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理论篇1
山东近代考古始于1928年章丘城子崖遗址的发现，如今经过七十余年的辛勤工作，山东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已经基本建立，为深化这一区域的考古学研究创造了条件。伴随着山东地区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该地区的农业考古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山东地区的农业考古研究起步很早，但系统的研究则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八十年代初，吴诗池概述了山东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发展情况(2)，随后又系统地分析了海岱文化区的史前农业状况(3)。随着考古发掘资料的不断增多，吴诗池先生在九十年代初，对山东地区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资料进行了综合分析(4)。九十年代以后，关于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在整体分析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区域性的系统研究，如石敬东利用出土文物资料研究了枣庄地区的史前农业(5)；房道国概述了济南地区古代农业考古发展情况(6)。同时，这一时期的单个文化的农业生产工具的研究得到了发展，有学者在系统梳理海岱龙山文化生产工具资料的基础上，对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的生产工具进行了类型学的考察，并进而对区域间的生产方式的差异进行了解释(7)。另外，还有学者综合研究了岳石文化的农具，认为岳石文化的农具较之龙山文化农具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不是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衰退(8)。至于其他的一些研究则散见于各类有关经济、环境等研究的文章中(9)。进入二十一世纪，山东地区的史前农业考古研究的文章鲜见于各类刊物之上，综合系统的研究略有述及(10)，而区域性的个案研究成果则未见发表。
从以上山东地区史前农业研究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以往的研究多限于综合整体叙述分析，而缺乏深入的个案研究，尤其是生产工具的个案研究。区域性的农业研究虽有所涉及，但是研究的领域还有待扩展。总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基础比较薄弱，方法还急需改善，因此，其研究的紧迫性较之其他领域更为突出。
二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存在的几个现实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这些问题既有资料方面的原因，也有研究方法方面的原因。
资料方面，目前山东地区史前考古发掘资料中，多数侧重于陶器的统计分析，对石器基本上是粗线条的描述，尤其是在考古调查资料中，鲜有对石器的全面系统描述（指文字、线图、尺寸描述齐全者）。资料的不足在发掘器物的数量上体现的十分明显，例如山东龙山文化发表的资料中陶器数以万计，而石器仅有几千件，这种数量上的巨大差距说明了学者们以往对石器的重视程度不够。当然，这可能是时代的原因造成的，因为过去学者们偏重于对文化分期的研究以及文化谱系的建立，而在这方面陶器比石器更具优越性。另外，山东地区史前考古资料还缺少植物、动物鉴定的资料，虽然发表的考古发掘报告和简报中有些这方面的资料，但是这些资料多是零散的、少量的，不利于综合系统的研究。
研究方法方面，山东史前农业考古研究过去多从生产工具入手来研究农业的发展状况。这种方法上的单一化，不利于揭示农业生产发展的本质。在一些具体的研究上则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偏重整体叙述分析，缺乏个案深入研究；侧重农业发展史的研究，缺乏农业发展动因的合理解释；农业起源研究略显不足。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存在上述问题，资料丰富程度不足是一个原因，而要深入研究这些问题，研究方法的改善才是关键。农业考古研究是一项综合的系统研究，多种方法的整体运用是必然趋势。史前农业考古研究没有文献资料可供参考，只能采用考古学资料进行分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新考古学的理论不断传入，为综合系统分析提供了有利条件。如今，考古学研究领域中正呈现"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技术国际化"的趋势，农业考古研究亦是如此。国外一些先进的技术方法，大大地提高了资料获取程度，同时也相应地扩展了研究的领域。农业考古学应该以此为契机，丰富自己的研究理论，改进技术方法。这其中民族学、经济学、数学统计分析的方法尤为重要、民族学中有关原始民族以及现代晚进民族的资料是进行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的"活化石"，这些资料可以为史前农业研究提供参考；经济学中有关社会经济发展研究的原理，对史前农业发展进程的分析具有借鉴意义；数学中统计方法对史前农业进行量化研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正如上文所讲，过去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注重整体叙述分析，缺乏个案深入研究，而个案深入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式就是量化研究。整体叙述分析可以从整体上把握史前农业的发展进程，但要想深入了解各个时期的农业状况则必须采取量化分析的方式，因为量化分析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各种因素的比例关系，发现隐藏于实物资料背后的深层次动因。例如，我们过去将目光过多地集中于生产工具的发展变化上，从生产工具的变化角度寻找社会变化发展的原因，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春秋以前金属生产工具在农业生产中并未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农具不是农业生产的唯一"指示器"(11)。如果从量化的角度来分析，就可以更清楚的看到这一点。农业考古研究不仅要复原古代农业发展史，还要对此进行解释。既然农具不是农业生产的唯一"指示器"，那么就应该找到另外的"指示器"。从山东地区史前遗址的发现情况能够大致看出这方面的因素。山东地区史前文化谱系比较清楚，从早到晚依次为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目前已发现的遗址数量中，后李文化为10余处，北辛文化100余处，大汶口文化500余处，龙山文化1300余处，岳石文化近300处。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中打制石器还占一定比例，而到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磨制石器已占绝大多数。在农业生产工具没有质的变化的情况下，社会如何支持大量增加的人口就值得深入分析了。山东龙山文化时期遗址达1300余处，表明此时人口已大量增加，要解释这一现象还需联系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城址大量增加、文字出现、等级分化加剧，这一切又不同于西方的文明模式，只能从中国的历史实际进行分析。从综合大型工程，如城址、祭坛的建筑可以获知社会组织管理职能的加强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管理职能也会反映在农业生产的分工协作上，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扩大了农业生产。另外，农作物栽培技术的改善也会相应的增加产量，促进农业发展。因此可以说农业的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非单一变量的原因。可见，只有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全面而深刻地揭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因。
总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无论是从整体叙述上还是从个案分析上，都要求我们必须采取多种方法并转换传统的研究视角，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在多种因素综合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中国农业发展的规律，阐释中国文明的本质动因。
三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虽然存在资料不足的现实情况，但是这并不妨碍农业考古学研究的深化，而且这种情况在不久的将来会逐步得到改善。现在重要的是能够使广大考古工作者特别是发掘者在意识上形成主动收集农业考古学资料的观念，带着科研目标去从事考古发掘工作。考古发掘是收集资料的主要方式，而且也是获得科学资料的关键。近年来，有关考古学分支学科的确立使得考古资料的信息量大增，这与发掘者的主观意识是分不开的。在农业考古学研究中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等分支学科的确立，让更多的考古工作者意识到了资料收集工作的重要性，因为研究的深入对考古资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在传统考古学资料中有些是无法获得的。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中植物硅酸体分析方法的应用以及相关研究的开展(12)，为加强农业考古学资料的收集工作创造了条件。无疑新方法的应用扩大了研究的范围，也提高了农业考古学资料收集的精细化程度。
在资料不断丰富的条件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有望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突破。首先是农业生产工具的研究，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能够了解个别区域乃至整个山东地区生产工具的特点和具体的生产方式，不同地区、不同地域的生产工具是不同的，这与土质以及环境有直接的关系，而只有深化个案研究，才能了解地区间的差异。其次是农业起源的研究，多种理论与方法的综合分析，是其取得突破的保证。农业是如何起源的问题历来为学术界所关注，山东地区地理环境较为封闭，其区域的系统研究必将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这里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的理论与方法在分析过程中的综合应用，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最后是农业与文明的关系研究，在其他研究不断深化的前题下，能够取得长足的进展。农业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保证，但农业的发展不一定就能导致文明的产生。这里任何单一的因素都无法解释文明的产生。因此，综合分析山东地区史前农业发展过程并结合相关领域的研究可以为文明的产生与发展提供合理的解释。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的问题还相当多，这些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农业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的改进。国外的一些研究理论、方法、技术是在总结西方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对于中国的考古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还需中国实践的检验。因此，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在应用这些方法进行研究的时候，对总结中国自己的农业考古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陈文华：《简论农业考古》，《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
（2）吴诗池：《山东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3）吴诗池：《海岱文化区的史前农业》，《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4）吴诗池：《综述山东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
（5）石敬东：《从出土文物看枣庄地区的史前农业》，《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6）房道国：《济南地区古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96年第1期。
（7）陈淑卿：《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生产工具的类型学考察》，《辽海文物刊》1997年第2期。
（8）任相宏：《岳石文化的农具》，《考古》1995年第10期。
（9）这类文章很多，主要有：
何德亮：《论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养猪业》，《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刘俊勇：《试论东夷史前经济》，《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
何德亮：《山东史前时期自然环境的考古学观察》，《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
（10）佟佩华：《海岱地区原始农业初探》，《庆祝山东大学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待刊）。
何德亮：《试论山东地区的原始农业》，《庆祝山东大学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待刊）。
（11）白云翔：《我国青铜时代农业生产工具的考古发现及其考察》，《农业考古》2002年第3期。
（12）有关山东地区史前植物硅酸体及其相关研究的论文主要有：
王克林、吴加安：《尉迟寺遗址硅酸体分析-兼论尉迟寺遗址史前农业经济特点》，《考古》1998年第4期。
靳桂云：《山东临淄田旺龙山文化遗址植物硅酸体分析》，《考古》1999年第2期。
孔昭宸等：《山东滕州市庄里西遗址植物遗存及其在环境考古学上的意义》，《考古》1999年第7期。
考古理论篇2
[关键词]稻作起源长江下游史前考古理论阐释
1稻作起源的新证据
2004年12月17日《科技日报》报道，湖南道县玉蟾岩出土了12000年前的5粒炭化稻谷，它们被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稻谷，将人类的稻作文明又推前了3000年。
农业起源与人类起源和文明起源一起并列为世界考古学的三大战略性课题，而稻作农业的起源也是中国考古学探索的重大课题。目前我国这项课题的研究还处于实证的层次，即以寻找最早的稻谷遗存来确定稻作农业起源的时间和地点。在阐释层次上，学者们还倾向于把稻作起源看作是人类的创造，它起源于一个中心，然后向外扩散。于是，在这个问题上出现过印度起源说、东南亚起源说、长江下游说、长江中游说、华南说甚至淮河流域说。
上世纪70年代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距今7000年的稻谷，使学界认为长江下游是稻作起源的中心。1988年在湖南澧县彭头山出土了9000～7800年前的栽培稻，学界又将稻作起源的中心移到了长江中游。与此同时，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也出土了9000～7000年前的稻谷。1993年起，在湖南澧县八十挡、道县玉蟾岩陆续出土了炭化稻谷，后者年代可达一万年以上[1]。无独有偶，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和浦江上山遗址也分别出土了8000年前到10000年以上的稻谷[2]。于是一个问题出现了：稻作起源，何处是摇篮?
2理论与实践
我国对农业起源的研究和认识基本仍处于国外上世纪50年代的“发现论”阶段，认为农业是人类的一项伟大发明或发现，是社会经济的“革命”性事件，因此农业起源的原因是一个无须深究的问题。于是，考古学的实践表现为努力发现最早的谷物来寻找起源的中心、时间以及传播和扩散的轨迹。对河姆渡和玉蟾岩发现古老炭化稻谷的认识，就是“发现论”思维的表现。
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国际学界认识到，农业起源不是发明或一个历史事件，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于是研究的范例开始从寻找最早驯化的植物种子，转向探讨狩猎采集经济为何向粮食生产转变的原因和动力机制。伴随这一范例的转变，出现了人口压力、竞争宴享、社会结构等诸多学说，把农业起源研究推进到更深的层次。目前，国际上比较重要的农业起源理论有以下几种：
人口压力理论这一理论最早由美国考古学家博赛洛普提出，认为农业起源是对人口增长的反应，是在人口压力下强化劳力投入的结果[3]。美国学者雷丁指出，当一个地区人口／资源失衡时，一般向外移民是代价最小的选择。当人口接近土地载能而向外移民十分困难时，会迫使人们利用以前不利用的资源，这种转变会促使形成多样化的觅食方式和种类多样的食谱，并必须发明和应用各种新技术来开发和储藏资源以应付粮食短缺的压力。农业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他认为，如果没有人口压力和资源短缺，驯养动植物的行为被认为完全是浪费时间和白费精力[4]。
竞争宴享理论
加拿大考古学家海登提出了与人口压力相左的一种理论，认为农业可能起源于资源丰富且供应较为可靠的地区，这些地区的社会结构会因经济富裕而相对比较复杂，于是一些首领人物能够利用劳力的控制来驯养主要用于宴享的物种，这些物种因为劳力投入比较高，但是或是一种美食或可供酿酒，所以它们只有在复杂化程度比较高的社会中产生。海登还认为，在农业开始的初期，栽培与驯化的动植物因其数量有限与产量不稳定，在当时人类的食谱中不可能占很大的比重，也有一些驯化物种是与充饥无关的非主食品种，它们只是在食物资源比较充裕的条件下，为了增添美食种类，以便使那些首领人物利用宴享来控制劳力、忠诚和资源。[5]
富裕采集文化理论和海登的理论模式有些相仿，美国考古学家索尔在50年代初曾提出过一种“富裕采集文化理论”，他认为，农业并不起源于食物的逐渐或长期减少，而是发生在天然条件非常富饶的自然环境里。其论点是，在饥馑阴影之下生活的人们，没有办法也没有时间来从事缓慢而悠闲的实验步骤。以选择的方式改进植物品种以便于人类利用，只能在饥馑水平之上的、有相当大的余暇来生活的人群中做到。索尔认为，东南亚地区就是农业起源的一个理想地区[6]。与竞争宴享理论不同的是，富裕采集文化理论没有解释为何不愁吃穿的人群要从事农业这种时间和劳力支出很大，而且很可能是得不偿失的劳动?因此，上面的宴享理论也许可以作为一种补充。
社会结构变迁理论这一理论注重农业经济产生的社会基础，认为农业起源的原因是社会性的，少数群体试图扩大资源消费来控制其他群体，刺激了粮食生产的出现[7]。随着社会的日趋增大和复杂，会出现比简单社会更多的需求。对权力与个人的财富追求，也促进了少数人扩大生产的愿望，特别是在分化日益明显的社会中。原始社会中的这种增大的需求成为剩余产品生产的主要动力。
从上述几种流行的理论模式来看，都有其合理的成分，但是落实到对不同地区农业起源的解释时，需要从具体发现做进一步的检验。比如，我国华北旱地农业和长江下游的稻作农业的起源应该有着不同的动力机制，因为两个区域的生态环境和驯化物种完全不同。华北的旱地农业似乎和人口压力的理论模式比较吻合，而稻作起源则用宴享模式或富裕采集文化模式来解释更加合理。这表明，农业在不同的生态环境里可以由不同的动力机制所激发。对动植物繁殖进行操纵在史前的狩猎采集经济中应该早就存在，而改变局部环境或选择利用的物种也是普遍的一种活动，然而从栽培转向农业，也就是说使栽培作物成为人类食物的主要来源，很可能是环境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作为科学研究导向性的思维，理论的发展导致了多学科的合作和方法技术手段的更新，学者们力图从技术、物种、生态环境、气候、社会结构、心理准备等诸多方面的探索来检验这些不同的理论阐释。考古研究也不再局限于发现最早的栽培谷物和起源中心，而是转向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观察长时段中人地关系的互动和变迁，寻找和解释狩猎采集向农业转变的潜因。这项工作也无法单凭考古学、植物学、地质学、土壤学、生态学和社会学等独家学科能力所能解决，需要各科领域的通力合作。
3考古学观察
目前我国稻作起源研究存在两个缺陷：其一，即使考古发现将炭化稻谷时代追溯得再早，也不能告诉我们农业起源的原因。其二，稻作起源的实证研究容易变成植物学家或农学家的技术性鉴定工作，不能将它作为人类生存策略研究的一部分，很好地与环境考古及生产工具或遗迹分析结合起来，了解农业如何一步步发展成熟，以及它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首先，应该把农业和栽培区分开来。农业是指人类生存主要依赖栽培或驯化作物的一种经济形态；栽培是指人类开始操控某些有用物种的繁殖。一看野生稻出现变异性状就认为是农业起源的证据是不恰当的，因为许多耕作和栽培方法并不能改变植物的性状，即使有些情况下这种性状发生了变化，我们也不知道它的发生需要经历多长的时间，近年来对是否能够通过形态学来分辨野生和驯化作物仍然存在争议。
从墨西哥特化坎河谷的农业起源研究来看，从人类开始栽培作物到这些作物在人类的食谱中占到45％的比重，经历了3000多年的漫长岁月。在栽培植物出现和缓慢增长的阶段里，人类的生存主要还是依赖狩猎采集，因此不能将这种微不足道的少量栽培植物来定义农业经济。
长江下游稻作农业的酝酿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全新世初开始到新石器时代的崧泽文化时期，稻子开始在野生资源富饶的环境里被驯化和栽培，但是它在人类食谱中的比例很小，狩猎采集仍然是主要的经济形态。第二阶段是良渚文化时期，由于社会复杂化的原因开始强化稻作生产，并开始取代野生资源成为主要的粮食来源。第三阶段，随着良渚酋邦的解体，强化稻作生产的社会机制消失，马桥文化的先民又倒退到以狩猎采集为主的经济形态。下面我们从考古发现来观察这一曲折的发展过程。
经济背景长江下游地区的许多史前遗址均发现了稻谷遗存，在这些遗址中都同时存在大量的野生动植物遗骸。从目前发掘报告所提供的信息来看，动物群利用的资料相对于植物比较完整，下面对各主要阶段的重要遗址动物统计资料进行一番比较。
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大量野生动物骨骸，计有各类动物61种，其中哺乳类34种、鸟类8种、爬行类6种、鱼类10种、软体动物3种。利用最多的为各种鹿类，数倍于猪的数量。
跨湖桥遗址也出土了大量动物骨骸，计有各类动物33种，其中哺乳类15种、爬行类2种、鱼类3种、鸟类12种、蟹1种。其中鹿类和水牛的数量最多，它们的总数占所有哺乳动物的54％。从哺乳动物的数量变化来看，各种鹿类动物的利用呈上升趋势，从早期的30％到中期的33％增加到晚期的37％。水牛和狗的数量显示先扬后抑的利用趋势，水牛从早期的13％增长到中期的20％，到晚期下降到16％。狗从早期的4％增长到中期的12％，到晚期下降到8％。猪的利用则呈下降趋势，它从早期的27％下降到中期的10％，到晚期变为9％。在这些哺乳动物中狗和猪被鉴定为驯化物种，而它们的数量在经济发展中并不呈持续上升趋势，家猪的数量甚至表现为持续的下降，和鹿类利用的增长正好相反。从遗址动物群总体数量统计来看，猪等家养动物占12％，野生动物占88％。
马家浜文化的圩墩遗址发现有各类动物20种，其中哺乳动物9种、爬行类5种、鸟类1种、鱼类4种、贝类1种。猪等家养动物占15％，野生动物占85％。
上海崧泽遗址出土的动物计有9种，其中哺乳类7种、爬行类1种、鱼类1种，猪等家养动物占26％，野生动物占74％。
属于崧泽文化晚期到良渚文化早期的苏州龙南遗址，出土的动物有12种，其中哺乳类7种、鸟类1种、鱼类1种、贝类3种。其中猪等家养动物占70％，野生动物占30％[8]。
上海闵行马桥遗址中良渚时期出土的动物计有13种，其中贝类4种、鱼类2种、爬行类1种、哺乳类6种。其中猪等家养动物占56％，野生动物占44％。马桥时期出土动物19种、其中哺乳类12种、爬行类1种、鸟类1种、鱼类3种、贝类2种。猪等家养动物占21％，野生动物占79％[9](图1)。
水稻稻谷的形态学分析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河姆渡的稻子处于形态变异和分化的初期，表现为类籼、类粳及中间类型的原始混合体。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稻子中大约有50％出现有别于野生稻的变异，但是仍然是颗粒小、结实率低的原始栽培稻。在马家浜和崧泽时期，稻谷的形态仍不稳定，有偏籼型、偏粳型、亦籼亦粳型、非籼非粳型等多种形态，说明在很长时期里人类对水稻的产量和选种并不非常在意。到了崧泽末期与良渚早期，水稻的颗粒开始增大，形态趋于稳定。说明人类加大了选种、驯化和栽培的力度。稻谷形态的这种转变需要多长时间目前不能肯定，但是对野生小麦和大麦从野生到栽培的转变可能在20到200年之间就可以完成来看，栽培稻的出现大概也不需太长的时间。从袁隆平培养高产稻种的科学实验来看，培育一种新型稻谷完全可以在一代人的时段内完成。这反过来也可以证明，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数千年里，水稻形态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显然是因为人类干预力度不够。
生产工具生产工具可以折射农耕技术的水准。河姆渡遗址出土石器不多，加工也不精致，多为斧、锛和凿，它们主要用于砍伐和加工木头，可能并非农耕工具。跨湖桥的石器磨制较好，主要是锛、斧和凿等加工木头的工具，这和这些遗址出土大量木器以及杆栏建筑相符合。河姆渡出土相当多用大型哺乳类肩胛骨制作的骨耜，被认为是稻作的工具。但是，有人认为这种骨耜也可能是建造杆栏建筑的挖土工具。马家浜和崧泽阶段的斧、锛与凿等石器数量也不多，可能主要用于砍伐和加工木器，兼能从事一些农耕。
良渚时期，不仅石器的数量增多，而且出现了石犁、耘田器和石镰等功能确凿的农耕工具。良渚时期的石犁不仅数量多、种类全，且有的器型极其硕大。一般来说，功能专一的器物只有当其使用频率变得非常高时才会出现。石犁的使用，一方面说明土地的利用开始趋于精耕细作，以提高稻谷的产量。另一方面，石犁是一种连续的翻土工具，一般用于大面积的耕耘，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并需要劳力的协作。
马桥时期，石器种类较多，但是数量最多的是锛、刀、镰和镞，犁极少。锛个体比较小，应是一种加工木器的工具。刀和镰可用于收割和采集，但从明显缺乏耕土工具来看，马桥时期的稻作生产，显然不是良渚时期的那种组织劳力的精耕细作。良渚和马桥农业工具的显著差别和植硅石分析十分吻合，马桥遗址中的水稻植硅石分布显示，良渚时期水田中的植硅石含量非常高，而马桥文化早期植硅石含量明显偏低，一直到后期才有所增加[9]。
稻田与耕作对苏州草鞋山马家浜文化遗址的发掘表明，稻田面积最大不超过16平方米，灌溉系统为水塘和水井两类。而对澄湖角直崧泽文化晚期稻田遗址的发掘，显示稻田已有低田和高田之分，低田的灌溉系统有池塘、水沟、蓄水坑、水口组成，高田灌溉为水井，最大的稻田面积达到了loo平方米以上[10]。马桥时期的环境分析表明水域扩大，森林草原拓展，农田萎缩。
4讨论与小结
我们想从农业起源的理论对长江下游稻作农业的发展历程进行一番分析，加深对稻作农业起源动因的认识。从目前的考古证据来看，长江下游的稻作栽培的酝酿阶段比较符合竞争宴享说或富裕采集文化说。从9000～7000年前的跨湖桥和河姆渡文化开始，人类开始栽培稻子并不标志农业的起源，因为人类的主要经济形态还是狩猎采集，栽培的稻子在人类食谱中所占比例几乎微不足道，而且很可能不是用来果腹。那么为什么当时不愁吃穿的人们要栽培劳力支出大、产量低的稻子呢?根据海登的解释，早期谷物的栽培很可能是用来酿酒的。他认为，像玉米和其他谷物在史前期用于酿酒要比果腹更重要，酒类在富裕社会中的宗教仪式和劳力调遣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说法最近为贾湖的发现所证实，中美考古学家从遗址出土的陶器沉淀物中鉴定出由稻米、蜂蜜和水果酿造的酒类残渍[11]。当时贾湖遗址和长江下游的环境条件十分相似，野生资源非常丰富。因此，贾湖米酒的证据也为解释水稻在长江下游悠久的栽培历史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解释。
农业经济成为史前社会的主要经济形态，可能与社会复杂化关系密切，这一考虑比较符合社会结构变迁理论的解释。良渚时期长江下游进入了早期文明的复杂社会——酋邦，社会等级分化加剧，资源的积累、消耗与分配以及大规模劳力的调遣成为酋邦运转的重要特点。我们可以从大量玉器的生产与消耗，以及大规模土墩祭坛的营造上，窥视到当时社会运转的规模。这样的复杂社会对剩余产品的需求显然要远远超过自给自足的部落社会，而酒类也可能成为社会祭祀活动不可或缺的消费品，因此强化粮食生产自然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我们从稻作生产和家畜的饲养规模上，看到良渚阶段比较成熟的农业经济。这一显著的变化应该与良渚贵族阶层对财富和权力的追求密切相关，因此农业经济的成熟与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关系更为密切。
到了马桥时期，良渚的大型酋邦解体。社会结构又退回到了比较分散的部落社会，原来施加在百姓头上的强化剩余产品生产的社会机制已不复存在，于是在自然资源仍然比较富裕的环境里，温饱无虞的人们无须再多费劳力来进行密集农耕以增加剩余产品的产量。于是我们看到，尽管马桥先民仍然栽培稻谷，但是他们的生活又返回到了以狩猎采集为主的经济形态之中。虽然生态环境的变迁和自然资源的逐渐减少可能对人类经济形态的变化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史前期的长江下游应该是自然资源十分富庶的地区，良渚时期农业经济与其前后阶段的文化有如此大的反差，从社会复杂化的角度来找原因可能更加合理。
因此，用“发现论”来看待稻作农业的起源已无法解释这一重要历史进程。受“发现”或“发明”思维以及现代化农业优越性的影响，会使人们把农业看作是比狩猎采集来得优越的一种技术和经济形态，一旦这种技术和经济形态被发现和发明出来，它的优越性就会显示出来，并会保持持续的发展，自然而然地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
然而，我们从史前稻作农业的发展过程来看，它更多显示的是人类群体生存策略的一部分，在富裕的自然环境里，人们更多地倾向于利用野生资源而不是费时费力的农耕经济。这在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中也得到了大量的佐证，像澳洲、美洲大盆地和非洲卡拉哈利的土著人，他们即使在政府和传教士的鼓励下，面对工业化社会产量很高的粮食生产，也是最迟缓和最勉强的接受者。
长江下游在良渚时期农业生产达到了一个高峰，稻作生产成为社会经济的支柱。这一发展显然是受社会复杂化的推动，可能并不是人们自发或乐意从事的结果。一旦施加在粮食生产上的社会压力消失，只要自然条件许可，人们又会退回到相对悠闲的狩猎采集经济。农业生产最终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命脉可能是在人口增长、野生资源减少和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复杂进程中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从新石器时代各时期遗址中出土的野生动物来看，自早至晚显示出种类和数量的持续递减。虽然稻作生产在马桥时期出现暂时的倒退，但是随着人口增长和社会演进的长期趋势，农业便不可逆转地最终成为人类经济的主要形态。
我们认为，我国农业起源的研究应该摆脱一味寻找最早栽培谷物和确定最早起源时间和地点的陈旧模式，从史前文化适应和环境互动的角度来观察人类经济形态在长时段中的演变，以便更深入地了解农业起源的原因和历程。
[参考文献]
[1]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考古工作五十年[a]．载新中国考古五十年[C]．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
[2]蒋乐平．浙江浦江县上山新石器时代遗址——长江下游早期稻作文明的最新发现[J]．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5年，总第7期。
[3]Boserup,e．1965．theConditionsofagriculturalGrowth，Chicago：aldine．
[4]Redding,R．w．1988．ageneralexplanationofsubsistencechange：fromhunter-gatheringtofoodproduction．Journalofanthropologicalar-chaeology，(7)：56—97．
[5]HaydenB．modelsofdomestication．in：Gebauera．B．etal．eds．transitiontoagricultureinprehistory．monographsinworldarchaeol-ogy，no．4，madson：Rrehistorypress，1992，11—19．
[6]Sauer,C．1969．agrioulturaloriginandDispersals．Cambridge：themitpress．
[7]Bender,B．1978．Gatherer-huntertofarmer：asocialperspective．worldarchaeology，10(2)：204—222．
[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跨湖桥[Z]．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
[9]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著．马桥[Z]．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
考古理论篇3
我们选择古希腊伦理共同体为研究对象，因为它是一个标本。一方面，这个标本在诸多西方思想家的解剖之下，它的诸环节已经被很清晰地呈现，在我们这篇论文里，这个标本是由黑格尔来解剖的，它经黑格尔的解剖之后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所做的，是选择一个特别的视角来考察它；另一方面，这个标本展示的，并非是一种已经绝迹了的存在物，恰恰相反，这个标本曾植根于生存——克尔恺郭尔所谓生存——的土壤中，而我们今天却也正站立在同一土壤中。因此，一个中国人来考察古希腊伦理共同体，就是想通过对这个已被解剖的标本的考察，为解开其当下的生存之谜寻找一些线索。
一．生存、身体、他者与荣耀
本文首先要做的是打破两个与人类共同体产生有关的预设，并在此基上提出我们的视角。第一个预设我们姑且称为自然主义的预设。即认为人类共同体的产生是出于对自然的恐惧、是为了在大自然的威力面前延续族类的生命，同样，与任何人类共同体相伴生的宗教亦是由于这种恐惧而形成。第二个预设我们可称为集体主义的预设。即认为早期的人们根本就没有个体意识，只有共同体意识。与这两个预设相反，我们提出这样一种看法：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人们面临的最根本问题不是对自然的恐惧，也不是自然生命——无论是个体的还是族类的——的保存，而是生存问题。这个生存问题就是身体化的人与“绝对的他者”的关系问题。这无疑可以说是一个宗教问题，但正是这个宗教性的问题，促使人类共同体产生。与此相关，生存问题解决的是个体之人的问题，只要人是身体化的人，人就是具备了个体意识最为直接、素朴但却无可置疑的体验，因为身体是个体性的，是无法分享、无法共同拥有的。我们只能说，曾有一个时期，个体意识在共同体中获得了表达。我们就是在这样一种个体化的身体与他者的关系的视角中，来考察古希腊伦理共同体的产生与覆灭。
在对这一视角做具体的解释之前，有两点要说明。其一，这一视角我们主要是从克尔恺郭尔那里获得的，因为克尔恺郭尔是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个将生存提升为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的思想家，他对生存的理解深刻影响了二十世纪的西方思想；其二，以克尔恺郭尔提供的视解来检读黑格尔的文本是否可行？在此，我们引用朋霍费尔的一段话。朋霍费尔说，如果出现了一种与人的逻格斯对立的逻格斯，宣称人的逻格斯已被打破、被击垮，取而代之的新世界已来到，人的逻格斯会怎么做呢？“人的逻格斯，在自身主权受到外来威胁时，竟然成就了丰功伟业。它面对这种宣称，抢先否定了自身，并且同时声称，如此否定是对自我本质的必要展开。”“这，便是黑格尔在其哲学中所干的事。这种逻格斯对于对立逻格斯所施攻击作出的反应，完全不同于启蒙运动中另一逻格斯的拙劣抵抗，而是对其自我否定之威力的卓越洞见。然而自我否定也中一种自我肯定。”“逻格斯在自身中消解了对立逻格斯。”这是朋霍费尔在《谁是今在与昔在的耶稣基督》中的一段话，我认为是对黑格尔哲学深刻而又公正的评述。从朋霍费尔的话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点：其一，黑格尔哲学中有一个潜在的提问者——生存问题中的他者，即朋霍费尔所谓对立逻格斯，他的否定辩证法都是在此背景下提出来的。这一背景是这是其它启蒙运动中的主流哲学所不具备的，或者说，“启蒙运动中另一逻格斯的拙劣抵抗”即在于根本无视他者的提问，黑格尔哲学也因此具有其它启蒙哲学不具备的卓越洞见；其二，黑格尔的否定是将他者的否定转化为自我否定，但这种自我否定实乃一种自我肯定，因此黑格尔哲学与基督教思想背道而驰。但有了第一点对我们而言就足够了，正因为他者是黑格尔哲学中一个潜在的提问者，黑格尔哲学关心的是生存问题，才使得克尔恺郭尔对黑格尔的批判是有效的、击中要害的，否则，这二位思想家就没有共同的问题，当然也就谈不上有效的批判。这也使得从克尔恺郭尔提供的视角来检读黑格尔文本成为一种合法的解读。另外要指出的是，这种解读不是本文首创，黑格尔成为影响当代法国哲学的三H之一，正是科耶夫、让华尔、伊波利特等人对黑格尔著作的生存论解读的功劳。
现在，我们转入正题，对我们的视角——身体与他者的关系——的具体解释。（1）身体。克尔恺郭尔并未特别地使用身体一词，我们知道身体是当代现象学，尤其是法国现象学中的重要概念，但是，我们认为克尔恺郭尔哲学中已经给出了身体概念的根本性要素，那就是每一个人的个体化的处境。他用的术语是有限性，它可包括：人的肉体、人所依赖的自然环境、社会历史环境、一个人一生的种种偶然的際遇，甚至还可以包括他的无意识的领域。这种有限性构成了每一个人的个体性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甚至于无法彻底言传的处境，即每一个人的身体。显然，这个身体并非仅指生物学上的身体，但是，这种生物学上的身体是上述个体性境遇的最为直白明显的一例。在我们后文的讨论中提及身体时，始终都是这种宽泛意义上的身体。
（2）他者，确切地说，绝对的他者。这是克尔恺郭尔本人使用的概念，并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抽掉了这个概念，他的思想就不存在了。克尔恺郭尔通过“焦虑”来揭示他者。而我们着重谈他讨论的死亡的焦虑，因为我们后文要涉及死亡问题。死亡焦虑包括两点：一是死亡的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惧。如果说，“存在”一词并非指某一对象之存在，而是一种确定性的宣告，那么，死亡作为身体之非存在，就使人领悟到由身体感受到的确定性消失了。死亡将人置于不确定性中，这种不确定性是一种异己的的力量——是他者，因此，人对死亡的焦虑包含了对他者的恐惧；二是死亡的神秘性折射了一种无限的可能性，从而引起人对他者的向往。克尔恺郭尔认为，人在死的寂静中，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引起恐惧的同时也引起向往，所恐惧的不确定性也同时是使人向往的无限的可能性。正因为在对死亡的焦虑中同时包含了这种向往，才使死亡令人恐惧的同时也令人生发种种想象，从而对死者不得不表现出尊重，死亡成为一个绕着生存的问题，而不能简单地回避。但要强调的是，这里的无限的可能性绝非未实现的、未认识的必然性，而是与必然性根本异质的可能性，因而是绝对的他者，关于这一点后文还有论述。总之，他者是人在焦虑中领悟到的、与身体绝对异质的不确定性与无限的可能性。
（3）荣耀。（Glory）
在克尔恺郭尔那里，焦虚显明了身体化的个人与他者之间的张力，他主张身体化的个人应当持守于这种张力，而不是回避于身体中，或者说堕入到有限性中。如是，包含着恐惧与向往双重因素的焦虑将转化为“激情”（passion）。在激情中，人坚持面向他者的生存，最终向往将胜过恐惧，而得到如下经历：人与绝对的他者照面，并且聆听到了绝对他者对个体性的、身体化的、特殊的人的无限可能性的应许；在《或此或彼》中他将这层意思作了形象化的描述：身体化的人在激情中与他者的相遇是一种改变人的一生的经历，这种经历仿佛是受到绝对他者的“册封”，是一种巨大的殊荣，身体化的人因此而获得了价值；而在《致死的疾病》中的表达则较为概念化，“人在上帝面前的存在，使人获得了一种丰富的、深刻的真实性”。总之，克尔恺郭尔都是在表达身体化的人与他者的关系，这也是生存所要面对的根本的问题。我们从《或此或彼》的描述中得到启发，将这种关系称为“荣耀”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使.…荣耀”的关系，即：他者使身体化的人得到荣耀。我们之所以要用荣耀来表达克尔恺郭尔所描述的身体与他者的关系，是因为这种关系已经是超越了理性的关系，而在现有的常用术语中，我们找不到切恰的用词。
然而，荣耀本身是一个需要说明的概念，我们至今未能找到对此概念的系统的分析，此概念也未能在思想史上获得重要的地位。人们更多地是从美学上来理解这个概念，但我们在这里将它视为一个生存论的概念。
我们关注于荣耀关系中包含的否定性因素，这种否定性因素是我们通达荣耀本质的契入点。这种否定性因素就是前述焦虑概念中的“恐惧”成份，这种否定并不是对立的意思，因为对立的双方还是平等的，而他者对身体化的人的否定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超越，这种超越决定了荣耀中他者对身体的应许、册封、肯定完全不是身体自身可以要求、可以想象、可以主张的，而是他者的“赐予”。而荣耀中的否定性因素又使我们想起了另一个概念“崇高”。“崇高”概念的根本特点就是否定性在其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可以这样说，荣耀关系中的他者——姑且称为荣耀之源——在身体化的人这里激发出的正是崇高之感。崇高成为荣耀中一个根本环节。对崇高的分析成为理解荣耀的关键点。
康德对崇高的分析很经典，在他看来，崇高感中的悖论恰在于，现象的、感性的体验客体与自在之物这两者间的断裂是根本不可能克服的，崇高因而是客体的悖论，在再现(Vorstellung)的领域里，它以否定的方式提供了有关无法再现的物自体的图景。康德的物自体当然不能简单地与我们这里所说的他者等同，但是，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即两者都是感性与知性不可能把握的，都在人心里引起一种负面的情感，但同时又引起“愉悦”或“向往”。而且，这种负面的、否定的成份是后一种“愉悦”的一个内在环节。而斯洛文尼亚思想家齐泽克在评论康德的崇高概念时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其中的本质：”借助于失败而完成的成功再现，这种不恰当性本身才能把由崇高引起的激情与奇特的狂热区别开来：狂热是这样一种病态的幻景般的错觉，它以为我们可以直接看见或把握一切超出感觉界限的事物，而激情则排除了一切实证性再现。激情是纯粹否定性再现的范例。”齐泽克在这里所说的激情可以与克尔恺郭尔所说的激情联系起来，这种激情都涉及与他者的关系，就此而言，两者是同一的，都是崇高的激情。在这种崇高的激情中，他者，或者说引起我们崇高感的一切，都拒绝实证性的再现。而所谓“实证性”，显然是实证科学中那种理性的、必然性的思维方式，一旦企图实证性地、理性地、以必然性的逻辑来把握崇高，崇高感也就消失了，同样，一旦企图以理性的方式来规范荣耀关系，荣耀关系也荡然无存了。荣耀关系拒绝一切推理性的、必然性的思维。
在上述基础上，我们对荣耀的特点作一归纳。其一，荣耀与奇迹联系在一起，“使……荣耀”总是作为奇迹来发生。既然引起崇高感的荣耀之源拒绝实证性把握，或者说拒绝必然性的把握，那么我们只能以一种奇迹性的思维，即通过“相信”来看待荣耀，而关于这一点，在为数不多的涉及到荣耀概念的思想家之一阿伦特那里，得到了特别的强调。在她看来，荣耀只能作为奇迹发生，因为常规的事情都是在必然性的轨迹里展开，只有去掉了理所当然的必然性，将一切置于不确定的无限可能性中，才有所谓荣耀可言。因此，对于荣耀，我们只能通过信念来理解。关于荣耀与必然性之不相容，是我们后文中要还要讨论的内容；其二，荣耀总是与身体联系在一起的，在克尔恺郭尔那里，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在克尔恺郭尔看来，在上帝面前，在绝对他者面前站立的只能是一个身体化的人，有限、特殊与绝对的关系是他的根本主题，荣耀只能发生在身体这里，身体是荣耀发生的“场合”occasion）。离开身体没有奇迹可言，反过来，发生在身体上的奇迹，才是对身体之人的荣耀。这一点在新约圣经里也得到了印证，耶稣所行的奇迹总是关乎身体的，并且在这种奇迹发生后人们都会说，将荣耀归于神。其三，他者对身体化的人的荣耀中，他者向身体所赐予的、所应许的无限的可能性是什么？显然，如果我们承认这种无限可能性拒绝实证性的把握，拒绝理性的推理，那么，这种可能性就是启示出来的。克尔恺郭尔接受的是基督教的启示，因而，这种无限的可能性在他那里就是基督教启示出来的内容，我们这里关心的、与后文有关的是身体的复活与对罪的宽恕。这两项内容都是无法理性地把握的，只能作为信念来接受，并且都是关乎身体的，因为对罪的宽恕是与身体复活联系在一起的。在后文的讨论中，我们会将基督教信仰对荣耀、对生存的理解与古希腊伦理共同体的理解作背景式的比较；其四，这一点与后文关系不密切，但也要提出并希望能另作讨论，那就是：荣耀是与责任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总之，我们试图给荣耀一个定义：以身体为媒介发生的他者对个体之人的接纳、肯定，它在信仰的激情（但不是狂热）中引起崇高之感，从根本上说是奇迹，即绝对他者的作为。
在以往的政治哲学中，不乏从荣誉的角度展开的讨论，但是，“荣誉”与人和人之间的“承认”相联系，这是一种平等，或者说等价关系，而我们所说作为身体之人与他者关系的荣耀是一种不等价、不平等的关系，是一种从高到低的价值上的“赐予”关系。我们认为，在古希腊伦理共同体的产生与覆灭中，他者与身体的荣耀的关系是一个根本的动因。简言之，图腾占据了他者之“位”，成为信仰的对象，从而产生了古希腊伦理共同体，但图腾不能行他者之“职”，终于蜕变为了命运，从而导致了古希腊伦理共同体的覆灭。以下我们进行分析。
二．作为信仰对象的至善图腾：古希腊伦理共同体的产生
如果说身体与他者的关系是我们考察古希腊伦理共同体的视角，那么图腾就是我们的契入点。然而，图腾与共同体有着怎样的关系呢？是什么使我们选择了图腾为契入点呢？
根据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对图腾的考察，我们知道，图腾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是一个共同体的名字、标记、崇拜对象、圣物。从本质上讲，“首先，它是我们称之为图腾本原或者神的外在可见的形式。但是，其次，实际情况是一种名为氏族的确定社会的符号。”因此，涂尔干认为图腾这一符号联系于两个向度，一是宗教的向度，一是社会的向度。而他研究认为，是后一个向度，即社会的向度决定了前一个向度，宗教的向度。“氏族的神、图腾本原，都只能是氏族本身而不可能是别的东西。是氏族被人格化了，并以图腾动植物的可见形式表现在了人的想象中。”因此，图腾所具有的超越性、神圣性、权威，无不是来自共同体，是共同体的超越性、神圣性、权威。我们因此受到一个根本性的启发：图腾代表着共同体，可以选择图腾为研究共同体的契入点。这样，我们就可以将目光锁定于宗教活动中的图腾，以他者与身体的关系为视角，来展开我们的考察。
那么，古希腊伦理共同体有其图腾吗？这个图腾是什么？这里，我们受德里达《死亡的馈赠》的启发，视“至善”为古希腊伦理共同体的图腾。德里达认为，古希腊的哲学，特别是柏拉图的哲学，与一切原始民族的宗教有一种内在的关联。这个关联就是，原始宗教中的那种狂欢体验，即宗教崇拜仪式中那种与神灵合一的体验，在古希腊哲学、特别是柏拉图哲学中得到了延续，只不过现在其表现形式是摆脱了身体缠累的灵魂与至善的合一。在无身体的灵魂与至善的合一中，人进入了狂喜当中。而涂尔干已经告诉我们，原始宗教当中的狂欢体验就被认为是人分享到了图腾的神圣性，这正如古希腊的灵魂分享至善的神圣性一样，可见，至善可以看作是古希腊人的图腾。另一方面，正如黑格尔所言，古希腊哲学是古希腊宗教的一种更高形式的表现，至善在古希腊哲学中占据着最高的存在者的位置，即神的位置。因此，至善具有涂尔干的图腾所具有的神圣性、超越性，是与身体所代表的凡俗相对立的圣物。
如果我们能说明至善图腾是如何产生的，那么，我们也就能够说明古希腊伦理共同体是如何产生的了，因为图腾是共同体的标记。我们终于来到了黑格尔这里，试图在黑格尔与隐匿的他者展开的对话中，发现古希腊伦理共同体形成的秘密。
我们首先注意到，黑格尔突出了战争在古希腊伦理共同体中的作用。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从地理环境的分析上指出，与东方连绵的草原、开阔的大河流域相比，古希腊的地理特点是不深的海峡与零星的岛屿，因此部落间的联系显然频繁了，这种部落间的联系除了和平的商品交换之外，必然也包括了战争。史料亦证明了这一点。另外，古希腊人对“勇气”的推崇并不能解释为他们有一种尚武的天性，而应当从战争对于他们的伦理共同体的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对此，黑格尔称精辟地指出，“在战争中即在一种对外的偶然关系中所含有而显露出来的理想性，与国家内部各种权力成为整体的有机环节这一理想性是相同的。”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这段话，战争的本质（亦即战争的理想性，在黑格尔的术语中，理想性与本质、真理性是同一的。）是国家（在黑格尔这里，国家是民族的最高的表现形式，因而可以理解成民族。）的本质（理想性）。这样，黑格尔从历史现象与概念本质两方面提示出战争对于古希腊伦理共同体形成的重要性。
因此，分析战争与共同体的关系，或更确切地说，分析战争与图腾的关系就是至关重的。我们分两步来展开此种分析，首先是以主奴斗争的模型来理解战争，其次是从更为广阔的求生与赴死的关系来理解战争，最后得出战争造就图腾的结论。
从主奴斗争模型来理解战争本质，我们会发现战争是人与绝对他者之见的斗争。造成主人与奴隶之分的人与人之间的生死斗争可以说是战争的最简约的描述。黑格尔在描述主奴斗争时指出，未经历过生死斗争的人，是“还沉陷在生命的一般存在之中的意识形式”，是处于自然生命状态的人。这样的两个人相遇时，他们“彼此相互间还没有完成绝对的抽象过程的运动：没有根除一切直接的存在并且成为自我同一的意识之纯粹否定的存在”，直白地说，这样两个生命状态当中的人没有经过那种由对死亡的焦虑而领会到的来自他者的超越性否定。不过，要指出的是，在黑格尔这里这种来自他者的超越性的否定被匿名为“纯粹否定的运动”，或“绝对的抽象过程”，即，相对于自然的生命形态而言的纯粹的否定与抽象运动。
这样两个没有经历过否定运动的意识形式，即这样两个处于自然生命状态的人相遇时，每一方都是这样：“对方在它看来是非本质的、带有否定的性格为标志的对象。”即，每一方都认为对方的存在是假象，应当经历其否定性，而这一方在对方看来也是如此，于是，“每一方自己本身通过它自己的行动并且又通过对方的行动完成了自为存在的这种纯粹抽象”，即主奴斗争中的双方必然要合力完成“纯粹否定的运动”。因此，双方都要去经历生死的考验，彼此为对方创造出经历死亡焦虑的机会。而从我们的视角来看，这正是将来自他者的否定转化为自我否定的做法。这种转化表现为将死亡的焦虑转化为赴死的勇气，正如黑格尔说，“它们（自我意识，也就是人——引者注）自己和彼此间都通过生死的斗争来证明它们的存在。它们必定要参加这一场生死的斗争，因为它们必定要把它们自身的确信，它们是自为存在的确信，不论对对方或对它们自己，都要提高到客观真理的地位。”可以这样说，在主奴的生死斗争中，否定对方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这种否定的过程中人通过勇气战胜焦虑，从而将死亡转化为自主的行为，得以战胜了来自死亡的否定，完成了否定之否定，完成对自身的确信。所以，正如德里达在《死亡的馈赠》中说的那样，“他们攻击对方部队的时候，他们双方成了同一股力量的两个部分，他们融合为了一个身体”，这股共同的力量的敌人是死亡的不确定性，即其敌人是他者；它的真正的胜利是将死亡的不确定性转化为自我的赴死而产生的对自我的确定性，即它真正的胜利是对于他者的胜利。这一胜利使人获得了这样的信念：人自己——而非他者——是主人，尝到了“统治”的滋味。
然而，仅仅从主奴模型来理解战争，我们还看不出战争与共同体之间的必然联系，而脱离了共同体这个背景，主奴斗争的意义就仍可能从身体与他者的荣耀关系降格为单纯的人与人之间的“承认”关系，从而掩盖了政治哲学中关乎他者的维度。因此，我们还需要有另外的角度来看待战争，这就是从求生与赴死的关系来看战争。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战争是且只能是共同体展开的与他者的战争。
我们发现，战争总是为了保卫另一种确定性，即求生的确定性。如果说赴死通过直面死亡带来确定性，那么求生则通过逃避死亡建立起确定性。关于此种确定性的建立，黑格尔亦不乏论述。在黑格尔那里，求生的确定性表现为劳动与生殖建立起来的确定性。关于劳动，黑格尔这样说道，“劳动陶冶事物。”“在陶冶事物的过程中，它（从事劳动的意识——引者注）意识到它特有的否定性”，“只因为它扬弃了与它相对立的存在着的形式。但是这个客观的与它相对立的否定物正是那异己的存在，在这个异己的存在面前它曾经发抖过。但是现在它摧毁了这个异己的否定者，并且在持久的状态下把自己建立为一个否定者。”这段充满着黑格尔专门术语的话表达的就是：劳动的对象——譬如自然界——对劳动者来说构成了否定，因而劳动者曾在这个异己的否定者面前发抖过，而这种异己的否定性在我们看来就是他者的一种表现。但是，劳动者在劳动的过程中却建立起了否定之否定，即否定了劳动对象的否定性，取消了否定性，这就与赴死的否定之否定一样，建立起了自身的确定性，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劳动者意识到自己是“自为的存在”。
关于生殖，黑格尔则表达得更为直截。黑格尔曾说，“‘族类’的发展过程使它成为自为存在。”我们黑格尔引用《小逻辑》中这句非常精练的话，是因为这足以透露出黑格尔对生殖的理解：族类的发展无疑是通过生殖进行的，而生殖使族类成为自为存在，这就表明生殖使族类成为一种有否定之否定能力的存在，这种否定之否定能力显然是指否定死亡之否定的能力。子孙后代的延续多少使人在死亡的不确定性面前建立起了某种确定性。
所以战争总是保卫上述劳动与生殖这样的求生行为建立起来的确定性。一方面，如果战争离开了此前提，赴死不是为了求生，反面成了单纯的求死，即进入到死亡的否定性当中，从而并不能完成否定之否定，所以赴死的确定性离不开求生这一前提；另一方面，求生的确定性也离不开赴死带来的确定性，这不仅是因为战争保卫了求生，而更重要的是，在赴死中建立起来的确定性是求生之确定性的基础，没有在赴死中的对死亡的不确定性的否定，劳动与生殖都失去了终极的意义，成为一种苟且偷生的行为。所以，黑格尔从根本上强调赴死——即主奴斗争——中建立起来的确定性是更根本的。他指出，“如果意识没有忍受过绝对的恐惧，而只是稍微感到一些紧张或惊惶，那么那否定的存在对于它还是一个外在的东西”，即没有经历过生死的斗争，人就还没有真正把握住否定性。显然战争是更为根本的建立确定性的行为。
如果说，赴死的确定性表面上看来似乎还可能离开共同体而建立，那么求生的确定性就完全排除了这种可能性，而求生与赴死之不可分，使得任何一种确定性的建立成为共同体的作为。至此，我们可说战争是共同体与他者展开的斗争，由此共同体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建立起共同体的确定性。
在明确了战争与共同体的确定性的关系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阐明战争、共同体的确定性与图腾的关系。
在涂尔干看来，图腾之建立是由于共同体本身包含着一种超越于个体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原始宗始的狂欢式的崇拜中被体验到。例如，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曾谈到澳洲的瓦拉蒙加人的一个仪典，他们在持续的歌声中，在不断的叫喊声中，用飞去来器、长矛和棍棒向一个土墩发起疯狂的攻击，顷刻之间土墩就化为粉。这种共同体的力量让他们感到吃惊，当一个人进入这种集体行为时，“他感到自己被某种力量支配着，使他不能自持”，这种力量涂尔干称为宗教力，个体之人感到这是一种远远超出于自身的力量，是日常生活中体验不到的力量，而涂尔干指出，“宗教力只不过是氏族集体的和匿名的力”，“这种力在人们心中只能用图腾的形式加以表现”，这样，就形成了图腾，对图腾的崇拜实则是对共同体形成的合力的崇拜。
我们同意涂尔干将图腾本原与共同体联系起来的看法，而具我们认为，应当更确切地指明图腾标志的是共同体所带来的确定性，而非共同体的其它特征。我们知道，古希腊的至善理念是最高等级的、最真实的存在。而存在，如前所述，不过是对自身存在之确定性的宣告。这种确定性是在前述共同体的求生赴死的行为中通过否定不确定性的他者而建立起来的。图腾代表的，与其说是共同体，不如说是共同体所建立起来的这种确定性。
而这种确定性是不可能被对象化的，所以图腾也并不是共同体力量的对象化。尽管共同体的力量，作为一种合力有着远远大于单个人的力量，但仅仅是对象化，无法使之具有图腾所具有的超越性的地位，因为被对象化的客体与主体是平等地位的。换言之，图腾作为宗教崇拜的对象能够引起人的崇高感，即包含有否定性，这种否定性不是对象化所能产生的。对图腾之超越性、崇高性、信仰性的解释必须在对象化之外另觅它途。
在我们看来，这种超越性、这种信仰关系最终来自于人在焦虑与崇高感中对他者的一种“前见性”的领悟。图腾之得以产生，是因为图腾取代了他者。确切地说，共同体的确定性是作为不确定性的他者的对立面而建立的，是将他者的否定转化为自我否定从而战胜了他者，在此基础上得以取而代之。作为这种确定性之标记的图腾占据了他者的地位，在个体之人的心中唤起他者所唤起的那种崇高感，从而成为信仰的对象。没有他者原本在个体之人心中已经具有的“地位”，图腾不可能使人敬畏，不可能包含一种超越性的否定，从而也不成其为图腾。
这样，共同体以图腾为标记取代他者而成为个体之人信仰的对象，这种信仰维系着古希腊伦理共同体。黑格尔有言：“共体或社团是在神的规律的本质中和阴间的或地下的王国中取得它的真理性，并在其中加强它的权力。”所谓神的规律或阴间地下的王国，就是指从死亡中经历到否定性，是我们所谓他者的否定性。共同体从“神的规律的本质”、“阴间或地下的王国”中借得的，是人的信仰，个体之人对共同体的信仰产生于人的生存中身体与他者相关联的维度，即我们前面论述的他者与身体的荣耀关系。共同体产生的确定性取代了不确定性的他者而占具了荣耀之源的位置。但是，个体之人在对图腾的信仰中同时寻求着图腾（也就是共同体）对个体之人的接纳、肯定、以及价值的赋予，也就是图腾对个体之人的荣耀，这是占具着他者之“位”的图腾必须行施的“职”。——而图腾是否真的能行他者之“职”是我们在后文中要讨论的问题。
这种信仰是古希腊伦理共同体得以维系的根本要素。没有信仰，共同体只能是一个劳动单位或战斗小分队，甚至还不能达到这一地位，只是一个临时的、权宜的组合，甚至就是“乌合之众”。共同体只有成为信仰的对象才能与“群、集合”区别开来。所以，一个共同体必须有可信仰的图腾来标记自己。这就是黑格尔所谓古希腊伦理共同体离不开“个人对民族整体的直接信赖”。这种信赖以求生与赴死的亲身经历或生动记忆为土壤。因此，在古希腊伦理共同体的形成期，其至善理念绝不可能是抽象的，如黑格尔所言，“抽象思想将会剥夺掉个人自觉自愿地参加到全体意志和行动中去的自由。”为了使图腾保持鲜活，黑格尔认为，古希腊伦理共同体就需要不断地让它的人民在“交付给他们的战争任务中体会到他们的主人、死亡。”从而得以不断地从阴间或地下的王国里借得力量维系自身。三．可怕的命运：古希腊伦理共同体的覆灭
然而，古希腊伦理共同体是否真的能通过战争从阴间或地下的王国里借得力量来维系自身呢？在这里，我们提出这样的观点：战争建立起来的图腾不可能给身体以荣耀，战争的暴力性质与荣耀关系根本上不相容，这决定了古希腊伦理共同体的覆灭。
这里暴力并不是指武力，我们受阿伦特的启发，是在一种形上的意义上来使用暴力一词。根据阿伦特的看法，暴力是与确定性的建立联系在一起的，它通过强制的手段来控制与支配一切，从而建立起一种确定性。通过暴力而建立起来的确定性在阿伦特看来是由必然性概念来表达的。这里，必然性并不仅仅代表一种规律性，相反，是将可操纵的规律性提升为一种确定性的信念，将规律作为一种强制“控制”的工具。暴力的必然性是与自由不相容的。真正的自由与必然性相对立，是放弃操纵与控制，同时也放弃由此而来的确定性，进入到不确定性中，因此自由与荣耀相关联。阿伦特更多地是在政治哲学的领域内讨论“暴力”，但是，如果我们从纯粹的政治哲学的领域引申开来，可以发现人类的“暴力”行为是无处不在的，只要身体化的人企图强制地为自己建立确定性，在这种确定性中体会“控制”的力量，体会“主人”的滋味，他就是在实行暴力。与这种暴力相伴而生的是无处不在的必然性统治。以此角度来看，我们前述的求生与赴死的行为就是一种暴力行为。
其实，黑格尔对主奴斗争的分析已经为我们道出了暴力、确定性与必然性之间的关系。简言之，主人通过赴死否定死的不确定性而体会到了主人的滋味，获得了支配权，对他而言，必然性已在掌握中了；而奴隶是通过另一种方式逐渐体会到这种必然的确定性的，即是通过在劳动中服从必然性的规律从而控制劳动对象，他也由此渐渐地体会到了支配与控制的力量，即一种强制性的暴力。这正印证了阿伦特的观点：暴力是就建立起确定性，确定性表现为必然性。
然而，必然性排斥真正与之相异的无限的可能性，从而杜绝了荣耀关系的发生。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有论述，即：他者对身体化的人有一种超越性的否定性，这使得一切直接地把握他者的无限可能性的企图都落空了，因而他者的无限可能性对身体化的人而言总是呈现为不确定性。而必然性的僭越正是要将这种不确定性转化为确定性，从而直接地控制支配“他者”。即，将这种无限的可能性降格为未实现或未认识的必然性，将他者的否定转化为自我的否定。这样，否定之否定导至荣耀关系中失去了崇高、敬畏这样的成份，也就不成其为荣耀，反成了对荣耀之源的亵渎。这正是我们在第一部分讨论康德的崇高时所说的，“实证性地”把握“物自体”是一种“幻景般的错觉”，是一种“病态的狂热”，与真正的“激情”不同。
现在，我们就来分析暴力、必然性与荣耀的相背如何表现在身体这一环节上，并如何通过这一环节而导致古希腊伦理共同体的覆灭。
我们首先注意到古希腊伦理共同体中“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两分，对这一现象的追踪将使我们发现身体在古希腊伦理共同体中的真实地位。阿伦特在《人类的境遇》中指出，私人与公共生活的区分对应于家庭与政治领域，这两者自古希腊城邦出现起，就作为分离、分立的实体而存在。即，古希腊伦理共同体并不是铁板一块，当中存在根本性的二分。处在公共领域中的人，即公民，其活动（action）就是追求卓而不凡的事迹，追求荣耀，“离开家庭原本就是为开始冒险与荣耀的事业，终究是为了将自己的生命献诸城邦的事务，这就要求有勇气，因为只有在家庭中，一个人才关注于自己的生命与生存，任何一个进入公共领域的人首要地是乐意以生命冒险，但沉迷于生命就防碍了自由，是奴隶性的表现。”p36阿伦特的这段话让我们想起黑格尔的主奴斗争，正是是否有勇气赴死、是否乐意牺牲生命，造就了主人与奴隶的区分。主人因为愿意放弃身体而得以成为自由的公民，而奴隶为了保存身体则只能服务于家庭之中，服从着必然性，以劳动（Labour）维持着生命——包括自己的生命与主人的生命。必然性是“私人性的家庭组织的特点，在这个领域里力与暴力具有合法性，因为它们是把握必然性的手段。”p31概言之，公共领域中的公民凭着勇气——恰恰是前述那种赴死的勇气——追求着荣耀，是非身体化的人，而生命的维持就是家庭的责职，在家庭中出现的就是身体化的人，这里必然性统治着一切。
其实，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已经表达了阿伦特的上述观点。只不过，黑格尔的提法是“民族与家庭”、“人的规律和神的规律”，“公开的和阴间的王国”、“男人和女人”的对立等等。在他看来，“家庭，作为无意识的、尚属内在的概念，与概念的有意识的现实相对立，作为民族的现实的元素，与民族本身相对立”。属于家庭的不是公民，而是“这种个体[家庭成员]的人”。p10黑格尔的这种“家庭成员”也是身体化的人，家庭守护神关注的是人的身体，而作为民族一员的公民是舍身赴死地追求荣耀的人。然而，问题正出在这里，本当得到荣耀的是身体，却被迫稳居于受必然性暴力统治的家庭中，而得到荣耀的，是无身体的公民，正如在古希腊的公共空间中立的是石头雕像一样。
现在我们要来看看，在家庭中受必然性支配的身体处境如何？黑格尔比阿伦特更为深刻地道出家庭中身体受暴的本质。阿伦特仅仅从身体之维系来看身体受必然性的统治，将家庭的职责局限于服从必然性来维持生命，但黑格尔从身体之死亡来看身体受必然性的统治，身体的死去，而非身体依据必然性活着，才是身体受制于必然性最明显的例证，并在身体的必然性的死亡中进一步看到身体的屈辱，在埋葬这一行为中理解家庭的责任。因此，黑格尔这样描述身体的死亡：“死者是空的个别性，只是一种被动的为他的存在，完全听任低级的无理性的个体性和抽象物质的力量所支配”，“死者屈从和受制于无意识的欲望和抽象本质的行动”。这里，死亡成了对身体的纯粹否定，是身体的耻辱性的标记，人对死亡的最直接的想象就是身体被腐蚀，正是黑格尔所说的“屈辱”。而家庭“由于认出毁灭即变为纯存在这一过程是必然的、无可逃避的，于是它自己就把毁灭行动承担起来。”古希腊的伦理共同体信奉的至善要求的是一种无身体的、不死的灵魂，而真正的身体的死亡就必须被掩盖，这种屈辱必须被忘却。家庭完成这种“忘却”，即，家庭把“亲属嫁给永不消逝的基本的或天然的个体性，安排到大地的怀抱里。”从而“家庭使死者免受这种屈辱性行动的支配”。但是，家庭的这种埋葬的行为仅仅是使身体屈辱不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已，身体之被腐蚀并未得到改变。
身体这种被隐慝的屈辱源于必然性的确立。古希腊人经由战争建立的必然性统治给他们带来确定性的同时，也阻绝了他们对无限可能性的期待，从而死亡成了绝对的必然性，没有任何“和解与安慰”的可能性。将这一点置于与前术身体与他者关系的对照中，也许更易理解。在我们前面对他者与身体关系的分析中，死亡引起的焦虑中即包含恐惧的成份，但还包含着一种新的可能性，一种向往的成份，然而，当身体与他者之间坚立了必然性的暴力关系后，这种新的可能性，这种向往的成份在古希腊人的信念中就不再可能。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将之与相信身体复活的基督教信仰来比较，这种被隐慝于家庭、又被家庭埋葬的身体的绝望与屈辱就更明显了。基督教信仰表现为一种接受奇迹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完全以身体放弃建立自己的确定性为前提的，基督徒始终处于生存的不确定性当中，在这种直面焦虑的状态下，通过生存的激情，其处境就向无限的可能性开放，这种无限的可能性抱括了身体的复活，并且将这种身体性的复活看成是上帝（他者）对个体之人的荣耀。（例举经文。）相比之下，古希腊人被埋葬的身体只能“任低级的无理性的个体性和抽象物质的力量所支配”，占据他者之位的“至善”对腐败的身体无能为力。必然性思维僭超至他者那里，结果带身体的腐蚀，这正是前述狂热病在身体上的“症状”。而图腾的虚假性也已然暴露，它标志的确定性成为身体受腐蚀的必然性。
如果古希腊伦理共同体能够维持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两分，如果古希腊人果真可以漠然于身体之被埋葬受腐蚀，那么它尚有可能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在无身体的荣耀与被埋葬的身体的二分结构中维持自身。但是，生存的根本问题在我们看来就是身体的荣耀，这是一个不可逃避的问题。
在黑格尔看来，正象古希腊雕像只能是静止的，任何行为都将打破石头身体的静穆之美一样，任何行为都将打破古希腊伦理共同体的和谐之美，打破古希腊伦理共同体中二分结构的平衡。黑格尔如此界定行为（tat），“行为乃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使没运动的运动起来，使当初仅封闭于可能性中的实现出来，并从而把不知道的与知道的，不存在的与存在的结合起来。”我们认为，黑格尔的“行为”实际上就是生存。正如生存联系着具有确定性的身体与作为无限可能性的他者一样，行为联系着“不知道的”与“知道的”，“不存在的”与“存在的”。显然，“不知道的”，或者“不存在的”指向的是一种不确定性，而“知道的”与“存在的”指向确定性。若是没有行为，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就不会发生关系，就如雕像可以泰然自若的静处一样，古希腊伦理共同体也可以安然地处在必然性带来的确定性中。但是，行为打破这种平衡，使必然性与可能性联系起来。行为着，因而也就是生存着的古希腊人不得不进入不确定性中，进入可能性中。同时，行为只能是身体化的人的行为。没有了身体，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存在与不存在就没有了发生关系的场所或处境。因为我们所说的身体，就是处境，无处境的行为是无法想象的。正如克尔恺郭尔所说，身体是“场合”，是一种缘起，一种即定处境下的发生。离开了这个缘起，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必然性与可能性不可能相遇。总之，行动使古希腊人的身体不能简单地被埋葬。
然而，古希腊人发现，行为却总是造成过失。这种过失起因于图腾与身体，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对立。在公共领域中，处于光天化日之下的公开意识将荣耀给予非身体性的，因而是非个体化的普遍性的公民，但是，身体性的人总是特殊的、处境性的，而这正是公开意识、人的规律、或者说至善图腾所排斥的，“两种势力就获得了这样的意义，互相排斥和互相敌对”，“这双方中属于神的规律的那一方则认为对方是人世的偶然的暴力强制；而属于人的规律的那一方则认为对方是内心的自为存在的桀骜不驯”。道德上的至善对于身体的诉求不仅无动于衷，而且是根本排斥的。因为在这种至善图腾形成过程中，人的身体，即人的特殊的境遇，是否定之的否定的牺牲品，是确定性建立过程中的牺牲品。赴死之舍身是显而易见的，，而求生中的“舍身”则是一个隐藏的事实。这种舍身有二层含义：其一，以共同体方式进行的求生所保存的生命是一种非个体性的生命，一种族类的生命，而这与个体性的身体是不相容的；其二，这种生命的保存并不以身体的荣耀为目的，而我们所讨论的身体的诉求，并不是身体的持存，而是在荣耀中身体“册封”，所以活命与身体的荣耀显然是两回事。而在求生中，身体的个体性不在考虑之列。因此，我们这里所谈的道德图腾与身体的对立，并不是说道德对身体的“禁欲”，而是身体本然的不确定性处境与人强制地、暴力地建立起来的确定性之间根本对立。必然性的确定性只能以普遍的形式出现，而身体的特殊性却昭示身体根本是处于不确定性中的，根本上是处于与他者的关联中的，将不确定性的身体归内普遍的必然性中，就出现了身体与至善的对立。
古希腊人深深地体会到这种两难处境，只不过，以他们必然性的思维方式，这种生存论上的根本性对立被处理为认识论上的局限性。于是，在古希腊人那里出现了“被知的东西与没被知的东西的对立”。行动，或者说人的生存，总是因为“其认识上的局限性”而陷于“过失”当中，“公开实现了的现实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可以出之于过失自身的行动，也可以不是出之于过失自身的行动。相反，行动本身是这样一分为二的：自己把自己建立起来，并面对自己建立起一个异己的外在的现实；其所以有这样一个现实，正是行动本身的事情，正是它自己的结果。”行动一方面要追求荣耀，一方面要追求必然的确定性，这样行动只能处处建立起对立。
其结果是，古希腊人发现自己成了命运的惩罚对象。黑格尔说，“不让儿子意识到他所杀的那个冒犯者即是他父亲，——不让他知道他娶为妻子的那位皇后即是他母亲。伦理的自我意识背后就是这样地埋伏着一个畏惧光明的势力，一直到行为发生了以后，它才从埋伏中一跃而出，揪住这个完成了行动作为的伦理自我意识。”使“行为者不能否认他的罪行和过失。”
在黑格尔看来，“惩罚”就是上述“不知道的与知道的，不存在的与存在”的结合，惩罚完成了必然性、理性的、他所谓绝对精神的否定之否定的逻辑过程，惩罚构成了合题。这就是古希腊悲剧的主题：行为、行为总是有无知的一面、带来意想不到的惩罚、一切都同归于尽，一切都无可逃避。——这就是命运，一种抽象的必然性。而惩罚，作为行动，也只能落实于身体化的个人之上。一个极为典型、十分具有象征意义的例子，就是黑格尔在此谈到的《安提戈涅》中的情节：作为共同体的反叛者的尸体不能被埋葬。这就是说，这一个体的屈辱将被呈现在光天化日之下，图腾与身体的矛盾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实体化的至善，即共同体，主动公开了它与身体的矛盾，原来那个被掩盖的事实——身体的屈辱——赤裸裸地出现了。
然而，如黑格尔所说，共同体的建立是从阴间地下借得其力量的，如今共同体背叛了它与阴间地下的默许，“现实的一方（共同体）既然把内在的一方（关涉于他者、身体）的荣誉和势力剥夺了，它自己的本质也就因之而损耗了。”
由于古希腊伦理共同体将身体化的人、行动着的人、生存着的人交给了以惩罚面目出现的命运，个体之人对共同体的信仰，对其图腾的信仰也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命运的无知与恐惧。他者作为图腾尚能引起人的信仰，而作为命运，只能引起人的恐惧。信仰是与荣耀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如前述，荣耀关系总是作为奇迹发生，奇迹总是通过信仰被接受。这其中，他者与身体人的人的否定性关系同时也是一种积极的、肯定的、接纳的关系。当这种积极的关系失去以后，只存在一种恐惧关系，他者就沦为命运的，命运是无法把握的必然性，引起恐惧的必然性，是一种暴力。它排斥信仰中的肯定性因素，从而也排斥奇迹。
至善图腾不过是命运，它以必然性的方式，也就是暴力的方式来对待身体，于是身体的反叛开始了。正如在《安提弋涅》中反叛了共同体的个体之尸体被迫在光天化日下腐烂，这种腐烂其实也是图腾本身的腐烂。在某些地方，黑格尔称身体以一种喜剧的方式展开的对至善图腾的解构。图腾成为《云》，“一种消逝着的烟雾”，关于美与善，“人们可以用任何内容去填补”。身本以这样耻辱的方式解构了图腾，与共同体同归于尽。从历史上看，古希腊伦理共同体的覆灭也确实是由道德的腐化引起的。通常认为——黑格尔亦如此——苏格拉底代表着个体意识的觉醒，但在我们看来，个体意识之成为一个问题，乃是因为至善图腾、古希腊伦理共同体已不能为个体意识提供荣耀，无法满足身体化的个人的最深刻的诉示。从一个角度来看，苏格拉底的罪名是可以成立的，因为正是他所代表的个体意识腐蚀了古希腊伦理共同体。当然，更为根本是古希腊伦理共同体的图腾无法荣耀身体，
黑格尔所期望的通过战争从“阴间地下”借得力量来维持古希腊伦理共同体显然是不可能的。其实，黑格尔本人所采取的否定之否定的办法，也正是古希腊人的暴力的办法。通过以暴力对抗绝对他者，将绝对他者的否定权强制地奇取在人的手中，但结果只是人自身成为暴力的受害者。
让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比较，看一看除了这种暴力的，否定之否定的方式之外，克尔恺郭尔所主张那种基督教信仰如何来处理身体之人与绝对他者的关系。在克尔恺郭尔的阐述中，基督教信仰首先充分地肯定绝对他者对身体之人的超越性的否定，任何身体化的人所企图建立起来的用以抵这种超越性的否定的确定性，都是罪的表现。这一点就保证基督教信仰不可能是一种活命宗教，保证了基督教深刻地了解黑格尔所说的那种“沉陷在自然生命状态中的意识”。然而，基督教却确持于这种巨大的、今人焦虑的不确定性，它放弃建立身体自身的确定性，它并不将来自他者的否定转化为自我否定，于是，一个悖论发生了，这也正是在崇高与荣耀中的悖论：身体化的人反而得以向无限的可能性开放。在克尔恺郭尔的阐述中，必然性有其特定的范围，不能僭越这一范围而将可能性纳入自身，可能性绝对不是未识的、未实现的必然性，可能性越超了理性的理解，对理性表现为“荒谬”。处于确定性临界处的理性面对不确定性，并不放弃对不确定性的向往，并不堕入有限的确定性中，而是持守于这种临界状态，在激情中，“跃入”信仰。而信仰，恰恰就是接受奇迹的能力，奇迹作为上帝的作为，显然是人的理性无法理解的，这表现为上帝对身体之人的恩典：死里复活（身体复活）的应许、对罪的宽恕。而这两项恰恰构成了古希腊命运的反题：与惩罚相对的是宽恕，与身体腐烂相对的是身体的复活。
四．结语：一些反思
从对古希腊伦理共同体产生与覆灭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人类共同体可能作为一种带来确定性的实体，对个体性的人而言成为一种信仰的对象，而以此共同体为内容的道德信条可能成为某种图腾式的东西占据着人心中最核心的地位。
其实，关于共同体的理想——乌托邦，以及与此相关的普遍性的道德信念是任何一种文明的“脊梁”，不仅在古希腊伦理共同体中是如此，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亦是如此。古今中外，关于共同体的理想与道德都是欧歌敬仰的对象，正如原始部落的图腾那样是神圣的。但现实又总是向我们呈现另一面：道德沦落、人心不古一向都与文明的“崇高客体”（乌托邦与道德理想）形影不离，任何时代道德图腾都在经历着解构的命运，任何一种共同体确实如黑格尔所说要被交付战争，因为在战争中一个民族才得以获取某种力量使其图腾获得新生，不过，新生的图腾仍是难逃解构的命运。
考古理论篇4
关键词：考古学；意义；发展历程；计算机应用
考古学是通过古代遗存来研究古人的生活和社会发展。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比，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系最密切，其研究方法，比如考古层位学、考古类型学都是自然科学中借鉴而来的。考古学不仅对研究过去的历史有重要作用，而且对现代社会也有指导意义。
一、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
（一）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中国的近代古代学起始于20世纪初。在大量古籍和历史证据的存在下，中国考古学对考古学的发展提出不同意见和批评，但考古学在研究历史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代替的。
考古学可重建和复原中国的古代史。历史研究者可以从考古学中获得大量资料，比如出土文献和大量考古实物，它们包含着很多历史信息。通过考古学家对文献和实物的解释，更有利还原当时的社会和人们的生活，把历史展现在我们面前。
考古学可以证明文献的真伪。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主要通过遗留下的文献，考古学与遗留文献的结合，可以解决很多难辨真伪的历史问题。有的考古发现可与文献相对照，弥补了文献的不足或者从根本上弥补了文献的缺失。
考古学的出现，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考古学还没有盛行以前，历史学家只是从文献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近代考古学出现后，一些史学家将目光转向考古学，希望从考古中找出历史问题的答案。
（二）考古学促进了历史研究的进步。
现代考古技术的发展和大量应用，考古信息的采集方式更加多样化，这样从考提取的信息也会大量增加，就不断的为历史研究提供新课题。今天来，计算机技术被引入到考古学中，考古材料的管理更加方便和电子化保存考古数据。
考古学家经过多年的努力，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和谱系在多数地区基本完成。考古学家还应该应积极引入外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未来考古更加注重材料的综合理解和解释。
二、考古学的发展。
（一）萌芽期。文艺复兴至19世纪20年代是考古学的萌芽期，其主要特点是搜集和研究古代文物、调查古迹。中国的考古萌芽是从宋代开始的，但只是研究古物，并未涉及古代遗迹的研究。
（二）形成期与初步发展期。19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是考古的形成期，是北欧学者西蒙森和汤姆森相继提出的“三期说”，即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在这一时期，考古学者开展了一系列考古发掘，如对意大利庞培遗址的发掘。
（三）初步发展期。初步发展期大约处于1867年至1918年前后，考古发掘逐渐科学化。此时，出现了“考古类型学”，就是根据遗物的形状和纹饰的不同，对其进行分类研究，研究和发现这些遗物之间内在的关系。考古学理论则是运用与考古相关学科的传播论和进化论。
（四）基本成熟期。20世纪20年代初至50年代末是考古学的基本成熟期，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从20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末，其主要标志是考古学理论的丰富和创新、考古工作范围的扩展，在这一时期，重大的考古发现的增多。后期从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末，其主要标志是考古学理论的改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由注重研究遗物的形式向将年代学与遗物的功能研究相联系的转变；根据遗迹和遗物研究古人的行为；注重研究文化变化与环境之间关系等。
（五）转变期。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是考古学的转变期，其最主要的特征是新考古学，即“过程考古学”的兴起。在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由于与外界缺少联系，国外的各种流派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很小。
（六）全面成熟期。
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是考古学的全面成熟期。考古界形成了一些新学派和理论，如社会考古学、认知考古学、中程理论等，它们中的大部分也往往被统称为“后过程考古学”。
在这一时期，自然科学技术手段被用于考古学，如Dna分析、物理探测和化学成分分析等。同时，中国考古学界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增加、交流不断加强。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增多，中国的考古学在国际影响日益扩大。
（七）继续发展期。进入21世纪，考古界各学派之间不再彼此排斥，而是呈现相互包容、百花齐放的局面。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体系也逐步完善，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应用也越来越多，考古发现层出不穷。
三、计算机在考古学中的应用。
（一）对数据的处理。计算机的出现，为考古信息的管理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还可对发掘的信息进行智能化技术处理，在考古过程中，有些工作仅凭人脑是难以完成的。比如，利用算机缀合卜甲碎片。计算机还可以对各种仪器分析的数据进行综合处理，以及利用信息进行模拟试验等。
（二）对遗址的勘探。有考古工作，考古人员不能实地工作的时候，比如对日军731部队遗址考古时，发现了在被日军自毁的地下建筑遗迹里，有些地下通道和人体细菌实验的罪证物还不知道其用途。勘探人员利用现代地球物理勘测技术进行了先期勘测，然后利用计算机绘图技术对遗址群进行绘图，考古人员则根据勘测数据显示的重点区域进行考古钻探工作。
（三）数字建模处理。在考古遗址发掘中，所有关于遗迹、遗物的一切信息，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在考古过程中，传统的绘图、照相以及文字记录手段限于某种因素，已无法适应现在考古的发展，也无法准确地记录遗迹信息和提供完整的资料。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在考古工作的应用，如GpS、数字相机等一些新技术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考古遗址信息获取的能力。
四、结语
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在原有考古经验的基础上，新的科学技术会越来越多的被应用。由于考古学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全世界的考古学家的数量也在迅速地增长，考古讨论会的举行也大量增多。未来的考古学将进一步科学化、规范化和现代化。为实现这些目标，全世界的考古学家要共同努力，也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科的积极参与和配合，只有这样，考古学才能不断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弗雷德・t・普洛格，陈虹.考古学研究中的系统论[J].南方文物，2006（4）.
考古理论篇5
该书共分艺术考古学理论基础、音乐考古、美术考古、建筑艺术、四川少数民族美术考古、宗教艺术考古六大章节，第一章主要是对艺术考古学学科背景的介绍，以及对该学科领域的重要人物、重要成果的总结，对“艺术考古学”概念的提出、学科的设立、理论研究现状作了梳理和概述。其后五个章节分门别类地对艺术学各个研究领域的考古研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概说。
一、艺术・考古――学科交叉新思维
艺术考古学研究的专业性十分明显，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艺术学的研究更加专业化，其中包含的科学技术和专业技能有许多已经超越了考古学研究的范围。《艺术考古概说》第一章详细地介绍了艺术考古学基础理论，对学科的相关研究论著进行了梳理归纳。
1978年国务院批准编撰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列出有关艺术类考古学的条目，成为中国艺术考古学科的正式提出和设立。《艺术考古概说》以《中国大百科全书》为基本理论构建，指出，由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亲自撰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总论中，将“美术考古学”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说明美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与目的：“美术考古学是从历史学科的立场出发，把各种美术品作为实物标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复原古代的社会文化。”②之后正式列出了“美术考古学”和“音乐考古学”条目，对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以及与美术史、音乐史的关系等作了规定，也成为我国明确设立“美术考古学”和“音乐考古学”专业学科的依据。作者依据上述文献，对艺术考古学的分类、主要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等进行了阐述，说明艺术考古学是探究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探究艺术的起源和发展规律的学科。许多艺术遗迹和遗物，凝结着古代物质文化发展的高级形态，因此艺术考古研究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补充资料，并且涉及许多自然科学知识，是研究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的重要补充。作者除采用考古学、艺术学研究基本方法外，还特别指出运用自然科学原理和方法研究艺术考古的重要性。
二、案头・田野――研究领域新突破
在第二章至第六章的分类介绍中，作者“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取得的重大成果，作为推动艺术考古学研究的学术背景。20世纪80年代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发掘，引起国内外关注，两个遗址挖掘清理出土大批文物，在世界尚属首次，它们的文化内涵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究。两个大遗址的保护和利用，已被列入国家大遗址保护工程，并取得了成功经验，为四川省艺术考古的全面研究、开发、转化、利用，打下基础。例证、图片丰富，每一部分的参考文献也十分标准，可以看出，作者在前期的搜集和考证中的扎实案头工作。
我国艺术考古理论的探索实践，可追溯到20世纪初期西方科学技术和学术思想对我国学术理论界的影响，书中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创建中国美学、音乐学、甲骨学、考古学、古建筑学的奠基人的理论思想作了论述。如我国第一代美学思想家朱光潜、宗白华先生；我国第一代音乐理论家王光祈、杨荫柳先生；我国第一代考古历史学家李济、郭沫若、夏鼐、冯汉骥先生；我国第一代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刘敦桢、童、杨廷宝先生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赴西方或者日本留学后，回到中国，运用西方理论方法，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在古物考证、文化内涵分析以及建立方法论等方面，填补了中国某项专业理论研究的空白，开启了中国美学、中国音乐史、中国考古学、中国古建筑学等理论研究之先河，中国艺术考古学的基本理论思维，也在这些专科研究过程中产生。
三、实用・前瞻――文化产业强推动
艺术考古学，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也成为艺术事业建设中快速发展的一种艺术类型。作者认为，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对艺术欣赏需求的不断增长，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发展，艺术考古成果的开发和转化，将成为文化艺术事业、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强势品牌，在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中，在丰富国内大众文化鉴赏娱乐活动中，都会以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品质，受到观众的喜爱，成为展演、影视市场上不断创新的类型。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工程中，进一步明确了人类精神文化起源。
《艺术考古概说》一书中，作者分析了目前艺术考古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如缺乏统一的综合研究机构，出土文物的调查研究受到行业管理约束，各类艺术考古所需用的科技手段如“音乐声学测量”等专业性强、技术上难度大等问题，提出了建立艺术考古学综合学科、在大学或研究机构开设专业课程、建立艺术考古研究协会等设想。在书中，作者还从打造精品品牌、推广多媒体制作和传播、规范旅游区开发、加强对外人文交流和宣传、筹建艺术考古专业六个方面，提出了针对四川地区艺术考古成果的开发与转化建议。在开发转化方面，四川落后于湖北、湖南、河南等省，归结原因是缺乏资源整合与合作开发。四川应在已有成果，如三星堆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等的基础上，合理利用地方考古资源和考古人才，推动四川艺术考古发展。
四、巴山・蜀水――古老文化的焕新
《艺术考古概说》一书的艺术考古地域基本集中于巴蜀地区，这一地区艺术考古资源非常丰富，但研究却相对滞后，成果形式也基本停留在纸质书著阶段，对这一地域的艺术考古研究来说，需从最基础的工作入手，更大限度地实现成果转化。编者以四川艺术考古研究取得的成果为基础，对古巴蜀区域的音乐考古、美术考古、建筑艺术、四川少数民族美术考古、宗教艺术考古等，作了归类整理和阐述；对目前作好四川艺术考古成果转化开发作了可行性研究，提出总体构想和开发建议。
考古理论篇6
20世纪西方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不仅大大增加了获取资料的手段，使得研究资料与日俱增，我们对古代社会的认识日渐丰富，而且考古学的发展冲击着学术界，对相邻学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于艺术史学来讲，考古学不仅扩展与丰富了艺术史研究的对象，而且从方法、理念等层面影响着艺术史研究。美术考古学①在艺术史学界的提出可以视为艺术史研究边界的不断扩展和延伸与考古学发生碰撞而产生的新的学科增长点。由于美术考古学的交叉属性，其与美术史研究、考古学研究在对象、方法、目的诸方面有着部分重叠，然而更多地则表现出一种有别于考古学和美术史学研究的独特模式。因此，梳理美术考古学的产生、性质及其与美术史学的关系，既有利于认清美术考古学自身，也有利于美术史研究边界的讨论。一、“美术考古学”的由来美术考古学一词在中国的出现要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末。1929年,郭沫若根据滨田耕作的日译本,将德国学者米海里司的著作einJahrhundertKunstarchaologischerentdeckungen翻译为中文,并沿袭了日译本《美术考古学发现史》的题名。后来该书再版时改用《美术考古一世纪》。从此,“美术考古学”一词开始在中国出现。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米海里司，还是郭沫若均未对“美术考古学”的定义做进一步的说明和解释,书中也未涉及任何关于“美术考古学”的理论构想。米氏仅仅在序言中提及“美术考古”时，作了如下说明:“‘锄头的考古学’与其收获是本书叙述的对象。而且‘考古学’的名称在这儿是‘美术考古学’,不带美术性质的单纯的文化的产物，只是时时言及而已。”[1]尽管在20年代末，美术考古一词已经出现在中国的学术界，然而美术考古的研究并未自觉展开，学者们基本上是在两条路上分别前行。一方面考古学传入中国不久，其主要的目标是寻找地下材料，为历史研究服务，所以早期的考古学基本上是历史学的附庸，考古工作者发掘出的美术品基本上是为或证实或补充或否定古史传说或文献记载。另一方面，中国美术史研究虽然已经开始了自古典形态向现代的初始阶段，但重点依然是对绘画史的系统梳理，而且以叙述性的史料为主，研究还不够深入。直到20世纪中叶，美术史研究才开始逐渐利用考古发掘获得的丰富美术资料进行专史和专题研究，从而促成了相关研究的广泛性和深化。40年代末50年代初，上海成立了“美术考古学社”，负责考古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2]这是国内首次出现以美术考古命名的学术机构。大约同时，一些学者的研究也开始出现整合考古学与艺术史学的趋势，甚至一些著作开始冠以“艺术考古”或“美术考古”之名。②其间滕固、岑家梧、史岩、冯贯一等人在利用考古资料撰写美术史方面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也有部分研究提出了内向观与外向观结合的研究方法，具备了初步的美术考古方法论的意义。但是他们在美术考古学研究上的不足同样明显:一是没有提出美术考古学研究所需要的理论与方法;二是分析美术考古资料的方法和所要达到的目的存在较为明显的局限。[3]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时期的学者并未自觉将考古学与美术史学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并从理论上去探讨美术考古学的相关问题。80年代以前学者视野中的美术考古研究还只是美术史研究的同义词和附庸，其研究的方法和目的基本上回归到美术史研究中，另外，对于美术考古学的理论构建则是自始至终未能进行的。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的出版1986年8月《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出版，夏鼐先生在论述特殊考古学时，提到美术考古学，首次对“美术考古学”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进行了说明，认为其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之一。随后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中第一次出现了“美术考古学”词条，该词条对夏鼐先生的论述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对美术考古学的性质、研究对象、范围、方法、分类进行了详细的说明。这是第一次对“美术考古学”进行的全面说明，奠定了长期以来学界对美术考古学的认识基础。进入90年代，关于“美术考古学”的思考与讨论日见增多，许多学者开始从美术考古全局的高度，自觉思考美术考古学的理论体系，针对美术考古学的概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学科性质诸问题展开了广泛的探讨。这些涉及学科层面的讨论标志着美术考古学开始作为一个学科而进入学术界的视野。更为重要的是，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纷纷成立的美术考古机构、高校设立的美术考古专业、专业刊物开辟的美术考古专栏进一步扩大了美术考古学的影响。不可否认，作为学科的美术考古学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理论与方法还在探讨之中，争论与分歧构成了目前的主流。但是这些讨论与思考对于进一步认清“美术考古学”的学术性质、与相关学科的关系、推进美术考古学的研究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二、美术考古学的定位如前所述，美术考古学自传入中国之始，便缺乏明确的界定，虽然近几年关于美术考古学的讨论日渐成为学术界的热点，但是争论与分歧依旧，特别是在美术考古学学科性质这一核心的问题上争论尤其激烈。目前学术界对美术考古学性质的认识主要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主要来自考古学界，认为美术考古学是考古学的分支;另一种倾向认为其应当属于美术史学的分支，代表了艺术史学界的基本认识。这种对立表明，虽然大家共用“美术考古学”的名称，但是考古学界和美术史学界认识的侧重点并不同。从考古学的立场看，“美术考古学”与“宗教考古学”、“古钱学”、“古文字学”是并列的，都是“特殊考古学”，属于考古学的分支。美术考古学是在考古学的框架下对美术遗迹和遗物进行的研究，只不过这些研究对象有些特殊罢了。但是美术史学界的看法恰恰相反，认为美术考古学是在美术史框架内对考古材料的研究，也就是说美术考古学的目标指向与美术史别无二致。针对“艺术史对抗考古学”的争辩，最近又有学者提出美术考古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目的、学术共同体、特定的研究方法”，已经具备了成为独立学科的条件[3]。这些争论对于我们认识美术考古学的性质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为正确认识美术考古学的性质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这些分歧的存在，模糊了人们索求学科进步的视线。对美术考古学的合理准确定位成为美术考古学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p#分页标题#e#我们认为，要正确认识美术考古学的性质与归属须从两方面来考虑。首先是要从美术考古学的发展历史来考察。在西方，美术考古学是伴随着古物学的分化而萌发的，早期的考古活动主要是“美术考古”，这也是米海里司在《美术考古一世纪》的序言里说“‘锄头的考古学’与其收获是本书叙述的对象”，而“‘考古学’的名称在这儿是‘美术考古学’”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在美术考古学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参与者的身份往往是一些对艺术品有着强烈兴趣与爱好的人员。这些参与者一方面对于古典美术相当熟悉，另一方面他们也在不断的发掘中探讨考古学的方法与技术并促进了现代考古学的诞生。这一事实表明，美术考古学的实践主体须具备美术史与考古学的知识及相关的训练。而我国早期从事美术考古研究的学者，几乎全部具备这种素质。其次，要把“美术考古学”放在当前中国学术研究的实践中来考察其目标定位。当前，美术考古已经被认为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这虽然是多数人的共识，①但并不恰当。我们知道美术考古的研究是一种跨学科研究，单纯从考古学的角度无法深入全面认知美术遗迹和遗物，这既是考古学研究的局限性，也为学科间的合作提供了空间。毫无疑问，尽管考古学的最终目的是全面复原古代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单纯依靠考古学自身力量就能完成这一终极目标，还必须联合其他学科进行合作攻关。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既然是具有美术性质的遗迹和遗物，其除具有一般实物资料的性质外，还具有美术性质，考古学的优势在于将其当成实物资料进行研究，对于其美学价值的认定与分析显得无能为力，因此有必要与美术史学者合作。从这个角度讲，在具体研究实践中并不存在谁主导谁的问题，只有相关的合作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同时发挥各学科自身的优势，才能促进学术的进步与繁荣。无论将美术考古学倒向考古学和美术史学中的任何一方，都将是对另一方的忽略。由此，从美术考古发生的历史、美术考古学的实践主体及具体研究模式来考察，美术考古学更像是一个连接考古学与美术史学的桥梁，其适当定位应当是美术史与考古学之间跨学科性质的一个交叉领域，而不是某个学科的附庸。三、美术考古学与美术史的关系由于美术考古学的交叉属性，其与美术史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总体上看，两者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美术考古为美术史研究提供了准确的实物资料美术考古提供的材料主要是经过科学发掘而获得的美术遗迹和遗物，这些资料由于有明确的地层关系、确切的共存物品而具有年代确定、作品真实等特点。这一特点为美术史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美术实物资料。(1)美术考古学的资料分析为美术史研究奠定了基础美术考古学与美术史具有共同的研究资料，美术考古学利用地层学、年代学、类型学等方法对资料的分析研究，不但可以确定美术品的年代，复原美术品的组合关系，而且可以探究美术品的发展演变谱系，这就为美术史进行深入综合的研究打下了可靠的基础。(2)早期美术史的建立主要得力于美术考古资料在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前，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只注重绘画与书法，而绘画则只重卷轴而鄙薄壁画。这固然有文化传统的因素，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资料的匮乏。考古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提供了大批早期的美术资料，依靠这些材料，完整的美术史的建立成为可能。只要我们简单地比较一下20世纪初和20世纪末的两本中国美术通史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不仅史前美术史的写作全部依赖于美术考古资料，就是历史时期的美术史也因考古学材料的引入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由于考古学提供的资料种类之多，样式之繁，美术史的研究种类在广度上早已远远超出绘画史的单调格局。(3)美术考古资料的大量出土不断充实和改写美术史美术考古资料的复杂性及出土的偶然性，促使我们不断修正对中国美术史的认识。考古学所研究的过去所发生的事物，只是古人生产生活遗留下来的物品，这只占极小的比例。就连这极小比例的事物，也只有极少的一部分被考古学发掘出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会有更多的资料被发现，新材料的出现不仅丰富着美术史的框架与内容，有些还可能会改写原有的认识、修正已有的结论。例如过去我们对于辽代绘画知之甚少，甚至对于传世的辽画将信将疑。随着大量辽墓壁画及卷轴画《深山会棋图》、《竹林双兔图》的出土，不仅证实了辽画的时代风貌及高超技艺水平，而且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对于传世辽画的鉴定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物。源源不断出现的新材料，使得有些美术史学家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中国美术史（尤其是宋代以前）的撰写总是明显滞后于考古发掘，每年都有新材料使我们感觉到有修改美术史某些章节的必要。”[4]2.美术考古学促进了美术史研究方法及观念的改进除了提供可靠的资料，美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研究结论对美术史研究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总结近三十年美术史研究的历程时，顾平先生提到考古学对美术史的影响使得美术史研究出现了新转向，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美术史研究对考古材料的利用;其次是美术史研究对考古学方法的借鉴，最后是美术考古学方法的形成。我们认为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于传统美术史研究在方法及观念上的影响主要有两点。(1)美术考古学整体研究法的思路对美术史研究的启示。古代艺术品与生产、生活方面的种种资料，都是人类社会活动遗留下来的痕迹，多数情况下，都是共同依存的，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美术考古学重视整体的研究方法，在关注美术品本身的颜色、质地、造型等方面的同时，也重视对其存在环境的研究。这种研究思路无疑对于传统美术史只重作品本身的做法有着启迪作用。#p#分页标题#e#(2)美术考古学中的相对年代学与形制学的普遍应用，对美术史研究提供了特别有利的条件。年代学的研究不仅对于考古学至关重要，美术史研究中对作品时代的断定同样是前提条件。美术考古学中地层学的运用可以对美术品的相对年代做出判断，同时结合类型学的分析及利用自然科学方法，能进一步的断定美术品的绝对年代。特别是美术考古学中自然科学方法的引进，强调客观性的同时也减少了经验判断造成的误判，从而使得结论科学、严谨、更具说服力。这对美术史强调目鉴法是一个极好的修正与补充。方闻先生在进行书画鉴定和研究中，结合考古类型学与传统美术史研究方法总结出的“视像结构分析法”，便是对两个学科研究方法综合归纳与升华的结果。四、考古学背景下美术史研究边界的泛化如前所述，受考古学的影响，美术史的研究对象在不断扩大，直至与考古学产生一定的交集，由此美术史的研究边界逐渐模糊。不但美术史的内容被不断充实和改写，传统的绘画史已经逐渐缩小成美术史的一个特定分支，而且那些以新材料开辟新领域的美术史家逐渐摆脱了争取主流认可的边缘境地。考古学家与美术史家之间的鸿沟正在缩小，美术考古学的提出则使这种鸿沟日渐消失。美术考古学力图将古物的历史与审美研究结合起来，从而促成了考古学与美术史学的交汇，进一步模糊美术史研究的边界。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丰富的，既包括人工制品，也包括与人类活动相关的自然物。人工制品中具有审美意味的部分被纳入到美术史的研究范围。在研究对象上，美术史越来越依赖于考古学的补充和完善，说中国早期美术史的建立几乎完全得力于考古学的帮助并不为过。考古学与美术史学在研究材料上的共享，使得美术史学难以在处理材料的基础问题（包括材料的年代、共存物与周围事物的联系）上保持独立性，而美术考古学的提出与发展，进一步消解了这种独立性。受制于材料的处理，在方法论及研究结论的利用上，美术史研究向考古学的倾斜也是难以避免的，这势必会加剧美术史边界的模糊性。虽然目前美术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仍然以传统的中国古代绘画、雕塑和建筑为主，但是受考古学的冲击，这种局面正在发生缓慢的变化。一旦这种量变转换为质变，那么美术史的研究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在这个量变的过程中，美术史边界的模糊将不可避免。考古学向美术史学的渗透,考古学的方法也开始影响美术史研究。美术史学界对美术考古学的重视正是基于这种背景。传统美术史研究的困境势必要求寻找新的出路与归宿，而向考古学的过度倾斜可能会导致学科独立性的丧失，因此具有中庸意味的美术考古学成为美术史学科新的增长点。由此,考古地层学、类型学在美术史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而且受考古学方法的影响美术史学家提出了一些新方法：如视觉结构分析理论、物态学等等,这极大的丰富了美术史研究,也为传统的美术史研究注入新鲜的血液。然而,我们在感到欣喜的同时,是否也会有一丝担忧？因为美术考古学并不是美术史学的附庸，也不是考古学的灰姑娘，在学科交叉、整合的学术背景下，美术考古学也在寻求独立。①联想到最近对美术考古学性质归属的争辩，实际上是与学科边界的指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种认为美术考古学是美术史分支的提法本意是为了厘定美术史的边界以与考古学相区别，而美术考古学的交叉属性却难以迎合这种意愿。今天我们讨论“跨语境美术史研究”②、美术史研究的边界与范式诸问题，恰恰是因为在学科联系密切、相互影响深入的今天，美术史研究边界的模糊与范式的缺失。2008年9月在中国美术学院举办的“考古与艺术史的交汇”国际学术研讨会可以视为对这一问题的一种回应：传统艺术史的研究方法正面临着新的考验，跨学科的交流与合作势在必行。艺术学院出现的艺术考古研究所、考古与美术博物馆系及美术考古专业已经开始了考古学与艺术史学的融合过程。虽然美术考古学的研究与学科建设起步较晚，其性质与学科的影响尚未充分发挥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术考古学将在某些方面取代美术史研究并将日益成为主流似乎是可以预见的。
考古理论篇7
[关键词]公众考古海昏侯墓新闻发掘
公众考古，也称为“公共考古”，是考古学的一个研究领域。目前国内尚未对此有一个清楚的定义。
高蒙河教授在《论中国公众考古不是西方舶来品》中认为公众考古是“意在通过向公众阐释考古、进行考古教育，来动员他们参与到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中。”姚伟钧、张国超则在《中国公众考古模式概论》中提出“公众考古是考古学的大众化”，而西北大学钱耀鹏教授也提出公众考古是考古学的社会化。简单地讲就是考古的大众化，核心思想是对考古相关者进行交流与解释。
中国考古学界对于公众考古学的研究起步早、成绩显著。原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苏秉琦老先生就曾经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提出了“考古是人民的事业”的独到观点。然而，苏先生的公众考古研究基本上还是集中在理论的研究上，并未付诸专业实践。
一、新闻发掘的缺位和考古的“被娱乐化”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大量工程建设打破古人遗迹，使得中国的考古发掘工作进入了黄金时代。与此同时，有关考古新闻的报道也日益集中。由于考古新闻的报道重在将考古发掘成果传播给社会公众，故而属于公众考古学的学科范畴。同时，新闻报道者对于新闻源的报道，是对考古信息的第二次“发掘”。因此，我们将与公众关系密切的考古新闻报道称之为“公众考古的新闻发掘”。
2009年末的“曹操墓事件”更是对考古学界敲响了警钟。由于学术界对于新闻渠道的不重视，导致了网络上甚至出现《曹操墓发现小孩尸骨，专家说是小时候曹操？》等一类假新闻，对考古学科的严肃性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伤害，使得舆论场上产生“公众不明就里、考古学者百口莫辩”的窘境。
该事例也说明了社会公众与考古学界一直横亘着一道“知识鸿沟”。美国学者蒂奇诺曾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过一种名为“知沟”的理论，该理论主张精英和社会大众之间存在知沟，并强调这个知沟是由大众媒介传送的信息所造成的。而缩小知沟的解决方案也必须依靠大众媒介。
由此看来，利用公众考古的新闻发掘来向社会公众普及考古学常识显得尤为必要。唯有此，才能使考古工作者发现历史之时，历史得以公之于众。在深化考古学术研究的同时，也要通过文物观浸淫价值观，让决策者和公众形成对于考古资源的忧患意识。
当人们正在在如何把控公众考古新闻发掘的信息源而犯难之时，2015年末的“南昌海昏侯墓”以其开放的新闻公开机制、多元的新闻渠道、严谨的信息整合流程震惊了新闻业界和考古学界。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若考古学界还固守在学术的象牙塔里孤芳自赏，而不愿意借助媒体为公众解释历史，那么考古学这门严肃的科学必将难以逃脱被娱乐的命运。
因此我们应该系统地对南昌海昏侯墓的新闻报道进行研究，并进一步探讨如何在公众考古中合理运用媒介技巧、海昏侯墓报道对于公众考古新闻发掘的启示。
二、公众考古视域下的海昏侯墓新闻发掘
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大塘坪乡观西村附近的南昌西汉海昏候墓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内涵最丰富、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西汉侯国聚落遗址。同时，经历过列侯、诸侯王、皇帝的角色更迭的墓主刘贺人生经历更是颇为独特。南昌海昏侯墓园由七座陪葬墓、两座主墓室、一座陪葬坑等部分构成，是西汉列侯丧葬制度的典型案例。
从2015年末至今，喜欢看新闻的朋友怕是都能感受到大众传媒对于南昌海昏侯墓的巨大热情。全盛期间，央新闻频道基本每天都把黄金时间留给了南昌海昏侯墓发掘工作的报道。
众所周知，南昌海昏侯墓自去年11月公布阶段成果以来，南昌海昏侯墓一直是文化圈的热词，独特的传播案例也使其堪称公众考古的典范。而下面，我将依据部分网络搜索数据对南昌海昏侯墓的公众考古新闻发掘进行量化分析，以此来了解南昌海昏侯墓在不同时段媒体的报道重点、总体呈现的报道特点、媒体对公众舆论的引导实际效果等具体情况。（全文数据基于搜索引擎“百度”，样本量截至2016年10月17日上午8点）
笔者首先利用百度搜索引擎统计海昏侯墓关键词的搜索次数。输入“海昏侯”这个关键词，最后得出的结果是：数据库中涉及海昏侯的搜索次数有将近四百万次之多。然后，笔者为了了解海昏侯墓各大新闻报道重点的具体流量情况，专门选取了海昏侯墓马蹄金、汉废帝刘贺、最早的火锅、孔子漆屏风、海昏侯墓黄金等关键词进行搜索：其中，海昏侯墓马蹄金为190万、汉废帝刘贺的相关结果为28万、最早的火锅为101万次、孔子漆屏风仅为3890次。
我们将通过搜索其它热门关键词进行新闻报道密度的比较。首先，搜索的范围还是在百度搜索引擎之中，搜索条件限定为“关键词位于全文中”，搜索得到“海昏侯墓”的新闻报道有39万篇，搜索得到“曹操墓”的搜索结果有7620篇，“石渠宝笈展”有1980篇。我们再进一步把海昏侯墓的上一级概念“考古”作为检索对象，也仅仅得到了31万篇报道。而最近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政策热点’限购房政策’的新闻报道也仅为17万篇。
通过对以上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海昏侯墓新闻报道的集中程度远远高于文博界的其它新闻事件。比如曹操墓和石渠宝笈都是前期很火的文博行业新闻事件，但是它们的报道流量却连一万都不到，但是“海昏侯墓”的新闻报道却有惊人的39万篇。
第二，海昏侯墓新闻报道的集中程度甚至可以比肩全国性的政策热点。“限购房政策”是一项关乎全社会公众利益的公共性民生新闻事件，其关注程度可想而知。但是“海昏侯墓”却能超过这个政策热点，足可以说明海昏侯墓事件完全有能力跻身舆论场上的社会热点事件。
第三，公众在海昏侯墓报道中对于金器的热情远胜于其它。在海昏侯字概念关键词的搜索中，海昏侯墓马蹄金为190万、汉废帝刘贺的相关结果为28万、最早的火锅为101万次、孔子漆屏风为3890次。在拜金主义的浪潮之下，社会公众对于黄金的热情都盖过了墓主人自身的传奇人生的社会现象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三、海昏侯墓新闻发掘的现实启示
南昌海昏侯墓的发掘不仅是一场世界遗产级的文保行动，更是一场各大新闻媒体的“大会师”。各级各类媒体的新闻记者齐聚豫章，有的在考古现场周围的宾馆安营扎寨，有的与考古工作者同吃同住，一起用新闻讲述着这段“过去的故事”。
在这场新闻追逐中，海昏侯墓考古团队以其严格的新闻机制、稳健的新闻把关能力应对媒体。虽然媒体蜂拥而至，但是考古发掘机构并没有口不择言，反而是在该沉得住气的时候越发稳健。
在南昌海昏侯墓的新闻报道中，考古团队为了保证新闻的客观真实，可谓是慎之又慎。盖棺定论的结论都是一直等到2016年2月末开完学术研讨会才正式确定。而新闻源的把控更是一直严守到了2016年3月2日在北京举行新闻会上。
确定墓主身份的关键证据“刘贺”印章早在2016年之前就已经发现了，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还是一直等到了2016年2月末_完学术研讨会才正式确定墓主身份。另外，其实南昌海昏侯墓的发掘工作早在2011年业已开始，但是领队杨军等人把所有新闻线索都保留起来，等到2015年主棺发掘的时候一起公布，从而保证了海昏侯墓每天都有新闻曝光点，增加了公众对于南昌海昏侯墓的认知。
有效的宣传手段使这次考古发掘通过新闻媒体之手成了一场公众“追剧”的典型报道，并对日后深入挖掘“考古ip链”下的相关新闻报道产生了以下几点借鉴意义。
首先，公众考古新闻发掘要实现学科融合。正是由于对于新闻的稳健把控，才使得南昌海昏侯墓的报道密度如此集中。同时，由于考古学界与新闻业界存在的学科隔阂，记者因缺乏考古知识对某些新闻线索产生误读、考古学者因不熟悉新闻采写流程而惹出闹剧的现象时有发生。因而，从事公众考古新闻报道报道之时，将考古学知识和新闻学科理论进行整合显得很有必要。
其次，公众考古新闻发掘要客观真实。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记者的职责就是客观地把新近发生之事实传播给公众。公众考古新闻涉及到的是我们祖先的文化信息，在公众考古新闻报道中做到客观真实，既是对先人的崇敬，更是对于历史的尊重。海昏侯墓中严格的新闻制度正是遵循该原则的具体体现。
最后，公众考古新闻发掘要以人为本。张忠培先生曾经说过：“考古工作者就是以物论史，透物见人。”这句话在新闻界中同样适用。一个完整的故事必定要具备新闻六要素，也就是“5w1H”，即：谁（who）、何时（when）、何地（where）、何事（what）、为何（why）、过程如何（How）。而在这“5w1H”中，谁（who）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海昏侯墓的报道中，“刘贺”一直是新闻媒体竞相追逐的热词。毕竟，没有人物，就没有笔尖的那一抹厚重，也不会有新闻价值的深度。
参考文献：
[1]杨军、徐长青：《南昌西汉海昏侯墓》，《考古》2016年第7期
[2]郭云菁：《公众考古传播研究》，复旦大学2012年学位论文
[3]孙波：《新传媒时代的“公众考古学”与危机公关》，《中国文物报》2012-08-31-005.
[4]陈洪波：《考古学和公众的距离到底有多远》，《中国文物报》2005-08-12-007.
[5]付鑫鑫：《海昏侯墓具备申报世遗条件》，《文汇报》2015-11-16-005
[6]吴运亮、郭潇雅：《公共考古拓宽考古学社会职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4-09-a01
[7]高蒙河、郑好：《论中国公众考古不是西方舶来品》，《东南文化》2013年第6期
[8]高蒙河、苏秉琦：《考古公众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历史文物》2010年第1期
[9]徐长青：《南昌西汉海昏侯墓的撼世价值》，《江西日报》2016-1-22-C02
[10]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考古理论篇8
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科目组
学制
考试科目
复试及加试科目
003人文学院 0535-6902001
030404中国少数民族史
01中国民族关系史
02中国东北跨界民族与地缘政治
03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04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与宗教史
三年
①101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723中国通史
④823历史文选
复试：中国古代史
加试：世界近现代史；中国古代史
050100中国语言文学
01中国古典文献学
02中国古代文学
03中国现当代文学
三年
①101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724中国文学史
④824文学理论与古代汉语
01复试：中国古典文献学；加试：中国古代文学史，古代汉语
02复试：中国文学史；加试：中国古代史；古代汉语
03复试：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加试：中国古代文学史
055200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
01 新闻实务
02 媒介运营
03 视觉传播
三年
①101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34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
④440新闻与传播专业基础
笔试：新闻传播学实务综合
面试：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
加试：新闻传播史论（含新闻理论、传播理论、中国新闻史）
新闻基础业务（含新闻采写、新闻编辑）
0601L1考古学及博物馆学
01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早期文明研究
02胶东先秦考古发现与研究
三年
①101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725考古学专业基础
④--无
复试：考古学专业综合
加试：古代汉语、历史文献学
060200中国史
01中国古代学术史
02中国古代文明史
03中国古代民族史
04中国古代文化史
三年
①101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③726中国史基础④--无
考古理论篇9
中国当代的音乐考古学基于研究角度的不同，其来源虽亦出自对于音乐文物的考古研究，但实际内容已越出考古学的范围。”④方建军：“音乐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遗留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研究人类音乐文化发展历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作为音乐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音乐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无疑可以填补、充实和丰富古代音乐史的内容。”⑤李纯一：“从研究对象、方法和目标等方面来看，古乐器学乃至音乐考古学应该既是普通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又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其自身具有很大的相对独立性。”⑥王子初：“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部门。是根据与音乐有关的实物史料，如古代的乐器、书谱、铭文、石刻艺术和洞窟壁画等，来研究音乐艺术的历史的科学。”⑦汪申申、田可文“：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和考古学的交叉学科，它要求从业者不仅具备音乐学（特别是音乐史学、音乐形态学和乐器学）方面的知识，还要掌握历史学、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田野发掘作业的全部技能与经验。”⑧李幼平：“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在交叉、融合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边缘型新兴学科”，“考古学与音乐学研究应该是它的两个基本立足点。”⑨王子初：“从历史的角度考察，音乐考古学脱胎于一般考古学，两者之间是一种母与子的关系”，“中国音乐考古学形成的初期，曾勉附于一般考古学界之骥尾。”⑩“音乐考古学是考古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产物，是一门跨学科的边缘学科。……音乐考古学是考古学的组成部分，其时空框架必须借助一般考古学的地层学和类型学以及考古学利用的其它各种手段才能建立起来。同时，音乐学的理论应该是音乐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指导。”輯訛輥方建军：“音乐考古学主要是考古学与音乐学尤其是音乐史学相互交叉、影响和渗透所形成的一门边缘学科，它具有从属于考古学和音乐史学的双重性质，但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輰訛輥“中国音乐考古学则从普通考古学中萌芽，是中国考古学滋养下本土化的产物。在研究方法上，中国音乐考古学也受到了考古学和音乐学（尤其是历史音乐学）的双重影响。”輱訛輥这些文字表述略有不同的定义显示：普通考古学是音乐考古学脱胎的母体，萌生、滋养的基础，交叉渗透、相互融合的一元，基本立足点之一，等等。这种深刻的认识，基于音乐考古学萌芽期的实践总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音乐学界在文物、考古学界的帮助和推动下，创立了音乐考古学科。迄今为止，这一新兴的学科已经形成了具有本科、硕士、博士教育的人才梯队培养体系；出版了大量的专著成果；参与了一次次的重大田野考古发掘；基本完成了与文物考古鼎力合作的基础性工程《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常设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建立了国际性的学术组织并组织了多次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国音乐考古学呈现着繁荣、活跃的学术景象。不过，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说，中国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潜在着影响学科发展的因素和不可忽略的隐忧。
在理论上，迄今为止，中国音乐考古学并未受到中国考古学的正式认同。在考古学理论著作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的“考古学”条目中，受普通考古学影响所产生的特殊考古学分支现已包括了诸如美术考古学、宗教考古学、古钱学、古文字学和铭刻学等等，并不包含“音乐考古学”。輲訛輥在实践上，中国现行的考古事业管理制度，只有国家文博单位和高等院校的历史考古专业才有考古发掘权。以音乐学学术身份出现的中国音乐考古学家从身份和职业上均未被纳入考古界之列，更难以进入考古学的田野考古发掘领域。而在考古事业的机构和职位序列里，也没有“音乐考古”的建制和席位。于是，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在田野发掘的交叉重合区域里存在着制度性的专业脱节。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的学术衔接保持着一种“你发掘，我研究”的线性流程及默契。音乐考古学家的研究工作，主要还是停留在根据考古发掘报告和出土文物资料做案头研究的阶段。偶尔几次考古大型发掘项目的参与，也是来自考古界少数知音的邀约，而非制度性保障下的常态工作。这种情况对于两个学科和艺术及文化遗产事业都是不利的。自20世纪后半段开始，世界考古学的研究重点已经从建立完整的古代物质文化谱系研究逐渐转变为更深层次的社会历史和文化重建。中国考古学的学科视野已从证经补史的窠臼中脱离出来，从线到面，从物到人，进一步扩大到全面探讨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认识人类历史的进程及发展规律，形成更为广阔深远的独立的阐释系统。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考古学对人工遗迹和遗物的地层学、类型学、年代学研究，如果涉及到精神文化领域就会显得力不从心。
考古学面对古代音乐遗存时，尤为如此。作为物质的研究对象，考古学可以对其采用类型学和年代学的方法进行一般的研究，诸如物态的一般描述、分型、分式、断代等等。由于知识结构、研究方法和专业意识的局限，在现实的田野考古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如下问题：（1）遗存的现场处理有发现障碍和信息疏漏。往往忽略掉：作为礼乐遗址的环境信息，乐器的使用痕迹及详尽的存放状态，器物的结构及附件的配套关系，等等。比如曾侯乙墓，其大量礼乐器实物及由之显现的礼乐场景，引起了研究者从音乐遗址的角度对整个墓葬再审视。这个后起的理念已经错过了发掘过程，难免损失掉一些原本可以捕捉到的蛛丝马迹。同样，由于缺乏经验和敏感的专业意识而令人惋惜的事例，还有出于现场的清洗保护处理，该墓笙簧与笙苗的关系以及笙苗的管序被扰乱、移位；琴、瑟上弦和柱可能存在的遗痕也完全杳无踪影。（2）遗存的信息采集不敷使用，缺少有效的素材陈述。通常的考古发掘报告多从人工的遗迹、遗物的角度，谈论其层位关系、具置、器物组合、保存状况、自然环境；描述其形状：大小、数量、位置、方向、文字、纹饰；报告其材料（原生材料和加工材料）：质地、硬度、质感、火候、声响等。但对于音乐文物尤其是古代乐器的观察和描述，往往是语焉不详。比如乐器，往往是：结构不明、数据不全、交待不清，还缺少专业的鉴定、测试、分析报告。相关的照片资料一般只能反应器物的整体和外观，没有关键部位的特写，等等。由此提供的实物和资料只能作为古物学标本而不是音乐考古标本。（3）遗存的报告无力提供艺术史解读。对音乐遗存尤其是古乐器的认识，“形”仅仅是表“，形”上所含的无形的信息———“音”才是其灵魂，音乐学对于“形”的追逐是为了究其“音”。音乐考古就是要从这些有形的物质中获取无形的音乐信息，考查出当时音乐的结构性元素和音乐生活方式。由于解读和描述能力的专业局限，现有许多发掘报告都难以对音乐学问题提供直接信息和知识支持，更谈不上建构和还原当时的音乐活动场景。许多音乐遗存的发现需要千载难逢的机缘，其出土时的环境信息以及器物附着的迹象往往极易消失并不可再生；某些音乐文物以极其脆弱的材质身处现实的保护条件也许还会得而复失。这一切，如被熟视无睹的目光掠过，是其不幸，更是今天的大不幸。考古学不能有音乐考古盲区。考古学的学科发展需要开拓音乐考古领域。学科设置和学科建设并非纯学术问题。#p#分页标题#e#
一个学科的确定和建设，需要相应的行政归属和管理、专业设置、机构设置、教学培训体系。普通考古学对音乐考古学的不认同，自然会影响到考古学相应的知识结构、人才结构、体制结构和管理制度，影响到其对音乐考古学的支持力度和贡献，影响到考古学自身的发展。基于这种认识而形成的显性和隐性的“行业壁垒”，最终会影响到音乐考古学的良好生态和成长。这将是考古学学科的损失，也是人类文化遗产事业的损失。关于音乐考古学与考古学的关系，音乐学界的认识也不统一。本文开篇所罗列的有关音乐考古学的定义，全部出自音乐学界，其在音乐考古学的归属上有如下分歧：音乐学分支、音乐史学分支、音乐史学和考古学双重性、音乐学和考古学双重性、考古学特殊分支。显然，也有音乐学者不认同音乐考古学归属于考古学。部分学者在强调音乐考古学的独立性和特殊性时，强调音乐考古与考古的区别和剥离，对考古学之于音乐考古学的关系在观念上有些疏远和游离。诚然，一个独立的学科必须有其可独立之处。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的区别在于：（1）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通过考古学方法所获取的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而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仅限于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其中除了考古学方法获得的资料之外，也包括传世的文物；（2）考古学研究重点在实物本身，音乐考古学的研究重点是从实物中考察出其所承载着的当时音乐的结构性元素和音乐生活方式；（3）考古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地层学和类型学，音乐考古学除遵循这些方法之外，还需要运用音乐学的研究方法；（4）考古学研究的历史下限在元代，音乐考古学研究的历史下限在清代；等等。随着这一新兴学科的不断成熟，它一定能逐步形成一套独立、完善的学科体系。
尽管如此，音乐考古学的特殊性和相对独立性并不能使其摆脱它对考古学的依附性。音乐文化遗存的发现和获取基本都来自考古发掘，这些文化遗存的时空坐标需要用考古学方法标定，针对实物、图像、文献、遗址的查验、检测、纪录和考证，现场调查及整理是音乐考古基础性工作。如果脱离考古学来孤立地看待和研究音乐文化遗存，脱离对音乐文化遗存的时代、文化区系、类型序列、共存关系、从属关系、器物组合等考古学的综合考察与分析，音乐考古学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搞音乐考古研究，如果不能掌握类型学、不能掌握考古学文化这些方面的基本知识，这种考古学的研究是似是而非的，这就脱离了考古学基本手段去研究，和过去的古器物学没有什么区别。……有了这些基本认识，有了在考古学整体基础上把握的音乐考古学，这才有了比较坚实的基础；脱离这个基础，那都似是而非，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音乐考古学。”輥輳訛由于现行体制的障碍及其由之产生的与考古学的游离意识，在音乐考古工作中存在着这样的问题：（1）不辨器物的考古学关系，将不同年代或不同墓葬的出土物盲目合并组合，视为同期器物研究；（2）不辨器物群内在的组合关系，盲目将入葬组合等同于原始组合；（3）不实地全面、具体考察原物，仅凭发表的资料和数据望文生义，很难触及研究对象的实际及其规律；（4）不顾及器物的考古学背景，就物论物，缺乏体系概念和人文视野；等等。这些不循考古学方法的研究只能使人误入歧途。
此外，音乐考古学也只有在考古发掘和调查中参与抢救、采集、保护古代音乐文化信息，才能担负起自身在文化遗产保护中无可替代的责任。音乐考古学者直接从田野工作中获取第一手资料往往更具体、更详尽、更实用、更有效。音乐考古学者由古乐器音响检测到音乐形态研究，由编钟铸造技术观察到编钟调音规律的发现等等，都是音乐考古学者深入考古发掘整理工作的成果，也是音乐考古学对考古学古乐器断代的反哺和重要贡献。音乐考古工作者要参与发现，从田野发掘工作做起，在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与分析、报告编写和专题及综合研究等各个环节主动参与、积极回馈，在与考古学的渗透中更加主动、更加深入、再加靠前———音乐考古学植根于考古学的沃野才能根深叶茂。
音乐考古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滋生于音乐学、考古学，也从人类学甚至自然科学等多学科中汲取营养和力量。来自古文字学、声学、冶金铸造学领域的学科需求和成果反馈，也会影响着音乐考古学的信息采集、整理、记述和解读；自然科学和新技术会开阔传统器物学的观察视野，深化对音乐遗存的认识程度和相关研究。这是音乐考古学学科成长的条件和背景，也是其新兴性、交叉性和边缘性的表征。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推动和实践的积累会逐渐明晰这一学科的架构体系，理论研究的深入也会廓清这一学科的属性。不过，回顾音乐考古学的萌生，是考古学的启发、考古资料的吸引和刺激，促成了音乐学（主要是音乐史学）学者的进入；是音乐学与考古学的合谋催生了音乐考古学的建立；是两个学科突破认知局限的需求形成了学科交叉、渗透的新领域。在这个领域里，考古学与音乐学在研究对象上发生重叠，在研究方法上互为通用，在对象释读上互为补充。虽然还有其他更多学科在这个领域里交汇，从学科最基本的结构关系看，音乐考古学确实具有从属于考古学和音乐学的双重性质，并更倚重于考古学。音乐考古学与考古学在学科关系上存在着的上述现象，是音乐考古学作为一个边缘学科在成长中遇到的问题。问题的解决需要音乐学家、考古学家更多地了解对方，了解对方学科的特点和要求，了解对方的长处和局限，扬长避短，实现优势互补，在合谋与互动中共促学科发展。
当然，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国家的重视和政府的支持。在国家推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文化遗产事业进入新阶段的形势之下，作者愿对中国音乐考古学科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音乐考古学科建设要与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紧密结合。2005年12月，国务院决定设立文化遗产日，以“文化遗产”的概念拓宽了“文物”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标志着新世纪我国文化遗产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考古学定位为一级学科。音乐考古学科时逢成长的大好机遇。事业是学科的依托和动力，事业的发展需要队伍保障和政策支持，也会对相应学科提出刚性需求，并推动其发展。音乐考古学者应该在遵循学科成长规律的前提下，紧密与文化遗产事业相结合，力求进步，积极贡献。
考古理论篇10
综合类专业院校的艺术专业也有以独立的艺术学院或艺术系的形式而存在的，也有与人文社科类系、部并存的，但无论如何，其专业数量和规模、师资队伍建设等诸方面，均无法与专业艺术类院校相比，其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与专业类院校也不完全相同。但作为综合类院校，我们不能单纯依靠艺术类专业的发展来促进其他专业与学科的发展，同样，我们也要提倡将不同专业、学科的资源合理利用。艺术考古是一个艺术类教学的理论与实践教学体系，能够充分发挥我国作为文化大国、文物大国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更多的课程体系都应该有机地结合，促进艺术类专业学生个性化与综合性的发展格局。综合类院校开设艺术考古课程，无论在师资配备还是实践资源上都存在一定的困难，但作为艺术类学生必备的综合知识素养，艺术考古可以以讲座形式来开设。
艺术考古介入艺术类专业教学，是专业综合改革实践中课程体系综合改革的有益尝试
艺术考古是介于考古与艺术两大知识领域间的一个新兴学科，是高等艺术院校在长期的实践教学与科研过程中形成的综合教研成果，也是综合知识体系教学改革的总结。该课程体系主要由四大方面综合而成，一是艺术考古与专业知识点综合理论基础的讲授，使艺术类学生能基本掌握艺术考古学的基础理论知识，了解国内外相关艺术考古及美术发展的前沿动态，掌握艺术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能独立从事相关科学问题的分析与实践创作；二是博物馆实习参观与考察；三是艺术素质的培养与提高；四是实践作品的完善。目前，国内部分高等艺术院校，如东南大学、南京艺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等虽已开设了艺术考古相关课程，但艺术考古教学和其他专业课程的有机融合尚未开展，因此，我们倡导艺术考古本科教学应在艺术类专业院校逐步开设，以充分发挥艺术考古教学的基础作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艺术考古学教学体系。艺术考古课程介入艺术类专业课程实践教学，可以促进艺术类专业研究方法、思考方法与实践创作方法的创新。艺术考古不同于艺术创作，它是一门严谨而科学的实践课程，掌握艺术考古科学的正确研究方法是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对于艺术考古专业人员来说，他们首先重视的是资料搜集能力的培养，实地调研考察能力的培养，对前人研究成果理性分析与评价能力的培养，文献调查及综述能力的培养；其次是选题、制定研究方案及科研创新、追踪学科发展动向能力的培养；第三是个案、专题研究、综合研究能力及理论研究能力的培养；第四是科研成果展示能力的培养。在艺术类院校本科教育中介入艺术考古教学，开拓中国艺术教育的新视野和新领域，建立科学、完整、崭新的教学思路与研究方法，不仅可以对学科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可以对艺术类学生严谨扎实的专业创作提供良好的科研基础与学养基础。严格意义上来说，艺术考古研究思路和艺术专业创作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需要经过收集素材、构思草图、选题定位、创新提炼、作品成型等诸环节，只是艺术考古更侧重于对实物、实证的掌握，以及对历史专业知识体系的系统研究与挖掘论证，而艺术创作更侧重于在观察基础上形成独有思辨能力与创新能力，但艺术考古研究方法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将促进艺术创作水平的提高。同时，艺术考古课程介入艺术类专业课程实践教学，有助于引导学生对相关知识体系的探究，也可以对艺术类学生的学科素养、感悟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与提高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比如对于本土文化的深入研究，地域文化特色的挖掘与品牌保护意识的提高，创意文化产业的形成与发展等。多知识领域的融合，也为大学生的就业、创业提供了一些新机遇。原有单一的教育模式容易导致学生综合能力的低下，而宽泛、交叉知识体系的建构，特别是对边缘知识体系、零散而小学科知识体系的有效组织，能够更加充分地发挥出不同专业的价值。当前，中国文化正在面临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巨大挑战与冲击，中国的艺术教育如果不建立起自己的学科体系，不主动地与其他学科进行合理而有机的结合，就不可能产生更大的艺术成就和科研成就。社会的发展已促使各个学科更广泛而深入地结合，多学科交叉教学已不是一种“时尚”或“潮流”，而是教育发展必备的基本手段之一。以艺术考古学教学为硬件条件，对艺术专业教学展开深入的探索，是适应社会需求、促进教育发展的有益尝试。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