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方向篇1
一、过去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更偏向“稳增长”，2017年工作重心将侧重防风险
从近年来的政策目标来看，2016年首次提出了“防风险”，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虽然“防风险”位列最后，但笔者认为在实际的政策制定和政策出台中，目前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调控的重心，已经由近十年的“稳增长”向“防风险”转变。
梳理了2006年至2016年的宏观经济政策，随着国内经济从2007年经济增长达到14.2%的历史次高点，经历金融危机的断崖式下跌，逐步有所回升进入经济增速不断放缓的新常态，宏观经济政策也经历了从“双防”到反危机的调控政策、由微刺激向定向调控①再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转变②。从政策目标来看，金融危机前宏观调控以“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通货膨胀”为主要任务，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金融危机的到来使得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反转，实施以“防止经济过快下滑”等为核心的反危机政策，截止到2011年，政策目标主要是保增长一直是金融危机以来宏观政策的首要目标，而稳增长则是2012年以来政策调控的第一目标。而从“双防”到“四万亿”强刺激，从强刺激到定向调控，从微刺激再到供给侧改革；从过度强调有效需求不足和危机管理向强调潜在供给能力下降和结构性改革，无不体现了宏观政策对于稳增长的倚重（见表1）。
2016年政策重心开始向“防风险”转变，上半年，宏观调控明显体现了稳增长的主基调，下半年在政府主导力量带动经济企稳的同时，系统性风险有所扩大，债务风险的凸显，房地产价格的暴涨，股市市盈率经历2015年的股灾后有所回调但依然在2008年危机前的水平，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开始发生转变。6月，国新办专门针对债务问题举行了“债务吹风会”；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除了明确五大重点工作方向，尤其提出要“抑制资产泡沫和降低宏观税负”；9月以来至国庆期间，全国20个城市集中出台对地产限购和限贷的政策；10月，国务院出台《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以及《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10月28日召开的全年第三次政治局会议尤其强调了“货币政策要抑制资产价格泡沫和防止金融风险”。近期，银监会明确将表外理财资产纳入mpa广义信贷监测，严禁银行理财资金违规进入房地产领域，证监会管理下的交易所大幅提高了地产债的发行标准甚至传出暂停发行的消息；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因此2017年，一方面，抑制资产泡沫将进一步强化；另一方面，在杠杆率高企的背景下，控制总体杠杆率的同时，降低企业杠杆率是工作的重中之重，更加注重股权融资的功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去年“扩大直接融资比重”改为“加大股权融资力度”，更是明确了对债务风险化解的路径之一。
二、在当前经济底部企稳的背景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将在“稳中求进”中坚定推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出“稳重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笔者认为，稳既是推动改革的环境，也是经济工作的目标，同时也是改革推动的准则和内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表述将政策目标中重新加上了“促改革”，也凸显了管理层对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决心，尤其是在当前宏观经济基本面稳中向好的背景下，2017年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要工作内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坚定推进。
从2016年的情况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从实际情况来看，“三去一降一补”有实质性的推进，虽然不同过剩行业去产能进程不一，但煤炭、钢铁等行业的去产能均有所推动；以煤炭、钢铁行业为例，上半年二者去产能推进节奏缓慢，1～6月份，仅完成全年目标的30%左右，下半年进度明显加快，12月份中上旬已经完成钢铁4500万吨、煤炭2.5亿吨的去产能目标任务。虽然随之而来的是煤炭、钢铁价格的快速反弹，尤其是动力煤的期货价格，已经反弹至近3年的新高；作为基础类产品的煤炭、钢铁价格反弹也为进一步去产能是否能持续推进增加了阻力和疑问，但是从供需来看，行业产能过剩的基本面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因此2017年仍是去产能的关键时期，在宏观经济持续筑底中，去产能仍将延续。
以去杠杆来看，从2016年以来的情况来看，以资产负债率指标来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体杠杆水平微幅下降，但是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去杠杆态势不一，前者杠杆率进一步上升，而私营经济部门则持续去杠杆（见图1）。从历史情况来看，近几年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基本稳定在47%～58%左右，但是在经济处于低谷期，稳增长主要由政府相对可控但是效率相对低下、同时也负有社会维稳责任的的国有企业部门投资来保增长，因此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資产负债率由金融危机之前的56%左右上升至目前的60%以上；私营经济并没有很深的介入政府主导的逆周期调控，基本上是顺应了经济的自然周期进行债务收缩，因此资产负债率由危机前的58%左右下降至目前的51%左右。当时在当前债务风险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将坚定持续推进僵尸企业、高负债企业、过剩产能企业的调整，进一步推动“三去一降一补”工作，今年尤其是下半年以企业破产、债务重组、债转股等手段的存量调整有所进展，但相对低于市场预期，2017年预计将有所加快。
三、在防风险为重心的背景下，稳健的货币增长将更趋向中性偏紧
对于货币政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表述从2016年的“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为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转变为“货币政策要保持文件中性，适应货币供应方式新变化，调节好货币闸门，努力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笔者认为，在当前以防风险为重心的背景下，防范资产泡沫与去杠杆持续，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将相对有所收紧。主要原因如下：一方面，在国内资产价格上涨，ppi和Cpi超预期，通胀压力增加；另一方面，美国加息的启动以及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都对货币政策形成一定制掣。与此同时，随着人民币汇率贬值，外汇占款的趋势性减少带来基础货币供应方式的调整都对货币政策形成一定影响（见图2）。
事实上，自2014年以来，我国外汇占款已经开始出现负增长，基础货币投放压力加大。此前，外汇占款是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方式之一，外汇占款的趋势性减少使得基础货币投放方式不得不发生改变。2016年以来，央行主要采取公开市场操作和mLF为主要货币投放方式，尤其是8月底和9月中旬分别重启14天和28天逆回购，流动性呈现明显的短期化特征；“锁短放长”的流动性操作有利于金融主动去杠杆，防风险（见图3）。同时，货币政策收紧态势近期也有所体现，尤其是第4季度以来，无论是逆回购利率、国债收益率、还是发行利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上行，另，央行进一步完善对商业银行的mpa考核，尤其是同业存款账户的清理和将表外理财产品纳入表内监管等事实，均体现了稳健的货币政策更为趋紧，2017年这种态势将会延续。
四、房地产调控重在“稳”，建立长效机制并非首次提出，重在落实
对于房地产市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大起大落”的政策目标，并再度提出要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由于房地产对经济增长和民生影响颇重，对其调控首当重“稳”。而建立长效机制，则需要痛下决心，改革土地制度。
从过去来看，房地产行业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2003年开始实施调控以来，调控效果不尽如人意，“十年九调控”房价陷入“屡调屡涨”怪圈，中国房地产市场是典型的政策市场，房地产作为投资品的属性随着货币在股债等资产流动中体现明显，尤其是2016年房地产价格泡沫化更是说明了这一点③。对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要回归房屋的基本属性。从调控手段来讲，尽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货币信贷、土地供应、住房制度改革等多方面进行了计划部署，但细看具体内容，并无太多新意，更多是强调对已出台的多项政策要切实推进，要求见到成效。尤其是建立长效机制，也并非首次提出，早在2013年就已经提出要建立适应市场规律的长效机制，时至今日，长效机制并未形成。根本原因就在于无论金融危机期间的保增长，还是近年的稳增长，均高度依赖于土地财政、房地产及其带动的相关行业发展。房地产调控思维更注重短期效果和短期影响，因此，由于对经济增长和民生影响甚重，房地产市场调控总是出现反复，2016年尤其反应了调控政策反复无常、朝令夕改（见图4）。
在经济持续筑底，防风险成为经济工作的重心背景下，2017年，房地产调控将突出“稳”，一方面，对于供给相对短缺，房价上涨压力较大的城市会合理增加土地供应；另一方面，三四线城市加大去库存，坚持分类调控，因城因地施策，将去库存与城镇化结合起来。而对于建立起房地产市场的长效机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的“加快研究”意味着短期内并不能实现，需要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包括央地两级政府财税收入的分配、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制度、城市居民住房用地70年期限、设立房地产税，等等。因此，必须改变注重短期效果的行政化的调控思维，增加市场机制的作用，转向长期的全方位改革。
五、更加注重实体经济发展
在当前“脱实就虚”凸显的背景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并且从提高质量标准、加强品牌建设、实施创新驱动等多个角度论述了如何推进实体经济的发展，旨在保护实体经济，防止过度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产生的不良影响，尤其是还提出“稳定民营企业家信心”。
经济政策方向篇2
关键词：公共财政政策作用定位
一个国家的公共财政政策对其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都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在科学发展观的正确指导下，结合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当前我国正面临着对于公共财政政策作用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定位问题，以期更好地利用财政手段来促进我国经济的更好更快发展。
一、公共财政政策在我国宏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一）公共财政政策可以实现调节社会总体供求平衡
公共财政政策可以对社会总体供求状况进行调节，促进其总体平衡，通过对社会经济总量的调节，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良性转变，从而为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建良好积极的宏观经济环境。从很多经济发展实践可以看出，我国经济要想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就必须将注重外延式增长或者数量扩张的经济增长方式切实转变为内涵式增粘个或者围绕质量为中心的扩张形式，而要想实现上述的经济发展转型，肯定缺不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都无法促进这种转变，唯一的方法就是政府部门根据实际经济发展情况，采取有效地紧缩与扩张的公共财政政策，同时注意与货币政策等政策方针的协调配合，这样就可以对社会总需求的过分收缩或扩张加以有效地抑制，从而营造出稳定、健康的经济发展环境，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保障。
（二）公共财政政策可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公共财政政策可以通过对国民收入以及社会总产品的初次以及再次分配过程的指导，来实现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从而有效提升社会经济资源的实际配置效率。财政资金流量和流向以及分配结构是社会再生产里的关键环节，对政府支持和影响经济发展过程，对经济运行进行有效调节，并推动科技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公共财政政策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直接体现有两点：第一是政府财政部门通过直接预算的安排来对社会投资结构进行协调，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第二，财政可以通过对国民收入和社会总产品的生产、分配以及使用的过程进行监督，从而促进企业压缩成本，节约资金，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三）公共财政政策可以对市场经济运行实施间接调控
公共财政政策可以通过对个人、企业以及政府相关部门等经济主体的各种行为进行规划，从而间接的控制和影响经济的运行，是市场经济整体能够沿着健康、稳定的预期路线和方向向前发展，公共财政政策之所以有这种作用，主要原因在于公共财政政府是政府部门根据相应的国家权力来制定和实施的，其直接和国际政府的各种经济活动以及调控职能相关联，具有引导性、强制性和权威性等等。
二、我国公共财政政策定位方向分析
（一）我国的公共财政政策将致力于调整经济增长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
首先，在财政投资方面，将逐渐从一般竞争性的投资领域退出来，将财政投资的重点放到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公益设施的建设和发展当中，从而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奠定更加扎实的基础条件。
再者，将逐步构建财政投资和融资机制，提高和改善政府对资源配置的调控效率。具体来讲，将逐步构建有效合理的财政投资与融资体系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对政府财政投资活动进行统一的管理，从而充分发挥政府在投资活动中的导向性作用，从而尽快实现政府投资大部分用于风险投资、公共以及一些基础的项目中，将社会投资更多的引向竞争性的领域内，从而形成新的更健康的财政投资格局。与此同时，不断完善我国的税收法规，切实通过税率和税种的设置来落实和体现国家的产业和财政政策，促进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更好更快发展，从而使得我国的经济和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的优化。
其次，要对财政支撑经济的发展的模式加以改革，相关公共财政政策中要逐渐转变返还所得税、包干税费、税费减免等等让利减税的一般做法，将重点放到对市场竞争秩序的规范工作中，为市场中所有的竞争主体构建一个统一、公正、公平的竞争环境，这才最好的长远政策方向。
（二）公共财政政策将致力于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
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不能够单单依赖市场机制，相关政府部门，尤其是财政政策方面一定要发挥应有的作用，切实将三农发展过程中属于政府部门的事项逐渐归入到各级财政支出的范围内，根据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相关要求，将三农问题的解决白道突出重要的位置，并加以大力的支持，逐渐由以前的农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持工业转为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对当前的公共财政资源的具体分配格局进行适当的调整，逐渐将农村地区纳入到公共财政的服务范围，并适当向其倾斜，切实加大三农的财政投入。
（三）公共财政政策将致力于维护生态环境不受进一步破坏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历来都是对立而又统一的，经济的发展一定要给予对环境的保护，因为只有生态环境不断地为经济发展提供能量和物质，才可以维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再者生态环境的保护也无法脱离经济的发展，好的生态环境只有在良好的经济秩序和经济结构中才得以获取保护，反之肯定会出现过度捕捞、滥垦滥伐等问题，与此同时，维护生态环境不受破坏和污染治理等工作离不开资金和技术的支持，这些都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来加以职称，所以公共财政政策的定位中不可能忽视保护生态环境这一因素。
三、结束语
总之，公共财政政策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很多方面的问题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只有清醒的认识到公共财政政策的深层次作用以及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并作出正确的定位，才可以更好地促进和维护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经济政策方向篇3
关键词：稳健财政政策，中性财政政策，短期效应，政策调整
2004年12月3日至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我国于2005年开始施行稳健的财政政策。这一政策的提出，一时间引起了国内各界的广泛关注。自1998年以来，我国实行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现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将被稳健的财政政策所取代，与稳健的货币政策一道向中性转变。本文通过阐释稳健财政政策的含义，分析目前我国调整财政政策的必要性，进而提出实施稳健财政政策的若干对策。
一、稳健财政政策的含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里包含两方面基点：一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另一个是国家必须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国家宏观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包括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构成彼此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财政政策是指政府直接使用调节税收或增减政府支出的方法以达到特定经济目标的政策及措施。在现实的宏观调控过程中，政府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按照“相机抉择”的原理，要适时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我国政府此次提出用稳健财政政策取代实施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正是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审时度势，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的重大调整。
1.财政政策类型和稳健财政政策的含义。财政学理论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不同功能，将其分为扩张性、紧缩性和中性三类。其中，扩张性财政政策是指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总需求，以拉动经济增长。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功能则与其正相反。所谓的中性财政政策是指财政的分配活动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保持中性，对经济既不产生扩张效应也不产生紧缩效应。
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两大主流学派，在宏观经济政策上有不同的主张，凯恩斯主义秉承需求管理思想，主张政府应对经济进行积极干预，而相对来说小有作为的中性政策则不受欣赏。而货币主义认为，对于稳定总需求来说，货币政策方法优于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方法，主张实行非干预性的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简单规则，以便让市场机制自由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这样两种政策倾向使得中性财政政策很难纳入西方经济学家的视野。而中性财政政策的说法，实际上是我国学者首先提出来的。他们一方面认为现实条件要求前期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相对淡出，另一方面又不希望政策调整过猛造成经济起伏，他们所说的“中性”是在政策转型的操作上保持一种“中性”的姿态。
因此，对于当前讨论的稳健财政政策即中性财政政策的含义，我们可以作双重理解：一层意思是以财政理论中的中性财政政策作为政策调整目标，另一层意思是在当前经济环境下政策调整应该坚持中性的操作方式。
2.稳健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现阶段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可以概括为“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随着财政政策由“积极”向“稳健”的转变，财政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将发挥重要的职能作用。主要表现在：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宏观调控的客观需要，及时主动调整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由总量调控为主转向结构调控为主，注重解决经济社会不协调、城乡不协调、区域不协调等深层次结构问题，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财政政策由主要拉动经济增长转向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财政政策通过大力支持体制改革，健全和完善市场机制，减少体制复归倾向，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财政政策坚持增量平衡，控制赤字规模，注重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主动防范公共风险。这表明，“稳健”绝非无所作为，而是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调节作用。
二、中国向稳健财政政策调整的必要性
中国政府提出财政政策由“积极”向“稳健”调整有其必要性。一方面实行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积极效应日趋减弱，另一方面新的经济增长周期、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又要求政府对宏观经济进行有力调控。在这样的双重压力下，对财政政策做出必要调整乃是顺时应势之举。
1.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要求财政政策进行调整。2003与2004连续两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1%和9.5%，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同比上涨1.2%和3.9%，工业晶出厂价格指数分别同比上涨2.3%和6.1%，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分别上涨4.8%和11.4%，这些数据表明我国经济已经摆脱了通货紧缩的阴影，结束了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至2002年间，经济增长率连续保持在“七上八下”的高位低谷的局面，我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但是伴随而来出现了部分行业和地区投资增长过快等问题，国民经济出现局部过热，煤电油运供求紧张的矛盾凸现。2004年上半年，全国有24个省级电网先后出现不同程度的拉闸限电，夏季全国电力供需缺口在3000万千瓦以上；煤矿已基本开足马力生产，但仍供不应求；石油、石化两大集团炼油装置接近满负荷运转；铁路日均装车突破10万车，但请车满足率仍不足35%，煤电油运都处于满负荷运行状态。”，同时，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连续多年减产，粮食供应靠挖库存维持平衡，尽管2004年粮食丰收，但粮价仍然上涨了26.4%，粮价上扬带动了居民消费品价格的明显上升，通货膨胀压力逐渐加重。根据经验数据，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约为9%左右，适度经济增长率区间为8%-10%。当经济增长达到潜在经济增长率时，就会出现局部过热；当经济增长率超过10%时，就会出现总体过热。我国经济增长率在2003和2004连续两年超过9%，这表明我国经济正处在上升周期的关键阶段，如果政府的宏观调控得当、适时适度，就可以延长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使经济增长的良好态势保持下去。如果处置不当，调控迟缓或力度不够，就可能使经济增长率过快冲过10%而达到全面过热；或者调控过早、力度过大，也可能过早扼杀宝贵的增长良机。因此，中央在此时提出稳健的财政政策是适宜的。
经济政策方向篇4
关键词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相机抉择单一规则
1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及其成因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研究的是货币政策能否系统地以及能多大程度上影响产出，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议一直是宏观经济学的热点问题。在这个前提下，紧缩性货币政策具有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的作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具有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作用。早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即提出了“流动性陷阱”，认为货币政策在大危机面前不如财政政策得力，但他从来没有完全否定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20世纪40年代初，著名经济学家汉森曾言到：“货币武器确实可以有效地用来制止经济扩张。”同时他也注意到：“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所提供的充分证据表明，恢复经济增长仅仅靠廉价的货币扩张是不充分的。”目前的一些实证研究，发现了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当中确实存在显著的货币政策非对称性。
货币政策产生非对称性的作用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种是由于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经济行为主体的预期形成机制和作用方式不同，因此导致了货币政策作用的非对称性；第二种是存在银行和资本市场上的各种信贷约束，这些信贷约束只有当货币政策紧缩时，才能够成为紧约束，并且发挥实际作用；第三点是经济当中存在各种名义粘性和实际粘性，例如价格粘性和工资刚性等，这些粘性因素使得价格在经济扩张期间向上变化的灵活性高于经济收缩期间向下变动的灵活性。
2货币政策非对称性下的我国宏观调控模式的选择
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当中，经历了大约4～5个完整的经济周期波动，从1998年开始，连续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刘金全（2002）所作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紧缩性货币政策对实际产出具有显著的降低作用，强于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于产出的促进作用。
1993~1996年我国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选择货币供给量作为中介指标，实际上是在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为了防止社会因货币供给量失控而造成的物价上涨。货币供给量对于物价水平的影响十分显著，要平抑物价，就必须严格控制货币供给的增长。1997年之后的5年内，我国经历了长达5年的通货紧缩的时期，一方面供大于求的过剩经济急需增加货币供给量，以启内需；另一方面银行体系大量存款闲置。央行增加货币供给量的行为也被经济主体规避风险的反向选择所化解，也就是说，在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政策的作用大大下降了。正是由于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作用的存在，我国应该谨慎选择合适的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和调控模式。
凯恩斯和弗里德曼两名经济学界著名的学术泰斗，在调控模式上有着不同的看法。凯恩斯认为货币需求是不稳定的，应实行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逆经济风向行事；由于边际消费倾向的递减和资本的边际效益递减，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因此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定为充分就业。弗里德曼认为货币需求是稳定的，主张用“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代替凯恩斯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提出以一个长期稳定的货币供给的增长率作为货币政策的操纵目标，最终目标为物价稳定。
相机抉择也叫反周期货币政策，是指政府根据经济运行的阶段特征以及政策效果来相机抉择使用宏观经济政策。相继抉择通常要考虑以下几点：
（1）逆风向行事。当经济衰退时，通常选择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当经济过热或出现通货膨胀时，通常选择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2）政策的时滞。经济中存在的不同类型的时滞如数据时滞、认识时滞、立法时滞、执行时滞、作用时滞。政府要及时实行和选择经济调控措施，避免前一轮调控政策在经济风向转换后才发生作用。
（3）政策的组合和协调。通常有双紧双松和一紧一松的政策组合。“单一规则”认为由于货币政策时滞等原因，反周期的干预不仅不能熨平周期，反而会加剧周期波动。其推导逻辑是：消费函数的稳定性，决定货币需求的稳定性；货币需求的稳定性决定货币供给具有稳定性；货币供给的稳定性决定了货币政策调控模式必然是“单一规则”。
事实上，世界各国在货币政策调控模式选择上无一例外地奉行“相机抉择”模式。美联储利率的频繁调整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动曲线也不是水平的。此外，从中国货币政策表述的繁复多变中容易看出（见表1），我国中央银行基本上时按照“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调控模式。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冲击存在非对称现象，正向的货币冲击效果和负向的货币冲击效果相比，效果相对较弱，这也解释了我国对经济运行宏观调控的“刹车容易，启动难”现象。
从货币政策操作应力求完善上看：①随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由货币渠道向利率渠道转化的趋势，货币政策不宜简单地以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是否适度来衡量而应把握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经济增长和物价上涨之间的关系。应该更加关注最终目标，即物价上涨水平而非中间目标即货币供应量的变化；②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迅速，一方面，资本市场投资与银行储蓄存款的替代关系越来越明显，客户保证金对货币层次结构的影响越来越大，致使m2指标的全面性受到质疑；另一方面，我国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不显著，资产价格对实体经济尤其是投资与消费的影响并不大。因此，货币政策的操作应主要以实体经济的稳定和增长为目标，同时适当兼顾资本市场的需要；③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预期和信心对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作用日益增强。我国的货币政策实践应适当考虑预期因素的作用，在货币政策决策前，对预期因素的作用有一个“预期”，以保证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由于货币政策的实施依赖于对未来经济变动的预期，而经济运行具有不确定性，人们理解市场变化、预期的改变以及理解社会公众对货币政策变动的反应在目前力所不及，因此，中央银行适时、谨慎地相机抉择来实施货币政策并采取渐进微调的方式进行操作可能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3新时期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组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不断变动调整，各种不确定性的发生，加剧了我国政策的复杂性。当前我国央行的利率管制，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性、风险约束、非利润约束以及管理权限的高度集中，企业、个人的悲观性经济预期等都成为影响货币政策作用效力的因素。
1998年以来，我国连续几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利用国债资金进行重点建设，有力地拉动了经济增长，抑制了通货紧缩趋势，而且加快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同时又实施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在货币供应量方面多数时候进行扩张性操作，有力地支持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到1999年，通货紧缩基本停止，经济恢复到8%的增长速度，可以说，1997年以后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基本上符合经济理论的逻辑和经济现实的要求。问题是在中国2003年经济增长率达到9.1%，从而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后,宏观调控应实施怎样的转向呢？
目前，我国经济不是全面过热，而是带有明显的局部过热的性质，部分行业和地区投资增长过快，资源瓶颈越来越明显。针对国民经济中的这些矛盾和问题，原有的积极财政政策不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和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反而有助于加大投资与消费比例的失衡，形成逆向调节。因此，必须及时调整政策的方向，以适应经济形势变化的需要。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两大重要政策，它们的作用机制、方向和适用的条件均不相同，并且不可相互替代。一般而言，货币政策的行政时差比财政政策短，但财政政策的特点是一旦政策措施确定，其影响比需要经过传导机制渐渐展开作用的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和迅速。在膨胀和紧缩总需求的作用上，由于财政政策的直接作用，在克服需求不足，促进经济加速方面起到突出作用，而货币政策在抑制货币增长、治理通货膨胀方面的作用是强而有力的。
我国目前面临投资增长过快、局部过热、通胀压力巨大等情况，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不但不能缓解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还会加剧经济的升温，但政策转型又不能过快，而应采取相对中性的政策。在两大政策的配合上，由于经济过热时，要想通过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抑制过旺的需求，克服通货膨胀和经济泡沫，财政政策往往不如货币政策有效。因此，应实现以货币政策为主，合理地选择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和政策主体的作用方向，形成财政货币政策密切配合的相机抉择的政策机制。
随着国内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我国金融改革的进行，经济全球化的加快，政府必须据此适时调整财政、货币政策的目标和工具。另一方面，在心理预期、政治环境、科技进步等外部因素的作用下，财政、货币政策的短期效应还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今天提出的政策迟早也会有不合时宜的一天，这是经济形势决定政策调整的必然规律。我们的最终目标不是要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惟一政策措施，而是要审时度势、积极主动地利用财政、货币政策等工具，真正实现财政、货币政策的相机抉择，以持续、稳定地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刘金全.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作用和非对称行研究[J].管理世界，2002（3）
2张学功.中国的货币政策：稳定和相机抉择[J].经济师，2006（3）
3李国疆.中国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及宏观政策的有效组合[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4（6）
4邵国华.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分析[J].理论探讨，2005（1）
经济政策方向篇5
关键词：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县域经济发展
一、引言
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优化配置资源，具有地理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产业升级逐步推进，产业由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转移。县域作为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对成功承接产业转移，实现国民经济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意义。财政金融政策作为县域企业融资的重要政策保证，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06年11月，重庆市提出了“一圈两翼”的区域发展战略，同时也为重庆市县域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在重庆市“一圈两翼”的布局中，以渝中区、渝北区、荣昌县和潼南县四个地方作为“一小时经济圈”的主要研究区县，以万州区、丰都县和开县三个地方为主要研究的“渝东北翼”和黔江区和彭水县为主要研究区县的“渝东南翼”，研究其各自财政金融政策与县域经济的发展对促进本地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当下是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的关键阶段，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这一宏伟目标，是一个高水平、高标准和发展相对平衡的小康。这些要求需要我们县域层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高度发达。县域经济的发展也要与时俱进，实现现代化和都市化以更好的协调整个重庆市经济的繁荣高速发展和各地区经济的总体增长。而这上面所提到的成功实现离不开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对区县经济的支持和扶持。同时县域经济又具有十分典型的地方特色，因此县域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离不开这些特色经济的发展。所以，在发展县域经济时也更应当把发展本区县特色经济政策与财政金融政策有机结合起来。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一）文献回顾
在统筹城乡的大背景下研究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发展，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对之研究都相对较少。且在对这方面的所有研究领域中又大多是关于财政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关系研究，所以较之本文的一个研究内容上的创新点就是本文既研究了财政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又研究了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将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两者作用对县域经济的发展进行研究。卓国庆（2008）认为，县域经济的发展应当按照公共财政取向支持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他强调按照公共财政的取向支持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但未对公共金融的价值取向做阐述，而且价值取向问题是一个客观问题，其影响是共同的，在研究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时不具有差别研究的作用。县域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和政权建设中处于重要位置，其发展壮大有赖于高效便捷且强有力的金融支持（姬伐柯·2008），他主要是运用公共管理学理论和公共政策理论，以及相关的县域经济、公共财政、货币政策等理论及其研究方法为指导，主要从理论上分析了我国县域经济发展滞后制度基础。刘家凯、杨若召（2008）结合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两者的共同作用研究其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在研究如何更好地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怎样有效的促进财政政策与县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的过程中首次将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作为一个共同作用作为研究。另外在他之后，其他省份也相继出现有关于财政金融政策与县域经济发展关系类文章。郭翔宇（2004），将县域经济的理论思考、县域经济的发展的实践探索和城乡统筹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为本文的研究打下了一个很好地基础，本文将继续研究在统筹城乡的大背景下来研究财政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发展——以重庆市为例。杨花英（2010）是以海南为例对财政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发展进行了研究。他主要是通过财政金融政策与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经济相结合的发展模式来发展县域经济，这一点与本文的研究十分相像。前者可以作为东部发达地区财政金融政策与县域经济发展关系极好的素材，后者可以作为西南地区等落后地区财政金融政策与县域经济发展关系的一个典例，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在研究财政政策与县域经济的发展——以重庆市为例，是结合西南地区的区域特点和重庆市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的。
（二）研究假说
通过对重庆市“一圈两翼”中以渝中区、渝北区、荣昌县和潼南县四个地方作为“一小时经济圈”的主要研究区县，以万州区、丰都县和开县三个地方为主要研究的“渝东北翼”和以黔江区和彭水县为主要研究区县的“渝东南翼”九个区县进行实证研究。将这九个区县当地特色经济发展状况与财政金融政策相结合以及其他因素的总和对GDp的影响，并从这九个区县经济发展与财政金融政策中总结出财政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总结出并发现规律。重庆作为西南片区的重点建设城市和直辖市之一，有着其十分突出的地方特色。在重庆市的38个区县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财政金融政策的共同作用对各区县经济的增长起最主要的推动作用。虽然在一些地区财政政策作用表现更明显，在另一些地区金融政策表现更明显，但总之财政金融的共同作用对经济的增长起最主要作用，且影响都是同向递增的。在探究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双重影响下九个地区经济的发展的状况，并以这九个地区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的规律加以借鉴并运用于重庆市其他各区县，将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结合起来找出一条促进重庆市县域经济发展的特色道路。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重庆市统计年鉴（2000～2011）。并从重庆市38个区县中选取了渝中区、渝北区、荣昌县、潼南县、万州区、丰都县、开县、黔江和彭水九个区县，选取年限是2000～2011（因2012年各地区统计数据还未统计结束）12年各自的GDp、Fin、SaV、aGR和inV5个经济指标，其中部分地区的部分数据来自当地政府工作报告。本文一共选取了540（>30）个数据，因此属于大样本数据，符合选取数据的科学性原则。
（二）研究设计
（1）研究方法。本文采用计量经济模型的分析研究方法，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和eviews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处理，并从实证的角度来研究对象并总结规律。
（2）变量说明（单位均是亿元）。1）自变量：Fin、SaV、aGR、inV。2）因变量：GDp。
（3）变量的处理。由于重庆市统计年鉴和地方政府报告的数据所保留位数不统一，我们在选取数据时统一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且在选取后的数据进行检查时，都会保证数据的R-squared尽量无限接近于1，几乎所有的检验数据结果都会在介于0.8～0.9之间，与此同时保证所选取数据的prob（F-statistic）小于0.01.
四、实证研究
（一）经济模型的建立
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但本文在研究县域经济发展时主要是研究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对GDp的影响，同时横向选取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作为对比变量研究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对GDp增长的方向和程度。满足以下关系式：
国民生产总值等于常数量、财政、金融、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总和
即：GDp=a+bFin+cSaV+daGR+einV
两边同时取对数得：lnY=blnFin+clnSaV+dlnaGR+elninV
（其中Y：国民生产总值GDp，Fin：财政收入，SaV：金融存款余额，aGR：农业，收入inV：固定资产投资，a：影响GDp的所有常量的和，b：财政收入系数，c：金融存款余额系数，d：农业收入系数，f：固定资产投资系数）
另外，财政有收支两个方面、金融也有收支两个方面的内容。本论文主要从财政的收和金融的收层面进行研究分析。财政政策的作用大小在本论文中换算成经济指标即财政收入的多少，金融政策的作用大小也是通过量化金融收入的形式来研究的。所以本文的财政金融政策的研究就转化到财政金融等量化上的研究中去。
（二）数据的检验
（解释：这些都是对这九个地区2000～2012年所取各数据的variable值的检验，由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其值都是有效且正确的。）
（三）结果分析
（1）图表分析
1）九个区县GDp纵向比较分析
图1
（图1通过对这九个区县GDp纵向比较分析，可以看出荣昌县、潼南县、丰都县、开县、黔江区和彭水县从2000～2011年GDp一直呈上升趋势，但上升很缓慢。而渝中区、渝北区和万州区这三个地方GDp的上升比较明显，且渝中区由于地方原因在2005年突然GDop上升。但所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都不大，总体上呈上升趋势。
2）九个区县财政收入（Fin）纵向比较分析
图2
（图2通过对九个区县财政收入的纵向分析，可以看出从2000～2006各地区财政收入增长缓慢，但从2007～2011，由于2006年的统筹城乡计划实施后这些地方财政收入得到显著上升，其中渝北区变现更加显著。这说明结合区县当地的实际情况，财政政策的有力实施可以提高当地的经济总量，且财政政策对他们的影响是一致同向正相关关系。）
3）九个区县金融存款余额（SaV）纵向比较分析
图3
（从图3可以看出金融存款余额从2000～2007各区县都呈上升趋势，但到2008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出现转折有所下降，但2009年得到回升，且从2009～2011年一直呈上升趋势，且金融政策对渝中区和渝北区这两个地方影响更加明显。）
（2）线性分析（以万州区为例研究固定资产投资和农业收入对GDp的影响）
图4
（横轴表示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金融存款余额和农业收入。纵轴表示GDp，在相同的时间年段内，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发展起着稳定的推动作用，两者结合共同作用促进县域经济的增长。而固定资产投资和农业由于易受环境变化的影响，故，固定资产投资和农业对县域经济的增长不起决定性影响。）
（3）数据的代入
通过数据的代入，观察规律可以看出：
1）当经济指标因为突然原因而发生下降变化时，软件eQUation计算得出其前的系数就为负数。2）当经济指标逐渐变少，且不断趋近于0时，其前的系数也将变为0。3）财政政策系数a介于大于0，且介于0～1之间，前提是在环境不发生重大改变时。4）金融存款余额系数b大于0，且介于0～2之间，前提是在环境不发生重大改变时。5）农业收入系数d和固定资产投资系数e其变化是相当不稳定的。
由以上可以看出，财政收入系数和金融存款余额系数都在相对确定和稳定的范围内，故其影响与经济增长的方向是一致的，且其最主要的推动作用。而农业收入系数和固定资产投资系数都是不断变化着的，所以农业和固定资产投资等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影响是相对较小的。
五、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机制与模式
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作为调节国民经济的重要手段，是各级政府加强宏观调控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按照公共财政和国家金融价值取向，运用财政政策工具和货币（金融）政策工具，促进县域经济健康发展，是县级政府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及其制度安排中重要的内容。2006年以前，由于金融机构树立了“以效益为目标”的经营理念，对县域经济的发展缺乏动力和主动性的支持并严重阻碍了县域经济的发展。2006年后，统筹城乡战略的提出，国家开始更加注重区域发展中的县域经济发展问题。金融机构开始发挥其对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经济产业农业和中小民营企业以及开始重视信贷制度的完善过程同时也间接地为财政政策提供支撑和帮助。因此，县域经济发展应当充分借助财政政策支持来发展并壮大县域经济。此外，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直接决定着县级公共财政的建立和保障能力，雄厚的财政实力又为县域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经济环境。在促进县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由于财政与金融（银行）在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形成中有不同的作用，这就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必须配合运用。如果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各行其是，就必然会产生碰撞与摩擦，彼此抵消力量，从而减弱宏观调控的效应和力度，也难以实现预期的调控目标，阻碍县域经济的发展。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运用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由如下机制和模式：
（1）松的财政政策和松的金融政策配合作用。各区县可以通过减少税收和扩大政府支出规模来增加社会的总需求与通过降低法定准备金率、降低利息率而扩大货币供给规模，从而刺激县域经济的增长和扩大。
（2）紧的财政政策和松的金融政策的配合作用。各区县可以通过抑制社会总需求，防止经济过旺和通货膨胀来保持适度的经济的增长。
（3）松的财政政策和紧的金融政策的配合作用。各区县可以通过刺激需求与避免过高的通货膨胀率，在尽可能地避免通过膨胀的同时保持经济适度增长。
总之，运用稳健财政政策保证适度经济增长，运用稳健金融政策保证适度货币供应既利于遏制通货紧缩的趋势，又可以避免通货膨胀死灰复燃，来保持并促进县域经济稳定较快增长。
促进县域经济增长的模式就是将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两者配合使用，这样既可以克服财政政策自身的不利因素，又可以完善金融政策自身的限制因素。虽然不同的区县经济发展的具体机制和模式以及区域特征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是按照这样一种机制和模式进行的。一方面，财政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发展是起推动且是主要推动作用的，而且在一定范围内，财政政策作用力度越大，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另一方面，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发展也是起促进作用且是主要推动作用的，在一定范围内，金融政策实施越好，县域经济增长的速度也越好。此外，在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两者的协调配合作用下，县域经济的发展将会更加健康、平衡、快速地。
六、研究结论及其展望
（1）研究结论。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利于更好地拉动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更好地实现统筹城乡的区域计划，有利于更好地缩短发展不平衡的差距，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全面小康这一宏伟目标。在统筹城乡的大背景下，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起着关键性的推动作用。而且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不仅在各自独立的情况下对县域经济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而且当两者配合作用时对县域经济的增长作用更加明显。由此可见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发展时起关键性作用的，且其影响是同向正比的关系。结合九个区县各自当地自身特点和实际情况，在财政金融政策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力度上是不同的而且其对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偏向程度也是不同的。比如相对比较发达的渝北区与相对比较落后的潼南县，它们同是一小时经济圈的区域规划城市，但两者经济的发展对财政金融政策的依赖程度却大不同。在促进渝北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金融政策起着最关键性地作用，但财政政策依然起着关键性作用。对潼南县而言，则是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共同配合促进当地县域经济的增长。但是，不同的区县财政金融政策对其经济的发展影响具体程度是不同的。这一规律也同样适用于重庆市其他28个区县。
（2）研究展望。以往在县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财政政策总是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同时又滋生了更多的经济膨胀和持续混乱的现象，这些现象都或直接或间接地阻碍着县域经济的发展。所以金融政策可以帮助区县一定程度上扫清这些障碍并促进县域经济的健康、平衡和快速发展。甚至在某些情境下，发挥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两者共同的作用会更好，更快地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未来社会经济会更加高速的发展，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因素也会越来越多，而且也会随着社会化、信息化、市场化而更加的复杂多变。所以，了解并运用好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和财政金融政策的配合使用对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非常重要。只有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和财政金融政策在县域经济发展方面的不断实践和与不断适应时代要求的理论和思想相结合，县域经济才会更加的发展和发达。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开辟和发展具有特色的县域经济发展之路来，使重庆市县域经济发展更加具有特色和稳定性。
参考文献：
[1]杨花英.财政金融支持下的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研究——以海南省凤凰县为例.2010.
[2]卓国庆.财政政策与县域经济的发展.2009.
[3]陈中杰，王泸宁.对金融支持县域经济的发展的政策建议.2009.
[4]石盛林.我国县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传导机理研究[D].2011.
[5]袁建岐.县域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支持研究[D].2006.
[6]游祖勇.中国县域经济与政府行为分析[m].2000.
[7]张奋勤.县域经济发展与规划[m].2000.
[8]熊耀平.县域经济发展理论、模式与战略[m].2001.
[9]梁吉义.区域经济与可持续发展[m].2002.
[10]王盛章，赵桂溟.中国县域经济及其发展战略[m].2002.
[11]姚高宽.县域经济发展探索[m].
[12]啸风.县域经济调查与研究[m].2002.
[13]刘剑英.县域经济发展论[m].2003.
[14]高以诺.中国县域经济2002[m].2003.
经济政策方向篇6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财政政策一般地理解为政府审慎地利用其权力，根据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有意识地变动财政收支，以实现充分就业、稳定物价、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目标的政策。显然，这是一种基于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而得出的宏观财政政策。其实，在现实经济中，政府除了运用宏观财政政策调控整体经济活动总水平外，还时常运用一系列倾斜性的、区别对待的政策与手段，影响个别部门、个别产业的相关企业的活动，本文称之为微观财政政策。
微观财政政策由两方面内容构成，即微观税收政策和微观政府支出政策。前者的含义是不变动税收总量，仅在一定的税收总量前提下，调节税种和某些税的税率与适用范围；后者的含义是不变动政府支出总量，仅在一定的政府支出总量的前提下，调节政府支出的项目和各项目的数额。常用的微观财政政策工具主要有以下几种：1.税收优惠：指根据特定的政策目标，对特定经济部门或产业的相关企业实行特殊的税收优惠。具体包括：税收减免，即对某些企业通过税收减免给予鼓励或照顾，其中减税是指从应纳税额中减征部分税收，免税是指免征全部应纳税款；优惠税率，即通过降低税率给予企业的税收优惠；退税，即按照规定程序将已经入库的税款的一部分或全部退给企业。2.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对符合国家政策的产业，允许其相关企业加速固定资产折旧，让企业在固定资产耐用年限初期提取较多的折旧费，使之在设备还能正常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提前收回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3.财政补贴：这是政府的一种无偿支出，补贴主体是政府，对象是企业，其政策效应是为企业执行国家计划或进行技术研究开发及其走向国际市场提供必要的财源保障，最终贯彻政府调控意图。4.政府采购：政府有意识地将财政资金投入某些领域，以利于改善经济中的薄弱环节，为优势产业创造更快发展的机会，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5.财政投融资：根据政府政策主要是产业政策目标，向重点企业发放长期低息贷款。贷款发放者是政府出资兴办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受信者是国家鼓励发展的经济部门或产业中的企业。这种资金支持的独特之处在于，有偿资金有偿使用；资金运用具有灵活性；以国家信用作担保筹集民间资金，不会因此增加财政负担。
微观财政政策和宏观财政政策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具体体现在：（1）制定政策的依据不同。宏观财政政策主要是根据经济运行现状确定的，具有明显的“逆经济形势行事”的特征。微观财政政策的制定，虽然也要参考当时的宏观经济形势，但更多的是依据产业政策，确切地说，它是为落实产业政策而采取的一系列配套政策手段。（2）政策作用的范围不同。宏观财政政策，作用于整个宏观经济活动，能够引起经济总量的变动。微观财政政策仅仅作用于某些部门、某些产业的相关企业，它所引起的反应是局部的、个别的。（3）政策作用期限和结果不同。宏观财政政策属于短期调控政策，它的实施在较短的时期内就能够引起整体经济水平的变动，促进总供求平衡。微观财政政策属于中长期调控政策，其效应体现在通过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优化和高级化，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4）作用机制不同。宏观财政政策的作用机制是，通过政府购买支出、统一税率的变动，影响总供求水平。微观财政政策的作用机制是，通过政府补贴、政府采购、税收减免等的数额和资金流向的变动，对个别部门、个别产业的相关企业给予倾斜，以增强企业活力、贯彻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达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优化与高级化，保证经济长期协调发展。
二、微观财政政策的国际比较
1.美国的微观财政政策实践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为典型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微观财政政策运用方面，具有明显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1）定向采购是政府影响企业生产与经营行为的重要手段。在美国，当政府欲购买所需商品时，通常用招标方式选择卖方，并与之签订采购合同。政府采购过程中，既讲求充分竞争、公开透明的原则，同时也注重政府采购行为的政策导向，具体体现在有些政府采购价格不取决于市场价格，而由政府代表与企业代表协商决定，其中带有许多有利于企业的优惠条件，使企业因政府采购而获得较高水平的利润，进而对政府产生较强的依赖性，政府借此按照自己的意图左右这些企业的行为，将之纳入宏观调控的轨道。
（2）促进科技进步、提高产品科技含量是重要的政策导向。为鼓励企业加强技术研究开发，美国政府向企业所属科研机构提供大量科研经费，并在有关法律条款中明确规定，企业可以按照一定比例从应交税款中扣除当年用于研究开展的经费。这一措施沿用多年，极大地调动了企业加大科技研究开发力度的积极性。
（3）对小企业的扶植是政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小企业的存在有利于维护市场充分竞争，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扶植小企业发展，增强其竞争能力，美国政府成立了专门服务于小企业的机构——小企业管理局，其职能之一就是为小企业提供政策性低息贷款。当小企业开业或经营中，尤其是技术革新需要资金时，政府会尽量予以资助。另外，为鼓励社会资金投向小企业，政府还在税收方面采取了积极措施。
2.日本和法国的微观财政政策实践
二战结束后，日本和法国在相近的时期内经历了类似的高速增长过程，两国在此期间所采取的微观财政政策也具有某些共同特征。
（1）政策的层次性和阶段性。二战后的几十年间，日本和法国都从本国实际出发，系统地、分阶段地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由于不同时期政府调控经济的目标和内容均有不同倾向，使得微观财政政策也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和阶段性。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赶超性，在实现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目标的各个阶段，他们制定了不同的微观财政政策。经济恢复时期，为实现企业合理化和设备现代化，推出了特别折旧制度和税收减免制度；高速增长时期，为促进重化工业的发展和扩大出口，不但对钢铁、汽车、造船等产业实行特别折旧制度，而且对新兴产业、出口创汇企业等加大了财政补贴、财政投融资、减免退税等政策作用的力度。法国在战后初期，为优先发展能够对其他产业发挥带动作用的基础产业，采用了扩大政府直接投资、加速折旧等措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主要通过税收优惠、政府津贴等手段，发展钢铁工业等支柱产业，鼓励企业合并和扩大对外投资；70年代以来，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除税收优惠外，还实行了为科研和革新提供奖金、对出口项目提供政策性低息贷款等制度。
（2）政策的制定以产业政策或经济计划为核心。日本和法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深、范围广。两国都习惯于用产业政策或经济计划进行调控，相应地微观财政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也以产业政策或经济计划为核心，微观财政政策成为实现产业政策目标或经济计划的手段。在日本，产业政策是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中长期管理的中心，它具有法律保证，一旦据此确定了重点产业，大藏省等就与之相配合，对相关企业予以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倾斜，诱导企业投资转向政府欲推进发展的新兴产业、科技产业以及其他重点产业。法国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计划调节程度较高的国家，但计划对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没有法律上的强制性和约束力，它并不是以指令性计划的形式直接下达到企业，通常的做法是，政府围绕既定的计划，采用补助金、税收减免、赠款、加速折旧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向企业提供资金，引导企业按照经济计划要求进行经营，使政府计划变成企业的现实行动。
（3）政策的执行有稳固的微观基础。两国制定政策时，都不是凭政府的主观意志行事，而是通过官民协商的形式，充分听取企业以及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在反复的沟通中，本来极为分散的企业意志逐步形成集中的政府意志，使得政府决策成为企业决策的同义词。一旦这些决策作为政策出台，其贯彻执行当然不乏广泛而稳定的微观基础，得到企业的高度认可与支持。这种自下而上的机制，在日本叫作“审议会制度”，在法国叫作“工商会”。
3.韩国和新加坡的微观财政政策实践
韩国和新加坡是在短短二、三十年间迅速发展起来的，具有明显的后发特征，在此期间，两国政府采取的微观财政政策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主要特点为：
（1）通过微观财政政策对企业实行间接管理。韩国和新加坡在遵守市场经济规律的同时，均从迅速发展本国经济需要出发，通过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计划指导经济运行方向，在实际操作中，计划的导向性又通过产业政策具体体现出来。为落实产业政策，它们制定了相应的微观财政政策措施引导企业行为，对企业这一微观层面的运营实行间接管理。
（2）对不同企业采用不同的政策措施。具体体现在，对高科技或新兴产业与一般产业、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采用不同的政策。首先，对高科技产业和新兴产业给予一般产业享受不到的优惠待遇。其次，在工业化进程中把公营企业作为经济运行的主体，对其进行直接投资、财政补贴和优惠融资等。第三，对不同规模企业的政策是：新加坡注重在政策上对中小企业予以支持，而韩国则一贯支持大型财团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从韩国政府那里得到的待遇则时厚时薄。
（3）刺激出口是重要的政策导向。韩国和新加坡的经济起飞，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在实行较长时期的进口替代战略之后，又长期实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成长战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两国都曾经实施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进口替代战略，以保护本国尚不完善的市场发育，建立自己的必要的工作体系。当这两个目标初步达到时，两国政府都果断地将发展战略转向出口导向，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相应地政府对企业采取的微观财政政策也开始带有明显的刺激出口倾向。
三、微观财政政策综合分析
1.实施微观财政政策的基本原则
（1）坚持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市场经济的实质是竞争经济，经济运行中通行等价交换原则和竞争规则。政府出于引导企业行为动机而推出的微观财政政策，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实践证明，无论是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还是后起的亚洲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对企业行为的引导，均非凌驾于经济规律之上，既不是逆市场机制而行，也不是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代替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相反却是以严格遵守市场经济规律为前提，这是其微观财政政策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基本保证。
（2）尊重企业的决策自主权。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市场经济体制越完善，企业在微观决策方面拥有的自主权越充分。政府为满足经济发展全局需要而实施的微观财政政策，不过是提供一种激励机制，只对企业具有引导或诱导作用，而不具有强制力，企业是否据此调整自己的经营方向与行为，完全取决于企业偏好，政府无权强令其执行之。在上述国家，微观财政政策之所以常常引起企业的敏感反应，其关键在于这些政策以明确的信息提示企业，做什么、如何做对企业有利无害或有损无益，它像一盏航标灯，为企业运营指明正确方向，引导企业趋利避害，这正是微观财政政策能够导致企业行为与政府意图基本一致的奥秘所在。
2.微观财政政策实践各具特色的决定基础
不同国家的微观财政政策实践之所以展现出不同的风格，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1）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美国实行的是当今世界上最为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政府始终把发挥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放在首要位置，市场是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政府行为则以对市场进行规制、弥补市场机制不足为主。与之相适应，政府介入领域主要限于宏观层次，较少介入中观和微观层次，政府一般不制定明确的国家经济计划和系统的产业政策，因此，在其经济运行中，为配合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而系统设计的微观财政政策相对较少。日本、法国、韩国和新加坡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有相似之处，即为在短期内快速发展本国经济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政府对经济运行发挥着重要的调控作用，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是政府管理经济的重点，资源配置是围绕政府确定的发展目标通过市场来实现，从而政府的干预更多地致力于中观层次甚至深入到微观层次，微观财政政策用得更多、更系统、更广泛。
（2）传统文化。无论是宏观经济管理还是微观企业管理，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从而带有浓厚的本土文化色彩，各具特色的微观财政政策实践的差异之形成也与各国传统文化差异密切相关。历史上，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经过一定的“磨合”期后，形成了一种为美国绝大多数国民普遍接受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强调自我，重视个人成就，主张开创进取，承认个体之间能力与效率的差别。这种价值观扩展到社会经济生活中，就使得人们在崇尚自由竞争、相信私人企业制度更能产生效率等方面达成共识，这种文化环境所要求的政府就是为自由的市场竞争服务的政府，美国政府正是基于这一点才将资源配置的重任交给市场，自己很少干预经济运行特别是企业运营，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法国则是历史上国家观念很强的国家，这种政治传统以及二次世界大战和多次经济危机的经历，使法国人相信国家的经济调控力量，认为在某些方面国家会比私人做得更好，于是，法国政府就适应这种文化环境，在西方发达国家中较早地开始了计划调节，并一直以国有大企业为中心对经济运行进行协调。日本、韩国和新加坡之所以能够通过官民（政企）协商，在追求经济快速增长的目标上达成一致，与这些国家长期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不无关联。儒家文化中强调的等级、忠诚、服从等观念不但影响着个体的言行，也潜移默化地作用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使企业一般在切身利益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愿意接受并服从政府的指导，按照政府制定的政策导向行事；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也不能不考虑到对企业的“忠诚”行为予以回报。
（3）经济发展阶段和市场体系发育程度。微观财政政策作用力度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发展阶段和市场体系发育程度有关。因为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以及市场体系发育的程度，也是决定政府如何干预经济和介入经济生活程度的重要因素。首先，如果政府是在经济处于落后的状态下开始介入经济生活的（例如日本、法国、韩国和新加坡），那么，经济由不发达到发达的转变过程，也就是微观财政政策作用力度由大到小的过程。在经济上升时期或起飞阶段，为了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政府常常采用力度较大的微观财政政策措施，重点扶植或支持那些能够带动其他产业相继发展的产业及相关企业；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便加大对能够出口创汇、参与国际竞争的产业和企业的支持力度。如果情况相反，则微观财政政策的作用力度就小，范围也相应较窄。其次，微观财政政策作用力度在市场体系发育程度不同的国家也有很大差异。在市场发育成熟、市场体系健全的国家，基微观财政政策作用的力度不如市场体系发育处于中等水平的国家大。美国属于微观财政政策作用力度较小的国家，其资源配置以市场为主，政府对微观企业运营干预极为有限，关键在于该国市场经济发展较早，拥有完善的市场机制和完备的市场体系。相比之下，日本、法国、韩国、新加坡则属于市场机制比较完善和市场体制比较健全的国家，政府出于赶超发达国家、快速发展经济的需要，采用力度较大的微观财政政策对企业运营加以引导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能性。
四、经验与启示
1.微观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与法律密切相关。首先，微观财政政策措施如果是在有关法律条文中作出的明确规定，即使它不具有强制性，也会让企业感到这些政策有较大的可靠性，因而愿意将之作为企业经营决策的重要依据；其次，微观财政政策的实施涉及到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如果法律上明确规定了企业独立的经济实体地位，就能保证政府制定的微观财政政策不是强制命令，而是一种激励机制，只有诱导作用；第三，有了健全的法律环境，就能保证企业在按照政府的政策导向行事之后，政府能够不打折扣地对其承诺予以兑现。这一经验对我国的启示是，随着政府机构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应重新界定政府在我国建立与发展市场经济中的职能，依法确立政府与企业的新型关系，法律不仅用来规制企业行为，而且也是政府干预微观经济运营的重要依据。
2.微观财政政策的制定与运用应从实际需要出发，并适时进行调整。一方面，当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处于“爬坡”阶段时，要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或在较短时期内迅速形成强大的综合国力，需要政府从本国实际出发，采取积极的倾斜性政策措施，扶植、鼓励重点产业及相关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政策不能一成不变，其形成与运用应该是动态的，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适时加以调整。这是因为各种政策均体现着政府在不同时期的政策目标，一旦达到了政策目标或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就应该取消原有的一些政策措施，或出台一些新的政策措施取而代之，否则可能出现政策效应递减或副作用。这一经验给我们的启示是，在产业结构亟待优化和升级的我国，应加大对高科技产业和产学研结合的支持力度；根据目前“以市场换技术”中存在的问题，要加强对引进外资的管理和监督，着力提高利用外资质量，使引进的技术切实能够促进我国的技术进步、加速工业化进程，尽快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差距；当前，在克服东南亚金融危机负面影响的基础上，应该采取相应的优惠政策，支持出口产业的发展，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3.增强微观财政政策的权威性。微观财政政策作用的要点在于它的政策导向性，即通过政策引导，使社会资金流向政府期待发展的部门、产业和企业。这就要求制定微观财政政策的政府机构具有一定的权威，它能够从促进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准确地确定一定时期应优先发展的产业和相关企业，并据此提出倾斜性的政策。经验证明，享受政策优惠的应该是投资于有待发展、颇有前途又很幼稚的产业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或可能会有较强竞争力和较高创汇能力的企业；在对整个经济增长起基础性作用或带动作用的产业中经营的企业。为确保政策的权威性、使政策导向与政府经济调控意图保持一致，还应该注意政策出处的统一，切忌政出多门，同时加大政策执行过程的监督力度，防止滥减滥免、滥补滥贴。
「参考文献
1.张幼文 陈林：《市场经济体制国际比较概论》，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2.余晖：《政府与企业：从宏观管理到微观管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张永生 石武忠：《政府宏观调控与企业行为》，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
经济政策方向篇7
人民币升值问题凸现贸易政策调整的紧迫性
从形成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来源来看，至少包括以下方面因素：
人民币汇价的定位
迄今为止，我国人民币的汇率一直采用与美元单一挂钩的政策，美元的相对贬值，同时导致了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相应贬值。从理论意义上看，人民币汇价的定位，并不在于人民币汇率当前是升值或贬值，而是人民币汇率的确定是否具有合理的形成机制。这里的困难在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不是由我国国内市场的供求关系所决定，而是由我国央行主导的模拟性外汇交易市场来确定。如果要使人民币汇价通过市场机制形成，意味着外汇市场的放开、现行结汇售汇政策的变化、国家外汇储备体系的改革、乃至整个银行体系的重构等一系列制度的重大改变。显然，根本改变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因而，其他国家对人民币汇率定位的不满，将在一定时间里困扰我国汇率政策的制定。
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
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贸易增长缓慢，近几年我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使中国的贸易增长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从实际情况看，当前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主要是由在华的海外投资企业、特别是在华跨国公司的加工贸易所推动的。
中国FDi的稳定增长态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FDi累计达到了4900多亿美元。尤其在2002年，中国的FDi超过了美国，排名跃居世界的首位。中国FDi的稳定增长，意味着国际资本持续不断地流入中国，这一稳定增长的态势与有关国家相比，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
长期以来，我国对美国一直保持较大的贸易顺差。由于美、日等国是我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这使我们在处理此类问题时，会经常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
在笔者看来，人民币升值压力问题的实质在于：产品以中国大陆为原产地的国际竞争力优势，使国际经济资源向中国大陆的大规模集中，并由此可能导致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主要发达国家试图通过人民币的升值，改变国际经济资源对中国的配置流向，来避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枝独秀。
很显然，人民币的升值压力问题具有极其复杂的国际经济背景。鉴于该问题直接起因于贸易，且主要通过贸易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尽快调整我国现行的贸易政策，从中国对外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综合处理开放环境下所面临的对外经济矛盾，已成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
制约贸易政策调整的主要因素
在笔者看来，以下客观因素直接制约着我国贸易政策的调整：
“入世”后我国必须履行的有关义务
作为wto的正式成员，我国将在近几年内基本确立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整个宏观经济管理体系需要重新调整。就贸易管理而言，不论是关税政策、进出口政策，还是市场准入、投资政策以及有关经济开放的各项政策，都必须基本符合wto的有关原则。其中，尤其是非歧视原则下的国民待遇、公平竞争与贸易、贸易政策的透明度等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我国贸易政策调整的基本取向。
确保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作为国家整体经济政策组成部分的贸易政策，必须服务于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发展这一总体经济发展目标。这一总体目标内在规定了我国贸易政策的形成基础。不论是贸易政策的制定或调整，确保本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总是第一位的。经济开放本身只是手段，真正的目的在于，通过改革开放，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制定贸易政策，实际就是如何在此基础上，形成能为国际社会特别是主要贸易伙伴所接受的有关政策体系。
作为贸易大国需要平衡的国际贸易关系
近几年中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一方面有力地拉动了经济的总需求，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但另一方面，却使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问题过早地突现出来。在经济的工业化过程尚未完成之时，因贸易的迅速增长而引起的贸易冲突加剧，对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相当不利。因此，现行贸易政策的调整必须适当保留贸易平衡政策运用的活动余地。我们认为，伴随我国贸易地位进入世界前列，未来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将不得不花费相当精力应付贸易冲突带来的贸易平衡问题。对此，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
贸易政策调整的路径依赖
调整贸易政策意味着相关政策管理体系的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原有管理体制的改变。这里的问题是，改变原有政策协调机制所带来的协调成本增加，是否使调整后的管理更富有效率。建立开放经济下的贸易综合管理体系是大势所趋，但新的协调机制的有效作用客观上是存在着一定的路径依赖问题的。换言之，现行贸易政策的调整，应具有一定的连贯性或继承性，尤其是贸易政策的改变，如何与其他相关政策的衔接配套。要尽可能避免因贸易政策的变化而引起整个宏观管理政策体系运行效率的降低。这方面，有机地融合现有的相关政策体系，是使新的内外贸易一体化综合管理体系有效运行的重要保证。
现阶段贸易政策调整基本取向
关于贸易政策的体制约束问题
这一问题直接涉及到我国今后贸易政策的基本方向，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我们看来，加入wto之后，意味着我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将会逐渐实现实质性转变，绝非单纯意义的国际组织进入问题。成为wto的正式成员后，客观上规定了今后我国经济体制的发展方向，必须符合wto要求的体制框架――市场经济体制，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在整体上能与世界通行的国际惯例接轨。这在本质上意味着，我国未来的社会经济形态是朝着现代市场体制的方向发展。因此，“入世”后我国贸易政策的基本取向必须充分体现这一体制转变的发展要求。这种转变可以具体体现为以下方面：贸易政策重心的转移，即从侧重政府宏观外贸战略朝侧重微观主体发展方向转移。贸易政策基础的转变，即由传统的比较优势为基础逐步向以竞争优势为基础转变。贸易政策管理方式的转变，即由以往的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为主转变。贸易政策作用范围的改变，即作用范围由过去单一的外贸领域向整个流通领域延伸。这意味着贸易政策将更多地注重我国内外市场的融通、内外贸易的统一。贸易政策作用方向的改变，即由过去侧重于贸易限制向贸易促进转变。
关于贸易政策的基点问题
我们认为，尽管从大的调整方向上，新的贸易政策要符合wto的体制框架及其有关原则是明确的。但是，现阶段我国贸易政策的基点，客观上是存在着一定的选择的。这就是：我们到底是按严格履行中国“入世”的有关承诺，还是以符合wto有关原则的基本精神为界，来制定我国今后的贸易政策，这是问题的焦点所在。
众所周知，一国实施贸易政策的根本目的，旨在保护本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促进本国与外国之间的贸易发展。贸易政策本身具有双重目标，当现实经济中两方面并不发生冲突的时候，贸易政策的实施，意味着双重目标的同时实现。但如果实施过程中两方面存在摩擦及严重冲突时，就必须对其中的一个目标进行修正，以保证贸易政策的有效实施。在我们看来，贸易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保证本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一国贸易政策是倾向于保护或开放，或是中性的，根本上取决于该国经济发展的状况。对此，我们绝不能本末倒置。贸易政策本身就是政府对贸易自由的干预，它的制定与调整，必须基于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和市场机制的有效作用。否则，贸易政策很可能失效或产生扭曲作用，丧失其自身的价值。
显然，现阶段贸易政策的调整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不是某单一因素所能决定的。贸易政策既要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也要服从国家利益的客观要求。在我们看来，现阶段贸易政策的制定，既不能依据单一自由主义的原则，亦不能依据单一的民族主义原则，而是符合国际经济规则的、综合体现本国根本利益的、并具一定国际意义的贸易政策。当今各国贸易政策的发展，有明显的趋同现象。经济全球化正在使各国国内政策向国际化方向发展，对原有的国家主导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作为世界经济重要力量的中国，其经济政策（包括贸易政策）不可能不体现国际经济环境发展变化的要求。
现阶段的对策思考
尽快建立内外经济融通的综合性贸易管理体系
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使大型跨国公司能够实现全球范围的资源配置。我国传统的贸易壁垒手段，已经无法限制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纵深发展。为了确保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单一的外贸外经管理体系，必须根本上转变为内外经济融通一体化的综合管理体系。
制订促进国内优势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政策体系
目前，推进我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已经相当紧迫。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大力促进国内优势企业的海外扩展。在这方面，具体可在国外市场进入、国外市场的开发、企业的技术创新等环节予以切实的政策支持，形成系统的贸易促进政策措施。
充分发挥企业中间组织的积极作用
通过企业间自律组织的作用，一方面可规范国内市场秩序，避免政府干预市场过多之口实；另一方面，又能以民间组织形式协调国内产业或企业的利益，利于减少倾销行为；同时，也为我国将来实施wto的保障措施条款奠定组织基础。
建立有效的市场运行监控体系
一方面，需要建立相对完备的有关市场开放的法规体系和组织机构，在公开性、透明度原则基础上，规范国外资本的市场准入；另一方面，尽快制定开放经济下宏观市场运行的预警体系，从动态上有效监控我国市场开放的运行。这方面，不论是倾销和反倾销的应对，还是贸易、资本流动的异动监控，都是非常重要的。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与我国的“入世”，客观上使中国的经济安全问题，已经现实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参考资料：
1.文贯中、郑志海等，《wto与中国：走经济全球化发展之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00年年会文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保罗•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3.余永定等，《中国“入世”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赵承壁，《国际贸易统一法》，法律出版社，1998
5.林珏，《战后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
6.强永昌，《战后日本贸易发展的政策与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7.江林，《世界各国（地区）现行贸易政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4
经济政策方向篇8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基本概述
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认为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两者是密切联系的，两种市场通过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经济运行，从而最终影响国民收入水平。财政政策是一国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制定的关于调节货币供应量以及利率水平的各种措施和手段的总和，主要通过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财政政策最早始于上个世纪30年代，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爆发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出现了经济大萧条。正当政府对经济萧条感到束手无策时，凯恩斯经济理论随之兴起。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认为，总供给等于消费加储蓄加税收，即Y=C+S+t；总需求等于消费加投资加政府购买支出，即Y=C+i+G。因此，在市场均衡状态下，总供给等于总需求，即C+t+S=C+i+G。政府可以通过收支的财政政策对总需求进行管理，从而对经济运行进行全面调节。货币政策是指一国政府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而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措施和手段的总和。它包括信贷、利率、汇率等具体政策，通常认为货币政策主要从属于财政政策发挥作用。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利率，来调节货币供需量，进而调节社会的总供需。因此，从总量调节出发，货币政策分为扩张性、紧缩性和中性三种。扩张性货币政策是通过提高货币供应增长速度来刺激总需求；紧缩性货币是通过削减货币供应的增长率来降低总需求；中性货币政策，是指货币供应量大体等于货币需要量，对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影响不大。具体采用哪种类型的货币政策，主要看当时一国经济的发展情况。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效果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工具之间进行组合选择来实现两者的搭配，其主要目的在于维持一国经济的平稳有序运行。如果不考虑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中性状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的方式有宽松货币与紧缩财政、紧缩货币与宽松财政、紧缩货币与紧缩财政以及宽松货币与松缩财政这四种组合形式。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存在周期性的经济波动，政府总是力求通过一定的方式调控经济，通常使用的手段就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里可以使用不同状况的iS-Lm模型来加以说明。在经济处于上升时期，投资者的预期偏好，投资水平上升，银行贷款增加，总需求增加。当经济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后，将导致价格水平的上升，同时由于货币需求的增加引起利率的上升，经济进一步上升的速度则会放慢。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对经济增长速度，价格水平进行控制，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从模型分析中可以看出（见图1，实线箭头变动方向），如果政府想要降低价格水平，在实行货币政策时，通常选择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当货币供给减少时（Lm曲线向左移动），相对来说货币需求会增加，从而会导致利率上升；利率上升又会使私人投资下降，为防止利率的上升，政府同时要减少支出，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iS曲线向下移动），只有这样才能在减少挤出私人投资的同时达到降低物价水平的目标（总需求曲线向下移动）。
经济萧条时期，投资者对经济的发展前景不看好，会使投资水平下降，总需求下降，物价下跌，利率会处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上。此时，如果增加货币供给利率不会有所下降，从而通过利率刺激需求的效果也不明显。因此，相对于货币政策来说，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要大（如图1，虚线箭头变动方向），Lm曲线变动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小于iS曲线变动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如果在增加货币供给的同时增加财政支出，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会更大，货币政策的效果更明显。上面分析的是经济处于繁荣和萧条两种时期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有效搭配情况。
当经济处于从萧条走向复苏或从繁荣转向衰退时期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就应注重微调的方式。当经济在“双松”政策作用下走出萧条时，政策就不应再采用“双松”，应选择“货币中和财政松”或“货币松和财政中”政策。这是因为当经济从萧条开始回升后会进入一个迅速发展的上升时期，若继续实行“双松”政策，容易形成总需求过高，主要表现为经济加速增长的同时会造成通货膨胀加剧，从而造成经济的过度繁荣。当经济增长被“双紧”政策实现控制时，通货膨胀可能会很快开始下降，一旦出现从繁荣开始转向衰退时，“双紧”政策就不能继续使用。所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选择常常根据经济增长的要求和控制通货膨胀而定的。
三、改革开发以来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使用
现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使用情况分为以下四个阶段进行说明。
1、1979年至1992年。这一阶段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有效供给不足导致社会资金需求缺口较大，因此这个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配合主要用于解决社会总供给，财政货币政策更多以“松”为主的扩张性政策的协调搭配。具体来看，1979年至1980年间，财政与货币政策主要表现为“双松”的组合；1981年施行“紧”的财政政策与“松”的货币政策；1982年至1984年间，两大政策主要表现为“双松”的搭配组合；而两大政策在1985年则是表现为“双紧”的搭配组合；1986年至1988年间，两大政策仍表现为“双松”搭配组合；在1989年至1991年间，两大政策表现为的“双紧”的搭配组合；1992年至1993年初，再次实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双松”搭配组合。
1979年至1992年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使用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阶段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使用的内外部环境还未成熟，主要通过行政手段的运用来完成政策的实施。二是由于我国经济环境存在长期短缺与供给不足的影响，政府明显缺乏对于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历史经验，体现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方面，常以“双松”、“双紧”的组合方式居多，使两大政策配合使用没有达到预期的政策协调效果，宏观调控效果不佳。
2、1993年至1996年。该阶段我国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市场化经济程度得以迅速提高。此外，在有效供给不足的情况下，经济的过热发展也加大了通货膨胀风险。从1993年底至1996年，宏观调控一直以财政货币政策“双紧”的搭配为主，紧缩性的政策组合，能有效控制财政赤字与货币投放总量。与此同时，在经济制度的改革方面也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使用提供了基础，其中税制与分税制在1994年的改革使公共财政的基础得以逐步奠定，可以看到许多新的变化出现在这一时期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搭配使用过程中，宏观调控技巧明显改善、调控手段配合实现多样化。这些新变化使政府对宏观经济的驾驭能力明显提高，对我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作用较大。
3、1997年至2002年。从1997年开始，我国发生了经济增长基础的根本性转变，宏观经济调控中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新问题。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周期性低谷局面进一步深化，面对这种不利的经济状况，从1997年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开始迅速由适度从紧转化为“双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在货币政策方面，主要通过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使货币供应量不断扩大，以此来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一阶段为两大政策的实施带来了创新性的背景，同时也引发了许多新型难题。
4、2003年至2007年。2003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通货膨胀压力增大迹象，我国经济形势再次发生重大变化。在这一经济背景下，从2004年开始，政府开始调整财政政策实施的力度与方向，适当调整了长期建设国债规模。2005年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表明了我国的财政政策再次转型。在货币政策方面，从2003年开始，我国实施的稳健性货币政策的政策导向也发生了变化，最终采取“稳中适度从紧”为政策思路。2003年至2008年间，央行实施紧缩货币政策，对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多次进行上调，有效的控制了货币供应量。2007年以后，通货膨胀和经济发展过热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因此，稳健的财政政策与从紧货币的政策开始向“双紧”的协调方式过渡。
5、2008年至今。进入2008年以来，国际经济形势出现重大变化，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我国也经历了先扬后抑的经济形势，2008年上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保持了较快的速度，但此时经济通胀压力增大，明显存在经济发展由偏快转为过热的风险。这一阶段以“双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为主，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就是防止经济由过快增长转变为过热的增长，防止通货膨胀明显。到2008年下半年，从紧的货币政策使经济过热的势头已有所抑制，虽然物价水平有所回落，但尚没有使通胀得到有效控制，此时的宏观调控采取了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组合。经过2009年的经济刺激政策，在2010年我国国民经济实现了高位稳定增长，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也由刺激经济转变为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扩大内需和防止通货膨胀。
四、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协调使用的实践总结
通过对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使用的实践进行总结，可以得到以下几个结论：第一，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逐渐向市场化调控方向转型。在公共财政的总体框架下，财政政策影响经济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从以政府投资性支出为主逐渐转化为通过公债、税收、转移性支付等多项综合工具的运用。同时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不局限于传统的信贷控制方面，逐步具有了更加开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特征。第二，在财政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方面，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强到弱，而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反之。改革开放初始，国家宏观调控主要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几乎没有发挥作用。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特别是在1985年之后，货币政策主要通过信贷规模控制货币的供应量，货币政策效果逐渐突显。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改革使两大政策协调的主导方逐渐由财政政策过渡为货币政策。此后由于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不佳，1998年以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再次受到重视，但政府对货币政策作用效果的期望并没有因财政政策的重返而有所削弱。2007年以后，中国更加开放的经济环境给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同时政府也开始意识到在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应承担更多职责。第三，目前为止我国财政货币政策配合使用，主要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为目标，关注更多的是总需求管理。在凯恩斯的市场经济理论框架下，主要研究如何才能有效配合财政货币政策以实现总需求水平的稳定。对于具有完善金融体制的市场经济国家来说，这样的政策选择是非常有效的。但是像我国这样同时面临经济发展与体制转轨的国家来说，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总需求管理就显得过于单一。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在长期看来，还必须关注金融制度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优化，以及以结构性调整为目的的供给管理等层面，这也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迫切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参考文献】
[1]辛庚达：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路径选择——基于内需结构调整的视角[D].兰州商学院，2008.
[2]李春琦：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搭配[J].当代财经，2003（2）.
[3]张跃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研究[D].河北经贸大学，2011.
[4]郭庆旺：积极财政政策及其与货币政策配合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经济政策方向篇9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宏观经济
一、引言
宏观经济政策（macro-economicpolicy）是政府为达到一定经济目标而制定的指导原则、做出决策和采取的措施。宏观经济短期分析的基本内容是经济波动，而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尽可能地平抑波动，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维持适度的经济增长。与首要目标相关的其他三个目标分别是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
二、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历史回顾及效果分析
1.1994年-2012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回顾
1994年-1997年，面对我国由经济转轨而带来的严重通货膨胀问题，我国采取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双紧”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宏观经济在快车道上稳刹车，并最终顺利实现了软着陆。1998年-2003年，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目标我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其中积极财政政策适度的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是“积极”的货币政策作用相当微弱。2004年-2007年，我国采取的是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达到了稳定物价和抑制通货膨胀的预期目标。2008年-2012年，我国采取的是稳健到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到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应对金融危机对我国的负面影响，刺激经济复苏。
2.1994年-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实施效果的定量分析
由上图可知，财政收入、m2增速对GDp增长率的影响为“两头高、中间低”的状态，呈现“微笑曲线”分布。这说明无论对于财政收入还是m2增速来说，都存在一个阈值，超过阈值之后，两者对GDp增长率的影响为正向促进，而在未超过阈值时这一影响为负向。这体现了财政收入和货币m2政策在实际操作中，欲对GDp增长率产生正向影响。此外，由FR2系数值较m22相比更大来说，所反映出的实际情况是财政政策在1994-2011年间对我国GDp增长率的影响更大。
三、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展望
总结过去的2013年，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还是不错的。去年上半年整体经济下滑的压力较大，而在下半年经济有所回暖。展望2014年，我们还需从多方面加以努力才能保持经济的稳步增长。
1.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2014年，我国应该继续采取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以促进经济稳固增长。财政政策减少财政预算赤字，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推进结构性减税，继续严控“三公”支出，同时保证与民生相关的支出如社会保障补助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教育支出等平稳增长。而货币政策方面同样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既不放松也不收紧，综合运动数量、价格等多种货币工具组合适时适度预调微调，以保持适度的流动性。
2.深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全国两会强调“向深化改革要动力”是2014年需要把握好的原则和政策取向之首。当前我国仍然存在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因素，比如经济体制机制的弊端，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自然资源的流逝，环境污染的隐患，资源分配不均，城乡贫富差距明显等。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加大改革力度，利用国家宏观政策调控与市场自身调节相结合，才有可能把这些制约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解决好，以推动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3.积极贯彻“走出去”战略，发展对外贸易，扩大外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立足于国情发展需要的基础上，不断面向世界市场与国际接轨，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水平与层次大幅提升，“走出去”战略的提出正是在国家外汇储备不断提高、企业竞争力大幅提升以及国内市场和资源受到限制等宏观经济背景下所提出，是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深化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走出去”战略的贯彻实施亦能促进经济发展水平与层次的提高：通过“走出去”战略，我国企业可以获得更多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在获得先进技术和资金的同时不断完善自身竞争力，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通过对外投资和引资的相互配合，能够促进提升我国在国际产业链的地位，逐渐扭转我国“世界工厂”的加工地位，进而优化国家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这都是提升我国经济发展层次与水平的有力措施。
参考文献：
[1]原毅军主编.宏观经济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2]宋立.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几点看法与建议[J].宏观经济管理，2011（09）.
[3]林红斌.聂良.试析目前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J].审计与理财，2011（03）.
[4]丛明，朱乃肖.2009年经济形势与2010年宏观调控政策取向分析[J].财贸经济，2009（12）
经济政策方向篇10
关键词：稳健财政政策，中性财政政策，短期效应，政策调整
2004年12月3日至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我国于2005年开始施行稳健的财政政策。这一政策的提出，一时间引起了国内各界的广泛关注。自1998年以来，我国实行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现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将被稳健的财政政策所取代，与稳健的货币政策一道向中性转变。本文通过阐释稳健财政政策的含义，分析目前我国调整财政政策的必要性，进而提出实施稳健财政政策的若干对策。
一、稳健财政政策的含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里包含两方面基点：一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另一个是国家必须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国家宏观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包括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构成彼此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财政政策是指政府直接使用调节税收或增减政府支出的方法以达到特定经济目标的政策及措施。在现实的宏观调控过程中，政府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按照“相机抉择”的原理，要适时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我国政府此次提出用稳健财政政策取代实施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正是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审时度势，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的重大调整。
1.财政政策类型和稳健财政政策的含义。财政学理论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不同功能，将其分为扩张性、紧缩性和中性三类。其中，扩张性财政政策是指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总需求，以拉动经济增长。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功能则与其正相反。所谓的中性财政政策是指财政的分配活动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保持中性，对经济既不产生扩张效应也不产生紧缩效应。
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两大主流学派，在宏观经济政策上有不同的主张，凯恩斯主义秉承需求管理思想，主张政府应对经济进行积极干预，而相对来说小有作为的中性政策则不受欣赏。而货币主义认为，对于稳定总需求来说，货币政策方法优于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方法，主张实行非干预性的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简单规则，以便让市场机制自由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这样两种政策倾向使得中性财政政策很难纳入西方经济学家的视野。而中性财政政策的说法，实际上是我国学者首先提出来的。他们一方面认为现实条件要求前期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相对淡出，另一方面又不希望政策调整过猛造成经济起伏，他们所说的“中性”是在政策转型的操作上保持一种“中性”的姿态。
因此，对于当前讨论的稳健财政政策即中性财政政策的含义，我们可以作双重理解：一层意思是以财政理论中的中性财政政策作为政策调整目标，另一层意思是在当前经济环境下政策调整应该坚持中性的操作方式。
2.稳健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现阶段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可以概括为“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随着财政政策由“积极”向“稳健”的转变，财政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将发挥重要的职能作用。主要表现在：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宏观调控的客观需要，及时主动调整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由总量调控为主转向结构调控为主，注重解决经济社会不协调、城乡不协调、区域不协调等深层次结构问题，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财政政策由主要拉动经济增长转向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财政政策通过大力支持体制改革，健全和完善市场机制，减少体制复归倾向，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财政政策坚持增量平衡，控制赤字规模，注重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主动防范公共风险。这表明，“稳健”绝非无所作为，而是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调节作用。
二、中国向稳健财政政策调整的必要性
中国政府提出财政政策由“积极”向“稳健”调整有其必要性。一方面实行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积极效应日趋减弱，另一方面新的经济增长周期、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又要求政府对宏观经济进行有力调控。在这样的双重压力下，对财政政策做出必要调整乃是顺时应势之举。
1.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要求财政政策进行调整。2003与2004连续两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1%和9.5%，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同比上涨1.2%和3.9%，工业晶出厂价格指数分别同比上涨2.3%和6.1%，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分别上涨4.8%和11.4%，这些数据表明我国经济已经摆脱了通货紧缩的阴影，结束了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至2002年间，经济增长率连续保持在“七上八下”的高位低谷的局面，我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但是伴随而来出现了部分行业和地区投资增长过快等问题，国民经济出现局部过热，煤电油运供求紧张的矛盾凸现。2004年上半年，全国有24个省级电网先后出现不同程度的拉闸限电，夏季全国电力供需缺口在3000万千瓦以上；煤矿已基本开足马力生产，但仍供不应求；石油、石化两大集团炼油装置接近满负荷运转；铁路日均装车突破10万车，但请车满足率仍不足35%，煤电油运都处于满负荷运行状态。”，同时，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连续多年减产，粮食供应靠挖库存维持平衡，尽管2004年粮食丰收，但粮价仍然上涨了26.4%，粮价上扬带动了居民消费品价格的明显上升，通货膨胀压力逐渐加重。根据经验数据，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约为9%左右，适度经济增长率区间为8%-10%。当经济增长达到潜在经济增长率时，就会出现局部过热；当经济增长率超过10%时，就会出现总体过热。我国经济增长率在2003和2004连续两年超过9%，这表明我国经济正处在上升周期的关键阶段，如果政府的宏观调控得当、适时适度，就可以延长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使经济增长的良好态势保持下去。如果处置不当，调控迟缓或力度不够，就可能使经济增长率过快冲过10%而达到全面过热；或者调控过早、力度过大，也可能过早扼杀宝贵的增长良机。因此，中央在此时提出稳健的财政政策是适宜的。2.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效应要求财政政策进行调整。从1998年开始，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已近七个年头。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积极财政政策对拉动内需、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就业、促进西部开发和从整体上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势头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如果持续时间过长，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效应也会日益明显。具体如下：
(1)多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导致财政赤字与债务规模逐年攀升，加大了财政风险。一是财政赤字率逐年提高。1997年，我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为0.7%，1999年已经上涨到2.0%，在2002年达到3.0%。2003年虽略有下降，但仍达到了2.7%，而国际公认的赤字率警戒线为3.0%。二是政府显性债务规模逐年扩大。国债余额1997年为6074.5亿元，占GDp比重为8.2%；2002年已经扩大到18704亿元，占GDp比重上升为17.9%；2003年这一比重已高达22.8%。三是政府总债务规模处于较高水平。如果考虑到未列入预算而又实际发生的政府债务和或有债务，2002年我国政府总债务比列入预算的政府债务规模可能要高出一倍以上。另外，长期的积极财政政策已经使财政支出的不断扩张演化成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随着政策效用的递减，拉动经济增长要求财政政策的扩张必然不断放大。(2)积极财政政策继续下去有导致“挤出效应”的危险。所谓挤出效应，是指由于政府通过向企业、居民和商业银行借款来进行扩张性财政支出，而引起利率上升，或引起对有限信贷资金的竞争，导致民间部门投资和消费的减少。它将使政府扩张性财政支出的积极效应部分地甚至全部地被抵消。在经济萧条时期，经济自主增长能力低迷，民间部门缺乏投资、消费的动力，此时，扩张性(积极)的财政支出更容易发挥对经济的积极拉动作用，政府与民间部门对经济资源，尤其是资金的竞争关系弱化，所以挤出效应也就相对微弱。相反，在经济由低谷走向复苏阶段，民间部门投资与消费日趋活跃，政府与民间部门对经济资源的竞争关系得到强化，如果继续实行扩张性(积极)的财政政策则容易造成挤出现象。近几年，我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之所以没有造成明显的挤出效应，主要得益于我国尚未实现名义利率市场化、银行信贷资金充裕、民间投资尚处于成长阶段等多方面因素。但是，当前形势有所变化，一方面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利率市场化必将是大势所趋，这将为挤出效应的发生提供必要的传导机制；另一方面，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我国经济自主增长能力逐步增强，社会投资主体的信心普遍增强，非国有经济投资增速明显加快，此时如若继续坚持积极的支出政策，势必造成政府对民间部门所需经济资源的挤占。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的动力应该更多地来源于民间部门的投资与消费等市场行为，而不应该过多地依赖政府。因此，在我国经济处于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为避免挤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积极财政政策有必要适时淡出。
3.政策的连续性要求财政政策由“积极”向“稳健”进行调整。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到，宏观经济形势以及积极财政政策的逐渐淡出，稳健的财政政策必然应运而生。我国以国债和财政支出两大政策工具运用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已实行了七年之久，对拉动经济增长、刺激有效需求、增加出口、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缓解收入分配不公等方面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从2000年起，我国经济基本上止住了增长下滑的趋势，并于2002年开始进入新一轮的增长周期。本来积极财政政策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应该隐退，但是因为支出刚性等现实的约束，为保持经济的平稳性和政策的连续性，政策工具却不能马上收缩。过去近七年中，全国各地利用中央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以及地方和银行的配套资金，兴建了一大批重点建设工程项目。根据粗略的测算，即便不再开工新的项目，仅完成这些在建工程所需的后续资金投入就将近8000—10000亿元。如果积极财政政策匆忙退出，将会使这些在建项目的后续资金来源失掉既定的支撑。所以，积极财政政策只能逐步退出，现阶段财政支出只能转向总量控制下的结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财政政策还会产生扩张效应，对经济的影响无法达到中性。同时，我们也应该明确稳健财政政策绝不是“不作为”，而是根据经济因素的变化，调整具体作用方向和力度。
三、实施稳健财政政策的若干对策
围绕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出于长远的和全局性考虑，在稳健财政政策的具体实施中仍需要采取相关对策：
1.在稳健的财政政策实施中，应注意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策主体行为。政策主体指的是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政策主体的行为是否规范，对于政策功能的发挥和政策效应的大小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在我国目前体制下，各级政府的行为与偏好，对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起着决定性作用。政府是各种利益群体中的重要的也可以说是具有支配力量的一极。一方面政府肩负着制定政策、调控经济的公共职能，另一方面政府又通过手中掌控着的巨大权力与经济资源，全面参与经济活动。就拿本轮经济周期中出现的局部过热来说，这其中固然有市场因素在起推动作用，但是政府直接参与其中也是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财政分权和以经济增长作为地方领导政绩考核指标的情况下，各级地方政府只关注本地区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关注自身的政绩，利益驱动的结果是使政府主导的投资过热不可避免。全国范围内的城建热、房地产热、汽车热、钢铁热等的背后，都能清晰看到地方政府的影子。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政府职能尚未根本转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和政绩观还在起作用，建设性财政向公共性财政转变还远未到位，政企不分、市场体系不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不完善等问题还有待解决。这就必须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以树立科学发展观，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而，规范政策主体行为，是有效实施稳健财政政策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