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分类篇1
【关键词】税收优惠；政府补贴；研发活动；高技术服务类企业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到了转型时期，企业能否真正实现自身的技术创新在很大程度影响着企业的未来。而对于技术创新最为重要的就是企业内部研究与开发活动（ResearchandDevelopment，R&D）。企业R&D投入强度（企业R&D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已成为衡量一个企业发展潜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指标。然而，企业R&D投入具有公共性、外溢性、风险性等特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的自主研发动力，仅依靠市场力量无法使企业R&D投入达到最优状态，这就给政府介入企业R&D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一般来说，政府采用财政直接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这两种主要方式来鼓励企业R&D投人。这两种方式各有其优缺点，直接的财政补贴政策较易确定金额，但研究表明，政府的直接财政补贴会对企业自主R&D投人产生替代效应，不利于企业自筹资金，增加R&D投入。而税收优惠政策则更倾向于利用企业和市场的力量，具有普惠性，因而被国际上许多国家采用。
二、文献回顾
财税政策对企业技术研发的激励作用一直以来都是国外理论界研究的焦点。国外学者通过建立相关模型分析财税政策对企业的影响，如Bernstein（1986）使用加拿大1975～1980年27家公司的一组集合的典型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在产品需求价格弹性的实际范围内评估税收激励措施，研究每损失l美元税收收入对企业R&D支出增加影响，发现政府税收收入每减少1美元，会带来多于1美元的企业新增研发投入资本。Bronwyn（1993）的研究肯定税收优惠政策对研发支出有促进作用，并进一步指出，这种促进作用的大小会因各个国家和地区税收政策的不同而存在明显的差异。总的看来，通过研究税收优惠与政府补贴对企业R&D的影响效应，比较两种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国内的学者多从宏观和政策层面展开，以定性分析分析为主，而从微观层面进行的分析并不多见，这使得所提出的政策建议缺乏说服力。而高技术服务类企业技术更新速度快，也是我国服务业企业R&D投入最为集中的领域，因此，本文从这一微观的企业层面出发，运用实证分析法分析我国现行财税政策对企业R&D投入的激励效应，并比较这两种政策工具的有效性，进而为政府制定更为合理的财税政策提供依据。
三、研究假设
假设一：税收优惠与政府补贴对高技术服务类企业R&D投入都有激励作用。假设二：政府税收与企业R&D投入呈负相关性，同时不同税种对高技术服务类企业发展有不同的作用。假设三：企业自身资产规模越大，企业的营收能力越强，财税政策的影响规模效益更大，相应R&D投入也就会越多。
四、实证分析
（一）样本数据选择
根据国家统计年鉴，高技术服务业分类可分为七大类，其中结合高技术服务业的特点，软件类上市公司更具有代表性。因此，本文选取2011年至2013年沪深两市软件服务类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在样本选择中，剔除期间企业R&D投入没有披露、利润总额小于0以及重要解释变量缺失的样本，最终选取了50家从事计算机软件服务公司3年内的150个观察数据。通过这些处理后的数据能够最大化的避免不真实或不详细的数据所带来的影响，进而更好地研究财税政策对高技术服务类企业R&D投入的影响效应。
（二）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高技术服务类企业区别于传统的服务型企业，具有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周期长、高收益等特点，其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文排除其他因素，重点考察财税政策对其研发投入的影响，即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是否对研发投入有激励作用，同时也发现企业规模在财税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中有着重要作用。因此，本文结合已搜集到数据，参考许景婷、张兵（2012）等学者的研究，设计6个变量指标。①企业R&D强度。②流转税税负。③所得税税负。④政府补贴。⑤企业规模。⑥盈利能力。
根据研究假设及对以上变量的界定，为了考察各要素的变化率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程度，我们运用弹性的形式来比较税收激励与政府资助这两种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本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RD=β0+β1ttB+β2itB+β3GoV+β4SiZe+β5Roe+μ
财政政策分类篇2
【关键词】农业财政直接补贴乘数效应
一、引言
补贴作为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同时在宏观和微观主体两个层面上发挥作用。政府作为宏观主体，为了达到其政策目标，利用市场机制中边际成本与边际利益的关系，通过财政补贴对微观主体的利益激励，来调动或者牵引市场力量服从政府的宏观调控，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而这些目标中，有的属于市场失灵领域，有的属于市场有效领域，有的属于市场的组织和建设范畴。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财政农业补贴政策。如2007年，中央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其中有关补贴的政策提到，健全农业支持补贴制度逐步形成目标清晰、受益直接、类型多样、操作简便的农业补贴制度。各地用于种粮农民直接补贴的资金要达到粮食风险基金50%以上。中央财政要加大对产粮大县的奖励力度，增加对财政困难县乡增收节支的补助。2010年，农业补贴的品种范围扩大了，力度加大了，补贴的重点对象更加明确――“新增农业补贴适当向种粮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倾斜”，对补贴款专款专用不得他用的规定也更加严格和明确。纵观我国多年来的财政农业补贴政策，其政策目标多属于农业处于市场失灵领域和增强农业竞争力的组织和建设范畴。
补贴是一种政府或其委托机构所无偿或优惠给予的利益。根据关贸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第十六条补贴以及乌拉圭回合达成的《补贴和反补贴协议》中所提到的补贴定义，机构补贴行为的情况有以下两种：一是政府或非政府机构做出的财政支持，如资金赠予、贷款担保、税收减免等；二是政府或非政府机构做出的价格支持，初级产品的输出给予直接或间接的支持以使该产品出口售价低于同类产品国内销售价格。因此，本文将补贴划分为三种类型：一类财政资助型的补贴；二类价格支持型补贴；三类收入支持型的补贴。其中直接财政资助，如拨款、贷款、投股；资金潜在的直接转移，如债务转移和担保；税收抵免或税式支出；政府提供除一般基础设施外的货物、服务或者政府采购。所以，本文认为财政直接补贴应属于直接财政资助，更加突出补贴的主体――政府直接给予财政支持，而不是委托或指示一个私人机构完成政策目标。
农业补贴就是对农业进行的补贴。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而有关财政农业直接补贴的研究却不多。例如，闵宗陶、魏剑峰在2005年的《粮食财政补贴方式转变的经济学分析》中，就粮食财政间接和直接补贴效应进行对比，但是更多说明粮食间接补贴的缺陷，而对粮食直接补贴分析不深入，其中提到，所谓直接补贴就是对生产者按一定标准进行直接转移支持。郭宏宝在2009年的《中国财政农业补贴：政策效果与机制设计》中，在划分农业补贴时，是按照我国现行财政预算账户中政府补贴支出分类、政府预算支出形式和补贴的作用和wto《农业协议》的相关条款进行分类的，没有突出财政农业直接补贴种类，仅在第二种分类中的预算补贴中提到。
二、相关农业直接补贴政策
2004年，中央在有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应当清醒地看到，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中还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突出的是农民增收困难。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多年增长缓慢，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许多纯农户的收入持续徘徊甚至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要建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2006年，中央在有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近几年，采取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重大政策，取得重大成果。但必须看到，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农业基础设施脆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依然突出，解决好“三农”问题仍然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粮食主产区要将种粮直接补贴的资金规模提高到粮食风险基金的50％以上，增加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
2008年，中央在有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粮食连续四年增产，农业生产全面发展。农业资源环境和市场约束增强，保障农产品供求平衡难度加大，要求加速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农产品贸易竞争加剧，促进优势农产品出口和适时适度调控进口难度加大，要求加快提升农业竞争力。农业比较效益下降，保持粮食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要求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继续加大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力度，增加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扩大良种补贴范围，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种类，提高补贴标准，将农机具购置补贴覆盖到所有农业县。
2009年，农业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有：把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围绕稳粮、增收、强基础、重民生，进一步强化惠农政策,增强科技支撑，加大投入力度，优化产业结构，推进改革创新，千方百计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继续提供有力保障。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增加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加大良种补贴力度，提高补贴标准，扩大油菜和大豆良种补贴范围。大规模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补贴范围覆盖全国所有农牧业县（场），带动农机普及应用和农机工业发展。加大农资综合补贴力度，完善补贴动态调整机制，加强农业生产成本收益监测，根据农资价格上涨幅度和农作物实际播种面积，及时增加补贴。按照目标清晰、简便高效、有利于鼓励粮食生产的要求，完善农业补贴办法。根据新增农业补贴的实际情况，逐步加大对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种粮补贴力度。
三、有关经济模型的选择与分析
1、名义保护率（nRp）
nRp由BelaBalassa于1965年提出，是一种应用广泛、简单适用的补贴测定方法，它利用农产品国内市场价格与世界市场价格之间差额的百分比来反映一国政府利用各种措施对农业进行补贴的程度。其测定模型是：
上述计算公式中，pD表示国内市场价格，pw表示国际市场价格。如果nRp为正，则表明一国的农业政策为正保护政策，且nRp的绝对值越大，保护的力度越强；如果nRp为负，则表明一国的农业保护政策为负保护政策，且nRp的绝对值越大，负保护的程度越强。
2、财政转移支付的收入乘数效应
财政农业直接补贴是财政转移支付的一种表现，因而能用财政转移支付的收入乘数效应来衡量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财政转移支付乘数是指收入变动与引起这种变动的财政转移支付变动的比率，即财政转移支付的变动会引起收入乘数倍的变化。具体计算方法是：
K表示财政转移支付乘数，tr表示一定时期内财政转移支付的变化量，y表示一定时期内收入的变化量。因此，如果用tr表示一定时期内财政农业直接补贴的变化量，y表示一定时期内农业产出的变化量，就能用K表示财政农业直接补贴乘数。用K的数值反映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K的值越大，说明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很大，反之，则说明影响程度较小。
四、数据验证
第一，选择粮食作物中的主要谷物五年的国内市场价格和国际市场价格，借助名义保护率（nRp）测定我国农业直接补贴水平。
由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近几年我国给予农业直接补贴的政策未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水稻的名义保护率2007年前都为正值，而2008年和2009年的数据却都变为负数，说明我国水稻经过财政直接补贴，在国际市场上还不具有竞争力。玉米的名义保护率也都为正值，而且数值在前四年都比水稻的名义保护率的值大，说明我国对玉米的财政直接补贴，已使玉米比水稻在国际市场上更具有竞争优势。水稻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国家对其进行补贴，更多的是出于国家粮食安全储备的目的。从玉米的名义保护率的数值反映，国家对玉米的财政补贴政策不稳，但受当年主要谷物补贴量的影响。小麦的名义保护率的数值基本上是负、正值交替，反映了我国对小麦的财政直接补贴很不稳定，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大力度。2008年和2009年的小麦和水稻的名义保护率的值接近，说明我国对水稻和小麦的补贴今后将采取一致的措施。从表1还可以看出，水稻和小麦作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国内市场价格逐年上涨，这与国内的供给和需求密切相关；国际价格在2009年突转下降，这与人民币和美元汇率有关。因此，用名义保护率的值反映一国政府利用各种措施对农业进行补贴的程度时，会受到上述相关因素的影响。
第二，由于农业是第一产业的主要构成部分，因此借助第一产业的增加值来反映财政对农业的补贴政策对农业造成的影响。下面选择最近五年的第一产业产值和财政支持“三农”的投入额，经过相关计算，借助财政转移支付的乘数效应反映我国支持“三农”的财政政策效果。
由表2的数据Ktr的值都大于1，说明财政支持“三农”的政策已对农业经济起到了拉动作用。从Ktr数值的变化看，每年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效果差异很大，2004年和2007年的Ktr数值明显都比其他年份高，反映财政转移支付对农业经济的拉动需要其他相关方面的大力配合才会发挥应有的作用。另外，从表2的数据可以看到，财政支持“三农”投入增加值高时，第一产业增加值也高，反之相反。一方面说明我国财政支持“三农”政策不稳定，另一面也说明第一产业需要国家财政支持。
五、结论
本文主要是从财政政策角度，分析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的影响和相应的政策效果，借助名义保护率和财政转移支付的乘数效应模型，利用相关数据进行验证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有：一是财政支农政策要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必须保持政策的连续性、持续性和稳定性；二是财政支农政策要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还需要有其他相关方面的大力配合，才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华元渝、陈舒泠编著：农业中国[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
[2]段爱群：论wto中的财政补贴与我国的战略取向[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3]吴方卫、孟令杰、熊诗平：中国农业的增长与效率[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4]郭宏宝：中国农业财政补贴：政策效果与机制设计[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
[5]樊胜根主编：公共支出、经济增长和贫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启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6]高宏业主编：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7]文小才：当前我国财政农业补贴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经济经纬，2007（3）.
财政政策分类篇3
【关键词】农业财政直接补贴乘数效应
一、引言
补贴作为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同时在宏观和微观主体两个层面上发挥作用。政府作为宏观主体，为了达到其政策目标，利用市场机制中边际成本与边际利益的关系，通过财政补贴对微观主体的利益激励，来调动或者牵引市场力量服从政府的宏观调控，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而这些目标中，有的属于市场失灵领域，有的属于市场有效领域，有的属于市场的组织和建设范畴。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财政农业补贴政策。如2007年，中央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其中有关补贴的政策提到，健全农业支持补贴制度逐步形成目标清晰、受益直接、类型多样、操作简便的农业补贴制度。各地用于种粮农民直接补贴的资金要达到粮食风险基金50%以上。中央财政要加大对产粮大县的奖励力度，增加对财政困难县乡增收节支的补助。2010年，农业补贴的品种范围扩大了，力度加大了，补贴的重点对象更加明确——“新增农业补贴适当向种粮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倾斜”，对补贴款专款专用不得他用的规定也更加严格和明确。纵观我国多年来的财政农业补贴政策，其政策目标多属于农业处于市场失灵领域和增强农业竞争力的组织和建设范畴。
补贴是一种政府或其委托机构所无偿或优惠给予的利益。根据关贸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第十六条补贴以及乌拉圭回合达成的《补贴和反补贴协议》中所提到的补贴定义，机构补贴行为的情况有以下两种：一是政府或非政府机构做出的财政支持，如资金赠予、贷款担保、税收减免等；二是政府或非政府机构做出的价格支持，初级产品的输出给予直接或间接的支持以使该产品出口售价低于同类产品国内销售价格。因此，本文将补贴划分为三种类型：一类财政资助型的补贴；二类价格支持型补贴；三类收入支持型的补贴。其中直接财政资助，如拨款、贷款、投股；资金潜在的直接转移，如债务转移和担保；税收抵免或税式支出；政府提供除一般基础设施外的货物、服务或者政府采购。所以，本文认为财政直接补贴应属于直接财政资助，更加突出补贴的主体——政府直接给予财政支持，而不是委托或指示一个私人机构完成政策目标。
农业补贴就是对农业进行的补贴。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而有关财政农业直接补贴的研究却不多。例如，闵宗陶、魏剑峰在2005年的《粮食财政补贴方式转变的经济学分析》中，就粮食财政间接和直接补贴效应进行对比，但是更多说明粮食间接补贴的缺陷，而对粮食直接补贴分析不深入，其中提到，所谓直接补贴就是对生产者按一定标准进行直接转移支持。郭宏宝在2009年的《中国财政农业补贴：政策效果与机制设计》中，在划分农业补贴时，是按照我国现行财政预算账户中政府补贴支出分类、政府预算支出形式和补贴的作用和wto《农业协议》的相关条款进行分类的，没有突出财政农业直接补贴种类，仅在第二种分类中的预算补贴中提到。
二、相关农业直接补贴政策
2004年，中央在有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应当清醒地看到，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中还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突出的是农民增收困难。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多年增长缓慢，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许多纯农户的收入持续徘徊甚至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要建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2006年，中央在有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近几年，采取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重大政策，取得重大成果。但必须看到，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农业基础设施脆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依然突出，解决好“三农”问题仍然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粮食主产区要将种粮直接补贴的资金规模提高到粮食风险基金的50％以上，增加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
2008年，中央在有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粮食连续四年增产，农业生产全面发展。农业资源环境和市场约束增强，保障农产品供求平衡难度加大，要求加速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农产品贸易竞争加剧，促进优势农产品出口和适时适度调控进口难度加大，要求加快提升农业竞争力。农业比较效益下降，保持粮食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要求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继续加大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力度，增加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扩大良种补贴范围，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种类，提高补贴标准，将农机具购置补贴覆盖到所有农业县。
2009年，农业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有：把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围绕稳粮、增收、强基础、重民生，进一步强化惠农政策，增强科技支撑，加大投入力度，优化产业结构，推进改革创新，千方百计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继续提供有力保障。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增加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加大良种补贴力度，提高补贴标准，扩大油菜和大豆良种补贴范围。大规模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补贴范围覆盖全国所有农牧业县（场），带动农机普及应用和农机工业发展。加大农资综合补贴力度，完善补贴动态调整机制，加强农业生产成本收益监测，根据农资价格上涨幅度和农作物实际播种面积，及时增加补贴。按照目标清晰、简便高效、有利于鼓励粮食生产的要求，完善农业补贴办法。根据新增农业补贴的实际情况，逐步加大对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种粮补贴力度。
三、有关经济模型的选择与分析
1、名义保护率（nRp）
nRp由BelaBalassa于1965年提出，是一种应用广泛、简单适用的补贴测定方法，它利用农产品国内市场价格与世界市场价格之间差额的百分比来反映一国政府利用各种措施对农业进行补贴的程度。其测定模型是：
上述计算公式中，pD表示国内市场价格，pw表示国际市场价格。如果nRp为正，则表明一国的农业政策为正保护政策，且nRp的绝对值越大，保护的力度越强；如果nRp为负，则表明一国的农业保护政策为负保护政策，且nRp的绝对值越大，负保护的程度越强。
2、财政转移支付的收入乘数效应
财政农业直接补贴是财政转移支付的一种表现，因而能用财政转移支付的收入乘数效应来衡量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财政转移支付乘数是指收入变动与引起这种变动的财政转移支付变动的比率，即财政转移支付的变动会引起收入乘数倍的变化。具体计算方法是： K表示财政转移支付乘数，tr表示一定时期内财政转移支付的变化量，y表示一定时期内收入的变化量。因此，如果用tr表示一定时期内财政农业直接补贴的变化量，y表示一定时期内农业产出的变化量，就能用K表示财政农业直接补贴乘数。用K的数值反映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K的值越大，说明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很大，反之，则说明影响程度较小。
四、数据验证
第一，选择粮食作物中的主要谷物五年的国内市场价格和国际市场价格，借助名义保护率（nRp）测定我国农业直接补贴水平。
由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近几年我国给予农业直接补贴的政策未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水稻的名义保护率2007年前都为正值，而2008年和2009年的数据却都变为负数，说明我国水稻经过财政直接补贴，在国际市场上还不具有竞争力。玉米的名义保护率也都为正值，而且数值在前四年都比水稻的名义保护率的值大，说明我国对玉米的财政直接补贴，已使玉米比水稻在国际市场上更具有竞争优势。水稻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国家对其进行补贴，更多的是出于国家粮食安全储备的目的。从玉米的名义保护率的数值反映，国家对玉米的财政补贴政策不稳，但受当年主要谷物补贴量的影响。小麦的名义保护率的数值基本上是负、正值交替，反映了我国对小麦的财政直接补贴很不稳定，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大力度。2008年和2009年的小麦和水稻的名义保护率的值接近，说明我国对水稻和小麦的补贴今后将采取一致的措施。从表1还可以看出，水稻和小麦作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国内市场价格逐年上涨，这与国内的供给和需求密切相关；国际价格在2009年突转下降，这与人民币和美元汇率有关。因此，用名义保护率的值反映一国政府利用各种措施对农业进行补贴的程度时，会受到上述相关因素的影响。
第二，由于农业是第一产业的主要构成部分，因此借助第一产业的增加值来反映财政对农业的补贴政策对农业造成的影响。下面选择最近五年的第一产业产值和财政支持“三农”的投入额，经过相关计算，借助财政转移支付的乘数效应反映我国支持“三农”的财政政策效果。
由表2的数据Ktr的值都大于1，说明财政支持“三农”的政策已对农业经济起到了拉动作用。从Ktr数值的变化看，每年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效果差异很大，2004年和2007年的Ktr数值明显都比其他年份高，反映财政转移支付对农业经济的拉动需要其他相关方面的大力配合才会发挥应有的作用。另外，从表2的数据可以看到，财政支持“三农”投入增加值高时，第一产业增加值也高，反之相反。一方面说明我国财政支持“三农”政策不稳定，另一面也说明第一产业需要国家财政支持。
五、结论
本文主要是从财政政策角度，分析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的影响和相应的政策效果，借助名义保护率和财政转移支付的乘数效应模型，利用相关数据进行验证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有：一是财政支农政策要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必须保持政策的连续性、持续性和稳定性；二是财政支农政策要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还需要有其他相关方面的大力配合，才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华元渝、陈舒泠编著：农业中国[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
[2]段爱群：论wto中的财政补贴与我国的战略取向[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3]吴方卫、孟令杰、熊诗平：中国农业的增长与效率[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4]郭宏宝：中国农业财政补贴：政策效果与机制设计[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
[5]樊胜根主编：公共支出、经济增长和贫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启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6]高宏业主编：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财政政策分类篇4
关键词：财政透明度；财政预算；部门预算；预算公开
中图分类号：F81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0)05－0073－05
财政透明度是公共财政的本质特征之一，也是实现财政民主的重要制度安排。目前财政透明度的概念比较权威的是199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在《财政透明度手册》中所采纳的由科皮兹(Kopits)与库瑞格(Craig)给出的定义。他们将财政透明度定义为，向公众(公众被定义为包括所有与制定和实施财政政策有关的个人与组织)最大限度的公开关于政府的结构和职能、财政政策意向、公共部门账户和财政预测的信息。根据这一定义，财政透明度的核心是要求以及时的、系统的方式对所有相关的财政信息(包括预算信息)进行充分披露，包括用来编制预算的经济假设、政府资产和负债、税式支出以及对数据可靠性的建议。
一、我国致力于提高财政透明度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1，若干法律、规章、政策条例等的出台奠定了建设财政透明度的法制基础
1995年正式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明确赋予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各级政府预算的审议、批准和监督权，并对各级权力机关对各级预算的监督程序进行了明确规定。从2000年开始，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中央政府各部委应在政府整体预算之外单独向其报告本部门的预算。2004年我国政府实施新的预算分类体系和2007年财政预算实行新的政府收支分类科目，都使我国预算的相关数据更接近国际标准，有助于提高财政透明度。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条例中将财政预算、决算报告列为需要重点公开的政府信息。2010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政府报告中明确增加了关于“增强财政预算的透明度”的表述。
2，各级政府及部门的财政改革奠定了建设财政透明度的实践基础
1999年6月，国家审计署代表国务院在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所做的《关于1998年中央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议工作报告》被看做是我国政府开始致力于增强财政透明度的标志性事件。2010年3月和4月国土资源部、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部根据中央要求和财政部门安排公开本部门预算。公开的预算内容均包括《收支预算总表》和《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国土部公布的部门预算中说明了人员编制、单位数量、在职人员总数、离退休人员总数。财政部和科技部公布的预算中均给出了详细的预算说明，对支出的同比增减情况给出数据，并解释原因。此举为地方财政决策的民主化、透明化、制度化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3，民间及学者的研究与推动奠定了建设财政透明度的社会基础
2006年，深圳市“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民间组织，向十几个中央部委及地方政府提出了查看预算案的申请。2008年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开展了“中国财政透明度调查”项目的研究工作，向社会公布了我国31个省市的财政透明度排行榜。2010年该中心继续了“2010中国省级财政透明度排行榜”，其中着重公布了公众普遍关心的省级部门行政机关的透明度情况。可见，目前民间力量已经和政府的有关举措形成一种合力，极大地推进着我国财政透明度建设的步伐。
二、我国财政透明度的国际比较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增长放缓以及福利政策带来的财政负担过重，使得中央及地方政府债务状况严重。因此，西方各国都进行了财政改革，加强公共管理，并希望通过政府财政信息的公开，以获得民众的理解和认同。政府资讯公开、知情权与阳光政府等概念作为此段时间公民权利发展的产物而深入人心，迅速推动了西方发达国家政府财政透明度的建设。我国目前财政透明度建设与国际规范有很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缺乏与财政透明度相关的法律依据
西方很多国家在各自的财政实践活动中，不断地从制度层面反思财政决策程序，因而均对有关财政透明度的问题制定了相关法律(见表1)。相比之下，目前我国还缺乏单独的、规范的明确财政透明度的相关法律。
2，财政信息公开的范围、程度及规范性与国际要求相差甚远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理事会1998年通过了《财政透明度良好做法守则――原则宣言》。按照该《守则》的要求加以对照，我国财政透明度的很多主要指标均不符合imF的最低标准与相应的实施要求(见表2)。普华永道在2001年的关于“不透明指数”的调研报告中对腐败、法律、财经政策、会计准则与实务、政府管制五个方面的“不透明指数”进行评分和排序，结果我国在所调查的35个国家和地区中被列为透明度最低的国家，“不透明指数”达到87分，远高于最低的新加坡(29分)和美国(36分)Ⅲ。另外据国际预算合作组织的《预算公开性指数2008》显示，预算透明度满分为100分，各国平均得分39分。我国仅得14分，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部分亚洲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见表3)。
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已开始进行地方政府透明度排名调查，承担这一任务的非营利性民间组织“全国市民行政监察联络会议”对各地方政府调查的内容包括粮食费、交际费等公款招待费用，且每年的调查活动都另设一个侧重点和主题(见表4)，与之相比较，我国地方政府远远没有受到如此范围广、程度深、力度大的透明度调查和约束。
3，我国建设财政透明度的实践活动依旧问题突出
目前中央各部门公开的预算中还存在内容不全面、公开不彻底、公众不明白等诸多问题。以国土资源部的预算为例，其实只有简单的两张表，财政部的预算也是如此，除去名词解释，预算表只有350字。实际上，真正符合民意期待的“预算公开”，应该是全程透明的，也是事无巨细的。另外，根据2010年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2010中国省级财政透明度排行榜”显示，2010年全国省级财政透明度平均得分率按百分制计算为21，87分。全国省级财政透明度最高的福建省，其得分按百分制计算也仅有50，41分(见表5)。全国省级部门行政机关透明度最高的福建省，其得分按百分制计算也只有16，57分(见表6)。
三、提高我国财政透明度的对策
综上所述，我国财政透明度确实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存在明显差距，推动我国财政透明度的进程可从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
1，转变保密思维，培养政府“阳光”意识
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下沿袭的我国政府传统的政府行政理念使得政府组织的许多活动都处于不公开状态，从政府的机构设置、人员安排、资金使用、权力的通告规则和方式，乃至工作程序均被视为国家机密，很难为外界所知。其结果是主观随意性大，往往严重脱离实际，造成决策上的重大失误。这种不可审查、不可争论、不向社会公开的封闭式的政府运作模式不仅加大政府决策的风险，为政府组织的不负责任和寻租腐败提供了机会，而且会大大增加公共资源被滥用的可能性。因此，需要政府在行政过程中，加大政务公开的力度，增强政策透明度，保证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与社会公众保持良好的沟通关系，对发展规划、公共服务、市场培育、城市布局、行政执法等公众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等在决策前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在决策中鼓励发表不同的意见，对一时难以达成一致的事项要再回到实践当中进行考察，决策后的事项，包括决策内容、决策步骤和要求等应一并向社会和公众公布。
2，修订《保密法》和《预算法》的有关内容
我国于1951年制定和颁布了《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1989年5月1日起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保密法》第8条规定了国家秘密的基本范围，其涉及面之广几乎让人想不出公共事务中还有什么不属于国家秘密。因而《保密法》必须尽快做出重大修改，否则政府财政公开和透明将会流于形式。《保密法》必须对国家秘密的范围做具体、明确的界定。例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秘密事项”应通过具体、明确的列举加以规定。还应对现有的各种保密条例进行清理，废除或修改与政府信息公开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的各种条款。
另外，我国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简称《预算法》)没有充分重视财政信息的公开。现行《预算法》总则第1条将“国家”一词作为管理和监督的主体，实际上隐去了“国家”中人民群众和立法机关的主体作用，从而使得《预算法》没有体现公众和社会管理并规范政府行为、立法机关管理和规范行政部门行为的根本宗旨。因此，《预算法》中就必须强调公民的权力以及社会公众对政府的规范和监督。《预算法》中必须明确地加入公开政府财政信息的内容，同时，还要具体对财政信息公开的范围、详尽程度、时间、规范等加以界定。
3，加强预算准备过程
预算准备是一个完整的预算周期的第一阶段，它从宏观经济预测和财政预测开始，经由预算编制，最后到向立法机关呈报预算时止。长期以来，我国预算准备过程的脆弱性大大削弱了财政透明度。首先，我国的预算编制只有年度预算，缺乏可实施的中长期预算框架，且预算编制时间很短。尽管实施部门预算改革后，预算编制时间有所提前，有的部门编制下一年预算的时间提前到8月底，但整个预算编制周期仍然不过7个月左右。而许多西方发达国家有近一年的时间来编制和讨论预算。美国的预算编制的时间则更长，在每个财政年度前18个月就开始准备并编制预算。其次，人大开会审议有关财政问题的报告和议案里，涉及具体的财政收支项目方面不多。人大代表大多是讨论当年的财政政策是“松”还是“紧”，却很少涉及具体的收支来源、数额走向以及效果等。这样的财政预算讨论，很难最大限度达到预算编制的目的。
因此，加强预算准备过程应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首先，我国预算准备工作开始的时间应提前，整个预算编制周期至少一年时间。也就是说，预算准备时间应从每年的1月份开始。其次，对向人大呈报审议的预算文件中，应至少包含1份未来年度宏观经济展望、1份财政政策目标报告书、1份准财政活动报告书，以及1份尽可能量化的关于政府财务风险的报告书，以便于人大代表讨论和审查。再次，应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在年度预算之外逐渐试编制多年期预算，用于表明未来若干年度中政府的财政趋势，从而增进预算透明度，有助于公众和其它利害关系者对政府财政承诺的可信度做出判断。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丹麦等发达国家的中期预算(未来3－5年)已经制度化。甚至，它们在年度预算之外还编制覆盖30－40年的长期财政计划。预测我国编制长期预算(10年以上)的条件尚未成熟，但编制并实施中期预算是可行的。这一进程已从2002年开始启动，但仍处于摸索阶段。
4，开发良好的政府收支分类系统
良好的收支分类是确保财政透明度的基础，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所有这些分类都涉及政府收入、支出、政府资产、负债和净值方面，而且每个类别下还需要有更为详细的次级分类。目前国际上分类层级最多的已达10层，一般也需要有4－5个分类层次。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分类系统，要满足各类政府财政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86年数十万字的《政府财务统计手册》，2001年12月又了修订版的、基于应计会计基础上的《政府财务统计手册》。多年来我国采用的财政预算分类系统与国际通行分类系统相差甚远。尽管近年来财政部做了许多努力以逐渐向国际标准靠拢，然而分类系统的改革是一个具有很强专业性和技术性的问题，还需要我国借鉴国际经验，不断探索和改进。
5，发展政府会计和政府财务报告系统
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在2000年5月的《政府财务报告》(第11号研究报告)中，详细描述了现金会计基础和应计基础下的政府财务报告准则、方法和程序，并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范例。我国作为该组织的会员应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开发更好的、覆盖面更广的政府财务报告系统。
首先，需要将政府预算会计的范围扩展到支出周期的每个阶段，尤其是需要有能力追踪对财政管理至关重要的承诺信息。其次，现行的预算会计系统必须进行大的整合，其核心是总预算会计必须有能力实时追踪发生于各支出机构的财政交易信息。再次，预算会计必须有能力提供预算数据、而不仅仅是实际数据方面的信息，这是对预算过程进行集中性监控的前提条件。最后，鉴于应计基础会计比现金基础会计能够提供更为全面、更有价值的公共财政信息，目前需要认真考虑将政府会计基础由传统的现金基础转向应计基础的可能性，并努力创造条件，使之至少能够率先在政府财务报告中得到应用。因为许多国家中普遍存在的诸如政府担保、养老金负债和拖欠、以及资产折旧等许多非现金交易和事项，现金会计基础无法提供这方面的信息，由此掩盖了政府真实的财务状况，成为导致错误决策、糟糕管理和过高财政风险的重要原因。
财政政策分类篇5
关键词：商业银行；财政业务；机遇对策
中图分类号：F83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9)08-0075-02
一、引言
在金融形势动荡、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宏观经济环境下，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增速下降，资本市场持续低迷，宏观调控的难度加大。2008年积极财政政策的推出将在2009年经济、社会各方面特别是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09年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五个方面：一是深化税收制度改革；二是规范非税收人管理；三是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理顺财力与事权关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增强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实现从“保工资、保运转”向“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转变；四是创新财政管理方式，推进“省直管县”财政管理方式改革，推进“乡财县管”财政管理方式改革；五是逐步建立完整的预算体系，推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编工作，加快建立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本文旨在通过对国家宏观财政政策调整的分析，预测财政业务市场、财政客户对商业银行业务需求可能发生的变化，并提出了商业银行可以采取的应对措施。
二、财政政策变化对商业银行业务的影响
(一)商业银行开展财政业务面临的机遇
2009年财税改革内容中有三条与商业银行的业务关系密切相联。一是行政事业性收费逐步被规范。非税收入管理进一步加强，各地方非税收入改革的力度和广度还会进一步加大，2009年非税收入将面临较大发展机遇；二是转移支付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一方面中央将继续扩大财力性转移支付的规模，弥补地方尤其是中西部地区财力不足的状况；另一方面财政部门将进一步加强对专项转移支付的管理与控制，加快推进转移支付资金国库集中支付的改革步伐。三是县级财政实力进一步加强。“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的模式通过在部分地区试点，财政部门已取得了相应的经验。从2009年财政改革的方向看，这两个改革的力度都会进一步加大，基层财政，特别是县级财政的实力将进一步增强。根据今年财税改革的重点分析，在非税收入收缴业务、转移支付业务和县级财政客户这三方面，商业银行拓展财政业务将有较大作为和突破。
根据对宏观财政政策变化的理解和对2009年财政收支的重点要求分析，总体来看，2009年以财政资金为龙头的积极财政政策对国民经济将会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可以有效的刺激国民经济发展，对于商业银行财政业务乃至各项业务的发展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遇。此次出台的积极财政政策在资金投放力度、投放模式和投放方向的变化，带来了资源重新配置的机会和商业银行业务的拓展空间。
1，从投放力度上看。目前中央明确提出的是两年内拉动4万亿投资，其中中央投资1.18万亿，这种投资规模是从未有过的。按以往年度的财政投资力度和近年来投资正常增长速度估计，正常情况下2009、2010年两年政府的投资规模大概在3-3.2万亿间，4万亿的数字已经超出一般预期20％-25％，可以说，2009年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力度是空前的。以海南省为例，截至2009年3月2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共下达海南省2009年部分新增中央投资15.21亿元(占计划总额18.92亿元的80.4％)，这对海南省来说，投资规模是空前的。
2，从投放模式上看。一方面此次积极财政政策政府借助企业、个人投资的力度在增加。4万亿项目完全依靠财政独家承担难以实现。所以各级政府都在呼吁包括企业与个人在内的全社会共同参与投资。另一方面政府在此次积极财政政策推出项目的决定权上也与以往不同。此次国家首批安排的1000亿元投资，除了大中型项目由发改委审批外，地方项目改由中央切块到省级财政部门，由省发改委会同财政、行业管理部门安排到具体项目。地方财政部门参与政府投资管理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审批权下放使省级财政部门在各类地方中小型投资项目中的地位更为重要。
3，从投放领域上看。政府对民生领域的投资力度加强，在中央财政2009年新增的1000亿投资中，超过350亿元的投资用于保障性安居、农村民生改善及医疗教育等民生工程，占全部新增投资的30％以上，直接涉农资金接近200亿元。
结合以上几方面看，2009年政府业务板块在积极财政政策指引下，显现了良好的发展前景。商业银行应该充分发挥财政客户的龙头作用，积极捕捉业务合作机会，并为其他部门的业务搭建发展的平台。
(二)商业银行开展财政业务面临的挑战
i_中间业务收入受到影响。此次积极财政政策中的减税力度很大，造成财政收入减少，同时由于取消利息税等项目，使得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受到直接影响。同时，在地方财政可支配收入受到影响的情况下，面对财政客户中间业务收入的议价空间进一步受到压缩。
2，负债业务难度加大。在减收增支的背景下，财政的平衡压力进一步增加，沉淀在银行的资金将被更快的投入使用。同时，按照政策要求，收支两条线管理力度进一步加强，支付通过零余额账户，收入通过非税，使得资金沉淀减少。特别是在各家商业银行提出“存款立行”后，同业对于财政客户的竞争将会更为激烈。
3，不确定性因素。在积极财政政策背景下，也存在政策、制度的不确定性，例如4万亿中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比例如何分配、配套投资来源、政府融资手段等问题都有待明确。
三、商业银行发展财政业务的对策建议
(一)一条基本原则
一条基本原则是坚持大财政视点，充分发挥商业银行合力，突出财政业务平台作用。随着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的不断扩大和深化，财政资金将会更为高效透明的运转，滞留在商业银行存款的数量和时间随之减少。应该充分发挥财政客户的龙头效应，有效利用财政客户对资金与项目的掌控优势，携手全行相关部门、相关条线，关注下游客户群体，为相关业务提供支撑。同时，要抓住政府投资力度加大的机遇，早期介入相关项目，充分发挥银行在基建资金管理和财政业务方面的传统优势，通过提供对资金来源、资金掌控使用、资金监管审核等全套的服务方案力争资金在银行内部流转，并利用政府对商业银行的投资需求，拓展有关负债及中间业务。
(二)两类关注账户
两类关注账户是对国债资金专户和转移支付专户加强关注。在积极财政政策背景下，中央国债成为今年弥补财政赤字，保证财政政策得以有效贯彻落实的重点。预计
2009年国债发行规模将会超过1万亿元，远远超过以往年度4000亿的平均水平。在国债资金安排使用的过程中，尽管各地资金规模和拨付方式有所区别，但考虑到地方配套资金的使用，国债资金下划和资金归还所使用的过渡性账户的经济效益会逐步显现，将成为商业银行关注和营销的焦点之一。此外，转移支付额度和种类近两年大幅增长，转移支付专户成为部分县级支行支撑性的存款来源。从今年转移支付的政策趋势看，一方面为缩小地区差距。一般财力性转移支付力度会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为解决各项民生领域问题，中央专项转移支付种类会增加，转移支付资金面会扩大，同时管理会进一步规范。因此在今年加大对“三农”支持力度的财政政策要求下，转移支付专户资金的沉淀量势必进一步增加。
(三)三种传统业务
三种传统业务是指集中支付业务、非税收入业务和公务卡业务。从集中支付业务看，自各级财政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初期到各项财政业务领域的拓展延伸，零余额账户逐渐成为商业银行与政府机构、预算单位开展全面合作的基础平台。公务卡的广泛推广就是很好的印证，大部分地方财政部门规定公务卡业务与零余额账户绑定，国库集中支付业务市场份额大的分行就具备相当的竞争优势。同时零余额账户也是财政资金走向和预算执行最直接的信息来源，能够为下游客户的相关业务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为商业银行提早把握市场先机创造条件。另外，以资金来源相对单一的政府机构类客户而言，零余额账户未来很有可能替代基本账户。从非税收入收缴业务看，积极财政政策推进后，更多的收费项目纳入非税收入管理，非税收入收缴业务发展空间放大，对存款和中间业务收入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从公务卡业务看，公务卡业务是粘合政府类客户对公对私业务的重要平台，是财政政策中严控支出的有效工具，与国家鼓励消费的精神吻合。2009年将是公务卡推广工作关键的一年，各级政府必将会加大公务卡改革的实施力度。为商业银行公务卡的广泛营销创造市场环境。因此，商业银行要提高对公务卡业务的重视程度，提高对市场竞争态势和公务卡衍生效益的认识。采取更为积极有效的措施。实现财政制度改革和银行业务拓展的双赢。
(四)四个重点客户
四个重点客户包括地方发改委、财政专员办、基层财政部门和地方政府融资机构。地方发改委是项目的审批者、申报者，第一手的信息来源；财政专员办是重点项目中央拨付资金的监督者、监管者和资金拨付进度的控制者之一，在中央直接管理的项目中有一定的地位；基层财政部门主要指县级财政部门。它的话语权不断加强，直接成为“三农政策”、“民生保障”政策的落实者。资金实力会显著提高；地方政府融资机构在地方债难以正式出台的前提下，是推动积极财政政策得以实现的关键渠道。以上四类客户都是在2009年积极财政政策背景下，资源掌控能力和业务地位有所提升的客户，商业银行都应引起足够关注。
(五)五项领域有待拓展
财政政策分类篇6
（1）保障财政性教育投入增长的资金安排需要。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直重视教育投入问题，我国的财政教育投入逐年加大。在2006年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和《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优先发展教育，加大教育投入，保证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达到4%。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要坚持教育公益性质，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规范教育收费。从2008年和2009年来看，我国财政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已连续两年达到了3%的水平，公共教育服务的水平逐渐提高，教育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目前教育财政的投入总量与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距4%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
应该看到，为了保障公共教育支出，我国政府在每年教育财政预算安排中，一些与教育有关的税费收入直接负担了财政的教育支出成本，如教育税收优惠政策、教育费费附加等。但由于我国目前没有单独的教育税体系，教育类税收综合机制也没有形成，所以税收保障公共教育财政资源的作用亟待挖掘。而在发达国家（如美国），财产税一直是国家公共教育财政的主要来源，大约75％的财产税被指定运用于教育。此外，税收优惠政策还是各国教育类税收的普遍做法，如教育所使用的土地、建筑的税收减免部分，成为公共教育投入的有效补充。世界银行还在《教育部门援助战略》（worldBankSupportforeducation）别强调：“公共财政是教育改革中最为重要的环节，教育投入、教育收费、税收以及资金使用效率都与学校的管理和融资密切相关”，这充分体现了教育类税收对于公共财政资源的重要性。我们试图从教育的直接税、税式支出及税收管理三个方面入手，分析我国教育财政的税源基础及其机制，提供有利于缓解全社会教育经费需求压力的财政收入方案，保障财政性教育投入的增长。
（2）建立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税体制的需要。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明确提出了财政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支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向和任务。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都把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放在重要位置。公共教育是当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最主要的内容之一。我国公民无论居住在哪个地区，都有平等享受基本受教育的权利。而包括税收在内的财政职能是政府全面履行职责和加强宏观调控的物质基础、体制保障和政策手段，在推进公共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服务均等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责无旁贷，也大有可为。虽然于凌云、安体富等强调转移支付机制是公共教育均等化的重要体制保障，但丁元竹指出税收均等化、财政需求均等化等内容同样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体制的重要内容，需要对我国将建设何种财政能力均等化体制进行研究，要从完善财政体制的角度加以认识。可见，建立有助于公共教育资源合理配置的税收体制机制，对于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体制有着积极作用。
（3）完善教育财政学理论的需要。目前，教育财政学已经融合了财政学和教育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并成为公共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廖楚晖在《教育财政学》的研究展望中，提出可以进一步从政府教育支出成本分析的角度，对教育财政的税收分担问题进行研究。应该指出，不同国家的财政管理体制不尽相同，造成了教育类税收理论研究的背景也不一样，如联邦制的美国，州和地方政府承担的教育财政责任大，与教育税收理论研究一般是在州和地方政府层次上进行；而不同国情的国家，其受教育人口、人均受教育水平及公共教育需求等千差万别，财政教育负担也各有差异，教育税收理论研究的复杂程度也不相同。而其中与教育相关的税收机制研究更少，也不成体系。因此以我国的教育税收机制为研究对象，将其融入到完善公共教育财政资源配置的研究之中，并上升到理论高度，在国内外教育财政学研究领域中具有学术创新和推广价值。
2国内外研究现状
通过“educaition”、“tax”或“taxreform”等关键词在中英文图书数据库（包括《publiceconomicReview》、《economicsofeducationReview》及《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等重要国外刊物）、世界银行网站（worldbank）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网站进行文献查阅，我们发现：第一，近年关于教育税收理论研究的文献很少，只有早期少数文献针对教育、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研究；目前主要从税收优惠政策或者单一税种的角度，来研究一国教育财政经费来源的问题；第二，运用教育类税收数据进行教育财政的实证研究实为罕见。
2.1国内外理论研究
2.1.1国外理论研究
国外早期相关研究与增长理论相关，如GerhardGlomm运用理论推导解释了税收、教育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税收和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大，而学习时间对税收的变化反应迟钝。此外，较早的文献还对税收优惠与教育投入进行了分析，如auten，et.al.提出采取相关的教育税收优惠措施，鼓励个人和团体捐资助学，拓宽教育资金来源，从而增加对教育的投入。而近年来的理论研究，主要侧重于针对单一的税种或政策对于教育筹资的影响。关于工资税与政府教育支出，Strauss、panupoutvaara等研究认为，受教育者应该向资助他们教育的地区缴纳工资税，这样可以使政府财政收入增加，这些税收又可以转移作为政府教育支出的来源，以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关于财产税与公共教育提供，Hilberandmayer、wallis的研究指出，美国早期的财产税主要用于地方道路建设和学校筹资。地方纳税人之所以愿意支持财产税，是他们拥有的财产价值随着本地区公共服务（包括教育）的改善而提高，这就为征收财产税筹集教育资金提供了可能。关于累进税与民办教育筹资，ewijkandtang指出，政府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民办教育的决定，因此政府应该采取较高的教育补贴和累进税政策，增加财政收入，相应提高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的部分，支持教育的发展。
2.1.2国内理论研究
国内也针对单一的税种或政策对于教育筹资的影响进行了理论研究。关于教育费附加改为教育税，吕道明等、席卫群和宫肖愿认为要拓宽税收筹集教育经费的主渠道，我国应该在选择合理税基的前提下，参照国外设立教育专门税，将教育费附加改为教育税，以达到解决现阶段地方教育经费的短缺，提供更优质教育的目的，满足学生和市场的需求，更好地体现“投资－收益”的原则。关于税收优惠与教育筹资，廖楚晖则专门针对高校后勤问题，提出了持续对该领域进行税收优惠扶持政策的一些思路；关于建立单独教育税体系的构想，张伦俊等对建立我国教育税制体系提出了一些构想：一是教育类税收的税基只能对流转额征税，才是最合适的选择。二是教育类税收的课税依据是商品的销售收入额与劳务的经营收入额之和。三是关于教育的税种归属，宜将教育税划作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划归地方财政的教育税收入用于对地方教育，包括义务教育、中等教育和其他形式的教育投入。关于财产税与教育筹资，郑磊等以美国为例，对以财产税筹集教育财政资金的模式进行了比较和借鉴，发现以财产税为教育筹资，可以部分缓解中国基层政府财力不足的窘境，具有一定的效率优势。
2.2国内外实证研究
2.2.1国外实证研究
国外与教育税收有关的实证研究不多，上个世纪80年代末，关于财产税与教育筹资的研究，如Herber研究了美国以财产税作为中小学教育资金来源的筹资模式，他指出之所以选择用财产税为中小学教育筹资，主要是因为财产税是美国地方政府的一项稳定且大宗的收入来源，这种制度安排保证了地方政府有足够且稳定的税源，从而有足够的收入用于教育财政支出。关于差别税收政策与教育选择，BoothandColes运用美国和瑞典的样本，分析认为对劳动力市场收益征税但是对家庭生产不征税这种不对称待遇会影响教育选择和劳动力供给，税收政策可以通过影响劳动力供给的性别差别进而造成全国范围内教育总量的差别，强调了税收对教育财政支出和教育资源分配的重要影响。关于税收减免对教育财政资源配置的效应研究，LoebandSocias对美国教育基金的税收减免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在联邦制国家，一般容易忽视了中央政府在教育财政方面的主导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地区间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现象。因此应该充分重视中央政府在教育财政方面的作用，中央政府应该通过税收优惠的政策机制，促进地区间教育资源的均衡。
2.2.2国内相关实证研究
国内关于教育税收的实证研究少量见于教育税收优惠和教育财政成本核算的文献之中。关于教育税收优惠与教育筹资，王法忠通过数据，分析了我国目前在教育方面实施的税收优惠政策，指出其存在对教育机构的优惠多、对受教育者的优惠少，对财政拨款学校优惠多、对民办学校优惠少，对校办企业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弊多利少等问题，提出要以增加财政资金的方式支持教育事业改革，规范现行教育税收优惠政策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关于教育财政成本核算中的税收探讨，廖楚晖等分别从我国教育财政成本分担角度以及高等教育成本分担角度，将教育资助主体分为政府资助、个人资助和社会资助三类，来核算税收在教育财政中的份额。
2.3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国内外已有的文献从教育税收的必要性、经济理论意义以及经验借鉴方面做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总体而言，实证分析分析很少，实证研究仅能就某类教育税收制度安排进行相应的政策探讨，存在着一系列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育税收机制的概念、成因、特点及范围等研究不足。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对教育税收制度或机制进行概念界定，有关研究不是介绍传统或现有的与教育有关的税收制度，就是在国与国教育税收政策方面加以简单的比较和借鉴，对于不同国情的教育税收成因、特点及使用范围的研究也不足。
（2）教育财政成本分类不清晰使得教育类税收研究框架模糊。财政的成本是税收，教育财政的成本也不例外。目前针对政府教育财政的细分方法却十分罕见，仅有廖楚晖等少数文献对教育财政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主要指教育的税式支出）等行了简要分类。由于教育财政成本分类不清，教育的税收研究框架容易引起争议，学界的结论对于决策部门而言，也缺乏应用价值。
（3）教育财政经费中的税式支出核算不全面。一个国家的教育投入水平往往用该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来衡量，而这一指标并没有将一些教育财政的间接成本纳入核算的范围，如我国每年对教育用土地、设备、社会办学以及校办企业的税收减免等，都属于一种税式支出补贴教育经费，这些收入如果全部缴入财政国库，再用于支付教育，则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远高于政府公布的水平，因此我国政府的教育投入不足所引发的各种争议，是教育类税收无法清晰地核算，还是公共教育的税收配置效率问题？这些还有待进一步商榷和研究。
财政政策分类篇7
关键词公共事业财政制度财政政策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取得重大进展推进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完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组织管理,建立现代公共事业制度,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已成为我国公共管理领域深化改革的重点内容,其中构建与之相适应的公共财政政策环境,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一、公共事业制度的财政政策体系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教育、文化等事业单位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民办非企业组织迅速发展,社会团体空前活跃,传统体制下财政独家供给资金、政府垄断社会事业的局面已经打破,改革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在政府财政关系方面的变革主要体现在:一是公共事业资金供给初步实现了多元化。事业单位除接受财政拨款外,还有为社会提供教育、科技、医疗等服务取得的事业性收费收入、从事各种商业活动取得的经营收入,以及社会捐赠收入等等。二是公共事业投资主体由政府一统天下转向以政府为主、多方投资并举的格局。近年来,民办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机构迅速发展,既适应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需求多样化的需要,又减轻了政府财政的负担。三是运用财税政策工具促进了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和社会公共事业发展。包括对向企业转制的科技型事业单位给予减免税,对向社会公益事业机构捐赠的组织和个人在所得税前按比例或全额扣除等等。四是改革了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公共事业机构的财务会计制度。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于1997年1月1日起实行了《事业单位财务规则》,1998年起执行《事业单位会计准则》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以及财政部与相关主管部门制定了行业财务管理规章。
但是,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公共服务的迫切需要相比,我国现代公共事业制度尚未完全建立,改革任务十分繁重。在公共事业机构与政府财政的关系领域,突出的问题有:
1事业单位对政府财政资金依赖程度高,财政负担沉重。目前政府财政仍承担着国家公共事业资金供给的主要任务,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费支出在财政支出中仍占较大比重,民间投资还处在补充地位。
2财政资金供给范围过宽,超越了公共财政职能。目前对事业单位的资金供给仍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传统体制下的基本格局,政府财政仍然承担着相当部分应由企业、个人通过市场提供的私人物品,如非义务教育、非公共卫生支出、开发性科技费用、新闻出版等等,对提供准公共物品的公共事业服务也存在包揽过多的问题。而应由政府保证资金供给的公共物品服务,如义务教育支出等等,面临着诸多问题,成为诱发乱收费的重要原因。
3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有待提高,财务管理制度不够健全,财务监管需要加强。建国后,我国对事业单位资金的供给方式,主要采取由财政全额拨款和差额拔款管理方式。全额拨款单位收支都纳入政府预算统一安排,差额预算管理包括定向补助、定额补助、差额补助或上解等形式,1996年以后主要实行差额管理。上述资金供给方式与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相适应,在建国初期各项社会事业百废待兴的条件下,对科教文卫等事业的发展,建立健全社会服务体系和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事业单位改革不断深化,这种资金供给方式的弊端日益显露。如资金供应缺乏竞争机制,容易形成等、靠、要的思想;资金使用效益不高,财政监督乏力,浪费、截留、挪用等现象较普遍;未能有效地引导社会资金投资,事业发展资金不足,等等。根据建立现代公共事业组织的需要,结合目前我国编制部门预算,需要实行国库集中收付等财政预算体制改革,进一步改进公共事业单位资金供给方式,更多地利用市场机制,提高资金利用效率,以促进公共事业发展。
4建立现代公共事业制度所需要的配套财政税收政策还不完善。现代公共事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不仅需要财政资金的支持,还需要相关财政政策的支持。
第一,对公共事业组织
本身的税收减免政策。在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土地使用税等税法条例及实施细则中,规定了对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社会福利等公共事业机构的减免税政策,但从现行税收制度分析,对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各项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有:(1)法律、法规之间存在矛盾与冲突。《教育法》、《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社会团体登记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对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非营利性的界定,与对上述单位普遍开征企业所得税之间存在一定的不协调。(2)现行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营利性与非营利性不分、法人制度不完善,使有关税收优惠政策难以发挥应有效果。(3)有的税收政策还不够详细、具体,可操作性不强。
第二,鼓励企业、个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向公共事业机构捐赠的税收政策。从现行税法的有关规定看,我国对捐赠的税收优惠比较宽泛,有利于鼓励向社会公益机构捐赠,促进各项公共事业发展,但同时还存在一些问题:(1)没有区分公益性和互惠性公共事业机构。根据国际税法惯例,对互惠性公共事业机构的捐赠不应给予税收优惠。(2)对可接受捐赠的机构没有具体界定,难以区分其营利性与非营利性。(3)对部分机构捐赠给予所得税前全额扣除的优惠不一定有利于鼓励经常性捐赠,也不利于体现对各类公共事业机构的公平待遇。
第三,公共事业服务的公共定价问题。随着对一部分公共事业服务实行市场化、民营化改革,公共服务的定价难度大大增加,所面临的经济社会环境更加复杂。政府不仅要根据公共服务需求、财政收支状况等因素制定政府的公共定价政策,而且还要明确公共定价的程序、方式、监管等制度和措施,在这一领域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5需要采取切实有效的财政政策措施,加快事业单位体制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教育、文化等事业单位的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但改革任务仍十分繁重。突出的矛盾有:(1)政事不分、行政化管理的基本格局没有突破。事业单位对政府依赖性强,有关业务活动仍受政府直接干预。(2)事企不分,其行为与公共事业组织的公益性、非营利性不完全吻合。一些事业单位利用国有资产、土地以及政府给予的各项优惠政策从事经营性活动,收益除部分用于事业发展外主要用于职工福利支出;有些单位还擅自提高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且屡禁不止;有的事业单位的公益与经营性活动界限不清,等等。(3)事业单位内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公共服务效率低下。有的教学、科研机构在第一线工作的人员仅占职工总数的三分之一。由于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不少国有企业、党政机构的分流人员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事业单位,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状况。
二、构建现代公共事业制度的财政政策体系
根据公共财政与公共事业组织的内在联系,结合我国各类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组织的发展现状,以及与政府财政的关系,构建中国现代公共事业制度的财政政策体系主要体现在:
(一)以公共需要为准则,重新界定公共事业类别,建立法定分类体系,实施相应的财政政策。
计划经济体制下以是否从事物质产品的生产为依据建立起来的事业单位制度,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必须进行改革,逐步废除这一制度。其出路是以公共财政理论为指导,对现行事业单位制度进行重新整合,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现代公共事业组织。根据公共财政理论,政府等公共组织提供的公共物品服务包括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纯公共物品主要由政府直接供给,如国防、法律制度等等,而准公共物品则主要通过设立或资助公共事业机构来提供。公共事业组织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分类:
第一,按公共事业组织提供服务的性质,可划分为公益性公共事业组织、准公益性公共事业组织和承担一定行业管理职能的公共事业组织。公益性公共事业组织提供的服务完全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点,是纯公共物品服务,如公共图书馆等;准公益公共事业组织所提供的服务既具有一般私人物品的特点,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如高等院校等;而承担一定行业管理职能的公共事业组织,是接受政府委托,在提供公共物品服务的同时又承担一定的行业管理职能的公共事业组织。这种划分的实际意义,首先,明确公共事业组织、政府机构和企业的边界,对现行事业单位体制重新进行分解和归类。应由政府承担责任的,由财政供给资金;而属于企业性质的,逐步推向市场。其次,明确政府财政的职责范围。公益性公共事业组织原则上由政府举办,由财政保障其资金需要,同时也鼓励民间机构兴办此类组织,政府在资金、政策等方面给予扶持;而准公益性公共事业组织,政府根据政策需要和财力可能,只承担部分资金供给任务;对承担一定行业管理职能的公共事业组织则严格控制,谁委托就由谁提供资金支持。
第二,按公共事业组织提供服务的领域,参照联合国的标准和一些国际学者的分类,结合我国国情,可将公共事业组织分为公共教育事业组织、公共科技事业组织、公共卫生事业组织、公共文化事业组织、环境保护事业组织、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组织、宗教活动组织、商会和专业协会,以及其他公共事业组织等等。
第三,按法人性质,可将公共事业组织分为社团法人和公共企业法人。社团法人包括公益性社团法人和互社团法人;公共企业法人可分为纯政策性公共企业和以提供基础设施服务为主的公共企业。在公共事业管理中,凡享受政府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的公共事业机构,必须具备法人资格,以保障有关优惠政策真正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
以上述公共事业组织的业务性质和法人制度为主要标准,建立我国科学合理的现代公共事业组织分类体系,为政府各项财政税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依据。
(二)改革财政资金的供给方式,推动公共事业组织健康成长。
公共事业机构提供的服务,有的不能进入市场交换,不能以货币方式体现其的价值;有的只能部分进入市场,但其收费与成本支出之间是不对称的。公共资金的供给方式要保证事业组织发展的资金需要,努力调动其积极性,为社会提供优质的公共物品服务。
1建立竞争性拨款机制。某些公共事业发展资金不一定直接拨付给具体单位,可采用项目招标、投标的方式选择使用机构,如国家重大课题研究项目、重点实验室建设、公共文化设施投资等等。通过竞争性拨款机制,引导公共事业机构努力实现政府的经济社会发展宏观政策目标,严格遵守公共财政制度,千方百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为社会提供优质公共服务,满足公共需要。
2建立公共事业财政补贴制度。对提供准公共物品的事业机构,不一定全由政府举办,对企业、个人和其他社会组织投资兴办的这类机构,经审核凡符合政府所制定的公共事业组织标准者,政府可给予一定补助,既支持有关事业发展,引导社会资源配置,又不形成财政拖累。公共事业财政补贴制度的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目前公共事业组织主要依靠政府举办、国家财政负担沉重、效率不高的状况,在各类公共事业组织中引入竞争机制,为社会提供所需要的公共服务。
3建立激励性财政资金供给制度。对一些纯公益性的公共事业机构,如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等,可主要根据其为社会提供的业务量,以及所产生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如参观人数、读者满意度、污染指数等,确定财政资金供给量,以调动公共事业机构和人员的积极性,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即在部门预算编制过程中,对公共事业组织定员、定额的核定,以及定员、定额的调整,要科学地反映各类公共事业组织所提供公共服务的数量与质量,体现与社会公共需要的均衡,政府保证其所需要的公共资金,从而激励公共事业组织合理配置资源,提高服务效率,更好地满足社会需要。在资金供给制度安排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尽快建立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公共事业组织的业绩评价体系,比较准确地反映其公共服务的效果,以决定政府财政供给的规模与结构。
4强化公共事业组织零基预算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供给方式的灵活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公众对公共事业服务需求的规模、结构也会相应发生变化,有些公共服务需求增加了,就需要增加政府财政资金支持,而有的公共服务需求缩小了,就不需要维持原有的支出规模。因此,要通过公共事业组织零基预算管理,每年审查有关公共事业组织支出的必要性、可行性,在此基础上编制预算、供给资金,及时调整公共事业组织支出的规模与结构,既保证社会公共需要,又减少公共事业组织对财政资金的过度依赖。
(三)完善财政政策支持体系,优化公共事业组织成长环境
1对公共事业组织的税收减免政策。在公共事业机构税收优惠政策方面需要进一步改进:(1)实行公共事业机构免税资格核准制度。即公共事业机构是否具有免税资格,要由税务机关核准。从国外的公共事业机构的情况看,有自动具有免税资格和税务机关核准其资格两种情况,自动具有免税资格一般指公共事业机构经政府主管部门审核后即具有免税资格。我国目前还处在体制转轨时期,实行税务机关核准制度有利于加强税收管理。(2)坚持免税公共事业机构的公益性、非营利性。只有从事社会公益事业、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共事业机构,才能给予减免税收优惠,公共事业机构来自与公益事业无关的收入要依法纳税。在目前我国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实际上存在营利与非营利活动并存的情况下,税务机关以公益性和非营利性为标准,才能正确界定是否给予减免税。(3)要求免税的公共事业机构具有法人资格。从事公益性、非营利性活动的公共事业机构具有法人资格,就能保证免税收入用于其宗旨所规定的社会公益事业,其财产为法人占有,机构终止或解散时财产归政府所有或转移到其他公共事业机构,防止免税收入形成的资产落入私人手中。(4)根据我国公共事业机构改革与发展的具体情况,对现行税制中有关公共事业机构减免税的政策进行调整修改,使之更加详细、清晰,即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共事业发展,又防范产生税收漏洞。
2鼓励社会捐赠的税收政策。对向公共事业机构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需要进一步规范:(1)明确对互惠性公共事业机构的捐赠不予减免税,只对公益性公共事业机构的捐赠减免税,以保证各项捐赠为公众利益服务。(2)对捐赠给予减免税优惠的公共事业机构进行具体界定,要求接受捐赠的公共事业组织具有法人资格和免税资格,具有公益性的特征、范围等。(3)对公共事业机构捐赠实行限额扣除,适当提高扣除标准,如按应纳税额的10%或应纳税所得额的50%扣除。
3完善公共事业服务定价的政策体系。各类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社会福利等公共事业机构,在向城乡居民提供服务时,可收取一定的费用,以补偿其成本支出。由于其非营利性和接受了政府财政资金及社会捐赠,收费标准即公共服务定价必须受到政府管制。凡接受了政府财政资金、社会捐赠的公共事业服务定价,由各级政府财政主管部门审核。其要点包括:(1)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在公共事业服务定价政策决策程序中,建立相应的公众参与机制,如举行价格听证会、公示、投诉等,充分反映公众意见,维护公共利益,提高服务质量。(2)成本补偿。即收费加政府补助和社会捐赠,可补偿提供服务所发生的成本消耗。在政府财力许可的范围内,有些服务可免费或低于成本收费。(3)激励原则。在不违反非营利性宗旨、不损害公众利益的前提下,公共事业服务定价需要一定的激励机制,以调动公共事业机构及人员的积极性,提高服务质量,加快公共事业发展。
(四)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加快事业单位制度改革进程,构建中国现代公共事业管理制度
财政政策分类篇8
党中央、国务院已经把财税政策看作是推动我国主体功能区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政策工具和杠杆。
打破行政区划界限：主体功能区财税政策的转型思路
有效的区域政策要求仔细地设计和实施各种协调政策，主要包括行政管辖区域内的协调和行政管辖区域间的协调。我国主体功能区划是引导和约束中国未来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产业集群发展的总体方案，必然会使未来的空间结构优化，相应的空间管制方式也会形成“让发展（经济）”和“不让发展（经济）”两种取向。因此，它的实施将在空间层次上使公平和效率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鼓励优化和重点开发区加快发展和限制和禁止某些区域发展，都是在空间结构上体现全局、整体的效率。在空间的层面上做好公平与效率、开发与保护的文章，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一种新思路。从全国和地区的不同角度而言，今后，主体功能区财税政策的设计在全国范围内是更多地追求公平，而在各“区域”内应当更多地追求定位范围之内的效率。
按照形成主体功能区要求，财税政策目标应包括：
使四类功能区的居民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财税政策的关键是通过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实现财力在国土空间和功能区之间的重新分配，保证所有地区的财力都能支持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
引导资源要素合理向目标功能区流动，体现为引导资本、劳动力和技术向鼓励、优化开发区流动,防止狭隘的地方利益膨胀，使市场信号扭曲，误导资源和要素的流向；引导人口从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迁出，推进生态移民；引导优化开发区加快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推进产业在国内合理转移等。
引导市场主体和居民节约资源和重视环境保护。政策着力点是，使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行为支付必要的成本，通过成本影响市场主体和居民的行为；支持采用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技术的企业提升竞争力，使企业不至于因为致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而处于不利地位；逐步建立起生态环境的跨区域补偿机制，有效纠正外部性。
解决行政区和经济区域一体化发展问题,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创造优良的开发环境。通过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和协作范围的拓展来扩大市场、保护环境、提高生产和组织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求在财政资金的拨付、使用上统筹安排，在财税制度选择和优惠取向上综合协调。同时，各地区要积极融入全球分工体系，积极参与跨国区域合作。
建立高效的区域协调组织机制
整合现有的区域合作及协调机构，建立起高效的区域协调组织机制。在“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促进中部崛起战略”和“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战略”同时实施、形成“四大板块”联动的战略布局后，更需要国家对不同地区的政策优惠（支持）程度、政策工具的运用、不同政策的先后时序等有一个具有合理性和前瞻性的安排。
目前，我国已经设立有“国务院西部开发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为促进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而成立的“国务院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和“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办公室”。为了提高国家区域政策的有效性,可考虑整合现有的“西部办”、“东北办”和“中部办”，设立一个包含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等“四大板块”在内的区域政策协调办（或委员会），作为区域协调发展的权威机构，负责制定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协调不同区域与主体功能区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执行全局性的区域政策，并监督国家用于区域协调发展的各种资金的使用。
其具体职能包括：一是召集、组织国家各部委间的协调会议。二是加强中央与部委、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横向和纵向联系与互动,对于发现的问题，及时沟通、共同研究，相互协作、尽快解决。三是落实、指导、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责任制,达到确保区域经济的各项协调工作得到有效落实和监督执行；减少扯皮、提高决策效率。另外，建议在人大（立法机构）设立区域发展委员会。借鉴欧盟国家网络状治理结构的特点，中央的区域协调机构应吸收地方代表，反映地方的利益诉求。同时对目前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和驻京办事处“跑部钱进”的体制机制，必须实行改革。
建立“因区制宜”的财税政策
我国传统的区域利益协调主要靠中央政府的行政手段，利用市场力量不足。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职能发生转变，因此推动我国形成主体功能区协调发展，应当建立新型的财税政策机制，基于全国统一、开放的大市场，协调区域利益互动。新型的财税政策机制可由财税收入归属机制、财税生态补偿机制、财税政策扶持机制、财税争端解决机制和财税信息共享机制五大机制构成。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国内不少区域的经济一体化日益加快的趋势下，各类主体功能区的差别化政策制定和成效保障确实面临巨大的挑战，财税政策有必要针对不同的主体功能区形成不同的政策类型:
主要针对优化开发区的创新型财税政策。近年来中央明确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建设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以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首先有望在优化开发的功能区作出表率。这些已形成较强大工业化、城镇化基础，而国土开发密度已较高、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开始减弱的区域，当务之急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自主创新实现产业升级，提升其参与全球分工与竞争的层次，相对应的财税政策便应以鼓励创新为基本导向和特征。对于优化开发区，“健全区域协调发展的互动机制”的核心是要进一步健全市场机制，通过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资源在空间上的优化配置。
主要针对重点开发区的激励型财税政策。重点开发区是一些已具备一定“经济起飞”条件，亟待激励其发挥巨大潜力较快形成新增长极的区域。财税政策应当通过特定的作用方式和工具组合，注重以经济参数（经济杠杆）来重新调度和倾斜配置一部分经济利益，起到引导、激励和约束当地政府和企业加快经济起飞和形成新兴中心区域的作用。财政激励通常有三种基本类型：筹集资本低于市场利率；减免税收；以及对商品或服务，诸如土地、劳动力培训或管理咨询给予直接补贴。
财政政策分类篇9
关键词：创新政策；制定主体；协同演变；跨部门协调
中图分类号：G3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12-0028-05
一、引言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已成为我国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国家战略。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的一个关键要素是创新模式的变革，即如何实现由封闭式创新、开放式创新到协同创新。协同创新包含两个重要特点即创新主体多样性和创新领域跨度性，而创新政策协同是实现协同创新的重要制度保障。
创新政策是国家或地区为实现创新发展而推出的相关政策组合，其主要功能是通过营造国家创新环境，激发创新者的创新能力，保护创新成果和创新市场，从而提高国家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学界关于创新政策的定义还未达成共识，但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创新政策以推动技术创新为核心，是与创新相关的各类政策的组合。创新政策与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探索，以及与国家、企业等主体竞争力的获得密切相关。简言之，创新政策是一国或地区为推进科学技术创新活动而推出的一种政策体系。政策体系的运行必然涉及多部门、多机构之间的协同。
我国创新政策具有明显的政府导向型特点，呈现出“等级―线性”的部门间协调模式。创新政策包括财政、科技、教育、税收、金融、产业等与创新相关的所有政策，其“碎片化”程度是其他政策不可比拟的。显然，仅从宏观层面研究创新政策是不够的，应深入到政策制定过程中观其全貌。因此，本文对2006―2014年我国创新政策主体间协同关系的研究，对于完善我国创新政策系统具有重要价值。一般来讲，创新政策主体包括政策的制定主体和执行的参与主体，而我国创新政策主体规模庞大，尚未形成标准的统计规范。本文将创新政策主体限定为我国制定及颁布创新政策的中央部级及其以上的国家部门，即创新政策的制定主体。
创新政策。在选取政策样本的过程中，依据政策是否具备创新点划分创新政策范围。例如，《科技部关于认定第十批部级示范生产力促进中心的通知》是科技部为贯彻落实《生产力促进中心“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加强部级示范生产力促进中心建设提供政策支持，就被认定为属于创新政策范畴。同时，多部门联合发文创新政策依旧按照创新点判断进行收集。
具体而言，本文选取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称发改委）、商务部、财政部、科学技术部（以下称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下称人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以下称工信部）、外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下称住建部）、农业部、交通运输部（以下称交通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称银监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称证监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称保监会）等20个重要的国家发文机构进行统计。根据上述部门在2006年到2014年10月间的创新性的法律法规、条例、细则、规定、办法、决定、意见、通知、公告，按照2006―2008年、2009―2011年、2012―2014年三阶段进行统计，分为单部门发文统计和多部门联合发文统计，并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分析。
二、2006―2014年我国创新政策制定主体协同演变的特点和问题
部门联合制定、颁布创新政策文本正是政策制定主体协同创新的体现，因此，文中对我国创新政策制定主体间协同情况的分析以部门联合制定、颁布的创新政策为依据。
1.政策制定主体协同成为创新政策制定与颁布的趋势
表1是对我国2006―2014年以部门联合形式颁布的所有的创新政策涉及的协同部门情况所做的阶段统计。可以看出，我国政策主体协同制定及颁布创新政策的数量随时间整体呈增加的变化趋势，而且涉及的部门数量不断增加：两部门联合发文数由2006―2008年的166条增加到2012―2014年的194条，另外三部门、四部门、五部门、六部门、八部门联合发文数目的阶段性变化也较明显；2012―2014年有5条创新政策的颁布涉及10个中央政府部门，4条创新政策的颁布涉及11个中央政府部门，多部门联合发文较之以前明显增加。
2.创新政策发文主体过于集中
从两部门联合发文中部门合作次数统计看两部门组合，在三个阶段中，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组合的次数最多（国家税务总局官网只公布了2008年以后的数据），分别位于三阶段列表之首。分阶段来分析，2006―2008年中，除了财政部与税务总局联合制定和创新政策的数量最多外，财政部和教育部组合联合发文次数也较多，为16条；2009―2011年中，除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组合外，其他按合作次数从多到少进行部门组合排列是商务部和财政部、发改委和财政部、发改委和住建部、财政部和教育部，合作次数统计分别为22次、22次、13次和10次；2012―2014年，除了财政部与税务总局组合外，其他组合较多的分别是财政部和农业部、财政部和科技部、财政部和教育部、国务院和发改委、发改委和财政部，统计的合作次数分别为14次、11次、11次、10次和10次。
对每阶段两部门联合发文中出现次数最多的部门进行频率统计。因为两部门合作发文总次数占部门合作发文总次数的57%，其他数目的部门联合发文次数所占比重很小，所以用两部门联合发文中部门的发文频率为代表分析所有联合发文中部门出现频率的情况是合理的。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2006―2014年，联合发文的部门高频集中为财政部、发改委、商务部、教育部、税务总局、科技部和农业部，其中财政部的频率最高，达到258次，远远高出其他部门的发文次数，财政支持体现在社会创新各方面。这一方面体现了财政部强大的控制力和后盾作用，也间接凸显了创新发展对社会资金利用不足。排在第二位的是发改委，为107次。而其他部门所占比重较小，尤其是国务院直属事业部门与其他部门合作很少。例如，中国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参与的为社会创新主体提供资金融通服务的政策较少，政策主体作用未得到充分、有效体现。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所监督控制的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的资金流巨大，创新发展缺少这些部门的有效支持对我国创新建设是极为不利的。另外，创新型科技研究和产业的创新发展存在风险，保险业可以大大降低创新风险带来的经济损失，而我国诸多行业的创新发展缺乏风险资本的保障，对保险的利用不足，导致效率损失。
3.创新政策制定主体协同度差异大
创新政策主体的协同度分析包括协同广度和协同强度两个方面。协同广度值指某一部门联合其他部门颁布的创新政策的领域[主要包括科技类、财政类、税收类、金融类、政府采购类、知识产权（标准）类、人才类、教育类、宏观经济类、贸易类、投资类、产业类、竞争（反垄断）类、中小企业类、就业类等]平均次数，平均次数的高低反映了部门联合其他部门能力的大小；协同强度值是某一部门联合其他部门的次数与协同广度的比值，反映了部门间合作性的强弱。
总体来看，部门间的协同广度值和协同强度值差异较大。2006―2014年，财政部的协同广度和协同强度同时达到最大，且呈现出强度值不断增长的变化趋势，尤其是协同广度值的增长尤为明显。除财政部外，其他部门中，三个时间段的高协同强度值主要集中于商务部、发改委、工信部、人社部、农业部、科技部和教育部，而涉及金融领域的重要部门，如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以及与知识产权保护密切相关的部门――知识产权局的协同广度值和协同强度值都很低。
进一步按照2006―2008年、2009―2011年和2012―2014年三阶段划分，从时间维度来分析协同广度和协同强度的变化趋势。
第一阶段（2006―2008年）。政策主体的协同广度和协同强度差别较大。从协调广度值来看，财政部、国务院直属机构、发改委以及教育部同其他政策创新主体的合作比较多，尤其是财政部所协同创新的部门最多，其协同广度达到12.5，明显超过其他部门。从协调强度值来看，财政部、国务院直属机构、发改委和商务部的强度值都在10以上，说明这四大部门的创新协同对象较为集中。无论从协调广度还是协调强度，财政部都表现出同其他创新政策主体合作的特点，即财政部协同的部门最多，而且同其他部门协作的深度明显高于其他政策创新主体。
第二阶段（2009―2011年）。除了财政部、发改委、国务院直属机构、商务部，其他各点出现了相对集中的分布特点，部门的协同能力差距变小。而这一阶段，从离散程度来看，发改委的协同广度和协同强度比上一阶段有所增强，协同强度值增加了两个单位；发改委、商务部和国务院直属机构的协同广度值和协同强度值都出现了增长变化；工信部和农业部在这一阶段的协同强度和广度出现了明显增长；住建部和其他部门的协作强度略有下降，但在协作广度方面增加明显；教育部同其他部门的创新协作深度有所下降，人社部和外交部在部门协调广度上收缩明显。
第三阶段（2012―2014年）。这一阶段国务院的创新政策的部门协同广度有所增加，财政部保持继续上升的变化趋势。除了商务部在协同强度方面下降了3个单位外，科技部、教育部、人社部、交通部、工信部和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在同其他部门合作的强度和深度大大加强，尤其是交通部协同强度值比上一阶段增加了7个单位。另外，发改委在部门间的协作广度也明显增加。
三、2006―2014年我国创新政策制定主体协同问题的原因分析
1.部门的职能特点直接导致创新政策主体发文密集程度分布不均
2006年到2014年，财政部、发改委、税务总局和商务部同其他创新政策主体联合创新政策的数量最多，另外，科技部、教育部和农业部的联合发文量也较多。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政策主体的职能特点直接导致了创新政策发文频率过于集中的现象。
就财政部来说，国家各领域创新发展的投入和执行都离不开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财政部门资金供给可以为创新项目和政策的实施提供强大的后盾支持和激励，因此财政部不只与国务院各直属部门合作密切，与地方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也非常之多，因此财政部协同其他部门出台创新政策的数目必然很多。
而对于税务总局来说，税收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几乎与财政政策同步进行，其与财政部联合的创新政策文本数量占财政部与国务院直属机构联合发文政策数量的绝大多数。商务部是负责国内外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和牵头整顿规范市场秩序的主要部门，国务院各直属机构与其有大量的工作协同，因此商务部职责的履行中必然与这些机构产生大量的政策协作。其他部门，如科技部是推动国家科技创新的核心部门之一，教育部是我国人才培养的主导机构，农业部研究的农业问题连续多年成为中央一号文件等，这些部门的职能特点使之成为出台创新政策的主要部门。
2.部门的功能挤出效应与职能缺位加剧了创新政策主体功能发挥的不均衡
与发文密集的部门相对应，其他中央部门的职能缺位或部门功能被挤出，导致其政策作用发挥不充分、不完全。作为与创新成果保护直接相关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在2006―2014年的创新政策文本只有8条，远远发挥不了其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功能。分析其原因，一方面，近几年随着国家对创新的鼓励和对创新成果的保护，产权保护性的大小政策多以国务院政策条款的形式制定和颁布，国务院对知识产权的细化性保护引起了对国家知识产权局功能有效发挥的挤出效应；另一方面，也是最为重要的原因，即国家知识产权局承接上层政策的配套措施和实施细节性政策的制定严重欠缺，其部门的政策性职能未能得以有效实现。
就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来说，通过对国家统计局网站上所公布的2006―2014年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颁布的所有政策文本来看，三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职能发挥几乎完全限定在自己所监管部门的传统常规的运营活动之中，其职能发挥的创新之处极少。而与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直接相关的金融活动的引导、规范性政策多以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务院制定与颁布为主，“一行”与“三会”之间的职能发挥存在错位、缺位现象。
四、进一步加强我国创新政策主体协同的对策建议
总体来看，2006―2014年我国创新政策主体协同程度不断加强，同时亦存在协同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协同的部门存在过于集中的现象，其他部门的政策功能及部门间相互协作的能力未能充分发挥。学界普遍认为跨部门协同是解决政府职能分工“碎片化”，提高政府效率和协同治理能力的关键性手段。面对新的创新发展要求，在创新政策制定过程中，应通过重构跨部门协调体系来进一步完善我国创新政策主体协同机制，进而推动国家创新体系整体层面的深化改革。
1.推动跨部门协调观念变革
从观念上摒弃“部门主义”“官本位”的意识，树立起跨部门协调的合作理念。面对日益复杂的公共管理、公共服务需求，单个部门已难以满足创新需求，更多的是需要公共部门间跨部门合作协调才能完成某一项创新活动。为实现部门间协调的无缝化链接，在观念上必须形成整体政府理念，同时应采取以下措施：打破职能分割，构建互助协调机制，使部门间的合作协调实现常态化；健全法制，从法律上明确部门职责及跨部门合作的规则和要求，以便依法行事，依法追责；加强干部和行政人员的跨部门合作教育，使跨部门协调理念根植于意识之中，减少跨部门协调阻力。
2.重构跨部门协调体系
一是在结构安排上设置第三方权力约束机制。第三方权力约束机制的权限范围就在于协调和约束决策机构的决策权力，保证决策合理性；协调和约束政策执行机构有效执行，实现政策目标。二是在程序设计上构建平衡有效的决策程序。我国政策决策的程序通常为“上―下―上”或“下―上―下”的模式，而没有充分考虑到“左―右”这一重要环节，在跨部门协调中，部门之间的政策不协调，是造成政策执行和政策目标不协调的关键原因。因此，在政策决策中，可考虑引入第三方机构负责部门与部门间政策的协调，及时沟通，以达成政策平衡和部门间利益平衡，提高部门之间的决策和执行协调度。三是推行大部制，完善机构设计。跨部门协调困境多由决策“碎片化”引起，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部门职责界限不清，导致同一领域政策“政出多门”。推行大部制改革在于将相同领域职责归于同一个部门进行管理，减少因职能划分不清等造成的跨部门协调困难。在此基础上，建立独立于行政部门、直接归属国务院管理的直属部门，作为行政部门的补充机构，协调行政部门制定、执行创新政策。
3.构建有效的跨部门信息沟通机制
信息畅通是上下级之间、部门之间跨部门协调的重要因素，很多不协调情况的发生除了体制上的原因外，很重要的一个诱因是信息共享机制缺乏，信息不畅通造成的。构建信息共享机制，应从制度上予以规定，在硬件设备上予以改造升级，同时，应建立部门间跨部门协调的信息共享平台，保障各部门政策行动，实现部门间的有效沟通与协作。
4.改革协调方式，构建多元的跨部门协调方式体系
为保障创新政策制定部门协调的全覆盖，应建立独立的、直接归属于国务院管理的专门的常设协调机构，实现政策制定部门协调的常态化，促进政策制定和执行协调的及时化和有效化。在常设方式的体系之外，应构建灵活多元的跨部门具体协调方式，以作为常设方式的补充，处理突发或不可预期的协调困难。
5.构建创新参与者有效参与的联合创新体系
新时期创新是一个动员全社会力量协同共进的过程，因此创新政策的制定要具备更宽更高的视角，能够引导与规范社会多领域协同创新的主动性。其核心在于完善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参与创新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参与机制，构建创新参与者有效参与的联合创新体系。
参考文献
[1]张树良，马建华.中国创新政策述评（i）[J].科学观察，2009，（1）.
[2]杜宝贵.制度变迁视角下我国科技政策演进的路径分析[J].科技成果纵横，2011，（3）.
[3]范柏乃，段忠贤，江蕾.创新政策研究述评与展望[J].软科学，2012，（11）.
[4]金雪军，杨晓兰.基于演化范式的技术创新政策理论[J].科研管理，2005，（2）.
[5]伍蓓，陈劲，王姗姗.科学、技术、创新政策的涵义界定与比较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7，（10）.
[6]彭纪生，仲为国，孙文祥.政策测量、政策协同演变与经济绩效：基于创新政策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8，（9）.
[7]彭纪生，孙文祥，仲为国.中国技术创新政策演变与绩效实证研究（1978―2006）[J].科研管理，2008，（4）.
[8]刘凤朝，孙玉涛.我国科技政策向创新政策演变的过程、趋势与建议――基于我国289项创新政策的实证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7，（5）.
[9]詹正茂，舒志彪.2006―2008年我国政府创新政策评述[J].宏观经济研究，2010，（3）.
[10]邹东涛.中国改革开放30年：路线图与大智慧[J].江西社会科学，2008，（10）.
[11]范柏乃，段忠贤，江蕾.中国自主创新政策：演进、效应与优化[J].中国科技论坛，2013，（9）.
[12]杨帅.我国产业融合创新发展趋势及其政策支持体系[J].中州学刊，2016，（4）.
[13周志忍，蒋敏娟.中国政府跨部门协同机制探析――一个叙事与诊断框架[J].公共行政评论，2013，（1）.
[14]周志忍，蒋敏娟.整体政府下的政策协同：理论与发达国家的当代实践[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0，（6）.
财政政策分类篇10
第一条本办法适用对象为我市招商引资企业。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优惠政策是指《市招商引资政策规定》（政发[]26号）、《关于突破性开展招商引资工作的意见》（发[]3号）以及市人民政府（或市人民政府授权的部门和单位，下同）、各乡、镇人民政府，办事处与招商引资企业投资方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协议）中确定的优惠政策。
第三条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兑现的主体为市人民政府和各乡、镇人民政府，办事处。所有招商引资企业享受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一律向市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市招商办）提出申请，由其审定，报经市政府主要领导、分管财政工作的领导、分管招商引资工作的领导审批同意后，财政部门按程序兑现。其中，企业缴纳的税收属市级财政所有的，由财政部门直接划拨到企业帐户；企业缴纳的税收属乡级财政所有的，由财政部门划拨后，计入乡级财政调度资金往来。
第四条招商引资企业兑现优惠政策需提交以下资料：
㈠向市人民政府提交的兑现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的书面申请；
㈡与市人民政府或各乡、镇人民政府，办事处签订的协议原件及复印件；
㈢履行协议约定情况的说明；
㈣缴纳税费票据复印件。
第五条审核兑现招商引资优惠政策部门的工作职责是：
市财政局负责按照招商引资优惠政策规定和协议约定审核应兑现的奖励数额。
市国税局、市地税局负责审核招商引资企业完税情况。
对招商引资企业履行协议约定情况实行分类审核，招商引资企业属市级管理的，由市经济局负责审核；属乡级管理的，由各乡（镇、办）负责审核；房地产开发类招商引资企业，由市房地产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审核；农业类招商引资企业由市农办负责审核；其他三产类招商引资企业由市商务（招商）局负责审核。
第六条兑现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办理流程是：
市招商办接到招商引资企业兑现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的申请后，须在五个工作日内办结申请事项（特殊情况除外）。具体工作流程如下：
㈠通知市财政局、市国税局、市地税局和相关单位按本办法第五条规定审核招商引资企业相关情况，并在3日内向市招商办提交书面审核意见；
㈡市招商办在综合各单位审核情况后，提出书面意见，报市政府主要领导、分管财政工作的领导和分管招商引资工作的领导审批；
㈢经市政府主要领导、分管财政工作的领导和分管招商引资工作的领导审批同意后，转市财政局按程序兑现奖励。
第七条建立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兑现审核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由市招商办牵头，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财政局、市经济局、市国税局、市地税局、市农办、市政府法制办、市房地产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及相关单位组成。联席会议每半月召开一次，研究重大招商引资项目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兑现有关问题。
第八条招商引资企业有欠税行为的，暂停兑现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待企业依法补齐税款后，再予兑现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第九条招商引资企业未按协议约定完整履行义务或违约的，由相关部门按照协议约定对其进行处罚，并不予兑现优惠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