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特点篇1
[摘要]新李斯特主义的前景取决于其经济学和管理学基础。但是，这一流派的研究者目前主要关注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后者。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以产业政策为中心，通过对于发展型国家论――与新李斯特主义具有学术渊源的理论流派或李斯特主义的政治学版本――的早期文献的重新解读，梳理出发展型国家论的两个重要研究传统，并以这样两个研究传统为出发点，对于强化产业政策效果的研究进行系统的整理，确认新李斯特主义的管理学基础。
[中图分类号]F091.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5）03-0018-08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研究热潮消退之后，产业政策正在再次进入学界的视野。重新关注产业政策的学者主要有两类：一类采取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但是对长期指导后进国家发展的“华盛顿共识”持批判态度；另一类则依据演化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试图重构推动后进国家发展的政治经济逻辑。如果说第一类学者更多地是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政策措施进行微调的话，那么第二类学者则比较激进。由于与李斯特经济学具有直接的联系，后一类学者的研究逐渐汇聚为可以称为新李斯特主义的学术潮流。
在本文中，笔者将罗伯特・韦德（Robertwade）、艾丽斯・阿姆斯登（aliceamsden）和梅迪・谢菲丁（mehdiShaeffedin）等秉承李斯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家称为旧李斯特主义者，而把运用制度与演化经济学分析框架的赖纳特（erikS.Reinert）、张夏准（Ha-JoonChang）和贾根良等学者称为新李斯特主义者。目前，新李斯特主义方兴未艾，有许多重大问题有待探讨，例如，1日李斯特主义者关于为什么强调静态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模式未必会自动地为后进国家带来企业能力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这一重要问题的分析具有说服力。但是，旧李斯特主义者并没有充分地讨论提高企业能力、实现产业升级的具体措施。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强调管理学基础对于新李斯特主义的重要性。
由于旧李斯特主义者往往将关于发展战略的选择还原为经济理论之争并有将企业能力或生产力
李斯特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的形成机制处理成“黑箱”的倾向，所以直接从旧李斯特主义的文献出发来构筑新李斯特主义的管理学基础具有难度。在这种背景之下，从与旧李斯特主义具有联系的相关研究出发，寻找构筑新李斯特主义的管理学基础的线索就成为现实的选择。我们认为，与旧李斯特主义具有内在联系的发展型国家论的研究传统为系统地把握新李斯特主义的管理学基础提供了出发点。
近年来，在比较政治经济学家的推动下，发展型国家论开始进入我国经济学界的视野。由于具有相近的学术渊源和类似的政策主张，新李斯特主义者对于发展型国家论表现出明显的兴趣。挖掘并重温发展型国家论的研究传统有助于存公共管理和企业管理两个方向上构筑新李斯特主义的管理学基础，确认改进基于新李斯特主义的政策实践的途径。
一、为什么新李斯特主义需要管理学基础
长期以来，后进国家的发展战略受到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在新古典经济学家开设的政策清单巾，市场机制和自由贸易占有关键地位。对于市场机制和自由贸易的重视源于以下认识：尊重市场机制和白由贸易原则意味着后进国家依据比较优势来设计发展战略，而这种发展战略将自动地改变这些国家的资源禀赋，进而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但是，正如依据比较优势来设计发展战略的后进国家在工业化的早期可能在工农业关系问题上落入李嘉图陷阱一样，在初步完成了工业资本积累之后，如果后进国家完全依据静态比较优势来设计发展战略，则有可能在产业升级问题上落入比较优势陷阱。
作为发展经济学中的经典议题，李嘉图陷阱描述的是稀缺的土地资源对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后进国家的工业发展的制约：在这些国家，人口增加往往引起粮食价格上升，粮食价格上升推动工资上涨并压低利润，而低利润意味着企业很难进行设备投资。在这一过程中，获利的只有土地所有者。相对于工业化初期的李嘉图陷阱，比较优势陷阱指的是，在初步完成资本积累之后，基于静态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未必能够提高后进国家的竞争力，其表现是后进国家被长期锁定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价值链的低端。实际上，对于比较优势陷阱的表现形态和形成原凶的分析是新旧李斯特主义的出发点之一。
需要注意的是，政策效果不仅取决丁理论依据是否正确，而且受到政策实践的影响。换言之，即使理论依据是正确的，如果政府官员不能或不愿正确地设定具体的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企业不能或不愿有效地利用政策环境，那么企业能力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或者难以实现、或者伴随成本。实际上，保护国内市场、推行产业政策的一些国家并没有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
因此，尽管新李斯特主义者和新古典经济学家之间的学术争论仍将继续，但是对于前者来说，在坚持介入必要性的前提下，如何提高相关政策措施的效率，即如何强化新李斯特主义的管理学基础显然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
二、发展型国家论的研究传统
对于高度重视政府介入的新李斯特主义者而言，政府介入的管理学基础本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尽管一些具有新李斯特主义倾向的研究者和产业政策研究者就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但是这些研究没有进入体系化的状态，在相关领域的主流文献中没有占据关键地位。出现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在后进国家发展战略问题上，新李斯特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之间存在长期的论战。对于前者来说，在经济学原理的层面上论证己方的合理性是最重要的议题。
东亚地区的政策史表明，以产业政策为代表的发展战略的出现未必以一个学术流派的压倒性胜利为前提，更多地是一个围绕国家的发展意愿展开的政治问题。换言之，学术争论有助于推动政策范式的变化，但是发展战略的形成更多的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现象，而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问题。有学者将产业政策理解为特定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的结果，其原因即在于此。实际上，姑且不论中国的政策实践是否符合新古典经济学或新李斯特主义的原则，在现实中，在政府积极推行产业政策的20世纪80年代，支持产业政策的学者并没有提出明确的理论基础；类似地，在自由主义的影响迅速上升的90年代，产业政策也没有退出舞台。
对于新李斯特主义者来说，构建管理学基础的主要途径本来应该是从作为其理论依据的演化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演绎出具体的政策措施。但是，因为这些理论依据具有比较强烈的纯粹理论的特征，所以这种研究显然不能在短期内完成。在这种情况下，更为现实的思路是对尽管没有成为新李斯特主义的主流文献，但是却与新李斯特主义的政策主张一致、从管理学的角度分析如何强化产业政策效果的相关研究进行整理。但是，如果我们选择这种研究路径，如何整理这些研究将成为一个问题：尽管这些研究具有近似的问题意识，但是相互联系却并不明确。因此，如果缺乏明确的出发点和分析框架，我们能做的将只是罗列这些研究。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以产业政策为中心，通过对于发展型国家论――与新李斯特主义具有学术渊源的理论流派或李斯特主义的政治学版本――的早期文献的重新解渎，梳理出发展型国家论的两个重要研究传统，并以这样两个研究传统为出发点，对于强化产业政策效果的研究进行系统的整理，确认新李斯特主义的管理学基础。
一般而言，学术界认为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Johnson）使产业政策一新李斯特主义的主要政策主张之一成为学术研究议题并开创了发展型国家论。但是，这种流行观点忽视了约翰逊之前的经典研究。实际上，发展型国家论的早期研究具有上行路线和下行路线两个相互补充的研究传统，前者的代表是约翰逊发表于1982年的《通产省与日本的奇迹》，后者的代表则是詹姆斯・阿贝格兰（JamcsC.abegglen）发表于1970年的《日本经营的探求：日本股份公司》。长期以来，约翰逊的著作被奉为发展型国家论的开山之作，阿贝格兰的著作则由于在日本出版而被英语学术界忽视。实际上，阿贝格兰的著作包含了后来被称为发展型国家论的理论流派的所有关键要素。另外，对于本文而言，尽管阿贝格兰和约翰逊的经典研究都包含了以政治过程和企业生产活动为中心来分析政企.互动两个思路，但是相对而言，阿贝格兰的重点在于后者，而约翰逊的重点则在于前者。更为重要的是，以政治过程为中心来分析政企互动的研究传统――本文称之为发展型国家论的上行路线或约翰逊传统――成为后续研究的主流，而以企业的生产活动为中心来分析政企互动的研究传统
本文称之为发展型国家论的下行路线或阿贝格兰传统
则流落于主流之外。然而，只有将包含在发展型国家论早期研究中的两个研究传统整合在一起，发展型国家论以及新李斯特主义才能更好地指导后进国家的实践。对于本文来说，只有将这样两个研究传统整合在一起，我们才能系统地梳理关于强化产业政策效果的研究。
首先，阿贝格兰被忽视的研究包含了发展型国家论的所有关键要素。众所周知，格中克龙的后发优势说是发展型国家论的理论起点，而后进国家如何解决融资问题则是格申克龙最为重视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阿贝格兰的研究与格申克龙的思路的相关性是非常明显的：在关于日本经济发展的分析中，阿贝格兰不但将日本企业对于外部资金的高度依赖视为其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而且明确指出，这种融资结构在相当程度上是政府和央行介入的结果。一般而言，齐斯曼关于日本的经济发展和金融政策的关系的研究被认为是发展型国家论中较早讨论融资制度的经典文献。但是，这一研究的发表远晚于阿贝格兰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阿贝格兰是最早将格申克龙的核心思路运用到关于东_哑经济发展的研究之中的学者。另外，强烈的发展意愿、自主的核心官僚机构、紧密的政商关系和选择性的产业政策被认为是发展型国家的主要特征，也是发展型国家论的关键要素，而阿贝格兰的分析则涉及了上述所有因素。因此，尽管没有受到发展型国家论者的重视，但是将阿贝格兰定位成发展型国家论事实上的开创者之一当不为过。
其次，产业政策是约翰逊和阿贝格兰的中心研究议题，但是两者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路径有所不同。尽管约翰逊重视企业在政企关系中的作用、正确地评价了关注企业层面的生产活动的“企业合理化政策”的意义、甚至将管理学家德鲁克的名言――“只有管理者，而非自然、经济法，或者政府，能够使资源变得有效”作为《通产省与日本的奇迹》的题记，但是，他对于企业层面的牛产活动的分析浅尝辄止。在总体上，作为一个具有历史制度主义倾向的政治学家，他的研究重点在于说明产业政策的形成过程.并试图将政府介入与日本的经济发展直接联系起来。相对地，作为管理学者的阿贝格兰对于上述问题的处理方式则完全不同。在论述日本经济的特征时，他将日本企业的组织形态和资金结构与政企关系并列，并倾向于通过分析政府对于企业的融资活动和劳资关系的影响来把握政府的作用。换言之，阿贝格兰的产业政策论建立在对于日本企业的竞争力来源的分析之上，其研究思路是通过分析政府介入对于决定了企业竞争力的企业层而的制度安排的影响来论证政府介入的作用。这种研究思路反映在《日本经营的探求：日本股份公司》之中，在后续研究之中也得到了延续。
再次，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将以政治活动和企业层面的生产活动为中心的产业政策研究分别称为发展型国家论的研究传统中的上行路线和下行路线的话，那么约翰逊和阿贝格兰的区别主要足程度上的：两种研究路径并存于两者的研究之中，但是约翰逊更倾向于上行路线，而阿贝格兰则更倾向于下行路线。但是，在发展型国家论成为显学的20世纪80年代之后，约翰逊传统成为主流研究方向，相对地，阿贝格兰传统极少被提及，少数延续了阿贝格兰传统的研究或者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或者没有被从阿贝格兰传统的角度进行讨论。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特点篇2
论文摘要：基于政府在不同区域创新系统中的地位和实施的各种政策的效用差异，分析了区域创新中政府政策的不足之处，并提出正确政策的做出必须建立在政府对本区域创新环境认识的基础上，政府应针对区域创新系统的不同模式和阶段特点实施相应的政策。
2006年1月9日，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讲话，提出要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并部署实施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纲要》指出提高科技创新力的途径之一就是建设各具特色和优势的区域创新体系。区域创新体系中的要素众多，本文仅从政府行为的角度出发，探讨政府应如何作为以提高区域创新力。
1政府在区域创新体系中的定位
区域创新体系主要由以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为主体的知识创新体系，以政府为主的科技管理体系，各类中介服务机构构成的中介服务体系，以企业为主体的成果转化体系构成，其中政府的行为和政策对各体系有着强大的调控力，影响着整个区域创新体系的效率。政府行为与该区域的经济与技术发展程度相协调，实施恰当的政策行为能推动区域内的技术创新与转化，相反，不恰当的政策行为将阻碍区域内技术创新与转化的效率。
根据区域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将区域创新系统可分成四种模式：其一，价值网络型区域创新系统，特点是经济和科技实力都很强，区域内的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联系紧密，各创新主体之间高度合作，区域内存在自己的创新网络；其二，企业主导型区域创新系统，特点是区域经济实力较强而科技实力较弱，其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但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企业会开展积极的创新活动或者从区域外引进新技术；其三，高校一科研机构主导型区域创新系统，特点是区域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但科技教育实力却较强，很多科研成果无法在本地利用，必须到其他区域转化应用；其四，政府主导型区域创新系统，特点是区域经济与技术实力都较弱，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创新能力都不强，经济实力较弱，市场机制往往不健全，存在市场失灵…。
政府应根据不同模式的特点做出恰当的政策行为。价值网络型区域创新系统中，政府的作用在于维持区域内积极的创新环境，更多的利用市场机制引导科技创新，激发区域创新系统内各主体自动的开展创新活动。企业主导型区域创新系统中，市场机制已经提供了企业积极创新的动力，但缺少优秀的科技成果，政府行为的重点在于培育区域内部的创新能力及推动区域内外的科技成果信息交流。高校一科研机构主导型区域创新系统中，创造出的科技成果在区域内缺少成果转化的条件，政府行为的重点在于帮助、鼓励区域内的企业积极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企业，增强企业的科技竞争力，提高创新科技在区域内的科技转化率。政府主导型区域创新系统中，系统内的各主体缺少主动创新的能力，政府在科技创新和转化两方面都起着主导作用，一方面应利用政策参与、鼓励企业、高校和科研主体的科技创新、科技流通活动，另一方面应制定政策帮助，鼓励企业积极利用科学技术，实现科技成果转化，提高企业经营效益。
也有学者根据创新系统所在区域的发达程度，将区域创新系统分为发达地区的创新系统和欠发达地区的创新系统，指出发达地区区域创新系统中的政府担任宏观调控员的角色，只要市场机制能够发挥作用，政府就不介入，政府在区域创新系统中的主要角色是系统维护者，旨在防止系统创新过程中的“市场失灵”和“系统失效”等问题。在欠发达地区政府在创新活动中居于主导地位，成为创新活动的“准主体”_2J。政府在欠发达地区的创新主体结构中处于核心和关键的地位。政府政策应以推动企业向技创新主体发展为方向，以积极培育创新中介组织为侧重点，以促进大学、研究机构与企业的有机联系和合作为突破口的渐进结构。
还有学者将区域创新系统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系统的创立阶段、系统的成长阶段、系统的成熟阶段，并指出政府在区域创新系统发展的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的定位J。在系统的创立阶段，政府在创新系统中居于主要地位，制定的政策应确定科技创新的方向。在系统的成长阶段，系统中的政府与市场共同推动技术创新活动，在系统的第三阶段即成熟阶段，市场在区域科技创新系统中发挥主导作用，创新主体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开展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活动，政府仅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引导创新活动的进行。
综上所述，特定的区域创新系统需要特定的政府政策。适当的行为能推动所在区域创新活动的蓬勃兴起，不适当的政府行为则成为区域创新活动的绊脚石。政府恰当政策的首要条件在于准确的认定政府在区域创新系统中的位置。
2区域创新系统中政策的种类
政府往往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法规来促进区域内的科技创新活动。根据对区域创新活动的影响方式可以将这些政策法规区分为直接参与科技创新活动的政策和间接引导创新活动的政策。
最典型的直接参与科技创新活动的政策是区域科技投入政策，政府制定每一年度对科技创新活动的资金投入量，并将其投入到政府经过调查研究确定的最需要政府投入的科研项目或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中去。韩国政府在研发总预算中规定，投入到原创技术开发、下一代产业技术开发以及地方科技开发的预算，将分别由2004年占20％，6％和32％提高到2008年的25％，15％和40％。在韩国2004年的研发预算中，用于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等未来高技术领域、基础科学、宇宙开发的预算分别占27．6％、16．4％和11．3％。这些科技投入极大的促进了韩国的技术创新活动。科技人才政策也是直接参与科技创新活动的政策之一。我国目前很多省或区域都提出“某某学者计划”，提高高级科技人才的待遇，留住区域内的创新人才并吸收引入其他区域的高新技术创新人才，有些政府还制定一些政策直接管理本区域的技术成果，并帮助进行区域内外的技术交流。政府应更多的承担建立和发展学习性区域的社会资本，繁荣本区域的技术学习和创新。政府也通过科技管理政策，直接介入区域创新活动，如制定知识产权战略，有计划的发展本区域的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活动是一个系统工程，政府间接影响区域创新的政策主要有促进企业投入的税收政策、促进技术创新的金融政策、建立支持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政策。
3我国区域创新中政府政策的不足之处
3．1政府的定位意识不足
政府在制定区域创新政策前应先了解本区域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创新能力，明确政策是应直接介入创新活动还是间接的利用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对创新活动进行宏观调控。我国各区域政府在推动区域创新时缺少相关的调查，也未形成明确的定位，造成政府行为缺少明确的目的性和协调性。3．2政府政策的系统性不足
区域创新活动是一项系统工程，影响区域创新活动的因素具有多样性，但也具有系统性，我国区域政府在制定创新政策时往往只关注一面或者割裂的关注多面，制定出的政策各自为阵，彼此间缺乏相互的关联性。系统性不足的另一表现就是区域创新政策不匹配，某些创新政策自身相关政策之间与在具体实施甚至在制定的具体内容上不相匹配。
3．3政府政策的针对性不足
区域创新政策与其他创新政策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其是针对某一特定区域经济、科技环境的。但我国很多区域的政府缺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环境具体对待的精神，制定的区域创新政策完全是国家各项科技创新政策、法律的简单重复或其他区域创新政策的机械模仿。
3．4政府职能过度
政府超越行政职能范围行使权力，如对企业内部事务的管理进行直接干预、项目的审批、论证评估等，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区域创新的关键在于构建良好的区域创新环境，而构建区域创新环境依赖于政府对各种区域创新环境因素的投入，因此在区域管理活动中，政府应在区域创新环境的构建上发挥自己的宏观职能，如制订宏观的区域创新目标、战略和方向，创新区域的各项制度，激励、督促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进行创新活动，从而实现区域创新的目标。
4提高区域创新系统中政府政策的方略
克服区域创新系统中政府政策的不足之处，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着手。
4．1了解本区域经济、科技创新水平，做好政府定位
某一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的不同层次需要不同的政府政策，政府在制定某项政策时首先要做好调查，明确本区域的经济水平属于价值网络型区域创新系统还是企业主导型、高校一科研机构主导型、政府主导型；属于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属于创新系统的创立阶段、成长阶段还是成熟阶段。只有政府对其在区域创新系统中的定位有了明确清晰的认识，在制定政策时，才能有意识的选择不同效用的适应本区域经济环境的行为。在经济、技术环境发生变化时，政府才能做出相应的变化，保障政府政策的灵活性。
4．2了解本区域经济发展特色，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
每个区域都有其不同于其他区域的地方，并发展出别具特色的经济。政府在制定区域创新政策时就应先了解本区域的自身特点，制定符合本区域特色的产业方向及相应的创新政策，保证政府制定的政策具有针对性，不再是中央政策创新政策和法律规范的简单重复。
4．3整合、强化科技政策制定者的权力
目前我国各区域的科技创新政策都是由当地的科技主管部门制定的，科技主管部门的权限有限，不能满足创新活动的激励政策涉及很多部门的需要，制定出的科技政策缺少各部门间的协调。很多国家科技政策的制定部门都是综合机构，并具有较高的权力。如德国科技政策制定部门由原来的教育、科学、研究和技术部组成；et本文部科学省由原主管教育、文化、体育的文部省和主管科技的科学技术厅合并成立，日本的国家科学技术审议委员会可以负责协调全国相关的部门。整合、强化后的科技政策制定者制定的政策才更可能具有系统性和执行性。
4．4建立全方位的政府政策以引导区域创新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特点篇3
摘要：区域政策作为区域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内容的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论文通过对区域政策的相关理论知识进行了阐述，旨在揭示区域政策在区域经济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区域政策在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区域政策；西部地区区域政策
一、区域政策
（一）区域经济政策的概念及特征
区域政策（要指区域经济政策）是指根据区域的差异而指定的以协调区域间关系和宏观运行机制的一系列政策之和，在宏观方面影响着区域的发展，包括了很多方面的内容，主要有，区域经济政策、结构政策、自然保护政策等。
区域政策的目的是让那些原本不会进入目标区域的资金和劳动力被吸引进去，不但包括了将资金引入到落后的区域使使劳动力能够充分就业，还包括了使落后区域通过内生发展来产生新的就业机会。
区域政策中最重要的就是区域经济政策，下面我就从区域经济政策方面来做分析研究。
区域经济政策：“所谓区域经济政策又称为区域政策，是政府（主要指中央政府）干预区域经济的重要工具之一，它通过政府的集中安排，有目的地对某些类型的问题区域实行倾斜，以改变由市场机制作用形成的一些空间结果，促使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格局协调并保持区域分配合理。”
为了服从全国经济整体发展的需要，服从国际形势变化和国家安全战略的需要，服从全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要制定区域经济政策。
在张可云《区域经济政策》一书中将特征归纳为两个方面
（1）积极的区域倾斜，即对选定的地域单元给予利益补助。对不同地区采取差别化的政府支持和权力下放是区域政策存在的基础。
（2）高度的集中化，即区域政策的制定、实施、监督和评价是由中央当局来进行的，是一个“来自上面”的策略。
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般而言，区域经济政策具有以下特点：差异性、综合性、协调性和阶段性。
综合而言，区域经济政策具有以下特点：以区域作为研究对象、区域层面上的差别政策导向、主要表现为一种结构性政策。
（二）区域经济政策研究的基本内容及目标
根据以往各国的经验，区域政策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区域政策的基本概念，区域政策研究的发展过程，区域政策研究的地位等。
（2）区域政策的宏观和微观的理论基础研究。
（3）区域政策的战略、目标与实现途径的研究。
（4）区域政策工具的选择和使用及其优缺点研究。
（5）区域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区域的分析性研究。
（6）区域经济政策好坏的评价方法研究。
（7）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手段的研究
图表1区域经济政策子目标的宗旨和类型
区域政策子目标宗旨具体目标
经济目标解决区域经济问题缩小区际经济发展水平差距
生产力的合理布局
经济空间的扩大和新区开发
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
衰退地区的经济复兴
核心地区经济活动的扩散
提高衰退地区、落后地区就业率
降低衰退地区、落后地区迁移率
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
社会目标解决区域社会问题缩小区际生活质量的差异
缩小区际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
改善落后地区教育、文化、卫生状况
政治目标解决区域政治问题民族团结
国防安全
区域政治一体化
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生态目标解决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环境保护
国土整治
资源的合理利用
“三废”治理
生态环境的恢复与重建
资料来源：丁四保：《区域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17页
还有很多相关的内容就不一一列举，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其侧重点将会有所不同，但大体的内容有相通之处。
区域经济政策的目标既是制定区域经济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又是进行区域经济政策效益评价的基本依据。区域经济政策的总体目标是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公平的最大化。
子目标则根据实际的情况一般分解为经济目标、社会目标、政治目标、生态目标等。
（三）区域经济政策工具及效应评价
区域经济政策工具：为了实现区域经济政策的目标，需要采用一些政策工具的援助包括有直接援助（拨款、优惠贷款、税收减免）；间接援助（发展基础设施、发展工业与科技园区）。
区域经济政策的效应评价：根据评价目的的不同，区域政策评价可以分为过程性的评价和总结性评价；根据评价者，区域政策评价又可以分为内部评价和外部评价；根据评价时期的不同又可以分为事前评价、中期评价和事后评价。这里重点介绍事前、中期、事后评价。如下图所示：
图表2评价与政策要素之间的关系
摘自张可云《区域经济政策》2005年版第385页
由图可知，对于区域经济政策结构而言，三中评价都很重要，但事后评价是最重要的。事前评价是一种用来改善新项目的质量的手段，可以帮助决策者判断区域政策方案的价值。中期评价则的目的是检查区域政策项目的实施进展和所使用的监督制度是否适用。事后评价则是确定资源是否有效利用，报告政策干预的效率与效果以及目标的实现程度。
二、中国西部地区的区域政策
（一）中国西部概况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三大经济行政区划包括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其中西部地区包括重庆、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甘肃、青海、宁夏、陕西、内蒙古、、新疆共12个省、市、区。中国西部地区土地面积约538平方公里，占了全国国土面积的56%；目前的人口数量约为287亿，占全国人口的2299%。
我国西部疆域辽阔但人口稀少，资源丰富但环境恶劣，发展潜力较大但发展困难很多，再加上西部经济欠发达，少数民族多聚居于此，因此需要更多的支援和关注。
（二）国家对西部的关注
中央政府多年来一直积极扶持中西部地区发展，推行区域协调发展的策略，为了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国家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这些政策和措施使得中国西部经济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表现的最为明显的是一直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从1998年的1464738亿元，增加到了2008年的5852658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142%，高于全国964%的水平。
（三）西部的区域政策最新动态
在刚过去的“十一五”规划纲要中第一次提出了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域。
“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指出要实现一个目标――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统筹考虑未来我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按照主体功能定位调整完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
在最新的“十二五”规划中，区域政策对西部一样有所倾斜，其中不仅涉及到了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五年规划，并且把区域规划放在更加突出和重要的位置，明确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空间布局以及结构调整的重点和方向。
在“十二五”规划指导思想上，指出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和推动区域成功转型，外延扩张冲动的制度设计，要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满足居民基本医疗、养老、住房等公共需求制定新的制度安排。其中设立了(1)综合性课题如――“十二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总体思路研究》。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十二五”时期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转变发展方式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取向。这项课题是确立经济转型的总体思路的基础。(2)专项课题研究。专项课题主要是对分行业、分区域经济转型的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发展方向、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进行深入研究，(3)专业课题的研究。
无论是“十一五”还是“十二五”规划，对区域经济的研究已经是大势所趋，而区域政策作为其中的一个部分，不仅引导着区域经济的发展，也影响着区域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在西部民族地区，一个好的区域政策是尤为重要的。
（四）西部民族地区的区域政策
根据“十一五”规划的内容，区域政策的实施表现在西部地区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从宏观上和生态区位来看，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大多分布在我国大江大河的上游，是我国生态平衡的源头。从微观方面看，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所处地带一般生态环境脆弱，禁不起破坏。所以很多民族地区都被划为限制开发区即：“要坚持保护优先、适度开发、点状发展,因地制宜发展资源环境可承载的特色产业,加强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引导超载人口逐步有序转移，逐步成为全国或区域性的重要生态功能区”。
在国家“十一五”“规划专栏列出的部分限制开发区域共22个，其中西部12省区(市)就有17个，占了77%，其中绝大多数属于西部民族地区。
图表3西部地区的限制开发区空间分布限制开发区
空间分布限制开发区
东北地区1.大兴安岭生态功能区
2.长白山森林生态功能区
3.东北三江平原湿地功能区
东部地区1.苏北沿海湿地生态功能区
中部地区1.大别山土壤侵蚀防治区
西部地区1.川滇森林生态及生物多样区
2.秦巴生物多样区
3.藏东南高原边缘森林生态功能区
4.新疆塔里木河荒漠生态功能区
5.新疆阿尔泰山地森林生态功能区
6.青海三江源草原草甸湿地生态功能区
7.新疆阿尔金草原荒漠生态功能区
8.四川若尔盖高原湿地生态功能区
9.北羌塘高原荒漠生态功能区
10.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
11.川滇干河谷生态功能区
12.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沙漠化防治区
13.内蒙古科尔沁沙漠化防治区
14.内蒙古浑善达克沙漠化防治区
15.毛乌素沙漠化防治区
16.黄土高原丘陵沟壑水土流失防治区
17.贵黔滇等卡斯特石漠化防治区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
（五）西部民族地区实施区域政策的意义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着对加强我国民族和谐，促进我国区域自治的完善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小结
区域经济政策是一种特殊的经济政策，但由于一般微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不会有目的地考虑空间问题。完善区域政策是一种必然性，所以对区域经济政策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四川省成都市西南民族大学；四川；成都；61004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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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进文.《资源依赖型小区域（县域）经济转型发展研究》.山东大学硕士论文
［9］杜辉.《区域“十二五”规划当以“经济转型"为主线》.博士论坛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特点篇4
一、东西部经济和财税现状比较
1.东西部经济差距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梯度开发”战略使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使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上的差距逐步扩大(见表1)从表1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东西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对差异达2倍左右,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东部二是东西部之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绝对差异相对差异均呈逐年扩大的趋势。
2.国家财政投资的东西部比较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投资布局的重点逐步由内地向沿海地区转移1978—1997年,东部沿海地区国有单位基建投资占全国的比重由40.1%迅速提高到53.3%,而中部地区由30.6%下降到23.6%,西部地区则由20.4%下降到15.7%从国家预算内投资的地区分布看,在1993—1997年,由于部分地区投资所占比重在不断下降,东部地区国家预算内基建投资所占比重提高了5.9%,而中西部地区则提高了10%之后,由于部分地区投资比重的增加,三大地带所占比重又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若以内地投资为1,沿海与内地国家预算内基建投资之比,从1993年的0.91下降到2000年的0.58后,又继续下降到2004年的0.45(见下页表2)从投资总量看,西部地区占有的国家预算内基建投资的比重到2002年时才首次超过东部地区,其人均占有的国家预算内资金在2000年时首次超过东部地区说明国家预算内基建投资在21世纪初逐渐偏向西部地区。
3.国家税收优惠政策的东西部比较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相对均衡发展战略,税收优惠政策作用较小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东部地区逐渐形成了包括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开放城市在内的区域性对外开放体系,并享受诸多税收优惠西部地区则未能享受大多数税收优惠虽然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税收政策对西部地区进行了必要的倾斜,但从总体上说,对西部的税收优惠有过多的限制条件,优惠政策很难像东部地区那样对经济发展起到重大的促进作用例如,规定“对设在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产业的企业,在2001—2010年期间,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这一规定实际上优惠范围只是特定的产业,比起经济特区的税收优惠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在对西部的行业优惠上,可以享受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优惠的行业和比例也是限定在比较窄的范围可以说,目前西部税收优惠政策模式基本上是沿用了沿海和经济特区以减免税为主的模式由于西部和东部先天条件的不同,这一曾经带动沿海和经济特区经济腾飞的税收优惠政策模式在西部却难以奏效
二、西部开发的财税政策实施的主要问题
1.中央对西部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有待加大
我国现阶段执行的转移支付制度是新旧体制交替的产物,包括定额补助专项补助结算补助1994年开始实行的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1995年开始实行的按“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进行的转移支付过渡期转移支付主要针对中西部地区,但该项转移支付规模太小,仅占这些地区当年中央净转移的几个百分点1994年开始实施的在保证既得利益前提下的分税制,把财政包干体制下形成的财力不均带入新的分税制中这使地区间不均衡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在新体制中肯定了这种差距,使地区间财政失衡状况加剧虽然近几年中央加大了对西部的转移支付力度,但是,对面积大基础差的西部地区的发展来说,中央的转移支付无疑是杯水车薪。
2.西部地区财政投资效益有待提高
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拉大固然与投资量紧密相关,但另一个重要根源却在于东西部投资效益方面的差距国家对西部的基本建设投资比重从“三五”时期达到高峰后,直到“八五”期间,都是急剧下降,至“十五”期间才有所回升,比重达到19.48%而从投资效果来看,无论哪个时期,西部的投资效果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西部在投资环境产业结构生产力布局技术条件管理水平劳动力素质及资源配置等诸方面都的确与东部存在不小的差距尤其是主要依靠中央指令性计划,由国家直接嵌入项目式的开发,虽然耗费了巨大的基本建设投资,但却造成投资效益低下及对国家投资的高度依赖性等问题。
3.政府机构规模庞大,财政负担沉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多次政府机构改革,但地方政府的机构改革相对滞后,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基层政府,改革的难度很大由于这些地区经济不发达,政府机关相对稳定的收入反而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人员从政府机构流出缺乏内在的动力每亿元GDp所供养的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从业人员,西部地区不仅高于中部地区,而且是东部地区的两倍多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西部也是高于东部受经济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西部地区的财政收入一直偏低,再加上庞大的行政人员负担,使许多西部地区的政府变成了“吃饭”财政一些西部的县级财政更是捉襟见肘。
4.税收优惠政策无法落到实处
虽然国家在促进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出台了一些对西部的优惠政策,但是,从几年来的实际执行情况来看效果并不明显一方面表现在地域间税收优惠差距不大,有些税收优惠政策是中西部混同,有些是对东部政策的使用范围放宽,税收优惠未拉开相当距离随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税收优惠政策的出台,特别是新的企业所得税法的公布,西部税收优惠政策的“含金量”不断降低另一方面,表现在税收优惠政策的倾斜力度不够,未能有效降低西部企业实际税收负担税收政策未能有效抵消或减轻西部企业较之东部企业在区位信息产业人才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不足此外,由于税收优惠成本多由地方承担,而地方财力不足,无法真正落实优惠政策。
三、促进西部开发的财税政策的制定
在关于西部大开发的一系列文件中,国务院多次强调了要采用直接投资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多项财政政策以增加资金投入改善投资环境从而促进西部大开发这些政策充分体现了国家对运用财税政策促进西部经济发展的重视如何在这一大政方针下,有针对性地推出和完善财税政策的实施细则,应该是在今后一个时期理论界和管理层的工作重点。
1.政策的制定应针对西部地区实际有所创新
现行的西部开发的财税政策,充其量只是对现有的东部税收优惠政策的简单模仿,不能通过产生西部与其他地区的税负差异达到吸引生产要素的目的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深圳等经济特区采用的土地优惠吸引外资成片开发的政策在西部只能局部起作用,西部基础设施建设主要还得以国家财政为主导,以直接投资为主要手段对于西部经济发展来讲,政策和资金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但只有在此基础上辅之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的创新才会激发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廉洁高效的政府健全的法治充满活力的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增强源源不断的新产品,等等,才能实现真正的经济大开发。
2.政策的制定应有利于调动多种投资主体的积极性
经济特区一般地处沿海,政策着力点在于吸引外资扩大开放加强对外交流,因此,财税政策的优惠更多地表现在对外资的优惠上而西部发展重点是缩小与东部的差距,提高西部企业的竞争能力和西部地区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政策的着力点在于广泛吸引包括外资东部资本及西部民间资本在内的所有社会资本因此,财税政策的优惠也应该是不论经济成分的普遍优惠税收优惠政策要有利于吸引各类投资主体积极投资于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国家鼓励发展的有市场前景的产业和项目,最大限度地利用一切社会民间资本,调动多个投资主体的积极性因此,有必要在新的企业所得税法的框架下,在引进外资和西部以外资金时,适当放宽税收政策,如提高税前扣除标准扩大扣除范围加速折旧实行投资抵免或再投资退税等,增加吸引力,以降低市场进入成本。
3.政策的制定应把握政策转型期间的各种机遇
针对特殊地区的财税政策的实践,沿海经济特区的建设无疑提供了成功的典范虽然西部的现在不同于沿海特区的当初,但西部现在也存在新的机遇,首先,中国已完成了加入wto的过渡期,内外有别的税收政策已在逐步调整,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税收政策思路,向西部倾斜的财税政策显然在新思路的涵盖中,这一期间的政策调整具有足够的想象空间其次,中国现在的政策着力点从1994年的防止通胀转到今天的稳健运行,增值税的转型已提上议事日程,东北地区已在行业试点“消费型”增值税,西部财税政策的制定应该充分利用国家宏观政策提供的大好机遇,适时实行增值税的转型,从而使政策效应达到最大化再次,在新的所得税法细则中,虽然不太可能对西部按照地区的差别制定更多的优惠政策,但是,针对西部地区的特定产业的优惠应该在可以考虑的范围之列。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特点篇5
关键词：开发性金融；政策金融；发展定位
中图分类号：F83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6)06－0016－03
一、理论视角下的开发性金融
经济与金融关系的理论范畴是现代金融理论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之一。开发性金融理论的提出，实际上是重新审视传统的经济与金融关系。开发性金融的定位、开发性金融与传统金融的关系、开发性金融机构（主体）之间利益与矛盾的协调等问题，必须从理论上加以认识。
(一)需求跟进型的经济决定金融理论
需求跟进型的经济金融发展模式是指真实经济的增长对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产生额外的需求，金融部门为满足经济增长需求而跟进的金融服务促进金融发展。即现代金融机构的建立，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形成以及相应金融服务提供的水平和数量是由真实经济对金融的需求所决定。需求跟进型的金融发展模式强调经济发展对金融的决定作用。该理论可以简单总结为：经济增长金融需求金融供给金融发展。需求跟进型的金融深化发展模式是长期以来金融发展的主流理论。该理论突出经济对金融发展的决定作用，金融发展在本质上具有消极性。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这一理论是建立在金融的供给会随经济需求的变化而自动调节，即金融的供给反应具有高度弹性的假设前提之上。事实上，在真实经济中，金融服务对金融需求的供给不可能自动地、灵活地反应。发展中国家在金融的发展过程中常常因为金融制度的限制、利率的控制以及市场机制的缺陷等因素阻碍金融的发展，使金融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而缺乏有效金融服务又反过来影响经济增长的方式和过程[1]。
(二)供给导向型的金融引导经济理论
现代金融的发展可以改变经济的增长方式和影响经济发展的进程。供给导向型的金融引导经济理论是指金融机构的创建，金融资产、负债以及相关金融服务的供给超前于经济发展对金融的需求，即通过金融的超前发展引导经济增长的方式和过程，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加速金融自身的深化和发展。显然，与需求跟进型的经济金融深化发展模式相比，供给导向型的金融经济发展模式更多地表现为金融发展的主导性，通过现代金融功能和作用的发挥以及对经济的渗透，为经济和金融的发展提供条件和动力，即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供给导向型的金融发展模式具有两个功能：一是转移资源的功能。通过金融的导向将资源从传统的或不具有增长和发展潜力的经济单位或部门转移到现代新兴行业，加速产业的升级和换代，促进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形成。二是孵化企业的功能。金融导向能为创业者提供投资机会和创造投资条件，促进企业的发展。供给导向型的金融经济发展模式强调金融对经济的引导作用，世界各地出现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风险投资就属于典型的供给导向型模式。
(三)开发性金融的理论思考
从经济与金融关系的需求跟进型的经济决定金融理论和供给导向型的金融引导经济理论不难看出，需求跟进型的经济金融理论是一种传统而成熟的金融理论；而供给导向型的金融引导经济理论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开发性金融理论。因为它改变了传统金融的从属地位，创新了金融服务的方式，特别是它旨在引导和改进经济增长的方式，加速推进经济金融化进程。从这个角度讲，开发性金融理论的产生及其发展，是金融发展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创新和完善。同时，应该从理论上认识到：
1．开发性金融理论的运用是有条件的。开发性金融模式并非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前提，它只是为新兴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金融方式（手段）。一般说来，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经济基础落后，经济货币化程度较低，金融配置资源能力弱小，金融行业自身对经济的依赖性很强，开发性金融的运用缺乏坚实的基础。而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开发性金融运用的条件才相对具备。
2．开发性金融理论的运用是阶段性的。开发性金融发挥作用主要在两个阶段：一是在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更容易发挥作用。即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或是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的增长方式转变；二是产业结构的升级阶段；三是社会发展目标转向阶段，即由专注经济增长向关注社会发展和社会服务目标转向。
3．开发性金融理论是现代金融理论的发展，与传统金融理论是兼容并包相互促进的。虽然在理论上存在经济决定金融和金融开发经济的可能性，但在实践中更可能是两种金融发展模式的相互作用：在新兴的现代经济活动萌芽或处于成长的初期，供给导向型模式可以为其提供发展的动力和条件，催化和加速现代经济的发展，一旦这些产业或部门发展起来以后，供给导向型模式的作用就将大大减弱，转而由需求导向型占据主导作用。这两种经济金融发展模式的主导替出现，更多地取决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
二、开发性金融实践及困惑
根据开发性金融的理论假设和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分析可以得出，中国已经具备开发性金融产生的条件和作用的基础，而且，国家加速推进宏观和区域经济开发的进程（包括西部大开发、东北经济振兴、中部经济崛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培养自主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培养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模式等目标的实施，都属于开发性金融理论研究的重要范畴。同时，传统金融理论对新时期所实施的新的发展目标难以提供支撑。因此，我国金融在现阶段发展的重点之一就是如何推进开发性金融的发展问题。事实上，近年来我国一直在尝试开发性金融实践的探索，代表性的是三家政策性银行的改革和发展。但是，开发性金融在实践探索中遇到许多困惑，主要是由于开发性金融功能定位的模糊所致。
(一)政策性金融向开发性金融转变是我国开发性金融发展的积极探索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为配合我国国有专业银行商业化改革，促进市场性金融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政府先后由国家注资建立起包括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在内的政策性金融体系。经过10年左右，国有专业银行商业化改革完成，中国的金融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较为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加入wto以后，政策性金融作用的范围和空间变得越来越有限，政策性金融的效率不断下降。而就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发展形势较之政策性银行成立初期发生了显著变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政策性金融机构自觉地拓展原有经营领域和范围，逐渐向开发性金融转变。国家进出口银行2005年批准的各类贷款和发放的贷款分别比上年增长73％和71％，在业务快速发展的同时，连续7年实现了不良贷款绝对额和不良贷款比率“双下降”；而农发行全年累放贷款2600多亿元，净增800多亿元，一举扭转了持续多年的业务萎缩局面，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2]。2006年2月初，中国银监会批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开办粮油种子贷款业务，这属于商业性贷款；国家开发银行贷款的扩张速度更为迅猛，从l998年的5l31亿元增长为2004年的14095亿元，而且国家开发银行的开发领域已逐渐由原来的以基础设施融资为主向其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领域扩展。2005年11月，央行行长周小川指出，政策性银行向开发性金融机构转型是目前的一个主流趋势。央行人士也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来看，政策性银行转型为综合性开发金融机构的时机都已成熟[2]。
(二)开发性金融发展面临的困境
1．处理政府与市场的矛盾。由于在开发性金融发展的初期，主要从事的是经济的开发和市场的拓展性业务，开发性金融的主体应该是政府或受政府信用支撑的国家金融机构，但是，开发性金融的发展必须依托市场、开拓市场，但不能破坏市场的游戏规则。国家开发银行就曾公开表示要将自己建成“有政府信用的市场银行，以市场实现政府目标的政府银行”[2]。但是在实践中政府与市场的矛盾往往难以有效协调。政府不介入，商业性金融机构就无力或不愿从事风险性的开发金融业务；政府或政府支持的金融机构（如政策性银行）过度渗透，又会因在投融资市场上的“挤兑”效应，引起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反对。此外，仅仅依靠政府或政策性银行，也难以真正启动开发性金融。例如，在没有依托市场背景下政策性银行的资本金充实一直悬而未决。目前，国家开发银行的注册资本金为500亿元人民币，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资本金为200亿元人民币，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资本金为33．8亿元人民币。由于政策性银行仅仅依靠政府注入资本金，拒绝外来市场资本，由此导致政策性银行难以得到迅速拓展。
2．开发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矛盾。我国现行的开发性金融是从政策性金融拓展、]变而来，政策性金融在成立初期承担更多的是财政性投融资任务，是政府实现财政性金融职能的工具。但是，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政策性银行的定位开始出现模糊，不仅政策性银行之间从事的业务开始互有交叉，而且政策性银行也逐渐涉足商业性银行业务，此举引发了商业银行的反对和非议。一些商业银行认为，政策性银行利用政策优势和资金的低成本优势，与商业银行进行恶性竞争。此外，不但政策性银行的开发性金融业务与商业性金融机构在市场上有冲突，而且三大政策性金融机构之间因业务的扩展也存在业务的相互交叉，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现在的经营摩擦。
三、开发性金融的定位及发展思考
(一)开发性金融的特征――综合性
综合性是开发性金融的主要特征。所谓综合性是指开发性金融既具有政策性，又具有商业性和市场性等特征。政策性指开发性金融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缺陷，为了宏观和长远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代表国家和政府进行的金融资源开发与服务，国家为其提供信用支撑，并享受一系列其他商业性金融机构难以获取的政策倾斜。政策性金融活动不以利润最大化为主要目标，具有补偿型属性；商业性特征是指开发性金融又具有普通金融活动的一般特征，它区别于财政性金融，具有预算约束，需要进行成本核算和风险分析，内在具有扩充资本，增加盈利的要求，具有典型的盈利型属性；市场性特征应该是开发性金融的主要特征。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在于市场，开发性金融的重要使命就在于推动市场的开发和建设，体现国家的重大投资意愿和宏观目标。正如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指出，开发性金融主要是以融资推动等形式参与市场建设，是从社会建设入手来取得经济建设成效的，这具有不同于其他市场组织形式及其过程的独特内涵[3]。因此，开发性金融同时具有财政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特征，具有典型的综合性特征。
(二)开发性金融的定位――开拓性
传统金融发展主要定位于现有领域金融供给效率的提高，而开发性金融发展应该定位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深度和广度的拓展。因此，开发性金融的发展应定位于开拓性。主要包括：
1．经济发展环境的建设和优化。任何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都是在特定的经济发展环境中进行的。经济发展环境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增加起着基础和支撑作用。经济发展环境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包括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公共产品、制度创新、市场建设等范畴。经济发展环境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平台，经济发展环境建设是社会发展的初设成本，传统的以追逐盈利为主要目标的商业性金融一般不愿意提供这类金融支持，政府的财力也十分有限。而经济发展环境建设滞后，将极大约束全社会生产边界，对经济增长和扩张形成极大的约束作用。
2．实现社会发展目标。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全社会发展的整体目标，二者具有一致性，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但是，由于资源具有稀缺性，特别是资源配置受到体制的影响和制约，尤其是在商业性金融主导的金融体制下，金融资源和服务更多地会满足于追逐经济增长和效率提高，社会发展目标容易被边缘化。这种局面长期持续，将会导致经济发展与社会事业滞后的矛盾。落后的社会发展事业（例如，教育落后，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区域发展失衡等矛盾）反过来又会弱化经济发展基础，牺牲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资源与条件，激化社会矛盾，从而限制经济的进一步扩张，社会步入低速发展甚至是衰退期。
3．经济发展潜力的拓展。挖掘经济发展潜力，拓展经济发展领域，是开发性金融开拓性的主要表现。传统金融着力在现有经济发展效率的提高，但很难有效拓展经济发展潜力。特别是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经济发展潜力的拓展尤为重要。开发性金融主要通过：一是资源开发。包括有形资源，也包括无形资源，特别是注重金融资源的开发和引导；二是市场的拓展。既包括市场的外延，也包括市场的内涵。拓展市场的外延，主要指延伸市场领域，做大市场空间。例如，通过金融支持和服务，引导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拓展海外市场。拓展市场的内涵是指建立与完善市场体系、创新市场机制、激发市场活力；三是促进技术创新。创新是增强活力和竞争能力，开拓新的经济发展领域，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有效手段。开发性金融应通过金融资源的配置，鼓励扶持技术创新，将资金投入到那些有增长潜力的新兴行业和领域中，或通过新的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三)开发性金融的主体――多元性
从开发性金融的特征和定位可以看出，开发性金融强调基础性建设和发展平台的搭建，同时注重“开发”、“拓展”、“创新”，由此导致开发性金融的投入和服务一般具有投资大、投资期长、投资风险高、智力支撑要求高的特点。中国经济处于快速转型、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不断上升时期，开发性金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事实上，我国的传统金融业难以满足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如何促进传统金融向开发性金融延伸，谁是开发性金融的主体，各开发性金融主体之间如何协调等，这是开发性金融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1．政策性银行在开发性金融中起着主导作用。政策性银行是国家在特定时期为促进金融体制改革而组建的。从目前来看，它已经基本完成历史使命。如果将其业务的发展继续限制在原有的狭小领域内，将导致其发展不断萎缩，融资效率下降，融资成本不断上升。因此，政策性银行从自身的发展出发，有积极扩张经营领域的内在要求。同时，政策性银行由于是国家注资，享受国家信用支持和优惠政策，具备较好的承受风险和拓展能力，具备弥补市场缺陷，矫正市场功能的有利条件。因此，政策性银行符合开发性金融的综合性特征的要求。加快政策性金融向开发性金融的转变，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在开发性金融中的主导作用，是加快我国开发性金融发展的有利条件。
2．商业性金融是开发性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政策性金融相比，商业性金融最大的特征在于追逐赢利目标。政策性银行在开发性金融中起着主导作用，这并不意味着商业性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不能参与开发性金融活动。恰恰相反，商业银行是开发性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经济和金融资源的开发，没有商业性机构的积极参与都是很难真正取得成效的。只不过和财政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相比，商业性金融机构在开发性金融活动中开发的重点和参与的方式有差异。事实上，在经济结构升级和转型时期，商业银行自身发展也具有强烈的开发需求。商业银行开发的重点在三个方面：一是客户开发，主要是开发客户资源，重点在开发潜在客户，培育优质客户，拓展客户市场；二是市场开发，包括金融市场和各种要素市场，降低信贷风险；三是金融产品开发，为满足客户的需求和市场拓展的需要，商业银行为提竞争能力，必须加大具有兼备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水平的投资与理财产品的开发力度。
3．财政性金融是开发性金融的重要支撑。开发性金融在投融资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导向性投融资的特点，特别是对市场投融资失灵的矫正和弥补，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属于政府投融资的领域。因此，政府的财政性开发金融应该为开发性金融提供重要支撑。主要表现在财政资金的直接投入、国家信用的开发、特殊的投融资政策的制定等。
(四)开发性金融的机制――创新性
从世界性的发展趋势看，开发性金融一般经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政策性金融初级阶段，开发性金融作为政府财政的延伸，以财政性手段弥补市场失灵；第二阶段是制度建设阶段，也是机构拉动阶段，开发性金融以国家信用参与经济运行，推动市场建设和制度建设；第三阶段是作为市场主体参与运行阶段，随着市场的充分发育，各类制度不断完善，国家信用与金融运行分离，经济运行完全纳入市场的轨道、框架，开发性金融也就完成基础制度建设的任务，作为市场主体参与运行。目前，政策性金融已走过初级阶段，正处于制度建设阶段。为弥补市场缺陷，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开发性金融在实践中必须具有创新性的运营机制，进而形成开发性金融活动与市场建设、机制转变、体制改革之间的良性循环。
基于目前我国的现行金融格局，应在加快政策性银行向综合性开发银行转变的同时，建立有效的以政策性银行为主导的诱导型开发金融机制，即政策性银行和财政性金融在国家信用的支撑下充当开发性金融的主力军，沿着市场路径，吸引、诱导社会资金向新的领域和新的市场提供金融支持和服务，创造性的发挥供给导向型的金融引导经济发展功能。其实质也就是在政府信用支撑、组织协调下的一种制度创新。
(五)开发性金融的功能――导向性
开发性金融是在为了解决“物质”和“制度”两大经济发展约束瓶颈，完善市场投融资体制，推进经济金融化进程的社会背景下提出的，因此具有特殊的战略导向功能。开发性金融凭借其特殊优势，运用组织增信手段，市场化的运作与管理，可对财政资金、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资本市场融资资金进入投资领域产生引导与示范作用。进而通过不同类型融资的引领整合，形成“合力”效应。由于开发性金融获得政府众多的政策倾斜，为防止在新市场领域开发引导后，出现与商业性金融形成的不公平竞争，开发性金融不但要建立创新进入机制，还要有退出机制和转移机制。按照选择市场项目入口开发性金融孵化选择市场出口三个环节，推动市场发育和制度建设。
开发性金融具有的政策性和财政性金融属性，决定其必然要承担巨大的改革、社会转型成本和获得政府的大量优惠政策，形成在现有金融格局中不对等的市场地位。它所承担的历史任务就是为市场其他金融机构起导向和示范作用，构建市场平台，分散商业性金融风险，增强商业银行参与的积极性而不是参与市场的运作。这就要求开发性金融在完成任务后，要以适当的时机和方式退出市场。开发性金融领域具有“现金流不均匀，收益不稳定，损益性不平衡”的特点，因此要求资金具有流动性。流动性机制主要是退出机制和转移机制。应当根据市场开发的不同情况，选择适当时机，将资金全部或部分退出，转移给其他投资者或再投入其他领域，保证开发性、导向示范的可持续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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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特点篇6
[关键词]非公有制经济；阶段演变；政策创新；发展展望
[中图分类号]F12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3）11-0036-04
目前学术界对我党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变的阶段性划分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且对每个阶段公有制经济政策形成的背景、所起的作用也有着不同的看法。本文通过对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历史演变全景式的梳理，总结经验，思考未来，探索进一步完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方向，澄清思想认识上仍然存在的一些误区。只有认识正确了，才能在行动上进一步调整非公有制经济未来政策的着力点，促进它持续健康地向前发展。
一、如何历史地看待非公有制经济
由于无产阶级政党是在经济不发达、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国家取得革命胜利的，这些国家是从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过渡而来的，私有化程度相当高，因此，在取得革命胜利后，如何对待私有制的问题就成为了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共同面临的一个课题。从某种意义而言，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首先就转变为如何对待私有制的问题。尽管对私有制的政策如何进行正确定位，中国共产党人从建党之初就开始进行了探索，但主要工作还是在解放之后。在这个长期探索过程中，我们党既取得了重大的理论突破和实践成果，但也有着严重的教训。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从1957年到1978年由于党内存在的严重的“左”的错误，导致在对待非公有制经济上的错误政策，非公有制经济被当成了资本主义的尾巴而受到了全盘否定。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随着在如何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取得的进展，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便逐渐成为了大家的共识，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非公有制经济不再是要不要发展的问题，而是如何大力发展的问题。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我们党制定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提供了坚强的指导。非公有制经济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在国民经济总量中的比重逐步提高，已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非公有制经济目前还面临着一些前进中的问题，从政策层面上来看，包括行业进入问题、贷款问题、公平税收问题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党继续进行探索并加以认真研究解决。
目前对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变的研究存在两个缺点：一是缺乏理论上的深刻性。目前的研究还是把重点放在了史料的挖掘与整理上，而对历史背景、理论渊源、发展过程的研究比重太低。使得整个研究流于表面化、形式化，只是机械地总结历史发展阶段，描述历史发展进程，各个历史阶段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难以进行深刻的理论分析，由此也影响到对各个历史发展阶段或具体政策与思想的历史评价的客观性与说服力[1]。二是在政策演变的阶段划分上观点过散，没有形成比较集中统一的看法。尤其是在演变阶段划分的标准问题上显得十分模糊，以至于出现了各种不同的阶段论。因此，有必要对演变阶段的划分进行重新认识。
二、关于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阶段划分
非公有制经济是相对于公有制经济的一个范畴，它包括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现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个体私营经济、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等。新中国成立后我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也经历了几次反复，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也就是说，从这个阶段的整个历史来考察，阶段性的特征十分明显。学术界对新中国成立后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变阶段划分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大约有五种划分法。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大致有两点：一是历史上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经过了多次反复，起伏比较大，过程十分复杂，对转折点不好把握。二是在划分的标准上存在一定的困难，这里面有大小标准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笔者以为在演变阶段的定位上应着眼于重大的带有根本性的政策演变上。从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变的全过程来看，实际上是围绕着“非公有制经济是否可以存在”以及“非公有制经济如何发展”这两大主题，以这两大主题为标准进行阶段性划分，而把同一大主题之内的政策演变视为同一阶段。这种划分的意义在于：一是阶段性的特征更为明显，二是可以避免一些小阶段的影响，使主题更为集中。
按照这种逻辑思路，我党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演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至1956年，这一阶段从政策层面上解决了非公有制可以存在的问题；第二阶段是从1957年至1978年，非公有制经济政策从肯定演变到否定；第三阶段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政策主题是如何发展和完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
（一）第一阶段：扶植和改造
这一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也就是过渡时期。党的主要工作就是为社会主义的到来做好政治上、经济上的准备。由于党对非公有制经济执行的是扶植和改造的政策，因而非公有制经济在新中国有了很大的发展：1952年与1949年相比，私营工业产值增长了54.2%，工业厂家增长了21.6%[2]，这个速度是非常之高的。随着社会经济恢复任务的逐步完成，中共中央在1953年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中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非公有制实际上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要进行改造，使之与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相适应。因而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扶植并不是无条件、无原则的“扶植”，而是在限制条件下的“扶植”，即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的扶植，这种“扶植”的前途必然是走向社会主义[3]。不过，当时设想这个发展过程是比较漫长的，虽然没有具体指出多长时间，但至少也要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由于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性质缺乏深入的认识，这一时期在政策上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限制：一是不利于国计民生的要进行剥夺和取缔，而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也通过制定税收政策、规定劳动条件等手段限制其活动范围和市场价格。二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规模受到限制，不能处于和国营经济同等的地位。
（二）第二阶段：1956年～1978年
这段时期由于“左”的错误思想在党内占据了主导地位，导致党的主要领导人对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出现了误判，对非公有制经济基本上采取了完全否定和彻底排斥的政策取向，城乡非公有制经济基本上被消灭殆尽。这种不顾客观条件，一味压制和取消非公有经济正常发展的做法，使得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了严重损失。因此，这一时期也是党在对待非公有制经济问题上出现偏差最严重的时期。尽管从1957到“”开始前以及“”结束后的两年与“”时期在程度上有比较大的差别，但共同点都是在政策上排斥和消灭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只是期间由于“左”的错误思想发展到了极致，机械地照搬经典作家的理论，在思想意识形成了“一大二公”为本质属性的社会主义固有模式，视非公有制经济为对立物和异己力量，从而实行了一套排斥和消灭非公有制经济的错误政策。实践证明，这种超越历史发展阶段、否定非公有经济历史作用的经济政策，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了特别严重的损失，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三）第三阶段：1978年至今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经济发展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同时也开始了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另一个发展时期，很多重大政策的调整都是在这一阶段发生的。每一次重要会议后，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都会很快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比如，上个世纪80年代初，政府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从政策调整的角度来看，最根本性的变化还是在“十五”大之后。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实现了对非公有制经济认识的全面突破，成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式的制度创新。之后，中央陆续出台了一些加快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重大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政策有两个。一是2003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出：要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消除体制；放宽市场准入，享受平等待遇等。二是2005年2月，《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经济36条”）正式出台，主要内容就是国家支持非公有资本参与城镇供水、公共交通等市政公用事业和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基础设施及能源领域的投资、建设与运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也是再一次以国家政策的形式，把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放在一个公平的发展平台上，被誉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
三、政策演变的根源及内容创新
从上面的阐述中，可以发现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变具有反复性的特点，在历经多次调整后，逐步走向稳定、成熟和完善。因此，需要对这一变动过程进行分析，发现其中演变的真正根源。另外，在这种正向变动（从允许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变的角度）中具有内容不断创新的特点，也需要同时进行考察。
（一）政策演变的根源
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变的根源一部分在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但主要是在于党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程度的不断加深。
1.国际形势的影响。过渡时期的国际环境使苏联经济发展模式（即“苏联模式”）得到了普遍的效仿，我国在借鉴其经验的同时，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上受到了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国家长期侵略留下的伤害，以及它们对我国实行经济上的封锁，使我们在情感上对非公有制经济抱有强烈的排除心理。这两个因素的叠加形成了党对非公有制经济既扶持又限制的政策。
2.国内经济政治形势的影响。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变到第二阶段主要是受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国内经济形势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党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另一方面私营经济发展开始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比如，有些工厂开工不足，有的工厂停业半停业，甚至有不少工厂接连倒闭。表面上看，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和民族资本自身的问题，但实际上主要是由于当时缺乏一个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明确政策。很多企业主心存疑虑，仍处于观望状态。这些现象使得很多党员干部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和发展潜力产生怀疑。加上从1956年开始，由于对国内主要矛盾判断的失误，以及事实上存在的某种否定社会主义倾向的思潮，使得两条路线的斗争成为当时的主要矛盾，因此，在政策上否定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也就成为了必然。
3.改革开放形势的影响。从第二阶段演变到第三阶段主要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必然结果。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党对中国的国情进行了重新认识，果断作出了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的重大决定，发展经济就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重中之重。因此，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重新被提上议事日程，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之路成为共识，随后有了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和调整。
（二）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创新与完善
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在发展过程中体现了两个方面的创新：一是第一阶段上在政策设计上的创新；二是第三阶段在如何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上的创新。
1.第一阶段上的发展与创新。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领域存在着五种主要经济成分，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从严格意义上看，只有国营经济属于公有经济，其他四类经济形式均属于非公有制经济。合作社经济虽然带有集体经济的某些属性，但从本质上看仍属于非公有制经济，属于私有产权基础上的比较松散的联合经济体。由于国营经济大部分是从解放区发展而来，时间短，经济力量十分薄弱，因此，当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了很大比重的是非公有制经济，它起着主要作用。在这种国情下，如何正确处理好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关系，发挥各种经济成分的作用，实现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尽快摆脱战争留下的颓废衰败、贫穷落后的经济困境，开创经济发展的全新局面，就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基于对当时国情的认识，顺应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经过充分的酝酿，党中央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充分体现了党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理论创新性。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在走向国家政治舞台成为执政党后，能够容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这本身就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可以说，至1956底“三大”改造的顺利完成，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已成功地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它在理论上的贡献是既坚持了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特点，又兼顾了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兼容了一切能发展经济的积极因素，融入了一些新的元素，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和创新。这次创新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首次创新，为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创立创造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2.第三阶段上的改革与创新。与过去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最大的不同在于两点：一是承认并允许外资经济的发展。之前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是完全禁止外国公司来华投资的。因此，如何对待外来投资，成为了这一时期政策设计上的一个新课题。多年的实践证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具有相互借鉴、交流与合作的一面。改革开放后，跨国公司开始进入我国，建立了各种不同形式的企业（主要是“三资企业”）。这一政策不仅比较好地解决了国内资金短缺问题，而且使国内企业有机会学习这些跨国公司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实践证明，跨国公司的进入，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外资经济已经成为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我国已成为连续20年来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011年中国吸引外资达到1176.98亿美元，在全球范围内也稳居第二位。外资的进入也加速了地方经济发展。以天津开发区为例，至2011年末，全区累计批准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4999家，项目投资额698.96亿美元，合同外资金额525.83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05.17亿美元，项目平均投资规模1398.19万美元。跨国公司的进入推动了天津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整个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全区工业产值超过1亿元的企业有278家，超过10亿元的有79家，超过100亿元的有12家。这些成就都是得益于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释放的“红利”。二是把非公有制经济从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形式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极大地提高了非公有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从根本制度上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彻底扫清了思想障碍和政策干扰。这一制度层面的重大创新和突破，使得非公有经济也逐渐成为许多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比如，浙江非公有经济占其GDp的比例已超过60%，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达75%左右。
四、未来展望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努力探索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种途经，取得了重大的突破，相继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和扶持非公有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很好地解决了“要不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如何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这两个根本性问题。但由于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级还将长期存在，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也就需要不断地深化，我们并没有解决它在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比如，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规模问题和行业进入问题，尽管党的十五大报告已经作出了里程碑式的阐述，非公有制经济进入的行业领域从理论上获得了重大的拓展，但是在一些垄断领域和公共服务领域，如何进一步打破垄断，从执行层面上为非公有制经济进入打开方便之门，如何在融资上为非公有经济发展提供服务；又比如，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负能量，正在影响着社会的公平和廉洁。这些问题包括一些民营家的原罪问题、非法经营问题，一些外资企业商业贿赂、雇佣中国官员子女通过关系经营，损害公平竞争、牟取暴利等，这些新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仍需要我们在理论上进行深入细致的探索，才能在政策制定上不断加以完善，才能有效规避非公有制经济产生的负能量，引导其释放正能量。
参考文献：
[1]衡孝庆.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研究述评[J].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特点篇7
（一）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不明显
近年来，国务院以改革试点的方式相继审批成立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广东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和福建海峡蓝色经济示范区，各试点地区都有相应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海南作为经济特区，获得的区域税收优惠政策还有待加强，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在进行南海开发的特殊条件下，缺少相应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二是离岛免税政策实行3年多来，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可以进一步提高免税额度，减少限制条件，扩大政策效果；三是尚未充分发挥海南海洋石油税务分局的效用，仍然存在南海石油税收与南海脱离的局面。
（二）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形式较为单一
当前针对海洋经济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多采用直接的税收优惠形式，间接的税收优惠较少，针对性不够强。直接的形式主要包括增加应纳税额扣除、适用优惠税率，企业所得税的直接减免。虽然直接的税收优惠对经营期限不长、投资规模较小的企业支持效果明显，但是对经营周期长、投资规模大的企业支持助推作用就大为下降。因为直接的税收优惠重点在于企业经营后的事后优惠，而事先对企业的鼓励支持不明显。例如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企业一投产就盈利的企业能够立刻享受到所得税政策优惠，但是非盈利企业就陷入了享受不到税收优惠的尴尬境地。特别是发展海洋经济，港口建设、大型造船业、海洋油气业都是重大的设施项目，普遍具有科技含量高、投资规模大、经营周期长的特点，直接的税收优惠形式难以发挥政策效果。相对直接的税收优惠形式，间接的税收优惠政策在具体的会计处理中更好操作，政策也更具稳定性。
（三）尚未构建出税收优惠政策体系来服务海洋产业发展
海洋产业是指对海洋的一系列研究、开发、利用活动的总和，目前海南重点发展的海洋产业主要是海洋渔业、海洋运输业、海洋油气业和滨海旅游业。但海南当前并未构建形成有利于海洋经济的税收优惠体系，企业都是在各自不同的税种中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在海南亟需进一步发展的海洋油气开发、跨海大桥修建、滨海港口扩围、海水淡化等高端海洋产业项目，需要一个全面、整体、系统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来作支撑。（四）资源税的征收范围较窄、税率不高海南省拥有广袤的蓝色国土，又具有低纬度的独特海域优势，海洋生物资源、矿产资源、油气资源都很丰富，这些资源在我国未来的资源消费中将占据越发重要的地位。但目前的资源税税率不高，而且征收范围较窄，在征收过程中也存在着以费代税的现象。这样一方面没有让海南的海洋资源优势转化为政府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也放任了部分企业对现有资源的浪费，不利于产业的转型升级。（五）税收政策难以吸引海洋方面的高层次人才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今天，要实现海洋经济的后来居上，海南需要更为丰富的人力资源，特别是海洋方面的高层次人才。在税收政策上海南对于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还不够：一是没有针对海洋经济研究人员费用扣除的特殊加成；二是在鼓励海洋科技的创新、专利转让方面缺少强有力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三是服务海洋经济，特别是创新型科技人才在个人所得税税率优惠方面没有政策红利。
二、国外可供借鉴的海洋经济税收政策
美国、英国、挪威、韩国、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海洋经济较为繁荣，他们经过多年的发展都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税收政策，在海洋基础设施建设、海洋科技创新、海洋岛屿发展等方面有力支撑了海洋经济的发展。在国外海洋经济发达国家的税收政策实践中，有以下四个方面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一）根据本国海洋经济的特点采取差别化的税收政策
各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位置、市场结构等方面的诸多不同，政府对于发展本国的海洋经济采取侧重点不同的税收政策。美国、英国等欧美国家希望尽快占领海洋经济的科技制高点，发展海洋经济的重点是海洋高新科技创新和高附加值的海洋制造业，如海洋生物制造业。韩国、日本等国的重点在于海洋基础设施建设，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集中于港口建设和造船业这些方面。
（二）完善税收政策来助推国家的海洋战略
海洋方面的基础设施具有融资数额大、投资周期长的特点，再加上港口建设具有一定的公共性、战略性，因此海洋经济的发展需要各国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政府要充分发挥引导、促进作用。从国外的政策实践我们可以发现，税收政策支持是主要的手段，主要是因为：一是在市场经济较为成熟的国家，政府较少的直接参与市场活动。我国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强调，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税收政策来调控，既避免引起纳税人的反感，也有利于在竞争中培养出更强的企业。二是市场对税收政策的调整较为灵敏。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有一套较为完善的运行制度，市场主体对国家税收政策的出台有很强的敏锐性，企业会依据税收政策的有利导向进入港口、海洋交通、海岛发展等行业，促进海洋经济的不断发展。
（三）税收政策需要配合其他政策协调发挥作用
为了充分支持海洋经济的发展，要充分考虑多种政策手段的协调配合，特别是要将税收政策与产业规划政策、土地规划使用政策、银行信贷政策和海洋保险政策相结合，共同推动地区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国外的政策实践中，税收政策作为财政政策的一部分，与其他的政策配合密切、相得益彰。例如英国在港口建设中，发挥更大效用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更多的是对相关海洋企业进行支持。（四）实行税收政策要兼具灵活性和稳定性国外税收政策对于海洋经济的支持范围广泛，包括了海洋循环经济发展、海洋国民经济教育等方面。在支持的方式和手段上非常灵活，具体方式上既有所得税、财产税等直接税的减免，也有增值税、消费税等间接税的减免。稳定性强的税收政策能让投资者有更强的投资意愿。例如，北欧国家挪威的造船业十分发达，在2008年之前，其关于海洋经济的税收政策差不多两年就出现一次较大的变动，企业对未来的税收政策难以把握。2008年以后，挪威一方面通过降低税率的方式来扶持海洋企业，一方面强调税收政策10年内将基本稳定，企业的投资大幅度增长。
三、促进海南海洋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建议
（一）积极争取发展海南海洋经济的税制综合改革试点
1.积极争取适当的税收管理权限，形成支持海洋经济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在税收政策优惠大的企业所得税、海洋特产税、关税等领域，由中央出台统一的规定，各级政府按规定执行。在不违背中央统一优惠政策的前提下，海南省应该根据海南经济和产业的发展实际，制定符合海南海洋经济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例如，针对琼海万宁等地的远洋捕捞业；三沙的海水淡化等高新技术产业；三亚发展的高端滨海旅游业，都需要适合海南省情的税收优惠政策。
2.进一步发挥离岛免税的政策效果。在2011年4月正式实行离岛免税政策以来，海南机场免税店的累计销售金额已达89亿元，取得了很好的政策效果。免税购物已经和自然景观、气候环境成为了吸引岛外游客来国际旅游岛体验的三大重要旅游要素。下一步应在海棠湾免税中心建设完成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离岛免税业务流程，提升免税额度，增加免税中心内部的竞争，更好的发挥离岛免税政策的效应。
3.争取资源税改革的试点，扩大征收范围，改革税率。为了在发展海南海洋经济的过程中做到“绿色崛起”，应争取在海南试点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培育海洋资源的新税源，既增加税收收入，又强化海南省政府对海洋资源配置的能力。将资源税的计税依据由销售使用数量转变为开采数量，避免企业对海洋资源的掠夺性开发，确保南海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4.将南海的油气资源转化为优质税源。海南省2013年成立海洋石油税务局后，要尽快开展好税收征管工作，特别是落实南海海域企业的税款属地征收。在资源税具体分配方面，可以参照新疆模式，将南海石油资源产生的资源税部分留存海南，一方面促进南海油气资源的进一步开采，一方面建立环保及突发事故处理基金，为处理可能发展的原油泄露事件提供资金保障。
（二）进一步完善促进海洋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
1.制定发展海洋经济的优先产业目录，对优先产业给予税收支持。结合海南海洋经济发展的实际和未来规划，对涉及南海油气资源开发、海洋生物制药、海水综合利用、海洋灾害防治、高端滨海旅游项目等列入优先产业项目，减按15%征收或者免征企业所得税。尽快出台涉及三沙市发展的海水淡化等战略性高新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对风险投资公司在上述领域的投资收入免征营业税并减免企业所得税。对企业进行海洋风险投资盈利后，将盈利用于海洋经济扩大再投资的，可退还其先前投资利润所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2.降低海洋高新技术企业的宏观税负。海南要努力做到在“十二五”期间，逐步将投入到海洋科技创新的经费比重提至海洋经济总产值的1.5%以上。将海洋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10%以下作为税收政策的目标，允许海洋高新科技企业生产盈利的前三年，按规定提取的风险补偿金（按当年利润的3%至5%）能够进行税前扣除。企业为了转型升级购置设备，应参照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的专业设备优惠政策，按照投资额度的10%从当年的应纳税额中进行抵免，当年抵免不完的，允许企业将税款流转至以后的5个纳税年度进行抵免。
3.对于海南水产品加工业实行“免征”和“核定扣除”相结合的税收政策。建议对于以初级水产品为原材料，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企业，实行核定扣除率的方式来体现进项税额抵扣，增加对水产品加工企业的政策优惠。同时加大对水产品的支持力度，初级加工、零售和批发环节免征增值税。4.争取更多海洋运输业和滨海旅游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建议将海南的海洋航运公司纳入台湾海峡两岸直航的免税范围。对大型邮轮等新兴旅游业取得的收入减征或免征营业税，鼓励发展滨海游乐园、产权式度假酒店，对于符合一定条件的相关企业减征或者免征企业所得税。
（三）进一步完善发展海洋经济要素保障的税收政策
1.用税收政策鼓励涉海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完备的基础设施是发展好海洋经济的基础。建议对跨海大桥、港口码头等基建项目和潮汐发电、海岛通讯、海水淡化等涉及海洋经济的项目，自其投资运营的第一年起，前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六至第十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2.用税收政策鼓励海洋的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适当扩大海洋科技研发经费的列支范围，科研人员的日常费用可以统筹计入研发费用，进行加计扣除。针对海洋科研机构的专利租赁收入免征营业税，技术专利所有人按合同提供自有专利所获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
3.用税收政策积极支持建立港口金融服务体系。建议对有金融业务服务海南的港口航运的企业免征营业税。对于海南开展离岸金融业务的企业，减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对于海南符合上市条件的港航企业，要主动帮助做好相关的纳税服务工作，使企业早日上市做大做强。
4.用税收政策吸引海洋经济的高端人才。建议针对海洋科学技术人才给予个人所得税政策优惠，可以将3500元的免征额度适当提高，对海洋方面的研发成果免征所得税。用专项补贴的形式鼓励企业引进在海洋领域有杰出影响力的高层次人才。在培养人才方面，应当鼓励个人提升自身素质的投资，对个人教育的费用准予抵扣。
四、在实施税收政策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税收政策的顶层设计有利于海南海洋经济的发展，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做好税收优惠政策产生效率与公平问题的分析工作
在海南推行每一项区域性的税收优惠政策时，必然会对政府的财政收入造成影响。因此，要在政策推行前做好充分的成本分析，尽量减少政策推广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
（二）避免各地区在税收优惠政策推行中的攀比和滥用
各地要结合自身的发展实际运用税收政策，不能为了招商引资推出过度优惠的政策。如果滥用税收优惠政策会扰乱税收的秩序，长远来看对海南海洋经济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三）推行税收优惠政策要注意与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特点篇8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财政政策一般地理解为政府审慎地利用其权力，根据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有意识地变动财政收支，以实现充分就业、稳定物价、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目标的政策。显然，这是一种基于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而得出的宏观财政政策。其实，在现实经济中，政府除了运用宏观财政政策调控整体经济活动总水平外，还时常运用一系列倾斜性的、区别对待的政策与手段，影响个别部门、个别产业的相关企业的活动，本文称之为微观财政政策。
微观财政政策由两方面内容构成，即微观税收政策和微观政府支出政策。前者的含义是不变动税收总量，仅在一定的税收总量前提下，调节税种和某些税的税率与适用范围；后者的含义是不变动政府支出总量，仅在一定的政府支出总量的前提下，调节政府支出的项目和各项目的数额。常用的微观财政政策工具主要有以下几种：1.税收优惠：指根据特定的政策目标，对特定经济部门或产业的相关企业实行特殊的税收优惠。具体包括：税收减免，即对某些企业通过税收减免给予鼓励或照顾，其中减税是指从应纳税额中减征部分税收，免税是指免征全部应纳税款；优惠税率，即通过降低税率给予企业的税收优惠；退税，即按照规定程序将已经入库的税款的一部分或全部退给企业。2.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对符合国家政策的产业，允许其相关企业加速固定资产折旧，让企业在固定资产耐用年限初期提取较多的折旧费，使之在设备还能正常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提前收回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3.财政补贴：这是政府的一种无偿支出，补贴主体是政府，对象是企业，其政策效应是为企业执行国家计划或进行技术研究开发及其走向国际市场提供必要的财源保障，最终贯彻政府调控意图。4.政府采购：政府有意识地将财政资金投入某些领域，以利于改善经济中的薄弱环节，为优势产业创造更快发展的机会，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5.财政投融资：根据政府政策主要是产业政策目标，向重点企业发放长期低息贷款。贷款发放者是政府出资兴办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受信者是国家鼓励发展的经济部门或产业中的企业。这种资金支持的独特之处在于，有偿资金有偿使用；资金运用具有灵活性；以国家信用作担保筹集民间资金，不会因此增加财政负担。
微观财政政策和宏观财政政策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具体体现在：（1）制定政策的依据不同。宏观财政政策主要是根据经济运行现状确定的，具有明显的“逆经济形势行事”的特征。微观财政政策的制定，虽然也要参考当时的宏观经济形势，但更多的是依据产业政策，确切地说，它是为落实产业政策而采取的一系列配套政策手段。（2）政策作用的范围不同。宏观财政政策，作用于整个宏观经济活动，能够引起经济总量的变动。微观财政政策仅仅作用于某些部门、某些产业的相关企业，它所引起的反应是局部的、个别的。（3）政策作用期限和结果不同。宏观财政政策属于短期调控政策，它的实施在较短的时期内就能够引起整体经济水平的变动，促进总供求平衡。微观财政政策属于中长期调控政策，其效应体现在通过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优化和高级化，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4）作用机制不同。宏观财政政策的作用机制是，通过政府购买支出、统一税率的变动，影响总供求水平。微观财政政策的作用机制是，通过政府补贴、政府采购、税收减免等的数额和资金流向的变动，对个别部门、个别产业的相关企业给予倾斜，以增强企业活力、贯彻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达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优化与高级化，保证经济长期协调发展。
二、微观财政政策的国际比较
1.美国的微观财政政策实践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为典型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微观财政政策运用方面，具有明显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1）定向采购是政府影响企业生产与经营行为的重要手段。在美国，当政府欲购买所需商品时，通常用招标方式选择卖方，并与之签订采购合同。政府采购过程中，既讲求充分竞争、公开透明的原则，同时也注重政府采购行为的政策导向，具体体现在有些政府采购价格不取决于市场价格，而由政府代表与企业代表协商决定，其中带有许多有利于企业的优惠条件，使企业因政府采购而获得较高水平的利润，进而对政府产生较强的依赖性，政府借此按照自己的意图左右这些企业的行为，将之纳入宏观调控的轨道。
（2）促进科技进步、提高产品科技含量是重要的政策导向。为鼓励企业加强技术研究开发，美国政府向企业所属科研机构提供大量科研经费，并在有关法律条款中明确规定，企业可以按照一定比例从应交税款中扣除当年用于研究开展的经费。这一措施沿用多年，极大地调动了企业加大科技研究开发力度的积极性。
（3）对小企业的扶植是政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小企业的存在有利于维护市场充分竞争，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扶植小企业发展，增强其竞争能力，美国政府成立了专门服务于小企业的机构——小企业管理局，其职能之一就是为小企业提供政策性低息贷款。当小企业开业或经营中，尤其是技术革新需要资金时，政府会尽量予以资助。另外，为鼓励社会资金投向小企业，政府还在税收方面采取了积极措施。
2.日本和法国的微观财政政策实践
二战结束后，日本和法国在相近的时期内经历了类似的高速增长过程，两国在此期间所采取的微观财政政策也具有某些共同特征。
（1）政策的层次性和阶段性。二战后的几十年间，日本和法国都从本国实际出发，系统地、分阶段地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由于不同时期政府调控经济的目标和内容均有不同倾向，使得微观财政政策也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和阶段性。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赶超性，在实现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目标的各个阶段，他们制定了不同的微观财政政策。经济恢复时期，为实现企业合理化和设备现代化，推出了特别折旧制度和税收减免制度；高速增长时期，为促进重化工业的发展和扩大出口，不但对钢铁、汽车、造船等产业实行特别折旧制度，而且对新兴产业、出口创汇企业等加大了财政补贴、财政投融资、减免退税等政策作用的力度。法国在战后初期，为优先发展能够对其他产业发挥带动作用的基础产业，采用了扩大政府直接投资、加速折旧等措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主要通过税收优惠、政府津贴等手段，发展钢铁工业等支柱产业，鼓励企业合并和扩大对外投资；70年代以来，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除税收优惠外，还实行了为科研和革新提供奖金、对出口项目提供政策性低息贷款等制度。
（2）政策的制定以产业政策或经济计划为核心。日本和法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深、范围广。两国都习惯于用产业政策或经济计划进行调控，相应地微观财政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也以产业政策或经济计划为核心，微观财政政策成为实现产业政策目标或经济计划的手段。在日本，产业政策是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中长期管理的中心，它具有法律保证，一旦据此确定了重点产业，大藏省等就与之相配合，对相关企业予以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倾斜，诱导企业投资转向政府欲推进发展的新兴产业、科技产业以及其他重点产业。法国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计划调节程度较高的国家，但计划对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没有法律上的强制性和约束力，它并不是以指令性计划的形式直接下达到企业，通常的做法是，政府围绕既定的计划，采用补助金、税收减免、赠款、加速折旧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向企业提供资金，引导企业按照经济计划要求进行经营，使政府计划变成企业的现实行动。
（3）政策的执行有稳固的微观基础。两国制定政策时，都不是凭政府的主观意志行事，而是通过官民协商的形式，充分听取企业以及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在反复的沟通中，本来极为分散的企业意志逐步形成集中的政府意志，使得政府决策成为企业决策的同义词。一旦这些决策作为政策出台，其贯彻执行当然不乏广泛而稳定的微观基础，得到企业的高度认可与支持。这种自下而上的机制，在日本叫作“审议会制度”，在法国叫作“工商会”。
3.韩国和新加坡的微观财政政策实践
韩国和新加坡是在短短二、三十年间迅速发展起来的，具有明显的后发特征，在此期间，两国政府采取的微观财政政策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主要特点为：
（1）通过微观财政政策对企业实行间接管理。韩国和新加坡在遵守市场经济规律的同时，均从迅速发展本国经济需要出发，通过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计划指导经济运行方向，在实际操作中，计划的导向性又通过产业政策具体体现出来。为落实产业政策，它们制定了相应的微观财政政策措施引导企业行为，对企业这一微观层面的运营实行间接管理。
（2）对不同企业采用不同的政策措施。具体体现在，对高科技或新兴产业与一般产业、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采用不同的政策。首先，对高科技产业和新兴产业给予一般产业享受不到的优惠待遇。其次，在工业化进程中把公营企业作为经济运行的主体，对其进行直接投资、财政补贴和优惠融资等。第三，对不同规模企业的政策是：新加坡注重在政策上对中小企业予以支持，而韩国则一贯支持大型财团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从韩国政府那里得到的待遇则时厚时薄。
（3）刺激出口是重要的政策导向。韩国和新加坡的经济起飞，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在实行较长时期的进口替代战略之后，又长期实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成长战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两国都曾经实施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进口替代战略，以保护本国尚不完善的市场发育，建立自己的必要的工作体系。当这两个目标初步达到时，两国政府都果断地将发展战略转向出口导向，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相应地政府对企业采取的微观财政政策也开始带有明显的刺激出口倾向。
三、微观财政政策综合分析
1.实施微观财政政策的基本原则
（1）坚持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市场经济的实质是竞争经济，经济运行中通行等价交换原则和竞争规则。政府出于引导企业行为动机而推出的微观财政政策，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实践证明，无论是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还是后起的亚洲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对企业行为的引导，均非凌驾于经济规律之上，既不是逆市场机制而行，也不是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代替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相反却是以严格遵守市场经济规律为前提，这是其微观财政政策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基本保证。
（2）尊重企业的决策自主权。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市场经济体制越完善，企业在微观决策方面拥有的自主权越充分。政府为满足经济发展全局需要而实施的微观财政政策，不过是提供一种激励机制，只对企业具有引导或诱导作用，而不具有强制力，企业是否据此调整自己的经营方向与行为，完全取决于企业偏好，政府无权强令其执行之。在上述国家，微观财政政策之所以常常引起企业的敏感反应，其关键在于这些政策以明确的信息提示企业，做什么、如何做对企业有利无害或有损无益，它像一盏航标灯，为企业运营指明正确方向，引导企业趋利避害，这正是微观财政政策能够导致企业行为与政府意图基本一致的奥秘所在。
2.微观财政政策实践各具特色的决定基础
不同国家的微观财政政策实践之所以展现出不同的风格，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1）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美国实行的是当今世界上最为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政府始终把发挥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放在首要位置，市场是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政府行为则以对市场进行规制、弥补市场机制不足为主。与之相适应，政府介入领域主要限于宏观层次，较少介入中观和微观层次，政府一般不制定明确的国家经济计划和系统的产业政策，因此，在其经济运行中，为配合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而系统设计的微观财政政策相对较少。日本、法国、韩国和新加坡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有相似之处，即为在短期内快速发展本国经济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政府对经济运行发挥着重要的调控作用，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是政府管理经济的重点，资源配置是围绕政府确定的发展目标通过市场来实现，从而政府的干预更多地致力于中观层次甚至深入到微观层次，微观财政政策用得更多、更系统、更广泛。
（2）传统文化。无论是宏观经济管理还是微观企业管理，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从而带有浓厚的本土文化色彩，各具特色的微观财政政策实践的差异之形成也与各国传统文化差异密切相关。历史上，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经过一定的“磨合”期后，形成了一种为美国绝大多数国民普遍接受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强调自我，重视个人成就，主张开创进取，承认个体之间能力与效率的差别。这种价值观扩展到社会经济生活中，就使得人们在崇尚自由竞争、相信私人企业制度更能产生效率等方面达成共识，这种文化环境所要求的政府就是为自由的市场竞争服务的政府，美国政府正是基于这一点才将资源配置的重任交给市场，自己很少干预经济运行特别是企业运营，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法国则是历史上国家观念很强的国家，这种政治传统以及二次世界大战和多次经济危机的经历，使法国人相信国家的经济调控力量，认为在某些方面国家会比私人做得更好，于是，法国政府就适应这种文化环境，在西方发达国家中较早地开始了计划调节，并一直以国有大企业为中心对经济运行进行协调。日本、韩国和新加坡之所以能够通过官民（政企）协商，在追求经济快速增长的目标上达成一致，与这些国家长期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不无关联。儒家文化中强调的等级、忠诚、服从等观念不但影响着个体的言行，也潜移默化地作用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使企业一般在切身利益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愿意接受并服从政府的指导，按照政府制定的政策导向行事；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也不能不考虑到对企业的“忠诚”行为予以回报。
（3）经济发展阶段和市场体系发育程度。微观财政政策作用力度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发展阶段和市场体系发育程度有关。因为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以及市场体系发育的程度，也是决定政府如何干预经济和介入经济生活程度的重要因素。首先，如果政府是在经济处于落后的状态下开始介入经济生活的（例如日本、法国、韩国和新加坡），那么，经济由不发达到发达的转变过程，也就是微观财政政策作用力度由大到小的过程。在经济上升时期或起飞阶段，为了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政府常常采用力度较大的微观财政政策措施，重点扶植或支持那些能够带动其他产业相继发展的产业及相关企业；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便加大对能够出口创汇、参与国际竞争的产业和企业的支持力度。如果情况相反，则微观财政政策的作用力度就小，范围也相应较窄。其次，微观财政政策作用力度在市场体系发育程度不同的国家也有很大差异。在市场发育成熟、市场体系健全的国家，基微观财政政策作用的力度不如市场体系发育处于中等水平的国家大。美国属于微观财政政策作用力度较小的国家，其资源配置以市场为主，政府对微观企业运营干预极为有限，关键在于该国市场经济发展较早，拥有完善的市场机制和完备的市场体系。相比之下，日本、法国、韩国、新加坡则属于市场机制比较完善和市场体制比较健全的国家，政府出于赶超发达国家、快速发展经济的需要，采用力度较大的微观财政政策对企业运营加以引导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能性。
四、经验与启示
1.微观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与法律密切相关。首先，微观财政政策措施如果是在有关法律条文中作出的明确规定，即使它不具有强制性，也会让企业感到这些政策有较大的可靠性，因而愿意将之作为企业经营决策的重要依据；其次，微观财政政策的实施涉及到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如果法律上明确规定了企业独立的经济实体地位，就能保证政府制定的微观财政政策不是强制命令，而是一种激励机制，只有诱导作用；第三，有了健全的法律环境，就能保证企业在按照政府的政策导向行事之后，政府能够不打折扣地对其承诺予以兑现。这一经验对我国的启示是，随着政府机构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应重新界定政府在我国建立与发展市场经济中的职能，依法确立政府与企业的新型关系，法律不仅用来规制企业行为，而且也是政府干预微观经济运营的重要依据。
2.微观财政政策的制定与运用应从实际需要出发，并适时进行调整。一方面，当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处于“爬坡”阶段时，要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或在较短时期内迅速形成强大的综合国力，需要政府从本国实际出发，采取积极的倾斜性政策措施，扶植、鼓励重点产业及相关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政策不能一成不变，其形成与运用应该是动态的，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适时加以调整。这是因为各种政策均体现着政府在不同时期的政策目标，一旦达到了政策目标或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就应该取消原有的一些政策措施，或出台一些新的政策措施取而代之，否则可能出现政策效应递减或副作用。这一经验给我们的启示是，在产业结构亟待优化和升级的我国，应加大对高科技产业和产学研结合的支持力度；根据目前“以市场换技术”中存在的问题，要加强对引进外资的管理和监督，着力提高利用外资质量，使引进的技术切实能够促进我国的技术进步、加速工业化进程，尽快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差距；当前，在克服东南亚金融危机负面影响的基础上，应该采取相应的优惠政策，支持出口产业的发展，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3.增强微观财政政策的权威性。微观财政政策作用的要点在于它的政策导向性，即通过政策引导，使社会资金流向政府期待发展的部门、产业和企业。这就要求制定微观财政政策的政府机构具有一定的权威，它能够从促进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准确地确定一定时期应优先发展的产业和相关企业，并据此提出倾斜性的政策。经验证明，享受政策优惠的应该是投资于有待发展、颇有前途又很幼稚的产业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或可能会有较强竞争力和较高创汇能力的企业；在对整个经济增长起基础性作用或带动作用的产业中经营的企业。为确保政策的权威性、使政策导向与政府经济调控意图保持一致，还应该注意政策出处的统一，切忌政出多门，同时加大政策执行过程的监督力度，防止滥减滥免、滥补滥贴。
「参考文献
1.张幼文 陈林：《市场经济体制国际比较概论》，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2.余晖：《政府与企业：从宏观管理到微观管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张永生 石武忠：《政府宏观调控与企业行为》，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特点篇9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财政政策一般地理解为政府审慎地利用其权力，根据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有意识地变动财政收支，以实现充分就业、稳定物价、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目标的政策。显然，这是一种基于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而得出的宏观财政政策。其实，在现实经济中，政府除了运用宏观财政政策调控整体经济活动总水平外，还时常运用一系列倾斜性的、区别对待的政策与手段，影响个别部门、个别产业的相关企业的活动，本文称之为微观财政政策。
微观财政政策由两方面内容构成，即微观税收政策和微观政府支出政策。前者的含义是不变动税收总量，仅在一定的税收总量前提下，调节税种和某些税的税率与适用范围；后者的含义是不变动政府支出总量，仅在一定的政府支出总量的前提下，调节政府支出的项目和各项目的数额。常用的微观财政政策工具主要有以下几种：1.税收优惠：指根据特定的政策目标，对特定经济部门或产业的相关企业实行特殊的税收优惠。具体包括：税收减免，即对某些企业通过税收减免给予鼓励或照顾，其中减税是指从应纳税额中减征部分税收，免税是指免征全部应纳税款；优惠税率，即通过降低税率给予企业的税收优惠；退税，即按照规定程序将已经入库的税款的一部分或全部退给企业。2.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对符合国家政策的产业，允许其相关企业加速固定资产折旧，让企业在固定资产耐用年限初期提取较多的折旧费，使之在设备还能正常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提前收回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3.财政补贴：这是政府的一种无偿支出，补贴主体是政府，对象是企业，其政策效应是为企业执行国家计划或进行技术研究开发及其走向国际市场提供必要的财源保障，最终贯彻政府调控意图。4.政府采购：政府有意识地将财政资金投入某些领域，以利于改善经济中的薄弱环节，为优势产业创造更快发展的机会，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5.财政投融资：根据政府政策主要是产业政策目标，向重点企业发放长期低息贷款。贷款发放者是政府出资兴办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受信者是国家鼓励发展的经济部门或产业中的企业。这种资金支持的独特之处在于，有偿资金有偿使用；资金运用具有灵活性；以国家信用作担保筹集民间资金，不会因此增加财政负担。
微观财政政策和宏观财政政策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具体体现在：（1）制定政策的依据不同。宏观财政政策主要是根据经济运行现状确定的，具有明显的“逆经济形势行事”的特征。微观财政政策的制定，虽然也要参考当时的宏观经济形势，但更多的是依据产业政策，确切地说，它是为落实产业政策而采取的一系列配套政策手段。（2）政策作用的范围不同。宏观财政政策，作用于整个宏观经济活动，能够引起经济总量的变动。微观财政政策仅仅作用于某些部门、某些产业的相关企业，它所引起的反应是局部的、个别的。（3）政策作用期限和结果不同。宏观财政政策属于短期调控政策，它的实施在较短的时期内就能够引起整体经济水平的变动，促进总供求平衡。微观财政政策属于中长期调控政策，其效应体现在通过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优化和高级化，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4）作用机制不同。宏观财政政策的作用机制是，通过政府购买支出、统一税率的变动，影响总供求水平。微观财政政策的作用机制是，通过政府补贴、政府采购、税收减免等的数额和资金流向的变动，对个别部门、个别产业的相关企业给予倾斜，以增强企业活力、贯彻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达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优化与高级化，保证经济长期协调发展。
二、微观财政政策的国际比较
1.美国的微观财政政策实践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为典型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微观财政政策运用方面，具有明显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1）定向采购是政府影响企业生产与经营行为的重要手段。在美国，当政府欲购买所需商品时，通常用招标方式选择卖方，并与之签订采购合同。政府采购过程中，既讲求充分竞争、公开透明的原则，同时也注重政府采购行为的政策导向，具体体现在有些政府采购价格不取决于市场价格，而由政府代表与企业代表协商决定，其中带有许多有利于企业的优惠条件，使企业因政府采购而获得较高水平的利润，进而对政府产生较强的依赖性，政府借此按照自己的意图左右这些企业的行为，将之纳入宏观调控的轨道。
（2）促进科技进步、提高产品科技含量是重要的政策导向。为鼓励企业加强技术研究开发，美国政府向企业所属科研机构提供大量科研经费，并在有关法律条款中明确规定，企业可以按照一定比例从应交税款中扣除当年用于研究开展的经费。这一措施沿用多年，极大地调动了企业加大科技研究开发力度的积极性。
（3）对小企业的扶植是政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小企业的存在有利于维护市场充分竞争，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扶植小企业发展，增强其竞争能力，美国政府成立了专门服务于小企业的机构——小企业管理局，其职能之一就是为小企业提供政策性低息贷款。当小企业开业或经营中，尤其是技术革新需要资金时，政府会尽量予以资助。另外，为鼓励社会资金投向小企业，政府还在税收方面采取了积极措施。
2.日本和法国的微观财政政策实践
二战结束后，日本和法国在相近的时期内经历了类似的高速增长过程，两国在此期间所采取的微观财政政策也具有某些共同特征。
（1）政策的层次性和阶段性。二战后的几十年间，日本和法国都从本国实际出发，系统地、分阶段地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由于不同时期政府调控经济的目标和内容均有不同倾向，使得微观财政政策也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和阶段性。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赶超性，在实现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目标的各个阶段，他们制定了不同的微观财政政策。经济恢复时期，为实现企业合理化和设备现代化，推出了特别折旧制度和税收减免制度；高速增长时期，为促进重化工业的发展和扩大出口，不但对钢铁、汽车、造船等产业实行特别折旧制度，而且对新兴产业、出口创汇企业等加大了财政补贴、财政投融资、减免退税等政策作用的力度。法国在战后初期，为优先发展能够对其他产业发挥带动作用的基础产业，采用了扩大政府直接投资、加速折旧等措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主要通过税收优惠、政府津贴等手段，发展钢铁工业等支柱产业，鼓励企业合并和扩大对外投资；70年代以来，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除税收优惠外，还实行了为科研和革新提供奖金、对出口项目提供政策性低息贷款等制度。
（2）政策的制定以产业政策或经济计划为核心。日本和法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深、范围广。两国都习惯于用产业政策或经济计划进行调控，相应地微观财政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也以产业政策或经济计划为核心，微观财政政策成为实现产业政策目标或经济计划的手段。在日本，产业政策是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中长期管理的中心，它具有法律保证，一旦据此确定了重点产业，大藏省等就与之相配合，对相关企业予以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倾斜，诱导企业投资转向政府欲推进发展的新兴产业、科技产业以及其他重点产业。法国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计划调节程度较高的国家，但计划对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没有法律上的强制性和约束力，它并不是以指令性计划的形式直接下达到企业，通常的做法是，政府围绕既定的计划，采用补助金、税收减免、赠款、加速折旧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向企业提供资金，引导企业按照经济计划要求进行经营，使政府计划变成企业的现实行动。
（3）政策的执行有稳固的微观基础。两国制定政策时，都不是凭政府的主观意志行事，而是通过官民协商的形式，充分听取企业以及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在反复的沟通中，本来极为分散的企业意志逐步形成集中的政府意志，使得政府决策成为企业决策的同义词。一旦这些决策作为政策出台，其贯彻执行当然不乏广泛而稳定的微观基础，得到企业的高度认可与支持。这种自下而上的机制，在日本叫作“审议会制度”，在法国叫作“工商会”。
3.韩国和新加坡的微观财政政策实践
韩国和新加坡是在短短二、三十年间迅速发展起来的，具有明显的后发特征，在此期间，两国政府采取的微观财政政策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主要特点为：
（1）通过微观财政政策对企业实行间接管理。韩国和新加坡在遵守市场经济规律的同时，均从迅速发展本国经济需要出发，通过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计划指导经济运行方向，在实际操作中，计划的导向性又通过产业政策具体体现出来。为落实产业政策，它们制定了相应的微观财政政策措施引导企业行为，对企业这一微观层面的运营实行间接管理。
（2）对不同企业采用不同的政策措施。具体体现在，对高科技或新兴产业与一般产业、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采用不同的政策。首先，对高科技产业和新兴产业给予一般产业享受不到的优惠待遇。其次，在工业化进程中把公营企业作为经济运行的主体，对其进行直接投资、财政补贴和优惠融资等。第三，对不同规模企业的政策是：新加坡注重在政策上对中小企业予以支持，而韩国则一贯支持大型财团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从韩国政府那里得到的待遇则时厚时薄。
（3）刺激出口是重要的政策导向。韩国和新加坡的经济起飞，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在实行较长时期的进口替代战略之后，又长期实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成长战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两国都曾经实施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进口替代战略，以保护本国尚不完善的市场发育，建立自己的必要的工作体系。当这两个目标初步达到时，两国政府都果断地将发展战略转向出口导向，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相应地政府对企业采取的微观财政政策也开始带有明显的刺激出口倾向。
三、微观财政政策综合分析
1.实施微观财政政策的基本原则
（1）坚持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市场经济的实质是竞争经济，经济运行中通行等价交换原则和竞争规则。政府出于引导企业行为动机而推出的微观财政政策，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实践证明，无论是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还是后起的亚洲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对企业行为的引导，均非凌驾于经济规律之上，既不是逆市场机制而行，也不是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代替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相反却是以严格遵守市场经济规律为前提，这是其微观财政政策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基本保证。
（2）尊重企业的决策自。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市场经济体制越完善，企业在微观决策方面拥有的自越充分。政府为满足经济发展全局需要而实施的微观财政政策，不过是提供一种激励机制，只对企业具有引导或诱导作用，而不具有强制力，企业是否据此调整自己的经营方向与行为，完全取决于企业偏好，政府无权强令其执行之。在上述国家，微观财政政策之所以常常引起企业的敏感反应，其关键在于这些政策以明确的信息提示企业，做什么、如何做对企业有利无害或有损无益，它像一盏航标灯，为企业运营指明正确方向，引导企业趋利避害，这正是微观财政政策能够导致企业行为与政府意图基本一致的奥秘所在。
2.微观财政政策实践各具特色的决定基础
不同国家的微观财政政策实践之所以展现出不同的风格，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1）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美国实行的是当今世界上最为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政府始终把发挥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放在首要位置，市场是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政府行为则以对市场进行规制、弥补市场机制不足为主。与之相适应，政府介入领域主要限于宏观层次，较少介入中观和微观层次，政府一般不制定明确的国家经济计划和系统的产业政策，因此，在其经济运行中，为配合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而系统设计的微观财政政策相对较少。日本、法国、韩国和新加坡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有相似之处，即为在短期内快速发展本国经济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政府对经济运行发挥着重要的调控作用，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是政府管理经济的重点，资源配置是围绕政府确定的发展目标通过市场来实现，从而政府的干预更多地致力于中观层次甚至深入到微观层次，微观财政政策用得更多、更系统、更广泛。
（2）传统文化。无论是宏观经济管理还是微观企业管理，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从而带有浓厚的本土文化色彩，各具特色的微观财政政策实践的差异之形成也与各国传统文化差异密切相关。历史上，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经过一定的“磨合”期后，形成了一种为美国绝大多数国民普遍接受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强调自我，重视个人成就，主张开创进取，承认个体之间能力与效率的差别。这种价值观扩展到社会经济生活中，就使得人们在崇尚自由竞争、相信私人企业制度更能产生效率等方面达成共识，这种文化环境所要求的政府就是为自由的市场竞争服务的政府，美国政府正是基于这一点才将资源配置的重任交给市场，自己很少干预经济运行特别是企业运营，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法国则是历史上国家观念很强的国家，这种政治传统以及二次世界大战和多次经济危机的经历，使法国人相信国家的经济调控力量，认为在某些方面国家会比私人做得更好，于是，法国政府就适应这种文化环境，在西方发达国家中较早地开始了计划调节，并一直以国有大企业为中心对经济运行进行协调。日本、韩国和新加坡之所以能够通过官民（政企）协商，在追求经济快速增长的目标上达成一致，与这些国家长期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不无关联。儒家文化中强调的等级、忠诚、服从等观念不但影响着个体的言行，也潜移默化地作用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使企业一般在切身利益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愿意接受并服从政府的指导，按照政府制定的政策导向行事；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也不能不考虑到对企业的“忠诚”行为予以回报。
（3）经济发展阶段和市场体系发育程度。微观财政政策作用力度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发展阶段和市场体系发育程度有关。因为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以及市场体系发育的程度，也是决定政府如何干预经济和介入经济生活程度的重要因素。首先，如果政府是在经济处于落后的状态下开始介入经济生活的（例如日本、法国、韩国和新加坡），那么，经济由不发达到发达的转变过程，也就是微观财政政策作用力度由大到小的过程。在经济上升时期或起飞阶段，为了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政府常常采用力度较大的微观财政政策措施，重点扶植或支持那些能够带动其他产业相继发展的产业及相关企业；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便加大对能够出口创汇、参与国际竞争的产业和企业的支持力度。如果情况相反，则微观财政政策的作用力度就小，范围也相应较窄。其次，微观财政政策作用力度在市场体系发育程度不同的国家也有很大差异。在市场发育成熟、市场体系健全的国家，基微观财政政策作用的力度不如市场体系发育处于中等水平的国家大。美国属于微观财政政策作用力度较小的国家，其资源配置以市场为主，政府对微观企业运营干预极为有限，关键在于该国市场经济发展较早，拥有完善的市场机制和完备的市场体系。相比之下，日本、法国、韩国、新加坡则属于市场机制比较完善和市场体制比较健全的国家，政府出于赶超发达国家、快速发展经济的需要，采用力度较大的微观财政政策对企业运营加以引导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能性。
四、经验与启示
1.微观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与法律密切相关。首先，微观财政政策措施如果是在有关法律条文中作出的明确规定，即使它不具有强制性，也会让企业感到这些政策有较大的可靠性，因而愿意将之作为企业经营决策的重要依据；其次，微观财政政策的实施涉及到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如果法律上明确规定了企业独立的经济实体地位，就能保证政府制定的微观财政政策不是强制命令，而是一种激励机制，只有诱导作用；第三，有了健全的法律环境，就能保证企业在按照政府的政策导向行事之后，政府能够不打折扣地对其承诺予以兑现。这一经验对我国的启示是，随着政府机构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应重新界定政府在我国建立与发展市场经济中的职能，依法确立政府与企业的新型关系，法律不仅用来规制企业行为，而且也是政府干预微观经济运营的重要依据。
2.微观财政政策的制定与运用应从实际需要出发，并适时进行调整。一方面，当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处于“爬坡”阶段时，要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或在较短时期内迅速形成强大的综合国力，需要政府从本国实际出发，采取积极的倾斜性政策措施，扶植、鼓励重点产业及相关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政策不能一成不变，其形成与运用应该是动态的，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适时加以调整。这是因为各种政策均体现着政府在不同时期的政策目标，一旦达到了政策目标或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就应该取消原有的一些政策措施，或出台一些新的政策措施取而代之，否则可能出现政策效应递减或副作用。这一经验给我们的启示是，在产业结构亟待优化和升级的我国，应加大对高科技产业和产学研结合的支持力度；根据目前“以市场换技术”中存在的问题，要加强对引进外资的管理和监督，着力提高利用外资质量，使引进的技术切实能够促进我国的技术进步、加速工业化进程，尽快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差距；当前，在克服东南亚金融危机负面影响的基础上，应该采取相应的优惠政策，支持出口产业的发展，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3.增强微观财政政策的权威性。微观财政政策作用的要点在于它的政策导向性，即通过政策引导，使社会资金流向政府期待发展的部门、产业和企业。这就要求制定微观财政政策的政府机构具有一定的权威，它能够从促进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准确地确定一定时期应优先发展的产业和相关企业，并据此提出倾斜性的政策。经验证明，享受政策优惠的应该是投资于有待发展、颇有前途又很幼稚的产业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或可能会有较强竞争力和较高创汇能力的企业；在对整个经济增长起基础性作用或带动作用的产业中经营的企业。为确保政策的权威性、使政策导向与政府经济调控意图保持一致，还应该注意政策出处的统一，切忌政出多门，同时加大政策执行过程的监督力度，防止滥减滥免、滥补滥贴。
「参考文献
1.张幼文 陈林：《市场经济体制国际比较概论》，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2.余晖：《政府与企业：从宏观管理到微观管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张永生 石武忠：《政府宏观调控与企业行为》，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特点篇10
【关键词】经济学流派凯恩斯新古典剑桥学派新凯恩斯
现代西方经济学一般指20世纪30年代以后流行于欧美国家和其他某些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学说。这些经济学说是建立在以前的经济学说的基础之上，是对前人经济学说的修正和扩展。本文概括介绍各经济学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主要观点和政策主张，旨在理清西方经济学发展的脉络和各学派之间的相同与不同之处。
一、经济学发展史上的几次革命
经济学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革命是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在这部巨著中，斯密主张经济自由，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第一次创立了比较完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第二次革命是边际主义革命，代表人物是英国的威廉・杰文斯、瑞士的莱昂・瓦尔拉斯和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他们在不同的国家、各自独立提出了主观效用价值理论和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费用价值论提出了质疑和否定。第三次革命是凯恩斯革命，他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了三大心理规律，即边际消费倾向、流动性偏好和资本边际效率。在这三大心理规律的作用下，有效需求不足将导致大规模失业和生产过剩，市场本身的调节机制将无法发挥作用，必须由国家政府来干预经济。事实上，凯恩斯反对“无为而治”由市场自动调节的做法，主张国家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和引导。货币学派的诞生是经济学发展史上的第四次革命，以弗雷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者反对凯恩斯的主张，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不稳定主要是货币不稳定造成的。货币是支撑就业和物价稳定的主要因素，货币问题是最主要的问题。第五次革命是斯拉法革命，代表人物斯拉法提出了生产价格理论，对新古典经济理论进行了批判。第六次革命是在反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过程中诞生的理性预期革命，他们认为人都是理性的经纪人，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理性预期，对于任何政策，出于对自我的保护，他们都会选择相应的对策来规避对自我的不利，这会导致政策的无效。因此，理性预期学派（即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提倡由市场自身机制对经济进行调节。
就一般来讲，如果理论观点、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基本一致，就将其划分为同一个流派。上述几次大的思想革命大致反映了西方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发展变化，特别是后面的四次革命反映了现代西方经济学各流派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
二、主张国家干预的各流派
（一）凯恩斯的经济学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现代西方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创始人，也是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奠基者。凯恩斯从理论、方法和政策三个方面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变革。
理论上，凯恩斯提出三大心理规律，即边际消费倾向、流动性偏好和资本边际效率规律，强调总需求对决定国民收入至关重要。他指出资本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将导致大规模失业和生产过剩，而市场机制无法调节这种失调。方法上，凯恩斯克服传统的二分法，将货币经济和实物经济合为一体。政策上，凯恩斯主张国家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干预和调节经济生活。
（二）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新古典综合派）
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的保罗.萨缪尔森、詹姆斯.托宾、阿瑟.奥肯等人。主要特征是，在宏观方面接受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微观方面采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新古典综合派实际上就是对其他学派观点的综合。新古典综合理论体系的完整形式体现在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一书中，核心思想是：采取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财政和货币政策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进行调节，可以避免经济萧条而促使经济趋于充分就业；经济一旦实现了充分就业，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价格理论、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等微观理论就可以重新适用，并把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维持下去。
iS-Lm模型是对凯恩斯理论的扩展和新古典经济学的阐释，是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和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的结合。该模型将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结合在一起，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二分法的缺陷，用模型的方法解释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凯恩斯经济理论采取静态均衡分析方法，考察的是经济的短期静态均衡和比较静态均衡，无法分析长期问题。哈罗德―多马模型直接继承了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传统，重视总需求因素的分析。而索洛―斯旺模型则强调劳动、资本增长和技术进步等总供给方面的因素在经济均衡增长中的作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特点是用市场调节机制来补充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新古典综合学派政策主张的核心是需求管理的思想，即政府采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来对社会的总需求进行适度的调节。
（三）新剑桥学派
新剑桥学派是现代凯恩斯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主要代表人物有罗宾逊、卡尔多、斯拉法等。新剑桥学派的理论渊源有三个：凯恩斯的《通论》、卡莱茨基的经济理论、斯拉法的理论。在理解和继承凯恩斯主义的过程中，提出了与新古典综合派相对立的观点，试图在否定新古典综合派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以客观价值理论为基础，以分配理论为中心的理论体系，并以此为依据制定社会政策，以改变资本主义分配制度来调节失业与通胀的矛盾。
新剑桥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分配制度的不合理和收入分配的失调。因此，经济政策的重点就是收入分配政策，主要的政策主张包括：①税制改革，例如实行累进的税收制度来改变各阶层收入分配不均等的状况；实行遗产税和赠与税消除私人财产的集中；通过税收方式将所得到的财产用于改善低收入贫困阶层的状况。②政府利用财政拨款对失业者进行培训，国家通过预算给低收入家庭一定的补贴，减小贫富差距。③制定适宜的财政政策，减少赤字，逐步平衡财政预算。④实行出口管制政策，发展出口，增加就业机会，降低失业率，提高劳动者的收入。⑤利用政府预算盈余来购买私人公司股票，把部分公司股份的所有权从私人转移到国家，从而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收入。
（四）新凯恩斯主义学派
面对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出现的严重滞胀的局面，80年代出现了一个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新学派，即新凯恩斯主义学派。他们继承了凯恩斯的基本经济思想，但是以独特的研究方法来阐释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有格雷戈里.曼丘和拉里.萨默斯，约瑟夫.斯蒂格里茨，马克.格特勒以及本.伯南克等人。
新凯恩斯主义不是对原有理论的简单继承，而是对其进行了批判和发展。新凯恩斯主义和原凯恩斯主义相同之处表现在：①劳动市场上存在着过剩的劳动供给，经济中存在着显著的周期性波动；②经济政策在大多数年份中都是有用的。新凯恩斯主义在分析中引入了原凯恩斯主义所忽视的厂商利润和家庭效用最大化的假定，并引入了理性预期假设。新凯恩斯主义最重要的假设是非市场出清，即发生供给或需求冲击后，工资和价格不能迅速地调整到使市场出清的状态，在重新达到市场出清之前，整个市场就处在非出清的非均衡状态。
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政策主张主要包括价格和就业政策。在价格政策中根据交错调整价格论提出的建议是：减少经济中的交错调整价格，制定适宜的政策，诱导厂商同步调整价格。根据菜单成本论，提出为稳定社会经济和增加福利，国家应推行有弹性的价格政策用以纠正市场失灵，稳定总产量。价格政策的缺点在于，这种方法缺乏可操作性，价格有粘性，市场不能出清势必会导致市场机制失灵。新凯恩斯主义的局内人―局外人理论根据局外人在劳动市场上长期处于不利的地位这一情况提出政策建议，政府的就业政策应该更多地考虑长期失业者的利益，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虽然这一政策比较合理，但实施起来仍然有一定的难度。
三、结论
西方经济学各流派之间是对立并存的关系，后者的理论都是总结与批判前者的理论，在前者的理论基础上结合目前经济形势的新情况而发展的。西方经济学各流派总体来说都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的经济，一旦某一流派不能有效解决经济出现的问题时，新的流派就会应运而生，但总的来说，新的流派仍然是借鉴了原有学派的假设或者是理论基础。我国自引入西方经济学以来，对政策的制定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在借鉴西方经济学说史时一定要做到批判继承，要综合考虑我国的国情，以便我们能更好地继承与发展西方经济学。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