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篇1
【关键词】外商投资；产业安全；经济安全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大量进入我国，给我国经济带来了深远影响。在此笔者主要分析FDi对我国产业安全各方面的影响，同时探讨我国产业安全的保障措施。
一、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现状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顺应了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大趋势，吸收FDi规模不断扩大。平均项目规模由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的120多万美元、90年代初期的130万美元，迅速提高到2012年的1117.2亿美元。可见，我国吸引的FDi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规模。
我国目前利用外资的四种主要方式――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合作开发以及外商独资经营，一般来说，外资的经营管理能力、资本产出效果是要强于内资的，而前三种方式外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受到内资的制约，所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没有独资经营好。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方式在1995年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5年以前外商直接投资中外商独资经营所占比重虽然有大幅度上升，但总体比重偏低，而1995年以后，外资不仅加快了进入中国的步伐，而且外资进入的方式也在转变，由于外资企业在华盈利能力看好，外资越来越倾向于采用独资的方式进入中国，而不是合资。
二、外资直接投资的影响
FDi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据估算，从我国开始引入外资以来，经济增长的1/3，税收的1/4都来自FDi，国际贸易的2/3产生于FDi。FDi对我国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①外商直接投资的注入增加了我国的资本存量。②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先进技术、劳动技能、组织管理技巧等在我国国内的扩散；跨国公司研究与开发机构的日趋分散化促进了我国的科研活动，进而有利于我国形成自己的研究与开发能力。③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我国新兴工业的发展，进而推动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极大地推动了我国传统工业的技术改造，进而有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④从就业数量上看，外商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国的就业机会；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跨国公司海外分支机构提供较国内企业更好的工资待遇、工作条件和社会保险福利等，为我国的就业质量提高作出了贡献。
改革开放30年来，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多方面积极作用有目共睹。但是，在看到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和积极作用的同时，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外资也给中国经济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一是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产业结构的偏差；二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垄断阻碍我国新兴产业的成长；三是FDi在产业间和产业内部的不合理投向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四是中国企业并未通过引资获得先进技术；五是中国企业丧失了创新的动力；六是市场竞争加剧，垄断程度增强；七是FDi投入的地域性差异也客观上拉大我国地区经济差异；八是人才流失与失业增加，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九是FDi的增加还会进一步威胁我国文化产业安全。
三、FDi形势下我国产业安全的解决建议
（一）积极调整引进外资政策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的国民经济情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外资的政策却长久没有改变，仍让延续20多年前的政策，这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
1、逐步取消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政策
国民待遇原则是wto的基本原则之一，我国作为wto成员国，必须在过渡期内逐步调整现行招商引资法律，最终既要消除对外商在形式上或事实上的各种歧视性做法，逐步取消外商投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使内外资企业在统一、规范、合理的税收、销售、购买、经营、信贷、运输、分配等方面，依靠公开透明而健全的招商引资法律法规和完善的市场体系，处于完全同等地位，为我国的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外部市场环境。
2、加强外商投资的产业政策导向
对外资进入本国的某些产业加以限制是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的产业安全政策。我们应以正确的利用外资战略策略，将引进外资纳入到我国经济总体发展规划中，坚持“以我为主”的原则，把引进外资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
（二）以技术创新为核心，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1、要科学理智地把握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提高跨国公司的技术扩散程度
在投资合作中，我方应在较高的起点上开发新技术，从而改变传统的低起点、低速度、低效率的技术开发与扩散机制。利用FDi要从单一粗放的数量型转到质量效益型上来。既要注重数量，更要注重质量，应当瞄准那些具有国际先进水平，能带动一个行业或一批企业的大项目，有选择的引进，把投资的重点转向基础产业、高技术产业和高附加值产业，做到利用外资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有机地结合起来。
2、加大科研开发投入，组建旗舰型企业集团
必须加快从仿制为主、引进为主转向走自主开发为主的进程。最终实现对世界先进技术的追踪和赶超，打破发达国家对我国产业的技术控制。
目前我国的产业安全出现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由于我国的企业竞争力不强。因此，要从国家利益出发，推动国内企业的并购和重组，组建一批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旗舰型企业集团。这样才能迅速集中技术、资金和管理重新掌握国内市场的控制权，同时可以走出去，抢占国际市场，增强产业竞争力，维护我国产业安全。
（三）完善相关法律体系，调整相应的政策法规
应制定一部统一的《外国投资法》，将外国投资的原则、外资的定义、审查批准程序、出资方式、持股比例、资本转让、资本及利润的汇出、投资期限、关于国有化征用及其补偿、投资争议解决方式等内容纳入《外国投资法》。关于企业的设立、组织机构、经营管理、公司财务会计、终止解散清算等则由我国《公司法》或《合伙企业法》来统一调整。这样，既可以避免相关内容的重复和相互矛盾，更能落实国民待遇原则，做到国家法制的高度统一。为维护国内市场竞争的有效性，防止国外跨国公司对我国市场的垄断，必须加紧制定《反垄断法》，明确规定对垄断行为的认定、处罚、执行程序和执法机构等。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禁止外商投资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建立健全《反补贴法》、《反倾销法》等，加强对国内市场的保护，支持幼稚产业的发展。
（四）建立符合国情的产业安全管理体制，实现产业安全的有效防范
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篇2
关键词：自由贸易区；投资政策；协调研究
中图分类号：F11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12)03－0038－05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2.03.09
一、引言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国际投资以及国际投资协议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自由贸易区各成员国投资利益的大小，对各成员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发挥重要作用。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实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采取了相似的发展战略，即采取发展外向型经济、吸引大量外资进入，带动本国对外贸易以及经济的发展。因此，中国和东盟在吸引外资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竞争关系。本文研究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投资政策协调的差异性和协调的现状，进而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投资政策协调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以此为依据，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直接投资的差异性分析
（一）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吸引外资的差异性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自身人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加之中国的经济稳定、高速发展，中国的投资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观，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积极出台了一系列吸引外资进入的优惠政策和措施，使中国吸引外资在发展中国家处于领先水平。特别是在1992年以后，随着中国资本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提高，中国的外资净流入年均增长率为28.9%，吸引FDi处于发展中国家首位。
2011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达1100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额约占2862亿美元[1]。由于2008年美国次债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导致全球流动性不足，国际投资大幅下降，导致了中国2009年外资净流入下挫了23个百分点，2001―2010年其余年份均呈现良好的上升势头（见表1和图1）。
从表1和图1中可以看出，东盟10国总体外资净流入呈“n”字形发展变化趋势，以2007年和2009年为界，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2001―2007年的上升阶段，从2001年的196.7亿美元增长至2007年的738.06亿元，增长了3.75倍，表现出了强劲的增长势头。2007―2009的下降阶段，从738.06亿美元跌至390.95亿美元，下降了近50%，可见，金融危机对东盟十国经济的冲击较为严重，加之西方发达国家对资金流动的限制，更加剧了东盟十国吸引外资的下滑趋势。2009―2010年上升阶段，东盟外资净流入呈现出强劲的复苏势头，同时，也表现出作为新兴经济体，其经济发展的迅猛势头并没有因金融危机的打击而萧条，反而激发了其发展的潜能。
（二）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相互投资
1.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
2000年以来，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呈现井喷之势，2000年，中国政府批准的对东盟10国的直接投资额增长到了1.1亿美元。2003年，中国在东盟10国的直接投资项目多大857个之多，较2002年增长了65个，直接投资额增长了2.3亿美元，占2003年总投资额（5.87亿美元）的38%。2004―2009年，中国对东盟成员国的直接投资总额增长率均超过30%（表2）。
从表2、图2可以看出，2004年中国对东盟10国的直接投资中，主要集中在新加坡（23309万美元）、泰国（18188万美元）、越南（16032万美元）、马来西亚（12324万美元），占中国对东盟十国直接投资的比重分别为：24.4%、19.0%、16.8%、12.9%。2009年，除新加坡的比重增长到50.7%，泰国则从19.0%下降到4.7%，越南从7.6%下降到7.6%，马来西亚从12.9%下降到5.0%。这一时期，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2004―2009年，中国对东盟十国的直接投资总额增长了10.02倍[3]。
中国对东盟10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新加坡、缅甸、印尼、越南、老挝五个国家，笔者认为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基于投资环境的影响，新加坡经济发达，政治稳定，具有良好的投资环境。二是由于这些国家是华人华侨的聚居地区，中国企业投资这些国家和地区就有良好的人缘和地缘优势。三是基于经贸往来的影响，中国与这五个国家经贸往来密切，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直接投资建厂，可以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四是基于政治考量，由于缅甸、老挝等国家的经济社会较为落后，加强对这些国家援助，帮助这些国家建立完善工业、产业体系，促进这些国家的发展。
目前，中国对东盟10国的直接投资额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较低，2004年为6.2%，2009年下降为3.9%，从表3中可以看出，中国对东盟10国投资所占的比重排名主要经济体的第二位。笔者认为，香港作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组成部分，有着重要而特殊的地位；东盟作为中国的近邻，而且人缘、商缘相通，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不断深入，中国与东盟的经济贸易往来不断深入，2009年8月15日，中国与东盟十国签订了《投资协议》，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的发展[4]。
2.东盟十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东盟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额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随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东盟国家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对中国的投资也出现了急转直下，从2001年起才出现了回暖的态势。
从表4可以看出，2005―2009年，东盟10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新加坡，新加坡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占东盟的70%以上，这主要得益于新加坡推行区域化经济发展战略，推动了新加坡海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从资金流向来看，新加坡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主要流向金融、制造业以及服务业；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泰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相对也较多，2009年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泰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比重分别达9%、2%、7%、1%。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战略实施的不断深入，中国市场经济不断健全，拥有丰富的资源、廉价的劳动力、广阔的腹地、优惠的投资政策以及旺盛的消费能力，吸引了大量的海外资金。东盟10国由于本国政治、经济的发展程度以及资金的不足，使得东盟10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额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图3）。2005―2009年，亚洲和全球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呈现出了较为迅猛的上升势头，反观东盟10国，虽有所上升，当幅度相对较小（图3），并且在2009年出现了下降，下降了近10亿美元。
从表5和图3可以看出，东盟10国占亚洲直接投资的始终维持在9%左右，以2007年为界，呈现出了两头低中间高的趋势。其中，2007年东盟10国占亚洲总投资的比重达到了最高值（10.4%），2009年到达了最低值（7.7%）。从全球直接投资总额层面来看，东盟10国占全球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始终保持在5%~6%之间。
三、直接投资协调的现状分析
（一）中国与东盟10国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
截至2010年，中国已与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双边国际投资保护协定。其中，中国与东盟10国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也在不断签订（表6）。并与东盟10国达成了鼓励投资、保护投资的一系列协议，对外汇转移、投资争端、代位求偿的解决做出了初步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国与东盟十国在国际投资方面的发展，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行更深层次的合作奠定了较为稳定的基础。
（二）中国与东盟10国签订的区域性的投资协定
区域性的投资保护协定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的重要条件，而投资协定与贸易协定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5]。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政府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这个协议的签订奠定了中国与东盟之间投资自由化的基础，并且还规定了中国与东盟投资协议的谈判进程。在签订了《货物贸易协定》、《服务贸易框架协议》之后，中国与东盟于2009年8月正式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政府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投资协议》，这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区域性投资协定中的最重要的内容：国民待遇的适用和标准；最惠国待遇适用和标准；投资促进的相关规定；投资便利化原则的规定等。
（三）中国与东盟共同参加的国际投资公约
世界范围内国际投资公约有很多，其中具有国际化、最具代表性的有两个投资公约：《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miGa公约）、《关于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iCSiD公约）。《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是通过提供非商业风险的保险，其中主要包括战争、内乱、毁约、征管等，以此来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外吸引投资；《关于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目的是解决投资缔约国之间国民的投资争端，它主张弱化政府的介入，推进投资争端解决“非政治化”进程，以促进国际投资的不断发展。东盟十国中除缅甸和文莱外，其他八个国家均参加了《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除缅甸、老挝和越南外，其他七个国家也加入了《关于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中国于1991、1992年先后加入了这两个公约，为中国-东盟自贸区在更大范围里进行广泛的投资协调奠定了法律基础，有利于中国与东盟的资本的自由流动。
四、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双边投资协定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中国与东盟10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时间较早，期限较短，某些条款没有经过及时的磋商修订，明显出现过时的迹象。投资协定签署的内容也不尽相同，每一个双边协定虽然都规定了缔约国双方的投资者可以只有转移以及投资，但在资金转移的范围、方式、转移的币种以及汇率的规定也不尽相同，对外资企业的征用也存在着不同层面的规定，例如中马、中泰等国征收条款、补偿时间及数额都存在着多种规定。而且双边投资协定还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并没有关于投资者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规定，也没有关于投资便利化、自由化的条款。使得中国与东盟10国所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的效力不是很稳定，而且存在的明显的缺陷与不足。
（二）投资准入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
中国与东盟十国为了吸引外资，促进本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多数国家都制定了保护外资的法典，例如泰国的《外商经营法》、印尼的《外国投资法》、越南的《外国在越南投资法》，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国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但是，我们应该清醒的看到，中国与东盟各国虽然都制定了一系列的外商保护法规，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相距甚远，还存在很多的缺陷与不足。例如，按政治风险发生的级别来看，第一级别有中国、新加坡、文莱；第二级别有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第三级别由缅甸、柬埔寨、老挝。尤其以第二、第三级别国家对政治风险设立的条件、措施以及解决的方式都规定的较为含糊，远远的落后于境外直接投资发展的需要，这都不利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直接投资层面的协调。
（三）国际投资公约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由于《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本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本身的担保容量相对有限，中国与东盟并没有真正的建立起境外投资担保制度。而《关于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中并未达成共识。两大公约在解决双边投资争端的过程中又存在某些层面的不协调，且复杂性较高，收费较为昂贵。客观上给中国-东盟自贸区直接投资协调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五、对策建议
（一）设立投资协调机构，强化投资协调机制建设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虽然已经经过了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而且在《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协议》、《投资协议》等协议中都提及建立相应的检查、管理、谈判等对应的机构，但就目前自由贸易区发展来看，依然没有常设机构或专门机构。主要的磋商、协调、决策机制依然是“10+1”峰会、领导人互访为主渠道，外交、财政、贸易、投资等专业部长会议为辅渠道[6]。
本文认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政策协调应借力“10+1”峰会，建立财政部长联席制度，并在此基础上设立专门的投资协调领导机构，独立于各成员国政府之外，作为常设机构，独立处理中国-东盟自贸区投资政策协调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参与制定相关的投资政策协调的制度建设，并提交“10+1”峰会进行决议，成为投资政策协调的智囊。在投资政策协调领导机构中，再分设税收政策协调小组、投资政策协调小组、国际债务政策协调小组。通过这样的细分，提高投资政策协调机构的工作效率，各个小组各司其职，分工明确，共同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政策协调的发展。
（二）致力于建立一体化、制度化的投资政策协调机制和制度
一是制定类似于欧盟在1957年《罗马条约》中有关投资政策协调的法律框架，为建立投资政策协调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二是根据投资政策协调的法律基础和框架，“10+1”峰会授权成立专门的投资政策协调领导机构，包括投资政策协调的执行机构、研究机构以及相关的仲裁机构，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各成员国的投资政策协调中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定期将研究成果提交各成员国政府以及中国-东盟领导人峰会，并对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的投资政策改革提出意见或建议。三是建立投资政策协调争端处理机制和协商解决程序，为投资政策协调措施的顺利开展和实施提供制度保障。四是建立投资利益补偿制度和机制，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各成员国在经济一体化发展与财政政策协调过程中所产生的利益不均衡进行协调，保证各成员国的既得利益，提高各成员国的投资政策协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求全面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政策协调的进程。
（三）积极进行试点探索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次合作区域形态或经济合作区，既有先于中国-东盟自贸区建立的澜沧江―湄公河区域经济合作区，也有新近提出的北部湾经济合作区。这些次区域合作和经济合作区相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来讲，其范围小，涉及国家和地区少、灵活性高，成为中国-东盟自贸区投资政策协调中最为优越和理想的试验田。可以将相关的制度安排与机构建设安排在这些次合作区或经济合作区中进行，积累和总结经济合作区中投资政策协调的经验教训，为投资政策协调机制在整个自由贸易区中全面推行积累宝贵的经验。
参考文献：
[1]张湘莎.中国与东盟利用外资的对比分析[J].国际经济观察，2011(1):110-111.
[2]喻国平，许林.东亚区域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合作的博弈探析[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10(2):45-47.
[3]黄梅波，陈燕.当前金融危机下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2):15-18.
[4]范祚军，唐奇展.CaFta框架下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理论分析[J].广西大学学报，2004(6):64-68.
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篇3
显著影响中国外国直接投资区域分布的因素有优惠政策、经济外向度、经济增长率、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力成本差异；前四者的影响是正向的，劳动力成本是负向影响因素。比较而言，工业化程度、基础设施水平和投资报酬率的影响作用，在考察的时间段内则始终不显著。
从理论上讲，外国直接投资趋向于流入贸易壁垒低、对外资持欢迎态度、签署双边投资保护条约、经济一体化水平高的国家或地区，其中尤以对外资态度最为关键。因此，优惠政策及经济外向度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应当具有积极的影响。在1997～2002年间，优惠政策和经济外向度始终是决定中国外国直接投资区域分布的显著正向因素，在本文所考察的所有正向影响因素中，二者的影响力分别居于第一和第二位的水平。但是经济外向度的影响作用低于优惠政策。中国外国直接投资区域分布的这种不平衡性与各区域的地理位置特征、开放的时间和程度以及国家在各区域实行不同的优惠政策密切相关。中国东部沿海各省市地理位置优越，较早、较多地享受到很多国家优惠政策，实行对外开放起步早、力度大，因而全国80%以上的外国直接投资都集中在该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代表对商品的现实购买力，地区经济发达，投资的产出品可能就会有更大的销量，外国直接投资一般倾向于向高收入地区流动。GDp增长率代表经济发展的潜力，经济增长速度快的地区，投资者的未来收益更具有保障，其对外国直接投资就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所以，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速度对外国直接投资分布的影响应该为正向的。另外，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大多为获取廉价劳动力及其他比较成本利益，劳动力成本差异是负向影响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区域分布。在1997年，经济增长率确实是影响我国外国直接投资区域分布的一个正向因素，而且其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水平比较高，但是，其影响力位居优惠政策和经济外向度的后面，可是，到了2002年，其影响则变得不显著了。这说明外商早期来中国投资，打入中国的大市场是一个主要的目的和动机，外商当时特别看好我国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随着中国各省经济持续保持快速增长，各省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程度在缩小，落后省区的经济增长甚至超过了沿海发达地区，外商在投资区位决策时，逐渐不太看重经济增长方面的微小差异，GDp增长率的影响也就渐渐变得不显著了。在这两个年度里，只有在去掉优惠政策作用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国直接投资区域分布的影响才变得显著起来，而且其作用效果小于经济外向度。在1997年，劳动力成本反向影响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区域分布，可是到了2002年，劳动力成本的差异不再显著地影响外国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市场规模、资金配套能力、市场化程度、基础设施、经济发展水平、工资成本等因素对地区吸引外资的作用依次递减。
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篇4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区域不平衡，区位因素
abstract:FDihasbeendevelopinginahighspeedinChinasinceChina’sopeningtotheworld.Sofar,inFDiinwardstock,Chinaisthenumberoneindevelopingcountries,andonlynexttotheUSaintheworld.ButbecauseofChina’sunevenopeningpolicyandotherenvironmentalfactors,FDiinChinaappearsobviouslyregionaldifferences.thisarticlewillexplainthereasonwhyFDiinChinaisregionallopsidedinqualitativeandquantitativeanalysis.Forthecentralandwesternregion,inordertoincreaseitsratioofFDiinflow,themostimportantthingistoimprovetheinvestmentenvironment.SomepolicysuggestionswillbegivenforcentralandwestregiononhowtoattractFDiinthelastpartofthisarticle.
Keywords:FDi,Regionimbalance,Locationfactors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理论
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是一个复杂的多阶段的过程。在大多数情况下，外商首先选择要投资的国家，然后再具体确定国内建厂地区和厂址。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研究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别选择；二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内区位选择。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说明后者，即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时的区位选择。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
二战以后，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外商直接投资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外商直接投资问题日益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话题。近年来，学术界已有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深入地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问题，但迄今为止，还并未形成统一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理论。近期,在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中占主流的仍是邓宁(Dunning)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邓宁在吸收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国际贸易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以及区位理论融合在一起，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企业要进行国际投资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素，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区位优势具体表现为：东道国市场的地理分布状况、生产要素的成本及质量、运输成本、基础设施、政府干预范围与程度、各国的金融制度、国内外市场的差异程度，以及由于历史、文化、风俗偏好、商业惯例而形成的心理距离等。企业从事国际生产必然要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它决定着企业从事国际化生产的区位选择。
（二）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区位因素
1.东道国生产因素
要素成本永远是投资者首要考虑的因素，只有获得相对低廉的生产要素，才能使企业在没有技术改进或突破的情况下扩大利润回报。无论是采取公司调查还是经济计量的方法，外商投资区位研究都十分强调成本因素的重要性。我国的广东、江苏、山东、辽宁、上海、福建、浙江等省区经济结构相对高级、资本效率较高，投资的回报率高，对FDi的吸引力大。而西部地区的省区技术水平低，劳动效率不高，导致投资回报相对较低，因而投资的风险大。
2.东道国市场因素
市场因素包括市场的潜力及其大小。近年来兴起的外商投资区位研究十分强调市场接近性、市场规模及其增长潜力对外商投资区位的影响。接近市场意味着可以降低运输成本及相关的市场搜寻成本，招聘到合适的熟练工人和运营管理人员，听取和反馈消费者的意见。较大的市场规模和快速增长的市场潜力，对外商直接投资也具有较大吸引力。在中国，接近市场的程度也部分解释了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城际差异。
3.东道国环境因素
东道国环境因素包括软环境和硬环境，硬环境因素主要是集聚经济的程度，软环境因素主要是指政策法规。各项实证研究表明，集聚经济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为减少投资风险和不确定性，外商投资往往比较看重政府的优惠政策。在我国，自改革开放至90年代中期，外资优惠政策一直向东部倾斜，而且在东部地区率先建立了经济特区、开放城市等，所以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
4.其他因素
除上述因素之外，地理区位条件、社会文化差异性等诸多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也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处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在对外开放和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初级阶段，面对外部不确定性和高额的信息成本，为减少投资风险和不确定性，外商比较看重地理区位和文化联系密切的地区。
二、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现状与区域分布
结合我国的实际来看，自1978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在1979年前，我国几乎没有外商直接投资。目前，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外商直接投资的大规模进入，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加快了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进程，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一）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过程
根据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发展，我们可以将整个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1979-1991年、1992-2000年、2001年至今。
1979-1991年为起步阶段，这时候的投资区域大都集中于广东、福建两省及沿海城市。1992-2000年进入成长阶段，投资区域分布开始由沿海向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辐射。从2001年开始外商在华直接投资进入了稳固回升阶段。2001年起，由于入世的影响，外商投资明显增加。2002年，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首次超过美国而跃居世界首位。同时，我们看到，中国入世对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跨国公司。目前，中国已经是许多跨国公司的制造中心，而且也正在成为一些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入世后，由于金融、批发、零售等服务业开放，中国也有可能成为跨国公司的管理营业中心。
（二）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域特征
中国的外商投资高度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集中在以京津唐地区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和以东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特别是自1992年以来，这种集中化趋势在进一步加强。目前，外资87.84%分布在东部地区，9.09%分布在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只有3.08%。
（三）加入wto后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分布的新趋势
1.外资仍然在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
加入wto后，尽管外商在华投资出现了由东部沿海向中部某些地区转移的趋势，但主要是由南部沿海地区转移扩散到长江流域地区和北部沿海地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仍高度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西部地区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不但总量规模小，而且增长速度比较缓慢，尽管近年来国家采取多方面措施鼓励外商投向西部地区。
2.在沿海地区内部，长江三角洲的地位日益重要
在沿海地区，加入wto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出现新一轮的“北上”或“北扩”趋势，即由以珠江三角洲为核心的南部沿海地区逐步向以长江三角洲、环渤海湾地区为核心的中部和北部沿海地区转移扩散，由此带来了沿海地区外商投资的较快增长。在环渤海湾地区，除北京和天津外，其他省市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也呈现较快的增长势头。这表明外商在华投资区位的选择正在逐步发生转移，长江三角洲地区正日益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地区。
三、影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地域上的差异，是各种经济与非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邓宁曾把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分为四类：市场因素、贸易壁垒、成本因素以及投资气候，本文根据第一部分有关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把影响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选择因素分为成本因素、政策法规因素、市场因素和集聚经济因素。
（一）成本因素
1.劳动力成本
劳动力工资成本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策的成本因素中最为主要的成本。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具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这种成本竞争优势对跨国公司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劳动力导向战略是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重要的区位选择战略。除了成本因素，劳动力素质也直接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特别是在一个东道国内部，低劳动力成本经常意味着低的劳动生产率，只有那些低成本并且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才能比低成本、低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更具有吸引力。
2.交易成本
由于外商对东道国的政策法规及市场等因素不熟悉，外商直接投资会诱发许多交易成本，而这种交易成本在东道国内部空间差异明显。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核心区、外资集中区、边界地区以及开放地区的交易成本相对较低。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由于市场开放有限，经济发展水平空间不平衡，信息传输渠道少，因此，交易成本是重要的外商投资区位决定因素。在我国，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越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3.信息成本
相对于当地投资者，外国投资者由于缺乏对当地经济和商业环境的知识，从而涉及较高的信息成本。因此，外商的区位选择应该是信息成本的理性反映。在中国，信息成本较低的几类地区主要是：地区经济中心、沿海地区、已经建立大量“三资”企业的区位以及外商可以享受优惠政策的区位。
（二）政策法规因素
政策环境的变化对于跨国公司的区位决策具有重大影响。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允许程度和开放时序是不同的，中央政府的渐进性开放政策深刻地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及与其相关的外向型经济的地区差异格局，领先得到这种政策的地区一旦获得制度上的优势，对其潜在区位优势的发挥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国政府在制定“七五”计划时，已经明确了对东、中、西三大经济包带的划分，并针对处于不同地带的地区实行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使沿海地区率先走向国际市场。截至目前，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在地区间的差异格局仍然与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划分基本上相一致，各地带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所表现的时间序列上均体现了一种发展政策的差别。
（三）市场因素
市场因素是东道国吸收FDi的最为重要的区位因素之一，市场导向型投资的主要目标是开发利用当地市场。这种类型的外商直接投资通常需要考虑尽量接近市场，因为接近市场一方面可以减少交通运输成本，减少寻找产品市场、要素市场的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及时得到市场反馈信息，从而及时改变经营策略，生产更适合当地市场需要的产品。
1.市场规模与市场增长潜力
投资于一个大的市场将有机会获得范围经济，从而降低边际生产成本。中国市场具有开发程度低和潜力大的特点，在未来能够产生巨大的需求。据统计，中国市场上的消费品种类仅仅是美国市场的1/3左右，而且竞争有限，外商可以比较容易地进入市场。并且这种市场进入成本低，投资回收期短。
2.对外开放水平
与市场有关的另一个指标是对外开放水平，开放水平的提高会增强该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中国20年来的开放力度不断加大，对外贸易取得了巨大发展，但由于市场结构和政策倾斜，中国的不同地区在开放程度上有明显的差异，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3.市场发育水平
我国东部地区的市场发育程度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与梯度推进的对外开放政策相对应，中国也经历了一个由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在空间上就出现了不平衡发展。在转型经济中，外商偏向于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发育程度高的地区，以便他们能够减少外部不确定性以及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
（四）集聚经济因素
聚集经济效应通常是指由于一些特定的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中而产生的正面外部经济效益。集聚经济的存在也意味着节约成本，既包括传统成本的节约，也意味着交易和信息成本的节约。集聚经济的存在可以增强区域的外资吸引力，它与基础设施质量、专业化供应商、劳动力市场以及知识外溢等有关。
1.基础设施质量
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发展状况决定着社会生产的规模和效益，特别是具备一定投资规模的大型企业，如果生存在一个基础设施薄弱的经济环境中，将会导致投资收益递减。在我国，各地区的投资硬环境差异非常大，例如东部沿海的广东省和江苏省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目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相当完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1年，东部地区的交通线路综合密度为1597公里/平方公里，同期中部地区为680公里/平方公里，而西部仅为29公里/平方公里，与东中部地区相差甚远，成为外资进入的“瓶颈”。
2.专业化供应商
行业的地区集中可以提供一个足够大的市场使得各种各样的专业化供应商得以生存。在我国，具有说服力的是广东东莞，这里集中了大量的来自海外特别是台湾地区的计算机和电子设备制造商，是公认的全国电子产品配套能力最强的地区，在此设厂，有助于厂商增强其竞争力和建立竞争优势。有了特定产业的聚集，就能吸引相关的FDi进入，而我国西部就非常缺乏这种聚集，是吸引FDi的薄弱环节。
3.劳动力市场
厂商的集中能为拥有高度专业化技术的工人创造出一个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拥有高度熟练的劳动力的地区比其他地区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上更有优势。在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纷纷“孔雀东南飞”，造成了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市场不仅从数量还是从质量都优于中西部地区。
4.知识外溢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知识至少和其他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资本和原材料一样重要，尤其是在高度创新的行业中，知识的作用更加明显。当一种行业集中分布在一个较小的区域时，知识的非正式扩散经常非常有效。
四、在华FDi区位决定因素的数理实证分析
为了探讨中国吸引FDi的区位因素的演变过程，根据第二部分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阶段性分析，我们把1992年至今分为两个阶段：1992—2000年和2001年至今，并对两个时期分别建立了统计模型。
在区位解释因素上，由于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因素纷繁复杂，我们仅选取了几个较具代表性的因素进行分析。其中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FDi)为被解释变量，各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上一年末外商投资水平（pFDi）、劳动力工资（waGe）、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SaLe）、各地区公路长度（RoaD）、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占总进出口的比重（FtR）六个因素为解释变量。由于政策变量不易度量，且其影响作用正在减弱，便不再引入分析。
有关模型的数据来源，对于前一个阶段，我们选择1994年和1995年的数据，共58个样本；第二个阶段采用2001及2002年的数据，共60个样本。以上各变量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中各省市区的有关数据。
在研究方法上，鉴于外商直接投资与各变量之间不是线性关系，而采用自然对数则可以较好地解释中国外资的空间分布，我们对各变量取对数后进行了回归。
建立的模型如下:
LnFDi=C+a1LnFtR+a2LnpFDi+a3LnpGDp+a4LnwaGe+a5LnSaLe
+a6LnRoaD+a7LnLaB+ε
其中C是常数，ε是误差，ai是偏回归系数。
通过线性回归，我们发现，模型检验系数及调整后的R2，都在0.9以上，Dw值都接近于2，这表明模型能够很好的解释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在空间上的分布。模型的结果显示：在第一个时期，即90年代中期，决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变量的重要性依次为pFDi,waGe,SaLe,FtR,RoaD,pGDp，其中pGDp的系数不显著。在第二个阶段，即加入wto前后，决定区位的各变量的重要性依次为pGDp,waGe,pFDi,FtR,SaLe,RoaD。
回归结果证实了以下结论：
1．发生变化最大的是pGDp，在两个时期的偏回归系数由负变为正。在第一个时期，该变量的统计结果不显著，说明在90年代中期，pGDp并不是影响FDi的主要因素，但是在第二个时期，pGDp的回归结果非常显著，是各解释变量中影响FDi最大的因素，受资省区的pGDp每增加1%，外商直接投资将增加0.8%左右。这一结果说明由于入世的影响，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中，地区市场规模日益成为主要的因素。
2．pFDi在两个时期的作用都非常显著，表现为在两个时期的系数都较大，这说明外商投资企业有相对集中趋势，即新的外资企业倾向于选择外资企业多的地区。比如，长江三角洲地区吸引外资多主要缘于欧洲一些大型跨国公司的率先进入。不过我们发现两个时期的系数值变化较大——90年代中期，pFDi每增加1%,FDi就会增加1.2%左右，而到了入世前后，pFDi每增加1%,FDi只增加0.7%左右，也就是说，pFDi对FDi的影响正在逐渐减弱。这与我国政府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尤其是近几年来，西部地区积极进行招商引资活动、努力改善投资环境、为外商提供良好的服务、给外资大量的优惠政策是分不开的。
3．在两个时间段里，waGe对FDi的影响都比较大，而且都为负值，即劳动力成本高的地区不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而且这种不利因素的作用正在加剧，waGe每提高196，在两个时期的FDi分别下降0.4%左右和0.9%左右。
4．SaLe的作用比较显著，不过在两个时期没有大的变化，这说明SaLe作为市场规模变量，对FDi的解释作用比pGDp更有效，在两个时期，SaLe每增加196,FDi就会增长0.4%左右。由此可见，外商直接投资越来越注重对中国国内市场的战略性进入。
5．FtR的作用也很明显，FtR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进出口占该地区的总进出口的比重，能间接说明一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该弹性系数由90年代中期的0.2左右上升到最近的0.4，说明其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中的作用得到不断加强。天津的FtR为0.8，居全国之首，而山西、内蒙、青海、新疆四个省区的FtR都在0.1以下。该数值越大，说明该地区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限制性条款越少，外商的投资积极性越高。在这一过程之中，政府政策仍然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各地要积极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完善的要素市场体系和产品市场体系、疏通各种流通渠道、减少市场风险，为外商直接投资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
6．在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基础设施的影响作用得到进一步加强。我们发现RoaD的系数在前后两个时期的变化较大，由负数变为正数，而且在前一时期的统计结果不太显著，这说明在前一个时期交通联系尤其是公路交通联系并不是制约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而到了近几年，交通等基础设施的作用已逐渐显现，完善各种基础设施是将外商直接投资引向中西部地区的重要决定因素。
统计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90年代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重视信息成本的减少和集聚经济的追求，原有外商投资水平是吸引外资的主要因素，而市场规模对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较小，外商在华投资表现为空间上的自我累积效应，即新的外商直接投资倾向于原来己经吸引了较多外商投资的区位，这是一种绝对的集中化趋势。在2001年以后，外商投资的区位决定因素发生了变化，现有外资水平的重要性已经下降，外资的空间自我累积效应已经开始减弱，外商直接投资战略开始转向对市场的开拓，转向长期的投资，市场规模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市场发育水平和基础设施也逐渐开始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这说明外商在中国的投资正逐步走向成熟，外商对中国的市场和投资环境更加有信心。
五、对中西部地区加快吸引FDi的政策建议
（一）促进中西部地区加快吸引外资的政策建议
加快西部开发已经成为中国决策者的强烈共识，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发展前景，也为世界各国投资者，包括港澳台投资者提供了一个极其明确的信号。目前，西部地区既存在发展的动力不足，缺乏新的投资来源和技术来源，又存在改革的动力不足，缺乏竞争机制和淘汰机制。因此，加快西部招商引资，必须在市场准入等方面实行优先开放，建设开放型的经济，包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对发达国家开放和对发展中国家开放，对国有经济开放和对非国有经济开放，对物质、技术开放和对观念、思想开放。
1.接受并推行投资自由化
加快西部对外开放的基本方向是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主要是指那些有利于促进长期性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由化政策，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促进市场竞争原则，通过减少或消除特别针对外国投资者所采取的歧视性措施，取消市场准入限制，促进市场竞争。外国直接投资参与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潜力也非常巨大，要创造宽松的环境，鼓励外资进入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优先发展领域，允许外资公平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或公共项目的公开竞争招标。二是享受国民待遇的原则，即外国投资者的待遇等同于本国投资者，一方面，应取消对外资企业在税收等方面“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应取消对外资企业贷款、融资、投资等方面“非国民待遇”的歧视性措施，严禁对各类外资企业乱收费和变相增加非生产性负担。三是提供制度保护原则。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发挥市场经济机制来促进投资自由化和吸引外资，同时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制定相应的竞争性政策，以抑制某些私人投资和贸易的负面影响对市场竞争的破坏效应。
无论是提高企业经济绩效，还是提高西部地区整个经济的效率，关键是增强市场的竞争性。在此意义上，投资自由化就是经济市场化，竞争游戏规则的公平、公开化以及监督机制的透明化、制度化。
2.积极开发人力资源
国际经验表明，享有基本教育和拥有基本技能、文化的人力资源储备，符合私营部门需要的国民教育计划，适应经济全球化需要而调整的劳动大军的教育计划，会增强一国或地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能力。就西部而言，开发人力资源具有尤其重要的特殊意义。因为西部地区最大的资源是人力资源，也是中国目前就业压力最大的主要地区之一，由于政府投资本身创造不了多少就业，因此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有效的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吸引外国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这对扩大就业、缓解失业压力具有重要作用。这就要求政府不仅要实行直接影响FDi的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更重要的是要将人力资源开发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包括大力发展教育，积极培育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鼓励外资企业对其员工进行人力资源开发以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增加中央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鼓励少数民族控制人口增长，在逐步解决“收入贫困”的过程中逐步解决“人类贫困”、“知识贫困”和“文化贫困”问题等。
3.实行跨国公司友好型政策，积极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
吸引跨国公司是中国和西部获取全球知识与技术的重要来源，也是西部缩小与东部和发达国家知识与技术差距的重要途径。提高西部地区产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善待跨国公司，把吸引跨国公司的技术、资金与西部和中国相对巨大的消费市场等互补性优势结合起来，吸引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国际竞争力最强的跨国公司大规模投资于西部，并发展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的后项联系，鼓励与本地区著名的大企业联盟，提高其市场竞争力。这是西部开发最好的吸引外资策略。
4.打造具有扩散效应的中心城市
鉴于中西部地区地域广阔，区内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水平也大不相同，特别是各省区中心城市与偏远的山区农村经济基础相差甚远，因此，本文认为，中西部地区利用FDi战略应采取以点带面、逐步推进的策略，即引进外资应着力在具有扩散效应的中心城市，以点带面，带动中西部地区走向繁荣。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西部地区虽然总体上落后于东部，但在区内已经产生了许多中心城市，其向心作用和扩散作用都是巨大的。因此本文认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没有必要再沿用国家在区域发展上推行的板块式推移的梯度发展战略，而是通过多层次的发展极在不同点上带动经济增长。而且中西部地区的地域广阔，经济的内向型特征和资源分布不平衡的特征决定了中西部经济发展更适合采用这种战略。
目前，中西部地区共有国务院批准的各类对在开放城市36座，其中的中心开放城市如重庆、西安、武汉、成都、长沙、郑州等地，与其他地区相比经济基础雄厚且发展较快，基础设施日趋完善、资本供给充足、自我累积能力较强、人力资源丰富、技术实力强，产业结构方面以机械、建材、纺织、食品为支柱产业。在未来的利用FDi的战略中，这些中心城市将是重要的发展支点和辐射点，并通过扩散作用带动周边地区吸引外资和经济发展。在优化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结构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继续加快这些开放城市吸引外资的步伐，提高引资质量，重点吸引技术和资金密集型项目，吸引跨国公司的投资，引导外资流向基础设施、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同时，以主导产业和企业群为聚集点和辐射点，向其他产业或更深、更广的层次延伸，从而带动中西部地区全面繁荣。
（二）西部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前景展望
如前所述，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极不平衡，为了鼓励外商积极投向中西部地区，1999年以来，中央政府配合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己经制定了一系列的鼓励西部地区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扩大西部地区外商投资的领域，拓宽西部地区外商投资的渠道，放宽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条件，制定并了《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等。
我们相信，在国家政策的有力推动下，今后一段时间内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将会逐步由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推进。从长远发展来看，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将会逐步得到改善，外商在西部的投资规模将会出现较大的提高。但西部大开发是一项跨世纪的长期发展战略，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的改善也需要有一个过程。在近中期内，外商在西部地区的投资将会首先集中在那些条件较好的大中城市地区，如西安、兰州、重庆、成都、昆明等。可以预见，率先大规模进入西部的将主要是两类公司：一是以利用政府优惠政策为主的中小企业，尤其是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另一类是以占领和开拓西部市场，开发当地资源等为主要目标，注重长期发展的欧美国等跨国公司。因此，对各级政府来说，今后应着重鼓励第二种类型的公司“西进”，并在政策上给予相应支持。
参考文献：
[1]姜岩.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战略研究与借鉴[J].人文杂志，2003(3)，pp：71-76.
[2]崔新健.东西部地区利用外资方式的实证分析与比较[J].国际经贸探索，2003(5)，pp：29-34.
[3]俞毅.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实证[J].国际经济合作，2004(9)，pp：13-17.
[4]朱云鹃.外商投资的区位变动分析[J].资源开发与市场，2003(19)，pp：19-22.
[5]黄晓玲.我国中西部区位优势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类型定位[J].国际贸易问题，2003(1)，pp：32-37.
[6]田贵明.影响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与吸引外资的政策取向[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10)，pp：61-65.
[7]陈继勇.国际直接投资的新发展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4.
[8]魏后凯、贺灿飞、王新.中国外商投资区位决策与公共政策[m].商务印书馆，2002.
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篇5
关键词：侨商;直接投资;政策;信息服务
众所周知，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华侨的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们的投资额越来越大，投资的领域越来越广，投资结构越来越合理。缓解了我国改革中的资金困难、技术困难等。如今，改革三十年，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企业日益成熟，走出去已经势在必行。在中国需要引进外资和外企的时候，侨商起到了先头兵和桥梁作用，那么当中国企业和中国资本需要走出去的时候，侨商亦将发挥一定的作用。
1.侨商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
我国历来重视对外商业活动，《史记》记载张骞到达西域各国的时候，见到了我国四川所产的布等商品。进入明代由于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影响，我国对外商业活动进入空前的高潮，这也就为我国近代海外的华侨经济奠定了早期的基础。
近代华侨经济是在欧洲人殖民侵略的背景下形成的，华侨商人主要是依靠做传统贸易、承包工程、承包税收、开发矿业、工业加工、农业种植等方式积累资本发展起来的。这些方式导致了华侨在国际投资环境的位置。他们的传统贸易决定了他们与祖国的联系，承包工程和承包税收决定了他们与欧洲殖民者和当地人的联系。也就是说，侨商在近代由于历史的原因，已经成为了东亚联系欧美的桥梁，也成为了东亚联系中国的桥梁。这些方式也决定了侨商深深地根植于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
华侨商人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独特地位是其在我国改革开放中能够迅速对中国展开投资并获得投资优势的根本原因。
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困难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企业也日益成熟，资本积累也越来越多。我国已经越来越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中，这就要求我国企业必须走出去，开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才能获得完全的竞争优势。比如，青岛啤酒在开放的早期，不熟悉海外市场，只有将海外经销权出让给了外国企业，结果丧失了国际高端市场。而海尔集团在发展成熟之后，迅速向海外出击，占有了海外市场。这也表明我国企业向海外直接投资具有很大的困难，困难大致如下：
2.1不熟悉国际政策环境
中国经济的规模和企业的数量导致中国是一个需要向全球展开投资的国家，然而全球国家众多，各国对待外来投资的政策是不一样的。不熟悉一国政策，就贸然投资，显然是不可行的。国内企业想快速的熟悉全球的政策环境，并与当地政府和企业界建立联系，显然困难很大。比如，我国商人在欧洲遭遇到的排斥尴尬，很多就与不熟悉当地法律法规有关。
2.2资本缺乏海外直接投资的安全通道
海外直接投资是战略性的投资，资本的输出必须要具有安全的通道才能展开投资，否则风险很大。比如早期的侨商向大陆投资，多以香港为投资基地，目的就是要找到一个安全的资本输入通道。由于我国企业多刚刚成熟，缺乏海外投资渠道，不熟悉国际投资的渠道规则，这都将使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受到很大的限制。
2.3缺乏信息服务
现代是信息时代，信息在决策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谁拥有的信息质量越高，越及时，谁就可以获得最后的竞争优势。比如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是伴随着先进的咨询服务公司而来的。这些咨询服务公司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提供了科学的信息服务。我国资本积累的速度显然比信息服务发展的速度快了很多，导致了我国具有了跨国的大型集团企业，却没有能够进行全球服务的信息咨询公司。这就导致了我国企业进入国外直接投资，很难获得系统的信息咨询服务。这会增加投资的风险和增加投资的成本。
3．侨商在中国对外投资中能起到的作用
侨商在世界经济体系的地位，决定了他可以帮助中国企业解决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些问题。
3.1帮助中国企业熟悉国际环境
侨商生活在国外，其资本是在当地政策环境下积累起来的，因此他们熟悉当地政策环境，与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和社会人士具有很好的关系。这使他们可以帮助大陆企业很快熟悉国际环境，减少政策风险。同时，近三十年的对大陆投资，也使侨商对我国企业十分熟悉，双方也建立了较好的合作关系，这将保证侨商能够起到帮助中国企业在国外政策环境中落地生根的职责。
3.2可以作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资本通道
目前，我国对外的直接投资总是能够引起不怀好意者的种种非难和破坏，其原因就是资本输出太过直接，投资之后就需要面临很大的融入当地社会的困难和成本。侨商在海外融入当地已经几百年，如果中国企业选择先投资海外侨商或者与海外侨商一起投资，那么就会减少这些困难，能够很快融入当地社会中。比如海尔在对外投资中，就充分利用了当地的侨商资源，其首先利用东南亚的侨商渠道，使其产品走向全世界。
3.3可以为中国企业提供信息咨询服务
虽然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没有咨询公司的信息服务，但是可以利用当地的侨商为其提供信息服务。由于侨商资本成长于当地，其决策过程需要信息服务，就必然有现成的信息服务渠道。我国企业可以充分利用侨商的信息服务渠道，获取准确的信息，为其决策提供依据，减低决策风险。
4．结语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到，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着诸多苦难，主要体现在国际政策、投资渠道、信息服务等环节比较薄弱，而侨商由于其自身的优势，可以弥补中国企业这些不足。
参考文献:
[1]陈文寿.华侨华人经济新论【m】.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p6-7.
[2]沈红芳.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比较研究【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p25.
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篇6
【关键词】FDi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决定因素
世界每年外商直接投资额从1985年的600亿美元激增至2008年的1697亿美元，基于对经济全球化对世界产生的大量后果的兴趣,研究者们主要研究了FDi对国家发展及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Bornschierelt.1978;Bradshaw1987;）。但是，很少有研究着力于从东道国特点的角度来寻找影响FDi的决定因素。实际上，从东道国的角度来理解FDi的决定因素对于FDi理论的发展来说相当重要。
之前关于FDi的研究，大多建立在投资者将选择能够使他们利益最大化的投资点的假设之上。运用这一广义的假设，很多实证研究已将决定一个国家投资赢利能力及FDi流量的因素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进行了有效区分。大多数这一领域的研究都从经济的角度，来检测在东道国因供求关系所带来的经济机会对FDi的影响。例如，时常潜力往往用GDp的规模及增长或人口的规模及增长来衡量。而我们的研究，同样是从投资者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假设出发，但为了从不同的角度对宏观经济交流的模式作出解释，我们的论文尝试从东道国特征角度来提供关于投资的潜在回报的有用信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投资者们，并不会轻易被其他的经济要素影响，而是将执着地选择那些具有可能带来最高回报的特征的东道国进行投资。
在这片文章中，我们将考虑东道国特征的三个变量，它们分别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政治稳定和外商直接投资政策，以寻找这些变量和FDi之间的相关关系。
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目前在FDi领域的研究使用了多种经济和人力资本指标，如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劳动力技术水平及基础设施发展等。但将所有指标放入FDi的同一个模型里将会导致多重共线性，且以上的经济指标都共同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总的经济表现和发展水平。因此，在已有的研究的基础上，我们选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通用的国家经济表现指标，纳入我们的分析中。根据利益最大化理论，投资者们将投资于那些承诺给出最高回报率的国家，因此，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FDi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人均的国内生产总值越高，流入该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亦会越多。
二、政治稳定性
在转轨经济中衡量政治的稳定性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工作，因为目前还没有完善的关于一个国家法律政策及管理壁垒的变动频率的跨国数据。因此，我们采用了源于国际咨询公司ernst&Young的计量方法(Dunning&Rojec1993)。ernst&Young政治风险指标中的高分数代表的是政府和市场政策的稳定性。基于利益最大化理论，投资者们将倾向于投资那些拥有稳定政治环境的国家，故政治稳定性评分与FDi也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政治稳定性得分越高的东道国，将能吸引越多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该国。
三、外商直接投资政策
尽管研究者们都认同跨国公司将响应东道国政府的激励政策并抵制限制政策的观点（estrin,Hughes&todd1997），但还没有研究尝试去定量研究东道国的FDi政策。为系统地计量FDi政策，我们对样本中11个东道国涉及FDi的政策条款实施了内容分析。通过内容分析，我们得以建立一组复合变量，用以计量东道国政府在FDi领域政策激励或限制的程度。基于公司将对政府出台的激励投资的政策予以积极回应的假设，我们可得出结论，一个国家的FDi政策指标的得分与流入该国的FDi成正相关关系，东道国关于FDi政策的得分越高，则流入该东道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额越大。
四、结论与讨论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政治稳定性及东道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纳入讨论，探求流入一个国家的FDi的决定因素。我们的研究定量地证实了在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中，上述三个变量均与FDi成正相关关系。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将重心放在定量调查上，以求更加精确地定量描述东道国特征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而言，定量地衡量政治稳定性及对外投资政策等政策性指标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这也是我们在将来的研究中需要面对和解决的挑战。
参考文献
[1]Bornschier,Volker,ChristopherChase-Dunn,RichardRubinson.1978.“CrossnationalevidenceoftheeffectsofForeigninvestmentandaidoneconomicGrowthandinequality:aSurveyofFindingsandaReanalysis.”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84:651-83.
[2]胡再勇.影响FDi的决定性因素:关于中国的实证[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6(03).
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篇7
一、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特征
（一）市场发育不完善，经济发展不完全靠自由市场推进，政府宏观调控应起引导作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外直接投资表现为厂商的一种微观经济活动，由其自主决策。但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时间短发育不完善，各项政策法规及服务体系都不完善。而目前在经济全球化飞速发展背景下，我国必须顺应世界经济及产业演进的趋势，按照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加快自我发展，这就要求政府用战略性的眼光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确定并鼓励引导主导产业对外直接投资，从而带动整体经济的发展。
（二）产业素质偏低，结构非高度化，产业结构改造升级的任务还很大。发达国家现有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在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基础上进行的。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率先实现，为各微观经济主体建立国际生产体系创造了有利条件，其对外投资活动可以其独立的目标函数进行。然而，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整体产业素质仍然偏低，产业结构改造的任务极其艰巨，需通过国际生产体系的建立，来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将是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果，而非前提，这就决定了我国发展对外投资在实现微观经济主体自身经济收益的同时，必须体现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实现国内产业的优化升级。这种对外投资目标的二重化，要求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基本程序是先选择产业，再选择企业。
（三）对外投资本质上是非资本过剩型。西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本质上是资本过剩的产物，是资本输出的新形式。而我国现阶段资本并非大量过剩，对外直接投资属“非资本过剩型跨国投资”。它同“资本过剩型跨国投资”不仅在动因上存在明显差异，而且在投资效果的价值判断上也存在一定区别。对“非资本过剩型跨国投资”来说，其意义已经超出了企业投资行为范畴，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必须从宏微观两个层面去解析。而从宏观层面看，企业的跨国投资应是战略性的，即对母国的经济发展应具有直接的辐射效应。这种辐射效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的产业选择。
二、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代表理论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已有许多成型的理论，如市场不完全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内部化理论、国际生产折中理论等，但这些理论都是从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选择层面分析的，产业选择理论很少。关于产业选择的理论最有代表性的是日本学者小岛清七十年代提出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该理论认为，FDi应从本国已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依次进行。这些产业是指已处于比较劣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某些产业中的劳动密集的生产环节。小岛清认为，凡是本国已处于或趋于比较劣势的生产活动都应通过直接投资来依次向国外转移。而目前我国尚处于国际产业链条的低端，加工装配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仍不能视为边际产业。如果按照边际产业来规划对外直接投资，恐怕既无法进入发达国家市场，也很难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开辟投资场所。可见边际产业选择基准不能作为我国对外投资产业选择的理论基础。
我国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既要遵循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的一般规律，又必须从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和我国产业成长的阶段性特征出发。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有利地位。而现有西方跨国投资理论在产业选择上没有提供多少有价值的政策建议。所以从理论上探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基准模式具有重大意义。
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基准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理论分析模型应包括以下三个层次的内容：
（一）以产业组合的区位比较优势为标准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方向。所谓产业区位比较优势是指投资国与东道国同类产业相比所具有的优势。在产业选择的框架内，经济优势不同于单个厂商优势，而是该产业内各厂商经济优势的集合，其本质是一种组合优势。产业内各优势企业的合理组合，是决定国际投资产业选择方向的关键因素。因此，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首先取决于产业内优势企业的组合状况，只有集单个企业的分散优势为产业整体优势，才能不断扩大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经济空间。
产业组合的区位比较优势并不一定是全球优势。实际上对外直接投资并不需要所谓的全球优势，而是需要相对于一定区位，即母国相对于东道国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区位比较优势是在一定的投资区位中产生的。它是跨国直接投资的基本经济依据，也是使投资国和东道国获益的内在经济根源。
产业选择是将区位选择包含在其中的，选择了不同的区位，也就意味着选择了不同的产业。故前述产业组合优势也必须以投资的区位特征作为组合标准。按照区位优势组合产业优势，是扩大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有效途径，也反映了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特征。
从一般意义上说，只要具备产业组合的区位比较优势，便具备跨国投资的前提，但这并不意味着产业选择已处于最优状态，相反它可能远离最优状态，甚至对母国产业成长并无实际意义。故产业选择应进入第二个基准层次。
（二）以产业内垂直贸易量为产业选择的约束条件。产业内垂直贸易量是指某一产业内以工程间分工为基础的贸易关系，也即某一类产品生产所需要的上下游产品之间的交易频度和数量。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对母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主要是其对母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及产业技术发展的带动效应，这种带动效应的大小又取决于海外子公司与国内企业所发生的垂直贸易量。因此，产业内垂直贸易既有利于该产业组合优势的形成，又有利于产业优势的内部化。不难看出，产业内垂直贸易量的实质在于充分发挥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相关产业成长的带动效应。所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方向，应是对国内相关产业具有较强关联效应，即产业内垂直贸易量大的产业部门。
但是，由于国际投资所形成的垂直贸易传导机制本身并没有框定其机制的传导方向，这就难以避免对母国产业发展形成单纯数量扩张的拉动效应，甚至导致本来在国内加以限制的产业过度增长，如促使对稀缺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加剧国内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等，使国际直接投资产业传导机制劣质化。为避免这一倾向，我国对外投资产业选择还应有第三层次的规定基准。
（三）以结构高度化同质性规制对外投资产业传导机制的性质和方向。结构高度化同质性是指对外直接投资所形成的产业传导机制同母国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趋势相一致。目前，我国正加紧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所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应当瞄准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直接助长作用的投资方向，服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需要。故投资重心应在高新技术含量大、产品附加值高的技术紧密型产业。这既符合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能有效实现我国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双重目标，也有利于从根本上改变对外投资的非选择性所带来的效率损失。对于“非资本过剩型国际投资”来说，其投资的机会成本很高，而且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潜在的投资机会日益增加，这种机会成本还会上升。弥补这种机会成本的主要途径，便是在国际投资领域寻找技术密集型产业进行投资。
四、政策结论
（一）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应作为国家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使其成为国家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应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在资金、人才、税收等方面扶持跨国企业。这是优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必要条件。
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篇8
【关键词】投资决策；目标体系；策略
一、确立投资决策管理目标应考虑的因素
目标的确立是一个分析、比较、筛选、过滤的决策过程，在确定投资决策目标时必须充分考虑影响目标确定的相关因素。
（一）环境因素
企业投资既受益于投资环境，又受制于投资环境。政治的稳定性、政策的导向、经济的发展状况、社会的安定程度、技术进步状况、产品的市场需求情况、资源及其他供给的充分性等都会影响企业投资的萌发、形成或实施，因此企业投资目标的设置应有利于适应外部环境，并能及时随环境变化作出适当的调整。
（二）生产能力因素
要维持现有生产的顺利进行，保持企业现有的核心竞争力，就必须及时对所使用的机器设备进行更新，对产品和生产工艺进行改革，不断提高职工的科学技术水平等等。要实现扩大企业生产，培育和形成新的核心竞争力，就需要新建、扩建厂房，增添机器设备，增加职工人数，提高人员素质等等。企业只有通过一系列的投资活动，才能创造增强实力、广开财源的条件。因此企业投资目标的确立要有利于形成或扩大企业生产能力。
（三）相关关系人因素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多边契约关系的总和，股东、债权人、经理阶层、一般职工等等对企业的发展而言缺一不可。因此合理的投资目标必须考虑与企业有契约关系的各个方面。从逻辑关系来看，当投资效果一定时，各契约方取自投资的利益是此消彼长的；而当投资效果增加后，各方利益都会有所增加，各种契约关系人的利益都会较好地得到满足，这又有利于企业投资效果的提高，实现投资的良性循环。
（四）可持续发展因素
目标的确立应有利于维护企业持续的生存和发展。任何投资决策都带有一定的风险性，因此在投资时必须认真分析影响投资决策的各种因素，科学地进行可行性研究。对于新增的投资项目，一方面要考虑项目建成后给企业带来的投资报酬，另一方面也要考虑投资项目给企业带来的风险，以便在风险和报酬之间进行权衡，不断提高企业价值，保障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企业投资决策管理目标的构成体系
（一）企业提升投资决策效果的最终目标
企业提升投资决策效果的最终目标是要保障企业的长期生存和持续发展。企业持续发展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企业系统能够由落后、低级的状态，逐步演化到先进、高级的状态。企业能否持续发展的衡量标准，可通过企业在技术、管理、资本、人才等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的提高来反映。从企业理财的角度看，企业生存和持续发展的目标受企业投资活动的效益性和持续性目标的制约，即企业提升投资决策效果的最终目标的实现，受间接目标的制约。
（二）企业提升投资效果的间接目标
企业提升投资效果的间接目标是增强企业投资运动的效益性、持续性。投资运动的效益性是指企业投资按照“投入资金―投资项目运营―收回资金”运动轨迹循环过程中的价值增值特性；企业投资运动的持续性是指企业投资运动循环过程的不间断以及投资获得的现金净流量和流速不断增大的特性。企业投资运动效益性目标和持续性目标的实现，要受企业投资效果改善目标的制约，即企业提升投资效果的间接目标的实现，受直接目标的制约。
（三）企业提升投资决策效果的直接目标
企业提升投资决策效果的直接目标是改善投资效果，防范/控制企业投资风险。改善投资效果是指增强企业投资获利能力；防范企业投资风险的产生是指避免企业投资状况恶化现象和投资获利能力降低现象的出现；控制企业投资风险是指在面临投资风险的情况下，避免企业投资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和投资效果的进一步降低。改善投资效果，防范/控制企业投资风险目标的实现，要以减轻或消除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改善企业投资决策质量为前提，即企业提升投资决策效果的直接目标的实现，要以手段目标为条件。
（四）企业提升投资决策效果的手段性目标
企业提升投资决策效果的手段性目标是减轻或消除企业投资运作过程中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改善企业投资决策质量、增强投资项目实施能力。减轻或消除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是指通过加强对外部环境因素，包括政策因素、市场因素、技术因素等的预测和分析，以增强企业投资决策者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敏感性和应变能力，做到及时、准确、有效地处理各类突发事件，抑制企业投资风险的生成与传导；改善企业投资决策质量是指通过建立目标明确、方法科学、信息完备、主体合理的投资决策系统，以提高企业投资决策的质量，并增强企业投资获利能力；增强投资项目实施的运营能力等，是通过建立有效的行为激励与利益约束机制，使投资项目各运营主体都能意识到投资项目失败的后果对其各自利益的威胁，由此而优化企业各个利益主体运营项目的能力，增加其对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资源投入。企业提升投资决策效果的手段性目标的实现是企业提升投资决策效果策略实施的直接结果。
总体来看，企业提升投资效果的策略目标层次体系中，上层目标对下层目标具有指导和约束作用，下层目标对上层目标则起到保障和支持的作用。即企业投资效果提升的手段目标是直接目标实现的基础，直接目标的实现又是间接目标的保障，间接目标的实现又将促进企业最终目标的完成；反过来，企业提升投资效果的最终目标的完成又将更有利于实现其间接目标、直接目标和手段目标，以此实现企业提升投资效果的良性循环。
三、实现企业投资决策目标的策略构建
（一）信息策略构建
畅通的信息源是企业投资决策过程重要的输入信号，因此，信息已成为投资决策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企业是市场经济中的元素，也是市场经济的主体，面对变幻纷繁的市场，企业如何取得信息、分析信息、利用信息，是企业生死攸关的问题。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计算机的普及应用，极大地促进了信息科学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决策者对信息的依赖成为可能；而科学决策本身又要求决策的定量性、正确性、时效性，需要信息系统向决策核心系统提供及时、准确、完备、有效的信息。
1.建立有效的决策信息系统，采用先进的信息收集手段
决策信息系统从组织结构分析来看一般是由互相联系、互相配合、协调一致的三个方面组成：一是企业统一的信息机构；二是参谋咨询系统内部的信息机构；三是社会情报网。这三个方面形成一个统一的信息网络，并与电子计算机和现代通信技术紧密结合，形成一个系统，为企业投资决策系统服务。
2.采用合理的信息获取方法
获取有效数据和可靠信息所采用的方法常用的主要有访谈、现场考察、职工调查、查阅相关档案、问卷调查、现行行政工作渠道等等，上述几类方法的单独使用都无法取得理想效果，必须根据项目的特点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法结合起来，才能得到符合实际的有效数据和可靠信息。同时，还要结合现有的其他信息资源，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3.及时进行信息分析与处理
通过上述各种方法获取的各种信息必须进行分析与处理，辨别真伪，去粗取精，这样才能转化为对投资决策有用的信息。首先，应当不断地、深入地进行调查，从国际经济形势变动、国家政策的变动、市场价格变动、购销情况及居民家庭的购物计划中发现社会需求结构变动的苗头，推测投资结构演变趋势。其次，应当注意观察其他行业或企业的投资动向，广泛了解科技人员的新产品开发意向，从中发现对投资结构可能带来较大影响的因素。再次，应当比较研究经济发达国家投资新动向，为预测国内需求结构及企业投资结构演变趋势提供参考。
4.善于挖掘信息资源和潜在能量
在分析过程中，企业应当设法挖掘信息资源和潜在能量，重视发挥信息的延伸增值效益。所谓信息延伸增值，是指通过对经济、社会、市场等信息的全面分析，综合思考和深度处理，预测某投资项目的未来前途及其发展趋势，从而拓宽投资决策者的视野，适应市场变化规律和消费者的多元要求，选择新的投资开发途径，创造出新的利润增长点，实现新的增值目的。
（二）方法策略构建
1.决策方法的基础
决策方法科学性和有效性是建立在调查研究工作的有效性基础上的。要想收到比较好的调查效果，首先，要明确调查目的、调查对象或目标，以及调查费用幅度和时间要求；其次，应确定所需要的资料及搜集资料的方式，最好事先设计好调查问卷，制定出调查计划。在实施调查时，要注意调查人员的素质，应该选择具有一定的相关专业知识、敬业精神的较高素质的人员从事调研，要注意及时对调查中所得到的资料进行分类、综合整理和分析；最后，应写出调查报告。此外，还应作跟踪调查，也就是根据政策、经济形势及市场发展情况对调查结果进行反馈，以便改进下一次的调查工作。
2.预测方法的体系
科学的预见能力是建立在定性与定量方法相结合的预测方法体系之上的。两种方法各有优劣，在实际工作中应同时使用，相互补充。定性分析是指决策者根据经验和分析能力，通过对影响市场变化的各种因素的分析、判断、推理，来推测市场未来的发展变化。定量分析法则是根据一定数据，运用数学模型来确定各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并据此预测市场未来的变化，其缺陷是当历史资料不完备、数据不准确时难以使用定量方法；同时某些影响预测目标的因素与预测目标之间很难找到明确的数量关系，则只能通过定性的分析进行预测。
3.决策指标体系
投资决策评价和选择的指标很多，但如何选用，应根据企业自身和投资项目本身的特点进行选择，具体应注意以下有关问题：
（1）应从我国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以国外和其他行业的投资评价指标为参考，结合企业投资项目所处的社会经济和自然条件，来设置投资决策的经济评价指标，使之既能反映各个项目自身的特点，还能与企业发展的现实情况相适应。
（2）考虑到企业项目投资的多目标性质（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衡量项目的效益时，除了设置目前项目评价中反映项目经济效益的一些常用指标外，还应加入反映社会效益的指标，作为项目评价的依据。
（3）设置指标力求简明适用，便于操作。考虑到企业的特点以及目前企业投资决策人员的素质情况，项目评价中采用的指标既要便于计算又需简明适用。
（三）环境应对策略构建
投资环境主要包括政策环境、经济环境、社会自然环境。政策环境体现了政府对投资的宏观调控，进而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社会经济环境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也会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社会自然环境是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自然”基础，经常以先决条件的面目出现，基本不受主观意志活动的影响。由于投资环境所具有的特性，企业改善投资环境的策略应该是把投资环境单独抽出来作专门的研究和评价。企业有必要从系统观点出发，建立一个投资环境连续跟踪评价体系，以使企业的投资决策能够适应政府环境的变化发展，协调环境要素，增加企业调控投资活动的有效性，从而达到改善投资环境的目标。
（四）经营运作能力策略构建
项目虽然经过精心挑选、充分准备和系统评估，但在执行过程中仍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困难和风险。这些困难和风险既有来自外部的（经济环境、政策环境、自然环境等的变化），也有来自内部的（项目管理人员缺乏管理方面的知识，经验不足；没有能力采购到项目所需的资源；资金不到位或转移资金挪作他用；任意扩大或改变执行计划等）。这些都会影响投资效果，使项目的执行过程与投资决策过程的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评估报告、项目的初步设计等的设想存在一定差距，使项目不能及时地、保质保量地完工投产和有效运营。总之，要搞好项目实施运行管理工作，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要有人管事；二是要有钱办事；三是要有章理事；四是要有有效的约束和激励机制使之能够成事，但归根到底要加强投资项目实施运营的获利能力。增强投资项目实施运营获利能力的措施包括搞好投资项目的监测、投资项目实施运营的问题诊断和针对问题的解决措施。
【参考文献】
［1］吴仁群.投资决策：不确定性与竞争［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2］刘宁.工程目标决策研究［m］.水利水电出版社，2006.
［3］徐绪松.投资科学［m］.科学出版社，2008.
［4］邱苑华.项目管理学――工程管理理论、方法与实践［m］.科学出版社，2001.
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篇9
[关键词]FDi影响因素跨国公司市场环境政策环境
一、导言
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以跨国公司为主要载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展开。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当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加快了生产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转移。另一方面，随着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越来越多。为了实现本国经济腾飞,发展中国家大多鼓励国际投资的进入,尤其是作为长期资本的国际直接投资。因此,研究影响外国直接投资流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因素
问题,并以此改善国内投资条件实现吸引外资的目的,对于现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二、FDi投资主体分析
FDi的流向选择是一个企业行为，从重要性和对企业的影响而言，其影响要长远得多。它往往是一个企业走向国际化的起步或扩展，决策一旦作出，就是一个长期的规划，也就是所谓的定格效应。要认识FDi的流向，就必须从解剖企业自身的开始。
对FDi投资主体――跨国公司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既组织体制的分析,组织结构的分析,经营控制的分析和价格转移的分析。跨国公司的组织结构差异,经营方式差异乃至财务管理方法的差异都导致了其赢利方式的不同,能否赢利是国际资本流向的最终目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能否符合其赢利条件,是这些跨国公司投资流向的首要选择。例如,跨国公司通过整个各国之间的比较优势,通过国际间操纵产品价格来确保整体利润,这种做法显然损害了东道国的利益,而东道国在这方面作出的让步程度自然成为跨国资本关注的重点。
三、FDi投资客体分析
决定外商直接投资流向的因素有很多,我们可以从总量和结构上进行分析：
1.投资国和地区的市场环境因素
外商是否投资,主要因素取决于投资大环境的优劣,其中,该地区的经济综合发展状况无疑是首要考虑因素。
中国在20年来经历了快速而且稳定的经济增长，中国购买力大大提高，中国成为当今世界一个巨大而且极具潜力的消费者市场，在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中国市场稳定快速的扩大并蕴含巨大的增长潜力，跨国公司在进入中国市场的模式上追求高度控制的独自企业形态。
在FDi的投资选择中，一些因素直接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成本与收益风险。例如，一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因素。包括城市供水、节水、供热、供气、公共交通、排水、污水处理、道路与桥梁、市政设施、市容环境卫生、垃圾处置和城市绿化、防洪等方面，在FDi选择因素中，对运输和经营成本具有较强的影响。再例如，一国和地区密集型产业的聚集程度因素。一般而言，发达经济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常通过向外投资和重组建立非技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这种情况在二十世纪末期已经演变为在发展中国家建立某技术环节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使其成为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一个链条。根据群聚效应，当某一区域的外商资本控制的厂商越多，新的外资将更倾向于投资该国家或地区。以中国为例，这类表现出明显产业聚集效应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上海和浙江等地区。
2.政府的优惠政策
投资环境是一个多重要素的复合体，自然要素、中长期要素称为硬环境，而人为要素称为软环境。人为环境主要指政策环境、法律环境和市场环境。人为要素主要包括FDi的市场准入、国民待遇的实施、政府对FDi的审批管理、对FDi的股权限制或投资形式约束、FDi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程度、外汇政策、融资环境、产业政策、税收政策、财政政策、进出口政策等。
一个国家和地区对FDi的政策是投资者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区域选择的重要区位因素之一。不仅是各国都在研究、制定和实施国家层次的外资政策，各个区域也同样地在研究、制定和实施符合自身利益和特点的区域性的FDi“土”政策。
以我国为例,在经济开放初期的1979年我国颁布了《中国合资企业法》，限定了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方式。后来又陆续颁布了数十项法律法规鼓励和规范外商在中国的投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这些法律的颁布和实施，一方面规范了外商投资者的行为，使它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同时也放宽了外商投资股权的某些规定。但是这些政策在大量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也给国内大型国有企业带来了隐忧，尤其是近来国有龙头企业被跨国公司大量兼并的“斩首行动”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
四、结论和启示
随着经济的改革与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对于跨国公司最富有吸引力的地区之一中国同西方国家在文化与社会环境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这些差别反映在市场机制和政策制度上就成为了强大的进入壁垒，这种进入壁垒的降低一方面取决于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各项政策法规的完善，另一方面也取决于跨国公司对我国环境的知识和在我国经营经验的积累。
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篇10
[关键词]战略进入动机投资区位因素
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取决于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动机和竞争战略。动机和经营战略不同，其所追求和利用的东道国条件就存在明显的差异。进入21世纪以来，迅速变化的国际投资环境改变了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动机，跨国公司不断制定新的战略来应付不断变化的全球投资环境。新的动机和战略产生了新的投资区位因素。中国加入wto使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环境和战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环境变化和战略调整来自于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环境变化和战略调整。因此，研究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区位因素变化问题时，首先要了解跨国公司全球和在华投资环境变化，然后是跨国公司全球和在华战略调整。
一、问题提出的背景
跨国公司通过国外直接投资和一些列的非资产协议已成为全球经济活动的重要角色。20世纪90年代，跨国公司的国外直接投资和再投资几乎完成了全球国外直接投资的90%。国外直接投资发展趋势是衡量国际经济环境的最有效变量。
1.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引擎
1990年全球拥有跨国公司35000家，国外子公司15万家，国外子公司的总销售额达到56750亿美元。它们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源发展、贸易和环境改善等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跨国公司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引擎。
跨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已成为中国经济贸易发展的重要力量。1994年，中国以375亿美元的FDi流入成为全球第二个国外直接投资接受国。跨国公司的国外直接投资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1994年大约有10万家海外子公司参与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其贡献是当年中国GDp的五分之二。从1993年到1998年，中国保持了6年的FDi增长。但是在中国进入wto的前后一年有所下降。但是，中国加入wto之后，为了世贸组织要求，修订了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制订了促进外商投资的新政策。因此，正在进行的政策自由化、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与其他国家相比仍持续强劲的经济增长将会有利于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不断增长。
2.21世纪跨国公司不断制定新的发展战略来应付瞬息万变的世界经济
随着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以及跨国公司和其子公司重要地位的不断提高，它们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在2000年全球跨国公司的数量达到60000家，国外子公司80万家，国外子公司的总销售额达到了156800亿美元。到2006年全球跨国公司的数量达到77000家，国外子公司80万家，国外子公司的总销售额达到了221710亿美元。
另外，由于市场要素价格上涨、竞争压力、相关政府政策和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等一些原因，发展中和转型期经济体的跨国公司引起的国外直接投资正在迅速增长。外国直接投资的结构已转向服务业。1990年这一比例占不到一半；而2002年，它已上升到约占60%，估计为4万亿美元。此外，各国已放宽了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体制，使增加流入量成为可能，尤其是进入以往对国外关闭的行业。
近年来，跨国公司纷纷调整在华战略，放大在华战略目标。中国商务部的《2005年～2007年跨国公司对华产业投资趋势调研报告》透露，今后3年，61%的跨国公司有意继续扩大在华研发方面的投资，82%的调查对象将继续扩大对华投资。与全球跨境投资大幅度下降的趋势不同，中国在最近2年引进外资的数量却大幅度上升。许多跨国公司加大价值链两端的投资。
二、问题的提出
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资金、生产技术、企业管理水平等特殊优势，只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跨国投资还必须考虑区位因素。可以看出，跨国公司的投资区位选择一方面取决于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战略和动机，另一方面取决于外部投资环境变化。
1.新的竞争环境对跨国公司提出了新的挑战
21世纪前夕，新的竞争环境对政府和跨国公司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个新的全球环境的特点是技术迅速进步、经济空间缩小、竞争条件迅速变化、态度和政军不断变化以及股东变得更加畅所欲言。新环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跨国公司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改变其流动性资产的组合，以发现与不同区位的非流动性资产的最佳搭配。跨国公司还试图收购内含于有竞争力的东道国企业的创造资产。
2.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和在华战略的调整
90年代，为了迎接激烈的竞争、信息技术进步以及市场开放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全球跨国公司先后进行了战略调整、业务重组和组织结构改革。美国公司率先进行了企业战略调整――经营重点从一般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从硬件产品向软件产品和系统产品转变，业务重组――突出核心业务、发展相关多元化业务，结构改革――贴近客户、减少层级、精简人员、增加灵活性和适应性。随后，德国企业学习美国企业，也进行了结构和战略调整。东亚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日本企业的问题。1998年以来，日本企业开始了全面深入的改革。韩国企业是在金融危机冲击下被迫进行了调整与改革。1994年，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出现了系统化趋势，这些公司纷纷在华设立投资性控股公司。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跨国公司在华又进行了战略调整。
21世纪初，又出现了一次并购浪潮。目前，越来越多的公司在采用跨国并购战略。在过去10年中，国际生产的增长大部分是由跨国并购而不是由新建投资推动的：已完成的全球跨国并购的价值从1990年的1510亿美元增长到1999年的7200亿美元，在2000年年底达到11440亿美元的高峰。入世后跨国公司加大了在华并购力度。据汤姆逊金融公司统计，2004年外资在华共完成2141个跨国并购项目，价值240亿美元，占我国实际吸收外资的近40%。对跨国公司来说，并购受到了公司战略目标的驱动。东道国的环境对于决定并购的影响是特别重要的。
入世以来，日本、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著名跨国公司纷纷调整了在华发展战略。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进入战略的调整。2000年，外商独资企业占全部世界利用外资额的比重由1999年的38.68%上升至46.94％,2001年这个比重继续升至50.26％,2002年升至60.20％，2003年升至65.59%2。远远超过中外合资和中外合作企业所占的份额。成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主流方式。中国商务部的《2005年～2007年跨国公司对华产业投资趋势调研报告》指出：在生产投资方面，57%的跨国公司投资倾向于独资新建，有37%的跨国公司愿意与具备一定技术和生产资源或能力的企业合资，倾向于通过并购相关生产工厂来投资的跨国公司为28%。
其次，投资领域的调整。(1)跨国公司在华继续投资制造业，使中国成为生产制造基地。(2)大量增加对研究与开发的投资，使中国成为全球研发基地。按照商务部统计，到2004年9月底，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中心己经达到750家。(3)投资转向服务业。目前增加的国外直接投资中，投向服务业的比重逐渐增加，银行、保险、证券、电信、商贸、旅游、运输以及各种专业服务，将成为外商投资的新亮点。
3.迅速变化的国际环境正在改变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动机
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传统动机有寻求市场、效率和资源。跨国公司在全球经营过程中把这些传统动机与其所追求的不同战略结合起来。这些战略已从传统的独立战略演变到简单一体化战略，从简单一体化向复杂一体化发展。这些战略和外部投资环境的不断变化产生了新的海外投资动机――创造资产。新的动机与新的战略结合起来，通过新的投资方式来实现跨国公司新的战略目标。
目前，有四种动机影响跨国公司国外直接投资决策：寻求市场、效率、资源和创造资产等。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中心根据调查确认，对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来而言，寻求市场是最重要的FDi动机。
4.跨国公司投资区位因素的变化表现了政策自由化、技术进步和不断变化的企业战略等三个明显特征
跨国公司传统的投资区位因素包括：东道国的政策、国家对投资所采取的促进和便利措施以及有关东道国经济的因素等。这些投资区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投资的动机与类型、有关的产业以及投资者的规模和战略。而创造资产重要性的提高是在自由化和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决定FDi区位选择的经济因素中唯一最重要的变化。
除了技术进步和跨国公司不断变化的战略，国际政策环境的变化对区位决策有强烈的影响。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使得跨国公司能够更加专业化并寻求具有竞争力的区位。跨国公司选择区位和它们要转移的职能的自由增加了。90年代，在1991年～1999年期间，在世界范围内管辖外国直接投资的法律发生了1034项变化，其中有94%的变化产生了更有利于FDi的框架。21世纪初，在短短的6年时间内，全球管辖外国直接投资的法律发生了1325项变化，其中有91%的变化产生了更有利于FDi的框架。加人wto以后，中国政府又出台了一批新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以及相应政策。在2004年末向所有外资企业开放了贸易权及国内分销权。
入世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区位因素的变化也出现明显的特征：首先，wto框架下中国有关政策环境的变化：外资投资法律法规的调整，服务领域的调整，税收政策的调整，审批制度的调整，知识产权保护。其次，中国入世后，跨国公司在华技术战略在不断调整。研究与开发本土化的趋势更加明显。最后，跨国公司在华战略转型：从试探性投资转向战略性投资，从短期利润目标转向长期利益最大化目标，从参与性投资转向主导性投资，从资源引进转向资源本地化投资等。
总之，跨国公司全球投资环境变化（经济全球化、政策自由化、技术进步、竞争日趋激烈以及全球FDi继续增长）及其海外子公司数量增长、规模扩大、地位提高以及战略的调整，加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体制改革、加入wto、制度越完善等变化，使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区位因素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特殊背景下对跨国公司在华战略调整和投资区位选择变化的研究，将有助于中国逐步完善自己的开放政策、产业政策和外资政策，将保证有关外资政策必须到位。
参考文献：
[1]JohnH.Dunning(1999)，Fortyyearson:americaninvestmentinBritishmanufacturingindustryrevisited，transnationalCorporations,Vol.8(2)
[2]UnCtaD，worldinvestmentReport1994:transnationalCorporationsemploymentandtheworkplace，Unitednations，newYork,1994.
[3]王志乐:德国大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情况的调查报告[J]，管理世界，19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