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义务篇1
关键词：法律援助职业伦理人权律师
曾几何时，中国社会还处于“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状况。国家缺乏法律援助赖以存在的基本法律和实施主体，律师制度被取消，“公检法”被砸烂，法律援助如同其他基本的法律制度无从谈起。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新宪法的制定、基本法律体系的完善，特别是三大诉讼法的颁布以及律师制度的重建，法律援助的制度逐步得到确立。回顾这一段并不久远的历史，仅是法律援助字面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它犹如法治、人权、以人为本、民主等概念一样，预示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2003年9月1日生效的《法律援助条例》（下称“条例”）既是对此前中国法律援助实践的总结，也开创了新形势下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新局面。然而，法律援助观念和实施机制的确立并不必导致法律援助目标的实现。事实上，对法律援助认识上的误区依然存在，这些误区妨碍了法律援助事业在实践中的长远发展。本文从对《条例》的有关规定的检讨出发，一般性地说明政府和律师法律援助义务的性质，初步探询法律援助的本质性规定。
一、问题的提出
就现行的法律规定而言，负有提供法律援助义务的主体有两个，一个是政府，另一个是律师。
《法律援助条例》第3条：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
《法律援助条例》第6条：
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
《律师法》第41条：
公民在赡养、工伤、刑事诉讼、请求国家赔偿和请求依法发给抚恤金等方面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但是无力支付律师费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获得法律援助。
《律师法》第42条：
律师必须按照国家规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尽职尽责，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
从法律义务而不是道德义务角度讲，只有政府和律师是法律援助义务的主体。虽然法律也规定，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可以向受援人提供法律援助，但不是法律义务。这种法律援助的体制在实践中被诠释为“政府责任、律师义务、社会参与”。
不仅如此，法律强化了对律师义务的规定，这种规定性体现了法律对律师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强制性。
《法律援助条例》第27条：
律师事务所拒绝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不安排本所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停业整顿的处罚。www.lwwzx.com
《法律援助条例》第28条：
律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停止执业的处罚：
（一）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擅自终止法律援助案件的；
（二）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收取财物的。
政府和律师都是法律援助的义务主体，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是政府的责任？什么是律师的义务？二者之间的界线是什么？律师履行了法律援助义务是否是政府履行其义务的一种形式？如果是，政府的法律援助的责任是否转移到律师上？如果不是，为什么说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或者说，政府和律师在法律援助的履行方面负有共同的合作义务，这些义务的基础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应当获得必要的答案。
二、如何认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
《条例》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考虑到《条例》在性质上是行政法规，而不是法律，在法律援助的国家义务和政府的行政责任方面作出区分是有必要的。不过，即使是一种行政责任也属于法律责任的范畴，而法律责任的前提是法律义务，无义务则无责任。因此，政府对法律援助所负有的责任被理解为一种法律义务。尽管如此，迄今为止，法律援助尚未宣布为一种国家义务。
根据依法行政的原理，政府应当对法律援助负有积极的有作为的义务，并且这种作为须建立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基础上。为此，首先看一下条例对政府法律援助责任的规定是有必要的。这些规定可以简单归纳为：
1．提供财政支持；
2．设立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
3．支持、鼓励其他社会组织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
4．奖励或惩罚对法律援助工作作出突出贡献或违法乱纪的个人或团体。
法律援助的义务篇2
关键词：法律援助德性维系彰显……
法律援助的德性，系指蕴含于法律援助这一古老制度内核，并藉以维系、推动这一制度的理念、秉性和规则。在主义体制、体制改革日益深入，平等、公平、正义等法律观念深入人心的当今，探讨法律援助的德性，无论是对过去积垢的揭露、反思与矫正，还是对未来的展望、设计与完善，应当说皆是不无裨益的。
一、法律援助制度及其德性溯源
法律援助制度源自十九世纪的英格兰。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国家，其法律援助主要有民事法律援助和刑事法律援助两种形式。为更好的为经济上处于弱者地位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英国成立了专门的法律服务委员会负责管理法律援助事务。在英国，法律援助作为国家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其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在《获得司法公正法》通过后，民事法律援助和刑事法律援助分别被两个新的计划所取代，即社区法律服务和刑事辩护服务。《获得司法公正法》对英国法律援助体系最大的是将全新的合约制度引入了英国法律援助体制中。随着合约制的引入，英国提供法律援助的主体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只有那些通过法律服务委员会质量认定并与之签订合约的律师事务所和其他法律服务机构，才能提供相关的法律援助服务。在民事法律援助方面，除原来的事务律师外，许多非赢利机构也能承担这项工作，前提是它们必须符合法律服务委员会制定的统一质量标准并获得法律服务委员会的合约。在刑事法律援助方面，法律服务委员会虽与所有符合质量要求的律师事务所签订合约，但并不完全依赖律师事务所从事该项工作。[1]
大体来说，资本主义国家法律援助制度的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慈善阶段”，在这一阶段，仅表现为对穷人的法律援助，因此常被称为“法律帮助”、“法律救济”。第二阶段是“政治阶段”。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在欧美主要国家已初步建立，天赋人权的观念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所极力标榜的宪法原则，法律援助也进一步社会化，由单纯的慈善事业向国家责任转化。第三阶段为“国家福利阶段”。二战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大幅度增长，西方各国经济飞速增长，出现了一批福利国家，为了实现社会的平等，西方各国进一步以社会为本位，在司法制度上强调当事人有取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这代表了当今西方各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新趋势。
意义上的法律援助制度形成于本世纪中叶，它是世界经济发展、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产物。它已为世界上一百四十多个国家的宪法和一些国际公约确认为保障公民权利的一项基本原则。
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始于1994年。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法律援助事业迅速发展，为实现社会平等，促进司法公正，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立法不统一、定位不明晰、经费管理混乱等。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85号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已于2003年9月1日生效施行，标志着我国的法律援助从最初的无法可依、自行其是的混沌局面步入了法治轨道。
二、法律援助德性之维系
笔者认为，维系法律援助制度的纽带有三：保障基本人权的现实要求、法律援助各方当事人权责利的合理衡平以及对平等、正义、公正等法律理念的信仰与弘扬。
（一）法律援助制度是保障基本人权的客观要求
实施法律援助是保障人权的重要。法律援助的实质是国家通过制度化的形式，对法律服务资源进行再分配，以保障贫弱残疾者不因经济能力、生理缺陷所限而平等地获得法律帮助，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
法律援助制度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初期通常被认为是律师为了公共利益而应其职业道德义务自发地向穷人提供援助的一项慈善行为，体现的是律师高尚的职业道德；十九世纪中后期，法律援助被确认为一项国家责任，它成为政府为保障社会平等，实现社会正义而专门设立的司法保障制度，体现的是政府对社会大众生存权利的保障责任。
现代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标志，即是将法律援助从传统的律师个人慈善和社会道义行为发展为国家对公民的一项司法救济和保障措施。这一转变不仅使法律援助的德性得以维系和发展，也为法律援助的推行、发挥实效提供了拓展的平台。
（二）法律援助德性的维系还基于其各方当事人责、权、利的合理衡平
当事人权、责、利的合理衡平是法律援助德性张扬的根基，它包含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法律援助是政府（或称国家）对弱势民众的带有福利性质的司法救济责任。无论是出于保障人权的考虑，还是基于统治的需要，现代国家都负有为处于社会弱者地位的民众提供免费的司法救济的义务。而且，这种义务是绝对义务，其带来的是绝对的责任，即：国家须从其财政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无偿的支助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弱势民众。时下，有些司法行政机关将地方赞助款买了设备与轿车，在不支付任何费用的情形下，却强行摊派推行法援工作，这无疑违背了法律援助的本质要求。
第二，就受援者而言，其接受法律援助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这种条件可以是生理的弱势，如聋、盲、哑、未成年等，也可能是经济上的弱势如收入水平过低甚或没有收入来源等，还可以是其他的法定要件，如诉讼的性质或死刑案件等。接受法律援助者无须支付费用，但需保证自身符合条件的真实性，某些时候还需提供相应的证明。
第三，就具体实施法律援助的法律工作者而言，法律工作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属于理性的“经济人”，其进行法律工作是为实现养家糊口的基本要求与不断自我提高的社会消费需求。法律援助只是他们为社会应尽的一种责任，但这种责任并非一定是“无偿”的——必要的办案经费必不可少。这既是法律工作者的权利，也是国家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责。
上述各方的权责平衡不仅是法律援助德性的内在要求，也是立法者在法律援助制度的设计上需加以凸现的必经之义。
（三）法律援助德性系对平等、正义、公正等法律理念的信仰与弘扬
法律援助制度是法制观念不断发展的结果，是由近现代的资产阶级学者首先提倡的。它的主要根据有三，一是认为司法机器若想正常恰当地运行，则为穷人提供有效之法律援助是必不可少的；二是从人道主义和慈善的角度出发也要求这种服务；三是一个具有良好秩序的国家，所有的公民都必须获得法律信息，获得专门司法人员意见和服务的平等权利。一般来说，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在成文法国家，公民所应享有的这种权利，都直接或间接地规定在宪法原则之中。
首先，从制度价值的角度讲，援助有利于促进正义，即主要通过司法的正义来实现社会的正义。同时，法律援助加快了人类社会迈向文明的步伐，它不仅帮助人类用文明的方式解决冲突，而且最大限度地避免暴力冲突的出现；它不仅自身蕴含丰富的道德价值，更是以制度化的方式保障道德文明的重要措施。
其次，法律援助制度更是对平等的制度化的阐释。“在西律传统中，法律被设想为一个连贯的整体，一个融合为一体的系统，一个‘实体’，这个实体被设想为在时间上是经过了数代和整个世纪的。……法律不是作为一个规则体，而是作为一个过程和一种事业。”[2]平等不成为信仰，法律平等不过是一种规则上的平等，而不会成为生活实践。平等在伪法治国家仅仅是一种法律条文，而不是一种信仰，因此，不可能拥有自己诚实的司法实践。
一般而言，平等保护要实现两个法律目标：“保护我们的权利不受政府侵犯以及通过政府保护我们的权利不受其他公民侵犯”。[3]与此相关的，平等保护往往通过三种渠道来完成：限制政府特权、法治原则、法律援助。限制政府和法治原则从否定方面实现了法律的平等原则，法律援助则从肯定方面贯彻平等原则。然而，无论是法治原则，还是对受歧视团体的法律援助，平等保护背后一直起作用的是对平等的信仰。法律援助制度不仅是对平等的法律信仰的推崇，更是这种法律信仰的体现。[4]
再次，法律援助的德性需要实践的检验与完善。我国法律在规定公民权利的同时，规定了有诉诸司法以维护自己权利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公民实际上拥有诉诸司法的能力与途径。由于公民在法律方面的实际能力受其知识、财富、才干、身份、职业、地域以及社会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公民能否诉诸司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诉诸司法，诉诸司法后又能够受到怎样的保护，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限制，往往会造成享有同等法定权利的公民，在实际享有权利、诉诸司法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为着保障公民权利，实现司法公正，必须完善司法救济制度，进一步拓展法律援助。
三、法律援助德性之彰显
如果说对法律援助德性的阐释与剖析仅仅是拉开了法律援助舞台的帷幕，那么，对法律德性彰显路径的揭示则折射了法律援助的优雅舞姿。笔者以为，在《法律援助条例》业已颁布生效的今天，宜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法律援助的德性予以彰显：
（一）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强化、提高法律援助重要性的认识。
法律援助是国家的义务和政府的职责，法律援助工作不仅是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的本质要求，也是依法治国、贯彻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必然体现。法律援助既是一项法律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更是一项群众工作，它直接面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面对社会的弱势群体，解决他们在平等实现自己合法权益方面存在的"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只有真正让社会弱势群体通过法律援助渠道，在法律服务方面遇到困难能及时得到法律帮助，从而感受到社会正义及政府的关怀，实现和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和尊严，方能调动社会弱势群体的积极性，加速法治化的进程，进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此，必须进一步加大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通过宣传、，使平等、公正等法律观念深入人心，从而使法律援助的德性得以张扬，法律援助事业得以长足发展。
（二）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构筑法律援助，建立起社会共同参与的法律援助工作格局。
法律援助工作实质上是一种特殊公益事业，需要政府、法律工作者的支持以及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法律援助中心要加强对外联系，广泛发动社会各有关部门共同参与。不仅要加强与工会、妇联、共青团、残疾人联合会等群团组织的联系和配合，真正发挥这些部门工作职能的优势，而且，必要时还可以考虑在这些部门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以减轻法律援助中心工作的压力，扩大法律援助工作的覆盖面和社会影响面。同时，在严格按照法律的界定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好法律援助中心与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等其他法律服务机构的关系，工作上互相支持配合，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初步形成以法律援助机构为中心，以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为主体，由社会有关部门共同参与的法律援助工作格局，最大限度的彰显法律援助“救济弱者、匡扶正义”的德性。
（三）完善司法行政机关对法律援助工作的监督管理体制和法律援助机构的服务体制。
司法部已经明确授权法律援助中心对全国法律援助工作进行监督和管理，而对于省级法律援助管理机构，考虑到我国财政实行分灶吃饭、分级管理和部分法律援助案件由地方办理难度较大的实际情况，可以组织和协调处理高级法院指定辩护的案件和一些在本省影响较大、地方法律援助机构办理确有困难的案件，但要明确不能由这些机构内部的工作人员办理。
《法律援助条例》中规定法律援助机构的服务体制可以“根据需要确定”，是指各直辖市、设区的市和县级地方司法行政部门确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法律援助机构的布局和数量，落后、律师资源稀缺、设立法律援助机构确有困难的地区，司法行政部门可以指派本部门内专门人员代行法律援助，也可以委托律师事务所组织实施。法律援助机构相互之间是平等的服务主体，没有层级差别。
（四）积极建立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广泛开辟法律援助资源。
法律援助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一项社会事业，但主要是政府的职责，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主要由政府财政负担，应当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建立起政府对法律援助的最低经费保障机制。同时，可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设立专门援助基金，接受社会的广泛捐助，专款专用，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功能。在开辟财力资源的同时，也要积极开辟法律援助的人力资源，使众多的优秀法律有才包括社会团体、法学院校有资格的优秀人才参与进来，为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同时，进一步完善社会福利系统。法律援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保险制度、税收制度、经济收入统计制度的多方配合。这两年上述制度都取得了很大发展，为顺利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提供了依据，今后须大力推动其进步。
[1]种若静.英国司法体制及探讨[J]，司法部重点科研课题《中外司法行政体制比较》报告，中国司法网2002-6-8。
[2]《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9月第一版，10。
法律援助的义务篇3
法律援助制度是指由国家设立专门机构，为经济困难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减免费用提供法律援助的一项法律制度，法律援助制度是一项造福社会、造福人民的崇高事业，其实质是法律扶贫、扶弱，它使人人平等地站在法律面前，实现自己的法定权益，积极开展法律援助，既是党和政府的重要职责，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据测算，因为经济的严重短缺，我省每年需要提供法律援助而实际得到援助的只有四分之一，许多纠纷和案件不能及时得到法律援助，困难群众诉讼难的状况还难以在较短的时间里有根本改变。它是国家以法律化、制度化的形式为某些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的减费的法律帮助，以保障其利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制度，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司法救济制度。
一、我国法律援助的概况
1994年，司法部首次公开提出建立法律援助的设想，并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开始了试点。1996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律师法》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对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作出了明文规定，标志着这一制度在我国的真正确立。
（一）法律援助制度的对象是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建立的最重要的依据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我国对法律援助对象的规定有以下特点：①对象相对广泛。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具备法律援助条件的都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与签订法律援助司法协议的外国公民和无国籍人，符合条件的，也可申请获得法律援助。②有关特殊对象的规定，体现了对最需要帮助的人优先照顾原则。凡盲、聋、哑、未成年人为刑事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没有委托律师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没有委托律师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刑事案件中外籍被告人没有委托律师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其他残疾人、老年人为刑事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的，可以不受经济条件的限制，获得法律援助。2、法律援助的主体实施法律援助制度，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以平等实现，是政府应尽的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援助实施主体应该是国家。事实上，法律援助制度的具体实施主体是以律师为主的法律工作者。我国与多数国家有所不同，法律服务队伍除律师以外，还有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因此，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主体就是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3、法律援助的组织形式我国的法律援助基本形成了两种模式：①是建立法律援助中心，由法律援助中心专职律师和由中心指派的社会律师共同承担法律援助业务；②是全部由社会律师提供法律援助业务，或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或律师事务所自行受理，然后到法律援助中心备案并申请经费。由于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国尚处于探索阶段，因此允许两种模式同时存在。
（二）我国法律援助的困境
1、立法困境。随着法律援助制度在中国迅速发展，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许多地方已经通过行政法规和地方立法的形式建立了法律援助制度，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尚处于萌芽阶段，立法工作还处于零乱无序状态，对法律援助制度仍缺乏明文规定。
2、机构困境。①法律援助机构未形成统一模式，缺乏规范性。各省、市法律援助活动各具特色，法律援助各种模式并存。②法律援助机构职能不明确。自从1997年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成立后，省一级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就成为了首要工作，但是，省一级专门机构大多是法律援助监督指导、协调的机构，并非具体实施机构，而地方虽然挂了法律援助机构的牌子，却没有专门人员开展工作，形同虚设。
3、资源困境。①人力资源困境。一是数量不足，提供法律援助的人员必须熟知法律，有丰富的办案经验，而我国符合这样标准的人员即法律援助的主体主要是律师，从数量上看，我国职业律师还不到全国总人口的万分之一。二是素质不高。由于经济、、文化发展的差异，法律服务资源在地域分布上呈现出不平衡性。②资金资源困境。一是资金来源没有明确规定。虽然相关法规将国家财政拨款作为法律援助资金的主要来源，但没有规定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因而不能建立起国家对法律援助的最低经费保障机制。二是资金不足。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不很发达，国家和许多地方财政拿不出充足的经费投入到法律援助事业中去。财力的不足，了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
二、我国法律援助中的明确规定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奠定了基础
1996年3月1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这是在我国立法史上首次将“法律援助”明确写入法律，是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建设一个重要里程碑。1996年5月1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对法律援助的有关内容作了专章规定，《律师法》第六章规定：“公民在赡养、工伤、刑事诉讼、请求国家赔偿和请求依法发给抚恤金等方面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但是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获得法律援助，律师必须按照国家规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尽职尽责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援助，法律援助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规定，报国务院批准，”这些规定明确了公民获得法律援助范围和律师必须依法承担的法律援助义务，并为制定法律援助的专门立法奠定了法律基础。
三、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架构、申请援助的条件、实施主体、资金来源
1、在国家一级建立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统一对全国的法律援助工作实施指导和协调。
1997年5月26日，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在北京正式成立，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主要负责对法律援助作进行业务指导，制定全国性的法律规章制度、中长期发展计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协调全国法律援助工作事宜，开展与国外法律援助团体及人士的交流活动等等工作。同日，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成立，中国法律援助是基金会的主要职责是募集、管理和使用法律援助基金，宣传国家的法律援助制度，促进司法公正。其基金来源主要包括国内社团、、商社及个人捐赠和赞助，基金存入机构发取的利息，购买债券和企业股票等有价证券的收益等。
2、在省级地方建立省、自治区法律援助中心，对所辖区域内的法律援助工作实施指导和协调。
3、在地、市（含副省级）地方建立地区、市法律援助中心行使对法律援助工作的管理和组织实施的双重职能。
4、在具备案件的县、区地方建立县、区法律援助中心具体组织实施本地的法律援助工作，不具备建立法律援助机构条件的地方，由县、区司法局具体组织实施法律援助工作。
中国法律援助的三个专业实施主体是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律师主要提供诉讼法律援助（包括刑事辩护、刑事和民事诉讼等）和非诉讼法律援助；公证员主要提供公证事项的法律援助；基层法律工作者主要提供法律咨询、代书普通非诉讼事项的帮助等简易法律援助。中国法律援助有三个基本资金来源，政府出资、社会捐赠及行业奉献（主要指义务办案）。
四、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国现行社会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法律援助的义务篇4
法律援助和谐社会共同责任困境对策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1]法律援助对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以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出，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重申，十六届五中全会再次把“加强和谐社会建设”作为“十一五”计划的重要目标。因而，在构建和谐社会目标下研究法律援助，分析其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探析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寻求解决的措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法律援助与和谐社会
法律援助又称法律扶助或法律救济，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将其定义为“在免费或收费很少的情况下对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的穷人所给予的帮助”。[2]法律援助制度是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保障公民享受公正法律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否建立起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法制是否健全，司法人权保障机制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尺。法律援助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有着重大作用。
1、法律援助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要条件之一。“权利的充分赋予和权利的有效实现与保障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内涵之一”，[3]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不是只是通过立法把各种权利赋予社会公众，没有必需的司法保障制度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再完善的立法也可能是一纸空文。法律援助制度旨在对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保护其合法权益，保障其法定权利得以实现而不致成为空中楼阁，它能够保证让每一位社会成员不因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平等地享受到法律的终极关怀，是“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不可或缺的司法救济机制”，“法律援助制度是保护公民权利、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的必然要求”。[4]而法治是和谐社会实现与维系的必要社会环境。
2、法律援助保障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法律公正是社会正义的基本内容，司法公
正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5]”司法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是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6]一个司法不公正的社会无论如何也不能被称之为”和谐社会“。法律援助保障司法公正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保障公民不受经济困难等因素之影响，获得其他有支付能力的公民所享有的法律服务，平等地行使诉讼等权利；另一方面就是使审判程序正当化，平衡控、辩双方势力，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有效辩护，避免不公正判决。司法公正使社会成员信任法律从而更加遵守法律，遵纪守法也是社会和谐的体现。
3、法律援助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机制。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完成改革和发展的繁重任务，必须保持长期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然而，随着改革发展的深入，各种社会矛盾也逐渐暴露：由于拖欠民工工资产生的暴力事件、自杀事件，征用农民土地与城市拆迁问题产生的群众上访并与政府发生冲突的事件近年来诸见报端，影响到社会和谐与稳定。究其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群众因经济原因或法律意识薄弱同时又没享受到必要法律援助，而使事件未能在法律范围内解决而产生社会不和谐之音。因为弱势群体得不到社会救济，不能得到法律帮助，碰到问题就有可能铤而走险，甚至运用暴力手段来获取心理平衡，这将严重影响社会稳定。[7]法律援助作用的充分发挥能使上述事件在法律框架内得到解决，避免社会冲突与动荡，达到和谐社会“安定有序”之要求。
二、中国法律援助：构建和谐社会下的困境
中国的法律援助建设始于1994年司法部首次公开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设想，经过十一年发展已取得一定成就。但应该看到，法律援助在现阶段还面临着种种困境。
1、立法困境。法律援助立法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立法层次不高，已有法规过于粗糙。到目前为止，“《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的相关规定[8]和《法律援助条例》构筑了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原则和框架，是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法律根据”。[9]笔者认为，涉及到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原则及千千万万弱势群体切身利益的法律援助制度，只有两部门法的零星规定及一部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来规范，不仅存在缺乏对社会团体、法律院系开展法律援助的治理及人员身份问题规定的缺陷，而且也难以令地方政府对法律援助事业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在地方政府对法律援助的经费支持上已有体现。而在国外，人们对法律援助的重视已经提升到了以宪法规范来加以保障的高度。如意大利1949年宪法第24条规定：“贫困者有在任何法院和答辩可能性，应由非凡制度保障之”。
2、供需困境。我国现有的法律援助人员所能提供的法律援助还远不能满足我国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需求。据统计，“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000万，农村贫困人口有6500万，共8500万。假如按照贫困人口中1％的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则每年有85万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共青团中心有关部门统计，全国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有3亿多，假如按万分之一的未成年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则每年有3万多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调查结果，我国的残疾人有6000万，按1％的残疾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就有60多万件；同时，据《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截至1998年我国已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9240万，同样按1％计算，则每年有92万多件法律援助案件。上述几项相加，每年大约有387万件法律援助案件等待办理。以上计算方法尽管存在交叉，但仍属极为保守的数字“。[10]就目前而言，我国的法律援助案件和事项绝大多数需要律师提供帮助，按每位律师每年无偿办理1－2件法律援助案件计算，我国现有的12万律师
只能办理12－24万件法律援助案件。供需之间严重的失衡现象凸现在构建和谐社会下法律援助困境亟待解决的迫切性。
3、资金困境。我国法律援助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拨款，资金来源的单一性在现阶段决定了法律援助资金困境的必然性。据日前司法部公布的数据，2004年全国各地法律援助财政拨款总额为2.1712亿元，[11]分摊到我国13亿人身上，人均法律援助经费仅一角多钱！而2004年全国法律服务人员实际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为190187件，[12]按每件案件花费1200元计，[13]2004年法律援助经费需2.2822亿元，仅2004年实际办案经费缺口就已经高达1110万元！而根据猜测，我国贫困人口、残疾人、未成年人以及老年人每年亟待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每年就大约有38.5万件，每年亟需的法律援助经费就达4.62个亿，是目前财政拨款的两倍！法律援助经费的缺乏严重影响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实施。
三、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援助：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
当前法律援助在立法与实践中面临种种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对其性质的熟悉存在偏差，要进一步发挥法律援助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必须明确法律援助的性质。
1997年5月20日颁布的《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把法律援助定义为：“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非凡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法律援助条例》没有明确给法律援助下定义，学者根据其内容将法律援助定义为：“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和社会志愿人员，为某些经济困难的公民或者非凡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14]还有学者认为，“法律援助，是指当事人确需律师的法律服务，却又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由国家负责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的制度”、[15]“法律援助是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为贫者、弱者和残疾者提供法律帮助”，[16]等等。
纵观对于法律援助的诸多定义，虽然各个定义或许在受援主体或施援方式上略有区别，但是却无一例外地有着共同的理念基础——强调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国家是法律援助的主体”，“国家是法律援助义务的承担者”，“法律援助的实施是受国家法律保护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一种国家义务行为”。[17]无论是国家还是学者，在对于法律援质的熟悉上，都过于强调其国家责任性，而忽视了法律援质的另一面——社会责任性。笔者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援助应该是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理由如下：
1、法律援助从社会责任到国家责任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慈善行为阶段。从其在英国产生的15世纪到19世纪末以前，法律援助通常被认为是律师或其它社会组织因职业道德或为了公共利益的要求，通过免受或减收费用而自发地向贫困者提供法律援助的一种慈善行为，即此阶段法律援助是社会的责任。第二阶段是国家职权行为阶段。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社会平等的观念进一步普及和人民权利意识的提升，以及人权保障运动的高涨，法律援助制度成了国家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国家通过适当的法律援助计划，使包括贫穷者和其他某些社会非凡群体在内的每个人都公平地获得司法保障和救济的机会，法律援助不再是社会责任的慈善行为，“而被公认为是各国政府的责任”。[18]法律援助在西方从社会责任上升到国家责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无论是社会责任还是国家责任都是历经社会综合因素磨合后与之相适应的。中国自1994年引入法律援助制度至今只有短短11年，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受国情制约难以充分实现，因而必须重视其社会责任性。
2、法律援助国家责任性的实现以雄厚财政支持为前提。1495年法律援助在英国萌芽时，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胎动时期”，“也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都铎王朝。[19]此时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博弈下的英国政府的财力不足以实现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因而法律援助必然是社会责任的“慈善行为”。到20世纪中期，英国已发展成为“日不落”帝国，雄厚财政支持使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得以实现。法律援助国家责任的实现必须以雄厚的财政支持也为美国法律援助发展史所证实。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约翰逊提出“向贫穷宣战”计划，政府注入法律援助的资金稳步增加，法律援助迅速发展，而到80年代里根总统时期，因政府公布裁减法律援助资金，“将联邦资助削减了35％”，美国法律援助因而立即走向低谷。[20]以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及财政收入要完全履行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是不现实的。[21]
四、解决法律援助困境的对策思考
明确了法律援助在现阶段是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以下是笔者对解决法律援助困境的对策思考。
1、提高法律援助的立法层次，完善法律援助体制。
据有关资料表明，法律援助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的国家，不仅在其国家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作出有关法律援助的原则性规定，而且都制定有专门的法律援助法，如英国有《法律援助法案》、加拿大有《法律援助法》、美国有《法律服务公司法》、韩国有《法律援助法》，等等，法律援助制度的具体实施被纳入了高规格法律化、制度化的轨道。[22]在中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而导致客观上出现不公，时代呼唤构建和谐社会的环境下，我们必须充分熟悉提高法律援助立法层次的重要性。因此，笔者认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尽快通过法律援助法规，以基本法的层次来规范中国的法律援助工作，使各级党政干部乃至整个社会提高对法律援助的熟悉，提高公众社会责任感，群策群力，为法律援助工作贡献力量。
2、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法律援助中的作用以缓解供需问题。
据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调研组的分类，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各级工、青、妇、老、残等社会团体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一般是在工、青、妇、老、残的维权或部门，加挂法律援助中心或站点的牌子，据了解，全国妇联系统法律援助中心或站点有2.5万多个，全国工会系统有9000多个；第二类是法律院校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大致可分为法律诊所和学生志愿组织两种情况，全国大约有30—40个法律院校法律援助组织；第三类是除以上两类外的民间法律援助组织，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的业务范围一般是咨询、代书、非诉讼调解等，[23]也办理少量诉讼案件。这些组织的援助对象一般都是经济困难的职工、农民工、残疾人、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社会组织的法律援助工作在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缓和社会矛盾，实现公平正义中具有积极作用，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笔者要强调的是：法学院系应该在法律援助组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法律院系的事业单位性决定了其应该在法律援助中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方式如下：
——实行诊所法律教育。“诊所法律教育发端于美国，它借鉴医学院诊所与临床实践的教育模式，在有经验的教师导下，让学生在真实的案件中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其所迫切需要的法律服务”。[24]诊所法律教育是法学院学生对传统课程设置日益不满，积极要求实践性法学教育和为社会服务的渴望日益增长的推动下所形成的。[25]“是法学院在社会对法学院毕业生的能力诸多否定和批评的情势下，对法学院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进行反思、检讨和修正的结果”。[26]
2000年9月，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学院、武汉大学以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分别开设了诊所法律课程，建立法律诊所并获得显著成效。诊所里的学生在实践性的教学中不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学习效果，而且在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咨询、代拟文书、甚至法律辩护等实践中为我国的法律援助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截至2005年9月，我国已有35个法律院校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27]实践证实，推行诊所法律教育无论是对法学教育改革还是法律援助事业对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28]
——建立法律援助机构。1992年5月，武汉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高校法律援助机构：
“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1995年2月，北京大学成立“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和服务中心”；华东政法学院于1997年成立“华东政法学院法律援助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2000年成立了“法律援助与保护中心”，等等。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近20所高校法学院成立了法律援助机构。其中不少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为例，从其2000年成立到2001年11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接待来访者2500余人，回复电话、信件500余次（件），成功办理60余件法律援助案件，曾创下我国民间法律援助单个案例索赔额之最，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29]实践证实了高校法学院建立法律援助中心的可行性及其对缓解目前法律援助供需矛盾的重大作用。
法律院系无论是以诊所法律教育还是设立法律援助机构的形式提供法律援助服务，都具有独特的优势。
（1）人力资源丰富。我国高校法律院系的教师理论知识深厚渊博（多数教师具有硕士以上学位，博士化已成为趋势），并且不少教师具有律师执业资格，还有一些是法官出身，具有独立承办重大疑难案件的经验；法律院系的本科高年级学生、法学硕士及法律硕士都是法律知识功底扎实并有志于提供法律服务的热血青年，而且其中有些法律硕士或法学硕士甚至已经通过了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具备了从事法律工作的基本资格。法律院系里的济济人才无疑是一支高素质的法律援助力量。
（2）服务成本低，质量高。法律院系学生无论以何种形式对外提供法律援助服务，都是以学习实践经验、锻炼能力以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目的，一般都不收取任何费用，学校也无需支付工资，更轻易实现无偿为经济困难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同时，参与法律援助的学生一般都是学生中成绩好、能力强的佼佼者，他们参与法律援助的工作与其社会实践学分或综合测评挂钩，老师也会对他们的法律援助工作提供必要指导并且在必要时亲自参与其中，因而保证了法律援助的质量。[30]
（3）社会更易于接受。现阶段我国具体实施法律援助的主体仍然是律师，由于律师基于职责所在有时难免要替被公众认为是“罪大恶极”的犯罪嫌疑人辩护，社会公众基于自然感情在心目中对律师存在误解，认为律师“惟利是图”，甚至可能产生抵触情绪而缺乏对律师的信任。而“法学院学生正直纯洁的风气，敢于伸张正义的勇气和法学院知识权威的形象，以及法学院在政府机构和司法机制中的中立地位，使得普通百姓更轻易产生信任感，也更易于案件的及时处理”。[31]
3、多渠道解决法律援助资金问题
目前我国经济相对落后，财力有限，政府不可能在短期内对法律援助大幅度增加财政拨款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必须多渠道筹集资金。就目前而言，以下方式是可行的。
（1）进一步争取社会资金支持，广泛发动社会成员为法律援助捐款。中华民族是有扶弱济贫、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只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引起社会对法律援助事业的高度重视及对其困境的了解，鼓励公司、事业单位、律师事务所、其它行业协会以及有经济能力的人捐款，就一定能募集到更多的捐助，[32]同时也可以通过移动通讯网络、互联网、电视等媒介或现场开展大规模的募捐公益活动。
（2）建立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指多当受援助的当事人因胜诉或由于受到援助的原因而使其经济状况有实质性改善，并且有能力支付法律援助的部分费用时，应当按照规定的分担范围和分担比例偿还部分费用的制度。[33]《法律援助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我国的法律援助服务是“无偿法律服务”，探究其立法目的，无非是为了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无偿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防止出现有偿服务，损害法律援助事业的形象，其价值取向是使法律援助制度维护社会公正作用得以真正实现。笔者认为，实行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与此法规在价值取向上并无冲突。因为实行费用分担并不是以营利为目的，而是在条件答应的情况下弥补法律援助经费不足，使法律援助工作得以正常运作的举措，这与有偿法律服务的营利性有着本质的区别，其价值取向也是为了保障法律援助的有效施行。[34]此制度已为多国实践。[35]
（3）在经济发达地区实行律师交纳法律援助金制度。是指律师每年交纳一定数额费用作为法律援助专项经费
制度。[36]对发达地区律师尤其是其中客观上没有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要求其交纳法律援助金是可行的。2003年专职律师承办一件法律援助案件的经费仅为308.21元，不足于支付律师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时所必需的交通费、差旅费、通讯费、文印费[37]以及调查取证费，更为重要的是，律师在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时候付出了昂贵的机会成本——律师在承办案件的时候就丧失了承办其它有偿案件的机会。假定律师在可以从有偿案件中获利5000元，[38]即其机会成本的货币表现为5000元，远高于律师所获得的办案经费308.21元，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律师权衡利益之下难免内心不愿承办法律援助案件，这也是社会律师缺乏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热情的重要原因。实践上，青岛、桂林、北京等城市已经实行了这方面的做法，并受到了律师的欢迎与好评。
（4）发行法律援助福利。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曾同有关部门协商争取在福利公益金中划拨一定比例用于法律援助事业，这个想法目前因现有的所有福利公益金（包括每年新增部分）都已有规定用途而没有实现。[39]既然已有的公益金都有规定的用途，那么可以考虑发行法律援助福利。这样一方面可以彰显法律援助的公益性，促使社会公众意识到自己对公益事业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本身包含的不菲奖金也足以吸引布满重奖期待的公众踊跃购买。按照通行国际经验，一个国家正常的销售发行规模大约为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左右。依此计算，我国发行潜力可达1000亿元。发行法律援助福利是可行的。[40]
（5）完善法律援助基金治理体系。对于由上述各种方式筹集到的资金，以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形式进行治理，通过合法运作使基金增值，从而扩大法律援助的可用资金，使纳入基金会治理的资金成为较为持久的法律援助资金来源。[41]
五、结语
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只有短短的十一年，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也应该重视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而且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是多方面的，解决其困境的方法也应该是多样化的，本文对论述由于笔者能力问题而存在局限性是必然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法律援助不仅要对弱势群体施以及时有效之救济，而且还要主动出击，积极维系社会稳定，预防矛盾出现。但就目前而言，构建和谐社会，法律援助任重道远。
注释：
[1]2005年2月19日，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归纳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布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六个要素。参见《人民日报》2005年2月19日讯：《深刻熟悉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扎扎实实做好工作大力促进社会和谐团结》，载《人民日报》2005年2月20日第一版，转引自张恒山：《略论和谐社会中的公平正义与法律》，载《法学杂志》2005年第4期
[2]谭世贵主编：《中国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页
[3]胡玉霞：《论法律援助的两个基本问题》，载《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学报》2005年3月期
[4]包毅：《法律援助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作用》，载《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3期
[5]包毅：《法律援助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作用》，载《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3期
[6]李中春：《法律援助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载《中国律师》2005年第6期
[7]同前注[5]
[8]《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律师法》第六章规定：“……公民在赡养、工伤，刑事诉讼、请求国家赔偿和请求发给抚恤金等方面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但又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获得法律援助。”
[9]宫晓冰主编：《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10]宫晓冰、高贞：《中国法律援助的实践、探索与前景（下）》，载《中国司法》1997年第6期
[11]贾午光：《调动资源，有效组织，充分发挥法律援助的职能》，载《中国司法》2005年第10期。此数目相对于2003年已有所提高，但是相对于西方各国仍有巨大差距：英国1996年财政年度中法律援助经费的开支高达16亿英镑（约合人民币210亿元），美国政府一年用于法律援助的经费达4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00亿元），人口仅有1500万的荷兰1991年用于法律援助经费约为3.5亿荷兰盾（约2亿美元），加拿大1994年财政年度中法律援助经费达6.3亿加币（折合人民币35亿元），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南非2000年中心财政拨付法律援助经费3.2亿南特（相当于同等数量人民币）。参见宫晓冰主编：《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346－347页
[12]贾午光：《调动资源，有效组织，充分发挥法律援助的职能》，载《中国司法》2005年第10期
[13]槐杨：《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解决途径之探索》，载《党政干部论坛》2005年第4期
[14]谭世贵主编：《中国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47页
[15]章武生：《中国律师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243页，转引自林莉红、黄启挥：《论法律援助》，载《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6期
[16]肖杨：《建立和健全法律援助制度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社会进步的实际步骤》，载张耕主编：《法律援助制度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转引自林莉红、黄启挥：《论法律援助》，载《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6期
[17]牟逍媛：《法律援助制度与诊所法律教育》，载《法学》2002年第8期
[18]谭世贵主编：《中国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页
[19]阎照祥著：《英国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页
[20]沈红卫：《论法律援助的性质及功能》，载《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3月期
[21]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在实行法律援助国家责任的同时也充分重视其社会责任性——1978年3月2日欧洲会议的部长会议通过决议明确提出：“不应把法律援助的规定视为对贫民的施舍，而应视为整个社会的责任”。参见沈红卫：《论法律援助的性质及功能》，载《湖南社会科学
》2003年3月期
[22]林凤章：《我国法律援助的困境分析》，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23]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调研组：《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调研报告》，载《中国司法》2005年第10期
[24]蔡彦敏：《诊所法律教育》，载《环球法律评论》2005年第3期引言
[25]有调查表明，我国高校大部分本科生和研究生都具有参与法律援助的意愿和热情。参见张燕：《对缓解法律援助供需矛盾的几点思考》，载《法治论丛》2004年7月期
[26]同前注[24]
[27]数据来源：中国诊所法律教育网，2005年9月7日
[28]参见刘希贵：《法律诊所教育对中国法学教育与法律援助事业的贡献》，载中国民商法律网2003-12-28
[29]同前注[13]
[30]同前注[13]
[31]孙晔：《中国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载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编：《中国法律援助的理论与实践——妇女法律援助发展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32]诚然，要长期维持社会对法律援助事业的捐赠，光靠传统道德维系还不够，还实施一些必要的政策鼓舞社会组织与社会公众的捐赠热情。如国家税务总局已经就纳税人向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的捐赠税前扣除问题下发了通知，规定纳税人向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的捐赠并用于法律援助事业的，可按税法规定的比例在所得税前扣除。参见郑自文，左秀美：《法律援助资金筹集方式及可行性研究》，载《中国司法》2004年第4期
[33]参见严军兴：《法律援助制度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03页，转引自槐杨：《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解决途径之探索》，载《党政干部论坛》2005年第4期
[34]同时，实行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也对承办律师较为公平。据司法部的统计，2003年平均每件由专职律师承办的法律援助案件的办案经费仅为308.21元（槐杨：《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解决途径之探索》，载《党政干部论坛》2005年第4期），如此少的经费很明显不能支付办理一个普通案件的合理支出，而实际上，律师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时候或多或少都要垫钱。律师有无偿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义务，但律师没有再为办案自掏腰包的义务，因为律师在承办案件的时候已经为之付出了时间、精力、智力劳动及机会成本。
[35]1973年修订后的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第64条将援助费用的偿付期限规定为3年，在诉讼终结3年以后不需再偿付。即3年之内假如受援人没有能力偿付这笔款项，就可以免除其偿付义务。在日本，根据其法律规定，受援人胜诉的，由法律援助协会计算出律师费用的数目和受援助的当事人应偿还给协会的费用比例。当事人应当一次性或者分期偿还法律援助协会代其支付的款项的全部或部分，偿还期限为3年。西班牙法律规定，假如法律援助的受援人可能从判决中获得的金额超过了为其提供的法律援助的费用的3倍，他就有责任支付律师的费用。假如受援人在诉讼终结后3年内其经济状况有所改善，则该偿付责任将持续3年。参见严军兴：《法律援助制度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页，转引自牟逍媛：《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若干问题研究》，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36]之所以强调在经济发达地区实行，是因为在我国的有些经济发达地区因律师较多（通常也是收入较高的），有些律师并不一定能够每年都被指派办理一件法律援助义务案件，甚至有的律师几年都没有被指派办理过法律援助案件（郑自文，左秀美：《法律援助资金筹集方式及可行性研究》，载《中国司法》2004年第4期），这就极大浪费了律师资源。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有的律师（通常是收入相对较低的）在没有任何办案补贴的情况下，一年办理十几件法律援助案件（高贞：《法律援助的中国经验》，载《中国司法》2005第6期），显然，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律师而言，假如在其每年无偿办理十多件案件的情况下还要求其交纳法律援助金，基于自然感情就可以判定这是不合理的。
[37]律师去法院、检察院调查时所有资料复印被要求在其内部进行，复印费用远高于市场价格，复印一页价格为1－5元不等，而所涉案件卷宗动辄几十或上百页，仅复印一项支出就已不菲
[38]这是极为保守的数字。实际上在广东律师收费标准就已经高达200－3000元每小时。参见《广东省律师服务收费治理实施办法》，载劳动法律专家网，2004年9月22日
[39]郑自文，左秀美：《法律援助资金筹集方式及可行性研究》，载《中国司法》2004年第4期
法律援助的义务篇5
摘要：法律援助制度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叉称法律救助、扶助制度，是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对经济上困难、生理上残缺、智能上低下而叉需要法律帮助的当事人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减免费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一种司法救助制度。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具有突出的特点，即物质保障的现实性、法律援助主体的能变性、法律援助范围、对象和主体的宽泛性，并展现极为重要的现代社会价值，蕴含极为丰富的传统道德价值。
一、中国法律援助的特点
法律援助制度又称法律救助扶助制度，是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对经济困难、生理残缺、智能低下而又需要法律帮助的当事人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减免费用而提供法律服务的一种司法救助制度。这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广义的法律援助包括减免诉讼费在内在的整个法律程序的各个环节上为受援者提供的法律帮助。狭义的法律援助是指法官、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服务人员为社会的贫困者、弱者、残疾人和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减免费用的法律服务。法律援助是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同国外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援助制度相比，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一)中国法律援助物质保障的现实性
中国社会主义法制不同于资本主义法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我们的法律既规定了全体公民一律平等的实体权利，又规定了为实现平等实体权利所必须的平等程序权利，而且特别强调为实现这些权利提供可靠的物质保障。实施法律援助制度，就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完善平等程序权利的实施机制，切实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得以真正贯彻实现。这正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律援助制度与资本主义国家法律援助制度的本质区别。总而言之，中国的法律援助虽然起步晚，但是起点高、范围广、后盾强，有保障，是一项大有发展的公益事业。当然，作为一种新的制度，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中逐步探索、解决和完善。
(二)中国法律援助主体的能变性
在中国，法律援助是以政府为主导，政府与社会相结合的行为。法律援助既是国家的责任，也是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责任。就中国的现实情况而言，目前还缺乏大量的社会援助组织，没有形成稳定、可靠、充分的法律援助资金来源，而律师又已成为法律服务资源市场的竞争主体。因此，如果没有国家的全面参与和组织领导，单靠社会和律师个人的力量，要形成一种开展全方位法律援助活动的有效制度并维持整个法律援助机制的统一、有序运行，不仅是困难的，而且也是不现实的，而且还可能导致法律援助活动出现各自为政、孤军奋战、管理失灵、形式混乱、地域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所以，我们的法律援助必须以政府为主导。这是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特点，也是其优点。我们在确立法律援助为国家责任的同时，也没有排斥法律服务工作者和社会各界的法律援助活动。这种以国家援助为主，社会组织和个人援助为辅的法律援助机制，不仅体现了国家在整个法律援助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同时也有利于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而有些国家或仅仅把法律援助强调为一种国家责任，或只认为法律援助是社会组织和律师个人的人道行为。这两种作法，或是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或易导致法律援助工作的失控。
(三)中国法律援助范围、对象和主体的宽泛性
首先，从中国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来看，包括如下:刑事辩护和刑事;民事、行政诉讼;非诉讼法律事务;公证证明;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及其它形式的法律服务。而一些国家的法律援助则仅限于特定的刑事、民事案件的辩护及简单的不涉及财产关系的法律咨询。
其次，从中国法律援助的对象来看，只要是公民、法人确因经济困难或其它特殊情况，以及符合特定条件的外国人，都可以获得法律援助。而许多国家则完全排除了法人和外国人的法律受援权。
再次，从法律援助的主体来看，中国法律不仅明确规定提供法律援助是律师的应尽义务，而且还要求公证人员、墓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及其他法律专业人员也应为维护社会弱者的法律权益提供法律援助。而在一些国家，法律援助被认为仅仅是公设律师的工作和少数具有正义感的私人律师的善举。
二、中国法律援助展现极为重要的现代社会价值
(一)实现和保障人权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权就是一切人，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享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也就是说，一定社会中的一切成员或一定国家中的每个公民，不论其种族、民族、性别、语言、、政治主张、财产收入、教育程度等状况如何，其所受到认可和保障(主要是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障)的能够实际拥有的实然权利和应当拥有，但因目前种种条件的限制实际上还无法拥有的应然权利，特别是生存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权利等，不仅在资格上是平等的，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应当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为此创造了前提和基础条件。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法律就是人权法。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无论是宪法，还是各部门法，对人权的保护还仅仅是一种立法上的承认，而对人权的真正保障，更重要的是在于使这些法律规定的权利真正地在社会生活中成为现实。一般而言，人权的实现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通过自己的法律行为来直接实现其实体权利;二是人们在司法救济中通过行使程序权利(诉讼权利)来保证实现其实体权利。以上两种实现人权的途径，随着法律规范的繁多复杂，越来越需要专业性的法律服务。但是在市场经济中，法律服务资源的有限性、有偿性往往导致社会弱者无法通过正常的市场交易方式获得相应的法律服务。因此，传统的人权保障措施已远远不够，必须建立相应的法律援助制度。所以，无论是从道德及人道主义的角度，还是从公正、平等的法律价值与评价的角度，或是从人权的角度，中国都不仅应当实行法律援助制度，而且中国的法律援助都应当比外国实现得更好。
(二)凸显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为解决各类社会冲突而追求或拥有的一种法律理想和法律评价。它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在处理各类案件的过程中，既要运用体现公平原则的实体规范来确认和分配具体的权利和义务，又要使这种确认和分配的过程与方式体现公平性。一般把前者称作实体正义，把后者称作程序正义。要实现司法公正，仅有实体正义是不够的，还要有程序正义。要实现司法公正，仅靠司法人员的秉公执法也是不够的，还要有对社会弱者的法律援助。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对司法公正特别是对程序正义的种种障碍，其中包括社会弱者在寻求法律的平等保护时遇到的有形或无形的困难。具体而言，这些障碍主要有以下几种:经济上的障碍;知识与信息上的障碍;权利和义务观念上的障碍;沟通交流上的障碍;法律服务资源上的障碍;生理上的障碍;人身自由上的障碍。以上诸种妨碍司法公正的障碍的存在，客观上造成了程序上的不公正，从而导致了实体上的不公正。而法律援助则是保障这两种公正的重要制度和措施之一。
三、中国法律援助蕴涵极为丰富的传统道德价值
法律援助制度是为了适应人人平等的共同道德需求而产生的。‘言首先是在西方社会出现的。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在一定程度上履行自己的“平等”诺言，积极支持在有关法律制度中订立给予穷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内容。如法国1851年确认法律援助制度，英国1903年颁布《保护穷人囚犯的法案》、1949年颁布《法律援助和咨询法案》等。西方法律援助制度的最初建立，是对封建地主阶级享有法律服务特权的否定，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但是，从根本上讲，西方国家为穷人提供法律援助是为了巩固资产阶级统治，并没有改变其维护资产者利益的阶级本质，且他们所宣扬的人权是以财产权为核心的人权，所以其法律援助制度不可能使资本主义法律成为普遍保障广大穷人利益的工具。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国家，穷人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现象仍到处可见。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就决定了我们国家对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应该提供法律帮助，保障实现其应有的合法权益。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同世界各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一样，反映了人人要求乎等、铲除人间不平等的共同道德要求。然而，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还具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它既反映了中国全体社会成员大都具备的或是能够接受的传统道德价值，又体现出了与社会主义道德的必然联系。中国的法律援助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传统道德价值。
(一)体现仁爱积善
孔子云:“仁者爱人”，这是中国占代早期的人道主义。孔子从爱护他人、尊重他人的基本伦理立场出发，认为作为一个仁者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等。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仁爱”思想，进一步提出人的“良知”问题，认为“良知”即“不虑而知者”，可与“良能”、“良心”视为同义语。“良能”，是指天赋为善的能力，也就是天生愿做好事;“良心”，即善良之心，不忍加害他人之心。且认为“恻隐之心”是‘·仁之端”。“积善”亦即多做好事，与人为善。铁面无私的包拯、刚正不阿的海瑞等为民请命、为民伸冤的壮举，流芳千古，可歌可泣，都是传统道德价值观在司法活动中的典型表现。
中国的法律援助，给在犯罪案件中无能力为自己辩护的未成年人、残疾人、老年人，给请求给付赡养费、抚育费、扶养费而无力支付律师费者，给请求给付抚恤金、保险金或与此有关的公证而无力支付费用者等等自然人提供法律帮助。同时，也给某些经济上有严重困难的国有或集体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法律纠纷提供法律援助。这些都可谓是为人民为社会做好事，同情弱者，扶贫帮困助残，充分体现了仁爱积善的传统道德价值。
法律历来被人们看成是公平和正义的化身。基于各种原因，社会上总会存在一些弱者，他们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因经济贫困或其它原因，无法获得法律的保护。因此，对弱者的法律援助，不仅逐渐成为一种法律制度，也是社会道德的价值取向之一。为社会弱者提供减免收费的法律援助，是我们社会主义道德的重要体现。
(二)强调义务，淡泊利益
义与利，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一对重要范畴。居于传统道德价值观主一导地位的儒家思想是重义轻利。它主张“君子义以为上”，“不义而富且贵”则“如浮云”。这种重义轻利的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抵制贪欲、战胜邪恶的武器。在法律不断受到金钱腐蚀的今天，全国首届十佳律师王海云的话掷地有声:“做律师就不能为了钱!”仗义执言，为民请命，是律师至高无上的准则。律师提供的法律援助，己使许多当事人受益。法律援助，为贫弱者减免服务费，不正是重义轻利这种传统道德价值观的生动体现吗?
(三)注重尊老爱幼
世界各个民族都具有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中华民族在这方面更为突出。中国古代不仅有系统的伦理思想体系，而且有较完整的教育体制，向国民灌输尊老爱幼等伦理道德的观念。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把尊老爱幼与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今天，给无能力为自己辩护的未成年人、老年人犯罪案件提供法律援助;为请求给付赡养费、抚育费的案件提供法律援助;为赡养协议、抚养协议的公证提供法律援助等等，无一不体现了尊老爱幼的传统道德价值观。
法律援助的义务篇6
论文摘要：法律援助制度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叉称法律救助、扶助制度，是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对经济上困难、生理上残缺、智能上低下而叉需要法律帮助的当事人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减免费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一种司法救助制度。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具有突出的特点，即物质保障的现实性、法律援助主体的能变性、法律援助范围、对象和主体的宽泛性，并展现极为重要的现代社会价值，蕴含极为丰富的传统道德价值。
文学
一、中国法律援助的特点
法律援助制度又称法律救助扶助制度，是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对经济困难、生理残缺、智能低下而又需要法律帮助的当事人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减免费用而提供法律服务的一种司法救助制度。这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广义的法律援助包括减免诉讼费在内在的整个法律程序的各个环节上为受援者提供的法律帮助。狭义的法律援助是指法官、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服务人员为社会的贫困者、弱者、残疾人和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减免费用的法律服务。法律援助是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同国外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援助制度相比，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具有以下突出特点:文学
(一)中国法律援助物质保障的现实性
中国社会主义法制不同于资本主义法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我们的法律既规定了全体公民一律平等的实体权利，又规定了为实现平等实体权利所必须的平等程序权利，而且特别强调为实现这些权利提供可靠的物质保障。实施法律援助制度，就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完善平等程序权利的实施机制，切实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得以真正贯彻实现。这正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律援助制度与资本主义国家法律援助制度的本质区别。总而言之，中国的法律援助虽然起步晚，但是起点高、范围广、后盾强，有保障，是一项大有发展的公益事业。当然，作为一种新的制度，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中逐步探索、解决和完善。
(二)中国法律援助主体的能变性文学
在中国，法律援助是以政府为主导，政府与社会相结合的行为。法律援助既是国家的责任，也是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责任。就中国的现实情况而言，目前还缺乏大量的社会援助组织，没有形成稳定、可靠、充分的法律援助资金来源，而律师又已成为法律服务资源市场的竞争主体。因此，如果没有国家的全面参与和组织领导，单靠社会和律师个人的力量，要形成一种开展全方位法律援助活动的有效制度并维持整个法律援助机制的统一、有序运行，不仅是困难的，而且也是不现实的，而且还可能导致法律援助活动出现各自为政、孤军奋战、管理失灵、形式混乱、地域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所以，我们的法律援助必须以政府为主导。这是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特点，也是其优点。我们在确立法律援助为国家责任的同时，也没有排斥法律服务工作者和社会各界的法律援助活动。这种以国家援助为主，社会组织和个人援助为辅的法律援助机制，不仅体现了国家在整个法律援助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同时也有利于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而有些国家或仅仅把法律援助强调为一种国家责任，或只认为法律援助是社会组织和律师个人的人道行为。这两种作法，或是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或易导致法律援助工作的失控。
(三)中国法律援助范围、对象和主体的宽泛性
首先，从中国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来看，包括如下:刑事辩护和刑事;民事、行政诉讼;非诉讼法律事务;公证证明;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及其它形式的法律服务。而一些国家的法律援助则仅限于特定的刑事、民事案件的辩护及简单的不涉及财产关系的法律咨询。
其次，从中国法律援助的对象来看，只要是公民、法人确因经济困难或其它特殊情况，以及符合特定条件的外国人，都可以获得法律援助。而许多国家则完全排除了法人和外国人的法律受援权。文学
再次，从法律援助的主体来看，中国法律不仅明确规定提供法律援助是律师的应尽义务，而且还要求公证人员、墓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及其他法律专业人员也应为维护社会弱者的法律权益提供法律援助。而在一些国家，法律援助被认为仅仅是公设律师的工作和少数具有正义感的私人律师的善举。
二、中国法律援助展现极为重要的现代社会价值文学
(一)实现和保障人权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权就是一切人，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享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也就是说，一定社会中的一切成员或一定国家中的每个公民，不论其种族、民族、性别、语言、宗教信仰、政治主张、财产收入、教育程度等状况如何，其所受到认可和保障(主要是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障)的能够实际拥有的实然权利和应当拥有，但因目前种种条件的限制实际上还无法拥有的应然权利，特别是生存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权利等，不仅在资格上是平等的，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应当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为此创造了前提和基础条件。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法律就是人权法。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无论是宪法，还是各部门法，对人权的保护还仅仅是一种立法上的承认，而对人权的真正保障，更重要的是在于使这些法律规定的权利真正地在社会生活中成为现实。一般而言，人权的实现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通过自己的法律行为来直接实现其实体权利;二是人们在司法救济中通过行使程序权利(诉讼权利)来保证实现其实体权利。以上两种实现人权的途径，随着法律规范的繁多复杂，越来越需要专业性的法律服务。但是在市场经济中，法律服务资源的有限性、有偿性往往导致社会弱者无法通过正常的市场交易方式获得相应的法律服务。因此，传统的人权保障措施已远远不够，必须建立相应的法律援助制度。所以，无论是从道德及人道主义的角度，还是从公正、平等的法律价值与评价的角度，或是从人权的角度，中国都不仅应当实行法律援助制度，而且中国的法律援助都应当比外国实现得更好。
(二)凸显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为解决各类社会冲突而追求或拥有的一种法律理想和法律评价。它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在处理各类案件的过程中，既要运用体现公平原则的实体规范来确认和分配具体的权利和义务，又要使这种确认和分配的过程与方式体现公平性。一般把前者称作实体正义，把后者称作程序正义。要实现司法公正，仅有实体正义是不够的，还要有程序正义。要实现司法公正，仅靠司法人员的秉公执法也是不够的，还要有对社会弱者的法律援助。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对司法公正特别是对程序正义的种种障碍，其中包括社会弱者在寻求法律的平等保护时遇到的有形或无形的困难。具体而言，这些障碍主要有以下几种:经济上的障碍;知识与信息上的障碍;权利和义务观念上的障碍;沟通交流上的障碍;法律服务资源上的障碍;生理上的障碍;人身自由上的障碍。以上诸种妨碍司法公正的障碍的存在，客观上造成了程序上的不公正，从而导致了实体上的不公正。而法律援助则是保障这两种公正的重要制度和措施之一。文学
三、中国法律援助蕴涵极为丰富的传统道德价值
法律援助制度是为了适应人人平等的共同道德需求而产生的。‘言首先是在西方社会出现的。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在一定程度上履行自己的“平等”诺言，积极支持在有关法律制度中订立给予穷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内容。如法国1851年确认法律援助制度，英国1903年颁布《保护穷人囚犯的法案》、1949年颁布《法律援助和咨询法案》等。西方法律援助制度的最初建立，是对封建地主阶级享有法律服务特权的否定，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但是，从根本上讲，西方国家为穷人提供法律援助是为了巩固资产阶级统治，并没有改变其维护资产者利益的阶级本质，且他们所宣扬的人权是以财产权为核心的人权，所以其法律援助制度不可能使资本主义法律成为普遍保障广大穷人利益的工具。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国家，穷人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现象仍到处可见。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就决定了我们国家对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应该提供法律帮助，保障实现其应有的合法权益。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同世界各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一样，反映了人人要求乎等、铲除人间不平等的共同道德要求。然而，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还具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它既反映了中国全体社会成员大都具备的或是能够接受的传统道德价值，又体现出了与社会主义道德的必然联系。中国的法律援助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传统道德价值。
(一)体现仁爱积善
孔子云:“仁者爱人”，这是中国占代早期的人道主义。孔子从爱护他人、尊重他人的基本伦理立场出发，认为作为一个仁者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等。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仁爱”思想，进一步提出人的“良知”问题，认为“良知”即“不虑而知者”，可与“良能”、“良心”视为同义语。“良能”，是指天赋为善的能力，也就是天生愿做好事;“良心”，即善良之心，不忍加害他人之心。且认为“恻隐之心”是‘·仁之端”。“积善”亦即多做好事，与人为善。铁面无私的包拯、刚正不阿的海瑞等为民请命、为民伸冤的壮举，流芳千古，可歌可泣，都是传统道德价值观在司法活动中的典型表现。
中国的法律援助，给在犯罪案件中无能力为自己辩护的未成年人、残疾人、老年人，给请求给付赡养费、抚育费、扶养费而无力支付律师费者，给请求给付抚恤金、保险金或与此有关的公证而无力支付费用者等等自然人提供法律帮助。同时，也给某些经济上有严重困难的国有或集体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法律纠纷提供法律援助。这些都可谓是为人民为社会做好事，同情弱者，扶贫帮困助残，充分体现了仁爱积善的传统道德价值。
法律历来被人们看成是公平和正义的化身。基于各种原因，社会上总会存在一些弱者，他们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因经济贫困或其它原因，无法获得法律的保护。因此，对弱者的法律援助，不仅逐渐成为一种法律制度，也是社会道德的价值取向之一。为社会弱者提供减免收费的法律援助，是我们社会主义道德的重要体现。
(二)强调义务，淡泊利益
义与利，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一对重要范畴。居于传统道德价值观主一导地位的儒家思想是重义轻利。它主张“君子义以为上”，“不义而富且贵”则“如浮云”。这种重义轻利的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抵制贪欲、战胜邪恶的武器。在法律不断受到金钱腐蚀的今天，全国首届十佳律师王海云的话掷地有声:“做律师就不能为了钱!”仗义执言，为民请命，是律师至高无上的准则。律师提供的法律援助，己使许多当事人受益。法律援助，为贫弱者减免服务费，不正是重义轻利这种传统道德价值观的生动体现吗?
(三)注重尊老爱幼
世界各个民族都具有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中华民族在这方面更为突出。中国古代不仅有系统的伦理思想体系，而且有较完整的教育体制，向国民灌输尊老爱幼等伦理道德的观念。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把尊老爱幼与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今天，给无能力为自己辩护的未成年人、老年人犯罪案件提供法律援助;为请求给付赡养费、抚育费的案件提供法律援助;为赡养协议、抚养协议的公证提供法律援助等等，无一不体现了尊老爱幼的传统道德价值观。
法律援助的义务篇7
义县法律援助中心自20年7月成立以来，一直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高度支持，始终把法律援助工作作为县政府的法定职责和民心德政工程，这是我县法律援助工作的希望，也是全县民众的福音。几年来，义县法律援助中心从建立民信政府，兑现政府工作报告的承诺出发，充分发挥自身职能作用，法律援助各项工作都取得了一定成绩，为实现司法公正、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确保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下面，我就义县法律援助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保证质量，攻艰克难，社会效益不断彰显
1、积极主动提供服务，不断拓展受援范围。自义县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来，法律援助案件逐步由刑事向民商事拓展，受援范围不断扩大。几年来，全县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达31件，其中刑事法律援助10件，民事法律援助21件；受援对象达48人次，其中老年人5人，残疾人4人，未成年人3人，妇女12人，其余均为贫困者。此外，法律援助中心还参与调处各种矛盾纠纷50余起，解答法律援助咨询1740多人次。群众满意率为100%。为满足我县公民法律援助的需求，在《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的受援范围基础上，我们又增加了几条规定，使更多的人能够得到援助。一是将医疗事故、交通事故、工伤损害赔偿等纳入法律援助范围；二是将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提高到家庭人均月收入200元以下；三是针对某些案件的费用很高，超过当事人承受能力的，也可以获得法律援助。通过我们积极热情的服务，众多的社会弱势群体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寻求到了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2、紧紧围绕中心工作，当好党委政府参谋。在做好解答法律咨询、法律援助案件办理等基础工作的同时，及时收集、掌握、分析重大民间纠纷信息，跟踪社会热点、难点，积极协调、主动参与，身体力行，通过向县委、县政府反映情况，为依法行政提供决策信息服务。在解决由“蚁力神”事件、“三鹿奶粉”事件等引发的大规模的群体上访案件中，义县法律援助中心均参与到了县政府的决策中去，并提出了很多可行性的建议，受到了县领导的重视和一致好评。
3、努力营造亲情氛围，不断提高工作效率。我们在接待群众、提供法律咨询、上门服务和法律帮助中，实行“一条龙”服务，对前来申请法律援助和法律咨询的当事人送一个微笑、打一个问候、让一个座位、倒一杯水、给一个圆满答复的“五个一”服务，在服务态度、言行举止、接待接听等各个环节营造家庭式的亲情氛围。对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还上门提供服务；对一些紧急的法律援助案件，不及时处理有可能引发严重事件，先行决定提供法律援助，再进行经济困难条件审查；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可同时提出法律援助申请、登记等工作，省去当事人奔波烦累，既方便了群众，又提高了法律服务的工作效率。此外，我们还发挥全局优势，凝聚全系统的公务员、律师、公证员、法律援助人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构建法律援助网络体系和服务优势，形成对内各负其责，相互促进，对外沟通联动，协同作战的协作机制，充分发挥整体优势，使法律服务水平和质量得到充分的保证和提高。
二、夯实基础，健全机制，规范建设初见成效
1、构建三级网络体系，奠定坚实组织基础。义县司法局将法律援助工作列入工作的重中之重，确定一名副局长主抓，每年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法律援助工作，义县法援中心配备了3名工作人员，在各乡镇司法所分别设立了18个法援工作站，各工作站又在所辖居委会、村委会设立多个法律援助联系点。把法援服务领域拓展到了基层。建立健全了法律援助的接待、受理、回访、档案、学习、奖惩等各项管理制度，方便了广大求助对象，确保了法援工作有序进行。这样，一个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组织有序、覆盖全县的法律援助三级网络体系已经形成，为义县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2、制定内部规章制度，加大办案监管力度。我们义县法律援助中心紧紧围绕“机构规范、管理规范、服务规范”的要求，制定了各项内部规章制度，保证了法律援助工作健康有序地发展。一是局机关加大了对法律援助主体的监管力度，采取重大疑难案件的集体讨论、出庭旁听、结案审查、定期通报办案质量等措施，对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进行监督指导。二是建立了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监督机制，进一步完善首问责任制、一次性告知等制度，强化了法律服务人员承办援助案件的质量责任意识。三是坚持法律援助不得违规收取费用的原则，制定了严格禁止借法律援助之名搞有偿服务的规定和措施，通过公开办案成本、受援人签名归档、审查结案报告等管理监督措施，严格规范法律援助工作程序，保证了法律援助工作质量和社会效果。
三、多措并举，扩大宣传，社会影响日益扩大
1、认真组织学习条例，法援制度深入人心。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法律援助制度，更好地支持和帮助法律援助事业，我们义县法律援助中心不间断地开展了一系列《法律援助工作条例》学习宣传活动。通过学习，使县乡两级人民政府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深刻理解了加快发展法律援助事业的重要意义，并主动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各部门、团体和企事业单位进行学习宣传。通过学习宣传，全县公民，特别是国家工作人员充分认识到了法律援助工作的性质和作用，增强了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履行职责，积极承担义务。
2、开展主题宣传活动，畅通社会参与渠道。去年9月，我们开展了以“实施法律援助，实现公平正义，共筑和谐社会”为主题的纪念《法律援助条例》实施5周年宣传周活动，并在七里河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娱宣传演出活动。针对农民工分布广、流动大、权益易受侵犯等特点，我们切实做到了以下几点：一是宣传深入工地，不断强化农民工的维权意识；二是维权走进工地，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三是温暖送到工地，扎实为农民工办好事、实事。在整个活动周期间，我们共发放《法律援助条例》1.8万份，其它普法宣传材料2万份。遍及城乡的强大宣传声势，使法律援助成为群众的热门话题，极大地畅通了法律援助的社会参与渠道，有力地提升了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认知度，使更多需要法律援助的贫弱群众了解并运用法律援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四、人员不足，经费短缺，办公条件亟待解决
几年来，我县的法律援助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实际需要和上级要求仍有差距。
1、法援人力不足。义县法律援助中心仅有工作人员3人，面对越来越强烈求援呼声以及不断增多援助案件，仅靠现有的人力资源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法律援助宣传的盲区和死角还很多，许多群众还不知道政府有法律援助的职责，有的职能部门对法律援助的意识及自身职责也模糊不清。
2、工作条件不够。按全省规范化建设的要求，法律援助中心必须3间以上办公用房，并配套空调、电脑、打印机、传真机、电话机、交通工具、档案柜、办公桌椅等办公设备。而我县由于经费和条件的限制，法律法援中心仅有办公用房1间，工作条件简陋，远远达不到规范化的要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援办案的质量和效率。
3、部门协作不畅。一个具体的法援案件，有可能涉及法院、公安、工商、劳动、国土、建设、卫生、档案等多个职能部门，虽然是免费，但牵涉立案诉讼、仲裁、查档等事项仍需收费。要想让困难群众真正得到法律援助带来的实惠，仅靠免费还远远不够。
法律援助的义务篇8
义县法律援助中心自20*年7月成立以来，一直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高度支持，始终把法律援助工作作为县政府的法定职责和民心德政工程，这是我县法律援助工作的希望，也是全县民众的福音。几年来，义县法律援助中心从建立民信政府，兑现政府工作报告的承诺出发，充分发挥自身职能作用，法律援助各项工作都取得了一定成绩，为实现司法公正、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确保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下面，我就义县法律援助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保证质量，攻艰克难，社会效益不断彰显
1、积极主动提供服务，不断拓展受援范围。自义县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来，法律援助案件逐步由刑事向民商事拓展，受援范围不断扩大。几年来，全县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达31件，其中刑事法律援助10件，民事法律援助21件；受援对象达48人次，其中老年人5人，残疾人4人，未成年人3人，妇女12人，其余均为贫困者。此外，法律援助中心还参与调处各种矛盾纠纷50余起，解答法律援助咨询1740多人次。群众满意率为100%。为满足我县公民法律援助的需求，在《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的受援范围基础上，我们又增加了几条规定，使更多的人能够得到援助。一是将医疗事故、交通事故、工伤损害赔偿等纳入法律援助范围；二是将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提高到家庭人均月收入200元以下；三是针对某些案件的费用很高，超过当事人承受能力的，也可以获得法律援助。通过我们积极热情的服务，众多的社会弱势群体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寻求到了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2、紧紧围绕中心工作，当好党委政府参谋。在做好解答法律咨询、法律援助案件办理等基础工作的同时，及时收集、掌握、分析重大民间纠纷信息，跟踪社会热点、难点，积极协调、主动参与，身体力行，通过向县委、县政府反映情况，为依法行政提供决策信息服务。在解决由“蚁力神”事件、“三鹿奶粉”事件等引发的大规模的群体上访案件中，义县法律援助中心均参与到了县政府的决策中去，并提出了很多可行性的建议，受到了县领导的重视和一致好评。
3、努力营造亲情氛围，不断提高工作效率。我们在接待群众、提供法律咨询、上门服务和法律帮助中，实行“一条龙”服务，对前来申请法律援助和法律咨询的当事人送一个微笑、打一个问候、让一个座位、倒一杯水、给一个圆满答复的“五个一”服务，在服务态度、言行举止、接待接听等各个环节营造家庭式的亲情氛围。对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还上门提供服务；对一些紧急的法律援助案件，不及时处理有可能引发严重事件，先行决定提供法律援助，再进行经济困难条件审查；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可同时提出法律援助申请、登记等工作，省去当事人奔波烦累，既方便了群众，又提高了法律服务的工作效率。此外，我们还发挥全局优势，凝聚全系统的公务员、律师、公证员、法律援助人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构建法律援助网络体系和服务优势，形成对内各负其责，相互促进，对外沟通联动，协同作战的协作机制，充分发挥整体优势，使法律服务水平和质量得到充分的保证和提高。
二、夯实基础，健全机制，规范建设初见成效
1、构建三级网络体系，奠定坚实组织基础。义县司法局将法律援助工作列入工作的重中之重，确定一名副局长主抓，每年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法律援助工作，义县法援中心配备了3名工作人员，在各乡镇司法所分别设立了18个法援工作站，各工作站又在所辖居委会、村委会设立多个法律援助联系点。把法援服务领域拓展到了基层。建立健全了法律援助的接待、受理、回访、档案、学习、奖惩等各项管理制度，方便了广大求助对象，确保了法援工作有序进行。这样，一个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组织有序、覆盖全县的法律援助三级网络体系已经形成，为义县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2、制定内部规章制度，加大办案监管力度。我们义县法律援助中心紧紧围绕“机构规范、管理规范、服务规范”的要求，制定了各项内部规章制度，保证了法律援助工作健康有序地发展。一是局机关加大了对法律援助主体的监管力度，采取重大疑难案件的集体讨论、出庭旁听、结案审查、定期通报办案质量等措施，对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进行监督指导。二是建立了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监督机制，进一步完善首问责任制、一次性告知等制度，强化了法律服务人员承办援助案件的质量责任意识。三是坚持法律援助不得违规收取费用的原则，制定了严格禁止借法律援助之名搞有偿服务的规定和措施，通过公开办案成本、受援人签名归档、审查结案报告等管理监督措施，严格规范法律援助工作程序，保证了法律援助工作质量和社会效果。
三、多措并举，扩大宣传，社会影响日益扩大
1、认真组织学习条例，法援制度深入人心。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法律援助制度，更好地支持和帮助法律援助事业，我们义县法律援助中心不间断地开展了一系列《法律援助工作条例》学习宣传活动。通过学习，使县乡两级人民政府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深刻理解了加快发展法律援助事业的重要意义，并主动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各部门、团体和企事业单位进行学习宣传。通过学习宣传，全县公民，特别是国家工作人员充分认识到了法律援助工作的性质和作用，增强了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履行职责，积极承担义务。
2、开展主题宣传活动，畅通社会参与渠道。去年9月，我们开展了以“实施法律援助，实现公平正义，共筑和谐社会”为主题的纪念《法律援助条例》实施5周年宣传周活动，并在七里河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娱宣传演出活动。针对农民工分布广、流动大、权益易受侵犯等特点，我们切实做到了以下几点：一是宣传深入工地，不断强化农民工的维权意识；二是维权走进工地，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三是温暖送到工地，扎实为农民工办好事、实事。在整个活动周期间，我们共发放《法律援助条例》1.8万份，其它普法宣传材料2万份。遍及城乡的强大宣传声势，使法律援助成为群众的热门话题，极大地畅通了法律援助的社会参与渠道，有力地提升了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认知度，使更多需要法律援助的贫弱群众了解并运用法律援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四、人员不足，经费短缺，办公条件亟待解决
几年来，我县的法律援助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实际需要和上级要求仍有差距。
1、法援人力不足。义县法律援助中心仅有工作人员3人，面对越来越强烈求援呼声以及不断增多援助案件，仅靠现有的人力资源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法律援助宣传的盲区和死角还很多，许多群众还不知道政府有法律援助的职责，有的职能部门对法律援助的意识及自身职责也模糊不清。
2、工作条件不够。按全省规范化建设的要求，法律援助中心必须3间以上办公用房，并配套空调、电脑、打印机、传真机、电话机、交通工具、档案柜、办公桌椅等办公设备。而我县由于经费和条件的限制，法律法援中心仅有办公用房1间，工作条件简陋，远远达不到规范化的要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援办案的质量和效率。
3、部门协作不畅。一个具体的法援案件，有可能涉及法院、公安、工商、劳动、国土、建设、卫生、档案等多个职能部门，虽然是免费，但牵涉立案诉讼、仲裁、查档等事项仍需收费。要想让困难群众真正得到法律援助带来的实惠，仅靠免费还远远不够。
法律援助的义务篇9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法律援助条例》，体系法律援助的宗旨和目标，广泛宣传法律援助制度，发挥法律援助政府职能，推进“法律进社区”工作，更好地为辖区困难群众、未成年人、外来务工人员等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服务，按照区司法局的统一部署，决定在辖区范围内全面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具体实施方案如下：一、指导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精神，按照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以法律服务为切入点，以辖区困难群众、未成年人、外来务工人员等弱势群体为救助重点，建立和完善社区法律援助组织服务体系，方便群众法律救助，满足群众法律需求，解决群众涉法实际困难，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二、工作目标以贯彻落实《法律援助条例》为根本要求，以“政府满意，人民欢迎”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法律援助政府职能，拓展法律援助领域，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提高法律援助办案质量，增强法律援助社会影响，开创法律援助社会化新局面，推动法律援助工作健康发展。
三、组织机构街道设法律援助工作站，下辖8个社区，建立一支16人的社区援助志愿者队伍，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对各社区援助工作点进行组织、协调和指导。
法律援助的义务篇10
一、全市贯彻实施《条例》的主要情况
近年来，全市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认真贯彻实施《条例》，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网络，完善工作制度，切实履行职责,法律援助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仅今年1-9月份，全市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387件，比去年同期增长43%，较好维护了困难群众的合法权益，为全市和谐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市法律援助中心被评为“省级文明法律援助中心”，__县法律援助中心主任郑玉铮被司法部授予“全国十佳援助律师”称号。
（一）加强组织领导，保障了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开展。市政府重视支持法律援助工作，把法律援助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召开全市法律援助工作会议，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确保法律援助工作措施的有效落实。今年初，市政府把法律援助工作列为20__年度为民办十件实事之一，年内为贫弱群体办理1500件以上的法律援助案件。市司法局将法律援助办案数量层层落实到各县（市区）和市直律师事务所，把任务完成情况与执业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年检注册挂钩，对完不成任务的单位和个人实行一票否决。加大了对各县（市区）的督导检查力度，实行一周一调度、一月一会议、一季一通报，促进了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开展。本着“贴近群众、方便群众”的原则，大力推进援助网络建设，市县两级在全省率先全部成立了法律援助委员会和法律援助中心，并在民政、工会、团委、妇联、残联、老龄委、武装部等部门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室），乡镇、街道成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村居配备了法律援助信息员。市政府将法律援助办案经费列入财政预算，逐年增加经费投入。市司法局与市财政局还联合下发了《关于实施市政府为民办实事法律援助工程，切实加强财政保障的意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改善法律援助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微山、__、__等县严格执行《条例》规定，将法律援助办案经费列入财政预算，按时拨付到位。今年__县法律援助办案经费由2万元增加到8万元，较好保障了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工作。
（二）开展宣传活动，扩大了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影响。我市积极开展《条例》的宣传活动，编印宣传资料，制作法律援助联系卡，建立宣传专栏，组织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开展义务法律咨询，与妇联、残联、工会等部门联合开展为特殊群体提供法律服务专题活动，大力宣传《条例》的精神和法律援助工作情况，使社会更加关注法律援助，让困难群众懂得通过法律援助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市司法局与新闻媒体联合开办了《法治之声》、《法治之光》等栏目，将法律援助工作纳入市电台两月一次的“行风热线”栏目，通过解答咨询、案例摘要、以案释法等专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法律知识需求。近期，又结合“法律六进”工作，积极开展了“法律援助入社区进乡村”活动。市县两级法律援助机构深入乡镇、村居和厂矿、学校，开办法律援助专题讲座，广泛宣传法律援助的范围、条件、程序和工作流程，现场受理援助案件，实现了服务方式由被动等待向主动上门转变、事后援助向提前介入转变。《条例》颁布实施以来，我市共开展大型宣传活动7次，制作宣传板面200余块，散发宣传材料1万5千余份，义务法律咨询8000余次，扩大了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影响。
（三）推行规范建设，提升了法律援助工作的整体水平。为了全面贯彻实施《条例》的规定，推动法律援助健康发展，我市认真开展了规范化建设活动。一是加强了法律援助阵地建设。以基层司法所规范化建设为依托，把司法所建设与法律援助工作站建设结合起来，大力加强乡镇基层法律援助阵地建设，基本实现了法律援助工作站有办公室、办公设备、办公人员，为基层法律援助工作奠定了基础。二是加强了法律援助队伍建设。一方面健全法律援助机构，配强法律援助专业队伍，组建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另一方面对法律援助人员实施培训，提高工作效率和办案水平。法律援助组织队伍建设呈快速发展的态势，市及各县（市区）全部建立了法律援助机构，有近半数县级法律援助机构升格为副科级单位，法律援助专业人员数量也有了较大增长。三是加强了法律援助工作制度建设。将法律援助的各项业务实行台帐管理，各个工作环节都制定相应制度并严格执行，确保了每个援助案件都有章可依、有据可查。建立法律援助公开制度，将援助的范围、原则、工作流程、工作纪律、监督电话、受援助对象的权利义务、援助律师的基本情况等上墙公示，自觉接受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为切实提高法律援助办案质量，实行了案件跟踪反馈管理，完善了结案评估、案件抽查、投诉查处等制度。__县推行法律援助案件受援人权利义务告知制度、受援人承诺制度和法律服务人员向法律援助中心出据保证书制度，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义务，保证了案件质量。
（四）发挥职能作用，有力促进了我市和谐社会建设。全市两级法律援助机构认真履行职责，对辖区符合条件的受援对象进行摸底调查，逐一登记，作到心中有数。热情为受援对象提供法律咨询，耐心为他们解答各种法律问题，增强了他们的法律意识。积极帮助受援对象调解纠纷，化解矛盾，努力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避免了多起群体性和越级上访事件的发生，维护了社会的安定团结。__县柘沟镇连续六年实现“三无”，__县今年1-9月份没有发生过一起群体性越级上访事件，总量比去年同期下降27%，法律援助和司法调解工作到位是重要原因。突出工作重点，加大了对“三农领域”、调解领域和特殊群体领域的援助力度，使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法律援助。__县针对在外务工农民多的实际情况，加大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力度，设立农民工法律援助热线电话，建立法律援助绿色通道，确保农民工及时获得法律援助。创新工作方式，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努力实现“应援尽援”的工作目标。__市开展网上法律援助，在司法政务公开网开辟了法律援助咨询窗口，将援助的法律法规、工作动态、申请指南、典型案例等内容在网上，在线回答网民咨询，进一步拓展了法律援助范围。
二、贯彻实施《条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法律援助工作发展不平衡。各县（市区）之间、各乡镇之间在法律援助机构硬件设施建设、工作规范化建设等方面差距较大，各县（市区）立案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数量差距较为明显。主要原因是部分县（市区）对法律援助工作不够重视，还没有从以人为本、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政府责任落实不到位。对《条例》和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不够，一些领导对法律援助了解不多，甚至认为法律援助只是司法行政部门和律师的事情。《条例》在群众中的影响不大，知晓率不高。
（二）法律援助队伍建设比较薄弱。主要表现在：一是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数量，不能满足法律援助工作发展的需要。二是有的地方法律援助中心人员结构不合理，办案人员所占的比例不高，非办案人员较多，影响了法律援助案件的及时办理（见表二）。有些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三是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还没有普遍组建，半数县（市区）还没有法律援助志愿者。
（三）法律援助经费投入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办案经费不能保障，导致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质量不高，甚至不能办案，影响了法律援助工作的正常开展。二是大部分县（市区）法律援助机构办公场所较小，距离上级规定的“办公场所60平方米以上”的“县级规范化援助机构”标准相差较远，与法律援助事业快速发展的现实不相适应。其主要原因有：一是部分县（市区）财政保障还不到位，有的未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财政预算，有的尽管列入预算，但是预算数额与所需实际数额之间的缺口较大。有的还存在急用急拨、不申不拨的情况，预算经费不能按时足额到位。二是获得法律援助经费渠道单一。目前全市法律援助经费基本依靠政府财政拨款，社会捐助、行业奉献、慈善经费及其他方面的经费投入基本没有，我市至今尚没有法律援助的基金会组织。
三、对今后贯彻实施《条例》的建议
（一）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加强对法律援助工作的领导。做好新形势下的法律援助工作是维护人民权益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客观要求，对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从讲政治的高度，认真学习贯彻《条例》，进一步增强做好法律援助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坚持服务中心、服务大局，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民，加大法律援助工作力度，切实维护困难群众的合法权益。要加强对法律援助工作的领导，把法律援助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列入重要日程，经常检查调度工作的开展情况，注重解决工作中的实际困难，切实落实政府责任。要坚持部门联动，在各级政府的统一协调下，充分调动有关部门、社团组织和法律院校的法律援助力量，共同促进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要严格按照《条例》的规定，把法律援助经费列入地方财政预算，逐年增加财政资金投入。遵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积极拓宽法律援助资金来源渠道，形成多方筹措资金的经费保障机制。
（二）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法律援助工作良好氛围。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结合“五五”普法工作，加大对《条例》和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通过新闻媒体、印发宣传材料、开展义务咨询活动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条例》的内容及其重大意义，使各级领导更加重视和关心法律援助工作，职能部门更加自觉地参与和协助法律援助工作，社会各界更加关注和支持法律援助工作，人民群众更加知晓和理解法律援助工作。要把宣传的重点内容放在法律援助的范围、对象、条件和程序上，把宣传的重点区域放在城乡结合部和广大农村，把宣传的社会重点放在与法律援助密切相关的单位和部门上，进一步提高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知晓率，形成全社会都来关心、支持、参与法律援助事业的良好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