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基础研究篇1
一、从关系中对“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初步规定
观察人们对“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种种用法，我们可以看出，“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总是处于与“哲学史”研究、“应用哲学”研究、“现实问题”研究与哲学各“分支学科”研究这四者的相对关系之中。人们对“哲学基础理论”的使用、理解和规定，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从这些关系出发的。
从与哲学史研究的关系中来规定“哲学基础理论”，所强调的是“哲学基础理论”的“论”的性质。按照这种理解，哲学史研究是以“哲学的历史”作为对象，它负责整理哲学史上的人物、流派、发展脉胳和思想逻辑等，属于一种“遗产清点”性质的工作。与之不同，“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则是要从事哲学一般问题的反思、分析和探索，属于“理论批判”与“理论创新”性质的工作。二者的这种关系，借用亚里斯多德或康德的说法，前者属于“质料”的积累，后者则属于“形式”的创造。
从与“应用哲学”的关系来规定“哲学基础理论”，所强调的是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非应用”或“非实用”性质。按照这种理解，“应用哲学”所注重的是研究哲学基础理论在人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实际应用，而“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则旨在为这种应用提供理论基础，二者犹如“理科”与“工科”或者“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前者提供一般性、普遍性的“原理”，后者则把这些“原理”运用到具体事物和问题上面。
从与“现实问题”研究的关系来规定“哲学基础理论”，所强调的是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超验性”。按照这种理解，“现实问题研究”所关注和探讨的是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所提出的具体的课题，而哲学基础理论所关注的是纯粹的、超经验层面的学理问题。因此，“哲学基础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是超验与经验、抽象与具体的关系，二者属于不同的层次和向度。
从与哲学各“分支学科”研究的关系规定“哲学基础理论”，所强调的是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总体性”、“原理性”等特质。按照这种理解，哲学各“分支学科”所从事的是哲学的各部门、各领域的研究，而哲学基础研究则要揭示构成这种分支学科所共有的前提性根据，阐发各分支学科共同的基础。因此，哲学基础理论与各分支学科的关系就是总体与部分、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如上简要讨论告诉我们，从与其它研究类型的关系入手来规定“哲学基础理论”，哲学基础理论体现出“原理性”、“创新性”、“纯粹性”、“总体性”与“超验性”等性质和特征。
从上述关系出发，可以十分方便地描述出“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诸多特征，这为我们明确其内涵与外延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但仅停留于此，“哲学基础理论”仍然难以获得清晰、坚实的规定。第一，它仅仅从相对关系中来勾画“哲学基础理论”的大致范围，而没有对它予以实质性的内涵规定，按照这种理解，“哲学基础理论”可以覆盖具有上述特征和性质的一切研究内容，是一个所指极为宽泛、所含元素极为丰富的“合集”，因此，从关系中对“哲学基础理论”进行规定，只是从“消极的”方面说明了它“不是”什么因而只是划定了一个大致的意义疆域。其二，仅仅从关系中来规定“哲学基础理论”，“哲学基础理论”与“非基础理论”的边界将难以得到清晰和明确的划定。例如，在实际的哲学研究中，“史”与“论”是很难分开的，“论从史出”或“以论带史”都是常见的研究方式，在此意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与哲学史的研究是难以硬性地分解开来；再如从与“现实问题”研究关系的角度来规定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以突出后者的超验性与学理性，但任何对现实问题的哲学研究，都需要运用哲学反思批判的眼光、运用哲学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并把“现实问题”转化为以理论方式所把握和表述的问题，否则所谓“现实问题研究”将成为非哲学的实证化研究，就此而言，现实问题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实际上也是不可分离的；再如从与各分支学科的关系来规定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试图突出后者的总体性和原理性，但事实上，哲学中的各分支学科，不论是中国哲学研究、还是西方哲学研究、不论是科学哲学、美学研究，还是逻辑学和宗教学研究等，都有着其各自领域的“基本原理”和“一般性理论”，因此，哲学基础理论与各分支学科之间的关系并非一种简单的总体与部分、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可见，从与其它研究类型的关系入手对哲学基础理论进行规定，虽然有助于对其特征进行一些初步的描述，但还不足以清晰地划清它们之间的边界并对“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内涵作清晰的阐明。
二、“后基础”语境与“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要对“哲学基础理论”作进一步的阐明，需要把它置于哲学发展的历史和当代哲学的语境之中。
在哲学史上，长期以来构成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核心的是“形而上学”，尤其是形而上学中的“存在论”问题。哲学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著作无疑是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在该书中，“哲学基础理论”被称为“第一哲学”或“第一学术”，而“第一学术”或“第一哲学”所要研究的就是“本体”的性质、原理和原因，“本体”的原理和原因，是一切原理和原因中最高的原理和原因，因而以之为研究对象的学问乃是“最高智慧”。很显然，作为“最高智慧”的“第一哲学”无可争议地就是哲学的基础理论。对此，亚里斯多德说道：“所以从古到今，大家所常质疑问难的主题，就是‘何谓实是’亦即‘何谓本体’[①]，海德格尔几乎在相同的意义上说道：“惊讶乃是哲学的开端。……惊讶承荷着哲学，贯通并支配着哲学。……曾经一度，人们惊讶于存在者。惊讶于存在者存在这回事情以及存在是什么。受这种惊讶的驱动，他们才开始了哲学活动。……对‘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的回答就在于：我们响应于哲学向之行进的那个东西。而且，这个东西就是存在者之存在”[②]。在哲学漫长发展过程中，形而上学本体论一直占据着作为“哲学基础理论”的特殊地位。虽然近代哲学经历了所谓“认识论转向”，但无论其基本动机、所要解决的深层课题等，“认识论转向”始终都是与形而上学本体论内在联系在一起，或者说，在这种转向后面，包含着深刻的“本体论意蕴”[③]。因此，“认识论转向”并没有改变形而上学本体论作为哲学基础理论的核心地位。这一点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顶峰。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逻辑学”是其本体论和形而上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则是逻辑学的“应用”，故黑格尔称其为“应用哲学”，“精神现象学”曾一度被视为其体系的一部分，但最终黑格尔只是把它当成通向“逻辑学”的阶梯因而只具有“导论”的性质。因此，严格地说，“逻辑学”构成了黑格尔哲学的“基础理论”。海德格尔曾用“本体—逻辑—神学”机制来概括整个西方传统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本性和特点，可谓十分恰切。
可见，在传统哲学那里，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主题、领域和形态等都是颇为清楚和明确的。但是，在现当代哲学中，人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事实是：再也难以找到和建立象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那样拥有特殊地位和话语霸权的“哲学基础理论”了，“哲学研究的基本状态已经发生变化。……我们在后形而上学思想面前已经无可选择”[④]，正如施太格缪勒在《当代哲学主流》中指出的，现当代哲学已经“没有希望找到任何能够把现代哲学与过去哲学的诸种方向区别开来的内容方面的共同特征”，如果说有“共同特征”，那么可以说有两个，一是“形式方面的特征，可以称作哲学职能上的分化过程”，在当代哲学中，“不同性质的哲学职能越来越独立了”，再无象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那种把各种职能统一于一身的“基础理论”；其二是“发生着不同流派的哲学家之间相互疏远和越来越失去思想联系的过程”，人们对哲学基础研究工作的理解变得完全不同，而且这个过程呈现出不可逆转的趋势[⑤]。
这意味着，今天谈论“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时，我们面临着一种十分特殊的思想情势：在现当代哲学语境中，我们已无法确立象传统哲学形而上学本体论那样一种作为中心的唯一的“基础理论”，“哲学基础理论”之“基础”已不可能作为以一驭万的哲学元话语而存在，如果仍然寻求这种元话语并企图以之作为“哲学基础理论”，等于坚持一种已被现当代哲学所彻底摒弃了的上帝的眼光。这种特殊的思想情势，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乃是在一种“后基础”的语境中，提出“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任务。
在“后基础”语境中提出并进行“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这是一个艰难的思想任务。它给我们提出的最为尖锐的课题是：在永恒的、终极的“本质领域”消失之后，“哲学基础理论”之“基础”体现在何处？
在“后基础”语境中，我们必须改变对“基础”的传统理解。在我看来，所谓“基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这里的“基础”，首先是指对于每一个哲学研究和思考者而言的“基础”。每一个哲学研究和思考者利用和消化不同的哲学资源和理论传统，经过反复和不断地批判性反思，发现真正重要的哲学基本课题，并对此进行尽可能的深入探讨，那么，这种研究就构成了其“哲学基础理论”。就此而言，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总是一种有“我”的、具有“向来我属性”的哲学研究活动。同时，正因为这种“有我性”和“向来我属性”，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真正成为了一个开放的、具有可对话性的场域。“有我性”和“向来我属性”表明任何基础理论研究都是某种有限视角的产物，因此它都不能借“上帝”或“人类”之名而企求获得终极的规范性，它应该和必须向其它“基础理论”研究敞开空间，与其它“基础理论”研究建立一种平等的交流关系。在此意义上，“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既是一种充分发挥研究者理论个性和思想创造性的、以“我”为基点的研究活动，又是一种在开放状态中由不同研究者共同参与和推动的公共性事业。
其二，“有我性”与“向来我属性”表明“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分化与个性化，但这并不意味在分化和个性化之中没有内在的思想联系。这种联系就是：在当代哲学语境中，哲学研究者和思想者放弃对永恒在场的“统一性原理”与“普遍性真理”的奢望，自觉地在“后形而上学”的视域中，通过对现实生活的领悟和反思，从不同角度展开对“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与“形而上学的意识形式”的双重批判，来捍卫人的生命的具体性与丰富性。所谓“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指社会生活所存在的把人的生活陷入抽象化的现实关系和物质力量，所谓“形而上学的意识形式”，指扭曲和掩盖生活的真实状态从而使人的现实生活陷入抽象化的虚假意识形式[⑥]。这二者的相互合作和强化，使得“抽象对人的统治”成为现代人的命运，这既是当代人所面临的最为重大的现实课题，也是“后基础”时代“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所要面对的最为基本的理论课题。
其三，与上述内在相关，这里的“基础”，不再是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所追求在所有时间和所有地方都适用的非历史的“本质领域”，而是一种“在此时此地什么是行得通的、什么是可能的以及什么是正确的”[⑦]历史性的实践智慧。这是由上述“对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与“形而上学的意识形式”的双重批判这一基本课题所决定的。这一课题要求：第一，“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和“形而上学的意识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会有不同的表述和体现因而哲学对其批判也会表现出不同的历史性主题；其二，与此相关，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任务也必然是“历史性”的：在君临一切的形而上学本体世界消逝之后，从不同视角出发，通过对“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与“形而上学的意识形式”的历史性批判，破除具体历史条件下抽象力量对人的统治，从而推动人与社会生活不断深化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解放，这一点构成了“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根本旨趣。
三、“哲学的”和“关于哲学的”：区分两种话语
要进一步理解“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内涵，还有必要对“哲学的”话语与“关于哲学的”话语作一适当的区分。
这里所谓“关于哲学的”话语，是指从哲学外部对哲学所作的评说、评判、概括和总结等等。这种“关于哲学”的话语和言说并非毫不涉及哲学内部的问题，但是它并非对哲学问题本身进行专门、系统和深入的论证和探讨，而仅是从外部对哲学的历史、现状和发展等进行一般性的说明、描述和评判，因此它实质上只是“关于哲学的”而非本身就是“哲学的”，其更为恰切的称呼应该是“哲学评论”或“哲学批评”。而所谓“哲学的”话语，是从哲学内部对哲学问题所作的专门的、系统的分析、论证和探讨，因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前文所述对“形而上学现实运作”与“形而上学意识形式”的批判，即是其核心内容。
很清楚，“关于哲学的”话语与“哲学的”话语在性质、功能等方面都有着重大的区别。前者是从哲学外部对哲学所作的一般性评说，后者则有着其特定的“问题意识”和特有的理论关怀，是对具体哲学问题的专门探索和阐发。但在国内哲学研究中，这二者经常混淆在一起。不少人经常把仅仅“关于哲学的”的言说归入甚至等同于“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认为越是宏大、越一般性的评说就越能体现“基础”的性质和地位。这种混淆将对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产生一系列不良后果：
第一，将可能导致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话语权力。如前所述，“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总是个性化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所体现的是不同研究者和思想者的个体选择和主体创造，同时，它总是表现为专题化的具体的哲学问题的展开、分析和论证，因而具体性与论证性构成了其另一个特征。如果把“关于哲学”的话语等同于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等于用一种外在的评述和总体性的归纳总结代替个性化与专题化的具体探讨，或者等于在个性化和专题化的具体探讨之上放置一个外在的评说尺度和话语标准。这意味着“关于哲学的”的言说凌驾于真正“哲学的”探讨之上，成为了一种“后设性”叙事，获得了某种话语特权。对于哲学基础理论的发展，这显然是不利的。
第二，将可能导致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空洞化。只要了解了前述“关于哲学的”话语和“哲学的”话语的区别，这一点就很容易了解。“关于哲学的”话语是对哲学的外在的评论，而“哲学的”的话语则是内在的探究，倘若把前者等同于后者，将使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泛化为对哲学的外在的“意见”和“议论”而非严肃和深入的专门论证和研讨。其结果很容易使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成为内容贫乏的泛论。
第三，将可能导致对哲学基础理论实质性问题和内容的遗忘。正如前文所述，从不同视角展开对“形而上学现实运作”与“形而上学的意识形式”的双重批判，是“后基础”时代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根本课题，但“关于哲学的”话语则至多从涉及这一课题，而并不对它进行专门的展开和研讨。因此，如果以“关于哲学的”话语等同于“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那么，“哲学的”实质性问题就有可能被耽搁和掩蔽。
强调“关于哲学的”话语与“哲学的”话语的区别，并不否认后者对于哲学所具有的重要价值[⑧]。首先，它有助于促进学术讨论、活跃学术气氛；其次，它有助于从宏观视角较全面地清理、总结和了解哲学发展的动态和前景，因而对于哲学的自我理解具有重要价值；再次，站在哲学之外来看哲学，可以提供一种仅仅停留在哲学内部难以提供的新的眼光，这有助于清醒地评估哲学现状，发现其中问题从而推动哲学的进展。强调二者区别，其用意是要明确其各自边界，使二者从“内”和“外”两方面的互补中共同促进哲学研究水准的提升和跃迁。
[①]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第126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②]海德格尔：《什么是哲学》，见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第594—595页。
[③]参见拙文《“认识论转向”的本体论意蕴》，载《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3期。
[④]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28页，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⑤]参见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26-30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⑥]参见拙文《“后形而上学视域”与辩证法的批判本性》的相关论述，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2期。
哲学基础研究篇2
马克思历史认为唯有历史才是真正的科学，历史进入哲学的视野是为了不让历史成为一种独断论，因为历史不是要为现状辩护，不是去关心事物如何发生，而是关注相继出现的精神形式事实如何针对以前的精神形式解释和证明它们自己，肯定他们自身对事物的说明是令人满意的，这也就是文明的意义所在。［1］马克思认为历史的行动既是历史的现实产生，也是历史意识被理解、被认识到的生成的运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一段引人深思的话，“我们在这里看到，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也是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我们同时也看到，只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2］105，什么是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它是如何理解世界历史行动的，为什么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都不能理解世界历史呢？这正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
马克思批判了作为绝对精神活动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直观感性存在的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精神辩证法的否定性原则，精神的自我否定运动虽然只是为历史的发展找到了思辨的、抽象的表达，但它却抓住了劳动的本质。［3］费尔巴哈是第一个对黑格尔辩证法提出严肃批判的人，认为黑格尔哲学不过是思维的宗教，但费尔巴哈以一种直观的方式提出了人的感性存在，而没有把人理解为感性活动。马克思把黑格尔的精神劳动与费尔巴哈的人的感性存在结合起来，从感性对象性活动的角度理解人类历史的经济哲学基础，从而真正理解人类历史的行动。
二、否定：对象性活动的黑格尔哲学来源
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历史观的思想来源之一，不了解黑格尔哲学的精神实质就不能把握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现实意义。从这个角度看来没有黑格尔哲学就没有马克思哲学，虽然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深刻地批判过黑格尔哲学的思辨性与抽象性，但《资本论》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马克思明确表示过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哲学的诞生地与秘密都在《精神现象学》中，精神既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前提也是其归宿，既是其目标也是其目的。在黑格尔看来“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世界历史———是属于‘精神’的领域。‘精神’一词包括物理的自然和心理的自然两方面”［4］16，同时“精神在本性上不是给偶然事故任意摆布的，它却是万物的绝对的决定者”［4］55，因此，黑格尔的精神已不单指人心灵或意识的思维活动，而是绝对客观的存在者，既包括自然界的内容，也包括人的思维意识活动，犹如基督教的上帝，是世间一切的产生根源与决定者。我们还可以看到黑格尔的“精神”与柏拉图的“理念”一样具有等级，“最初的知识或直接的精神，是没有精神的东西，是感性的意识”［5］1，精神是从最初的为他存在的感性意识，发展到自为存在的自我意识，并上升到理性阶段，达到精神阶段，最后才能达到绝对知识（绝对精神）的阶段，绝对精神的阶段如同善的理念一样是最高存在物，也是最难达到的阶段。所以，黑格尔的“精神从来没有停止不动，它永远是前进运动着”，［5］1黑格尔精神运动就是其否定性辩证法的实质。精神作为目标和目的，引起其运动的原因在于精神是自为存在实体，精神“实现了的目的或具体存在着的现实就是运动，就是展开了的形成过程”［5］1，因此，作为运动主体的精神也是实体，它有自我实现的欲求，即否定。否定作为一个固定的点，它有一种内在的张力，它要求冲破自己，所以否定本身就是一种运动、一个过程，黑格尔的辩证法就是这样的否定性辩证法。否定不是形式逻辑判断中关于高矮胖瘦等的相对形式的否定，而是客观存在的精神所具有的内在运动的根据，是黑格尔逻辑学的起点。在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中否定就是否定的否定，不是先预设一个否定，然后再去否定这个否定，而是否定与否定的否定是同一的过程，这就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所在，也是黑格尔精神运动的原则所在。
因此，马克思明确指出黑格尔哲学的主要成果是那“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辩证法”，它把人的产生看作是精神自我创造的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外化的扬弃；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5］101马克思对黑格尔否定性辩证法做了积极的概括，也是把黑格尔的意识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引入感性活动一个重要步骤，马克思在意识的能动性与创造性的基础上奠定了自己哲学革命的根基。虽然黑格尔哲学看似艰深难懂，实际是是“考察了人类历史和精神的发展之后，根据自己的人生阅历和生活经验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抽象化的世界观。”［6］
尽管黑格尔辩证法抓住了劳动的本质，但他把人设定为自我意识，把自我意识的活动确立为人的本质，他只承认这种意识的、精神的活动，所以，人在黑格尔辩证法中成为一种非对象性的唯灵论的存在物，黑格尔所理解的历史只能是精神的历史，概念的运动。
三、类本质：人是感性存在物的费尔巴哈哲学来源
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否定性辩证法抓住了劳动的本质，虽然只是精神的抽象劳动，但费尔巴哈却认为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让自然物从一个最高完满的精神实体产生出来，这是最矛盾、最颠倒、最荒唐的事。费尔巴哈作为“惟一对黑格尔哲学采取严肃态度的人”［2］96，认为“世界是感性的，也就是说，它对于我那无限的思维能力和想像能力来说是个别的；除了这个现实世界之外，我还能设想和想像其他无数个可能的世界”，［7］193人不但可以直观到感性存在的世界，还可以凭借无限的想像构造出无数个世界，而上帝观念的存在是那一切想像的基础，是“那不受限制的人的本质，是被想像为没有界限、没有缺陷和错误的人的本质，因而是人的典范、人的理想。”［7］199－299正是因为人的不完美因此幻想出一个完美的上帝存在，因为现实的不平等，人们想像出一个完全平等和谐的人的存在，所以在费尔巴哈看来，宗教中的一切美好事物都是由于人们对现实世界的不满足而想像出来的存在，是把属人的性质对象化为宗教里的世界，唯一真实的世界只是感性存在世界，感性世界因其对象性而真实。正如费尔巴哈所提出的人不会因为他自己而成为自己，“必须有另一些存在者的支持才能成为他之所以为他。不过这些存在者并不是超自然的、想象的产物，而是实在的、自然的事物，不是人以上的，而是人以下的事物”［8］3－4，一样，现实世界也需要宗教世界的对象性来印证其感性存在。当然费尔巴哈在这里所讲到的“超自然的、想像的产物”就是指宗教世界中的上帝、神灵等物，只在自然之外的想像的产物，而真实存在的是先于人的自然，“自然的存在并不需要人的存在来支持”［8］10，字面上看去费尔巴哈似乎只是恢复了黑格尔所颠倒了的唯物主义，重建了“自然界先在性”的自然唯物主义，但马克思并不是如此理解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2］96。费尔巴哈如何创立真正的唯物主义，如何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成为理论的基本原则？根据感性对象性关系原则，“没有对象，人就成为无”［9］32、“主体必然与其发生本质关系的那个对象，不外是这个主体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9］33，人只有在对象中才能确证自身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人在在基本质上就是一个感性对象性的存在物。正如前面所讨论的那样，上帝的本质实质上就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上帝是人的公开的本质，人的本质在上帝这个对象中显现出来。因此，“别人就是我的‘你’，———虽然这也是彼此的———，就是我的另一个‘我’，就是成为我的对象的人，就是我的坦白的内隐，就是自己看到自己的那个眼睛。只有在别人身上，我才具有对类的意识；只有借别人，我才体验到和感到我是个人；只有在对他的爱里面，我才明白他属于我和我属于他，才明白我们两人缺一不可，才明白只有集体才构成人类”［10］。人是社会的集体存在物是费尔巴哈感性对象性原则必然的达到的结果，也是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变成理论的基本原则”的依据所在，也是费尔巴哈创立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的全部根据。
但对于为何人与人之间是一种感性的对象性关系，费尔巴哈却没有做出清晰的解释，虽然他把人看作社会的类存在物，但他把人作为社会存在物的规定还是非历史性的抽象物，还只是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体。费尔巴哈只是直观到人是社会存在物，却不知道人是社会存在物的现实的依据。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本质地超越了费尔巴哈“感性对象性原则”的理论界限，找到了人是感性的社会存在物的现实依据———感性活动。因此，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11］22，所以这种唯物主义也不可能理解人类历史的行动。
四、感性活动：马克思历史观的经济哲学基础
无论是黑格尔精神的自我否定运动，还是费尔巴哈人是类存在物，都只是把世界和人当作抽象的存在物，世界是精神外化的结果，人是政治的、法律的或道德的人，唯独不是现实的世界和人。［12］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第一条明确指出“从前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13］54马克思批判整个哲学，包括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前者只是直观到人与世界的感性对象性关系，却不知道这种关系产生的现实基础是实践；后者却把世界当作精神外化的产物，把人当作抽象的存在物。马克思不仅在“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部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实质作了精彩的论述，而且在“异化劳动”学说中对劳动的本质予以明确界定，并在“共产主义”学说中为分析其世界历史思想提供了独特的经济哲学的视角。
虽然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否定性辩证法和费尔巴哈人是类本质存在物的思想基础上达到了感性对象性活动的理论高度，但“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3］57因此，马克思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生产现实的分析以达到改变世界的目的。马克思如何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分析的，如何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来现实的解决方案这是我们下面所要进行的工作。首先，如何理解马克思的感性活动，他说：“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的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活动。它所以只创造或设定对象，因为它是被对象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去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2］105因此，所谓感性活动即对象性活动，它不是抽象的事物，而是人的生命活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为了满足自身生存需要所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过程，即人的生命展开过程。因此，感性活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公开呈现的过程。那么，人的生命活动与动物的生命活动有区别吗？马克思的回答是肯定的，“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直接同一……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2］57人的生命活动与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在于人不等于其本能活动，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在于其活动是有意识的活动，且“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与“生命活动”本身并不是直接融为一体的，它们之间有间距，这间距正为“意识”把其“生命活动”作为对象提供了空间，即意识到的是有生命的活动，而不是意识自身，“意识”是让生命活动存在的力量。马克思的“意识”也不同于黑格尔的精神自我意识，后者是对自为存在的直观，在其内部预先具备了精神的劳动能力；前者则强调人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当意志和意识对象，生命活动在其展开之初就已成为人的对象，并在这个过程中始终是人的对象。
所以马克思提出人类历史产生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存在，它为一切历史提供了世俗的基础。然而，“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生产自己生存需要的物质资料，不是哪一个人独自能完成的事，生产是个社会的过程，在生产中，人们之间必然发生相互联系，以实现生产要素的满足。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交往关系印证了人是社会存在物，只有在社会中，生产活动才能顺利完成。由于需要的不断产生，人类生产交往范围也逐渐扩大，分工成为必然。人类历史中的第一次分工是由于性别、生理等差异导致的自发分工，让人类有了家庭，使社会有了基本伦理关系。本文所讨论的分工是指因生产所需而导致的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离，它所带来的是享乐与劳动、生产与消费等之间的矛盾，而社会生产力水平在此矛盾中得到提升。分工导致的单个家庭利益与个人、家庭所交往的共同体之间的利益之间的矛盾，使得共同利益成为个人利益的异己的存在物，国家、集体成为个人异己的力量，因为“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11］29自然形成的分工使每个人局限于特殊的活动范围之中，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就会失去生活资料，人的社会活动被固定化。分工所形成的异己力量一直统治着人、控制着人，但它是历史发展的最主要前提与动力。
分工形成的资本与土地的分离，为现代商业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城市与乡村的分离，让城市之间的交往更为频繁与深入，工场手工业取代了行会，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私有财产关系取代了帮工与师傅之间的伦理关系。工人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换取资本家的工资，劳动成为商品，表面看似等价交换，但只要分析这私有财产的前提就发现其中的秘密———异化劳动。世界市场的开辟为世界历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资本都变成工业资本，使流通加速、资本集中。”［11］58机器大生产、世界市场的形成结束了各国自然形成的闭关锁国状态，把一切人与物都纳入世界交往之中，把所有关系变成可交换的货币关系。然而工人却在这普遍交往中被“孤立”起来，因为工人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廉价劳动力为生，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无产阶级的现实，工人的劳动成为自己异己的力量，要改变这现实，工人阶级需要自己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工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而不是被局限于某个范围之内，也只有在这个共同体中，工人才能有自由。而马克思所提出的无产阶级联合组成的共同体是为了反对工人阶级异己力量的资产阶级的共同体，但它不要把自己变成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解放自身的同时也解放资产阶级，是对人的解放，是要达到社会主义的人类共同体，从而开辟了人类“真正历史”的道路。
哲学基础研究篇3
《资本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体验之思与哲学的思想创新
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
“中国模式”的探索与面临的挑战
中国的社会发展道路与学术挑战
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史观
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本现象学
高清海与当代中国思想的启蒙
黑格尔哲学中的神学维度
阿尔都塞的“根本问题”及其启示
中介性的存在观和实践哲学范式
文化哲学范式的历史渊源和发展
作为社会历史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恩格斯晚年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阐扬
“类哲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论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渊源
《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的学术史清理
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的理论前史探源
《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基本问题
现象学的“事情本身”:从胡塞尔到德里达
康德和黑格尔对概念客观有效性的论证
论马克思对现代政治结构的批判与超越
为什么说《资本论》是马克思的逻辑学
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理解社会变迁的双重视角
社会发展理论创新的中国经验与全球议题
能切中现实生活的政治哲学何以可能
先验反思的界限与现代哲学观念变革
资本逻辑与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
《资本论》的哲学思想与马克思的现代史观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三种空间概念
代序:发展问题的哲学关切与社会学关切
析柯亨的“马克思批评”和“后马克思”转向
《资本论》的再现——詹姆逊的《资本论》解读
追随“思”,为了“人”的觉悟和中国哲学的觉醒
突破教条、回到根本、畅所欲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资本逻辑的自我扬弃:《资本论》哲学的未来向度
出入“有”“无”之境: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实相与命理
论青年马克思批判哲学的双重逻辑及其理论意义
类哲学的生命隐喻——纪念《“人”的哲学悟觉》出版十周年
“我是谁?”——对哲学基本问题的一个现象学探索
货币的本质——从《巴黎手稿》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诗意地栖居何以可能——读孙正聿《人的精神家园》
张盾、田冠浩新著《黑格尔与马克思政治哲学六论》述评
论差异性社会的正义逻辑——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视域
“类哲学”:价值世界的理论奠基——高清海先生晚年哲学思考的再理解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革新的探路人——纪念高清海先生逝世十周年
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概念反思
哲学基础研究篇4
关键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哲学
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因而也成为近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普遍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问题。然而，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无论是在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这一概念的理解上，还是在“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路径选择上，都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为此，本文拟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就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基本内涵、实践基础和现实条件及其路径方法等问题试作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首先涉及到我们所要建构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目标和任务，即我们所要建构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广义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还是狭义的，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问题。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其主流的趋向显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在我们看来，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着眼于新的实践中的现实问题的哲学思考和理论建构，否则就会因为远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这个中心，而偏离正确的方向，失去其应有的价值和意义。
马克思早就明确指出：“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220这是哲学发展的道路，也是哲学发展的动力和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既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也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蓬勃的生命力的关键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也是在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早在1872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明确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246-249正如毛泽东所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联系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2]胡锦涛在2004年会见出席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会议全体代表时也强调指出，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新矛盾、新问题，我国改革和发展也面临一系列新任务、新情况、新课题。我们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推向前进，就必须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3]
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先导。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使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既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基本内涵，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不断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和最高理论形态，是我们党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唯一正确的理论。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它正确反映了中国国情及其发展的基本要求；就是因为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在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面对中国实际和中国问题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和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样也只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形态，才能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提供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历史必然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更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内在要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是实践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实践证明，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世界”的巨大功能，就必须掌握群众；而要掌握群众，就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整个马克思主义一样，都是与时俱进的发展的科学，都是与自己的时代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科学。如果我们所建构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还是囿于“意识哲学”、“教科书哲学”和“改革教科书哲学范式”的范围，势必就会因远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远离大众的现实实践和现实生活而成为“空中楼阁”，要为大众所接受、所认同，并转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动力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物质力量，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只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才能真正建构起富于时代性和创造性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才能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奠定坚实的思想前提和理论基础，也才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要求真正落到实处。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创新的必然要求。
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基本内涵和现实条件
新的时代和新的实践必然孕育新的哲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不仅孕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且孕育了作为这一理论体系的精髓和灵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哲学。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升华，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最新成果。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就是要在“深度全球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所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智慧，以哲学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叙述方式加以提炼和升华，使之真正成为以“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为基础，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就是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五大建设实践为基础，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三大创新理论为根据和依托，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为一体，构建既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又能够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新唯物主义”，又称“实践的唯物主义”。以“实践”为基本规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就是“现实的个人”，其思想主题和本真精神就是“以现实的人为本”，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其中心话语就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和条件。以“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哲学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本质要求，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本质。而之所以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三大创新理论为根据和依托，就是因为它是在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而之所以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大建设”实践为基础，则不仅是因为它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内容和主要方面，从根本上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实质性内容，而且更是因为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新的理论生长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五大建设”实践为基础，切实加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研究，乃是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
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哲学思想和哲学智慧，同样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新阶段上的新成果，既具有广阔的全球视野，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既是对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崭新理论形态，也是以时代中的现实问题为中心，以现实实践中的反思思维为特征，包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等在内的系统开放的科学体系。其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成果，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活的灵魂，也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创新发展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切实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研究，才能为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提供鲜活而丰厚的思想资源，才能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从实践层面来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创新实践，我们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而且形成了举世瞩目的“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其中所蕴含的“中国智慧”，无疑为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从理论层面来看，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形态，已经创立了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标志性的成果为基本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蕴含了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想和哲学智慧，是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最为直接和最为丰厚的思想资源。
尽管，从目前来看它还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特有的哲学的形式或哲学化的叙述方式，但却并不缺乏作为哲学所必须具有的思想内容。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有着自己坚实的哲学基础，而且有着自己独特而丰富的哲学思想内容，这就是“以解放思想为主题的唯物论”、“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以和谐为特征的辩证法”、“以统筹兼顾为根本的方法论”和“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唯物史观”。[4]目前来看，人们在对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内容，以及与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西方哲学思想的关系等问题上，还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大家都不否认其中所蕴含的哲学内容。
正是从上述意义上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运用马克思主义特有的哲学思维方式，深刻揭示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内容，建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核心内容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新形态，正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和责任。质言之，这里的问题并不是有没有哲学思想和哲学内容的问题，更不是有没有必要和可能的问题，而是应当如何建构的问题。
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路径选择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意味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想主题的转换，同时也意味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站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以及当代人类价值重建的历史高度，从马克思的“世界的一般哲学”或“当代世界的哲学”的理论视域出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努力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思想主题和研究范式的根本转换，既是我们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在当前的必然选择。
哲学范式的转换是哲学创新发展的重要标志和实现形式。从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理论视域来看，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我们认为，首先必须对当前流行的哲学范式进行必要的清理和反思，以便能够使我们真正从各种各样的“意识哲学范式”和“教科书哲学范式”，以及“改革教科书哲学范式”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向“实践哲学范式”的根本转换。其次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进行纠偏。所谓“纠偏”，就是要在强调“中国化”的同时，充分凸显“时代化”的价值和意义。在我们看来，所谓“中国化”，在本质上是一个空间概念，而不是一个时间概念；是一个与中国具体实际（包括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当前的实际）相结合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的概念。所以只有将“中国化”和“时代化”紧密结合起来，在强调“中国化”的基础上，努力实现从“中国化”到“时代化”，乃至“具体化”的根本转变，才能从根本上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奠定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再次还必须处理好“返本”与“开新”的关系问题。所谓“返本”，就是要“回到马克思”，就是要回到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上，并将其作为“开新”的前提和基础，作为“开新”的出发点。“返本”是“开新”的前提和要求，“开新”才是“返本”的目的和归宿。离开马克思哲学的原生态和本真精神，必然会失去意义的历史前提和理论根基，但必须明确“返本”并不是终极的目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正确处理好“返本”与“开新”，即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的辩证关系，才能为真正建构起反映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奠定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相对于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而言，哲学研究的思想主题的转换无疑带有更为根本的性质。以马克思的“世界的一般哲学”或“当代世界的哲学”的哲学观为指导，切实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在当前必须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想主题从“革命”到“建设”、从“意识哲学”的本体建构到“实践哲学”的理论创新的根本转换。哲学思想主题的转换既是哲学话语言说方式转换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也是哲学对话（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对话，以及中、西、马哲学内部的对话）的前提和基础。哲学思想主题的转换要求我们必须直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所面临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只有在解决和回答这些新矛盾和新问题的过程中，才可能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话语言说方式，才能为不同哲学之间的对话创造可能的前提和条件，否则所谓的“对话”、“交流”、“交锋”和“融通”，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或者说只能是一句空话。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实现哲学思想主题的历史转换，才能为造就真正属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充分必要的前提，并开拓出无限的生机和可能。惟其如此，也才能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乃至西方哲学研究真正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使之真正成为或转化为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思想资源，也才能使我们所建构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更富于实践性、时代性、民族性和世界性，从而能够真正为当代人类的价值重建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1:16.
哲学基础研究篇5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当代思考
中图分类号：B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3-0022-03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是将国际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另外一种角度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国的社会建设中，主要表现为中国哲学体系以及具体中国特色的哲学体系的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包含了两个方面：
一是将各学科知识进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部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和观念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本观点，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和继承，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和视角，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部分和落实部分，对优秀的传统文化部分要予以吸收和借鉴；
二是将中国社会建设的发展实际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思想观念相结合，以哲学的视角探索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分析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实际，并从其中探索出具有时代性和普遍性的问题。[1]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要从哲学的普遍性和规律性等问题入手，重点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必然性以及现实性进行剖析，将抽象问题进行具体化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过程、发展路径以及构成要素、中国特色以及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
1.时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是时展以及中西文化相结合发展的必然趋势，它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是西方哲学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是对西方哲学的一种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为更好地促进哲学体系的发展和完善，作为哲学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部分，必须坚持以中国社会发展实际为基础，吸收西方文化的先进、积极的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促进中西方思想的交流与融合。中华传统文化是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和传承发展而来的，这种历史特点，使得中华文化具有吸引外来思想和文化的能力，不断吸收、借鉴和利用外来优秀文化成果，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吸收外来文化和思想的又一证明。[2]
诸多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和活动，其形成和发展并非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异象，而是一种正常的发展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和发展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一种极具特征化的哲学。
2.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延续与发展――思想
随着中国革命的进展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中国的深入与发展，首先对其进行了阐述，思想是其中最为重要且独特的贡献。思想的形成可以将其归纳为三个最为基本的条件：一是中国传统哲学深厚的根基，这是创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和立足点；二是，在对西方哲学文化了解的基础上，这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方式；三是，丰富的个人经验和革命实践经验，这也成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平台和实现方式。思想形成的三个方面条件不仅促进了马克思哲学体系的研究和发展，还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思想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哲学理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系统化的阐述，不仅是对中国革命建设和社会发展实际的创新，同样也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和发展经验，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有效的理论范本，是理论基础上的实践与创新。[3]
二、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发展以实践作为导向标
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更多地应用于具体的社会发展及社会实践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中国的应用，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念、思维模式以及语言、生活习俗、民族特色为主要形式的哲学体系。
1.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
马列主义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传入中国的，后，马克思主义很快被应用到革命中，并为广大的革命者所接受，中国革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寻找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新道路和新途径。中国社会发展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哲学指导下进行的实践，这也是一个理论应用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应用中，融入了较多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它以中华传统文化的范畴、概念以及表现形式来表达哲学中相应的思想，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备了中国作风和思维方式，这也被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发展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国家的，还是世界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概念、范畴和发展方式，而更多的以哲学的角度来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使其更具中国特色和中国元素。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被应用于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同样也不仅仅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而是中国根据自身发展实际对哲学进行的选择，并以此为基础，形成极具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理论创造与实践发展的过程，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过程中，要立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国情，以理论结合实际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
2.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作为先导
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哲学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化也是通过较长的革命实践，在社会建设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在革命建设时期，中国社会发展遭受内部的封建社会制度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双重压迫，一些仁人志士通过自己的方式掀起救亡图存的运动，这些运动虽然对旧体制及外来侵略者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由于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均以失败告终。随着十月革命及的开展，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基础而成立，逐渐发展成为中国革命和实践的理论依据，中国革命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由于缺乏革命斗争经验，在各个方面都不完善，革命道路也因此屡受挫折，革命的失败使得共产党开始反思，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以理论指导实践，才能更好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服务。
中国共产党在分析当前面临任务的基础上，对中国国情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了解中国社会发展实际，探索社会发展的规律。规律的必然性、人的主体性逐渐被实践论与唯物主义等观点所代替，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新形态和新方式。
3.现代社会发展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实践
随着第一次科技革命、第二次科技革命以及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而物质财富也随之不断增加。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及社会发展不断加快，综合国力及人民生活水平也不断得到提高。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资源短缺、生态失衡以及环境恶化等问题随之而来，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社会问题也随之出现：区域发展、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发不平衡，两极分化严重等问题，对现代化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影响。经济全球化以及互联网络、通讯技术的发达，是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主题，国家之间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由战争变为对话与沟通，这就意味着，革命与斗争在当前世界的发展中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在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结合发展实际，尊重客观现实，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相关内容进行深入发掘，理论结合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话的新进程，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了较多的困难和挫折，这不仅是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考验，同样也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执政能力和执政效果的考验。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思考研究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不断发展，其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也有百年的历史，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传播，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性质和地位的特殊性，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要不断加入中国特色社会发展元素，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深入化的探索和分析。
1.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及研究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在实际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积累起来的，是对时代的反映。社会的发展是多变的，其哲学体系也随之不断地变化和发展，哲学体系的发展都会随着时代的变化以及学科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和完善，因此，马克思主义体系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是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从另一方面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会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不断向前推进，作为哲学中不同的两个概念和范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两者之间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可以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会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的目的在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更好地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和研究则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哲学的探究。
2.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民族化发展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是由于其特殊的性质来决定的，其发展体系的研究是哲学体系研究中的关键领域和重要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近半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民族化的立场和观点，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进行相关的分析和研究，以工人阶级的立场和视角来看待和思考问题，科学化地总结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规律和经验，对本民族哲学思想进行创新和辩证地扬弃，这代表了民族发展的最高水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是对时代本质的集中反映，适应了时展的需求，以超越了民族界限及地域限制的哲学体系，对世界各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研究，同样也是一种社会化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是共产主义国家的指导哲学体系，更是世界化的哲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世界发展实际相结合，并逐渐发展成为适合本民族需要且适合与本民族发展相适应的哲学体系和形式。
3.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论题及研究领域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研究领域，当代研究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的源泉是包含着马列主义在内的哲学体系和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是思想与实践的结合，是中国化的思想和哲学体系逐步形成，这一哲学体系和思想随着中国社会的实际发展及时代变化而产生了一定的变化。
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实践中，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取得了不同的理论成就，也遇到了不同的挫折，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执政的需要。[8]
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经验是经过革命和中国建设的实际经验中得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拓展和延伸，是对中国具体发展状况的阐述，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积极借鉴和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优秀的组成部分，以此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建设。
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是对中国具体实践的阐述，是贯穿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主线，纵观于研究的始终，具体表现在一系列的发展规律以及创造性活动之中。
这四个论题之间是相互关联且相互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社会发展的理论基础，在实践发展的过程中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新时期社会发展的新要求。
马克斯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在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以理论结合实际的发展方式，这不仅仅是哲学发展和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体系中的地位是不相匹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重要力量成功，能有效地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发展以及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中国哲学体系的研究与发展也要借鉴和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积极、有利的因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设和发展是以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为基础的，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先导，在实践的发展和建设中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革命的建设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指导下发展起来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在长期的革命和实践中进行比较和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博大精深，其构成的各个理论部分都会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马克思曾说过：理论是哲学体系的支撑，它取决于理论对一个国家的满足程度。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均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基础的，提供思想和智慧，为真理的实践做好铺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设与发展对中国革命及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从实际研究出发，对哲学体系进行研究和发展。
四、结语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和研究，被党作为现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体系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相结合，以此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推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础上来进行的，以反映时代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实践为基本导向，将创新与借鉴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其实践的途径和目的来说，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开展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导向标。
参考文献：
[1]汪信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当代中国哲学建设[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08）：79-84.
哲学基础研究篇6
内容提要：法哲学的概念、对象和性质，无论是在国外或国内都颇多歧义，争论一直存在。但基本上可概分为"法哲学独立论"与"法哲学即法理学论"这两大系列观点之间的分歧和争论。作者赞同前论，认为法哲学是从哲学的角度和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法律理论和实践问题的一门学科，它以法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研究对象；它既是应用哲学的一个门类，又是理论法学的一个分科，是介于哲学与法学之间并兼具二者属性的一门综合性、交叉性和边缘性学科。因此，同一般性（或专门）法的理论有所不同，自有其独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认为"法哲学即法理学论"是由于19世纪下半期以来，西方法哲学的对象发生了泛化、不同程度地把法哲学混同于一般性法的理论，从而形成了法哲学与法理学趋同与合流的结果；它造成了对法哲学对象和内容的简单化、庸俗化，使其内涵和外延含混不清，对象和范围极不明确，具有极大的伸缩性和收纳度，内容十分庞杂甚至是包罗万象的。因此有必要对法哲学进行正名，廓清其概念、对象和性质，把泛化了的法哲学正本清源、还原归位。为此，作者引用了大量资料，从法学和哲学及其相结合上进行了论证，对一些置疑的观点进行了答辩，并阐述了法哲学在社会主义法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还就应该怎样正确认识和对待西方法哲学同法理学的趋同与合流这一实际存在的趋势进行了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分析和说明。
法哲学，即法律哲学（philosophyofLaworLegalphilosophy），是从哲学的角度和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和思考法学问题的一种综合学科。它既是应用哲学（或部门哲学）的一个门类；又是理论法学的一个分科。因而也还带有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性质．在人类法律文化史上，它既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古老而恒久的传统--在西方国家，人们研究法哲学的兴趣一直未曾衰减，特别是"近二十年来，法律哲学在英语世界里经历了一次可观的勃兴"[1]；而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它又是一门需要大力发掘、倡导和建树的新兴学科，甚至有人称它还是一片尚待开垦的"处女地"，很多问题和内容都有待进一步明确。因此，在法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中，恐怕再没有一门比法哲学的概念、对象和性质更容易产生歧异和争论，同时也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浓烈兴趣的学科了。而要顺利地开展法哲学的研究；首先就必须廓清法哲学的概念、对象和性质。为此，本文特在介绍有关观点和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一些论述和答辩，以求能澄清这一复杂问题。若笔者的见解有所差误，则权当作为引出百家争鸣的引玉之砖。
一、法哲学概念、对象和性质的歧异性
（－）西方法学界对法哲学概念、对象和性研的两种解说
在西方法学史上，法哲学这一概念历来多所歧义，因而对它的对象和性质的理解和解释也殊有不同，然而只要我们仔细分辨就不难发现，西方法学家基本上是沿着两个方向来解释和研究法哲学的。
第一，认为它是研究法律的最一般的理论问题，即研究法律的普遍性，而与研究法律的特殊性的其他诸法学部门有所不同，并因此主张它是哲学的一个分科。如意大利法学家德尔·韦基奥认为；"法律哲学是哲学的一部分，或准确地说，是实践哲学的一部分。对法律的普遍意义的研究构成法律哲学的对象，然而也应注意，对法律也可以就其特殊性来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就成了法律科学或狭义的法学对象。"[2]德国《布洛克豪斯百科全书》称："法律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科，它以一定的方式，有系统地从事研究法律和法学的一般原理（意义和目的，起源和效力）。"[3]德国法学家拉德勃鲁赫也认为，"法律哲学是哲学的一部分，所以，首先必不可少的是阐明法律哲学的总的哲学设想"，"法律哲学"的特征是研究法律文化的价值，"法律科学"的特征是研究法律文化的事实。[4]
第二，认为法哲学也即是法的基本理论或一般原理，是法学的一个分支，所以也叫法理学；或者可把法哲学作为法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法理学也就包含了法哲学，因此不存在独立的法哲学，这是约翰．奥斯丁以来许多西方法学家所持的观点。特别是在英语国家中，这种观点更带有普遍性。我们仅引最具有代表性的《不列颠百科全书》所称："法律哲学就是系统阐述法律的概念和理论，以帮助理解法律的性质，法律权力的根源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在英语国家里，Jurisprudence（法理学）一词常被用作法律哲学的同义词，并且总是用以概括法学领域的分支学科的。"[5]
由此可见，法哲学历来有两种基本含义：一是狭义，即指的对法的最一般理论问题的哲理性思考，或者说，是人们观察法、思考法所持有的一些最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即一定社会人们的法学世界观的理论表述。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本来意义或严格意义上的法哲学概念。笔者赞同这种观点。二是广义，即凡是涉及到法的基本理论或一般原理，都可以归属于法哲学，也即是现在西方所称的法理学的内容。所以，这种广义的法哲学不仅指人们的法学世界观，它可以囊括各法学流派或重要法学家学说中的基本内容，这是其对象和内容已经过泛化了的法哲学。从以上两种不同理解似乎呈现出这样的分野：英美法系的法学家较多地倾向于法哲学即法理学，美国综合法学（或统一法理学）的代表人仅博登海默的一本名著就叫做《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大陆法系的法学家较多地倾向于法哲学不同于法理学。受实证主义特别是分析法学派影响较深的法学家倾向于法哲学即法理学；受哲理法学派影响较重的则倾向于法哲学不同于法理学。持前述第一种理解的主张法哲学是哲学的一个部门，持前述第二种理解的则主张法哲学是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当然这种分野并不是也不可能是绝对的。例如英国《哲学百科全书》就主张"法哲学是关于法律的普遍本质的思考"。它所关心的不是法律的知识（knowledge）。而是法律的思想（thought）。[6]《牛津法律指南》也认为：法哲学是"从哲学的观点，或通过把哲学适用于法律问题，来研究法律的……法哲学必然同社会哲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互相联系和部分重合"。[7]美国著名法哲学家波拉克也认为："法哲学就是从哲学角度研究法在指导人们正确生活方面的作用。"[8]"与此同时，大陆法系的法学家也还有持法哲学即法理学观点的。这种学说观点上的彼此交叉、渗透是经常发生的。至于国际法理学和法哲学学会会刊《法律和哲学》指出：法哲学意味着对法律进行的具有法律知识内容的哲学思考，或者说是根据哲学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的法律分析。[9]显然是支持了第一种主张。
（二）前苏联法学界对法哲学的理解
前苏联法学界大体上也倾向于上述第二种理解，而且认为法哲学的外延涵盖了法学原理、法社会学等。《苏联大百科全书》称："法哲学即法律哲学，是资产阶级法学的一个分科，它的任务是研究国家和法律的一般规律。在资产阶级法学界，只有某些代表人物使用这个名称，大多数法学家更喜欢用另外一些名称，如：法学原理、法社会学、法律百科等。"并举例说，俄国法学家谢尔森涅维奇，就把自己的著作《法律一般原理》看着是法哲学的理论部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俄国大学教学提纲中，则把关于国家和法的一般科学称作"法律百科"，而把关于政治和法学观点的历史称作"法哲学史"。由此可得出如下印象：
第二，因此，前苏联法学界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就认为，法的一般原理，或国家与法的一般原理，是可以和法哲学相替代的。也就是说，如果需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法哲学，那么它就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关于法的一般原理，或关于国家与法的一般原理之中，因此没有必要另外单独存在一门法哲学学科。所以十月革命以后，直到50年代就理论法学而言，前苏联（以及后来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就只存在"国家和法的理论"，60年代以后，前苏联的理论法学在与国家学说分化开后便逐渐转向了以"法的一般理论"的方式存在--它是一个包容量和涵盖面极广的理论领域，包括了法哲学、法社会学、法律实证论（或专门法学理论）三方面的内容和特征，在理论结构上是三者的统一体。[12]这种情况也一直影响着建国以来我国的理论法学，开始是完全模仿甚至照搬前苏联的"国家和法的理论"，80年代以后在理论法学领域独领风骚的也只是"法学基础理论"（虽然也有人提出了要用法哲学、法社会学、比较法学等来丰富理论法学，但都远未达到法学基础理论的显赫地位），但我们的"法学基础理论"并没有前苏联的"法的一般理论"所具有的作为法哲学、法社会学和专门法理论之统一的特点，而主要还是专门法的理论，或者可称为法学原理，它显然是与法哲学有很大差别的。
第三，前苏联法学界在早期实际上是认为，法哲学的外延大于法学原理或法律一般原理；后来他们又主张法的一般原理的外延大于法哲学即包括了法哲学。前者是指资产阶级的法哲学，法律一般原理不过是它的理论部分；后者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法的一般理论，法哲学即存在于或包含于这种法的一般理论之中。
（三）我国法学界对法哲学的态度
正是由于上述情况，所以建国以后直到80年代以前，我国法学界对法哲学也是持贬意和否定的态度，认为它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东西，并且认为它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批判、否定过了的。只是到了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和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法哲学这个法学研究的禁区才被打破了，倡导应当开展法哲学研究的文章陆续发表，介绍现代西方法哲学以及宣传、介绍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著作、译作、读物也相继问世，而且在对社会主义法学体系的研究和讨论中，不少学者都明确主张把法哲学作为理论法学的一个重要部门和领域。然而对法哲学的概念、对象和性质的理解也始终存在着分歧，大体上也相应地存在着国外法学界的那两种不同的理解。因此对需不需要把法哲学从法学基础理论或法理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始终存在着争论。只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法学界一些学者力求从哲学和法学本身所固有的内在联系上来探讨和论证法哲学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以图通过对法哲学的研究和发展，来寻找和巩固哲学和法学这两大知识学科及其实践领域之间的联结点和结合部，从而使哲学和法学都得到双向的深化和发展。因而对法哲学的概念、对象和性质的理解均持辩证统一说，即认为法哲学既是哲学的一个部门，又是法学的一个分科，可以亦此亦彼，具有跨学科即综合学科、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的性质；因而从不同的理论层次及研究方法的特点和着眼点之不同来看，法哲学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领域，而从所依据的事实和材料而言，又同现有的法学基础理论以及一些部门法的基本理论有所交叉和重迭（决不等同，而有方法、角度、视野和理论层次归属的不同）。所以我国法学界不少法学家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法哲学不同于法学基础理论或法理学（狭义），因而主张并正致力于建立一门独立的法哲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二、法哲学固有其特定的对象和性质
（－）法哲学概念、对象和性质的界定
基于以上的情况，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法哲学的概念、对象和性质作出如下的理解和界说。
法哲学是从哲学的角度和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法律理论和实践问题的一门学科，它以法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研究对象，是介于哲学和法学之间并兼具二者属性的一种综合性、交叉性和边缘性学科。
法哲学所研究的应该是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中的哲学问题--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的问题，或者说，它是对法的一般问题的哲学反思，是对法学理论的再抽象、再概括，是对法律实践的哲学分析和总结。简言之，是关于一定社会人们的法学世界观的理论体系。
而马克思主义法哲学除具有以上特点外，尤其是要以法学唯物论和法学辩证法为自己的研究重点，以揭示每一特定历史阶段人类法律文化之最深刻本质和最普遍的发展规律为己任，从而组成自己的内容和体系。所以在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看来，法学领域中的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统一，是法哲学思想发展变化的基本线索。
法哲学同法学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即法哲学是研究法律特殊性中包含的一般性哲学问题，而包括法学基础理论在内的各门法学则是在法哲学一般原理的指导下研究特殊性的法律规律，所以法学基础理论要运用法哲学的成果，而法哲学又必须以法学和政法实践作为其事实和材料的源泉和基础。
而法哲学相对于普通哲学例如历史唯物主义又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即它不是一般地研究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及其相互关系，而是具体地研究根源于经济基础的法律现象、思想和理论的辩证发展规律，揭示法本身以及同其他社会要素之间的矛盾运动，从其中提炼和总结出法学唯物论和法学辩证法的范畴、原理、原则和规律，以指导政法实践和法学研究。
按照毛泽东同志关于科学门类的区分应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的理论，法哲学研究对象的特殊的矛盾性就在于：它既是法学特殊性之上的一般，又是普通哲学一般性之下的特殊，是这种一般和特殊的辩证统一，因而成为哲学和法学的联接点和结合部。它的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象美学、自然辩证法以及当前哲学改革中竞相出现的各种应用哲学，在当代科学发展一体化趋势中不断涌现的一系列综合学科、边缘学科一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至于法哲学的性质和归宿，既可把它作为应用哲学的一个部门，又可把它作为理论法学的一个分科，现今许多综合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在学科归属性问题上都具有这种"亦此亦彼"的特点，这正是法哲学对象特殊矛盾性所决定的，也是对于那种习惯于非此即彼的思想方法的一种挑战。
这里需要说明两点：
第一，固然现有的法学基础理论相对于法哲学是特殊，相对于其他具体的部门法学又是一般，但这种"一般"乃是从各部门法学抽取出来的"一般"，它无论再抽象、再概括，也未达到法哲学的"一般"高度。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法学基础理论同法哲学之间既有同中之异，又有异中之同。异中之同是指它们都以法的某种普遍性为研究对象，同中之异是指这种普遍性又有程度的差别以及角度的不同。即前者是从法学的角度研究这种普遍性，后者是从哲学的角度研究这种普遍性，这乃是两个不同的理论层次，不能互相取代，因而是两门相对独立的理论法学学科。这就象一般文艺理论同美学、自然科学基础理论同自然辩证法是相对独立的、不同层次的学科一样。
第二，固然普通哲学和法哲学所研究的都是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普通哲学所研究的是人们在所有社会活动和实践中的一般世界观和方法论；法哲学所研究的是法学家和法律工作者在法学理论研究和法律实践活动中所持有的法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二者也不能互相取代和混同，因而也属于相对独立的两门哲学学科。正如《不列颠百科全书》阐明的那样："就法律哲学和一般哲学具有某种必然联系或一致性而论，'法律哲学'这一用语可能引起误解"；"只有将这里所称的'哲学'从它的最非专业性的和最广义的意义来解释，法律哲学这一名称才不是用词不当"[13]
所以法哲学既离不开法学，但又超越了法学，高于法学；法哲学既是哲学，但又不是普通哲学，而是关于法的哲学。
由此可见，把握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联系、区别及转化），是正确理解法哲学对象问题的关键，也是全面认识法哲学同哲学及法学的关系的关键．
（二）法哲学同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
法哲学是一门既具有高度抽象性、概括性，又具有广阔的关联域的学科，它不仅同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和法学（特别是法学基础理论）紧密相联，因而要有一定的哲学素养和法学基础理论知识才可能掌握外，而且同其他一些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都相关联，还同历史科学（特别是哲学史和法律思想史及制度史）有紧密联系。因此，必须具备更广博的知识才能更好地掌握。
（l）法哲学同哲学史、法律思想史及制度史的关系。法哲学是一门纵横结合的综合学科，要从纵向上探寻人类法哲学思想的历史沿革和发展趋向，就离不开哲学史、法律思想史及制度史的知识。由于历史上每一个有影响的法学家、法学流派和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哲学世界观的思想基础上产生、形成的，而且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往往也有其法学方面的建树，所以哲学和法学的亲缘关系本身就有其历史传统。而人类的法哲学思想也是源远流长，从古至今一直未曾中断。从哲学史的角度来看，例如中国古代儒、墨、道、法等各家都有其法哲学思想；西方从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柏拉图、智者学派、亚里斯多德到晚期希腊和罗马的斯多葛派、伊壁鸠鲁、西塞罗，再到中世纪的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近代从格老秀斯、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到孟德斯鸠、卢梭，更不用说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的法哲学思想了。正如美国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弗里德里克所指出："任何法哲学都是一定哲学理论的一部分，因为它提供了各种建立在一般法基础上的哲学思考。这种思考要么直接来源于现有的哲学观点，要么或许倾向于这种哲学观点。哲学家的思考是第一种类型，法学家则是第二种类型，这就是法哲学史的特点。"[14]
近现代许多哲学流派就标志着一种法哲学流派，如实证主义和分析实证主义，新托马斯主义和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马利旦（新托马斯主义法学派）和罗尔斯《新自然法学派）等法哲学家本身就是哲学家。而深入系统地研究这种亲缘关系，揭示每一法学流派和学说的深刻的哲学基础，正是法哲学研究本身的重要任务，也是提高法学研究理论水平的一种战略性要求。所以法律思想史和哲学史联系非常紧密，而由于法律思想史是指示了人类法律文化的精神方面的发展源流，法制史是揭示法律文化的制度方面的发展源流，这两方面都是法哲学所应研究的。
（2）法哲学同其他社会科学及思维科学的关系
政治学、伦理学--从更广义的角度讲，法哲学应包括政治哲学、道德哲学，黑格尔法哲学体系就是如此。因为法与国家、政治密不可分，它们都是社会上层建筑的核心。而哲学和伦理学也关系密切。后者就是从前者分化出来的，历史上许多思想家的法哲学思想就寓于他们的政治学说和道德学说之中。
经济学、社会学--法是社会经济关系的意志化形态，它的存在、发展和发生作用，都必须以社会经济关系为基础，深深植根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之中，尤其是马克思的法哲学革命乃是以从法律问题的研究转向经济关系的研究为契机的。因此，不了解经济学就不可能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法哲学。而且法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各种社会因素都互相影响和作用，犯罪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组织、社会控制也都是法律问题。所以法学和社会学婚恋产生了法社会学，而从广义上讲也可把法社会学（基础理论）视为法哲学的分支学科。
心理学、逻辑学-一立法、执法、司法、护法、守法以及违法犯罪都离不开人的心理活动，并贯穿着逻辑思维过程。因此法制心理学和犯罪心理学、法律逻辑学中很多内容都是法哲学所不可排开的。
（3）不仅如此，法哲学还同自然科学技术，包括当代新兴科学、技术，特别是科学方法论如所谓"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新三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理论）等联系紧密。因为（a）法哲学要系统研究法学方法论及其更新，就要研究和引入这些新兴科学方法论；（b）法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法治系统工程更离不开这些新兴科学技术。
三、对法哲学对象置疑的答辩
首先，不能以西方法哲学对象有不确定性来否认法哲学学科本身的确定性。
如前所述，西方法学界有许多学者主张法哲学即法理学，因此不存在独立的法哲学。这是由于近代（特别是19世纪下半期）以来，西方法哲学的对象发生了泛化。乃至造成了法哲学同法理学的趋同与合流，即出现了把法哲学简单地等同于法理学（法律的基本理论），又把法理学的名称不予严格审定而随意使用的倾向。从而导致了对法哲学对象和内容的简单化、庸俗化，使其内涵和外延含混不清、对象和范围极不明确，具有极大的伸缩性和收细度，内容十分庞杂甚至是包罗万象的。正如英国法学家哈里斯不无幽默地指出的那样；"法理学是一袋杂七杂八的东西。关于法律的各种各样的一般思辨都可以投入这个袋中。法律是干什么的？法律要实现什么？我们应正视法律吗？对法律如何加以改进？可以不要法律吗？谁创制法律？我们从哪里去找法律？法律与道德、正义、政治、社会实践或赤裸裸的武力，有什么关系？我们应遵守法律吗？法律到底为谁服务？等等。这些就是一般法理学所包括的问题，人们可以不管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却并不消失。"[15]显然，如果这样来理解法哲学的话，那么似乎对任何一个法学问题只要稍作了一点理性思考或总括性阐述都可以叫做法哲学（而不管是否上升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这样，法哲学同一般法学理论当然就无所明显区别，实质上就会带来取消和否定法哲学的后果。所以要顺利地开展法哲学研究，就不得不花很大气力来为法哲学正名，来廓清法哲学的概念、对象和性质，
为此，就有必要分析一下西方法哲学发生泛化的原因--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既有思想理论上的原因，也有社会实际的原因。
首先从历史上看。由于哲学曾作为"科学之科学"而代替一切科学。在古代，哲学和其他科学混为一体；在近代前期，法学和其他科学也都是哲学的一个分科。所以近代西方学术思想本身就是在自身的哲学襁褓中孕育成长起来的，以至牛顿的力学名著叫做《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其中确不乏自然哲学之宏论），学者们乐于在称谓其学术成果或获取专业学位时冠以"哲学"之美名、因此把法学的基本理论也称作法哲学就似乎是很自然的了。随着被称为英国法理学之父的约翰·奥斯丁把他的一本代表作命名为《法理学或实在法哲学讲义》（1863年），这就首开了把法哲学等义（或同义）于法理学的先河。但作为分析法学派鼻祖的奥斯丁所主张的法理学主要指分析实在法而不管法律本身的好坏与否，因此他所谓的"法理学或实在法哲学"（即加以限定的法哲学）的内涵和外延应比未作限定的法哲学狭窄得多。然而，这一重要限定和区分却被后继学者所忽视而简单地延用下来，笼统地主张法哲学即法理学。后来日本法学家穗积陈重1881年也提出用法理学来代替法哲学的称谓，并认为二者基本相同。这样，法哲学对象的泛化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倾向．固然，奥斯丁和穗积陈重提出"法理学"这一名称以概括法的基本理论确是法学史上的一个贡献，但由此把法理学等同于或取代法哲学却不能苟同。
其次，这同法哲学研究主体的情况变化也有关。从古代到19世纪以前，由于法学还没有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从事法哲学研究的主要是哲学家和政治学家。那时，"有些法律哲学家首先是哲学家，为了完成他们的哲学体系才是法学家，另一些法律哲学家首先是政治学家，由于他们感到有必要以法律形式来表达其政治思想才是法学家"。[16]从19世纪起，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及其国家立法和司法的广泛发展，法学遂逐步从哲学、政治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事于法哲学研究的也就逐渐由主要是哲学家、政治学家转变为主要是法学家。"19世纪以前，法律理论基本上是哲学（宗教、伦理学或政治学家的副产品。大法律思想家主要是哲学家、僧侣、政治学家。从哲学家或政治学家的法律哲学向法学家的法律哲学的根本转变，还是距今不远的事实。这一转变伴随着一个法律研究、技术和专业训练巨大发展的时期。"随着法哲学研究的主体转变为主要是法学家，由于专业的原因使他们当然是从法学的角度来研究法哲学。这固然是一种进步，即不仅研究法律的外在方面，更主要是研究其内在方面，即向纵深研究法律的专门理论、技术、知识和经验，从而就产生了用"法理学"这一学科概念来概括关于这些内容的理性思考的客观需要。此时由哲学家研究法律哲学的势头日趋衰落，以往那种试图洞察和超然于法学专业问题的法哲学大家和法哲学论著再不易显现，原有的法哲学概念已丧失其神圣光环，似乎需要把法哲学转变为一种"世俗"的学问。就很自然地出现了用法理学来取代法哲学、法哲学与法理学趋同与合流的状况。但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把法哲学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
再从现实社会的原因来看。本世纪初以来，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发展到了强化国家干预的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和纠纷都更趋复杂化。于是随着法律社会化和法律改良运动的兴起，各派法学都竞相欲求解决社会问题的良方，并为自己的存在和合理性寻找理论根据，因而出现西方法学流派和西方哲学流派交媾的"蜜月"时期--关系越来越密切、愈来愈靠拢，乃至出现同步发展和呈现一体化趋势。往往有什么样的哲学流派，就有什么样的法学流派，所以在各派法学学说中哲学观点和法学理论更易于交织在一起，这就加速和加剧了法哲学和法理学的趋同与合流之趋势，乃至有多少法学流派也就有多少法理学或法哲学，而这种泛化了的法哲学几乎可以把该派法学家的种种观点和见解收纳于其内。因而出现了西方法学百家争鸣。学派林立、众说纷纭、论战迭起、新说频出的空前繁荣的局面。但它们往往既各有其局部真理甚至片面的深刻和精辟，却又都难以完全自圆其说而有其背谬之处，而倡导建立统一法理学的要求则反映了西方法理学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又欲趋向统一化和综合化，以舍取众说之短长的愿望。
应当怎样正确地认识和对待西方法理学与法哲学趋同与合流的趋向呢？我们觉得；这应该从实际出发，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方面它固然是西方法学和法学研究深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我们并非绝对地反对用法理学来代替或表述法哲学，一些西方法理学论著中确包含了不少相当深刻且精当的法哲学思考或论述。但我们认为，如果要用法理学来表述法哲学，就必须对法理学的概念和对象加以严格的界定，而不能使它成为不确定、庞杂和包罗万象的，更不能将我国现有的法学基础理论的内容简单换上一个"法理学"的名称似乎就成了法理学。如果按约定俗成，并使法学界能达成共识，那么作为与法哲学同义或等义的法理学的对象和内容，就应该限定于关于法律的哲理性思考和研究，即只能把够得上是法哲学理论层次的东西才纳入法理学；而一般性的法的基本理论，可以叫做法学原理或仍沿用法学基础理论之称谓，以便与法哲学或法理学区分开来而不致混同。然而另一方面，鉴于法哲学与法理学的趋同与合流事实上已带来了使法哲学的对象和内容简单化、庸俗化的不利后果，而且实际上在西方法学界和我国法学界，法理学同法的基本理论或一般原理也很难以分开，从而使法理学既取代了法哲学，又混同于一般性的法学基础理论学科。因此法哲学与法理学的趋同与合流带来的后果毕竟利少弊多，这种情况恐怕也违背了奥斯丁和穗积陈重的初衷。所以我们觉得最好还是不要用法理学来取代法哲学；不仅如此，还应把法哲学从一般性法的理论中分离出来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理论法学学科，并对法哲学进行正名，廓清其概念、对象和性质，把泛化了的法哲学正本清源、还原归位。使之真正成为关于法学世界观及其方法论的理论体系，成为对于法这一重要社会现象和规范体系进行哲理性思考、探讨和研究的学问。而真正科学的法哲学既不应是哲学家脱离法学和法律实践的纯思辨的结果，也不是法学家或法律工作者在纯专业范围内的一般理性思考或总括性思维的产物。它应是哲学和法学、哲学家与法学家紧密结合和合作，通过长期、潜心、艰苦的研究而达到的一种理论升华和科学思维的成果，是哲学和法学有机结合而开放出来的绚丽花朵。虽然不能一下子就达到这样的理论境界，而必然会存在中间阶段及其中间成果，但我们应坚持向这一目标作不懈的努力，以建树真正称得上是法哲学的法哲学。至于在这种情况下法理学的称谓若还要保留的话，那么就有必要对它进行狭义及广义之区分。狭义即专指法学基础理论或可叫做法学原理；广义则是指还可以包括法哲学以及法伦理学、法社会学、法经济学等理论法学甚至某些基础性应用法学学科在内的一个学科群[18]。以显示法理学与法哲学的区别和联系。
第二，不能因为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法哲学方式认为应否定一切法哲学
因为马克思从未否定过一切法哲学（青年马克思还曾为建立法哲学体系而苦苦思索过，马克思青年时代的学术思想正是在他那个时代以及其先辈的法哲学氛围中熏陶过来的）；相反，正是马克思开创了科学的法哲学的优良传统--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法哲学。而这是以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开始的。但是这种批判，从质上说，马克思所批判的是黑格尔法哲学中唯心主义的杂质和保守的政治内容；从量上说，马克思主要是批判了黑格尔法哲学中的国家学说及其基础--私有财产制。然而，马克思对法哲学这门学科并没有简单否定，反而持相当的肯定态度；正如他对黑格尔哲学并未简单否定，在批判的同时又高度肯定了它的理论贡献一样。所以他指出："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站在正统的当代现实水平上的德国历史"，而它们"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完整的阐述"；并认为德国政治意识和法意识的"最主要、最普遍、升为科学的表现就是思辨的法哲学本身"。[19]
正因为有这种科学态度，马克思才能以批判地继承黑格尔法哲学中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得出崭新的科学的法哲学观和法律观，实现了人类法哲学观的根本变革，并因此成为创立历史唯物论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契机--他把法学理论从国家和法本身这一玄奥的庙堂中引导出来，使之植根于市民社会之经济、物质利益这一客观现实的基础之上。从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从人们的社会实践、社会关系中揭示法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从而为科学的法哲学奠定了全新的理论基础，并因此也才有了他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创立了唯物史观。
第三，不能以恩格斯对哲学对象的界定来作为否定法哲学的理由。
恩格斯上述这些论述，曾经被一些同志作为否定应建立和发展部门哲学的重要论据；因此也是开展法哲学研究中应予以澄清的问题。否则，也可能被用来否定法哲学。
勿容否认，恩格斯的这些话的基本思想是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以及哲学及各门具体科学的正确关系，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结束了作为"科学之科学"--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并企图包括和取代一切科学--的旧哲学。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正确地把哲学归结为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即"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22]从而引起了哲学对象的深刻变革。摆正了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普遍和特殊的关系；哲学以具体科学为基础，具体科学以哲学为指导。
然而，很明显，恩格斯所否认的只是旧的自然哲学和法哲学，即唯心主义的自然哲学和法哲学，而对科学的自然哲学和法哲学，不仅予以高度肯定，而且亲自致力于研究--他所怀着巨大热情、挚着研究和写作的《自然辩证法》及其手稿，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哲学的经典著作。因为"经验自然科学积累了如此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以致在每一个研究领域中有系统地依据材料的内在联系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的必要，就简直成为无可避免的．因此，自然科学便走进了理论的领域，而在这时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有所帮助"。[23]而且对于旧的自然哲学的合理之处，他也予以充分肯定。例如他赞扬过"古代人的天才的自然哲学的直觉"，高度赞扬康德的自然哲学在"僵化的自然观上打开第一个缺口"，[24]指出"康德关于目前所有的天体都从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学说，是从哥白尼以来天文学取得的最大进步"。[25]并且正是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哲学的天才思维，得出了"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就在于这些蛋白体的化学组成部分的不断的自我更新"[26]的著名论断，这至今仍是生物学上关于生命及其本质的科学定义。另外恩格斯在他的《自然辩证法》中的其他许多论断，也是至今仍闪射着真理的光艳而为人所叹服．
从恩格斯对科学的自然哲学的推崇就可以足见他对科学的法哲学的态度。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本身就包含着恩格斯的重要贡献，恩格斯在他的一系列重要著作中，都曾经天才地论证、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法哲学思想，这已是众所周知的，就不再赘述了。
总之，从恩格斯实际的理论活动来看，他并没有否定包括自然哲学和法哲学在内的部门哲学。那么如何正确理解恩格斯所说的全部哲学中只剩下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才能仍旧独立存在呢？--这看来是一个具有时代特点和历史痕迹的个别论断，因此必须作具体分析。
四、法哲学在社会主义法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法哲学与当代科学的发展趋势
还是恩格斯说得好："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29]综观古今，科学和哲学的发展都遵循着一个从合到分、从分到合，又在新的综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分化的规律。在古代，科学和哲学都处于一个混饨的统一体中。中世纪，科学和哲学都是神学的婢女。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科学和哲学开始分离开来，各门具体科学以及哲学中的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等又进一步分化开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使哲学的各部门又实现了高度的统一。到了当代，随着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深度和广度都极大地扩展，从而使科学和哲学的发展都既不断地趋于整体化和综合性，又不断地走向专门化和高度分化。人类认识史也表明，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总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而呈现出两种趋向：一是要不断深入地认识物质运动的不同形式和特征，这就促使科学门类不断分化和走向专门化；二是要愈益广博地反映世界整体及其相互联系，这就促使科学门类相互渗透、过渡，从而不断地趋向整体化和综合。这两种趋势使各门科学和哲学一方面加深了相互渗透、交叉和吸收，另一方面又使其学科门类愈分愈细，学科体系越来越复杂和庞大。这两种趋势既对立又统一，从而导致出现了许多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综合学科。所以我国改革大潮中出现的各种部门哲学和应用哲学，及中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中涌现的一系列新兴学科，都是历史的必然，决不以任何人的好恶而消失。法哲学之所以步入我国学坛并引起如此激烈的反响，正是我国哲学和法学发展顺应当代学术演化趋势的必然结果。它既是哲学体系分化和法学体系分化的结果，又是哲学和法学相互渗透和交叉的产物。
（二）法哲学与理论法学的改革
所谓"理论法学"，是指以围绕阐述法的基本理论为中心任务的一个学科群。法学的落后首先在于理论法学的落后。而我国理论法学的落后既表现在广度不够（即单一性，主要是"法学基础理论"），又表现在其深度不够（我国的法学基础理论未免内容老化、体系陈旧、方法落后）。因此，我国的理论法学必须改革，才能带动整个法学的进一步发展。而这种改革也就分两个方面或层次；第一，重建除法学基础理论之外的一些新兴理论法学学科，首当其冲的就是法哲学，同时还有法社会学、比较法学（总论）等（所谓"新兴"，是相对于我国法学理论之现状而言，在国外，这些已不再是新兴学科）。这是从横广方面来改革理论法学。第二，对传统的法学基础理论从内容、体系和方法上进行更新，使其更具有科学性和理论结合实践的特点，更符合时代的要求，走在不断发展的应用法学的前面而真正起到对各部门法学的指导作用。这是从纵深方面来改革理论法学。而其横广方面的是其纵深方面改革的展开，其纵深方面是其横方面的浓缩。因此，不论深和广两个方面的改革，至关重要的都是要建立并开展好法哲学的研究。
在我国的理论法学学科群中，固然，法学基础理论起着中心学科和联结点的作用，然而我国现在的"法学基础理论"，是从原先模仿苏联的"国家和法的理论"而演变来的-一把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归于"政治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而力求专门研究法的基本理论。但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其体系和方法上仍然没有摆脱"国家和法的理论"之影响和基本框架，只是在内容的量上增多了一些法的基本知识，而在质上并没有多大的改进，并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痕迹，而没能充分反映和概括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经验和成就。近些年来，我国法学家为深化、丰富和更新法学基础理论内容和体系虽作了不少努力，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但由于牵涉的问题既深且广，难度太大。方法也不完全对路，而致成效并不理想，尚未有实质性的突破。所以，我国现有的法学基础理论仍然新度不够，深度不够，专门化不够，因而指导现实的功能也不够。
开展法哲学的研究，既可以给理论法学拓展其新领域，又可以为加深、更新法学基础理论提供可资利用的理论成果--从法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给它提供具体的哲学指导和奠定直接的哲学基础，同时还便于法学基础理论精简掉那些泛泛的一般性的哲学论述，而集中研究法本身的原理、原则和规律，也才能对部门法学和法律实践予以有力的指导和科学的概括、总结。这就可以从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推进理论法学。所以，开展法哲学的研究，既是哲学深化和发展的必然，又是理论法学改革的客观要求。
（三）开展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我们不仅应开展一般的法哲学研究，更主要的是要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研究--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来创造性地开展法哲学研究。这就不能停留于对西方法哲学的评介，也不能满足于对马克思、恩格斯法哲学思想的研习上，更不能满足于对哲学原理的简单套用（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是单纯的证明工具，也不是实例的总和，而是完整的、系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应着眼于创建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理论，即建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把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深化、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使之进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总结和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制的阶段。这是当代中国法学工作者以及哲学工作者的光荣任务。只有这样，才能把我国的法哲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使之从迄今为止的一般性宣传、倡导、评介、研习等工作的基础上发生质的飞跃和关键性突破。这是我国法哲学研究中最复杂、最艰巨和最困难的议题，但一定要为此而不懈努力。
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研究还关系到能否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法学的指导作用的问题，关系到能否把法学研究及政法实践真正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之上。
大量事实表明，我们远未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政法实践及法学研究紧密地、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政法工作中。如何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运用唯物辩证法，仍然是一个普遍的迫切问题。前些年大量的冤假错案也可以从忽视这个问题上找到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的原因。这就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并不是可以自发地发生的，除了主观上取决于人们的世界观和自觉努力的程度外，客观上就由于还缺少一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法学有机地、紧密地联结起来的重要学科作为桥梁和纽带。正是由于缺少了它，搞政法实际工作的同志总感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很吃力，理论和实际之间往往隔着很长一段距离，摆脱不了工作上的经验主义、事务主义。在法学教育中，教师和学生也都感到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同法学知识沟通起来很困难，这就既影响了对哲学原理的深刻理解，又妨碍着对法学知识的深入掌握。缺少它，还使我们在法学研究中站得不高，看得不远，缺乏理论的深度和广度，遇到问题只能就事论事，就法学谈法学，不能坚持法学的科学性和理论的彻底性，而且使法学工作者缺乏理论思维的素养，没有哲学上的高瞻远瞩。建国以来，我国法学理论的发展走了许多弯路，至今还没有完全摆脱"幼稚"、"落后"的状况，这些都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原因。
所以开展法哲学研究，特别是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的法哲学研究，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以及现实意义。当前，开展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促进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和法制建设的发展，而且还在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因为，正如随着自然科学的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都必然要改变其形式一样，随着社会科学和无产阶级革命及建设事业的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要不断地深化、严整化和体系化．例如，为了发展和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就很有必要从法哲学的高度来概括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经验，总结社会主义改革以及民主、法制和文明建设的成就和教训，研究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发展规律等。由于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是政法机构、设施及其思想观点，深刻地揭示它们的辩证发展规律，对于进一步揭示整个上层建筑的辩证发展规律无疑地具有重要意义。例如上层建筑中的各种物质性的设施同相应的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及其辩证发展规律，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这种关系在法学领域中又体现得最为明显和集中，如果通过法哲学的研究能予以揭明，就不仅会深化和丰富关于上层建筑的理论，还会为我们的机构建设、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提供新的理论依据，并可能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和发展展现出新的领域。
在此，还需要对"马克思主义法哲学"这一概念作出正确的理解和界定。所谓"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既不能仅归结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法哲学思想，当然也不能以各别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哲学来替代；它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并应为世界各国劳动群众、进步人类及其思想家们所掌握和实践且不断丰富和发展着的科学的法哲学理论体系，而我们创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正是为了丰富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理论宝库。因为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必须要体现到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生动的法制建设实践中，它的生命力也正在于随着这种实践的深化而不断深化、发展和完善。并且建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经验和成就，也必将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学理论及法律实践产生重要的形响；同时亦将影响世界各国的法哲学研究，丰富人类的法哲学思想宝库。
注释：
[1]m．p戈尔丁《法律哲学》前言，三联书店，1987年版。
[4]转引自沈宗灵同上书第10页。
[5]《不列颠百科全书》（1977年第15版）第10卷第714页，转引自沈宗灵同上书第5页。
[6]转引自张文显《当代西方法哲学》第1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7]转引自张文显《当代西方法哲学》弟2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8]转引自张乃根《西方法哲学史纲》"导论"第1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版．
[12]参见n·c雅维茨《法的一般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及C·C阿列克谢耶夫《法的一般理论》西南政法学院1984年印。
[13]该书77年第15版第10卷第14页，转引自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第6页。
[14]同注8。
[16]w·弗里特曼：《法律理论》，英国伦敦Stevens公司1967年版第3页，转引自沈宗灵同上书第8页。
[17]同上书第4页，转引自沈宗灵书第9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8页、第459和第460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5页。
[24]《马克恩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4页和第450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6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0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8页。
哲学基础研究篇7
中国封建社会是以皇权、仕、宗族为主体结构的社会，宗族是国家的基础。宗族又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土地依附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具有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管理、司法等功能，它的存在和发展对封建社会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能够保持亨廷顿所说的两千年来的超稳定结构，密码就在于两千年来中国基层宗族的稳定。中国封建社会在唐达到鼎盛后，十世纪宋朝以降，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一直走下坡路，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政权与基层宗族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联系被弱化，国家对宗族的控制能力不断下降。但儒家思想却日益强化、细化，转化为具体的道德准则，广泛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各个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社会的裂变进程。可以说，儒家思想正是基于维护宗族的稳定，进而维护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及地主阶级的经济统治地位，提出了父子、夫妇、兄弟之间关系的伦理准则，并由父子关系衍生出君臣关系，由兄弟关系衍生出朋友关系。这五伦成为儒家伦理思想调整的重要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新兴资产阶级为了把人们从神学的思想统治中解放出来，把农民从土地的依附关系中解脱出来，用竞争的方式把手工业者从手工作坊中解脱出来，获取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必需的劳动力，开始了文艺复兴，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这些思想是为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服务的。随着市场的发展，自由资本主义、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等思想也相继发展。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又有了发展的神器，那就是在新自由主义旗帜下的全球化，把资本主义推向全世界，把国内剥夺变成国家之间的剥夺。应该说，资产阶级思想的发展，是在不断探索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法性，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解释和说明。因此，哲学社会科学是有阶级性的，有意识形态属性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属性，它的阶级性与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是一致的。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核心是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是社会现象，在社会现象中所包含的各种社会关系中，核心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说到底，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是人自身的规律，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参加的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所有社会活动的规律。人是有需要的，有需要就有价值。哲学社会科学不仅研究规律，而且研究价值。关键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主体是谁，是少数人的还是多数人的。在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价值观就成为主流价值观；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就成为主流价值观；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大众的价值观就成为主流价值观。哲学社会科学提供的社会规范选择，是为少数人服务的还是为多数人服务的，主要决定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属性。有人说，哲学社会科学不是科学，原因是它除了逻辑学和经济学中的一部分外，没有像自然科学那样，通过严谨的逻辑和严密的计算得出结论。实际上，自然科学研究的是自然现象，研究的是关于真的知识和自然规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是社会现象，研究的是真的知识和社会规律。由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是以人为中心的，既研究形而上的道，又研究形而下的器，所以它的研究涵概了真善美，比自然科学的研究要更为复杂，也更具有科学价值。
一、全面重新审视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管理工作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是人，既研究规律，又研究价值。因此，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管理工作就要按照这样一种要求来规划、部署、改进。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管理与其说是一种管理，不如说是一种服务。如果说管理，只能是对研究项目、资金、成果等的管理。而服务，对象则是人，是服务主体与服务客体的一种互动过程。因此，以人为本是哲学社会科学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管理是一种导向，是一个指挥棒。当然，这种导向和指向作用要在服务中实现，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以科研项目和资金的投入来实现引导，一种是科研评价体系的引导。这种引导的对象，包括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科研中存在的几种倾向。脱离实际的倾向。这种倾向的主要表现是脱离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脱离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一主要矛盾，脱离我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现实。要么是一些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没有人深入研究，拿不出有针对性、实效性的对策。要么是一些理论研究从概念到概念，导致抽象的理论于实际无益，于学理发展无益。更有甚者，一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具体问题，有的学者不屑于研究，认为那不是学问。西方化倾向。用西方的经济社会发展理论来衡量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用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来衡量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用西方的文化发展理论来衡量中国的文化发展。理论是西方的，标准也是西方的。这种以西方为标准来剪切中国、复制中国的研究方法，于实际无益，反而有害。因为这种倾向有理有据，夸夸其谈，很有底气，很唬人，很容易误导人，搞乱人们的思想。但它的病根儿，就是严重脱离中国实际。功利化倾向。职称评定标准、工作量考核标准、高校排名指标等，都助长了这种倾向。这种功利化的倾向像速成鸡、速成猪一样，害处多多。一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在意文章的质量，只在意在什么刊物，发多少文章。不能坚持在一个方向深入挖井，而是不断地换地方挖井，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没有深入研究的愿望和兴趣，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搞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更有甚者，一些学者热衷于找路子，拉关系，跑项目，发文章，心浮气躁，污染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空气。个人主义倾向。一些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重大研究方向，需要组织力量，集体攻关。但长期以来，有的学者习惯于自己搞研究，或者带领学生、年轻老师研究，而不愿意、不善于开展横向合作、跨校合作、跨区域合作、跨学科合作。在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融合日益成为大趋势的情况下，这种倾向不利于研究资源的整合运用，也不利于学科梯队建设，影响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人文学科弱化的倾向。近些年来，由于对经济发展的重视，一些经济类学科成为所谓的“显学”，一些长线学科，如哲学、中文等学科，项目少、投入少，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大局中地位下降，成为弱势学科。这是一种极其不利于学科均衡发展的倾向。如果这种倾向长期持续下去，会导致一些人文学科优秀人才流失，学科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减弱，最终损害的是这些学科的长远发展，损害的是青年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
二、统筹兼顾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管理工作
做好哲学社会科学管理工作，需要综合考虑、统筹安排各种因素，把项目、资金、成果等管理好，同时还要发挥其引导作用，逐步把哲学社会科学科研工作引入健康发展轨道。坚持管理和服务并重。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管理工作坚持以人为本的必然要求。坚持在管理中服务，用严格的管理体现管理方向、管理原则、管理导向，在管理中倡导严谨的治学态度、治学理念和治学精神，这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最好服务。同时，要坚持在主动服务中强化管理，主动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交朋友，关心他们的科研情况，主动为他们解决科研工作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为他们做好科研工作创造良好环境，在密切交流、良性互动中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健康稳定发展。坚持数量评价与质量评价并重。应该说，各种各类科研成果量化考核评价体系，在推动科研工作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现实中确实存在量化考核导致学术研究的功利化倾向、脱离实际倾向的问题。因此，要在原有量化考核评价的基础上，改进存在问题的环节，建立科研考核质量评价体系，不仅要看科研成果的数量，还要看科研成果的质量，不仅要看科研成果在哪儿发表的，还要看科研成果的原创性、创新性，让考核在数量与质量、各学科平衡上达到平衡。要坚持学术民主，广泛征求科研工作者的意见和建议，听取他们的呼声，建立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科研工作评价体系。坚持个人研究与团队研究并重。学术研究需要思考和对话，思考可以由个人完成，而围绕一些重大的研究主题，开展对话，集思广益，整合力量集体攻关，是提高科研工作整体实力的有效办法。因此，要制定优惠科研政策，引导科研工作者树立合作意识，走出个人独自研究的模式，开展跨学科、跨学校、跨地区的合作，在一些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上，分工合作，集体攻关，在团队研究中提升研究质量，完善学科梯队建设，实现科研工作与人才培养工作的双赢。坚持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并重。基础理论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建设的重要战略任务。应用对策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社会民生改善的重要途径。二者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不可偏废。在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管理中，要坚持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并重，引导形成基础理论研究创新提升应用对策研究质量，应用对策研究反哺基础理论研究的共赢局面。要高度重视一些基础学科、人文学科的弱化倾向，从资金、项目、人才培养等方面，采取有效扶持措施，进一步加大基础理论研究力度。坚持吸收有益成果与坚持原始创新并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经济、加强法制建设、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我国总共进行了二十几年。在这个过程中，积极吸收国外特别是西方的有益研究成果，推动一些重大现实问题研究，是非常必要的。我国的经济总量已位列世界第二，但还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的主要矛盾，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果一味借鉴甚至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社科成果，难免会“水土不服”，也难以从根本上指导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对于我国来说，最管用、最有战略意义的研究，是立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创新理论研究。因此，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管理工作要积极引导科研工作者走出书本、走向实践，走出校园、走向社会，与基层干部群众交朋友，在吸收有益成果基础上，推动理论创新。
三、用科研管理工作引导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哲学基础研究篇8
【摘 要 题】理论纵横
【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w.Hegel，1770～1831）指出，“哲学认识本质”[1]。哲学历来是人们认识自然、社会和思维现象本质的思想武器。图书馆现象是一种社会现象，对图书馆现象本质的把握自然也离不开哲学思维。为了认识和把握图书馆现象的本质，我国图书馆学研究者们也进行了长期的图书馆哲学研究，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图书馆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高潮期，形成了一股持续的“图书馆哲学研究热”。本文就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状况的综合述评。
1 关于图书馆哲学研究的起源及其发展
是谁在什么时间第一个提出“图书馆哲学”这一命题，这是一个很难考证的问题。张广钦认为，“图书馆哲学”这一提法至迟在1934年就出现，其根据是丹顿（J.periam Danton）于1934年就著有《呼唤图书馆哲学》一文[2]。据台湾胡述兆先生在《印度图书馆学之父——阮冈纳赞》一文介绍，阮冈纳赞于20世纪30年代就著有《图书馆分类哲学》一文[3]。据台湾沈宝环教授《在“图书馆哲学”的竹篱外徘徊》一文介绍，英国的包得菲（a.Broadfield）于1949年著有《图书馆哲学》（a philosophy of Librarianship）一书[4]。这说明，图书馆哲学研究至少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
在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起源于何时，也是一个较难考证的问题。蒋永福认为，20世纪30年代杜定友等人的图书馆学思想中就包含有较明显的哲学思考的痕迹[5]。不过，从现在能查到的文献资料看，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我国还没有人明确提出“图书馆哲学”这一术语或提法。在我国大陆，1990年蒋永福在《黑龙江图书馆》发表《试论三种哲学形态的图书馆》一文[6]，其副标题是“图书馆哲学思考之一”，这可能是在大陆图书馆界最早提出“图书馆哲学”（library philosophy）一词的文献。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鼎盛期，在这一时期里，较早对图书馆现象作哲学思考的人有刘迅、刘烈、陈一阳、庄义逊等人。刘迅于1982年著有《论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的共同基础——关于波普尔世界3理论的思考》一文[7]；刘烈于1985年著有《论图书馆学的范畴体系》一文[8]，陈一阳于1985年著有《关于图书馆学的哲学思考》一文[9]，于1988年著有《关于图书馆学的范畴体系》一文[10]；庄义逊于1985年著有《图书馆学的哲学研究述评》一文[11]。另外，卿家康、詹新文于1987年译有J·H·谢拉的《图书馆哲学》一文[12]。在这一时期，台湾的图书馆哲学研究也蓬勃发展，高锦雪教授于1985年就著有《图书馆哲学之研究》一书。令人遗憾的是，在上述研究者中，除高锦雪外，其余研究者无一是以图书馆哲学为自己主要研究领域的，因此他们的上述著文也都是“偶发之作”，其研究广度和深度都很有限，而且他们各自的图书馆哲学研究也都未能继续下去。
到了20世纪90年代至今，我国的图书馆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主要有蒋永福、何长青、吕斌、周文骏、周庆山、胡先媛、张广钦、刘君、马恒通、李明华、郑全太、王梅等。在这一时期，台湾的图书馆哲学研究持续呈活跃状态，沈宝环、赖鼎铭、高锦雪、梁君卿、卢荷生等著名学者的研究已达到了较专深的境界，其中，赖鼎铭教授的《图书馆学的哲学》（1993年印行）一书可谓是视角极其独特的，不可多得的名著[13]。在大陆，蒋永福和郑全太是以图书馆哲学为主要研究领域的研究者，两人的研究成果也最丰，而其余的研究者们似乎仍属于“偶尔一发”之列。值得一提的是，蒋永福先生从1990年起致力于图书馆哲学研究，一直持续至今，是目前我国大陆图书馆哲学研究领域持续研究时间最长、研究成果最多的研究者，是该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应该说他为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
从上述可知，我国的图书馆哲学研究，其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正式起步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图书馆哲学”一词正式见诸有关文献。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发展时期，较之80年代的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研究队伍逐渐壮大起来，研究成果也达到了一定的数量，由此奠定了图书馆哲学研究在我国图书馆学领域中的显著地位。
2 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概念及其内涵
何长青认为，“图书馆哲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图书馆现象领域的一般（或本质）规律的科学，是指导图书馆学应用研究和图书馆实践的基础理论和思想方法论”[14]。
张广钦认为，“图书馆哲学是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层面上展开评论的理性之学”，“图书馆哲学并不是很高深的玄学，而是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者对待‘图书馆’的态度、理论表现形式”[15]。
周文骏指出，“图书馆哲学是关于图书馆本质规律和方法论的学科。它一方面是图书馆实践和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总结、提炼和升华，另一方面也是哲学原理在图书馆领域的应用。所以可将其视为介于哲学和图书馆学之间的一个学科或者一个层次”[16]。
黄宗忠认为，图书馆哲学也就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在本质上是一回事[17]。
周庆山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学理论基础。他在《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思考》一文中指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是一种比图书馆学大而又能指导图书馆学的理论，事实上这里指的便是图书馆哲学”[18]。
吕斌和李国秋认为，“图书馆哲学”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图书馆事业的宗旨和目标，第二层含义是指图书馆学领域的基本理论问题，第三层含义是指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涉及到的哲学问题[19]。
蒋永福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人深思图书馆现象时获得的一种思维深处的感悟与理解[20]。他在《图书馆哲学是什么》一文中又指出，“图书馆哲学就是专门揭示和解释图书馆现象本质的部门哲学”，“图书馆哲学是一种高屋建瓴式地把握图书馆现象本质的综合思维方式”，“所谓图书馆哲学，就是对图书馆现象的哲学关怀。这种哲学关怀，体现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高度融合”[21]。
胡先嫒在《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研究述评》一文中指出，“图书馆哲学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理应用于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活动的一般原理和方法。它既要受到哲学的雨露浸润，又要取得图书馆实践的支撑，它处于哲学和思想学的中间层，研究的是图书馆活动及这一社会现象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探求的是图书馆学的一般原理和方法，并将哲学思想体现在图书馆学研究中”[22]。
李明华指出，“图书馆哲学是对图书馆实践、对图书馆的认识，对图书馆精神与图书馆文化的高度提炼与升华，研究图书馆哲学实际上是对图书馆实践活动和图书馆学理论成果作出高度的抽象和系统的概括”[23]。
刘君、易长芸认为，“图书馆哲学是以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提出的各种哲学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学科”[24]。
郑全太和孙淑文在《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学的关系研究》一文中指出，“图书馆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图书馆价值观和图书馆学方法论”[25]。郑全太和石友荣在《试论作为实践哲学的图书馆哲学》一文中又指出，“图书馆哲学是关于流变不息的图书馆实践的价值和意义的深刻理解、感悟和诠释”[26]。
另外，马恒通还专门著文论述了“图书馆学哲学”（philosophy of library science）问题。他指出，“图书馆学哲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图书馆学发展规律的科学，是指导图书馆学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和方法论”[27]。刘君和易长芸认为，“与图书馆哲学相反，‘图书馆学的哲学’强调的是哲学理论在图书馆领域的应用。……与图书馆哲学不同，图书馆学的哲学的出发点是哲学，落脚点是图书馆和图书馆学”[28]。
由上述可知，目前人们对“图书馆哲学”概念的内涵的认识还很不一致。这说明图书馆哲学研究目前尚处于“前科学”阶段，还很不成熟。不过，从上述诸说法中我们还是能够梳理出一些异中之同的看法：（1）图书馆哲学是对图书馆现象进行哲学思维的产物；（2）图书馆哲学研究探讨的是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中的本质问题，或者说，图书馆哲学是人们对图书馆现象的深层理解、感悟和诠释；（3）图书馆哲学是一种理论思维方式，是一种价值观和方法论。
3 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性质、任务和意义
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性质，何长青认为，“图书馆哲学既是这些范畴的一门具体应用哲学或部门哲学学科，又是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学科”[29]。张广钦认为，“图书馆哲学并不是哲学的分支学科，而是具有浓烈图书馆学个性特征的图书馆学分支学科的内容，是研究图书馆学高级理论形态的图书馆学研究方向”[30]。蒋永福指出，“图书馆哲学就是专门揭示和解释图书馆现象本质的部门哲学”，“图书馆哲学实质上就是人们对图书馆现象所进行的反思性关怀，因而也可称之为图书馆科学的‘元理论’，……（它）试图从整体上把握图书馆现象的本质，而一般不涉及或不直接描述图书馆现象中的个别环节或过程，具有明显的理论性、抽象性和思辩性”[31]。郑全太认为，图书馆哲学属于具体的经验科学，属于图书馆理论思维科学[32]；图书馆哲学是一种精神科学，它在本质上具有实践哲学的性质[33]；图书馆哲学是一种人文科学，所以它不可能达到自然科学理论那样的客观性、确定性和可验证性[34]。王梅和李芸在《论图书馆哲学的人文内涵》一文中批评当前的图书馆哲学研究缺乏人文内涵，指出：“图书馆哲学，首先我们肯定一点的是，它是人学，图书馆学与哲学的关系本质上的联系，是人文的相通，那么，图书馆哲学就不应该在人文的竹篱外徘徊”[35]。其实，蒋永福早在1991年就批评过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中缺乏人性的问题，并呼吁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中的人性的复归[36]。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目前人们对图书馆哲学性质的认识还有一些分歧，如图书馆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还是两者皆是？再如，有的学者认为图书馆哲学是一种经验科学、应用科学、实践哲学，而有的学者又认为图书馆哲学是理论科学、思辩科学，这两种看法相矛盾吗？等等。这些问题只能在以后的研究中予以澄清。
关于图书馆哲学的任务或目的，张广钦认为，“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树立人文主义的图书馆学精神”[37]。蒋永福认为，“‘我是谁’，亦即图书馆现象的本质是什么？这是图书馆哲学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38]。周庆山也指出，“透过图书馆具体机构认识图书馆现象的本质，这正是图书馆哲学追求的目标”[39]。郑全太从“图书馆哲学在本质上是实践哲学”这一立论角度认为，图书馆哲学“所要解决的是来自图书馆实践中的有关什么是图书馆、图书馆的价值，什么是图书馆精神的问题”[40]，“图书馆哲学作为实践哲学是以图书馆智慧（或称图书馆精神）为知识目标的”[41]。刘君和易长芸从哲学的功能推断图书馆哲学的任务“就是通过图书馆学与哲学的结合，充分发挥两门学科优势，通过对图书馆问题的哲学研究，揭示出对图书馆发展的规律性认识”[42]。周文骏教授也指出，“图书馆事业建设中的种种问题，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和规律没有正确地把握。而这种正确把握正是图书馆哲学的任务”[43]。可见，人们对图书馆哲学的任务或目的的看法较为一致，即图书馆哲学追寻的是图书馆现象中的本质问题。
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意义，周庆山指出，“图书馆哲学是一种科学精神、职业理想和学术境界，是我们不懈追求的目标”，“图书馆员忽视理念和思想而偏倚于实务和技术，是与他们对图书馆认识上的机构化、实体化及操作具体化有一定关系的。这正是图书馆哲学对于他们的重要意义所在，即它可以让图书馆员充分意识到其工作的意义、目标、原则、合理性和整体价值取向”[44]。张广钦指出，图书馆哲学研究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助于提高图书馆学的学科地位，增强图书馆学理论的解释力；二是有助于增强图书馆人的理论观念[45]。郑全太和石友荣认为，图书馆哲学的功能价值在于用“图书馆智慧”指导图书馆实践，他们指出，“图书馆哲学并不是提供可操作性的技能和方法，从而在图书馆实践中直接应用，它要摆脱具体的事实和眼前的功利，与现实隔开一段距离，从而能够超越现实，以敏锐的理性的眼光去洞察、透视图书馆实践，对图书馆实践进行哲学的判断，以它的理性的洞察力和规定性，形成对图书馆实践及其与人生实践、社会实践的关系的图书馆智慧，真正地用智慧参与到图书馆实践中去”[46]。可以看出，目前人们对图书馆哲学的意义的认识大同小异，可以概括为：图书馆哲学是观察图书馆现象的智慧之学，它能够为人们提供观察图书馆现象的理论视野、价值观和方法论，能够为图书馆实践提供哲学指导。
4 关于图书馆哲学的范畴体系和内容结构
4.1 关于图书馆哲学的范畴体系
作为一种哲学层次的理论思维，图书馆哲学必须指导图书馆学建立自己的逻辑范畴体系。建立一种理论的逻辑范畴体系，主要是确定该理论的逻辑起点、逻辑中介和逻辑终点。刘烈以“图书馆”为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并循着“图书馆——图书馆的矛盾——图书馆的规律”这样的逻辑顺序阐述了图书馆学的范畴体系[47]。陈一阳认为，图书馆在本质上是“固化信息中心”，于是他以“固化信息”为逻辑起点，演绎出图书馆学的10个基本范畴，依次是“固化信息”、“存储”、“分类”、“目录”、“资料”、“情报”、“检索”、“读者”、“图书馆员”、“图书馆”[48]。何长青则以“文献”为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认为“文献”是图书馆现象领域最简单、最抽象的元素形式，它包含着图书馆现象领域中的一切“矛盾胚芽”[49]。蒋永福一开始也认为“文献”是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50]，后来他经过进一步的深思熟虑，改变了自己的这一观点，他根据“文献的实质是客观知识的载体”这一论断，认为“客观知识是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知识组织是图书馆学的逻辑中介，人是图书馆学的逻辑终点”[51]。从现在能查到的文献资料看，蒋永福可以说是在我国图书馆学界第一个完整地提出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逻辑中介和逻辑终点的学者。因为在这之前人们讨论的范围局限在逻辑起点问题上，而基本没有涉及逻辑中介和逻辑终点问题。而且，他的“客观知识论”观点正符合当前图书情报学“知识化”的趋势。相反，目前主张“图书馆论”和“文献论”的人似乎越来越少。
4.2 关于图书馆哲学的内容结构
周文骏教授在1996年指出，“我国至今还没有建成图书馆哲学的内容体系”[52]。正因如此，目前关于图书馆哲学的内容结构的讨论分歧也最大。台湾的高锦雪在《图书馆哲学之研究》一文中指出，“图书馆哲学之研究，应自图书馆史与图书馆思想史双方面着手”，她对自己著作的内容体系作了如下安排[53]：“图书馆的本质与功能之哲学观”、“图书馆教育之哲学观”、“图书馆选择之哲学观”、“分类与建筑之哲学观”、“参考服务之哲学观”。何长青设计的图书馆哲学研究内容包括三方面[54]：（1）图书馆规律。包括图书馆现象的社会本质及功能、图书馆现象的内在运行机制及其矛盾关系。（2）图书馆认识规律。包括图书馆认识方法，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与图书馆实践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的继承、发展与创新、变革的矛盾运动。（3）图书馆指导规律。即研究指导图书馆实践的各种辩证法问题。吕斌和李国秋则从图书馆哲学的本体论、图书馆哲学的认识论和图书馆哲学的方法论三方面展开了他们的研究内容[55]。张广钦根据图书馆学理论主要涉及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事业发展理论和图书馆各项业务工作理论，认为图书馆哲学的内容体系可划分为图书馆学哲学、图书馆事业哲学和图书馆业务哲学3个方面[56]。关于图书馆学哲学的研究内容，马恒通认为主要包括三方面[57]：图书馆学发展规律、图书馆学研究规律和图书馆学的理论价值观。从以上关于图书馆哲学内容的界定中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对图书馆哲学的研究内容如何界定问题持有各自不同的看法。所以，如何科学界定图书馆哲学的研究内容及其体系，将是今后图书馆哲学研究首先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不过，在图书馆哲学研究内容及其体系整体确定之前（这将是一个漫长过程），对图书馆哲学的某些局部或个别问题进行哲学意义上的研究是极其必要的。其实，一些学者早就做了这方面努力，如郑全太著有《略论图书馆评价的哲学范畴》、《图书馆学研究体系的哲学探析》等文[58～59]，武三琳、金高尚著有《关于图书馆引入管理心理学的哲学思考》一文[60]，李明杰著有《关于图书馆学方法论的哲学思考》一文[61]，陈思玲著有《哲学范畴的图书馆价值论》一文[62]，刘君君、周进良著有《关于读者管理的哲学思考》一文[63]，等等。
5 关于图书馆哲学的几个关系范畴
5.1 关于哲学与图书馆哲学
图书馆哲学固然是哲学与图书馆学结合的产物。把图书馆哲学视为哲学体系中的一个部门哲学或专业哲学，应该说是无可置疑的事情。但有的人只把图书馆哲学视为哲学原理、方法在图书馆学中的移植和应用，从而称图书馆哲学只是一种应用哲学，则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认识。这里，他们没有认识到部门哲学、专业哲学和应用哲学的区别。部门哲学、专业哲学是对某一部门或专业领域问题进行哲学思维而产生的一种哲学门类，而应用哲学则是哲学原理、方法在某一领域中应用而产生的一种哲学门类。可见，部门哲学、专业哲学和应用哲学是依据不同分类标准产生的哲学门类。图书馆哲学既是人们对图书馆现象进行哲学思维而产生的哲学门类，又是哲学原理和方法在图书馆学领域中应用而产生的哲学门类。所以图书馆哲学既是一种部门哲学或专业哲学，又是一种应用哲学。
5.2 关于“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学哲学”
“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学哲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它们都是哲学与图书馆学结合的产物。哲学和图书馆学的结合有两个方向：一是“哲学图书馆学”，即哲学原理和方法在图书馆学中的应用；二是“图书馆学哲学”，即对图书馆现象进行哲学思维。前一个方向形成的是“图书馆学哲学”，后一个方向形成的是“图书馆哲学”。也就是说，图书馆学哲学是以“图书馆学”（理论）为对象，而图书馆哲学则以“图书馆现象”为对象。而所谓“图书馆现象”又可包含实践和理论两个维度，所以广义的“图书馆哲学”可包含“图书馆学哲学”。狭义的“图书馆哲学”是指抽掉“图书馆学哲学”内容的剩余部分内容。目前，在理论界存在混淆或不区分“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学哲学”的现象，应引起注意。本文在上面介绍了图书馆学哲学的研究情况，就是从广义的“图书馆哲学”角度考虑的。
5.3 关于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
有的人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两者在涵义上是相同的。从两者的产生时间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肯定先于图书馆哲学研究，如果两者在涵义上相同，那么图书馆哲学研究就可说成是一种重复的或多余的研究。显然，现在的事实不是这样。我们知道，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属于理论图书馆学范畴，而理论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的研究成果都是图书馆哲学的“研究资料”。也就是说，图书馆哲学的研究范围要比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宽泛，层次也高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是对图书馆实践的一般性理论概括和总结，而图书馆哲学是对图书馆实践和理论两个维度进行哲学意义上的抽象和批判的产物。
5.4 关于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学理论基础
有的人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学理论基础。这种判断恐怕很难被大多数人们所认同。到目前为止，关于图书馆学理论基础问题众说纷纭，远没有达成共识。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那就是，能够成为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理论肯定是图书馆学之外的某一种或某几种理论（如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因此，如果把图书馆哲学当做图书馆学理论基础，就等于把图书馆哲学认定为图书馆学之外的一种理论。显然，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图书馆哲学当做图书馆学之外的一种理论。那么，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学理论基础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目前很难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看来这一问题也是以后图书馆哲学研究首先且必须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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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30，37，45，56 张广钦.试论图书馆的哲学内涵.图书情报工作，2000（5）
3 胡述兆.印度图书馆学之父——阮冈纳赞.台湾：图书与资讯学刊，1996（8）
哲学基础研究篇9
法哲学,即法律哲学(philosophyofLaworLegalphilosophy),是从哲学的角度和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和思考法学问题的一种综合学科。它既是应用哲学(或部门哲学)的一个门类;又是理论法学的一个分科。因而也还带有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性质.在人类法律文化史上,它既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古老而恒久的传统--在西方国家,人们研究法哲学的兴趣一直未曾衰减,特别是"近二十年来,法律哲学在英语世界里经历了一次可观的勃兴"[1];而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它又是一门需要大力发掘、倡导和建树的新兴学科,甚至有人称它还是一片尚待开垦的"处女地",很多问题和内容都有待进一步明确。因此,在法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中,恐怕再没有一门比法哲学的概念、对象和性质更容易产生歧异和争论,同时也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浓烈兴趣的学科了。而要顺利地开展法哲学的研究;首先就必须廓清法哲学的概念、对象和性质。为此,本文特在介绍有关观点和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一些论述和答辩,以求能澄清这一复杂问题。若笔者的见解有所差误,则权当作为引出百家争鸣的引玉之砖。
一、法哲学概念、对象和性质的歧异性
(-)西方法学界对法哲学概念、对象和性研的两种解说
在西方法学史上,法哲学这一概念历来多所歧义,因而对它的对象和性质的理解和解释也殊有不同,然而只要我们仔细分辨就不难发现,西方法学家基本上是沿着两个方向来解释和研究法哲学的。
第一,认为它是研究法律的最一般的理论问题,即研究法律的普遍性,而与研究法律的特殊性的其他诸法学部门有所不同,并因此主张它是哲学的一个分科。如意大利法学家德尔·韦基奥认为;"法律哲学是哲学的一部分,或准确地说,是实践哲学的一部分。对法律的普遍意义的研究构成法律哲学的对象,然而也应注意,对法律也可以就其特殊性来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就成了法律科学或狭义的法学对象。"[2]德国《布洛克豪斯百科全书》称:"法律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科,它以一定的方式,有系统地从事研究法律和法学的一般原理(意义和目的,起源和效力)。"[3]德国法学家拉德勃鲁赫也认为,"法律哲学是哲学的一部分,所以,首先必不可少的是阐明法律哲学的总的哲学设想","法律哲学"的特征是研究法律文化的价值,"法律科学"的特征是研究法律文化的事实。[4]
第二,认为法哲学也即是法的基本理论或一般原理,是法学的一个分支,所以也叫法理学;或者可把法哲学作为法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法理学也就包含了法哲学,因此不存在独立的法哲学,这是约翰.奥斯丁以来许多西方法学家所持的观点。特别是在英语国家中,这种观点更带有普遍性。我们仅引最具有代表性的《不列颠百科全书》所称:"法律哲学就是系统阐述法律的概念和理论,以帮助理解法律的性质,法律权力的根源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在英语国家里,Jurisprudence(法理学)一词常被用作法律哲学的同义词,并且总是用以概括法学领域的分支学科的。"[5]
由此可见,法哲学历来有两种基本含义:一是狭义,即指的对法的最一般理论问题的哲理性思考,或者说,是人们观察法、思考法所持有的一些最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即一定社会人们的法学世界观的理论表述。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本来意义或严格意义上的法哲学概念。笔者赞同这种观点。二是广义,即凡是涉及到法的基本理论或一般原理,都可以归属于法哲学,也即是现在西方所称的法理学的内容。所以,这种广义的法哲学不仅指人们的法学世界观,它可以囊括各法学流派或重要法学家学说中的基本内容,这是其对象和内容已经过泛化了的法哲学。从以上两种不同理解似乎呈现出这样的分野:英美法系的法学家较多地倾向于法哲学即法理学,美国综合法学(或统一法理学)的代表人仅博登海默的一本名着就叫做《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大陆法系的法学家较多地倾向于法哲学不同于法理学。受实证主义特别是分析法学派影响较深的法学家倾向于法哲学即法理学;受哲理法学派影响较重的则倾向于法哲学不同于法理学。持前述第一种理解的主张法哲学是哲学的一个部门,持前述第二种理解的则主张法哲学是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当然这种分野并不是也不可能是绝对的。例如英国《哲学百科全书》就主张"法哲学是关于法律的普遍本质的思考"。它所关心的不是法律的知识(knowledge)。而是法律的思想(thought)。[6]《牛津法律指南》也认为:法哲学是"从哲学的观点,或通过把哲学适用于法律问题,来研究法律的……法哲学必然同社会哲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互相联系和部分重合"。[7]美国着名法哲学家波拉克也认为:"法哲学就是从哲学角度研究法在指导人们正确生活方面的作用。"[8]"与此同时,大陆法系的法学家也还有持法哲学即法理学观点的。这种学说观点上的彼此交叉、渗透是经常发生的。至于国际法理学和法哲学学会会刊《法律和哲学》指出:法哲学意味着对法律进行的具有法律知识内容的哲学思考,或者说是根据哲学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的法律分析。[9]显然是支持了第一种主张。
(二)前苏联法学界
对法哲学的理解前苏联法学界大体上也倾向于上述第二种理解,而且认为法哲学的外延涵盖了法学原理、法社会学等。《苏联大百科全书》称:"法哲学即法律哲学,是资产阶级法学的一个分科,它的任务是研究国家和法律的一般规律。在资产阶级法学界,只有某些代表人物使用这个名称,大多数法学家更喜欢用另外一些名称,如:法学原理、法社会学、法律百科等。"并举例说,俄国法学家谢尔森涅维奇,就把自己的着作《法律一般原理》看着是法哲学的理论部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俄国大学教学提纲中,则把关于国家和法的一般科学称作"法律百科",而把关于政治和法学观点的历史称作"法哲学史"。由此可得出如下印象:
第一,以往的苏联法学界对法哲学带有一种贬意和否定的态度,认为它乃是资产阶级法学的分科,其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是不足取的,所以《苏联大百科全书》引恩格斯的话评价说:"法哲学各派代表的显着特点是,他们想给法律概括地下个定义,不考虑具体的社会关系,而用逻辑抽象的办法来研究法律。'在这里,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等,也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指出的现实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译本1972年版第4卷第242页)"[10]前苏联法学界对法哲学的这种否定态度,也一直影响着建国以后的我国法学界,直到80年代初出版的一本有影响的《法学词典》中还坚持认为,法哲学是"剥削阶级法学家用唯心主义哲学的方法抽象地研究法的一般问题的思想学说"。[11]
第二,因此,前苏联法学界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就认为,法的一般原理,或国家与法的一般原理,是可以和法哲学相替代的。也就是说,如果需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法哲学,那么它就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关于法的一般原理,或关于国家与法的一般原理之中,因此没有必要另外单独存在一门法哲学学科。所以十月革命以后,直到50年代就理论法学而言,前苏联(以及后来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就只存在"国家和法的理论",60年代以后,前苏联的理论法学在与国家学说分化开后便逐渐转向了以"法的一般理论"的方式存在--它是一个包容量和涵盖面极广的理论领域,包括了法哲学、法社会学、法律实证论(或专门法学理论)三方面的内容和特征,在理论结构上是三者的统一体。[12]这种情况也一直影响着建国以来我国的理论法学,开始是完全模仿甚至照搬前苏联的"国家和法的理论",80年代以后在理论法学领域独领的也只是"法学基础理论"(虽然也有人提出了要用法哲学、法社会学、比较法学等来丰富理论法学,但都远未达到法学基础理论的显赫地位),但我们的"法学基础理论"并没有前苏联的"法的一般理论"所具有的作为法哲学、法社会学和专门法理论之统一的特点,而主要还是专门法的理论,或者可称为法学原理,它显然是与法哲学有很大差别的。
第三,前苏联法学界在早期实际上是认为,法哲学的外延大于法学原理或法律一般原理;后来他们又主张法的一般原理的外延大于法哲学即包括了法哲学。前者是指资产阶级的法哲学,法律一般原理不过是它的理论部分;后者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法的一般理论,法哲学即存在于或包含于这种法的一般理论之中。
(三)我国法学界对法哲学的态度
正是由于上述情况,所以建国以后直到80年代以前,我国法学界对法哲学也是持贬意和否定的态度,认为它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东西,并且认为它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批判、否定过了的。只是到了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和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法哲学这个法学研究的才被打破了,倡导应当开展法哲学研究的文章陆续发表,介绍现代西方法哲学以及宣传、介绍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着作、译作、读物也相继问世,而且在对社会主义法学体系的研究和讨论中,不少学者都明确主张把法哲学作为理论法学的一个重要部门和领域。然而对法哲学的概念、对象和性质的理解也始终存在着分歧,大体上也相应地存在着国外法学界的那两种不同的理解。因此对需不需要把法哲学从法学基础理论或法理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始终存在着争论。只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法学界一些学者力求从哲学和法学本身所固有的内在联系上来探讨和论证法哲学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以图通过对法哲学的研究和发展,来寻找和巩固哲学和法学这两大知识学科及其实践领域之间的联结点和结合部,从而使哲学和法学都得到双向的深化和发展。因而对法哲学的概念、对象和性质的理解均持辩证统一说,即认为法哲学既是哲学的一个部门,又是法学的一个分科,可以亦此亦彼,具有跨学科即综合学科、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的性质;因而从不同的理论层次及研究方法的特点和着眼点之不同来看,法哲学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领域,而从所依据的事实和材料而言,又同现有的法学基础理论以及一些部门法的基本理论有所交叉和重迭(决不等同,而有方法、角度、视野和理论层次归属的不同)。所以我国法学界不少法学家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法哲学不同于法学基础理论或法理学(狭义),因而主张并正致力于建立一门独立的法哲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二、法哲学固有其特定的对象和性质
(-)法哲学概念、对象和性质的界定
基于以上的情况,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法哲学的概念、对象和性质作出如下的理解和界说。
法哲学是从哲学的角度和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法律理论和实践问题的一门学科,它以法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研究对象,是介于哲学和法学之间并兼具二者属性的一种综合性、交叉性和边缘性学科。
法哲学所研究的应该是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中的哲学问题--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的问题,或者说,它是对法的一般问题的哲学反思,是对法学理论的再抽象、再概括,是对法律实践的哲学分析和总结。简言之,是关于一定社会人们的法学世界观的理论体系。
而马克思主义法哲学除具有以上特点外,尤其是要以法学唯物论和法学辩证法为自己的研究重点,以揭示每一特定历史阶段人类法律文化之最深刻本质和最普遍的发展规律为己任,从而组成自己的内容和体系。所以在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看来,法学领域中的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统一,是法哲学思想发展变化的基本线索。
法哲学同法学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即法哲学是研究法律特殊性中包含的一般性哲学问题,而包括法学基础理论在内的各门法学则是在法哲学一般原理的指导下研究特殊性的法律规律,所以法学基础理论要运用法哲学的成果,而法哲学又必须以法学和政法实践作为其事实和材料的源泉和基础。
而法哲学相对于普通哲学例如历史唯物主义又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即它不是一般地研究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及其相互关系,而是具体地研究根源于经济基础的法律现象、思想和理论的辩证发展规律,揭示法本身以及同其他社会要素之间的矛盾运动,从其中提炼和总结出法学唯物论和法学辩证法的范畴、原理、原则和规律,以指导政法实践和法学研究。
按照同志关于科学门类的区分应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的理论,法哲学研究对象的特殊的矛盾性就在于:它既是法学特殊性之上的一般,又是普通哲学一般性之下的特殊,是这种一般和特殊的辩证统一,因而成为哲学和法学的联接点和结
合部。它的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象美学、自然辩证法以及当前哲学改革中竞相出现的各种应用哲学,在当代科学发展一体化趋势中不断涌现的一系列综合学科、边缘学科一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至于法哲学的性质和归宿,既可把它作为应用哲学的一个部门,又可把它作为理论法学的一个分科,现今许多综合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在学科归属性问题上都具有这种"亦此亦彼"的特点,这正是法哲学对象特殊矛盾性所决定的,也是对于那种习惯于非此即彼的思想方法的一种挑战。
这里需要说明两点:
第一,固然现有的法学基础理论相对于法哲学是特殊,相对于其他具体的部门法学又是一般,但这种"一般"乃是从各部门法学抽取出来的"一般",它无论再抽象、再概括,也未达到法哲学的"一般"高度。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法学基础理论同法哲学之间既有同中之异,又有异中之同。异中之同是指它们都以法的某种普遍性为研究对象,同中之异是指这种普遍性又有程度的差别以及角度的不同。即前者是从法学的角度研究这种普遍性,后者是从哲学的角度研究这种普遍性,这乃是两个不同的理论层次,不能互相取代,因而是两门相对独立的理论法学学科。这就象一般文艺理论同美学、自然科学基础理论同自然辩证法是相对独立的、不同层次的学科一样。
第二,固然普通哲学和法哲学所研究的都是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普通哲学所研究的是人们在所有社会活动和实践中的一般世界观和方法论;法哲学所研究的是法学家和法律工作者在法学理论研究和法律实践活动中所持有的法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二者也不能互相取代和混同,因而也属于相对独立的两门哲学学科。正如《不列颠百科全书》阐明的那样:"就法律哲学和一般哲学具有某种必然联系或一致性而论,'法律哲学'这一用语可能引起误解";"只有将这里所称的'哲学'从它的最非专业性的和最广义的意义来解释,法律哲学这一名称才不是用词不当"[13]
所以法哲学既离不开法学,但又超越了法学,高于法学;法哲学既是哲学,但又不是普通哲学,而是关于法的哲学。
由此可见,把握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联系、区别及转化),是正确理解法哲学对象问题的关键,也是全面认识法哲学同哲学及法学的关系的关键.
哲学基础研究篇10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自我意识；中国化建构
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已经具有了较为悠久的发展历史，而在当代对其所开展的研究中，则往往会存在着一种疑问，即中国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属于中国的哲学还是中国的西方哲学。对于这种归类的问题，在近年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产生了一定的争论。对于该问题来说，其在本质上就是其作为一种哲学形态是否合法的问题，换一个角度来说就是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独立传统的问题。而要想对该类问题进行良好的解决，就需要我们能够对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意识以及中国化建构进行一定的研究与分析。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自我意识
之所以近年来存在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现代西方哲学归类的问题，其源头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哲学两者间在文化所没有真正的形成一体化情况，即存在着一定的疏离感。而要想能够对这种疏离感进行消除，就只能够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本土文化建构，而在这种自我艺术方面，其所具有的中国化建构也是由多种要素共同构成的。
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哲学精神就是能够在对现实世界进行改造的过程中更好地体现出人文的关切情况，对此，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所具有的生命力就在于需要能够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以及时代改革的需要进行逐渐的适应，以此为我国特色主义实践提供更为直接的理论论证以及力量支持，或者为其贡献属于自身的批判性反思，以此保证这种探索能够始终处于合格、健康的科学发展发展轨道。同时，马克思主义所具有哲学也因其所具有的时代精华以及宽广的胸怀，并以实际的话语权以及精神感染力对人类未来的前进方向以及社会发展实现了引领工作。而当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流、革命洪流已经成为历史时，马克思主义也会以革命的方式对世界历史的前进理论提供动力，也必须能够以具体实践形式以及社会发展在联系现实的情况作出适当的调整，而这种调整正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转变的现实方式。此外，如果我们说无产阶级革命是根据世界同一性作为历史基础，那么对于国家的建设则是不同国家在其实践差异性、不平衡性以及具体性基础上发展所具有的重要基础与主题。
在生产力方面，如果我们认为社会的生产力发展与解放是我国建设与革命的共同落脚点，那么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该基础上从革命到建设所发生的转变，是合乎该哲学同新时代要求、以及自身逻辑的发展方向的，这种转变方式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国家对该哲学进行发展、创新的新的目标与发展方向，是对该精神实质进行集成与创新的重要举措。同时，这种努力方向同西方将马克思主义定位在资本主义文化批判的角度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这种方式很难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逻辑转变为纯粹的文化逻辑。对此，中国化则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在现今阶段中在我国发展的时代精神，同时也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所具有的核心意识。
从这个角度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必须应当以中国化作为其基本立场以及发展方向，因为这将代表着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对时代精神的合理、科学把握，而任何同我国发展主旨产生偏离的文化再造以及象征搭设其在现实中都是毫无积极意义的。而这种现象的存在则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识在中国自我放逐以及意识旁落的缺失体现，其根本特征同我国社会主义现实以及文化传统之间的联系都存在着较大的距离。由此则可以看到，通过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自我意识的深入反思，并将其更好的纳入到我国未来发展的轨道之上，不仅仅是我国现实以及时展的需要，也是现今哲学界必须解决的一种自我批判意识。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自我意识的构建
在我国，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意识研究也是存在的，一部分学者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研究。但是，之所以没有获得较好的效果，则因为存在着以下问题：第一，我国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总体上没有形成一种规模以及统一的立场；第二，部分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否定的认识，或者虽然认为其具有着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重要性以及意义层面还没有产生正确的认识，或者是根本没有产生研究的兴趣；第三，马克思主义主义哲学在中国化研究的自我意识方面还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如对于中国化的研究内涵、路径以及地位在认识与理解的程度方面需要进行提高，或者在中国化的研究意识上经常受到西方文化以及哲学研究理论的牵制与影响等，进而使其不能够在自身方面产生具有深度的学术研究。这部分情况的存在，则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虽然在我国已经具有了十余年的研究历史，但所获得的成果也依然处于部分基础性、前提性问题的研究上，真正能够对学科意义进行代表、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非常少见。也正是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则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自我意识研究的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我们能够对其进行反复研究与反思的问题，需要我们能够通过该种意识所呈现出的表象来到其内部进行更为科学、合理的建构。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试图着手：
（一）需要在严格立足我国现实的情况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文本进行解读，保证文本能够同我国现实情况、文化情况以及实践情况保持直接的联系，并始终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基础性以及前提性问题进行研究。随着我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使得领域中目前对马克思主义文本已经具有着很多种解读的方式，且不同的解读方式都具有着其所独特的合理性以及研究立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则需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真正的能够对世界进行改造的完整精神，而当我们在对其进行解读时也需要能够首先保证研究路径的合理性以及有效性，并保证其能够从我国民族特色社会主义时间出发，在对现实情况保持联系、作为立足点的基础上对问题进行解读，以此将我国所特有的历史逻辑以及现实情况能够同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真正的形成具有辩证性质的联系，尽可能的在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本形象进行再现的基础上对其所具有的当代价值进行体现，进而能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间所具有的运动规律、历史方位、目标取向以及内外关系等进行体现，在此基础上对其所具有的进步性以及合法性进行论证。可以说，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如果脱离了我国的既有现实，是不可能真正、明确的对我国问题意识进行体现的，很可能最终将研究形成为在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失去了我们研究的根本目的。
（二）在研究的过程中，需要我们能够切实、自觉的将我国的传统文化同哲学进行相互的比较，并最终在发现两者共同点的同时能够将两者更好地融为一体。通过这种方式，则能够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是在实质方面还是哲学的形式方面都能够具有属于中国文化的内涵与风格，并以此在形成文化归属、思维习惯等方面融合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可能存在的文化隔阂进行消除。对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要想使其在我国具有更好的作用，就需要通过我国所特有的语言进行描述，并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完全本土化，进而使其成为我国未来文化以及转型的重要构成。而要想达到此种要求，就需要能够保证能够对两种文化所具有的隔阂进行突破，保证其不存在先进或者落后的区别，以此实现其同我国哲学的视域融合。
（三）在研究的过程中，需要保证以中国为立场、基点，并以历史维度的角度对人类社会以及当今世界的现实问题进行审视，以马克思主义为实践，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的图景进行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当然地是以当今世界历史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为人类历史背景的，是立足于在世界社会主义总体处于低潮和劣势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性实践成功的历史性拓展和深化，以中国为谋世界和平与发展、探索现实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切合实际地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世界历史意义和理论世界性发展的新的可能性。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虽然也是其民族化的发展必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虽然是中华民族为实现自身发展的现实目标，但她值得信赖的历史性成就和未来的可期待的美好前景都是需要我们继续探索的。
在上文中，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自我意识及其中国化建构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总的来说，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应当在对中国化自我意识明确的基础上更为深入的研究具有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方式，以此在我国的新社会发展中更好的对马克思主义精神进行体现。
【参考文献】
[1]张琳.关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几点思考[J].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05）：1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