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的哲学篇1
关键词：自然哲学；科学；科学事实；经验；解释；严格检验；实验方法
中图分类号：B82-058；n0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604（2013）04-0069-04
“科学”一词在西方直到18世纪初才逐渐被普遍使用，科学在古代属于自然哲学。科学能够从自然哲学体系中脱离出来，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这无疑应当归功于实验方法的诞生，因为实验方法不仅能使人们获得系统的、精确的、全面的、定向的经验，这种经验可以对科学解释进行严格检验，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实证知识”，从而把它与属于“形而上学知识”的哲学区分开来，而且实验方法还能使人类获得科学研究所需的典型的、纯粹的、系统的、专业的“科学事实”，为科学研究提供更丰富、更可靠、更具体精确的感性材料。这充分说明，科学方法在科学研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是推动科学进步的重要动力。
一、科学和自然哲学都是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和解释体系
在古代，人类对自然界中一系列纷繁复杂的现象总感到十分惊异，人类在好奇心和驱除愚昧无知的欲望驱使下，运用天生的逻辑推理能力和想象力对这些自然现象进行试探性解释，这些试探性解释就是早期的自然哲学。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成说明”。
从本质上看，这种自然哲学其实就是宇宙观、自然观，即人们对自然界或宇宙的看法。人们对自然界或宇宙的看法或解释分两种类型：一类是对整个自然界总体的、抽象的、笼统的解释，一类是对自然界中具体现象的分门别类的、精确的解释。比如，自然界中几乎无限多样性的物质形态是从何而来的呢？有人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水演化而来的，一切都来源于水；有人认为是由火演化而来的，一切来源于火又复归于火；也有人认为宇宙万物是由原子演化而来，不同的原子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而构成多种多样的物质形态；甚至还有人认为整个宇宙都是由气衍生而来的等等。很显然，像这些对整个自然界的构成的解释就属于总体的、抽象的、思辨的、笼统的解释，这样的解释在人类经验范围内不可能得到检验。原因是，人类的经验是在人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中，并在各种特定条件下获得的，因而经验的性质是具体的、个别的、特定的，用人类具体的、个别的、特定的经验去验证总体的、抽象的、思辨的、笼统的知识当然是不可能的：具体的事实不能最终证明抽象的、思辨的观念，个别的经验最终不能证明总体的、笼统的理论。事实上，我们永远不可能通过观察或举例说明来论证宇宙万物是由水或火或气或原子构成的，我们不可能通过观察或举例说明来论证世界是简单的、有序的，或是复杂的、无序的，等等。所以，我们把人类对自然界总体的、抽象的、思辨的、笼统的看法或解释或知识叫做“自然哲学”，它们在人类经验范围内永远不可能得到检验，因而完全属于“形而上学”（metaphysics）。作为所谓本体论学说，形而上学是哲学的核心。
然而，另一类对自然界中具体现象的分门别类的、精确的解释或看法完全可以在人类经验范围内得到检验，甚至严格检验。比如，太阳为什么每天从东方升起至西方落下，而且还有白天和黑夜之分呢？有人提出，因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是不动的，而其他所有天体，包括太阳、月亮、火星、金星等，都围绕地球转，太阳围绕地球转一圈就是一天，当太阳处于我们的正面时就是白天，处于背面时就是黑夜。又如，为什么木头会浮在水面上，而石头沉到水底下呢？阿基米德认为，因为水对浸没在其中的物体都会产生向上的浮力，他通过推理认为浮力的大小恰好等于排开水的重量，由于木头密度小，体积相对大，所以排开水的重量大于其重量，因而上浮；而石头由于密度大，体积相对小，所以排开水的重量小于其重量，因而下沉。不用说，像这些对自然界某种或某类现象为何如此产生的具体看法或解释，人们完全可以通过逻辑分析和经验对照相结合的方法对之进行严格检验。事实上，关于地心说、阿基米德的浮力假说等等，都经历了逻辑分析和经验对照相结合的多次严格检验，其中有些被证明是“正确的”，有些则被证伪。
不过在古代，人类只能通过观察获得经验，而且也没有精密的仪器发现更多、更系统、更精确、更典型的自然现象，因此人类获得的经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零散的、不精确的、不定向的、片面的，要靠这些经验去严格检验人们对自然界的解释（即“科学假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可能的。典型的例子是，亚里士多德认为“物体下落的速度与其重量成正比”，“力是物体运动的原因”，如果仅凭观察获得的经验对它们进行严格检验，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人类仅凭直接观察或仅凭感觉器官所获得的关于自然界的信息是不全面、不系统、不精确的，甚至是错误的，因而既不可能为人类更广泛、更深入地探索自然界的奥秘，解释自然界提供系统、精确的感性材料，也不可能对具体的、分门别类的“科学假说”做出严格检验。
既然古代人无论是对自然界总体的、抽象的、笼统的解释或认识（自然哲学），还是对自然界具体的、分门别类的、精确的解释或认识（自然科学），都不可能在人类经验范围内得到严格检验，那么对它们当然也就无法做出明确区分。这就是古代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同为一家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因此在古代，科学一般是以一种潜在的形式存在于自然哲学母体中。
二、实验方法的诞生和科学仪器的使用使科学与自然哲学彻底分离
尽管在古代，科学与自然哲学由于人类认识世界的水平和方法所限，它们无法区分开，但毕竟科学与自然哲学之间存在本质不同：自然哲学其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在人类经验范围内永远不可能得到严格检验，而科学的性质决定了它完全可以在人类经验范围内得到严格检验。在古代，科学之所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在人类经验范围内得到严格检验，仅仅是由于古代人只通过观察无法获得广泛的、系统的、全面的、精确的、专业的、定向的经验事实（或科学事实）。这当然就意味着，当人类通过某种方法能够获得广泛的、系统的、全面的、精确的、专业的、定向的经验事实时，那么科学与自然哲学就可以区分开。
不言而喻，当伽利略发明用实验方法研究自然界时，人们就可以获得广泛的、系统的、全面的、精确的、专业的、定向的经验事实，因而就可以把科学与自然哲学彻底区分开来。需要指出的是，实验方法的诞生和科学仪器的使用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从本质上看，实验方法作为获得科学研究和严格检验科学知识所需的经验事实或科学事实的手段，就是根据研究目的的需要，运用科学仪器和实验设备这样的人工方法，创造自然现象的过程。实验方法之所以能够帮助人们获得科学所需的系统、全面、精确、专业的科学事实，科学仪器和实验设备的使用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人类仅凭感觉器官通过观察获得的自然界信息是十分有限的，而且这些信息一般而言也不系统、不全面、不精确、不专业。比如，仅凭肉眼，人类看不到很远的东西，看不到像病毒、细菌这样小的东西，而且只能看到可见光，紫外线、红外线都看不到；仅凭耳朵，只能听到20～20000赫兹的声音，低于20赫兹的次声波和超过20000赫兹的超声波人类都听不到；仅凭身体，温度很低的物体和温度很高的物体都不能触摸；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因此，人类仅凭感官，自然界中的绝大部分信息都不可能接收到。这样，人类认识研究自然界就不可能得到足够多的感性材料，也无法对有关科学假说进行精确判断。而在科学仪器和实验设备的帮助下，人类可以从自然界中获得系统得多、全面得多、精确得多的信息。比如说，人类使用显微镜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细菌、病毒、细胞等微小事物；使用望远镜可以看到更遥远的天体，可以看到太阳黑子的活动，看到月亮上的山脉；使用声纳系统可以听到次声波和超声波；使用温度计可以精确测出微小的温度差异等等。很显然，这些系统、全面、精确的信息既可以作为人类认识研究自然界的重要科学事实或感性材料，也可以对有关科学假说进行严格检验。
实验方法除使用仪器帮助人们获得数量多、质量高的自然界信息外，它还有以下优点：
第一，实验方法可以使人类获得精确的、纯粹的经验事实或科学事实。马克思曾指出：“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通过科学仪器和实验设备所创造的条件，使人类需要认识的事物的某种属性或相互关系在简化、纯化、典型、精确的状态下显现出来，从而使人类获得纯粹的、精确的科学事实。这样的科学事实不仅是科学研究所需的“高质量”感性材料，也可以对科学假说做出严格检验。
第二，实验方法可以使自然界中的事物或现象处于特定的极端状态，从而使人类获得在这种极端条件下所出现的极端的科学事实。比如，科学家根据科学研究的需要在实验室中制造出各种极端状态，如超高温、超低温、超高压、超强电磁场、超纯度物质等，以研究事物在这些极端状态下的性质、特征等，这无疑大大拓展了人类研究自然界的范围，并促进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
第三，实验方法可以使人类获得“人造的”科学事实。天然自然中的许多现象对科学研究而言，其演化过程不是太慢，就是太快，有些现象甚至只出现一次就再也不会重复出现，这样，就给人类研究自然界和检验有关科学假说带来极大困难。如，要证明自由落体运动的速度与时间的关系u=gt和下落高度与时间的关系h=1/2gt2，那么光凭观察来进行验证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物体下落速度太快，人类凭感官根本无法获得下落速度或下落高度与下落时间的精确值。但通过实验方法人类可以轻而易举地人为控制自然现象演化过程，使演化太慢的过程得到加快，使演化太快的过程变慢，使不能重复的自然过程再现。这样，就可以使人类获得经过精心改造过的“人造的”科学事实。很显然，这样的科学事实作为科学研究的感性材料或作为检验科学假说的“经验”，既具有系统性、定向性，又具有精确性、可靠性。
总之，以科学仪器和实验设备的运用为特征的实验方法由于能使人类完全摆脱时间、空间和其他客观自然条件的限制，根据科学研究目的的需要，“创造出”比天然自然中更多、更全面、更精确、更系统、更典型、更专业的科学事实，利用这些科学事实或经验事实不仅可为人类对自然界进行具体的、分门别类的研究提供更广泛的感性材料，而且还可以对有关科学假说进行精确、严格检验。这样，自然科学就作为“实证科学”彻底地从作为“形而上学”的自然哲学母体中独立、分化出来。
三、启示
从科学仪器的使用和实验方法的诞生最终促进了近代科学从自然哲学体系中独立出来这一事实，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科学方法对科学研究或推动科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中国有句古话，“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里的“器”，就是做事的工具、手段或方法。我们做任何事都要借助某种方法，进行科学研究更不例外。方法使用不当，事倍功半，甚至根本无法完成任务；方法使用得当，事半功倍。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科研人员能否顺利完成科研任务，获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能否巧妙、灵活、适当地运用各种科学方法。
第二，科学方法对科学创新具有重要意义。科学方法不仅可以使科研人员顺利完成事先设定好的科研课题，而且还可以促进科研人员开辟新的科研领域，明确新的研究方向，促进新学科的创立。科学史上，施莱登、施旺正是由于利用显微镜进行观察，才发现了细胞，并建立了细胞学说；麦克斯韦正是由于运用了数学方法，把法拉第的电磁场理论转译成数学语言，才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从而为电动力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德布罗依正是运用了类比方法，才提出了物质波假说等等。
第三，科学方法是哲学影响科学发展的中介。马克思主义认为，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这就是说，人们的方法论与其哲学思想是一致的。而科学方法作为人们哲学思想或世界观的延伸，对科学研究和科学创新具有重要作用，这充分说明了哲学思想对科学研究和科学创新具有决定性影响。正如恩格斯所说：“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得受哲学的支配。”而中国科学工作者的科学创新能力差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必要的哲学修养，缺乏独特的哲学思想。
自然科学的哲学篇2
不能离开自然科学的影响来理解启蒙及近代西方政治哲学变革。奥斯本说:启蒙运动时期,是以尊崇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就为特征的时代,或者可以将之简化为一个名字伊萨克牛顿。在此,关键是自然科学作为更普遍的启蒙模式的问题。所以对孔多塞而言,启蒙的理想本身即屈从于自然科学范式,而且他指出,在每一阶段,这些科学都为启蒙了的人们提供赖以遵从的模式[1]。夏皮罗也认为:启蒙运动力图把知识建立在一种科学的可靠途径上,科学提供了唯一真正的知识。他指出,弗兰西斯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体现了一种对科学双重信仰的纲领性的肯认:一方面,科学被视为能够真正认知宇宙的唯一可靠路径;另一方面,科学同时被认为是按照人们期望改造宇宙的最佳工具[2]。问题的关键是,自然科学究竟如何影响了启蒙时代?它又是如何自然地被运用到社会政治领域的?
自然科学对启蒙时代的首要影响是方法论和知识观。卡西尔认为,自然科学为启蒙时代提供了一种普遍适用的方法,即自然科学方法,整个18世纪思想就是以这种新的方法论纲领为特征的[3]。这也即分析综合的方法:即从现象到概念和公理,它是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性质的。这与中世纪提倡的演绎推理方法相对立,后者是从概念、公理到现象[4],是先验主义和逻辑主义性质的。其中的知识观变革是,知识不是如中世纪所认为的那样是给定的、体现在《圣经》中,而是隐含在经验现象的背后,有待人们借助理性能力和运用科学方法加以揭示。这种知识还可以通过数学方式及其量度构成和排列来确定。因此,志在树立理性自主从而摆脱蒙昧及神话的启蒙运动,最终用知识代替了幻想,高扬了知识就是力量。后者意味着,知识的可靠性建立在人自身的理性能力而非信仰造物主抑或顺应统治者的基点上。对启蒙而言,自然科学方法证明了实证精神可与推理精神和谐统一起来,也确证了从经验杂多中寻找普遍规律这一基本思路,同时其成就又证明了这一方法有其实效,自然科学模式从而成为一种普遍有效的模式被确定下来。启蒙所到之处,自然科学方法及其模式都是范导,由此建构起一个崭新的世界。科学是启蒙追求的方向,社会政治理论之成为政治科学是逻辑结果。在此影响下,启蒙时代的理性成了科学理性或工具理性,已丧失了超验含义:理性最重要的功用,是它有结合和分解的能力。[5]理性成了启蒙的法庭,人成了上帝的化身,自我独大、自我中心是启蒙延展的内在逻辑。
这种影响还体现在世界观和思维方式上。自然科学提倡科学与价值的区分。科学的对象是现象或物的集合,只有这样,主体和客体,真理和实在之间才能建立起真正的联系[6]。科学只涉真假,科学知识是事实判断,而非价值判断。概念被公式取代,原因和动机被规则和概率替代,原因只被当作衡量科学判断的最后一个哲学概念:或许因为它是惟一能够继续为科学判断提供参照的古老观念,是创造性原则的最后一个世俗化形式[7]。立志成为精确科学的政治科学也秉持了这一区分,将政治与道德分裂开来,使其分属不同领域,成为不同的研究对象。政治不承担道德功能,道德也不干预政治,成为主流传统。与此同时,机械论世界观取代了目的论世界。目的论世界观认为任何事物都内含了有待实现的目的,这是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机械论世界观则将世界理解为一架受机械规律支配的机器,没有任何内在目的和意义,规律反倒可以被人发现和利用。这样世界变成了一个物的集合,不再神秘。正因此,霍布斯将知识等同于加减计算,拉美特利视人为机器。在政治学家看来,政治是用数据资料来加强的系统,政治研究的目的是找出数据和系统之间的因果联系。[8]此外,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上,实践者的态度取代了旁观者的态度。由于目的论世界观被颠覆,自然只是物的集合现象自然秩序等,这就潜在地实现了人由之前借助于对自然的旁观从而领会神的意旨,到积极的干预和利用自然的实践态度的转变。古希腊哲学家作为爱智者,顺从了人、自然、宇宙、神这一等级秩序。现代世界,这一秩序则全面颠倒过来,人是最高级的,排挤了神,可以探索和利用自然。于是,政治这一最实践、最人世、最特殊的世界恰恰被提升到了最哲学、最理论、最普遍的科学层面来,而哲学本身反过来恰恰成了最实际最人世的考虑,因为它实际上都是在致力于改造人类生活世界使之成为科学技术世界的一部分。由此,施特劳斯认为:现代的根本问题是新自然科学全面胜利所导致。[9]
最后是价值观领域。人被提升到上帝的地位,以人为中心的所有问题自然成为价值领域关注的核心问题,人的尊严、权利、欲望、幸福等现代价值观被确立起来。借助科学的方法和模式建构起来的新世界一定是符合人之本性的世界,是人类的世俗幸福得以实现的世界。这种人道主义意识、精神或理想,在自然科学的诸成果支撑下获得了足够的底气。如米兰扎菲洛夫斯基所说,这种人道理想涵盖自由、平等、公正、民主、包容、人权、尊严、康乐和幸福、人道生活、公民自由、科学的理性主义、技术和社会的进步与乐观主义、经济繁荣、自由市场、世俗主义、多元主义与多样性、个人主义、普遍主义、人道主义等[10],不仅体现在理念层面,还须落实为社会政治秩序的重构,由此导致了启蒙运动的激进主义:推翻旧秩序,建构理性王国。这是一个符合人之本性并保障和实现了人之权利和利益的理想国度。启蒙哲人在科学的支撑下相信这个王国一定能够建立起来,体现了被后世诟病的人类中心主义、理性乐观主义、历史进步主义等思想倾向。施特劳斯在反思现代性危机时就特别指出,现代性的本质就是青年造反运动,只相信进步和未来,并使之成为评价好坏的标准,由此导致了彻底的历史主义与彻底的虚无主义,无情地冲刷着人心原有的深度、厚度和浓度,导致人类生活日益平面化、稀释化和空洞化[11]。
二、自然科学模式在政治科学中的铺展
上述影响进一步落实于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设计中,普遍人权、社会契约、自由民主政治等现代政治核心理念的提出和理解,事实上都与上述变革不无关联。
首先,普遍人权观主张人在本性上拥有不可转让的基本权利,且是超时空的、人所共有的。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目的就在于肯定和实现这些基本人权。这里普遍性观念受到了自然科学从杂多寻找普遍之逻辑启发。至于为何要寻找普遍人权,则与自然科学在知识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领域的变革相关。知识观方面强调人们自主选择和决定的东西具有优先权;世界观方面强调世界是一个受机械规律支配的机器,政治就是由个人组合而成的结构和秩序;价值观方面强调人的尊严、地位和权利的优先性。这样现代政治一定是人们自己为了实现自己的个人权利而建构起来的社会秩序,必须摆脱从外部强加给人的任何监督并让自己听任那些针对人类又为人类自身所需的法律、标准和规则的引导[12]。现代政治需要体现两个原则,即主权原则,任何权力都源自人民,没有什么是高于普遍意志的以及个体自由的原则,在一个适宜于个体的范围界限内,相对任何合法的或不合法的国家权力而言的个体自由[13]。现代政治必然是个人主义的,保障和实现人权是其核心目的,这是人们建构的产物,被剥夺了其天命的道德含义。
那么,如何找到这种超时空、万世永存的普遍人权?它具体又由哪些权利构成呢?启蒙哲人抽象化了一个人类社会建构之前的自然状态。卡西尔指出,这是一个由孤零零的个人构成的、本身也是孤零零的状态,存在于这个状态中的法就是自然法。后者独立于一切神与人的权力,以每个人拥有的纯粹理性为最终根据,它的起源从而也在于理性的纯粹本质,这是永恒存在,不可更改的。[14]从自然状态中求取自然法的路向,体现了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它预设了这一状态是现成的抽象的物,可以如经验事实那样被分析综合,却无视了这一状态不过只是人类理智的抽象而已。
这是启蒙哲人求取普遍人权的基本思路,他们只是在什么是自然状态、自然状态由哪些自然法构成等方面存在分歧,然后所有分歧合力构成了现代政治设计捍卫的普遍人权。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状态,在其中,人对暴死的恐惧和自保的欲望是最基本的人权。这已经包含了身体的自由以及过一种舒适的生活状况的权利,逻辑地通向了洛克。[15]洛克是将自然状态理解为和平、自由、平等和个人拥有自己财产的状态,从而为人的自然权利补充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权利。财产权被认为是人的自我和欲求幸福的前提,离开了它,则无其他任何权利。国家的真正功能和目的在于把这些权利纳入它的秩序,从而保留并且保障这些权利[16]。洛克奠定了现代政治普遍人权观之基本内容。
伏尔泰作为启蒙运动的泰斗,也追寻了牛顿和洛克。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则充分体现了自然科学精神和模式的影响。他将法视为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17]这种法的精神的探讨也如自然科学一样,是通过分析丰富的历史事实得来的。他认为,由四条自然法即和平、生存、自然的爱慕和希望过社会生活组成的自然状态,是人类法的起源。法律本身就是根据事物的秩序、事物之间的必然关系建立起来的,它和自由的真实含义一致。一个好的国家制度就是应当符合人类的理性、处理好各种社会因素的关系,保障公民的自由、人身和财产安全以及最重要的保障私有财产权。私有财产是人类的自然权利,维护这种权利,就是保障自由。[18]总之,这里体现的思路是,将自然秩序观念运用于探究人类社会历史,效仿古典的自然法,提出了自然权利学说,政治建构的目的是保障普遍人权。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爆发,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以及美国《独立宣言》的制订,则充分体现了启蒙的保障和落实普遍人权的实践态度和精神。
其次,普遍人权是每一个个体生而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建构是为了保障人权。主流的社会契约论认为,国家是由订立契约的诸多个人组合而成的权力机关,它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理应为人民服务。这体现了自然科学所确立的机械论思维方式,国家就是一架机器,是人们自己通过分析和综合加以建构的产物。霍布斯就把国家视为物体,认为只有通过分析它的终极组成部分,并用这些组成部分把它重建起来,国家才能理解,为此,所需做的只是把伽利略在物理学中应用的综合和分析的方法应用于政治领域[19]。他得出构成国家的最终部分不是家庭而是在其意志之间没有任何联系的孤零零的个人,自然状态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国家就是要把诸个人结合起来,焊接成一个整体,于是有社会契约。[20]他认为人基于对权力的渴望和死亡的恐惧,从而联合起来,订立契约,建立政治国家,这一国家是利维坦,即一台人造的机器(与人这种天然机器形成对比)[21]。国家的权力是人们放弃的自然权利的总和,至高至大、不可分割、不可转让,它应集中于一人即君主手中。如果权力被分享,则有可能重陷自然状态,出现水火不容的党派之争。因此,任何公民对君主只有服从的义务而没有对抗的权利,否则就是对契约的违法,要受到惩处。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更为直接地体现了个体权利和人民主权原则。他反对霍布斯的普遍战争状态,认为自然状态是完美无缺的,生而自由、平等,只是私有制和不平等的产生才使人们互相仇恨、残害。为此,必须通过社会契约实现人的真正的自由平等。这种契约不是人民与君主订立的,而是人民自己让渡自己的权力给政治共同体即国家,由此形成的公意。公意体现于一系列成文法中,法律就是人民主权的具体化,是人民的普遍意志,表现为公共利益统治一个国家,普遍适用于国家的全体成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服从法律,也就是服从契约即服从自己。人们受法律约束,表面上失去了天然的自由,但却实现了真正的社会和道德自由。这样,卢梭确立了现代政治的主权在民思想,他试图用法治代替人治,用民主共和制代替君主立宪制,使人类进入平等、幸福的新阶段。[22]
最后,借助于社会契约结成的现代国家是自由民主性质的。无论现代国家采用何种政制,自由民主政体是其底色,有学者甚至认为,这是现代政治区别于古代政治的最核心的内容。[23]现代政治的自由民主性质是相对于古代政治的封建专制性质而言的。它强调自由、平等和民主观念,反对之前专制、等级和集权观念,这是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由以出发的根本点及社会契约论整套逻辑运演的结果。现代政治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强调人的天赋人权,生而自由平等。国家的建立就是要体现和保障这一人权,社会契约体现的就是个人权利优先和主权在民思想,是预设了人是抽象的原子式个人,国家是这些个人借助于社会契约组合而成的。国家是工具性和服务性质的,现有国家若违反这一现代政治的原则,则可以被推翻,法国大革命实践了这一观念。在具体的国家制度上,霍布斯主张君主专制,但这里除了君主之外的其他公民是自由、平等的。卢梭说的公民共和制是自由民主政体的最佳形式,孟德斯鸠和洛克一样赞成君主立宪制,但又提出了著名的三权分立说,即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分立,立法权由人民集体所享,司法权独立,行政权由君主所有。三者相互独立,各司其职,又相互钳制,目的就是要保障和实现公民的政治自由。康德向往民主共和制,但鉴于难以实现,退而主张君主立宪制,黑格尔也主张君主立宪制。这些不过是自由民主政体基础上的不同政制表现而已。总之,现代政治,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都将以保障人权为出发点,以法治反对人治,以权力制衡取代高度集权,等等,任何违反了这些基本精神的社会制度都被认为是倒行逆施。
三、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变革及其问题
时至今日,由启蒙所推动的现代政治依然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其核心理念,依然是现代政治和现代国家努力追求的方向。但其通过自然科学的抽象模式所构建起来的近代政治哲学传统,却受到了后世思想家们越来越多的批判。比方说,它将人理解为抽象的原子个人,使人剥离于共同体,过度强调了人的权利优先,导致了现代性政治对道德共同体的放逐,现时代的社群主义者和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对此进行了批判;它还将假想的自然状态永恒化,将财产权视为神圣的、天赋的,并将财产视为人的各项权利的前提,这隐匿了现代政治的资产阶级性质,结果是普遍权利的形式化和抽象化,马克思对此进行了批判,等等,本文择其要者论之。
首先,就总体特色而言,现代政治区别于古代政治,是在政治与道德相区分的前提下运思的。古代政治以德性为基础,政治具有道德教化功能。在古希腊,城邦或政治共同体被认为是最高形式的共同体,以追求最高的善为目的,目的是为公民谋求优良的生活[24],确定和提供好的社会生活秩序。在启蒙时代,目的论遭抛弃,事实或经验成为现代政治关注的核心概念,现代政治被理解为受机械规律支配的领域。这种理解排除了人和国家指涉善的可能性,将价值剥离于事实的领域,导致了现代政治与道德的分离。启蒙对人类行为的机械论解释,既包含有关人类行为之可预测性的论题,又包括有关操纵人类行为之适当方式的论题。[25]结果就是,现代政治成了一种福柯所称的社会治理术,韦伯所谓的科层制。它力图以最经济有效的方式合理地调整手段以达到目的乃是管理或管理者的核心任务,从而管理或管理者证明其行为之正当性的适当方式就在于诉诸他(或她)运用科学知识尤其是社会科学知识的能力,这种知识被理解为是由一系列普遍的规律般的概括所组成的[26]。
被排除了道德功能的现代政治,惟一的目的就在于保障人权,对内维护稳定,对外抵御外敌入侵。马基雅维利明确将政治理解为治国术,将政治知识理解为仅关乎权力运作的技艺,他甚至认为政治可以不择手段,否定了道德政治的合理性。霍布斯赋予现代政治以理性根基,将利维坦国家视为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政治就是理性的设计,还主张教权应当服从政权,进一步将政治剥离于德性。洛克将道德与政治分属内外领域,两者互不干涉,强调政治不关心道德事务。后者是私人的事情,选择何种道德是个人的权利,政治只需确保公共生活的规则就可以了。
总而言之,将政治与道德分裂开来乃是现代政治的底色,政治不以道德为基础,道德也不得干预政治,实际上是认为政治之成为政治科学无关价值,只关乎管理或社会治理方面的相关知识,对价值中立的渴望和对操纵性权力的要求[27]才是其中心论题。强调政治与道德互不相干的学理考量在于,以政治干预道德是对人的个人权利的侵犯,是公对私的僭越,也是无关价值的政治科学所不该为的。以道德干预政治会带来政治乌托邦或极权政治,同样是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因而个人权利才是现代政治最核心的理念。它当然有重大的社会历史意义,人告别了黑暗的中世纪。但后果是现代政治越来越成为官僚政治和社会治理术,现代社会是对人的规训和管制,通过分解、优化、各种程序、档案记录、全景敞视、灵魂关照等方式,造就驯服的身体和顺从的人[28]。施特劳斯将现代性危机归咎于政治哲学的危机,就是认为正是后者导致了好坏、是非不分,它再也无法以普遍有效的方式解答社会最好秩序的问题。这引发了保守主义、浪漫主义、社群主义以及新亚里斯多德主义者们的伤感及他们对古代政治的回归。
其次,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发生改变。个人是独立的原子个人,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权,政治国家是原子个人让渡权利通过契约结合而成的。个人是第一位的,政治国家是第二位的。目的被权利取代,个人没有需要借助共同体才能实现的目的,只有要求得到保障的权利。伊安夏皮罗说,在启蒙时代,对知识的理性追求被认为是由科学作为媒介并通过科学而达到的;而人类进步则是以体现和保障人类自由的个体权利作为评价标准的[29]。政治国家作为保障机构,当力求个人权利的最大化。这种思路实际上是将个人抽象化,剥离其社会和政治属性,然后又用这些抽象的人来理性设计政治国家,虽然这一思路有其历史进步性,自然科学模式也赋予其学理依据,但这样的人和社会却只存在于想象的世界中。现实世界中,个人就是共同体中的人,这在古代政治中是很明确的。亚里斯多德说: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在本性上而非偶然地脱离城邦的人,他要么是一位超人,要么是一个恶人。[30]因而城邦的理想就是人的最高的理想。现代政治中却是:人与人之间都是个人有着个人理想的先生、女士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只有一元理想的志同道合的同志关系。现代政治要求其制度与运作适应人性而不是消人性之足以适政治理想之履。所以,在这种意义上,现代政治只是一种服务行业,它使人们能够顺利地参与生活的游戏。[31]尽管现代政治也强调个人对公共生活的责任,寻求自身利益并不排除或妨碍我们关心、帮助我们的邻人以及与我们相处的其他人。其实,如果我们没有自力更生的能力,又岂能谈得上帮助别人?[32]但是,维护和追求个人权利和利益的最大化却是现代人和现代国家更为根本的责任和义务。道德成为私人事务,其结果对个人而言就是丧失了统一的生活理想和价值目标,权利与利益上升为第一位,表面上高扬了人,潜在地会出现道德和文化危机,相对主义、主观主义、虚无主义、功利主义等等成为个人的生活困境;对政治本身而言,也会败坏现代政治本身:在公共领域中公民的概念被化约成了一些在政治舞台上谋取私人利益的个体。构成共同体之根基的崇高社会理想至此也不复存在。国家的统治权也落入贵族和一小撮精英技术官僚手中。[33]
追本溯源,这些后果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自然科学的机械论思维方式。正因此,有先见之明的卢梭批判了现代文明和科学技术,反对如霍布斯的机械论阐释,并力图使政治与道德、个人与共同体通过公意概念重新融合起来,着重强调了个人对共同体的义务优先于个人的权利。黑格尔继承卢梭的批判,明确反对社会契约论,主张国家是地上的神物,有其自身的民族习惯、风俗传统,个人要与共同体合二为一,从道德上升到伦理。共同体不能被理解成一个促进个人利益的人为约定或社会构造,或者是一个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相反,它被看作是人之自我实现、自我意识和社会自由得以可能的条件。[34]为此,黑格尔在世界观、方法论等各个层面进行了彻底的哲学改造,最后在法哲学中提出了既力图推进现代政治对个人权利的强调,又力图克服个人与社会、道德与政治、理性与自然等二元论后果的政治哲学。
最后,近代西方政治哲学还因赋予财产权以其他权利的前提性地位而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性质。现代政治将人格、法权与私有财产权粘合起来,财产是人之进入社会生活并获得相应的权利和义务的前提,财产权也是个人神圣不可侵犯的普遍人权。在启蒙运动时期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中,财产概念既是政治自由的保障,也是社会普遍幸福的保证。[35]洛克视私有财产权为自然权利,视国家是为保护公民的人身与财产不受侵犯,奠定了现代性启蒙政治的基本性质,卢梭尽管批判了私有财产,但也认为私有财产导致人们建立政府[36]。美国的《权利法案》和法国的《人权宣言》都把拥有财产作为选举权的必备条件。亚当斯密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将国家视为守夜人,使国家成为经济生活的保障;黑格尔通过将人理解为自我意识,将自我意识理解为法权上的绝对人格,而绝对人格作为私有财产之所属能够占有私有财产,从而达到了私有财产与绝对人格的相互统一。[37]这些都表达了现代国家的隐蔽本质是私有财产权。在马克思看来,它所建构起来的国家制度服务于维护和论证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对此,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揭示和批判了普遍人权的抽象性和形式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的本质在现代社会就是私有财产的规定[38],黑格尔的逻辑学就是精神的货币[39],他的扬弃就是思想上的私有财产在道德的思想中的扬弃[40]。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由于私有制摆脱了共同体,国家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41]在《共产党宣言》中,则明确指认现代国家政权本质上就是资产阶级的共同事物的管理委员会。在这个意义上,卢梭和黑格尔对启蒙的批判还是启蒙内部的修正和推进,马克思则力图从启蒙彻底走出来,从自由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他也和黑格尔一样首先在历史观和方法论上完成了哲学革命,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而后借助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等等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的学说综合了启蒙传统、保守主义、历史主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等各种资源,是一种不同于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新的政治哲学传统,它既吸收了前者的核心价值理念,又变革了其所依赖的自然科学世界观和思维方式,提出了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相统一的历史科学,正是在后者的引领下,马克思对现代政治进行了深度批判。
注释
1托马斯奥斯本著,郑丹丹译:《启蒙面面观》,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2[29]伊安夏皮罗著,姚建华、宋国友译:《政治的道德基础》,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
3[4][5][6][14][16][19]卡西尔著,顾伟铭等译:《启蒙哲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
4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著,渠敬东、曹卫东译:《启蒙辩证法》,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
5[32]肯尼思米诺格著,龚人译:《政治的历史与边界》,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
6[11]列奥施特劳斯著,彭刚译:《自然权利与历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7milanZafirovski.theenlightenmentanditseffectsonmodernsociety.Springer,2011:1.
8[13]茨维坦托罗多夫著,马利红译:《启蒙的精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9刘小枫编,彭磊、丁耘等译:《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年。
10孟德斯鸠著,张雁森译:《论法的精神(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11[22]李凤鸣、姚介厚:《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
12郁建兴:《黑格尔对社会契约论的批判》,《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5期。
13[35][36]彼得赖尔、艾伦威尔逊著,刘北成、王皖强译:《启蒙运动百科全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14[31]刘军宁:《古代政治与现代政治的分野》,《博览群书》,1998年第10期。
15[30]亚里斯多德著,颜一、秦典华编译:《亚里士多德全集:政治学卷》,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2页。
16[26][27]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著,宋继杰译:《追寻美德》,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
17邹千江:《福柯的社会治理术》,《思想与文化》,2014年第2期。
18[34]乔治麦卡锡著,王文扬译:《马克思与古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19关涛:《私有财产:哲学批判的根据和哲学革命的起点》,《学习与探索》,2002年第2期。
自然科学的哲学篇3
关键词：俄罗斯科学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转向
abstract:asworldphilosophyofscience"secondaryshape",russianphilosophyofscience,itsrisenotonlycorrespondtowestphilosophyofscience,butalsoissovietsphilosophyoneselfdeveloping,andasadomainofdevelopmenttendencyingeneralphilosophyofsovietideologicaltrendoverallsincethe20thcentury60's.
keywords:russia,philosophyofscience,dialecticalmaterialism,epistemologicalturn
一、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认识论转向”
当代俄罗斯科学哲学延续于苏联时期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后者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专门领域，其早期研究旨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解释相对论、量子力学、达尔文学说、自然科学基本规律的基础，丰富“物质”、“因果性”、“必然性”、“偶然性”、“空间”、“时间”等范畴([1],p.310)，也就是集中在“本体论”层面。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实现了“认识论转向”，标志就是“科学研究的逻辑”(логиканаучногоисследования)的兴起。
1962年5月，基辅举行了首次科学研究的逻辑会议，п.в.科普宁(п.в.копнин)做了题为《辩证逻辑与科学研究》的报告，他提出：“在科学和科学认识对社会生活的作用不断增长的情况下，研究关于客观真理的认识的运动规律具有重大的意义……哲学的任务就是找到自己在科学认识发展中的位置。完成这一任务的主要途径之一就是研究认识本身、研究科学研究的逻辑。”([2],pp.3,5)
1964年，п.в.科普宁又在《科学研究逻辑及其基本概念》一文中对进一步把科学研究的逻辑理解为“对主体在认识现实中取得新的科学结果的过程的分析”。同时，他还对科学研究的逻辑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作了比较。他指出，虽然科学研究的逻辑的基础是作为逻辑和认识论的唯物辩证法，“但它并不是它们的简单应用，而是一个有自己的对象和基本概念的专门理论知识领域。可以说，这是对作为逻辑和认识论的唯物辩证法进行理论研究中一个特殊的方向。”([3],pp.42,41)这个特殊的方向实际上就是一个以科学认识本身为对象、旨在探索科学发展机制和程序的专门领域，它确立的是一种新型的哲学与科学的关系。п.в.科普宁这一构思是非常大胆的，它构成了俄罗斯科学哲学的一个雏形。
1965年，苏联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由п.в.科普宁主编的论文集《科学研究的逻辑》，这本论文集囊括了科学基础、科学结构、科学发现、科学解释、科学评价和科学进步等各个领域的研究，几乎涉及了科学哲学的所有内容，堪称是俄罗斯科学哲学的第一座里程碑。
第二座里程碑则是1970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二次全苏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会议。这次会议把“哲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史的共同问题”作为首要议题，突出了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的地位。在这次会议上，п.в.科普宁做了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和现代科学》的重点发言，他再次强调：“研究认识论和科学认识逻辑的哲学家不可能绕过发生在本世纪科学中的巨大变化。因此令哲学家感兴趣的不仅是在客观世界中新认识了什么，还有获得知识的新方法和新手段、知识的结构变化、现代科学技术思维本质的范畴、以及既有知识对未来认识的追求。”（[4],p.28）这次会议后，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遂成为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主流。
1981年，苏联哲学界召开了第三次全苏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会议，当时的苏联科学院院长а.п.亚历山大洛夫(а.п.александров)在开幕词中就给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下了一个新的定义：“实际上，现代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跨越科学探索和思考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并且更加关注自然界以及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的中心之一。”（[5],p.26）这实际上是从官方立场承认了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的核心地位，标志着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认识论转向”的最终完成。
二、“认识论转向”的哲学根源
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出现“认识论转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不排除苏联学者对西方哲学的借鉴，但是更为根本的还是其自身哲学的发展，正如孙慕天先生所指出的，科学哲学在苏联的兴起也是作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苏联一般哲学思潮总体发展趋势的一个侧面，即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哲学界围绕辩证法本性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而深刻的争论，出现了一种被称为“认识论中心主义”的思潮，它的基本论题就是把唯物辩证法理解为认识论，把认识论问题放在哲学的首位，这种思潮为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6],p.12)。而这一场“激烈而深刻的争论”就涉及到俄罗斯科学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
但是在这一关系问题上，某些俄罗斯学者持否定态度。1997年，е.а.马姆丘尔(е.а.мамчур)、н.ф.奥夫钦尼科夫（н.ф.овчинников）、а.п.奥古尔佐夫(а.п.огурцов)联合发表了《祖国的科学哲学：初步总结》一书，其中就涉及到了对苏联时期的科学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关系的说明。
首先，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问题上，作者并不否认苏联时期的科学哲学曾在这一传统下工作，包括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思想和它所预设的把一切现象(包括认识)看作是不断发展的过程的观点；但是作者又提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所包含的一系列原理并不为这一学说所独有，而是马克思主义者从以往的哲学(主要是德国古典哲学)中吸收来的，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对苏联的科学哲学并不具有必然的依赖性。应该说，该作者的这一观点是可取的，当年п.в.科普宁也正是持有同样观点，才主张在唯物辩证法内部开辟一个以科学本身为对象的新的研究领域。
其次，在辩证唯物主义传统的方法论意义上，作者否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采用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研究科学认识的方法的初始思想和范例。他们解释说，老一代的苏联哲学家曾经提出要认真研究马克思的逻辑与方法的任务，企图弄清和再现《资本论》的作者采用的分析方法；但是科学哲学家、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哲学家则意识到马克思的方法并不能作为辩证地再现科学思维的完备基础，他们通常采取另外的途径，即分析科学认识本身、分析科学的文本、实际历史和当前的科学实践。对于这些哲学家来说，辩证唯物主义既不能作为认识的工具，也不能充当方法论的背景，更不能充当更加宽广和一般意义上的研究科学认识的前提。([7],pp.252-255)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须知，探讨《资本论》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曾经是斯大林时代以后苏联哲学界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м.м.罗森塔尔(м.м.розенталь)、э.в.伊里因科夫(э.в.ильенков)、а.а.季诺维也夫(а.а.зиновьев)、п.в.科普宁等都曾在这一领域内工作，也正是通过这项研究，苏联哲学家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地位，从而把认识论特别是科学认识论问题凸显出来。如果否认苏联学者对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的研究价值，就将使俄罗斯科学哲学的兴起失去理论前提。当代俄罗斯哲学家в.ж.(в.ж.келле)就承认“在苏联，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在苏联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来解决科学的各种哲学问题的”([8],pp.1,2)。
因此，在俄罗斯科学哲学兴起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是
第一、苏联国家制度的改变并没有割断其哲学史的联系，当代俄罗斯的科学哲学几乎继承了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全部创作队伍和研究内容，它不可能忽略、更不可能否定它在辩证唯物主义语境下兴起和发展的历史；
第二、辩证唯物主义对俄罗斯科学哲学的兴起所起的作用，恰恰不是简单的概念和范畴上的优惠，而是在哲学发展的总体方向上为俄罗斯科学哲学的兴起提供了前提和基础，这就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苏联辩证唯物主义研究的重大转向。
三、辩证唯物主义内部对话与哲学的认识论本质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哲学在研究内容上出现了重大转折，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批判，为苏联哲学营造了一种新的发展气氛，使苏联哲学工作者结束了为斯大林-日丹诺夫肤浅哲学做诠释的历史，开始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对象、结构和功能等问题。同时，苏联新一代的哲学工作者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大多是十月革命以后生人，在二战前后接受过正规的哲学训练，谙熟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近现代西方哲学，具有独立思考的愿望和能力，他们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结构和功能等问题上就与老一代的“正统派”发生了冲突，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即本体论派与认识论派之争。
本体论派的代表是г.в.普拉东诺夫(г.в.платонов)、в.п.罗任(в.п.рожин)、в.п.图加林诺夫(в.п.тугаринов)、м.н.鲁特凯维奇(м.н.руткевич)等，他们根据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一种表述——“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9],p.484)——把辩证唯物主义定义为“研究意识与客观物质世界的关系，研究自然界、社会和意识的运动和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10],p.519)并根据这个定义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总四分”的结构，强调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功能。
认识论派则为年轻一代的哲学工作者，包括э.в.伊里因科夫、а.а.季诺维也夫、п.в.科普宁以及б.м.凯德洛夫等。他们注意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一段表述：“……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9],p.364)于是他们把辩证唯物主义理解为认识论，更确切地说，理解为科学认识论。
认识论派的观点受到了“正统派”的批判。1957年，в.п.图加林诺夫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和功能》一文中就指出：“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哲学家，他们自认为识马克思主义者，但却反对整个世界概念，认为整个世界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还有一些哲学界反对存在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的一般规律。还没有根除与此相关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为认识论的思想。所有这些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不同形式的贬低。”([11],p.60)他认为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意义就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科学和世界观。
由此可见，本体论派与认识论派争论的焦点实际上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功能问题，它关涉到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学科地位、进而关涉到自然辩证法的性质问题。由于争论的双方都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可以把这场争论称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内部对话”，它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
1963年，г.в.普拉东诺夫和м.н.鲁特凯维奇共同发表文章《论作为哲学科学的自然辩证法》，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建设出发，认为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逻辑相并列的独立的哲学科学，并建议把这一科学称为“自然辩证法”。他们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在整体上研究自然、社会、思维的一般规律，而自然辩证法则具体研究这些规律（诸如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在自然界的表现特点([12],p.140)。
认识论派则反对把自然辩证法看作是与辩证唯物主义并列的独立的哲学科学。1964年，б.с.格里亚兹诺夫(б.с.грязнов)等人联合发表文章《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地位》，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一门具有统一的对象、方法和理论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哲学的素有方面和基本观点都是不可分割和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哲学家之间明显的专业化不是由哲学分化引起的，而是有具体科学分化和哲学知识体系的丰富引起的。”因此，“没有足够的理由判定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同辩证唯物主义像并列的一个特殊的哲学科学。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仅仅是对一个确定的哲学研究的门类的评述，它不可能被限制和分类在辩证唯物主义之外。对具体科学材料的哲学思维必须紧随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否则它就既不是现代的，也不是唯物主义的。”([13],pp.47-48)
б.с.格里亚兹诺夫等人着重划清了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与具体科学、自然辩证法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界限，他们一方面否定了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本体论意义，另一方面则确定了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在辩证唯物主义中的地位，他们说：“辩证唯物主义如果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认识论，那么就应当（在不排除科学研究的理论）具体科学所提供的认识材料为基础。一般来说，所有的科学哲学问题可以分成两个类型：1)对具体科学的哲学解释（如事实、规律的发现，建立新理论）；2)对科学研究过程本身的认识论分析。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所研究的是科学哲学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成为这些问题的具体材料是科学的一般结构，研究过程的结构，科学认识方法的性质，科学理论发展的规律，科学分类原则等等。”([13],p.47)这实际上就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就是科学认识论的思想。
与此同时，и.д.潘茨哈娃(и.д.панцхава)和б.я.帕霍莫夫(б.я.пахомов)也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一门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因此必须承认，在涉及自然界的领域，辩证唯物主义应该以解决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途径不断丰富自己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内容。因此，在科学的现展阶段，哲学不是直接地分析自然规律：它事实上是通过分析自然科学材料来完成的。”([14],p.56)他们不反对把自然辩证法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但是他们认为，如果把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有机界的结构和发展的一般图景、有机体和环境的相互关系、生物体中发射形式的发展、人类起源的前提等问题都看作是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内容，那就混淆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界限。
而在反对复活自然哲学方面，п.в.科普宁最为坚决和彻底。他认为，“在当今条件下，哲学无法把握所有的现象和过程，因为，第一，哲学不拥有各门科学用其研究自己对象的各种现代化的方法；第二，哲学已经不再是哲学，它已经变成各种不同专门科学的体系。来自哲学家方面的种种洞察物质结构奥妙和生命有机体进化的企图，这只能导致复活业已过时的、将科学远远抛在后面的自然哲学观念。……哲学不是直接同事物和过程打交道，而是同关于事物和过程的知识、同科学的概念和理论打交道，这就使哲学的本性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受到某种深刻的影响。”([15],pp.332-333,343,348,480)п.в.科普宁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现代哲学的本性问题——令人惊奇的是，他的这些表述竟然同维也纳学派的领袖m.石里克的观点出奇地相似!
通过以上的争论可以看出，如果认识论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唯一的哲学，那么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和功能的看法的改变，也就意味着他们对整个哲学的看法的改变。而这种改变是苏联学者开展现代哲学研究、特别是科学哲学研究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1972年，《哲学问题》杂志发表社论《唯物辩证法的现论问题》，对本体论主义与认识论主义的争论进行了总结。社论既反对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完全归结为认识论，也反对把它完全归结为本体论；但是社论又称：“唯物辩证法是研究科学认识的本性和条件、科学认识对现实的关系、科学认识真实性的条件、科学认识的起源等。唯物辩证法的宗旨就是探求科学知识、科学知识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的条件、科学中新知识形成的前提和结构等的总的依据的，它起着科学认识的总的基本方法论的作用。”([16],pp.12-13)这实际上是站到了认识论派的一边。
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ю.в.库沙科夫(ю.в.кушаков)发表文章《“自然哲学”怎样才是可能的？》，对本体论派和认识论派的争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骤然看起来颇为陈旧的‘自然哲学’观念竟如此牢固地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之中呢？”
他提出了三个原因：“第一，在实现建构‘自然体系’的自然科学方案时所遇到的某些客观原因；第二，由于企图截然划清和确定综合科学知识的自然哲学纲领和自然科学纲领之间的明显界线而造成的一系列原则性困难；第三，对于以哲学方式和以自然科学方式考察自然这个根本不同的角度来说，都存在有利于自己相当有力的论据，因此这两种考察自然的方式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的。”由此他认为：“自然哲学的问题群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也是‘长存不灭的’，不仅如此，而且在今天故意抹煞它正和不加批判地复活过时的思辨自然哲学一样，也是一种‘倒退’。”在这里，ю.в.库沙科夫就指出了本体论者和认识论者在“自然哲学”问题上进行长期争论的实质，即双方都没有对“自然哲学”的现代意义做出正确的评价，例如，在评价古典自然哲学结构时，往往都默认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的任务是相同的，而不同只是在二者的实现方式上，后者是以思辨的、抽象的方式实现的。([17],pp.48,50)
ю.в.库沙科夫可谓一语道破了问题的实质。众所周知，20世纪以来自然哲学(философияприроды)已经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自然哲学(натурфилософия)，如果说原来的自然哲学是一种以建立总体自然观为主要使命的“本体论化的自然哲学”，那么这种具体讨论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包括自然律的意义以及方法论依据的自然哲学则可称之为“认识论化的自然哲学”。苏联学者没有顾及这一区分，而采取了彻底抛弃自然哲学的态度。
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认识论派坚决反对旧的自然哲学的观点，也不可能有苏联哲学向认识论的急速转向，也不可能有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研究的兴起，就像在西方如果没有逻辑经验主义对形而上学的坚决拒斥，也不会有科学哲学的兴起一样。因此，在科学哲学兴起的途径上，我们不能不认为这是一个必要的过程。
综上，本文探讨了在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过程中辩证唯物主义的作用问题。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给予俄罗斯科学哲学的不是直接的、具体的范畴和理论，而是深刻的哲学背景，即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辩证唯物主义领域内对科学认识论的肯定。
承认认识论的主导地位在西方哲学实现于17世纪，在俄罗斯则延迟了近300年。这其中的原因是一个非常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它表明，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对知识进行反思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苏联时期的意识形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定为国家哲学，曾极力排斥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成果；但是，现实的科学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却是苏联哲学无法回避的问题，科学认识论迟早要登上它的舞台——更何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本身就十分关注科学和技术的发展。
而苏联学者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开展的科学哲学研究格外关注科学知识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科学与社会互动关系，从而在西方科学哲学之外开创了一个大异其趣的研究方向，这一点则值得我们做更为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苏]в.е.叶夫格拉弗夫:《苏联哲学史》[m],贾泽林等译,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
[2]копнинп.в,диалектичекаялогикаинаучноеисследование.вопросыфилософии.1962,№10.
[3][苏]п.в.科普宁:《科学研究逻辑及其基本概念》[j],《哲学译丛》,1964年第8期.
[4]п.в.копнин,марксистско-ленинскаятеорияпознанияисовременнаянаука.вопросыфилософии,1971,№3.
[5]встуительноесловопрезидентаакадемиинауксссра.п.александрова.вопросыфилософии,1981,№6.
[6]孙慕天:《科学哲学在苏联的兴起》,《自然辩证法通讯》,1987年第1期.
[7]мамчуре.а.,овчинниковн.ф.,огурцова.п..oтечественнаяфилософиянауки: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ыеитоги.м.:росспэн,1997.
[8]弗拉基米尔•让诺维奇•凯列:《论当代俄罗斯的科学哲学》[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9]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二版,人民出版社1995年.
[10][苏]康斯坦丁诺夫:《苏联哲学百科全书》[z],沪: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
[11]тугариновв.п.,оструктуреифункцияхмаркситскойфилософии.вестник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университета,1957,№7.
[12]платоновг.в.(москва),руткевичм.н.(свердловск),одиалектикеприродыкакфилософскойнауке.вопросыфилософии,1963,№3.
[13]грязновб.с.,ермолова.я.,коршунова.м.,никитине.п.оместефилософскихпроблем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явструктуремарксистскойфилософии.вопросыфилософии,1964,№5.
[14]панцхаваи.д.(москва),пахомовб.я.(бийск),предметфилософскогоисследоваеиявобласти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я.вопросыфилософии,1964,№3.
[15][苏]п.в.科普宁:《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和逻辑基础》[m],王天厚,彭漪涟译,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
自然科学的哲学篇4
［关键词］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概述
abstract:philosophyonscienceandtechnologyhasbeendevelopingrapidlyinrecentyears.thecurrentacademicresearchaboutitisascendant.thearticlesummarizestherecentstudiesonthephilosophyofscienceandtechnologyfromthefollowingaspects:origin,disciplinelocalization,developmentprocess,disciplineboard,currentissues,tendencyaswellastheproblemsinthefuturedevelopmentofphilosophyonscienceandtechnology.
keywords:presentstage;philosophystudyonscienceandtechnology;summary
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呈现强劲势头。每年都有大量的文献发表以及一些重要的学术研讨会召开，使得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些专题得到了深入地探讨。文章就近年来有关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情况作一概述。
一、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渊源。科学技术哲学并非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学术渊源和历史背景，学界从不同视角阐述了科学技术哲学产生的渊源。如学者任元彪从学术渊源上指出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及其学术传统；（2）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辩证法传统；（3）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自然哲学传统［1］。而学者郭贵春、成素梅、邢如萍则认为“科学技术哲学”的根源在“自然辩证法”，他们比较突出“科学技术哲学”与“自然辩证法”的演变关系，认为“科学技术哲学”是从传统的“自然辩证法”的基础上演变过来的，是对“自然辩证法”学科的继承和发展［2］。学者吴国盛则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实际上有三种构成因素、三重历史来源，即：（1）德国古典自然哲学；（2）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3）改革开放以来“大口袋”式的整合新学科［3］。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渊源，笔者认同郭贵春等人的观点。科学技术哲学和自然辩证法关系密切，科学技术哲学是“自然辩证法”在新时期的时代体现，是对自然辩证法的继承和发展。
二、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富有争议，学者有各自不同的见解。如学者黄顺基、黄天授和刘大椿在1991年编写的《科学技术哲学引论——科技革命时代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对科学技术哲学作出了明确的定位。他们把科学技术哲学定位为以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提出的新问题为依据，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是自然辩证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是科技革命条件下的一门新学科。学者刘大椿在2001年出版的《科学技术哲学导论》一书中又进一步把科学技术哲学定位为“对科技时代提出的科技及其相关问题、要求和挑战的哲学回应”［4］。而著名学者于光远先生也曾指出，“自然辩证法”是一个科学群或科学部门体系，它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特色和色彩的诸多科学部门的总称，其中包括许多不属于哲学的科学部门。学者于棋明据此认为，在自然辩证法旗帜下汇集或孕育、成长以至分化出了许多分支学科，其中包括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历史、科学方法论、科学认识论、科学学、科学技术社会学等［5］，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哲学是自然辩证法的分支学科。学者陈其荣则认为，科学技术哲学是当代自然辩证法的新范式［6］，这意味着自然辩证法的范式在当生了改变。学者郑毓信则认为，要考虑科学技术哲学的定位问题，就应该认真考虑以下几个问题：（1）由于现代的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已经极大地扩展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就要认真考虑对包括诸多现实问题进来的种种研究是否能被看成真正的哲学研究？（2）科学技术哲学的现代研究与科学技术活动的距离究竟是变近还是变远？（3）在强调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应当立足于国内的同时，还应当认真考虑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7］。学者吴国盛则深刻地指出，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实际上存在“名实冲突”的问题，科学技术哲学虽然定位在哲学的分支学科，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实际研究内容却远远大于哲学领域［8］。学者贾北树、陈北宁认为，在定位科学技术哲学时应该强调以下四个方面：（1）继续强调必须在哲学的层面上来建设科学技术哲学；（2）强调在科学的基础上建构科学技术哲学；（3）科学技术哲学必须有自己独立的文化意识；（4）科学技术哲学必须关注现实。从以上众多学者对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定位的不同见解中，我们可以看出，现在要想对科学技术哲学进行学科定位，至少应该考虑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是否从“哲学”的范围内界定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内容，第二是科学技术哲学的内涵和外延的问题，第三是科学技术哲学的现实性问题。
三、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方面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一般都趋向认同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如学者张培富从历史的视角指出了中国20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大致经历四个阶段：（1）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中国开始传播；（2）新中国成立之后，科学技术哲学及其教育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3）文革十年动乱，中国科技哲学惨遭厄运，科技哲学工作受到任意摧残和践踏；（4）文革结束，中国科技哲学及其教育事业开始复苏，并迅速发展起来［9］。学者任元彪同样认为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1）1930年以前的“科学为本”阶段；（2）30到40年代的多种流派竞争阶段；（3）50至80年代初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成型和发展阶段；（4）80年代中期以后的国际化开始阶段［10］。从以上对中国科技哲学的发展历程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是一门崭新的学科，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条件，科学技术哲学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
四、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是指科学技术哲学的核心研究领域。当前，学界在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的研究上争议较大，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学者吴国盛在1993年撰写《试论自然辩证法》一文中就明确表达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主张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史和科学史作为自然辩证法事业大力发展的四大学科［11］。而学者陈其荣则指出，随着20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自然科学的高度分化和综合的发展，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汇流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社会化与社会的科学技术化，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的发展提供了新鲜的经验材料和理论思想，使它拓展成为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等在内的综合性的交叉学科——科学技术哲学［12］，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哲学应该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几个方面。而从学者张明国、崔伟奇、蔡永海撰写的《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发展的历史与展望》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们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方法论”作为科学技术哲学的主要板块［13］。学者刘大椿指出，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自然辩证法在中国再度发展时，采取的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大口袋”方针，比较有共识的内容可归纳为下述几大块：自然观研究、科学方法论研究、科学思想史和科学技术社会研究。他还指出，近20年来，自然辩证法在中国演变成科学技术哲学，是科学技术与哲学相连结的桥梁。同时他又指出，近10年来，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框架有了重大突破，研究内容有了新的拓展，陆续分化和形成了一系列专门的学科分支和方向，如科学学、未来学、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技术思想史、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等［14］。从以上各位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尽管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分歧较大，但是一般比较认同科学技术哲学至少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三个方面的内容。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知识链条的进展和理论联系实际的紧密需要，科学技术哲学出现了新的研究领域——工程哲学。在工程哲学的研究上，中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2007年7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等人编著的《工程哲学》成为中国工程哲学研究建立的标志。
五、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尽管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问题与时代主题紧密相关，但学界关于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的研究也有所差异。例如学者赵景来对近年来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梳理，他认为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1）关于科学与技术的划界问题；（2）关于技术的本质；（3）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sts）；（4）关于科技发展与人文关怀；（5）建构科技伦理何以可能［15］。学者安维复从科学哲学的视域指出了科学哲学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研究：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科学认识的方法论、科学发现的本质、科学发展的判据、科学的社会监制等问题［16］。学者郭贵春、成素梅、邢如萍指出，就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而言，90年代以来学术界一方面继承和发扬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出现了更加专业化和多元化的研究局面。他们特别还从技术哲学的视域展现了当前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他们认为，对技术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问题：技术本质、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伦理学、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科技战略与政策研究等［17］。学者张明国、崔伟奇、蔡永海分别从自然哲学、技术哲学、科学哲学、科学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与社会五个方面总结了当前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还着重指出了他们在技术哲学方面主要研究技术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在科学哲学方面主要研究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在自然哲学方面主要研究环境问题的文化成因问题；在科学技术方法论方面主要研究创造力开发中的心理学问题；在科学技术与社会方面主要研究技术与文化的现实问题和sts教育问题［18］。可以看出，学者对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所关注问题的研究与他们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界定紧密相关。但是有一点比较明显，那就是学界一般认为“科学与技术的划界问题”、“科学与技术的本质问题”、“科学与技术的价值问题”以及“科学技术的人文关怀和文化问题”成为现阶段关注的热点。
六、科学技术哲学的走向趋势。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哲学也呈现一些新的变化。学界对这个问题尤为关注，争议较大。例如学者黄瑞雄对学界近年对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走向研究进行梳理，认为国内关于科学技术哲学走向研究分为5种类型：（1）以曾国屏和张明国为主要代表的认为从自然辩证法走向科学技术学；（2）以吴国盛为代表的认为从自然辩证法走向科学哲学；（3）以吴彤为代表的认为走向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4）以郭贵春和成素梅为代表的主张保持科学技术哲学的多元性研究；（5）主张继承发扬自然辩证法传统［19］。波士顿大学的华裔学者曹天予对21世纪的科学哲学的趋势作出了预测，他认为科学哲学的趋势大体上有两点：（1）分析哲学的逻辑语言方法要淡出，历史、社会、文化、人类学方法兴起，科学哲学要进一步融入科学学；（2）特殊科学的哲学会有很大的发展，物理学上，特别是有关复杂性问题，在生物学上，有关还原、突现、层次等概念的探讨会大大加强。在认知科学上，计算机科学哲学和神经科学哲学都将对语言哲学与心灵哲学产生重大影响［20］。学者赵跃红通过研究表明，科学哲学有三个方面的自我超越和三个路向，即：一是超越科学共同体这种社会建制的更大范围的社会建制——机制视域下的元理论建构；二是超越科学(技术)文化这种文化范型的更大规模的文化范式——机制视域下的(哲学)理性建构；三是超越了语言学、修辞学、解释学的语言学路向,以至超越了整个西方(语言-逻辑的)哲学传统，对于(形式)逻辑范式予以彻底改造的“科学语言”的科学哲学。第一种路向是“科学社会学”的，第二种路向是“科学文化哲学”的，第三种路向似乎更多地承继了西方的哲学传统,并且还将是科学哲学的主流［21］。学者田鹏颖认为，“社会技术哲学”是科学技术哲学的新视域。他提出，确立社会技术范畴并对社会技术进行哲学反思，开拓了21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新视域。特别是随着工程哲学初步建立，社会工程哲学大有作为，社会工程哲学将成为工程哲学关注的重要内容［22］。
七、新时期科学技术哲学发展面临的问题。21世纪科技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科技哲学的发展也面临相同的境遇。国内一些学者通过研究认为，21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面临一些潜在的问题。中国科学技术哲学要想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实现其未来发展，必须解决这些问题。那么科学技术哲学究竟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如学者程倩春、崔伟奇指出，21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面临三个问题：（1）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性哲学反思；（2）对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重新反思；（3）确立知识创新的哲学基础［23］。而学者庞跃辉则认为，以现代科技变化发展规律和特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技哲学，无论是从推进现代科技良性运行和创新发展的迫切需要，还是从科学技术哲学自身学科体系建设的迫切需要来看，科学技术哲学都必须下功夫解决面临的三大前沿问题：（1）如何认识现代科技和科学伦理的内在关系；（2）如何认识虚拟时空与现实时空的内政关系；（3）如何认识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的内政关系问题［24］。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学界在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发展历程以及未来发展面临的问题方面的意见基本相同，但是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板块内容、关注热点和走向趋势方面的研究分歧较大。这也正好说明我国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参考文献]
[1][10]任元彪.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简述[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4):p19~21.
[2][17]郭贵春,成素梅,邢如萍.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演进和定位[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8):p99~101.
[3][8]吴国盛.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回顾与展望[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6):p80~82.
[4]刘大椿.科学技术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1.p1.
[5]于棋明.学科建设与课程定位[j].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2(12):p67.
[6][12]陈其荣.当代自然辩证法的新范式[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2):p14.
[7]郑毓信.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定位[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4):p93~94.
[9]张培富.中国20世纪科学技术哲学教育回眸[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1):p14.
[11]吴国盛.试论自然辩证法[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3(4):p1~4.
[13][18]张明国,崔伟奇,蔡永海.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发展的历史与展望[j].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2):p54~59.
[14]刘大椿.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科学哲学[j].哲学动态,1999(6):p2~3.
[15]赵景来.近年来关于科学技术哲学若干问题研究述要[j].教学与研究,2004(6):p66~72.
[16]安维复.从社会建构主义看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社会哲学[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12):p36.
[19]黄瑞雄.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走向研究概述[j].哲学动态,2004(8):p19~21.
[20]曹天予.西方科学哲学的回顾与展望[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11):p7.
[21]赵跃红.论域、主题和基本方法:科学哲学究竟会走向何处[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6(3):p56.
[22]田鹏颖.社会技术:科学技术哲学的新视域[j].社会科学辑刊,2004(6):p12.
自然科学的哲学篇5
哲学是不是科学、能不能成为科学，目前在哲学界存在不同看法
哲学是不是一种知识？应当说，哲学历来被公认为一个知识部门，即一门学科。但现在这也成了问题，一些学者否认它是一种知识，即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而认为它只是一种思维方法、一种人生态度，或者是一种信仰、一种价值取向，等等。如果哲学是一种知识，那么它属于何种知识部门？有的认为它是形而上学或本体论，或玄学，或理学；有的不承认这种一般哲学，而认为哲学就是各种或某种部门哲学，如自然哲学、历史哲学、认识论、价值论等。由于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没有在哲学界取得共识，因而哲学家们的观点自然难以达成一致。
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哲学家们曾一度取得共识，那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它实际包括三门学科，即世界观、认识论和历史观。但是，近年来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时，人们也是观点各异。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整体的宇宙，有的主张是物质与意识或存在与思维的关系，或者是存在与思维关系中的世界，或者是实践，或者是认识，或者是人类社会，或者是人。
这些不同看法在学科分类中都有所反映。新中国成立前，综合大学的理论学科多分为文理法，这反映了一种学科分类方法，即人文学科、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新中国成立后，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跨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观点，哲学被从文科中分了出来，文史也被规定为社会科学。但由于哲学的规模远不能同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相比，而事实上哲学活动往往同社会科学活动联系在一起，于是又逐渐形成了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这种一分为二的格局。这种格局虽然把哲学同社会科学放在了一起，但哲学的性质和地位是明确的，实际承认了哲学跨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性质，即哲学中的世界观、本体论、形而上学等一般哲学的特殊地位。至于其中的部门哲学，如自然哲学、社会哲学、精神哲学等，则可以分属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近几年来出现一种趋势，即用人文社会科学的提法来取代哲学社会科学的提法，这实际上是主张恢复新中国成立前的学科分类，但这种分类并不科学。第一，在这种分类中没有世界观的地位，世界观是跨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第二，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没有明确的界限，历史学可分为历史叙述和历史研究，其对象都是人类社会的历史，为什么不属于社会科学呢？文学可分为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其对象也都是人类社会，为什么不属于社会科学呢？反过来，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其对象也都是人的活动，为什么不可以叫做人文科学呢？总之，如果用人文社会科学来取代哲学社会科学，这将使本来比较明确的学科分类变得概念含糊、界限不清。
把哲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列起来，有利于确认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性质和地位
众所周知，现代哲学学派林立，没有任何一个学派为多数哲学家所认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虽被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视为科学的哲学，但这并未得到哲学界的公认。人们诘难和反对的矛头主要集中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上，有的甚至一般地否定世界观，这是同现代西方“拒斥形而上学”的思潮一致的。
把哲学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列起来，不仅肯定了哲学的科学性，而且肯定了它的世界观意义。这里所说的“哲学”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是指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只有它有明确而合理的研究对象，有经过实践验证的全面系统的原理，有比较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正因为它的科学性，所以它才成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最有效的思想方法。这就澄清了理论界关于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模糊思想，为研究、建设、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当然，这决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的其他哲学就应该否定了，因为其他各派哲学同样有其特殊对象和特殊内容，有自己的优点和长处。
党的十六大报告关于“三个解放出来”的论断，同样适用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上世纪20年代由前苏联哲学家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若干观点逐渐形成的。他们引以为据的有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辩证法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观点，其组成部分大致是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历史观，构成了一个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为理论基础的哲学思想体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哲学的发展和哲学研究的深入，人们感到这个体系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现在正是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的极好机会。
结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以科学的态度进一步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
首先，对象问题。现在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不能包括一切部门哲学，但是否应包含若干部门哲学？过去已经把认识论、历史观等部门哲学包括在哲学之中，现在是否有必要继续包括在哲学中？是否还应增加一些新的部门哲学，如价值论、实践论等？这实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问题，即根据目前科学发展的情况，有的部门哲学应包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的部门哲学应分离出去。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部门哲学会由于种种原因而有增有减，但一般哲学即世界观是绝对不可缺少的。
自然科学的哲学篇6
关键词：科技哲学；自然辩证法；哲学；科学发展
1科学技术哲学的起源及发展
科学技术哲学的前身是自然辩证法。它是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只要是指从哲学的维度上去研究科学与技术，包括自然界的一般规律是什么，以及在发展中又会出现哪些哲学问题等等。过去的三十年，自然辩证法传统与科学哲学传统始终保持对立关系。前者属于德国古典自然哲学传统，关注的是社会中的一些现实问题，存在意识形态的优势；而科学哲学传统却属于逻辑经验主义传统，更重视学科建设或倾向于强调学科的自主性。但二者长期和平共存所带来的确是科学技术哲学的致命问题，即名实长期冲突和学科定位不明。
科学技术哲学的由来与科学技术史有着密切关系。科学技术史首先研究科学技术的内在逻辑联系和发展规律，同时又要探讨它与整个社会中各种因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之间的辩证关系。可见，科学技术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历史学。表面上看，科学技术哲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但本质上它不单是人文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而是一门高度综合的横跨于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综合性学科，具有浓厚的方法论性质。匈牙利著名哲学家拉卡托斯力图使科学技术哲学与科学技术史一致，他的科学哲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倡导“精致证伪主义”。另外，其他科学哲学流派，像图尔明等，他们也主张用科学技术史来检验科学技术哲学。
2科学技术哲学的基本内容
科学技术哲学主要研究领域是基础研究，包括自然科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和科技方法论等；也做应用研究，包括人们熟知的三大学科数学哲学、物理哲学、化学哲学，还有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医学哲学、生物哲学，以及比较玄奥的天文哲学和地学哲学等。除此之外，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范围还包括科学与宗教、科学思想史、生态哲学、环境哲学等，以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产业、行业领域里面的一些方法论、科技政策和发展战略等等。
目前随着人类社会逐步进入信息时代，为了应对新的机遇和挑战，科学技术哲学开始将信息科技纳入到自己的视域范围，逐步形成了信息哲学学科群，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前沿学科性质。其中的计算机哲学、人工智能哲学以及系统哲学等已经成为相对成熟的学科。
另外，科学技术哲学也应用进了军事科技领域里面，已成为一种相对其他而言比较特殊的应用哲学。在我国的军事院校中，已经逐步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军事哲学学科，其中包括军事技术辩证法、军事技术创新思维及方法、军事技术创新、军事技术与社会、军事技术哲学、军事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国防科技发展战略、军事技术创新与人才培养、军事科学技术与文化、军事科技伦理学、军事技术创新与管理等等。科学技术哲学开始在整体上统帅、驾驭军事科学技术，在提高军队战斗力方面日益凸显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3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进程
近代中国是闭关锁国的中国，一部近代的科学史本质上就是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史。中国近代的第一批科学家同样是第一批科学哲学家，因为他们的任务一是在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里面教授科学知识，二是负有向中国社会、中国民众传播科学观念的使命。自然科学家竺可桢、粱思成、茅以升以及李四光等人，都对科学的人文层面有自觉的意识和反思；人文学者中的胡适、赵元任、金岳霖等人，也都有很好的科学哲学素养。在近代中国，最早的科学哲学课程是北京大学于1918年开设的“科学概论”。而由北大教授王星拱编写的《科学方法论》是中国现代最早的科学哲学著作，该书于1920年出版，是《科学概论》的上卷。到了20世纪20年代，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客观上促进了人们对科学的哲学思考，一大批科学哲学的著作在此后的二十年中大量出版。较早的有，1924年的《科学与哲学》（张东荪），1937年的《科学哲学与人生》（方东美）；稍晚的有，1948年的《自然哲学概论》（罗克汀）以及《科学概论新篇》（竺可桢）等等。其中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著作是1945年的《维也纳学派的哲学》（洪谦），和1948的《知识论》（金岳霖）。
建国以后，来自西方的科学哲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哲学思潮，受到了批判和清算，这个传统由此被迫中断。马克思主义传统取而代之，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亲自发表的有关自然科学的论著，具体如《数学手稿》（马克思）、《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恩格斯）以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等。其次是20世纪30年代的科学史、科学学以及自然科学哲学研究等，这些虽然是由英国剑桥左翼科学家倡导的，但是也都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50年代，于光远同志担任科学处处长，具体负责制定中国的科学发展政策和科学家政策。他早在延安时期就翻译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同时组织学习小组研究自然辩证法。因此，《自然辩证法》》成为制定中国科学政策和科学家政策的指导性文献。于光远召集了一批感兴趣的自然科学家，制定了“自然辩证法”的学科规划草案。草案指出，要直接继承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把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这门科学暂定名为“自然辩证法”。但是也有人认为应该称呼为自然科学和数学中的哲学问题。虽然有争论，但久而久之，“自然辩证法”还是成为了这个新学科的名字。
4科学技术在未来哲学中的发展趋势
对于我国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基本形势的评估，首先必须要考虑的就是政治功能的弱化和淡化。我国目前已经全然解除了对科学家们的政治紧箍咒，所以很少有科学家心甘情愿来聆听“科技哲学家”们的“教诲”了。当代的一线科学家已经不再关心自然辩证法的问题，如果说还需要对他们进行统战的话，那自然辩证法也不再是一个合用的统战工具了。正是因为政治功能的弱化，科学技术哲学进一步发展的外部资源势必大打折扣。为了从长计议，更好地发展，就需要从内部挖掘潜力，实际上就是要搞好学科建设。同时在学科建设之外，应该适度改革之前的“政治必修课”制度，把它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逐步转化成科学-人文的素质教育功能。当前国情之下，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做，但是应该结合人文教育来做，我们思想教育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失误或者失败，有可能就与它们割裂了与人文教育的传统纽带有关。对当前的大学生而言，不管是研究生，还是本科生，对他们进行科学-人文的素质教育，也就是最好的思想政治教育。
素质教育首先要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鼓励学生的创新精神，因此，“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听规定的老师讲课”的这种“三规”式的必修课制度，可以变成：在学制所规定的时间内（比如本科四年、研究生三年）必须在科学人文类课程中修满一定的学分，至于具体什么时间听、听哪门课、听哪位老师讲，可以由学生自由决定。
进行科学-人文素质教育的改革，可以促使教师把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教师们可以拿出自己最擅长的课程，教学中讲授自己最熟悉的问题。现在讲公共课的教师平时教学量大、教学内容相对单调，因此没有时间去搞科研，久而久之就缺乏了创新精神，所以，一到评职称的时候，他们总是被作为照顾的对象，总是觉得比其他教师“矮”一些。在今后的大学课程里，如果能够把公共必修课改成限制性选修课，必能大大提高教师的科研和教学水平，不断扩大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教学阵地和科研阵地。
参考文献
[1]张东荪.科学与哲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
[2]方东美.科学哲学与人生[m].北京：中华书局，1937.
[3]罗克汀.自然哲学概论[m].北京：中国书店，1948.
[4]竺可桢.科学概论新篇[m].南京：正中书局，1948.
[5]洪谦.维也纳学派的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5.
自然科学的哲学篇7
五四运动之后的20多年，科学哲学在中国曾有过一段相对繁荣的发展时期。当时，仅在上海一地就出版了几十种科学哲学译著和著作。其后将近30多年，由于种种原因，科学哲学不仅在大陆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甚至销声匿迹了。文革结束后的1976年，正当波普尔和库恩名满天下之时，在大陆哲学界，并没有几个人真正了解他们的学说，甚或相当多的人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大陆学界远离国际哲学潮流之远，由此可见一斑。
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国家经过两年的恢复，学术界经过两年的准备，科学哲学也在大陆悄然而生。1978年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年份。是年3月18日，盛况空前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对林彪、“四人帮”鼓吹的个人崇拜、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进行了批判；12月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制定了一些比较开明、比较务实的政策。这些政治背景，不仅为学术研究创造了比较自由、比较宽松的气氛，提高了知识的价值和学术研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矫正了一些错误的和糊涂的认识（以往纯学术、纯理论研究往往有“理论脱离实际”之嫌），而且这种背景本身对学术工作者也是一种极大的激励。
在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这个名称在大陆是历史地形成的：它既是一项为现实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服务的综合性社会研究事业，亦指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群，其中主要有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社会学等）界，1978年也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年头。其典型事件有以下几例：（一）1977年12月，全国自然辩证法规划会议在北京举行，其任务是制定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规划，筹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办学术刊物《自然辩证法通讯》。1978年1月6日，《一九七八年——一九八五年自然辩证法规划纲要（草案）》正式成文下发，它强调要加强自然科学方法论、各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和外国科学哲学的研究。（二）是年7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委会在北京举办“全国自然辩证法夏季讲习会”，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科技工作者、哲学和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共1500余人参加了会议，听取3位科学家和学者的专题报告。这次讲习会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其影响经年不衰。（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又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同年招收了文革后的第一届自然辩证法研究生（前者招生14人，专业定名为“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史”；后二者分别招收7人和10人）。（四）1978年1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通信》创刊，这份四开四版半月刊的学术新闻性报纸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会刊，其目的在于促进自然辩证法的学习、研究和普及（它于1990年底停刊）；10月，《自然辩证法通讯》出版试刊。
就这样，经过一年多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学术准备，科学哲学自1978年开始逐渐在大陆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现按以下几个方面分而述之。
专业刊物
专业刊物是一个学科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柱，也是其学术水平的鲜明标志。与科学哲学相关的刊物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自然辩证法通讯》（以下简称《通讯》）。1977年10月，李昌、于光远、钱三强联名向方毅（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和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呈交了“关于筹备出版《自然辩证法通讯》的请示报告”。该报告经“华[国锋]主席和党中央批准”后，中国科学院于1978年2月2日正式发文，成立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积极筹备出版《自然辩证法通讯》。于光远兼任杂志主编，李宝恒担任副主编，查汝强兼任副主编。《通讯》1979年1月创刊时为季刊，从1980年起改为双月刊，截止1991年底将出版13卷6期。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起初是中国科学院直属的司局级单位，1985年与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合并，成立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杂志遂由该所下属的科学哲学研究室负责编辑、出版工作。自1991年起，《通讯》被移交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主办。尽管隶属关系几经变动，但是“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的名号一直保留使用。《通讯》为16开80页的出版物，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订户将近7000份，海外订户约为100份。
在《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的封面上，开始加有醒目的副标题：“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历史和科学学的综合性、理论性杂志“。从1982年起，将副标题中的“科学学”改为“社会学”，并一直沿用至今。这个副标题，既对自然辩证法的学科范围做了界定，也点明了《通讯》的学术内容和特色。从1981年起，该刊形成了“科学哲学”、“科学学与科技政策”（从1983年起改为“科学社会学与科技政策”）、“科学技术史”、“人物评传”四个主要的固定栏目。此外，还有“科学家论坛”（1986年撤消）、“问题讨论”、“科学前沿”、“教学与研究”、“书刊评介”、“读者作者编者”、“学术动态”等栏目。该刊既注重老学者的精湛之文，尤其注意发表中青年学者的真知灼见和斗胆之音。在近几年所发表的科学哲学文章中，出自中青年学者之手的已占70~80%。
二、《自然辩证法研究》（以下简称《研究》）。该刊是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编辑、出版的，创刊于1985年。创刊时为季刊，自1986年起改为双月刊，1991年又改为月刊，每期16开80页。从1988年起，该刊封面加上了副标题：“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研究》现在已成为发表科学哲学研究成果的重要园地之一。现任主编是丘亮辉，副主编是贾云祥。
三、《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79年、1983~1985年在刊名上加有“丛刊”二字）。该季刊创刊于1979年4月，每期16开96页，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主办，主编邱仁宗。该刊是自然科学哲学问题译刊，主要译介国外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以及各门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方面的研究成果、研究动态和研究资料。该刊于1989年底被迫停刊，共出版43期。
四、《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该刊是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编辑、出版的小32开译刊，创刊于1979年，停刊于1986年底，共出版48辑。该刊译载了不少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译文。
除了上述四个主要专业刊物外，《中国社会科学》（北京）、《哲学研究》（北京）、《大自然探索》（成都）、《自然信息》（长沙）、《科学技术与辩证法》（太原），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的机关学术刊物——诸如《社会科学战线》（长春）、《求索》（长沙）等，有关大专院校的学报也刊登科学哲学方面的研究论文，《世界科学》等刊物也刊载科学哲学译文。
翻译研究
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大陆学术界对科学哲学的研究基本上还处在翻译和评介阶段。当时，《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和《科学与哲学》。译载了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劳丹、图尔敏、普特南、汉森、夏佩尔等西方科学哲学家的论著，以及国外的有关评论文章。同时，一批科学哲学译著也相继问世，诸如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李宝恒、纪树立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出版）、库恩的《必要的张力》（纪树立、范岱年、罗慧生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约翰洛西的《科学哲学历史导论》（邱仁宗等译，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出版）、m.w.瓦托夫斯基的《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范岱年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年出版）、a.F.查尔默斯的《科学究竟是什么？》（查汝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科学哲学的兴起》伯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版》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商务印书馆在1978年前后出版了三卷本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由许良英、李宝恒、赵中立、范岱年编译，1977年出版；第二卷由范岱年、许良英、赵中立编译，1977年出版；第三卷由许良英、赵中立、张宣三编译，1979年出版），该文集是一项巨大而严谨的学术工程，搜集资料详尽，翻译质量上乘，在学术刊物上引用率很高。
在此基础上，大陆学者对爱因斯坦的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对波普尔的批判理性论、证伪主义和划界问题、科学发现的逻辑、进化认识论，对库恩的范式、科学共同体、科学发展模式、科学革命的实质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对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进行了有深度的分析和评论。这些新颖的学说像清新的空气一样，不仅使学术界深受启迪，而且像证伪主义和范式变革这样的概念的新奇性和革命性，也使有文化的公众闻之倍感振奋。
1980年代中后期，当代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的代表作陆续在大陆出版，如波普尔的《猜想与反驳》、《客观知识》，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证明与反驳》，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劳丹的《科学与价值》、《进步及其问题》，夏佩尔的《理由与求知》等，上海译文出版社在这方面功绩卓著。此外，还出版或发表了苏联一些科学哲学译著或译文，如凯德洛夫的《列宁与科学革命》（李醒民、何永晋译，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出版）等。
在翻译和评介的同时，大陆科学哲学研究者开始对科学哲学本身的对象、内容、涵义等也进行了探讨。武汉大学江天骥教授认为，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科学理论、科学语言和科学活动，它包括三方面的研究内容：各门科学的逻辑结构和经验内容的分析，科学理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分析，科学理论和科学家的关系的分析。吉林大学舒伟光教授指出，广义的科学哲学是指以科学为对象，研究科学有关方面的一个分支；狭义的科学哲学是指现代西方哲学的某种流派。中山大学张华夏教授强调，科学哲学的基本内容有七个方面：科学的性质和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科学和科学认识过程的形式和要素，科学认识的程序，科学理论的结构和科学解释的逻辑，科学的检验逻辑和发现逻辑，科学理论的发展和变革即对科学进步和科学革命结构的研究，社会因素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在1980年代中期，随着西方科学哲学思潮和流派的传入和引进，随着研究资料的积累和新一代研究生与中青年学者的崛起，大陆科学哲学工作者在消化和吸收外来成果的同时，也陆续拿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例如，陈维杭：“西方科学哲学的来龙去脉”（《通讯》1984年第6期），江天骥：“科学方法论的中心问题”（《通讯》1985年第1期），邱仁宗：“科学理论评价的双标尺系统和整合观：（《通讯》1985年第4期），江天骥：“归纳和辩护问题”（《通讯》1986年第5期），周昌忠：“试论科学知识系统的逻辑结构”（《通讯》1987年1期），曹秋华：“意义与科学进步”（《通讯》1987年第1期），兰征：“不可通约性和科学合理性”（《研究》1987年第5期），陆建体：“科学说明的新争论”（《通讯》1988年第2期），洪谦：“关于逻辑经验论的几个问题”（《通讯》1989年第1期），金观涛：“奇异悖论——证伪主义可以证伪吗？”（《通讯》1989年第2期），鞠实儿：“论归纳逻辑的局部辩护和适用范围”（《通讯》1989年第5期），郭贵春：“测量实在论在科学哲学中的地位”（《研究》1990年第5期），李醒民：“科学革命的语言根源”（《通讯》1991年第4期）等。这方面出版的著作主要有《激动人心的年代——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的历史考察和哲学探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邱仁宗：《科学方法和科学动力学》（北京：知识出版社1984年），林定夷：《科学进步与科学目标》（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等。不用说，在自我创新的过程中，研究者也一直追踪着国际科学哲学思潮的发展和各流派的学说，对邦格（m.Bunge）、玛丽赫斯（maryHesse）、尼尼鲁托（ilkkaniiniluoto）、费希尔（R.a.Fisher）、庞迪（G.L.pandit）、科恩（J.Cohen）、埃利斯（B.D.ellis）、蒯因（Quine）、范弗拉森（B.C.VanFaassen）、史尼德（J>D.Sneed）、塞拉斯（w.Sellars）等人的学说和理论也作了介绍和评论。
大陆的科学哲学研究，并没有局限于狭义的科学哲学，它具有以下几个特色：
一、对各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一直持续地进行着，每年都有为数不少的研究成果发表。尤其对物理学哲学和数学哲学的研究比较深入，比如对互补原理和物理学理论结构的研究就颇有新意。
二、对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耗散结构、突变理论、混沌、生态学等综合学科的哲学研究也逐步深化，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
三、对作为科学家的哲学家或哲人科学家的思想研究始终是研究重点之一，10余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自然辩证法通讯》和《自然辩证法研究》每年都刊有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前者还有“人物评传”栏目，全面评介有关科学家的科学贡献、科学思想、哲学思想乃至精神风貌。尤其是对马赫的哲学特征、精神气质和方法论的研究，对彭加勒的经验约定论思想的研究，对爱因斯坦唯理论思想、经验约定论思想以及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两极张力特征的研究都具有独创性。在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1979年）、逝世30周年和狭义相对论创立80周年（1985年），还分别举行了爱因斯坦研究学术讨论会。
四、在对科学史的哲学分析和科学思想史的研究也有不同凡响的成果。例如关洪：“牛顿、歌德和黑格尔——关于颜色理论的争论”（《通讯》1984年第4期），吴忠：“西方历史上的科学与宗教”（《通讯》1986年第6期），李醒民：“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中的两个学派”（《通讯》1981年第6期）和“论批判学派”（《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等等。
五、对一些传统的哲学问题，如时空、物质、实在、感觉、知觉、记忆等，也从科学和科学哲学的角度进行了新的深入的研究，展示了别具一格的视野。
从事科学哲学的专业研究人员，主要集中在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各高等院校的哲学系（所）和社会科学系。他们所处的机构大都命名为自然辩证法研究室（教研室），也有少数叫科学哲学研究室（教研室）的。这是一支为数不少的专业队伍。
学术交流
科学哲学研究的稳步进展，是与广泛而频繁的国内外学术交流分不开的。在大陆，从1980年起，先后举行了五次全国性的科学哲学学术讨论会。它们是：
第一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0年11月20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30余人。会议就波普尔的科学观、认识论、方法论、基本哲学立场和“三个世界”理论进行了讨论。（参见周寄中的报道，《通讯》1981年第1期）
第二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1年12月21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50余人。会议就库恩的范式、科学共同体、科学发展模式、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了讨论，并涉及对西方科学哲学总的看法和应有的态度。（参见李醒民、黄亚萍的报道，《通讯》1982年第2期）第三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3年9月4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80余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科学哲学的对象、内容、方法、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此外，还讨论了科学发现的逻辑，有关著名科学家的哲学思想。（参见李醒民、黄亚萍的报道，《通讯》1983年第6期）
第四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5年12月5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70余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科学理论的评价。（参见李醒民的报道，《通讯》1986年第1期）
第五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7年5月16日至19日在成都举行，与会代表100余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科学说明（科学解释）、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发现、科学进步、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以及各门科学的基础和方法论。（参见李真真的报道，《通讯》1987年第4期）
在第五次会议上，已拟订于1989年在无锡召开第六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届时将讨论价值在科学中的作用、科学中的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科学的合理性问题。拟议中的会议因故未能按时召开。所幸的是，在事隔数年之后，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国际学术交流部拟于明春在北京召开一次国际性的科学哲学讨论会，着重讨论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问题，届时国外一些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将应邀参加。
除了以上的专门会议外，在此期间还召开了与科学哲学有关的其他会议。例如，1980年11月20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自然科学方法论学术讨论会，1981年10月29日至1月4日在北京召开的自然辩证法首届年会，1982年4月19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的纪念达尔文逝世100周年学术讨论会，1984年4月22日至26日在洛阳召开的全国现代物理学中的哲学问题座谈会，1984年7月10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的科学发现的模式学术讨论会，1984年8月25日至30日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首届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学术讨论会，1986年8月19日至24日在安徽屯溪召开的全国中青年哲学工作者最新成果交流会，1987年8月31日至9月2日在北京召开的牛顿《原理》出版300周年纪念大会，1987年9月10日至14日在黑龙江省密山县召开的全国第二届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学术讨论会，1988年11月11日至14日在徐州召开的马赫学术思想讨论会，1990年5月19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的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理论发展中青年研讨会，等等。
在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主任刘述先教授、何秀煌教授及其同人的努力下，港、澳、台和大陆学者有机会两次幸会，探讨交流了有关科学哲学的研究情况和成果。1988年10月24日至28日，“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向会议提交的论文涉及到逻辑经验论、波普尔、库恩、戴维森（D.Davidson）、范弗拉森、古德曼（Goodman）的学说，也分析了马赫、彭加勒、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思想，还讨论了科学说明、科学翻译、不可通约、观察的确定性等科学哲学问题。1991年3月7日至12日，“分析哲学与语言哲学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这次会议，也有部分论文与科学哲学有关，例如“意义与信念”、“库恩论科学哲学的客观性”、“科学革命的语言根源”等。
在国际交流方面也比较活跃.大陆学者数次参加了设在南斯拉夫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市的国际大学校际研究生研究中心举办的科学哲学讲座，参加了1987年度（在苏联莫斯科）和1991年度（在瑞典乌普萨拉）举行的第八届和第九届国际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大会。国外一些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如新西兰凯图大学孔宪中（1981年）、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士亨普尔（1981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厄尔曼和华莱士（1982年）、牛津大学女王学院乔纳森科恩、（1983年和1987年）、哈佛大学西拉里普特南（1984年）、东京大学伊东俊太郎（1984）年、美国波士顿大学罗伯特科恩（1985年）、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乔治格尔（1986年）、美国内华达大学尼克尔斯（1986年）等人先后访华。中国科学哲学家江天骥、查汝强、邱仁宗、范岱年、纪树立、张华夏等人也应国外同行之邀，多次外出参加学术会议，与国外学者探讨共同感兴趣的问题。
人才培养
自1978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招收研究生后，次年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辽宁大学、四川大学哲学系等单位也开始招收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1981年，这两届研究生36人同时毕业，其中大多数研究生选定科学哲学或与科学哲学相关的论题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例如，《探索科学本质的模式》（周寄中），《维纳和他的哲学思想》（朱熹豪）、《狄拉克和量子物理学的发展》（曹南燕），《彭加勒与物理学危机》（李醒民），《布里奇曼的操作分析思想》（杜云波），《假设与现代科学观》（刘大椿），《科学理论与科学进步》（马献庭），《自然学科与形象思维》（李建珊），《论思想实验》（高文武），《自然科学中的美学方法》（刘仲林），《对称性方法的哲学探讨》（朱亚宗），《论波普尔科学哲学中的反心理主义》（谢遐令），《论科学创造中的直觉》（周义澄），《科学认识系统的信息过程》（官鸣），《量子力学方法论问题》（王振武），《试论经验与理论在科学认识中的地位与作用》（梁国春）等。此后，招收自然辩证法专业的院校和研究机构愈来愈多。1990年10月，国家教育委员会把“自然辩证法”学科正式更名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值得一提的是，武汉大学江天骥教授的现代外国哲学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其中多数是从事科学哲学研究的，而且他们的学术水平都比较高。这从他们的毕业论文可略见一斑：《归纳逻辑与合理信念的测度》（朱志方），《图尔敏科学哲学思想述评》（王小光），《蒯因的自然化认识论》（曹秋华），《夏佩尔科学合理性理论述评》（李晓蓉），《亨普尔和理论名词问题》（陆建体），《科学发现：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黄亚林），《论不可通约性和科学合理性》（兰征）等。现在，大陆的科学技术哲学硕士授予单位8个，博士授予单位4个，博士生指导教师有于光远、龚育之、黄顺基、陈昌曙、邱仁宗、孙小礼。
1981年，教育部发出“关于开设自然辩证法方面课程的意见”，建议把自然辩证法课列为理工科研究生的必修课（文科研究生是否开设，由各校自定），课程内容各校可根据自己的条件和专业特点，自行确定。按照这个意见的精神，各校相继开设了自然辩证法课程，其中一些院校穿插有科学哲学的内容。为了交流教学经验，教育部社科司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1982年7月21日至29日在山东烟台、1987年7月30日至8月6日在安徽九华山两次召开全国自然辩证法教学研讨会。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为了促使大陆的中青年哲学工作者系统而深入地了解英美和欧洲大陆哲学各学科领域的基本理论、研究状况和发展方向，促进中英学术交流和两国哲学家的相互了解，中英双方经过协商，先后在北京举办了两期“中英暑期哲学学院”。第一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清华大学于1988年合作承办，主题是“分析的哲学和哲学的分析”，招收加强班学员40名，普通班学员50名。第二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于1991年合作承办，主题是“科学哲学”，招收加强班学员50名。第二期的教师和课程为牛津大学博士、教务长凯威尔克斯：“脑和行为科学”，牛津大学罗哈雷教授：“科学实在论：传统观点和最近的发展”，曼彻斯特大学哲学系基李女士：“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形成”，利兹大学杰拉维兹博士：“对科学中确定性的追求”，夏威夷大学冯泰尔斯副教授：“逻辑和数学哲学”。本期学习时间从7月29日到8月16日，授课共90学时。在规划和举办过程中，邱仁宗教授效力良多。
总而言之，自1978年改革开放10多年来，科学哲学在大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时期是科学哲学在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虽说科学哲学曾在1987年和1989年遭到某些人的非议，出现过一些挫折，但是并没有带来致命性的伤害，而且困难处境不长时间就过去了。可以预期，只要大胆而广泛地消化和吸收国外的研究成果，细致而深入地发掘中国文化的遗产，中国的科学哲学家一定能够创造出富有自己特色的东西，科学哲学在中国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不用说，这是需要一个自由、宽松、平和的外在环境作保证的。
参考文献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编.1983.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历史与现状.北京：知识出版社.43~47.
同上.229~240.
例如：纪树立.1980.现代科学哲学的兴起..1981.科学探索的逻辑.1982.论库恩的范式概念.自然辩证法通讯.2(6).3(2).4(3).邱仁宗.1982.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方法论.自然辩证法通讯.4(5).
江天骥等.1983.科学哲学笔谈——第三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部分发言和论文摘要.自然辩证法通讯.5(6).
详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自1982年出版的各年度的《中国哲学年鉴》中的“自然辩证法”、“哲学新书目”和“哲学论文索引专栏”。
戈革.1987.尼耳斯玻尔和他的互补原理.自然辩证法通讯.9(5).
洪定国.1988.物理学理论的结构和拓展.北京：科学出版社.
董光璧.1986.马赫哲学述评.自然辩证法通讯.8(1).
李醒民.1990.恩斯特马赫：启蒙哲学家和自由思想家.大自然探索.(2).
李醒民1988.略论马赫的思维经济原理.自然辩证法研究.3(3).
李醒民.1988.论彭加勒的经验约定论.中国社会科学.(2).
许良英.1984.爱因斯坦的唯理论思想和现代科学.自然辩证法通讯.6(2).
李醒民.1987.论爱因斯坦的经验约定论思想.9(4).
李醒民.1986.善于在对立的两极保持必要的张力.中国社会科学.(4).
李秀果.1979.他的成就属于全人类——纪念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讨论会纪要.自然辩证法通讯.1(2).李醒民.1985.爱因斯坦研究学术讨论会在杭州举行.自然辩证法通讯.7(3).
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论文有罗嘉昌.1983.时间的哲学概观.自然辩证法通讯.5(3).李伯聪.1985.感觉过程是选择和建构的统一.7(2).罗嘉昌.1985.当代哲学中的物质观.自然辩证法通讯.7(5).李伯聪.1991.论记忆.自然辩证法通讯.13(1).等。
自然科学的哲学篇8
关键词：科学技术哲学；统计分析；研究现状
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正在进一步的深化，在科学研究领域，我国的各个学科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对于科学的研究必须要认真总结前人的经验，对于科研的历史加以总结和回顾，然后再对当前科学研究的现状进行分析，最后在此基础之上对于下一阶段的发展目标加以制定。当前我国在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的研究也在不断的发展，本文通过统计分析对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发展现状取得了清晰的认识，制订了一系列继续研究的有效策略，以期能够在更宽领域、更高水平把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和普及不断向前推进。
一、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现状
1.研究背景
伴随着近代科学的诞生，科学技术领域也一直处在中高速发展和变化的状态之中，并且当前的发展模式较之于前几个世纪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但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这个概念是在近代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产生的，在科学技术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发展之后，才产生了科学技术哲学这门学科，科学技术哲学产生于20世纪，但是这一学科的出现对于后来的学术研究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同时对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言，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当前随着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我国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和机遇，科学研究也必须要对于过去进行有效的反思，从而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奠定基础。
2.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通过对我国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的不断研究和现状分析以及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客观、全面、及时的了解。通过对主要涉及科学哲学领域的核心期刊作为研究对象，主要针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相关成果进行了数据统计分析，为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依据。
3.已有的科研成果研究及其评价
通过对于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我国也产生了大量的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著作，比如说《中国自然辩证法的历史与现状》、《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等，在本文的研究之中，对于这些著作的主要内容和思想进行了一定的概括和总结，并对相关各个领域的研究发展现状以及相关学科基础理论的进行分析和统计，对于近些年来相关学科的发展历程进行了一定的总结。研究这些已有的成果是一种研究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发展现状的一个重要手段，只有通过对于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有效的分析，才能够对于前人研究中的优点和不足之处加以总结和分析，从而为将来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以山西大学为例，他们通过对于相关期刊的研究，统计分析了在科学技术与哲学领域研究者的一些基本情况和相关研究情况，对于他们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一定的评述，指出了这些研究中所存在的弊端。
4.研究方法
第一，比较研究法：通过对相关学科的发展历程和现状分析比较，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借鉴前人研究的经验，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明确的方向。第二，个体访谈法：通过对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相关研究人员进行采访，因为他们从事该方面的研究，所以对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现状往往更为了解，从而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第三，网络调查法：网络调查法是通过对于信息技术的有效利用，通过丰富的互联网资源来获取我国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并且获得相应的数据。第四，文献法：依据相关文献的整理、分析、鉴定、查阅等工作，对我国在科学技术哲学方面采取的研究方向、解决的问题、存在问题等进行了一定的了解，这就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依据。
二、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回顾
1.以科学为本的发展时期
在以科学文本发展阶段，提出了以民生和科学为主的新文化运动科学，对自然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发展中体现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进行了研究，在这一阶段先被看成反迷信、反盲从等思想方式，然后有了提倡科学和关心思想文化问题的陈独秀、丁文江、胡适等人，大力宣传科学世界观，使人们充分认识了实证主义哲学，逐步形成了以科学为本的思想。
2.多学派互相竞争的发展阶段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涌现了很多科学哲学方面的研究学者，例如主张唯物史观的陈独秀、主张科学观的胡适等等，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相互竞争的局面。科学派的成就和影响主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首先，发行了大量关于科学启蒙性的科技哲学类作品，如1934年张少良《科学导论》、1931年胡明复《科学方法》、1940年汪敬熙《科学的方法论》等。其次，出现了西方科技哲学的翻译著作，代表人物有汤姆生、秦斯、皮尔生、德尔柏、柏尔纳等，他们发行了很多有关科学方面的哲学的专著，宣传了他们对科学的看法与思想。除此之外，严复侧重于对科学哲学的专业性进行了探讨，但是中国缺乏专一的具有逻辑和科学方法的深度研究，但薛岳霖推进了这一方面的研究，他极为深刻的批判了主观论和操作主义，同时自然辩证法不断的传播发展，这一时期的代表是以唯物史观派传播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一方面对于自然辩证法相关著作进行的翻译并出版，例如，在三四十年代《自然辩证法》的翻译出版经历了八次印刷，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关于自然辩证法的学术性活动得到开展。比如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成立的专门的研究团队1940年由“自然科学研究会组织了”关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小组。
3.中国自然辩证法的发展历史情况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西方科学哲学以及中方传统哲学停滞不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的长足的发展，其中自然辩证法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发展十分之快，这就催生了后来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观，这个发展过程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特定历史时期前的奠定基础阶段，这一时期提倡百家争鸣，在大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的初期以及苏联的学术运动当中，自然辩证法的学术地位得到了明显的提高，1953年北大成功开启了有关自然辩证法的相关课程，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对我国有关自然辩证法的未来发展进行了畅想与探讨，使多方面力量参与到了自然辩证法研究中来、1956年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院关于自然辩证法研究小组，出版了《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这一时期在大学里有了专门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机构和课程。第二，曲折阶段，在特定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科学的特点、历史、本质、规律等方面都遭到了极大的歪曲，关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遭到破坏，但这并不能妨碍其发展，仍有一些优秀作品产生，如莫诺的《偶然性和必然性》、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等。第三，快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自然辩证法作为国家技术发展长期规划的重点项目，得到了快速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自然辩证法学科，确立了中国自然辩证法学科基本内容理论框架。例如，有孙小孔等人编写的《自然辩证法讲义》、《科学技术与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通讯》等陆续发行。形成了主要围绕科技生产力这一话题的理论探讨与学术研究，这些表明，中国特色的自然辩证法学科逐步形成。
4.快速发展时期及其国际化时期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外国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相关理论知识传入中国，与中国特色的自然辩证法的自身发展的互相影响，使中国科学哲学学科不断发展，取得了巨大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我国从实际发展需要以及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将自然辩证法与我国实际相融合，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哲学，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西方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的学术研究，拥有了自身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地位。如，九十年代邱仁宗的《科学哲学引论》、舒炜光的《科学认识论》、于光远《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这些优秀作品针对我国特色的科学哲学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与评价，促进了国际交流与沟通，中国科技哲学逐渐走向了国际化道路。
三、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的统计分析
1.科学技术哲学及论文概述
在新的发展时期当中，我国的科学技术哲学理论体系开始了更加全面的快速发展。不再局限于数理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发展，而是在科技管理、科学社会学、科技政策等实用类学科，得到了快速发展。通过对中国相关领域的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与分析，以统计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对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当前发展现状得到反映，同时我国的科学技术哲学理论的发展与推广还受到了来自于国家政策、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影响。论文类型方面，通过论文类型统计分析，对当前发展现状得到了深入了解，为下一阶段发展方向奠定基础。根据统计各种文献类型主要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我国的科学技术哲学的主要研究内容集中在于自然辩证法的结合、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发展历史等方面，对这三个层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体现了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具有学术导向性；第二，自然辩证法理论和科学哲学，理论方面学术论文的刊用率，近年来一直维持稳中有升的趋势，可见我国对科学技术哲学重视程度，例如，西气东输、三峡工程、南水北调等工程方面的学术理论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我国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理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协调发展，处理好资源、环境、投资、效益、人材、资金等各个方面的因素及其关系，更系统的、更自觉的、更科学的发展中国科学哲学。最后，在整个科学技术系统当中，科学史学是重要的学术研究基础，是科学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所以科学技术史学需要进一步的加强。
2.作者年龄状况浅析
通过对作者年龄情况的调查与统计，来分析我国科学技术的相关研究学者在年龄方面的情况，对我国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研究有指导性作用。通过分析得知，我国在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领域的人材机构当中，既有中老年学者的深思熟虑，也有青年学者的创新突破，从而形成了一个繁荣的学术发展局面。通过研究年龄组成对充分利用和发挥不同年龄段的学者提供重要依据。由于人文科学是创新能力的问题，更是知识积累的过程，这是自然研究能够避免的环节。所以可看出人文科学的研究比自然科学研究的年龄段稍晚。近年来，国家增大对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投入力度，整体上看作者平均年龄段趋于平稳，并有减小趋势。对于不同区域，不同时期作者年龄有较大区别不断变化，这些都取决于受教育状况，应该学会充分利用对相关数据统计分析，为我国在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充分发挥和重视提供依据。
四、结语
自然科学的哲学篇9
【关键词】科学社会学；科技哲学；基本关系
一、科学社会学与科学技术哲学的一致性
在开展本文的讨论之前，我想就科学技术哲学的概念做出解释，不然肯定对后文的研究带来阻碍。众所周知，自然辩证法是科学技术哲学的起源。换言之，解释科学技术哲学，就是解释自然辩证法。从历史的长河中，我们不难发现，自然辩证法最早起源于恩格斯的手稿。从字面意思上理解，自然辩证法就是自然界的辩证法。然而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出发，辩证法应该是哲学的核心部门，但是它和哲学不是完全对等的。从这个层面上说，自然辩证法也可被称为自然哲学。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所以还是有很多人认为自然辩证法就是自然哲学。古往今来，很多自然辩证法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在研究它的时候前提是自然界中存在辩证法的。在研究它的时候，完全可以将这一个大前提忽略，主要是这个问题目前对于人类来说还是太深奥。那么我们要如何研究自然辩证法呢？在对于恩格斯理论的全面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恩格斯对于研究自然辩证法提出：我们在研究自然辩证法时应该以自然科学为媒介，不然我们的研究就是一个不严谨的研究。
二、科学社会学对科学技术哲学的价值
科学社会学对于科学技术哲学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开阔研究视野
众所周知，我国的科技技术哲学研究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另一个就是西方科学哲学。不可否认，西方对于科技的研究比我们多得多。现在我就这两个研究理论提出我的看法，首先，就是自然辩证法中的科学研究主要是哲学层面上，主要考虑社会与科学之间的联系。主要研究重点在于自然辩证法的理论前提。同时，西方哲学主要的研究思路就是从科学的角度上研究。将这两种研究思路结合来看，两者都缺少对于社会和科学之间的联系的研究。因此，本文所说，科学社会学中研究的问题对于科学哲学来说有着开阔视野的作用。如果将两种学科结合起来，能够使得人们对于科学的认识更加全面，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将科技哲学的研究领域拓展到科技社会学的层面上。
（二）提供研究素材
科学社会学对于科学哲学的第二个益处就是科学社会学能够为科学哲学提供更多的研究素材。科学社会学更贴近现实生活，在研究科学社会学中大多会采取实例分析来研究。而科学社会学中的研究素材对于科技哲学也同样适用。首先，科技社会学能够为科技哲学提供进一步的研究基础。其次，也对于科技哲学的研究能够起到启发作用。很多时候，经验之谈对于科学研究是很重要的。最后，两个学科相互联系，能够提供更多的研究思路。
（三）深化理论观点
在当前我国的研究形势下，我们不可否认，我国对于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来源于欧美国家，很少有我国的研究者能够真正地成为科学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反观欧美国家的科学社会学代表人物。他们大多都有丰富的学术知识和较高的科学素养。尤其是每个社会学家都有自己的哲学渊源。能够形成多种社会学流派。正是因为这些社会学家都有自己的理论观点和代表思想。所以，科学社会学能够给科技哲学带来新的冲击。科学社会学能够给科技哲学带来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同时科学社会学对于科技哲学来说也是一种挑战。有挑战就有进步，科技哲学的研究者通过对科学社会学中的问题进行研究。能够使得科技哲学的理论知识更加丰富，深入研究问题有助于提高研究人员的自身水平，对于科技哲学的研究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好事。科技哲学研究者通过对科技社会学的研究可以发现，在科技哲学的研究中考虑的社会问题也会更多，偶然因素和非理性因素也会纳入研究的范围。从更深的层面上说，通过研究科技社会学中存在的问题能够深化科技哲学的观点。
三、结语
科技社会学给科技哲学带来的经验主要是研究方法上，能够更好地将理论知识升华，得到新的研究思路。在当前的科学研究模式下，科技社会学越来越向科学哲学靠拢，所以说，科学技术哲学汲取科学社会学的养分，能够使得科学科技哲学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文化,易显飞.“全面科技哲学”取代“自然科技哲学”是新时代的呼唤——陈文化教授学术访谈录[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5~12
[2]李婕.科技哲学发展进程中的博弈论分析[J].科学中国人,2014,(11):5~5.
自然科学的哲学篇10
在60和70年代，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经历了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到本世纪末，又面临着第二次重大转变，即从历史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生的这两次转变表明，不但科学主义已经趋于衰落，而且正在走向它的反面——非科学主义或反科学主义。于是，人们自然要问：难道这就是科学哲学的命运？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是当今科学哲学的真正出路吗？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生的这两次转变的实质是什么？本文试图循着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展演变的思想脉络，在评析逻辑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基础上，来回答上述问题。
1 逻辑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兴起
在20年代后期，维也纳学派发表《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学派》这一宣言书，掀起了一场举世瞩目的“科学的哲学”运动。这场哲学运动有一个科学主义的强纲领，那就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
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有两个基本点：
（1）强调真正的科学知识只有一种，那就是自然科学，除此之外，并不存在其它种类的科学。关于这一点，洪谦先生在《维也纳学派哲学》一书中说得很明白：“科学之为自然理论的体系，之为实际真理的系统，在原则上仅有一种，就是自然科学。”[1]所谓精神科学根本不成其为基本科学，它只是“文化生活的体验方法”[2]。可见，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或者说精神科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倘若确有精神科学存在的话，那么，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方法上而言，还是属于自然科学范围内的。维也纳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卡尔纳普主张一种物理主义的观点，他认为，“物理学语言是科学的普遍语言，这就是说：科学的任何领域内的语言可以保存原来的内容翻译成为物理学语言。因此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科学是一个统一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之内并无在原则上不同的对象领域，因此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并不是分裂的。这就是统一科学的论点。”[3]
（2）强调科学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科学与其它文化之间存在着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可将经验证实原则作为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视野里，科学与非科学文化分别对应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叫做认识世界，另一个叫做体验世界。科学以认识世界为对象，试图通过数学计算和经验证实的方法，建立起各种世界秩序的体系；而一切诗歌、艺术等非科学文化则以体验世界为目的，采用的则是丰富的想象与兴奋的情绪，追求一种身临其境、天人合一的境界。因此，他们认为，在科学与非科学文化之间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根本区别：①从性质上看，存在着知识与体验的区别。“知识是事实的证实的认识，体验是感觉的所与性的了解；知识是以形式构造为对象，体验则以主客观世界的一致为对象；知识是科学的基础，体验则是生活的方法。”[4]②从依据上看，存在着事实与价值的区别。科学的依据是事实（或观察陈述），理论必须由事实来判决，如果理论与已知的事实完全一致，那么它将得到证实（或确认），如果理论与已知的事实相违背，那么就会遭到拒绝。因此，科学是客观的，与价值保持中立。相反，象伦理学、美学等非科学文化依据的则是价值陈述或价值判断。③从语言上看，存在着表述与表达的区别。科学的语言具有表述作用，它们表述的是经验事实，可以得到经验的证实或证伪，因而在认识上是有意义的。相反，各种非科学文化往往采用的是表达性语言，这种语言虽有表达个人感情和理想的作用，并能以此感染别人，但是并没有表述任何经验事实，因而在认识上是无意义的。
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观是建立在上述科学观基础之上的。概括地讲，它们有三个要点：
（1）强调哲学是科学范围内的活动。逻辑实证主义者不仅确定了哲学的性质，而且也规定了其活动范围。在他们看来，哲学不是一种学问，而是一种活动。哲学就其本质而言，不能与科学并列或超越科学，而是属于科学范围内的活动。一个哲学家若要建立他的“世界观”，则必须以科学的“世界图景”为根据。哲学不能从任意思辨中构建它的“世界观”，它必须从经验科学中得来。
（2）强调哲学只不过是科学的逻辑。哲学的任务并不在于建立哲学命题，而是对科学作逻辑分析，使科学命题的意义精确化、明朗化。而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与物理学）所运用的逻辑的分析方法就是哲学的方法，要求概念明确，分析严密，观察精细和证据确凿。
（3）拒斥形而上学。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形而上学不过是“概念的诗歌”，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领域里的全部断言陈述全都是无意义的”[5]。所以，应当予以彻底清除。
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与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方面，在这样的科学观和哲学观驱动下，逻辑实证主义者不仅将科学主义的浪潮推到了历史的最高点，而且也将科学哲学带进了最繁荣辉煌的时期：类似于科学研究，科学哲学也成了一种智力追求，成为一门相当严密和精深的学科。在这个领域里，聚集着许多颇有才华的科学家和精通科学的哲学家，不少人毕生从事这一学科的研究。原因很简单：因为科学不仅是文化的中心，而且是唯一“有意义”的文化；而哲学的任务就是为了说明科学，因此，科学哲学也成了唯一“有意义”的哲学。
但是，另一方面，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也是科学哲学日后陷于困境的一个重要根源。这种科学观和哲学观存在着许多明显的缺陷：①只承认自然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排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②用非历史的观点看待科学与非科学的界线，把它看成是凝固的、一成不变的；③将哲学限定为是科学范围内的活动，这种主张也经不起推敲。人们自然要问：为什么哲学不可以是道德范围内的活动，或艺术范围内的活动？④至于逻辑实证主义者所确定的哲学方法即逻辑分析的方法，对于科学哲学来说更是困难重重。事实上，人们最终发现光靠逻辑分析并不能说明科学理论的意义，更不能说明科学理论的历史发展。正是由于这些诸多的缺陷，逻辑实证主义这种“正统的”科学哲学既遭到外部人文主义者的有力抨击，又受到内部“非正统的”科学哲学即历史主义的严重挑战。
2 历史主义：科学主义的衰落
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对科学主义来说，是一次重大打击。与逻辑实证主义相对立，历史主义的科学观的基本点是：
（1）不但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界线，而且甚至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也不存在明确的界线。用劳丹的话来说，叫做“分界问题的消逝”。理由是“习惯上被视为科学活动和信念都具有明显的认识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提醒我们注意，寻找分界标准的认识形式可能是无效的”。[6]因为人们无法找到某种“认识的不变量”可以当做划界标准，因此，分界问题是一个虚假的问题。
（2）科学并不是价值中立的。历史主义者十分注重对科学理论作整体的评价而不是单个理论的评价，他们把“范式”（库恩）、“研究纲领”（拉卡托斯）、“研究传统”（劳丹）或“背景理论”（费耶阿本德）这样的“大理论”当作分析科学的基本单元，强调“特定理论是更大的传统或‘大理论’的部分，而后者以往的成功或失败关系到特定理论在经验上能否妥善建立”。[7]因此，在历史主义者看来，科学的依据并不是（或不只是）经验事实，或者说除了经验事实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处于某个“大理论”核心代表该“大理论”的根本的价值观念或价值标准。劳丹甚至明确指出，科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解事实、探求真理，“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活动”。[8]由此释可见，在关于科学的依据是事实还是价值的天平上，历史主义者似乎更倾向于价值而不是事实。
与上述科学观相适应，历史主义的哲学观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1）从哲学的性质来看，历史主义者的活动已经大大超越了逻辑实证主义者所规定的自然科学的范围，涉及到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广泛领域，有些哲学家又开始重视认识论和形而上学问题在理论评价中的作用。
（2）从哲学的任务来看，逻辑实证主义者关心的是“科学的逻辑”，而历史主义者则关注的是科学的实际发展，试图建立历史的模型。
（3）从哲学的方法来看，历史主义者主张一种与逻辑主义完全不同的历史方法论。他们认为，“理论如同人类社会和生物种群一样，是历史的实体。它们特殊的个体性（更不必说它们的理性评价）都要求一种深入的历史考察。这种考察的更广泛的意义在于它揭露了对理论进行的传统解释的缺陷”。[9]
显然，历史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把科学看作是人类历史的活动，强调科学与其它文化的联系，强调科学的时代性或历史性，强调科学活动中人们的价值取向及其作用，这些见解无疑是深刻的，是发人深思的。历史主义者所主张的历史方法论在本质上是辩证的，要比逻辑实证主义所主张的“科学的逻辑”宽阔得多。但是，历史主义者过分强调科学的价值性，甚至否定科学的真理性，也为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敞开了大门。费耶阿本德就是从这里“告别理性”，走向后现代主义的。当然，可以说绝大多数历史主义者还都是理性主义者，他们中有许多人（象拉卡托斯、劳丹、夏皮尔等）毕生都在孜孜不倦地探寻科学进步和合理性的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转变到历史主义，不仅对科学主义是一种强有力的遏制，而且对科学哲学学科本身也构成巨大的威胁。原因有两个：第一，自然科学的地位已经明显下降，因此，科学哲学也失去了往日的辉煌；第二，历史主义者强调科学的历史和实践，甚至将理论的基本点移到了科学史、科学社会学或科学心理学那里，这样一来，似乎科学哲学失去了作为专门学科的资格。
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历史主义者竭力倡导历史方法论，但从整体上来说他们的哲学并没有完全摆脱分析哲学的基本框架，科学主义的色彩依然很浓。他们对科学哲学中的许多问题（包括典型的历史问题），所采用的方法并不是真正的历史的方法，而依然是抽象的逻辑分析的方法。例如，库恩对科学进步问题的阐述只是停留在对“范式”概念的抽象的分析上，并没有进一步深入探寻和考察“范式”背后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人类自身进步等诸多因素。而劳丹对真理问题的否定，所依据的只是对诸如“近似真理”、“指称”和“成功”这几个概念的逻辑分析，也并没有把真理问题真正看成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参见[10]，第五章）其实，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片面夸大科学中的价值因素以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分析哲学与历史主义的冲突：分析哲学讲究的是数学式的严格的逻辑分析的方法，而历史主义的方法在本质上则是辩证的。
3 后现代主义：非科学主义的崛起
如果说历史主义使科学主义从此走向衰落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的崛起则意味着科学主义将遭到毁灭。后现代主义者进一步发展了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所蕴含的相对主义观点，提出了一种非科学主义的科学观。他们强调：
（1）科学只是许多意识形态中的一种，并不比其它信念体系更客观、更合理。费耶阿本德明确指出：科学“是人所发展的许多思想形式之一，而且未必是最好的”，[11]它与宗教、神话等等意识形态没有什么根本区别。“神话的发明者开创了文化，而理性主义者和科学家只是改变了文化，而且并非总是改得更好。”[12]他认为，科学的优越性并不是研究和论证的结果，而是政治、制度甚至军事压力的结果。因此，“只要给非科学的意识形态、实践、理论和传统以公平的竞争机会，它们就可以成为有力的竞争对手，就可以揭露科学的重大缺点”。[13]罗蒂也持类似的观点。他反对将科学与“合理性”、“客观性”和“真理”这样的概念搅在一起；而把神学、历史学和文学等等看作是“主观的”、“相对的”或“纯粹的意见”。在他看来，科学中并不存在其他人应当好好模仿的“方法”，也不存在非科学文化所值得期望的“硬性”的东西。在“有教养”这个意义上，非科学也都是（或可以成为）“理性学科”。罗蒂倡导一种“后哲学文化”：在这个文化中，“无论是牧师，还是物理学家，或是诗人，还是政党都不会被认为比别人更‘理性’、更‘科学’、更‘深刻’”。[14]
（2）科学不应当享有特殊的文化和社会地位，反对科学沙文主义。罗蒂批判实证主义的文化，认为在其科学和“科学哲学”的观念中仍然保留了一个神。相反，“实用主义并不想把科学作为代替上帝的偶象。它认为科学只是一种文学，或者反过来说，认为文学艺术具有与科学研究同样的地位”。[15]费耶阿本德更加反对所谓的科学沙文主义，强调必须重新审查我们对神话、宗教、魔术、巫术等等的态度，因为科学的目的并不比那些指导宗教共同体的生活的目的更为重要；强调科学“应与国家分离，正如宗教已与国家分离一样”，[16]因为无论如何不需要用科学来限制一个自由社会成员的生活、思想和教育，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觉得最可接受的社会信念去生活。
与上述非科学主义的科学观相适应，后现代主义的哲学观也是非科学主义的，有以下几个特征：
（1）从哲学的性质来看，如果说逻辑实证主义者把哲学看作是科学范围内的活动，那么，后现代主义者则完全走到了其反面，即把哲学看成是“非科学”范围内的活动。因为后现代主义者在批判分析哲学运动，批判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传统，批判以认识为中心的文化，反对将哲学科学化，反对将科学作为文化的基础的同时，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将哲学非科学化，将非科学作为文化基础的主张和要求。于是，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哲学只是“对我们人类迄今发明的各种谈话方式的利弊的比较研究”。[17]它很象“文化批评”这样的东西。“现代西方的‘文学批评家’感到可以自由自在地评论任何东西。他是一个后哲学文化的全能知识分子的雏形，是一个放弃了对（大写的）哲学的要求的哲学家。”[18]
（2）从哲学的任务来看，后现代主义者在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和反表象主义的背后，似乎试图揭示在科学、艺术和政治这类先前被认为是不同的领域之间的类似性，最终在“新实用主义”或“后哲学文化”等后现代主义的旗号下，将民主、文学、数学、物理、上帝和任何别的东西都统统关联并融合起来。当然，他们绝对反对用科学的观点去看待其它文化，而主张彻底抛弃认识论的框架，用艺术或政治的眼光来审视科学。于是，在他们那里，客观性和真理变成了纯粹的“主体间性”或“协同性”。
（3）从哲学的方法来看，提倡多元主义方法论。用罗蒂的话来说，在后哲学文化中，哲学家们“没有任何特别的‘问题’需要解决，没有任何特别的‘方法’可以运用，也没有任何特别的学科标准可以遵循，没有任何集体的自我形象可以作为‘专业’”。[19]用费耶阿本德的话来说，叫做“怎么都行”。他特别强调在科学中应当保留“艺术创造的自由”，要利用一切思想和一切方法，包括理性主义者最瞧不起的思想和方法。甚至可以利用宗教、神话、外行人的观念或狂人呓语，去揭露科学中所预设的宇宙观和意识形态成分。
毫无疑问，后现代主义者强调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强调科学与其它文化的关联，反对纯粹用自然科学或认识论的观点来审视和评判别的文化，这些见解是有道理的。但是，他们用“主体间性”或“协同性”来代替客观性和真理性，断然否认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将科学仅仅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甚至主张科学应当与宗教、神话、巫术等等非科学意识形态“公平竞争”，这显然已经走到了非科学主义、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另一个极端。
后现代主义者在颠覆科学主义的同时，实际上也在颠覆整个科学哲学。如果说，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转变，科学哲学已呈现衰落趋势的话，那么，从历史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则意味着科学哲学将要走向终结。原因很简单：第一，在后现代主义的视野里，科学已经变得没有什么地位；第二，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科学哲学乃至从柏拉图以来以认识论为中心的哲学及其探讨的问题都是没有意义的；第三，即使科学哲学依然存在的话，那也只是“文学批评家”们所干的事情。难怪费耶阿本德早就宣告：科学哲学是一门有伟大过去的学科。其实，这段话的真实含义是：科学哲学是一门没有未来的学科。[20]
4 结
论
通过上述对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中的科学观和哲学观及其演变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科学主义的兴衰与科学哲学的兴衰有着密切关系。如果说是科学主义的浪潮促使科学哲学走向兴盛的话，那么，也正是科学主义最终导致科学哲学陷于困境，逐步趋于衰落。正如以上所分析的，甚至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所面临的重大困难和问题，并不是来自历史主义本身，而是来自科学主义，即不恰当地使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去解决历史性的问题。事实上，仅仅用“科学的逻辑”并不能解决历史性的问题，也不能解决科学与其它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讲，历史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批判科学主义是有道理的。科学主义的确具有很强的狭隘性：他们只承认自然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是唯一“有意义”的文化，排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强调用自然科学的观点、方法和标准，去审视和衡量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其它一切文化，于是，在自然科学与逻辑的解剖刀下面，一切非自然科学的文化将变得毫无意义。
（2）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科学哲学的真正出路。其实，后现代主义者也并没有真正想要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寻找一条出路。他们的哲学意图与其说是重建，倒不如说是解构。他们希望解构包括科学哲学在内的以认识论为中心的整个哲学传统，宣告“大写的哲学”的终结。但是，他们也犯了与科学主义者同样性质的错误：即完全站在科学之外，用非科学、非理性和非认识的观点去审视和批判科学。如果说科学主义者用科学家的观点、方法和标准去审视艺术、政治和其它一切文化不合情理的话，那么，反过来，非科学主义者用艺术家、政治家或神学家的观点、方法和标准去审视科学也不符合情理。因为无论如何，对于科学来说，科学家自己要比非科学家更有发言权，正象对于艺术来说，艺术家自己要比科学家更有发言权一样。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说，科学主义的科学哲学要比后现代主义高明得多。因为在逻辑实证主义那里，毕竟强调的是用科学的眼光来理解和研究科学哲学，而到了后现代主义那里，科学哲学竟变成了局外人所作的“文学批评”。
（3）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生的这两次重大转变，实质上只是科学哲学的重大主题的转换。如果抛开各种观点的偏狭性，我们不难发现，逻辑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揭示的科学哲学的主题是各不相同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所揭示的主题是如何理解当今时代的科学，历史主义者所关心的主题是如何理解科学的历史发展，而后现代主义者所强调的主题是如何理解科学与其它文化的相互关系。这三个主题虽然相互联系，但并不能相互替代。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意义在于突出强调了第三个主题的重要性，但是，当人们把目光转移到后现代主义的时候，应当注意，研究第二个主题和第三个主题的目的，正是为了更好地研究第一个主题，即更好地理解和研究当今时代的科学，从而促进科学的发展，而不是绕过或“解构”这个主题，否则，科学哲学将失去其最根本的意义。
参考文献
[1][2][4] 洪谦：《维也纳学派哲学》，商务印书馆，1989，第131、132、27页。
[3] 洪谦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93，第490页。
[5] 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商务印书馆，1989，第13页。
[6] l.劳丹：《分界问题的消逝》，载《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8.3，第20页。
[7][9] l.劳丹：《历史方法论：一种立场和宣言》，载《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6.4，第29、29～30页。
[8] l.laudan,progressanditsproblems,university ofcaliforniapress,1977,p.11.
[10] l.laudan,scienceandvalues,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4.
[11] p.feyerabend,againstmethod,london,1975,p.295.
[12][13][16] 费耶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第112、110、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