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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目的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5 18:01:49

新经济政策目的篇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1-009-02

一、研究背景

为了推进我国经济转型,适应第三次工业革命对创新的要求,我国自2006年开始实施“自主创新”战略,近年来创新政策强度不断加强,科技创新投入等支持政策力度不断提高。然而,我国的创新状况却并没有实现根本性的改变:模仿为基础的微创新仍然是主要的创新模式;政策主导下的“成果转化”模式反而导致科技、市场脱节问题;核心技术和设备仍然高度依赖外来技术引进,将我国限制在国际创新产业链的下游;知识产权制度不完善导致技术创新成果无法实现市场获利,反而在柠檬效应的影响下,将资金、人才等资源驱逐出创新市场。为何我国的技术创新政策强度增加的情况下,创新发展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本文考虑政府创新政策边界的动态转换并没有与我国经济转型的现实相适应,从而导致在创新政策强度加强的情况下,创新绩效的提升差强人意。本文着力于政府创新政策边界的角度,研究我国在未来向创新驱动型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实现政府创新政策边界进行适应性转变,从而将政策扶持创新的效率提升。

二、创新驱动转型中的政府创新政策边界

创新本身所具有风险大、投入高、外部性强等特征从理论上论证了政府创新政策的必要性,国内外学者就政府创新政策随经济发展进行调整的逻辑进行了大量讨论,并且提供了政府创新政策边界的基本描述框架。根据目前有关政府政策边界的理论研究,政府政策作为政府干预市场的主要手段,可进行如下界定:政策边界就是指政府通过政策手段干预市场的程度、范围边界(喻德来,1990)。不但包括政府政策作用对象的边界和范围,还包括政府实施政策的目的边界、达成目的的手段边界。因此,对政府政策边界的描述,需要从政府政策实施对象、实施目的和实施手段等方面进行界定。本文对我国创新驱动转型过程中的政府创新政策边界描述,主要从政策实施对象、政策实施目的和政策实施手段三个维度展开。

第一,转型中政府创新政策的实施对象。创新政策边界应随产业化发展进程相吻合,因此,政府创新政策的实施对象是创新产业化处于不同阶段的各行各业,并且根据创新产业化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从各国学者的研究而言,技术创新阶段以及技术创新进行产业化的初始阶段是需要政府创新政策提供支持的。首先,创新技术出现的初期,由于技术应用的缺陷,以及产量未能达到规模经济,消费市场的认同度还较低,这些可能会产生较大经济效益的创新技术及产品,可能会在产业化初期遭遇困境,例如陈清泰(2010)所提到的激光、半导体等行业,以及张世贤(2005)分析的医药技术行业等。而创新产业化初期的规模不经济,为政府实施政策支持提供了空间。其次,技术创新并不仅仅包括技术创新,还包括技术创新的产业化实现(张世贤,2005)。熊彼特的创新经济学中也着重指出,技术创新不同于发明创造,还必须经由企业家推出市场并获得超额利润。20世纪兴起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强调,对于那些具有明显外部性的战略新兴产业,需要非市场化手段的支持,才能够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并实现经济发展的目的。

第二,转型中政府创新政策的实施目的。在选好政府创新政策实施对象的前提下,应该针对不同政策作用对象,设定适当的政策目的和效果。对于仍处于技术创新阶段的创新行为,政府政策实施的目的应该是尽量弥补技术创新外部性、风险性和分散性带来的问题,从而确保技术创新的顺利实现。对于处于创新产业化初始阶段的创新行为,政府创新政策的目的应该是弥补创新产业化初期的规模不经济而提供政策支持。

第三,转型中政府创新政策的实施手段。针对技术创新的创新政策,应该以保护技术创新价值的市场实现为主,具体手段可包括:法律和制度等规制手段,以知识产权保护、专利保护等法律手段为主;技术创新补贴等财政资金支持手段,主要包括外部性较强的基础科研项目,以及依靠市场力量难以实现的重大技术攻关项目等。针对创新产业化初期的创新政策,主要针对创新外部性、分散性和风险性,提供相应的税收、金融、财政政策支持,帮助其形成规模经济。

三、创新驱动转型中的创新政策困境

第一,我国政府创新政策边界未能依据经济转型的现实进行适应性转变。由于创新所具有的风险性、外部性和分散性,在创新发展初期需要政府政策的支持。但经济转型的过程也是培养创新发展的过程,创新政策对市场的干预程度、干预手段需要做出相应的转变,才能有效地创新政策的实施效率。目前,我国正在处于从追赶型经济向创新驱动经济转型的时期,原有政策体系中,创新政策不再适用于创新驱动型经济。过去30年,我国一直依靠资本投资、资源投入、劳动力优势实现经济规模的增长。在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下,我国的经济政策以快速实现经济赶超和规模积累为目的,创新主要依靠模仿或引进成熟技术来实现,相应地,政府的创新政策边界也以服务于整体经济赶超为边界。但是,当我国进入到从赶超型经济向创新经济转型的新时期,创新逐渐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创新政策的边界也需要进行相应的改变。

第二,现有的政府创新政策边界下,企业创新政策的实施效果与实施目的存在着偏离。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兴起,革命性新技术正在产生群体性突破,并且不断催生信息产业、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和生物技术产业之间的融合。但是,我国创新仍然以模仿、微创新为主,它们所产生的新技术不但无法引领新产业的发展,更无法引领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然而,为了布局新工业革命时期的经济发展,我国从创新战略到创新政策上都做了相应的布局,努力实现从资源驱动型经济向创新驱动型经济进行转型,为了实现该战略转型,创新政策的强度不断增加,从法律、制度规制到产业政策、企业政策等都做了全面布局,但是经济的创新绩效从微观、中观和宏观表现都差强人意,政策的实施效果与当初政策制定的目的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偏差。

第三,政府创新政策与企业创新行为之间存在着激励不相容。政府创新政策强度的不断增强,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微观企业和中观产业的创新效率和创新效率的改善。然而,从微观企业的行为而言,企业集体行为产生的结果与政策激励之间出现了不相容。尽管政策通过各种方式激励企业进行创新,但是我国的市场对于真正进行创新的企业并没有真正实现激励,具体表现在各行各业中泛滥的柠檬市场现象、假冒伪劣泛滥等问题。换句话说,在强烈的创新政策激励下,企业并不具有创新的激情,而往往选择模仿、假冒伪劣的方式参与竞争,从而导致创新政策激励与企业集体行为激励之间的不相容。

四、政府创新政策新边界动态转换的实现路径

(一)推动创新政策边界动态变迁

创新政策边界应该随着创新发展的动态变化而进行变迁。首先,从政策边界的内容来看,创新政策的实施对象范围应该突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行业,尤其是落后产能行业、产能过剩行业和战略新兴产业,根据不同产业的创新行为特征分门别类地进行创新政策布局;根据不同产业的创新阶段不同,动态调整创新政策实施对象的范围,及时纳入新兴需要保护的行业,并且及时剔除不再需要依靠政府扶持的行业。其次,从政策边界的目的和手段来看,依据创新政策实施对象范围的动态调整,以及实施对象发展阶段的动态研究,创新政策的目的和干预手段也应该做出相应调整,谨防政府干预的失当、缺位或过当。

(二)对创新政策的实施效果纠偏

政策与实施效果之间的偏离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目前,对于政策与实施效果之间的偏离问题的研究,从不同的理论角度出发有着不同的解释,如政治学、寻租经济学等角度研究。但目前对于政策偏离问题的治理,较为主流的两种研究角度是分离理论(decoupling)以及激励相容理论。借鉴相关理论的现实性含义,本文认为对创新政策实施效果的偏离现象进行治理,应该从解决政策激励和个体利益最大化之间的冲突角度着手。

首先,通过具体化创新政策减少制度利基带来的政策实施者和采纳者之间的行为结果的分离。这主要借鉴wijen(2014)对政策实施者与采纳者之间的分离行为的解释,认为由于政府政策包含利基,从而导致政策与实践的分离,尤其是当政策模糊时,制度利基增加,从而会加重分离。其次,通过政策试点和政策分类实施的方法,调整政策效果与集体利益行为之间的冲突,实现制度设计与企业集体行为之间的一致性。机制设计理论的提出者赫维茨(2007)则提出了激励相容的概念解释政策的偏离问题,是因为政策激励与个体利益最大化行为之间的不相容,才导致政策目标无法达到。而在我国,由于地域、产业发展的差异性,普适性的制度设计更容易衍生政策偏离的问题,应该通过多试点的方法,对产业、区域等进行分类划分,并且区别性地实施创新政策。

(三)培育创新政策与企业创新激励相容环境

要想改变创新政策激励与企业创新激励之间的不相容,需要创造两者激励相容的条件。借鉴当前有关激励相容条件的研究内容,本文建议从政策红利的角度,最终得出政策激励和企业创新激励相容的条件,并由政府着手通过环境改善的角度,创造良好的环境,推动实现创新政策与企业创新行为之间的激励相容。

新经济政策目的篇2

摘要:区域政策作为区域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内容的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论文通过对区域政策的相关理论知识进行了阐述,旨在揭示区域政策在区域经济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区域政策在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区域政策;西部地区区域政策

一、区域政策

(一)区域经济政策的概念及特征

区域政策(要指区域经济政策)是指根据区域的差异而指定的以协调区域间关系和宏观运行机制的一系列政策之和,在宏观方面影响着区域的发展,包括了很多方面的内容,主要有,区域经济政策、结构政策、自然保护政策等。

区域政策的目的是让那些原本不会进入目标区域的资金和劳动力被吸引进去,不但包括了将资金引入到落后的区域使使劳动力能够充分就业,还包括了使落后区域通过内生发展来产生新的就业机会。

区域政策中最重要的就是区域经济政策,下面我就从区域经济政策方面来做分析研究。

区域经济政策:“所谓区域经济政策又称为区域政策,是政府(主要指中央政府)干预区域经济的重要工具之一,它通过政府的集中安排,有目的地对某些类型的问题区域实行倾斜,以改变由市场机制作用形成的一些空间结果,促使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格局协调并保持区域分配合理。”

为了服从全国经济整体发展的需要,服从国际形势变化和国家安全战略的需要,服从全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要制定区域经济政策。

在张可云《区域经济政策》一书中将特征归纳为两个方面

(1)积极的区域倾斜,即对选定的地域单元给予利益补助。对不同地区采取差别化的政府支持和权力下放是区域政策存在的基础。

(2)高度的集中化,即区域政策的制定、实施、监督和评价是由中央当局来进行的,是一个“来自上面”的策略。

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般而言,区域经济政策具有以下特点:差异性、综合性、协调性和阶段性。

综合而言,区域经济政策具有以下特点:以区域作为研究对象、区域层面上的差别政策导向、主要表现为一种结构性政策。

(二)区域经济政策研究的基本内容及目标

根据以往各国的经验,区域政策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区域政策的基本概念,区域政策研究的发展过程,区域政策研究的地位等。

(2)区域政策的宏观和微观的理论基础研究。

(3)区域政策的战略、目标与实现途径的研究。

(4)区域政策工具的选择和使用及其优缺点研究。

(5)区域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区域的分析性研究。

(6)区域经济政策好坏的评价方法研究。

(7)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手段的研究

图表1区域经济政策子目标的宗旨和类型

区域政策子目标宗旨具体目标

经济目标解决区域经济问题缩小区际经济发展水平差距

生产力的合理布局

经济空间的扩大和新区开发

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

衰退地区的经济复兴

核心地区经济活动的扩散

提高衰退地区、落后地区就业率

降低衰退地区、落后地区迁移率

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

社会目标解决区域社会问题缩小区际生活质量的差异

缩小区际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

改善落后地区教育、文化、卫生状况

政治目标解决区域政治问题民族团结

国防安全

区域政治一体化

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生态目标解决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环境保护

国土整治

资源的合理利用

“三废”治理

生态环境的恢复与重建

资料来源:丁四保:《区域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17页

还有很多相关的内容就不一一列举,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其侧重点将会有所不同,但大体的内容有相通之处。

区域经济政策的目标既是制定区域经济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又是进行区域经济政策效益评价的基本依据。区域经济政策的总体目标是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公平的最大化。

子目标则根据实际的情况一般分解为经济目标、社会目标、政治目标、生态目标等。

(三)区域经济政策工具及效应评价

区域经济政策工具:为了实现区域经济政策的目标,需要采用一些政策工具的援助包括有直接援助(拨款、优惠贷款、税收减免);间接援助(发展基础设施、发展工业与科技园区)。

区域经济政策的效应评价:根据评价目的的不同,区域政策评价可以分为过程性的评价和总结性评价;根据评价者,区域政策评价又可以分为内部评价和外部评价;根据评价时期的不同又可以分为事前评价、中期评价和事后评价。这里重点介绍事前、中期、事后评价。如下图所示:

图表2评价与政策要素之间的关系

摘自张可云《区域经济政策》2005年版第385页

由图可知,对于区域经济政策结构而言,三中评价都很重要,但事后评价是最重要的。事前评价是一种用来改善新项目的质量的手段,可以帮助决策者判断区域政策方案的价值。中期评价则的目的是检查区域政策项目的实施进展和所使用的监督制度是否适用。事后评价则是确定资源是否有效利用,报告政策干预的效率与效果以及目标的实现程度。

二、中国西部地区的区域政策

(一)中国西部概况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三大经济行政区划包括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其中西部地区包括重庆、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甘肃、青海、宁夏、陕西、内蒙古、、新疆共12个省、市、区。中国西部地区土地面积约538平方公里,占了全国国土面积的56%;目前的人口数量约为287亿,占全国人口的2299%。

我国西部疆域辽阔但人口稀少,资源丰富但环境恶劣,发展潜力较大但发展困难很多,再加上西部经济欠发达,少数民族多聚居于此,因此需要更多的支援和关注。

(二)国家对西部的关注

中央政府多年来一直积极扶持中西部地区发展,推行区域协调发展的策略,为了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国家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这些政策和措施使得中国西部经济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表现的最为明显的是一直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从1998年的1464738亿元,增加到了2008年的5852658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142%,高于全国964%的水平。

(三)西部的区域政策最新动态

在刚过去的“十一五”规划纲要中第一次提出了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域。

“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指出要实现一个目标――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统筹考虑未来我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按照主体功能定位调整完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

在最新的“十二五”规划中,区域政策对西部一样有所倾斜,其中不仅涉及到了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五年规划,并且把区域规划放在更加突出和重要的位置,明确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空间布局以及结构调整的重点和方向。

在“十二五”规划指导思想上,指出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和推动区域成功转型,外延扩张冲动的制度设计,要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满足居民基本医疗、养老、住房等公共需求制定新的制度安排。其中设立了(1)综合性课题如――“十二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总体思路研究》。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十二五”时期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转变发展方式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取向。这项课题是确立经济转型的总体思路的基础。(2)专项课题研究。专项课题主要是对分行业、分区域经济转型的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发展方向、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进行深入研究,(3)专业课题的研究。

无论是“十一五”还是“十二五”规划,对区域经济的研究已经是大势所趋,而区域政策作为其中的一个部分,不仅引导着区域经济的发展,也影响着区域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在西部民族地区,一个好的区域政策是尤为重要的。

(四)西部民族地区的区域政策

根据“十一五”规划的内容,区域政策的实施表现在西部地区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从宏观上和生态区位来看,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大多分布在我国大江大河的上游,是我国生态平衡的源头。从微观方面看,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所处地带一般生态环境脆弱,禁不起破坏。所以很多民族地区都被划为限制开发区即:“要坚持保护优先、适度开发、点状发展,因地制宜发展资源环境可承载的特色产业,加强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引导超载人口逐步有序转移,逐步成为全国或区域性的重要生态功能区”。

在国家“十一五”“规划专栏列出的部分限制开发区域共22个,其中西部12省区(市)就有17个,占了77%,其中绝大多数属于西部民族地区。

图表3西部地区的限制开发区空间分布限制开发区

空间分布限制开发区

东北地区1.大兴安岭生态功能区

2.长白山森林生态功能区

3.东北三江平原湿地功能区

东部地区1.苏北沿海湿地生态功能区

中部地区1.大别山土壤侵蚀防治区

西部地区1.川滇森林生态及生物多样区

2.秦巴生物多样区

3.藏东南高原边缘森林生态功能区

4.新疆塔里木河荒漠生态功能区

5.新疆阿尔泰山地森林生态功能区

6.青海三江源草原草甸湿地生态功能区

7.新疆阿尔金草原荒漠生态功能区

8.四川若尔盖高原湿地生态功能区

9.北羌塘高原荒漠生态功能区

10.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

11.川滇干河谷生态功能区

12.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沙漠化防治区

13.内蒙古科尔沁沙漠化防治区

14.内蒙古浑善达克沙漠化防治区

15.毛乌素沙漠化防治区

16.黄土高原丘陵沟壑水土流失防治区

17.贵黔滇等卡斯特石漠化防治区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

(五)西部民族地区实施区域政策的意义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着对加强我国民族和谐,促进我国区域自治的完善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小结

区域经济政策是一种特殊的经济政策,但由于一般微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不会有目的地考虑空间问题。完善区域政策是一种必然性,所以对区域经济政策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四川省成都市西南民族大学;四川;成都;610041)

参考文献:

[1]邓宏兵主编.《区域经济学》.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2]王建廷著.《区域经济发展与动力机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张可云主编.《区域经济政策》.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4]辛晓梅著.《区域发展战略与规划》.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哈维•阿姆斯特朗吉姆•泰勒著.《区域经济学与区域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6]黄海峰马宏毅.《区域层面经济转型的研究》

[7]张复明.《资源优势陷阱和资源型经济转型的途径》.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2年第12卷第4期

[8]王进文.《资源依赖型小区域(县域)经济转型发展研究》.山东大学硕士论文

[9]杜辉.《区域“十二五”规划当以“经济转型"为主线》.博士论坛

新经济政策目的篇3

关键词:绿色经济财税政策低碳经济

一、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

健全的财税政策体系涵盖了财税政策的政策目标、财税政策的践行手段以及财税政策的手段传导机制三个关键部分。财税政策的目标是其制定的核心,是财税政策实施的指导思想与不断前进的方向。财政政策传导机制是财税政策践行下对经济发展状态产生作用,并最终实现财税政策目标的传导机制①。一般来说,财政体系所承担的资源配置职能一般是通过财政支出政策与财政收入政策等财政分配活动来完成的。因此,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也涵盖了财政支出政策、财政收入政策。其中,财政支出政策主要是指通过提升政府财政支出效率来降低推动绿色经济发展所进行的一系列经济行为的成本,从而达到激励生产企业或消费者支持绿色经济发展的目的,实现绿色经济的发展目标。财政支出政策主要涵盖了财政预算投入政策、财政补贴政策、财政优惠政策等②。财政收入政策一般是指通过征税方式对不利于绿色经济发展的高排放的经济行为进行逆向调节所使用的财政政策,这种方式可以通过加大高污染、高能耗企业以及消费者成本来阻碍其经济行为的进行,同时提升财政收入。第一,预算投入政策。预算投入政策主要用于推动依靠市场经济规律作用发挥难以调节的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发展。预算投入资金通常按照国家的财政收入,与实际经济实力、社会发展阶段有关,因此在推动绿色经济发展中主要起到引导作用。一是加大对绿色经济发展的财政预算投入,可以清晰表明政府对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以及立场,引导社会各渠道资金进入生态环境保护与绿色经济发展产业,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③。二是一定的财政预算投入是绿色技术开发与运用的有力后盾,能给新能源产业发展、绿色经济技术开发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调动企业开发技术的积极性,为绿色经济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在发展绿色经济中,通过预算投入政策可以优化配置政府的社会经济资源,通过各种分配组合,将有限的资源优化配置到最合适的领域,进一步强化财政政策的资源调配功能,进一步加大用于绿色经济发展的预算投入,使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的资金能够得到稳定。国家预算投入资金大多可以用于建设绿色经济投融资体系、加快绿色技术发展、开发绿色产品市场化等方面,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第二,财政补贴与财政贴息政策。财政补贴是政府为了推动绿色经济发展所采用的一种无偿政策支出。在对市场价格结构造成影响的基础上,影响市场需求与供给结构的变动,并最终使得资源配置结构出现变化。政府为了实现预期设定的财政政策目标,通常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来对相关部门进行补贴,降低生产与消费主体的成本。制定高效合理的财政政策能够有效优化社会生产资源,财政贴息能够有力提升财政资金投入的效率。通过适量的贴息资金投入政策能够引导更多的社会主体参与到政府鼓励的低碳绿色经济发展中,从一开始的财政政策引导手段来最终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的成果。政府财政补贴与贴息政策是十分常用的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财政补贴政策的优势在于其十分灵活,不仅仅可以直接面向低碳技术、新能源技术的研发企业,低碳绿色产品的生产企业,也可以直接面向新能源产品、绿色经济的消费者④。直接补贴给研发生产主体可以降低绿色低碳技术的研发成本以及低碳绿色产品的生产成本,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增强其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的优势,使得生产主体能够更加积极地投入到绿色经济发展中,实现绿色发展方式的转变。直接补贴给消费者可以直接降低消费者使用绿色低碳技术或消费绿色低碳产品的成本,对绿色低碳产品起到良好的推广作用,引导消费者朝向低碳绿色方向消费。同时,还能够通过消费者的绿色低碳消费行为来引导生产企业生产绿色低碳产品,以形成良性循环。财政贴息补息作为财税政策的方式,已经成为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的有效工具。第三,税收优惠政策。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是指减少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与政府收入以达到预期目标的政策手段,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财政支出。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能够有效激发企业生产绿色低碳产品的积极性,有效减少产品成本低投入。税收优惠能够全程作用于绿色产品的生产、经营、销售等所有环节。一般来说,税收优惠政策可以分为直接税收优惠政策以及间接税收优惠。直接税收优惠政策一般有定期减免、降低税率;间接税收优惠政策一般有加速折扣、投资抵免、延期纳税等形式,能够引导纳税人优化调整生产经营方式。对低碳节能产品或绿色产业链实行税收减免政策不仅仅能够鼓励生产者生产及应用来绿色低碳技术,还能够直接推动低碳产业发展⑤。对低碳技术研发企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可以与企业一同承担技术研发风险,大大鼓励了绿色低碳技术的创新研发工作,对绿色低碳技术研发起到了关键的助推作用。第四,政府采购政策。政府采购政策主要是指政府以消费者的身份来选购产品时带有一定的目的性与倾向性地选择可以实现政策引导目的的产品。对于推动绿色经济成熟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来说,政府采购的主要采购对象为绿色低碳产品、生态环境保护认证产品等。政府采购是政府财政支出的重要政策之一,在推动绿色产品发展的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政府采购是由于自身工作需求进行的产品采购,采购资金源自于国家财政,所以政府选择绿色低碳产品可以被看作是政府成为了绿色低碳产品的使用者。确定科学合理的政府采购产品对象与规模,能够有力推动相关产业发展。因此,完善优化政府采购政策十分关键,只有健全政府采购政策才能够起到政府的服务推动作用,有助于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利用。政府采购政策的数量与金额都是有限的,更多的是通过引导消费者购买绿色低碳产品来起到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的作用。政府采购也可以改善绿色低碳产品销售困境,刺激生产者继续生产。第五,税收政策。税收征缴是限制引导企业生产者与消费者生产与消费行为模式的有效的财政手段。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可以增加政府的财政高收入,使得国家能够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正常履行政府职能,保障政府管理能力。同时,税收征缴还能够规范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起到限制产生环境污染的生产行为。税收政策对限制抑制高排放、高污染的企业生产行为作用主要体现在外部性方面。政府通过征收排污费、丰富碳排放税种类,将高排放与其他环境污染等经济主体消耗的外部成本通过税收的形式转变为内部成本,使得生产主体能够通过选择生产技术、减少生产数量等形式来降低污染物的排放、减少能源消耗等,使得生态资源能够得到有效配置⑥。针对当前我国绿色经济发展资金投入有限的情况,税收政策的性质决定了其在推动绿色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同时实现限制市场行为以及筹集绿色经济发展资金的作用。针对高碳排放行为模式进行税费征缴,开设环境保护税等税种,不单单能够有效降低生态环境污染,还能够把所收缴的税款作为投入资本进入市场,为新能源发展、节能减排提供充足的资金。

二、完善广西绿色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路径

(一)加大绿色经济财政预算投入

加大推动绿色经济发展财政预算投入是推动绿色经济发展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广西相关政府部门在制定公共支出预算时需要根据生态环境气候的变化以及中长期发展规划,借鉴国际或先进地区的相关经验来加大绿色经济财政预算投入,预测评估广西绿色经济发展应保持的环境生态、保护年增长率,再结合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设定低碳经济发展资金增长率,从源头上保障节能减排资金投入能够稳定提升⑦。同时,优化节能减排资金的支出,提升预算资金的使用效率。将财政预算投入的重点放置于研发可再生能源、研发低碳技术等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的领域中,支持低碳能源产业发展。全力支持绿色生态环境建设,对维都林场、高峰林场、七坡林场等进行有效保护。着重做好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工作,保障财政预算投入能够真正落到实处,为广西绿色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二)强化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

新能源产业发展是推动广西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是对传统能源产业进行替代变革的产业。新能源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的绿色产业对于广西绿色经济发展,优化广西能源结构消费,培育广西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低碳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广西政府需要通过一定的财税政策来推动核电产业、风电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通过财政政策扶持来引导新能源产业成熟进步。一是要加大对核电开发的财政支持。广西核电重点开发项目,如防城港红沙核电项目、平南白沙核电项目的开展都可以由当地政府直接进行融资投资,并且通过财税政策来吸引各个渠道的社会资本参与到核电开发中。二是全力推动生物质能开发,特别是沼气工程建设。加大财政政策投入,在地理环境适合农村区域打造推广集合养殖、沼气、种植三位一体的生态农村发展模式,力求实现农村家居环境的绿色清洁,降低农村生活污染程度。在乡村振兴的号召下加快农业结构优化与绿色转型。构建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制度体系,实行农业绿色生产方式,推动农作物秸秆、畜禽粪污等农业废弃物的再利用,推进生态农业产业建设,在乡村振兴的基础上发展绿色经济。三是充分发挥沿海风电开发优势,拓展风电开发规模。对广西北海细长、金紫山等拥有丰富风力能源的区域予以税收减免与贷款贴息等财税政策。四是重点加强对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推动汽车产业转型优化升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政府要根据当地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现状,规划整合、逐渐扩大新能源汽车专项补贴资金,全力支持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的研发以及新能源汽车生产的基础设施配套。加大对广西新能源优势汽车企业的支持力度,如对桂林客车、柳州五菱等新能源汽车企业加大财税扶持力度。2018年广西政府印发了《支持新能源汽车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具体指出,对新能源汽车企业获得国家或自治区认定,并且进行了新能源汽车研发工作的机构,各级财政资金补贴标准在原有标准上提升50%;2018—2020年对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产品的,自治区本级财政按照国家标准的20%进行补贴,具体补贴形式为对新能源车企进行补贴。

(三)提升对低碳技术研发利用的税收优惠

提升对从事低碳技术研发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广西要根据自身绿色经济发展需求以及低碳技术发展现状,制定有利于低碳技术发展的地方税收优惠政策,对低碳技术研发、利用、转让、使用予以一定的税收优惠鼓励。其中包括,低碳技术研发投资成本抵扣所得税、转让低碳技术的税收减免、引进使用低碳技术的税费减免等。对研发绿色低碳技术的企业,不仅要享受广西科技产业企业所享受的税费减免政策,同时还要允许低碳技术研发企业按照实际技术研发费用抵扣当期纳税金额。如企业购置低碳技术设备或装置,则可以根据一定比例进行税费减免,并且实行设备加速折旧政策,以鼓励企业持续引进先进的低碳设备与装置。落实低碳技术研发的投资退税政策,对于低碳绿色节能服务产业要严格按照相关税收扶持规定,减免增值税、所得税等⑧。

(四)进一步强化政府采购政策的执行

为了进一步推动广西形成绿色消费模式,广西在执行政府采购政策中需要严格按照相关法律规范中的条例进行。《政府采购法》《公共机构节能条例》《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等都是在执行政府采购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的相关法律。我国的出台并实施政府采购政策起步较晚,尚未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当前实行的《政府采购法》不够完善,对政府绿色低碳采购制度支撑力度不足,仅仅只是对绿色低碳采购进行了原则性规定。因此,在当前现有实行的《政府采购法》框架中要进一步完善政府绿色低碳采购法规,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政府采购办法,明确政府绿色低碳产品采购的主体、法律责任、采购标准等,制定合理的绿色低碳采购目标,以法律来标识政府采购对绿色经济发展的支持。通过相应的行政手段使得政府部门、部分事业单位能够优先采购《政府采购法》中罗列的清单产品,让低碳采购能够做到有法可依,利用政府采购行为引导消费者消费绿色低碳产品。广西政府相关部门要明确落实政府采购工作,建立绿色采购标准,公开政府采购信息与绿色采购清单,优先购买高科技与低碳环保产品。

三、结束语

新经济政策目的篇4

[论文摘要]“从紧货币政策”在我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不到一年,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从紧货币政策”的前景如何成为目前宏观调控的一个疑问。本文将从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最新进展入手,尝试对从紧货币政策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对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的货币政策的走向做出合理的预测。

2008年9月15日傍晚,

三、当前及今后我国“从紧货币政策”的适用性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2008年宏观经济增长仍然强劲,我国投资、消费的快速增长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经济当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从紧货币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笔者认为,在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方面,中央银行应该紧跟形势,有针对性地选择货币政策工具和目标,以促进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发展。

首先,“从紧货币政策”的大方向还应坚持。虽然央行在2008年9月15日宣布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基准利率,宣告了央行结束了单方面降低“双率”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时代,但并不意味着我国的货币政策已进入到“扩张货币政策”的阶段。经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央行提高双率的宏观经济背景是特殊的、暂时性的。如果剔除掉这些暂时性的因素的影响,透视我国宏观经济的基本面,我国经济仍然保持较快的增长,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信贷等方面增长仍然强劲。就此看来,中央银行不应就此放弃“从紧货币政策”,而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坚持从紧的基本方向不能变。

其次,我国中央银行在“从紧货币政策”的工具和手段的选择上应更注重实效。在坚持“从紧货币政策”方向的同时,在货币政策工具、手段和目标的选择上,中央银行应该更加谨慎。相对财政政策而言,货币政策更具有灵活性和长期性的特点,因此,对于目前我国的发展现状,应适当地将财政政策赋予经济结构调整的重任,而“熨平经济波动、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职责则应更多地交由货币政策来完成。在未来的几年当中,货币政策将被赋予更多的使命,一旦经济当中出现新的变化,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都应第一时间作出反应,适当地调整货币政策的短期行为,以满足长期货币政策目标的需要。

综上所述,我国当前的“从紧货币政策”的方向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中央银行不但要继续坚持“从紧货币政策”的主要方向,更应加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灵活性,配合财政政策的使用,以促进我国宏观经济继续平稳、快速地增长。

新经济政策目的篇5

又到了全国两会召开的日子。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是全国人民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今年的两会,老百姓又将关心些什么问题呢?

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就业、物价、医改、收入分配、社保养老、劳动者权益保护、反腐倡廉、教育公平、司法公正、住房保障等依然是百姓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可以预计,这些也将是两会代表委员集中讨论的问题。

面对2008年的宏观经济形势的不确定,国际经济的增长趋缓、中国通胀的日益加剧,老百姓普遍对经济前景感到迷茫:我国经济还能保持高增长吗?物价还会继续上涨吗?

从紧政策还放松吗

今年1月居民价格总水平(Cpi)创出了11年以来的月度新高,达到7.1%,通货膨胀有加剧之势。通胀是否还会走高、对于通胀政府将采取什么样措施等问题将会受到两会代表委员的极大关注。

自从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今年“从紧”的货币政策基调之后,1月份我国南方突遇雪灾,造成部分地区经济受损。

国际投行雷曼兄弟的中国经济学家孙明春预计,暴风雪将导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大幅降至年同比9.2%。而全球经济火车头的美国也不断传来经济衰退的消息,美国前货币政策制定者格林斯潘表示,美国经济进入衰退的可能性超过50%。

显然,美国经济的减速对中国的外需也将可能是一个打击,于是人们纷纷寄希望于紧缩政策有所放松,让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前行。

但随着1月份的货币供应和信贷规模以及Cpi数据的公布,人们感到紧缩政策短期内放松的可能性很小。高达19%的货币供应增速,以及前所未有的信贷规模和创新高的Cpi,让雪灾后的人们清楚地看到了中国投资的高涨和通胀的逼近,同时也对未来的宏观形势表示担忧。

“暴雪导致了食品和电力的短缺,这应该会让第一季度Cpi提高至年同比7.2%。然而,我们预期随着食品供给短缺的缓解,通胀在下半年将大幅回落。全年来看,我们已经将我们的通胀预期从3.8%上调至4.4%,这完全是因为第一季度Cpi的大幅上涨。”孙明春表示。

央行副行长易纲近日表示,虽然国内外情况有所变化,今年中国经济面临的首要风险仍然是通货膨胀,需要全力以赴防止通胀,既定的货币政策从紧方针并不会因国内外出现的新情况而改变。未来的货币政策取向是:利用公开市场操作搭配准备金率、窗口指导和道义劝说,引导商业银行控制贷款。

有分析认为,易纲的讲话暗示了从紧政策确实是适度的,连续加息恐怕不会在未来货币政策主要的考虑范畴之内。央行最可能采用的方法是,发行一些央票,提高一些准备金率,限制一些贷款,人民币升值一部分,也同时允许小幅的通胀,通过各种可能的手段来分担目前经济调整的责任。

货币政策应是单一目标

既然要全力以赴防止通胀,那么,“货币政策应当以控制通货膨胀为单一目标,明确放弃在通货膨胀目标和其他目标之间的权衡。”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说,“即使受到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今年出口行业出现下滑,也不应松动当前从紧的货币政策。”

目前中国货币政策可谓是多重目标的权衡,既要管利率政策,又要管汇率政策。雷曼兄弟中国经济学家孙明春分析说,《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意味着,无论是币值的对内稳定(通货膨胀)还是对外稳定(即汇率升值或贬值)都只是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而终极的目标则是经济增长。

在具体执行中,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需要考虑以下4个目标: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及国际收支平衡。前两个目标属于经济增长的范畴,而后两个则属于币值稳定的范畴。就目前而言,维护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与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目标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经过多年的过度投资,中国制造业中的许多部门已形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庞大的贸易顺差一直帮助中国吸收其巨大的产能、增加就业并刺激进一步的投资。目前,中国工业产出中约有四分之一用于出口,出口已占到GDp的近40%,净出口则占到GDp的近10%。

如果为了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而让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的话,在短期内势必会对出口行业造成巨大的冲击,导致经济增长减缓和失业率的增加。而这正是制约人民币快速升值的最主要原因。

宋国青认为,当前的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简单地说,就是钱多了,通货膨胀就上去了。”

从国外和中国的经验看,在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目标之间权衡的政策考虑很容易导致通货膨胀率节节上升的局面和最后的大波动。从这样的考虑出发,除非在通货紧缩情况下,货币政策应当以控制通货膨胀为单一目标,不考虑权衡问题。明确制定通货膨胀目标的货币政策就是放弃在通货膨胀目标和其他目标之间的权衡。“目前的最大危险还不是通货膨胀本身,而是货币政策的多目标。”宋国青说。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认为,进行宏观调控,目标与手段的对应为一重要原则。社会总需求的目标决定了政策工具也是总量,严控银根无疑是正确的。

目标与手段的对应也意味着“一石一鸟”,即一项政策只能实现一个目标,例如货币政策顾了通胀就顾不上汇率,反之亦然。“一石一鸟”的原理不仅符合常识,而且有着经济学理论的严格证明。

“货币政策怎么可能同时兼顾通胀、汇率、经济增长、股市、房价、民生?土地政策又如何兼顾房价和粮食安全这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政策多目标的最可能结果就是一只鸟也打不到。”许小年表示。

确立“一石一鸟”的原则,有助于理清思路,避免多个政策目标之间的冲突。紧缩银根以防止经济过热,放开土地供应以降低房价,民生问题则主要靠财政补贴解决。由于没有更多的手段,稳定汇率的目标不得不让位于抑制通胀的需要,人民币因此不得不加快升值的步伐。经济政策永远是成本和效益之间的权衡,不存在马儿跑得快而且又不吃草的万全之计。

许小年表示,抑制通胀最好的手段就是加息,要小幅连续加息,送出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货币政策要以治理通胀为惟一目标,我们不能等到通胀达到2位数再从紧。

政策取向影响资本市场

看来,如何抑制通胀,成为新一届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的重大挑战。除此之外,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节能减排,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加大政府财政转移支出,构建和谐社会,仍是新一届政府的政策方向,这些也将是两会期间的重要议题。

分析人士指出,两会的召开,透露出的新一届政府的政策取向也将对资本市场产生重要影响。

中金公司认为,节能减排的政策可能影响钢铁、水泥、化工、造纸、电气设备等相关行业的集中度和长期供求关系,推升产品价格。成本上升压力将促使行业利润向资源和材料行业的龙头企业集中。

新经济政策目的篇6

关键词: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区域经济政策

中图分类号:F119.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5-0034-03

区域政策是区域经济政策的简称,又称地区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等,区域政策的提出依据的基本思路是政府干预主义,致力于解决区域问题与协调区域利益矛盾。中国的区域经济政策催生了一个个特殊经济区,特殊经济区的发展又推动了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我国特殊经济区的最新表现形式。

一、我国区域经济政策演化

区域政策是根据区域差异而制定的以协调区域间关系和区域宏观运行机制的一系列政策之和,在宏观层次上影响着区域的发展。由于区域政策是一门动态性很强的学科,在不同的体制背景、不同的发展阶段下,会有不同的区域政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态势,制定了不同的区域政策。从均衡发展到非均衡发展转型,从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转型,从抑制城市化向快速发展城市化转型,从城市经济向城乡统筹转型,从区域优先向区域创新转型,这一系列区域政策的演进与发展推动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中国改革开发放后区域经济政策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向东倾斜、沿边沿江重点开发、协调发展、全方位改革试点4个阶段。其中,前三个阶段主要以大量优惠政策带动区域发展,后一阶段则需要“内源式”制度创新推动城市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各方面齐头并进。其具体的划分可以通过表1体现。

二、我国特殊经济区建设

(一)特殊经济区的概念

特殊经济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特殊经济区一般指一定经济区域在某一方面或多方面有别于一般经济区;狭义的特殊经济区则指一个国家为达到促进本国或本地区经济发展等目的,在其管辖范围内专门划定并实施特殊政策,形成有特殊功能的经济区域。在中国,狭义特殊经济区指深圳为代表的5个经济特区,广义特殊经济区则包括:经济特区、沿海沿边沿江开发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

(二)我国区域政策与特殊经济区的关系

区域政策具有两个不可分割的特征:第一,地区倾斜——即对选定地域单位予以利益补助,只有当各区域受到不同水平的政府支持的权利让与时,区域政策才存在。第二,区域政策的集中化——区域政策始终是一个“来自上面”的政策,但并不意味着它是中央政府才持有的特权。这两个特点是中国区域政策的灵魂。改革开放之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制,将经济发展的重点指向东部沿海地区,由中央政府对于沿海地区施以大量的优惠政策。随着重点发展区域的变化,中国区域经济政策也根据所选区域的特点和现状而动态变化。

伴随着中国区域经济政策的动态发展,特殊经济区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交织在一起,相互促进,并且与改革开放政策体现出一种共时性特征。共时性的本意在于说明是非因果关系事件在时间上的神秘同步性,这里我们用来指特殊经济区发展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决策的同步性。特殊经济区在中国的发展,表现为与改革开放的静态共时性特征。从最早的经济特区,一直到现在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特殊经济区的设立和发展始终与中国的区域经济政策的发展交织在一起,相互促进。

中国的特殊经济区伴随着中国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一路发展至今,经历了东部优先发展、沿边沿江战略、区域协调发展几个阶段。现如今,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经济发展问题,而是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多方面问题日益突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国特殊经济区也发展出了新的形式,即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三、特殊经济区新形式——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改革开放30年,特殊经济区的发展就是制度创新的过程,从最初经济特区自上而下“摸着石头过河”,率先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到浦东新区建设时由中央政府直接宣布和推动的重大举措,再到如今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提出给予“先行先试”,渡让部分中央权力到地方政府,将改革范围延伸到经济领域以外,已经触及改革的“深水区”。可以说,改革已经到了最重要的阶段。

(一)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设立

1.设立原因。经过近30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取得了令世人震惊的成绩,“特区”也一直是对外开放的排头兵。在如今特区的特殊政策淡化之后,我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各方面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有了一个基本框架,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体制障碍逐渐体现出来,出现了新的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格局,致使现在的改革不再具有明显的“红利性”,而且往往是出台一项政策如果使一部分人受益,就会使另一部分人受损。继续改革所面临的复杂性、艰巨性、风险性大大增强,因而对于改革的配套性、综合性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一种适应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及其与之对应的改革发展模式——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应运而生。

2.设立目的。中国经济开始寻求在质上的转变,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力求综合地解决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时刻出现的复杂问题。每个试验区由于其位置和设立初衷的不同,都有各自明确的发展目标和希望解决的问题。例如,上海浦东新区的发展目标是建立制度完善、运行高效的市场经济体制;天津滨海新区的目标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动环渤海区域经济增长;武汉都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是为了探索“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路径;成渝试验区的发展目标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的体制机制;厦门市是深化两岸交流合作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义乌市是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温州市是金融改革试验区。而在各分区目标之上,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还有一个最终目标,通过在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内形成一种制度自发创新的机制,制度空间内的参与主体通过权衡制度变迁的成本和收益,决定有利的制度产生,取代原有的缺乏效率的制度,而克服改革过程中所存在的阻碍经济运行效率最大化的体制障碍,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内涵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一个全新的事物,还没有统一的界定。学术界认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含义应该是顺应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内在要求,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国家所建立的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动力,以全方位或专题性改革试点为主要特征,对全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深远影响的试验区。”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第一,“国家层面”。将试验区上升到国家层面,基于试验区“先行先试”的自主制度创新权,通过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对全国的区域经济发展起到“带动和示范”作用。第二,“综合配套改革层面”。指改革不再是若干分散的单项改革,而是综合配套改革、专题性改革,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需要处理好方方面面的交互关系,以期实现多层面、立体式协调发展。第三,“试验区层面”。指综合配套改革的“先试、先行”,选出特定的经济区在社会经济与生活的各方面进行改革试验,通过“试验”积累经验,在取得一定成效之后全面铺开,着眼于“制度创新”,以“立”为主,以全面制度体制建设的方式推进改革,即能减少风险,又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发展。

(三)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与以往经济特区的异同

1.二者相同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对以往改革的深化和进一步发展。它和以往经济特区都是通过改革试验来摸索进一步发展的经验,都是要解决一个在不清楚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将要遇到风险的情况下,如何通过逐步探索和“试错”来不断前进的问题,即如何“过河”的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改革都是以具体国情为出发点的,这就决定了不管是以往的改革形式还是最新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其设立之前都没有完全可供借鉴的模板,都是采取选择一些试点城市或者区域进行“试错”,经过试点成功后再推广。

2.二者的差异。根据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或自身理性程度的提高,人们会不断提出对新制度的需求,以实现预期增加的收益。当制度的供给和需求基本均衡时,制度是稳定的;当现存制度不能使人们的需求满足时,就会发生制度变迁。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对以往改革模式的深化和反思,它们之间存在着六个方面的不同之处。

一是设置区域不同。试验区域的选择,既根据体制改革的需要,又根据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客观存在需要。试验区与以往的改革在区域安排上都不具有随机性,而是按照一定的条件和规则进行选取。改革初期资源和物质条件的限制,也为把失败的影响降至最低,初期经济特区位置没有选择在经济实力较强的区域,而是选择在了经济水平较低的、偏居一隅的地区。另外,发展外向型经济,特区就需要放在沿海地区。作为国家或区域新的经济增长极,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区域选择应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可以承受得住体制变革所带来的冲击和改革的成本,并且在全国或区域性的影响力和示范效应。具有明显的区域综合优势,具有极强的区域创新能力,这就又要求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选址靠近或者直接位于科技实力雄厚的地区。

二是给予政策不同。经济特区之所以“特”,在于国家赋予了这些地区一系列优惠政策,如特殊的关税政策、所得税政策、外贸政策、金融政策、投资政策、土地使用政策、人员出入境政策、比较大的经济活动自等等。试验区与老经济特区相比较,其共同点都是在现有的基础上给予各种优惠政策,推动局部优先发展,而后带动区域发展的创新发展模式,但是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并没有获得中央给予的实体优惠政策。例如,中央对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采取了“三不”政策,即一分钱不给,一个项目没有,一条财税优惠政策没有,而与此同时赋予了“先行先试权”。赋予制度创新方面先试先行的优先权,使地方能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乃至行政体制的探索中拥有更大的自。

三是设立背景不同。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国际化程度极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的“国民经济有序发展”,而与市场脱节的计划,常成为国民经济正常发展的扰乱因素。经过30多年的改革,我国国际化水平、市场化程度和人民生活都大大提高,单纯注重经济增长的单项式改革所引发的新的矛盾已经超出了经济领域,成为了阻碍继续改革的社会矛盾。经济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区域差距、贫富差距、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约束、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等问题制约着经济的继续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正是针对上述问题进行分门别类试验及促进这些方面的改革,如探索“统筹城乡”的成渝试验区,探索“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试验区。

四是最终目的不同。我国最初设立经济特区的目的是希望凭借优惠的经济政策和鼓励措施来吸引境外投资者进入特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进一步带动中国经济,借此国家能够观察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体系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并评估经济特区实验所带来的得失。而新特区设立的核心在于“综合配套改革”,其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在于改变多年以来形成的单纯强调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城乡关系、土地开发、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推进改革,形成相互配套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积累经验,为全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提供示范性和带动性作用。

五是发展初始条件不同。新中国成立后,实施了“优先发展内地”,向“三线”地区倾斜的区域政策。奠定了西部工业化的基础,但是基于政治导向的区域政策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问题,导致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边缘化和各大经济区封闭发展、重复投资及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化问题。经济特区设立在当时较为落后的沿海地区,这就造成了特区设立之初面临着大量的问题,资金严重不足,基础设施几乎没有,国内质疑不断,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需要试点城市对于改革成本有足够的承受能力,又需要对所在区域甚至全国产生影响和示范作用。因此,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所选城市或区域都是具有极强经济实力,城市建设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地区,并且试验区可以说获得了自上而下的支持。

六是对周围地区的影响不同。经济特区的发展主要依靠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以吸引国家总体资源向特区内部的聚集,由此带来特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因此,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了其他地区的发展为代价,相对剥夺了其他地区的发展资源和机会。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发展的同时特别侧重区域协调和城乡一体化的概念,以不侵犯其他地区利益为原则,通过较强的辐射作用带动和影响周围地区共同发展,从而实现区域一体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宏伟目标。

新经济政策目的篇7

第一,生产率的内生化问题一直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波动理论的核心问题。无论从理论上的熊彼特创新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和供给学派等宏观经济理论的演变来看,还是从实践中的信息经济、数字经济、知识经济、网络经济和目前的“新经济”,贯穿其中的主线之一,至少对经济学家而言,就是生产率的内生化及其度量问题。生产率及相应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是决定经济增长速度极限和经济周期微波化的主要因素之一。

第二,“新经济”的可持续性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政策含义。例如,即便存在增长的顶部、失业的底部或扩张的极限,事实上没有一个人知道它们在哪里。因此,宏观调控的相机抉择有赖于把握生产率及相应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否则,与其自寻烦恼,还不如放弃陈旧的担忧,把自我牺牲性的先验性调整信条放在一边,顺其自然。对中国而言,实施宏观调控、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都涉及到生产率及相应的生产可能性边界问题。所以,“新经济”的发展对经济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必将促进我们进一步加强生产率问题研究,加强对内生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波动理论的研究。

“新经济”讨论对宏观经济政策具有积极意义。

1.就财政政策而言,应该注意财政约束和财政政策相机抉择性的作用范围。财政约束在刺激私人投资、促进美国历史上时期最长的经济扩张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是维持美国经济动力(momentum)的重要政策之一。财政赤字在很长时间内被认为是影响美国经济的重要因素。在克林顿任期内,美国通过加强财政约束、偿还债务而使美国由过去多年的财政赤字扭转成为财政盈余。美国以往的问题在于,当预算不应该盈余时出现了盈余;美国的私人债务太高了。因此,一旦出现预算盈余,重要的是偿还公共债务。虽然偿还公共债务不仅会影响私人公司和家庭,而且会影响整个经济,但真正重要的是总储蓄率或总债务与财富的比率。美国国务院和国会明智地选择将社会保障信托基金的盈余分离出来,用于偿还公众持有的财政债券,这个行动对于维持美国近几年来经历的个人资本的快速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偿还债务不仅是美国已取得的成功和为什么本轮扩张看起来如此年轻的一个重要因素。减少赤字、转向盈余、开始偿还债务帮助美国拓宽了促进本轮生产率拉动型扩张的投资的空间。可以讲,美国“新经济”不仅仅是由于生产率回升本身,而且是由于它与严谨但不过度的财政政策和理智且果断的货币政策的相结合。这些都帮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创造了较好的工作机会。

2.就货币政策而言,应该注意货币政策的利率工具及其传导机制,强调货币政策目标是稳定货币和经济增长而非股票市场价格。就货币政策及其与“新经济”关系而言,需要强调两点。第一,市场利率的变化是市场经济平衡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利率工具及其传导机制,对于平衡储蓄和投资、保证低通货膨胀下的持续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美国90年代初突然涌现的技术创新提高了投资收益预期,这种预期投资盈利能力的上升会传递到利率,利率最终构成了在非通胀经济中平衡储蓄和投资过程的政策选择。美联储之所以调整联邦基金利率,是因为一些不适当的措施已经导致经济扩张的成本上升,这主要归咎于资本收益率的提高和一定规模的财富效应的增强。尽管看不到有任何理由说明生产率不能继续增长,但是,实现这一目标要求经济的不平衡不能上升到使经济扩张偏离其轨道的程度。只有平衡发展的经济繁荣才会无限地继续下去。第二,货币政策目标应该针对宏观经济,应该针对临近的通货膨胀性失衡或通货紧缩性失衡,而不应该是资产价格,即便是资产价格孕育了经济失衡。美国有一些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财富效应可能会给经济带来失衡的危险,但这并不意味着使金融市场和产品市场恢复平衡的最直接的手段就是要求货币政策以资产价格水平为目标。撇开以资产价格水平为目标是否是政府的正当职能这种更深层次的问题不谈,以实现该目标为目的的货币政策成功的证据几乎没有。股权投资的风险主要来自于对未来收益及其贴现率的不确定性,很少来自作为中央银行主要工具的隔夜利率的变动。因而,即使鼓励短期利率的大幅波动以应对股票价格的变动,投资者恐怕也很难正确应对股权风险的幻觉。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强调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对“新经济”的作用,认为即使是最快的计算机也不能撕破规则之书,消除对持续性的财政约束、警觉性货币政策和对未来前景现实预期的需求。

新经济政策目的篇8

【关键词】公共政策低碳经济问题对策

长期以来,世界气候灾难不断上演,雾霾、沙尘暴、海啸、山体滑坡、泥石流、土地荒漠化等频发导致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态遭受了严重破坏。在生态环境发展方面,我国形势不容乐观,雾霾等生态环境问题促使我国政府更加注重通过公共政策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其发展已成为化解生态危机的必然路径。

低碳经济的基本内涵

碳的高排放导致全球气候变暖,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发展。为了更好地应对温室效应的威胁,2009年12月7日,世界各国携手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了联合国第十五届气候大会,在经过多方的协商之后达成了《哥本哈根协议》,该协议切实维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相关原则,就全球长远目标、技术资金支持等减少碳排放的相关问题达成了诸多广泛的共识,目的就是在于促进全球低碳经济的发展,在生产生活中减少碳排放量。低碳经济是一种新经济发展模式,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基本内涵:

第一,低碳经济是相对于高碳经济而言的,也就是要求在生产生活中必须减少碳的排放量,避免碳的高排放给社会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危害。为此,发展低碳经济就必须改变那种碳密集能源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对高碳排放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行有力的约束和控制。从这个意义上看,低碳经济也就是必须降低单位能源消费量的碳强度,减少碳的排放量,通过碳捕捉、封存等方式降低碳强度,减少或者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

第二,低碳经济是相对于新能源而言的,也就是相对于那种基于石油等化石能源的经济发展模式而言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耗之间尽量“脱钩”,实现经济发展和碳排放量之间的“错位”,在碳排放量得到控制甚至减少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最终目的是实现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间脱钩,破除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依赖。

第三,低碳经济是一种相对于人为进行高碳消费而言的,人为的高碳消费导致了人类生存发展中的碳排放量不断增加,严重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是自然生态已经遭受高碳经济发展的破坏之后实施的一种“自救行为”。为此,促进低碳经济发展还必须改变人们的高碳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人们进行高碳消费的偏好,减少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碳的消耗量。

综上,低碳经济是和高碳能源消耗的生产生活方式相对而言的,是一种从高碳能源消耗向低碳能源消耗的过渡,切实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修复已经遭受破坏的生态自然环境,发展低碳经济可谓是人类的一种“自救行为”。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就是要求减少生产生活中对碳排放的依赖,在减少碳消耗的同时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碳消耗减少或者得到控制的同时,不阻碍经济发展。

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是化解生态危机的必然路径

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我国雾霾问题成为与会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热点问题。自2013年以来,雾霾时常席卷大半个中国,我国的雾霾问题不仅成为国内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而且成为全世界关注的具有“国际影响”的事件,成为重大的生态环境危机。这不仅引起我国各级党委、政府乃至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高度关注,社会民众对此亦大为焦虑。人们普遍感到,雾霾问题对经济社会生活产生了现实威胁,已经成为亟待化解的重大生态环境问题。雾霾问题警醒我们,必须通过更加有效的公共政策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必须明确中长期减排治污、消除雾霾等可行思路,在公共政策的促动下形成生态环境治理的框架。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新京报》上撰文指出,治理雾霾问题与其他生态环境危机问题,必须紧抓机制与制度安排的问题不放,以经济杠杆优化市场资源的配置,使那些低效、落后、过剩的产能挤出去,由此引发出来一个绿色、低碳、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升级版”。①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现代工业文明得到极度发展的背景下,经济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大量的资源被开采使用,给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已经严重危及了人类的健康。同时,汽车等交通工具的普及使人们对石油形成巨大的依赖,目前全球油价的波动幅度较大,并且呈现出逐步上涨的态势,由此导致世界各国高度重视能源安全问题,该问题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作用更加凸显。基于此,如何实现在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尽量地节能减耗、尽量降低废气的排放、更大力度开发可再生资源以实现对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成为当前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难点问题,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是化解生态危机的现实需要,是从根源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路径选择。

我国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公共政策现状

2013年1月以来,北京持续多日的雾霾天气引起了广泛的舆论关注,成为民众关心关注的重大生态环境事件,同时也引起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其主要的污染物为pm2.5。面对持续的雾霾,政府呼吁市民不要到户外进行体育锻炼,尽量呆在室内,北京市还首次对施工和工业活动进行了限制,停止行使部分公车,要求学校限制学生的户外教育教学活动,政府面临更大的环境问题压力。近些年来,我国能源消耗的改善情况也不容乐观,我国能源以煤炭资源为主,煤炭属于不可再生资源,人们大量使用煤炭必定导致空气污染。加之受到全球气候变换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自然灾害频发,生态环境遭受巨大破坏,给农业生产带来损失,对人们的身体健康产生现实危害。

我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通过制定一系列的公共政策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于2004年公布了《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对降低能源强度等节能工作进行了规划。此外,于2005年颁布了《可再生能源法》,于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于2007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此外,还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以应对气候变化、温室气体排放、清洁发展制度等。然而,我国发展低碳经济面临许多现实障碍。首先,我国以煤炭为主要能源,制约了我国进入低碳领域的步伐,给我国的能源发展和能源安全保障带来巨大的障碍,大量煤炭的燃烧排放了较高的二氧化碳,给低碳经济的发展带来重重阻扰;其次,我国重工业的发展带来我国经济总量节节攀升的同时,也给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使低碳经济的发展更加雪上加霜;最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现状,决定了现有的技术水平还无法适应低碳经济的发展,难以较好地实现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在发展低碳经济的技术层面上和发达国家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

当前,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公共政策依然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发展低碳经济的公共政策存在效能不高的现象,甚至部分公共政策存在“失灵”现象。例如,在我国所制定的税收政策方面,多数仅仅考虑税种、税率问题,而很少考虑节能减排问题,缺乏将低碳经济发展与税收政策结合起来的机制体制。其次,发展低碳经济的公共政策存在执行不力的问题。部分地方政府为了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上级政策的执行,某些单位也因小团体利益而没有认真贯彻落实好上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从而使我国有关节能减排的政策措施难以落实到位。除此之外,企业严格贯彻落实节能减排政策,必定使企业增加运营成本,企业对国家制定的低碳经济发展政策有所抵触,也降低了政策执行的效度、力度。最后,我国对发展低碳经济政策的监督机制不够健全完善,存在监控不到位的问题。按照我国现行的低碳经济发展政策,缺乏必要的强有力的能源监控机制。目前,我国虽然已经成立了国家能源局和国家能源委员会,但是多头管理、分散管理的问题依然突出,缺乏集中、统一的管理与协调,政府及其公共政策的监管权威受到了严重挑战。

我国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公共政策存在问题的成因

当前,我国对低碳经济的发展问题高度重视,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政策措施促进节能减排,在较大程度上促进了低碳经济的发展。但是,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公共政策依然存在诸多问题:

第一,公共政策体系不够健全完善。目前,我国对节能减排举措高度重视,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但是,还未制定系统的能源政策体系以有效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涉及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也较为缺乏,无法满足当前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现实需要。同时,政策不严谨、相关政策缺乏可操作性等因素也影响了政策效度的良好发挥。

第二,公共政策执行的环境较为复杂。我国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具体发展经济之时,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认识到了发展低碳经济的极端重要性,采取相应的技术手段和政策推进节能减排的进程。然而,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政策的执行环境较为复杂,尤其是相关政策的执行影响了地方政府、某些企业或者个人的具体利益,这些受到利益影响的主体在执行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政策时不积极、不主动,甚至存在阳奉阴违、阻碍政策执行等现象,不利于形成良好的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政策执行环境的形成,直接影响了节能减排的效果。

第三,监督制约机制缺乏力度。推进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不仅要依靠中央政府制定有效政策,同时,地方政府还具体负责这些政策措施执行,地方政府也负责部分地方性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当前,生态环境资源十分紧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在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缺乏有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执行能源政策的主体不够明确,某些能源政策由多个部门多头执行,而某些能源政策则缺乏执行主体,监督主体混乱和监督乏力的现象普遍存在。在具体的能源监督政策的执行过程中,通常以突击检查和行政管制为主,并且只有在出现问题时才注重开展监督,“事后监督”导致监督缺乏力度,成效甚微。

完善公共政策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对策

在当前我国生态环境面临严峻形势的背景下,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越发突出。在此背景下,低碳经济作为新兴的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既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能够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符合人类共同利益。基于此,政府应通过健全完善公共政策,制定长期的有效服务体系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其对策为:

第一,健全完善能源法律体系。通过健全完善能源法律法规体系以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是世界上发达国家通行的普遍做法。比如,英国就曾经颁行了《能源白皮书》、《能源法》等法律法规,美国也通过《能源政策法》、《低碳经济法案》等以法律的途径保障低碳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能源立法分散于《煤炭法》、《电力法》、《可再生能源法》等法律法规当中,不仅尚未制定统一的《能源法》,目前已经制定的涉及能源方面的法律也未能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为此,笔者建议我国尽快颁行《能源法》,并对现行法律进行修订完善,健全完善能源法律法规体系以更好地促进低碳经济发展。

第二,健全完善税收优惠措施。要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不断改革现有的税收制度,构建有利于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税收优惠体系。发展低碳经济中遇到的一个重要障碍,就是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之内,企业投入低碳技术必定大大提升生产经营成本,所以导致许多企业在投入低碳技术方面积极性不足,甚至极少数企业想方设法阻碍低碳技术在企业的推广。鉴于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严峻形势,决不能让那些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面临不利局势。所以,必须对目前的税收体制进行改革,对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政策,而对那些造成相应污染的企业征收能源税、化石燃料排污费、碳税等税收,以税收杠杆调节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

第三,健全完善财政投入制度。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必须切实加大国家财政对低碳经济的投入力度,不断健全完善财政投入制度。国家财政要加大投入力度,积极支持低碳技术的研究开发。主要是以国家财政资金,对新能源的研究开发与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研究开发提供资金扶持。稳步提高国家财政对科技工作者的福利待遇,使基层科技工作者能够安心进行技术研究开发。此外,对于支持低碳经济发展,通过新能源新技术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却增加了生产经营成本的企业,国家财政按照标准给予适当补贴。

第四,健全完善定价与采购制度。上网电价对新能源的应用、低碳经济的发展具有紧密关联。按照目前我国的上网电价制度,对新能源的开发主要是采取固定电价。在通常情况下,对上网电价制度一旦出台就不会轻易改变,目的是为了保障政策的连贯性和稳定性。然而,国家对上网电价的制度,影响企业是否投入某个新能源项目,甚至在少数情况下成为企业是否开展某个新能源项目的决定性因素。为此,笔者建议,健全完善定价与采购制度,针对不同的项目确定不同的电价补贴方案,并推行政府采购制度,由政府出资向企业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购买。

第五,健全完善国际合作机制。低碳经济发展,不仅是某个国家的事情,目前已经成为国际性的重要生态环境问题。目前,《京都议定书》等诸多国际条约对节能减排、低碳经济发展等作出了相应规定,低碳经济发展成为国际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主动实施“走出去”的战略,积极加强低碳经济发展的国际合作交流,包括在低碳技术、低碳政策等方面切实加大合作交流力度,积极吸收国外好的做法与经验为我所用,促进我国低碳经济的持续发展。

总之,当前我国已经制定出台了许多公共政策措施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低碳经济已经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在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之下,通过共同政策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效能已经初步显现。但是,仍然不容忽视地存在着公共政策体系不够健全、监督制约乏力、执行环境复杂等诸多缺陷,需要我们通过法律、税收、国际合作、财政投入等方面综合施策,才能进一步完善相关公共政策,更好地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

(作者单位:洛阳理工学院经济与工商管理系)

【注释】

新经济政策目的篇9

一、深刻领会政策跟踪审计的重大意义,是开展好此项工作的前提

第一,抓好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审计,是保障中央政令畅通的需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根本上要靠奋斗、靠发展、靠各级政府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措施和社会各方面的努力。以汉台为例,总体上,各部门、单位能够贯彻落实中央部署,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但有些制度还不够完善,个别部门、单位在落实的方式、内容、措施以及落实程度和力度上还有待改进的地方。通过审计部门跟踪审计,揭示典型问题,推动落实责任,力求打通政策措施落实“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打破“中硬阻”,确保政令畅通。

第二,抓好政策措施落实审计,可以为政府决策提供及时、可靠的依据。政策措施落实情况信息既是政府制定宏观政策的依据,又是评判宏观政策效果的基础。审计以事实为依据,客观公正地反映社会经济生活信息的真实情况,实事求是地反映事物发展的全貌,揭示被审计事物的客观发展规律。同时,审计机关是国家经济监督部门,通过其行为促进其他社会主体有效利用国家和社会资源,防范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形成良好的经济秩序,从而为政府政策调控和完善提供准确决策依据。

第三,抓好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审计,是充分发挥各项政策措施的作用,促进经济平稳健康运行的需要。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错综复杂,从该区经济数据看,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内,但下行压力仍不容忽视。工业经济增长乏力,特别是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速持续放缓,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下行容易使风险积聚。政策落实情况审计可以通过对财政资金流向的监督,及时发现哪些执行政策的行为偏离了宏观调控方向,依法通过审计处理程序要求被审计单位纠正偏离宏观调控的行为,来保证政策措施的执行。

二、准确把握政策措施落实审计的重点,是开展好此项工作的关键

第一,重大建设项目推进。汉台区经济体量大,市区重点建设项目多,投资规模较大。要把市、区重大建设项目推进和资金管理使用情况作为稳增长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的重点内容和抓手,加强对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棚户区改造、生态环保、农林水利、交通运输、卫生养老、现代物流、新兴产业等进行全过程跟踪审计,关注制约项目如期推进的资金筹措、引入社会资本筹资融资、用地拆迁、规划审批等关键性问题,关注节能环保、教育、卫生、民政等民生领域政策措施落实情况。

第二,财政资金统筹使用。加强对财政、税收、金融等经济政策落实情况跟踪审计力度,促进产业政策落实,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关注金融机构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保证重大项目融资等情况。财政、税收、金融、产业、民生以及区域开发等国家政策、国家战略等方面的一系列政策是不是得到及时推进,是不是得到贯彻落实,一系列减税让利优惠政策是否落实到位,税收改革政策对汉台区经济运行的影响,监督财政资金统筹使用、财政存量资金盘活及资金到位情况等方面运行情况,使国家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能够得到有效发挥。

第三,简政放权。以推进建立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为目标,监督检查各部门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推进规范和公开行政审批流程,压缩和明确审批事项等情况,营造公平竞争、良性发展环境。

第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汉台区作为全省首批创新性试点县区,要依托科技、人才优势,深化产学研结合。围绕装备制造、电子设备、建筑材料、食品饮料等六大支柱产业,加快汉江产业园区建设,整合优化科技资源,实施重大科技专项,落实民营科技企业发展扶持政策,引导企业运用新技术、新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升级,提升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为汉台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第五,防范经济领域风险隐患。汉台区近年来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园区建设、保障房建设等方面投入巨大,形成了一定的债务规模。要重点关注政府性债务风险,跟踪存量债务的潜在风险及化解情况。

三、高度重视,协调联动。是开展好此项工作的重要保证

由于政策措施落实审计与其它审计对象相比具有特殊性、阶段连续性、时效性等特点,时间范围跨度大,审计范围更广,因此,务必强化领导协调工作。

第一,加强组织领导,确保跟踪审计有序推进。自2014年9月政策措施落实审计以来,汉台区按照上级部署把稳增长等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作为审计部门工作的重中之重,列入区人民政府重要工作日程和年度审计项目计划,区政府常务会议多次听取审计部门汇报,安排部署稳增长等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工作。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认真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有针对性的处理意见,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促进国家宏观政策在汉台的贯彻落实。

新经济政策目的篇10

本文通过梳理现代宏观经济学演变发展历程中的三个重要阶段,主要学派形成的历史条件、思想渊源,以及其理论要点、政策主张和实践,分析其演变发展过程的特点。

总体而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演变发展,是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重要历史事件的出现而发生的,一直围绕着国家干预和经济自由这两大主题进行争论和融合。这两种基本力量此消彼长,相互批判,相互融合,不断深入发展,从而丰富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实践。

一、凯恩斯主义: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形成

(一)凯恩斯主义

1929-1933年,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普遍性的经济大萧条。首先是股市的暴跌风波,接着是生产大幅度下降,企业大批破产,失业急剧增加。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下降了37.2%,倒退到20世纪初的水平;失业和处于半失业状态的人数接近5000万。据估计,危机期间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总额达到了2600多亿美元。传统的经济理论对此一筹莫展,既无法从理论上给予解释,也无法从政策上提出摆脱困境的办法。1这场危机促使人们对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和基本矛盾进行新的思考。统治阶级迫切希望有一种新的经济理论,既要承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失业的存在,并且能提出应对的政策,但又不要将危机的根源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

在这种背景下,凯恩斯在理论、方法和政策上,都提出了与传统经济学不同的观点,其思想主要体现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凯恩斯主义的思想渊源是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学说、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学说、孟德维尔的高消费促进繁荣的学说和霍布森的过度储蓄导致失业和经济萧条的学说。

理论上,凯恩斯反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遵循的“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强调总需求是决定国民收入的关键。他提出三大心理规律: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流动偏好规律。在它们作用下,有效需求不足将导致大规模失业和生产过剩,而市场机制无法自动调节并实现充分就业均衡。方法上,凯恩斯开创了宏观经济的分析方法,即总量分析法,将货币经济和实物经济合为一体,克服了此前传统的将货币经济和实物经济分开的“二分法”。政策上,凯恩斯反对“自由放任”和“无为而治”的传统做法,主张国家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来消除失业和摆脱经济萧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相继接受凯恩斯理论,并根据“有效需求理论”来制定宏观经济政策。例如,1945年,英国政府了就业政策白皮书》,声称政府将稳定就业水平作为主要目标和责任;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政府也宣布将充分就业作为战后施政的重要目标。1946年美国通过的“就业法案”规定“促进最大限度的就业、生产和购买力是联邦政府的一贯职责”。50年代以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进入鼎盛时期,成为西方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

(二)新古典综合派--凯恩斯主义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逐渐恢复,此后的20多年是相对繁荣和稳定发展的时期。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主要是针对经济危机提出的,追随者必须对其理论进行新的解释,以适应新的经济发展状态。这个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发展比较缓慢,又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威胁,需要对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所忽视的长期发展、价格和工资问题进行研究。此外,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的不一致性,需要加以调和;经济结构的改变,也要求将反映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学和反映国家干预的宏观经济学结合起来。在这种理论和现实背景下,形成了新古典综合派。

新古典综合派的思想渊源是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新古典经济理论。该学派理论的最大特点体现在“综合”上:①综合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把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总需求所引起的“收入效应”,与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的价格变动所引起的“替代效应”结合起来。②综合凯恩斯的短期分析方法与古典学派的长期分析方法。③将传统的对市场自行调节的机制与凯恩斯所主张的政府干预机制结合起来。④把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货币政策与凯恩斯强调的财政政策结合起来。⑤把非均衡分析方法与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结合起来。⑥80年代以后,其“综合”的特征还表现为对凯恩斯主义反对派各种理论的综合。其代表人物萨缪尔森曾经说“星期一、三、五,我可以是一名萨伊定律的侍从,而星期二、四、六,我却可以是一名凯恩斯分子。”

新古典综合派的核心政策主张是“需求管理”思想,提倡由政府采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对社会总需求进行适时适度调节,稳定经济增长。1950年代,新古典综合派的政策主张是补偿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1960年,肯尼迪总统采纳了新古典综合派代表人物托宾和奥肯的政策建议,削减个人所得税,生产与就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这又对1970年代的“滞胀”困境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了应对这种困境,新古典综合派又提出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实现多种经济目标的策略。

二、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推行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虽然缓和了阶段矛盾,推迟了周期性危机的爆发,剌激了生产与经济的发展,但是却造成了通货膨胀的加剧。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发生了急剧的通货膨胀,并在70年代初形成了高通货膨胀率和低增长率并存的“滞胀”局面,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此束手无策。。5在这种情况下,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学,包括现代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在反对凯恩斯主义的论战中迅速崛起。

(一)现代货币主义

现代货币主义的思想渊源是费雪的货币数量论和芝加哥大学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该学派强调货币问题的重要性,主张通过货币政策来消除通货膨胀。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从50年代中期起,根据费雪和芝加哥大学的传统观点,对货币数量理论作了新的论述,主要观点是:货币是唯一重要的因素,货币数量变动既影响物价水平,又影响商品和劳务的生产量或国民收入的变动;通货膨胀不仅被看成是纯粹货币现象,而且被认为是国家干预破坏市场机制作用的后果;反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提出有计划地稳定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即按照国民收入增长率有比例地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政策主张。

现代货币主义者曾提出过六大政策命题:中央银行的首要任务是控制通货膨胀,而不是失业;中央银行需要使用明确而有效的目标框架和工具变量;合适的工具变量是全额准备金(制度);中央银行能够充分精确地控制货币供给;货币供给是适宜的高层目标;货币应以稳定或不变的比率增长。。]

货币主义在整个80年代成为撒切尔主义的理论基础。撒切尔的通货紧缩政策使失业率一路攀升:50-60年代,失业率只有1%-2%左右,1979年撒切尔上台时为4.5%,1981年猛增至9.1%,1985年高达13%。

1979年,美国进行了一场“货币主义者的实验”,美联储不再以利率为中心,而是使银行储备和货币供给遵循事先确定的增长路径。这项政策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取得了成功,从1978年到1982年,通货膨胀率从13%降到了4%,失业率从6%上升到10%;但是却使货币周转率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因此美联储渐渐不再以它作为货币政策的风向标。

(二)供给学派

供给学派强调要注重经济运行的“供给方面”,其理论与政策的核心是说明财政政策的变化,尤其是边际税率的变化,对剌激劳动积极性、储蓄与投资等的作用,进而对总供给和经济增长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供给学派的学术渊源主要是古典经济学,具体来说,主要是指从亚当?斯密到约翰?穆勒,并由萨伊建立的“从供给出发,将生产、成本、生产率作为研究重点,并以经济自由主义为主要政策主张的经济理论体系”。供给学派反对凯恩斯“需求管理”的国家干预主义,认为它是导致产生“滞胀”的根源,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供给管理”,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应该影响供给而不是影响需求,以促进私人储蓄和投资,主张全面恢复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精神,尤其是萨伊定律。

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在经济陷入“滞胀”和凯恩斯主义失灵的背景下被里根政府所采纳。里根政府大幅减税:1981年第一次总统预算将非劳动所得收入的最高税率从70%降到50%,把资本收益的最高税率由28%降到20%。1983-1984年,美国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复苏,失业率降低。1986年,失业率回到70年代末期水平。

里根政府推行供给经济学,目的是通过增加供给提高生产率、消除“滞胀”。但推行减税却使税收降低、赤字高涨,并造成低储蓄率、低投资率、低生产率、高汇率,投资下降,国际市场竞争力下降。

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学派)

在20世纪70年代时,西方国家经济面临“滞胀”和大量失业的困境,凯恩斯主义和现代货币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都未能改变这种局面,一些经济学家从现代货币主义中分离出来,形成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学术渊源是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该学派有3个重要的假设:理性预期(经济行为人对经济变量的主观预期将符合这些变量实际的或者客观的条件数学期望)、持续市场出清(工资和价格变动非常迅速,因此市场总是处于均衡状态)、经济当事人最大化。从这些假设中可以推导出一些重要的政策主张:①政策无效主张。如果货币当局宣布打算增加货币供给,理性的经济行为人会考虑这一信息并完全预见货币供给增加对一般物价水平的影响,因此,产出和就业保持在自然水平上不变。②减少通货膨胀的产出和就业成本。为了减少通货膨胀,经济体要承受产出和就业的损失。③动态时间的不一致性、信誉和货币规则。最优政策选择是在动态过程中发生变化的,由于存在试图预期政策行为的当事人,会导致政策制定者在一定时期内的相机抉择政策不会导致社会目标函数的最大化。因此,要制定一些长期不变的政策规则,而不是相机抉择,建立对规则的信誉比具体的规则本身更重要。④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独立的中央银行更能建立信誉,以更低的代价实施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⑤宏观经济政策增加总供给的作用。附加预期变量的总供给曲线自然隐含着增加总供给的微观经济政策,即增加产出或者减少失业的适宜政策是那些促使厂商和工人提供更多产出和劳动的微观经济动机的政策。卢卡斯曾指出“福利的潜力来自较好的、长期的、供给方的政策,其收益远远超过短期稳定政策进一步提高所带来的福利。”⑥政策评价的“卢卡斯批判”。卢卡斯批判使用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来评价不同政策方案的效果,因为当事人会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调整他们的行为,参数可能因政策规则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所以无法比较不同政策产生的效果,即宏观经济模型对于政策评价没有用处。

(二)新凯恩斯主义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长期在西方宏观经济学处于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在应对“滞胀”问题时一筹莫展,陷入困境。新凯恩斯主义的产生的理论条件是凯恩斯主义的理论缺陷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在解释现实问题时的软弱无力。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缺乏微观基础,没有清楚阐释名义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尽管新古典综合派的萨缪尔森后来把古典微观理论引入凯恩斯经济理论中,但是却没有形成有机的结合体。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虽然发展了一种有微观经济基础的宏观经济理论,但是过于追求理论结构和分析方法的完美无暇,其市场出清的微观分析严重脱离了现实,宏观政策无效性的结论也难以令人信服。在这种背景下,新凯恩斯主义产生了。由于主张政府干预,它被看成是凯恩斯主义的复也。

相比旧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的“新”主要体现在:①在解释经济周期波动方面,强调的是名义价格刚性,而不是名义工资刚性。新凯恩斯主义的重要内容包括“菜单成本”理论、“近似理性”模型、长期合同理论或价格交错调整理论。②强调实际不完全,主要是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并用它们来解释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③试图为解释工资和价格粘性现象提供一个可以接受的微观基础。新凯恩斯主义把名义不完全与实际不完全的相互作用和理性预期假说、自然率假说结合在一起,说明名义总需求的波动如何能够对产出和就业产生重大的实际效果,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明干预政策如何可以稳定经济。

四、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演变发展特点

虽然现代宏观经济学在产生和演变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少争论和分歧,但是在也存在一些共识:①真实GDp的运动方向基本上是由供给方面的因素推动的。m②真实GDp在长期内是螺旋上升的,而短期内实际GDp的波动基本上是由总需求的冲击引起的。③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的替代关系在短期内存在,但在长期内不存在。④在长期内,货币供给的增长率决定通货膨胀率,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应该是追求一个较低且稳定的通货膨胀率。⑤不主张政府使用不谨慎的“微调”总需求的政策,来使产出和失业水平接近或保持在它们充分就业时或自然的水平上。⑥经济稳定被看成是一个博弈理论的问题。政府的政策体系能够影响人们的预期和行为,因此建立政策的可信度和相关的制度很重要。

20世纪30年代现代宏观经济学产生后,经历了凯恩斯主义的产生和兴起、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学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经济理论的主流、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趋同与综合这三个重要的演变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