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篇1
一、从关系中对“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初步规定
观察人们对“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种种用法，我们可以看出，“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总是处于与“哲学史”研究、“应用哲学”研究、“现实问题”研究与哲学各“分支学科”研究这四者的相对关系之中。人们对“哲学基础理论”的使用、理解和规定，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从这些关系出发的。
从与哲学史研究的关系中来规定“哲学基础理论”，所强调的是“哲学基础理论”的“论”的性质。按照这种理解，哲学史研究是以“哲学的历史”作为对象，它负责整理哲学史上的人物、流派、发展脉胳和思想逻辑等，属于一种“遗产清点”性质的工作。与之不同，“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则是要从事哲学一般问题的反思、分析和探索，属于“理论批判”与“理论创新”性质的工作。二者的这种关系，借用亚里斯多德或康德的说法，前者属于“质料”的积累，后者则属于“形式”的创造。
从与“应用哲学”的关系来规定“哲学基础理论”，所强调的是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非应用”或“非实用”性质。按照这种理解，“应用哲学”所注重的是研究哲学基础理论在人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实际应用，而“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则旨在为这种应用提供理论基础，二者犹如“理科”与“工科”或者“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前者提供一般性、普遍性的“原理”，后者则把这些“原理”运用到具体事物和问题上面。
从与“现实问题”研究的关系来规定“哲学基础理论”，所强调的是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超验性”。按照这种理解，“现实问题研究”所关注和探讨的是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所提出的具体的课题，而哲学基础理论所关注的是纯粹的、超经验层面的学理问题。因此，“哲学基础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是超验与经验、抽象与具体的关系，二者属于不同的层次和向度。
从与哲学各“分支学科”研究的关系规定“哲学基础理论”，所强调的是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总体性”、“原理性”等特质。按照这种理解，哲学各“分支学科”所从事的是哲学的各部门、各领域的研究，而哲学基础研究则要揭示构成这种分支学科所共有的前提性根据，阐发各分支学科共同的基础。因此，哲学基础理论与各分支学科的关系就是总体与部分、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如上简要讨论告诉我们，从与其它研究类型的关系入手来规定“哲学基础理论”，哲学基础理论体现出“原理性”、“创新性”、“纯粹性”、“总体性”与“超验性”等性质和特征。
从上述关系出发，可以十分方便地描述出“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诸多特征，这为我们明确其内涵与外延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但仅停留于此，“哲学基础理论”仍然难以获得清晰、坚实的规定。第一，它仅仅从相对关系中来勾画“哲学基础理论”的大致范围，而没有对它予以实质性的内涵规定，按照这种理解，“哲学基础理论”可以覆盖具有上述特征和性质的一切研究内容，是一个所指极为宽泛、所含元素极为丰富的“合集”，因此，从关系中对“哲学基础理论”进行规定，只是从“消极的”方面说明了它“不是”什么因而只是划定了一个大致的意义疆域。其二，仅仅从关系中来规定“哲学基础理论”，“哲学基础理论”与“非基础理论”的边界将难以得到清晰和明确的划定。例如，在实际的哲学研究中，“史”与“论”是很难分开的，“论从史出”或“以论带史”都是常见的研究方式，在此意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与哲学史的研究是难以硬性地分解开来；再如从与“现实问题”研究关系的角度来规定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以突出后者的超验性与学理性，但任何对现实问题的哲学研究，都需要运用哲学反思批判的眼光、运用哲学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并把“现实问题”转化为以理论方式所把握和表述的问题，否则所谓“现实问题研究”将成为非哲学的实证化研究，就此而言，现实问题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实际上也是不可分离的；再如从与各分支学科的关系来规定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试图突出后者的总体性和原理性，但事实上，哲学中的各分支学科，不论是中国哲学研究、还是西方哲学研究、不论是科学哲学、美学研究，还是逻辑学和宗教学研究等，都有着其各自领域的“基本原理”和“一般性理论”，因此，哲学基础理论与各分支学科之间的关系并非一种简单的总体与部分、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可见，从与其它研究类型的关系入手对哲学基础理论进行规定，虽然有助于对其特征进行一些初步的描述，但还不足以清晰地划清它们之间的边界并对“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内涵作清晰的阐明。
二、“后基础”语境与“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要对“哲学基础理论”作进一步的阐明，需要把它置于哲学发展的历史和当代哲学的语境之中。
在哲学史上，长期以来构成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核心的是“形而上学”，尤其是形而上学中的“存在论”问题。哲学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著作无疑是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在该书中，“哲学基础理论”被称为“第一哲学”或“第一学术”，而“第一学术”或“第一哲学”所要研究的就是“本体”的性质、原理和原因，“本体”的原理和原因，是一切原理和原因中最高的原理和原因，因而以之为研究对象的学问乃是“最高智慧”。很显然，作为“最高智慧”的“第一哲学”无可争议地就是哲学的基础理论。对此，亚里斯多德说道：“所以从古到今，大家所常质疑问难的主题，就是‘何谓实是’亦即‘何谓本体’[①]，海德格尔几乎在相同的意义上说道：“惊讶乃是哲学的开端。……惊讶承荷着哲学，贯通并支配着哲学。……曾经一度，人们惊讶于存在者。惊讶于存在者存在这回事情以及存在是什么。受这种惊讶的驱动，他们才开始了哲学活动。……对‘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的回答就在于：我们响应于哲学向之行进的那个东西。而且，这个东西就是存在者之存在”[②]。在哲学漫长发展过程中，形而上学本体论一直占据着作为“哲学基础理论”的特殊地位。虽然近代哲学经历了所谓“认识论转向”，但无论其基本动机、所要解决的深层课题等，“认识论转向”始终都是与形而上学本体论内在联系在一起，或者说，在这种转向后面，包含着深刻的“本体论意蕴”[③]。因此，“认识论转向”并没有改变形而上学本体论作为哲学基础理论的核心地位。这一点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顶峰。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逻辑学”是其本体论和形而上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则是逻辑学的“应用”，故黑格尔称其为“应用哲学”，“精神现象学”曾一度被视为其体系的一部分，但最终黑格尔只是把它当成通向“逻辑学”的阶梯因而只具有“导论”的性质。因此，严格地说，“逻辑学”构成了黑格尔哲学的“基础理论”。海德格尔曾用“本体—逻辑—神学”机制来概括整个西方传统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本性和特点，可谓十分恰切。
可见，在传统哲学那里，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主题、领域和形态等都是颇为清楚和明确的。但是，在现当代哲学中，人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事实是：再也难以找到和建立象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那样拥有特殊地位和话语霸权的“哲学基础理论”了，“哲学研究的基本状态已经发生变化。……我们在后形而上学思想面前已经无可选择”[④]，正如施太格缪勒在《当代哲学主流》中指出的，现当代哲学已经“没有希望找到任何能够把现代哲学与过去哲学的诸种方向区别开来的内容方面的共同特征”，如果说有“共同特征”，那么可以说有两个，一是“形式方面的特征，可以称作哲学职能上的分化过程”，在当代哲学中，“不同性质的哲学职能越来越独立了”，再无象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那种把各种职能统一于一身的“基础理论”；其二是“发生着不同流派的哲学家之间相互疏远和越来越失去思想联系的过程”，人们对哲学基础研究工作的理解变得完全不同，而且这个过程呈现出不可逆转的趋势[⑤]。
这意味着，今天谈论“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时，我们面临着一种十分特殊的思想情势：在现当代哲学语境中，我们已无法确立象传统哲学形而上学本体论那样一种作为中心的唯一的“基础理论”，“哲学基础理论”之“基础”已不可能作为以一驭万的哲学元话语而存在，如果仍然寻求这种元话语并企图以之作为“哲学基础理论”，等于坚持一种已被现当代哲学所彻底摒弃了的上帝的眼光。这种特殊的思想情势，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乃是在一种“后基础”的语境中，提出“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任务。
在“后基础”语境中提出并进行“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这是一个艰难的思想任务。它给我们提出的最为尖锐的课题是：在永恒的、终极的“本质领域”消失之后，“哲学基础理论”之“基础”体现在何处？
在“后基础”语境中，我们必须改变对“基础”的传统理解。在我看来，所谓“基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这里的“基础”，首先是指对于每一个哲学研究和思考者而言的“基础”。每一个哲学研究和思考者利用和消化不同的哲学资源和理论传统，经过反复和不断地批判性反思，发现真正重要的哲学基本课题，并对此进行尽可能的深入探讨，那么，这种研究就构成了其“哲学基础理论”。就此而言，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总是一种有“我”的、具有“向来我属性”的哲学研究活动。同时，正因为这种“有我性”和“向来我属性”，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真正成为了一个开放的、具有可对话性的场域。“有我性”和“向来我属性”表明任何基础理论研究都是某种有限视角的产物，因此它都不能借“上帝”或“人类”之名而企求获得终极的规范性，它应该和必须向其它“基础理论”研究敞开空间，与其它“基础理论”研究建立一种平等的交流关系。在此意义上，“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既是一种充分发挥研究者理论个性和思想创造性的、以“我”为基点的研究活动，又是一种在开放状态中由不同研究者共同参与和推动的公共性事业。
其二，“有我性”与“向来我属性”表明“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分化与个性化，但这并不意味在分化和个性化之中没有内在的思想联系。这种联系就是：在当代哲学语境中，哲学研究者和思想者放弃对永恒在场的“统一性原理”与“普遍性真理”的奢望，自觉地在“后形而上学”的视域中，通过对现实生活的领悟和反思，从不同角度展开对“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与“形而上学的意识形式”的双重批判，来捍卫人的生命的具体性与丰富性。所谓“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指社会生活所存在的把人的生活陷入抽象化的现实关系和物质力量，所谓“形而上学的意识形式”，指扭曲和掩盖生活的真实状态从而使人的现实生活陷入抽象化的虚假意识形式[⑥]。这二者的相互合作和强化，使得“抽象对人的统治”成为现代人的命运，这既是当代人所面临的最为重大的现实课题，也是“后基础”时代“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所要面对的最为基本的理论课题。
其三，与上述内在相关，这里的“基础”，不再是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所追求在所有时间和所有地方都适用的非历史的“本质领域”，而是一种“在此时此地什么是行得通的、什么是可能的以及什么是正确的”[⑦]历史性的实践智慧。这是由上述“对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与“形而上学的意识形式”的双重批判这一基本课题所决定的。这一课题要求：第一，“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和“形而上学的意识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会有不同的表述和体现因而哲学对其批判也会表现出不同的历史性主题；其二，与此相关，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任务也必然是“历史性”的：在君临一切的形而上学本体世界消逝之后，从不同视角出发，通过对“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与“形而上学的意识形式”的历史性批判，破除具体历史条件下抽象力量对人的统治，从而推动人与社会生活不断深化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解放，这一点构成了“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根本旨趣。
三、“哲学的”和“关于哲学的”：区分两种话语
要进一步理解“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内涵，还有必要对“哲学的”话语与“关于哲学的”话语作一适当的区分。
这里所谓“关于哲学的”话语，是指从哲学外部对哲学所作的评说、评判、概括和总结等等。这种“关于哲学”的话语和言说并非毫不涉及哲学内部的问题，但是它并非对哲学问题本身进行专门、系统和深入的论证和探讨，而仅是从外部对哲学的历史、现状和发展等进行一般性的说明、描述和评判，因此它实质上只是“关于哲学的”而非本身就是“哲学的”，其更为恰切的称呼应该是“哲学评论”或“哲学批评”。而所谓“哲学的”话语，是从哲学内部对哲学问题所作的专门的、系统的分析、论证和探讨，因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前文所述对“形而上学现实运作”与“形而上学意识形式”的批判，即是其核心内容。
很清楚，“关于哲学的”话语与“哲学的”话语在性质、功能等方面都有着重大的区别。前者是从哲学外部对哲学所作的一般性评说，后者则有着其特定的“问题意识”和特有的理论关怀，是对具体哲学问题的专门探索和阐发。但在国内哲学研究中，这二者经常混淆在一起。不少人经常把仅仅“关于哲学的”的言说归入甚至等同于“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认为越是宏大、越一般性的评说就越能体现“基础”的性质和地位。这种混淆将对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产生一系列不良后果：
第一，将可能导致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话语权力。如前所述，“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总是个性化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所体现的是不同研究者和思想者的个体选择和主体创造，同时，它总是表现为专题化的具体的哲学问题的展开、分析和论证，因而具体性与论证性构成了其另一个特征。如果把“关于哲学”的话语等同于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等于用一种外在的评述和总体性的归纳总结代替个性化与专题化的具体探讨，或者等于在个性化和专题化的具体探讨之上放置一个外在的评说尺度和话语标准。这意味着“关于哲学的”的言说凌驾于真正“哲学的”探讨之上，成为了一种“后设性”叙事，获得了某种话语特权。对于哲学基础理论的发展，这显然是不利的。
第二，将可能导致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空洞化。只要了解了前述“关于哲学的”话语和“哲学的”话语的区别，这一点就很容易了解。“关于哲学的”话语是对哲学的外在的评论，而“哲学的”的话语则是内在的探究，倘若把前者等同于后者，将使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泛化为对哲学的外在的“意见”和“议论”而非严肃和深入的专门论证和研讨。其结果很容易使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成为内容贫乏的泛论。
第三，将可能导致对哲学基础理论实质性问题和内容的遗忘。正如前文所述，从不同视角展开对“形而上学现实运作”与“形而上学的意识形式”的双重批判，是“后基础”时代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根本课题，但“关于哲学的”话语则至多从涉及这一课题，而并不对它进行专门的展开和研讨。因此，如果以“关于哲学的”话语等同于“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那么，“哲学的”实质性问题就有可能被耽搁和掩蔽。
强调“关于哲学的”话语与“哲学的”话语的区别，并不否认后者对于哲学所具有的重要价值[⑧]。首先，它有助于促进学术讨论、活跃学术气氛；其次，它有助于从宏观视角较全面地清理、总结和了解哲学发展的动态和前景，因而对于哲学的自我理解具有重要价值；再次，站在哲学之外来看哲学，可以提供一种仅仅停留在哲学内部难以提供的新的眼光，这有助于清醒地评估哲学现状，发现其中问题从而推动哲学的进展。强调二者区别，其用意是要明确其各自边界，使二者从“内”和“外”两方面的互补中共同促进哲学研究水准的提升和跃迁。
[①]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第126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②]海德格尔：《什么是哲学》，见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第594—595页。
[③]参见拙文《“认识论转向”的本体论意蕴》，载《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3期。
[④]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28页，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⑤]参见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26-30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⑥]参见拙文《“后形而上学视域”与辩证法的批判本性》的相关论述，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2期。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篇2
建立和发展情报学理论，必须要有坚实的哲学基础，而情报学的发展史表明，人们一直都在探索适合情报学发展的哲学基础。从布鲁克斯利用波普尔“三个世界”的哲学思想提出了有关情报改变人类知识结构的情报学理论开始，陆续出现了一些研究流派，它们分别以下列理论为哲学基础：以库恩的科学“范式”、“科学革命发展的动态模式”及以托卡拉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为哲学基础；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哲学基础；以毛泽东矛盾论为哲学基础；以结构主义的深层、表层结构为哲学基础；以系统论思想和人本主义为哲学基础；在批判吸收波普尔世界3理论的基础上，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为依据，将客观物质世界分为“4个世界”并以“4个世界”作为情报学哲学基础[1]以及以现代诠释学为哲学基础。但是，这些被有些学者称为“借来”的理论基础并没有能够很好地推动情报学的纵深发展，特别是在网络社会和虚拟社区出现以后更显得无所适从。
在哲学发展历史上，哲学家的研究焦点在不断地变化，从存在到知识，到意义，再到信息。20世纪末信息哲学的兴起为解决信息社会各种问题提供子哲学基础，也为情报学带来了一个建立自身理论基础的机遇，这正是情报学多年以来苦苦追求的。学术界认为情报学是一门应用信息哲学，这就意味着情报学可以被看作是应用信息哲学，而信息哲学就可以成为情报学的理论基础。
弗洛里迪在其《关于把图书情报学定义为应用信息哲学》一文中分析了信息哲学、图书情报学、社会认识论之间的关系，指出在哲学和图书情报学之间存在一种天生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社会认识论所不能为图书情报学提供的[2]。
2001年，美国图书情报学家K.R.Herold在《图书馆事业与信息哲学》一文中指出：“图书馆学是一门应用哲学，它试图发现传统图书馆工作信息动态阶段性的根源，以设计和实施有效的信息服务为目标[3]”。文章从图书馆工作的实际经验、权威著作、分类、认识论、逻辑学、存在论、智力等分析了图书情报学与信息哲学的关系，指出：“图书馆学并不一定要选择一个与信息有关的特别的哲学位置。我们必须认识到信息给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经验共享带来新的思路的时代即将到来。我们应该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信息哲学的讨论中去[3]”。
2 信息哲学
2.1 信息哲学与信息科学的关系
信息科学研究信息的运动规律以及信息的产生、收集、加工、存贮和利用等原理和规律，其研究范围已经超出了申农信息论的领域而深入到控制论科学、系统科学、耗散结构理论、协同理论、人工智能理论、认识科学、思维科学等领域。信息科学的基本科学体系分为三个层次：①信息科学的哲学层次，其中包括信息的哲学本质、智能的哲学本质、信息与反映的关系、信息与认识的关系、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关系等；②信息科学的基础理论层次，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信息的一般理论；③信息科学的技术应用层次，主要研究如何应用信息科学理论在技术上拓展人类的信息功能（特别是其中的智力功能）的问题。
计算机和网络的出现，改变了哲学家对哲学基本概念的观念，如信息哲学所探讨的形而上学问题更多地侧重于分布式处理，突现的性质、形式本体论、网络结构等问题，这是传统哲学所未能涉及的领域。
信息的科学研究为哲学提供了崭新的信息理论的哲学方法，为哲学贡献了具有原创意义的方法论。同时，信息的哲学反思又为信息社会的理论基础提供了系统论证，形成了与其他哲学分支并立的新的理论体系，即信息哲学。
2.2 信息哲学的产生
信息哲学的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探索阶段；80年代的徘徊阶段以及80年代末开始的确立阶段。其中，英国牛津大学哲学系教授Floridi在建立和推动信息哲学研究的过程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96年，Floridi提出了信息哲学的概念，并在其著作《哲学与计算导论》中阐述了信息哲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4]；而他在2002年发表的《什么是信息哲学》一文则第一次系统地分析了信息哲学的性质、具体含义、基本原理以及信息哲学作为第一哲学的理由[5]。2004年7月，Floridi在《元哲学》上发表了《信息哲学的若干问题》，给出了信息哲学研究的问题域[6]。后两篇文章的发表可被视为信息哲学诞生的标志性与奠基性工作。
2.3 信息哲学的内容
Floridi指出，信息哲学的研究内容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信息的本质研究及其基本原理，这包括它的动力学、利用和科学的批判性研究；二是信息理论和计算方法论对哲学问题的详细阐述和应用[5]。从整体上看，信息哲学的任务不是要发展关于一种科学的统一理论，而是一个整合的理论体系，目的是分析、评价和解释信息的各种原理和概念、信息的动力学和利用问题，它所特别关注的是来自不同应用背景和其他主要哲学概念，诸如存在、知识、意义等相关系统的问题。
信息哲学定义中的“信息动力学”指的是：①信息环境的构成和模式，包括其系统的性质、交互的形式、内部的发展等；②信息的生命周期，即各阶段信息通过的形式和功能的活动，包括信息的产生、利用、失效；③计算，一方面指图灵机意义下的算法处理，另一方面指更广泛意义下的信息处理[5]。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篇3
一、中医学的哲学问题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
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篇4
从哲学基础上讲，当代的科学哲学研究形成了两个迥异的派别，一是分析经验主义，其代表是作为20世纪西方哲学重要分支之一的西方科学哲学；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原则和立场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以俄（苏）和我国的科学哲学研究为代表。就俄（苏）和中国的科学哲学来看，虽然二者同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统，但由于两国在科学、文化以及社会政治等方面的不同，形成了各自的鲜明特色。
一、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
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包括两个领域。其一是自然科学本身的哲学，是对有关物质世界、自然现象的科学理论本身的客观内容以及对所运用的相应的实验和理论的认识手段所作的哲学分析。这一部分旨在揭示科学研究的具体世界观和方法论内容，即越来越深入到自然科学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二是对整体的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部门所作的哲学分析，旨在阐明自然科学理论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和方法，阐明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认识中经验层次和理论层次的相互关系。这一角度的研究侧重于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认识的方法、理论原理和证明的论证方式、科学动态发展的规律等。苏联学者把这一角度的研究称为“科学哲学的侧面”［1］（p2）。也就是说，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内在地包含了科学哲学的萌芽。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苏联关于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个领域中。“苏联时期一直存在的重要争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2］（p2-3）从苏联出版的经教育部审定核准的第一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教科书《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教程》（该书由时任《哲学科学》编委、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自然科学哲学教研室主任c.t.麦柳欣主编）的内容上看，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重心基本上围绕前一个领域，而对所谓的“科学哲学的侧面”则很少触及。
20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出现了重大的转折，传统的自然观研究开始退居次席，以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为核心的科学哲学研究逐渐成为研究的主导方面。1979年，в.а.本文由收集整理卡尔普宁、б.м.苏哈诺夫和в.и.沙罗格拉茨基出版了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作者认为，自然科学的发展会不断揭示出自然界的发展趋势和过程，而唯物主义辩证法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就是发展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该书逐一研究了力学、物理学、化学、技术科学的有关资料，论述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和更为迫切的方法论问题，即，“科学认识中经验和理论的相互关系，理论知识的综合，科学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元理论研究的哲学意义等问题”①。与此同时，苏联的一大批学者，如б.μ.凯德洛夫、μ.з.奥麦利雅诺夫斯基、в.с.高特、м.в.莫斯捷巴涅科、в.и.勃拉恩斯基、в.р.伊瓦诺夫、а.д.乌尔苏尔、в.а.施托夫等人相继出版了大量的著作，从各个方面对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进行了讨论，这反映了苏联哲学界对科学认识方法论研究的重视。
在1981年4月22—24日召开的全苏第三届自然科学哲学会议上，科学院院长г.л.亚历山大洛夫指出，“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对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对自然和人在自然中的位置最普遍的看法进行探索和思考的一个中心枢纽”［3］（p407）。由此可见，这一转向已使得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内涵发生了变化。
苏联科学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传统下进行的。对这一过程进行分析，有利于我们正确评价马克思主义传统下的科学哲学研究。从总体来看，西方的研究者对苏联自然科学哲学是持全盘否定态度的。［4］（p99）西方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们长期讨论苏联出版物中的这些问题，他们关心的是，这些问题是真问题，还是人为的、政治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当真影响了苏联科学家们的思考，还是仅仅就是个装饰”［2］（p3）。只有少数西方学者对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采取了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格雷厄姆在大量具体研究的基础上，客观地评价说：“我相信辩证唯物主义对苏联一些科学家的工作的确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在一些情况下，这种影响帮助他们形成认识结论，并赢得了国外同行对他们的认可。”［2］（p3）
二、中国的自然辩证法研究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第一个范式是自然观范式。［5］（p56）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并以自然观为基础，建立了由自然观、科学观和科学方法论构成的内容体系。
中国科学哲学的产生来源于自然辩证法研究范式的转换。20世纪90年代末期，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范式发生了多个方向的转向，其中包括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思想史、科学社会学、自然哲学等。在传统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有着雄厚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观和科学观。随着研究范式的转换，译介和评述西方科学哲学的文章大量出现，科学哲学成为了《自然辩证法研究》和《自然辩证法通讯》两本核心刊物的主要栏目。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队伍都发生了重大转向。
自然辩证法为中国科学哲学的产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背景。20世纪80年代初，自然辩证法学会曾一度号称中国第一大学会，其研究绝不仅仅限于自己的学术圈子。自然辩证法的特点是兼容并蓄，既是一种学术事业，又直接面对国家发展的现实问题，在研究问题时常常借助于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
自然辩证法为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大的学术空间。科学哲学关注的问题其实是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内部问题。正因如此，从学科上我们把自然辩证法调整为科学哲学，但并未放弃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以自然观为基础，恰恰是我们相对于西方科学哲学的优势所在。“由于西方科学哲学仅仅面对自然科学，无视自然科学背后的本质和客观基础，因此，他们并不
能真正回答理论的内在完备性和科学理论进步之间的关系。”［6］（p111）西方科学哲学的这一特点，是它们在很多问题上不能获得正确认识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的科学哲学是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的延伸,传统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决定了中国科学哲学的演进与定位。并且，在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和自然辩证法研究呈并行之势。
三、差异与趋同
科学哲学在苏联和当代中国的兴起，既有共性，也有差别。其共性特征是，在各自国家已有的哲学研究中早已内在地包含有关科学哲学的相关研究。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包含“科学哲学的侧面”，而科学动力学和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一向也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格雷厄姆看来，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涉及十分广泛的领域，包括生命起源、控制论、结构化学、量子力学、相对论和宇宙学等。“苏联上千种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的书籍、文章和小册子都包含上述各种值得讨论的问题。”［2］（p3）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为基础的，而且他们认为，这种世界观也必会通过相应知识领域的理论内容而被具体化。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科学不仅是关于世界的理论知识的总和，更是一种社会建制。因此，他们不仅研究科学哲学领域中我们熟知的那些主题，更为注重科学发展的社会决定要素和动力。科学哲学的研究内容属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可以说，苏联科学哲学的出现属于问题研究的“内部转换”。
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一直不是苏联哲学的独立分支，只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因此可以说，苏联科学哲学的出现使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对自然科学的研究由一个附属的领域开始走向相对的独立。
和苏联不同，自然辩证法在中国不仅作为一门重要的独立学科来建设，而且已经成了一项有较大规模的社会研究事业。我们不仅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组织——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而且这一学科作为高等学校理、工、农、医类硕士研究生的公共课大规模进入了课堂。在“大口袋”思想的倡导下，自然辩证法的研究领域变得越来越广泛。20世纪80年代，自然辨证法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观、科学观、科学方法论、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及科技与社会研究，90年代以来则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学术研究不断拓展，成果更加丰厚。刘啸霆将自然辩证法的精神财富和价值概括为五个方面。其一，它恢复和坚持了哲学中的分析精神；其二，它坚持和宣扬了科学中的哲学精神，包括对科学精神、科学理性、科学文化的研究；其三，它探索了科学发展和发展的逻辑、模式、机理等；其四，它回答了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其五，它无私地培育和扶助了许多新兴的学科，在自然辩证法的事业下还为很多新的学科如科学社会学、科学管理学、科学政策学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发展的空间。［5］（p58）1996年，于光远在他的著作《一个哲学学派在中国兴起》中指出，中国正在兴起一个哲学学派——自然辩证法学派。这个学派的特征是：首先，它属于马克思主义；其次，除传统的自然观、科学观研究外，它还特别重视社会实践问题，如西部大开发、科教兴国、国家创新体系、可持续发展等。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篇5
一、经济哲学的源起
经济哲学这一新兴学科的起源与近现代西方经济学界的三次重要论战关系密切。
第一次论战的一方是以李斯特、罗雪尔、克尼斯等为代表的德国旧历史学派以及19世纪70年代后继承和发扬他们观点的以施穆勒、布伦塔诺等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他们强烈批判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认为古典经济学对经济世界的描述远不符合复杂多变的现实经济世界，而过分强调对财富的追求是一种片面狭隘的利己主义动机，更批判性地指出以“经济人”概念为基础的抽象演绎法必然得不到符合实际经济过程的经济理论。而论战的另一方则是以门格尔、庞巴维克等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他们针对历史学派的批判展开了积极有力的回击，坚持认为对个人经济行为及其动机的有效分析才是研究并掌握整个经济过程的本质与规律的必要前提与基础。双方唇枪舌战，论战非常激烈。1883年，门格尔发表了《经济学和社会学问题》反驳历史学派的批判并对其历史归纳法提出批判；同年，施穆勒发表了《政治社会科学》与门格尔针锋相对；1884年，门格尔发表《德国政治经济学中历史主义的错误》再次予以回击；1888年，布伦塔诺发表演讲批判“经济人”概念；1889年，庞巴维克发表反批判言论，对历史学派的伦理主义经济学提出指责……最终，关于经济学的科学门类问题也卷入论战之中，奥地利学派认为“边际革命”使经济学成为一类严密的科学，历史学派则认为经济学绝对不可能成为科学。
20世纪30、40年代进行的第二次论战将经济学学科性质作为争论的焦点之一。穆勒认为依据经济理论做出的判断要想达到精准度并获得验证必须排除各种干扰因素，否则这种判断只能是一种预测指向。1932年，罗宾斯发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在西方经济学界掀起了一场反对证实法而张扬证伪法的浪潮。罗宾斯认为对经济理论真理性的检验是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问题，并阐述了“正确性”与“实用性”的区别，他认为“正确性”是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推导过程，而“实用性”则是从“特殊”环境下的反应出发的，能经受住检验与证实的经济理论才是可取的。1937年，萨缪尔逊发表《经济分析基础：经济理论的实用意义》对罗宾斯观点提出质疑，认为这是一种“关于经验材料的假说”。1938年，哈奇森发表《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原理》主张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应用证伪法。还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经济理论应具有可证伪性，经济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应朝向经验自然科学。
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滞胀和现实经济活动中原菲利普斯曲线的销声匿迹打破了经济理论界的宁静与祥和。随着“第二次经济学危机”的到来，第三次论战拉开了大幕。一些经济学家又一次将矛头指向了“经济人”，伴随随现代微观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发展壮大，“经济人”行为的理性假设成为群起攻之的目标。经济学应不应该涉及价值判断、经济学应该如何发展、经济学可能如何发展等都成为了此次论战涉及的问题。1973年，海尔布伦纳发表《作为“非价值”科学的经济学》批判传统二分法，肯定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别并对经济学应注重非价值分析的观点提出质疑。同年，缪尔达尔发表言论提出为加强经济分析结果的真实与客观应将价值判断作为其前提条件。
在近百年的唇枪舌战过程中，研讨与反思的范围早已超出了经济学研究本身，而正是这种激烈的思想碰撞，批判与反思促成了经济哲学的产生。
二、经济哲学研究的意义
对于经济哲学的研究包含了经济学与哲学的双重意义。
第一，经济哲学对于经济理论的发展具有方法上的指导意义。在西方经济学论战当中可以看出，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与发展急需一种专门的哲学理论为其提供方法论支持。然而无论是唯理论哲学、经验论哲学，还是实证论哲学、证伪论哲学等都没有以人类经济世界作为反思对象。而经济哲学正填补了这一空缺，它从对人类经济世界的反思出发，其哲学理念为构建经济理论体系打下基础，观念上指引经济理论发展，方法上引导经济理论逐步完善。但目前我国的传统经济学理论已明显不适应我国当代经济的发展，而以对经济学反思为基础的经济哲学在我国的发展是有困难的。在这样的前提下，我国的经济学和经济哲学必须相辅相成，是我国经济哲学与经济学共同走向成熟。
第二，经济哲学对于人类经济世界的总体性把握，有助于提高人们对于现实中经济现象的辨识水平，有助于人们深刻理解市场经济理论与政策，从而超越肤浅的经验认知层面。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思维模式都深深的打上了计划经济的烙印，一时无法完全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导致了许多经济思维与行为上的误区，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哲学在观念上的牵引作用能帮助我们摆脱狭隘的传统经验束缚，提高我们对经济世界的认知。
第三，第一哲学是经济哲学的基础，经济哲学是对第一哲学的丰富。经济哲学与第一哲学一样是以对思维进行反思的方式确定人对存在的观念与行动，从而求得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到达对必然性的认识。但二者反思对象不同，第一哲学是对整个人类世界存在的反思，而经济哲学是对人类经济世界的反思。第一哲学与经济哲学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作用、互为条件的。经济哲学必然以第一哲学对人类整个世界的总体把握为基础，它无法脱离第一哲学的根本特征而独立存在；而第一哲学对于整个世界存在的反思，又是以经济哲学为媒介和条件来进行的，缺乏对人类经济世界的总体认识，就难以对于整个人类世界进行反思。因而，第一哲学的发展是经济哲学得以发展的必要前提与基础，而经济哲学的发展是对第一哲学补充、丰富与延展，有利于更好地研究第一哲学。
第四，经济哲学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升华大有助益。马克思在《资本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已经揭示出哲学与经济学不可割裂的渊源，他说：“探寻社会的奥秘，要回到顽强的经济事实之中”。他的研究实现了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史上的革命。然而其研究成果并没有得到我们很好地继承和发扬，在前苏联教条主义的哲学研究思潮的影响下，多年来我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成果也收效甚微，对经济哲学的研究，将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更深入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济观。
三、我国经济哲学研究的必要性
只有哲学方法论的牵引才能使经济理论发展完善。因而经济哲学研究可以规范显示经济生活中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是非常有必要的。
第一，经济哲学研究对解答我国目前的热门经济问题，制定正确经济决策是十分必要的。面对我国经济体制转型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如贫富分化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经济增长与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之间的协调问题、传统价值观念与新兴经济活动之间的矛盾问题、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片面追求利润导致的诚信问题、产权问题等都需要哲学的理论指引与宏观上的把握，指导我做出正确的、全面的、有方向性的经济决策。
第二，经济哲学研究对提升人们对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刻认识与理解是十分必要的。计划经济虽已远离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但它留在人们思想观念中的“余毒”却多年来难以清除。倾向于计划经济时期的思维体系、人生观、价值观依然在处于市场经济浪潮中的人们脑海中“作祟”，它干扰了我们对于经济世界的正确认知，导致了诸如争抢所谓的“铁饭碗”等许多不符合经济规律的经济行为的出现。而目前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本身并不是没有缺陷的，它对经济活动的引导也会出现偏差，而人们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并没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往往固守以往的经验作出判断与决策，而单凭经验是无法适应多变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会导致经济活动的偏差，这正是人们对市场经济体制缺乏深刻认识，不能很好适应市场经济的表现。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理性经济必须要有哲学理性的指导。因此，研究经济哲学，理性地认识市场经济，才能从总体上把握住市场经济发展方向，提升对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水平。
四、我国经济哲学研究存在的不足与逐步完善
就目前我国经济哲学研究的情况看，主要有以下几点不足：
第一，经济哲学研究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重视。我国很多学者对经济哲学的认识还很模糊，只有一些哲学家对其产生了兴趣，而大多数经济学家只注重对经济理论的研究，把经济哲学看成是哲学的“自我推广”，并没有认识到经济哲学是对人类经济世界的总体把握与深刻反思。而西方经济学界则已十分注重哲学与经济学的相互渗透，几乎每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都可以称得上是“包罗万象”的社会学家。
第二，并不重视的经济学范式及理论基准等的研究。缺乏对经济学范式的研究，导致产生了一种顽固的思维定式，忽视前提条件而对西方经济理论全盘接受；缺乏理论基准研究导致对经济问题的判断力失准。然而目前多数经济学书籍仍然很少涉及经济学范式等的研究。
第三，教学领域的哲学和经济学存在严重脱节现象。以本科教育为例，绝大多数高校哲学课只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及科学哲学的基础知识，经济学专业则以经济学传统理论为主。经济学与哲学的姻缘关系被生生切断，更谈不上对经济哲学的涉猎。无论是经济学专业还是哲学专业的学生都对经济哲学的研究领域与作用知之甚少，可见经济哲学未来发展面临的困难。
在我国经济哲学发展的道路上，要注重培养经济学家的哲学素养，要积极参与经济哲学的热烈讨论，要深入研究经济学范式与理论基准，要促进哲学与经济学的互相渗透影响，实现经济哲学对我国经济社会牵引与指导。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篇6
关键词：中医发展；哲学思维
中图分类号：R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08)07－1413－03
在目前的中医发展问题研究中存在着一种拒斥哲学的倾向，表现有三：(1)把中医理论中的哲学特质看成是中医发展的最大障碍，否认哲学在中医发展中的积极作用；(2)虽不明确否认哲学在中医理论中的地位，但对哲学在中医发展中的作用持怀疑态度；(3)在中医发展研究中缺少哲学的指导和配合。这种倾向对于具有浓厚哲学色彩的中医学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笔者认为，中医在现代的发展仍需保留其哲学特质，也离不开哲学的指导和参与。
1 哲学作为中医理论的基础在今天仍具有合理性
中医的特色之一就是以哲学为其理论的基础。中医在产生初期是与哲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古代自然科学尚未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包括医学知识都以自然哲学的形式存在于哲学知识的母体之中。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的医学知识贫乏，无法揭示人体的内部成分和组织结构以及致病的原因和机理，因而对人体和疾病的认识也就不得不采取哲学思辨和猜测的方式。是中医以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使得中医能够树立大体正确的人体观、疾病观和辨证论治的原则，并以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为基础，建构了自己的整个理论体系。
随着近代欧洲自然科学的兴起，医学和其他自然科学逐渐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西方的古代医学把自己建立在自然科学和实验的基础之上，完成了由朴素医学到科学医学的转变，从而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成为世界医学发展的主流形态。中国的自然科学由于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特殊的国情而未能有长足的发展。因此，中医没有象西医那样获得自然科学和实验的有力支持，没有走上医学发展的常规道路，造成“中医发展两千多年来只有量变，没有质变。”直到今天仍然停留在朴素医学阶段。
中医在当代如何发展已经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很多学者对中医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对中医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其中有一些学者对哲学作为中医理论的基础颇有非议，甚至把它看成是中医发展的最大障碍。实际上，哲学作为中医理论的基础在今天仍具有合理性。中医能够有效地诊治疾病，除了它是同疾病长期作斗争的经验总结之外，也与它的理论基础是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尽管存在着直观性、猜测性等缺陷，但它们对客观世界的整体把握是大体正确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与自然科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对客观世界唯物辩证性质的正确反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哲学是在宏观或一般层次上的反映，而自然科学则是在微观或具体层次上的反映。因此，以哲学为基础的中医和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西医都能够正确地认识和治疗疾病，这正是哲学作为中医理论基础在今天仍具有合理性的根本原因。中医运用哲学建立的唯物主义的人体观、疾病观、辨证论治的思维方法和包含丰富辩证法思想的“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直到今天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中医突出的疗效也充分证明了哲学的积极作用。特别是近年来，随着西药毒副作用和抗药性的不断出现，医源性疾病日益增加和疾病谱的改变，西医对一些疑难病症束手无策，在这种情况下，中医药的优势更加凸显，这里面理所当然地也包含着哲学的积极作用。
2 哲学贯穿于中医的整个理论体系去掉了哲学特质中医理论也就解体了
如前所述，中医是借助哲学建构了自己的理论框架，它的一些重要思想和基本概念，如阴阳、五行、天、象、气等等就是直接从哲学中移植过来的，这些哲学理论和概念贯穿于中医的整个理论体系之中，或者说，中医主要就是运用这些哲学理论和概念进行思维的。以阴阳学说为例。中国古代哲学的阴阳学说是构建中医理论的重要基础之一，其内容涵盖了中医理论的人体观、疾病观、辨证论治、方剂与药物等方方面面。如中医对人体和疾病的认识就是建立在阴阳学说的基础之上的。关于人体的产生，中医认为是阴阳媾精而形成的。《内经》说：“两神相搏，合而成形”，“阳化气，阴成形”。对人体结构的认识也是如此，《素问・金匮真言论》中说，“夫言人之阴阳，则外为阳，内为阴。言人身之阴阳，则背为阳，腹为阴。言人身之脏腑中阴阳，则脏者为阴，腑者为阳。肝、心、脾、肺、肾五脏皆为阴，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六腑皆为阳。”“人体内外、上下、表里、腹背、脏腑各个方面，以及它们与外界环境之间，无不构成阴阳联系、对立统一，并由此而形成一种独特的认识人体生理、病理的学术体系”。中医对疾病的诊断也要运用阴阳学说。中医认为，人体只有阴阳平衡协调才能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反之则生疾病，即《内经》所讲的，“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中医诊断疾病也离不开阴阳学说，“八纲辨证”中的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其中阴和阳为总纲，即表、热、实归属于阳证；里、寒、虚归属于阴证，这是中医诊断时分析病情的最基本的依据。中医治疗疾病的思路也离不开阴阳学说，即调治阴阳，使其恢复平衡，即以“阴平阳秘”为目的。中药的性、味、功用也分为两大类，如辛、甘、淡味，性温热、燥烈、升散的药物属阳；酸、苦、咸味，性寒凉、滋润、降敛的药物属阴。可见。阴阳学说在中医理论中无处不在，指导着中医对疾病的诊断治疗和组方用药。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已经深深渗透在中医的全部理论之中，也是贯穿于中医观察人体、诊治疾病、组方整个过程的根本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用自然科学的理论置换出中医的哲学特质，那么，就必然造成中医的基础理论与中医的其它理论、方法的激烈排斥，导致“两张皮”的后果，或者造成中医理论体系的崩溃。因此，在中医的的创新过程中，中医理论的哲学特质应当保留。当然，作为未来的、新的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哲学，应该是去掉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中的不合理的成分、经过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改造过的科学的哲学。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改造的过程中，除了继承和保留其合理成分之外，还必须注意继承和保留它的表达方式和语言特色。只有这样，才能使现代的哲学理念和传统的中医理论能够更好地融合在一起，更有利于我们对它的继承和发扬。
3 医学的发展必然向具有辩证思维的医学形态回归而辩证思维正是中医的天然优势
世界医学的发展已经经历了朴素医学(古代医学)阶段，正在经历科学医学(近现代医学)阶段。从它的发展趋
势来看，它将发展到“系统医学”(后现代医学)阶段。
朴素医学是一种原始的、朴素的辩证医学，它以朴素唯物主义、朴素辩证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基础，用整体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和辨证论治的方法来观察人体和治疗疾病，为人类的健康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朴素医学也存在很多缺陷，如它的基本概念模糊不清，缺乏清晰明确的定义，理论没有严密的逻辑性，缺乏实验的证实和自然科学的根据，直观性、猜测性较为突出，在诊断治疗上也缺乏明确具体的技术规范，等等。
科学医学克服了朴素医学的直观性和猜测性，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自然科学和实验的基础之上，从而获得了科学理论和科学实验的有力支撑，使自己具备了“科学的形态”并能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地充实自己、丰富自己，因此称之为“科学医学”。但科学医学由于受还原论的影响，对人体的研究只关心各个部分的形态、结构和功能，虽然对人的生理结构和功能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但它却不关心整体，忽略了人体疾病与人的心理、环境的联系和相互作用。所以，它在许多复杂疾病的治疗方面很难取得根本性的突破。科学医学否定了朴素医学，大大推动了医学的进步。但它在整体观、辩证思维上与朴素医学相比，却产生了倒退，这也正是制约它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
系统医学是一种以现代系统论的原则和方法为指导，以系统生物学等现代科学技术和科学医学的合理成分为基础的辩证医学，是世界医学发展的新阶段，是公认的新世纪医学。系统医学将否定科学医学，当然，系统医学对科学医学的否定是辩证的否定，它将保留科学医学的合理成分，即以自然科学和实验为基础的医学科学理论和科学的诊疗手段。同时，抛弃了科学医学形而上学的人体观、疾病观。它强调医学研究的整体性、系统性，在系统理论的指导下，把人体看作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整体，深入研究基因组信息与环境信息的相互作用，阐明发病机理，建立系统分析和预测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机理的新理论体系和技术平台，实现疾病的早期诊断和有效治疗。可见，医学的发展必然要“回归”到辩证医学形态。
中医虽然也是具有辩证思维的医学形态，但它是原始的、朴素的辩证医学，它需要向现代的、科学的辩证医学发展。但中医发展的未来形态并不是系统医学，系统医学只是西医发展的新形态。而中医必须在坚持其传统特色的前提下来发展自己，所以，中医的未来形态只能是一种类似于系统医学的、与系统医学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新中医学”。但无论如何，从医学的发展必然向具有辩证思维的医学形态回归这一大趋势来看，哲学的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中医的发展不能拒斥哲学思维，中医的哲学特质是中医的天然优势。
4 中医发展研究需要哲学的指导需要中医工作者和哲学工作者携起手来进行合作
中医在创立时期深受哲学的影响，而中医的发展，特别是在当代的发展也离不开哲学，它需要哲学的方法和指导，这涉及到了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虽然自然科学为哲学提供总结概括的材料，是哲学发展的基础之一，但哲学并不是对自然科学的消极反映，哲学会积极地、能动地影响自然科学，给予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自然科学越是深入发展，越会涉及到深刻的哲学问题，越是需要哲学思维为其开路，指明方向，提供武器。没有哲学思维，没有必要的各种逻辑范畴，自然科学就将寸步难行。列宁在20世纪初自然科学大发展时期就曾深刻指出：“因为，自然科学进步的那样快，正处于各个领域都发生那样深刻的革命变革的时期，以至自然科学无论如何离不了哲学结论。”中医学在学科归属上也是自然科学，它的发展和其它自然科学一样，都会涉及到一些哲学问题，如怎样认识世界医学发展辩证过程；中医发展的规律问题；如何用现代哲学改造贯穿于中医学的朴素哲学；中医与西医的关系；中医怎样才能既保持传统特色又能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中医的未来发展形态是什么，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正确回答就离不开哲学思维，必须有哲学开阔的视野，要运用哲学的方法。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篇7
细胞衰老是细胞不可逆的失去增殖能力的过程，被认为是机体抑制肿瘤发生的重要屏障[2]。但是也有研究表明衰老细胞可以通过分泌表型促进肿瘤发生。因此，细胞衰老与肿瘤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而对细胞衰老发生的分子机理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开发新的肿瘤治疗策略。目前已经发现多种基因毒性刺激都能诱发细胞发生早熟性细胞衰老，如端粒缩短、原癌基因激活、辐射损伤、活性氧损伤等，这些刺激都能引发Dna损伤[3]。
细胞衰老存在于多学科中，属于交叉学科，它自产生就与抽象、深奥的哲学紧密联系、相互促进。
一、细胞衰老学说的研究，离不开哲学思维的发展
哲学的发展来源于人类在探索世界时候的不断反省，通过对生命的意义的思索，促进着自然科学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Hayflick和moorhead等人[4]在体外培养人正常成纤维细胞时发现：多株体外培养的正常人成纤维细胞，在经历多次细胞分裂之后，并没有无限制的增殖，而是发生了增殖失败现象。当排除了因细胞体外培养和营养需求改变等因素的影响后，他们确定这是细胞固有的一种生理状态。而与此现象相佐证的是：胚胎来源的成纤维细胞的增殖能力要比成体来源的成纤维细胞的增殖能力更强。这种现象使得他们提出了细胞衰老（Cellsenescence）的概念，并认为这种细胞增殖失败的现象与器官的老化是相关联的[5]。西方医学的很多发展都源于哲学的进步，他们观察自然和人类生活的变化，产生哲学思辩，从而研究物质存在的机制。西方的哲学发展较快，较为进步，正式哲学的发展促进了其他学科的发展，哲学思维给予了医学正确看待生命与健康的理论指导。医学家在哲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指导下，从事基础医学研究，推动着医学进步发，促进了基础医学的进步。
二、细胞衰老学说研究要靠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细胞衰老机制研究是一门医学基础的研究，归从于细胞生物学研究，必须通过反复的实验进行验证。而细胞衰老对于机体器官的衰老，机体本身的衰老都是其研究的基础，是其理论基础，哲学思想充斥在科学实践与理论思维之中。细胞衰老机制研究是一个基础认识过程，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机体自然界的生老病死的现象，使人类产生研究其基本结构单位细胞的想法，对细胞衰老的机制研究，进一步解开人类机体衰老的奥秘，从认识到实践，实践再进一步指导认识，实现科研造福于人类的意义。
三、细胞衰老学说研究依靠哲学思维发挥出社会效应，实现价值
哲学对医学的发展具有世界观的理论指导意义，细胞衰老学说的发展也不例外。列文虎克发明第一台显微镜,初步认识了微生物，人类就开始了细胞学说的研究。从细胞的大体结构，细胞壁、细胞器、细胞核的研究，到微细的细胞结构中细胞各组织结构的功能，细胞内信号的传导、物质的代谢，再到细胞生长、增殖、衰老、凋亡机制的研究，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哲学的指导需要哲学思维价值观来指导任一学科的发展，同时细胞衰老学说的研究，必然伴随社会价值的体现，人类向往永生，向往肌肤的永生，甚至生命的永生，所以哲学承担起揭示医学科学社会效应的责任，指导细胞衰老的研究来充分发挥出其社会效应，这涉及人的出现，生存、发展等一系列哲学问题。离开了哲学，科学的理论基础就将崩塌。物理学家玻恩曾经说“每个现代科学家，都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是同哲学思维错综地交织在一起，要是没有对哲学文献的充分认识，他们的工作会是无效的”[6]。细胞衰老学说的研究不是独立的个体，它是普遍联系的，将之与环境问题，经济问题，社会人文问题、法律问题等等综合研究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价值，为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前进起到应有的作用。
四、细胞衰老学说离不开哲学思维的唯物辩证法
科学研究中的哲学思维是与一般科研思维融入一体，真正的唯物主义哲学并不认为假说是唯心的，需要通过不断地提岀新的假说或假设，然后通过构建科学技术，进不去证明。假说或假设是科学无法存在的基础，是科学向前发展的动力。这就是科学的理性主义态度或方法论。用胡适先生说科学的态度或方法就是“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7]。假设-验证是医学科学家常常使用的思维方式。细胞衰老学说就是首先通过假设，然后通过实验的不断证实进行的，只有不断的假设，不断的通过基础实验去验证，才能使衰老学说的机制得到很好的验证，才能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探究，更好的使用在机体衰老机制的研究。
五、正确认识事物的逻辑方法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篇8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革；实践；社会现实
近二十年来，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基本观点的确立、国内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和社会改革的深入，国内很多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体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做了大量的研究并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革的新局面，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发展的新契机。“从传统哲学解释中突围，在现代制高点上创新”已成为现实的理论运动。
我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并非马克思、恩格斯自己制订的，是移植于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此体系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前苏联学者遵循斯大林的指示，按照当时人们的理解水平编写的，它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内容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割成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四大板块。“两个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四大板块”（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结构，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内在联系人为地进行了简单地拼排，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世界观与方法论、辩证法与认识论、自然观与历史观的内在统一，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抛弃了辩证思维的灵魂而丧失了自身的活力。在教学领域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理论被概念化、公式化和教条化，活生生的唯物辩证思想因缺少时代特色而变成了一种可以普遍套用的空话。在哲学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困于传统哲学的物质本体论的思维模式而止步不前，很多学者不得不提出要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四大板块”结构体系未能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性变革的实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哲学的根本区别首先在于思维方式上的转变，没有把实践的观点作为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而仅片面强调抽象的物质本体论，忽视了感性的实践基础和主体性原则，从而造成了具体的、现实的人的缺失。
要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和活力，我们就必须以现实为基础，既要强调世界的客观性又要强调人的主体性。要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我们必须回到实践这个逻辑起点，以实践为基础构筑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首先，我们必须以实践本体论替代物之本体论。原来的物质本体论追求的是世界的本质、本原，认为“世界统一于物质”。实践本体论关注的是生存论意义上的人与世界的关系，追求的是对人和世界及其相互关系的终极关怀，把人的存在本身作为哲学所追寻的目标。实践本体论还坚持“世界统一于物质”的观点，但是本体由原来的物质本体转换为实践本体，从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就由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转换为在实践基础上主体与对象关系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两个层次即主体与对象以及人与世界的认识关系与改造关系，这两个方面和两个层次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论述的。以此为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本体论部分都贯彻了实践本体的观点。其次，在辩证法部分，辩证法也是人为了生存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即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所以辩证法的基础也是实践的观点，也应以实践本体论为前提。再次，在认识论部分，虽然以前的认识论部分对于实践是非常重视的，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实践与认识是辩证统一的，但实践也仅仅是认识的基础。我们认为认识论与本体论是统一的，认识领域的对象不仅指向外在世界，而且涉及人自身，认识与存在的相关性则相应地展示为认识与存在的“互融”，这个互融的过程也就是实践的过程。因此，认识论部分坚持实践本体论也不存在矛盾和冲突，认识论与本体论在实践的基础上是形成统一的。最后，唯物史观部分以实践本体论为前提就更无矛盾可言，因为实践本体论是生存论意义上的本体论，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才能形成人类社会，也才有历史观可言。
早在八十年代，吉林大学的高清海先生就提出：“实践一元论”的思想。高先生认为，“两个主义四大块”的体系结构肯定是有问题的，那种分割并列的结构必然要使内在的关系人为地外在化，即使单纯从行文和讲述的需要出发，在这种前后并列的结构中，也不能不从唯物论中剔除辩证法的内容，从辩证法中剔除唯物论的内容。因为在一本教科书里总不能同样的话前后不断重复地去说。辩证法与唯物论人为地拼凑在一起是不能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的。关于“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这两部分的内容的关系同样如此。他认为“两个主义四大块”在理论上由于没有理解马克思提出的“实践”学说的真实意义，因而就不能把自已的理论建立在实践观点的基础之上，这样就在一方面不能不从内容中失落了“人”，而变成重物轻人的自然理论，远离了现时代的精神；在另一方面，又不能不落入旧哲学的本体论的思维模式，从而丢掉了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理论实质。因此，高先生提出以了“实践”观点为基础去改造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他从原来抽象的“物质”基点转移到与人的生存生活直接相关的“实践”基点。以实践为基础，从主观和客观的基本矛盾出发，以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为基本线索，坚持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相统一的原则提出自己独特的体系结构。高清海先生的“实践”观点的提高从思维方式上是一个突破，它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改革引入一个新境地。
到了九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改革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很多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从多角度提出了诸多理论观点。主要代表人物有李秀林、肖前、黄楠森、杨耕等。李秀林在和王于、李淮春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四版）中也对“四大板块”结构体系进行了改革。首先，他们进一步强调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和基本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基础和核心。全书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和轴心，贯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内容及其各部分的相互关系；以实践观和物质观的统一，阐释了包括自然、社会、思维在内的哲学本体论，认识论的价值论、方法论，以及人论的一些问题全书力求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逻辑，突出和体现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体化”的思想.这一体系改革理论虽然也以实践观点为基础，但只限于在内容上的补充和调整以及章节，结构上的增减和变动，因此没有完全脱离苏联板块体系和思维模式。
以上这些学者在发表论著时，虽然在论的角度和具体观点各有差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力图重新把握、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把实践的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观点，作为贯穿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部原理的中心线索来展开论述，或者说都力图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实践唯物主义来把握。正如高清海先生所阐述的“突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以此为基点去重新审视、理解、阐释马克思的哲学理论，是这些年来这一领域理论研究的共同特点，也是它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这一成果最后凝结成为绝大多数学者所赞同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范畴和名称。[1]
可以说，以实践作为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基本原则，已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同，它不仅是走出苏联模式教科书体系桎梏的突破口，也是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点。但现实是很多学者对实践的理解不尽相同，甚至相当贫乏，从而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改革。对于实践的理解前人更多的是从认识论上把握它，强调实践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来看这远远不够，对于实践我们还应更深层地挖掘其作为主体性概念的内在本质及逻辑关系，只有从更高的境界理解实践的内涵，才能真正找到科学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正确途径。
实践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体，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也是客观见之于主观。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革不仅要研究实践理论为，还要研究社会现实。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髓”。[2]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其哲学体系改革是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发生深刻变化，社会现实不断挑战理论领域的背影下开始的。现实性是学术研究的内在特性，学者的研究方向、研究领域往往与社会发展的要求息息相关，其研究成果也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出对现实问题的认识和评价。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实践性的品格，它的产生和发展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不在于它可以超越历史条件，而在于它总是基于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理论的发展和创新的源泉植根于实践之中。因此，对现实重大问题的研究不能不占首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新，要求研究者必须深入到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当中，理性地反思中国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所从事的最基本实践活动，科学地分析和研究实践中所提出的重大问题、以及在解决这些问题中所形成的哲学观念。马克思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邓小平也多次指出，列宁和之所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们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本国的实际中找到了革命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他始终强调要研究新的实践。他说：“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没有前人或今人、中国人或外国人的实践经验，怎么能概括、提出新的理论？”我们党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是我党在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践的理论创新。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革必须把握“实践观点”这个入口，把“实践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发展相结合、和社会现实的挑战相结合，这样才能在理论上有所突破。
参考文献：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篇9
【关键词】法哲学；系统理论；学科设置
部门法哲学之所以能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其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部门法哲学作为现代法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法哲学的延伸，并采用哲学的研究范式和方法，以期消解法哲学与法律学之间的人为的障碍，消除法哲学与法律学相互脱节的现象。”[1]其次，部门法哲学侧重于法的本体层面和价值领域的“哲理”概括与探究，它倡导一种应有的理论自觉性和深入的理性反思，倡导研究建立在坚实的理论依托和真正的法哲学思辨之上。[2]最后，部门法哲学拥有相对独立的知识形态和鲜明的实践性指向。任何一个学科都要涉及到学科的属性和学科的归类以及某一学科的研究范式特点，从而从其属性和研究方式出发来思考其深入发展的路径，并有助于建立有效的理论框架，以消除学科研究中的障碍。因此本文拟通过探讨部门法哲学的学科属性以及其思维方式的特点来描述“什么是部门法哲学”。
一、部门法哲学的发展态势及其存在价值
张文显在文中写到：“最近20年来，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部门法哲学研究和教学活动日渐活跃，正在成为法学研究领域的亮点。作为现代法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部门法哲学对法学研究领域经典的、重大的、前沿的、疑难的问题的研究正在成为推动法学理论创新和发展的新的知识增长点。”[3]张教授的这段话是对目前部门法哲学发展态势的浓缩概括。在中国法律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部门法哲学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并展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这主要表现在一些部门法学哲理研究的成果频频面世，比如陈兴良的《刑法哲学》、江国华的《宪法的形而上之学》、宋功德的《行政法哲学》等，除此之外部门法哲学高水平论文不断增多，讨论问题不断深化，谢晖在他的文章《部门法法哲学的长成逻辑―兼论“部门法学”的学理化问题》中，开宗明义的讲到“以法律为研究对象的法学，不论其是基础理论学科，还是实践应用学科，其观察和研究的切入点都是部门法。”并建设性的提出了部门法哲学的学理化之命题，集中探讨了部门法哲学中的逻辑连贯性、解释合理性、对象整合性和意义关切性问题。[4]此外，部门法研究的理论化、哲理化倾向成为中国部门法研究的逐渐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截至2011年已经成功召开四届部门法哲学研讨会。这为我国部门法哲学研究者深入的研究提供了学习和交流的平台，大大的促进了其发展。
部门法哲学推动着对部门法前沿的、经典的、重大问题的研究，是部门法研究的一种创新。它从法哲学层面，用法哲学方法讨论部门法中的一般理论问题并诠释部门法法理学意义。首先，“部门法哲学的存在有助于打破讲话的学科体系和陈旧的知识结构，推动法学学科整合和创新法学研究，并把法哲学的思维方式融入到部门法研究当中。当前我国法学领域过度的分科，造成了专业知识的断裂，视野狭窄”[5]，其次，部门法哲学为部门法解释理由提供可能性和合理性。当某一部门法涉及到解释深层次的理论性的一般问题时，往往只局限于利用本部门学科的理论资源，显得捉襟见肘。而且只是机械性地依赖规则，而忽视规则制定背后的法理之基础，并不能完美的解释规则。“部门法哲学为部门法的学理基础并解释部门法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哲学不接受任何既定的东西，相反，它对任何东西都要反思批判、前提批判，因此哲学的首先为自己奠定基础，这就决定了部门法哲学的作用之一是为部门法研究提供创新”[6]，当需要解释部门法存在的问题，比如刑法中为什么规定贩毒是犯罪而吸毒却不是，这些都需要部门法哲学来解释背后的深层次原因，通过学科间的整合，部门法哲学使部门法贯通起来。
二、部门法哲学的学科属性
对于任何一个学科，讨论其学科属性关系到对该学科的准确定位和实践把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关于部门法哲学的学科属性，理论界存在三种倾向，第一种认为它属于法哲学的分支学科；第二种认为它属于部门法学科；第三种认为它属于“交叉学科”、“中间学科”。第一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张文显，在其《部门法学引论―属性和方法》一文中，其认为“法哲学与法律学是相对应的学科，法学体系内有法哲学与法律学之分。法哲学是哲学的法学，‘法律学’是科学的法学。科学与哲学相对应。就一般意义来说，科学是以世界的某一领域、某一方而、某一层次、某一问题为对象，哲学则是以整个世界为对象，科学提供关于世界的某一领域或方而的‘特殊规律’，哲学则提供关于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科学研究的方法带有‘工具性’、‘技术性’。哲学的研究方法则带有‘本原性’、‘终极性’、‘方法论’性质。科学与哲学的这些区别也是法哲学与民法、刑法等法学部门构成的法律学的区别所在。其次，部门法哲学的研究理论资源、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和理论关怀主要是来自法哲学，应用法学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哲学属性，同时又以法律知识为基础，致力于对现实法律制度批判和改革。”[7]部门法哲学的学科属性是什么？笔者的观点倾向于第三种，但又不等同于第三种，下文会详述。
首先部门法哲学的研究同法哲学是有很大区别的，具体表现在：首先，部门法哲学具有两个成立基本的基本条件：第一，反思研究的理论视角；第二，研究对象的特定限制性（被限制在特定部门法及其基本理论）[8]。上述两个都是部门法哲学必备的因素，法哲学缺少对具体法律的关注，而部门法又缺乏反思性的思维，宋显忠有过精辟的论述“法哲学和部门法哲学在反思的理论视角、方式和方法上具有共性，在这个意义上，部门法哲学作为对部门法及其基本理论的法哲学研究，根本不同于部门法学的知识建构，而是对部门法及其基本理论的反思、批判与重构。可是法哲学一旦选择了特定法律部门为研究对象，按照严谨的学术要求，其研究的选题、材料、范畴以及论证自然发生有别于传统法哲学的理论框架的变化，也就是真的成了部门法的法哲学了。[9]其次，法哲学注重批判，注重重构，注重对法的反思性考察，注重对抽象领域的研究和论证，侧重于“价值”领域。而部门法哲学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实践理性，它于立法和司法有着更为直接和紧密的联系。它不仅注重揭示某一部门法律规范的确切内容，而且注重说明法规范的一般构成，在研究上往往多采实证的方法，多用描述性的语言。再次，二者研究的范畴不同。法哲学的研究范畴并不能当然涵盖部门法哲学的研究范畴，部门法哲学的研究对象和范畴来自于具体的法律制度当中，具有巨大的丰富性，不是法哲学所当然涵盖的。最后，部门法哲学具有鲜明的理论性与实践性，拥有其自身的研究对象和理论框架，其研究对象特定且具体。部门法哲学并非法哲学在部门法中的简单套用，而是部门法基本原理的体系化。
第二种观点实质是过度强调部门法哲学对部门法的依赖性而单边地将其定位为部门法学。[10]我们不能因为其对部门法的依赖性就简单的将其归入部门法的范畴当中，实际上，它和部门法学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部门法哲学以研究部门法学中带有本原性、终极性的问题为己任，而部门法学则侧重于研究某个方面，某个层次的具体的问题。其次，部门法哲学以部门法的理念为研究对象，设计部门法的规范形式和价值内容。部门法哲学注重反思和重构，并侧重研究部门法中的普遍规律，而部门法学则倾向于严格的逻辑实证，注重对具体法律规则的解释，研究的是某一领域内的特殊规律。总之，部门法哲学秉承了法哲学的重要思维方式，注重部门法学中的意义关切性问题，视角更为开阔，研究更为深入，传统部门法学的研究视角和思维方式已不能涵盖部门法哲学的内容。
综合第三种观点，我们可以把部门法哲学学科属性概括为：法哲学与部门法的边缘研究领域。“我们不应该把‘部门法哲学’单边地归于‘法哲学’，而是认为应当突出认识和强调‘部门法哲学’作为一种交叉学科和交叉研究的‘双关性’。这种‘双关性’：首先它是‘法哲学的分支学科’、‘法哲学的一种特殊形态’；其次它是‘部门法的法哲学’，即‘部门法本身的高层哲理’。如果借用康德的两个哲理范畴来表达，大致可以将‘部门法哲学’一方面看成是属于法哲学的‘实践理性’层面的内容，另一方面又可看成是属于部门法学的‘纯粹理性’层面的内容。我们充分重视和强调这样一种‘双边性’的理性面向，将可以更好地促使二者达到一种高度完美的结合与融合。[11]我们不能否认部门法哲学的“交叉性”和“双边性”，但仅因为其研究涉及两个领域就主观的创造一个“中间学科”，或者“交叉学科”并不严谨，这里我赞同宋显忠教授的观点，不赞成把部门法哲学归纳为“部门法学与部门法哲学的交叉、中间学科。实际上，部门法哲学这一新兴研究对象，虽然它既有法哲学的属性又有部门法的特点，但“部门法哲学目前还仅止于学界的一种探讨，尚没有去的与法哲学学科和部门法学科并驾齐驱的合法地位，部门法哲学也仅仅是对已有研究的一个新蛋概括或者命名，还远没有创造出一个如中间学科这样的新学科。”[12]
三、部门法哲学的思维方式
“部门法哲学是从反思部门法的合法性问题开始的”[13]“部门法哲学是以特殊领域的法律思想为对象的反思和批判活动”[14]。部门法哲学具有反思的思维特性，哲学为人类认识世界提供了独特的思维方式，它的更不特征在于提供了一种反思式的思维方式，这有别于传统的经验式的思维方式。而部门法哲学作为法哲学的延伸，因为自身的哲学属性，必然也运用哲学的研究范式和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式排除经验和直觉，讲求对经验材料的理性思考，以透过复杂多变的表面而认识隐藏于事物内部的规律。部门法哲学拥有哲学的“反思”思维方式，以反思的方式不断的去更新既有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以深化对部门法问题的研究。
“反思”大概有三种涵义：“一是指知性思维，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以知性思维看事物就是把事务当成孤立、静止的东西，即‘非此即彼’的东西。是思维的较低阶段。二是泛指人们的理性思维，即对感觉经验材料加以反复思考，以便透过表面的、变化无常的偶然现象认识隐藏在事务深处的本质和规律。黑格尔在逻辑学本质论中说：‘本质的观点是反思的观点。哲学的认识方法是一种反思，意指跟随在事务后面的反复思考。’[15]三是指对思维的思维、对认识的认识。即‘反思’是指思想反过来以自身为对象而展开思考。[16]孙正聿认为：‘反思思想’是人类思想的哲学维度，它以人类把握世界的诸种方式去追问‘思维和存在’，去揭示‘思维与存在’间更深层次的矛盾，推动人类思想的变革。[17]人们通常所说的哲学思维即是第三种意义上的反思。部门法哲学的思维方式很大程度上是秉承法哲学的思维方式，这使得部门法哲学严格区别于纯粹的部门法学，前者注重反思式的思维模式，而非观察与实证。
部门法哲学反思的思维方式特点在于“它把既定的思想和认识作为再现思想、再认识的对象，特别是在于通过对思想和认识据以形成的那些前提的批判而提升或变革人们的思想和认识。如果说，法律学的直接思想对象是具体的法律条文、法律制度、法律运作等法律现实，那么，法哲学的反思对象则是法律学的思想。”[18]部门法哲学的反思注重对前提性的反思[19]，即对部门法赖以存在的前提进行审视和追问，注重关于法律规则正当性以及合理性的深层追问，正如陈兴良老师所说：“部门法学的应用性不应该成为理论浅显性的遁词，实践性也不应成为理论零碎性的借口”。部门法哲学注重对部门法的价值性反思，从某种意义上说，“批判性是反思的最本质特性。”[20]而理性的批判必然是建立在逻辑的分析和价值判断基础之上的。部门法哲学作为一种超越性和规范性的思考，其价值指向也是批判与超越，批判是为了寻求发现问题的视角，关注研究部门法的价值问题，超越是为了达到学科发展的目的。批判是一种更为“积极的反思”，它以批判的眼光审视甚至怀疑现行的法律规范，试图通过敏锐的批判而达致深刻的理解。部门法哲学对于法律规范正当性的追问，不只是一种笼统的前提性和价值性的追问，而是关注具体的、不同角度的侧重点，并注重对部门法的逻辑性反思，黑格尔曾指出，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作为逻辑开端的东西必须是整个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础和根据；二是逻辑中最初出现的规定是一种最直接最简单的抽象；三是作为逻辑开端的东西必须在历史上也是最初的东西。[21]某种意义上讲，逻辑性反思也是对法律规范逻辑起点的追问，即法律规范逻辑的核心基础和逻辑开端。通过过追问发现更深层次的东西，探究法律规则逻辑起点以及逻辑规则中所蕴含的正当性及其价值。
部门法哲学所具有的反思式的思维特性，使得部门法哲学向法哲学方向靠拢，并逐步完善其建构起的系统的理论逻辑体系和框架，对部门法学科的概念和范畴起到了整合作用。充分重视其反思的思维特性，注重对部门法律规范正当性及其合理性的反思有助于促进部门法展开前瞻性的思考与建构，并成为促进部门法哲学向纵深发展的关键。
注释：
[1]张文显.部门法学引论―属性和方法[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5）：5.
[2]仁.从法哲学的范围与品格看部门法哲学研究[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3）：18.[3]同[1].
[4]谢晖.部门法法哲学的长成逻辑―兼论“部门法学”的学理化问题[J].文史哲，2002（1）：142-149.
[5]宋显忠.什么是部门法哲学[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4）：61.
[6]邱本.再论部门法哲学[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3）：5.
[7]同[1].
[8]同[5].
[9]同[5].
[10]孙育玮.再论部门法哲学的“双边性”及其深入发展的路径选择[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3）：11.
[11]孙育玮.关于我国“部门法哲学”研究的几个问题[J].政治与法律，2007（6）：8-14.
[12]同[5]62.
[13]谢晖.部门法法哲学的长成逻辑―兼论“部门法学”的学理化问题[J].文史哲，2002（1）：145.
[14]蔡宏伟.试论当代中国的“部门法哲学”概念[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3）：40.
[15]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6]杨寿堪.哲学思维的特点[J].社会科学辑刊，1988（2）.
[17]孙正聿.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34-135.
[18]同[1]11.
[19]同[2]28-30.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篇10
科学技术方法论是关于科学技术研究一般方法的理论。通过科学技术方法论的研究可以获得有关科学研究和技术研究中的一般规律性的认知，因此科技方法论研究是科技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科技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科技方法论的研究越来越重要，人们对科技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学习意愿也越来越迫切。《科技哲学研究方法论探析》一书应运而生，并以科学发展观作指导，以现代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为基础，探讨当今时代如何运用科技哲学研究方法论的体系和规则，做好科技哲学的研究、创新及其应用的有关问题。
本书以“总—分—总”的框架结构论述，共分为十六章。第一章到第三章介绍了科技哲学研究总的态度和目标、要求及能力等；第四章到第十章分别从个人、集体、创新思维等角度详细阐述了科技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各个方面；第十一章到第十三章延伸探讨了科技哲学研究方法论应用的相关问题；最后一章单独分析了科技哲学研究的关键因素及制约因素。全书理论阐述全面深刻，逻辑结构清晰完整，是一本集理论性、知识性与实用性为一体的科技哲学类用书。本书紧密结合了我国的现有实际，首次以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将科学发展观的四部分内容——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全面发展观、协调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融入全书。作者认为，科学技术的哲学研究依赖于正确的、不断发展的方法论指导。
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科技哲学研究的系统复杂性特征正不断向科技哲学研究方法论提出新的挑战，并且进一步要求我们不断进行科学哲学的反思与探索。为此，全书在强调哲学对科学技术三个方面作用的基础上，提出并论述了科技哲学研究方法论的体系和规则，其中包括：做好科技哲学研究工作的三对核心要素——目的和要求、内容和态度、步骤和方法，主观方面的四项潜能——思想和品德、知识和能力、健康和生命、毅力和战术，客观方面的三个影响因素——机遇和挑战、环境和协调、条件和利用，工作过程中的两个动态因素——学习和致用、检查总结和提高。本书也探讨了科技哲学研究的创新思维、创新原理及创新技法，还讨论了科技哲学研究及其应用的智能化方法，列举有关科技哲学研究方法论应用的若干实例。同时，本书试图就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应用问题进行研究，对科技哲学研究的相关制约因素进行探析，以便读者更好地了解科技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应用及发展、现状、指向和重点。
《科技哲学研究方法论探析》内容丰富全面，重视个体能力的培养和对科技哲学研究的作用，打破之前学科僵化的所属系统的界线，并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概括了科技哲学方法论研究的应用和趋向，这为学科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也有助于读者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本书还通过具体实例，提出用好科学方法论的规则创造更高人生价值、发挥个人潜能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