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的启蒙篇1
关键词：卡西尔;启蒙哲学;现代意义
一、卡西尔启蒙哲学思想的理论来源
新康德主义诞生于欧洲大陆刮起了“回到康德去”的热潮，他们要求重新回归康德哲学，对康德哲学作了全面细致的考察、继承与发展。特别是对康德哲学中的道德哲学部分的论述，使得新康德主义者找到了道德哲学与人类真理的契合点，引申出道德的绝对价值观，将价值哲学作为新康德主义者核心讨论的问题，并从中找到了自然科学和社会历史科学的方法论，为卡西尔的启蒙哲学方法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首先，卡西尔系统地接受了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柯亨的思想。柯亨认为：第一，通过逻辑结构可以为数学和自然科学找到逻辑根据；第二，文化在人的对象化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通过文化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可以使人回归到人本身。这种观点为卡西尔的启蒙哲学提供了全新的视野，一方面，在启蒙哲学中卡西尔十分强调数学和自然科学在启蒙中的作用，尤其是牛顿自然科学方法；另一方面，在梳理启蒙哲学的发展脉络过程中，卡西尔无时无刻不在运用文化的视角，他的启蒙哲学方法论也是他的文化哲学的一部分。
其次，新康德主义的弗莱堡学派也在方法论上给予卡西尔以启发。李凯尔特引入“价值哲学”的概念对自然科学和社会历史科学进行区分。他用缝制衣服作比喻，认为自然科学喜欢缝制同样适合保罗和彼得的衣服，而社会历史科学则不想缝制同样适合保罗和彼得的衣服。也就是说，在研究方法上，自然科学的研究应该利用一般化的方法，而社会历史科学则应该利用个别的方法，这样，价值哲学与实证哲学就可以区分开来。卡西尔的方法论深受这种观点的影响，主张把方法论的原则运用在启蒙的各个领域。
二、卡西尔启蒙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
在对启蒙哲学的理解上，卡西尔认为以往的启蒙哲学发端于启蒙运动形成的“体系癖”怪圈，阻碍了启蒙哲学的发展，使启蒙哲学成为了所谓的“反应哲学”。在这种“体系癖”的影响下，启蒙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反映和描绘生活。正如大多数思想家那样，在谈论启蒙哲学时，往往只是按照时间顺序对启蒙的种种思想进行考察，而没有触及到启蒙哲学的更深层面。卡西尔正是看到了这种表面研究的弊端，他说，“要描述启蒙哲学，不能只考察他们的观点的总和或表述这些观点的时间顺序，因为启蒙哲学与其说是由一些个别学说组成的，不如说是由一般理智活动的形式和方式组成的。”[1]也就是说，真正的启蒙哲学，不是启蒙思想家的观点和言论的总和，而是要“着眼于它的发展过程，着眼于它的怀疑和追求、破坏和建设，才能搞清它的真正性质。”[2]
同时，卡西尔还提出分析还原和理智重建的方法论，这不仅是启蒙哲学的最根本的方法论，也是被启蒙运动树为旗帜的“理性”这一官能的真正功能之所在。卡西尔用拆装机器比喻他的方法论原则，他认为，“所谓认识某一对象，就是把它分析、还原为它的终极组成因素，然后在思想中把这些因素重建为一个整体。既然我们能够像拆装一部机器一样分解和重建一个对象，比方说一种心理现象或社会现象，我们不就对之获得了绝对精确而又完备的知识了吗？”[3]这种分解和重建的过程就是对对象的系统认识和理解过程。能够拥有这种分析和重建能力的就是理性。他认为理性不是先天存在概念，而是作用概念、功能概念，它具有分析还原与理智重建的双重功用。理性的性质和力量只有根据它的功用才能看清。这种方法论原则不仅体现了卡西尔对启蒙哲学本质的理解，也使卡西尔的启蒙哲学思想更具指导作用。
三、卡西尔启蒙哲学思想的现代意义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启蒙有自己独特之处。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传统文化思想根深蒂固，这些思想中既包括博大精深的优秀思想，也包括一些文化保守主义思想。这就使得中国的启蒙需要对时代进行梳理，取其精髓，去其糟粕，挖掘符合时代要求的思想精华，祛除阻碍社会进步的保守主义。特别是在当下，社会主义现代化蓬勃发展的今天，面对复杂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和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如何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同时开展中国启蒙，也是党和人民需要反思的问题。
卡西尔的启蒙哲学目的在于对传统进行批判，并回到传统，对传统作出一种适合现代的重建。这一点对于中国启蒙有很大的借鉴价值。中国的启蒙也应该首先破除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肯定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一面，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重建。我国学者张光芒将卡西尔的这种方法描述为“整合”，这种整合是要在纷繁的近现代启蒙思想中整合出一个体系。他认为，卡西尔的启蒙思想就是在千差万别的启蒙哲学思想中阐述了一个极其严谨、条理分明的伟大的基本观点，这样就可以避开非启蒙、伪启蒙和反启蒙的文化，同时也可以避免产生启蒙思想中的自相矛盾的观点。也就是说，在开展中国启蒙时，我们应该侧重于探讨启蒙哲学思想的原创理论体系，关注启蒙哲学中逻辑同一性的一面，将不同学者的不同观点整合为一种总体性的逻辑体系，切忌孤立的看待个别的启蒙观点。也许，中国的启蒙中恰恰缺少这个重建和整合的向度，导致时至今日中国仍然没有真正步入现代社会。就这一点来说，卡西尔的启蒙哲学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注释：
[1]卡西尔.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版:5.
[2]卡西尔.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版:5.
[3]卡西尔.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版:3.
自然科学的启蒙篇2
关键词：霍克海默;启蒙思想;技术理性批判;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B5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4-0076-02
霍克海默的技术理性批判理论在其早期著作《科学及其危机札礼》中就有所体现，认为科学技术从一开始促进人类进步发展成为一种实证科学，这种实证科学只关心现象而不关心本质的东西，也就是意味着科学已经堕落到只为现实辩护，科学的危机由此出现。《启蒙辩证法》是由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合著的，也是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的代表作。在这本著作中，他们不仅系统地论述了技术理性批判的基本范式，而且也展开了对大众文化批判的一系列研究。“启蒙辩证法”成为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的经典表述。
一、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的奠基之作――《启蒙辩证法》
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霍克海默将其批判的对象指向了近代西方世界所推崇的启蒙精神，认为启蒙精神已经等同化为工具理性。因此，他在该书的一开始就这样论述道：“就进步思想的一般意义而言，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但是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去除神话，并用知识代替幻想”[1]1。就是说，启蒙精神从一开始是作为神话对立面出现的，它主张用理性将人们从神话的愚昧与迷信中解放出来，但是在启蒙运动发展到后期却使得自己变成了一种新的神话。“启蒙为了粉碎神话，吸取了神话中的一切东西，甚至把自己当作审判者陷入了神话的魔掌”[1]8，“启蒙消除了旧的不平等与不公正――即绝对的君王统治，但同时又在普遍的中介中，在所有存在与其他存在的关联中，使这种不平等长驻永存”[1]9。那么启蒙精神是如何演变为工具理性并且导致技术对自然和人的双重统治呢？
在论述启蒙精神演变过程之前，我们首先要对启蒙辩证法的定义做出界定。应当说，《启蒙辩证法》中所分析的启蒙精神确实与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密不可分，因为正是这场运动确立了理性在理论和社会中的统治地位。但是，包括霍克海默在内的法兰克福学派所论述的“启蒙”不是特指这场运动，而是更多地倾向于发生在人类近现代化历程中强调“人类中心主义”和“理性至上”的思想运动。与此同时，“启蒙辩证法”所论述的辩证法也不是一般意义上所指的辩证法即揭示事物的辩证关系或事物的矛盾运动，而是指事物走向反面和自我覆灭的悲剧。实际上，“启蒙辩证法”揭示了重视技术理性和人的自由的启蒙精神走向了自我毁灭和工具理性统治的反面。
在霍克海默看来，在启蒙思想“知识就是力量”的影响下，人们利用科学技术和启蒙理性思想加强了对自然的控制，并最终取得了统治自然的地位。但是，随着人们对自然控制力的不断增长，人对人的控制也在不断增强，也就是说，科学技术既是人们统治自然的手段，也是人统治人的工具。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科学技术的统治不同于以往的强制手段，而是一种无声无息、令人毫无察觉的统治，“这是因为，技术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生活的安逸，统治也以更为沉稳的压榨手段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同时也确定了人类的本能。想象力萎缩了”[1]28。
二、霍克海默技术理性批判的主要内容
霍克海默的哲学理论奠定了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方向和哲学思想，他是法兰克福学派最早对科学技术进行批判的代表人物，他的技术批判理论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技术理性的实质是工具理性
霍克海默认为，在启蒙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理性的代表就是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理性的作用就是创造其他工具的工具，技术也变为了工具。启蒙精神强调功用、效率和计算使得理性变成了计算理性，使得人本身被对象化和物化，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工具化现象变得更为普遍，技术合理性的过程也就验证了理性被工具化的过程。总而言之，在西方工业社会中，“理性自身已经成为万能经济机器的辅助工具。理性成了用于制造一切其他工具的工具一般，它目标专一，与可精确计算的物质生产活动一样后果严重。而物质生产活动的结果对人类而言，却超出了一切计算所能达到的范围。它最终实现了其充当纯粹目的工具的夙愿”[1]23。
2.启蒙精神成为新的神话
启蒙运动本身追求的是征服自然，使人类从现有的世界中解放出来，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因此它丢弃了实质性和因果性等等因素，把一切归结为公式和数字，用来反对神话。霍克海默在此基础上指出，实际上神话中是蕴含着启蒙的因素的，这是因为许多的神话人物都可以被还原为人类本身。在神话故事中，人们利用神创造万物来统治自然，而启蒙精神把一切事物对象化、理性化，运用理性管理万物和控制自然，于是，“神话变成了启蒙，自然则变成了纯粹的客观性。人类为其权力的膨胀付出了他们在行使权力过程中不断异化的代价。启蒙对待万物，就像独裁者对待人。独裁者了解这些人，因此他才能操纵他们;而科学家熟悉万物，因此他才能制造万物。于是，万物便顺从科学家的意志。事物的本质万变不离其宗，即永远都是统治的基础”[1]6。
正是从这种意义出发，霍克海默批判了兴起于科学技术高度发展背景之下的实证主义。他认为实证主义的迅速发展导致了严重的后果，这是因为“认识的任务不在于单纯的理解、分类和计算，而在对每一种当下之物加以明确否定。但是，数学形式主义的中介却是数字，是所有非中介的最抽象的形式，相反，它却一直固守着纯粹的非中介性思维。真实性凯旋得胜，认识却被限定在其重复性之中，思想则成了同义反复。思想机器越是拘泥于存在物，便越是盲目地满足于再现这些存在物。这样，启蒙便返回到可神话学中，知道了摆脱神话学的途径”[1]20-21。
3.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
霍克海默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理性变成了统治人和控制人的技术理性，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随着资产阶级商品经济的发展，神话昏暗的地平线被计算理性的阳光照亮了，而在这阴冷的光线背后，新的野蛮种子正在生根结果。”[1]25这种新的野蛮使得人们的思想逐渐重视技术和工具的实用价值而忽视了对人生和价值的追求，人们的超越性和批判性思想丢失。与此同时，技术的大规模运用使得个人变成社会机器上的一个部件，自我意识和自我价值也随之丢失，“个人被贬低为习惯反映和实际所需的行为方式的聚集物。泛灵论使对象精神化，而工业化却把人的灵魂物化了。自然而然地，经济机构，甚至在全盘计划之前的经济机构，为商品设定了决定着人类行为的价值”[1]22。这样一来，科学技术就变为了一种新的统治方式并起着意识形态的作用。
三、霍克海默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的评价
虽然霍克海默的技术理性批判思想并没有像法兰克福学派其他代表人物那样明确和系统，但是他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开辟了其他哲学家例如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因此他的这一思想存在着合理性。
一方面，霍克海默认为科学技术具有双重效应，并且主张科学技术应该以为人服务为出发点。在他看来，科学技术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与此同时，当代社会中的科学技术已经变为一种管理人和控制人的工具，具备了意识形态性。科学技术本来应该是人们解放自身的工具，但在现实中却成为了一种新的“神话”，对人进行奴役和束缚。他的这一观点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科学技术的地位，并且在运用科学技术时更好地注重人的价值实现。
另一方面，霍克海默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异化现象，并指出现代社会中存在着一种新的统治形式。它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盛行，技术已经统治了整个社会，导致了人们否定性和超越性特征的丧失，成为了商品的奴隶。而且，他指出现代社会的这种统治形式是一种新的形式，它不同于以往的强制性统治而是一种非暴力性的管理，它主要是通过将技术理性充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进行控制的。霍克海默的这一思想被他的后继者们所接受并进一步进行系统研究，比如说马尔库塞的“单向度人”和“单向度社会思想”，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研究等等，无一不是受到霍克海默思想的影响。
从上述的研究中，我们不难看到霍克海默技术批判思想的积极作用，但是他的技术理性批判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他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的根源归结为科技异化导致的，认为技术理性的盛行是一切问题的关键。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他背离了马克思的正确观点，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转向了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实际上是在为资本主义制度做辩护。除此之外，他将科学技术这一生产力的因素独立于整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系统之外，没有看到科学技术是与整个社会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具有形而上学性。他将科学技术视为异化人和奴役人的工具，用科学技术与人的对立来解读社会矛盾，而未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才是整个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这都是他的思想的局限所在。因此，对待霍克海默的技术理性批判思想，我们必须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它。
参考文献：
[1]马克思・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德]霍克海默.批判理论[m].李小兵，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3]叶晓璐.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及其存在论视域[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
自然科学的启蒙篇3
关键词：启蒙精神；反思；当代中国社会特征
中图分类号：D6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5-0358-02
17世纪中后期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无疑是西方思想史上最活跃的时期之一。以法国为中心，启蒙运动的思潮席卷了西方，欧洲社会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思想革命。从那以后，启蒙运动的理性光芒照耀着人类社会的进程，影响着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改变了人的生活状况和精神世界，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教育和科学艺术等诸多领域都产生了积极作用。
但是，现在人们在享受启蒙带来的成果的同时，也日益发现它随之带给我们的弊端，比如对人性的过度张扬和突现所应运而生的个人主义和贫富差距；对大自然的过度掠夺和破坏所产生的环境危机和资源危机等，尤其是在当今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如何全面、正确地理解启蒙运动的精神内涵，合理吸收其精华，以更好地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意义重大。正是在此背景下，对启蒙的反思作为一个重要的课题值得我们做深入的研究，本文拟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启蒙运动的成就、意义和其本身的缺失，以更好地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
一、对启蒙运动的再认识
“启蒙运动”的英文是enlightenment，以此用来描述18世纪的一场重大思想、文化运动的术语。这场运动的特征是深信人类知识能够解决现存的基本问题。“启蒙”是法语lumieres的英文翻译，意思是“光明”。“lumieres”在18世纪的讨论中经常出现，它既指一种思想主张，又指那些正在阐发这一思想的人，每个人都有权拥有光明，这是一个由17世纪知识分子从古代哲学中借用来的象征，它指代的是智慧。
启蒙运动的内涵十分丰富，因此，自18世纪以来，学术界就形成了多种不同的关于启蒙运动的诠释。现今，学者们首先强调的是启蒙运动的国际规模。另外，有关启蒙运动的种种的定义都推崇理性，同时，启蒙运动常常被称作“理性时代。”这种说法会引起两种误解，一是它似乎暗示，启蒙运动的倡导者都是些天马行空的思想家，热衷于乌托邦的设想而不屑于脚踏实地的方案；二是这种说法暗示，理性活动被推崇到了极致，其他一切事物都俯首称臣。其实，这两种推想都是错误的。启蒙运动不仅对抽象推理和空想方案持批判态度，而且还为重新发现人性的隐秘方面――欲望和情感，奠定基础。例如，在17世纪，人们把理性界定为人的基本特征，从而断言人的理性的制高性，最为突出的表现是笛卡尔的著名论断“我思故我在”，但是，这种论断很快便遭到批驳，感觉和情绪取得了理性，成为全部人类认识和活动的基础，从洛克开始，经由休谟、卢梭，最终到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我们可以发现，把理性视为先天普遍的属性受到了彻底的重估。然而，启蒙运动不是专注于抽象的理性，而是致力于批判的分析，它借助于观察和形象，完全以经验资料为依据，不断地对传统确定的事实提出质疑，这种方法被称作批判方法。
关于启蒙运动，现在普遍认为是从17世纪末开始的，通常以1688年为标志，因为这一年有两个标志性事件：英国的光荣革命和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发表。这两个事件对以后的思想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启蒙运动的高潮时期是以法国启蒙运动的那批伟人的活动为标志的，主要指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休谟、莱辛等，时间大约从1730～1780年，启蒙运动晚期是在18世纪最后30年，通常以法国革命作为结束。在对待人类思维方面，启蒙运动还是具有普遍的精神内涵的，这就是，人们通过内省反思，自由发挥自己的能力和积极的承担责任，就能够在世界上生活得更好，人们能够取得真正的进步，但是人类的进步决不会自动发生，也不会理所当然的取得，只有在改善周围世界的意志驱动下，通过艰苦努力才能取得自由。正如康德在其论文《什么是启蒙》中宣示的那样：“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这就是康德的启蒙运动的箴言。
二、当代中国的社会特征及启蒙思想对其的影响
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新时期最鲜明的特征是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简洁的三句话准确全面地概括了当代中国社会的特征全貌。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诗篇。
当代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尤为重要的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为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在新的历史阶段，我国发展呈现如下新的特征：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扎实贯彻，同时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同时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
为此，我们必须走科学发展的道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因此，我们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社会和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其与科学发展是内在统一的。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和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为发展提供良好社会环境。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所强调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建设、科学发展观和现代化建设等理念和启蒙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众所周知，有启蒙运动和启蒙精神所开辟的现代性和现代化社会的生活方式成为现今整个人类的生活典范和追求，各个地区和各个民族几乎都把追求现代化作为头等大事，启蒙引领了人类的发展方向。启蒙思想所强调的“人生而平等”衍生出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当代社会的核心价值，同时使得理性成为人类社会最高的精神权威。在当代我国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中，启蒙思想的精神内涵无疑渗透在社会意识形态和人们生活、思想的方方面面，尤其是从“十二五”规划中强调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等关系民生和社会和谐发展等诸多话语中可以深切感受到启蒙思想的声音。
三、启蒙思想的反思
启蒙思想崇尚理性和人的经验，成为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动力，创造了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以及以法制为基础的理性化的社会体系；启蒙思想坚信人的能力具有无限的创造力，人完全可以能够不断地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人类自身，因而，进步发展成为人类永无止境的目标。
但是，由于启蒙精神突出个人的解放，尤其重视个人权利，以个人权利作为一切价值的基础，进而导致了个人主义的泛滥，使得家庭、社会、自然的价值被日益忽视，启蒙精神的光芒没有创造出温暖，反而越加冷峻；启蒙思想的理性没有使人更加明智，反而表现出对他人和自然的漠视。由于启蒙过分的自负于人的理性能力，人越来越盲目的妄自尊大，无所顾忌地突出人的存在、人的力量、人的专业性和人作为宇宙的主宰，肆意地征服和掠夺自然，相应地，人类也越来越多地遭受自然的报复；由于启蒙把进步和发展当作最基本的观念，追求无限增长的财富，人日益成为物质财富的奴隶，生命的意义已经被物质充分诠释。
上述分析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可具体表现为盲目追求GDp的增长而忽视环境、资源的承受能力，导致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空气污染严重，饮用水日益短缺等；对物质的盲目追求所导致的人的精神世界的空虚贫乏……凡此种种，给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敲响了警钟。因此，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中，我们必须正确分析和对待启蒙思想。首先，所谓启蒙，它是一个历史现象、文化现象，要把启蒙的积极因素转化为对当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中来。其次，启蒙是西方现代文明发展的理念，是强势的理性主义基础上的文明理念，它既突出了人的价值，又夸张了人的作用，把人凌驾于一切之上，现今它已经受到来自结构主义、生态主义、女性主义、环保主义的批评。所以，在当今中国，我们既要了解启蒙运动、启蒙思想的成就和带给人类的积极因素，也要破除启蒙的迷信，纠正启蒙的偏误，丰富启蒙的成就和思想内涵，以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以赛亚・伯林.启蒙的时代[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自然科学的启蒙篇4
关键词：蒙学 书学 幼儿园 书法教育 比较
党的十七大关于教育的阐述中首次提出重视学前教育。而作为基础教育准备阶段的学前教育，一直游离于义务教育之外，无论是教学园所的分布、教学师资的配备、教学内容的设置还是教材教法的确定等，较之基础教育相去甚远。而当前，书法教育被排挤在主流教育之外，书法启蒙教育作为学前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渐趋边缘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关注书法艺术的发展，就要重视当前书法启蒙教育发展中的问题，要从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书法教育的核心价值，而古代书学蒙养正是我国传统幼儿书法启蒙教育的重要内容。
一、古代书学蒙养教育的认知
1.蒙学与书学的概念
蒙学，就是“蒙养之学”，是古代对蒙童进行基础文化知识教学和初步道德养成教育的统称。与小学、大学并列，是我国传统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周易·蒙卦》有“蒙以养正，圣功也”之说，也就是说，启蒙教育是为了培养人走上正道，是神圣庄严之事。幼儿正处于幼稚蒙昧期，教育就成了当务之急。在古代，对儿童进行启蒙的学校，称为“蒙学”，儿童“开蒙”称为“蒙养”阶段，接受教育的年龄一般在四至七岁，蒙学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培养儿童识字和书写的能力，养成良好的日常生活习惯，能够认识并遵从基本的道德伦理规范。
书学，则是古代蒙童接受的一种较为初级的、以识字和习字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古代蒙学中各学科的教学仍处在互相包容、互相融合的浑然形态之中，还没有各自独立形成自己完整的体系。就书法而言，是和识字结合在一起的，写字教学与识字教学密不可分。正如清人王筠所言：“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教之。”由此可见，书学是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书学也是蒙学的基础与准备。
2.古代书学教育的特征
（1）书学教育目标的实用性
在印刷术尚不发达的古代，大量的抄写工作要由来完成，势必形成对抄手的极大需求。加之科举取士，考生书写水平更直接关乎科场命运。由于抄写的需求和科举的要求，使书法的实用价值巨大，所以书法教育在中国古代备受重视。为了适应科举的需要，习字课程作为书法基本功，在蒙学教育中必然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可以说，古代书法教育更加突出书法的实用性，古代书法教育本质是具有强烈工具性的书学教育而非书法艺术教育。
（2）书学启蒙教材的规范性
我国古代书法蒙学教材自先秦至隋代均以“字书”为主，“字”指识字，“书”指书写。字书兼有识字与书写功能。周习太史籀大篆《史籀篇》，秦习李斯小篆《仓颉篇》，汉习史游隶书《急就篇》。字书随着书体的演变而更替。从唐代开始，书法蒙学教材开始转向专门化，由于书体的演变，属于篆隶书体的字书系列被更系统的楷书识字课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所替代，后者称为“法帖”。“三、百、千”作为蒙学教材，流传最广泛、最久远的要数《千字文》，自唐宋以后，它一直在全国范围内被用作启蒙识字教材，直到清末。
（3）书学评价杠杆的强制性
古代蒙学教育主要是进行基本文化知识的教育和初步的道德行为培养，以识字、写字和背书为主。这一阶段中，习字是识字的有效手段，是书写能力培养的基础阶段。古代蒙学习字训练，在课程设置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蒙童的书写水平是其学业的重要标志之一。书法在当时是读书人能否走上仕途的考核标准之一，而选官政策与考试制度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古代书法教育的风向标，直接影响着书法发展的方向和要求。自隋代科举制度产生以后，书法与选官的关系在科举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二、古代书学蒙养与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比较
古代书法教育包括家传、师授和官学这三种途径。家庭教育在古代书法教育中占有重要位置，是书法教育的一个重要形态。古代书学蒙养教育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其不均衡性，在入“小学”之前的年龄层次，即当前的幼儿园阶段，表现尤为明显。首先，书学启蒙教育的受众面很小，仅限于家庭教育层面。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家传式书法教育受家族成员自身水平的制约，只有皇权、士大夫阶级和士人阶层的子孙才能够享受到这种特权。其次，书学启蒙教育的年龄参差不齐。较之家传式书法教育的早期化，师授式书法教育要待适龄才能开始，应该在“小学”前后，入学年龄明显滞后
[1] [2] [3]
。再者，书学启蒙教育的官方认可度不高，呈游离状态。古代官学中只有“小学”和“大学”两个教育层次，未涉及“蒙学”这一级，这种初级教育大多是民间自发承办的，有私立的，也有宗族主办的，也有官办与公助结合的，当然谈不上制度保障，完全是出于需要目的的自觉行为。
古代的书学蒙养的涵盖面很广，与文字书写教育相关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内容都包含在内，是综合之学。而现代书法教育是一个具有现代学术和学科意义的概念，一般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完成的。即使是不在义务教育之列的幼儿园，书法启蒙教育的开展，也要有科学的教学法、专门编定的教材，还需要知识结构合理的教师等，已然学科化和专门化。这些教育特征是古代书法启蒙教育所不具备的。
.早期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时代要求
秦汉时期的幼儿有的在四五周岁就开始学习识字、写字，六七周岁就读完了基本的字书。北齐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篇》中就以切身经历强调及早从学的重要性：“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以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清初教育家唐彪在几十年的蒙学教学实践中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启蒙教育思想与方法，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要对儿童尽早施教。认为三至八岁之间的孩子在入小学之前就可以通过识字关。
较之古代，当代学前教育已拥有了幼儿园这样的教育机构，要做到书法启蒙教育早期化已经拥有了完备的物质平台和师资力量。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条件允许，当前幼儿的书法启蒙教育起步可以提前到学前教育阶段。
.学科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必然趋势
书法作为独立学科的雏形由来已久，早在西周时期，学校教学内容中就有专门的书法教育，书法列入教学内容“六艺”中；汉代增设“书馆”；唐代国子监有“六学”，书学位列其中。西周“六艺”强调个体在礼乐（德行）、射御（军体）、书数（文理）等教育内容全方位的修养，源于古代社会分工还不够细化，学科化进程还很不明确，习字需要依附于识字教育，从而作用于其他诸学，故书法本身还不具备其独立性。
而随着当代文化科技的发展，教育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已非“六艺”“六学”所能涵盖。书法虽然还有在其他学科中的工具作用，同时依旧保留了书法的德育教化功能，却具备了更大的艺术价值取向，对于书法启蒙教育，不仅要求掌握书法的基本技法，还应该从文化和艺术两个方面来培养，增补书法史学、书法理论、古代文字、国学知识等相关内容，将其作为一门学科对待，使书法启蒙教育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实现学科化成为可能。
.艺用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终极目标
识字与习字有着密不可分的相辅相成的关系，习字对识字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由此，古代书学教育的实用功能不言而喻。但“书法课”不同于“写字课”。写字只是要求把字写规范、易识，而书法则包括写字、艺术、文化、审美的内容，是艺术也是文化。艺术形象和文化精神更是书法所追求的境界。
随着印刷技术的普及和办公无纸化，书法的实用性正在急剧弱化，艺用性随之凸显出来。当前书法启蒙教育依旧存在较强的实用倾向，书法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和功能得不到发挥，失去了书法教育的发展需要。书法教育在传统教育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其除了功用性，还承担着文化延续、艺术审美等职能，因此，突出其艺用性是当前书法启蒙教育的最终目标。
.制度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基本保障
自然科学的启蒙篇5
要确定五四文学的性质，应当首先考察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概念的内涵，因为这些概念的含混往往导致对文学现象判断的失误。在苏联文学理论体系中，诸如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等是作为“创作方法”而存在的。“创作方法”源于苏联早期“拉普派”的“辨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的理论。后来，“辨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理论随着拉普派的倒台而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创作方法”概念却保留下来，而诸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就与“创作方法”相联系，成为超历史、非美学的“创作原则”。中国接受了苏联文学理论，就出现了《诗经》、杜甫等属于现实主义，而《楚辞》、李白等属于浪漫主义的说法，以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等主张。事实上，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文学现象，不是所谓“创作方法”，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文学思潮。文学思潮一方面体现为特定的文学风格、艺术手法，另一方面，还具有某种历史的内涵，借用舍勒描述现代性的概念，是一种“精神气质”，这一点是文学思潮更本质的方面。作为某种风格、手法，可以具有某种超历史性；但作为某种精神气质，又是一定历史环境的产物。正因为如此，对五四文学思潮的认定，就必须首先考察其历史规定性。而所谓五四文学属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习见，其缺陷也在于仅仅考虑到世界文学思潮（主要是现实主义）对五四文学的影响，以及五四文学接受的具体艺术手法（主要是写实手法），而忽略了文学思潮的历史规定性，没有顾及五四启蒙运动的历史情境以及它的精神气质。如果从严谨的学术立场出发来，不是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等概念仅仅理解为某种艺术手法和风格，而是理解为一种历史性的文学思潮，就必须承认，五四文学还不具备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历史规定性，不具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精神气质：五四文学的历史规定性和精神气质是启蒙主义，而且这种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具有中国的特点，具有开放的、多元的性质。
启蒙主义是欧洲18世纪的文化思潮，也是一种文学思潮。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启蒙思想家同时也是启蒙文学家，他们宣传的启蒙理性成为启蒙文学的指导思想。在德国有莱辛以及歌德、席勒等为代表的“狂飙运动。在俄国有从罗蒙诺索夫到普希金（普希金曾经被认为是浪漫主义作家，其实应为启蒙主义作家）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启蒙主义文学。还有意大利的启蒙文学等。启蒙主义接续文艺复兴时期的反封建、反教会的传统，继承了人文主义的理想。它高扬理性的旗帜，宣传人类进步的观念，从而发展和超越了文艺复兴精神。从现代性的角度说，启蒙主义确立的理性和主体性原则，成为现代性的核心。启蒙主义文学是鼓吹现代性的文学，而不是批判现代性的文学，这一点是它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根本上不同之处。启蒙主义文学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具有反封建的思想内容。18世纪欧洲封建主义统治尚没有被****，启蒙主义者正在开展对封建主义的批判，为将来****封建主义作思想准备。启蒙主义文学也加入了这场战斗，把封建主义作为自己的敌人。这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把资本主义作为主要批判对象不同。第二，启蒙主义文学坚持理性，主要是人文理性，宣传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相信人的崇高和伟大。伴随着理性的乐观精神，启蒙主义文学也渗透着一种感伤主义情调，这是启蒙主义者觉醒后的悲凉情绪。启蒙文学的理性精神与浪漫主义反叛理性甚至颓废倾向，现实主义对人文理性失望，自然主义肯定人的生物性不同。第三，启蒙主义文学既是对古典主义文学的反拨，又是前浪漫主义的文学，它还没有发生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分离和对立，因此客观的描写和主观的抒情、说理融为一体。这与以后浪漫主义偏向主观性而现实主义偏向客观性不同。第四，启蒙主义文学具有平民性，是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平民知识分子的文学，体现着平民精神，与贵族化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有本质的不同。在以上启蒙主义文学的基本特点中，核心的精神是对于现代性的鼓吹。这不仅是对欧洲启蒙主义文学的界定，也适用于中国启蒙主义文学。
如果用启蒙主义文学的标准来衡量中国五四文学思潮，就会发现，不是现实主义，也不是浪漫主义，而是启蒙主义更符合实际。文学的性质首先是由历史特点决定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启蒙运动，它主要引进欧洲的启蒙理性，批判封建主义，呼唤现代性。它不同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对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反思、批判。从鲁迅到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批判的矛头始终对准封建主义。五四启蒙运动高举启蒙理性的大旗即科学和民主。科学精神即工具理性，而民主不过是人文理性的政治内容，它们是都是启蒙理性的组成部分。因此，五四启蒙运动与欧洲启蒙运动的历史任务是相似的。由于中国五四时期与欧洲启蒙时期历史语境的相似，五四文学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启蒙主义的性质。五四启蒙运动自觉地以文学为武器，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达到改造国民性和建设现代文明的目的。因此，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五四启蒙运动的重要一翼。五四文学中无论是被称为现实主义的一派，还是被称为浪漫主义的一派，都有一个基本的倾向，就是受到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强烈影响，并且强烈鼓吹这种理性精神。科学主义是五四的主导思潮之一，对科学的崇拜已经形成了科学主义的话语霸权。正如胡适所言：“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1科学主义的霸权在1923年的“科玄论战”中达到了顶峰，并极大地影响了五四文学。科学主义与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向往是一致的。五四启蒙者以“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为中国的明天（陈独秀语），讴歌新的生产力，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了乐观的憧憬，郭沫若把工业化的产物称为“二十世纪的名花！近代文明是严母呀！”（《笔立山头展望》）他歌颂着：“力呦！力呦！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呦！”（《立在地球边上放号》）这个力是以现代科技为基础的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被称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一派受科学主义的影响更大，如矛盾就以科学主义的立场提倡写实。五四科学主义的重要内容是进化论。达尔文的进化论传播到中国，演变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并成为进化的历史观的根据。这种历史观不仅对人性的进步充满信心，而且对科学的昌明寄予希望。对科学精神的歌颂是与启蒙主义文学的主题是一致的。歌德在《浮士德》中，让浮士德在科学的创造中找到了归宿，面对被改造过的世界赞叹到：“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在五四时期与欧洲启蒙运动的历史条件具有相似性。当时，中国现代工业文明还十分幼小，它还远没有像欧洲19世纪那样成为人的自然天性的桎梏而引起批评和反叛；争取现代文明而不是批判现代文明成为时代的要求。因此，五四文学与欧洲启蒙文学一样，肯定工具理性，讴歌现代工业文明，也就是说，五四文学具有启蒙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
同样，五四文学与欧洲启蒙主义文学一样，具有人文主义倾向。五四文学的主题，是批判封建主义，反对宗法礼教，宣扬人道主义，提倡个性解放，如鲁迅批判国民性、控诉吃人的旧道德，郭沫若讴歌理性的自我，郁达夫抒发内心的苦闷，王统照强调爱与美、冰心塑造童心，等等。这些主题属于启蒙主义，而不属于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从文学主张上看，五四文学接受了西方人道主义和个性解放的思想，李大钊提倡“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文学，创造社主张“表现自我”等等，都是启蒙主义的思想主张。启蒙主义宣扬的个性主义是与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结合在一起的，如鲁迅的“救救孩子”呼吁，对阿Q的灵魂与命运的解剖是为了反思国民性和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即使郁达夫的颓废、感伤也与国家的命运联系着（《沉沦》）。这种理性精神区别于浪漫主义的自我反抗和现实主义的对个体命运的关注。同时，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理性精神也伴随着一种感伤主义情调。感伤主义是欧洲启蒙主义文学的一种流派和风格，它成为浪漫主义的前奏。鲁迅散文《朝花夕拾》、《野草》里面既有对童年的天真的怀念、对黑暗的奋勇的抗争，也有深沉的悲怆和孤独的绝望。郁达夫的小说展现了带有颓废情调的感伤风格。还有冰心的《超人》、许地山的《命命鸟》、王统照的《沉思》、叶圣陶的《隔膜》、庐隐的《海滨故人》等，在探索人生的过程中都诉说着感伤情怀。后起的“乡土小说”也渗透着隐隐的乡愁。甚至如郭沫若的《女神》在昂扬的激情中也有感伤情调。这种感伤情调体现了理性觉醒时代知识分子的苦闷、孤独和彷徨。五四启蒙运动给五四文学注入了启蒙主义的精神气质，这一点是无法抹掉的。
启蒙主义的第三个特征是没有像后来的流浪主义与现实主义那样发生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分裂，它不是纯粹的客观写实，也不是纯粹的主观表现，而是把客观的写实与主观的表达融合为一。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也具备这个特征。鲁迅的作品因写实手法而被看作是现实主义，但《狂人日记》等有很强的主观性；而且像《阿Q正传》这样的作品也在客观写实中糅合了明显的主观性，如阿Q的精神胜利法，虽然是国民性的通病，但主要体现在道家思想对知识分子的毒害，把它安在阿Q身上，并不符合现实主义的严格写实标准，这是作家对文学形象的主观化创造。俞达夫被看作是浪漫主义者，但他的作品在主观表达的同时也展开了客观的描写。因此，用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来界定五四文学往往不能自圆其说，而用启蒙主义来解释五四文学则比较合乎实际。
五四文学的启蒙主义性质也表现在它的平民主义主张。启蒙主义是一种平民主义思潮。城市文明的兴起，使第三等级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们要****贵族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的国家。因此，启蒙思想家大都出身平民，如卢梭、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当然也有像伏尔泰等贵族出身的自由主义者，但最重要的是启蒙主义提倡平等思想，这是一种平民主义。启蒙文学也贯穿着平民主义，它的主体是城市平民知识分子，表达他们的思想主张。而浪漫主义文学就精神气质来说是贵族化的，虽然它也有平民出身的作家，但其思想资源来自中世纪文学，它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反叛，都表明了这一点。五四启蒙运动的主体是新产生的城市平民知识分子，他们提倡民主，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平民主义。五四文学主张平民文学，白话文运动的内涵就是平民主义。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就提出了“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周作人也提出了平民文学的主张。茅盾提出“扫除贵族文学的面目，放出平民文学的精神”。1五四文学不是写英雄豪杰，而是写农民、小市民和平民知识分子等小人物，关注他们的命运、同情他们的遭遇，体现了鲜明的平民精神。五四文学的平民主义性质证明它属于启蒙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文学的代表人物对五四文学的定性。创造社成员并没有自称是浪漫主义，据俞兆平先生考证，所谓以创造社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是在30年代被郭沫若、郑伯奇等人追认的，原因是苏联对浪漫主义的肯定。2而此前郭沫若称创造社的文学倾向为“主情主义”。文学研究会确实主张写实主义或自然主义，但这不等于他们的文学实践就真的是现实主义。五四文学的代表人物鲁迅（被定性为现实主义作家）在五四时期没有自称为现实主义，以后也没有给予追认，而是给自己定性为“启蒙主义”，这也许更能说明问题。他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1
所谓五四浪漫主义文学并非真是浪漫主义，而是启蒙主义的中国形式。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是欧洲19世纪上半叶的产物。其时近代工业已经显著地发展起来，城市文明逐步取代传统社会的农业文明。资本主义现代化虽然是历史的进步，但却使人类付出了代价，城市束缚了人的自由，科学排斥了人的灵性，因此文学开始反抗工业文明和工具理性的统治，它讴歌田园生活，回归自然，甚至缅怀中世纪，以想象和抒情甚至神秘主义和病态的颓废情绪来对抗理性的现实，中世纪的希伯来文化传统成为浪漫主义文学的思想资源。正如浪漫主义思想家马丁·亨克尔对浪漫主义的说明：
浪漫派那一代人实在无法忍受不断加剧的整个世界对神的亵渎，无法忍受越来越多的机械式的说明，无法忍受生活的诗的丧失······所以，我们可以把浪漫主义概括为“现代性（modernity）的第一次自我批判”。2
尽管各国的浪漫派有不同的特点，在政治立场上有进步与反动之分（因此从苏联传入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区别了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但对现代工具理性和工业文明的反叛应当是它的本质属性，或者说是它的精神气质，而想象和抒情只是附属于于这个本质属性的具体艺术手法。
如果认同对浪漫主义的这种概括——现代性的第一次自我批判，那么，对照五四文学，就必须承认，它不属于浪漫主义，因为它没有反叛现代性，而是讴歌现代性。最明显的是，被称为浪漫主义代表的郭沫若却在热情地讴歌进步、讴歌新时代、讴歌科学和工业文明。他赞美道：
黑沉沉的海湾，
停泊着的轮船，进行着的轮船，
数不尽的轮船，
一枝枝的烟囱都开着了黑色
的牡丹呀!
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
近代文明的严母呀！
（《笔立山头展望》）
其他创造社作家也没有批评科学和工业文明，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五四时期中国工业文明还刚刚起步，十分幼小，而科学精神也刚刚传播进来，它们远没有压迫人的灵性、束缚人的自由，反而是中国从贫穷、愚昧、落后中解放出来的希望之所在。因此，五四文学不但不可能批判工具理性和工业文明，反而讴歌现代性，期盼现代化的来临。
五四文学缺乏浪漫主义的非理性精神和怪诞风格，而体现出启蒙主义的理性精神和比较古典的风格。浪漫主义源自欧洲中世纪的希伯来文学传统，带有神秘主义、传奇色彩和怪诞风格，甚至表现出颓废的情调。而五四文学植根于中国文化的理性主义土壤中，浸淫于启蒙主义的时代精神中，它没有吸收欧洲浪漫主义的非理性精神，也没有体现出神秘主义、传奇色彩和怪诞风格。即使被称为浪漫主义的创造社，也是如此。创造社主张表现文学的“全”与“美”，同时有注重文学表现“时代的使命”。郭沫若的诗歌充满了激情和想象，但又洋溢着理性精神，他讴歌自科学、民主、自由，高扬自我，对未来满怀希望。这与浪漫主义的基本精神气质相去甚远。郁达夫虽然有某种颓废情调，但他的伤感仍然带有社会的、理性的内涵，他的性苦闷与作为弱国子民的压抑感联系在一起。在《沉沦》的结尾中，主人公感叹道：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这种情调正是五四时代的基本精神气质，它是理性的、启蒙主义的，而不是非理性的、浪漫主义的。
五四文学直接受到启蒙主义文学的强烈影响，像卢梭、伏尔泰等启蒙主义思想家和歌德、席勒、莱辛等启蒙主义作家的作品大量译介，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五四文学吸收了欧洲启蒙主义文学的理性精神和反封建主义的战斗精神，用以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和改造国民性。因此，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中的倾向于主观的一派，主要是创造社代表的一派，就更接近欧洲启蒙主义，特别是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狂飙突击运动”时期歌德对郭沫若的影响可见一斑。郭沫若等人的通信集《三叶集》内容“大体以歌德为中心”，他把歌德奉为人类仅有的两个“球形的发展”的天才（另一个是孔子）。在《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中，郭沫若说：“我译此书，与歌德思想有种种共鸣之点”，包括“他的主情主义”、：他的泛神思想“、”他对于自然的赞美“、“他对于原始生活的景仰”、“他对于小儿的尊崇”等。于此可见创造社为代表的文学流派是属于启蒙主义的。而同时，许多继承了启蒙主义传统的浪漫主义作家（即所谓“积极的浪漫主义”）的作品也大量译介，如拜论、雪莱、海涅、雨果、密茨凯维支等；而如许来格尔兄弟等所谓“消极浪漫主义”则很少译介。浪漫主义更多地是作为启蒙主义文学资源被接受的。五四启蒙文学接受了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反叛性、抒情性，而没有接受它的反现代性。因此，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主要是推动了启蒙主义文学的发生，而没有形成独立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如果说对五四文学的浪漫主义尚有怀疑的话，那么，对五四文学的现实主义性质则几乎是没有异议的。五四时期的文学家、理论家确实主张现实主义，也把五四文学定位于现实主义。但是，正像对一个人的评价不能依据他对自己的看法一样，不能根据五四时期的文学主张和对五四文学的评价来确定五四文学的性质。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史的描述，都把五四文学的主流定性为现实主义，并认为五四现实主义的代表就是鲁迅和文学研究会。但这种认识是经不起推敲的。现实主义的本质不仅仅是写实，而在于其精神气质等历史规定性。欧洲19世纪后半叶兴起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是以写实的手段来揭露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灾难和人性的堕落，从而成为继浪漫主义之后又一次对现代性的批判。这种批判是以人道主义为武器而展开的。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等现实主义大师对资本主义造成的苦难和堕落进行了揭露、控诉、抨击，并提出了以爱为核心的社会理想。同时，19世纪的实证主义哲学成为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只有抓住这个精神气质，才把握住了现实主义的本质。
五四文学虽然吸收了欧洲文学的写实手法、批判精神，但它不是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而是批判封建主义，呼吁现代性。因此，五四文学的精神气质是与现代性一致的，它的审美理想是理性的、乐观进取的。这一点是五四文学不属于现实主义而属于启蒙主义的最重要的根据。五四时期，中国仍然处于封建主义统治之下，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远远没有发展起来，封建关系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严重阻力。五四启蒙运动就是批判封建主义的运动，他的社会理想是建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而理性即科学和民主就成了这个时代的精神。五四文学不具有欧洲现实主义的精神气质，即它没有对资本主义展开批判，没有质疑现代性，没有对现代性的沉重的失望和深刻的反省。五四文学是指向现代性的，它坚信并憧憬理性精神（科学与民主），体现了少年中国的青春朝气。这种精神气质是与欧洲启蒙文学相似的。鲁迅批判的对象是农民的愚昧和知识分子的软弱、消极，从而控诉封建主义文化的吃人本质，在强烈的批判精神中仍然饱含着对现性的认同。文学研究会诸作家的作品也展开了对封建社会的揭露和批判，并体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创造新社会的信念。
五四现实主义说的主要依据是五四文学的科学精神，因为科学主义是现实主义的基础。据米达安·格兰特的说法：“‘现实主义’源自哲学，描述一种‘目的’，即现实的获得。‘自然主义’源自自然哲学即科学，描述一种‘方法’，有助于获得现实的方法。”1但是，五四文学依据的科学精神主要是进化论。自达尔文的进化论传入中国后，就被当作生存竞争、社会进步的根据，演变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科学精神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社会达尔文主义体现出对人类前途的乐观精神，这种社会历史观成为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重要指导思想。五四文学不是把真实性、客观性放在首位，而是把进步性、战斗性放在首位。它没有达到现实主义的严格的客观性，更没有达到自然主义的精密性。五四文学中标榜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的一派，主要是以鲁迅和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一派，在客观描写中渗透着鲜明的主观性。如鲁迅很明显地受到进化论的影响，批判传统文化、改造国民性，成为他的作品的主导思想。因此他“排众数而任个人，掊物质而张灵明”（《摩罗诗力说》），并没有尊奉科学主义，倒是偏重于主观性。有关这一点，前面已经谈过了，此处不再重复。欧洲现实主义依据的是实证哲学；自然主义依据的是生物学，而五四文学既没有受到实证哲学的重大影响，更没有受到生物学的重大影响，而主要是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的影响。甚至现实主义之被引进，也因为按照进化的文学观念，中国在摆脱古典主义以后，应该进入现实主义阶段。陈独秀认为：“我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2因此，不能以科学精神为根据把五四文学确定为现实主义，它的进化论只能导致启蒙主义。
五四文学倡导现实主义，也大力译介欧洲现实主义文学，但是，为什么没有形成现实主义思潮而形成了启蒙主义思潮呢？为什么理论主张与文学实践不一致呢？一个原因是，欧洲现实主义距离五四时期较近，五四文学受到现实主义余波的强大影响，五四文学自觉地学习和引进现实主义，并自称为写实主义或自然主义；而欧洲启蒙主义距离五四时期较远，因此虽然继承了启蒙主义精神，但启蒙主义并没有获得承认。这样，五四文学就发生了文学主张与文学实践的不一致。此外，外来文学思潮的传播要受到本国文学实践选择、改造、同化，从而使外来文学思潮发生了变形。中国启蒙时代的历史情境规定了欧洲现实主义思潮注定要融入中国启蒙主义的文学实践。五四启蒙运动需要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对欧洲启蒙主义文学大量引进，同时，对欧洲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也进行了同化、改造，使之成为启蒙主义的思想资源。五四文学受到欧洲现实主义的影响较少，而受到俄国“人生派”的影响较大。郑伯奇在五四后总结道：“文学研究会的写实主义始终接近着俄国的人生派而没有发展到自然主义”。319世纪的俄国正处于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化的历史关头，反封建的启蒙主义与批判资本主义的现实主义相继出现并融合为一体，因此，被称作现实主义的俄国文学就包含着启蒙主义的因素或者就是启蒙主义。除了普希金等启蒙作家之外，像莱蒙托夫、果戈里、屠格涅夫、岗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以及别、车、杜等虽然服膺现实主义，但他们作品的精神气质是启蒙主义的，因为这些作品是反对封建****、鼓吹自由主义的，是争取现代性的，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的，不是批判现代性的。即使如托尔斯泰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家，在批判新兴的资本主义的同时，也严厉地批判了腐朽的封建贵族统治，从而与启蒙主义相联系。这样，对俄国文学的接受就侧重于启蒙主义，而不是现实主义。五四文学对欧洲现实主义的接受也有被启蒙主义同化的倾向。如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本来是揭露资产阶级的虚伪、自私，而在中国则演变为妇女解放和个性解放的主题，具有了反封建的意义，成为启蒙主义文学的样板。鲁迅对北欧现实主义文学的译介也是为了吸收被压迫民族的反抗精神，从而成为五四启蒙主义的思想资源。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仅仅停留在写实手法上，而没有深入到其精神气质即历史的规定性层面上。从文学革命开始，对现实主义（当时称写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认识就停留在写实手法上，如陈独秀的“三大主义”中就有“曰推倒陈腐的铺陈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写实主义主要是针对古典主义的“铺陈”，而其自身特点也主要是真实（“立诚”）。五四启蒙主义者很少从批判现代性的角度来理解现实主义，而多从符合科学精神的角度来理解现实主义。茅盾认为：“近代西洋文学是写实的，因为近代的时代精神是科学的。科学的精神重在求真，故文艺亦以求真为唯一目的。科学的态度重客观的观察，故文学也重客观的描写。”1他之所以由提倡新浪漫主义而改为提倡自然主义，也是出于对中国文学不善于客观描写而需要加强写实训练这样一个认识。2五四文学对现实主义的接受重艺术手法，而对其精神气质则有所屏弃。茅盾曾经批评现实主义“（一）是在太重客观的描写，（二）是在太重批评而不加主观的见解······但是徒事批评而不加主观的见解，使读者感着沉闷烦扰的痛苦，终至失望。”3他强调自己提倡的“不是人生观的自然主义，而是文学的自然主义”，“是自然派技术上的长处”4同样，五四文学对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不加区分，也是仅着眼于写实手法的相同，而忽略了二者精神气质的不同。由于屏弃了现实主义的精神气质（“人生观的自然主义”），仅仅学习和引进了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技术上的长处”），于是，五四文学就自以为属于现实主义，而实际上是启蒙主义的。
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不同于欧洲18世纪启蒙主义文学，它是多元、开放的启蒙主义。这主要因为五四启蒙主义文学所处的世界文学的环境造成的。在五四时期，欧美文学已经进入了现代主义阶段，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已经成为过去的文学思潮。这意味着五四文学虽然具有启蒙主义的历史规定性，但它的思想资源并不仅仅有启蒙主义，还有诸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等多种文学思潮。因此，五四文学不仅吸收了启蒙主义文学的精神，而且还吸收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思想和写作手法。这种状况使五四启蒙主义文学具有了多元化的特征。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虽然都属于启蒙主义思潮，但由于受到的外来文学思潮的影响不同，吸收的文学思想资源不同，因此就具有了不同的风格。创造社受欧洲浪漫主义影响较大，因此偏于主观表达。文学研究会受到欧洲现实主义的影响较大，因此偏于客观写实。此外，现代主义对五四文学也有影响，如鲁迅吸收了表现主义的某些美学思想和艺术手法，写作了带有表现主义风格的《野草》、《故事新编》等。因此当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做总结时，他说：“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所谓人生派与艺术派都只是斗争上使用的幌子。”5五四文学对欧洲多种文学思潮的开放性，也使五四文学具有了多种文学思潮的因子，它已经不是“纯粹的”启蒙主义了，带有了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等风格、特征。可以说，由于吸收了多种文学思潮的因子，五四启蒙文学较之欧洲18世纪启蒙文学要丰富、深刻得多，无论从思想内容上还是从艺术手法上都是如此。正因为这样，五四启蒙文学就具有过渡的性质，拥有了自我超越的品格。它在五四以后发展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多种文学思潮。五四以后中国迅速走向官僚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文学的任务除了继续批判封建主义外，对被扭曲的现代化和城市文明的反叛、批判也提到日程上来，于是产生了沈从文的留恋淳朴的乡村文明、抨击堕落的城市文明的浪漫主义小说；老舍的描写市民的没落命运的现实主义小说，以及茅盾的《子夜》为代表的批判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现实主义小说；还有李金发代表的象征派诗歌，施蛰存、刘呐鸥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张爱玲、无名氏代表的先锋小说等现代主义文学思潮。
以现代性的视角来看待20世纪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就会发现，它也具有开放的启蒙主义的特征。与五四文学一样，以往对新时期文学的现实主义的定位起码是不准确的。新时期文学继承了五四启蒙主义的传统，以人道主义来批判封建主义的变体，呼吁科学、民主、主张个性解放，它的历史规定性是启蒙主义的。同时，它又吸收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思想资源，具有了多元形态。只是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由于市场经济的兴起，才产生了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如新写实小说）和现代主义（各种先锋文学）才出现。这一段历史的重写是一个更大的课题。
最后，我们应当反省一下，为什么在长达大半个世纪中会对五四文学思潮作出不当定性。首先，受到苏联“创作方法”概念影响，对诸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文学思潮的理解具有非历史性。其次，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性质定位不准，把一个争取现代性的启蒙时期当成了批判现代性的现代时期，从而把五四文学的启蒙主义错误地当成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还有，就是受到苏联尊崇现实主义的观念的影响，硬把启蒙主义“拔高”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为现实主义的补充）。现在，以现代性理论为准绳，就可以拨开历史的迷雾，还五四文学的本来面目，并进而对20世纪中国文学作出新的描述。
注释：
[1]俞兆平《写实与浪漫》，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1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胡适文集》（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页。
1茅盾〈〈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茅盾全集〉第18卷（中国文论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
2参阅俞兆平〈〈写实与浪漫〉〉，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40——143页。
1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2页。
2转引自刘小枫〈〈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
1达米安·格兰特《现实主义》，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43页。
2陈独秀《答张永言》，1915年1月15日《新青年》第1卷第4号。
3〈〈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1矛盾《文学与人生》，《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香港文学研究社1972年版，第58页。
2参阅俞兆平〈〈浪漫与写实〉〉，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2页——75页。
3《茅盾〈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学生杂志〉第7卷第9期，1920年8月版。
自然科学的启蒙篇6
关键词：启蒙；批判；浪漫主义；问题意识
areflectiononthemoderncritiqueofenlightenment
abstract:althoughenlightenmenthadgainedagreatachievement,italsohasbroughtlotsofproblems,henceitconfrontedadestructivecritiqueinthemoderntimes.themoderncritiqueofenlightenmentcanbeinquiredfrommanyaspects,duringwhicharetwomainpoints,firstfromtheenlightenmentitself,secondfromtheblindnessandoverreachednessinmoderncritique.themoderncritiqueofenlightenmentitselfisacertainkindofenlightenmentessentially。
Keywords:enlightenment;critique;romanticism;problematicconsciousness
一
作为“理性的勇气和思想的激进主义”（卡西尔语）之象征，启蒙运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毫无疑问，通过把科学的方法运用于人类的普遍事务和人类永恒幸福的追求，启蒙运动已经作了大量有益的事情：减轻了人类的苦难，避免或者阻止了不公正，揭示了无知；教条得到了反驳，偏见和迷信成功地受到了公众的嘲笑。启蒙时代的人们相信，求助于主义、无知和权威以证明专断行为的合理性是行不通的，那只不过是自私、懒惰、愚昧或我无聊的托辞。事实表明，如果拿这段倍受诘难的启蒙运动的历史来与19世纪更为混乱的理论表征和20世纪伤痕累累的历史记忆相比较的话，我们肯定会意识到启蒙运动的思想更少引人误入歧途。由此看来，“18世纪天才的思想家们的理智力量、诚实、明晰、勇敢和对真理的无私的热爱直到今天还是无人可与之媲美的。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人类生活中最美妙、最富有希望的乐章。”[1](p25)无论从哪个方面说，极具天才特性的启蒙运动的确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在这期间，启蒙运动不仅提高了人类生活在物质方面的舒适水平，而且缓解了人类的饥饿、疾病和恐惧的痛苦。在启蒙的旗帜下，个人的天才力量和理智无畏的探险共同构筑了一个“英雄化”的时代，这使得我们今天视为进步的许多成果相形之下变得黯然失色。
但是一切合理的现实存在都不是最终的，都必将面对历史的烈焰和事实的考验。曾经是启蒙运动一面大旗和时代精神标志的那个巨大的疑问词Quid（为什么）如今又悬在了后启蒙运动时代的上空，成为人们心灵中一个新的兴奋点（其实这种疑问和惊异乃是人类的基本本性）。后来的浪漫主义、存在主义、解构主义甚至几乎所有的现代哲学都以“启蒙”的Quid来质疑启蒙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在所有的光荣梦想彻底幻灭后，康德的诚实之思就变成了数学上的费马大定理。康德欣喜地看到：“人类走向改善的转折点即将到来，它现在是已经在望了。”[2](p163)历经沧桑巨变的我们却不禁要问，这位诚实可靠而又严肃认真的哲人是凭借什么来认为“人类是在不断朝着改善前进吗”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除去被人们抨击过的理性乐观主义之外，康德似乎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因而对该答案的求证就成了后康德哲学的一项重要任务，或者说，证实或证伪这个思想史上的“费马大定理”就成了左派、以及中间派的共同目标。由此福柯才会认为，“现代哲学没能解答而又无法摆脱的这个问题（按指“何为启蒙”）随着此文（按指康德的《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而悄然进入思想史中。”[3](p528)也许启蒙是一个永恒的，即所谓“不能解答而又无法摆脱的”问题。虽然人们没能解决该问题，但该问题却不断地滋养着后世的思想。同样地，康德的启蒙之思终究成了现代问题意识的源泉。
现代学术思想由于缺乏统一的严密的研究纲领，因此在较为零碎的发散性研究中，学者们往往以标新立异、另辟蹊径或者不落窠臼、不落俗套为美学境界。加之近现代历史的巨变导致人们心态失衡，怨心浓烈，在激荡的历史境遇中往往以“证伪”的方式来求得思想的发展。对启蒙而言，后世的思想家大多从否定的方面来看待先辈的学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必须的，所谓相反者相成，同时也是持不同意见者的正当权利。但无论如何，单向度（one-dimensional）以及过火（overreached）的批判都有陷入虚无主义、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洪流中去的危险。而如果要超越时下对传统的“解构”或“酷评”（套用坊间的世说新语）的混乱和偏激，同时又能挖掘出一些真问题，我们必须小心在意。的确，我们是在泥沼上寻找着前进的道路。
从宏观上说，最近两百年来人们对启蒙运动的批判甚至反叛是以下几种诱因的结果。一是启蒙运动本身的缺陷，如平庸、肤浅等等；二是社会文化主旨的变迁，这是转型中常见的现象棗并非由于启蒙自身的问题而使启蒙“过时”，而是由于时代精神兴趣的变化使然；三是在文化道路上的退化、下降的结果，这在孔子、赫西俄德（Hesiod）等的“退化历史观”看来，文化是“一代不如一代”的一种沉淀，也就是说，后世在精神承受能力和思想品格上已不具备同前辈对话的资格而导致对古典的传统思想的陌生、不以为然甚至“怨恨”（如马克斯暽崂账担凰氖巧缁崂方痰脑帜训贾氯嗣撬枷肷系钠睿嗣呛苋菀自谕期迷鹑蔚南肮咝裕ㄈ酥G椋浚┑淖龇ㄖ邪汛饲暗奈幕弊髋诨液吞嫠拦恚饩褪窍执说亩槁洹⒈拔⒂肟杀伞4送猓侵侄云裘捎止秩刃囊灾掠行┎〖甭彝兑降幕耪啪俅胗朊つ抗橐颍涫等匀皇窍嗤枷敫吹慕峁?/p>
二
我们的思想需要一种“问题意识”。在启蒙批判问题上，我认为启蒙运动自身肯定存在许多“毛病”，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它的毛病，如急躁冒进与通俗肤浅等，才构成了它的伟大。同时我们不能对这些后世才能清理出来的“毛病”作目的论和情绪化的处理。当然，我们也不必为贤者讳，启蒙运动之中必定存在许多问题。首先从外在形式上说，各种各样的思潮大量涌入启蒙运动之中，致使这个新的理论世界太过繁杂，也就必然充满矛盾。其次在新的精神启蒙之中所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会使玉石共泥沙而碎、神圣与陈腐同消。启蒙在反对经院哲学的过渡性斗争中激起或产生了一种“形而上学的幻想”。一方面，启蒙运动自以为是地割裂了历史联系的纽带，幻想自己已经发现了人类的永恒真理，还以自己取得的一些暂时性观念来代替活生生的历史事实并以此勾画出未来的蓝图，对此卡西尔虽一再袒护启蒙运动，却也不得不承认：“启蒙时代的主要缺陷在于，它对历史距离和历史隔阂缺乏理解，出于天真的过分自信，它拿自己的标准，作为评价历史事件之绝对的、唯一有效的和可行的规范。”[4](p6)而妄自尊大的启蒙在自我意识方面的确走得太远了，也就必然产生了对传统的极端态度。高昂的激情变成了野性的冲动，试图解构一切而从头开始便成为了这个时代最红火也最不切实际的目标。“在此，启蒙运动的弱点很快随着自身的优点而产生了。和往常一样，启蒙运动从人或万物普遍的永恒性质中吸取它批判现存制度和提出改革现有制度的准则；因此它看不见历史现实的合法性和生命力，并且它相信，在现存制度表现出违反理性的地方就有必要将现存制度变成一块tabularasa（白板），以便根据哲学原则建立完整的社会。”[5](p714)可以说，关于tabularasa的观念是启蒙运动的形而上学幻想中后果最为严重（甚或惨重）的方面，正是它铺平了法国大革命之后与历史实际破裂的道路，而神圣的启蒙演变成血腥的暴力和无边无际的痛苦，盖源出于此。更为深远的效应可能会延伸到19世纪末传统的幻灭和20世纪的灾难性空想，任何试图抛弃传统而另起炉灶的做法，就会遭到相同的厄运。那种以为“重建…”的现代性工程需要首先破旧，并且是在毁灭性的意义上先把传统变成一块tabularasa的先锋行为，在20世纪的尝试中只有血的教训和荒凉的虚无感、幻灭感。在20世纪人类所经受的考验中，我们愈发能明白一个以超出我们承受能力的灾难所换来的简单道理：从幻想到幻灭，原来只有一步之遥，其演变之自然就好比云卷云舒、潮起潮落。今天的人们之所以尖锐地反对启蒙的“过失”，大概属于“痛定思痛”的余绪，即任何时候都要提防形上的幻想。不幸的是，这种“痛定思痛”的思仍然带有一种形而上学幻想的成分，人们对启蒙的反思采用了几乎同样的tabularasa观念和妄自尊大的态度。大概形而上学的幻想乃是社会文化转型的根本特征。
从维护者一方的利益来说，法国大革命使启蒙运动的进程走向了终结，仿佛是法国的政治动荡革了启蒙运动的命。但是不可忘了，法国大革命正是启蒙运动的产物。我以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或许不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更不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两个不同的方面，实际上，它们都是“欧洲精神危机的表达”[6](p178)，只不过表达的方式不同罢了。法国革命是以现实层面中更为让人触目惊心的铁与血的方式展露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所积累的种种力量，而稍前的启蒙运动是在思想领域内以赤诚和坦荡的气度横扫精神世界的一切“牛鬼蛇神”。达朗贝尔在《哲学原理》中总结到：“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发现和运用，伴随着这些发现而来的那种激情，以及宇宙的景象使我们的观念发生的某种升华，所有这些原因使人们头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亢奋。这种亢奋有如一条河流冲决堤坝，在大自然中朝着四面八方急流勇进，汹涌地扫荡挡住它去路的一切。……人们头脑中的这种普遍亢奋，其产物和余波使人们对某些问题有新的认识，而在另一些问题上却投下新的阴影，正像涨潮落潮会在岸边留下一些东西，同时也要冲走一些东西一样。”[4](p2)在这场暴烈的思想洗礼中，我们可以发现科学的成就、宏伟的蓝图、永恒福祗的信念，以及闪烁不定的“黑子”或“暗斑”。现代启蒙批判便是启蒙思想历程中的一个波澜壮阔的“潮起潮落”。
三
如果把启蒙扩展为一个宽泛的历史命题，那么法国革命亦从属其间。甚至远到21世纪更为冷静客观的反思，以及了结历史恩怨、收拾历史残局、开创转型新局面的整个“现代性工程”都可以“启蒙”名之。而文艺复兴那种诸因素错综交织并使人百感交集的场景再三再四地出现于现代启蒙批判中，实在不足为奇。这种场景在社会文化转型的高潮时期最为清晰：富于创造性，但却步履不稳；情绪激昂，却往往耽于乌托邦式的幻想。正如布克哈特所说：“和极端的堕落一起出现了最崇高的谐和的人类个性和一种艺术的光辉，这种光辉给人类生活罩上了一层光彩，而这种光彩是古代文化或中世纪精神所不能或不愿赐予的。”[7](p446)这种艺术光辉不仅是文艺复兴顶上的光环，同时也是启蒙运动体内所孕育的浪漫主义胚胎棗虽然浪漫主义最后成了启蒙运动的敌人。正是浪漫主义开了现代启蒙批判的先河，而我们在后来的所谓“现代性”启蒙批判中，常常看得到浪漫主义的影子。他们的相同点便是在思想上都领有一种唯美的浪漫气质，虽然没有人这样称呼，但把他们看作浪漫主义者绝不是毫无道理的棗其实只有把他们共同具有的感伤气质视作浪漫主义的核心才是理解他们思想精髓的关键。其实，现代启蒙批判根本上就是一首浪漫的歌谣，丝丝入扣地秉承了老浪漫主义的风骨。
在浪漫主义者看来，启蒙运动只是把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精神家园变成了虽然现实存在着的、但却是不能种植粮食的酸碱土。启蒙运动所提倡的人类的幸福只不过是一种实利主义的小商小贩的观点。浪漫主义着重于诗和历史的创生性功用，追求天才和直觉的权利，因此在浪漫主义者看来，启蒙运动所贯彻的精巧细致的思辨、讲究实际的健康常识其实只不过是一种没有诗意的理智文明，缺少艺术的熏陶和足以美化精神家园的那种轻灵的生机。从此，在自然科学巨大成就的诱惑下，包括哲学在内的所有人文学科被硝制成了科学的标本。在随后的20世纪末全面的具有浪漫主义气质的后现代思想家看来，文化走向科学主义及其终结等历史性“大灾变”（catastrophe），最终都要算在启蒙的帐上。
浪漫主义在内容上彻底否定了启蒙运动，即便在启蒙者的内心生活里或许同样地关注那种不受人干扰的艺术享受。因此后来的“狂飙突进运动的年轻人谴责（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把感情的自发性、人的个性、天才的灵感从属于冷冰冰的古典主义理性化规则和不自然的趣味。”[8](pp111-112)人们于是在自然世界和理性主义之外设立了另外一个维度的世界，通常把它叫做“文化世界”，也就是思想的、价值观的、信仰的、艺术的、语言的、象征的、神话的、制度的、历史的世界。启蒙运动因为过分的矜骄而不注重历史的传承，历史主义在后来的浪漫主义那里被发掘了出来，作为启蒙运动特征的非历史性思维方式被后来的德国古典哲学克服了。
在浪漫主义对启蒙运动的颠覆过程中，最耐人寻味的便是浪漫主义重新给自文艺复兴以来被启蒙思想打入地狱的“神话”观念以文学性的崇高地位。在浪漫主义者那里，神话不仅成了最高的理智所感兴趣的对象，而且成了敬畏和崇拜的对象。神话被认作是人类文化的主要源泉，因为在他们看来，艺术、历史都起源于神话。所以海涅在谈到德国的浪漫主义时也认为：“它（按指浪漫主义）不是别的，就是中世纪文艺的复活，这种文艺表现在中世纪的短歌、绘画和建筑里，表现在艺术和生活之中。这种文艺来自基督教，它是一朵从基督的鲜血里萌生出来的苦难之花。”[9](p5)在海涅对浪漫主义的杰出评论之中，我们似乎感受到了浪漫主义这种没有被命名的新“文艺复兴”的历史轮回或回归的趣味。这莫非就是历史的宿命？此间我们是不是更能明了批判者与被批判者、颠覆者与被颠覆者之间的有趣关系呢？
正是在启蒙运动这种“一切都显得简单、协调、一致、合理，一切都合乎理性”的社会观念中，“逐渐地，民众的想象抛弃了现实社会，沉湎于虚构社会。人们对现实状况毫无兴趣，他们想的是将来可能如何，他终于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来的那个理想国里了。”[10](p181)所以这种脱离现实的理性主义空想很快就在法国大革命及紧接着的血腥历史中破灭了，从此引发了直至今日的混乱与“黑暗”。因为在浪漫主义中贯穿的正是启蒙的理智信念和道德信念，因此浪漫主义并没有启蒙运动，他们只不过是移动了一下启蒙运动的重心而已。这次移动最终在康德哲学显示出了作用。虽然浪漫主义者的批评没有摧毁启蒙运动，但他们对启蒙运动的诊断却比较准确。浪漫主义对启蒙的这种攻击的情形有如苏格拉底在高贵而庸懒、自以为是却不知黄金时代已然过去、危机就要来临的雅典所发出的沉沉呐喊一样，浪漫主义对启蒙运动的激烈攻讦恰好是一种典型的“启蒙”行为。福柯在思想“回归”后的晚年指出，批判就是启蒙，那么，现代启蒙批判亦必就是一种启蒙。
四
启蒙运动的浅薄是在形式上被受后世垢病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有关启蒙运动的各种针锋相对的评论中间，几乎每个流派（哪怕是互相对立的）在这一点上却取得了一致，都认可启蒙运动的肤浅。海涅风趣地论述到启蒙运动的平庸，他说：“最可怜见的平庸作品当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盛行，空洞愚蠢之物象寓言中的青蛙似的，吹得天花乱坠。”[9](p22)当然我们要看到，个中原由大抵在于这种肤浅是必需的，因为要唤起广大人民的觉悟，开启民智、祛除蒙昧，就需要思想为效用的宽广而牺牲深刻，在此之前必须把理性的思想作一些通俗化的处理，结果启蒙运动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到庸俗的实利主义和小市民的世故圆滑中去了，因此有人刻薄地认为理性不过是小市民的世故圆滑。黑格尔从一个扬弃了启蒙运动的更高的理性主义角度总结到，启蒙运动沉没到一种没有生气的通俗状态中去了，而“通俗的东西是深刻不了的”。在启蒙思想这种呆板的严格性和学究气之中，人们已经陷入一种踏实却单调与空洞的状态中，而失掉了那种聪明的生动性、活跃性和独创性了。[11](p235)
当然，虽然“浅薄的启蒙运动”这一口号依旧时兴，但却不能不说那是一种偏见。如果深入到启蒙运动的创造性维度中，我们完全能够编织出启蒙运动的另一幅图景，启蒙运动毕竟成就斐然。若以后发的情况和后来的思想来要求前代，则总能在此前的奋斗历程中找到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但如果我们对历史的总结老是耽误在这种无聊的游戏中，那么除了证明后继思想的更完善并由此满足论者的虚荣心以外，恐怕了无趣味、一无用处，反而同样会陷入启蒙运动那种曾经倍遭谴责的狂傲之中。如果再由此以为后继者的思想是对“浅薄”的前代思想的一种胜利，并以这种精神胜利法和几近暴发户心态去衡量重大的历史事件，那么它显然就会变成一种新的蒙昧。与其说，启蒙的“浅薄”是一种“善意的愚昧”，[5](pp696-697)倒不如说这种对启蒙的浅薄的理解才是一种真正的善意的愚昧。现代启蒙批判就摆脱不了这种嫌疑。
现代启蒙批判由于正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那么它对启蒙的评定就需要我们给它衬上它的时代特征来加以理解，而发现了启蒙批判的浪漫主义特征。早在1820年法国作家诺迪埃（Charlesnodier）认识到：“浪漫主义诗歌萌生于我们的苦恼和绝望，这不是我们的艺术缺陷，而是我们日益进步的社会的种种发展所必然带来的后果。”[12](p5)言辞中透着意味深长的讽刺和无可如何的悲凉，这便由于他把浪漫主义看成了生活在社会危机时代的个人应对危机的一种负面的自卫性反应。浪漫主义自身的双重特性在此决定了它对启蒙运动的态度的两分局面，当然结果都一样，都是总体上都是对启蒙的瓦解。那么现代启蒙批判就更值得仔细审查，而整个现当代思想亦当作如是观。
一方面，我们应当看到，现代启蒙批判对启蒙理解的推进性价值。其中，尼采对启蒙的批判就具有特别深刻的学理意义。尼采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掀翻了西方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的经典教导，他把苏格拉底以至启蒙运动所建立起来的道德哲学视为干瘪的谱系和概念的木乃伊。因此尼采在现代社会文化转型方面就成了一个过渡性的关健人物，他对启蒙运动的颠覆是对浪漫主义的继承，更是大大地超越了具有小家子气和病态美的浪漫主义棗虽然尼采本人身上的“权力意志”在凡俗的常规模式看来仍不免是一种病态，是一种富有激性和创造力同时也愈加可怕的病态，但尼采对启蒙运动的批判达到了一个相当的深度，在此人们已不能靠喋喋不休纠缠于启蒙运动的浅薄来掩饰思想对自我卑微的深刻解剖。随着认识的深入，20世纪的思想家越过了尼采这道世纪之交的门槛。从另这个方面来说，处在尼采所生活的下一个世纪之交的人们面对展现在自己面前的这幅历史长卷，自觉不自觉地把启蒙运动放进了现代思想史的总体性去考察，也就必然更有史学的韵味和后发的优势。
另一方面，现代启蒙批判却无疑大有可垢病之处。德国文学家伯尔（HenrichB?ll）在20世纪60年代这个动荡的岁月里深情地眷顾马克思的丰功伟绩时所抒发的感慨恰好可以用来评价整个现时代人们对传统（包括启蒙）的态度，他说：“一部进步史乃是一部忘恩负义史。后生者只是一味地捞取和享用好处，至于曾为好处所付出的代价连想也没去想。掺和在这种忘恩负义之中的还有愚蠢、无知以及理论家、知识分子通常所具有的蔑视。”[13](p60)伯尔以“忘恩负义”来指称那个正好是“后现代主义”崛起的时代，真是再恰当不过了。而我们这个时代亦与之相去不远，伯尔的评论仍然适用。在反启蒙、反传统中究竟有多少属于愚蠢和无知，我在此不敢妄言，但“知识分子通常所具有的蔑视”却实在泛滥成灾，可以肯定地说这乃是现代病的病源之所在，也是现代启蒙批判的主要症结之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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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康德.重提这个问题：人类是在不断朝着改善前进吗？[a].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3]福柯.何为启蒙[a].杜小真编选.福柯集[C].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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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m].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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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m].董乐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
[9]海涅.论浪漫派[m].张玉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10]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1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四)[m].贺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自然科学的启蒙篇7
关键词：启蒙；理性；批判；祛魅；转型
一
启蒙是一种智慧。
启蒙（enlightenment）是光（light）的结果，而智慧（Sophia）也是一种对光之澄明的追索，因此启蒙属于智慧。爱琴海边的先民们把智慧称之为sophia，由于它们似乎是某种明亮的东西（phaos），能让宇宙万物统统明亮起来，于是便从phoos（光）中引申出了去蔽除晦而通过思维认识进入光明的sophia（智慧），并通过基督教的经书而赋有了更高的神圣。如此观之，近代的“启蒙”，现代的“批判”以及后现代的“解构”，最终都可归结为一种智慧以及对智慧的追求了。因此启蒙不惟是一个特定的介于文艺复兴和浪漫主义之间的历史时期，也不仅是仅是社会文化转型的先期准备，启蒙自有其本体的地位和作用。启蒙是一般的、永恒的棗虽然有关“进步”的功绩不必因它而来，同时有关僵化的罪恶也不可能由它而去。
启蒙与我们的关系是当下直接的，同时也是自明的。一方面我们的“现代”文化由启蒙发展而来，而历史上的启蒙运动就是现代世界分娩的阵痛阶段。在人类文化各个分支里（尤其在宗教、艺术和哲学中），启蒙作为一种新的精神开始产生并显示其力量。“启蒙运动的哲学是一种新的、有成效的推动力量……现代思想已开始找到自己的道路。”[1](p201)现代社会就是启蒙开始的，并且那个词义模糊含混的“现代”一词其实就是新的一轮启蒙。另一方面，启蒙又是一个继往的环节，“启蒙思想家的学说有赖于前数世纪的思想积累，……启蒙哲学只是继承了那几个世纪的遗产，对于这一遗产，它进行了整理，去粗取精，有所发挥和说明。”[2](pii)
在启蒙运动进行了很多年以后，人们对启蒙仍还不甚了了。1783年就有人提出一个不可回避而必须回答的问题：何为启蒙？康德全面地吸收了启蒙运动形形的思想因素，并通过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和补充获得了关于哲学问题和哲学方法的崭新的成熟观念。康德认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3](p22)康德特别强调了只有自由，即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才能给人类带来启蒙。所谓启蒙，也就是从某种被监护的状态中挣脱出来，挺身而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康德学说不可比拟的崇高历史意义终于它不仅给后世思想规定了诸多问题，而且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康德不仅以其学术思想影响后世，同时也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充分证明和践履自己的学识。从普适的思想到一己之存在，康德都是启蒙成就的结晶。康德的批判哲学本身就是启蒙运动最伟大的成就，福柯对此形象地解释道：“‘批判’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本记载在‘启蒙’中已成为举足轻重的理性的日记。反之，‘启蒙’则表明‘批判’的时代。”[4](p533)康德挺身而成为一个自由的“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典范。启蒙就是一种成熟状态。
在启蒙思想集大成者康德这里，“启蒙运动思想至此趋于完善和有序，同时实现了康德自称在思想界开创的哥白尼革命，沟通了唯理论和经验论这两个好几世纪来互相敌对的欧洲主要哲学传统。”[5](p118)虽然哲学并非自启蒙运动而产生，但长期对立不和的哲学流派在康德这里却得到了有机的统一。此后西方思想又从康德的启蒙哲学进渡到了德国古典哲学，后者随饱受现代人的攻击和质疑，但它却默默地成就着后世的一切思想，毕竟“哲学的质疑根植于‘启蒙’中”（福柯语）。在权威和信仰主宰一切的时代，自我的独立与取消托管意味着一种自我存在的勇气。因此启蒙不只是一个不具有进步色彩的中性概念，它在给一切可称之为现代思想和社会生活之问题盖上“现代的”日戳之外，还意味着某种价值的形成和延续。因此我们认为对以下的这个观点可以作些积极的理解，即，“启蒙运动是欧洲文化和历史的现代时期的开端和基础，它与迄至当时占支配地位的教会式和神学式文化截然对立。……启蒙运动绝非一个纯粹的科学运动或主要是科学运动，而是对一切文化领域中的文化的全面颠覆（Gesamtumu?lzung），带来了世界关系的根本性移位和欧洲的完全更改。”[6](p175)这就是对启蒙或启蒙运动的总体观感。
二
黑格尔进一步把启蒙的古典观念推向了几乎尽善尽美的高度。在黑格尔看来，启蒙就是信仰的对立面。启蒙使用概念（其实这就康德所说的“纯粹理性”，reineVerunft）的力量去横扫一切混乱的、蒙昧的东西。从逻辑上说，启蒙取代信仰也其有正当的权利。启蒙对信仰的颠覆所遵循的恰恰是信仰自身的原则，可以说正是信仰孕育了启蒙，在自我意识的维度中，启蒙是对信仰的超越。进而言之，由于启蒙把那些非现实的东西鼓励出来并从精神中分离出去，“启蒙于是对信仰有了不可抗拒的支配力，因为，在信仰本身中就存在着种种支持启蒙使之现实有效的环节。”[7](pp104-105)这种世俗化的理性启蒙自古及今不断壮大，终于在此时顽强破土而出，夺取了胜利，构成了新时代的特征。从表面上看，启蒙对信仰的颠倒好像是在以感性现实的低级思想玷污着信仰的精神性的意识，好像是在以理智的；自身意志的和实践的虚骄破坏着信仰因谦卑而取得的宁静的和安全的心情。但事实上远非如此，从最本质的角度毋宁说：“启蒙是在扬弃着信仰本身中原来存在的那种无思想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无概念的割裂状态。”[7](p105)启蒙本身是对信仰的扬弃，因而它一方面与信仰存在血缘关系，另一方面却是一种背叛。从这里进一步推论，我们似乎就能享受到无限制的历史乐观主义所带给人类的无尽福祗。由于启蒙最终是对信仰的扬弃，从而达到了一种自我纯粹意识的真正知识，被信仰割裂的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融入到合谐的统一体之中，这样，启蒙与信仰、今生与来世、上帝之城与尘世之城、行善的与享福的等等，彼此就有了新的联系，“在这种关系中，真理性以及现在和现实性是结合起来了的。两个世界得到和解，天地互相交接，天国降入人世。”[7](pp113-114)照黑格尔看来的观点，原来千年盛世说是逻辑的必然，而在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中又是历史的必然。所以当启蒙之舟行至笛卡尔的理性堡垒时，“我们可以说到了自己家园，可以象一个在惊涛骇浪中长期飘泊之后的船夫一样，高呼‘陆地’”（黑格尔语）。以此比照我们当今的现实，便会对人们重新燃烧起来的热情有豁然之感。的确，启蒙具有不可剥夺的正当权利，也就具有强大的穿刺性，因而必然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支配力”。启蒙运动时期的人简直无法想象20世纪的人会最终认为启蒙及其结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站在启蒙运动的立场上来看今天对包括启蒙在内的整个传统的放肆的攻击，我们就会认识到那种以为当今的问题是启蒙过了头的观点不仅站不住脚，而且自身就是启蒙时期需要彻底批判的那种思想上的残渣余孽，或者对这些后思（nachdenken）者来说，启蒙还没有到场。
在黑格尔那里，启蒙不仅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教化。自启蒙运动之后，关于“教化”的思想就一直成为整个西方文化的主流，近年来欧陆的解释学和美国的“新实用主义”又重新唤起人们对启谛心智、造就自我的启蒙／教化的人文塑型手段的巨大热情。在最根本的层次上，启蒙与古希腊的paideia（教育）和中世纪的humanitatis（人性）一脉相承，只不过是以不同名号来指称人的自我塑型过程。正如著名政治学家萨拜因所说：“从这一过程中便产生出一种自觉，一种个人的生活和内在性的意识，而这是古代希腊人从来不曾有过的。人们正在缓慢地为自己制造灵魂。”[8](p179)在后神学时代，出于这种自觉，人们便要反对信仰，亦即反对异己的、外在的、彼岸的王国，而追求此岸的生存权利和生活方式，也就是“从自我归罪的未成年（selbstverschuldentenUnmündigkeit）进入自由的成年和自我规定”（特洛尔奇语）。我们也才更能够体会尼采的呐喊“上帝死了”的现代性内涵。启蒙就是人类造就自我的过程。
启蒙哲学的特殊魅力和它的真正体系价值，在于它的发展，在于它有鞭策自己前进的思想力量，并用于探讨它所遇到的问题。[2](pi)对我们而言，最富有启示的功绩便在于这种大无畏的思想勇气和积极负责的人生态度。具体到学理的层面，在启蒙对信仰的颠覆中，理性成为了有效的工具，并从工具的地位上升至方法论、本体论的地位（所谓“工具理性”之说可能就由此而来）。正如人文主义的捍卫者所说：“启蒙运动的了不起的发现，是把批判理性应用于权威、传统和习俗时的有效性，不管这权威、传统、习俗是宗教方面的、法律方面的，还是社会习惯方面的。”[5](p84)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显然是受到了诸多“大发现”的激励，反过来又成为了这些大发现的开路先锋，为一个全新的世界付出了全部的热情。这就是启蒙理性的力量，相对于宗教统治的神圣境界来说，又是一种世俗化的力量了。因此“一部西方近代史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世俗化’（secularization）的过程，这一过程至18世纪的启蒙时代大致才初步完成。”[9](pp6-7)这个势不可当的进程在人文主义运动中就已经初现端倪，到启蒙运动而臻完成，而启蒙就是支撑人类自我成型、成就和成熟的“阿基米德点”。
三
“启蒙”在当今重新成为社会文化的核心话题，究竟是不是转型的一个必然环节或者唯一的环节，还是仅属必要的环节，一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但在作出任何可能的结论之前，我们首先在问题的表层上感受到它的提问者的身份背景所赋予该问题外在的启示。福柯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提出“何为启蒙”的话题，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因此福柯晚年对启蒙的回归性认同特别具有分析价值，这也是启蒙观念最富有启示性的内涵。
福柯一生经历了三次重大的思想转变，在最后一次转变中，他走向了对启蒙、对传统的深切关注，并且从此掀起了已荒疏多年的对传统的冷静客观的反思浪潮。这无疑敲响了后现代主义落幕的钟声（好比德里达所说的“丧钟”？），重新把人类的智识和热情导引到已偏离多年的主航道之上。今天，“何为启蒙”重新成为了问题，该问题自康德给出第一次回答之后，现在又将源源不绝地向人类提供思想的原料和想象的空间，又将以其深邃和广袤的问题性滋润这片被“革命”的涅槃之火焚烤得太过荒芜而至龟裂的家园。“何为启蒙”的话题又将为沉溺于各种败坏和混乱中的思想建立起自我造血的功能，或者建立起能够产生问题的内在机制。
福柯审查了两百余年的思想史之后，坦率地告诉我们，虽然启蒙是人类走向成熟的一种必要手段，但“我们所经历的许多事情使我们确信，‘启蒙’这一历史事件并没有使我们变成成年，而且，我们现在仍未成年。”[4](p542)由此推广开去，那么，“现代哲学，这正是试图对两个世纪以前如此冒失地提出的那个问题作出回答的哲学。”福柯的这种思想实际上暗示着一个我们不愿面对的事实：我们并不成熟！在经过了两个多世纪的奋斗之后，我们差不多还停留在原地。于是从福柯这位“新型档案员”（德勒兹语）所提供的历史资料中，我们可以进一步引出许多急需回答的问题。因此，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基本上还在康德终生所从事的范围之内，或者说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还是康德式的。
福柯在他晚年的思想中把启蒙放在了康德的“批判”思想的意义上来考察，甚至把自己整个一生的思想也作了一次批判性的洗礼。在他看来，启蒙就是批判。他认为，启蒙作为今天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体质的、文化的事件的总体而成为一个样特殊的精神领域。启蒙作为直接关系的纽带而把真理的发展同自由的历史联系起来的事业，构成了一个至今仍摆在我们面前的哲学问题。启蒙就是批判，那么我们又如何理解批判呢？福柯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我们自身的批判的本体论，绝不应被视为一种理论、一种学说，也不应被视为积累中的知识的永久载体。它应被看作是态度、‘气质’、哲学生活。在这种生活中，对我们是什么的批判，既是对我们之被确定的界线作历史性分析，也是对超越这界线的可能性作一种检验。”[4](p542)福柯这种既朴素、古典又现代味十足的思想给启蒙定了一个笼统、抽象甚至模糊的性质，但或许这种凌虚之思方才是启蒙观念最好的追随者。同时，这种思想凝聚成一种现象，比如就叫“福柯现象”，我们的启示可能更为明确。
启蒙观念的深刻启示并不就是福柯关于启蒙思想的历史性复述，而表现在这位经常同后现代联系在一起的思想家，在他的学术生涯终结之际，却“浪子回头”般地肯定了启蒙批判以及其他具有古典品位的思想，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评价的那样，“福柯最终还是放弃了对后现代性的同情，遁入尘封的古代卷帙中，在。因此他不仅从‘神秘而恼人的’后现代性中退却了出来，而且甚至变成了某种具有康德主义成分的古典主义者和现代主义者。”[10](p94)正是由于启蒙的召唤，福柯从思想的废墟上站了起来，回归到了“应然”的境域中。这实在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
启蒙观念在“福柯现象”中的深层次表现对我们理解当今的精神状况颇有帮助。虽然我们如今对进步的可能性所抱的信心已粉碎无遗，但是我们我们的境遇与启蒙运动时所面临的一样，当时，“他们还不敢断定这场运动的最终目的何在，但他们同样受到它（按指启蒙）的力量的影响。他们相信，这一趋向是人类的崭新的未来的预兆。”[2](p13)这同当今的时代精神极其相似，或者至少可以在我们这个同样紧张、亢奋的时代精神中观察到启蒙运动的影子，这不仅仅因为我们的时代产生于启蒙运动，更是由于我们的时代本身就处于“启蒙”之中。确如康德所说，“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们目前是不是生活在一个启蒙了的时代？’那么回答就是：‘并不是，但确实是在一个启蒙运动的时代。”[3](p28)我们的确是生活在一个正在启蒙的时代，因为我们诸多方面的不成熟，所以我们所处的并不是一个启蒙了的时代，许许多多的迹象表明，我们有关的启蒙的梦还要继续作下去，我们有关启蒙的讨论还得持续下去，而最终我们有关启蒙的故事还要继续流传下去。
四
不仅福柯的个体性转变是启蒙观念的杰作，甚至整个现代文化的转型都是启蒙思想的结果。
众所周知，启蒙的观念在20世纪却遭到了全面的挑战和质询，甚至在后尼采时代的颠覆或解构风潮中，传统的启蒙观念几乎名誉扫地。其实启蒙这种挣脱鬼魅统治的“祛魅”（disenchantment）从根本上就意味着对信仰的颠覆，也就是说，启蒙本身就是一种颠覆行为，而启蒙之被颠覆也当在情理之中，应了了“以暴易暴”的古训。人们在启蒙运动中所积累起来的“造反”经验在后来人们对启蒙自身的造反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因为启蒙运动后来又在理性建设和压制信仰方面落下了窠臼。因此启蒙运动这场理性“造反”信仰的运动，与20世纪非理性造反理性或启蒙之被颠覆的运动共同构成现代思想史的两个并立而共生的维度。
启蒙运动这个被韦伯称作世俗化的“祛魅”（entzauberung）过程便构成了“现代性”的基础。而有人据此进一步认为这种祛魅最后引火烧身，导致对自身的祛魅，对于启蒙这个始作俑者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结论是，具有祛魅性质的现代科学开始了一个由祛魅的科学本身而至结束的进程”[11](p4)。在这种颠覆者恒被颠覆的辩证发展过程中，人们发现了一个极为有趣的逻辑和一个鲜明的回归过程，也就是从disenchantment（祛魅）到re-enchantment（返魅），即重新回归启蒙的过程。就在这种“反者道之动”的永恒辩证法中，启蒙的奠基性作用和建构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现代人对启蒙的颠覆本身就是启蒙最为生动的展现。在那些需要现代人胼手胝足努力破除的权威中，有人认为启蒙运动树立起来的理性是最新的最具危险性的权威，其间有漫天的技术统治、有难以填充的人类中心主义及其各种几近野蛮的渴求、有最官僚化的思想规范等等。现在看来，这些或许很有道理的观点，其实有些过时了，它阻碍着我们对历史的清理和整合，妨碍着我们平心静气地思考往事的工作棗这乃是我们这场伟大的社会文化转型的“急所”。一个不无启示性的现象就是：17世纪是公认的“理性的时代”，到了18世纪时理性却被放在了审判席上的“被告”一方，但正是对理性的这种严格的批判导致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理性主义的空前繁荣。在此我们不禁会联想到：当今我们从不同方面对启蒙所进行的详尽的批判性反思是不是也会经受同样的历程并产生同样的结果？我们对此持历史的乐观态度，这种历史的乐观态度正是启蒙运动给我们的教导，因为“启蒙精神所推崇的理念是抽象的个人主义以及无限制的乐观主义”（刘小枫语）。我们的确有理由认为，当今对启蒙的讨论实际上是受到了历史事件的刺激和历史理性的召唤，一个基本上无庸置疑的自然而然的结论就是：新的一轮启蒙即将在全方位的讨论中全面铺开。
启蒙在20世界的流变昭示了一个深刻的启蒙观念：启蒙就是转型。不管从世俗政治权力的交接、理性对信仰的颠覆、现代知识形态的诞生，还是人类新的理想的升起，都可以说明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转型的时代。对此，福柯曾总结到：“‘启蒙’是一种事件或事件以及复杂的历史进程的总体，这总体处于欧洲社会发展的某个时期。这总体包含这社会转型的各种因素，政治体制的各种类型，知识的形式，对认知和实践的理性化设想。”[4](p537)难怪福柯要把今天同样处于转型期的现代哲学看作正是试图对两个世纪以前如此冒失地提出那个问题即“何为启蒙”作出回答的哲学。究其根本之处便在于“转型”使然。
以尼采哲学为例，虽然19世纪至20世纪欧洲所经历的生活条件的巨大骤变既毁灭性地又建设性地影响了一般信念，此时文化卷入蓬勃高涨的那种要求更深刻地理解自我的运动之中，仿佛出现了一种与传统彻底决裂的趋势。在对这种时代精神的定位中，我们纵然不能把它看作是启蒙运动的现代翻版，但它与历史上那场著名的运动也颇为相似。同时，以尼采为龙头的现代、后现代文化乃是由启蒙运动直接发展而来，也就是说，“早在启蒙运动时期出现的文化问题发展成为一种运动，而‘对一切价值进行重新估价’则成为这一运动的口号。”[12](p912)尼采哲学成为当前文化运动的口号，使现代精神的文化表现形式更多地具有了“运动”的特征，并极大程度地影响了海德格尔、德里达以及法兰克福学派、新实用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现代思想家和现代思想流派。而所有后来的这些“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主义大战和话语通胀（inflationofdiscourse），恰便是启蒙的又一轮精彩表演。
参考文献：
[1]卡西尔.国家的神话[m].范进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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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m].董乐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
[6]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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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m].盛葵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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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贝斯特，凯尔纳.后现论[m].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自然科学的启蒙篇8
关键词：婴幼儿；科学启蒙；探索；关键期
2001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发展0-3岁婴幼儿的早期教育。2010年5月国务院审议并通过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要求"重视0-3岁婴幼儿教育"，2008年上海市颁布了《0-3岁婴幼儿教养方案》，这标志着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已正式纳入国家教育体系之中。据2011年统计，我国拥有0-3岁婴幼儿约有近7000万，开展0-3岁儿童早期教育指导工作是提高人口素质、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基础性工程。
一、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的重要性
（一）对于脑科学的研究
在脑重方面：新生儿的脑重量为360克-390克，是成人脑重的1/4；六个月新生儿脑重为660克-700克，近成人的一半；三岁脑重量为1000克，是成人的3/4（约占70%），成人平均脑重量为1400克。由此可见，三岁之前脑重发展最为快速，为儿童的潜能发展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
（二）对于心理学的研究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布鲁姆，绘制了一张个体智力发展曲线图，假如以17岁儿童智力发展为成熟智商100%，4岁时发展为50%，8岁时发展为80%，12岁时发展为90%，从这个曲线看到儿童智力发展是非匀速不均衡的，前四年发展快，第二个四年减慢，第三个四年缓慢。说明儿童智力发展年龄越小发展越快。
（三）对于学习能力的研究
研究显示：儿童的学习能力在0-3岁发展了50%，4-7岁发展了30%，7-17岁发展了20%。因此，0-3岁是儿童在感知觉、记忆、思维等形成中最为敏感的时期，3岁之前的学习活动将事半功倍。
二、提高0-3岁婴幼儿科学启蒙素养的作用
婴幼儿的科学素养，包括科学意识、"热爱科学"的情感、科学的态度、和学习、运用科学知识、科学方法解决问题的综合品质等等，它不仅是实现"三个面向"、"科教兴国"之基，造就亿万人之源，更是实施素质教育之本。0-3岁是婴幼儿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发展的关键期，也是人类潜能开发的黄金阶段，想提高婴幼儿的科学素养，需要从早期抓起。
（一）有利于保护和激发婴幼儿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婴幼儿天生好动，看见什么都想去摸摸，去看看。他们往往通过在日常生活中自身的探索活动，直接进入对科学知识的学习。婴幼儿在观察、思维、认识、操作和探索的过程中，满足了好奇心和求知欲。
（二）有利于培养对科学的兴趣及对周围世界的积极态度
婴幼儿在科学启蒙活动中对科学产生积极的态度，而且对他们长大成人后正确对待周围事物，也有着良好的影响作用。婴幼儿在探索的过程中，对未知世界产生较浓厚的兴趣，会对他们以后更好地学习科学知识起着极大的影响，而浓厚、持久的兴趣又成为努力学习知识的动力。
（三）有助于发展婴幼儿智力，积累科学经验
婴幼儿在有计划的科学启蒙活动中，学会了使用感官去观察发现，通过操作进行探索。他们在积累了一定的科学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对客观事物的存在、发展和变化产生概念性的认识，形成了初步的科学概念。不仅如此，婴幼儿在整个科技活动过程中，观察力、思维力、想象力、操作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从而促进孩子智力水平的提高。
（四）科学启蒙活动有利于促进婴幼儿独立性、自信心、坚持性等品质的发展
婴幼儿在探索世界的科学启蒙活动中，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克服一定的困难。由于好奇心的作用，每位婴幼儿都会不停地忙碌着。实践证明，不同的婴幼儿在有趣的科学探索活动中，通过努力都能有所发现、有所成功，从而锻炼了他们的独立性、坚持性，增强了自信心。
三、提高0-3岁婴幼儿科学启蒙素养的策略
（一）创设良好的家庭环境，提供丰富的生活游戏
婴幼儿由于知识经验贫乏，他们对新鲜事物非常感兴趣，他们总是试探着去认识世界，想弄清究竟。例如，婴幼儿喜欢将柜子和抽屉倒空，实际是在探知空间和理解空间的大小。0-3岁的婴幼儿以家庭教育为主，我们应该为婴幼儿提供良好的家庭环境，借助亲子活动或生活游戏，认知和探索生活中的简单常识和科学知识。例如，可以在家为婴幼儿种植花草或养育小乌龟等，让婴幼儿在观察动植物生长的过程中提高对科学知识的兴趣。同时，家长适时给予指导，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激发其对科学的兴趣，丰富他们的科学经验，从而促进婴幼儿科学素质的提高。
（二）保护婴幼儿的好奇心，提供丰富多样的玩教具和感知材料
为婴幼儿提供丰富的玩教具和感知材料，让幼儿在动手、动脑的活动中，发展他们的思维和想象，提高求知欲望和探索精神。例如各种益智类的玩教具可以培养儿童的注意力、观察力和思维力。提供不同的感性材料，如：让婴幼儿感知各种物体，可以玩袋中摸物的游戏，让婴幼儿对不同物体的属性有初步的感性经验。还可以通过玩具和游戏开启婴幼儿的数学潜能，形成初步的数概念，进而培养婴幼儿初步的科学启蒙素养。
（三）创设户外活动的空间和机会，提倡大自然教育法
带宝宝去大自然摸摸泥土、石块、树干、树叶、小草、小动物的皮毛，感受大自然的空气、阳光等。通过室外活动，可以提高婴幼儿对大自然万事万物的感受性，增强探索欲望，形成初步的科学启蒙。同时还要发展婴幼儿的感知觉，为提高科学启蒙素养奠定基础。可以玩触摸各类物体属性的游戏，如：水中游戏、泥土游戏、抓痒游戏、涂料游戏、吹风机游戏、抓沙游戏、裸足游戏。孩子们在和自然环境接触过程中，常常被环境中的事物现象所吸引，从而引起科学探索的愿望，开始探索周围世界的活动。教师或家长可以有意识地引导幼儿进行多种有趣的探索，如"树叶为什么会落下来，落叶什么样？""为什么会有影子？等等，这些都是婴幼儿感兴趣、想了解的，通过观察、探索找出了其中的科学因素。
（四）创设简单的科学小实验，提高对科学知识的探索和兴趣
婴幼儿在一系列有趣的科学活动中主动尝试、不断探索、发现问题、积极思考，在成人的帮助下，能获取一定的科学知识。如：和婴幼儿玩海绵吸水的游戏、磁铁实验等，可以提高婴幼儿对科学知识的探索和尝试，形成初步的科学启蒙。
综上所述，0-3岁是婴幼儿智能发展的关键期，在这个时期通过各种途径对婴幼儿进行科学启蒙的教育，形成婴幼儿初步的科学素养，不仅可以激发婴幼儿的求知欲和好奇心，还可以培养儿童形成初步的科学探索意识，促进儿童全面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俊.论幼儿科学思维的启蒙[J].幼儿教育（教育科学版），2006，（4）.
自然科学的启蒙篇9
在这二十年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新启蒙运动，其上承思想解放运动，下启九十年代，成为当代中国的又一个“五四”。二十年来思想界的所有分化和组合几乎都可以从中寻找到基本的脉络。新启蒙运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思想运动，其有渴慕西方现代化的同质性诉求，又有对其进行批判性和反思的潜在性格。文化态度的同一性与思想内涵的异质性，构成了新启蒙运动混沌的表象和复杂的内在分歧，成为九十年代中国思想界三波分化的渊源所在。
从某种意义上说，从1978年开始的“新时期”，仍然是一个正在进行的现在时，对这样一段尚未成为“历史”的历史作出评述，不能说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一种超近距离的观察，往往无法消除观察者自身因价值偏见和观察视点所带来的盲区，因而也无法洞察历史深处的复杂性。尽管如此，本文仍然希望以一种“价值中立”的立场，客观疏理这二十年思想界演变和分化的基本脉络。
一、新启蒙运动的由来
所谓的“新时期”，是指从的乌托邦全能主义（totaLiSm）体制向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现代化体制的转型期。如果说社会/政治变革的源头是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话，那么，作为新启蒙运动前身的思想解放运动，则起源于稍早一些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中国的这场改革，一开始是从体制内部发动的，而且是在权力中心进行的，因此带有明显的自救性质。改革的发动者们在时代并非异端分子，也是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实践者。只是到了“”后期，他们从亲身的痛苦体验中日益明确地发现此路不通，遂从乌托邦社会主义理想中分离出来，开始探求一条以“四个现代化”为中心诉求的、世俗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出，实际上为告别乌托邦社会主义传统、转向世俗化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上的合法性。思想解放运动，首先意味着从和斯大林的传统社会主义教条中解放出来。从这一意义上说，它可以被视作马克思主义内部一场路德式的新教革命。
应该说，思想解放运动起初的理论预设具有明显的科学主义特征，即曾经被时代政治/道德立场优先性所压抑的唯物论科学主义：生产力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等。无疑，这一重新将人的物质生活而非精神生活、将知识的优先性重新置于政治/道德优先性之上的唯生产力论和经济决定论的科学主义，当时在冲破僵化的教条主义束缚方面，曾经起到了非常革命的作用。然而，它在主流意识形态之中，却被凝固为一种世俗导向的实用主义。考虑到种种复杂的制约因素，中国的世俗化社会主义领导者采取了以经济改革为主导、而非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为主导的改革策略。于是，作为一场权力体制内部的思想解放，究竟能够走多远，立即在改革倡导者中间发生了尖锐的分歧。
路德式的新教革命，常常是以梁启超所说的“以复古为解放”的方式实现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复古”在当时的极限只能是马克思、列宁或延安时期的。但另外一批处于权力边缘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周扬、王若水等，显然走得更远，他们不仅需要唯物论的科学主义论证已经发生的经济改革，而且需要一种批判性的人道主义支持一场更重要的政治变革。他们的“复古”，几乎走到了马克思的尽头，即长期以来被正统意识形态所忽略、而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视作原典的早期马克思—那个重视异化和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马克思。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历史悲剧，就是因为忽视了人道主义，忽视了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会发生异化。八十年代初，当唯物论的科学主义随着改革的深入逐渐保守化的时候，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自己鲜明的政治批判和道德勇气，接过了思想解放的旗帜，将运动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983年3月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大会上，由王若水、王元化等人起草的、由周扬名义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可以视作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其影响也随着该报告在权威的《人民日报》上发表而达到了顶峰。
然而，到了改革和开放加速发展的八十年代中期，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却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将思想解放运动推向一个更广、更深的境地。这首先是因为周扬等人都是体制中人，虽然不再处在权力的中心，但不少人仍然居于体制的核心地带，一方面众所瞩目，另一方面也是靶心所在，当1984年初主流意识形态以“清理精神污染”为名对之打压时，体制留给他们回旋和发挥的空间便越来越狭隘。思想解放运动欲保持与发展自己的思想成果，必须在体制的边缘和体制之外，开拓一个新的思想空间。其次，“以复古为解放”的思想解放运动，既然已经逼近了原典，那么其内在的逻辑便决定了非从老祖宗那里解放出来，便无法继续向前发展。事实上，现代化改革实践中提出的大量问题已经远远不是马克思早期思想所能解决得了的。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后来与自由主义合流，演变为社会民主主义。同样，中国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面临着一个与启蒙思潮合流的问题。不过，欧洲是启蒙运动在前，马克思主义在后，后者是在前者中产生、并批判、超越了前者；而中国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却面临着批判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历史使命，不得不以以一种新启蒙的方式，容纳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
这样，作为思想解放运动逻辑和历史发展顺乎自然的结果，新启蒙运动便呼之欲出了。
二、公共思想界的出现
1984年，是奥维尔同名的反乌托邦小说描绘的可怕岁月，但在中国，却是走向文化新启蒙的历史时刻。这一年的思想界，出现了当时来说并非那么引人瞩目的几件事情：《走向未来》丛书第一批正式出版、中国文化书院成立和新一代青年学者开始成为《读书》杂志的主流作者。我们有理由相信，1984年是新启蒙运动的发端。
新启蒙运动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延续，但它的重心却发生了变化。如果说思想解放运动主要诉诸于政治变革的话，那么，新启蒙运动的诉求却转移到了所谓的“文化的现代化”上。从世俗性社会主义追求器物层面的现代化，到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要求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再到新启蒙运动追求文化层面的现代化，这在当时被视作改革在（泛）文化结构上由浅而深、步步深化的一种必然归宿。“文化的现代化”的这一诉求，后来被有些批评者认为有“荆轲刺孔子”式的思想误置或“文化决定论”的嫌疑。的确，当年的新启蒙运动如同“五四”一样，的确有某种林毓生所说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的“文化化约论”倾向，然而，只要我们将其放在改革开放二十年较长的历史语境中来考察，就会发现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一次重要的历史转变：他们通过文化言说的方式，从政治/意识形态体制和知识的专业学科体制中逐渐分离或超脱出来，在民间开拓了新的思想空间，重新获得了文化的自主性和精神的公共性。
这种自主性和公共性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曾经有过，但在1949年以后的全能主义体制中丧失殆尽。思想解放运动虽然重新开始争取这种丧失了的精神，但因为其还是一个体制内部的运动，即使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在官方意识形态的边缘运作，无法建构一个新的思想空间和社会空间。这一局限显然是因为周扬等人的体制内身份和知识背景所决定的。但新一代的启蒙学者就不同了，他们在身份上不再是文化官员或意识形态专家，基本上处于权力体制之外，是更具独立品格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他们的年龄、阅历也使得他们产生了“走出马克思”的强烈冲动，雄心勃勃地准备在西方古典和现代的知识背景上重新建构中国的现代化方案。而在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使得体制内的政治言说空间日益逼仄。唯一的突破口只能在体制之外，绕过敏感的体制改革话题，通过文化言说的方式，开辟一个新的思想空间。
这一开始多少有点不自觉的策略性调整，最后产生的结果却具有战略性的意义。作为一场文化的新启蒙运动，不仅要摆脱政治意识形态话语，而且也力图超越学科的知识体制，通过民间的运作方式，在受控的公共传媒夹缝和边缘之中，建构一个跨学科的、公共的思想界。它与传统的理论界以及学术界的区别在于：理论界争夺的意识形态霸权（思想解放运动基本没有超越理论界的范围），学术界是受国家知识体制控制的学科范围内的专业知识领域。而新启蒙运动所要建构的思想界，具有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空间”的性质，通过民间的自由论坛或公共传媒，讨论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公共事务。它的民间化（相对于国家意识形态而言）和公共化（相对于专业的学科而言）特征，表明这是一块真正属于公共知识分子的领域。也只有在这样的思想界里，知识分子才成为知识分子，既不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代言人，也不是被狭隘的知识分工所限制的专家学者。这样一个具有相对独立品格的公共思想界，尽管至今没有获得建制的保障，但作为新启蒙运动的直接产物，却在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历经起伏，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且有了可观的发展。仅凭这一点，新启蒙运动就足以载入历史的史册了。
三、新启蒙运动的同一性
新启蒙运动是一个比思想解放运动在内涵上要复杂得多的文化运动。然而，这样一个复杂的文化运动，何以保持它的同一性，是在什么样的意义上获得它的同一性的？
中国的历史常常呈现出某种令人惊讶的相似之处。如果说思想解放运动类似十九世纪末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的话，那么，新启蒙运动在任何方面似乎都在模仿七十年前的那场五四新文化运动。事实上，新启蒙知识分子们通过对五四的历史重构，也是如此自我理解的。汪晖曾经将视作是一个建立在“态度的同一性”上的思想运动，这可以同样用来理解新启蒙运动。也就是说，新启蒙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表面统一的思想运动，它首先是建立在一种价值态度一致性的基础上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成为运动中各种思潮和流派的共同趋向。中西文化比较之所以成为这场运动的中心内容，不是因为真的对中西文化发生了认知上的兴趣，而是需要对它们作出价值上的评判，从而为现代化方案的重新设计提供文化上的合法性。
新启蒙运动的“态度的同一性”还体现在对西方现代化终极目标理想化的渴望上。虽然在理解这一终极目标的具体图景上有各种各样的差别，但在理解的方式上却是共同的，即以一种历史目的论的方式，对现代化前景作出普世性的承诺。这与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理解方式基本是一致的，区别仅仅在于：解放派的历史目的论是一种时间线性的社会发展普遍模式，将资本主义视作是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不可跳跃的历史阶段，而避开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类敏感的意识形态概念，他们借助当时在中国红极一时的现代化理论，将西方的资本主义叙述为一种中性的、可以以一系列技术参数加以量化的现代性指标，或理解为帕森斯所描述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个人主义三大特征，从而使这一具体语境中的历史诉求具有了超历史的普遍主义性质。
尽管新启蒙运动所包含的西方思潮在内容上十分庞杂，然而启蒙知识分子在现代化理论的传统/现代思维模式影响下，将这些思潮都理解为与（中国）传统对应的（西方）现代话语，因此获得了某种模糊的共同思想预设。他们像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那样，对外来思潮有一种兼容并包的开放气度，对各种看来互相矛盾的思想学说都有兴趣，都有一种混沌的、模糊的大致了解。也就是说，西方思想以“现代”的名义，被当做一个有机的整体接受下来，尚未呈现出其内在的紧张性。虽然各派对西方各种思潮有所偏重，但那些彼此冲突和矛盾的部分，在人们的头脑当中还远远没有分化，缺乏明确的边际界限。人们通常喜欢以一种时髦的“跨学科”方法，将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科学哲学、文化人类学等各种学科的“最新”方法，通过形式的整合，用来分析中国各种具体的历史和现实问题。除金观涛、刘小枫等个别人之外，大部分学者都缺乏必要的方法论自觉。当时的思想界也有尖锐的分歧，但因为有共同的思想预设和模糊而统一的知识背景，所以分歧的焦点常常表现在与中国语境有关的价值选择上，而没有深入到知识论层面。在表面的分歧背后，依然能够看到可以相互通约的共同的知识地层。正因为争论的双方处于同一个价值态度和知识平台上，因此在新启蒙运动内部能够经常出现真诚的对话和充满激情的讨论。
那是一个真诚的、激情的年代，也是一个开放的、混沌的年代。
四、潜在的批判性反思
虽然新启蒙运动“态度的同一性”在整体上肯定了西方的现代性，然而，西方的现代性传统却是一个具有内在紧张和冲突的结构，新启蒙知识分子兼容并包、全单照收的拿来主义引进方式，使得在同一性背后被遮蔽的，是内在的、深刻得多的异质性内涵。西方现代性的各种思潮一方面赐予了中国知识分子认同启蒙的思想资源，同时也提供了自我否定的另一面传统，这就使得后者在追求西方现代性的时候，也拥有了对其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可能性。尽管这种批判性的反思在当时还是一种潜在的能力和趋势，却普遍存在于新启蒙运动的各家各派身上。
“走向未来”在当时被一般人认为是科学派。其编委会中的核心成员主要是中国科学院从事科学史或科学哲学的研究人员，因而“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始终成为“走向未来”高高飘扬的精神旗帜。如前所述，唯物论的科学主义在思想解放运动中曾经发挥过相当重要的解放作用，但后来在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崛起之后，逐渐显示出其保守的性格。然而，在“走向未来”的积极推动下，科学主义的另一种形态经验论科学主义，在新启蒙运动中迅速替代唯物论科学主义，通过西方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的介绍，再次充当了思想启蒙的先锋。随着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库恩的范式理论以及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引进，经验论科学主义很快扬弃了自身的独断论和一元论因素，变成一个多元的、开放的和具有自我反思、自我纠错能力的理论传统。实际上，波普、库恩等人的科学思想已经内含着对西方现代性中利奥塔所批评的宏大叙事“真理神话”的批判性否证。“走向未来”所一再强调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已经深刻地带有批判理性主义的色彩，为现代性的自我反思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与“走向未来”相对应，“文化：中国与世界”高举的是人文主义的旗帜。由于其编委会的成员主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的人文学者，所以他们更关注的是对西方从古典到现代的人文主义思潮的引进，尤其重视德法的现象学、阐释学、存在主义、宗教学、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各种非理性主义的译介。这些人文思潮虽然也是西方现代性谱系的一个部分，却是以向理性主义主流思潮挑战的姿态出现的，构成了西方现代性的复杂内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主义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如福科、德里达、加达默尔、杰姆逊、丹尼尔·贝尔等，当时也出现在新启蒙知识分子的视野之中。虽然当时人们还无法理解其对现代性的强烈解构作用，但显然对其有了浓厚的兴趣。八十年代后期后现代学理的引入，与九十年代后现代思潮的崛起显然有着直接的知识关联。对于这些形形的西方人文主义思潮，“文化：中国与世界”虽然在整体上也将其纳入“文化的现代化”的总体性目标加以吸收和理解，但对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工具理性至上的倾向多少怀有一份保留。如果说“走向未来”因为相信批判理性主义的自我纠错机制而对现代化的前景不无乐观的话，那么，“文化：中国与世界”从人文主义的价值批判立场出发，对现代化过程中人性、价值和意义世界的失落，充满了文化上的忧虑。虽然当时在国内尚未出现全方位的世俗化市场社会，他们的人文忧思仅仅是学理层面上的，但其与九十年代的人文精神讨论，显然属于同一个精神谱系。
相对来说，中国文化书院的文化姿态在当时比较边缘，不居于潮流的中心。它主要由北京大学哲学系一批研究中国哲学和中西哲学文化比较的学者组成。在充满激情、思潮汹涌的八十年代，他们似乎无意制造新的潮流，而是实实在在地做一些中国文化的基础性介绍和中西文化比较的学理性研究。由于受到应邀前来讲学的杜维明等海外新儒家学者的影响，他们对中西文化持一种温和的调和态度，既对西方文化不盲目推崇，也对本土文化传统有一份同情性的理解。事实上，海外新儒家以及钱穆、傅伟勋、余英时、林毓生等海外华人学者温和的“文化保守主义”声音，还包括李泽厚的“西体中用”调和主张，在新启蒙运动时期，不仅在中国文化书院，而且在《读书》、《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等民间杂志上，也都有介绍。虽然当时和者盖寡，在声势上也远远不及激进反传统的刘小波，但这些温和的保守主义声音却在历史中沉淀下来，成为九十年代学术史研究和“国学热”的原初生长点。
上述这些对西方现代性潜在的批判性反思，基本上还是在精神—价值层面，尚未进入社会政治制度层面。尽管如此，新启蒙运动复杂的异质性内涵，已经预示着终将来临的大分化。事实上，后来九十年代思想界的所有变化，几乎都可以在八十年代找到其踪迹和脉络。从这个意义上说，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并不是两个完全断裂的年代，两者之间存在着微妙而又复杂的谱系关联。
五、九十年代的分化
1989年的事件中断了新启蒙运动的进程，在九十年代初，知识分子被迫进入冬眠状态，但精神和思想的自我反思却由此开始。这一反思实际是新启蒙运动的必然结果，即使没有突发事件迟早也会发生，不过如今是以如此痛苦和尖锐的方式提前来临。反思的结果使得原来蛰伏在新启蒙运动中的分歧表面化了，思想界的分化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另一方面，随着九十年代新的社会政治格局的稳定，尤其是1992年以后经济改革加速，市场社会在中国全面登场，使得知识分子对中国改革的现实、道路和发展前景的分歧大大加深，原先的“态度的同一性”不复存在，思想界的裂缝越来越深，以至达到无法弥补的程度。总的来说，九十年代思想界的断裂是通过三波分化而完成的。
第一波分化是“思想”与“学术”的分化。
九十年代初，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检讨新启蒙运动的“趋新骛奇、泛言空谈”，将之归咎于学风的“浮躁”和“空疏”。他们开始有意识地抽身于思想界，进入专业的学术界，通过学术史和学术规范的重建和传统国学的疏理，为中国学术和文化奠定一个更扎实的知识基础。新一轮的民间学术杂志《学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学术集林》和《原学》等的创办，体现了一部分启蒙知识分子转向了学术化和知识化，成为有明确专业志向的学者。九十年代的“国学热”在相当的程度上就是这一学术化转向的知识性产物。然而，这一转向受到了一些坚持八十年代启蒙传统知识分子的批评，认为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出”，并围绕着“思想”与“学术”敦为优先的问题，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其实，无论是坚持“思想”，还是主张“学术”的，双方都认为“学术”与“思想”一兼得的可能，都赞成王元化提出的“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真正的分歧乃在于对启蒙的看法上，即在九十年代新的历史语境下，如何继续启蒙？的确，在转向“学术”的知识分子中，是有相当一批人完全告别了启蒙，尤其是一些六十年代出生的青年学者，放弃了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在国家控制的学科化知识体制中，热衷于做一个专家型的知识人。但其他大部分“学术”型知识分子，特别是八十年代的过来人，通过对中激进主义的反思和文化保守主义历史价值的重新发现，实际上对启蒙有了另一种新的理解，即启蒙的深化不能仅仅靠浪漫主义的思想激情，更重要的要有学理的深厚基础；与其不断地追逐潮流，不如对西学进行一些最基本的学理研究；对于传统的研究也必须抛弃立场优先的价值评判态度，而代之于知识论的分析方法，以“同情性的理解”重新阐释传统。不过，这“另一种启蒙”至今未被“思想”型知识分子所理解和接受，随着思想界的重新活跃，双方的分歧也在继续扩大。
第二波分化是人文精神与世俗情怀的分化。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经济驶入快车道，一个以市场为中心的消费社会的出现使人们在八十年代所呼唤的现代化目标部分兑现。现实的急剧改变促使新启蒙知识分子内部发生了更深刻的分化。以“二王”（王蒙和王朔）为代表的一些具有世俗情怀的知识分子，热烈地欢呼市场经济的来临，将之视作彻底铲除极“左”根源、实现世俗幸福的必由之路；并且以“躲避崇高”式的虚无主义立场，否定一切形式的理想主义。而另一些打着后现代主义旗号的文化批评家，将中国当时所出现的大众消费文化解释为一种普世性的“后现代文化”，迫不及待地宣布中国“现代性”已经终结，一个与世俗社会拥抱的“后新时期”正在降临。23与此同时，生活在中国金融和商业中心上海的一批人文学者，更多地感受到的却是金钱文化和商业霸权对文化人和人文事业的压迫，他们在1994年《读书》杂志上发表的人文精神系列对话，旨在重新高扬文化启蒙的旗帜，回击虚无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工具理性压倒一切的市场社会中重新寻回失落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意义，并因此与上述两批具有世俗情怀的知识分子发生了激烈的论战。后来，人文精神的拥护者中，又悄悄地分化为两支：温和的一支秉承“文化：中国与世界”的传统，继续从知识论的层面反思现代化的幽暗面；另一支以“二张”（张承志、张炜）为代表，以一种极端的道德理想主义姿态，激烈抨击世俗社会，并逐渐演变为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民粹主义。
第三波分化是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分化。
自然科学的启蒙篇10
关键词：儿童；游泳；启蒙教育
历史发展至今，无论是为了捕猎、逃避猛兽或是遇上海难和洪灾时得以自救，游泳都是一门重要的生存技能。由于现代人们的生活和工作范围的扩大，与江河湖海等水域联系逐渐密切，掌握游泳这项求生技能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游泳除了是意外落水的求生手段外，还是男女老幼十分喜欢的体育项目之一，具有改善心肺功能、增强抵抗力、健身美体和增强对温度的适应等锻炼价值。游泳作为一种日常的有效锻炼方式，规范的动作就变得十分重要，古语云“幼学如漆”，学游泳以儿童时候为最佳，在此阶段学会游泳可奠定一生的健康基础。因此，从小规范游泳动作十分重要，如何实施少儿游泳的启蒙教育成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
1游泳启蒙教育的概念及重要性
1.1游泳启蒙教育的概念
在一些不知道新理论的人，特别是儿童，不具备验证科学知识的能力时，只能简单使他们记住结果而非应用科学知识，这种忽略证明过程的教育方法叫启蒙教育。人们自古以来就十分注重启蒙教育。《周易》说：“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古代一般把启蒙的学塾称为蒙学，蒙学就相当于现在的幼儿园和小学阶段。结合其他相关教育理论研究，将游泳启蒙教育定义为：让儿童发现、体验游泳的乐趣，发挥情感教育的功能，促进儿童健全人格的形成。以学习游泳相关的保健知识、技术和方法为主要内容，以水中练习为主要阵地，以发展孩子体能和增进孩子健康，培养游泳的兴趣，培养终身锻炼意识和能力为主要目标，即在儿童时期，运用技术、方法与手段，进行引导、启发、锻炼和传授的早期游泳教育。
1.2游泳启蒙教育的重要性
1.2.1游泳启蒙求生技能教育的重要性
与交通事故、心理问题一起，溺水一直是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3大原因之一。中小学生甚至成人溺水事件屡见不鲜，据报道，2014年9月5日，商洛市商州区麻池河中心小学四年级的5名学生，中午到校后距离上课还有一段时间，5人便相约去学校附近的河边游泳，其中10岁的小豪（化名）溺水。虽然追究此事的事后责任，大家认为河道挖砂者负有主要责任，学校管理上存在漏洞，家长在孩子的监管过程中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从事前预防的角度考虑，由于小学生自身心智发展不够成熟，兴趣使其冒险去游泳而忽视其潜在的危险。纵观学生各类溺水事故，大多发生在校外，发生在脱离家长监护和学校教师管理的时段，但值得关注的问题在于，绝大多数溺死儿童不会游泳，因此，开展游泳启蒙教育，提高学生的游泳技能是减少这类事故发生的一个必然而有效途径。
1.2.2游泳启蒙教育对儿童生长发育的重要性
研究发现，经过游泳锻炼，儿童的肺活量可大大提高，这意味着人体血液中溶解氧能得到充分提供，有助于生长发育，由于游泳的体力消耗较大（人在水中走20min相当于陆地1h的行程），因此会刺激儿童的食欲，促进主动性汲入营养，无需大人劝导自己会吃得很香很多，同时提高睡眠的质量。游泳是一项均衡负载的全身运动，在游泳中人体最大的感受器官——皮肤（约5000个细胞）因接受水的刺激、按摩，对儿童而言，通过四肢自由地活动，奋力克服水阻水压，刺激其骨骼、关节、韧带、肌肉以及内脏器官的发育，促进儿童身高增长，身体全面生长发育。此外，将游泳这门适应自然、战胜自然的生存技能从小烙进小孩的身体中，让他有一个强壮而健康的身体去接受人生的挑战，这类人成年后在未来社会更有竞争力。
2游泳启蒙教育现状及原因分析
2.1游泳启蒙教育现状目前，我国中小学校的游泳启蒙教育的现状不容乐观，大部分中小学没有开设游泳课程，游泳设施和专业师资力量的欠缺还将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存在。与学校教育相比，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重视游泳启蒙教育，游泳是中小学生非常喜欢的体育项目，不少家长在体育项目学习问题上尊重子女的选择。另一方面，虽然游泳等体育项目对学生的吸引力很大，但游泳项目在学习过程中存在运动风险和损伤等安全问题，更重要的是，与外语、绘画、舞蹈、书法、音乐等娱乐性项目相比，更难获得优异成绩，而大部分家长通过取得“一技之长”来获取未来社会中一个理想的职业，因此，一些相对容易出成绩的项目成为家长为子女选择学习的“热点”。社会环境对游泳启蒙教育缺乏动力，与一些高度商业化体育项目（篮球、足球等）相比，游泳项目的商业价值还有待提高。
2.2影响游泳启蒙教育的原因分析
近年来，新闻媒体对学生溺水事故的报道很多，但对在中小学校普及游泳生存教育却鲜有宣传。许多学校和家长把关注点更多放在孩子学习和生活上，对于孩子们游泳启蒙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影响儿童游泳启蒙教育主要来自3个方面，即家长、学校和社会。家长方面，大部分学生家长自身不会游泳，缺乏对子女游泳启蒙教育的能力，少量家长具备指导子女游泳的能力和想法，但由于该阶段的父母处于事业的上升期，激烈的社会竞争和生活节奏导致工作压力较大，缺乏对子女游泳启蒙教育的时间和精力。学校方面，大部分中小学都有达标的田径场、篮球场和排球场，但拥有游泳池的学校比例较少，游泳设施和专业师资力量的欠缺，加上学校出于对游泳潜在的风险和责任的顾虑等原因，学校忽视游泳启蒙教育的开展。社会方面，暑期游泳培训是中小学生学习游泳的主要途径，随着国家对游泳场所和游泳教学的规范管理，社会游泳培训日益规范和专业，游泳教练员、救生员持证上岗的规定使游泳教学效果和安全性得到家长认可，一些重视游泳启蒙教育的家长利用放寒暑假时间锻炼身体，为下一学期学习打下良好的身体基础。但是，因为社会游泳培训机构相对较少，社会游泳培训费用较高等因素，能够参加游泳培训的学生比例不高。
3推广游泳启蒙教育的建议
3.1媒体加大对游泳启蒙教育对于儿童成长重要性的宣传
游泳是奥运会田径项目后的第二大项目，从1896年第1届奥运会起，游泳就是奥运会的竞赛项目，由此可见，代表跑跳等陆上生存能力的田径项目和浮游等水中生存能力的游泳项目一直被人们所重视。在中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阶段，因田径运动项目多、训练形式多样、对场地设备和器材要求不高、练习时不易受到性别、人数、时间和季节等条件限制而易于普及和推广，每年1~2次田径运动会成了学生体育竞技的平台。与田径运动相比，游泳项目普及较差，社会媒体应加强对游泳项目的宣传和比赛报道。学校和家长在平时应注重向孩子们提供生命意识和求生技能教育，特别是游泳启蒙教育，让孩子从小掌握规范的游泳技术动作，这使得孩子们遇到溺水危险时能够作出正确的反应和采取正确的措施来处理问题。加强游泳启蒙教育宣传，提醒孩子们关爱生命，重视游泳安全，教会他们保护和自我保护的方法，是预防溺水伤害事故的有效方式。
3.2加大投入，改善游泳启蒙教育的硬件设施；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实现资源共享
游泳池的建设能够给予游泳健身和嬉戏的孩子们更安全的环境，更易于监管，对于预防溺水伤害也有很大的帮助。教育部门应将游泳池建设作为中小学达标的硬件要求，促使有条件的学校建游泳池、馆。政府在游泳池的建设投资上应侧重于小学和中学，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筹措资金，加速修建更多的游泳场所。只有把要求落到具体行动上，才能够促使中小学校投资兴建游泳场所，推动中小学校游泳启蒙教育的发展。充分发挥各种社会力量，积极推进社区教育资源共享，实施学校和社会的体育场馆对外开放政策，向中小学生发放“资源共享卡”，逐步将社会单位的游泳场馆对外开放，持卡学生可在放学后或节假日，到附近场馆参加游泳活动。
3.3领导重视，政府主导
游泳启蒙项目的开展需要游泳场馆的建设和培训指导，游泳场地的建设需要较多资金投入，风险较大，社会和个人力量积极性不高。因此，政府要加大游泳场馆设施建设力度，为开展游泳启蒙教育创造有利条件；同时，政府应预算专项资金，培训更多的合格游泳教练员、救生员；考虑游泳设施的使用和维护成本，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补贴和减免税收等政策扶持商业游泳培训场馆；对参加游泳启蒙项目的儿童进行免费培训，鼓励更多的学生参加这个项目，从而掌握游泳技能。
3.4家长配合参与
家长参与也是游泳启蒙项目成功的关键一环，家长态度和意识对儿童游泳启蒙教育的影响较大。家长应意识到儿童参加游泳启蒙教育的重要性，让孩子参加游泳培训。对于游离泳场地离家较远的，较小的学生需要家长陪同前往。正确掌握规范的游泳技能对初学者来说，除了教练的指导，还需要家长的鼓励和监督，当然，家长如果能够参与学习游泳，与子女共同学会游泳，这也有利于全民参与体育锻炼的目标。
4结语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游泳启蒙教育逐渐被家长所重视，由于游泳启蒙教育的自身特点，需要考虑安全因素保障、收费和交通等问题，因此，家庭、社会和政府的共同参与是有效解决以上问题的关键，从而实现游泳启蒙教育的开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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