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关系篇1
从历史实践上看,作为人类交往活动中最常见的两种媒介形式,图像与语言文字相比所处的地位不一样。在文字发明之前,图像是先民表达和记录的方式;当文字出现之后,文字以语法和修辞结构来表达具有丰富的联想性和多义性的意义,而图像被降低为识字的辅助手段。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图像被认为是感性的、直观的、平面的、零碎的,人们重视语言的理性逻辑,强调语言与图像的异质性,而忽视图像与语言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图像的独立性和意义的建构性。米歇尔发起了对语言主导文化的解构性批判,他认为:“文化的历史部分就是图像符号与语言符号之间争取支配地位的漫长斗争的历程,任何一方都是为自身而要求一个可以接近‘自然’的特权。在某些时刻,这种斗争似乎进入了沿着开放边界展开的自然交流;而另一些时刻(恰如莱辛的《拉奥孔》)这些边界关闭了,彼此相安无事。
所谓的颠覆关系就存在于这一斗争最有趣和最复杂的种种形态中”[2](p187)。在这里,米歇尔强调了语言与图像之间漫长的斗争过程,认为两者之间辩证复杂的张力关系构成了文化的发展。如果说传统文化是语言实施着对图像的压制和控制,那么,进入当代的视觉文化时代,图像应该站在与语言构成对立面的基础上,消解语言中心主义的局面,通过制造图像和观看图像承担世界意义的建构。但是,图像的兴起以及形成的对语言的挑战,并不意味着图像取代语言成为知识体系和文化秩序的主宰,而是将图像在语言中心论的框架中解放出来,摆脱语言论的控制,在关注语言与图像之间的“互文”性阐发中重新挖掘和创造图像,让图像再度被发现,让图像彻底释放出自己的知识能量。
图文之争与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思路
图文之争的介入给当代文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随着图像意识的增强,文学与传媒、文学与图像、文本形式、文学的存在方式、图像叙事与文本叙事等诸多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到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如米歇尔在《图像理论?序》所说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视觉文化时代,所有的媒体都是混合媒体,所有的再现都是异质的,文学与视觉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再现,它们与权力、价值和人类的利益纠缠在一起,影响到文化模式的变化。一种阅读文化与一种观看文化之间的差异不仅是一个形式问题;它含蓄地指出社会性和主体性所采取的形式,一种文化所构成的各种个体和制度。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文学与图像的关系问题可以在媒体再现中找到交汇点。换句话说,图像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异质关系,两者之间的研究也不是一种简单的、毫无价值的平行对照,相反,两者之间内在的互动关系以及构成的外部关联使得不同艺术之间的关系研究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图像与语言的关系为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文艺理论观念。
从历史上看,在语言学研究范式的框架中,文学理论研究的中心和旨归是文学语言本身,认为语言是一种线性的、稳定和逻辑的符号,先行地设定文化、文学发展变迁的规律。在这种观念中,语言占据主导优势,而图像只是语言之外与人的感性层面相关联的不可靠的形式,图像与语言根本无法联袂,亦无法在一种张力的结构中生发出更高意义上的思维模式。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视觉文化和读图时代的来临,单纯的语言学思维方法已经不能完整有效地对当今文学图像化和传媒化趋势作出有力的阐发,同时它也无法表征当前层出不穷的文学审美现象。
因此,当前文艺理论研究必须摆脱传统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不合理方式,关切当代传媒视野中的文学现实问题,在正视语言学等研究方法的同时,侧重考虑在图像与文字之间寻找文艺理论研究的生长点。本雅明是建构此种研究范式的积极实践者和探索者,他在研究摄影与电影的过程中预言电影将成为未来语言的者,认为以文字和书籍为代表的传统印刷文化必将受到以图像为主的机械复制文化的冲击,这昭示着图文之争在现代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将成为一个待解的问题。与本雅明不同,利奥塔从解构理论的角度对西方传统文艺理论中存在的理性与感性、理智与欲望、话语与图像、推论和感知等二元对立模式进行批判性考察,为感性、欲望、图像和想象力的存在寻找依据,解构西方传统的元叙事话语和思维模式,达到攻击现代性的目的。鲍德里亚比本雅明和利奥塔走得更远,他在由电脑所创造的虚拟图像世界中,反思和批判传统的文学生成和存在方式,认为虚拟图像比真实存在更完美真实。
在此观念下,文学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应该重新设置和厘定,也就是说:图像与现实的脱节、虚拟与真实界限的消解,使得传统的“文学艺术模仿生活”的观念出现问题,这无疑对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本雅明、鲍德里亚在文化和艺术层面上对图文关系的探索,深刻地表明文艺理论对图文关系的重视源于当代文化给作者和读者带来的新的创作和阅读感觉经验,它是对当下文学艺术发展的理论总结和建构。显然,西方文化领域对图文关系的研究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其方法和思路不同于传统的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已进入到图像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符号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综合、交叉的层面,其研究主旨是在揭示图像与文学差异、互动和互通的特征,进而进入图文生产、消费与社会权力表达、文化模式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探究上。
当前国内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图文关系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展开,这主要沿着两种思路进行:一是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中,探讨图像与语言文字的关系,强调图像的强势原因、表现方式和审美效果等。这是当前文学遭遇图像时代问题的一种“宏大理论”式的阐发,这种研究并没有在图像与语言之间折叠、缠绕的复杂关系中解决文学变化的具体问题;二是沿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历史命题,在文学与传媒的关系日益紧张的今天,根据文学和视觉艺术两者的交叉渗透,从文学语言的角度来关注视觉艺术,同时强化从图像的角度来审视文学,试图在文学与图像之间建构一种互文性的文学理论。具体而言:从文学语言的角度研究视觉图像,就是理解图像如何借助物理时空的张力结构,来接近文学并通过语言立“象”达到充满想象力的审美至境。
反之,从图像的角度来分析文学语言,就是理解图像如何赋予文学语言新的意义,探索图像在文学语言塑造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功能,比如研究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三种历史形态:以图言说、语图互仿和语图互文,以此揭示语图关系发展的规律。显然,以上所说两种研究的价值取向不同:前者侧重语言与图像的对立,以此勾画出当代文化模式的变迁,以及带来的审美方式的变化;后者则侧重语言与图像两种媒介所具有的思维方式交融凝聚到文学本身,回答文学在传播过程中因媒介不同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说前者侧重外部研究,那么后者则是从内部探讨文学的根本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叙事学中,传统的文字叙事所固化的领域开始成为语图关系研究的重要目标,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叙事文本研究,此研究围绕图像与文字两种不同的叙事特点,主要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考察图像与文字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突出图像对叙事文本的模仿和再现问题,旨在解构文字叙事在叙事传统中的绝对主流,摆脱与语词共存和竞争中图像的压抑性地位。通过图像与文字之间复杂关系的梳理,让两者在交互叙事中建构不同的价值维度,以此彰显不同的审美意义。诸如此类的研究对于我们今天重新理解文学有太多的启示,这昭示着当前文艺理论研究观念的重要转变,这些探索对于建构文学理论研究范式具有启发性和创新意义。
图文之争与当前文学理论研究的几点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文艺理论界关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一直存在论争,不同观点的研究者在本质建构和拆解的论争中宣扬自己的文学理论观念。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作为文艺理论研究的现实问题,在为文艺理论营建新的研究思路的同时,跳出本质主义、历史主义和解构主义等思维模式,力求返回文学活动本身,沿着亚里士多德所设定的文学媒介理论的路线寻求“拯救文学现象”,这无疑将为我们重新反思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契机。
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关系篇2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语言学类语言学课程论课程结构
一
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高等院校的传统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结构一直处于或大或小的明显变动之中。有的表现在专业课、方向课及其关系上，有的表现在核心课、课及其关系上，有的表现在基础课、选修课及其关系上。这里要探讨的是，基于语言学类课程、文学类课程及其相关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语言学类课程的结构问题。
要想系统思考这一问题，离不开这样三个出发点。一是汉语言文学、语言学类、课程是课程结构问题中的关键概念。二是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等课程以及与之相应的选修课等课型均属于语言学类课程。三是语言学类课程属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具有深层的内部结构关系。
在探讨问题的过程中，不能脱离大纲与教材、教师与学生等诸多方面的关系，应该提出优选课程类型、优化不同类型课程之间关系的意见，并指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思路。语言学类课程是个结构体，处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体系内，讨论时既应当注意内部的结构、成分及其关系，又应当注意外部的结构、成分及其关系。
二
关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语言学类课程的设置，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不同院校都遇到过不同程度的问题。探讨课程结构问题具有广泛、深远的意义，在汉语言文学范围里探讨语言学类课程的结构问题具有具体、现实的意义。可以看出，课程、大学课程、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语言学类课程，它们的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对象等关键项目集中表现在课程类型上；课程结构即课程的内部结构和对外结构会对课程类型有所限制。大纲与教材、教师与学生等诸多方面的关系，会提出优选课程类型、优化不同类型课程之间关系的要求和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语言学类课程是个结构体，处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体系内，讨论汉语言文学专业语言学类课程的结构问题时，应当注意结构、成分及其关系。
（一）是什么问题
关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语言学类课程的设置，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不同院校都遇到过不同程度的问题。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些具体问题，如设哪些课、设多少课、设多少课时、设在哪些学期等。实际上研究发现，表象背后存在深层次的结构问题。主要分布在三个方面。
1.大纲与教材，教师与学生；
2.汉语言文学，语言学类，课程结构；
3.与文学类课程相对。
大纲与教材、教师与学生这两对关系是一般专业课程结构的出发点，也是汉语言文学专业语言学类课程结构的出发点。设哪些课、设多少课、设多少课时、设在哪些学期等问题，都要从这一出发点出发进行系统考虑。
汉语言文学、语言学类、课程结构是课程设置问题中的关键概念。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等课程以及与之相应的专业选修课均属于语言学类课程，它们属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它们之间具有深刻的结构关系。
与文学类课程相对这方面，汉语言文学专业特别强调语言学类课程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中的宏观地位。汉语言文学专业以这两类课程为结构主体，凸显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个观念，为课程搭设框架，为方向课程奠定基础。
（二）为什么研究
探讨课程结构问题具有广泛、深远的意义，在汉语言文学范围里探讨语言学类课程的结构问题具有具体、现实的意义。研究表明，关于课程结构问题的探讨一直没有停止过，不少新的观念、新的思想、新的体系、新的方法、新的模式对课程设置起到积极作用。探讨语言学类课程结构问题的价值表现在三个方面：
1.优选课程类型；
2.优化不同类型课程之间的关系；
3.协调与文学类课程的关系。
探讨语言学类课程的结构问题可以优选课程类型。知识课、研究课、能力课既独立成型又互相关联。独立成型往往容易做到，互相关联则有难度。不同类型课程的优选主要考验对三者关系的把握程度。一般情况是在独立成型上区别，在互相关联上一致。具体到语言学类课程，一致而不同质是十分关键的。
探讨语言学类课程的结构问题可以优化不同类型语言学课程之间的关系。作为关键问题，一致而不同质只是第一步。知识课、研究课、能力课独立成型，关系密切，需要优化。知识课如现代汉语基础，研究课如现代汉语专题，能力课如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训练，属不同课型；它们具有诸如理论与实践、基础与应用、一般与具体之类的关系；已经设置和准备设置的语言学类课程的内部关系可以据此加以优化。
探讨语言学类课程的结构问题可以协调语言学类课程与文学类课程的关系。知识课、研究课、能力课等语言学类课程得以优化的内部关系有利于对外探讨与文学类课程的关系。通常，内部关系探讨得多，对外关系探讨得少。优化的语言学类课程有利于进一步利用这个角度向文学类课程发问，以达到调整关系、形成合力的目的。
（三）怎么样研究
语言学类课程是个结构体，处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体系内。作为结构体，内部有自己的结构成分，对外则属于别人的结构成分。因此，讨论汉语言文学专业语言学类课程的结构问题时，应当注意结构、成分及其关系。相应地，研究方法体现为“三抓”：
1.抓分相：知识课，研究课，能力课；
2.抓内部关系：知识课、研究课、能力课三者之间的关系；
3.抓外部关系：语言学类课程与文学类课程的关系。
所谓“抓分相”，是强调对结构体进行科学的成分分析，试图在语言学类课程中规定合理的课型，在知识课、研究课、能力课的区别上下功夫。有了固定的课型，课程设置就可以因型设课，避免因人设课、因学科设课、因条件设课等不利的设课做法。
所谓“抓内部关系”，是强调知识课、研究课、能力课三者之间的关系，更强调具体到语言学类课程时的三者关系。知识课、研究课、能力课三者之间的关系具有一般性，对多种课程设置都有效；落实到具体课程――语言学类课程时，对三者关系的把握会产生具体问题。
所谓“抓外部关系”，是强调与文学类课程的关系。按一定标准，语言学类课程有普通语言学与具体语言学之分，文学类课程有文学史与文学学亦即文学理论之分。大类与大类、小类与小类、大类与小类分别是什么关系？在什么关系下可以发挥较大作用？它们能不能在课型模块中得到统一？这些都是外部关系需要考虑的问题。
三
课程类型源于特定的标准或角度。根据一定原则，可以把课程分为知识课、研究课、能力课三大类型。知识课具有基础性，研究课具有专业性，能力课具有实践性。落实到语言学类课程，我们至少应该考虑两个问题。一是语言学类课程内部的项目取舍与关系安排，一是与文学类课程的关系。课程与课程之间既具有相对独立性，更应该具有必要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是必然的、深刻的、复杂的。文学类课程是语言学类课程的升华。
（一）课程类型
课程类型源于特定的标准或角度。在一定的标准或角度之下，专业课程可以有必修课、选修课之分，核心课、边缘课之分，基础课、高级课之分，知识课、能力课之分，理论课、实践课之分，等等。这里列举的课程类型源自两分法，对于帮助我们认识课程类型具有根本意义。由于出自不同标准或不同角度，纳入课程结构体系中的具体课程就具有多重身份。例如，现代汉语基础课可以是必修课、核心课、基础课、知识课，现代汉语专题课可以是选修课、高级课、理论课、能力课，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训练课可以是能力课、实践课，等等。可见，课程类型受制于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对象、课程的内部结构和对外结构等诸多因素，需要根据诸多因素加以汇总、整理、提炼、定型、实践、反馈，最终形成相对合理的课程结构。
讨论课程结构体系中的课程类型，我们可以参考莱维（2011）的看法。莱维指出：“课程开发产生了一系列关于目标、学习者个性特征、教学内容和策略、学习评估、学习资源的结论。但这些结论一定要置于一个有效的规划或结构之中。因为课程本身是一个具有时间和空间跨度的人为产物，同时也是一个需要设计的计划。”莱维强调：“在这个计划中可以表明，有关课程的不同决定和要素是如何在一起组织及调整的。这个设计将课程的内容实质与现实的物质环境联系起来。例如，课程结构的结论应能指明课程中的哪一部分由哪个年级或学年去学习。每个年级的内容、学习活动、目标应当结合起来加以确定。”[1]（p50）可以看出，课程类型决定于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对象，课程的内部结构和对外结构规定课程类型；两分法是认识课程类型的基础手段，根据诸多因素加以搜集、整理、提炼、定型、实践、反馈，是综合形成相对合理的课程结构的具体步骤。
根据上述讨论，从两分法出发、以综合法为抓手，应该是汉语言文学专业语言学类课程类型要遵循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可以把课程分为知识课、研究课、能力课三大类型。每大类型可以包含若干门具体课程，具体课程在不同标准或不同角度下可以拥有多重身份。大类型中的具体课程在独立成型上区别，在互相关联上一致，为学习者提供三个不一样的课程模块。模块中的具体课程可以是必修课、选修课，知识课、能力课，理论课、实践课，等等，为学习者提供全方位、多角度的课程类型。
（二）三者关系
根据一定原则，把课程分为知识课、研究课、能力课三大类型。大类型包含若干门具体课程，具体课程在不同标准或不同角度下拥有多重身份。在语言学类课程中，举例来说，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等一般属于知识课，词汇研究、文化语言学、现代汉语语法专题等一般属于研究课，汉字应用、普通话训练、现代汉语写作等一般属于能力课。在同一课型中，包含不同程度的具体课程，如汉字学、音韵学、现代语音学等一般属于知识课，但要以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等为先修课程。知识课是研究课的重要基础，知识课、研究课是能力课的学科基础，能力课是知识课、研究课的基本目标。
徐辉、季诚钧（2004）等学者认为，高等学校课程体系应正确处理专业与通识、共性与个性、实践与理论、课内与课外的关系，在学生、学科、社会三者之间追求最大限度的统一，寻求整体价值的融合，努力把个人的发展、社会的要求、学科的进步贯穿于课程体系的设置之中，让学生在一个“宽专业、厚基础、重实践、强个性”的课程体系中受益。[2]（p216）他们还明确指出，大学课程设置应该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1.专业与通识的关系――回答各类课程所占比重问题；
2.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回答必修课与选修课的比例问题；
3.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回答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比例问题；
4.课内与课外的关系――回答教学总课时的问题。[3]（p207-p215）
可见，知识课具有基础性，研究课具有专业性，能力课具有实践性。我们可以通过知识课实现“厚基础”，通过研究课实现“宽专业”，通过能力课实现“重实践”，进而使三者形成合力，以达到实现“强个性”的目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知识课的基础性、研究课的专业性、能力课的实践性为课程分型提供了关系依据。换个角度看，三者关系可以按下述方式概括描述：
1.知识课――主要回答“是什么”的问题，
以过程为侧重点的课程理论用“多级循环”这种说法来表述不同课型所建构的体系。莱维指出，“过程倾向的理论将课程作为一个反映式的相互作用和发展的过程加以概念化。作为过程的课程，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是一个共同学习的多级循环，一个渐进与合作式进步的支撑。一项新的课程文本自身无法确保实施的成功，即使它是富有洞察力的见解。”[7]（p133）以结构为侧重点的结构主义课程理论强调具体课程的筛选、分布、推进、落实等方面的问题。莱维指出，结构主义课程论涉及两个基本问题：如何选择和证明有价值的教育性知识，如何在课程中组织这些教育性知识。[8]（p134）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落实到语言学类课程，以教学内容为核心的体系建构至少需要考虑这样几个项目。第一，课程内容的范畴，如语言学的本体、语言学的研究、语言学的应用。[9]第二，课程内容的构成，如知识板块、研究板块、能力板块。第三，课程内容的选择，如本体知识的取舍、研究项目的取舍、能力环节的取舍。第四，课程内容的组织，如教学标准、教学讲稿、教学材料等。
按照上述思路，语言学类课程系统应该具有四类结构成分。一是范畴，包括语言、话语、语用；二是层级，包括一般项目、核心项目、高级项目；三是课型，包括知识课、研究课、能力课；四是方法，包括“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这四类成分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任何一类成分都可以用其他三类成分分别解释。例如范畴中的语言，可以是一般项目、核心项目、高级项目，可以是知识课、研究课、能力课，可以包括“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另一方面，范畴与层级关系更直接，课型与方法关系更直接，具有四类成分、两个范畴的格局。这一格局中的语言、话语、语用范畴意味着“语言学类”，层级、课型、方法意味着“课程系统”。格局具有闭合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可以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语言学类课程系统建设的基本指标。
（三）相邻
课程系统与课程系统之间既具有相对独立性，更应该具有必要的内在联系。尽管语言学类课程系统内部格局具有闭合性，但与相邻的课程系统应该有“友好”的界面，具有开放性。这个相邻的课程系统就是文学类课程。同样，文学类课程也具有范畴、层级、课型、方法这四类成分，语言学类课程对文学类课程的关系既有迹可循，又提升了复杂程度。例如从课型看，语言学类知识课与文学类课程可以具有平行关系、支持关系、互动关系，研究课、能力课与文学类课程也具有这三种关系。从范畴看，语言范畴对文学类课程的价值多显示在工具性上，话语范畴对文学类课程的价值多显示在文本性上，语用范畴对文学类课程的价值多显示在创作性上。加上层级、方法等方面的关系，我们考虑诸如现代汉语课程与现代文学史课程的关系、古代汉语课程与古代文学史课程的关系、语言学概论课程与文学概论课程的关系时，既要面对客观存在的关系规律，又可以利用客观规律、按客观存在的规律办事。
上述关系一般表现在两个方向上。大的方向是由层级、课型、方法三个成分构成的，小的方向是由范畴这个成分构成的。大方向上，要有课程目标，对课程目标进行定位概述，体系设计，并加以分项表述；要有课程计划，对课程结构进行系统规划，优化整合，对课程功能加以试验论证；要有课程设计，为课程设计选定合理理念，规定系统思路，安排技术程序；要有课程教材，明确课程教材的概念定位，了解课程教材的一般原理，规划课程教材的结构体系；要有课程方式，注意课型的选择，课时的分配，细节的安排。小方向上，要规定“语言”的含义，对“语言”与“话语”“语言”与“语用”进行区别；要规定“文学”的含义，对“文学作品”与“文学历史”“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进行区别；要规定“语言”与“文学”的关系，对“语言和文学”“语言的文学”这样的关系加以思考。只有把握好两个方向上的各种关系，才能处理好语言学类课程与文学类课程的相邻关系。
不难看出，课程系统的核心问题是教学内容，教学内容的核心问题是相邻关系。以古代汉语课程为例，古代汉语课是文言文课吗？古代汉语课是古代汉语言学课吗？古代汉语课是古代汉语言学课加文言文课吗？此类问题如果未解决、解决得不彻底或以为得到了解决，如何从语言学类课程角度去落实与文学类课程的相邻关系呢？以现代文学课为例，现代文学课是文学作品课吗？现代文学课是文学历史课吗？现代文学课是文学作品和历史课吗？现代文学课是文学作品的历史课吗？此类问题如果未解决、解决得不彻底或以为得到了解决，如何落实语言学类课程与文学类课程的相邻关系呢？再问就是前面提到的问题了，汉语言文学是汉语言的文学的意思吗？汉语言文学是汉语言和文学的意思吗？此类问题如果未解决、解决得不彻底或以为得到了解决，如何真正落实语言学类课程与文学类课程的相邻关系呢？
五
实际情况是，关于课程结构问题的探讨一直没有停止过，产生过不少新的观念、新的思想、新的体系、新的方法、新的模式，对课程设置与实践起了积极作用。探讨语言学类课程结构问题，在优选课程类型，优化不同类型课程之间的关系，协调与文学类课程的关系等方面具有现实价值。
总体来说，语言学类课程是一套系统结构，既处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体系内，又具有独立的分相意义，课程系统含有四类结构成分。一是范畴，包括语言、话语、语用；二是层级，包括一般项目、核心项目、高级项目；三是课型，包括知识课、研究课、能力课；四是方法，包括“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
操作过程中，要规定“语言”的含义，对“语言”与“话语”进行区别，对“语言”与“语用”进行区别；要规定“文学”的含义，对“文学作品”与“文学历史”进行区别，对“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进行区别；要规定“语言”与“文学”的关系，对“语言和文学”这样的关系加以思考，对“语言的文学”这样的关系加以思考。只有把握好这些基本关系，才能处理好语言学类课程本身及其与文学类课程的结构关系。
参考文献：
[1][4][7][8][以]莱维主编，丛立新等译.课程[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2][3][5][6]徐辉，季诚钧.大学教学概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关系篇3
关键词:等值翻译;模式;立体语言学;系统论;等级;层次
研究翻译理论,不管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都是在一定语言学理论指导下,依据一定的语言学模式进行的。王东风先生说,“毫无疑问,翻译首先是一种语言活动。因此,要想对这一语言活动进行客观的分析,就离不开分析语言的科学———语言学。
中西翻译研究的差距首先就发生在这一层面上。”目前我国的译学研究大都是在传统语言学理论或结构语言学理论指导下,研究翻译理论和技巧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不足。而等值翻译理论所依据的,则是一个新的语言学模式,称为立体语言学模式,该模式运用一般系统论对语言系统进行立体综合的考察和分析,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本人认为应当采用等值翻译模式来构建我们的翻译模式,本文从下面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等值翻译的立体语言学模式
1.普遍语法模式是翻译模式的基础
等值翻译理论为实施等值翻译提供了一个翻译模式,而翻译模式的提出是建立在普遍语法研究的基础上的。不同语言的言语形式的等值转换是可能的,这不仅是因为人类的思想感情内容是普遍的、相通的,而且是因为人类不同语言有共性存在,也就是有普遍语法存在。运用乔姆斯基生成语法总公式:pg=a·ug(pg是不同语言的结构,即特殊语法。a是特殊语言的特殊经验参数,是不同语言的个性。
ug是不同语言的共性,即普遍语法。)于翻译学,翻译的本质就是出发语言(sourcelanguage)与归宿语言(targetlanguage)之间参数的对比及其转换,而任何一种语言的参数体系(a),根据乔姆斯基生成语法总公式:pg=a·ug,是要由语言的普遍语法模式(ug)来决定的。
2.立体语言学普遍语法模式的结构系统综合吸收当代语言学各派的语言模式(包括传统、结构、功能和生成各派的模式,其中还包括狄克的功能语言模式,韩礼德的系统语法模式和派克的法位学模式,最后还包括社会符号学(socialsemi2otics)的模式)的合理内核,提出立体语言学普遍语法模式(简称立体语言学模式)的初步设想,把语言符号系统的结构,按等级(音素、词素、词、词组、句、超句体、篇章)和层次(表层、修辞层、深层)纵横切分成具有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的(syntagmaticandparadigmaticrelationship)二十一个语言平面。根据翻译研究的需要,可以简化为十五个语言平面,其序列关系列表如下:
层次
等级a词级b词组级c句级d超句体级e篇章级
1.深层 a1词级深层b1词组级深层c1句级深层d1超句体级深层e1篇章级深层
2.修辞层a2词级修辞层b2词组级修辞层c2句级修辞层d2超句体级修辞层e2篇章级修辞层3.表层 a3词级表层b3词组级表层c3句级表层d3超句体级表层e3篇章级表层
3.语言是由人脑控制的社会交际信息符号系统从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的观点看,语言是由人脑控制的社会交际的信息符号系统。语言既是一种生理现象,也是一种心理现象,因为语言是由人脑控制的表达意思的发音功能,是人类思维活动的工具。语言更是一种社会现象,因为语言是联结人类社会关系的韧带,是人类社会交际活动的工具。语言是人类社会交际的信息符号系统,这种信息符号系统能够运用和反映人类最丰富的经验系统和知识系统。俄罗斯谜语:“不是蜜,能粘住一切。”其谜底就是语言。这就是说,语言之所以能够描述、记载人类最丰富的经验和知识,是因为语言是人类所特有的最复杂的信息符号系统,语言是人类创造精神文明的符号工具。人类与动物最本质的差别在于人能制造物质文明的生产工具和创造精神文明的符号工具。这两种工具的制造和运用又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立体语言学普遍语法模式完全符合系统论的观点,把语言看成一个大系统,这个系统中各级语言因子的子系统(音素、词素、词、词组、句、超句体和篇章)的组合关系,完全符合系统论的整体性规律:即系统整体功能产生新质,大于各个子系统部分功能的总和,这就是说:篇章系统大于超句体子系统功能的总和;超句体系统功能大于句子子系统功能的总和;句子系统功能大于词组子系统功能的总和;词组系统功能大于词子系统功能的总和。用符号逻辑公式来表示,这是一个体现内包关系(inclusion)的集合(set):a
4.各派语言学模式合理内核的大综合
传统,结构和生成语言学对语言的微观领域
———句以下(包括句)的语言规律研究得较有成效。
立体语言学运用系统论的整体性规律和综合性规律,把语言的微观领域和宏观领域辩证地结合起来,把语言看作微观和宏观统一的系统。当代各派语言学的各种语言模式反映了语言系统中某一等级某一层次范围内的客观实际。例如格语法(casegram2mar)根据句子的语义,以谓语动词为中心,按施事格、受事格、目的格、工具格的线性序列来研究句子,反映了语言系统中句级深层的语义功能。系统语法和话语言学根据句子的实义表达切分为主位(theme)———已知信息和述位(rheme)———未知信息,按主位和述位、话题(topic)和评述(comment),对此信息焦点(contrastivefocus)和末尾信息焦点(end—focus)这样的线性序列来研究句子和超句体,反映了语言系统中句级和超句体修辞层次的语用功能。传统、结构语言学的主语、谓语、宾语的线性序列反映了语言系统中句级表层的句法(即句子成分的符号关系)功能。生成语言学按深层、表层这样的序列,动态地研究句子怎样从深层按转换规则转换到表层,揭示了人脑的语言机制,揭示了人脑语言微观的心理运算,揭示了人类思维系统与语言系统的辩证关系。社会语言学研究人类语言系统的宏观领域,研究语言与社会交际活动的关系,反映了人类语言系统中超句体和话语篇章的实际。当代科学正进入大分析、大综合时期,语言科学也不例外。
各派语言学的兴起,反映了对复杂的语言系统从各级、各层次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的成果。在这同时,对各派语言学成果进行综合的工作也在进行。例如夸克(quirk)等人的新著agrammarofcomtemporaryenglish,立足于传统、结构语法,对功能、生成语法进行一定吸收,这是企图综合各派的初步尝试。而立体语言学采取跟他们完全不同的方法,不是采用立足于某一派吸收其它派别成果的方法,而是用辩证法和系统论,对各派语言学成果进行系统综合,把各种语言线性序列的研究,看作是反映语言系统各级、各层次范围内的相对真理,对各线性序列进行立体综合,把语言系统纵横切分为十五个语言平面。这样就不再单纯按语言的自然线性序列来研究语言,而是按十五个互相管辖(goverment)、互相制约(binding)、互相转换(transtormation)的语言平面,立体地研究语言。
5.“语言形式是三个层次”的假说
立体语言学吸收生成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把语言的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结合起来,把语言的思维性与交际性、结构性与生成性、模仿性与创造性结合起来。立体语言学还吸取美国科学哲学家皮尔斯(charlespeirce1839～1914)关于“一切人类经验可以由符号(sign),所指(referent)和所释(interoretant)的三角形关系来表达”的学说,并且吸收莫里斯(c.w.morris)根据这个语言哲学学说建立起来的社会符号学(socialsemiotics)的三大组成部分(即语义学semantics语用学pragmatics和符号关系学syntactics)的学说,从语言系统的全部实际出发,提出由思想内容决定的语言形式有三个层次的假说。与生成语言学主张“语言有深层、表层两个层次”不同,立体语言学主张语言形式有三个层次:(1)语言的内在形式,是与思维直接联系的语义结构层次,即语言符号所表达的事物之间的关系,相当于皮尔斯符号三角形关系中的(referent),也是生成语言学中语义深层。
(2)语言的外部表现形式,是语用修辞层次,即人们怎样运用语言符号达到交际最佳效果的层次,相当于皮尔斯符号三角形中的(interpretant)。立体语言学认为,语言系统中在深层(即语义层)与表层(即语符层)之间,客观上还有一个修辞层存在。修辞层是最广义的语用层次,是在语言深层结构的基础上,根据情境和题旨,输入言语个性特征(包括文体特征和风格特征)的层次。(3)语言的外在形式,是语符表层,即表现语言符号约定俗成关系的层次,相当于皮尔斯符号三角形关系中的(sign),也是生成语言学中的语符表层。
二、立体语言学模式的三大特点
立体语言学吸收了生成语言学关于语言系统层次转换的研究成果,同时具有与生成语言学不同的三大特点:
1.立体语言学认为在语言深层(即语义层)与表层(即语符层)之间有修辞层(即语用层)存在,没有这个层次,从深层结构到表层结构言语的丰富多彩的变化,就无法得到解释。生成语言学只管造句通不通,合不合语法(即符合不符合语言符号约定俗成的法则)的问题,但语言交际的实际还要管实际交际效果好不好,得体不得体(即话语对交际场合和语言环境的适切性appropriatenens)的问题。语法问题和语用问题在实际语言交际活动中是不可分割的,只是为了研究方便才孤立起来加以分析罢了。乔姆斯基一方面提出要研究人类的语言机制———语言能力,另一方面又排斥研究个别人的言语行为,这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人类的语言能力是通过个别人的言语行为表现出来的。个别人的言语行为的个性特征,表现在特定情境、特定题旨下用词造句的个性风格上。这种个性风格是因人而异的,世界上没有用词造句完全相同的人,这是语言的个性。修辞层(即语用层)就是体现语言的个性特征的层次,而人类语言系统的实质是语言的共性(语言能力)和个性(言语行为)的统一。
这样,立体语言学模式就成为综合语言能力和言语行为的模式,既可以用来分析共时性的(syn2chronic)语言体系,又可以用来分析历时性的(di2achronic)言语行为,是静态的语言和动态的言语辩证统一的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泰特勒(alexanderfrasertytler)的翻译原则(出自essayontheprinciplesoftranslation)和中国严复的“译事三难:信达雅”。实际上已经接触到语言系统的语义、语用、语符三个层次的本质了。如泰氏第一原则,“译文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和严氏的“信”,都涉及语义层次(深层)问题。泰氏第二原则,“译文的风格和笔调应与原文的性质相同。”和严氏的“雅”都涉及语用层次(修辞层)问题。泰氏第三原则,“译文应和原作同样流畅。”和严氏的“达”,都涉及语符层次(表层)问题。
严氏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认识到信达雅(用现代语言学来解释,即语义语符语用三个层次)是人类语言系统的共同本质(共性)。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也就是说,三者不但是单语交际(如写文章)的本质,而且也是双语交际(如译事)的本质。“信、达、雅”标准提出以来,从者如流,经久不衰,其原因就在于它抓住了语言三个层次的本质。
2.生成语法的深层、表层概念只适用于句子,而立体语言学认为五个(或七个)语言因子却有三个层次的转换问题。例如:从立体语言学的观点看,词汇学(lexilogy)不再单纯研究词的表层(音位学和形态学)和深层(词义学),而且还要研究词的修辞层(修辞学),更要研究三个层次的动态转换关系,例如研究词义通过语用修辞而发生变化,从指称意义(de2notation)转化为内涵意义(connotation)等。从立体语言学的观点出发,词组(包括短语)的研究也将从词汇学分离而独立成为词组学,惯用词组(包括成语、惯用语和俗语等)不但要研究其结构(表层)和语义(深层),还要研究其修辞功能(即语法词组的总体修辞效果)。句法学要综合研究句义、句用、句法三位一体的规律,要充分吸取生成语法关于生成转换规则和原则的研究成果,研究句子三个层次的相互转换的规律。立体语言学还要扩大话语语言学的成果,除研究超句体的语义结构(深层)和句群结构(表层)外,还要研究超句体的修辞结构(修辞层),更要研究三者之间的转换关系。
在词、词组、句、超句体四个语言因子等级三个层次十二个语言平面的基础上,吸取文艺学(特别是文艺符号学)和美学的成果,研究篇章的深层结构、修辞结构和表层结构,研究文学作品的语言系统。
篇章深层的语义结构包括篇章的主题思想形象和思维模式;篇章修辞层的语义结构包括言语的表现风格和文体;篇章表层的语符结构包括篇章的音韵、节奏、格调和布局。
由此可见,对作品篇章语言系统的分析,是语言学与文艺学的结合部。从欣赏理解作品的角度看,从作品的语言系统入手,理解分析作品反映的审美心理系统和社会生活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对作品篇章语言三个层次转换的分析,是语言学的终点和文艺学的起点。从创作(在翻译上是表达)作品的角度看,从社会生活系统和作者反映社会生活的审美心理系统出发,生成作品(或译作)的语言符号系统。
在这种情况下对作品篇章语言三个层次转换的构思,是文艺学的终点和语言学的起点。文学语言学是语言学与文艺学之间的边缘学科,立体语言学普遍语法模式也为描述文学语言系统提供了较科学的模式。
按照这个立体语言学模式,修辞学的本质和内容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修辞的本质是语言因子从深层和表层转换过程中输入言语个性特征(文体和风格)的中间层次。这个中间层次实质上就是语用层。这个层次的功能是:根据情景和题旨,利用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选择最合适的语言符号,达到交际的最佳效果(用最经济的语言符号传达最大信息量)。立体语言学认为修辞学是广义的语用学,这样把古老的修辞学与语言学的新兴学科语用学从本质上联系起来了。用语用学对口语(会话和话语)修辞的研究成果武装修辞学,纠正了古老修辞学注重研究书面资料的偏颇。运用交际功能语言理论和生成转换语言理论研究修辞学,对修辞学的现代化和科学化,对修辞学的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研究都有重大意义。同时,把修辞学看成语用现象,就是把人类一切书面创作活动(包括文学创作和科学写作活动)都看成是一种通过语言符号传达信息的社会交际活动,这样就必然把口语交际活动和书面交际活动统一起来,大大扩大了语用学的视野,丰富了语用学的内容。从局部到全局,语言因子每一个等级都有修辞层存在。因此,修辞学的内容将由词汇修辞学(修词学)、词组修辞学、句子修辞学(修句学)、超句体修辞学和篇章修辞学五个有机部分组成。篇章言语表现风格不是词汇修辞、词组修辞、句修辞和超句体修辞的算术相加,而是这些组合因素的代数集合,也表现为层层内包关系的集合:a2
31生成语法强调语言系统内部的人脑的语言机制是语言结构从深层到表层转换的动力。这个人脑的语言机制在管约论中是作为七个互相制约原则系统表现出来的,这七个原则系统包括x———阶标理论x———bartheory、题元理论θ———theory、格理论casetheory、管辖理论governmenttheory、约束理论bindingtheory、界限理论boundingtheory和控制理论controltheory,这个原则系统决定语言层次之间转换规则系统(按管约论主要a———移位规则)。当然,这些原则系统和规则系统需用各种特殊语言系统的实践(如英语、汉语、俄语等)来加以证实或证伪,并进一步加以修正。翻译涉及两种语言系统互相转换的实践,也能对这个原则系统和转换系统加以验证。
立体语言学认为语言系统层次之间转换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语言系统的外部,是为社会交际系统决定的人脑的心理系统(包括思想系统);另一方面就是来自语言系统的内部即生成语法所强调的人脑的语言机制。这种由七个原则系统表现出来的语言机制,实质上体现了语言的思维逻辑关系,不过有的是有语音形式的显性关系(如格语法表现的关系),有的是没有语音形式的隐性关系(如空语类表现的关系)。第一种动力是超语言系统的外部动力,是社会交际的特定情况下的特定的语言意图。说话人(言语行为的实施者)根据说话的情境(场合和对象)和题旨(目的和宗旨),从大脑库中选择词项,插入x阶标结构中,反映述谓成分与参与者的关系,形成表达事物运动关系的语义结构。再进一步根据情境和题旨,运用大脑中储存的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运用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的方法,调整词汇、词序、句式,创新运用修辞格和辞格,输入言语交际的文体特征和风格特征,转换成语用结构。
至于第二种语言机制,它是语言系统固有的内部动力,依靠这个动力,按照由七个原则系统驾驭的移位———a等转换规则,使语义结构和语用结构转换成约定俗成的语符结构,语义结构和语用结构的信息通过转换映射到语符结构中来。立体语言学在语言层次转换的动力问题上,坚持外部语言因素的动力和内部语言机制因素的动力的综合,坚持交际情境与题旨和语言机制的原则系统的统一。
立体语言学认为在层次转换中除了生成语法重点研究的由语言机制内部动力决定的语法移位以外,还存在由情境与题旨外部动力决定的语用移位。
语法移位是强制移位,不移位不符合约定俗成的语法习惯(如英语中的np———移位和汉语中带被动记号的np———移位)。移位后留下的语(trace)不能补上语音式,否则不合语法。语用移位是选择移位,是根据交际情景和题旨,按主位(已知信息)和述位(未知信息)、话题和评述、对结比信息点和未尾信息焦点进行移位调整,这属于消极修辞范畴,对词序、句式进行修辞调整,达到“意义明确、伦次通顺、词句平均、安排隐密”(《修辞学发凡》)的目的。强制移位的限制条件是句法条件,包括语迹条件、约束条件和领属(subjacency)条件,语用移位的限制条件是语用交际条件。立体语言学的层次转换的动力观,可以全面地解释语言系统的丰富多彩的变化,可以较好地揭示语义、语用、语符之间的辩证关系。
三、等值翻译理论的翻译模式
这个立体语言学普遍语法模式也为翻译活动提供了一个翻译模式,使翻译成为立体地研究原作与译作在十五个语言平面上等值转换关系的科学、技巧和艺术。
1.等值转换的序列等值翻译要求做到译作与原作等值,就是要争取做到译作与原作中有各级语言因子之间,以及各级语言因子内部的各个层次之间的等值转换。出发语言与归宿语言之间在十五个平面中的等值转换的关系,根据立体语言学语言系统序列,也可以列表如下:
等级
层次 ae词级等值be词组等值ce句级等值de超句体等值ee篇章等值1.深层ae1词级深层等值be1词组深层等值ce1句级深层等值de1超句体深层等值ee1篇章深层等值2.修辞层ae2词级修辞层等值be2词组修辞层等值ce2句级修辞层等值de2超句体修辞层等值ee2篇章修辞层等值3.表层ae3词级表层等值be3词组表层等值ce3句级表层等值de3超句体表层等值ee3篇章表层等值
这种等值转换的序列纵横两种类型的关系。
第一种关系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用集合公式表示是ae
第二种关系是层次间的映射(mapping)关系。生成语言学把句子深层、表层的层次转换看成按转换规则的映射,即层次转换了,深层的语义要映射到表层结构,表现为表层的逻辑式(参加katz———postal假说,即语言层次转换不改变语义。)。立体语言学认为深层语义结构,通过修辞层语用结构,映射到表层语符结构,是使表层结构丰富多彩的关键。在翻译等值转换中,这种层次映射关系。可以用映射公式表示为:fa:a1e—va2e—va3e,fb:b1e—vb2e—vb3e,fc:c1e—vc2e—vc3e,fd:d1e—vd2e—vd3e,fe:d1e—vd2e—vd3e。读作:各级语言子系统的语义集的等值转换,按转换规则映射到语用集的等值转换,再从语用集的等值转换映射到语符集的等值转换。这个等值翻译基本公式ⅱ是等值翻译原则的基础,是实现形似神似辩证统一的科学基础。
等值翻译基本公式ⅰ与基本公式ⅱ可以合并为:a1e—a2eva3e
2.等值翻译的本质应用
乔氏总公式pg=a·ug于翻译学。则出发语言(sourcelanguage)系统的总公式是:pgs=αs·ug,即出发语言系统等于出发语言的参数系统乘普遍语法系统。归宿语言(targetlanguage)系统的总公式是:pgt=αtug,即归宿语言系统等于归宿语言的参数系统乘普遍语法系统。出发语言系统集合pgs和归宿语言系统集合pgt具有共性———普遍语法ug。按照符号逻辑的公式,出发语言系统与归宿语言系统的交集为普遍语法系统。用公式表示为pgs∩pgt=ug。∩交集(intersection)的含义是某些成分同时属于两种不同的集合。用图形表示为:
pgs=asugat=pgs这个公式的含义在于,它揭示了翻译的本质就是通过出发语言的言语系统和归宿语言的言语系统的参数对比和转换,达到两种语言的言语系统的翻译转换。这个公式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当pgs]pgt时,则as·ug]at·ug,所以as]at。这个等值翻译基本公式ⅲ,是实施等值翻译技巧的科学基础。在等值翻译模式中,参数系统的对比和转换,也同样体现在下列序表中。
等级
层次 a词级b词组级c句级d超句体级e篇章级1.深层asa1]ata1asb1]atb1asc1]atc1asd1]atd1ase1]ate12.修辞层asa2]ata2asb2]atb2asc2]atc2asd2]atd2ase2]ate23.表层asa3]ata3asb3]atb3asc3]atc3asd3]atd3ase3]ate3
参数体系也表现两种的关系:第一种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aa
系统的参数系统的对比是对比语言学(contrastivelinguistics)的研究对象,也是翻译学的重要的理论基础。对比语言学与历史比较语言学不同,后者着重比较语系相同或接近的各种语言之间的共性,前者则着重对比互译语言之间的特征。
翻译涉及两种语言的交际活动:出发语言的言语信息通过语法控制装置等值地转换成归宿语言的言语信息。这个语法控制装置就是语言学黑箱,通过黑箱两端输入信息(原文)与输出信息(译文)的对比,通过黑箱入口输入语言的参数系统与黑箱出口输出语言的参数系统的对比,可以揭示出语言学黑箱中直接观察不到的语言规律,即人脑的语言机制,也就是普通语法模型。把上述交集公式pgs∩pgt=ug代入语言学黑箱得出:
输入信息出发语言参数入口语言学黑箱归缩语言参数出口输出信息
立体语言学普遍语法模型正是在吸取当代语言学各派的合理内核,通过翻译实践,大量对比输入信息和输出信息,以及出发语言参数和归宿语言参数的基础上,得出的假说。这个假说要通过语言习得、言语交际和翻译的大量实践的证实或证伪来加以检验和修正。更要通过人工智能(计算机、机器翻译和人机对话)的应用来加以验证。
总之,翻译的本质就是研究出发语言和归宿语言之间十五个语言平面中十五对参数的对比及其转换规律。翻译这种言语活动就是具体研究调整原作与译作言语各级、各层次之间的等值转换关系,以达到全篇章等值转换的最佳效果。
3.等值翻译模式的渊源
立体语言学等值翻译模式也吸取了国外各种翻译理论的部分。例如这个模式吸取了j·c·catford在alinguistictheoryoftranslation中提出的把语言分成各级研究等值转换的思想。该书把语言分成语法、词汇、语音和词形等层次,分成句、短语(意群)、词、词素等等级,来研究出发语言与归宿语言之间的等值转换规律。此外,还吸取了如下观点:“翻译的等值关系是经常变化的。意译直译和逐字译与语言等级有关。一般说来,某级缺乏等值成份,就在较高一级确定等值关系。”这个模式还吸取m·a·halli2day的系统语法(systematiccrammer)关于翻译理论要研究语言环境和上下文的思想。这个模式还吸取了eugenea·nida关于翻译四种研究方法(即语文学研究方法philologicalapproach,语言学研究方法lin2guisticapproach,交际理论研究方法communicativeapproach以及社会符号学研究方法socialsemioticapproach)的思想,以及运用生成语法于翻译过程,提出在语言的深层结构里进行过渡翻译的设想。这个模式还吸取了前苏联л·с·вархуπров在《语言与翻译》中提出的翻译要突出微观语言学(包括语音学、语法学、词汇学、语义学)领域进入宏观语言学(包括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交际功能语言学和话语语言学)的思想。此外还吸取了关于较小语言单位的等值服从较大语言单位等值以争取尽可能大的等值思想,以及翻译理论要考虑超语言因素的思想。
这个翻译模式还估计到前苏联翻译界中文艺学派与语言学派之间的分歧,并吸收了我国翻译界中的传统的文艺学派(包括语文学派)与语言学派所作出的宝贵贡献。长期以来,翻译界中文艺学派和语言学派各执一端,谁也说服不了谁。其原因之一是语言学派提不出一种语言符号模式,能够包括文艺作品语言符号系统微观和宏观的全部结构因素:等级、层次和功能。同时也是因为文艺学派也不能提出一个文学语言模式,来分析作品的全部艺术内容。
最近半个世纪语言学和文艺学研究成果的发展,在客观上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基础。立体语言学等值翻译模式揭示了出发语言的言语系统转换为归宿语言的言语系统的全部语言因素体系,把宏观的语言因素和微观的语言因素动态地辩证地综合起来,把语言符号系统同心理系统(包括审美心理),心理系统与现实系统辩证地综合起来,把思想艺术内容同语言符号各个层次的转换关系系统地结合起来,揭示出在文学翻译中艺术对比领域的终点就是语言对比领域的起点,艺术等值转换同言语等值转换可以在这个翻译模式中得到统一。这个模式为综合翻译中文艺学派的成果和语言学派的成果,提供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模式。
总之,这个翻译模式不是一个封闭性体系,而是一个开放性体系,揭示了人类语言最普遍的共性,比较全面地反映翻译语言活动的全部复杂性。这个模式对语言系统的结构、等级、层次的分析可以随认识的深化和应用领域的不同而发展,能够继续不断地吸取今后对语言现象和翻译现象的各种新发现。21世纪的中国翻译研究需要科学,需要系统的方法论,需要多学科的横向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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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精讲多练的原则
从掌握英语的规律来看，只有通过大量的语言实践，才能真正掌握语言。要掌握英语，主要的途径是多练，而不能单纯依靠老师的讲解，因此，我们一定要正确处理语言知识的讲授和言语技能训练之间的关系。讲解要精辟透彻，实践要多而有效。
什么叫精讲？简单的说：精讲就是要用最少的话，最少的时间，讲清楚最必要的东西。具体的说，精讲指的是：
（1）所讲的理论知识和语言材料必须是经过精选的，而且要掌握中心，抓住重点。课上只讲为学生实践与训练所必须的。
（2）精选的语言材料，特别是中心和重点必须讲述，使学生能抓住精神实质。
（3）在保证讲透的前提下，语言精练，字句清楚，说话生动，重点突出。
怎样才能有利于精讲？
（1）“说话通俗化”“说话要明白”，教师的讲授应避免用过多的术语和过多的抽象概念。
（2）对语言材料不宜作过多、过繁的分析，应限于理解材料所必需，简明扼要、适可而止。
（3）Z言知识的讲解以归纳为主。
（4）知识分步走，可逐步加深，一次不要讲的太多。
什么叫多练？多练不是盲目的练，而是在精神基础上，在教师的指导下，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在课内外让学生有大量的实践机会。而且练要练在刀口上，训练要最大限度的接近真实的语言实际。
有利于学生大量实践的几个措施：
（1）在教师指导下，让学生课上进行群练活动。
（2）凡学生能胜任的工作，尽可能让学生来完成，教师不要包办代替。
（3）课堂上个别活动与集体活动相结合。
（4）课内外要结合。除课内要多进行操练外，课外也要分秒必争，大量实践，创造良好的英语环境。
二、综合教学的原则
综合教学原则要求在外语教学中必须正确处理语言诸要素之间，语言和言语之间，听说读写之间的关系。语言是由语音、语法、词汇三个有机部分组成的统一体，其中任何一个部分都不是语言，也不能起语言的交际作用。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语法是遣词造句的规则。由此可见，语音、语法、词汇三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因此，应该把英语作为一个整体来教，作为一个整体来学。孤立的学习语言、语法、词汇，不可能真正掌握语言。人们掌握本国语言是在把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功能活动中学得言语能力和技能的。人们学习英语也应该在把英语作为佳绩工具的功能活动中学习。学习英语应由一定的语言环境，即前后联系“上下文”中进行的。因此，学英语就应该整句的学，在“上下文”中整段、整篇的来学。听说读写这四项语言能力之间也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听说一味领先，读写跟不上，也不会达到好的教学效果，听说能力也不会巩固。当然，听说读写训练的数量、比例，训练的难易要求，可以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阶段的不同有所不同。
三、本国文化与英美文化对比的关系问题
关键字：词汇认知理论语义场汉语文化环境
一、汉语专业词汇学习与eSp词汇学习
汉语中各领域的专业术语很多，这些术语在意义上较为抽象，只为业内人士所熟知，是国内专业交流中常用的词汇。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国际学术交流越来越频繁，为了提高专业水平及交流的深度，各国开始重视eSp英语教学。Hutchinsontandwatera.（1987）认为eSp英语是指与某种特定职业或学科相关的英语，是根据学习者的特定目的和需要而开设的英语课程。它以学生需求为核心、注重英语语言能力和职业、专业相结合，如科技英语、法律英语、新闻英语等，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在工作环境中运用英语开展工作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eSp英语教学与汉语各专业学习密切相关，是学术国际化的要求和体现。
词汇是语言学的基本单位，对于专门用途英语习得来说，eSp词汇习得是关键。但由于这些词汇在生活中不常用，词的结构也较为复杂，学习起来就会有一定的难度。而认知语言学通过对词汇的解构，将词汇与已有认知结构中的词汇或语义结合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增加学生对词汇的理解与记忆。
二、汉语文化环境下eSp词汇习得特征
由于语言环境和文化差异，汉语文化环境下专业术语的学习与eSp词汇习得有着很大的差异，其表现出鲜明的特征。具体地说，主要有以下三点：
以间接式习得为主。汉语文化环境下高校对普通英语教学尤为重视，而对eSp教学则很少涉及。在中国，各专业都有专业术语的特殊学习，这些专业术语大多是教师直接传授于学生的，以直接教学阐述为主。但eSp教学除特殊的专业外，只有在研究生教育阶段才会设立，而且课程少、师资薄弱，也很难会有很好的教学效果。从学习方式上来说，除英语专业的学生外，其他专业学生的eSp词汇习得主要以自学为主，他们往往将本专业的中文文献拿来翻译，得到相关的英文词汇。这种方式相对于英语文化环境中的直接学习模式，虽然耗时久、习得速度慢，但却便于记忆。
以满际需求为主要学习目标。汉语专业术语学习是为了专业发展的需要，是高校学生的必修功课，且汉语文化环境下的课堂教学一般用汉语教学，各专业的学生通过专业学习已对本专业的知识有了较为系统的理论认识，而学习eSp词汇或是为了阅读原始的英文文献，或是为了学术交流，因而其学习动机主要以现实需求为主。
以僵化的死记硬背为主，缺乏系统性。汉语文化术语学习以教师讲授、学生进行理解性的记忆为主，而学生对于eSp学习多以对照翻译的学习方式为主，因而缺乏对eSp词汇之间关联性的认识，往往只是对词汇死记硬背，而对词汇的整体规则和习得理论置之不理。
三、认知语言学对专业词汇习得作用的具体阐释
认知语言学是语言学的分支，兴起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溶自然语言的理解、人工智能分析、语言学、心理学及系统论为一体的学科。认知语言学不同于生成语言学，认知语言学提出语言的创建、语言的学习和运用都是基于人脑对语言的感知和诠释，并认为人类的认知是认知语言学的根本，典型代表有莱考夫的认知语法、认知语义学。
认知模型是存储在人脑中关于特定认知对象的所有的认知表征。匡芳涛（2010，6）引用皮亚杰的话：“学习过程的建构性，强调学习者根据自身经验建构有关知识的意义、探索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的能力的重要性”。在汉语与英语专门词汇习得的过程中，语言学习者会对一般用途词汇与专门用途的语言知识进行对照，在其间建立联系并对专业术语习得内化成为认知结构的组成部分。在词汇习得的过程中，语言学习者作为积极的信息组织者和加工者把新的信息进行编码、存储和加工。由于首先学习者的认知结构中对汉语专业术语有了较为全面、系统的了解，因而在eSp词汇系中，就会不自觉地将已经习得的汉语专业术语与将要习得的eSp词汇进行比照，进而得到深入的理解。
四、以语义分析为主的eSp习得模式分析
由于汉语环境下eSp词汇习得主要以英汉语义对照为主要习得模式，因而我们应当从eSp语义层面进行分析，找出适合当前学生eSp词汇习得的最佳途径，从而提高词汇的学习效果。
语义可以简单地看作是数据所对应的现实世界中的事物所代表的概念的含义，以及这些含义之间的关系，而语义具有领域特征，在共时条件下，共同的语义可以构成一个语义场。语义场代表一个语言内部具有相同或者相近的语言单位的集合，集合中的个体之间有着聚合和组合的关系。正是由于语义场内的个体之间纵横交错的关系促成语义网络系统的形成。
词是语言系统中最小的表达意义的单位，但是词并非都是孤立的，语言本身是横向关系和纵向关系结合的系统，词语的深层含义在相互关系中得以体现。20世纪中期美国人类语言学家提出成分分析法（义素分析法），语义场理论开始被广泛运用于分析各种具体语言词语意义之间的关系（贾彦德，1986）中。在语言学原则的前提下划分的语义场有组合关系同时也有聚合关系。如我们把生物当做某个语义场的最高位的义素的话，它的下位与这个最高位有着上下位关系，生物的下位就该是植物和动物。动物还可以成为其他很多义素的上位，如鸟类、鱼类、昆虫类和动物类，同时动物类可以作为下义素的上位，如人类、一般的动物；一般的动物还可以有自己的下位义素，如老虎、狮子、大象等。同样对于专门用途的英语来说，能够根据语义场理论对于专门用途英语进行规范统筹，在专门用途英语的词汇习得过程中必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语义场促进人脑对新获取知识进行认知能力，将大脑中零散的知识构成语义网络系统，每个义素之间的组合和聚合关系则推动了这种语义网络系统的形成。
总之，在同一专业领域中，汉语专业术语与eSp词汇是具有对照和关联性的，按照人的认知模式，学生在学习中可以利用这种对应关系获得对eSp词汇系统深入的理解，从而省去不必要的语义钻研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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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贾彦德.语义学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关键词】双元结构；语言；思维；关系；外语学习
1.引言
“双元结构”的中心思想是从研究成年语言学习者学习英语的心理机制（mentalmechanism）出发，描述两种不同语言（母语和英语）的知识结构（KnowledgeStructure，KS）和认知结构（CognitiveStructure，CS），解释在语言学习过程当中两种语言知识同化时两种结构的相互排斥、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并对它们之间的这种能动的、动态的、发展的关系做出详尽阐释。在研究“知识——认知”双元结构的基础上，本文从“语言——思维”的关系层面着手完善双元结构理论，希望从根本上解释成年人学习英语困难的原因。研究语言时发现，语言与现实之间是标志与被标志的关系，而思维与现实之间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语言与思维通过现实联系在一起。在语言学习中，特别是在母语环境下学习外语，语言与思维之间微妙的关系及相互的影响对外语学习的效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
2.双元结构理论
双元结构理论认为，在成年人（特别是大学生）外语学习的知识同化过程当中，学习者的大脑中已经有了强大的母语知识结构和认知结构，并且（由于前期的学校教育或环境影响）也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外语知识结构和认知结构，这种以两种语言为思维载体的知识与认知的双元结构，构成了外语学习过程当中的特殊语言与思维方式，即这一学习过程始终存在有两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语言-认知结构，这种双元结构分别受制于母语和外语的知识结构和认知结构。外语学习的成功，就在于尽可能的减少母语结构对外语结构的副作用，尽可能地利用母语结构对外语结构产生积极推动作用，而母语与外语在思维上的交叉使用，又形成了在对输入符号信息的加工过程以及知识和认知的同化过程当中的思维模式，这便是外语学习心理活动的特殊机制。
“知识——认知”双元结构从知识结构和认知结构出发，解释了外语学习中母语、外语之间的相互影响的关系，但我们仍然需要更深层的挖掘双元结构下，母语和外语之间的相互影响的关系——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3.双元结构下的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我们在谈论双元结构下“思维—语言”的关系时，主要讨论的是母语和外语的不同的思维模式及语言的表征。语言是思维的艺术。不同的思维模式产生出不同的语言。这是人类与动物最根本的区别。而思维模式并非是天生的，它是一定地域的人们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在社会生活的交际中逐渐形成的，它是一种语言文化的反映，而这种语言文化借助这种思维模式不断巩固原有基础。在英语教学中，教师常常要求学生学会用英语思维，尽量排除母语思维以达到英语表达的流畅，然而让一个已有强大的母语知识结构和认知结构的成年人完全排除母语思维，不通过内在翻译而达到语言通顺与流畅的目的是很难的。母语的思维在成年人认识事物、学习语言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在学习单词的时候，成年人都需要通过将单词的意义翻译成母语，再通过认知的转换达到对事物的理解。
外语学习时语言的输入和输出所经历的过程，成年人通过听觉、视觉得到的英语刺激通过对刺激的编码和解码，抽象出原型概念进入人脑的思维加工系统，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涉及到对语言的选择，语言与思维就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选择了一种语言后就进入了“知识——认知”双元结构中，经过双元结构的相互同化作用，最终达到言语输出的目的。
【关键词】文体语用学文学翻译
一、引言
语用学和文学本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不同学科，研究的内容和方向各不相同。但是当语用学理论和文学理论在某一个契合点相结合时，就产生了新的交叉学科――文学语用学（literarypragmatics，简称为Lp）。文学语用学研究文学语言系统与文学语言使用的社会意义和文本产出与理解的心理过程和心理机制，以及文学语言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共性条件。它是语用学在做跨学科研究时衍生出的子学科之一，它涉及文学语言、文学理论等文学与语言两个学科的一系列问题，自产生以来，受到了广大学者关注。
二、文学语用学的发展
荷兰语篇语言学家VanDijk和美国文学语言学家pratt是最早把语用学应用到对文学语篇研究的学者。20世纪70年代，VanDijk首先提出了文学语用学的概念，认为语用学和文学之间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pratt在言语行为理论的可行性和意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运用言语行为理论进行文学作品分析。“文学语用学”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traugott和pratt合著的《文学专业学生的语言学》（1980）一书中。芬兰科学院早在1987年就设立了文学语用学研究项目，并在亚波学院大学（aboakademiUniversity）英语系设立基地，次年召开了首次国际文学语用学的研讨会，以及由RogerD.Sell主编的论文集《文学语用学》（Literarypragmatics）于1991年出版，标志着文学语用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成立。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语用学得到了较大发展。有多部专著和论文集相继问世，内容涵盖文学语用学的理论原则、方法论，以及运用语用理论对小说、戏剧、诗歌等各类文学作品的分析等。
三、文学语用学与文学翻译
1.语用学与翻译。语用学研究的对象是交际中使用的语言和语言及其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同时语用学派认为翻译是信息交流活动，译文和原文应对读者产生同等语用效力。翻译实现的是两种语言符号之间的有效转换，时刻受到语言符号外的其他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要实现交际中的动态等效转换。翻译要兼顾译入语的文化背景和语用环境，强调译文要符合译入语的规范和习惯表达式，并且传达原语的语用意义。
2.文学语用学翻译思想。文学语用学的出现是语用学和文学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语言哲学和翻译学的“语言转向”向“语用学转向”的结果与体现。在20世纪80年代翻译学建立的同时，语用学也在蓬勃发展着，并且出现了翻译的“语用学转向”这一历史性的翻译发展转捩点，这给翻译学百家争鸣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随后，在90年代中期兴起了多元系统翻译研究模式。苏姗・巴斯奈特、勒菲弗尔等诸多学者又开始关注翻译中语言结构之外的诸因素，从社会、文化、历史、政治、意识形态、译者目的等多元视角，尤其是从文化的视野来研究翻译问题，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在这两个“转向”的基础之上，文学语用学出现并发展起来。它将语用学的理论、方法与文学翻译研究结合起来，把文学看作是人类的交际形式，文学语言是交际素材，而文学创作、欣赏和翻译是交际过程来进行研究。
3.文学语用学对文学翻译的影响。wales指出，文学语用学是在语言实用学、言语行为理论、篇章语言学和文体学等学科的发展成果上形成的，它关注的是交往性和社会性语境中作为语篇的文学、读者接受，以及真实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出自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真实的人际关系的语言特点。
文学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一种语言行为。小说、诗歌、戏剧的搞文学作品在进行文学翻译时要求兼具叙述性、抒情性和戏剧性，在翻译文学作品时，译者要兼顾文学语言系统的构成和搭配使用，以及文学语言使用的社会意义；探讨文学交际中语言现象、社会文化因素与作者和读者心理影响因素。文学语用学为译者提供理论基础。
四、结语
文学语用学作为语言学应用领域的新兴门类，已经受到相当多的学者重视，并且文学语用学的理论框架已经初具形态，这为今后对此领域感兴趣的研究者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文学语用学对于文学翻译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它恢复了修辞学与诗学自古已有的联系，使文学研究与语言学研究找到了新的契合点，为文学翻译者提供了指路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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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构主义语言学创立的背景
结构主义语言学创立之前，语言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古希腊哲学家和语文学家创立的“语法”。这种“语法”是以逻辑为基础建立的一些规则，没有涉及到语言结构。第二阶段是到了十八世纪末出现的语文学。语文学派认为语言不是唯一的研究对象，相反他重视的是古文献，因此，语文学主要是确定、解读和评注古文献，币忽视活的、现时的语言研究。最重要的是第三阶段，比较语文学或称比较语法阶段。比较语法源于英国东方学家威廉•琼斯，他曾在东印度公司任职，精通梵语和波斯语。在长期的语言实践过程中，他发现印度的古语言—梵语，有许多语法形式和词根跟欧洲的一些语言有联系，1786年他在印度..亚洲学会”宣读论文.阐述了这些新的看法。
进入十九世纪初，威廉•凉斯的看法被人们所重视，这样，在欧洲掀起了语言比较研究的热潮，先后出现了一连串著名的学者和著作，如法朗兹•葆朴、雅各布•格里木、波特、库恩、马克思•缪勒、布劳恩、古尔替乌斯、施来赫尔等等，著作如葆朴的《梵语动词变位系统》(1816年)、缪勒的《语言科学讲话》(1861年)、古尔替乌斯的《希腊语词源学原理》(1879年)、施来赫尔的《印度日耳曼语比较语法纲要》(1861年)等等。在十九世纪整整百余年时间，比较语法达到空前繁荣的阶段，尤其是印欧语系语言的比较研究做得非常细致和深入。
人们对印欧语系的语言已经有了详细的了解。比较语法虽然对开辟语言研究这个领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它还没有去弄清楚自己所研究的对象的性质，它也从来没有关心过所作的比较有什么目的，所发现的关系有什么意义。今天看来，比较语法的研究最主要的功绩只是为重建语言的历史做了一些具体和实质性的工作。
比较语法学派既然不关心研究目的和关系意义，那么他们所研究的必然是“纯粹”的语言，所以比较语法学家对语言的看法绝大多数抱着自然主义的观点。例如施来赫尔在他的《语言比较的研究》中说“语言有它的将来，这将来就词的广义来说也可以叫做历史，但是这历史的最纯粹的形式，我们也可以在自然界比方一棵植物的增长里找到，语言是属于自然界的范围，而不是属于自由的心理活动的范围。”再比如马克思•缪勒在他的《语言科学讲活》中说:“语言学以语言为研究对象，应该属于自然科学。”又说语言的一切变化“都不是真正历史的变化，而只是自然的增长;艺术、科学、哲学和宗教可以有历史，而语言或任何其他自然界的产物，严格地说，没有历史，而只有增长”“我们必须考虑到语言虽不断起变化，但不是任何人所能产生或阻止的。••，…随意创造新的词语，将好象变更血液循环的规律。”象施来赫尔和缪勒一样，把语言及其发展变化看作是类似植物增长和人体血液循环一样的自然主义观，有一大批人。
到了1870年，比较语法有了一个新的转变，出现了一个新语法学派，也称“青年语法学派”。他们开始提出质疑:语言生命的条件究竟是什么?语言的生命真的象植物增长和人体血液循环一样的吗?以德国勃鲁格曼为代表，他们背叛了自己的老师古尔替乌斯，宣称古尔替乌斯等以前的比较语法学家所从事的只限于语言的研究，而很少注意到说话者个人方面的研究。他们认为言语的机构应该包括个人心理的和生理的两个方面。生理方面比如语音。发音是由人的发音器官发出的，是比较接近于自然的，所以语音定律(语音变化规律)跟物理定律一样产格，不容许有例外。另一方面，心理方面是与人的因素相关的，比如由类推作用构成.新的形式，发生类推作用完全是由人的心理联:想造成的。象英语的复数形式、被动态、完成:时等等形式。在新语法学派之厉，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学派，如保罗等的个人心理主义学派。总之新语法学派的兴起，使比较语法发生了转折，人们对语言研究的思考更进一步深入。正是在比较语法学末期这种背景下开始诞生了结构主义语言学。
结构主义语言学创始人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是一位天才语言学家，1878他就写出了《论印欧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这篇震惊欧洲语言学界的论文，那时他才21岁。早期，索绪尔站在新语法学派的立场，到二十世纪初，欧洲各国掀起了一种所谓的.‘格式塔思想”，后来扩展到包括语言学在内的各个领域，;在这种思想影响下，语言学界特别注重对语言，结构、系统和功能的研究，索绪尔也深受影响，这样他对语言的观点逐渐与新语法学派发生了脱离，渐渐创立了自己一个新的学派—心理社会学学派。
“格式塔思想”转变了索绪尔当初的语言观，但由他所建立的心理社会学学派理论却直接来源于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社会学模式，而涂尔干的社会学学说又来源于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心理社会学学派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事实”，而社会是由“观念的总体”构成的，观念又体现于人的心理，所以“社会事实”就是“集体心理现象”，语言就是集体心理现象。索绪尔深感当前语言学的原理和方法中存在的缺陷，他毕生致力于探索，一生中很少发表著作和文章，但潜心于教学和研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语言学家，如梅耶、巴利、施薛皿等。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是在他逝世后，由他的学生巴利、施薛霭等于1916年整理出版的。有的人认为，索绪尔的沉默正表现了一位伟大的科学家站在时代前列的悲剧。
《普通语言学教程》(以下称《教程》)的问世，全方位革新了以前人们对语言的认识及研究方法，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由各个要素构成的一个系统，语言学研究的不是各个要素，而是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结构主义的“结构”，指的就是索绪尔的“系统”。《教程》的出版，标志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立，也标志着普通语言学的建立。这时，语言学才真正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科学。索绪尔成为本世纪直到目前为止，影响最深远的一位语言学家。
二、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语言的方法
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语言的方法充分阐述于《普通语言学教程》，《教程》内容丰富，范围非常广泛，语言研究的各个方面几乎都能管到。又因其阐述问题概括性强，包含的思想深邃，故初学者读此书感到困难。但总的看，《教程》始终贯穿主要几条大纲，这几条大纲就是索绪尔语言观的核心，它给我们指明了研究的方向。1、区分语言的研究和言语的研究
按照索绪尔的语言观，语言既是社会的，又是心理的，而心理总归是属于个体的。他把以前人们所说的语言这个笼统概念称为“言语行为”。言语行为又区分为语言和言语，认为言语是“言语行为的个人部分”，语言是“言语行为的社会部分”。言语包括说话者的意志组合(即心理)和语音表达，是次要的;语言是纯心理的东西，是在言语活动范围内人们的心理印象，是不依赖于个人的，是主要的。因此语言和言语之间的关系是:语言由言语构成;言语要产生表达效果，为人所理解，也离不开语言。但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是属于社会部分的语言，而不是属于个人部分的言语。
2、指出语言研究就是要从所指和能指中找出它本身的价值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这种符号系统之所以这样有用，就是因为它有价值。语言的价值不同于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是在劳动和工资这两者之间的对等关系体现出来，语言的价值是在索绪尔所说的所指和能指之间的对等关系体现出来。通俗一点，所指就是概念，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语义(或内容)，能指是音响形象，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语言形式。一定的形式总是表示一定的语义，一定的语义要用一定的形式表达，它们之间是互相对应的。正因为这样，语言才能完成交际的功能，才体现出它的价值，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叫做符号，语言就是由所指和能指构成的符号系统。这里，索绪尔给我们指出了语言研究的着手点。
3、区分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
由于语言和言语的存在，索绪尔又区分出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这两个对立的概念。什么叫做共时语言学?什么叫做历时语言学?索绪尔在《教程》里说:“有关我们的科学的静.态方面的一切都是共时的，涉及进化的一切都是历时的。”索绪尔认为，言语是个人的，言语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时间阶段上的演变，言语是千变万化的东西，所以言语是属于历时的。相反，语言是属于社会的，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是比较稳定的，虽然语言在漫长的历史上有变化，但变化最终还是出自于言语上，所以语言可以看作静态的，共时的。索绪尔认为共时语言学研究的是同时存在的语言的各成分之间的联系，是属于整个系统的逻辑和心理的关系，是最主要的，而把以前比较语法学所重视的历时研究认为是次要的。
4、确定语言成分的句段关系(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聚合关系)
索绪尔认为语言各种成分的关系，可以分成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两种。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的。一方面，在说话的时候，各个词(或称各个要素)是一个挨着一个排列在言语的链条上面。这些个要素可能只有一个词，可能是一串词组成的句子。总之，这些各要素之间结成的关系，就是句段关系。句段关系在语言研究中僻如句子层次分析、词组结构分析、词的结构分析等.另一方面，在说话的时候，话语之外总是有一些东西出现在说话者的记忆里，这些在记忆里被唤起的东西，与说出的每个词(或称每个要素)有一些共同点相联系着，这种联系称联想关系。联想关系在语言研究中僻如名词的词形变化:复数、格。动词的词形变化:进行体、完成体、现在时、过去时、将来时等等都属于联想关系。
后来的结构主义追随者修改了索绪尔这两个带有心理学概念色彩的术语，把句段关系称为组合关系，把联想关系称为聚合关系，被人们所公认。
《教程》洋洋大观，内容远不止上面所述，如在绪论中讨论到了文字、音位学，第三编讨论了历时语言学，第四编讨论了地理语言学，第五编讨论了原始语言，语言的史前史。但总.的说，重点在绪论和第一、二编，这三部分是《教程》的精髓。而关于语言和言语、所指和能指、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的区分又是结构主义的精神核心，是贯穿《教程》的骨架，也是《教程》占有最大篇幅论述的内容，故此文仅作精要介绍。索绪尔对语言的种种看法，形成了结构主义研究语言的最基本方法。
在索绪尔的《教程》问世之前，没有一个人能对语言提出这样深刻而自成体系的观点，《教程》的出版成了一部划时代著作。
三、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主要流派及其观点
索绪尔之后，结构主义发展分成了三个主要的流派，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学派。
这三个学派都遵循语言符号系统理论，把语言看作语言学研究对象，把言语排除在语言学大门之外，这是结构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这三个学派的研究侧重点不一样，在具体程序操作中，一些细节也有分岐，形成各自不同的特点。
1、布拉格学派
1926年，特鲁别茨科依等在布拉格成立语言学会，标志布拉格学派成立。布拉格学派主要研究成就在音位学，这方面成绩最突出是特鲁别茨科依，他最先把语言系统理论运用到语音研究，发展成音位学，他把音位定义为:在语言中相对立的不能分解为更小的辨义单位的成员。这个定义从语音对立和辨义特征两方面相结合，今天看来一直是比较科学的。
特鲁别茨科依对音今学和语音学的区分是很清楚的，他明确指出:研究言语的能指的
学科叫语音学，研究语言的能指的学科叫做音位学，语音学是纯粹的语音现象的研究，音位学是语言语音功能的研究。在他之前，索绪尔也没有给音位学作出过这样明确的定义，索绪尔《教程》里的音位学概念大致相当于语音学，索绪尔所说的音位也只相当于通常说的音素。索绪尔的这些概念称呼也只是沿用比较语法学派的称呼法，但索绪尔又说:“许多音位学家差不多都只注重发音动作，即用发音器官发出声音.而忽略了听感方面。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在我们耳朵里产生的印象不仅与器官的发动形象一样直接，而且是整个理论的自然基础。”从这里看出，索绪尔对音位学的概念不仅只注重语音，而且考虑到了听感(辨义)的一面，并且说“是整个理论的自然基础”，也就是意味着要从语言的角度来认识音位学。所以说，索绪尔为特鲁别茨科依的现代音位学概念事实上莫定了理论基础。
同时，特鲁别茨科依也批评了其他一些音位学家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给音位下定义。
特鲁别茨科依还全面论述了音位在语言中的地位，如何确定音位，如何划分音位和音位组合的界线，音位组合时各种对立出现的情况等等，这都集中论述在他的著作《音位学原理))(有译为《音位学纲要)))。这部著作是特鲁别茨科依去世后不久出版的遗著，书中所用语
言材料多达220种，是布拉格学派在音位学研究方面的一部总结性著作。
2、哥本哈根学派
哥本哈根学派是一个纯理论研究学派。这一学派主要研究语言的符号性质，及从符号的角度确定语言在人文事实中的地位，从形式和实体方面来分析语言，给语言的本质以更严密准确的分析，形成一个严密的语符学理论体系。
语符学理论是对索绪尔关于语言是符号系统理论的发展。索绪尔在《教程》中说，社会生活中有一门研究符号生命的科学叫符号学，语言是其中的一个成员，并且是一个自成为特殊系统的成员。接着又提到，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体，语言符号则是能指(形式)和所指(内容或意义)之间的关系。哥本哈根学派据此发挥更细，区分为:内容形式和表达形式，内容实体和表达实体。并进而把内容实体和表达实体排除在语言之外，而把内容形式和表达形式及其所构成的种种关系看成是语言之内，并由此构成语言符号系列。
哥本哈根学派认为，语言学不同于历史、文学、艺术等人文科学，我们研究语言•要在其中找到一个常数，使之投射于现实语言中，不论有任何变化，都是适用的，永恒的。他们极力拼弃以往语言研究中采用的归纳法，认为采用归纳法不科学，归纳只能寻找语言中的差异，而不能发现常数，只有采用演绎法才能找到常数。而哥本哈根学派的所谓常数就是符号，认为只有符号是永恒的，所以要研究有关于符号的一切.语言学家用语符学理论套用到各种语言研究中去，确实也没有发现什么差错。但实际操作性很差，所以它基本上是一种纯理论的东西。所以有人说，当你理解了哥本哈根的理论观点时，它给你一种清心明目的感觉，甚至让人感到兴奋。但另一方面，它对具体的语言分析帮助不大。
哥本哈根学派最主要代表人物有乌尔达尔、叶尔姆斯列夫，他们的理论观点集中体现在叶尔姆斯列夫的名著《语言理论导论》里。
3、美国结构主义学派
美国结构主义学派又称描写语言学派。
描写语言学派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基督教的传播和战争的需要。伊斯兰教、佛教、婆罗门教等教派都规定其经文不能随便译成其他语文，基督教却不一样，相反要求它的教徒尽可能将其经文译成世界上的各种语言和方言。因此，在二十世纪初，美洲有大量基督教徒进入印第安语区学习研究印第安语等土著语言，进行布教活动.，他们当中有些还是很有语言修养的教士。这些教士们记录土著语言，给当地人创造文字，然后用当地文字翻印福音书，客观上积累了大量的语言新材料，同时也形成了他们独特的语言调查方法，从而引起了语言学家的注意。1911至1939年，人类学家、语言学家鲍厄斯对这些语言作了综合研究，写成很有名气的《美洲印第安语手册》(共三大册)。一般认为鲍厄斯的工作，是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开端。
另一个原因，也可称为次要原因，是二战爆发期间，为适应全球战争的需要，美国人需要学量外国语，描写语言学大师之一布龙菲尔德本人就参与编写过几种外语教材。以上这两种语言工作方法都是不谋而合的。
描写语言学顾名思义，注重的是对语言的描写，当接触一种陌生的语言时，学习它必须从语音结构和结构组合入手，因此描写语言学的大量工作是描写语言的音素组合，找出它的特点和规律。许多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在调查印第安民族时，他们首先遇到的也是语言问题，他们首先也得从学习和研究印第安语入手。所以在美国，许多有名的人类学家同时也是语言学大师。
描写语言学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也是一脉相承的。首先，开始调查印第安语的都是欧洲语言学家，只是在长期大量的调查工作中，他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很讲时效的一套方法特色。但总的，描写语言学完全遵循索绪尔的语言理论，首先他们亲身感受到语言是由各要素组合起来的，语言的价值体现在各要素之间结成的关系，他们就是要渴诚找出这些关系的规律。语言的符号事实显而易见，一种语言是由有限的符号组合而成的。学习研究的是社会共用的语言，而不是某人特征的言语。研究语言重在现时的，也就是共时研究，历时研究是不重要的。这些都是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原则。
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大师是萨丕尔和布龙菲尔德。萨不尔生于1884年，布龙菲尔德生于1887年，是同一时代的人。两个人各写有一本书，都叫《语言论》。萨丕尔的《语言论》是一本小册子，论述很精辟;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有600多页，结构很严密，论述没有漏洞。都是语言理论的经典，同齐名。萨丕尔和布龙菲尔德同是结构主义大师，但他俩的语言观有所不同，可能与职业有关，萨丕尔持观念主义(或称心灵主义)语言观，强调语言有结构模式，语言的结构模式大大地制约着人们的思维观念。主张一些难于解释清楚的细节不必过于纠缠;布龙菲尔德持的是机械主义(或称行为主义、形式主义)语言观，主张研究语言是描写其形式构造，排除任何带意义的因素。因此，有的人把萨丕尔排除在描写语
言学派之外。萨丕尔又是一个著名的人类学家，他1933当选为美国语言学会会长，1938主又当选为美国人类学协会(下转第68页)会长，足见他在这两个领域中占有的领袖地位。无论怎样，两人同为美国结构主义大师，并因这两人所作出的成绩，使这一派成为结构主义三大派中势力最大，影响最大的一派。
四、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
【论文摘要】本文从语用预设的角度，结合语言和文化的基本定义，对跨文化交际中失误现象的产生进行分析，从语言学的角度揭示了跨文化交际失误产生的原因。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它的社会性决定了语言系统并非像索绪尔说的是“一个封闭系统”，它不可能在真空中独立发展，自生自灭，而是和其他系统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的语言表现形式总是受到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语言系统内部诸要素（语音、词汇、语法、语用等）无一不与社会文化因素发生错综复杂的联系。萨丕尔（Sapir）在《语言论》中指出：“语言有一个底座，说一种语言的人是属于一个种族（或几个种族）的，也就是说，属于身体上具有某种特征而不同于别的群的一群。语言也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能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格和信仰的总体。”因而，研究语言只有把语言系统放到社会大系统中去考察，才能更好地揭示语言的本质和语言系统的内部规律。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人们通过他们的创造性活动而形成的产物，因此，文化是相对于自然而言的。基于以上理解，从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我们认为文化具有如下特征：文化包括语言，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
语言和文化一样是社会的产物，是生活在该社会的人们世代沿袭下来的符号体系，萨丕尔说：“语言是纯粹人为的，非本能的，凭借自觉地制造出来的符号系统来传达概念、情绪和欲望的方法。它是一种文化功能，不是一种生活遗传功能。”在人类学中，文化指的是社会共同体的一个成员受全体成员制约的全部生活方式，很明显，按照文化的这种概念来看，语言就是文化的一个部分，而实际上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是唯一的凭其符号作用而跟整个文化相联系的一部分。一个社会的语言是该社会的文化的一个方面，语言和文化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
交际一词在英语里是communication，含义比较复杂，其基本的含义是“与他人分享共同的信息”。交际活动的本质就是把单个人联络在社会的关系网络之中。人是社会的动物，单个人必须通过交际活动同他人结成某种关系，构成社会才能很好地生存下去。这里我们把交际定义为：信息发出者和信息接受者（这里指人与人之间，不指组织之间）传递信息、交流思想感情的社会文化活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交际不等于沟通。发出信息，对方懂了，这是交际，也是沟通；发出信息，对方莫名其妙，这不是沟通，只是交际——不产生效果或产生反效果的交际。在不同民族之间，这种事例屡见不鲜。语言交际是跨文化交际中信息交流的重要形式，但是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交际者的外语知识掌握得不够，或交际者不了解异族文化的特点，或者说文化背景不同，经常会在交际中出现语言运用上的失误，造成交际的失败或交际冲突。论文范文
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是指发生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包括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之间和同一文化体系内部不同亚文化之间，本文指前者）的交际活动。当一种文化信息必须被另一种文化加以解释时，跨文化交际就发生了。
所谓语用预设，主要是说话人主观上的一种预设，指语言交际活动需要满足的恰当条件。基南（edwardL.Keenan）指出：“有许多句子的言语要得到理解则要求先满足某些文化方面的条件或情景。因此，这些条件也就自然地被称作该句子的预设。如果它们没有得到满足，那么所说的话语不是无法理解，就是不按原意来理解的。”这些条件比如：
（1）参与者的地位及其关系种类。
（2）参与者的年龄、性别及其辈分关系。
（3）参与者和句子中所提及的个体之间的地位、亲属、年龄、性别、辈分的关系。
预设也可看作是话语跟使用语境之间的关系，说出一句话就其语境来说是合适的。如法语的“你真讨厌”预设“听话人是动物、孩子、社会地位比说话人低或者跟说话人关系很密切。”
总之，语用预设涉及说话人、听话人和语境三个方面。因此预设关系不能单靠语义分析，必须联系说话人、听话人和语境才能全面正确地理解会话的含义。
语用预设的主要特征可以归纳为两个：合适性与共知性（何自然，1988：111）。
第一，合适性。所谓合适性是指预设要跟语境紧密结合，是言语行为的先决条件。如：
（1）请把那扇门关上。
（2）儿子，把房间打扫一下。
要实现以上请求就必然要求例（1）预设那扇门是开着的，例（2）预设房间是脏的，母亲知道儿子有打扫房间的能力等。如果说（1）时门是关着的，那么发话人就不可能发出上述言语行为。同样，如果要求打扫的房间刚刚打扫过很干净，或者儿子的年纪还小，尚无打扫的能力，那么说（2）就毫无意义。
第二，共知性。语用预设必须是交谈双方所共知的。预设是谈话双方或一般人共知的信息，它与语境紧密结合，预设明确，则说话人说出来的话，受话人可以根据语境和预设做出不同反应。
语用失误是跨文化交际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比如，一位中国教师给日本学生讲完“龟兔赛跑”的故事后，让学生谈谈感想，一个女学生说：“我是多么愿意做一个大乌龟呀！”让老师听后哭笑不得。产生这种交际失误的原因是共知预设不同。这位日本学生语句表达本身没有问题，这当中主要反映了中日两国文化观念、文化习俗上的差异。古代的中国和现代的日本，乌龟都是耐力、长寿的象征意义，所以日本学生会说出“愿意做一个大乌龟”（意即要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儿地学习）的话。中国教师听后所以有哭笑不得的感觉，是以现代中国人的文化习俗、文化心理来理解日本学生这句话的。从语用预设的共知性的角度来看，乌龟在现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另有象征意义，用来暗指妻子有情夫的男子。这就是不同民族的人员在交际中，由于语用共知预设不同所造成的交际障碍，这种语用失误在不同民族间的人员交往中随时随处可见。
从广义上来说，任何语言环境、交际背景都属于语用预设的广义范畴，因此，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沟通时，不能忽视语用预设的共知性的要求，否则不但不能达到交际的目的，还会引起交际上的失误。
【参考文献】
[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关键词:文字;语言;关系
abstract:thisarticlesummarizedthelanguageeducationalworldfromtheChineseandforeignscholaraboutthewritingandthelanguagerelations’discussionaswellasthewritingandthelanguagerelations’elementarytheorytwoaspectstothewritingandthelanguagerelationsbasicview.Basedonthis，elaboratedthewritingimportantfunction.
Keywords:writing;language;relations
语言与文字的关系问题，是语言文字学的基本问题之一。这个问题不弄清楚，许多问题就讨论不下去。
1中外学者关于文字与语言关系的讨论
1.1索绪尔关于语言与文字关系的观点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中，首先指出了人们的“错觉”:
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存在的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但是书写的词和它所表现的口说的词紧密地混在一起，结果篡夺了主要的作用:人们终于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加重要。这好像人们相信，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
这种错觉是任何时候都存在的……只这一点已足以表明语言是怎样离开文字而独立的。
接着，索绪尔分析了产生这种“错觉”的原因:
但是文字何以有这种威望呢?
(1)首先，词的书写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稳固的，比语音更适宜于经久地构成语言的统一性。书写的纽带尽管是表面的，而且造成了一种完全虚假的统一性，但是比起自然的唯一真正的纽带，即声音的纽带来，更易于为人所掌握。
(2)在大多数人的脑子，视觉形象比音响形象更为明晰和持久，因此他们更重视前者。结果，书写形象就专横起来，贬低了语音的价值。
(3)文学语言更增强了文字所不应该有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字典，自己的语法。人们在学校里是按照书本和通过书本来进行教学。语言显然要受法规的支配，而这法规本身就是一种要人严格遵守的成文的规则: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头等重要的。到头来，人们终于忘记了一个人学习说话是在书写之前的，而它们之间的关系就被颠倒过来了。
(4)最后，当语言和正字法发生龌龊的时候，除语言学家以外，任何人都很难解决争端。但是语言学家对这一点没有发言权，结果差不多总是书写形式占了上风，因为由它提出的任何办法都比较容易解决。于是文字就从这位元首那里僭夺了它无权取得的重要地位。
索绪尔进而从拼音文字“写法和发音发生龌龊的后果”分析原因:
这一切的明显后果是:文字遮掩住了语言的面貌，文字不是一件衣服，而是一件假装……
另一个结果是:文字越是不表示它所应该表示的语言，人们把它当作基础的倾向就越是增强;语法学家老是要大家注意书写的形式。从心理方面说，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但会引起令人烦恼的后果。人们使用“念”和“念法”这些字眼，就是把这种滥用奉为神圣不可侵犯，而且把文字和语言间的真正合理的关系给弄颠倒了。
在人们的心目中，“把文字和语言间的真正和合理的关系给弄颠倒了”以后是怎样一种情形呢?索绪尔认为:
假如一个人从思想上去掉了文字，他丧失了这种可以感知的形象，将会面临一堆没有形状的东西而不知所措，好像初学游泳的人被拿走了他的救生圈一样。……因为声音脱离了书写符号，就只代表一些模模糊糊的概念，所以人们还是宁愿依靠文字，尽管那是会使人上当的。
看来，颠倒语言和文字的关系，或者把二者混为一谈，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在字母文字的国家里也普遍存在。任何语言，只要它有相应的文字，就除了索绪尔所说的“音响形象”(语音形式)以外，又多了一种索绪尔所说的“视觉形象”(书面形式)。这就使人产生一种错觉，好像口说的语言是从书写的语言产生的，也就是说，语言是从文字产生的，文字是土壤，语言是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禾苗。而事实恰恰与他们感觉相反:语言才是土壤，文字才是禾苗。
1.2汉字和汉语
翻开中国语言文字学名著《广雅疏证》的卷首，可以看到清代大学者段玉裁和王念孙的两篇序言。段玉裁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而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
王念孙的自序中也谈到了同样的道理:
窃以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譬如振裘必提其领，举网必挈其纲，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此之不寤，则有字别为音，音别为义，或望文虚造而违古义，或墨守成训而鲜会通，易简之理既失，而大道多岐矣。今则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苟可以发明前训，斯凌杂之讥，亦所不辞。
这段话明确阐述了概念(义)、语言(音)、文字(形)三者之间的关系。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解释，那就是:概念、语言、文字是完全不同的三样东西，它们之间并没有谁等于谁的必然联系。人们交际的最终目的是表达概念，在口头交际中，头脑里的概念要借助约定俗成的有声言语形式来表达，在书面交际中，有声言语形式要借助约定俗成的书写符号来表达。文字并不能直接表示概念，如果没有有声言语作为基础，文字便完全丧失了它存在的意义。
很明显，这段话阐明了文字的本质——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并不是语言本身。可是在以段玉裁、王念孙为代表的“乾嘉学派”之前，至少是在17世纪中叶顾炎武提出“考文自知音始”之前，两千年间的中国学者，包括一些鸿章硕儒莫不把语言和文字二者混为一谈。即使是在现在，仍然有很多人存在这种错觉。那么产生这些错觉的原因是什么呢?
(1)单个汉字大约90%都能够与汉语中的单音节词或者单音节语素相对应，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汉字是直接负载着语义的。这就与字母文字不同:字母文字单个字母一般不负载语义，若干字母组合起来，与词对应，才有意义。那么，字母文字国家的人，他们颠倒语言和文字的关系，不是以单个字母为单位来颠倒，而是以组合成词的一组字母来颠倒;汉字则与词义或者语素存在着一对一的对应关系，于是以它的基本书写单位——单个汉字为单位，就能颠倒汉语和汉字的关系。
(2)在很多情况下，汉字的造字手段如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很容易让使用者错误地把写出的字形和头脑中的概念直接联系起来，而忽略了其中还有语言这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在很多没有文字学专业知识的汉字使用者看来，文字的形体和头脑中的概念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必然的联系，他们认为一个概念只能用那样一个字来表示，而一个字也只能表示那样一个概念。
(3)汉字是方块字，这样也容易给使用者造成一个误会:文字的形体和语言中的词之间存在着天然的、有理据的联系。但事实却是:造字者在造字的时候可以对文字所代表的词有自己的理解，并把这种理解通过某种形式在字符中有所表现，但其具体的表现方式则常常是因人而异的，其间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准则，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汉字为什么会有大量的异体字出现。
(4)在汉字的教学方法中，有一种是用回溯古汉字的办法来教学汉字的，某个字，甲骨文、金文是这样描画的，大篆、小篆是这样圆转的，隶书、楷书中有那些古文字的影子，这样教的结果能加深记忆，但是也形成了人们认为字与书写形式之间的固定关系牢不可破的意识。
2语言与文字关系的基本理论
2.1谁先谁后
语言产生在前，文字产生在后。语言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一样长，人类从类人猿进化为人的最后标志就是语言的产生，语言产生的意义在于人类最终告别了动物界。人类的历史，有的说有二三百万年，有的说有几十万年，那么最保守的估计也应该是几十万年的历史。文字的历史最长也不超过五六千年。这是整个人类的情况。从个人来说，任何一个人都是从幼儿时期先学会语言，到儿童时期逐渐学会文字的;还有人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终身都是文盲。文盲不识字，但都会说话。
2.2谁是根本
语言是根本。没有语言，文字就无从产生。动物没有语言，因此任何动物，哪怕是能用叫声或“舞蹈”或气味发出一些信息的动物，比如蚂蚁、蜜蜂这样一些“社会”性比较强的动物，都不可能创造出任何有意义的视觉符号。文字永远是语言的依附物，永远是语言的投影。
2.3是两个东西还是一个东西
当然是两个东西。人类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生存繁衍了二三百年到几十万年，世界上有很多民族到现在也没有文字，在有文字的社会里，还存在没有学会文字的幼儿和终生不识字的文盲。人类和某个具体的人，都可以没有文字，但是不能没有语言。完全失去了言语能力的人无法完全融入整个社会。
文字是在语言这个土壤上长出的禾苗。自然界只存在没有禾苗的土壤，却不存在不依赖土壤的禾苗。同理，人类社会中只存在没有文字的语言，却不存在没有语言的文字。相对文字来说，语言是个在它之前很久就已存在的先决因素，因而永远是第一性的。
3文字的功能
尽管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但文字也不是毫无用处得只是依附于语言。作为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文字的最大功能是辅助和扩大语言的交际作用，稍纵即逝的有声语言在文字的帮助下可以传诸久远。文字的这一性质显示出了它对于语言的最密切的依附关系，尤其是在研究古代语言的时候，可以说我们关于古代语言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分析有关的文字记载而获得的。此外，虽然语言并不能记录语言的全部内容，但是人们从字符特别是方块字中读出的信息有时却远远超出了相应的言语词所能表达的范围。例如我们今天听到zang(四声)这个汉语音节时，可以把它和“掩埋死者遗体”这个概念联系起来，却并不知道古人死后并不以土掩埋，而是以草薪荐覆置于野外，这一远古习俗恰恰反映在“葬”的字形上(从死在艸中)。
参考文献
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5
2王玉新.汉字认知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关系篇4
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关系篇5
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关系篇6
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关系篇7
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关系篇8
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关系篇9
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关系篇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