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篇1
[关健词]外商直接投资外商间接投资互补性
对外投资是指资本突破国家界限在国外的投资,按照投资主体是否拥有对投资企业的实际管理权,可以把对外投资分为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Directinvestment-FDi)与对外间接投资(Fpi)。前者指投资者以控制企业经营管理权为核心,以获取利润为主要目的。后者主要是指购买外国公司的股票和其他有价证券的投资,以及中长期国际信贷。本文所指直接投资是指外商在华注册登记的三资企业,而把股票投资和对外借款及其他外商投资作为外商间接投资。
学术上关于FDi的论着主要集中在解释成因和讨论影响两个方面。早期的FDi理论主要从微观或宏观层面出发,重在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形成的原因。微观层面如海默(1960)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基础上的垄断优势理论,雷蒙德·维农(1966)建立在国际贸易理论基础上的产品周期理论,巴克莱和卡逊(1976)等建立在科斯定理基础之上的内部化理论,以及约翰·邓宁(1977)建立在产业组织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基础上的折衷理论(oLi);宏观层面如日本小岛清(1978)的比较优势理论。近期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宏观(即国家层面)上,主要讨论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以及提出政策建议,多为实证研究。
Fpi的理论主要是证券投资理论,大都从微观层面即从投资者层面论述如何规避风险,提高投资效益,如上世纪50年代马柯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60年代夏普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assetpricingmodel)”及70年代史提夫·罗斯的“资本资产套价理论(arbitragepricingtheory)”等。近期也开始有宏观即国家层面的论述。如有学者(于永达,2000)在分析Fpi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发展中国家应力主Fpi的健康发育、有序流动及相关法规的严密健全,趋利避弊。”也有人(马全军1996)考查Fpi对东道国的影响。
关于国际投资的文献尽管很多,但基本上都是要么从直接投资的角度,要么从间接投资的角度去论述,而对于FDi与Fpi二者关系角度去论述的则鲜有也。本文拟就FDi与Fpi的互补性作一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一、FDi与Fpi的互补性
1.从其作用来看,FDi和Fpi各有所长,具有互补性。FDi对东道国的正面作用一般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引进资金,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引进先进技术(即技术溢出效应);借鉴先进的管理经验;提高劳动生产率,带动产业发展(主要是通过竞争及企业间的纵向或横向联系来带动;提高东道国的国际竞争力。其负面的影响是外商直接投资往往会背离东道国的产业及战略规划。以1997年~2002年外商在华实际直接投资数据看,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占到了70%左右,且呈上升趋势,其中制造业接近70%,而且大都投资在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而对国家扶持的第一产业,则不到2%,对大力发展的第三产业,则仅占22%多一点,且呈下降趋势,从投资地域来说,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其中,2001年和2002年东部六省市(注: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广东)外商直接投资份额为70.72%和71.36%。而西部十省市(注: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外商直接投资份额分别为3.09%和2.69%。可见外商投资也不考虑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还容易造成垄断及技术依赖性等缺点。
Fpi包含对外借款和证券投资,前者作用主要在于可以利用国外资金,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其优点是资金可以自由使用,有利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战略的实施。其缺点是造成一定的债务负担,且其使用成本一般也比国内资金高,对国际收支平衡也有较大的影响。后者的发展则不仅有利于利用外资,而且有助于完善我国的证券市场和公司治理制度,促进经济增长如Summers(2000)认为,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有助于降低资本成本、增加投资和提高产出。另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若开放不当,又会增加其金融脆弱性,容易造成一国金融危机。
2.FDi和Fpi二者互相促进。FDi对Fpi的促进作用主要在于:FDi需要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大量配套设施,客观上刺激东道国对Fpi的需求;FDi有助于提高东道国的竞争力,促进东道国制度的不完善和与国际接轨的程度,使外商投资更加安全,有利于大量Fpi的流入;跨国公司等FDi本身需要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筹集大量的资金,这从实质上来说增加了国间接投资的流量。而Fpi对FDi的拉动作用则在于:大量Fpi的流入,有助于受资国筹集大量资金,改善本国的投资环境(如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等),提高吸引FDi的竞争力。
二、对利用外资的政策建议
1.政府要加深对国际投资的认识,转变观念。国际投资既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作用,许多政府官员只看到其积极作用的一面,而忽视其消极作用的一面,认为吸引外资多多益善,盲目吸引,更有甚者把吸引外资的数量当作自己的政绩来看待。政府应该从根本上转变观念,首先必须认识到引进外资只是我们发展的经济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根本目的。因此,外资的引进必须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有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创新。同样,对政府官员吸引外资的考核也应该以此为标准,重在引资质量,而不是单纯地看其引资数量。
2.吸引FDi与Fpi并举,重点在吸引直接投资。FDi和Fpi二者各有优点,也各有缺点,二者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因此,应该把二者结合起来使用。一方面,西部大开发战略提高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的资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也需要巨额资金,另一方面,我国外汇储备充足,目前的负债率并不高,有较大的引资空间。因此,可吸收Fpi来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
3.转变引资措施,从税赋减免等优惠措施向改善投资环境转移。我国利用外资的成本是世界上最高的,主要以对外资实行税赋减免等优惠措施来吸引外资的,使外资税赋很低。而中国内资企业所得税率为33%,税赋极不平等。这造成了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不公平竞争,使本来就弱小的国内企业在竞争上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同时也剌激了假外资的盛行,这实质上和引进外资的根本目标(发展中国经济的一种手段)是背道而驰的。一国吸引外资的因素很多,主要在于投资环境,包括基础设施、人力资源、政策法规、经济运行状况和社会及政治状况等软硬环境。我国吸引外资的竞争力并不强,我国作为亚洲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东道国,主要是由于地缘、文化、和民族关系,即许多外商直接投资来源于华人。据统计,截至2003年底,我国实际利用港澳台华商直接投资份额占52.7%;合同金额占全国的52.7%。从地域来看,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主要在亚洲,而在亚洲的投资来源中,中国港澳台地区在大陆的投资占较大比重。而港澳台的投资中,近一半投资在广东和福建两省,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两个省与港澳台有较近的地缘及文化习俗等密不可分(其中港商喜欢在广东投资,而台商则更愿意在福建投资),而并非仅仅因为优惠政策。
4.由对外资优惠转向对产业、地域优惠,并对某些行业的外资进行必要的限制,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由于对外资的税赋优惠,给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使国内企业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同时也刺激了假外资的盛行。另一方面,这本身也不合理,也不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民族工业的发展。因此,应把对外资的优惠转移到对产业、对地区的优惠,给予内外资同等待遇,把引资的优惠政策同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宏观发展战略联系起来,真正达到利用外资增强国力,发展本国经济的目的。同时,对有关国家安全的产业,也禁止外资的涉入,如航空、通讯、军事等。对民族工业冲击应适当限制,对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低技术含量、或者本国已经发展得很成熟的产业要限制。
参考文献:
[1]于永达:国际间接投资超前发展论析[J].世界经济,2000(6),pp57
[2]马全军:国际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J].世界贸易,1996(7),pp31
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篇2
关键词：国际直接投资；贸易效应；动机差异；行业差异
中图分类号：FF8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3－070－05
一、国际直接投资中贸易的替代论与促进论
最早研究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关系的是Roberta.mundell，他从传统的赫克歇尔一俄林理论的两国家、两要素、两商品的分析框架出发，并假定：有两国家a和B，分别生产终端产品棉花和钢，相对于B国来说a国是劳动力丰富的国家，但是缺乏资金，而B国则情况相反；相对于钢来说棉花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a国的生产条件和要素禀赋无法对B国商品的价格产生影响。当a国和B国之间不存在要素流动和贸易壁垒时，会出现两国的商品和要素价格相平衡，这时a国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一棉花来交换B国的钢。即使假设一些外部因素消除了跨国资本流动的障碍，也不会发生跨国资本的流动，因为很明显，资本的边际收益在两个国家之间是相同的。但是，如果假设a国对钢征收高额关税，开始的时候a国钢的价格相对于棉花来说将会提高，由于高的资本收益率的吸引，资本会大量从棉花产业流向钢产业。所以，在自由贸易情况下，各种生产要素可以在两国间自由流动，因此不存在资本跨国流动的必要。然而，当两国存在关税壁垒、产业壁垒等障碍时，两国的资本要素价格就会不同进而导致两国的资本回报率不同，一国的资本势必会通过投资到另外一个资本回报率较高的国家，从而扩大该国的生产规模。由此，mundell得到的结论就是，当不存在贸易壁垒的情况下，跨国投资会取代国际贸易，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体现的是替代关系。
mundell提出的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替代论的理论推理很完美，但却必须在满足一系列假设条件下才能成立，在实际情况下，虽然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也会表现出替代的关系，但是替代程度距离mundell的模型却相差甚远，并非mundell所描述的那样完全替代，所以有许多学者对mundell的理论提出了质疑。除此之外，mundell对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研究是作为两种独立的行为进行研究的，而如今的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行为都是以跨国公司为载体进行的，研究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应该以贸易投资一体化为前提进行研究。因此，mundell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结论不是在以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的情况下得出的，不适合跨国公司蓬勃发展的今天。但是，他提出的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的替代论为研究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开辟了先河，也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首先对mundell提出挑战的是日本一桥大学的小岛清教授，他在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两国进行贸易前先进行投资的观点，从而发现了比较优势理论不仅适用于研究贸易也同样适合研究投资的问题，而且他认为目前的国际化分工现象也要归功于贸易前的投资机制。贸易前的投资机制是一种从进口到进口完整的循环：进口一国内加工生产一出口一海外直接投资一进口，贸易和投资在整个循环中表现出促进的关系。而且，他在所提出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中也表示到，一国应该对该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并且按照比较成本的顺序依次进行。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对本国的贸易产生矛盾，相反对自由贸易是一种补充，有利于扩大对外贸易量，应给予提倡。小岛清教授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阶段。首先对两者的关系提出了互补理论，然后对其理论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他把国际直接投资分为两种类型，日本型和美国型。两种投资的特点有很大的不同，导致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不同。他认为，美国的FDi是贸易阻碍型的，对国际贸易的作用是替代的，而日本的FDi属于贸易促进型，对贸易的关系是互补的，即日本的FDi促进贸易的发展。
小岛清教授的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互相促进的理论，对mundell的投资与贸易替代论是一种挑战，但同时也是一种补充，是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他指出mundell没有明确的说明，在资本流动后的新的均衡条件下两国间是否还会存在关税，而且也不同意mundell所阐述的在资本流动后关税就没必要存在的观点。他认为，mundell的理论是要证明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关系是完全的替代或不相关，但是证明二者的这种关系的时候却有太多假设的前提条件，那么二者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全替代或不相关的关系。虽然，小岛清教授的理论对mundell替代论进行了补充和延伸，但是他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模型是从传统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大量的实证检验，而且，小岛清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并没有普遍的说服力，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范围内的国际直接投资的实践也，相去甚远。
二、国际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理论的新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与mundell理论和小岛清理论最大的不同是，传统的理论是以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进行的，而随着跨国公司的蓬勃发展，80年代后期出现的关于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理论分析是建立在跨国公司的基础之上进行的。许多学者以跨国公司为基本的分析单位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分析，得到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既存在替代关系又存在互补与促进的关系。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蓬勃发展，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有益探索。markuson和Svensson是比较早运用计量手段对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的学者，并得到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两者关系不确定的结论。
他们利用要素比例模型阐述了要素流动与商品贸易流动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它们之间不仅表现为替代性还具有互补性，依赖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关系是合作的还是非合作的。如果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的，那么商品贸易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就相互促进；如果两者之间是非合作的，则商品贸易和非贸易要素的流动就会表现为一种替代关系。而neary的研究也发现，贸易与资本流动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在不同国家它们之间的关系表现不同。neary运用3x2特定要素模型，得出FDi与贸易之间是不确定的关系，而FDi与贸易究竟是替代还是互补要取决于引入的因素和理论假设。而且neary认为，大多数的FDi是水平型的，而不是垂直型的。而一般的FDi理论认为当贸易成本下降时，水平型的FDi会减少，这就说明FDi与
贸易是替代的关系。但这种理论分析与20世纪90年代所经历的实际情况有些矛盾。贸易自由化和科技的进步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但FDi发展的也很快，这体现出FDi与国际贸易的互相促进的关系。markuson&Svensson、neary等学者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到相似的结论，那就是贸易与资本流动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在不同国家它们之间的关系表现不同。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在不同国家表现不同，主要是因为许多因素可以影响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关系，而在不同的国家这些因素会发生变化。虽然影响二者的因素很多，但是从投资的角度对二者的关系进行研究，投资的不同时期、不同动机和不同行业是影响二者的主要因素，也是影响二者关系的内在因素，而其他因素属于影响二者关系的外在因素，例如：东道国的投资政策、人口因素等。因此，从国际直接投资的角度来分析投资与贸易的关系，就会发现在不同的投资阶段、动机和行业下，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体现出不同的替代或促进关系。
(一)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差异
美国经济学家patrie对不同投资动机下的投资与贸易的关系进行分析并发现，激发直接投资的动机不同，贸易与投资的关系也不同，他根据投资的不同动机，把国际直接投资分成三大类：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生产导向型直接投资和贸易促进型直接投资。其中，市场导向型的国际直接投资是指跨国企业为了逃避严厉的贸易保护壁垒，或者出于侵占当地市场的需要，通过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在当地生产，在当地销售；生产导向型直接投资是指跨国公司受到低成本生产区位的吸引，出于降低生产成本的需要而进行的直接投资；贸易促进型直接投资是指跨国企业出于更好的配合本身的出口贸易活动，为企业的出口提供各种服务而进行的直接投资。按照上述分类，patrie认为，只有市场导向型的国际直接投资才会对贸易产生替代的作用，而其他两种类型的投资都会促进贸易的发展。所以，patrie认为，在分析贸易与投资的关系时，首先要分析投资的动机，动机的差异会导致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不同。patrie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分类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Dunning将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分为四类：寻求资源动机、寻求市场动机、寻求效率动机和全球战略动机。他认为前两种动机多数为跨国公司在初步发展阶段的动机战略，而当跨国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就会采用后两种战略。经济学家们一直试图对直接投资的动机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但是由于分析的角度不同，侧重点不一，得出的结论自然会有所差异。
显而易见，patrie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划分更适合于分析不同动机下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替代或促进关系，但随着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其海外直接投资的战略也在发生变化，鉴于此，本文对于patrie对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划分进行一些修改和补充，把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主要分成以下几种：第一种是市场导向型。市场导向型的直接投资主要是跨国公司为了巩固、扩大和开发国外市场，即通过对国外投资生产，以满足东道国市场的需求，或者向第三国出口，具体又可分为几类不同的情况：第一类是，投资企业本来是出口型企业，它原在本国对商品进行加工然后出口到目标市场，但是由于目标市场实行贸易保护措施，给企业的出口制造了很大的阻碍，企业不得不采取对外直接投资绕过贸易壁垒，通过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维持原有的市场或开辟新的市场；第二类，跨国公司本身在海外已经占有部分市场，为了给其顾客提供更方便的服务，巩固其市场地位，因此对海外进行投资，以便就地供应，以免失去顾客；第三类，一些餐饮服务行业，为了开辟新的市场只能对其进行海外直接投资进行。比如一些食品的保质期很短，无法进行长途运输，还有一些无形商品根本无法运输，只能通过在海外设立企业，边生产边消费。所以市场导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替代了投资母国本来应该通过出口对东道国的产品。第二种是生产导向型。生产导向型的直接投资主要是跨国公司为了利用投资东道国的相对廉价的原材料和各种生产要素等，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益，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生产导向型的FDi一般出于以下几类原因考虑：第一类，生产所需要的原料来自于国外，最终产品有部分销往原料来源国，出于节省运输费用，或是出于该地原材料、劳动力或土地资源比较丰富或廉价，一些企业会在该地建立分公司，利用当地原材料、劳动力或土地资源，地产地销，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很显然，这种动机下的对外直接投资会通过返销扩大东道国对母国的贸易规模；第二类，在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中，FDi主要发生在劳动力密集的国家，跨国公司会从投资母国出口原材料或半成品到投资东道国，并利用当地的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从而降低生产成本，之后的成品会返销回东道国或出口到第三方国家，所以这种动机下的国际直接投资很难确定是替代还是促进了国际贸易；第三类，有些国家对特定的产业收取高额的关税，为了进入当地市场，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行直接投资从而绕过高额的关税壁垒，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很显然，这种动机下的国际直接投资会替资东道国对投资母国的出口。第三种是技术与管理导向型和分散投资风险导向型。技术与管理导向型的直接投资是为了获取和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等。许多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很难进行购买，而只能通过设立合营或并购当地的企业来获取，从而促进投资企业的发展，提高其竞争力。这类投资一般都是发生在发达国家和地区。除此之外，还有分散投资风险导向型的国际直接投资，一般该类跨国公司的投资是为了分散和减少各种风险，包括政治风险、经济风险、自然风险和社会文化方面的风险。分散风险动机下的直接投资不仅可以起到规避风险的作用而且还可以起到扩大销售的积极作用，从而使企业不受国内条件的限制。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国际直接投资的根本动机就是利润最大化，而各种类型的国际直接投资动机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不同途径和方式。除此之外，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一般都是相互交叉的，一项对外直接投资一般都有同时存在两种或三种动机，因为，动机越多对投资的企业的好处就越多。
(二)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
不同的发展阶段下的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是不同的，正确划分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对于分析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邓宁的国际直接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还是国内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划分，都是按照对国际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的投资金额的变化以及一些具有重大影响事件进行的。然而，笔者认为，如果分析投资与贸易在不同发展阶段下的关系，更应该结合母国与东道国的双边贸易发展阶段为依据。由于FDi对投资东道国的贸易会有滞后的效应，在由投资规模作为依据进行划分的不同投资阶段，投资流入国的对外贸易可能没有明显的变化。所以，结合FDi东道国的对外贸易发展的不同阶段作为划分依据来分析FDi的贸易效应，可以更明显看到在不同的阶段下，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关系的变化。
跨国公司在海外的不同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发展战略，会影响跨国公司的海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根据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的不同，跨国公司的FDi一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跨国公司的进入阶段和跨国公司的经营阶段。跨国公司的进入阶段，即直接投资发生的初期，在此阶段，跨国公司会对东道国出口机器设备等资本货物和中间投入物，为下一阶段的生产以及运营做准备，这时跨国公司的FDi会明显地产生利于母国出口贸易的效应，扩大了对投资东道国的出口规模。随着跨国公司成功的进入东道国并开始生产运营时，便进入了跨国公司的经营阶段。在此期间，通过产品返销回国，会不断地扩大东道国对母国的制成品出口，与此同时，为了追求高额利润，跨国公司不仅会扩大在东道国的市场份额，还会增加对其他国家的制成品出口，从而增加了当地的对外贸易额。随着海外基地或国际生产网络的形成，为了获得更多的消费者，跨国公司会提供相应的售后服务给新贸易创造了机会，从而扩大了东道国的对外进出口贸易。所以，在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不同发展阶段下，FDi的贸易效应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三)国际直接投资的行业差异
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经验表明，不同行业下的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在制造业，母国的企业在从事跨国投资之前，一般都是从国内的生产与销售开始，然后通过出口、签发许可证和其他合同安排以及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等方式，实现公司生产、经营的国际化。跨国公司的这种从贸易到投资的线性先后顺序，使从事制造业的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投资往往也和国际贸易之间发生的是替代关系。在自然资源部门，跨国公司一般先从事进口贸易，然后在纵向的国际整合过程中对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促进东道国更多的出口；或者顺序相反。因此，从事自然资源的国际直接投资往往会促进东道国的出口。而在其他的一些行业，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并不仅仅是这种单纯的替代或促进的线性关系。例如在服务行业，跨国公司的许多服务都无法用出口来实现，只能通过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来实现，这种国际直接投资不会对服务的出口造成太大的冲击，所以从事服务行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往往没有产生明显的替代或促进作用。所以，在某些行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不是很明显或者二者之间没有关系。
以上关于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关系的研究，无论是mundell或是小岛清还是后来热衷于实证分析的学者，都是研究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学者们过多的关注二者的相互关系，并没有把太多的精力集中在一方对另一方影响的单向研究。事实上，关于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研究应该有四种组合：FDi的贸易替代效应；FDi的贸易促进效应；国际贸易的投资替代效应；国际贸易的投资促进效应。这四种组合包括了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所有关系。
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篇3
关键词: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实证;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江西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从表面上直观地来看,江西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呈现着较强的相关性,但是它们之间是否又存在着因果关系?本文将利用过去20多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现状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一、相关研究回顾
贸易投资一体化是指对外贸易与直接投资同时存在或融为一体,微观上两者有分工又有共同的行为目标,宏观上二者高度融合、相互依赖、共生发展(陈阳和王延明,2007)。国内外对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方面。由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建立在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框架之中,而早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则以市场不完全性作为分析问题的前提。因此,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相互独立的,国际贸易理论通常不分析国际直接投资问题,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也不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现代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都试图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出现了贸易理论与投资理论的融合与交叉(张天桂,2004)。美国哈佛大学教授vernon(1966)的产品周期理论较早地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但真正尝试建立一种将二者有机地联系起来的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它使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得到进一步的融合。www.133229.com迄今为止,理论上已经形成了mundell(1957)的替代论、k.kojima(1977)的互补论、patrie(1994)的不确定论三种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不同观点。
国内外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经验检验。除早期的实证研究和部分行业研究证明了贸易和投资的替代关系以外(adlerandstevens,1974;gopinatheta1.,1999),大多数实证研究都支持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r.e.lipseyandm.y.weiss(1981)、g.c.hufbauer(1994)、gramham(1996)等学者分别对美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与出口总量作比较,结果发现,在整个时间跨度中,出口总量与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一直保持着正相关关系。gokdbergandklein(1998)、eatonandtamura(1994)分别采用引力模型、回归模型进行研究,都证实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商品进出口起到了促进作用。blomstrom、brenton、narulaandwakelin等分别用发达国家的数据对fdi与东道国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都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出口竞争力高度相关。nakamura等和maryamiti等分别于1998年和2000年对fdi与国际商品贸易间的关系进行了经济计量检验,也均认为两者呈互补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普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对外贸易呈现出相关关系,fdi对我国的进出口规模及结构优化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如江小涓(2002)首次对fdi与我国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关系进行的定量研究认为,fdi有利于优化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出口商品的竞争力。陈继勇和秦臻(2006)对1992年至2004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增长均存在长期且显著的促进作用。当然,学者们的研究结果也并非完全一致,如goldbergandklein于1998年的另一实证研究发现,美国在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减少了双边贸易额,两者呈替代关系;史小农(2004)采用协整分析方法认为长期内fdi流入对我国商品进出口都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短期内对出口的影响不显著。
综观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大多数学者都是从国家宏观层面来对贸易与投资关系进行研究,而就我国各地区的相关研究较少,虽然有部分学者对江西开放型经济发展进行了一些探讨,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对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相关研究能给学者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二、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实证分析
(一)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的实证分析
1.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直接效应。尽管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进出口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还较小,但是这一比重呈现上升趋势,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直接带动江西的进出口贸易的扩大,回归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
(1)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在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将直接带动江西对外贸易的发展。从图1可以看出:第一,近些年来,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从1995-2007年,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从2.0亿美元增加到49.7亿美元,增加了24倍,年均增长率为30%;尤其是近几年发展较快,从2002年到2007年6年时间增加了45.6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62.5%。第二,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全部进出口额的比重有所上升。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全部进出口额的比重由1995年的11.9%增加到2007年的52.6%,13年增加了40.7个百分点。从1999年开始,这一比重大多维持在1/5以上,1999-2007年年均比重为25.5%。因此,江西不断增长的外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及其所占比重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
(2)回归分析显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直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为了进一步考察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直接作用,本文利用江西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以进出口总额(tr)、出口额(ex)、进口额(im)为被解释变量,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为解释变量,分不同的二个阶段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第一,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西对外贸易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对进口的作用大于对出口的作用。从1987-2007年,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出口、进口之间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外商直接投资的边际贸易倾向、边际出口倾向和边际进口倾向分别为0.34、0.28和0.51,即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对外贸易、出口和进口分别增加0.34%、0.28%和0.51%。可见,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口的作用大于对出口的作用。
第二,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江西对外贸易的作用有不断加强的趋势。通过分别对1987-2007和1987-1999两个不同时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回归可以看出,无论是进出口总额,还是单独就出口和进口而言,1987-2007年的边际倾向都要大于1987-1999年的边际倾向。1987-1999年外商直接投资边际进出口倾向、出口倾向和进口倾向分别为0.25、0.24和0.30,都明显小于1987-2007的边际倾向,说明近几年(2000-2007)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出口、出口和进口的作用有所加强。
2.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间接效应。为了考察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间接效应即对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本文依据江西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别以初级产品出口额(exp)、工业制成品出口额(exi)、初级产品进口额(imp)、工业制成品进口额(imi)为被解释变量,以外商直接投资额(fdi)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对进口商品结构影响不大。
(1)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工业制成品出口(exi)之间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江西工业品出口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均弹性为0.29,说明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工业品出口约增加0.29%;而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初级产品出口(exp)之间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江西外商直接直接投资还不能促进初级产品的出口。因此,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制成品出口的作用明显大于对初级品的作用,有利于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2)从进口商品结构来看,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初级产品进口(imp)、工业制成品进口(imi)之间都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初级品进口和工业品进口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均弹性分别为0.41和0.49,说明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初级产品进口和工业品进口分别增加0.41%和0.49%,两者相差不大,说明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口商品结构影响不大。
(二)对外贸易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江西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本文同样依据江西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以外贸总额(tr)、出口(ex)、进口(im)为解释变量,分不同的二个阶段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各回归结果的r2值、f检验值和t检验值都比较显著,说明回归效果较好。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1)江西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有较大的促进作用。(2)江西对外贸易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有不断下降的趋势。
(三)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的相互关系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它们之间能够相互促进是不是就意味着两者具有因果关系呢?本节将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来考察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1.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1)granger因果检验是检验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一种常用方法。因果检验认为,如果x是y的granger原因,但y并不是x的granger原因,则x的过去值应该能够帮助预测y的未来值,但y的过去值不应该能够帮助预测x的未来值。因此,granger因果性检验一个变量在多大程度上可由一个变量自身的过去值来解释以及加入其它解释变量的过去值,能否增加解释力度。根据granger因果分析的假设前提,所分析的数据要求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因此在进行因果关系检验之前先要进行平稳性检验即单位根检验。
(2)本文的样本区间为1987年至2007年,所有数据来自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及《国家商务年鉴定》(1988-2008)。由于4个变量大体上都具有指数特征,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
2.实证结果分析。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本文采取扩充迪基-富勒检验即adf检验来进行平稳性检验,原始序列的adf值均大于临界值,说明原始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而一阶差分以后的adf值均小于5%、10%显著水平的临界值,说明序列经过差分后达到平稳,因此,可用其一阶差分进行因果关系检验。
(2)因果关系检验。由于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前提是序列必须是平稳的,因此我们用4个变量的平稳序列即一阶差分序列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来进行检验。从检验结果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无论是与进出口贸易总额,还是单独与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之间都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这说明尽管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对外贸易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但是由于江西的对外贸易与外
商直接投资的总量毕竟相对还较小,并不能构成彼此发展的主要原因。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和建议:
第一,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能够相互促进。一方面,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不但可以直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且回归分析显示,这种作用正在不断加强;同时,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改善出口贸易结构,但对进口贸易结构影响不大。另一方面,江西无论是出口贸易、进口贸易,还是进出口贸易总额都对外商直接投资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正在不断减弱。
第二,尽管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之间有相互促进作用,但它们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果检验告诉我们,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投资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这说明:一方面,江西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还太小,而且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出口额占江西进出口额的比例也较小,其对江西对外贸易的直接作用并不是很大;同时由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不高,其外溢效应也没有充分的显现出来。另一方面,江西的对外贸易发展也相对落后,外商直接投资进入考虑更多的是江西的软硬环境、优惠政策、市场规模等等,而不是其对外贸易的发展程度,因此对外贸易也不是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主要动力,不能构成其granger原因。
第三,要努力协调外贸与外资政策,促进江西外贸外资共同发展。在目前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日益密切的形势下,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两个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实施对外开放和发展开放型经济时不可仅仅偏爱于任何一个方面,而要两者并举。要努力克服外贸与外资发展过程中的不协调因素,使其同步发展,逐渐实现一体化。因此,江西在制定经贸政策时,就必须要使外资政策和外贸政策协调一致,这样才能发挥政策的合力,才能实现外资政策与外贸政策的高度结合。目前主要通过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具体可以包括:第一,由于外资企业的进出口是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可以通过扩大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来提高江西外贸的规模。第二,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所占的比例要大于一般贸易所占比重,而且要远远高于内资企业的加工贸易比重,因此可以通过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来提高江西加工贸易的比重,改善贸易方式结构。第三,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更多地进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也将会提升江西产业结构,从而提高国内企业的出口竞争力,改善出口商品结构。第四,逐渐实现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多元化,可以扩大江西的外贸渠道,有利于推动江西的出口市场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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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篇4
【关键词】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产业静态集聚指数产业动态集聚指数
西方标准的对外直接投资（FDi）理论在解释工业化国家跨国投资动因及其行为特征等方面，为研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一系列重要依据。但是，这些理论基本上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厂商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发展路径问题，而是一种以“企业选择”为重点的理论范式，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上并没有提供多少有价值的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既关系到一国对外经济活动的宏观经济效益，也关系到投资者的微观经济收益。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现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将不断扩大。制定合理的产业选择方案，是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提高中国对外经济活动质量的必要理论前提。从深远意义说，中国FDi产业选择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将直接决定着中国对外开放总体发展战略的政策绩效，决定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时期参与国际分工的利益分配。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如江小涓（2005）指出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行业是中档加工组装制造业、纺织与服装业、研究与开发机构和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油田和其他重要资源开发；聂名华（2001）总结了我国境外投资产业选择的决定因素，并提出应将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列为境外投资重点，同时要有选择地投资进口替代型的资源开发业；宋伟良（2005）在分析与产业选择相关理论后认为，中国应该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重点支持资源开发业、服务业、高科技产业、劳动密集型和成熟适用技术产业的境外投资。另外赵春明（2002）、邢建国（2003）等学者也对该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是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来看，大多数研究成果偏重于理论研究和定性研究，对于产业选择的依据和基准也只停留在理论表述，没有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提供可参考的指标体系，对于产业选择的实证研究也较少见到。
鉴于此，本文将以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产业静态集聚指数和产业动态集聚指数等指标实证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空间，深入探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潜力。
一、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
1、投资竞争力与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的提出
卢进勇（2003）在研究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时，首次提到投资竞争力的概念。他认为，目前存在的一些企业竞争力或企业国际竞争力概念基本上都没有考虑投资或对外投资问题，所下定义仅仅顾及了贸易或对外贸易方面，应当说，在当今国与国之间经济交往方式日趋多样化，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这样的定义是不全面的。
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将企业国际竞争力划分为国际贸易竞争力和国际投资竞争力两个方面，正式提出企业国际投资竞争力的概念。国际贸易竞争力类似于已有的关于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国际投资竞争力是指企业开展对外投资过程中较其他投资者更强的投资决策、项目运作和企业管理能力。国际贸易竞争力与国际投资竞争力的侧重点不同，前者的侧重点是产品、价格、质量、服务、营销和品牌等方面的竞争力，后者则侧重在项目投融资、技术、管理和品牌竞争力等方面。但是卢进勇在界定概念后，没有在文章中对于国际投资竞争力进行进一步分析和使用，无法领略到它更深层次的意义。
由于国际投资竞争力与国际贸易竞争力有相似之处，只是侧重点不同，笔者认为可以模仿现有国际竞争力分析的指标，创造出国际投资竞争力的分析指标，对中国各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状况进行定量分析，更好地指导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为了方便进行产业选择，也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模仿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创设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Revealedinvestmentadvantage，Ria）进行分析，即：
Riaia=（Xia/Xit）/（Xwa/Xwt）
式中，Xia是国家i在a产业上的对外直接投资额，Xwa是a产业在世界市场上的对外直接投资额，Xit是国家i在t时期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Xwt是世界市场上t时期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
这一指标反映了一国某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世界平均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相比而言的相对优势。它剔除了国家总量波动和世界总量波动的影响，较好地反映了不同产业投资的相对优势。一般而言，若Riaia＜1，则该国在该产业上处于比较劣势；若Riaia＞1，则处于比较优势，取值越大比较优势越大。
2、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分析
（1）数据选取。中国各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来自于2003―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03年关于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的数据是目前能够查到的最早数据，使用的是各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比例。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和各产业数据使用的是《2009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并购（m&a）的销售总额和各产业的并购额，选择流量进行计算。由于中国产业统计口径在2006年以后基本一致，而这之前的数据产业划分不尽相同，本文进行了适当的整理，但仍有部分数据缺失。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分产业数据是在原数据基础上根据中国公布的产业分类进行了合并整理所得。另外世界投资报告中没有公布批发零售业的并购数据，虽然中国该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所占比重较大，但无法计算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所以无法用该指标界定中国某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力。
（2）指标分析。表1对数据基本齐全并且有实际意义的若干产业的Ria指数进行了具体分析。
从各年度的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可以看出，在以上的各产业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优势的产业是农林渔业，Ria值基本在12以上；具有一定优势产业的是商业服务业、建筑与房地产业，Ria值在3―8之间；只具有微弱优势的产业是采矿业；交通运输仓储业的Ria值波动较大，投资竞争力不稳定；其他产业的投资竞争力不明显。
从各产业的年度变动来看，商业服务业和农林渔业的投资竞争力处于增长状态，采矿业和制造业有所下降，交通运输仓储业虽然指标值有波动，但总体呈上涨的趋势，建筑与房地产业以及电力煤水生产和供应业指标值跨度大，趋势不明显，但也有下降的变动。
因此从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标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竞争力总体不强，优势产业仍集中在农林渔业和商业服务业，采矿业的优势也存在，但2007―2008年的产业投资竞争力与前几年比较起来已经明显下降，这与现实情况基本符合。制造业对外投资比例不高，只占总额的10%。
二、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静态集聚指数
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静态集聚度可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得出：
其中Si表示投资国在i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静态集聚指数，ai表示对外投资国在i产业上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规模，ai表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总体规模，i=1，2，…n表示n个产业部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该静态指数反映的是投资国在一个产业部门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其全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地位和比重，是衡量目前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同产业分布的存量指标。其数值等于各产业投资额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率。
根据这个计算公式，笔者依然选取2003―2008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作为计算对象（数据选取来源同上），得出中国近6年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静态集聚指数水平，如表2所示。
根据各年的产业静态集聚指数情况看出，商业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值最高，两者之和在50%左右，这种趋势在5年内都没有改变，因此，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商业服务业和零售业是中国长期以来的优势产业，虽然2007年两者所占的比例小于50%，但主要是因为有部分数据被分离出去单独计算，因此并不影响它的总体趋势变化。另外，近两年制造业的投资比例已经远低于10%，总体水平连年下降，可以看出制造业优势产业的地位逐渐消失。制造业对外投资平均比例不高，只占总额的8.1%，而出口贸易的90%是工业制成品，其中近60%是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产品，可见我国贸易投资行业一体化程度较低。这可能是因为相对于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而言，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需要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做后盾，如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制造业就占有很大比重。与制造业相对比，最近几年交通运输与仓储业、采矿业和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逐渐增加，都超过10%。
三、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动态集聚指数
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动态集聚度表示为：
其中Di(0-t）为时间段（0-t）内在i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态聚集指数。bi(0-t）为时间段（0-t）内投资国在i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bi(0-t）为投资国在时间段（0-t）内对外直接投资的平均增长速度。
若bi(0-t）＞0，则表明时间段（0-t）内投资国对i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在不断扩大，该产业为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性产业，若bi(0-t）＜0则表明时间段（0-t）内投资国在i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在不断减少，该产业为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缩性产业。
当i(0-t）＞0，若Di(0-t）＞1，则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向i产业集聚，若Di(0-t）＜0，则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从i产业向其他产业转移；若0＜Di(0-t）＜1，则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i产业纵向比较有所增加，但增长速度小于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平均增长速度，相对来说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由该产业向其他产业转移。
当bi(0-t）＜0时，若Di(0-t）＞0，则bi(0-t）＜0，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从i产业向其他产业转移；Di(0-t）＜0，则bi(0-t）＞0，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向i产业集聚。
与静态的集聚指数不同，动态的集聚指数是反映在一定时间内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集聚和转移的流量指标，体现了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间转移方向和速度。使用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动态集聚指数可以在静态分析的基础上更准确地测量产业的集聚趋势和转移方向，体现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方面的潜力。
根据计算公式，笔者依然选取2003―2008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作为计算对象（数据选取来源同上），在表2数据的基础上，求出2004―2008年各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与产业平均增长速度，最后得出15个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动态集聚指数，如表3所示。
对计算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动态集聚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中国各产业多年来基本保持增长的趋势，连续四年产业平均增长速度都在10%以上，2004年的平均增长率甚至高达46.7%；第二，从单个产业来说，每一年都基本体现出正的动态集聚指数，可以看出每个产业都能连续保持增长的势头，只是增长的速度有所不同，只有采矿业在2007年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负增长，表明了明显的发散趋势；第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在2007―2008年向商业服务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科研技术服务地质勘探业以及农林渔业聚集，从纵向比较看，交通运输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科研技术服务地质勘探业以及农林渔业四大产业基本一直保持Di(0-t）＞1，出现明显的产业集聚；第四，在采矿业出现转移的同时，制造业的Di(0-t）由大于1转为小于1，这表明制造业的集聚趋势不再明显，增速减缓，已经低于各产业的平均增长速度，出现发散的迹象；第五，金融业的增长从无到有，虽然与数据统计有关，但也可以看出金融业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逐渐占有一定位置，增长的势头逐渐显现出来。
四、实证分析的结论总结
对于上述三个指标的计算结果，本文对于各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情况和产业选择方向进行了总结，如表4所示。
第一，具有投资竞争力、在投资总额中占有较大份额并且具有一定产业集聚趋势的产业有商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它们是中国较早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保持了较高的投资优势，对中国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的外向型发展思路的实施起了很大作用，符合我国总体的发展战略方向，因此应当继续重点扶持和发展。
第二，具有一定的投资竞争力、明显的产业集聚趋势，目前在投资总额中占有份额较小的产业有农林渔业和建筑及房地产业。它们有非常强的产业组合区位优势，有极好的发展势头，但目前还没有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主流地位，因此国家应加大在农林渔业等产业对外直接投资上的支持力度，加快这些产业的跨国经营，更好地显现出它们所蕴含的竞争优势。
第三，不具有投资竞争力、但具有明显的产业集聚趋势，目前在投资总额中占有份额仍较小的产业有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科研技术服务地质勘探业。这些产业是中国基于产业结构高度化同质性基准，顺应国际分工趋势，寻求和培育产业要素优势，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选择，以后也应该着力发展，并逐渐培育各产业的投资优势和竞争优势。
第四，具有微弱投资竞争力或没有竞争力，目前在投资总额中占有较大份额，具有产业分散发展趋势的产业如采矿业和制造业。我国要根据国家产业发展战略和这些产业对国内产业的关联程度进行细化，引导两个产业选择合适的区位进行投资，获得“相对优势”，规避东道国的环境保护壁垒，也必将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总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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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篇5
张蕾（1982），女，浙江杭州人，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Z05LJ03），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学现代商贸研究中心重点资助课题。
摘要：本文在回顾了国内外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理论和文献的基础上，利用浙江省1989-2005年宏观经济数据，对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结果表明，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存在长期稳定关系，短期均衡关系显著，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两者之间存在较强的互补关系。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0.7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073.91亿美元，年均增长31.2%，高出全国同期年均增长速度14.2个百分点。尽管浙江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在政府实施“走出去”战略之后迅速增长，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989年的499万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7000万美元，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可见，浙江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都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为了衡量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有必要进行相应的实证分析。在国内，有关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贸易关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关系的研究却很少，实证研究尤其是具体到某一省份的实证研究就更少。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的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时间较短，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少，占GDp和进出口的比重都不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尚不显著。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化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尤其是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会进一步凸现，研究这一经济现象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
迄今为止，虽然对各国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为数众多，但众多的理论分析所得出的代表性结论只有二个：一是以芒德尔为代表的相互替代关系理论(mundell,1957)；二是以小岛清(1987)为代表的相互补充关系理论。芒德尔于1957年提出了著名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芒德尔认为，由于受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一国的对外贸易常常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而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有效地避开贸易壁垒，成为对外贸易的替代物，从而也就出现了“贸易替代型对外直接投资”。而小岛清的互补模型则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并不是对国际贸易的简单替代，而是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互补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国际直接投资也可以创造和扩大对外贸易。小岛清模型的基本含义是：在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生产函数不同的条件下，一国对另一国的直接投资可以扩大对方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改变双方的比较优劣势的态势，从而直接创造了对外贸易。无论是芒德尔的替代模型，还是小岛清的互补模型，都是从传统理论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实证的检验。这既有统计数据残缺不全的限制，也有统计方法与工具上的瓶颈。
从总体上看，对外直接投资与投资国对外贸易之间的互补性要大于替代性，为数不少的经验统计显示，贸易与直接投资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Lipsey、Ramstetter和Blomstrom(2000)依据日本、美国、瑞士的统计数据，研究了这些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同行业的国际贸易更多地显示的是正面的积极影响。markuson(1983)和Svensson(1984)对要素流动和商品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做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它们之间表现为替代性还是互补性,依赖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的”还是“非合作的”，如果两者是合作的,那么，贸易和投资表现为互补关系，如果两者是非合作的,那么，贸易和投资表现为替代关系。以上主要是对发达国家国际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理论分析,而对于有其自身特点的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关系的分析,最具代表性的是agarwal(1986)对印度进行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
上述结论的差异表明，在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替代或互补关系，且这些研究大多数是针对发达国家，对于处在转型经济的中国来说意义甚微。由于国内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甚少，而具体到某一省份对两者关系的研究更鲜有人为之，本文试图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本文基于浙江省的历年统计数据，采用协整分析方法，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两者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两者之间的短期均衡关系。
二、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取
由于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加之统计数据并不完善，样本仅设定在1989－2005年之间。本文选取浙江年鉴和2005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对外直接投资额（CFDi）衡量对外直接投资量，以外商直接投资（FFDi）衡量外商对浙江省直接投资量，以出口额（eX）、进口额（im）来衡量对外贸易。蔡锐和刘泉(2004)认为,FFDi在中国发挥作用时，中国的吸收能力存在时滞问题,同理,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也可能存在时滞问题。所以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到上一年度为止累计的浙江省内外向对外直接投资值总和(aCFDi、aFFDi)。同时浙江省经济增长较快,其影响不容忽视,于是引入变量“浙江省生产总值指数（GDp）”来度量浙江省经济规模和经济增长。
（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在对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分析之前，首先要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别序列的平稳性。只有平稳的时间序列才能进行回归分析。在此对序列采用aDF检验，其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LnGDp、LnCFDi、lnaCFDi分别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平稳性检验，表明这些变量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变量，即零阶单整。LneX和Lnim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没有通过平稳性检验，而其差分后的两个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这两个变量是一阶差分平稳的，即一阶单整。同理可知，LnaFFDi差分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该变量也是一阶单整。对LnFFDi进行二阶差分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平稳性检验，即二阶单整。
综上所述，序列lneX、lnim、lnCFDi、lnaCFDi、lnFFDi、lnaFFDi、lnGDp均为二阶单整序列。依据协整理论，对于通过平稳性检验且为同阶单整序列来说，可以进行协整检验，分析它们之间的协整关系。
（三）协整检验
近年来，不少国内外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文献均重视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拉动作用，着重分析两者直接的相互影响关系，得到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有长期均衡关系而进口与对外直接投资没有长期稳定关系（张如庆,2005）。其研究的重点只放在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作用上，低估甚至忽视了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口贸易的滞后推动作用。因此，本文为避免忽视进口的作用，首先单独分析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及其滞后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及其滞后因素与出口、进口之间的关系，建立如下模型：
lneXt=a0+a1lnCFDit+a2lnaCFDit+a3lnFFDit+a4lnaFFDit+a5lnGDpt+ε1t（1）
lnimt=b0+b1lnCFDit+b2lnaCFDit+b3lnFFDit+b4lnaFFDit+b5lnGDpt+ε2t（2）
综合考察这些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并依据Dw值与t值，运用向后回归法进一步筛选可以被替代的变量，删除t值不显著变量，同时消除模型中的多重共线性和自相关。
对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解释变量）与出口额、进口额（被解释变量）做oLS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其残差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回归方程(1)表示LneX与LnCFDi、LnFFDi、LnaFFDi、LnGDp之间的线性关系；回归方程(2)表示Lnim与LnCFDi、LnaFFDi、LnGDp之间的线性关系。根据表3与表4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额、外商直接投资额对出口总额、进口总额的作用较显著，模型拟合优度较高，且不存在序列相关与异方差。模型估计式(1)、(2)的残差序列为平稳性，变量lneX、lnim与lnCFDi、lnFFDi、Ln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由回归方程(1)可知，CFDi每增长1%，eX将增长0.0709%；FFDi每增长1%，eX将增长2.5622%；aFFDi每增长1%，eX将减少0.312821%；GDp每增长1%，eX将增长2.2407%。原因在于浙江省的对外直接投资(CFDi)起步较晚，相对于外商直接投资(FFDi)来说总量较少，所以对出口的贡献程度没有外商直接投资来得明显，但由回归结果可知，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对出口贸易产生了正向影响，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了浙江省出口贸易的发展；从短期来看，当年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产生正向影响，而从长期来看却对浙江省出口贸易产生负面的影响，与一般看法和直接统计结果相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外商直接投资中跨国公司赚取垄断利润的动机越来越明显，市场导向型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替代作用将逐步显现。
由回归方程(2)可知，CFDi每增长1%，im将增长0.054923%；aFFDi每增长1%，im将减少0.241292%；GDp每增长1%，im将增长2.333%。同理，浙江省的对外直接投资(CFDi)对进口的贡献程度也没有外商直接投资来得明显，但由回归方程可知，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导致了进口的增长,说明对外直接投资中为了获得自然资源、技术与管理经验的投资对浙江省进口贸易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符合浙江省自然资源相对缺乏、原材料稀少的实情，从而带动了浙江省进口贸易的发展；而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省进口贸易产生负面的影响，说明更多的外商在浙江省实现了生产和销售的本土化,需要进口的原料更多地来自本土,从国外的进口减少了。
（四）误差修正模型
误差修正模型（errorCorrectionmodel）是一种具有特殊形式的计量经济模型，成为协整分析的一个延伸。若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表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而这种稳定的关系是在短期动态过程的不断调整下得以维持的。如果由于某种原因短期出现了偏离均衡的现象，必然会通过对误差的修正使变量重返均衡状态，误差修正模型将短期的波动和长期均衡结合在一个模型中。
由协整检验可以知道浙江对外直接投资额、外商直接投资额、浙江省生产总指数与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着惟一的协整关系，因此可对各模型分别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结果如下：
lneXt=0.027ΔlnCFDit+0.099ΔlnFFDit-0.346ΔlnaFFDit+2.412ΔlnGDpt-1.062eCmt-1
t:(0.839666)(1.154311)(-2.395444)(5.941397)(-3.837613)（3）
lnimt=0.042ΔlnCFDit-0.313ΔlnaFFDit+2.425ΔlnGDpt-1.115eCmt-1
t：(1.332574)(-2.847501)(6.042488)(-3.679680)（4）
在误差修正模型(3)中，协整关系对eX的增长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当超出对外直接投资的均衡约束(eCmt-1)时，则误差修正作用降低了当期eX(弹性系数为-1.062)，eX的动态调整过程具有一定稳定性，而且误差修正模型eCm项对应t值较高，说明浙江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短期比较稳定。
在误差修正模型(4)中，协整关系对im的增长也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当im超出对外直接投资的均衡约束(eCmt-1)时，修正作用也降低了当期im(弹性系数为-1.115)。im的动态调整过程具有稳定性，这体现着短期内浙江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口贸易的稳定关系。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浙江对外直接投资额CFDi、外商直接投资额FFDi、生产总指数GDp与进口贸易额、出口贸易额之间的协整检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增长、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可得出以下结论：
（1）从长期关系看，CFDi、FFDi、GDp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惟一的协整关系。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产生促进作用，两者之间存在较强的互补关系。究其原因，在浙江省加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若干年内,对外直接投资在浙江省已经逐渐转型,从追求人力资源优势的生产型投资逐步转向追求市场的市场型投资。这样的转变从长期的趋势来看是十分明显的,无疑明显影响到了浙江省出口的增长规模。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也能产生出口引致效应，即由于对外直接投资而导致的原材料、零部件或设备等出口的增加。
从前文实证分析来看，CFDi、FFDi、GDp与进口贸易之间也存在惟一的协整关系，即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表现为对进口贸易增长的促进作用。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母国原材料的进口（邱立成,1999）。浙江省经济实力虽位于全国前列，但资源极其匮乏，人均资源占有量很低，许多重要的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森林资源等，几乎完全依赖外省或是从国外进口。因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能在国外获取自然资源、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而它们对进口贸易无疑有强劲的促进作用。其次，随着浙江省国际贸易地位的提高，已经或者将要遭受到越来越多的外国政府为保护本国利益所设置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限制。为规避贸易壁垒而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能缓和双边经济关系，化解贸易（张如庆,2005），从而进一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
纵观全局，现阶段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额与贸易额相比,比重还很小,2005年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比例为1∶0.00158（注：根据2005年浙江省统计年鉴相关指标计算得出。），而世界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比例为1∶0.5634(注：根据2004年《世界数据报告》相关指标计算得出。）。表明浙江省的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通过加快对外直接投资带动国际贸易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2）从短期关系看，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CFDi与出口贸易短期均衡关系显著。从误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其中CFDi与出口贸易的关系存在着一个由短期向长期均衡调整的机制，且t值显著,证明了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母国出口贸易（邱立成,1999）。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说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限制到鼓励的发展历程(齐晓华,2004)。由于其规模太小,对进出口的影响还不及外商直接投资FFDi来得大。但据权威研究报告预测（王亚平，2004），“十一五”期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进一步扩大。浙江省作为全国经济强省也首当其冲，必然大幅提高对外直接投资额。随着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金额的进一步增大，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直接的正相关关系将逐渐增强。
本文实证表明，浙江省CFDi与进口贸易也存在短期均衡关系显著，CFDi与进口贸易的关系也存在着一个由短期向长期均衡调整的机制。相比之下，CFDi对进口贸易的短期调整作用更强。
从浙江省当前贸易战略出发,政府相关部门有必要充分重视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对能产生进出口贸易互补、创造效应的对外直接投资给予各种政策优惠,从而鼓励企业积极“走出去”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以往政府有关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制定大多涉及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而并不直接制定与贸易有关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我们必须跳出这种思维模式，直接制定切实可行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使浙江省企业步入国际化发展阶段,逐步建立自己的跨国公司,提升产业结构。
对企业界而言，加入wt0后,国内市场上国内外企业的竞争日趋激烈,如果只是固守本地市场而放弃进入国际市场,那么其国内市场份额势必逐渐被吞食。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浙江省企业必须增强国际竞争意识,积极“走出去”,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拓宽企业的生存空间，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以投资促进贸易，为国际贸易的发展注入新的血液，在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参考文献：
蔡锐,刘泉.2004.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是互补的吗?――基于小岛清“边际产业理论”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8).
齐晓华.2004.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现状与趋势分析［J］.投资研究(3).
邱立成.1999.论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联系［J］.南开经济研究(6).
小岛清.1987.对外贸易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437-442.
王亚平.2004.“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参与国际分工趋势展望［J］.经济研究参考(49).
张如庆.2005.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3).
aGaRwaLJp.1986.thirdworldmultionalsandbalanceofpaymentseffectsonhomecountries:acasestudyofindia［m］//KHUSHimK.multinationalsfromtheSowth.London:maemillan.
mUnDeLLRa.1957.internationaltradeandfactormobility［J］.americaneconomicReview,(6):321-335.
maRKUSonJR,JameSRm.1983.Factormovementsandcommoditytradeascomplements［J］.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14:341-356.
LiSpeYRe,RamStetteReD,BLomStRomm.2000.outwordFDiandparentexportsandemployment:Japan,theUnitedStates,andSweden［R］.nBeRworkingpaper,no.7623.
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篇6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0.7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073.91亿美元，年均增长31.2%，高出全国同期年均增长速度14.2个百分点。尽管浙江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在政府实施“走出去”战略之后迅速增长，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989年的499万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7000万美元，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可见，浙江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都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为了衡量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有必要进行相应的实证分析。在国内，有关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贸易关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关系的研究却很少，实证研究尤其是具体到某一省份的实证研究就更少。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的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时间较短，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少，占GDp和进出口的比重都不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尚不显著。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化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尤其是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会进一步凸现，研究这一经济现象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
迄今为止，虽然对各国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为数众多，但众多的理论分析所得出的代表性结论只有二个：一是以芒德尔为代表的相互替代关系理论(mundell,1957)；二是以小岛清(1987)为代表的相互补充关系理论。芒德尔于1957年提出了著名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芒德尔认为，由于受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一国的对外贸易常常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而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有效地避开贸易壁垒，成为对外贸易的替代物，从而也就出现了“贸易替代型对外直接投资”。而小岛清的互补模型则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并不是对国际贸易的简单替代，而是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互补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国际直接投资也可以创造和扩大对外贸易。小岛清模型的基本含义是：在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生产函数不同的条件下，一国对另一国的直接投资可以扩大对方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改变双方的比较优劣势的态势，从而直接创造了对外贸易。无论是芒德尔的替代模型，还是小岛清的互补模型，都是从传统理论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实证的检验。这既有统计数据残缺不全的限制，也有统计方法与工具上的瓶颈。
从总体上看，对外直接投资与投资国对外贸易之间的互补性要大于替代性，为数不少的经验统计显示，贸易与直接投资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Lipsey、Ramstetter和Blomstrom(2000)依据日本、美国、瑞士的统计数据，研究了这些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同行业的国际贸易更多地显示的是正面的积极影响。markuson(1983)和Svensson(1984)对要素流动和商品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做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它们之间表现为替代性还是互补性,依赖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的”还是“非合作的”，如果两者是合作的,那么，贸易和投资表现为互补关系，如果两者是非合作的,那么，贸易和投资表现为替代关系。以上主要是对发达国家国际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理论分析,而对于有其自身特点的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关系的分析,最具代表性的是agarwal(1986)对印度进行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
上述结论的差异表明，在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替代或互补关系，且这些研究大多数是针对发达国家，对于处在转型经济的中国来说意义甚微。由于国内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甚少，而具体到某一省份对两者关系的研究更鲜有人为之，本文试图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本文基于浙江省的历年统计数据，采用协整分析方法，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两者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两者之间的短期均衡关系。
二、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取
由于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加之统计数据并不完善，样本仅设定在1989－2005年之间。本文选取浙江年鉴和2005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对外直接投资额（CFDi）衡量对外直接投资量，以外商直接投资（FFDi）衡量外商对浙江省直接投资量，以出口额（eX）、进口额（im）来衡量对外贸易。蔡锐和刘泉(2004)认为,FFDi在中国发挥作用时，中国的吸收能力存在时滞问题,同理,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也可能存在时滞问题。所以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到上一年度为止累计的浙江省内外向对外直接投资值总和(aCFDi、aFFDi)。同时浙江省经济增长较快,其影响不容忽视,于是引入变量“浙江省生产总值指数（GDp）”来度量浙江省经济规模和经济增长。
（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在对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分析之前，首先要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别序列的平稳性。只有平稳的时间序列才能进行回归分析。在此对序列采用aDF检验，其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LnGDp、LnCFDi、lnaCFDi分别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平稳性检验，表明这些变量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变量，即零阶单整。LneX和Lnim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没有通过平稳性检验，而其差分后的两个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这两个变量是一阶差分平稳的，即一阶单整。同理可知，LnaFFDi差分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该变量也是一阶单整。对LnFFDi进行二阶差分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平稳性检验，即二阶单整。
综上所述，序列lneX、lnim、lnCFDi、lnaCFDi、lnFFDi、lnaFFDi、lnGDp均为二阶单整序列。依据协整理论，对于通过平稳性检验且为同阶单整序列来说，可以进行协整检验，分析它们之间的协整关系。
（三）协整检验
近年来，不少国内外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文献均重视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拉动作用，着重分析两者直接的相互影响关系，得到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有长期均衡关系而进口与对外直接投资没有长期稳定关系（张如庆,2005）。其研究的重点只放在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作用上，低估甚至忽视了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口贸易的滞后推动作用。因此，本文为避免忽视进口的作用，首先单独分析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及其滞后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及其滞后因素与出口、进口之间的关系，建立如下模型：
lneXt=a0+a1lnCFDit+a2lnaCFDit+a3lnFFDit+a4lnaFFDit+a5lnGDpt+ε1t（1）
lnimt=b0+b1lnCFDit+b2lnaCFDit+b3lnFFDit+b4lnaFFDit+b5lnGDpt+ε2t（2）
综合考察这些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并依据Dw值与t值，运用向后回归法进一步筛选可以被替代的变量，删除t值不显著变量，同时消除模型中的多重共线性和自相关。
对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解释变量）与出口额、进口额（被解释变量）做oLS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其残差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回归方程(1)表示LneX与LnCFDi、LnFFDi、LnaFFDi、LnGDp之间的线性关系；回归方程(2)表示Lnim与LnCFDi、LnaFFDi、LnGDp之间的线性关系。根据表3与表4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额、外商直接投资额对出口总额、进口总额的作用较显著，模型拟合优度较高，且不存在序列相关与异方差。模型估计式(1)、(2)的残差序列为平稳性，变量lneX、lnim与lnCFDi、lnFFDi、Ln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由回归方程(1)可知，CFDi每增长1%，eX将增长0.0709%；FFDi每增长1%，eX将增长2.5622%；aFFDi每增长1%，eX将减少0.312821%；GDp每增长1%，eX将增长2.2407%。原因在于浙江省的对外直接投资(CFDi)起步较晚，相对于外商直接投资(FFDi)来说总量较少，所以对出口的贡献程度没有外商直接投资来得明显，但由回归结果可知，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对出口贸易产生了正向影响，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了浙江省出口贸易的发展；从短期来看，当年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产生正向影响，而从长期来看却对浙江省出口贸易产生负面的影响，与一般看法和直接统计结果相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外商直接投资中跨国公司赚取垄断利润的动机越来越明显，市场导向型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替代作用将逐步显现。
由回归方程(2)可知，CFDi每增长1%，im将增长0.054923%；aFFDi每增长1%，im将减少0.241292%；GDp每增长1%，im将增长2.333%。同理，浙江省的对外直接投资(CFDi)对进口的贡献程度也没有外商直接投资来得明显，但由回归方程可知，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导致了进口的增长,说明对外直接投资中为了获得自然资源、技术与管理经验的投资对浙江省进口贸易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符合浙江省自然资源相对缺乏、原材料稀少的实情，从而带动了浙江省进口贸易的发展；而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省进口贸易产生负面的影响，说明更多的外商在浙江省实现了生产和销售的本土化,需要进口的原料更多地来自本土,从国外的进口减少了。
（四）误差修正模型
误差修正模型（errorCorrectionmodel）是一种具有特殊形式的计量经济模型，成为协整分析的一个延伸。若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表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而这种稳定的关系是在短期动态过程的不断调整下得以维持的。如果由于某种原因短期出现了偏离均衡的现象，必然会通过对误差的修正使变量重返均衡状态，误差修正模型将短期的波动和长期均衡结合在一个模型中。
由协整检验可以知道浙江对外直接投资额、外商直接投资额、浙江省生产总指数与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着惟一的协整关系，因此可对各模型分别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结果如下：
lneXt=0.027ΔlnCFDit+0.099ΔlnFFDit-0.346ΔlnaFFDit+2.412ΔlnGDpt-1.062eCmt-1
t:(0.839666)(1.154311)(-2.395444)(5.941397)(-3.837613)（3）
lnimt=0.042ΔlnCFDit-0.313ΔlnaFFDit+2.425ΔlnGDpt-1.115eCmt-1
t：(1.332574)(-2.847501)(6.042488)(-3.679680)（4）
在误差修正模型(3)中，协整关系对eX的增长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当超出对外直接投资的均衡约束(eCmt-1)时，则误差修正作用降低了当期eX(弹性系数为-1.062)，eX的动态调整过程具有一定稳定性，而且误差修正模型eCm项对应t值较高，说明浙江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短期比较稳定。
在误差修正模型(4)中，协整关系对im的增长也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当im超出对外直接投资的均衡约束(eCmt-1)时，修正作用也降低了当期im(弹性系数为-1.115)。im的动态调整过程具有稳定性，这体现着短期内浙江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口贸易的稳定关系。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浙江对外直接投资额CFDi、外商直接投资额FFDi、生产总指数GDp与进口贸易额、出口贸易额之间的协整检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增长、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可得出以下结论：
（1）从长期关系看，CFDi、FFDi、GDp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惟一的协整关系。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产生促进作用，两者之间存在较强的互补关系。究其原因，在浙江省加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若干年内,对外直接投资在浙江省已经逐渐转型,从追求人力资源优势的生产型投资逐步转向追求市场的市场型投资。这样的转变从长期的趋势来看是十分明显的,无疑明显影响到了浙江省出口的增长规模。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也能产生出口引致效应，即由于对外直接投资而导致的原材料、零部件或设备等出口的增加。
从前文实证分析来看，CFDi、FFDi、GDp与进口贸易之间也存在惟一的协整关系，即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表现为对进口贸易增长的促进作用。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母国原材料的进口（邱立成,1999）。浙江省经济实力虽位于全国前列，但资源极其匮乏，人均资源占有量很低，许多重要的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森林资源等，几乎完全依赖外省或是从国外进口。因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能在国外获取自然资源、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而它们对进口贸易无疑有强劲的促进作用。其次，随着浙江省国际贸易地位的提高，已经或者将要遭受到越来越多的外国政府为保护本国利益所设置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限制。为规避贸易壁垒而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能缓和双边经济关系，化解贸易（张如庆,2005），从而进一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
纵观全局，现阶段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额与贸易额相比,比重还很小,2005年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比例为1∶0.00158（注：根据2005年浙江省统计年鉴相关指标计算得出。），而世界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比例为1∶0.5634(注：根据2004年《世界数据报告》相关指标计算得出。）。表明浙江省的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通过加快对外直接投资带动国际贸易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2）从短期关系看，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CFDi与出口贸易短期均衡关系显著。从误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其中CFDi与出口贸易的关系存在着一个由短期向长期均衡调整的机制，且t值显著,证明了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母国出口贸易（邱立成,1999）。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说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限制到鼓励的发展历程(齐晓华,2004)。由于其规模太小,对进出口的影响还不及外商直接投资FFDi来得大。但据权威研究报告预测（王亚平，2004），“十一五”期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进一步扩大。浙江省作为全国经济强省也首当其冲，必然大幅提高对外直接投资额。随着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金额的进一步增大，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直接的正相关关系将逐渐增强。
本文实证表明，浙江省CFDi与进口贸易也存在短期均衡关系显著，CFDi与进口贸易的关系也存在着一个由短期向长期均衡调整的机制。相比之下，CFDi对进口贸易的短期调整作用更强。
从浙江省当前贸易战略出发,政府相关部门有必要充分重视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对能产生进出口贸易互补、创造效应的对外直接投资给予各种政策优惠,从而鼓励企业积极“走出去”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以往政府有关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制定大多涉及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而并不直接制定与贸易有关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我们必须跳出这种思维模式，直接制定切实可行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使浙江省企业步入国际化发展阶段,逐步建立自己的跨国公司,提升产业结构。
对企业界而言，加入wt0后,国内市场上国内外企业的竞争日趋激烈,如果只是固守本地市场而放弃进入国际市场,那么其国内市场份额势必逐渐被吞食。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浙江省企业必须增强国际竞争意识,积极“走出去”,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拓宽企业的生存空间，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以投资促进贸易，为国际贸易的发展注入新的血液，在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参考文献：
蔡锐,刘泉.2004.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是互补的吗?——基于小岛清“边际产业理论”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8).
齐晓华.2004.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现状与趋势分析［J］.投资研究(3).
邱立成.1999.论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联系［J］.南开经济研究(6).
小岛清.1987.对外贸易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437-442.
王亚平.2004.“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参与国际分工趋势展望［J］.经济研究参考(49).
张如庆.2005.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3).
aGaRwaLJp.1986.thirdworldmultionalsandbalanceofpaymentseffectsonhomecountries:acasestudyofindia［m］//KHUSHimK.multinationalsfromtheSowth.London:maemillan.
mUnDeLLRa.1957.internationaltradeandfactormobility［J］.americaneconomicReview,(6):321-335.
maRKUSonJR,JameSRm.1983.Factormovementsandcommoditytradeascomplements［J］.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14:341-356.
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篇7
关键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引力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14）02-0035-07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4.02.08
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首先面临着区位选择问题，而区位选择直接影响到企业能否发挥企业优势，关系到企业的投资格局与投资利润的高低。目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国家的各方面发展水平都存在着较大差异，而能够正确认识自身优势与投资目的国环境的企业仍在少数，很多企业由于忽视区位选择甚至导致对外投资的失败。因此，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对我国企业“走出去”有很大参考价值。
一、文献综述
S.Hymer（1960）将垄断理论应用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的分析，提出了特定优势理论[1]。Hymer认为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是因为其比东道国同类企业具有垄断优势。Hymer的垄断优势理论虽然没有涉及企业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但是包含了跨国企业以竞争优势选择东道国的思想。Vernon（1966）提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他认为新产品要经历创新、成熟和标准化三个阶段[2]。随着这三个阶段的进行，相应的投资区位也从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国家逐步转移。企业必须把其独特优势和在特定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相结合，才能进行直接投资并取得收益。小岛清（1978）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出发，认为一国应从边际产业①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选择与本国存在一定产业梯度的区位进行投资，目的是获得东道国原材料、中间产品和市场，以发挥母国和东道国的比较优势[3]。Buckley和Casson（1976）提出的市场内部化理论，认为市场的不完善是由于市场机制存在缺陷，并从中间品的特性与市场机制的矛盾角度论证了跨国公司的产生是经营内部化超越国界的结果[4]。市场内部化的过程需要特定的区位条件，而跨国企业会选择在交易成本较低的区域进行投资，从而发挥企业优势，获得更高利润。Dunning（1977）真正将对外直接投资与区位因素相结合，提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他认为企业进行直接投资的决定性要素是所有权优势（ownership）、区位优势（Location）和市场内部化优势（internalization），即oLi模型[5]。其中L是区位优势，它决定了企业是否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取决于不同地区的区位优势大小。w.Beckermann（1956）认为，心理距离（psychicDistance）②也对区位选择存在较大影响，跨国企业对外投资一般遵循心理距离由近到远的原则[6]。anderson（1979）使用引力模型来解释了投资流量的问题，得出两地的收入和人口因素主要地影响着两国双边贸易流量，且为正向关系，而与两地间的地理距离存在反向关系[7]。根据研究需要可以加入区域集团、投资、时间等检验因素。
目前国内学者主要对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分析。阮翔（2004）利用引力模型对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东道国的经济总量存在较强正相关性，与地理距离呈负相关[8]。杨成平（2006）通过运用计量模型对17个样本国1995—200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东道国自身具有的优势会对区位选择产生较大影响，这些因素与我国企业投资区位选择之间存在着正相关性[9]。郭爽（2007）利用引力模型对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域选择进行定量分析，并通过投资系数将15个样本国进行了投资区域划分，为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域选择提出了建议[10]。李晓玲（2009）根据1998
—2007年我国对外投资存量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在市场规模较大的条件下，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受基础设施或市场化水平之外的其他因素影响较小[11]。
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与区位分布特点
（一）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现状
1.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11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746.5亿美元，较2010年增长8.5%。其中新增股本投资313.8亿美元，占42%；当期利润再投资244.6亿美元，占32.8%；其他投资188.1亿美元，占25.2%①。
2.投资行业分布较为集中。我国现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中，行业分布较为广泛，采矿业、批发零售业的比重逐步上升，而交通运输业、金融业和商务服务业的投资比重则有所下降。据商务部统计，2011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256亿美元，同比下降15.5%，占34.3%；采矿业144.5亿美元，同比增长153.1%，占19.4%；批发和零售业103.2亿美元，同比增长53.3%，占13.8%；金融业60.7亿美元，同比下降29.7%，占8.1%；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25.6亿美元，同比下降54.8%，占3.4%。
从境外企业分布的主要行业情况看，制造业占30.8%，批发和零售业占25.3%，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12.5%，建筑业占6.4%，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主要集中在相对劳动密集的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商业服务业及建筑业，而在很多高新技术领域，如it业、通讯技术行业，所占的份额相对较小，还处于起步阶段。
（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特点
1.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走向。2011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共分布在全球177个国家（地区），占全球国家（地区）总数的72%，其中流向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的投资共468亿美元，占流量总额的62.7%。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前十位的国家（地区）的流量与行业分布情况（见表2）。
2011年，我国对欧洲、大洋洲及非洲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较快，同比分别增长22.1%、75.6%和50.4%；对北美洲投资下降5.3%；投资比重最大的区域仍是亚洲，占60.9%。截至2011年末，我国对发展中国家（地区）的投资存量为3781.4亿美元，占89%；对发达国家（地区）466.4亿美元，占11%，较2010年提升近两个百分点。其中欧盟202.9亿美元，占对发达国家（地区）投资43.5%；澳大利亚110.4亿美元，占23.7%；美国89.9亿美元，占19.3%；加拿大37.3亿美元，占8%；日本13.7亿美元，占2.9%；其他国家（地区）12.2美元，占2.6%。
2.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区位分布。截至2011年末，我国共有近1.8万家境外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境外企业分布在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总覆盖率为72.4%。在世界各地区的投资中，亚洲、非洲地区境外企业的投资覆盖率最高，分别为89.8%和85%。
从境外企业的地区分布看，五成的境外企业集中在亚洲地区，数量高达9627家。中国香港是境外企业数量最多的地区，超过了4500家，占境外企业总数的25.3%，其次是美国。
三、基于引力模型的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分析
（一）引力模型理论回顾
tinbergen（1962）受物理学引力模型的启发，使用引力模型研究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流量问题[12]。由于贸易与投资是互补的关系，随后anderson（1979）用引力模型来解释投资流量问题，其引力模型如下：
Qij=？茁0（Yi）■（Yj）■（ni）■（nj）■（Rij）■（aij）■？着ij（1）
其中，Qij表示两国之间投资流量的变化，Yi和Yj分别表示第i国和第j国收入（常以一国GDp表示），ni和nj分别表示第i国和第j国的人口数，aij表示两国之间的阻力因素，？着ij表示误差。
该模型认为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投资流量主要受两国的GDp与人口数量影响，呈正相关，并与两国的地理距离呈负相关。
有学者对此模型提出质疑，认为该模型缺乏对东道国与投资国的同时分析，而且从模型方程来看，除非国家GDp为零或国家间距离无穷大，不会出现两国之间投资流量为零的情况，不能解释小流量的情况。虽有部分学者对模型提出了各种质疑，但整体上看该模型能较好地解释双边投资流量问题，可用于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
（二）引力模型对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实证分析
1.样本的选取。本文选取2009—2011年亚洲、美洲、欧洲、非洲等15个与我国具有直接投资关系的国家和地区为样本，借助引力模型来分析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选择。
2.模型的建立。由于国家政策以及对投资限制与鼓励措施难以量化，在建立引力模型之前，我们假设各国引资政策相同，经济体制对吸引投资不产生影响。同时，本文对原始引力模型进行了改造，将两国的经济规模、人均收入、地理距离、是否签署区域保护协议等变量引入模型中进行分析。本文采取对数线性模型，一方面将对外直接投资与解释变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转化，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异常点以及残差的非正态分布和异方差性，建立的新引力模型方程表示为：
Ln（FDiij）=C0+C1Ln（GDpj）+C2Ln（tGDpij）+C3Ln（pGDpij）+
C4Ln（Dij）+C5Bitj+？滋ij（2）
其中，FDiij表示我国企业对东道国的年度直接投资，式（2）中各解释变量的含义见表4。
3.数据来源与说明。我国企业对各国直接投资数据来自《201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各国GDp（亿美元）、人均GDp（美元）数据来自世界银行，tGDp、pGDp数据由笔者计算得出，国家之间地理距离D（公里）从网站（http：//）的距离计算器计算得出，Bit情况来自商务部①。
4.引力模型的回归结果分析。本文使用eViews6.0软件，采用面板数据对引力模型进行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得到第一次回归的结果（见表5）：
理论上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Bit的签订能够促进双方的投资，应与直接投资流量呈正相关。但从以上的回归结果来看却呈负相关，与理论有所矛盾。笔者认为，由于选取的15个国家有13个与我国签有投资保护协定，而未签订的两国分别为美国与加拿大，且我国近年来一直致力于达成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同时美国与加拿大是吸收外资的大国，出现负相关的结果也很正常。此外，解释变量Bit不显著，p值均在90%的置信水平以下。因此在逐步回归中剔除虚拟变量Bit，得到第二次回归结果（见表6）。
从第二次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我国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与东道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tGDp与我国FDi流量的正相关性非常显著。这表明东道国与我国的总经济规模越大，越能吸引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13]。人均差异pGDp与企业FDi流量呈正相关，但相关性不显著，这表明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国家较为适合我国企业投资，但在投资流量上存在着不稳定性，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正向关系。东道国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与我国对东道国的FDi流量呈负相关，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企业在FDi区域选择时，东道国的经济总量对FDi的吸引力并不是一个重要因素。我国与东道国的地理距离D与FDi流量整体呈负相关，表明地理位置的远近和运输、通讯成本的大小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较易流向与我国地理距离较近的亚洲国家。
四、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对策
从上文的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应首先分析东道国的区位特征，如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与我国差异、地理距离及产生的成本等因素，并结合企业自身优势做出正确的区位选择，在与本国产业存在梯度的国家进行投资，并形成新的比较优势，从而增大企业对外投资的利润。
（一）发挥在周边国家投资优势
第一，地理距离优势。一方面，周边国家与我国的地理距离较小，由投资产生的运输交通成本、通讯成本以及其他的管理费用都较低，有助于降低企业在国外投资成本，形成价格优势，从而较易在国外市场上形成规模。另一方面，较近的距离也便于企业管理者的经营和监督，同时周边国家的华侨较多，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的发展。
第二，文化差异较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必然会面临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而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与冲突也会使企业在国外的投资面临极大的风险。周边国家在历史文化上与我国有着共同的渊源，与我国文化存在或多或少的共同性和相互认同感。这既有利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与当地政府、供销商、客户和员工进行交流，又有利于企业降低在国外投资产生的文化差异所带来的风险。
第三，区域经济合作较多。我国参与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多集中在周边国家，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由于区域经济合作协议的签订，企业在周边国家进行直接投资能够有效的规避风险，同时享有合作中的各种优惠与便利条件，提高投资的收益性。
同时，我国作为亚洲发展较快的国家，与周边的各国处于长期的政治经济稳定状态，发展程度也比较相似。东南亚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工业技术水平与我国比较接近或落后于我国，这就为我国机械、冶金、轻纺等传统工业部门转移产品和技术提供了更多机会，能够极大地降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为企业带来更多的投资收益。
（二）注重在新兴市场国家投资
在新兴市场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有利于我国企业发挥自身优势，也有利于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在新兴市场国家进行投资时，我国企业应该在外交关系、国内政治生活稳定的国家进行投资，如拉丁美洲的巴西、非洲的南非、东欧的俄罗斯等国家，与我国同为“金砖国家”，经济发展与我国情况相似，我国企业也可以借助这些国家的发展来实现自身的投资利益，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
（三）兼顾欧盟国家和北美地区
我国企业的主要比较优势是适用技术、中等技术和某些进入成熟期的产品，这些技术和产品在发展中国家有优势，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导致我国企业对欧美地区的投资停滞不前。但是欧美地区的发达国家具有市场容量大，购买力强、基础设施发达、投资环境优越和科技高度发达等特点，是目前世界上对跨国投资者最具吸引力的地区，企业在这些国家投资，可以获得高新技术以及我国经济发展短缺的资金、设备、信息和其他经营资源，特别是可获得先进的管理经验。尽管发达国家企业竞争力强，市场竞争十分激烈，我国大部分企业尚不具备能力进行大规模投资，但这并不代表企业的投资区位选择要将欧美发达国家排除在外，而是应鼓励有技术实力、有较大规模的企业率先发起对欧盟及北美地区的投资，专注生产特色产品求生存，并不断获取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不断提升自身的开发能力，并积极带动国内其他企业逐步向欧美投资，整体上提高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水平，进一步带动国内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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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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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VernonR，theLocationofeconomicactivity[J]，economicanalysisandthemultinationalenterprise，1974.
[3]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跨国经营的日本模式[m].日期：普雷格出版公司，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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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unning.J，internationalproductionandthemultinationalenterprise[m]，LondonallenandUnwind，1981.
[6]w.Beckermann，Distanceandformoftradewithineurope，1956.
[7]anderson.J，thetheoreticalFoundationfortheGravityequation[J]，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69（1），1979.
[8]阮翔.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研究[D].浙江：浙江工业大学，2004.
[9]杨成平.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D].广州：暨南大学，2006.
[10]郭爽.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域选择研究[D].吉林：吉林大学，2007.
[11]李晓玲.中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2009.
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篇8
论文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投资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是创造利润，另一方面要获取技术带动母公司的提升，因此，要求我们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施规模经营战略和品牌战略，提高企业自身的素质和创新能力，增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1、引言
建国后，我国对亚非拉等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了无偿对外援助，而对外直接投资直到1979年8月才开始正式实施，当时国务院明确提出了“允许出国办企业”的经济方针，吹响了对外开放的号角。从1979年至今，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为探索新的经济领域和合作方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我国企业走出国门、发展壮大作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经历了30年的发展后初具规模，截至2006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达750亿美元。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本文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国内经济发展的作用，对探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和对策以及实施“走出去”战略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与现实借鉴意义。
2、我国的对外t接投资极况
截至2008年年底，我国己经建立了12000多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这些企业分布在世界174个国家和地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已经超过500亿美元，比2007年增加了111%，对外直接投资势头锐不可当。
表1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分类构成情况
资料来源:((200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从公报里我们可以看出，2008年我国金融类投资达到140.5亿美元，增长速度最快，较去年相比增长741%，占据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4。其中，银行业仍然是我国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龙头。中国四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共在美欧等国家设立50多家家分行、接近30家支行，间接带动就业人数达10几万人。
据资料统计，2008年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1839.7亿美元，其中，国有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力量。我国企业在境外总资产超过1万亿美元，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可见，在我国“走出去”战略的正确指挥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已锐不可当。
3、对外直接投资对国民经济带来的影响
3.1对国际收支的影响
国际收支表中的账户包括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官方准备账目等。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国际收支的影响影响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以上几个账目，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本国的出口贸易增加，从而对母国国际收支造成有利影响: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也可以通过投资资金与利润的汇出而对该国的国际收支造成不利影响。随着经济的无国界发展，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均呈积极方向发展。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显示:2008年，中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呈现“双顺差”，国际储备保持快速增长。随着国际收支“双顺差”的继续和外汇储备数额的进一步加大，国外对人民币升值压力会继续加强，国际热钱的涌入及快进快出，不利于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影响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可以对国际收支波动进行有效调节。因此，在目前资金供给充足、外汇储备充裕的背景下，进一步鼓励、扶持国内企业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力度，可以减少国内高额外汇储备带来的风险，促进外汇保值增值，同时可以适当减少资本项目的顺差，缓解我国经常性项目账户中投资收益项逆差的压力，积极促进我国国际收支的动态平衡。
3.2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国际直接投资在一国国际贸易中占据举足轻重地位，蒙代尔的投资贸易替论和小岛清的投资贸易互补理论分别介绍了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蒙代尔认为:在对外贸易中贸易障碍的增加会刺激要素的流动，要素流动障碍的增加会刺激贸易的发展。投资国会减少拥有比较优势商品的生产和出口，而东道国则增加该种商品的生产，另外投资国会增加拥有比较劣势商品的生产。这两种情况都会减少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即投资和贸易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与蒙代尔等学者不同，日本学者小岛清认为投资与贸易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如果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母国己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依次进行，可以扩大两国问的比较成本差距，为双方进行更大规模的进出口贸易创造条件。
近年来，外国资本越来越注重在华独资经营，想方设法保护其技术，我们过去的以市场换技术的目标越来越难。在这种状况下，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逆向技术转移，即技术由东道国向投资国转移，纷纷通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打破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进一步讲所取得的技术带到母国企业进行消化吸收。我们所熟悉的华为、联想、海尔等一批优秀中国企业到海外市场投资并不一定直接获得产品上的优势，但是它们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途径在发达国家设立研究与开发机构，兼并当地高新技术产业，一方面来提高自身的研发水平，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另一方面将这些技术带到国内母公司，掌握世界上最新技术动态，与时俱进。因此，在当今世界全球技术一体化的趋势下，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先进技术的源头，并实现国外向国内的转移，将对我国的技术进步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3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数量具有直接的以及间接的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对外直接投资对于短期就业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因从事对外直接投资而使本国企业本该进行的生产活动停止所导致的就业机会的减少，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造成的国内就业机会一定程度上的增加，如为海外公司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形成的额外的就业机会。当前者大于后者时，对外直接投资将导致投资国就业机会的减少，反之，则会导致就业机会的增加。
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篇9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挤出效应;协整;误差修正模型
中图号:F12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9451(2009)02-98-05
anempiricalStudyoftheeffectofForeign
DirectinvestmentonChina’sDomesticinvestment
wanGmingxing
(SchoolofStatistics,Jiangxi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nanChang330013,China)
abstract:
anempiricalanalysisoftheeffectofforeigndirectinvestimentfrom1983~2007onChina’sdomesticinvestmentismadybyusingthecointegrationanalysisandtheerrorcorrectionmodel.theresultsobtainedshowthatforeigndirectinvestmenthasacrowdingouteffectondomesticinvestmentinthelongtermwhileintheshorttermithasalaggedandnegativeeffect,whichrequirestherelevantgovernmentdepartmentstomakearightadjustmentinthecurrentpolicyonutilizationofforeigninvestmentsoastoweakensuchacrowdingouteffectandmakebetteruseofforeigninvestment.
Keywords:foreigndirectinvestment;crowdingouteffect;cointegration;
errorcorrectionmodel
吸引外商来华投资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流入不仅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带来了稀缺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而且为东道国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改善了东道国的对外贸易,优化了东道国的产业结构等。但是随着我国利用外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外商直接投资的负面效应开始凸显并影响了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就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因此本文从整个宏观角度出发,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从而为政府调整利用外资结构和规模,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发挥外资的正面效应提供理论依据。
(一)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国内投资关系的理论探讨
国内总投资包括本国投资者所形成的投资和外商所形成的投资这两部分。相应地,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投资之间的关系也就有两种:第一,外商直接投资与外商所形成的那部分国内投资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反映外商直接投资如何转化为外商所形成的那部分国内投资。第二,外商直接投资与本国投资者所形成的那部分国内投资之间的相关性问题,即外商直接投资是促进了国内投资,还是减少了国内投资,或者两者之间根本不存在相关性。本文所要探讨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投资的关系属于后者。如果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导致国内总投资的增加额超过了外商直接投资本身的增加额,则说明了外商直接投资带动或促进了国内投资,此时称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入效应。挤入效应的产生途径主要有: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如果给东道主国家带来新技术或新产品,迫于竞争的压力,国内企业会不得不引进新技术或者增加自己的研发投入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从而导致国内投资的增加;若外商投资的行业与上下游产业有很强的关联性,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会带动下游和上游企业投资的增加;另外FDi企业与国内企业之间的人才流动会使前者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流入到后者,这样国内企业利用先进技术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同时也会增加自己的投资。相反地,若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导致国内总投资的增加额小于其自身的增加额,则国内投资减少,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一般来说,FDi企业拥有先进的生产技术,经营管理以及强大的品牌力量,再加上东道主国家给予的各种优惠会使得其在争夺生产要素,产品市场中处于有利地位,若FDi企业进入了国内发展已相对成熟、竞争相对激烈的行业,在投资机会和产品市场饱和的状态下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必然会减少甚至替代国内投资。另外,FDi企业通过进口来购买原材料和出口来实现产品的销售,这样会切断与国内上下游行业之间的原有关联性从而导致国内投资的减少。最后,如果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额等于国内总投资的增加额,则表明两者之间不存在相关性。
(二)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主国家国内投资关系的研究国内外学者针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利用不同的挤入挤出效应模型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BorenszteinGregorio和Lee运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对69个发展中国家19701989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FDi对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国内总投资的增加额约为FDi流入增加额的1.52.3倍。manuelRagosin和Ricradomayer采用19701996年间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3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运用总投资模型,证明FDi对亚洲各国的国内投资产生了很强的挤入效应,对拉丁美洲各国却产生了挤出效应,与非洲各国的国内投资则无显著的相关性。
近年来,国内部分学者也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张倩肖在新古典投资模型的基础上证明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国内投资产生了替代效应。在区域性研究方面,王志鹏和李子奈运用面板数据分析后发现,FDi对我国东部地区的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对中部地区国内投资存在挤入效应,而西部地区FDi的挤出效应不显著;薄文广采用总投资模型论证了珠江三角洲地区FDi的挤出效应比长江三角洲地区更加明显。
以上在分析FDi对国内投资的影响时大多采用总投资模型,由于模型中解释变量很多容易产生多重共线性,另外解释变量中还含有滞后被解释变量,因此运用oLS法来估计模型就会失效。本文采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国内生产总值对国内总投资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影响。
二、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影响国内总投资规模的因素诸多,主要有两种投资需求模型:加速度模型和资本存量模型。在这里采用加速度模型来研究总投资的变化,加速度模型表明投资需求不仅要受到本期国民收入水平的影响,而且要受到上期国民收入的影响,同时还要受到本期流入的外国资本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将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额(FDi),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影响国内总投资的主要因素,研究它们对国内总投资的长期和短期影响。从中经统计数据库中可以搜集到19832007各年全国的FDi,GDp数据,而国内总投资额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Di)来代替。由于统计资料上FDi数据是以美元标价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在分析中首先将其用美元对人民币的年平均汇率折算成以人民币标价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为了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分别对以上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国内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取对数,取对数后的结果来表示。
(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对于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可能产生伪回归的问题,因此在回归分析之前必须要对变量序列lnGDpt、lnFDit、lnDit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变量的平稳性及单整阶数。运用eviews5.0中aDF方法分别对lnGDpt、lnFDit、lnDit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下表1。
表1中d表示变量的一阶差分;检验形式中C代表包含常数项,t代表含有趋势项,K表示滞后阶数;滞后阶数的选择标准是以aiC和SC值最小为准则。从表1中可以看出,ln(GDpt)、ln(FDit)、ln(Dit)的aDF检验统计量值分别大于1%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表明水平序列lnGDpt、lnFDit、lnDit都是非平稳的;其一阶差分变量d(lnGDpt)、d(lnFDit)、d(lnDit)的aDF统计量值分别小于10%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这样它们的一阶差分变量在10%显著性水平下都是平稳的,因此ln(GDpt)、ln(FDit)、ln(Dit)都属于一阶单整变量序列。
(三)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
尽管lnGDpt、lnFDit、lnDit都是非平稳的,可是同为一阶单整变量的它们之间可能存在一个稳定的线性组合。采用Johansen方法对ln(GDpt)、ln(FDit)、ln(Dit)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行检验,在“Cointegratingequation(Ce)andVaRspecification”栏目中选择第三个备选项,即设定时间序列数据存在确定性线性趋势,但协整方程(Ce)和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中只含有截距项不含有趋势项,同时一阶差分滞后阶数选择为2阶,eviews5.0运行结果如下表2和表3。
表2中在检验原假设H0:r=0时无论迹统计量还是最大特征值统计量都大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表明拒绝原假设,三个变量之间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在检验原假设H0:r=1时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都小于对应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说明不能拒绝H0:r=1,因此ln(GDpt)、ln(FDit)、ln(Dit)之间仅仅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表3给出了三者之间的协整数量关系式:
lnDit=-3.85500+1.33874lnGDpt-0.127547lnFDit
虽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国内生产总值和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都有各自的波动规律,但从长期来看,三者之间存在一个稳定的关系,其中国内生产总值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产生了促进作用,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1%会使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约1.3%,而外商直接投资则挤出了部分国内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将使得国内总投资减少近0.13%。
(四)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协整关系反映了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由于许多随机因素影响着包括诸多变量的经济系统,所以经济系统经常处于一种非均衡状态。变量组成的经济系统之所以能够保持一种均衡趋势,是因为系统本身具有自我调整机制,当变量在上一期偏离了均衡点时系统在下一期会对上一期的非均衡误差做出修正从而使得变量不断地围绕着长期均衡关系进行上下波动而不是更进一步地脱离均衡关系。构造误差修正模型正是为了寻找这种调整机制,它描述了变量从短期波动向长期均衡调整的过程。根据ln(GDpt)、ln(FDit)、ln(Dit)之间的协整关系:lnDit=-3.85500+1.33874lnGDpt-0.127547lnFDit,可以建立如下形式的误差修正模型:
上式中参数βi(i=1,2,…,9)是短期参数,表示变量之间的短期调整关系,其中β9也称为修正系数,它反映上期的不均衡误差对本期被解释变量短期波动的影响程度,说明被解释变量短期对误差的调整速度。eCmt-1代表非均衡误差的一阶滞后项,eCmt-1=3.85500+lneit-1-1.33874lnGDpt-1+0.127547lnFDit-1运用oLS法对以上的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得到如表4的结果:
R2=0.860981,调整的R2=0.756716,Dw=2.430159,F-statistic=8.257670.
从表4中可以看出,解释变量中只有
d(lnDit-2),dln(GDpt),d(lnFDit-1),eCmt-1的t统计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因此剔除其他的解释变量,只以d(ln(Dit-2),d(lnGDpt),d(lnFDit-1),eCmt-1,作为解释变量重新用oLS法对误差修正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下表5。
从估计结果可以发现所有的解释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且模型的拟合优度(R2=0.804872)也比较高,说明所建的误差修正模型是有效的,它可以表示成下列形式:
d(lnDit)=-0.130397+0.591627d(lnDit-2)+1.619331d(lnGDpt)-0.233414d(lnFDit-1)-0.300074eCmt-1
其中前两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变动以及本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都对本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短期变动有正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591627和1.619331,可见本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对当期本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影响比较大;而前一期的外商直接投资的短期变动对对本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短期变动产生了负影响,前一期的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会导致本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下降0.23%,影响力并不大。另外滞后一项的非均衡误差对本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变动也起着负影响,符合误差反向修正机制,上期误差的30%在本期得到了修正。
三、结束语
就全国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存在着长期的挤出效应,我们认为这主要是由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在产品市场上的竞争所造成的。流入我国外资的行业分布比较集中于制造业,尤其以轻工业为主,长期以来制造业领域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60%以上,这与内资企业的产业结构总体上相似。由于轻工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产品技术含量不高,替代性较强,这样外企的进入并不会创造和扩大国内的市场需求,只能与内资企业竞争去争夺有限的市场空间。与国内企业相比,外资企业通常拥有国际知名的品牌、丰富的管理经验及国家给予的超国民待遇,所以在产品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外资企业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进而减少或取代了国内的投资。另外,今几年来外商直接投资选择独资这种生产经营方式的比重不断上升,2004,2005,2006年这个比重更是超过了70%,这也就限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企业技术溢出效应更好的发挥。
从短期看,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变化存在滞后一期的负影响,前一期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会导致本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下降0.23%,这说明外资企业的竞争优势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逐步发挥出来;对本期国内投资变化影响最大的还是当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当期GDp每增加1%,大约会使得国内投资增加1.6%;而上期的非均衡误差对本期国内投资的影响也达到了0.3。
鉴于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的固定资产投资产生的挤出作用,国家在今后利用外资的政策上要做出一定的调整来增强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挤入效应,削弱其挤出效应,这对于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优化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建议:国家应积极将外资引入到服务业领域,改变当前这种过度集中于制造业的状况。即使在制造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也只能引入那些技术含量高的知识密集型外资企业,而对于一般的加工制造业实行国民待遇,这样会增强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也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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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篇10
论文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福建经济；连带效应
论文摘要：长久以来，外商投资就是福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文章通过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福建经济发展之间的连带效应，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福建经济发展起着巨大影响作用。文章最后还分析了福建外商投资产业结构的不平衡以及外商投资的不足,从而提出福建加大力度吸引外商投资和提高利用外资效率的必要性。
外商直接投资（FDi）是指外国企业和经济组织或个人（包括华侨、港澳台胞以及我国在境外注册的企业）按我国有关政策、法规，用现汇、实物、技术等在我国境内开办外商独资企业、与我国境内的企业或经济组织共同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或合作开发资源的投资（包括外商投资收益的再投资），以及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项目投资总额内企业从境外借入的资金。
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许多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两者的联系。Bhaganyam等（1996）证实，外商直接投资在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大于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与此同时，许多研究也表明，外商投资对东道国是存在正面和负面效益的。外商直接投资的积极效益表现在，其承载了东道国所具有的先进技术。这些技术将东道国的生产提高到新的水平，使同样数量的物质投入可以带来更多的产出，从而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而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表现为：外商直接投资会加剧东道国产业结构不合理，拉大了地区发展的差异；由于外商投资企业拥有较为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在其只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很容易垄断部分行业等等。
对外商直接投资与福建经济之间关系的问题，国内不少学者已采用了不同角度对其展开了研究，如黄立（2006）运用产业结构偏差指数SD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对福建省产业结构变动所产生的影响；罗承（2006）以区位优势理论为基础，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与福建省劳动力工资水平、市场容量和消费水平、产业结构等变量之间的关系；何晓奇（2005）通过对福建省外商直接投资、出口与GDp增长之间的实证分析,得出了出口与福建省经济增长的关联度很大,而外商直接投资与福建省经济增长的波动关联不大的结论；吴德进（2003）从技术溢出效应的角度运用计量模型进行分析，认为福建省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比较显著。由此可见，对福建经济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进行细致的研究，这对研究福建经济发展以及今后外资直接投资发展的努力方向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