考。目前，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还缺乏对筹算的一些哲学层次的理性思考，我们的一些中西古代数学比较研究往往会不自觉地把西方数学的模式套到筹算上来。
值得指出的是，许多数学史学者在进入到中西古代数学的比较评价时就进入了一种二难状况。其一，是中国学者往往从自身的文化传统及研究中深感筹算的意义，但是筹算与古希腊数学相比却总是由于差异而难获公论。其二，企图找出筹算与古希腊数学具有的某些相似的特征，并以此论证筹算的历史地位，但在古希腊数学的模式面前又很难比较。
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要想走向世界，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就是要在哲学的意义上建立一个没有西方数学价值观影响的或称之为超越西方古代数学模式的古代数学理论模式。数学是一种文化这已是中西方学者在目前的共识，文化差异不应当是抹杀古代数学成就的条件，而应当成为人类古代数学不同贡献的说明。我们只有认清中国文化中数学的文化层次、价值取向以及运演工具、运演方式、构造模式的特征，我们才能在一种中西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客观地评价筹算取得的成果以及它对人类古代数学的贡献。
【参考文献】
运筹学的发展史篇4
论文摘要：在发展方向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发展的根本方向。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的思想。在发展目的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历史主体选择力与客观规律制约力相互作用的思想。在发展内容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发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经济力与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的辩证运动的思想。在发展机制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协调发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历史动力系统各环节、各要素相对平衡运动的思想。在发展方式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可持续发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社会发展的实质是自然力与社会力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的思想。在发展方法上，科学发展观强调统筹兼顾，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中的历史合力的具体内涵。
历史合力论是恩格斯在反驳将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决定论”、阐发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提出的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系统的思想。仅仅将“历史合力”理解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或者“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无助于全面把握历史合力论的丰富内涵，无助于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与历史合力论之间的理论关联。
一
所谓“历史合力”，是指由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社会有机体的多环节、多因素构成的多维度、多层次的动力系统。
在社会形态层次(最抽象、最根本的层次)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社会的基本结构可以划分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基本层次，由它们构成的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是判别社会形态的基本依据。“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揭示了社会历史运动的本质，是对一切社会历史规律的普遍抽象。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历史是一个包含多样性统一的丰富总体，本质的抽象并不能代替具体的分析，一般性规律不应代替特殊性规律，“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况且，经济因素对历史进程的决定性作用，往往要通过各种环节的中介，在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因素的相互联系中才得以实现。这就需要将历史合力由抽象的层次引入到更为具体的层次(社会结构层次)上来。
在社会结构层次上，经济力与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的辩证运动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社会总是由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构成的具体的社会，这些构成要素同时也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相应的“力”。经济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形成的历史动力)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决定社会历史进程，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但经济力并非历史的唯一动力，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历史动力；经济对政治、文化、社会的决定性作用既非机械的，也非总是直接的。因此，“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当然，这些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总是通过与经济力的相互联系(如依赖经济条件、反映经济要求等)，或者在一定条件下相对独立地作用于社会历史进程。因此，在社会结构层次上准确理解社会历史的合力，既要看到经济力的决定性作用，又要看到这种最终决定作用往往需要通过许多中介环节来实现；既要看到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依赖并通过经济力作用于历史进程，同时又要看到它们自身对历史进程的独特作用机制和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这样，历史合力论就与社会历史发展问题上的“经济决定论”、“文化决定论”、“技术决定论”等机械决定论、单一决定论划清了界限。
在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前提层次上，自然力与社会力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共同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本质上是一部生产劳动发展史，生产劳动实践是理解社会历史的锁钥。生产劳动无非是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生产劳动过程无非是自然力与社会力相互结合的过程。所谓自然力与社会力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就是指人类以社会组织的形式与自然协同进化。这种协同进化从来都是通过共存、冲突、融合等形式的矛盾运动历史地展开的，社会与自然决不允许单单把和谐或斗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社会力对自然力的作用集中表现为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自然力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制约和促进作用突出表现在，自然环境状态即和谐与斗争的哪一个方面在社会与自然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直接表征着相应的社会历史阶段和人类文明程度。自然力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双重作用也以重大自然灾害破坏社会生活、引起社会动荡甚而延缓或加速社会形态更替等非常规形式直观地表现出来。这样，历史合力论就在社会历史发展与自然环境关系问题上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超越了地理环境决定论和唯经济中心论。
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层次上，历史合力是“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人是历史的主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历史是一个自然过程，具有自身的客观规律性，因而人们又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承认人的社会历史主体性，但不能走向唯意志论(历史主观主义、历史目的论)；承认历史的客观性，但也不能走向历史客观主义、历史悲观论。“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最终“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这个“总的合力”实质上就是历史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主体选择性与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统一。而且，“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虽然“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使每一人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但并不因此否认每个意志对历史有所贡献。“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归根到底是人民群众意志的“相互冲突”，因为历史不过是人们的交互活动，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大多数人，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样，历史合力论就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问题上坚持了群众史观，根本区别于英雄史观以及其他一切形式的唯心史观。
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外动力层次上，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与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运动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如果说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运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内部力的话，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过程中，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交往)、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则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外部力。外部力与内部力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历史合力。社会历史发展的外部力，突出地表现为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通过作用于各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运动(内部力)，引起各社会内部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观念变革，从而影响社会历史的进程。“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可见，无论社会历史外部力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多大，但它必须通过作用于社会历史内部力而显现自身的作用。社会历史外部力通过作用于内部力而影响历史进程，内部力规定外部力的作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动力。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历史的合力就是不同社会之问的交往与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运动的相互作用。这样，历史合力论就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内源与外源问题上超越了封闭发展与依附发展、狭隘民族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实现了发展的内部力与外部力的辩证统一。
综上，从根本上说历史合力就是多维度、多层次的各种历史动力的辩证综合。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系统的思想既为我们展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抽象层次、社会形态层次上的历史合力论)，又向我们提供了理解同一历史阶段社会发展具体规律的方法论原则(各具体层次上的历史合力论)。以历史合力论指导当今的社会发展实践必然要求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二
科学发展观在坚持发展方向的坚定性、发展目的的人本性、发展内容的全面性、发展机制的协调性、发展方式的可持续性、发展方法的统筹兼顾性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的社会发展动力系统思想。
在发展方向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发展的根本方向，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的思想。在历史合力论看来，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社会有机体的环节、因素构成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形态更替的根本动力，规定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科学发展观认为，求发展首先必须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是被历史和实践证明了的唯一正确的发展方向。科学发展观强调，始终坚持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关键是要把坚持科学发展同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统一起来，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远目标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性目标统一起来。这就既坚持了历史合力论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运动的基本原理，又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的基本原理有机地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把阶段性发展战略与根本性发展方向辩证地统一起来。
在发展目的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历史主体选择力与客观规律制约力相互作用的思想。在历史合力论看来，人是历史的主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历史是一个自然过程，具有自身的客观规律性，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历史发展就是一个“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并最终“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的过程。这个“总的合力”的实质就是历史主体选择性与历史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统一。科学发展观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又反对为发展而发展的“唯发展主义”；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坚持把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当作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当作科学发展的根本目的。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坚持以人为本，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实质上就是要以人民群众为本，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人民群众看做历史剧作者与历史剧中人的有机统一，看做发展手段与发展目的有机统一；就是要在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又好又快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基础上，正确应对社会利益格局变化，统筹兼顾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利益，充分调动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一切积极因素，激发一切社会活力。这样，科学发展观就在坚持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历史主体选择性与历史客观规律性、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辩证统一的原理的基础上，鲜明地突出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创造中的主体地位，具体生动地再现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进步是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辩证统一的基本原理。
在发展内容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发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经济力与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的辩证运动的思想。在历史合力论看来，社会有机体总是由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社会管理、社会组织等层面上的狭义的“社会”)构成的具体的社会，这些构成要素同时也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相应的“力”，其中的经济力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决定社会历史进程。但经济力并非历史的唯一动力，它总是要通过与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的相互联系和凭借许多中介环节发挥其最终决定性作用。因此，在社会结构层次上，社会历史的合力就是经济力通过许多中介环节成为历史的最终决定性力量，同时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依赖并通过经济力作用于历史进程。正是在此基础上，科学发展观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强调坚持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努力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既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又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内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是要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推动政府、市场与社会良性互动，妥善处理社会矛盾，建构公民社会，促进社会和谐，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可见，科学发展所要求的全面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根本基础和重点，涵盖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建设的全方位发展。这样，坚持全面发展既与社会结构层次上的历史合力论在精神实质上达到了高度统一，同时又根据中国实际赋予了历史合力论以具体的内容和鲜明的中国特色。
在发展机制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协调发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历史动力系统各环节、各要素相对平衡运动的思想。按照历史合力论的观点，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是一个由多因素、多环节构成的不平衡的动态系统。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发展过程就是一个社会动力系统由不平衡逐渐趋向相对平衡，然后引起新的不平衡再逐渐趋向更高级的平衡的矛盾运动过程。如果社会动力系统长期处于不平衡状态，就可能导致社会发展失调甚至崩溃。这就要求我们主动协调各种社会动力，坚持社会协调发展。针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协调发展主要是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城乡发展、协调区域发展。经济发展是在社会中发展、以社会组织的形式发展、依靠社会力量发展，最终也是为了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前提、基础和根本保障，这就要求必须协调经济社会发展。此外，只有协调城乡发展，才可能为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从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只有协调区域发展，才能从根本上确保发展所需的稳定社会环境，才能建成真正全面的小康社会，最终走向共同富裕。可见，坚持协调发展既是科学发展观对发展机制的创新，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历史合力论关于社会发展的系统性要求。
在发展方式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可持续发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社会发展的实质是自然力与社会力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的思想。在历史发展的前提性层次上，历史合力论认为社会发展的实质是自然力与社会力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这就为我们超越环境与发展的二元对立、创新发展方式、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了世界观基础和方法论原则。科学发展观不仅坚持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原则，而且为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明确内涵。这就是要超越先污染后治理、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低效益的资本主义传统工业化道路，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正确处理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运筹学的发展史篇5
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的形成是由于社会分工和普遍交往形成的，以现代生产方式为基础，因此能够使个体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极大地释放，从而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渗透力较为广泛、示范意义较为典型。现阶段，世界历史已经走进世界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资本主义席卷全球，世界政治结构体系中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横行，作为少数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如何在资本主义的世界潮流中生存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党和中央关注的焦点问题。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的提出，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和出路，是基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同时也借鉴了国外发展的经验和优秀成果，是世界历史和当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世界历史和当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二、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
世界历史理论精神实质的集中体现
1.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世界历史的根本动力
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不仅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基础,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彰显出了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即发展。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之中生产力的自身运动最终促进了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同时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内部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不同的分工，人们之间的交往也会随之而增强，世界市场随着人类交往活动的不断扩大就建立起来，世界市场能够冲破民族和国家的地域壁垒，加强各民族的融合，使所有民族的生产活动和生活活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世界交往的不断扩大，逐渐成为民族历史转变成世界历史的根本动力，另一方面，只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世界历史才能够得以形成，这恰恰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的内涵。科学发展观之所以强调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因为现阶段我国存在着生产力水平比较低、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等问题，以及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性改变，作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素，发展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不仅仅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2.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世界历史的出发点与最终归宿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的出发点与最终归宿，彰显了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精神实质。在马克思看来，一个人最终发展的程度是由世界历史所决定的，而人类发展的程度又决定着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推进的程度，可以说人类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形态就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从一定意义上讲，在世界历史形成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历史过程。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既是世界历史的出发点，又是世界历史的最终归宿。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挥人民首创精神，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各项权益得以实现，走共同富裕道路，能够为任何阶段实现人全面的发展创造条件，符合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
3.科学发展观基本要求是对世界历史形成和发展的根源的警示
马克思指出，世界历史形成和发展根源是资本和资本主义。资本的本性是贪婪地攫取最大化的利润，一方面，资本具有强大的推动力，使生产力得以快速发展，是推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源泉；另一方面，资本具有强大竞争力，在资本主义的没有底线的贪欲面前，资本以一种看不见的力量迫使所有资本家寻求技术上和结构上的革新，以增强他们自己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实力。资本为了追求增值，打破狭隘的民族地域历史界限，开拓新的空间，形成了世界市场，使生产和消费成为世界性的，但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金融危机、生产过剩、全球环境问题等，阻碍了世界的进一步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世界历史形成的根源，是一种关于资本和资本主义的精神实质的警示。基于全球化的经济发展趋势，我国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创意，坚持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性的发展，以有利于世界历史的发展为战略原则。中共十在会议中不仅提到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同时还提到了生态文明建设，提高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地位，推行绿色、循环和低碳发展，希望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并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策略，比如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等等，这就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和创新。
4.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灵活运用
运筹学的发展史篇6
上海市高中历史新教材，打破了数十年来中国和世界历史分开的中学历史教材体系，创造性地采用中外历史合为一体的结构体系。编者以15世纪来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为基本线索，把中国历史融进世界历史中，将中国作为世界的主要国家之一加以重点叙述，对中外历史进行联系和比较，更好地使学生了解今天世界与中国现状的由来。如何才能有效地贯彻新教材“从世界大背景下看中国”的意图，关键之一在于怎样进行历史比较。笔者所在的华东师大二附中，自1991年进行第一轮课程教材改革试点，至今已有七个年头。高一任课教师就历史比较进行了各种不同教学方法的探讨与尝试，初步摸索出一种适应新教材的新教法。即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运用历史比较法在课前筹谋教学建议，课中研讨教学问题，课后评价教学效果的历史比较教学法，现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以期共同推进新教材的普及工作。
一、筹谋建议
1.教师编制历史比较题是学生筹谋建议的参考
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运用历史比较法在课前以新课预习的方式筹谋教学建议是新教法的第一步。在这里，教师的主导作用不可忽略。为使新课预习能顺利进行，课前教师需花大量时间精心设计历史比较题，作为学生预习新课筹谋教学建议的参考。为此，笔者所在的高一年级备课组，每周进行一次集体备课，有计划地学习各种专业书籍，如刘宗绪主编的《世界近代史》、王斯德主编的《世界现代史》、《世界当代史》、马克yáo＠①主编的《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等等。有目的地搜集各类历史考卷中的比较题，如上海地区的会考、高考试卷，全国各地的考试试卷以及各类中学历史教学杂志中的历史比较试题。通过学习和搜集达成共识：在历史教学中有很多可以用来进行比较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在选择时，要注意两点：一是彼此之间有关联，二是同一属性或同类关系。基于此，我们根据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及高中会考纲要，就高一年级教材上下两册，编制了几十道历史比较题。这些比较题，有同一时期的中外比较，也有不同时期但属同类事件与现象的中外比较；有外国不同时期同类事件与现象的比较，也有中国不同时期同类事件与现象的比较。通过各类比较，找出其各同特征和各自特点，以便把握历史事件与现象的本质和规律。
2.学生补充历史比较题是完善教师建议的方式
历史比较能否成功，所谋建议是否有效，不仅取决于教师的精心备课，还涉及到学生的认真预习。从某种意义讲，课前准备应是教师备课和学生预习完整的有机的结合。因此，笔者将编制的习题打印成册，分发给高一年级的每位学生，让他们在课前根据所发习题册，结合教材进行新课预习。预习时，就教材提出重点、难点，再补充可以进行比较的内容，自行设计历史比较题，以完善教师的建议。
由此可见，在新教法的第一步教学程序中，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教师指导学生筹谋历史比较建议，学生完善教师的历史比较建议的指导过程，师生共同筹谋历史比较建议，准备历史比较方案，“导”与“体”密切结合，才是实施新教法的必要前提。
二、研讨问题
1.教师拨正历史比较思维是学生研讨问题的关键
有了必要的前提，还得有重要的手段。如果说前提是条件，那么手段便是实现前提的基本措施。而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在课中运用历史比较法大胆地研讨教学问题，就是一种重要手段，是新教法的第二步。此步可分成两个环节，一是在学生预习的基础上，以课堂研讨形式亮出各自思考的历史比较观点。必须指出，学生所提观点或问题可能深度不够，也可能会是偏题、怪题，这就需要教师根据自己对教材的设计与理解，将学生的比较思维引向正确的历史思维轨迹，并时刻告诫学生，切勿刻意追求比较，需要比较的是大局。第二个环节是研讨历史比较题。学生研讨时，教师力求参与，这样可随时切准学生的历史思维脉搏。如课堂研讨陷入僵局，教师必须正确诱导，帮助学生找出问题的关键与实质，抓住重点和难点，指导学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历史事件与现象进行全方位的比较。
2.学生进行历史比较思维是充实教师计划的手段
笔者常常会遇到这样一种现象，一些思维敏捷的学生会突如其来地提出意想不到的有创意且颇有见地的高质量的问题，这对教师来说是相当棘手的。如何才能对付学生的“下马威”，就需要教师对教材有较深刻的研究。不仅要理解教材每一章、每一节的序言部分，而且要掌握教材的难点与重点，甚至要吃透编者每一段话、每一句话的意图。这样才能高屋建瓴，对学生提出的疑难问题应付自如。
在新教法的第二步程序中，教师仍是主导，学生还是主体。教师拨正学生历史比较的研讨思维，学生充实教师历史比较的研讨计划，师生共同研讨历史比较问题，“导”与“体”互为补充，才是实施新教法的重要手段。
三、评价效果
以必要的前提为基础，运用重要的手段，最终对整个教学过程作出概要的评价，将条件、措施与效果统一成一个整体，这是新教法的第三步。为此，笔者常在课后围绕历史比较专题与学生共同分析与总结。在这步程序中，教师再次成为主导，学生仍然是主体，“导”与“体”相辅相成，才是实施新教法的最佳效果。师生一起分析成功与失误，在轻松和谐的氛围中，评价新教法的效果，并得出以下结论：
1.新教法有助于学生发散性思维能力的培养
就中学历史教学发散性思维能力而言，其要求包括：善于发现并提出问题，尤其是疑难问题；善于比较分析问题，阐述独到见解；善于在各种不同的观点中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我校高一学生在课前以教师编制的各类历史比较题为参考，对即将学习的新课进行预习，预习过程实际就是发现问题并提出问题的过程。在新课预习中，学生经认真钻研教材，定会发现一些问题，并在以后的课堂研讨中提出这类问题。
2.新教法有利于学生主体作用的发挥
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由组织教学、复习旧课、讲授新课、巩固新课、指导练习五个环节构成。这种固定化的课堂教学模式，既束缚了教师的创造性，又抑制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可见，突破传统的单一的课堂教学模式，进行课堂教学结构的整体改革，变教师的满堂灌讲授为师生共同活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已迫在眉睫。
变“教”为“学”，是在教师的精心组织与指导下，由学生展开自学活动。自学活动的形式不拘一格，而运用历史比较法在课前筹谋教学建议、课中研讨教学问题、课后评价教学效果，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形式。在课前筹谋、课中研讨与课后评价中，学生提出问题进行争辩，各种信息“聚焦”，各种思维方式“大碰撞”，才能的充分施展，使学生不仅在心理上得到满足，而且在能力上得到锻炼。况且，在课堂研讨与课后评价中，由教师单纯传授变为学生互动，教学信息的传递由单向变成多向，教学方式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得以展现，学生的主体作用便会充分地发挥出来。
3.新教法有益于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
1991年上海实行课程教材改革以来，在培养能力、发展智力、加强基础等方面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1996年，新教材的全面推广更说明了这一点。然而，教学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要真正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课程教材改革仅为其中一部分，对传统教学模式的改革尤为重要。教无定法，教学模式不可落窠臼，但有一定必须是相同的，即以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为基础，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在教师的主导作用下，由学生运用历史比较法在课前筹谋教学建议、课中研讨教学问题、课后评价教学效果，这是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的较好手段。学生主体作用的发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训练，将有益于学生素质的提高。
后语
综上所述，运用历史比较法在课前筹谋教学建议，课中研讨教学问题，课后评价教学效果是新教法的三部曲。而核心于三个步骤的是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这一基础，如图所示：
运筹学的发展史篇7
关键词党的建设群众路线科学方法
党的建设把握规律性、实现科学化，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兴旺发达的重大问题。党的十报告提出要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这是我们党站在时代和全局高度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这一重大战略任务，要求我们要准确把握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建设规律，以科学的方法推进党的建设。
一、以科学方法提高党的科学水平，必须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
一要掌握历史的方法。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从革命走向执政，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党的历史方位发生了重大变化。推进党的建设，要充分认的建设的阶段性特征，搞清楚党的建设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和历史沿革，善于借鉴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同时，还要研究世界其他国家政党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把其他国家政党建设的方法、规律作为“他山之石”，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提供有益的借鉴。
二要坚持群众路线的方法。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它回答了我们党的全部工作为了谁的问题；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路线，它回答了我们党的一切工作依靠谁的问题；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认识路线，它回答了我们党的正确认识从哪里来的问题；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它回答了我们党的工作的内容就是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推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拓宽联系群众的渠道，完善科学决策的机制，努力形成密切联系群众的良好氛围。要在广泛开展党的群众路线再教育，使党员干部明白，群众路线的方法永远不会过时，再发达的交通工具、现代传媒，也代替不了与群众面对面地沟通、交流；深入群众之中，直接听取广大群众的心声，解决他们最关心最直接的现实问题，这是新形势下推进党的建设最基本、最有效的方法。
三要坚持统筹兼顾的方法。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发展，各级党组织都要掌握和运用这一科学方法。要不断统筹整合发挥各种优势，统筹发挥好党的政治优势，重点是通过强化思想教育和政治动员等，进一步强化党的政治领导功能；统筹发挥好党的组织优势，主要是发挥党组织对其他各类组织的领导和带动作用，凝聚和调动各方面的力量；统筹发挥好人才、教育、信息等资源优势，发挥相关资源为党的建设服务的整体效能，促进党的建设科学发展。
二、以科学方法提高党的科学水平，必须不断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建设规律
一要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我们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不断做出新的理论概括，推进理论创新，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我们要坚持不懈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扎实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不断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我们要紧密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历史任务，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加强党建理论研究和创新，努力把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客观规律，推动好、发展好、实现好党的建设科学化。
二要以科学制度保障党的建设。制度建设既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党的建设重大保证。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建设，既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又是党的建设科学化的重要保证。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着眼于抓根本打基础，着眼于相关制度的协调、衔接和确保各项制度得到有效执行，提出40多项制度性规定，适应了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符合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意愿要求，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提供了制度保证。
三要以科学创新推进党的建设。以科学创新推进党的建设，最根本的是要系统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牢牢把握党的建设的正确方向。要继承和弘扬我们党在实践中积累的成功方法，既要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又要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积极创新党的活动方式，根据时代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不断探索运用现代管理学、组织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科学方法，搭建党员和党组织充分发挥作用的广阔舞台，促进党建工作的科学化。
三、以科学方法提高党的科学水平，必须不断地探索运用现代科学方法
一要学习运用信息网络的方法。当前，党的建设要顺应信息化潮流，就要研究如何运用信息化手段为党的建设服务，把信息网络优势同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结合起来，为党的建设插上高科技的翅膀，来推动党的建设创新和发展，这也是新形势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必然要求。加强党对互联网的运用和管理，提高党员干部运用信息网络进行引导和管理的能力，通过整合创建党员干部学习网、干部网上学院，建好用好基层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增强基层党员干部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断创新党的活动方式。
二要推广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针对当前党建工作中存在的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原则要求多、量化指导少的现象，迫切需要推广运用树立统计分析的方法，建立完善党的建设工作普查、典型调查、重点调查、抽样调查等制度，继续完善党风廉政建设、组织工作满意度调查制度，定期对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状况进行调查分析，对领导班子、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的素质、结构等进行树立模型分析和预测，对党员队伍的数量和规模进行深入分析和论证，通过系统地、定量的掌握情况，为党的建设提高科学可靠的决策依据和方法途径。
运筹学的发展史篇8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现实基础；哲学基础
“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1]它是立足于社会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总结中国发展实践，借鉴外国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一、科学发展观的现实基础
任何理论都是时展的产物。马克思早在1843年的《导言》中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科学发展观的生成源于我们党对世界发展道路的反思，更扎根于中国发展的深厚土壤。
以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刻全面地总结了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这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现实基础。党的十七大指出：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了一系列新的特征。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业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扎实贯彻，同时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社会主义主文化建设更加繁荣，同时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的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高。这些现阶段的特征表明，我国已经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的攻坚时期、社会矛盾的凸显时期。我国发展既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空间，也承受着来自于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巨大压力；我国发展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面对我国新世纪新阶段的社会现实，我们要解决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永续发展，就必须把握发展规律、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形成新的发展理念。这也就要求我们全面认识、把握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体系及其各种矛盾之间的相互地位和关系，统筹兼顾，既要全面把握，又要突出重点。科学发展观就是立足于新世纪新阶段的社会现实，总结我国以往发展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应运而生。
科学发展观不仅立足于新阶段新世纪的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更是立足于当今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的现实，扬弃了国外发展经验。当今世界各国迈向现代化，几乎都经历了社会发展的转型期。“由于长期单纯的追求经济增长，忽视了社会发展和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能源和环境的保护，出现了一系列发展的问题。如：有些国家走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为解决生态严重恶化问题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有些国家由于经济结构失衡、社会发展滞后，导致了发展质量不高、后劲不足；有些国家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失业增加、官员腐败、政治动荡等问题。”[3]这些国外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都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了反面的教训，科学发展观就是在对国外发展道路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
二、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
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观点，“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4]它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它的哲学基础。
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5]，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唯物辩证法认为，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事物的普遍联系是同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密不可分的，每一事物或现象的存在都是受周围具体的、历史的条件所制约，事物联系和发展的形式是多样的，事物的联系和发展是不断深化、没有止境的。事物的相互联系包含事物的相互作用，而相互作用必然导致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使事物原有的状态和性质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化。矛盾就是联系，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事物的发展是事物内部及事物之间的矛盾相互作用的结果，唯物辩证法就是关于矛盾的学说。科学发展观是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原则和永恒发展原则的辩证统一。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协调、统筹兼顾的思想是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体现；坚持“第一要义是发展”是唯物辩证法永恒发展的体现。经济社会发展是其内部各种矛盾相互作用的结果，运用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就是通过全面协调、统筹兼顾各种社会矛盾，科学处理这个矛盾体系中的各种关系。党的十七大报告正是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正确地分析了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体系，提出了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矛盾的基本原则，指出要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不仅“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6]而且“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筹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科学发展观在强调发展中坚持全面协调、统筹兼顾的同时，又抓住重点，坚持了发展中重点论和两点论的统一。
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为核心，用“以人为本”来统帅经济社会发展，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唯物史观认为，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人民群众不仅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而且是唯物史观主张的价值主体，也是唯物史观考察的科学客体，人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归宿，“以人为本”是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把人民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依靠力量，这是对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动力的价值认同和肯定。同志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7]
综上所述，科学发展观是立足于现实，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得出的关于发展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全国上下要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就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地分析中国社会新世纪新阶段的现实特征。
参考文献
[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
[3]辛世俊.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牢固确立以人为本的核心地位[J].学习论坛，2009，6.
[4].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54.
[6].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7].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
运筹学的发展史篇9
[关键词]高等教育跨学科思维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实践课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437（2015）11-0020-02
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1]然而，国家的现代化依托于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依托于教育的现代化，高等教育的现代化更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众所周知，高等教育的现代化离不开创新，特别是教育理念的创新。在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关注知识的传播，还要关注受众即大学生的反馈，关注教学的效果。虽然从学生的角度考虑教学并不是新鲜事物，但是在新的形势下，对于大学公共必修课，特别是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之一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来说，这一方法有了新的价值和指导意义。笔者拟结合教学实践，谈谈跨学科思维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实践课中的应用。
一、《中国近代史纲要》实践课教学的困境
自2005年起，根据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文件，《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等被列为高等院校的公共必修课。河海大学的特色教学之一就是思想政治课包括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而实践教学成为思想政治教学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常态化的教学模式。实践教学关注的是“一个主体，两个结合”，即“以学生为主体，实践教学与科研活动相结合，实践教学的系统化与个性化相结合。以学生为主体，就是要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让学生去想象，去实践。实践教学与科研活动相结合，就是通过学生申报课题项目、撰写读书报告等实践形式，全面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学术研究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和论文写作能力，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团队精神和公共责任意识。实践教学的系统化与个性化相结合，就是在努力发挥实践教学系统整体的同时，设计和优化实践教学的多种形式，并针对不同学科、不同专业学生群的实际需求，设计不同的实践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使不同兴趣、不同特长和能力的学生都能得到有效训练和发展”。[2]这受到学生的欢迎，也得到教育部社科司副司长的高度评价。
自2006年以来，河海大学《纲要》这门课的实践已开展近9年了，在指导学生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有新的探索和发现。由于《纲要》课程面向全校所有专业的学生，这些学生的中国近现代史知识基础不一样，他们对这门课的接受程度、认知程度和消化程度也有所不同。这种差异性会影响到他们对《纲要》理论课和实践课的学习效果，最终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因此，有必要寻找拉近师生距离及学科距离的方法，而跨学科思维在《纲要》教学（特别是实践教学）中的应用，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二、跨学科思维在《纲要》实践课中的应用价值及应用方法
跨学科思维的概念源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跨学科概念的提出和学科之间的融合及渗透相联系，学科间的融合和渗透源于世界的整体性联系。法国学者博索特根据学科结合的不同形式，把跨学科的类型或途径分成三种：“一是线性跨学科，即把一门学科的原理运用到另一门学科中去;二是结构性跨学科，即在两门或两门以上的学科结合中产生新的学科;三是约束性跨学科，即在一个具体目标要求的约束下，实现多学科的协调和合作。”[3]
跨学科思维在《纲要》实践课中的应用，有助于学生关注其所在专业、学院、学科方面的发展历程，有助于关注其学科领域的知名人物的成长史，有助于检验他们的专业知识技能在历史问题中的运用，有助于拓宽学生的专业知识面，有助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此外，跨学科思维的应用，还有助于他们感受政治、历史对其专业发展的影响;感受国家命运、社会命运与个人命运的关系，从而更好地发挥这门课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运筹学的发展史篇10
1989年2月5日，农历大年三十，中国现代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展，开始了为期15天的混乱、“狂飙”与展示。除了3件与性有关的作品被撇下外，其他297件作品都得到了展示。包括争议最大的作品《1号》(王广义)，被反对者看作是将领袖关在笼子里，在筹委会的据理力争之下，也得以展出。现在看来，后来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留下重要位置的作品，如吴山专《今天下午停水》、黄永《(中国绘画史)和(现代绘画简史)在洗衣机里搅拌了两分钟》并无多少技术难度，它甚至宣告了“艺术的终结”，艺术家的本质绘画趋于破产，观念艺术开始大行其道，渐成超越行为艺术的主流“艺术形态”。
而行为艺术模式由于不仅仅事关艺术家与作品本身，它还触发了社会的、伦理的、环境的、他人的种种“素材”，因此在中国引发两个向度的收缩：来自官方的不满和来自民众的不解。大多数中国的行为艺术家在“观看”与“介入”之间没有找到“自我”，他们迷失在自我表演的荒诞喜剧之中。
这注定80年代末期中国艺术的前卫与新潮运动泥沙俱下，与同期的诗歌运动有着不谋而合的精神趋同，但显然，艺术正在通过这些初尝艺术之路的艺术家们彰显其权力、对生活方式的影响以及哲学思考。在此后的20年间，泛化的艺术与生活结合在一起，来到普通中国人的身边，人们在学习不再将低劣的作品奉为天神，也不对那些缺乏创造力的作品表示倾慕。
而在’89美术大展之时，行为艺术家们仍然在用、在里根脸盆里洗脚引人注意。非参展的艺术家们不甘心置身’89大展事外，来自大同的两个人身裹白布缓缓走入中国美术馆，然而却被抓住并赶走；另一位非参展艺术家张念，则坐在二楼展厅里“孵蛋”。这种艺术行为类似于幼童心理，在超过三个人的场合，一旦孩童不受人注意，就会通过表演、吵闹试图回到“视觉中心”。艺术家们和批评界从来没停止过反思业已成立的作品，“当时是恰好的”这一界定使得艺术作品新闻化，也成为易碎品、可怜的遗物、历史的旁据，若不传播则无法通过艺术品本身实现其永恒的价值。
20年后，心平气和地重新评估这次展览及其引发的一系列事件，以及艺术、艺术家、艺术品在20年间所发生的剧烈变化，也许更能多一些探讨的空间。
对’89美术大展的解读需要去政治化
面对’89美术大展这一标志性的事实，在场者与外界有意无意会放大其与社会政治层面的关联。20年来关于’89美术大展的叙事和论述，所选取的叙事策略是前卫艺术运动与主流政体、与官方艺术的格格不入和对抗游戏。艺术不再是膺服于权力的产物，它有自己的宣言、主张和来自艺术家的身体力行。而论者大多在政治化意义上多有阐发，即便是建立在现代性的思潮之上，也用相当篇幅来谈论其与中国现实之间抗争的英勇和功勋。
但仅仅这样是不够的，或者说，这是用―重性代替多元性的思考，在某种程度上，抹杀了随之可能展开的、深入探究这一标本的可能性。而且，需要警惕的是，它会作为艺术界的一个案例，被纳入和吸收进那个时代演进过程中宏大叙事的一个音部。这使得深入探究变得更难了，仿佛是“随大流”的一次壮举，英雄主义的赞歌。多年以后，参展艺术家因之万众瞩目，而那些未能参展的艺术家则被边缘化，甚悔未能搭上这趟车。
艺术的功利主义和反抗精神不是我们要讨论的主题。而是，什么样的时代都需要有人做艺术、谈艺术，’89美术大展是一次必然事件还是偶然事件?如果是必然事件，即便不在中国美术馆，不是由高名潞牵头做，它迟早会发生。事实上也如此，同一历史时段当中，’85美术新潮已经诞生了一批艺术家，珠海会议、黄山会议、厦门达达、西南艺术家群落等等，艺术家们在新的历史契机下，走上了个人心灵史的追寻和重塑之路。
所以，’89美术大展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事件，有其诞生的土壤和生态环境。但我们必须首先把它还原成一个孤立的历史事件，在它的内部、在艺术的范畴内来谈论它。艺术的边界并非无垠，走得太远，容易迷失本性；走得再远，还是要回到艺术本身。
据此认为，’89美术大展的价值在于，它首次、最大规模地汇聚了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艺术家作品；它首次将地下艺术运动引入公众展览的视野，并与社会有效互动(请注意，不要过分强调中国美术馆的场所意义，那只是因为农展馆没有谈拢；请注意，不要过分强调与社会有效互动的政治干预，那只是艺术家生逢其时的不得不为之，是艺术的外延而不是内涵)：它首次与官方艺术机构和主流艺术形态面对面碰撞，并在以后的20年间，分散、取代与转移了艺术的权重；它首次形成了前卫艺术家的松散联盟，并在随后土崩瓦解。
分化的艺术、主义、道路与观后镜视角
’89美术大展的参与者，以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艺术家和批评家为主，目前已是中国当代艺术界的中流砥柱。他们和他们的追随者构成了中国当代艺术的一部活动版图。
那时还没有“策展”一说，通称“筹展”。词汇上的变化可以看出艺术界策展人地位的变化。筹钱、筹作品、筹场地、筹帮手、筹机构合作，这就是高名潞作为’89美术大展“筹备委员会总负责人”该干的事。当年，他可真有点“一筹莫展”。
在“中国现代艺术展筹展通告(第一号)”文件中，标明了举办单位：“《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美术》杂志、《中国美术报》、《读书》杂志、现代艺术沙龙。筹备工作由展览筹备委员会负责。筹备过程得到了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美术馆的大力支持。标明了顾问：“汝信、李泽厚、刘开渠、吴作人、沈昌文，邵大箴、唐克美、靳尚谊、葛律昌。”也标明了筹备委员会成员：“甘阳、张瑶均、刘东、刘骁纯、张祖英、粟宪庭、高名潞、唐庆华、杨丽华、周彦、范迪安、王明贤、孔长安、费大为。”
这些支持者囊括了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在相关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人。20年过去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最为人诟病的是几乎沦为西方当代艺术与收藏的附庸，相较其他文艺形式突飞猛进，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走上了一条唯一的管道，即接近西方。而中国当代艺术理论的孱弱更是无法给艺术家的自主创作提供指引。
一方面是中国传统艺术的覆没，另一方面是当代艺术的附庸性，20年中国艺术的发展并没有获得更大的提升空间，除了在全球化与消费主义的实验室中，艺术品日益有变成硬通货的可能。
分化的道路是明显的，一部分艺术家在’89美术大展后奔走海外，这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一条隐性线索，包括肖鲁、徐冰、黄永、朱金石等等；另一部分则建立了初步的艺
术家群落，从圆明园画家村到宋庄，再到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艺术区，形成中国的艺术家部落。这种分化可以用图表来诠释：
这是一张对比列表，为清晰区分其分化而设立，也有介于这二者之间的。分化的道路在二者之间摇摆，20年间形成不同的道路、风格和主义。但所有的主义都是“临时主义”，因为在后现代思潮席卷的境遇下，并没有新的思潮能够建立一个已经被颠覆的新世界。这是当代艺术，甚至是国际当代艺术面临的普遍尴尬：理论不够用了，
而新一代的群体，生于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人怎么看待’89美术大展的这次集结，以及随之而来的分化?80年代、90年代的新一批艺术学徒们，关心那政治与艺术纠结的时代大背景吗?为什么一定要关注?忘记历史有什么不好，面临的问题和精神危机全都不一样了。饿饭时代和革命时代有其相应的艺术，而一个物质不再匮乏的和平时期，重温历史，感兴趣的兴奋点就不一样了。
新一代人看老一代艺术工作者们的视角不一样，他们运用的是“观后镜原理”。往后看不是为了温故、回到现场，而是向前进。至少他们应该认为，当年参展的那些作品，模仿大师们的痕迹太重了，技术上太粗糙了，青春期的痕迹太严重了。艺术需要往前走。
肖鲁开枪事件真相和’89美术大展的遗产
当年，肖鲁用电话亭创作了装置作品《对话》，并连开两枪。在人们的叙述中，“开枪”、“中国美术馆”、“’89美术大展”成为一串叙事的糖葫芦，而“开枪”是最刺激的举措，具有传奇、冲突与戏剧性。
但这是一个被反复利用和误读的叙事主体，无论是肖鲁本人还是开枪这一事件本身。首先，肖鲁开枪的意愿并不是创作计划的一部分，当年她的人生处于灰暗期，是为了藉开枪为个人情感寻找释放的出口。但这一事件被与政治、意识形态、行为艺术挂了勾，从而完成了艺术史上最大的一件共谋，一个样板被树立起来了，肖鲁无意间成为艺术英雄与榜样。在历史的缝隙中，一个女性这样出场了。她的辩驳与澄清被淹盖在旁人的话语洪流之中，没人听见她说：“我不是一个艺术家，我是一个走不出情感的人。”
人们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部分，而对事实忽略不见。这是谎言的艺术。在战场上，走火也是战士，人们是多么希望听到枪声啊，于是枪声就出现了，普通的一枪变成神奇的一枪，个人的一枪变成集体的一枪。
其次，在开枪事件的人选上，20年来也存有纠葛。普遍认为是唐宋和肖鲁两人。一直到近两年，肖鲁从境外回来，发出声音，人们才知道开枪的因由和执行者。正是由于肖鲁的沉默和唐宋单方面的阐释，这一事件才被误认了很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