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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政策分析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5 18:01:41

宏观政策分析篇1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宏观经济

一、引言

宏观经济政策(macro-economicpolicy)是政府为达到一定经济目标而制定的指导原则、做出决策和采取的措施。宏观经济短期分析的基本内容是经济波动,而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尽可能地平抑波动,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维持适度的经济增长。与首要目标相关的其他三个目标分别是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

二、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历史回顾及效果分析

1.1994年-2012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回顾

1994年-1997年,面对我国由经济转轨而带来的严重通货膨胀问题,我国采取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双紧”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宏观经济在快车道上稳刹车,并最终顺利实现了软着陆。1998年-2003年,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目标我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其中积极财政政策适度的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是“积极”的货币政策作用相当微弱。2004年-2007年,我国采取的是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达到了稳定物价和抑制通货膨胀的预期目标。2008年-2012年,我国采取的是稳健到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到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应对金融危机对我国的负面影响,刺激经济复苏。

2.1994年-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实施效果的定量分析

由上图可知,财政收入、m2增速对GDp增长率的影响为“两头高、中间低”的状态,呈现“微笑曲线”分布。这说明无论对于财政收入还是m2增速来说,都存在一个阈值,超过阈值之后,两者对GDp增长率的影响为正向促进,而在未超过阈值时这一影响为负向。这体现了财政收入和货币m2政策在实际操作中,欲对GDp增长率产生正向影响。此外,由FR2系数值较m22相比更大来说,所反映出的实际情况是财政政策在1994-2011年间对我国GDp增长率的影响更大。

三、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展望

总结过去的2013年,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还是不错的。去年上半年整体经济下滑的压力较大,而在下半年经济有所回暖。展望2014年,我们还需从多方面加以努力才能保持经济的稳步增长。

1.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2014年,我国应该继续采取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以促进经济稳固增长。财政政策减少财政预算赤字,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推进结构性减税,继续严控“三公”支出,同时保证与民生相关的支出如社会保障补助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教育支出等平稳增长。而货币政策方面同样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既不放松也不收紧,综合运动数量、价格等多种货币工具组合适时适度预调微调,以保持适度的流动性。

2.深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全国两会强调“向深化改革要动力”是2014年需要把握好的原则和政策取向之首。当前我国仍然存在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因素,比如经济体制机制的弊端,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自然资源的流逝,环境污染的隐患,资源分配不均,城乡贫富差距明显等。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加大改革力度,利用国家宏观政策调控与市场自身调节相结合,才有可能把这些制约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解决好,以推动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3.积极贯彻“走出去”战略,发展对外贸易,扩大外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立足于国情发展需要的基础上,不断面向世界市场与国际接轨,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水平与层次大幅提升,“走出去”战略的提出正是在国家外汇储备不断提高、企业竞争力大幅提升以及国内市场和资源受到限制等宏观经济背景下所提出,是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深化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走出去”战略的贯彻实施亦能促进经济发展水平与层次的提高:通过“走出去”战略,我国企业可以获得更多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在获得先进技术和资金的同时不断完善自身竞争力,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通过对外投资和引资的相互配合,能够促进提升我国在国际产业链的地位,逐渐扭转我国“世界工厂”的加工地位,进而优化国家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这都是提升我国经济发展层次与水平的有力措施。

参考文献:

[1]原毅军主编.宏观经济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2]宋立.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几点看法与建议[J].宏观经济管理,2011(09).

[3]林红斌.聂良.试析目前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J].审计与理财,2011(03).

[4]丛明,朱乃肖.2009年经济形势与2010年宏观调控政策取向分析[J].财贸经济,2009(12)

宏观政策分析篇2

关键词:进出口贸易;向量自回归;冲激响应函数

中图分类号:F8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10-0119-04

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通过商品流通而形成的国家之间的生产分工越来越明确,国际贸易在各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也愈来愈重要。一个国家的进出口贸易运行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映这个国家关税保护效用的重要依据之一。因此,相对不发达国家,需要运用幼稚产业保护,通过保护来降低贸易逆差,来发展本国并不发达但是却决定着国计民生的民族产业,使本国产业成熟并且有实力参与国际竞争。关税政策对宏观经济具有重要的调控作用,作为调节经济的一种杠杆,关税政策使货物在跨国界流动中发生价格变动,进而调节供求,影响国家的进出口贸易。

一、背景和方法

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和学者开始日益重视关税政策的调整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国内学者也对关税政策、进出口贸易和宏观经济之间的关联影响做了大量分析和探讨。金祥荣[1-2]对我国的关税与非关税的壁垒效应做了分析,比较系统全面总结和阐述了关税的壁垒保护效应,同时对中国历次关税调整及其有效保护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了调整效果和给出了各个行业的有效保护结构的指标。盛斌[3-4]以中国的汽车制造业为例分析了我国对外贸易产业政策对于我国的支柱产业政策效应。姜勇[5]对我国关税降低条件下产业保护的发展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理论性探讨和思考。刘云中[6]对我国履行关税减让的入世承诺后,相关产业有效保护变动情况进行了分析。王元颖[7]利用中国36个工业行业9个年度(1992、1994、1996―2002年)的实际数据,运用panel回归的计量方法和Hausman检验的技术,对修正的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模型进行检验。

加入wto后我国所要履行的重要义务之一,就是要大幅度削减关税。从世界范围看,关税减让是一个大趋势,目前的世贸组织成员的总体平均关税水平为6%左右,其中发达国家为3%,发展中国家为10%。为了满足这一条件,自1992年以来,我国先后5次大规模地自主降低关税,平均进口关税水平已从43%下降到17%。我国已经履行承诺,到2005年将平均关税税率降到10%以下。近年来,我国不断地实施自主降低关税政策,新的关税政策对进出口贸易冲击直接影响着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因此对进出口贸易与宏观经济运行之间关系进行计量研究,对检验和评判关税政策的合理性,调控宏观经济运行提供了数量依据,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传统的经济计量方法是以经济理论为基础来描述变量关系的模型,不足的是,经济理论通常并不足以对变量间的动态联系提供一个严密的说明,而且内生变量既可以出现在方程左端又可以出现在方程右端使得估计和推断变得更加复杂。向量自回归(VaR)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建立的模型,向量自回归模型把系统中的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函数来构造模型,从而将单变量回归模型推广到由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对进出口贸易、财政收入和外汇汇率多个相关经济指标之间关系的分析与预测,向量自回归模型是最容易操作的模型之一[8]。

本文应用非结构性的向量自回归VaR方法建立变量间的关系模型研究进出口贸易、财政收入和外汇汇率之间的关联影响及动态关系,检验进出口贸易、财政收入以及外汇汇率之间动态关联性。为了进一步分析各个经济指标相互冲击对系统产生的动态影响,我们应用冲击响应函数分析一个经济指标的改变对于其他经济指标产生的冲击和影响,对评判政策效果进行定性分析。

二、实证研究

本文为了研究进出口贸易和宏观经济指标的关联关系,我们选择的经济变量包括海关进出口商品总额(Lio_tC)、海关进口商品总额(Li_tC)、海关出口商品总额(Lo_tC)、财政收入完成额(LF_tC)和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LeX)。数据时间长度为从1997年1月到2006年6月近10年的月度数据。为了消除量纲的差异,我们将原始数据取其对数值作为实证研究的数据。

由于宏观经济相关的月度数据存在季节性趋势,即观测值有可能出现循环波动现象,因而我们应该首先考虑数据的季节性调整问题,从研究序列中去除季节变动要素,从而显示出序列潜在的趋势循环分量,这个趋势循环分量才能真实反映研究的数据序列运动的客观规律。消除时间序列的季节趋势的方法一共有四种,即CensusX12方法、X11方法、移动平均方法和tramo/Seats方法。四种方法各有特点,我们在本文中采用美国商务部人口普查局的X12方法,它是在X11方法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见图1―4。

图1―4是调整后的进出口贸易额序列和财政收入序列,从以上各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季节要素和不规则要素已被消除,新得到的序列包含原序列的趋势循环要素。从图中可以直观看出,财政收入的时间趋势和进出口贸易的增长趋势几近相同,说明他们之间有着紧密的相关联系,也同时说明了进出口贸易对于我国经济增长所做出的贡献,因为我国经济近年来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正是源于出口和消费,消费一方面可以归于对于进口产品的消费,汇率因素是影响进出口贸易量的重要因素,进出口贸易、财政收入和汇率之间长期均衡分析,对于我国长期经济趋势分析,制定合理的关税进出口原则,合理的控制汇率水平都有着重要深远的意义。

向量自回归模型把系统中的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来构造模型,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多变量自回归模型,它是多个相关经济指标的分析与预测最容易操作的模型之一。下面我们分别用进出口贸易总额、进口贸易总额和出口贸易总额分别同财政收入和外汇汇率建立VaR模型,分析变量之间的均衡关系。通过图2我们可以看到,进出口贸易额和财政收入有着共同的时间趋势,而且进出口贸易额又明显地受外汇汇率波动的影响,因此我们应用向量自回归方法建立以下VaR方程。

上面三个方程组中,最显著的系数是每个变量的自回归系数。我们重点分析每一组方程组中的第一个方程其他两个相关系数――财政收入系数和外汇汇率系数的性质。方程(1)和(3)的第一个方程中,外汇汇率项的回归系数要比财政收入项的系数显著,说明外汇汇率对于进出口总额和出口总额的影响要比财政收入波动的影响显著,这与实际情况是相符的,因为一个国家的汇率水平直接影响着这个国家的进出口贸易的情况。同时我们注意到以上两个方程中除常数项外,其余各项系数都是正的,这说明财政收入和汇率同进出口总额以及出口总额是成正比关系,即说明贸易总额有利于财政收入增加,美元对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增加出口额,这可以便于我们通过财政收入来分析进出口额的变化比例,通过汇率变动情况来分析联动的出口贸易增量。方程(2)中的第一个方程我们采用的二阶滞后的向量自回归VaR方程,这是由于方程在一阶回归下,回归是不稳定的。方程(2)中我们还是重点分析第一个方程,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可以近似地用每一个变量的均值来代替一阶和二阶之后变量的值,这样我们可以粗略地对两个同一变量不同滞后阶数的系数求和。首先看自回归项系数和是大于0的,且是最显著的。而财政收入项系数和是大于0的,不过其系数和是百分位小数,相对其他两项系数不明显。而外汇汇率项的系数和为负,说明外汇汇率和进口总额之间存在负相关,即美元对人民币升值会导致进口总额的减少,这与实际情况也是相符的。其次我们给出每个方程的回归平稳性检验,见表1所示。

表1中,三个向量自回归方程的根和摩数都是小于1的,说明根落在单位圆内,即满足向量自回归的平稳性条件,认为回归系数是可靠的。

在实际应用中,由于VaR模型是一种非理论性模型,它无需对变量作任何先验性约束,因此在分析VaR模型时,往往不只分析一个变量的变化对另一个变量的影响,而且还应分析一个误差项发生变化,或者说模型受到某种冲击对系统的影响。这就是冲击响应函数方法。我们接着上一节的VaR回归,给出三个方程的冲击响应函数图。

图5是进出口总额对财政的冲击响应,当财政对进出口施以很小接近于零的冲击时,进出口的响应并不是很剧烈,但是长期来讲是逐步上升的,只是速度并不是那么快,比较平稳,从图5中分析可知进出口总额增加对于财政收入的影响短期内并不明显,而长期来讲会稳步地促进财政收入的增加,这可能是由于贸易顺差在短期内的绝对额并不大,而其对财政收入贡献需要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

图6是外汇汇率对进出口的冲击响应图,当同样施以一个接近于零的冲击时,进出口的响应要相对财政剧烈的多,说明进出口对于汇率相当敏感。这说明汇率的变动短期内就会对进出口贸易总额产生直接的影响,会对进出口贸易产生强烈的冲击。

图7中初期财政冲击对于进口有一定反向作用,但到第五期后曲线斜率开始调头,财政增加对于进口开始起到促进作用,长期向上。进口额和财政收入短期内的反向冲击说明初期进口增加可能会对财政收入有所削减,但是长期来讲通过对于进口原料及产品的生产消费,会稳步地促进财政收入的增长,因此,我们完全不必过度担心进口增加对于宏观经济增长带来的短期冲击。

图8的汇率冲击变化中,初期施以接近于零的冲击,进口额一直向下,不过斜率比较平缓,说明人民币升值对进口有平抑作用,但是作用并不很明显,对于财政收入的影响完全可以被出口增量所消化。通过对汇率对进口额的冲击图可以看出,人民币汇率的降低会使国内企业的海外采购成本增加,进而导致进口额的降低,会对依赖进口的生产企业产生不利影响,但是从图8中可以看出这个冲击的影响十分有限,我们可以通过进一步扩大出口获利来消化成本增加的不利影响。

图9是财政对出口的冲击响应,当财政对进出口施以很小接近于零的冲击时,出口的响应并不是很剧烈,但是长期来讲是逐步上升的,只是速度并不是那么快,比较平稳。从图9中我们可以分析得到出口额的增加对于财政收入的增长并不会产生剧烈的冲击,其对财政收入的贡献是通过长期稳步的积累显现出来的。

图10是外汇汇率对出口的冲击响应图,当同样施以一个接近于零的冲击时,进出口的响应要相对财政剧烈得多,说明出口对于汇率相当敏感。截止到2008年7月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3年,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已经累计达到21%,这势必会对以出口为主的企业造成巨大的压力,出口是推动我国宏观经济近年来高速增长的原动力,出口额的降低会对我国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海关监管部门应对相关产业建立相应的出口退税等优惠政策,以保障我国宏观经济的稳步运行。

三、结论

关税的减让和汇率的升值是否会导致财政收入的下降,影响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一直都是最引人关注的问题。近年来我国政府完全履行了加入wto的承诺,逐步降低我国关税,针对关税税率降低和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进出口贸易产生的负面冲击,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适时合理的海关关税政策,适度保护了一些受冲击强烈的行业如汽车业和医药行业,对纺织业等轻工制造也制定合理的出口退税政策。通过出台相关的关税政策,关税税率的下调和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的财政平衡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这些关税政策促进了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

关税政策对调节进出口贸易有着重要影响,在我国实施的自主降低关税政策下,进出口贸易额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本文应用向量自回归的VaR模型和冲击响应函数对进出口额、财政收入和汇率建立模型,分析进出口贸易额、财政收入和汇率几个变量变动时对其他指标的影响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进出口贸易额和财政收入有着正向关联;汇率与进口额存在正向变动,即人民币升值会导致进口额增加;汇率与出口额存在正向变动关联,当人民币贬值时,会促使出口额增加。实证结果反映出在我国关税降低和人民币升值的双重作用下,进出口贸易仍存在着贸易顺差,这表明加入wto后,我国海关部门针对海关关税降低和人民币升值制定的一系列应对政策,有效地保护了我国的进出口贸易,使我国的财政收入并未受到强烈冲击,保障了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本文从数量角度分析关税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为实际的理论分析提供了可靠的数量依据,同时也为我国适时调整关税政策,合理控制贸易顺差,提供了理论参考。

参考文献:

[1]金祥荣.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的效应分析[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3.

[2]金祥荣,林承亮.对中国历次关税调整及其有效保护结构的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1999,(8).

[3]盛斌.中国制造业的市场结构与贸易政策[J].经济研究,1996,(8).

[4]盛斌.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三联出版社,2002.

[5]姜勇,刘华.对我国关税降低条件下产业保护的思考[J].财经理论与实践,1997,(6).

[6]刘云中,陈辉.中国履行关税减让义务后的产业有效保护分析[J].管理世界,2002,(8).

宏观政策分析篇3

一、当前房地产调控政策之主要内容

2004年8月,国务院颁布8.31土地政策,从源头上规范土地市场,政策调控力度开始逐渐加大。10月底,央行提高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5个月后的05年3月再次上调个人住房贷款利率,调整商业银行自营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4月底,国务院出台了“4.27”加强房地产市场引导和调控的8项措施。5月初,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转发建设部等七部门《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意见》,七部委新政引发持币待购的观望气氛。05年6月1日后,宏观调控年之最严厉的房地产税收政策出台,在房产交易过程当中开始征收高昂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和土地增殖税,连二手上市的公房也不能幸免,“三税”征收的效果显著。

二、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之一般效应分析

首先,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主要是调整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因为房价是通过房地产供求关系变化来调整的。目前的政策尽管从供需双方来进行调控,但从政策影响力度来看,对供给的调控似乎更大一些;对需求的调控主要在于抑制对房屋投机性炒作和投资性需求,特别是税收政策作为目前中央调控房价的重要手段之一,其效果已初步显现。从一般宏观经济管理的原理来讲,应该强调需求管理,通过抑制和鼓励需求来影响经济运行;从增加供给方的商品结构着手,效果可能会慢一些。

第二,从当前政府出台的不少关于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政策来看,基本上是以微观行政方式来代替宏观调控。行政手段作用仍然举足轻重。因为政府要调控房地产市场,只能通过对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来改变市场对住房的需求,通过市场需求来影响房地产市场价格。所以,无论是“稳定房价”还是“调控房价”,都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宏观调控,这次房地产新政基本上都是一些微观手段,如禁止房地产市场炒作、整顿市场行为、调整住宅结构等,这些手段是政府规范房地产市场的基本职能,不能算是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行政手段在短期内效果明显,但从长期来看,还是应该更加注重经济手段的运用,需要建立和完善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长效机制。

第三,在对金融政策的应用上,出现了新的特点,宏观金融政策开始逐渐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通过对在货币政策执行中重要传导机制之利率的变动在房地产调控中所产生效用的分析发现,在金融市场欠发达、企业以间接融资为主的我国,能够充分发挥金融政策的作用的主要传导机制仍然是信贷政策。从目前房地产金融政策、实际利率调整后执行情况来看,央行宣布停止对个人住房贷款实施优惠利率已经是调控房地产需求的明确信号,但在中国的金融格局现状下,小幅的利率上调,其作用相当有限,而利率的大幅度上调,虽然打击了投机性需求,但同时也打击了居民真实住房需求,有导致房地产市场“硬着陆”的可能。

三、对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效应分析建立健全和完善使房地产经济政策发挥作用的长效机制

1、执行稳健的经济政策,尽量避免政策的大幅起落,积极发挥产业政策的作用

从02年刺激经济的发展经济政策,肯定房地产的支柱产业地位到05年一系列调控政策的出台,市场经历了较大的起伏,这些变化,无论对于市场的各方,特别是对宏观经济,将会产生直接的、间接的影响。一项政策的出台及实施,影响绝不可能是单方面的,经济政策是一把双刃剑,应用起来应该慎而又慎。目前中央政府为降低房价,实施的是限制供给与需求的双紧措施,双紧的措施一定会改变发展商的投资预期,房地产是个长期的投资与生产的行为,减少投资很容易,但要再启动投资就比较难了。住房贷款利率的提高对投资与投机者产生作用的同时,也对实际自住购房者的需求产生同等的影响。

从金融货币政策本身的特点来看,其优点也可能导致一些问题的发生。由于货币政策相对灵活,所以可以针对经济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控,在调控的过程中,难免出现判断失误。政策出台的时候,要密切注意,会否出现太快太严厉的现象,特别是金融政策切忌大起大落,信贷政策是非常敏感需要高度调控艺术的。国际学术界认为金融政策始终存在一个难题,就是金融政策何时产生效果不确定,多数历时1-2年时间才能显现效果,效果能有多大也很难确定。所以,政府部门在实际推出类似政策时,要把握一个思路,就是缓慢、稳健一点为好。房价的过快下跌,就是财富缩水效应,即使房价有泡沫,针对泡沫下猛药不一定是最合适的,房屋政策有可能导致经济社会的连锁反应。

应建立政策的长效机制,相机抉择,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实际上在房地产的宏观调控中,更应该充分发挥产业政策的作用,与其他经济政策相比,产业政策最明显的特点是调节供给,正确的产业政策可以使产业结构和国内消费结构等关系大致协调,并保证产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化和现代化,针对行业的产业政策对于产业发展和引导作用是长期积极和有效的。同时注意对政策的细致化、区域化、差异化、时效性的研究,使政策在运用时,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从而为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

2、充分发挥和灵活运用税收政策在房地产调控中的作用,健全和完善我国的房地产税收制度

国外经验表明:一个结构完备、运行良好的房地产市场离不开一个能同市场经济相吻合,并将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及其意图渗透于市场的完善、高效的房地产税收制度。它的有效运行,不仅可以增加财政收入,为城市建设积累资金,而且可以调整土地等资源的配置,通过对房地产市场的干预,调节城市经济运行及收入分配。但我国现行的房地产税收制度尚存在诸多不合理因素,由于我国的房地产税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陆续制定的,因而缺乏总体思路,且每个税种也存在不足,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这些问题就逐渐暴露出来,阻碍我国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因此,有必要借鉴国外房地产税制的成功经验,健全完善我国房地产税制,从而促进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我国房地产税制改革方向之一,是真正降低住宅建设与经营中的税费负担。房地产开发阶段不课税,因为这一阶段实际是房地产商品的生产过程,如果课税,将会挤占开发资金,抑制房地产供给。房地产经营阶段是房地产价值的实现过程,也是设置房地产税收的主要领域。这一阶段可设置营业税、契税、印花税、所得税等。房地产退出流通领域后便进入了房地产保有阶段,对此阶段课税可以起到促进节约和合理利用房地产资源的作用,为体现税收效率的原则,课税对象应包括所有的土地和房屋,故应开征房地产税,从而加大房地产持有人的持有成本,抑制对房地产的短期投机炒作,从根本上保证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

3、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运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逐步发挥金融市场在市场

机制的主导和枢纽作用

现代经济的发展依赖于市场机制的运行对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金融市场在市场机制中发挥着极重要的主导和枢纽作用。它可以以其完整又灵敏的信号体系配合政府有效地引导经济资源向着合理的方向流动,对整体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利率传导机制是发达金融市场条件下货币政策的重要传导渠道,只有利率具有充分弹性,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基准利率,影响货币市场短期利率,从而影响金融市场参与者的资产选择行为,才能最终对实体经济发生影响。比如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即商业银行间的隔夜拆借利率,它直接影响银行向个人或企业的放贷利率,从而影响消费与投资以及整体经济形势。

我国目前还是一个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虽然金融政策在目前我国房地产调控政策中作用弱于有关行政、财政政策,但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深化,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将逐渐从以直接调控为主转向以间接调控为主,利率也将逐步实现市场化,因此,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也会逐渐从当前的以信贷传导为主转向信贷传导、利率传导、资产价格传导、汇率传导等价格型传导工具共同发挥作用,并最终实现以利率传导作为货币政策传导的主渠道。所以,应不断加大价格型工具的运用力度与运用范围。价格型工具的优势在于赋予微观主体根据宏观调控信号调整行为的能力,运用利率等价格杠杆进行调控,对银行体系和实体经济可以产生渐进式的影响,更富有弹性,也更有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4、应该提倡和大力发展房地产直接融资,提倡房地产领域的金融创新

近年来房地产贷款中中长期贷款比重不断增加。截至去年,房地产贷款占整个中长期贷款的33%,而中长期贷款又占银行贷款的40%。中长期贷款所占比重过高,意味着银行对风险的控制更加困难。房地产金融风险既来自房地产信贷的过快增长,也来自金融系统以及房地产信贷本身存在的缺陷。加之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监管体系落后,资本市场不发达,大部分外国资本直接通过银行体系流入本国经济。房地产金融系统风险随着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在不断加大。从长远来看,要防止房地产金融风险拖累整个金融体系,当务之急是尽快改变房地产业过度依赖银行信贷、银行房地产信贷缺少出口的问题。

宏观政策分析篇4

关键词:双轨制;宏观调控;建议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一、中国双轨制宏观调控的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针,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的、稳定的30年高速增长。但是,由于历史遗留的旧问题和现阶段发展所遇到的新问题,中国经济发展仍然存在着诸多不均衡因素。

一是中国的潮涌现象与产能过剩。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企业很容易对下一个有前景的产业产生共识,投资上容易出现“潮涌现象”。基于企业投资建厂时信息不完全,尤其是“行业内企业总数目不确定”这一基本因素,投资者的个人理性选择一定程度上导致集体的非理性结果,而这一结果便是产能过剩,因而资源配置的中长期效率并不高。

二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到现阶段为止,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这样一种格局:东部沿海地区明显快于中部地区,而西部地区明显落后于中部地区。中国经济发展区域差距较为明显,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依旧。

三是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基于我国特殊户籍制度,过去,中国70%左右人口是农民。到目前为止,伴随城市化进程,中国农村人口已经转移出去了33%左右,但还有35%~40%的人口仍留在农村,城乡二元结构及城乡差距仍然存在。

四是中国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目前,中国收入分配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穷人和富人所占的人口比例较大,而中等收入所占人口比例较小,而且这种差距还在扩大。

基于这样的背景,中国始终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政策,即在市场手段之外加上行政手段,总量调控之外加上结构性调控这样一种双轨并行的宏观调控政策。

二、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实践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自发生至今已有两年有余,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相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却体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优势”。主流经济学派开始进行反思,认为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双轨制宏观调控政策,忽然具有了某种合理性与可借鉴的价值。其实为主流经济学所青睐的所谓明智选择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双轨制宏观调控,也不过是中国特定发展阶段的无奈之举。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市场相对还不发达、不完善,经济结构急剧变动,这就使得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不同于主流经济学所倡导的宏观调控政策,因而具有中国特色的双轨制宏观调控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合理性,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恰好验证了这点。总体而言,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可以概括为:

1、强调扩大内需,加快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结构调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从生产角度来看,经济增长从依赖第二产业逐渐调整到一二三产业全面发展,更加注重发挥第三产业即现代服务业的作用;从需求角度来看,逐步从依靠投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转变为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最重要的是发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从经济增长方式上来看,把经济增长从依赖物质资源投入调整到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

2、加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施中部振兴、西部开发战略。随着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加速推进,我国目前已初步形成东部发展、西部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的四大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新格局。

东部重点区域经济的崛起,对相关区域和全国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举足轻重。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以及以渤海沿岸和黄海部分沿岸地区为主体的环渤海经济区,以其强劲的带动能量,将经济发展的大潮由南向北推移、由东向西拓展。

作为承东启西的节点区域,包括山西、河南、安徽等中部地区,人口和经济总量占全国的20%以上,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又是国家综合运输网络的中心区域和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占有重要地位。

加强东西南北各区域的协调合作,已在我国区域合作机制创新中形成新的突破。中部地区围绕国家中部崛起的战略,正在着力解决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矛盾,全力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形成若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以此来推动经济快速发展。

3、积极推进城市化进程,改善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现阶段已进入到高速城市化的起飞线上。城市化是指人口和产业活动在空间上聚集、乡村地区逐步转变为城市地区的过程。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农村人口转化为非农村人口,人口向城市集聚,农村地区转化为城市地区,城市数量增加的过程。首先,城市化促使大量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其次,城市化可以带动农村发展,改善地区产业结构;再次,城市化还可以推进科技进步,提高区域整体发展水平;最后,城市化更有利于城市交流,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改善城乡二元结构。

4、努力探寻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现收入合理分配。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必经之路,也是改革的重点。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中国始终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公平机会,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三、现阶段中国宏观调控的建议

在过去30年,特别是在此次危机中,中国特色的双轨制宏观调控所体现出来的某些特有的“优势”,或许是现阶段中国所需要克服和解决的问题。基于中国现阶段面临着体制转轨、结构调整的需要,后危机时代中国究竟该执行怎样的宏观调控政策,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实现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供给管理是通过对总供给的调节来实现宏观经济目标,其中包括对劳动力、工资、价格、产量增长等管理与调节。所谓“供给管理”,与经济学中的“需求管理”是一对概念,后者强调的是需求角度实施扩张或收缩的宏观调控,而前者强调的是基于供给视角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宏观调控。对于经济结构失衡问题突出的中国来说,传统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在某种程度上并不适合中国,需求管理在总量扩张上或许能起到较好的作用,但对于结构转型和结构优化所起作用甚微。中国要实现未来经济可持续性发展,宏观政策的导向要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消除束缚经济增长的各种屏障,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提高经济效率。因此,中国政府未来的宏观调控主基调应该是突出供给管理:

(1)打破垄断,增加有效供给。当前经济中,一方面存在大量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又存在供给短缺。只有打破垄断,加强竞争,才能便于有效供给增加。

(2)优化投资结构。良好的投资结构,一方面可以改善产业结构;另一方面还有利于需求结构的调整。

(3)加强财税体制改革。可以看到,大量的地方政府过于依赖土地出让,过于依赖来自于各个部委的项目财政,而这些项目又没有对应的配套资金,带来行政效率的低下。因此,财税改革最需要重审中央与地方税收分成机制,积极推进公共财政“资产负债表”改革。

2、加快结构调整步伐。中国宏观调控始终面临着这样的两难问题:究竟是为了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而牺牲结构调整和结构优化的目标,还是为了未来经济增长的平稳有序、协调可持续而宁愿容忍当前较低的经济增速,面对两难所作的抉择,将决定未来宏观调控的方向。因此,中国迫切需要进行经济体制转型,以实现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在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中,政府不仅要强调优化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与要素投入结构这三块内容,更重要的是要加强收入分配结构、体制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总之,结构调整将是未来中国宏观调控的一条主线。

3、合理的城市化进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较快,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08年的44.94%,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基本实现了宏观调控重心从工业化向城市化、城镇化转变,而且城市化进程还在进一步加速。

高速的城市化进程,对改变整个经济结构、创造市场、提高生产力、促进基础设施建设起到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必然带来一系列的社会思考:(1)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他们的就业问题能否有保障;(2)所谓的“农民工”等外来人口,他们承担着和当地人一样的纳税义务,他们能否享受到与当地人平等的城市居民待遇;(3)外来人口子女的教育,能否得到妥当安排;(4)面对昂贵的住房价格,外来人口的住房需求能否得到保障等。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城市化进程不易过快,而是要把城市化进程调控在合理的进程中。

4、推进市场化改革。秦晓认为,政府过多的干预市场,必然会破坏价格机制,破坏资源配置,也容易造成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因此,中国迫切需要推进市场化改革,以确保中国经济健康、良性、有序地发展。首先,要推进市场化改革,就务必要确保市场运行的前提,即确保公民的私有财产的权利;其次,要推进市场化改革,就要充分发挥市场的自主作用,让社会资源按经济规律进行配置,培育并鼓励企业成为投资和经营的真正主体,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打破垄断,加强竞争,扩大就业,促进中国经济良性发展;最后,要推进市场化改革。在税收方面,要有合理的财政预算,确保财政支出的透明化,让纳税人了解税收支出的去向以及创造了什么样的价值。因此,推进公共财政“资产负债表”改革尤为必要。

面临国际日益复杂多变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国在寻求经济可持续性增长过程中,能否再次精准地提出具有高瞻远瞩的宏观调整政策,这是对中国政府提出的严峻考验。可见,中国的宏观调控之路任重道远。

(作者单位:新疆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后危机时代的中国宏观调控.经济研究,2010.11.

[2]樊纲.中国经济需要下一个30年高增长―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与展望.新华文摘,2009.

宏观政策分析篇5

【关键词】房地产;宏观调控;影响因素

一、近年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及其目的

1.1998年~2002年(平稳发展期)――“促进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这一时期国家对房地产业调控的目标重点在于:大力促进房地产业的发展,满足城市化需求,推动宏观经济的发展。主要政策涉及三个方面:(1)实行住房市场化改革,提高房地产投资收益,吸引社会资金进入房地产业,加快房地产稳定发展;(2)通过金融体系(商业信贷和住房公积金)为购房者和投资者提供融资,通过增强居民购房能力和企业开发能力,促进房地产业发展;(3)通过税收制度提高居民购房和银行发放贷款的积极性。

2.2003年~2006年4月(快速发展期)――“调控供需、抑制房价”。基于这一阶段房地产投资过热和房价上涨过快的现象,国家开始出台一系列调整政策,通过调控供给总量以及需求总量,从而抑制过热的投资和房价的过快上涨。具体来说,2005年2月之前着重从土地着手调控住房供给总量:(1)整顿清理土地市场,控制土地供给总量;(2)土地实行招拍挂,提高项目自有资本金要求。从2005年3月开始,为抑制房价过快增长,政府开始着手通过金融税收手段调控住房需求总量:(1)提高首付款比例和贷款利率;(2)提高住房交易税;(3)打击“炒房”。

3.2006年5月~2007年9月(调控期)――“调控住房结构、稳定房价”。之前通过调节供需并没有抑制住房价的过快增长,反而助涨了房价,国家改变了调控思路,着重通过调节住宅结构来抑制房价,以中小户型降低套价,以保障性住房缓解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

4.2007年10月~2008年10月(全面调整期)――“稳定、保障、发展”。自2007年四季度以来,在国际金融危机不断蔓延、国内宏观经济增速下滑的背景下,中国房地产市场逐步由2007年的过热转向理性回归,市场呈现出全面调整的态势。中央与地方政府积极出台各种措施拉动消费信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逐步放松,“购房入户”、“放松二套房信贷政策”、“鼓励开发企业降价促销”等关键性政策先后出台,市场下行态势得到初步遏制。这一阶段房地产调控目标重点在于:大力建设住房保障体系,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5.2008年11月至2009年10月(复苏期)――紧缩政策松动,刺激市场复苏。2008年8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跌入谷底(同比下降35.7%);8月以来房价指数一直环比下降,12月跌至谷底(-0.7%)。9月,受雷曼兄弟倒闭、金融危机影响进一步扩大的影响。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刺激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房地产业也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手段。2008年下半年尤其是四季度以后,金融政策转向“积极”,多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五次降息。10月27日,央行决定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的下限扩大为贷款利率的0.7倍;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20%。12月30日,国税总局、财政部规定:个人将购买超过2年(含2年)的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营业税。

6.2009年11月至今(抑制期)――防范泡沫扩大,遏制房价过快上涨。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回升,近期部分城市出现了房价上涨过快等问题,各相关部门纷纷出台政策进一步加强和改善房地产市场调控,稳定市场预期。2009年12月1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表示“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拉开了“抑制性政策”大幕。2010年1月10日,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不得低于40%。增加保障性住房和普通商品住房有效供给,合理引导住房消费,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需求,加强风险防范和市场监管,加快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落实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责任五大方面共11条措施,简称“国十一条”。

二、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1.中央和地方政府因素。地方政府之所以对国家宏观调控执行不力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二者之间管理目标的差异。首先是土地,土地所有权控制在地方政府手中,由土地产生的收益大部分归地方所有,廉租房建设和经济适用房建设对土地出让涉及有限,如果地方政府从严控制土地供应结构,无异于断掉地方政府的“粮源”。如果地方政府从严控制房地产投资速度,就会减少对土地的需求,从而减少政府从土地出让中获得的收益。其次是税收,房地产业的高速发展,不仅会带来土地收益的直接增加,还会带来地方税收的增加。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都属于地方税收,由地方财政所掌握,这也强化了地方政府对房地产业高速发展的愿望。地方政府执行不力,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托市的作用,纵容房地产价格节节上涨,急于将房地产业培养成支柱产业,保护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对于房地产业的管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2.金融机构因素。在中国房地产金融体系中,为降低住房消费贷款中消费者违约风险,将房地产开发贷款和消费者住房消费贷款绑定在一个银行,当消费者出现违约情况时,开发商将付有一定的连带责任。在银行与房地产开发商的博弈中,由于银行之间处于一种充分竞争状态,区域房地产商却是寡头,这样使得开发商处于明显的强势。由于房地产开发贷款和房地产消费贷款的绑定,使得银行为获得信贷业务,不得不在房地产开发贷款方面作出让步,否则就会面临既失去开发贷款又失去消费贷款的可能。房地产具有固定性和价值量大的特性,被公认是优良的抵押物。但是在我国,银行却没有把抵押的房地产处置的权利,一旦出现住房消费贷款的违约,银行很难得到有效的补偿。为降低风险,银行只有转嫁一部分给房地产开发商,形成了房地产开发商“绑定住房消费贷款以胁银行”的局面。虽然央行多次上调房贷利率,建设部也上调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希望以此抑制房地产消费,从而抑制房地产投资,但并没有改变房地产与开发商谈判的地位,从而影响房地产宏观调控预期目标的实现。

3.开发商因素。房地产业由于其商品自身的特点和市场的不完善等因素,形成了明显的生产者市场,是阻碍宏观调控实施的关键性因素。由于房地产具有固定性、区域性、开发周期长和价值量大等特点,使得不同区域的房地产商品无法在短期内根据自身市场供求状况进行流动,难以形成统一的市场竞争价格。同一区域的开发商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会规避竞争,通过屯地等方式圈定各自的“势力范围”。由于房地产开发所需时间长、资金量大,土地又稀缺有限,使得潜在威胁者难以进入。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区域内就只会存在少量而有竞争力的开发商,形成区域寡头垄断的局面,使得定价权就几乎完全落到了开发商手中,取得了定价权和控制权之后,由于国家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引发的开发商成本的增加,便可以轻而易举的通过提高房价的形式摊到消费者身上,而不是通过减少利润来维持生产。为规避竞争,在先进入该区域的开发商定价之后,后来的开发商会实施价格跟随战略,影响调控预期目标的实现。

4.消费者因素。一方面加息使得中低收入者的自住需求因贷款成本的提高而受到抑制,还面临着开发企业将资金成本转嫁到房价中的可能;另一方面高收入者投资投机需求将积极入市。一是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低,随着收入的不断增加他们将越来越多的资金用于储蓄和投资;二是由于通胀的压力,使得高收入者宁愿将资金以资产的形式保值增值,将促使其将资金尽可能地转换为房产等资产形式。住房具有居住和投资的双重特征,在现有宏观经济背景下,一些大中城市住房的自住性需求和投资性需求都非常旺盛,调控机制对投资性需求抑制不到位,对改善性需求存在“误伤”,对自住性需求缺乏合理引导,我国传统的住房消费观念是“居者有其产”,导致住房刚性需求巨大。

参考文献

[1]黄志强.如何看待近期政府对房地产价格的宏观调控[J].福建论坛.2005(8)

宏观政策分析篇6

关键词: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宏观政策

引言

为了应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波动问题,维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通过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是一个有效的手段。而宏观调控的作用又受到政策因素的影响,因此,分析影响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政策性因素,并提出对应的策略,对于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具有积极意义。

一、影响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政策性因素

(一)政策透明度

政策透明度是影响宏观调控政策作用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与经济相关的正常信息资料一旦不透明,将导致公众获取相关资料的难度增加,使得公众估计经济发展趋势的难度加大,反应延迟。同时,宏观调控主体通过公开其所采用的经济调控模型来向公众传递所采取的调控机制,使得公众对经济发展趋势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加快了公众对经济政策的反应速度。再者,通过提高国家政策的透明度,及时的公布宏观经济调控、运行判断的相关政策与策略等,使得公众能够更好的预知调控主体的相关政策行动,降低了市场剧烈波动的可能性。一旦调控政策与工作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别时,通过强化两者之间的交流可以有效的缓解这种认识方面的差距,而不断的增加政策的透明度显然是不能完全的消除公众认识与调控主体之间的不一致,但是却有效的降低了两者之间发生激烈冲突的可能。从这个方面来看,提高政策的透明度能够更好的发挥政策方面的作用,便于向公众传递相关的政策信息,使得经济调控的宏观政策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可,引导公众形成一个合理的经济政策预期。

(二)政策时滞

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状况及运行的整体态势发生变化及至整个调控主体完成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同时直到所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对相应的控制目标产生对应的效应时,一般存在着对应的时间间隔,这就是所谓的时滞,也称作宏观调控过程中的时间滞后。而这个时滞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效果以及调控目标的实现程度具有直接的影响。当调控时滞越长时,所产生的调控效应将会越慢,效果也会越差,达到的最终调控目标也将越低;反之,当调控时滞越短时,所达到的整体调控效果将会更好,最终实现的调控目标的实现程度也就更高。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调控时滞,导致任何的调控行为以及调控理论政策都将可以与所获得的最终调控效应合并起来实现最终的调控目标。但是,在实际的经济运行过程中,这种调控时滞经常会导致一些调控政策出现失效的问题,有时甚至会加大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矛盾。

(三)多项政策之间的相互协调与配合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是政府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的一个主要方式,尤其是对流通与资源分配领域方面起到了主要作用,是两种常用的宏观调控政策手段,也是现代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核心。两者之间在作用方面虽然有效的克服了流通与分配范畴当中的各种矛盾,在保持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过程中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两者所作用的社会生产环节与领域是不同的,导致单独的利用某一项政策手段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过程中都会出现相关的缺陷,存在着对应的局限性。

基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两个方面的特点与政策存在的差异,因此在会死机的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所采取的调控与操作策略往往只是针对某一个环节的具体情况以及政府具体的宏观调控目标来进行的。而两者之间的合理搭配与相互协调是保证我国宏观经济体制与结构完整的一个有效方式,通过两者的协调来保证供求关系与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使得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

二、提高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的对策

(一)尽量缩短宏观调控的时滞

这首先要求建立一个完善的宏观主体调控信息系统,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情况以及宏观经济政策所产生的作用进行实时监测,提高宏观经济政策实施主体对经济整体运行态势的判断和预测能力;对当前的宏观调控决策体系加以完善、增加调控中主体的决策能力以及调控主体决策的效率,确保调控主体的调控决策果断高效,尽量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正确的宏观经济决策;同时,应该尽量的减少由于宏观调控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冗余程序,提高宏观经济政策执行机构的整体工作效率。

(二)有效增加政策透明度

合理通过说明手段来提高沟通的整体有效性。对于调控主体,应该对调控政策出台的背景以及预期达到的目标进行说明。尤其是在公布相关的预测调控指标过程中,政府应该对产生的可能结果、所应用的理论依据与模型等制定一个详细的公布细则内容。对与实际执行效果与目标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找出其中存在的原因和可能产生的影响。应该对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矛盾现象,调控主体应该分析产生这些矛盾的主要原因,并调控好这些目标之间的偏向。

(三)强化对预期目标的引导

在进行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市场主体必然存在着一个对宏观调控政策以及经济变量适度变化的预期,完全消除这种客观存在的预期行为是不科学的。而需要通过一个合理的途径来对这种预期进行有效引导,使得市场主体所产生的预期与调控主体最终实现的目标尽量相一致。因此,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的过程中,就应该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主。虽然任意的调控政策实施对市场主体所产生的影响,诸如利益得失等问题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只要以社会绝大部分的利益为利益取向进行调控,所实施的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得到广泛的支持。这也就使得宏观调控政策所发挥的作用更加有效。

参考文献:

宏观政策分析篇7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发展方式;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止跌趋稳;论文下载

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比较复杂,正面临着“双重转型”:第一个转型是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与转型;第二个转型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当前,江苏特别是苏南地区正在就此进行重大实践。发展方式的转变对我国当前的发展形势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双重转型:我国经济形势的特点

(一)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与转型

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表现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代表了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方向。2007年我国gdp增长率达到14.2%,所以宏观调控的目标是“双防”———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转向全面通货膨胀。因此,200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确定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基调是“适当的收紧、适当的控制”。

1.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外部需求发生了较大的变化:2003年—2007年我国外贸出口年均增长29.2%,到2008年第四季度,我国外贸出口增长下降4.2%。出口的大幅度下降意味着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外需即出口这辆“马车”的拉动力在大幅缩减。这时,如果继续维持原来的政策取向,就会约束国内的投资增长,再加上对国内的消费特别是对买房的需求采取了控制措施,因此就可能导致内需的增长速度也持续下跌,这样就有可能导致“三驾马车”同时减速,有可能使经济增长受到较大影响。所以,2008年第四季度,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前,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断措施,决定实施“一揽子”计划。

从宏观经济政策来看,“一揽子”计划包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2007年相比,政策发生了方向性的改变,即财政政策由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转为适度宽松。宏观经济政策方向性的重大调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表现最明显的是在2009年:2009年我国外贸出口增长率为-16%,外贸出口总额由2008年的约14300亿美元减少到12016亿美元,净减少2000多亿美元,按照2009年的汇率计算,相当于1.5万亿左右的人民币出口订单损失。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测算,该变化对2009年gdp增长率的影响是-3.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其他的政策调整,我国2009年的gdp增长率会由2008年的9.6%下降到6%,甚至更低。因为我国原来的经济政策是控制内需的增长速度,在外需大幅下降的时候,如果内需受政策影响也下降,那2009年的增长就有可能会降低到6%以下,这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非常严重。

2.我国经济增速下降所面临的潜在危机

我国经济一直强调不要过分追求高增长。实际上,从2002年到目前,我国的增长率从未低于9%:2002年是9.1%,2003年达到10%,之后10%以上的增长率一直保持到2007年,2008年下降到9.6%,2009年是9.2%,2010年是10.4%,2011年是9.3%,10年内从未下降到9%以下。与高增长相伴随的,是我国企业的速度型效益,即企业利润和销售规模紧密相关,销售规模扩大促进利润增长,反之,企业就可能会出现亏损。我国企业的销售利润率较低,工业企业的销售利润率在今年7月份仅有5.36%。原因之一是技术创新较少,主要通过产品的低价竞争实现微利,由技术创新带来的利润增值很少。原因之二是企业的固定费用比较高,包括退休人员的工资、设备的折旧、医疗费等,特别是国有企业在岗人员的工资待遇,不易随生产和销售水平变化波动。这些开支都是固定的,与销售额的变化没有关系,当企业因为市场订单减少,销售额减少而固定成本不变的时候,企业就会发生亏损。因此,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过多,市场需求明显减少,企业拿到的订单明显减少,由此导致开工率下降,很多企业就会进入亏损状态,导致诸多矛盾和问题。

首先是就业问题。最近常见的是“招工难”、“招工贵”,表面上看就业压力已成为过去,实际上企业在保持员工队伍稳定方面也发生了由量到质的转变。如果企业发生亏损并不断继续的时候,企业一般不愿意把过去的盈利不断补充进来,很多企业会及时撤股。当企业有微利的时候,往往选择维持生产,保持稳定的职工队伍,因为如果辞退关键岗位上的职工,再招聘新员工进行培养并不容易。当企业面临短期的困难,未来有希望时,也会稳定职工队伍。但是,如果企业认为未来前景更差,目前又有亏损压力的时候,就有可能选择退出。一旦退出,裁员量就会增多,失业的问题会很快发生。

据统计,2012年6月份我国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农民工有1.66亿人,我国每年应届大学毕业生600多万,所有这些人都需要就业。如果很多企业不能吸收职工,还大量辞退职工,此时就业就有较大的压力,可能对基础民生带来很大的冲击。在1.6亿多农民工中,58%是“80后”,和第一代农民工不一样的是,他们对农业不太熟悉,很难像第一代农民工可以很自然地返回农村。但“80后”、“90后”农民工对城市工作生活有较强的依赖性,如果他们长时间在城市找不到工作,基本生存就面临危机。这些问题不解决,社会稳定会受到冲击。出于谋生的需要,各种边缘化的社会组织有可能泛滥,对社会稳定的威胁非常大。

就业是民生之本。作为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我们始终要把就业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加以重视。因此,对于“一揽子”计划,尽管有人认为是反应过度,笔者则认为非常必要。如果经济增长下降到6%以下,后果将很严重。

其次是金融风险。当亏损企业大量增加的时候,金融风险会陡然扩大。几乎每个企业都有贷款,离不开银行的支持。当生产经营正常的时候,可以按时还款付息,但当企业亏损时,销售收入、资金流量大幅度减少,往往不能正常按时还款付息,这些贷款就会成为不良贷款。如果大量企业亏损,银行将面临很大的金融风险,当贷款不能归还时,存款的支付就面临着危机。银行的高利润包含着风险抵押金,银行和一般生产企业的利润性质是有区别的,银行一旦出现资不抵债,需要拿资本金、利润来弥补存款户的损失。当企业亏损面扩张很快的时候,这种金融风险是银行所不能承受的。

 

再次是财政困难。我国财政是速度型的财政,财政收入的增长和当年gdp的增长紧密相关。我国以间接税为主,针对所得和财产征收的直接税占比很低。财政收入增长主要依赖于名义gdp的增速。通过对近几年数据计算得知,gdp增长率变化1%,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变化4.6%;gdp增长率变化4个百分点,财政收入增速可能变化近20个百分点。因此,当经济增长率下降过多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会大幅下降。但是,经济不景气时,财政支出刚性往往比较大,因为此时对下岗失业人员、困难家庭、低收入人群的救助会增加,保障基本民生等方面的开支会增加。因此,财政的收支矛盾会陡然加剧。当增长率下降过多时,对于就业、金融风险、财政收入的影响非常大。

3.“一揽子”计划对保持民生和经济稳定的积极贡献

推出“一揽子”计划并不是反应过激。如果没有“一揽子”计划,在2009年就会出现深度的调整,对转型升级未必有益。有观点认为,要形成倒逼机制,只有危机才能推动升级,淘汰低水平企业。但当大多数企业都无法自保、难以维持正常经营的时候,搞技术改造升级、提升创新能力是不可能的。所以,危机不一定非常有利于转型。

“一揽子”计划的效果,最主要表现在内需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内需对gdp增长的贡献明显提高。2008年,内需对gdp增长率的贡献是9.1个百分点,2009年提高到12.8个百分点,因此,尽管2009年外需向下拉动了3.6个百分点,但gdp增长率仍然达到了9.2%。内需增长的加快首先靠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2009年政府的投资比上年度增长42.2%,占到全部投资的28%。从统计上看,主要有三个部分:电力热力投资、道路交通仓储邮电业投资、水利和城市公共设施管理投资,市政投资属于第三部分。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30.1%,去掉价格因素,投资的实际增长比上年多了10个百分点以上,使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大幅度提高。当然,还有另外一些措施,比如减税鼓励企业投资、居民消费等。增值税的改革是从2009年1月1日开始执行的,改革的重点是从生产型转向消费型,最重要的变化是企业的设备改造投资可以抵扣纳税基数,这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减税措施,而且鼓励企业进行设备投资,对投资的增长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汽车需求方面,对于1.6升和小于1.6升排量的车,购置税由11%调整到5.5%,刺激了汽车的消费;在楼市中,减免二手房交易的契税……通过减税促进企业投资获利,促进居民家庭消费增长,拉动内需。

内需的贡献明显提高,有效地抵消外需大幅下降的影响,缓解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使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基本态势。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仅比2008年降低0.4个百分点,从9.6%下降到9.2%。反观美国和欧盟,gdp增长率分别为-3.1%和-4.4%,失业率达到9%以上,较正常年份提高了一倍左右。但在国内居民看来,生产和生活都没有明显感觉到危机的发生,从这个角度看,“一揽子”计划对保持民生和经济的稳定,作出了非常积极的贡献。

4.扩张型宏观经济的代价

对宏观经济转型来说,“一揽子”计划只是一个起点,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因为这种扩张型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有代价的。财政政策的代价,就是政府债务风险迅速扩大。所谓政府的债务风险,就是常说的国债,包括地方政府的债务,都是由政府作为主体来归还。如果这些债务迅速扩大,将加重未来政府所承担的还债压力,有可能导致未来政府在债务方面的重大风险,目前的欧债危机就是这样———欧洲国家的高福利导致财政支出规模过大。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欧洲经济下滑,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但福利的刚性很强,收支缺口迅速拉大,只能通过发债来维持,但是债务规模太大会导致到期债务还本付息规模不断扩大,加上支出的刚性,使得政府不断扩大发债规模。由于这些国家经济状况很差,财政增收困难,而支出刚性强。因此,对这些国家主权债务的评级持续下调,主权债发行困难日益加大。这必然导致到期债务还本付息困难,导致政府破产危机。

目前,欧债危机靠欧盟建立的补贴制度来缓解,但是“输血”难以持续,因为欧洲自身的造血机制尚有问题,如果不改革高福利制度,恢复其内部的经济增长能力,欧债危机无法彻底解决。所以,我国一定要避免陷入这样的困难状况当中。我国的财政赤字是发行国债的主要原因。2008年,我国财政赤字是1000亿元,2009年增加到9500亿元,2010年进一步扩大到10500亿元。财政赤字的迅速扩大,必然导致国债发行量迅速扩大,进而导致国债余额迅速扩大,政府未来的偿债风险迅速扩大。

财政赤字的扩大首先和政府开支的扩大相关。2008年中央财政安排的投资性资金是1000亿,2009年增长到5900亿,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开支的增加。其次是减税,2009年各项减税措施大约减少财政的税收5000亿元,因此赤字规模和发债规模必然扩大。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的债务,地方政府通过抵押从银行取得大量资金搞项目建设。据国家审计署调查,到2010年,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是10.7万亿元,而国债余额大概是7万亿元,总量大概为18万亿元,占到名义gdp的比重已经接近40%。

如果连年坚持扩张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政府的债务风险将迅速扩大,这条路是不可持续的。所以从2010年开始,国家采取措施,及时地扭转由政府投资导致政府债务规模扩大的趋势。2010年3月,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2010年安排的财政性投资重点保证在建项目,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实际叫停了政府投资增量。随着政策的调整,2010年政府投资增长率由42.2%下降到19.7%,2011年进一步下降到2.46%,我国政府投资经历了一个由扩张到退出的调整,目的就是防止政府债务风险迅速扩大,从而有效地控制了政府债务风险的发展。我国的财政赤字在2011年减少到9000亿元,按照预算安排今年为8000亿元。地方政府的债务平台受到了严格的检查,地方政府的债务基本稳定。伴随着政府投资的削减,政府债务风险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另一方面,随着政府投资的削减,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不断下降,由政府投资形成的订单不断减少,相关企业的开工率不断下降。因此,这是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风险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由于货币原因导致的价格上涨。货币供给量的三个指标是m0、m1、m2。粗略地讲,m0指的是流通当中的现金,m1是在m0的基础上加上活期存款,m2是在m1的基础上加上定期存款。这三个指标所刻画的货币供给量的内容就是现金加存款。事实上,现金和存款增加以后,往往会扩大需求。需求比较大就可能导致价格过快上涨,人们有愿望去买的所有商品的价格都有可能过快上涨,如房价、贵金属价格等等,原因就是货币供给量太多,人们的购买能力太强。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首先表现为贷款的大量增长。2009年新增贷款9.59万亿元,超过当年的财政收入总量。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力地配合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个项目建设的快速推进。但贷款大量增加之后,导致货币供给量大量增加,因为贷款可以很快地转变为存款和现金。

我国广义货币供给量在2008年底约为48万亿,到2009年底增长为61万多亿元。货币供给量有自我膨胀的特点,自我膨胀就是存款向贷款的转变。银行存款数量变大之后,必须要把存款变成贷款,否则银行就会因为支付大量利息而亏损,这是由商业银行的自身利益所决定的。而贷款加快增长之后,又会扩张存款,存款和贷款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相互的推动。当货币政策调整之后,资金的运动速度加快,即资金流动性过剩,从而使整个货币供给量存量加速扩大。所以说持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货膨胀的风险将非常严重,货币供给量迅速扩张,多方面的价格快速上涨。从日常生活方面来看,人民币的购买力会快速下降,货币贬值,人民的心态越来越不稳定。从企业来看,生产环境的不稳定会使经营者把最主要的精力放到倒买倒卖上,而不再专注于生产。

5.我国对货币政策乃至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

从2010年开始,我国对货币政策进行了调整。中国人民银行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5次加息,对贷款的增量实行额度管理。我国存款准备金率在1999年为6%,2011年上半年几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已经达到21.5%,从而有效控制了贷款的过快发放。提高利息可以使资金的价格变高,从而约束对资金的需求和贷款的过快增长。此外,还采取了贷款增量的额度管理,有效控制了贷款的集中投放。商业银行倾向于把应该发的贷款尽可能早地发放出去,这对其经济核算至关重要。如果没有相关的措施,商业银行可能在上半年就把一年要发放的贷款全部发放出去,导致贷款的集中投放,由此引发下一轮存款的集中扩展。进行额度管理之后,使得贷款的集中投放得到了有效控制。在多项货币政策作用下,我国广义货币供给量的余额,2009年12月底,同比增长27%;2010年12月底,同比增长下降到19.7%;到2011年12月底,同比增长下降到13.6%。所以,2011年下半年,企业普遍感觉到贷款难,这正是因为贷款的闸门被关闭,货币政策的效果明显显现。货币政策调控从源头上控制了物价的过快上涨,控制了通货膨胀的发展。但是,这一政策对整个市场的需求产生了不断的收紧作用,导致企业的采购订单由于资金的约束而减少。所以,它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向下的拉动作用。

回顾我国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表明我国当前经济形势的复杂局面实际上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有紧密的联系。下图是2009年至今经济增长率的总势

2009年第一季度,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只有6.5%。如果没有其他的相关措施,经济增长率将继续下滑。推出“一揽子”计划后效果明显,第二季度上升到8.1%,第三季度为8.9%,第四季度为10.7%。这个v型翻转在2009年是非常鲜明的,表明“一揽子”计划在抵御国际经济危机冲击方面效果显著。但是,随着经济政策的同步退出,从2010年开始,经济增长率开始向下发展,由第一季度的11.9%,降到第二季度的10.5%和第三季度的9.6%,第四季度略回升至9.8%。这个趋势没有得到维持,到2011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为9.7%,第二季度为9.5%,第三季度为9.2%,第四季度为8.9%。今年第一季度为8.1%,第二季度是7.6%。尽管随着政策的调整,我国经济经历了先向上再向下的变化,但政策的调整确实有其必要性。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是稳增长,通过针对性、适应性的预调、微调,努力寻求一个恰当的平衡点。政策措施更加注重稳定需求增长、稳定经济增长。

(二)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2002年以来,我国经济政策重点是控制经济过热。比如,2009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带有鲜明的扩张特点,但经济却没有出现持续过热的表现。通过研究发现: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潜在增长率已经由过去的10%左右降低到7%~8%。如果强行通过政策的刺激提高到10%,代价是巨大的,诸如政府的债务风险,通货膨胀的风险等将会迅速扩大,因此这种高增长是难以持续的。所以,要深刻地认识到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一个重要的转型期,潜在经济增长率阶段性下降了,这一时期的核心任务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1995年中共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已经明确地提出了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党的十七大把这个概念进一步拓宽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指gdp的总量在年度之间的变化,而经济发展指的是在中长期的时段内,经济总量包括经济结构的变化,如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就业结构(包括地区结构、城乡结构等),所以,经济发展的概念比经济增长概念内涵更丰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任务更复杂。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一直没有明显的进展,原因何在?笔者认为最主要的是决定经济发展方式的条件没有改变。粗放的以数量扩张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是由两个条件决定的:第一是供不应求的市场,第二是要素的低价格,或者说是低成本。当市场供不应求的时候,企业的发展必然是低水平的数量扩展,扩张的速度很快,质量却不高。当要素成本很低的时候,经营者对要素的投入就不会很在意,这就是粗放的“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发展模式。当资源价格和污染排放收费很低时,就可以维持“三高一低”的发展模式。当供不应求的市场和要素的低成本这两个条件不变的时候,粗放的以数量扩张为主的发展方式是不会转变的。

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以后,外贸出口条件明显改善。美国金融创新导致新一轮的繁荣,使我国外贸出口面临供不应求的外部市场环境。我国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走出国门,如箱包玩具、服装、家用电器等,在国际市场上开始大显身手。贸易壁垒打开之后,订单大量增加,2003年到2007年我国外贸出口年均增长率接近30%。因此,当时我国的企业在数量上进行扩张,不太追求质量和品牌竞争力的发展。

2002年之后,随着消费结构的升级,我国人民改善生活的重点由吃穿用转向住和行,国内的汽车市场、房地产市场由无到有,迅速扩张。汽车企业和房地产企业也出现了低水平的数量扩张。我国建设发展速度很快,但是内在的质量不高,可保持的时间不长,却耗费了大量的劳动力和资源,产生了大量的污染。我国低水平扩张的原因就是需求太旺盛,供不应求,巨大的市场利润吸引着企业先把产品制造出来,无需注重追求质量。消费结构的升级,实际上还给投资的高增长带来了机会。消费结构升级带来的工业结构的转型,由轻工业向重工业转移带来投资的高增长。2002年到2008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6%,给重化工原材料和装备制造业带来了迅速扩大的市场需求。

此外是生产要素成本很低。我国劳动工资的水平,土地、水资源的价格,矿产资源、原材料的价格,污染排放的收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保持着很低的水平。这些条件决定了粗放、数量扩张为主的发展方式得以持续。

但是从最近几年的变化来看,这一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2008年到2010年,我国外贸出口年均增长率只有9.9%,2012年1月至7月下降为7.8%,出口接近30%的高增长年代已经结束了,未来也不会再出现。发达国家由于国内经济状况恶化,订单在减少;劳动力更加便宜的印度、东南亚等国家在发展,我国外贸出口企业面对的不再是一个供不应求的市场,而是一个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市场。因此,外贸出口企业低水平数量扩张的道路是走不下去的。我们国内的汽车和住房市场,经过将近十年的快速扩展,现在也开始转入相对成熟稳定的发展时期。随着汽车市场保有量的增加,用车条件、用车成本的变化,对于汽车企业来说,现在的任务是生产性价比更好的产品,否则就有可能被淘汰。在房地产市场,国家正在积极制定政策,并通过制度建设,例如开征房产税等,增加住房的占有成本,开征房产利润税,遏制投机性投资性的买房需求,使我国的房地产市场转入需求增长比较稳定的状态。未来房地产企业的竞争压力会越来越大。随着我国产能过剩的普遍发展,基于产能扩张的投资高增长已经结束了。在政府投资撤出之后,投资增长下台阶的结果会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总体说来,支持企业低水平数量扩张的供不应求的市场环境已经发生了全面的改变。企业必须转型,过去那种依靠订单的增加维持薄利多销的局面已经难以为继了,必须要从品牌的打造、售后服务的优化、成本管理能力的提高和研发能力的提升上来寻找新的发展出路。我国低成本的优势在最近几年改变得很快,无法支撑“三高一低”的粗放型发展模式。所以,过去那种通过价格竞争打开市场的模式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企业必须尽快适应这种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加剧的新的发展环境,这是一个深刻的变化。这种变革必然会对企业的发展能力、扩张能力带来一定的影响,使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在这一艰难的、充满风险的转型过程当中,期望企业还能达到2002年之后那么强的扩张能力是不现实的,也很难再设想通过政策的刺激让企业重新具备这种能力,因为类似的发展环境无法通过政策而改变。所以说,我国经济的“双重转型”,决定了我国经济形势的复杂特点。

二、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的新特点

在复杂的形势下,我国经济正在出现一系列积极的变化。

(一)开始出现止跌趋稳的迹象

尽管今年7月份工业增长率比6月份又下降了0.3%,第二季度我国经济增长率为7.6%,第二季度的工业增长率是9.8%。但是,7月份工业增长率是9.2%,比6月份下降了0.6%。尽管从生产的角度来看,增速下降的趋势还在发展,但是从需求方面来看,已经有很多积极的变化。今年1月—6月,投资的同比增长率是20.4%,比1月—5月提高了0.3%,7月份,投资增长率继续保持20.4%,说明投资的增长已经从下降转为稳定。当然稳中是否有升,还需要继续观察。

(二)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速度加快

2009年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工程占全国投资的28%,今年这一比例约为22%。政府投资增速恢复较快,今年1月—5月同比增长5.6%,1月—6月同比增长9%,1月—7月同比增长9.9%,政府投资增速处于比较快的恢复状态当中,这与稳增长的政策、项目审批速度加快、加大重大项目建设保障力度等等有直接的关系。

(三)制造业投资增速略有提高

制造业的投资占全国投资比重的36%~37%,今年1月—6月制造业的投资同比增长24.5%,1月—7月同比增长24.9%。制造业的投资增长和企业的转型升级直接相关,说明我国支持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发展和转型升级的政策,比如放宽市场准入、降低税赋、改善融资条件等等措施已经发挥作用。企业的转型升级,伴随着很多的社会投资或是新建公司的活动,国家对民营经济的支持,是进一步落实“非公经济36条”的实施细则,这对于整个制造业投资也有积极的作用。

(四)房地产投资的增速仍在下降

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与房地产的销售状况有密切关系。去年10月份之后,受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影响,我国城市商品房的销售面积同比增速持续下降。今年1月—4月出现了16%~16.7%的负增长。开发商存量房积压比较严重,资金比较困难,使房地产投资出现增速的持续下滑。从历史数据分析看,从房地产的销售改变传导到房地产的投资增长改变,大概需要半年时间。从去年10月份至今,房地产投资放缓的趋势还在延续。但是从房地产销售情况来看,今年5月份已经开始出现好转。这是因为政府的房地产调控对于买房的需求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措施,对自住型需求的政策支持,主要表现在按揭贷款的利率优惠方面,由此对按揭贷款的发放和自主性的买房需求都形成了有力的支持。在这一背景下,今年5月份以后累积了半年左右的刚性需求和改善型需求,开始比较快速地释放,使得城市商业房的销售面积同比增速开始持续回升。据估计,第四季度以后将会结束房地产投资增速的回落态势,所以,从投资的增长来看,这也是一种走稳或者稳中略升的发展趋势。

购房需求的好转,给消费带来了间接的影响。从今年5月开始,家具、家电和建筑装修材料的销售额持续增长加快,到7月份,社会消费零售总额的实际增长率已经达到了12.2%,比6月提高0.1%,6月份的实际增长率比5月份的增长率提高1.1%。随着“稳增长效果”的显现,内需的增长在由弱转稳,或者稳中略升,必然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带来积极的支持。

当前,外部形势比我们估计的更严峻。7月份外贸出口增长只有1%,相比6月份的11.3%大幅回落,8月—9月有可能继续保持这种情况,外部形势对我们稳增长的冲击比预期要大。所以,目前基于对外需变化的考虑,相关的稳增长措施的实施力度在进一步加大。

2009年之后,随着内需的持续扩大,内需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断提高,外需的作用则在持续下降。2008年,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大约为25%,2011年下降到约15%,所以,通过内需增长的稳定,通过“稳增长”政策的预调、微调,整个经济增长“止跌趋稳”的迹象会越来越明显,全年的经济增长率有望保持在7.5%~8%,能够完成我们“稳增长”的目标,使我们国家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由年均增长10%左右平稳下降到7%~8%。这一目标的实现,是我国经济实现转型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我国增长率的适度下降,给企业转型带来了“倒逼”的压力。企业能够真实感受到市场环境的变化和成本条件的变化,有助于加快企业的转型。另外,我们7%~8%的增长可以防止经济增长率过度回落对就业、金融和财政带来过大的压力,将压力保持在我国大体所能承受的水平之上。因此,这一增长目标要坚持下去。

三、未来我国经济政策展望

(一)坚持稳重求进,实现经济平稳转型

围绕“稳增长”目标的实现,更多地要着眼于增长,加快经济转型和改革,基于现实制定相应的制度。

第一,贯彻破产制度。通过破产把低水平的企业和低水平的产业淘汰出局,进一步完善失业再就业的援助制度,抓好基本生存保障线的建设,从而在转型的过程当中保障基本民生,维护社会稳定。

第二,完善市场定价机制,进一步放开市场的准入管理。通过市场竞争把好的企业请进来,淘汰相对较差的企业,只有通过这种优胜劣汰的竞争,企业素质和产业素质才会不断提高,产业结构才能不断优化。

第三,完善政府职能,解决政府越位、缺位和不到位的问题。在当今社会风险大量增加的背景下,政府对经济事务的过多参与,对经济责任的过多承担是难以维持的,因此,政府必须要尽可能地从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中撤离出来。但是,政府在公共事业、公共服务方面的工作必须要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改革是当务之急,是支持经济转型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

面对当今经济形势,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继续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着力加强自主创新和节能减排,着力深化改革开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二)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

未来的政策重点是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

稳增长,就是要坚持扩大内需、稳定外需,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努力克服国内外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及时解决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保持经济平稳运行;控物价,就是要继续采取综合措施,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防止价格走势反弹;调结构,就是要有扶有控,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增强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惠民生,就是要坚持把保障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办成一些让人民群众得实惠的好事实事;抓改革,就是要以更大的决心和气力推进改革开放,着力解决影响经济社会长期健康发展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促和谐,就是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积极有效化解各种矛盾和风险隐患,防止局部性问题演变成全局性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三)加强债务管理和风险防范

要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和风险防范。按照分类管理、区别对待、逐步化解的原则,继续妥善处理存量债务。

宏观政策分析篇8

关键词:扩大内需 总需求和总供给模型 iS-Lm模型

一、政策出台的背景

始于次贷危机的美国金融危机像传染病一样,从2008年9月开始向外传播,并迅速蔓延至日本及欧盟各国家,演变成世界金融危机。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实体经济表现出经济衰退的一些典型症状,如投资率下降、消费不足、失业率上升等。尤其进入2008年第四季度以后,工业生产、出口、财政收入、Cpi和ppi等经济指标显著下滑,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显现。

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中国政府果断出台了经济刺激的方案。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的《扩大内需促进增长十项措施》,这十项措施是:一是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二是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五是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六是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七是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八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九是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1200亿元。十是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初步匡算。实施上述工程建设,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

从2008年9月,金融危机从美国蔓延开来。在11月初中国政府就出台扩大内需、促进增长的财政政策。为什么政策的出台需要如此之快?面对经济的衰退,增加政府购买和减税等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又为什么能拉动国内需求?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两个问题,让我们把目光从政策转向背后的宏观经济学原理,看看通过简洁的经济学模型,我们能否对国家的政策有更清晰的理解。

二、扩大内需政策的宏观经济学原理

我们首先用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来说明金融危机使我国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的表达式为:

GDp=C+i+G+nX

其中,C表示消费,i表示投资,G表示政府购买,nX表示净出口。

现在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内失业率上升、人均收入减少导致消费减少,再加上投资下降等原因,我国GDp的增长率明显减缓。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2008年第一季度、前两季度、前三季度和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2007年同期增长率一直在下降,分别为10.6%、10.4%、9.9%和9.0%。

这说明名义产出pY比预期的在减少,又由于在短期内物价水平p是固定的,这导致名义收入Y的减少,也就是说需求曲线在朝预期需求曲线的左方移动。

根据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当经济出现短期波动时,国家可以出台财政和货币政策,使经济朝着预期的方向发展。在经济学中,把旨在降低短期经济波动严重性的宏观政策行为叫做稳定政策。我们首先利用总供给和总需求模型,来说明国家迅速出台扩大内需的稳定政策的必要性。

(一)总供给和总需求模型

根据货币数量论,我们可以得到向右下方倾斜的总需求曲线aD1;由于在长期中,生产的产出取决于固定的资本和劳动量以及可获得的技术,而不取决于物价水平,因此长期总供给曲线LRaS为一条垂直的直线:在短期中,一些物价是黏性的。我们用一条水平的短期总供给曲线SRaS来代表这种情况。一开始。长期均衡位于总需求与长期总供给曲线的交点a。价格调整实现了均衡,因此,当经济处于长期均衡时,短期总供给曲线必定也在这一点相交。整个模型见图1。

现在,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实体经济衰退,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到aD2,如图1所示。在短期中,物价是黏性的,因此经济从a点移动到B点,产出与就业下降到低于其自然水平。如果政府对经济放任自流,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会对低需求做出反应。工资与物价下降。物价水平的逐渐下降使经济向下沿着新的需求曲线aD2移动到C点,这是新的长期均衡。这说明经济能够自我恢复,但其代价却是经历一个长时间的衰退期。现在。中国政府迅速出台扩大内需的政策,其目的就是要利用增加政府购买和减税刺激居民消费等一系列财政政策拉动总需求,使总需求曲线aD2尽快恢复到原先aD1的水平,避免经历一个较长的经济衰退期。这正如《经济》杂志社在采访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时,李主任所说。“财政政策是一副猛药,这副猛药下去后,它对经济会有一定的拉动作用,但问题在于你这个猛药要快,如果你慢的话,等经济体已经热起来了,已经自己走出低谷的时候,你再起作用的话,劲用反了,就不起作用了。”

(二)iS-Lm模型

我们已经说明了政府出台政策的目的是使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接下来,我们利用构成总需求曲线理论基础的iS-Lm模型,来看看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到底是怎样使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的。

1.财政政策

在本文,我们以增加政府购买为例,减税等其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果讨论类似。

现在,假设政府购买增加了G,那么在凯恩斯交叉图(图2)中,计划支出曲线向上移动G,均衡点从a点移动到B点。由于政府购买对收入有乘数效应,收入从Y1增加到Y2,其中Y2-Y1=G/(1-mpC),mpC为边际消费倾向。

由于在任何给定的利率上,政府购买增加G使收入水平增加G/(1mpC)。因此,正如图3所示,iS曲线向右等量移动,经济的均衡点从C点移动到D点。收入从Y1上升到Y3,而利率从r1。上升到r3。由于利率的上升,企业削减其投资计划,投资的这种减少部分抵消了政府购买增加的扩张效应。因此,在iS-Lm模型中,政府购买增加引起的收入增加Y3-Y2小于凯恩斯交叉图中收入的增加Y2-Y1。

最后,由于iS曲线的移动是针对给定的物价水平而言的,这说明在任意一种既定的物价水平,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Y3-Y1。

2.货币政策

现实中,政府在出台财政政策的同时也出台了扩张性货币政策,使Lm曲线向右移动,导致利率下降。于是,在现实中我们看到利率并不上升反而下降,那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里我们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为例来讨论扩张性货币政策讨论。

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相当于增加了流通中货币的数

量,于是货币的供给m增加。因为在短期物价水平p是固定的,m的增加使实际货币余额m/p增加。根据流动偏好理论,对于任何给定的收入水平,实际货币余额的增加使利率下降。因此,正如图4所示,Lm曲线向下移动,均衡点从a点移动到B点。

由于货币供给m的增加同时提高了产出pY的名义值。对任何一个给定的物价水平p而言,产出Y增加。因此,货币供给的增加同样也使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

三、政策效应的决定因素

上述分析表明,国家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确实能使需求曲线向右移动。现在的问题是,当局在采取政策时,如何把握政策的度?或者说,采取扩张性政策后,iS-Lm曲线会移动到什么位置?直观的分析告诉我们。它取决与iS、Lm曲线的斜率。

如图5,当iS1曲线向右移动到iS2位置时,收入Y1移动到Y2。现在假设Lm曲线是一条更平坦的曲线Lm2,则要使Y1移动到Y2,只需使iS曲线移动到iS3即可。这说明,在Lm曲线更平坦的条件下,只需采用较小的政策力度,就能达到增大同样产出的效果。

对于iS曲线,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即当iS曲线更平坦时,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只需采取比iS更陡时较小的货币政策力度。

四、中国的iS-Lm模型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iS、Lm曲线的斜率决定着政策作用的效果。为了更好地分析当前出台的扩大内需政策的效果,我们需要知道中国的iS、Lm曲线的斜率。

任太增(2000年)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但我国投资对利率的反应没有一般市场经济敏感等原因,使得中国的iS曲线虽然已经具备了市场经济条件下iS曲线的一般特征,即向右下方倾斜,但在目前,它比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iS曲线更陡。在经济萧条时期,由于预防性货币需求的无限膨胀,投机性货币需求在整个货币需求中所占的比例下降,这时Lm曲线的斜率主要由货币的交易需求和预防需求函数决定,是一条相当平坦的曲线。

由于现阶段中国的iS曲线的斜率较大,Lm曲线的斜率较小,由本文第三部分的分析可知,在相同的政策力度的条件下,我国采用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要更有效。因此本文认为,我国当前应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和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与中央的决策是一致的。

五、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在我国当前经济明显下滑的情况下,我们确实要迅速采取扩大内需政策。而且由中国iS、Lm曲线的斜率知道,在当前我们应主要采取财政政策,并辅以相应的货币政策和其他政策。具体来说:

在财政政策方面,可以考虑进一步扩大赤字,增加发行国债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在增加投资总量的同时,更应该关注投资的方向:要进一步增加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事业等“民生”行业投资:此外,要增加农村投资,释放农村消费能力。

宏观政策分析篇9

[关键词]经济危机;宏观调控;市场类型;资源配置;影响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7.04.083

[中图分类号]F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7)04-0-02

0引言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2.8%的新低,分别比2015年和2014年下降了约7个和1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民间投资占社会投资比重出现了10年来的首次下降。民间投资的放缓对长期经济增长来说是一个不利的信号,它反映了市场信心减弱、有效需求不足、经济潜在产出下降、经济活动趋于收缩的现象,也预示着经济下行的压力在未来还将继续增大。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处于后经济危机时代,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或多或少的都与200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有着一定的联系,如民间投资的逐月下降表面原因是实体经济回报率下滑,但是不可否认的一点是行政垄断与行业壁垒和公共部门的挤出效应将一部分民间资本挤出了教育、文化、医疗、养老等或多或少存在国有垄断的产业。2016年上半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达25%,增幅是2015年同期的两倍,为历年来少有。虽然国有部门投资的猛增填补了民间投资下降的缺口,支撑了钢铁、铜和水泥等大宗商品的市场需求,但它却对后者造成了挤出效应。这些都让一些民营企业选择收缩阵地,甚至持币观望。

1经济危机对市场结构类型的影响分析

市场是西方经学研究的基础,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马歇尔的生产四要素通过市场的调节机制追求最优化配置。当然市场按照其不同条件和特征形成了四种类型,不同类型的市场在资源调配的过程中作用和效率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市场具有统一性、开放性、竞争性和有序性4个基本特征。从经济学发展的历史来看,人们对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也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认知过程。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一只看不见的手”将把自由放任的个人经济活动安排得井井有条;新古典的“完美”价格机制论,在引入边际概念和数学论证的基础上,建立了一般均衡;凯恩斯提出市场会失灵,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进行修正的方法;同样面对市场失灵的问题,科斯的产权明确论,认为可以通过明确相关产权利用市场来解决外部性效用问题。

经济学中将市场分为四种类型,即完全竞争市场、完全垄断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和寡头市场。在经济危机的发生过程中,由于在市场环境、所有制结构、企业自身特点等方面的差别,经济危机发生本身会对市场结构类型产生一定的影响。

首先,从市场中厂商数目的角度来看,在经济危机发生前后,市场中的厂商数目发生一定的变化。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对比显示,2008年我国境内私营个体企业数是245850家,但是截至2014年我国境内的私营个体企业减少到213789家,减少了13.04%;同时期,我国境内国有企业的个数也从2008年的21313家,减少到2014年的18808家,减少了11.75%。由此可见,由于2008年经济危机的影响,我国境内企业总量在减少,无论是众多私营个体企业还是国有控股企业,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市场中厂商数目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市场的竞争性带来一定的弱化。

其次,从价格的控制程度上看,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资产规模是188811.37亿元,而同期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数量为21313家,每家平均资产规模为8.8589亿元,而2014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数量减少为18808家,但资产规模为371308.84亿元,每家平均资产规模为19.742亿元。2008年个体私人企业的资产规模是75875.79亿元,而同期个体私人企业数量为245850家,平均每家的资产规模为0.3086亿元,然而2014年个体私人企业的数量减少到213789家,但是资产规模为213114.42亿元,平均每家的资产规模为0.9968亿元。从平均单个企业的资产规模对比分析可以看到,经济危机以前平均单个国有企业与私企的资产规模比为28.70∶1,但是在经济危机后2014年平均单个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的资产规模比为19.80∶1。但是基于国有企业的产业集中度较高,例如钢铁、煤炭、金融及电力等行业,在加上传统的行政垄断特点,因而国有企业对市场价格的控制度较高。

最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行业进入的难易程度取决于多个因素,例如:规模经济、产品差异、政策法律等。从2008-2014年,市场的上述3个因素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从上述数据可以印证,由于经济危机的发生,导致国企和私企其数量和规模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其中国企的平均资产从2008年的8.8589亿扩大到2014年的19.742亿元,同期的私企也从0.3086亿扩大到0.9968亿元。资产规模的扩张,从一定程度上对规模经济化较强的行业来说增加了新企业进入该行业的难度,从而削弱了市场的竞争性,增加了市场的垄断性因素。此外,由于企业资产规模的扩大,拉大了不同类型企业技术水平的差异,从而导致企业间产品差异化因素增多,从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市场的垄断性因素。

综上所述,在2008-2014年由于经济危机的爆发和持续,使市场中的竞争性因素减小,而垄断性因素得到了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市场的类型属性。市场类型的改变对资源的配置效率带来了更为深层次的影响,使传统经济学的市场竞争性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得到了体现。

2经济危机中政府调控政策对市场类型的影响分析

马歇尔生产四要素论即土地、劳动、资本和企业家才能,在当前我国的要素市场中其中有三种要素并非完全通过市场进行调节。土地等资源由国家所有并进行调控;利率在央行指导利率的基础上进行有限的浮动。劳动力的流动与分配受到国家的户籍制度和产业政策的影响和制约。政府对这些生产要素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政府自身宏观调控的力度,避免了单纯市场经济调节自身的盲目性,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合理布局和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而在我国市场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是显著的,在2008-2014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中国家各项宏观调控政策顺利有效的实施,实现发展经济、扩大就业、稳定物价、扩大出口的宏观调控目标。在肯定国家宏观调控积极性一面的同时也要看到经济危机过程中国家经济政策对于我国市场经济体系本身带了的一系列影响。

2.1经济危机过程中经济政策对市场资源配置方式和效率的影响

在当前经济危机条件下,政府为了保证经济的稳定发展,采取了一系列的扩张性政策,但是由政府主导的济增长模式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行政垄断力来推动的,而这种模式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往往不高并且对市场变化的反映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经济危机的发生从根源上是经济运行本身存在着结构性、体制性等一系列问题的集中反映,是市场本身失衡的一种表现状态。然而人为的市场调节可能会一时掩盖了经济危机的症结所在,转而成为一次潜在的规模更大的危机。在当前经济危机条件下,政府为了拉动经济的发展,通过释放更多流动性,希望以此支持实体经济,这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外部经济危机对于我国国内经济的冲击,对经济的发展带来一定的拉动效应,减少了经济周期性的波动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但是这种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实际效果不尽如人意,这种政府主导的投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社会资本配置的效率,改变了资本配置的方式。高度垄断和僵硬的国有金融系统没有有效地对金融资源进行配置――它倾向于把宝贵的贷款注入低效的国有企业而非急需金融支持的更高效率的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创新型民营企业。然而这种配置没有体现市场优胜劣汰的效率竞争法则,没有满足社会需求,最终达到社会生产与需求之间的平衡。不仅如此,在政府对经济危机的刺激过程中,在金融系统对社会资本配置不够合理的基础上,使土地等资源紧张,国有企业凭借自身优势及资本,在对土地、劳动力的生产要素的获取上远远比其他经济成分企业具有优势。因而,在经济寒冬期对其他民间企业通过并购等方式进行资本扩张,进一步挤占了民企原有狭小的生存空间,实现了更为广泛的市场垄断势力,而与此同时本已艰难的民间实业投资一方面市场竞争压力不断增大,同时由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导致在生产过程中成本上升、回报率日益下滑,最终经营困难推出市场。

因而,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在经济危机条件下,政府出于稳定经济发展的目的,通过加大社会投入,从而对原有应该由市场进行配置的社会资源转而更多地通过政府力量进行分配调节。当然这些政策的实施对于当前国家稳定经济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来说有一定积极的作用,但是在政府主观对资源分配过程中,客观上也进一步加剧了市场供需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2.2经济危机过程中宏观经济政策对市场结构的影响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一方面构建了各类完善的市场体系,逐步实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交易;另一方面,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市场多元化的竞争主体,最终实现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但是时至今日,不得不承认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企业所面临的市场,是一个还未发育成熟为统一有序的竞争市场,形成范围不同和程度不同的局部垄断市场。

在经济危机的过程中,政府通过4万亿资金的投放导致原有的市场势力模式发生改变。在这种改变的过程中,市场的竞争性因素在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市场的垄断性因素和行政性因素在增加,最终市场经济的基础性要求即市场的竞争性在弱化。从前述分析可以看到,在经济危机条件下,通过政府的调控政策,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模式发生了变化。国有企业尽管并不具有生产技术和市场资源配置的高效率,但是由于具有特定的地位,因而并不会出现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结果,相反一些多种经济成分的中小型私企,由于整体宏观经济的影响,在加上自身资金实力较薄,因而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会出现破产倒闭潮。

由此可见,由于在经济危机过程中,由于政府宏观投资经济政策的影响,一部分低效率的国有资产并没有在市场竞争的过程中被淘汰,反而是一些中小型的私企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倒闭。这种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会弱化市场经济条件下其对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效果,同时也会使市场垄断势力增强。市场竞争的结果,不是保留下来了具有竞争力、创新力和体现未来发展趋势的行业和企业,反倒通过国家的救助与扶持,导致一批生产能力落后、生产效率低下、社会需求过剩的国有企业被保留下来。使整体市场的竞争性在不断的减弱,取而代之的是具有较强垄断和行政背景的国有企业规模在增大。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过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追求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竞争主体多元化的格局没有完全形成,市场结构发生了变化。

3结语

不可否认从2008年至今,为了应对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政府采用了诸如加大投资、减税等手段拉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世界性经济危机对于我国经济的冲击和影响,对于刺激经济发展,扩大就业,拉动消费都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是也要看到宏观调控手段,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经济危机条件下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对于市场资源的配置方式和市场竞争结构都来了一定的影响。市场经济通过市场价格的变化来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从而达到资源的最优利用。市场的竞争性影响和制约着市场资源的配置效率。综上所述,在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中,政府应更好地将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手段有效结合起来,以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杜传忠.寡头垄断市场结构与经济效率[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2]张宏.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市场结构[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宏观政策分析篇10

关键词:货币政策中央银行沟通宏观经济信息影响

当前我国中央银行已经开始将沟通工作转化为国内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当我国经济环境发展稳定时,公众对货币政策的预期表现为理性,此时沟通工作本身并不能发挥较大的作用。但现实生活中经济环境不可能一直稳定,当实际环境中有一种情况不符合稳定经济环境时,那么中央银行的沟通工作就能发挥其作用。

一、政策报告的解释和沟通

我国在2001年开始在国内相应的货币政策报告,而这种报告目前已经成为了中央银行与市场进行沟通的重要方式。该报告当中涉及的内容较多,包含了摘要、货币概况、货币政策、市场情况、宏观经济调控不情况、市场预测等,其不仅向外界进一步介绍了我国经济当中货币政策的变化情况,而且对当前经济市场中细节的变化也进行了预测。该沟通报告内容开始部分均是对市场的综合评价,之后就是各市场细节的分析和预测。在研究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开始部分中央银行对于货币政策发展倾向的描述,其是中央银行和社会沟通的基点。这一沟通工作主要围绕三个主要变量进行,其一是对真实经济情况进行评价,考虑进而发展中对通货膨胀问题的解决策略;其二是解决通货膨胀的方式;其三是货币政策发展的趋势和内容。为了保证这三类沟通工作能够进行计量运算,中央银行相关机构需要对其进行赋值分析,所赋予的数据必须要能够反映出货币政策当中的风险、经济增长当中的风险。因为在未来发展过程中,风险性越大,货币政策对市场的干预性也就会越强,而群众对于货币政策的预期也会发生改变。而在风险越高的情况下,下一阶段内产生更高风险问题的几率也会相对提升,中央银行为了能使国内货币价值稳定发展,就必须要利用沟通的方式进行政策干预活动。

其中涉及到的沟通指示器的赋值为-2到2,其中赋值在0时说明当前货币政策下的利率情况较为合理;赋值为-1时则提示为轻度通货膨胀情况,应采取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赋值达到-2时则说明应该对利率进行合理的下调;赋值为1时则说明市场具有向通货膨胀的倾向,此时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为偏向增长速度增加的趋势,应该采取具有紧缩性质的货币政策对其进行干预;而当赋值为2时,则说明当前的市场已经处于重度通货膨胀的情况,市场当中的经济活动增长过快。

二、沟通过程中的样本数据和建模

本文主要选择的是2008年到2016年之间货币政策报告数据,其中包含了政府报表和中央银行网站数据。

(一)宏观数据的种类

首先,这一时期我国的市场利率发生了变化,其中银行行业内部的拆借和债券市场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宏观市场,对利率的调节影响较大,并且我国该时期所有银行均采用拆借利率作为市场利率的基础。其次,在对产出缺口进行研究时,主要就是以GDp数据进行计算,实际分析过程中需要以名义GDp和消费者价格指标相除后才能够获得我国的实际GDp量,然后对该数据进行季度调整,采用X-11方式,并选择以Hp过滤的形式对未来发展阶段潜在的GDp数据进行预估,然后利用实际GDp和潜在GDp相减获得产出缺口量,最终将该数据与潜在GDp相除,从而得到产出缺口率。第三,在对通货膨胀率进行计算时,应该利用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变化作为判断通货膨胀情况的基础数据,并对其进行运算。第四,对预产出缺口的计算应该利用公式:[100ωlnCCi/CCi*+1-ωlneCi/eCi*]进行表示,其中CCi表示的是每个季度当中消费者对市场的信心指数;CCi*则表示核算当期消费者平均信心指数;eCi表示的是每个季度当中企业经营者对市场的信心;eCi*则表示当期企业经营者平均信心指数,w表示权重值,本次研究中该数值为0.5。

(二)模型的构建

在对央行沟通、宏观信息等对货币政策影响进行研究时,通常会利用该公式:[i*t=πt+r*+a1πt-π*+a2yt]进行表示,该公式被称为泰勒原则。其中的i*t是银行之间的拆借利率,而通货膨胀发生率则用πt进行表示,市场当中的真实利率用r*表示,而(πt-π*)则表示的是实际市场当中的通货膨胀发生率与预期发生率的差值,yt代表的是当前市场的产出缺口。根据实际计算时需将货币供需量差值计入公式当中,从而得到了变化后的公式:[i*t=πt+r*+a1πt-π*+a2yt+a3mt-m*]。此时央行需要开展沟通的函数可以用公式:[Δi*t=β1ΔSπt+β2ΔSyt+β3ΔSmt+ε]。对所有模型均利用aDF法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均保持在1%,也就是说这一阶段我国的货币政策发展较为平稳,利用央行沟通的方法所起到的作用较低,应该从宏观调控的方向进行引导。

三、结束语

货币政策对国家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作用,其中中央银行沟通、宏观经济信息引导等均能够对货币政策的变化具有影响作用。其中央行沟通的方式在市场发展平稳时对货币政策影响不大,根据对2008年到2015年经济数据的分析显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较为平稳,因此应以宏观调控信息进行引导。

参考文献:

[1]李云峰.中央银行沟通及其对货币政策有效的影响――来自中国的证据[D].中山大学,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