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经济政策篇1
全球化的深入造成了产业政策的逐步弱化，其表现主要可分为两个方面：
首先，随着世界统一市场的逐步形成，以wto为标志的国际贸易规则发生了深度变革，其对国际贸易的规定更为严格与明确，对成员国的约束力更强，并拥有一整套纠纷解决机制来保障新规则的顺利运行。在乌拉圭谈判中确定的贸易补贴与反补贴条款中，明确禁止人均GDp高于1000美元的国家给予补贴，意在避免特定成员国的企业通过享受补贴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当竞争地位，以此维护其他成员国的利益。wto协议、双边及多边地区经济协议中的进口关税协议也大大缩小了各国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空间，规范了各国经济的运行模式。以中国为例，加入wto后平均关税水平由2002年的15.3％下降至2007年的9.9％。
其次，全球价值链的延伸限制了产业政策的空间。imbsandwacziarg(美国，2003)的研究成果表明，在多产业的大国中，要素的部门分布与经济水平的关系为一条u形曲线，即经济发展要求要素多元化分布的配合，这意味着必须创造出更多的国家比较优势。随着全球价值链的不断延伸，现有的国际分工格局难以被打破，创造出新的比较优势也比以往更为困难。在过去的十余年中，来自欧美、跨国公司的地区特征逐渐模糊，而是以世界统一市场为着眼点，将从前在国内进行的制造、采购业务转向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的迅速扩大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有力的表现特征之一，现有的分工格局无法被轻易改变，通过产业政策来寻找新的比较优势的做法已不具可行性。
我们认为，当代产业政策的未来走向是更趋向于中性化。具体说来，其一，产业政策仅作为市场调节的补充手段出现，这既顺应了保障公平竞争的国际经济发展潮流，又能够减少资源扭曲配置对其他企业及产业造成的潜在损害，符合当代产业关于节约资源和“友好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产业政策应用的方向之二则是政府对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部门和产业的干预。市场对公共利益密切相关部门和产业的资源配置能力比较薄弱，原因是这些部门和产业的产品往往具有公共品(publicGoods)的部分特征，即企业收益低于社会收益。对于这样的产业而言，私人企业很难具备投资动机，而其发展又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整个行业乃至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政府可以利用适当的产业政策优化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产业的资源配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全球经济危机之时，我国政府提出了4万亿投资以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政策出台的初衷是好的，但同时应看到，过度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可能会带来一系列弊端，如降低效率、浪费资源、丧失公平、造成腐败等，最终可能导致高通胀、低增长的尴尬局面，这比预期的零增长、通货紧缩的局面更糟。因此，产业政策的出台务必要慎重，需要各方面专家的科学论证，万万不可草率行事，重蹈的历史陷阱。那么，针对中国当前的经济下滑和通货紧缩问题，政府究竟应该有哪些作为?应当出台什么政策?哪些投资可以收到预期效果?哪些投资必须停止?对此，我们谈谈自己的看法。
1 只有能够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投资才是可行的。一般来说，在国民经济发展正常的情况下，政府投资可以面向能够产生社会效益的公共品行业，如国防、科技、教育等，但经济危机的特殊时期，盲目地向特定公共品领域如国防和军备项目的投资，可能会导致低增长、高通胀的严重后果。军备开支无疑会增加GDp，但却不增加任何经济效益，实质上是降低了经济发展的整体质量。经济学原理表明，在和平时期这一约束条件下，军费的支出等于是将大量印刷出来的钞票雇佣人工撕碎，再、雇佣机器将其粉碎，然后制成纸浆，再挖洞穴将其保管起来，每年还需缴纳保管费(注：这里不讨论国防的社会效益这类常识性问题，因为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显然是有严格的约束条件的)。历史已经证明，不讲经济效益和发展质量的单纯GDp增长可能会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如经济效益下滑、积累不足、物价上升、通货膨胀、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环境污染增加、实际生活水平下降等。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经济绩效差并由此产生的积累不足，将导致中国经济长期投入乏力，无法实现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目标。中国五十年代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此。
因此，各级政府当前须对已经发生的和即将发生的各种政府投资项目进行全面复查，暂缓或停止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投资项目，坚决停止与缓建国防和军备项目，并将其剩余经费转到民用项目上来(待经济形势好转后可再行考虑复建问题)。笔者估计，这项措施会使国民经济效益增加1―2个百分点。关键在于，中国相关主管部门是否具有真正的智慧与韬略，中国的军工部门和军队系统能否从大局利益出发，不再囿于成见，反之则会给中国当前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
2 投资应着重于民生工程，而非以“游戏参与者”的身份与私人企业一同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去。历史经验表明，以往我国的经济过热都与投资过热紧密相关，政府对非公共产品部门的干预性投资抑制了民间投资，间接抑制了百姓消费。因而，我们期望此次四万亿投资能够成为政府职能转型的一个分水岭，即政府能够退出市场竞争，成为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市场规则的制定者，积极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的发展。这也是我国从外向型经济转为内需拉动型经济必须迈出的关键一步。
当代经济政策篇2
[关键词]扩张性财政政策税收财政支出国债
自20世纪30年代凯思斯经济学创建以来，财政政策一直是各国政府用来干预经济活动的政策手段．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财政政策在我国也执行了三年有余，但实际的政策效果与预想中的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吸收和借鉴别国的经验与教训对我们来说是十分有益的．
一、国外财政政策的实践
按时间线索划分，国外的财政政策实践可分为三个时期：
1．以凯恩斯理论为指导的需求管理政策(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末70年代初)．针对30年代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大危机,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思斯发表了他的《就业、利息、货币通论》，详细阐述了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政策主张．他认为，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边际消费倾向偏低造成消费需求的不足，资本边际效率相对于利息率偏低造成投资需求不足，而利息率偏高又是由流动偏好偏高或货币数量偏少造成的，由此导致总供给小于总需求．由于市场调节无法实现总供求的一致，因此政府有必要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增加社会投资的方式对经济总量进行干预．凯恩斯理论提出以后。很快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用．整个这一时期，西方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以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作为制定本国经济政策的依据，典型代表是美国，扩大财政支出．举债投资赤字预算是需求管理政策的核心内容，这种财政政策对克服经济危机、反经济筋条以及提高就业串等目标的实现的确起到了较为明显的作用，且持续了从“二战”后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20多年的时间．
2．以供应学派理论为基础的“供给”管理政策(70、80年代)．70年代以后，凯恩斯经济政策陷入了“两难”境地：继续扩大财政支出会导致通货膨胀。而紧缩开支又使经济增长停滞．“滞胀”的产生实际上宣布了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失灵以及需求管理政策的失效。治理“滞胀”的多种经济理论因此而产生，其中在财政政策方面只有影响的当属供应学派．供应学派理论的核心是“减税”。他们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需求，而在于供给的不足：过简的税率类似于在生产所需的资源(劳动、资本等)中打进了一个“楔于”，增加了资本家的投资成本，降低了劳动者的实际收入．资本与劳动的供给减少导致社会总供给的减少．拉弗曲线显示：当税率未达到某一点(如50％)时，随着税率的提高，供给量因经济活动的增加而增长，税收也因此而增加，税率与供给量及税收之间呈正相关；而税率超过这一点以后，三者之间呈负相关；随着税串的提高．供给量与税收反而越来越少．为增加供给，政府应该实施减税政策。供应学派的理论及政策主张很快为美国政府所采纳，里根在80年代初进行总统竞选时其政策纲领就是减税．此后美国政府所执行的里根经济学尽管是由几种学派构成的“混合经济学”，但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供给管理政策，80年代及90年代初期由共和党执政的12年间，美国政府曾多次进行减税．供给管理政策的执行对增加社会的总供给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只是由于在进行减税的同时，政府用于国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大幅增加，最终导致财政赤字与国债规模的大幅增长．
3．混合的财政政策(90年代以来被多国政府所采用)．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频繁以及国内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运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活动呈扩散之势．当一国因各种原因导致经济出现增长缓慢的迹象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采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有的国家继续采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如日本政府在整个卯年代都是通过赤字预算扩大政府支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对中低收入者进行减税以及为鼓励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而对中小企业进行减税．在更多的情况下是扩大财政支出与减税“双管齐下“的混合财政政策．典型的是德国和东亚国家．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90年代各国在运行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时候，也较注重不同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从多年的经验来看，尽管货币政策对克服经济衰退作用并不大，但如果将其与财政政策进行配合，财政政策的效果将更明显．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是各国十分重视的问题．如日本10年来基本上执行的是零利率政策；再如东亚各国在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也实行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
二各国财政政策实践的共性
对上世纪30年代以来国外财政政策实践进行分析与思考，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是它们在执行财政政策时所共同具有的特征：
1．各国政府制定的执行政策的基础：相关理论．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至今，就经济活动是否需要政府干预的问题在理论上一直存在着激励的争论，但实际上，即使不主张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如供给学派)也提出了政府应该运用减税政策刺激经济的政策主张．由于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以及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失误，新凯恩斯主义者乘机充实一些新的理论，如交易成本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等，进一步完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典型代表是斯蒂格里茨)，使其再次成为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从各种理论的本质上看，尽管他们研究的出发点以及方法论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政策目标以及不同政策手段的作用方向却是一致的．在实践方面，无论是早期及中期的美国还是90年代后其他的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和执行本国的财政政策的时候，都是以已有的理论作为政策的指导：或是需求管理理论，或是供给管理理论，或者是两者的综合运用．
2．政策实施的背景：经济不只气．当一国经济处于平稳发展状态时，已有的财政手段(税收、财政支出)会自动地发挥调节作用，即财政的自动稳定装置．当经济出现较大波动而市场本身又不能调节时，政府可能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节．财政政策更多是在经济增长缓慢、通货紧缩、失业率提高等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才被政府所采用：通过改变已有的税收和财政支出政策(即相机抉择，具体是减税和增加支出)，刺激国内的投资与消费．且该政策一旦采用以后，往往会维持较长的时间，直到政策目标实现并得以持续．
3．财政政策手段的配合：税收和支出．减税或增加支出或两者同时采用，这是各国通常的做法．从执行政策的效果看，同时采用减税和增加支出，只要两手段的执行力度适中，往往可以取得较理想的效果(90年代被较多的国家所采用)．当然这种手段的双向配合若力度过大，既会扩大财政赤字的规模，使政府的债务负担加重，也容易导致通货膨胀(如80年代的美国)．但如果两种手段反向配合，即减税与减少支出或增加支出与增税，政策效果往往会相互抵消(如早期美国在反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就是采用了扩大支出与增税两种手段，导致财政政策效果较难显现)．
4、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尽管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如克鲁格曼对治理经济不景气而采取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持反对态度，认为通过增发货币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克鲁格曼，1998)，但很多国家的实践证明，为了使经济降温，货币政策的作用更明显；为了启动经济，财政政策所起的作用往往更大；如果两种宏观经济政策能够相互配合与协调，则政策效果会更大．这一点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识．如前述的?国以及东亚国家在刺激经济增长所执行的政策中，就非常重视两种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搭配，日本也同样如此。需要强调的是，一国政府采用“双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一定要注意“度”的把握，否则很容易使经济陷入通胀之中．
三、对中国的启示
1997年初，我国国民经济顺利地实现了“软着落”，但与此同时，经济增长远度放慢，物价持续走低，大批职工下岗等问题也开始出现．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从1998年中期起，中央政府连续执行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调整国家预算，加大财政赤字规模以及国债的发行量，以满足政府直接扩大支出对资金的需求．这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以扩大内需为目的的凯思斯需求管理政策．到目前为止，财政政策已执行了三年有余，但政策效果呈递减之势：1998年—2000年财政扩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2％1、5％和1％〔这些数据来自于国家权威部门的报告，为估算数)．政策效果不佳还有一个表现就是财政政策并没有对民间投资与消费起到明显的带动作用：政府扩大的财政支出主要是通过国有单位进行的，当财政支出增加的时候，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长就很明显，一旦支出减少，它们的投资增幅也会减小船政扩大支出期间，非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速远低于国有部门．此外，民间消费的增幅也并不明显．
我国财政政策效果不理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广是政策的理论指导比较单一．我们在制定融政政策时，以凯思斯的需求管理理论作为指导，寄希望于通过财政支出所产生的乘数效应实现经济政策的目标；至于减税政策，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惰况下(如出口退税税率上调)或无关紧要的税种上作了些微调(如2000年初暂停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二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缺乏配合与协调：扩张性的时政政策与管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相配合，导致相当多的投资者在资金筹措方面遇到障碍．表面上看，从1996年中期起，央行先后七次下谓了存贷款利率，且大幅降低了法定存款准备率，实行的是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实际上为了化解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对内实行了较为严格的信贷管理制度，导致商业银行“借贷”、“慎贷”，即管理上的紧缩银根政策．当然，这种做法与我国正处于经济的转轨．时期有关，也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各种新制度的缺乏造成的．三是财政政策的两个基本手段相互间缺乏配合，甚至是作用方向相反的手段同时采用：增加支出的同时增加税收．近三年里，财政收入(税收)的增幅高出经济增速的一倍以上，税收的年绝对增量高于财政扩大支出的数量．可以说，扩张性的支出政策效果在相当程度上为税收的增加所抵消．四是能够对宏观经济政策作出敏感反应的微观经济基础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加上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乏，导致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大大缩小．如前所述，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是通过国有单位进行投资的，而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因各种原因造成的国有单位预算软约束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政府与国企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依然如旧，这自然使财政支出的效果大打折扣．由于诸多现有的不平等政策，导致真正对扩张性财政政策反映灵敏的非国有单位并不能从中受益，因而不可能增加其投资活动；各种新的改革措施不断推出使人们现期及预期的支出增大，但完善的保障体系并未及时建立起来，导致人们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强，使边际消费倾向逐年降低(戴园晨，1999；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经济课题组，2000)，直接降低了时政支出的乘数．
国外的财政政策实践告诉我们：如果持续性地采用单一的财政政策手段(减税或增加支出)刺激经济而又效果不佳的时候，不仅不能实现政策目标，而且还将使财政背上巨额的赤字与债务包袱．这种现象在我国目前也有显现的苗头：衡量一国债务状况的两个宏观指标是债务负担率(债务余额／gdp)和债务依存度(债务／财政支出)，到2000年底，两个指标分别超过15％和60％；如果考虑到债务仅仅归属于中央财政的实际状况，那么，债务依存度已愈100％．以上计算口径还不包括“准国债”，例如1998年向四大商业银行发行的补充银行资本金的巨额专项国债以及国有政策性银行发行的金融债券等．如果将“准债务”也算入其中，则政府的债务负担还将大大地增加．因此，继续依靠扩张性的财政支出政策，不能取得预期效果，执行空间也有限．为了实现更为理想的政策效果，笔者认为应在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
1．将已有的理论与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实际情况结合进行综合灵活的运用．如前所述，我国目前并没有一个完善的微观经济基础和政策环境，不同的微观主体对宏观经济政策反映的灵敏度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这种状况下，如果以单一的理论作为指导而执行某种政策手段，往往不能产生理想的效果。可考虑将不同的经济政策理论与当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同时制定和执行不同的政策手段．
2、注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作用方向的一致性．当前需要改进的主要工作就是对各类微观经济主体提供平等的政策待遇：无论是自然人或法人，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只要符合银行信贷管理规定的条件，都应该得到其需要的贷款．
3．加强财政政策的支出手段与税收手段的交叉运用．90年代以后，以减税手段扩大内需、刺激经济的增长已成为各国通常的做法．我国也采用这种做法不仅可行，而且必要．因为现行税制是在2994年开始实施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环境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当初的通货膨胀已为目前的通货紧缩所代替，原来很多抑制投资与消费的税法条款急需作相应的调整．适当对一些税种的征税对象及税收负担进行调整，可以使纳税人因负担减轻而直接受益，有助于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
4．将财政政策的执行与国有经济的战赂性调整结合起来．“有所进与有所退”是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基本思路．据统计，我国目前拥有经营性的国有资产约6万亿，如果采用多种方式将其中的一部分变现，由此收回的财政资金以万亿计．将这些资金用于执行财政政策，将会产生“双赢”的效果厂方面国有经济的结构优化有助于财政支出资金使用效果的提高；另一方面为税收调整和扩大支出提供了资金来源，可避免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造成的政府负担加重。
参考文献：
1．约瑟夫.e.斯蒂格里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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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蒋自强等．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4．颜鹏飞等．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述评．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5.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正视通货紧缩压力，加快微观机制改革．经济研究．1997(7)
6．张凌．东亚扩大内需的政策及其效果分析．经济学动态．2000(3)
当代经济政策篇3
关键词:理性预期;货币政策;宏观调控
1理性预期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大量失业和经济停滞的困境,流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发生了危机,“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在改变停滞膨胀局面时也没有出现人们所期望的效果。这种形势下,理性预期学派产生发展起来。该学派以理性预期的概念改造宏观经济学,以预期问题为突破口,全盘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革命。加之该学派理论上逻辑严谨,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因而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加之该学派理论上逻辑严谨,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因而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
在理性预期理论的代表人物中,罗伯特?小卢卡斯、萨金特和华莱士等人是第一代代表人物,典型理论是货币周期论;巴罗和普雷斯科特等人是第二代代表人物,他们发展了小卢卡斯等人的理论,建立了实际货币周期论、财政政策分析和政府决策行为分析等新的理论。
2理性预期理论的微观基础与基本假设
小卢卡斯与凯恩斯主义的分歧始于他为凯恩斯主义寻找经济基础。他认为,宏观经济现象不过是许多个人经济活动的总和,宏观经济学中一切涉及人的行为的假定应该有微观基础。他在为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经济学模型中的工资,价格部分提供微观基础的过程中发现,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确定的微观经济行为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相矛盾。在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发生冲突时,小卢卡斯转向了新古典主义。他试图寻求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并从局部均衡转向一般均衡。所以,理性预期理论的宗旨是建立与微观经济学一致的宏观经济学。为此,理性预期理论的主要代表人提出了三个分析的基本假设:理性预期假设;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自然率假设。
(1)理性预期假设。
理性预期是在长期动态分析下,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以完全的、相同的信息为基础,他们能对未来作出准确的预期,做出合乎理性的经济决策,即他们能对未来做出理性预期。
(2)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
货币中性假说是指经济总产量和就业的实际水平和自然水平同包括相应地对商业周期发展作出反映的货币和财政活动无关。
(3)自然率假设。
自然率假说的要点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有其内在的动态平衡,外界力量能暂时打破这种平衡,但不能根本改变它;政府应该顺应这种动态平衡。
3理性预期理论的政策主张
一是政府应制定长期不变的政策规定,消除政策规则的任意变动性。理性预期学派坚持古典经济学的信条,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能引起经济的混乱,为保持经济繁荣,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因为“市场比任何模型都聪明”,它始终是使各种生产资源得以合理配置和充分就业的有效机制。理性预期学派坚持认为,政府的作用只是为私人经济活动提供一个稳定的可以使人们充分了解的良好环境。因此如卢卡斯所说,“我们需要的是稳定的政策,而不是积极行动主义政策。”政府干预越少,经济效率也就越高。
二是政府政策目标必须注意长期性和稳定性,并且着力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政府的决策不能对一国经济的产量、就业和其他实际变量产生影响,但可以对一般物价水平等名义变量产生具有规则性的效果。因此,政府应该把最理想的一般物价水平作为唯一的政策目标。
4理性预期理论及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启示
(1)应充分考虑并正确引导微观主体的理性预期。
不得不承认,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正日益增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应充分考虑公众的理性预期,考虑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众的理性预期又是不断提高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一个前提条件。中央银行要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就要准确地公布通货膨胀指标和失业率,利用信息优势,通过舆论导向,准确披露决策相关信息,加大宣传力度,及时引导经济主体的预期,正确引导公众预期,让公众及时了解这种政策目标的变化,增强其信心。
(2)应充分认识到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局限性。
在理性预期条件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是有限的。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所面临的是诸如结构调整、制度转轨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单纯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很难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因为具有理性预期的公众对此是很清楚的,所以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难以得到公众的响应。可以说,货币政策不是调控经济的万能手段。不仅仅因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本身需要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的支持;更因为货币政策本身在经济活动中具有局限性。
(3)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以期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
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原则是为了使微观经济个体顺利地从事经济活动,充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稳定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所以,政府的政策要想得到各种经济成员的积极配合,使各项经济政策取得预期的效果,还必须取信于民,避免“朝令夕改”。因此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和符合经济活动当事者的预期规律,可以使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从根本上摆脱由于政策的频繁变动对其造成不良后果的担忧,从而无需寻求应变之策,而尽力去寻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和经济行为的最优化。
总而言之,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有着重大影响,政府在采取宏观经济调整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并引导这种预期朝着政策目标的方向发展。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离不开经济政策调控,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之一。今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日益增强,我们必须转换思路,注意把握宏观经济调控与微观层面理性预期的结合点,谋求经济政策、经济主体的预期与行为及经济运行三者的和谐与稳定。
参考文献
[1]杨玉生.理性预期学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杨丽彬.理性预期观点的评价[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5,(16).
当代经济政策篇4
[内容提要]从1998年开始,我国执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已有三年多的时间,但政策效果还有待提高.总结与借鉴国外几十年来财政政策实践的经验与教训,对提高我们财政政策的效果是非常有效的.[关键词]扩张性财政政策税收财政支出国债自20世纪30年代凯思斯经济学创建以来,财政政策一直是各国政府用来干预经济活动的政策手段.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财政政策在我国也执行了三年有余,但实际的政策效果与预想中的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吸收和借鉴别国的经验与教训对我们来说是十分有益的.一、国外财政政策的实践按时间线索划分,国外的财政政策实践可分为三个时期:1.以凯恩斯理论为指导的需求管理政策(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末70年代初).针对30年代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大危机,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思斯发表了他的《就业、利息、货币通论》,详细阐述了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政策主张.他认为,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边际消费倾向偏低造成消费需求的不足,资本边际效率相对于利息率偏低造成投资需求不足,而利息率偏高又是由流动偏好偏高或货币数量偏少造成的,由此导致总供给小于总需求.由于市场调节无法实现总供求的一致,因此政府有必要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增加社会投资的方式对经济总量进行干预.凯恩斯理论提出以后。很快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用.整个这一时期,西方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以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作为制定本国经济政策的依据,典型代表是美国,扩大财政支出.举债投资赤字预算是需求管理政策的核心内容,这种财政政策对克服经济危机、反经济筋条以及提高就业串等目标的实现的确起到了较为明显的作用,且持续了从“二战”后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20多年的时间.2.以供应学派理论为基础的“供给”管理政策(70、80年代).70年代以后,凯恩斯经济政策陷入了“两难”境地:继续扩大财政支出会导致通货膨胀。而紧缩开支又使经济增长停滞.“滞胀”的产生实际上宣布了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失灵以及需求管理政策的失效。治理“滞胀”的多种经济理论因此而产生,其中在财政政策方面只有影响的当属供应学派.供应学派理论的核心是“减税”。他们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需求,而在于供给的不足:过简的税率类似于在生产所需的资源(劳动、资本等)中打进了一个“楔于”,增加了资本家的投资成本,降低了劳动者的实际收入.资本与劳动的供给减少导致社会总供给的减少.拉弗曲线显示:当税率未达到某一点(如50%)时,随着税率的提高,供给量因经济活动的增加而增长,税收也因此而增加,税率与供给量及税收之间呈正相关;而税率超过这一点以后,三者之间呈负相关;随着税串的提高.供给量与税收反而越来越少.为增加供给,政府应该实施减税政策。供应学派的理论及政策主张很快为美国政府所采纳,里根在80年代初进行总统竞选时其政策纲领就是减税.此后美国政府所执行的里根经济学尽管是由几种学派构成的“混合经济学”,但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供给管理政策,80年代及90年代初期由共和党执政的12年间,美国政府曾多次进行减税.供给管理政策的执行对增加社会的总供给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只是由于在进行减税的同时,政府用于国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大幅增加,最终导致财政赤字与国债规模的大幅增长.3.混合的财政政策(90年代以来被多国政府所采用).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频繁以及国内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运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活动呈扩散之势.当一国因各种原因导致经济出现增长缓慢的迹象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采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有的国家继续采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如日本政府在整个卯年代都是通过赤字预算扩大政府支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对中低收入者进行减税以及为鼓励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而对中小企业进行减税.在更多的情况下是扩大财政支出与减税“双管齐下“的混合财政政策.典型的是德国和东亚国家.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90年代各国在运行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时候,也较注重不同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从多年的经验来看,尽管货币政策对克服经济衰退作用并不大,但如果将其与财政政策进行配合,财政政策的效果将更明显.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是各国十分重视的问题.如日本10年来基本上执行的是零利率政策;再如东亚各国在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也实行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二各国财政政策实践的共性对上世纪30年代以来国外财政政策实践进行分析与思考,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是它们在执行财政政策时所共同具有的特征:1.各国政府制定的执行政策的基础:相关理论.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至今,就经济活动是否需要政府干预的问题在理论上一直存在着激励的争论,但实际上,即使不主张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如供给学派)也提出了政府应该运用减税政策刺激经济的政策主张.由于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以及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失误,新凯恩斯主义者乘机充实一些新的理论,如交易成本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等,进一步完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典型代表是斯蒂格里茨),使其再次成为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从各种理论的本质上看,尽管他们研究的出发点以及方法论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政策目标以及不同政策手段的作用方向却是一致的.在实践方面,无论是早期及中期的美国还是90年代后其他的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和执行本国的财政政策的时候,都是以已有的理论作为政策的指导:或是需求管理理论,或是供给管理理论,或者是两者的综合运用.2.政策实施的背景:经济不只气.当一国经济处于平稳发展状态时,已有的财政手段(税收、财政支出)会自动地发挥调节作用,即财政的自动稳定装置.当经济出现较大波动而市场本身又不能调节时,政府可能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节.财政政策更多是在经济增长缓慢、通货紧缩、失业率提高等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才被政府所采用:通过改变已有的税收和财政支出政策(即相机抉择,具体是减税和增加支出),刺激国内的投资与消费.且该政策一旦采用以后,往往会维持较长的时间,直到政策目标实现并得以持续.3.财政政策手段的配合:税收和支出.减税或增加支出或两者同时采用,这是各国通常的做法.从执行政策的效果看,同时采用减税和增加支出,只要两手段的执行力度适中,往往可以取得较理想的效果(90年代被较多的国家所采用).当然这种手段的双向配合若力度过大,既会扩大财政赤字的规模,使政府的债务负担加重,也容易导致通货膨胀(如80年代的美国).但如果两种手段反向配合,即减税与减少支出或增加支出与增税,政策效果往往会相互抵消(如早期美国在反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就是采用了扩大支出与增税两种手段,导致财政政策效果较难显现).4、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尽管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如克鲁格曼对治理经济不景气而采取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持反对态度,认为通过增发货币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克鲁格曼,1998),但很多国家的实践证明,为了使经济降温,货币政策的作用更明显;为了启动经济,财政政策所起的作用往往更大;如果两种宏观经济政策能够相互配合与协调,则政策效果会更大.这一点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识.如前述的镕国以及东亚国家在刺激经济增长所执行的政策中,就非常重视两种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搭配,日本也同样如此。需要强调的是,一国政府采用“双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一定要注意“度”的把握,否则很容易使经济陷入通胀之中.
当代经济政策篇5
［关键词］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商主义；幼稚产业保护理论；战略性贸易政策
［中图分类号］F123.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1)03-0063-05
［收稿日期］2011-03-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加快我国生产业发展与创新研究》（08BJY119）;教育部规划项目《中低技术产业技术创新与中国传统工业振兴研究》（09YJa790148）。
日前，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已经被明文列入“十二五”规划，从而成为我国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在国务院和发改委的推动下，我国政府选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制造业等一大批对于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产业予以重点支持，以此帮助我国消除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培育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带动技术创新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重构，从而保证我国经济更为健康、稳定地发展。
然而，本世纪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想在西方经济理论学界重新赢得主导地位，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选择似乎与“华盛顿共识”以来，新自由主义学者倡导的以“自由化，私有化，稳定性”为基本特征的市场经济思想相悖，这也产生了对于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合理性的质疑。可是，如果我们反思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选择的理论演进与实践历程的话，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决非我国政府在危机关头的独创，这一政策思想在西方经济近三百年的发展中，在世界各国都得到过广泛的应用，扶持一些具有战略性意义的新兴产业发展，不仅拥有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在整个西方经济发展史中都长期受到重视。
一、新自由主义思想与政策干预实践的背离
自亚当・斯密开始，在西方经济理论领域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的古典经济理论就倡导完全市场职能，他们相信市场机制能够通过众多独立的决策行为自发作用，保证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政府的政策干预只会扭曲市场机制的运行，从而降低效率，因此他们推崇最小政府，坚决反对政府运用各种政策手段，对宏观经济、产业经济，乃至各个微观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施加影响，这也就促成了自由主义思想的产生与传播。［1］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里根政府与撒切尔政府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想在西方政府领域中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这一思想也推动了wto的产生与欧盟的成立，从而直接促进了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上世纪末，当东亚、美国陷入经济危机而不能自拔之时，新自由主义思想又推动了“华盛顿共识”的产生，从而催生了在拉美国家与国家盛行的经济自由主义改革。
如果单从西方经济思想的历史演进或者西方政治、经济形势的变迁历程来看，我们似乎可以得出，新自由主义思想主导着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管理实践中，市场机制作用也应该远远大于政府的政策推动作用。然而，事实上，在整个西方经济发展史中，几乎所有国家都积极运用各种政策手段，推动一些对于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并以此作为驱动力，推动本国经济稳定发展。在这方面，从克林顿开始连续四届美国政府无一例外的选择了鼓励信息技术创新，扶持信息产业发展的政策，这才促进了硅谷的产生与纳斯达克的辉煌。布什政府关于新能源汽车的“自由车计划”推动了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航空航天，生物制药等高新技术产业也得到美国政府各种政策手段的扶持。［2］
而与之相对，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固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化思想，但这也与欧洲各国政府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策举措密不可分，而“里斯本战略”以来，欧洲各国在教育、创新投入、产业协调之间的政策协调更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政府对于宏观经济，甚至一些微观的经济主体的创新行为的政策扶持与政策干预，其实成为解读欧洲复兴的根本力量。［3］
这似乎产生了一个悖论，作为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大本营的美国与欧洲各国，却恰恰并没有真正推行自己所倡导的自由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他们的经济发展中，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从而引导了本国产业结构的演进，推动着本国技术创新的发展，保证了本国经济的稳定发展。
二、从重商主义到幼稚产业扶持理论
其实，运用各种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对于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外部经济效应的各种产业发展的思想历史，完全可以和处于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思想相媲美，其历史渊源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理论诞生之前的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思想是诞生于十四、十五世纪，西欧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时期的一种经济思想，其主导思想就表现在通过政府推行强有力的贸易保护政策，保护本国经济，追求更高的贸易顺差，促进了当时还处于萌芽阶段的资本主义经济较快完成了原始积累。当时重商主义政府政策干预的主要领域除了对本国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比如说当时重要的战略性商品的供应部门农业，更多地集中于当时的一些新兴部门，即当时英法等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制造业，从这个方面来说，重商主义思想其实就是现代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理论的雏形。
尽管重商主义思想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然而过多的政府干预，以及封闭性的保护贸易政策限制了资本主义工业市场的扩大，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才促成了斯密的古典经济思想的产生。古典经济理论从理论上驳斥了重商主义的政府干预思想，确定了现代市场机制理论，从而为此后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并长期占据了西方经济理论的主导地位，而重商主义所推崇的政府干预理论则被视受异端学派而长期受到古典经济理论的攻击。
就在斯密的《国富论》发表后不久，经历了独立战争刚刚赢得民族独立的美国开始探索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由于美国与英法等欧洲强国之间巨大的差距，如果单纯选择古典经济理论所倡导的自由市场机制来发展美国经济，那么在绝对成本优势理论的指导下，新兴的美国必将被固化在农业与采掘业等优势领域，而西欧国家则凭借其在制造业上的巨大优势，得以垄断利润率更高，创新能力更强，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推动力更大的制造业，那么美国必将成为西欧国家的原料产地和工业品销售市场，而长期落后于西欧国家。
时任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敏锐地洞察了古典经济理论在发展落后国家经济方面的不足，而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提出了在美国运用政府的保护性政策，对于一些重点产业实施支持，通过发展工商业来引导美国的经济发展。
汉密尔顿指出当时的美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着人手缺乏，劳动力昂贵和资金短缺等困难，如果美国政府不对这些新兴的制造业产业提供支持的话，国外竞争和“习惯势力”将会使美国无法建立起本来可以很快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产业。［4］针对这一现状，他提出了包括保护关税、出口限制、对于目标产业的直接政府补贴、对于制造业投入的税收减免等十一个基本政策原则。而在政策作用领域的选择上，汉密尔顿把这些产业政策手段所实施的主要目标产业确定在铁、铜、煤炭、火药和书籍等当时美国的主要制造业产业，而这些产业对于当时迷信“农业立国”的美国来说，恰恰也正代表着未来产业发展的方向，并将为美国的经济提供强力支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因此，汉密尔顿不仅成为现代产业政策理论的奠基人，他的思想也确定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扶持理论的基本框架。
由于坚持农业立国思想的杰斐逊当选美国总统，汉密尔顿的保护本国新兴产业的思想在当时的美国经济发展中并没有得到应用，而伴随着英美关系的恶化，直到1807年的《禁运法案》和1812年的美英战争，美国与西欧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被战争所打断，其传统的外向型经济无法维系，一种被迫的闭关锁国的选择却促进了美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从此汉密尔顿所倡导的对新兴经济实施保护的思想才在美国的经济发展中得以应用。［5］
尽管当时的美国经济理论学界，古典经济理论所倡导的自由贸易、完全市场机制理论和汉密尔顿的扶持新兴制造业思想①之间维持了长时期的争斗，最终引发了美国内战（1861～1865）。战后，扶持新兴产业思想主导了此后美国政府的政策选择，即使在新自由主义占据上风的里根政府中，政府对于汽车、航空等新兴产业的保护也并没有消失。
在“美国体系”扶持新兴制造业的思想指导下的美国经济焕发出无比的活力，这也深深触动了当时流亡美国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他的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系统梳理了幼稚产业保护理论，构建出一个落后国家保护本国具有战略意义的新兴制造业，利用保护性政策，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理论体系。
李斯特深入揭示了古典经济理论背后的国家利益的本质，他认为英国正是通过产业政策所实施的经济保护才获得了早期的发展，而现在他们又通过宣传自由贸易，阻止其它国家再推行产业政策，沿着自己的发展道路，对自己实现赶超。在像德国这样的落后国家中，如果实行自由贸易，只能永远落后于英法等国，而无法实现自身的工业化，只有采取关税保护制度，首先使德国实现工业化，才可能最终在国际贸易中实现自由贸易。因此，李斯特论证了在煤铁等资本主义新兴产业中推行关税保护，保护仍然相对弱小的德国工业免受发达国家制成品进口的冲击，从而扶持德国工业发展的可行性。他的思想后来得到著名的“铁血首相”俾斯麦的肯定，德国也正是凭借其提出的保护幼稚产业理论的指导，才得以逐渐壮大，甚至超越了当时最为发达的英法等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三、日本产业扶持政策的成功
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思想贯彻最为成功，在理论与实践上取得的最大成果应该属于战后日本的产业扶持政策体系的构建。战后初期，面对被战争完全摧毁的国民经济，日本政府选择了“倾斜生产方式”，通过对国民经济恢复至关重要的煤炭和钢铁产业采取重点扶持政策，以这些重点产业为突破点，通过政府直接干预的方式，采取财政政策和严密保护等政策手段，支持相关产业的恢复与发展。为了解决煤铁产业中的资金不足问题，日本政府还通过复兴金融公库优惠贷款等手段向这两个产业提供资金支持，对这二个重点产业的强力政策支持，为战后日本的重化工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把日本经济带上了高速发展的道路。
20世纪50年代，日本政府制定了“产业合理化政策”，选择钢铁、煤炭、电力和造船四个行业为重点，鼓励企业通过设备更新和技术进步来降低生产成本，通过政府产业政策间接引导民间对于现代化设备与技术更新的投资，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为优化各部门的投资行为，日本政府还先后颁布了《关于我国产业合理化的方针政策》、《企业合理化》、《钢铁工业和煤炭工业的合理化政策纲要》、《电子工业临时振兴法》等文件，采取对重要机械进行特别折旧，对重要产品实行免税，对重要产品的进口免征关税等措施，有效推动了工业企业的技术进步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在政府扶持政策的产业选择方面上，《70年代通商产业构想》和《产业长期构想》开始提出放慢传统的重化工业的增长速度，以追求包括高科技产业、高级组装产业、时髦产业和知识产业等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此后，日本政府扶持的重点产业，从早期的钢铁、化纤、机械，到20世纪70年代的汽车，80年代再转变为家电、电子、新材料等产业，在这些产业转移中，科技创新在现代日本经济中的地位明显有了突出的提升，政策手段也从早期动员政府资源，推动经济增长，转向利用市场机制手段，引导市场行为，在争取纯经济目标之外，实现一些市场机制无法实现的非经济目标。
20世纪90年代以后，面对日元升值带来的出口下滑，以及长期的经济衰退，日本的政策目标也从关注出口转向关注扩大内需，在产业扶持方向方面，日本政府提出“新技术立国”与“科学技术立国”的方针，重点扶持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1995年颁布的《面向21世纪的日本经济结构改革思路》提出的通过在现有产业体系中加强科技创新，延长企业价值链，加深国际分工，推动经济结构改革等产业政策思路，更表明了现代日本的产业扶持政策已经转向关注科技创新与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应对全球化竞争格局。
正是得益于战后日本政府有计划地选择一些对于未来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新兴产业推行一系列的扶持政策，日本很快从战争的废墟中成长为世界经济强国，对于日本经验的研究也成为上世纪末很多西方经济学者的重要工作。其中最为著名就是弗里曼的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约翰逊的新产业政策理论与拉尔的产业政策三分法。这三个理论所关注的恰恰都集中在日本政府选择一些创新密集型产业推行有效的扶持政策上。而这些日本政府政策扶持的重点产业往往是对当时的日本经济发展具有较为明显外部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因为这些产业存在明显的利益外溢，却无法单纯依赖市场机制的运营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另一方面，这些产业往往需要人员、资金等传统生产要素，特别是知识、信息、技术等创新型要素的大量投入，如果仅仅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这些产业就可能面临投入不足的困境而陷入发展的瓶颈，从而直接限制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空间。日本通过政府的战略性政策选择，针对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行强有力的政策扶持，引导社会资源向这些产业流动，把这些产业发展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引擎。
四、现代贸易理论中的政策扶持思想
与日本选择运用政府政策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相似，即使在自由主义思想主导下的欧美国家，一些学者也从理论上阐明了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性。迈克尔・波特通过引入竞争优势理论，从一个新的视角分析了通过政府扶持政策在要素条件、需求条件、支持性产业与相关产业、与公司战略、结构和竞争等方面发挥作用，如通过补贴或限制，改变某些因素的供给，影响市场对于某些产品的需求，促进或限制相关产业的发展，鼓励或限制市场的竞争行为等等，从而帮助该国的产业或企业创造并保持竞争优势。
布兰德与斯宾塞开创性地把产业政策对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纳入国际经济学的范畴之中，指出产业政策可以在决定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方面充当战略性的角色。他们指出，如果政府能够针对那些在进入市场初期可能会产生由于市场不足，或者无法达到规模经济而造成的运营成本飙升的产业产品提供一定的产业政策支持的话，那么就可以分担相关企业的成本，削弱其自身的后发劣势，甚至创造出其拥有的国际竞争能力，而把原有的企业赶出市场，从而帮助本国企业抢占全球市场，这也成为运用战略性贸易政策，提升本国在与较早进入市场而拥有市场垄断地位的国外竞争者的竞争中的竞争能力的经典案例。
正是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我们看到无论欧美国家，还是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国家，都极为注重运用各种政策手段，对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实施强有力的扶持。波斯顿128大道的发展与硅谷的崛起，反映了政府对于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的扶持，在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强有力的作用，而美国在新经济中的成功则为美国政府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性政策提供了事实依据。［6］
上世纪末，伴随着“华盛顿共识”的提出，新自由主义思想一度重新占据现代经济理论的主导地位，它也推动了很多国家的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然而上世纪末“华盛顿共识”在拉美与地区的失败，已经证明了单纯迷信市场的恶果，随着次贷危机的发生，更多的国家开始运用政策对于陷入困境的本国产业与本国企业实施救助。即使是在新自由主义大本营的美国，政府对于金融业与汽车业的注资与行政干预，更证明了在现代经济中对于一些关键部门的扶持与干预，对于维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和引导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五、结论
通过对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理论与实践的梳理，我们发现，尽管主张完全市场功能的古典经济理论在现代经济思想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然而，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会忽视政府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而历史的事实更是告诉我们，当前的发达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在他们经济启动的时候，选择由政府针对一些对于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新兴产业推行政策支持。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果要想实现我国经济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赶超，我们更有必要选择一些战略性的新兴产业，科学地推行一些扶持性政策，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优化我国在现代全球工业体系中的地位，从而实现我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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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经济政策篇6
“产业政策的基础是市场经济，是自由的市场经济，政府只是在正确的方向上推了一把。”日本著名经济学家福川伸次在接受《财经》采访时说，“产业政策是有界限的，不能直接命令企业怎样做。”
今年84岁的福川伸次有丰富的从政经历。他大学毕业后进入日本政府工作，曾担任大平正芳首相（1978年-1980年在任）的官邸秘书，后来升任主管产业政策的通产省事务次官，退休以后仍然长期担任通产省顾问。
福川伸次讲述了日本产业政策的历史和作用，“我在通产省工作的时候，产业政策最重视的就是怎样不让自己的扶持政策过剩，只做最小限度的扶持和诱导。”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福川伸次多次来中国讲授日本经验。他目前还担任“日中产学官交流机构”特别顾问，虽然年逾八旬，仍然经常访问中国，关注中国改革进程。
福川伸次认为，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01年为止，中国产业政策的表现比较好，但是世界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的政府对于产业的扶持政策太多了”，“导致现在中国的产业好像‘大胖子’一样”。
“中国的经济成长还会继续，但前提是，中国产业结构改革要往正确的方向引导。”福川伸次诚挚地说，“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成长不是短期内就完成的事情，接下来的发展需要更长的时间。”产业政策的基础是市场经济
《财经》：现在中国的经济学家和部分政府官员对产业政策争论很大，而中国的产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日本的影响。那么，日本的产业政策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福川伸次：有两个时间点。一个是明治维新时代，日本向欧美学习，要建立现代国家。当时的商工省为了推进日本产业近代化，开始建立石油、生铁等产业;另一个就是“二战”战败以后，以战后复兴为中心，政府实施一系列政策支持经济发展。一般认为，产业政策支持了日本的战后复兴和后来的经济起飞。在我看来，在日本经济起飞中，产业政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财经》：不过也有日本的经济学家认为，即使没有产业政策，日本经济也会发展，只是可能稍微慢一点而已。
福川伸次：虽然说没有产业政策，日本的经济也会完成发展，但是会花费更多的时间。时间更长，成效更慢。
战后日本需要飞快地完成经济重启，可是当时的日本一没有资本，二没有技术，最多的就是富余劳动力。资本首先要投入到成长最快的产业里面去，包括重工业、化工业、铁矿、造船、石油等产业。另外，因为缺乏外汇，就要重视出口来赚取外汇，所以也加大了对可以扩大出口的产业的投资，包括纤维、杂货等。铁矿、造船、机械等产业可以挣来更多的外汇，因此非常受重视，都得到了通产省的鼓励和支持。
当然，政府重视和尊重市场经济，但是为了增加投资和鼓励发展，政府采取了财政和税收政策。虽然不是管控，但是有一些硬性的政策在里面。在产业政策的支持下，上世纪60年代日本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10%，终于在1968年超越了西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财经》：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推行产业政策并没有太多的成功案例，好像只有东亚的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少数国家的产业政策比较成功，产业政策是不是有其特殊性，并不是一个很普遍的政策选择？
福川伸次：也许这确实是特例，因为像欧美国家根本没有想过做产业政策，虽然有些政策的内容可能和东亚国家的产业政策很相似，其实出发点并不一样。产业政策必须要迎合整个国家的状况来决定。
《财经》：一般地说，企业家的市场嗅觉最敏感，他们最知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通产省的官员们怎么知道需要发展什么产业或者不需要发展什么产业呢？换句话说，通产省怎么能够制定出成功的产业政策呢？
福川伸次：并不是说，通产省的官僚完全支配民间的投资和市场。他们采取诱导性的政策，绝没有硬性干预，主要是采取了一些税制优惠政策，包括国有金融机构在融资方面提供优惠，扶助民间的企业进行发展。
《财经》：也就是说，通产省没有像计划经济时代的苏联或中国政府那样，直接干预市场甚至取消市场？
福川伸次：完全不是。实际上，产业政策的基础是市场经济，是自由的市场经济，政府只是在正确的方向上推了一把。产业政策是有界限的，不能直接命令企业怎样做。
当时，政府、学界和民间一起来构思日本未来的蓝图，一起讨论为了经济起飞应该如何投资，然后再依据构想的蓝图考虑税制优惠政策和官方金融机构的融资支持。当时美国方面把日本的这种模式戏称为“日本股份有限公司”，并不是说民间一定要服从官方的决定。《财经》：也有公司不遵守？
福川伸次：当然有，比如汽车产业。当时大家认为，最有潜力的产业是汽车。最初日本有八家汽车企业，通产省就认为，这么多家企业规模小，规模效益不佳，建议这些企业合并成三家。讨论下来大家认为可行，但是有的企业不愿意合并，都说我们可以自己加油。直到现在，日本汽车企业还是八家。
制定产业政策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发展，还有社会需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公害问题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制铁、石油、化工等产业所造成的大气污染、水源污染非常严重，工厂周围的居民纷纷上街抗议，要求把工厂关掉。产业政策在排污、公害管理等方面进行严格管制很有必要。所以说，产业政策不能只注重经济发展，而要把发展产业和社会和谐结合起来，不能偏废。
《财经》：还有产品的安全问题，是否也在日本产业政策的范围之内？
福川伸次：是的，把好产品质量关也非常重要。当年日本的产品安全事故很多，包括食品不安全、工程偷工减料等，所以那时的产业政策重视使用者和消费者的生命健康，狠抓产品安全。“产业政策必须要有灵活性”
《财经》：您说的这些问题，也正是中国现在所面临的挑战。总的来说，日本成功地解决了这些社会问题，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福川伸次：包括我在内的日本政府官员，非常重视经济成长和生活平衡。我们考虑的是，怎样在保护国民生活的同时达到经济成长，让经济成长和国民日常生活互相促进？官员们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和社会关怀考虑经济政策，一方面认识到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只靠市场没有办法达成这样的平衡。另一方面产业政策必须要有灵活性，不同时代的产业政策的重点需要有变化。
例如，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化工、铁矿等产业受到严重打击，这时候就要求产业政策去发现新产业，诱导市场投向新产业，还要考虑怎样从战后经济复兴转变为经济可持续发展。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亚洲各国经济也都开始起来了。因为工资上涨，一直受到重视的传统产业的成本增加了，日本必须寻找附加价值更高的新产业，比如说计算机、电子机械、手机等产业。当时产业政策所面对的问题就是，怎么把劳动者从一个产业转移到另外一个产业，怎么样训练劳动者的能力，让他们可以顺利地完成产业变更，让日本可以生产更多附加值更高的产品。
《财经》：您的意思是说，上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的产业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转向了主要培养劳动者、提高劳动者素质？
福川伸次：当时日本的产业政策面临两大问题，一个是劳动者的行业转变，培养劳动者的能力，一个是要完成更高的技术开发，加紧开发高精尖技术产品。另外，由于石油价格上涨，全球变暖，要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解决节能问题，迫切地需要找到新能源。
如果说政府的政策过剩了，企业肯定会完全依赖政府，因为政府给钱搞产业，失败了也不怕，反正自己不背成本。我在通产省工作时，产业政策最重视的就是怎样不让自己的扶持政策过剩，只做最小限度的扶持和诱导。
《财经》：也就是说，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产业政策的力度比起五六十年代弱小得多了？
福川伸次：是的。上世纪90年代以后，因为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和泡沫经济的影响，日本产业力量其实已经越来越弱化了，日本企业从那时起变得非常保守。另外，现在日本还要面对劳动人口减少的问题。日本经济增长的潜力已经降低到了0.5%。比较而言，中国、韩国、新加坡的产业力量还在不断增强。面对新情况，日本要把之前的推倒，重新做新的产业政策才行。
《财经》：要做和原来完全不一样的产业政策？
福川伸次：需要全新的政策，关键是提高日本的产业质量。现在世界已经完成第四次产业革命，电子通信技术非常发达，日本也需要迎合世界大趋势，改变产业结构。比如说，现在的游戏产业作为一个新产业正在兴起。
《财经》：在日本政府推行产业政策的过程中，有没有失败的案例？为什么会失败，教训是什么？
福川伸次：汽车产业是经常被拿出来说的例子，因为业界的反对，合并汽车产业的政策没有成功。现在除了丰田汽车很成功以外，其他的中小企业都非常地辛苦。
上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应该大力投入基础科研的研究，但是当时没有做这方面的努力，这是一个大失败。90年代以后，全世界范围内电子信息技术发展速度非常快，日本由于研究开发的力量没有跟上去，现在电子信息产业是美国在主导，日本的电子信息产业力量薄弱，甚至还不如中国、韩国。
另外，一个错误的决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没有大力地引进外国资本。现在日本的外资投资产出占GDp的3.5%，中国大概是占12%左右，英国已经超过40%了。日本引进的外国资本还是太少了，缺乏竞争。企业必须要有竞争，才有进步。产业政策必须重视让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刺激市场更好地发展。把企业推向市场推向竞争
《财经》：您觉得中国在产业政策这方面怎么样？或者怎么来评价中国的产业政策？
福川伸次：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01年为止，中国产业政策的表现比较好。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以后，全球经济局势发生了极大变动，全世界范围内的需求都下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慢下来了。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国政府对产业的扶持政策太多了，好像把产业放在温室里面保护着，没有让它们去经历外面的激烈竞争，导致现在中国的产业好像“大胖子”一样。其实，产业是需要在竞争环境下经受锻炼的。
《财经》：中国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的一个国家，计划经济的很多东西并没有完全改掉，而且现在中国还有大量的国有企业，政府的产业政策往往对市场的干预更强大，有的时候取代市场，所以在中国很多人批评产业政策。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福川伸次：政府让企业后退，想靠行政来维持产业，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的话，劳动者的养老问题、企业融资问题全都变成政府的负担，政府的成本就非常高。
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还是应该把企业推向市场推向竞争。但是，在推向竞争的过程中，必须同时重视劳动者的生活维持，要把劳动者引导向有活力的、可以让他们维持生活质量的产业中去。产业政策必须帮助劳动者完成产业转移，否则就会造成贫富不均之类的社会摩擦。
所以，产业政策的作用有两个，一个是把企业推向竞争推向市场，一个是重视劳动者的生活质量，不能弃之不管。
《财经》：您说得非常对。现在中国产能过剩，很多企业一旦关闭，失业者怎么生活就变成了大问题。
福川伸次：现在中国的第三产业还有大量的增长空间，可以创造更多的劳动岗位。比如说快递行业，并不需要质量特别高的劳动者，可以一气完成很大一部分劳动者的产业转移。质量比较高的劳动者可以向信息服务产业转移。
第三产业在中国非常有成长潜力，产业政策需要重视打好产业的基础，更好地训练劳动者。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思维方式也需要改变。
《财经》：您对中国经济情况确实很了解。现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下降，有很多日本人对中国的经济前景很悲观，中国一部分学者对前景也并不乐观，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您对中国的经济前景怎么看？
福川伸次：中国的经济成长还会继续，但前提是，中国产业结构改革要往正确的方向引导。政府要重视中国年轻人所关心的，和他们留学深造的意向，另外要重视最新的信息科技产业的进展。我认为，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成长不是短期内就可以完成的事情，接下来的发展需要更长的时间。
中国正面对人口减少的问题。现在日本正处于老龄化阶段，但这个问题日本处理得非常不好，总觉得这是以后的事情，所以相关政策一直被推迟，造成了现在的被动局面。现在中国取消了独生子女政策，但是仅有这样的政策是完全不够的，还需要考虑其他的激励人口政策。另外，比起人口数量来，中国更要重视人口质量。以日本而论，产业政策现在应该重视人类本身的价值，要为人类本身价值而存在。比如说，要重视人的健康，重视医疗，重视人的创造力，还有人的精神面貌、精神归属。肯定有一天，中国也需要面对这些问题。
当代经济政策篇7
美国公共政策学者斯图亚持·尼古认为，公共政策分析就是根据政策与目标之间的关系，在各种备选的公共政策中确定何种政策将最有效地实现一套既定目标的过程。这一分析过程，是政府“政策主张的先决条件”，亦即政府决策、主张及其实施的前提，从而决定了公共政策的性质。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危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能力的发展；是指既实现人类经济发展的目标，又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并促进人与环境和谐地发展。笔者认为，尽管不是每个具体而微的政策问题都与可持续发展问题有关，但至少从宏观而言，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必须遵循“公共”原则，才能使公共政策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公共”原则的内涵
我国台湾学者张世贤、陈恒均认为，公共政策是政府用来“处理或解决公共问题或公共目标”的。日本学者药师寺泰藏也认为，公共政策就是为“公共”而制定的政策。可见，“公共”指向的目的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公共政策分析只有遵循“公共”原则，才能真正体现这一本质属性。这里所谓“公共”原则，一是指政策问题取向的公共性，即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坚持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原则。公共利益是一个结构复杂的系统。各利益主体间的此得彼失，影响着公共利益的实现，甚至影响着正常的社会秩序。因此，政府作为“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机构”，在借助政策手段行使公共权力、承担公共责任、解决公共问题的过程中，必须谋取公共利益，而不能在私人领域侵犯私权，或为少数人甚至政府自己谋取私利。“公共”原则要求，要以公共利益的实现问题为纲领性的政策问题进行公共政策分析，使政府决策能够更有效地约束、引导各社会主体，包括政府自己在公共领域内以其秩序化的活动增进公共利益，并“中立”地使之为现实和未来的各社会主体所平等分享。
二是指政策目标取向的公共性，即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坚持以代际目标的实现为原则。从一个历史过程来看，“公共”原则要求，通过公共政策分析，使政府决策得以把政府的行为目标，规范、约束在既立足当代人的利益要求，又确保未来人可发展的基本条件的取向上。唯有如此，才能体现政府行为在代际之间的公共性、公平性，而不是偏执于当代的自私性、狭隘性。“发展才是硬道理”。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当代和未来连续、不间断的发展，即持续发展，才能真正确保全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这种代内和代际的持续发展，是当代人和未来人公共利益的根本体现。因此，从另一角度也同样可以说，以代际目标为取向的公共政策分析，同样是在公共利益实现意义上的“公共”原则的体现。
三是指政策问题范围取向的公共性，即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坚持以整个发展系统全面、协调的发展为原则。根据前面的结论，持续发展问题也应该是当代政府纲领性的政策问题。持续发展是整个发展系统内各因素的全面、协调发展。目前，全球范围内形成的威胁着持续发展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人口剧增、生态破坏等严峻问题，正是由于当代政府违背“公共”原则，默许甚至鼓励人们对公共资源“各取所需”式的无节制开采与利用，才造成了发展系统内部各因素之间，尤其是人与资源、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失调，使符合持续发展需要的公共资源的供给呈现出间隙性，甚至短缺或中断。因此，从政策问题认定的范围来看，“公共”原则就是要求政府就所有制约持续发展的问题，包括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从当代人到未来人的各种有关发展问题的有序而系统的解决，既尊重人类的利益，又尊重自然界的利益；既尊重当代人的利益，又着重作为利益主体目前尚还缺位的未来人的利益。
还需提及，如上所述，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公并’原则，实际上已内在地与持续发展问题联系在一起了。可持续发展既是一种持续发展的状态，又是当代人类在发展问题上的一种价值取向。可持续发展问题与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公共”原则之间，是内在相连的。可持续发展理应成为人们透视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共”原则的基本角度。
二、当代公共政策分析对“公共”原则的偏离
从可持续发展这一基本角度看，当代公共政策分析在若干环节上的局限，使公共政策难以真正体现公共利益要求，实现代际发展目标，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系统内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偏离甚至违背了“公共”原则。
（一）公共政策分析理念对“公共”原则的偏离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提出的个人利益先于公共利益的思想，一直深深地影响着现代政府的决策理念，以致于发展为约瑟夫·雷茨自由主义的国家中立原则，认为纵使公民的所作所为为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所不赞成或违背了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只要不侵犯他人权利，国家也不得干预。美国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肯尼思·阿罗甚至专门论证了“不可能定理”，认为社会一般不可能形成某种一致的选择，或对事物进行一致的优劣排序；即使这里的所谓“一致”仅理解为“多数决定”，也是不太可能的。按照这样的逻辑，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公共利益，至少，不存在一种能够明确定义，在现实中能够实际起作用的公共利益。这种否定公共利益的存在，片面强调国家中立，而不得干预所谓不损害他人利益的个人利益的决策理念，无法使公共政策分析体现“公共”原则，必然损害公共利益，当然也影响着体现了公共利益的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公共政策分析过程对“公共”原则的偏离
不少学者认为，“公共物品生产的资源配置问题不能通过经济市场来解决，而要通过政治市场来解决”。因此，当代政府的政策分析过程，多是凭借政治市场进行博奕的过程。一方面，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尽管政治市场在起点上具有一人一票的平等性，但在终点上受“少数服从多数”的主导，表现出了“多数”强制“少数”的不平等。并且，“国家在过去被看作是大公无私的，现在则被当成参与政治活动者进行交易的市场”。因此，作为有“经济人”特征的选民与政治家，其政治市场上的价值取向，不能不受组织良好或力量强大的利益集团的影响，使政府常常不得不制定有违“公共”原则的政策，把公共资源的利用导向对公共利益的破坏，或者反过来，借公共利益之名，据公共资源为非“公共”之用。另一方面，受认知能力的局限，当代政府还不具备足够的能力，按政治市场的要求去准确地收集信息，并形成与整个社会的公共要求相一致的偏好。这就使政府与其各个部门之间难以获得有效的沟通，形成对公共利益的共识所需要的充分信息。其结果是，政府及其部门之间政出多门，难以协调发展系统内部诸因素间的矛盾，误导出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社会主体对公共资源的无序利用，最终使发展失去其可利用的资源而被迫中断，无法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平目标对“公共”原则的偏离
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平目标，是指“政策执行之后，政策的标的团体，所分配到的社会资源，所享受到的效益，所负担的成本等公平分配的程度”。公平应该是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的统一，是政府维护经济、社会发展秩序，满足社会公共利益要求，提高自己的合法性及其政策权威的重要目标。它既是一种客观状态，又是一种主观判断。从伦理上讲，公平是指未来各代人与当代人分享资源与环境利益的平等权利。然而，当代人的认知局限及其难免的功利主义倾向，使他们难以克服代内公平的目标偏好，很难理性、自觉地从未来人的角度，要求公共政策分析能着眼于在代内和代际之间公平地分配公共资源，并使之成为其政策诉求的主要取向，谋求从当代指向未来的持续发展。
不仅如此，当代政府还面对着解决有关代内公平的公共问题的现实压力。斯图亚持·尼古认为，“从政治上讲，增加效益也许要比降低成本容易些”，效益的增长意味着政府及其政策“运作得更有效或会得到更高的评价”，“而降低成本或削减项目预算”，“也许会激起人们的反对”，因为这意味着在一定效率的条件下，人们可能获得的效益将下降。因此，当代政府为了实现公平，在“使穷人的境况好起来，而不使富人的境况坏下去”的前提下，其“公共政策只有当它们提高最小人群组的福利时，才应该被采纳执行”。可见，人们要求公共政策实现的代内公平目标，不是靠清教徒式的节俭，而是靠成本投入、靠自然资源利用量的不断增加，来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平均效益，并扩大其在穷人当中的得益面与得益程度的。
显然，严峻的问题是：公共政策分析的这种公平目标，存在着严重的结构缺陷。它忽视了代际公平而偏于代内公平；并且，在代内公平的现实压力下，难以对超越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盲目追求当代人的利益要求进行有效限制，将断送未来人发展的条件，使经济、社会的发展呈现出间隙性。从人类历史的动态过程来看，与其说当代公共政策分析由于公平目标的结构缺陷，不如说由于严重违背了“公共”原则，才使政府的职能范围超出了其广义的公共领域，使人类（包括本来人）的公共利益更多地满足了当代人（或政府）的眼前私利，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四）公共政策分析模型对“公共”原则的偏离
国内外学者都把公共政策分析的理论模型概括为多种决策模型。其中一些决策模型的固有局限，决定了相应公共政策偏离“公共”原则的倾向。国内也有相关著作对这些决策模型的局限性提出了批评。最典型的，一是团体决策模型的局限。该模型认为，作为政治过程产物的公共政策是利益团体间斗争的产物，并反映占支配地位的利益团体的利益。随着各利益团体力量和影响的消长，公共政策将变得有利于其影响增加的那些利益团体的利益。这就清楚地表明：该决策模型下产生的公共政策，反映的是占支配地位的利益团体的利益，而不是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尽管在实际决策过程中，无论哪一个利益团体，在法理上，还是能力上，都无法取代政府的主导地位，公共政策不一定就反映影响力最大的利益团体的政策要求，但是，这种模型无视公共利益要求的倾向，无疑将是对政府及其政策背离“公共”原则的某种认可。二是精英决策模型的局限。该模型认为，公共政策是由掌握统治权的精英人物决定，并由行政官员和行政机关付诸实施的，公共政策反映的是精英阶层的偏好、利益和价值选择。很明显，虽然该模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代议制民主下各国决策实际可能的情形，然而，与团体决策模型相比，该模型更多地强调了居社会少数的精英阶层的利益，更是直接地背离了公共政策的“公共”原则，漠视了公众的公共利益。总之，这些局限，将不同程度地带来了公共政策分析对“公共”原则的偏离，弱化了政府的政策手段对人与公共资源间关系的协调能力，难以实现对公共资源掠夺性利用的控制，破坏了可持续发展赖以实现的条件。
三、公共政策分析应如何体现“公共”原则
公共政策从本质上是导向未来的。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在公共政策分析中体现“公共”原则，就是使公共政策能既立足当代，又面向未来；既面向人类自己，又兼顾资源、生态、环境，维护人（包括当代人和未来人）与自然共有的公共利益。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真正在自然限度内合理地开发、利用和保护自然，并使其利益得到持续实现与尊重，进而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可靠保障。
（一）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必须反映“公共”原则
人类的活动在自然界面前不是绝对自由的。为了保护更多的公共利益，政府在公共决策中，必须彻底抛弃视人类为自然界的中心的陈！日理念，形成以保护自然并协调其与人类的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新理念，进而“建立一个以自然持续发展为基础、经济持续发展为任务、社会持续发展为目的”的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新的发展观。按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反映“公共”原则，一方面，就是以新的伦理道德和价值标准，把人类利用自然的自由，限制在自然界本身作为人类生态体系总体利益中利益主体的一方，使其权利不被侵犯的范围内，不再把自然界看作是被人类随意盘剥和利用的对象，而看作是人类生命和价值的源泉；另一方面，就是要求当代政府必须将其关注的公共领域进一步拓展到自然界，使自然界中的每一个变化，无论是否人类活动所致，无论是否对人类有直接利害，都成为公共问题而进人政府的视野，进而进人政策议程。只有这样，才能在更广的范围内，从根本上协调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系统，确保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二）公共政策分析的主体必须遵循“公共”原则
政府是公共政策分析最重要的主体。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能否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系统内各因素、各环节的利益要求，包括资源、生态、环境作为利益主体的利益要求，即能否遵循“公共”原则，既影响着政府自身的合法性，又造成人们对资源的种种不合理占用，进而使政府面临着能否遵循“公共”原则，按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协调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重大压力，也就如著名政策科学家叶海卡·德罗尔所说的政策制定中的“逆境”。德罗尔认为，在决策主体处于“重大的两难境地”时，应尽量“将这些政策坚持若干年”，“因为对大多数逆境来说，没有持续和连贯的多年努力是不可能取得成效的”。这就提示人们，着眼于人与自然各自利益及其共同、长远（包括本来人）的公共利益。公共政策分析主体理应在各种干扰面前“不为所动”，在人与自然组成的公共领域内，坚持“公共”原则，不徇政府私利，力戒价值偏好，协调整个发展系统内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否则，可持续发展将难以实现。
需要进一步指出，由于长期以来工业的盲目增长，已经导致了全球范围内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系统的失调。如若美国学者詹姆斯·安德森所说“政府的任务是服务和增进公共利益”，并且这种公共利益是“普遍而又连续不断的为人们共同分享的利益”的话，那么，当代各国政府作为决策主体，就应该遵循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原则，加强国际合作，解决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人口膨胀等公共问题，在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下使全人类“可持续”地享受其应得的公益。可以认为，把利益的可持续性分享看作公共利益的属性，是安德森有关公共决策问题的深刻见解，他实际上已经把公共利益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内在地联系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为了全球的公共利益，即可持续发展，就会如德罗尔所说的，将“减少了各个国家政策制定的自主程度”。各国政府作为公共政策分析的主体，甚至不能因本国的价值偏好而违背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原则，损害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条件。
（三）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平目标必须体现“立体”要求
当代经济政策篇8
关键词：经济增长财政政策预期管理经济结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曾长期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为其经济高速增长并最终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挥了重要作用。而20世纪90年代财政政策的失败同样也是日本陷入“失去的十年”的重要原因。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进而经济增速放缓后，日本大模的财政刺激政策不仅未能挽救低迷的经济，反而导致债务率飙升，财政负担持续加重。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日本20世纪90年代财政政策失败的原因进行分析，总结经验教训，以期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一点借鉴。
20世纪90年代日本财政政策实施情况
（一）二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状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经济自1956年开始迎来一段高速增长期。1956―1970年，日本GDp实际增长率均值为9.66%，而且呈不断加速之势，由此日本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二经济强国。1970年以后，由于长期重投资、轻消费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日本经济开始下滑，进入低速增长期，经济增速持续稳定在4%左右。虽然经济增速与前期高速增长期相比大幅回落，但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仍然是最高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快速下滑，进入“失去的十年”。时至今日，日本经济依然没有走出低谷。
（二）20世纪90年代日本财政政策的三个阶段
20世纪90年代，日本财政政策的实施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扩张性财政政策（1991―1996年）。日本政府不断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以期拉动经济增长，共投入资金64万亿日元，其中公共事业费支出高达44.1万亿日元。在短短的五年之内，虽然历经四任首相，日本的财政刺激力度却从未减弱。除了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外，日本政府还于1994年实施了针对个人所得税的4.5万亿日元的一次性“特别减税”政策。1995年又实施了3.5万亿日元的永久减税和每年2万亿日元的“特别减税”政策。通过实施上述扩张性财政政策，日本经济终于开始复苏。1993年GDp增长率仅为0.3%，而1996年则大幅跃升至5%。居民消费增长率也开始缓慢上升，1993年仅为1.2%，而1996年则攀升至2.9%。
第二阶段：紧缩性财政政策（1996―1997年）。该政策推出的背景是日本政府误以为经济已稳步复苏，日本经济由此进入自律增长阶段。1995年，日本GDp增速为1.5%，比上年提高了约1个百分点，1996年甚至达到了5%。在此情况下，由于前期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而导致财政状况日益恶化，日本政府决定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改善财政状况。日本的财政紧缩政策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第一，降低1997年的财政预算支出；第二，将消费税率由3%调升至5%；第三，推进财政改革。具体包括：到2003年赤字率控制在3%以内，停止发行国债，2005年实现财政平衡；1998―2000年实行财政紧缩政策，降低政府支出；1998年财政支出要比1997年降低5705亿日元；大幅削减基础设施投资计划；降低国民负担率和债务负担率。以上五个方面的财政改革即为《财政改革法》的主要内容，日本参众两院于1997年11月通过《财政改革法》，并于12月颁布实施。日本政府的财政紧缩政策打断了脆弱的经济复苏进程，并对日本国内需求产生了严重冲击，其效果相当于减少了20万亿日元的国内需求（刘红，1999）。1997年GDp增长率由5%直降至1.6%，1998年直接降为负增长。由于消费税率的上调，对消费增长率也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日本居民消费增长率由1996年的2.9%直降至1997年的1.1%，1998年则进一步降至0.6%。
第三阶段：扩张性财政政策（1997―2000年）。1997年日本经济再次陷入低迷，日本政府转而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桥本内阁于1997年底宣布实施以2万亿日元所得税为中心内容的1997年第一次财政补充预算，1998年初宣布实施16万亿日元的财政综合政策以及总额为4万亿日元的税费减免，并承诺三年内将法人税率降到40%的国际水平。1998年，日本沿用了以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和减税为主要内容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在两个月内先后两次出台大规模紧急经济财政对策，迅速通过了1998年第二次和第三次补充财政预算案，并于1998年1月开始实施总额为24万亿日元的紧急经济政策。日本又先后于1999年、2000年实施了18万亿日元和1万亿日元的经济财政支出计划（见表1）。
日本财政政策失败的原因
从财政政策运用的思路来看，日本政府并不存在明显的政策失误。在经济低迷时期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弥补总需求的不足、刺激经济复苏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也比较适合日本当时的经济状况。但由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导致其未能阻止日本经济下滑。
（一）财政政策缺乏连续性
从表1中可以看出，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财政政策先后经历了扩张、紧缩、扩张三个阶段。财政政策不连续有两个原因：一是政局不稳，执政内阁持续更替；二是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出现失误。20世纪90年代初，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刺激下，日本经济开始有了一定的恢复，1996年经济增长率甚至达到了5%，然而此时的经济复苏并不稳定，民间投资并未恢复，消费增长也只是短暂的上升。而日本政府却认为此时经济已经摆脱困境。面对不断增加的债务负担，日本政府决定退出扩张性财政政策，转而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直接扼杀了刚刚出现的微弱复苏势头，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经济重新陷入衰退。为应对二次衰退，日本政府不得不再次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然而此时悲观预期已经形成，此后实施的扩张性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国民信心，却依然没能彻底扭转经济形势（见表2）。
（二）基础设施投资效率过低
基础设施投资是日本政府常用的经济刺激手段。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由于日本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对日本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在1990年以后，日本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比较完善。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却依然以基础设施投资为重点，造成了大量“为投资而投资”的浪费现象。比如，日本投资建设的东北地方新干线的某些车站“只听到青蛙声”，北海道高速公路“只有野鸭子跑”。大模低效率的基础设施投资不仅没能对经济增长形成有效拉动，反而进一步加重了财政负担。日本自20世纪60―80年代就长期奉行赤字财政政策，1992年8月至2000年10月又实施了9次财政刺激政策，总规模达129.1万亿日元，以上政策导致日本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之中。1991年，日本政府债务/GDp的比率为58.2%，低于美国、意大利和加拿大，并且是七国集团中唯一财政收支盈余的国家。而到了2000年，日本中央财政预算债务依存度高达38.4%，日本政府债务/GDp比率高达125%。沉重的债务负担极大压缩了继续利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的空间，使得经济复苏更加艰难（见表3）。
表31990―2000日本政府赤字率与债务率（单位：%）
年份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
中央财政预算债务依存度8.47.610.111.218.717.72821.62037.938.4
政府债务/GDp比率61.458.259.86369.47680.684.797.3116.9125
资料来源：杨茜（2004）
（三）扩张性财政政策未能有效拉动私人部门投资
在经济低迷时期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在本质上是一项汲水政策，即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必须要对私人部门的投资形成有效拉动，并且在经济企稳后逐步退出，否则就会导致财政状况持续恶化，经济持续衰退。而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大规模扩张性财政政策并未对私人部门的投资形成有效拉动。而私人部门投资低迷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信贷收缩。由于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后产生了大量不良债权，尽管自1992年至2000年日本银行已经处理了72兆日元的不良债权，但截至2000年不良贷款余额仍高达43.4万亿日元（梁爽，2002）。由于银行系统存在大量坏账，引发了银行的惜贷慎贷行为，企业融资受阻，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更加困难。因此，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刺激下，日本经济虽然有所恢复，但企业投资无法获得银行系统的有效支持，因而对投资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对日本财政政策的思考及政策建议
通过对日本经济低迷期财政政策失败原因的分析，可以为一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及政策协调提供一定借鉴。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一）优化政府支出结构，提高政府支出效率
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原有重工业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开始下降，第二、第三产业中以高科技和服务行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比重开始明显增加，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也相应加大，因此如果当时日本政府的支出结构能够根据经济结构的变化适时调整，减少对基础设施的低效投资，则财政刺激的效果可能会更好，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已经相对完善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笔者建议在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时，需要密切关注经济结构的变化。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也要注重投资回报率等指标，避免重复性建设、“为投资而投资”的情况发生。
（二）提升货币政策传导效率
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对于财政政策最终实施效果也有较大影响。一般情况下，当经济低迷时，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会降低。一方面，由于不良贷款率上升，银行资产质量下降，可贷资金量减少；另一方面，由于银行对未来预期悲观，惜贷慎贷情绪严重。因此，一要对银行不良贷款进行积极处置，同时也应对银行积极注资，增加银行可贷资金量；二要加强预期管理，提高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政策对于私人部门投资的拉动作用。
（三）保持积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
在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时，一定要注重财政政策的连续性。财政政策不连续是日本财政政策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只有财政政策保持连续性，才能最大限度地稳定预期，促进私人部门的消费和投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时点选择也很重要，既要避免过早退出使经济陷入二次衰退，同时也要避免过晚退出而导致经济过热。
作者单位：中债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李彬.日本财政政策的调整轨迹:1989-2010年[J].日本研究，2011（4）：18-23.
[2]梁爽.试析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政策[J].日本问题研究，2002（3）：23-26.
当代经济政策篇9
[论文摘要]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每当经济高涨，通货膨胀率上升和国民收入高速增长时，中央政府就采取紧缩政策；每当经济衰退、国民收入增长率下降和财政收入减少时，中央政府就放松紧缩政策以及采取某些刺激政策。反过来也就是说，紧缩政策导致了经济衰退，对紧缩政策的放松导致了经济高涨。上述现象可以说是“政治经济周期”的一个体现。
一、中国现代经济的政治-经济周期
新中国的经济发展从1949年至今，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积累，国民经济整体实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反思我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不仅有很高的增长速度，同时也存在着周而复始的经济波动。究其原因，政策(主要是经济政策)对经济的导向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甚至有可能使经济出现与正常波动表现特征差异很大的现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从1953年起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共经历了5个经济周期。从1977年到现在，又经历了5个周期。在前5个周期中，曾有三次“大起大落”。每次“大起”， gnp增长率的高峰都在20%左右(1958年为23.1%， 1964年为16.6%， 1970年为19.1%)。1977年后，曾有四次大起， gnp增长率的高峰明显下降，但仍然较高，均超过了10%。
1952-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经济高峰； 1954-1955年，反冒进运动，温和衰退 ；1956年，中共八大会议，经济高峰；1957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温和衰退；1958-1959年，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八大会议，经济高峰；1960-1962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七千人大会，经济严重衰退，大饥荒； 1963-1965年，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经济高峰；1966-1968年，文化大革命高潮，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经济严重衰退，停工、停产；1969-1970年，党的九大，经济高峰；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经济衰退；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经济高峰；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经济严重衰退；1977-1978年，党的十一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经济高峰；1979-1981年，经济衰退、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1982-1985年，党的十二大，经济高峰； 1987-1988年，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经济衰退；1992-1993年，党的十四大，八届人大一次会议，经济高峰；……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存在明显的政策周期，且与经济周期变动呈一致性特点，中国的政策总是不断变化的，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
中国经济波动的根源主要来自于两个冲击，包括“政治动员冲击”和“政治命令冲击”，前者直接引起经济扩张，后者直接引起经济紧缩。
政策反复变动的原因是中国国情限制因素的现实性与领导人发展目标的主观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我国的经济运行中，我们时时都可以感受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的力量。其主要原因在于，经济与政治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我国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在大部分时间是合二为一的。政府是公有制产权所有者的最有权威的代表。各级政府作为国营企业的代表主导着投资需求的总趋势，放开缰绳的是政府、拉紧缰绳的也是政府。而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之一的经济政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意义尤为深远。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天赋要素、技术、偏好以及制度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四大要素。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产生激励作用，为实现合作创造条件。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是为了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套涉及社会政治、经济的行为规则，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
在丹尼尔·布罗姆利看来，“公共政策本质上是关于规定个体和集体选择的制度安排的结构。”因此，政策问题关注的是那些制度安排的结构。而政策是政府或社会公共权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为达到一定的目标，经过一定的合法程序而制定的行动方案和行为依据。其本质上是一种直接或间接地对社会资源和利益进行权威性分配的方案。由此可以得出，政策本质上是政府或社会公共权威对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
以前经济政策仅仅是作为一种外生变量在对经济波动起作用。将经济政策纳入到经济波动的内生变量，就有助于深入考察政策周期与经济波动的相互关系；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政府在经济衰退期使用反方向的刺激经济的政策手段；为什么在经济过热时期政府运用紧缩性政策来抑制经济的不正常发展。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我国经济波动呈现出“大起大落”、剧烈震荡的特征。
二、中国和西方政策性周期的不同
（一）政治体制不同
西方是多党执政，政治家的主要目的是保住他们的职权。从而他们会以一种使他们可望获得的选票数最大化的方式来干预经济。在选举和当政的问题上，执政方会尽可能地使用各种有利于自己的政治资源。在各个层面上给选民以感染力和心理暗示，增大自己当选的几率，从而在外部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很显然这是一种短期行为。同时，由于每个参选者都代表一定的团体利益，因而为了能够顺利当选，必然对选民许下种种诺言。当其当选后，必然对经济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已体现其执政能力并维护其所代表的团体利益。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经济过热，当政者不可能让经济一直过热下去，必然在一定时间采取抑制经济的相关政策，从而使经济转入紧缩期。这种种非经济因素造成了经济的跌宕起伏，客观上形成了西方国家所谓的政治周期。
在我国，由于我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政治体制，也就不存在中国共产党为了自己能够顺利再次当政而人为地拉动经济、刺激经济发展而扭曲经济发展的规律。这就决定了我国在政治层面上(选举)主要体现为各层级领导人的更迭变动，而且也主要是人事变动，大政方针没有很大的变化。统一的政治制度使得每一位领导人在任时的经济政策必须服从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同样也不存在着某位领导人为了当选而人为地拉动经济的观点。
（二）平台不同
西方国家政策平台是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他们遵循以市场调节为主的观点，变动的主要是政府调控经济手段的强弱，有些时间段政府调控要强些，而有些时间段政府则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
当代经济政策篇10
经过30年的改革，智利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企业私有化过程已基本结束，一种新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已初步形成。从当前情况来看，智利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既不在于其经济体制，也不在于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而在于这种新的发展模式的局限性。
关键词智利，经济改革，经济政策，发展模式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以“华盛顿共识”为指导的经济改革在拉美地区普遍展开，这个地区的经济呈现出剧烈动荡和增长乏力的局面。然而，智利经济却表现不俗，不仅宏观经济形势基本保持稳定，而且增长势头强劲，1991-2000年以年均增长6.6%的业绩居拉美各国之冠(1990-2003年为5.6%)，比同期拉美地区的平均增长率(3.3%)高出1倍，成为智利发展史上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对于智利经济的出色表现，究竟应当如何解释?智利是新自由主义模式成功的样板吗?智利的发展模式究竟有什么特色?本文试图就这两个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对改革进程的回顾
笔者认为，智利的经济成就是政府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实行自主的、有创意的经济政策的结果；或者说，是智利逐步背离新自由主义的结果。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有必要对智利的经济改革进程作一个简要的回顾。智利经济改革是在军队通过1973年“九一一”阿连德领导的“人民团结”政府之后启动的，迄今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1974—1982年，1983-1989年，1990年至今。
第一阶段的智利经济改革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点，不仅严厉谴责“人民团结”政府“全面破坏了经济”，“企图把智利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极权国家”，而且全盘否定前期由国家主导的、高保护下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主张建立彻底的自由市场经济，推行自由贸易，发挥比较优势。当时采取的主要改革措施包括放松管制，归还前政府征收的私人土地和企业，实行贸易自由化(平均关税由1973年的94%降至1979年6月的10%，取消非关税限制)，开放金融市场和资本账户，反通货膨胀(包括采取货币升值手段)，等等。这些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一旦确立了市场力量的统治，资源就会(无代价地)重新配置给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工业，从而既带动出口也带动整个国民产值的快速增长。”然而，这个阶段的改革成效并不好，表现为经济剧烈的起伏动荡，其中1975年和1982年分别出现负增长(-12.9%和-14.3%)，1974-1981年的平均增长率仅为3.3%，低于1960-1970年的4.2%。虽然这个阶段出口明显增长，但进口增长更快，形成大量贸易赤字，到1981年出口已呈现下降趋势，到1982年智利因举借外债失控而陷入债务危机。
第二阶段的改革依然是在军政府时期进行的，但在政策上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弗伦奇—戴维斯把这种调整称之为“对新自由主义正统的偏离”(unadesviaciondelaortdoxianeoliberal)。他指出：“为了应对1982年的严重衰退，智利被迫调整政策以对付外部的严重限制和促进国内的复苏。于是就出现了从主要是在70年代及80年代初确立的非常正统的或新自由主义的模式向一个更实用主义的模式的转变，包括从某些初期改革中的局部倒退。”
第二阶段主要的政策调整有以下几个方面。(1)重新提高关税。前期快速的贸易自由化改革引起进口激增和外来商品的剧烈竞争。为扭转这种局面，智利政府在1982年以后再度提高关税，由原来10%的统一关税逐步提高，1984年9月达到35%的最高水平。1985年3月起关税开始缓慢下调，直到1991年年中才稳定在11%的水平上。尽管如此，1984-1989年的平均关税水平仍为20%，比1980-1982年期间高出1倍。(2)实行出口退税制度(sistemadereintegro)，并对出口生产商进口机器设备减免关税。(3)调整汇率。1983年，智利重新实行爬行汇率制(paridadreptante)，官方汇率根据国内与国际通货膨胀的差别不断调整，不仅纠正了原来的货币升值，而且使货币逐步贬值，1982-1988年期间货币实际贬值幅度达130%。此外，80年代期间，政府还采取了加大反倾销力度，实行主要农产品价格按国际行情浮动，对出口企业提供技术支持以及减税等措施。上述政策措施至少反映出债务危机发生后国家对经济生活采取了一种主动干预的积极态度。这些政策调整不仅促使资源配置进一步向可交易产品生产部门转移，推动了出口的增长，而且也带动了替代进口商品的生产，对于缓解80年代因债务危机引起的困境起了积极作用。整个80年代，拉美地区经济出现“失去的10年”，1980-1990年地区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1%，智利却仍然达到3.0%，比地区平均增长率高出1.7倍。
随着1990年文人政府取代军政府上台执政，智利经济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j.拉莫斯认为：“的确，在智利，从1990年起，随着民主的到来，(对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偏离就更大了。发展战略虽然是建立在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基础上，但已经作了修改，旨在建立一个致力于同时取得增长与公正的更积极的国家(unestadomasactivo)，而不是像新自由主义所说的公正是增长的结果。”弗伦奇—戴维斯对智利文人政府经济班子的基本立场做了进一步的解释：“新的看法是既赞同对开放过程中的失误有理有据的批评，开放过程造成了70年代严重的工业化倒退和大批企业的破产，但同时也考虑到，新自由主义改革在16年前就开始了，并已在1979年结束。做过了的已是既成事实。翻过那一页，重新开始。”这就是说，文人政府奉行的是对原有的改革再进行改革的方针。或者说，文人政府所继承的主要是改革的基本目标，即由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内向发展模式转向外向型发展模式，由国家主导型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至于基本经济政策，则要由政府根据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自主地决定和调整。
二文人政府经济政策举要
1990年以来，智利前后几届文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并表现出明显的政策连续性。在本文有限的篇幅内，不能论及所有这些政策，只能择其主要者加以介绍。
贸易政策。90年代初，文人政府在保持原有的贸易自由化水平的同时，贸易政策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先后与拉美、北美、亚洲、欧盟等一系列国家和地区集团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智利大概是目前世界上对外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最多的国家。这一政策调整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第一，尽管智利的贸易开放程度已经很高，但是，在当今世界区域集团化迅猛发展的情况下，一国的单边贸易开放所能获得的收益是有限的。必须利用自身贸易开放的条件，与对方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才能通过相互的贸易优惠获取更大的收益。第二，鉴于智利的贸易自由化程度明显高于其他拉美国家，因此，在90年代以前，智利的贸易政策就具有一种脱离拉美而面向其他地区的倾向。随着80年代末90年代初拉美各国贸易自由化步伐的加快和地区经济一体化向“开放的地区主义”方向发展，智利必须重新重视发展与本地区的贸易，而采取与其他拉美国家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是贯彻这一方针的有效途径。可以说，90年代以来，智利通过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方式明显地扩大了出口市场。
汇率政策。如前所述，智利在80年代实行根据国内外通货膨胀率的变动不断进行小幅调整的爬行汇率。进入90年代以后，外资、特别是短期私人资本的大量流入，对本国货币形成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针对流入的外资以美元为主的形势，智利政府对汇率政策做出重要调整，放弃了本币单独与美元挂钩，改用钉住多种货币即“货币篮子”的办法，增加了央行对兑换市场的干预，并对流入的短期资本采取强制存款(encaje)的政策(关于这项政策，下面再做进一步介绍)。上述政策无疑对于稳定汇率和防止货币过度升值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一点对于像智利这样出口对国民经济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家尤为重要。尽管在90年代中期，主要在1996-1997年期间，智利依然未能有效遏制投机资本的过量流入，以及1995年至1997年10月期间货币累积升值16%，并由此导致亚洲金融危机引起的冲击波和1999年改用自由浮动汇率制，但与某些拉美国家长期采用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相比，智利在这方面所遭受的损失要小得多。由于出口市场的扩大和汇率制度比较合理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智利的出口在90年代一直保持强劲增长势头：1990-1994年为10.0%，1995—1998年为9.5%，1999—2001年为7.3%。
强制存款政策。众所周知，外来的短期投机资本对不少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严重的后果。智利是最先对这类投机资本采取防范措施的国家之一。1991年6月，智利央行出台了所谓“强制存款”政策，规定投机性的短期资本流入(主要是短期贷款和存款)必须将相当于资本流入量的30%存人中央银行1年，不付利息。这一做法实际上就是提高外部融资的成本，是限制投机资本流入数量和调整外来投资结构的调节措施之一。后来，随着资本流入压力的下降，强制存款比重也逐步下调，直至2001年最终放弃强制存款政策。学术界迄今对这一政策仍有争议。支持者认为，从宏观经济政策角度看，这一政策能给货币政策提供更大的活动余地，可以避免因短期资本流入过多引起的周期深化；在使用外部融资较少的情况下，由资本流入形势逆转所造成的损失就比较小。反对者则认为，这一政策往往并不能达到所追求的目标，特别是在限制资本流入量方面，有可能给国内企业融资带来困难并加大融资成本。e不过，笔者认为，智利在特定的环境下采取特定的政策的做法，从决策层面看是有创意的；与短期投机资本在一些国家造成严重的金融动荡相比，智利实行这一政策所取得的成效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智利文人政府当政以来，对于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财政政策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据有关文献介绍，智利政府通过适度限制公共开支，根据形势变化对增值税税率进行一定幅度内的向上或向下调整，建立稳定化基金(rondodeestabilizaci6n)，保持公共财政相当于gdpi%的结构性盈余等手段，逐步形成了一种稳健的、负责任的财政政策。90年代以来智利保持了27%-28%左右的投资率，达到其历史最高水平，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与此同时，国家维持了对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投人，并偿还了大量外债。“实际上，90年代期间，国家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持续的财政支持，包括1998—2002年经济减速期间也不例外，中央政府的债务余额由1989年占gdp的43.8%降至2002年的15.9%。”
支持中小企业政策。智利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政策体系和与之配套的体制架构。这个政策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面向中小企业的专门融资渠道，其中包括由国家生产开发公司(corfo)担任中介的中小企业投资贷款；由corfo购买银行债券，银行将发行债券收入专用于向中小企业贷款；国家提供担保补贴的贷款，即向中小企业放贷的金融机构直接向保险公司购买担保，其费用的75%由国家支付，等等。(2)提供技术援助。智利于1993年建立面向中小企业的技术援助基金(fat)，专门资助这类企业聘请顾问，以解决诸如市场分析、产品设计、控制污染、建立信息系统等。(3)中小企业研究与开发援助。智利于1991年建立全国技术与生产基金(fontec)，支持中小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活动。(4)培训。军政府曾对国家培训体制进行改革，但效果不佳。1995年，文人政府制定了面向中小企业的培训计划，其中包括对中小企业业主、经理及管理人员的培训和对小农业生产者的培训。1998年还建立国家培训基金(foncap)，为中小企业员工培训提供资助。此外，政府对这类企业的支持还包括某些鼓励出口的政策性优惠，以及鼓励同一地区的同类企业形成某种联合体等。
社会政策。社会政策并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智利在取得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忽视社会发展。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由于生产率的增长，工会作用的加强，也由于一度非常滞后的最低工资快速而集中的增加和税收的重要增长(超过gdp的2%)，实际工资以每年将近4.5%的速度提高，并显著增加了被拖欠的人力资本(卫生、教育和住房)投资，以及最低养老金和家庭拨款。因此，贫困人口已明显地降至总人口的30%以下，收入分配有了改善。”
三关于“国家”(estado)的定位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智利90年代以来经济形势的明显好转似乎有两个重要因素值得考虑。第一个因素是，同其他拉美国家相比，智利经济改革的启动要早10-15年，进入90年代后智利已经渡过了改革前期的混乱与冲击。在经济改革的前期阶段，由于指导思想的偏差和政策的不当，智利经济经历过剧烈的起伏动荡，人均gdp的平均增长率仅为1.5%左右，贫困家庭比重由占30%上升到超过40%。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在(智利改革的)头10年中，自由贸易导向的主要冲击是一种‘对内的破坏效应’，其中最突出的是前几十年间逐步形成的国内经济遭到局部性的破坏或肢解，造成了巨大的负面社会效果。”对其他拉美国家而言，90年代还正处在改革的前期阶段，正在经历着类似智利前期的“激进式”改革所引起的强烈冲击。这或许是我们观察这些国家90年代经济与社会形势的一个重要视角，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些国家面临的严重经济与社会问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动化解。这就涉及我们所说的智利经济形势好转的第二个因素：政府在改革指导思想和经济政策上的重大调整。
在论及智利政府改革指导思想和经济政策的调整时，我们应当看到，智利改革在追求建立市场经济、实行自由贸易、发挥比较优势、让私人企业起主导作用等基本目标上是前后一贯的。90年代以来智利历届文人政府改革指导思想的调整主要集中于对国家职能的重新定位，并把国家的干预或调控集中于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
在智利改革过程中，新自由主义者在国家的作用问题上有两种观点较具代表性。一是在对国家作用的整体看法上，认为“市场是自足的、良性的经济调节机制”，国家只会造成扭曲与无效率，主张取消政治和国家，因而被批评为“新自由主义的乌托邦”。二是认为国家的收入再分配职能是对企业部门的负面干预，收入再分配过程是经济“停滞之源”。根据国外学者对智利国家改革的研究，可以把智利政府对国家的重新定位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国家不再是企业创建者、经营者和直接生产投资者，但与此同时，国家为保持国民经济的活力与稳定不断地进行调节(如对危机局面进行干预)；通过政府促销、提供补贴、刺激投资、签订贸易协定等支持企业扩张；采取多种办法吸引外资；提供道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对人力资本的形成进行干预，等等。(2)国家不再在投资资源的配置上起决定作用，而是成为“第二线的资源配置者”，主要是通过提供补贴、提供投资政策优惠、放慢关税减让速度等来扶持某些部门的发展。(3)国家在发挥收入再分配职能时坚持一条原则：不在大企业家阶层中造成不信任感。政府的行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向特定的社会集团转移资源，包括现金和减免教育、医疗收费，确定最低工资水平，支持中小企业等；二是向贫困地区转移资金和建立特定的地区发展基金。(4)国家通过诸如汇率、利率、财政等方面的政策调整保持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5)国家制定必要的市场运作规范，包括对已经私有化的企业进行必要的干预，特别是在公用事业领域确保用户的权益不受侵害。正如劳尔·冈萨莱斯指出：“尽管国家的分量比过去减小了，但上述情况表明，智利经济绝不是一种不要国家的经济。国家保留了它在现代国家应当出现的所有领域的存在，并限制着教条式新自由主义的得逞。”
四关于智利的发展模式
经过30年的改革，智利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企业私有化过程已基本结束，一种新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已初步形成。从当前情况来看，智利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既不在于其经济体制，也不在于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而在于这种新的发展模式的局限性。
智利经济改革所追求的基本目标之一是彻底改变以往由国家主导的、高保护下的内向工业化发展模式，建立一种发挥资源比较优势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这一改革目标的确定是基于这样一种判断：原来的发展模式是逃避外部竞争的封闭模式，所形成的工业体系既无效率又无活力，阻碍着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因此，新发展模式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产业结构大调整的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前期的改革主要是通过快速地、大幅度地降低关税和非关税保护(平均关税降至原有水平的1／10)，使工业部门在激烈的外部竞争中遭到“破坏”或“肢解”。这就是笔者在前面说过的改革的头10年中，自由贸易导向造成对内的破坏效应。从债务危机发生到80年代末属于第二阶段，政府采取重点发展出口生产部门的方针，这既是建立新的发展模式的基础，也正好与债务危机发生后解决对外支付问题的紧迫性相吻合。可以说，国内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货币的大幅度贬值和国内的低工资政策等因素，成就了这个阶段出口部门的发展。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在80年代后半期私有化高潮中国家将大型铜矿企业保留下来。90年代文人当政后，政府进一步强化了促进出口的方针，推动智利产品出口成为国家外交工作的重心之一，签订了大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实施特殊部门补贴政策(如林业补贴)；专门制定矿业部门外国投资法；扩大出口产品种类，增加出口生产基地；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等等。出口快速扩张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60年代，外贸占智利gdp的9%左右，到90年代末，这一比重上升到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