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研究方法篇1
【关键词】少数民族科技史科技史田野调查法
一、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研究的侧重点
1．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研究的目的
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以下简称“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隶属于科技史研究的范畴，是科学技术史（以下简称“科技史”）研究的一个具体方面。我们知道，科技史是关于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它既要研究科学技术内在的逻辑联系和发展规律，又要探讨科学技术与整个社会中各种因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因此，科学技术史既不是一般的自然科学，也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历史学，它是横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由此可见，我们研究科技史的内在规律和外在联系与制约因素，是为了认识规律，以指导我们的行为，促使科学技术更好地发展，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当然，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其目的归根结底也是如此。
2．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思路
基于科技史研究目的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我们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的审视，也应包括这两个方面：一方面既要研究少数民族科技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另一方面又要研究从产生至今，少数民族科技在不同阶段的具体表现及其与社会相关因素的内在联系。而要研究这两个方面，必须获得一定的资料，并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包括概况与猜想的方法，抽象与具体的方法，归纳与演绎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的方法，分类与比较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的方法，朔因与预见的方法，控制论思维方法，数学思维方法，模型思维方法，系统思维方法等等）加以整理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揭示内隐其中的规律。因为只有有了资料，我们才能进行分析。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获取资料，尤其是获取第一手资料，更显重要。
3．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侧重点
不同门类的学科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在研究方法上会有不同，但都必须符合科学方法论上的若干要求，否则其科学性就会受到质疑。我们知道，科学研究是实证性的研究，实证性的研究关键是获取第一手资料。各门学科获取第一手资料有不同的方式。自然科学多以实验为基础，社会科学多以调查为基础。科学技术史是一个交叉学科，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综合学科。所以其获得第一手资料的方式也应以实验和调查为基础，这不同于单纯的历史学主要从文献中获取方式。少数民族科技史是以少数民族地区的科技及其历史为研究对象，而问题恰恰就在此，正如万辅彬教授在《从少数民族科技史到科技人类学》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以往人们主要通过手头现成的科技文献从事科技史研究，少数民族科技史则大都处于空白状态。”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内，恐怕我们最应该做的就只有田野调查了。
二、民族学田野调查法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的适用性
（这一部分主要说明田野调查对民族学与少数民族科技史的普适性）
1.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法概述
田野调查又叫实地调查或现场研究，属于传播学范畴的概念。主要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如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生物学、生态学、环境科学、民族音乐学、地理学、地质学、地球物理学、语言学、古生物学、社会学等，其英文名为fieldwork。科学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是由英国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bronisawkaspermalinowski）奠定的，在我国这方面卓有成绩的是著名社会学教授费孝通先生，其最重要的研究手段之一就是参与观察。它要求调查者要与被调查对象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从中观察、了解和认识他们的社会与文化。田野调查工作的理想状态是调查者在被调查地居住两年以上，并精通被调查者的语言，这样才有利于对被调查者文化的深入研究和解释。田野调查是民族学家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基本途径，是民族志架构的源泉。民族学田野调查是指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
2.田野调查法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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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过程用于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工作者身上同样有效，训练有素的科技史工作者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可以弄清该科技或工艺在该地区该民族生活生产中的作用和具体的使用方法以及其祖辈们使用的具体情况等等。（先说明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方法探索过程，再提出借鉴田野调查方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补充）。
由于研究对象和目的不同，少数民族科技史田野调查法有其独特的特点，不能够把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法硬生生地套在科技史的研究中。民族学理念下的田野调查法的使用，其结果是使得我们对科技的相关社会因素有了较透彻的认识。但工作仅做到这里远远不够，我们要反过来思考，从这些被看清的社会因素出发，再来审视少数民族的科技，社会因素哪些起了积极作用，哪些起了消极作用，便更清晰。被这些积极和消极因素影响后的科技又是怎样影响了社会，导致社会因素中的哪些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往返分析，则更适合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研究。我们不像民族学的研究，注重文化。我们关注的是科技，或许文化和科技有时也在较量中共存共荣。
3．民族学与少数民族科技史运用田野调查法的异同
定量分析指分析一个被研究对象所包含成分的数量关系或所具备性质间的数量关系；也可以对几个对象的某些性质、特征、相互关系从数量上进行分析比较，研究的结果也用“数量”加以描述。定量分析的理论基石是实证主义。从研究的逻辑过程看，定量分析比较接近于假说－演绎方法的研究，既保留重视观察实验、收集经验资料的特点，又保留重视逻辑思维演绎推理的特点，应用假说使得观察实验方法和数学演绎形式结合起来。正因为这样，定量分析往往比较强调实物的客观性及可观察性，强调现象之间与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因果联系，同时要求研究者在研究中努力做到客观性和伦理中立。定量分析方法很多，但各种方法在应用时往往都有一定的程序化。如实验法、观察法、访谈法、社会测量法、问卷法、描述法、解释法、预测法等等。
因为科技史学科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特殊性，它是一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交叉的学科，学科的交叉即思想的交融，必定会产生特定的研究方法，前文我们提到，自然科学注重实验的方法，社会科学注重调查的方法。既然科技史有自然科学的特质，就少不了要做实验，定量的进行分析。所以我们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要为日后做定量的分析做足准备。在调查过程中，该测量的一定要测量，该取样的要想办法尽量取样，该记录的工序一个也不能少，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的做定量的研究，分析科技内在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
三、结语
在少数民族地区，科技的呈现形式往往是以工艺的形式存在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研究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对传统工艺进行研究。笔者认为对传统工艺的研究也应遵循上面的阐述，也应从内外两个方面进行探讨。至于很多学者讨论的传承与保护问题，我们认为不应该纳入到科技史的研究范围内，我们发现，要传承和保护的往往是某种文化层面的内容，应该由文化学界的学者来探讨。科技史要探讨的是科技层面的问题，至于某种工艺要消失了，从科技的角度，或许它已经符合了我们发现的规律，某种工艺被传承了，或许它也符合了我们发现的规律。不是所有的传统工艺都要被保护，科技革新，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新旧科技的博弈，没有淘汰，也就没有科技的进步。所以，我对很多科技史方面的学术研究中看到的牵强的传承与保护感到不解。似乎这已成了传统工艺方面写作的模式了，笔者觉得不可取。
参考文献：
[1]仇小敏，高剑平．发展文化产业与文化体制创新论略[j]．学术论坛，2005，(5)．
[2]韦丹芳，万辅彬．西部开发视野下的民族科技史研宽[j]．广西师范学学报(自然科举版)，2004，(1)．
[3]万辅彬．从少数民族科技史到科技人类学[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5）．
科学技术研究方法篇2
【关键词】复杂科学；系统科学方法；阐释学；模糊逻辑
被称为“制高点”、“突破口”的教育技术涵盖社会、政治、文化、教育、心理和艺术等众多学科的研究领域，我们必须充分利用科学规律和各种技术，把教育和技术紧密地结合起来，解决教学过程中的实际问题。但只是从应用层面和技术层面发展教育技术是不够的，必须从系统方法的角度来认识教育技术。只有这样我们对教育技术的认识才具有高度和深度，才能实实在在地对教育技术的发展进行指导。
一、复杂科学的提出
教育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教育的主体复杂多样，系统内
部纷繁变化，还体现在与教育系统息息相关的外部环境的复杂多变上。因此，研究教育有必要从复杂性的视角来审视。复杂科学是国外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研究复杂性和复杂系统的科学。复杂科学包括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简称“老三论”）和耗散结构论、突变论、协（简称“新三论”），以及相变论、混沌论、超循环论等其它新的科学理论。这些理论主要是研究和揭示复杂系统的有关特性，如非线性、混沌、突现、自组织、非还原性等。www.133229.Com[1]正是基于对教育系统复杂性的认识，人们提出将复杂科学的原理和方法引入到教育系统的研究中，从复杂性角度来理解教育系统及其复杂性，转变学习概念，重新设计与复杂性相适应的学习系统，为学生提供从复杂系统中涌现出的新的思维方法，帮助他们提高学习效果，最终达到增强教育系统效能的目的。
物理学中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提出了解决复杂自然系统的理论、方法，为统一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建立系统科学准备了材料。物理学以前讨论的系统是可逆的、退化的，牛顿第二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判定了系统的演化方向和特点。这类自然系统的演化方向与生物界、社会科学中普遍存在的发展、进化等演变现象相矛盾，人们无法用统一的方法来研究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i.prigogine提出耗散结构理论：开放系统在远离平衡状态时，由于同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可以形成某种有序结构。在自然界的物理、化学系统中可以发现存在着与生物学一样的进化现象，并可以利用耗散结构来统一讨论。h.haken提出协同学，认为复杂系统的相变是子系统之间的关联、协调作用的结果。我国著名学者钱学森教授在80年代提出了系统科学体系的框架，分析了在不同层次上的学科内容，提出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使系统科学走上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我们从系统科学的角度来讨论问题，这就可以站得更高，对问题分析得更深入。对这些复杂系统的分析不仅是对系统理论的应用，同时在研究中所采用的新的方法，所得到的新的结论也会丰富系统理论本身的内容，使系统理论真正成为解决复杂系统演化的理论。[2]
二、系统科学方法指导教育技术，以实现最优化
系统科学理论“老三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和“新三论”（耗散结构论、突变
论、协同论）为许多学科包括教育技术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系统科学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对教育技术学学科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广泛和深远的影响，成为教育技术学最重要的理论基础。系统科学方法具有以下特征：整体性、综合性、有效性、定量化和最优化。其中最优化体现了系统科学方法解决问题时所要达到的目标，它可以根据需要和可能为系统确定出优化目标，运用新技术手段和处理方法，把整个系统逐级分成不同等级和层次，在动态中协调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使部分的功能和目标服从系统总体的最佳目标，以达到总体最优。
教育技术（aect）94定义：教育技术是为了促进学习，对有关的过程和资源进行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的理论与实践。现代教育技术是以系统方法为核心展开全部教育实践的，即对学习过程与学习资源进行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现代教育技术的目的是追求教育的最优化。教育最优化是指一定的条件下，在同样的时间内，使学生学得多些快些好些。最优化标准有两个：一是最大效果；二是最少时间。用最少时间得到最大效果是教育技术所追求的目标。
如前所述，耗散结构理论认为：任何远离平衡状态的开放系统，都能通过与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这时系统可从原有的熵增的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空和功能方面的远离平衡的有序状态，即形成一种组织化和有序化的耗散结构。孤立的系统只能出现负熵，最终导致有序结构的破坏。[3]目前，中国的应试教育还根深蒂固，必须以和谐的方式从教育系统的外部引入负熵，营造开放的教育环境，促进系统内部长期积累的熵增的逐渐减少，通过系统内部的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使教育系统从无序向有序进行。教育技术可以实现以上转变。教育技术具有开放性和旺盛的科学活力，它与全新的认知理念同步发展，并及时把相关科学和高新技术引入到教育系统中，促进人们更新教育观念，改革教学方法，使教育领域成为培养适应社会的创新人才的基地。
开放是系统减少熵增和内耗的调节剂，开放使系统不断更新，也使系统获得良性循环的保证。系统要达到开放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系统内部各要素的相互开放和交流，系统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影响因素的相互开放和互动。开放的本质是系统吐故纳新，教育技术的灵魂是整合，它意味着教育对各个学科的开放，接纳和综合。[3]
教育技术具有开放的显著特征：（1）开放的教育观念学会学习是当今教育的主旋律，培养每个公民的信息素养增强了教育技术的开放性，教育技术实现了教育理念的全面开放。（2）开放的教育对象从教育走出校园，面对社会每个公民，面对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人，可以按学习者的需求，构建教育环境。（3）开放的学习重视学习的过程，从学习方式的单一化向多样化开放，如集体学习，个别学习，研究性学习，协作学习等。传统的认知方式是人们长期形成的习惯，而电子学习创造了全新的学习空间和学习模式，激发了认知潜能。（4）开放的学习能力从重知识的获取能力到处理信息的能力。培养人的信息素养是学习的主要目的，强调个人对信息的获取、分析、加工、评价、创新的能力。（5）开放的信息资源电子阅览室、数字图书馆、多媒体教室、视频会议系统和信息高速公路把全世界的信息资源通过文本、视频、音频、动画、数据等传播形式呈现在学习者面前，让学习者能够随时随地获取信息。
三、阐释学、模糊逻辑、混沌理论与教学设计
教学系统由学生、教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媒体构成，教学设计是对教学系统
的优化设计。教育技术的核心问题是教学设计。因此，教学设计应摆在教育技术学研究与实践的核心位置，这是因为教学设计不仅构成教学开发与应用的前提，更直接影响到开发与应用的质量。人们获取学习信息或学习资源的手段、环境及学习目的都发生着变化，因此，教学设计处于变化之中。传统的系统理论研究教学设计具有一些局限性，如教学设计的线性、确定性、封闭性和负反馈性等与当前以人为本的教学实际有一定的距离。[4]20世纪90年代以来阐释学、模糊逻辑、混沌理论等多种学科领域的研究为教学设计提供了多样化的视角。
（一）阐释学与教学设计
阐释学（hermeneutics）是一种关于意义、理解和解释的哲学理论。从广义来说，它是对于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或哲学。阐释包括两个基本的意思：一是使隐藏的意义显现出来，二是使不清楚的意义变得清楚。“阐释学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方法。通过阐释学原理的应用，在解释者对世界所熟知的意义和世界拥有的某种未知的意义之间架起一道理解的桥梁，缩短二者之间隔阂的距离。”[4]在阐释学发展过程中，有关学家研究总结出以下法则和原理：正确理解文本意义的法则。对文本的理解和解释不仅仅是一个语言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创造性的心里过程。（1）历史性原则——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条件理解文本的意义。（2）整体性原则——在一定的语境中理解每个词语的意义。（3）代入性原则——进入作者创造时的情景，重新体会其原意教学的主要目的就是对所学内容获得正确的理解，或者帮助学习者对所学内容阐发个性化的意义。根据学习者的理解过程来促进学习者的个性化理解，教学便有“建构”的意义。阐释学为教学设计思维提供了一种有意义的视角，对教学设计的启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没有学习者的理解活动，理解不可能产生。学习的产生在于学习者能参与到理解的活动之中。阐释学认为，当理解者与文本以共同的观点融合在一起时，理解便产生了。（2）背诵不等于理解。以促进理解为目标的教学，应当关注文本创作者和解释者所处的不同文化或社会情境。文本的理解不是通过文本的背诵而获得，而是通过解释者的阐释。（3）教学不要奢望某种统一的意义理解或学习结果预定。理解并不是一种僵硬的过程，它涉及所处时代的社会和历史的影响。要从一个群体中期待一种可信的、客观的学习结果预定，是不可能的。（4）学习是一种个别化的社会性的活动。每个对话/交流都是不同的，忽视这一现象将导致在教学实践中错误地判断学习者理解了什么，学到了什么。
运用阐释学原理为教学设计寻求一种解决方案，意味着我们在为学习者深化某一问题的理解寻求方法。教学设计的思维和操作可以沿着以下原则展开：（1）利用理解的空白，促进学习者对学习内容表现他们个人化意义的理解。这种处理理解“空白”的活动，是基于阐释学的教学设计的主要任务之一。学习者在对待理解“空白”的问题上，要求表现个人化的解释/意义生成。教学设计就是要为学习者对文本形成个人化的意义创造/组合大量的机会。例如，为学习者提供开放性问题的课堂讨论练习，就有利于学习者展现个人化的反应和发展学习者的个人化意义。（2）多数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在理解主题内容时，都会带着自身的偏见和切身的利益。这就意味着在学习课程内容开始，教师可以通过引发讨论的问题，来发展学习者的主观性意义。（3）为了促进学习者对学习内容的理解，教学应当在“文本创作时代”与“理解者所处时代”之间架起一座沟通之桥。在任何一种学习活动之中，学习者都会把其自身的时代和文化代入其中，对意义的解释产生影响。
（二）模糊逻辑与教学设计
模糊逻辑（fuzzylogic）是美国工程师lotfizadeh（1965）提出的一个概念。模糊逻辑对传统逻辑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传统的逻辑假设是：人的思想是精神的，人们在思维中所用的概念、命题的意义都是精神的，人们在思维中所用的概念、命题的意义都是精确的。它以命题的二值性为基础，以排中律为基本原则之一。因此，传统的逻辑所遵循的是二值性原则和排中原则。一个命题或者是真的，或者世界假的，并且一个及其否定必有一真。而模糊逻辑却与概念、命题意义的不精确性相一致，它推理的结论并不严格依据前提。模糊逻辑的出现，为解决复杂性、交叉性的问题开拓了道路。
模糊逻辑对教学设计的启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模糊逻辑理论对教学设计中的需求分析和评价具有启示意义。这些分析在教学系统设计模式中居核心地位。从模糊逻辑理论的角度来看，在理念与行为只常常存在一种或然的、非线性的关系。因此，运用模糊逻辑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更能有效地解释行为。（2）模糊逻辑理论对认识/处理学习者的感知问题更为有效。学习者对自身能力的感知及自信心，与学习者获得好成绩同样重要。（3）运用模糊逻辑超越决定论的思维和设计方法，在评价“现实生活”的问题方面显得更为有效。[4]世界并非是黑白两极的，而是绚丽多彩的。
（三）混沌理论与教学设计
20世纪60年代，诞生于数学与物理学的混沌理论，与相对论、量子理论并誉为20世纪的三大科学革命理论。混沌理论的产生始于量子物理学不满牛顿机械决定论对物理现象的解释。牛顿物理学认为宇宙中的每种实践都是有序的、规则的并可以预测的。量子物理学认为宇宙并非是一个巨大的、事先决定的存在，所有的物理现象都是不可决定的，也是不可预测的。这种非决定论为解释世界的混沌现象提供了认识/研究途径。所谓“混沌”，是指非决定论的不可预测性与无序性、复杂性、不平衡性、多样性、非线性及不稳定性的存在。理解混沌，应当注意两点：第一，混沌系统中隐藏无序；第二，混沌是存在于无序中的有序模式。理解混沌理论要把握以下三个关键概念：
1．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sensitivedependenceoninitialconditions）：一个系统中的混沌是指系统内初始条件的小变化会引发后续的大变化。这也常被称为“蝴蝶效应（butterflyeffect）”。混沌系统对其初始条件的异常敏感性说明，最初状态的轻微变化导致不成比例的巨大后果。当一个系统的初始条件不清楚或不确定时，我们是不可能预测到会发生什么结果的。
2．分形（fractals）：分形理论创始人是美籍法国数学家b.mandebrot.fractal，本意是不规则的、破碎的、分数的。用此来描述自然界中传统几何学所不能描述的一大类复杂无规则的几何对象。例如，弯弯曲曲的海岸线、起伏不平的山脉、令人眼花缭乱的满天繁星等。它们的特点是极不规则或极不平滑。直观而粗略地说，这些对象都是分形。分形，意指系统在不同标度下具有自相似性质。由于系统特征具有跨尺度的重复性，所以可产生出具有两个普通特征：第一，它们自始至终都是不规则的；第二，在不同的尺度上不规则程度却是一个常量。
3．奇异吸引子（strangeattractors）：吸引子是系统被吸引并最终固定于某一状态的性态。而奇异吸引子则通过诱发系统的活力，使其变为非预设模式，从而创造了不可预测性。
混沌理论对分析学习系统提供了另一种科学视角，对我们在分析教学系统中常用的决定论科学方法提出了质疑。（1）如生物学系统一样，教学系统也是充满了混沌。传统的教学设计原则和假设在两个方面与混沌理论相抵触：一是教学系统的决定主义假设；二是学习者和学习过程是可预测的。（2）混沌理论挑战传统教学设计中的线性教学程序——设计者或教学者认为只要按照预定的教学程序，对学习者施加干预/影响，就可得到预期的学习结果。但事实上，预成的线性教学设计很容易被教学中的混沌实践所颠覆，导致教学过程难以预测，难以单靠线性的操作程序来控制教学过程，并得到预期的教学效果。（3）混沌理论认为教学设计必须认真考虑学习过程。学习的信息处理模式通常在本质上把学习描述为一种线性过程（短时记忆——长时记忆——工作记忆——绩效）。但是，学习的发生过程是学习者个体差异以一种混沌的形式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4）走向重视学习者元认知能力的发展。处理教学系统设计/实施混沌理论的最有效方法是：帮助学习者学会反思其学习活动，发展其元认知意识，提高其元认知/反思水平。发展学习者的元认知意识是一种帮助它们处理复杂现实世界问题的方法/途径。元认知是指关于我们如何人感知、记忆、思考和行动的知识。掌握这些过程并在学习中及时应用，直接影响学习者的学习成效。（5）情感与混沌。在学习中处理混沌现象最有力的促进因素要靠人类的情感。已有的情商研究表明，经常性的情感挫折或情绪波动会影响个体的智力水平，损害/削弱学习者的学习能力。自我意识是情商的关键性能力。了解和控制个人的自我意识，对于成功做出决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就目前我国教育技术发展情形来看，以上这些研究还未完全体现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但是，积极地吸纳各种相关理论的研究成果，适应时展和健全自身发展，却是新时期教育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王强．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20031029/303496.shtml
[2]姜璐．系统科学之窗．/chistory/xtno3.htm
科学技术研究方法篇3
关键词：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课程设置；师资建设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599（2012）17-0000-02
1当前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存在的问题
1.1专业课程设置不合理。目前计算机应用已经朝着多元化、行业化方向发展，计算机技术更是日新月异，出现了像物联网、云计算、智慧地球等新兴热门研究和应用领域，而我们部分普通高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设置和课程内容仍停留在几年前简单笼统的水平上，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以及社会对该专业人才的需求不相适应，并且差距逐步在加大，造成了教育和科技发展、社会需求之间的脱节。
1.2师资建设滞后。师资水平直接影响教学质量。目前，我国普通高校计算机专业的教师大部分是从学校到学校的教师，面对飞速更新的计算机科学技术，学校缺少对教师进行必要的培训和提供与外界接触的机会，教师本身也没有对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不断进行更新，对计算机新知识、新软件缺乏必要的学习和了解，知识和观念落后于形势的发展，而有实战经验，又不断更新知识体系的教师严重缺乏，导致教学水平也因此大打折扣。因此，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刻不容缓。
1.3教学设施投入不足。很多普通高校在教学基础设施上，不是计算机不够用，就是设备陈旧无法适应当前教学，更有一些院校没有计算机专用机房或是专用机房过少而无法进行正常的实践教学。学生的实践机会严重不足，难于将所学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当中，不能很好地理解和掌握所学知识，缺乏系统的计算机操作实践的培训，致使学生失去学习的兴趣。
鉴于以上的原因，普通高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教育前景令人堪忧。因此，根据该专业的实际情况，对该专业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提出一些看法和设想。
2专业课程设置分析
普通高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课程设置要适应当今计算机发展的方向和企业对计算机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对该专业所需要的计算机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和应用软件课程进行取舍，注重社会实效，注重学生实际操作应用能力，注重开设实用的应用软件课程，除必须的计算机基础理论知识和计算机操作应用能力外，减少没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理论课程和一些被淘汰和将被淘汰的理论和软件课程的开设，选择和讲授与本专业相关的前沿性和实用性的应用软件和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课程设置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向，大学头两年进行专业基础知识的学习，其主要课程有：计算机组成原理、编译原理、操作系统、数据库原理及应用、数据结构、C语言程序设计、计算机网络技术、JАVa语言程序设计、动态网站设计与应用、嵌入式系统及应用；大三开始分方向进行学习，并加强专业实验的强度。
2.13G软件开发及检测方向。强调学生专业素质和3G软件开发及检测实践能力的培养，使学生能够从事移动增值软件的开发与应用、移动嵌入式软件的开发与应用、移动商务软件的开发与应用、移动软件的检测等工作，成为3G软件开发及检测的高级应用型专业人才。其方向课应涉及单片机原理及应用、移动通信技术、J2me开发技术、短信增值业务及wap增值业务平台开发、android系统及业务开发、ioS系统及业务开发、软件测试与分析、软件测试环境与工具等。
2.2软件服务外包方向。强调学生计算机软件开发实践能力和知识更新能力的培养，以适应it技术软件服务外包的飞速发展。使学生在面向国内外软件外包公司或企业时，可从事软件设计、软件开发、软件测试、软件销售、软件维护等相关工作。其方向课应涉及专业英语、软件工程、软件测试与分析、软件测试环境与工具、android应用开发、项目实战与项目管理等。
2.3物联网应用技术方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面向物联网产业，服务区域与地方经济发展。培养掌握物联网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具备物联网组建、管理、维护、开发应用，物联网设备营销与技术支持等能力的高级应用型专业人才。其方向课应涉及信息与通信工程、物联网技术导论、新媒体技术、3G移动通信技术、GpS定位技术、传感器与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短距离无线数据通信、RFiD技术、m2m技术应用、云语言信息技术、物联网规划与组建等。
除上述三个方向外，还可以开展校企联合办学模式，创建“特色班”。与it企业广泛合作，按企业的具体要求培养专业化优秀人才，共同制定人才培养和人才输送方案，让大学生培训与企业实训有机结合起来，学生毕业实习可直接安排在相应企业，学生毕业后不用培训就可直接上岗。中国石油大学开设的“特色班”是相当成功的，他们先后建立了东软班、浪潮班、阿尔卑斯班等定制培养体系以及中软国际实训培养体系，为我国东软、浪潮、阿尔卑斯等著名it企业输送了大量人才。
3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教学投入
由于计算机技术更新周期越来越短，社会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学生的技能需求也在不断变化，这就要求教师要不断学习，不断更新知识体系。对学校而言，应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首先，要进行教师教学储备。安排青年骨干教师学习最新的计算机知识和技术，提高教师能力和素质，为开设新的专业课作好准备。其次，学校要定期组织专业教师进行业务培训，并与有科研开发能力的大学联合办学，聘请有实践能力的教师进行传、帮、带，让教师多参加一些实践项目，提高教师的实践科研能力。
4教学方法研究
4.1精讲多练，加大学生实践环节。打破传统的“板书+讲解”教学模式，以“演示+操作+讲解”新的授课方法进行讲授，注重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利用多媒体教室，教师以精心准备的实例和课件进行演示操作，让学生从感观上认知新内容，然后再让学生自己操作实习验证，最后由教师操作订正并对其进行引导拓展。这样学生既可修正、巩固自己的操作方法，同时也有自己发展创新的空间。教师主要采取引导方式，少讲精讲，让学生多动手操作多思考，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及创新精神。
4.2任务驱动法。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式严重地影响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和创新性，而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式可以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灵活运用任务驱动法可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任务驱动法是以学生为中心，以任务为驱动的教学方式。教师将教学目标物化为具体的任务，布置给学生完成，在学生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教师加以引导，帮助学生独立完成，以任务驱动学习。这样可使学生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全程参与学习过程，充分发挥了学生积极主动性，教学目标得以有效实现。
4.3目标激励法。在教学中应利用未来的工作岗位对学生进行目标激励，培养学生的就业意识，从而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例如对“特色班”的同学，学校和企业签署协议，各科成绩和实践操作均达到某种程度的学生，毕业后可直接进入该企业工作。或者在讲授某一课程时，时常穿插一些其对应社会工作岗位的要求及工作报酬等相应情况的介绍，以及该工作岗位可能面临的发展机遇等，让学生明白，只有努力学习、刻苦训练，才能为自己找着称心如意的好工作。对大学生来说，这种职业目标激励法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方法。
参考文献：
[1]马润成.计算机专业大学生供需现状、就业形势和工作对策[J].清华大学计算机教育，2006，6.
科学技术研究方法篇4
关键词：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发展现状；未来趋势；
作者简介：陈凡：哲学博士，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简介：程海东：哲学博士，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人员，讲师(辽宁沈阳110819)
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独具特色。虽然早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科学哲学在中国已有介绍，并展开了影响深远的“科玄论战”，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却没有明显的进展。改革开放以来，自然辩证法或者科学技术哲学迎来了一个蓬勃发展时期。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随着研究的深入，形成了一系列的优秀成果。198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自然辩证法正式更名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并作为哲学二级学科来建设。在研究重点上，80年代主要集中于自然观、科学方法论、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以及科技与社会等领域；90年代以来，学界继续深化研究，出现了更为专门化、多元化的研究局面，在评介国外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学科前沿问题的基础之上，衍生出生态哲学、信息哲学、系统哲学、科技伦理学、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后现代主义哲学、女性主义和工程哲学、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等新的研究领域。进入21世纪，各领域的研究继续取得丰富的成果。正是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巨大的包容能力，造就了这一学科的学术风范和中国特色，它既可以是一个完整的学科———科学技术哲学，也可以分解为不同的学科方向———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科技与社会等。
一、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发展
在自然辩证法的巨大包容能力下，其中的分歧和争论也是明显的，争论的焦点包括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内容体系以及未来走向等问题。
(一)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
明确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首先需要明确其学科性质。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属于哲学学科。于光远在《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1］（p2）、《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中明确提出自然辩证法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龚育之、孙小礼认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自然科学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的统一。［2］陈昌曙也认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支学科，与辩证唯物主义没有本质上的区别。［3］李醒民认为，自然辩证法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自然辩证法研究也可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4］刘大椿、吴国盛、曾国屏等也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自然辩证法的特有地位———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一部分，又与当代科学技术密切相关———在中国科学哲学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5］正是在这一基本立场的基础上，黄顺基主编的《自然辩证法发展史》一书提出，自然辩证法经历了漫长的历程，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应该充分反映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新成就和新要求，它结合的学科从基础自然科学扩展到整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技术科学；它研究的对象从人对自然界的观点推广到从人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从而包括当代世界的全球性问题；要推进这门学科的发展，必须全面地、系统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自然辩证法的基本思想、基本内容和理论体系。［6］
即使如此，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的认识还有分歧。
大多数自然辩证法工作者都认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具有哲学性质。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哲学，因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自然哲学的著作。［7］吴国盛认为，一个理论不构成一门学科，理论只能是学科中的理论，把一个理论当成一门学科那是误解；一个事业也与一门学科不同，一个学术性事业不见得只发展一门学科，它很可能同时支持几门学科，即使专门支持某个学科，它的性质也与直接从事该学科的研究不同。对自然辩证法而言，“有作为理论的自然辩证法，有作为事业的自然辩证法，但没有作为学科的自然辩证法”，应该把“科学技术哲学”作为哲学学科，把“自然辩证法”作为事业来发展。［8］
还有人认为自然辩证法虽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不是哲学学科，而是一门边缘学科或综合学科。或者认为自然辩证法是处于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边缘地带的学科，具有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的性质；或者认为自然辩证法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相互渗透和彼此结合而形成的一门既不属于哲学，又与哲学和自然科学有联系的、具有哲学和自然科学双重性质的一门独立学科。［9］
作为学科的自然辩证法包括和涉及很广泛的领域，它是开放的，其内容、方法和原理都是不断发展的，将其改成科学技术哲学也是为了发展的需要，为了表明历史渊源和研究特色，也可以称之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当然，使用科学技术哲学的名称会给自然辩证法研究提供新的角度，增添新的内容和表述方式。
(二)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理论体系的构成
对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和定位认识不同，对其理论体系的构成也就有不同的看法。
吴国盛认为作为事业的自然辩证法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史和科学史。［10］陈其荣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原来的自然辩证法领域得以拓展，形成综合性的交叉学科———科学技术哲学，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等。［11］张明国等在科学技术哲学的构成中增加了科学技术方法论，认为科学技术哲学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方法论”［12］。刘大椿全面分析和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哲学在发展历程中其构成因素的演变。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自然辩证法采取的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大口袋”方针，包括自然观研究、科学方法论研究、科学思想史、科学·技术·社会研究；近20年来，自然辩证法逐渐演化成科学技术哲学；近十年来，在改革开放和科学技术革命两股世界性潮流的冲击下，科学技术哲学逐渐分化和形成了一系列专门的学科分支和方向，如科学学、未来学、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技术思想史、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等。［13］
可见，在学者之间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但基本都同意作为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至少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三个构成部分。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社会”知识链条的演进和实践的需要，形成了新的研究领域：工程哲学、产业哲学等。李伯聪将工程与科学和技术进行区分，将科学、技术的二元论拓展为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认为工程活动以建造为核心，工程哲学是独立于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一门学科。［14］（p3－7）当前工程哲学要特别集中于研究工程决策和设计问题、工程制度问题、工程创新、工程人才、工程共同体、工程历史和案例等问题。［15］2007年，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等主编的《工程哲学》试图勾画出中国工程哲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基本观点和理论框架。在工程哲学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开始接触到产业问题，因为很难将有关产业的哲学研究纳入工程哲学范式中，同时，科技哲学需要思考诸如科技产业化和各门产业发展的问题，由于这种理论内在的矛盾和现实社会生活的共同作用，产业哲学逐渐形成。曾国屏等认为，产业哲学是部门哲学或亚哲学，其主体框架有五个部分：(1)产业的元理论问题；(2)产业创新与发展；(3)产业现象学；(4)有关产业哲学的应用问题；(5)产业思想史。［16］吕乃基认为，产业哲学是科技哲学当前发展的最新阶段，具有中国特色，产业哲学本身具有松散性、实践性和主观性。［17］
(三)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未来走向
近些年来，尽管作为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与时代的需要密切相关，但对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学界也有不同的认识。
郭贵春等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继承和发扬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传统，出现了更加专业化和多元化的研究局面，如技术哲学研究的多元化状态，技术本质、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伦理学、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科技战略与政策研究，等等。［18］张明国等从科学技术哲学的构成分析了各部分的研究重点，认为技术哲学主要集中于技术与文化的关系问题，科学哲学主要研究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自然哲学主要研究环境问题的文化成因等；科学技术方法论主要研究创造力开发中的心理学问题；科学技术与社会主要研究技术与文化的现实问题和StS教育问题。［19］
当前的研究热点预示着学科的未来走势，学者们也有不同的期望。
1.自然辩证法应该走向科学技术学
曾国屏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自然辩证法得到了长足的进展，但它并不是一个合理的有生长性的学科，而科学技术学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研究科学技术，社会的发展需要这样的“科学技术学”。当然，科学技术学及学科群的建设要以自然辩证法原理及其理论为指导，原来的自然辩证法学科在新的时代下要走向科学技术学。［20］李正风等认为，作为“大口袋”的自然辩证法并不是学科建设的理性状态，而要加快实现学科性质的单一化，可能的途径就是走向科学技术学。［21］张明国也支持这一主张，认为自然辩证法学科在改为科学技术哲学之后需要进行“第二次调整”，即将科学技术哲学调整为“科学技术学”，这不仅可以弥补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些缺陷，而且有助于实现“StS”的中国化、学科化。［22］
2.自然辩证法未来应当走向科学哲学(包括技术哲学)
吴国盛认为，无论是“自然辩证法”还是“科学技术学”，都不能成为一个学科。西方的“StS”应该译为“科学技术元研究”，而非“科学技术学”，而科学技术元研究并非一个学科。自然辩证法是一种事业，也非一个学科。当前紧迫的问题是尽快结束自然辩证法的过渡状态，建立学术规范，走向学科化。如果走向了科学技术哲学，那就意味着在学科化的道路上朝建制化方向迈出了一大步。［23］
在教育部组织编写的《〈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大纲》(2013年修订版)中，对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内容与范围都作了新的解读。“自然辩证法是一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思维科学相交叉的哲学性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它站在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的高度，从整体上研究和考察包括天然自然和人工自然的存在和演化的规律，以及人通过科学技术活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普遍规律；研究作为中介的科学技术的性质和发展规律；研究科学技术和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规律。”［24］（p1）
从这些不同的期望可以看出，作为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在哲学的范围内向所有的学科敞开，不断进行多领域、多角度、广范围的积累和凝练。
二、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及走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追踪西方科学哲学的研究，译介了大量的西方研究成果，对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和流派进行了介绍和研究。近年来，国内学者除了在传统科学哲学的问题上继续进行研究以外，对后现代科学哲学加强了译介和研究，并且进行了一些具有自身特色的科学哲学探索，如另类科学哲学、科学实践哲学、语境论科学哲学、科学文化哲学等，对科学哲学的未来走向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一)传统科学哲学的问题
传统科学哲学指的是西方正统科学哲学，它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长期以来得不到确切的回答，处于不断的建构、批判、转向之中。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尝试着给出自己的回答。
1.科学划界
科学划界是科学哲学研究最基本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是某种科学哲学理论是否成功的标志。魏屹东认为，科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科学包括关于自然的自然科学、关于人类社会的人文社会科学和关于人类思维的思维科学；狭义的科学仅指自然科学。［25］王前认为，科学的东西肯定是正确的东西，但非科学的东西未必就是不正确的东西。许多非科学的东西无所谓对错，而是要区分好坏、是否有用、功效大小，而这些是不能用科学的标准来直接衡量的。［26］科学的本质包括逻辑分析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科学的划界标准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确定不变的，而需要依据时间和语境才能确定。
2.科学发展模式
科学发展模式是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中出现过许多理论。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基于当代科学社会发展的实际，在科学发展模式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李建珊等基于科学异化所造成的恶果以及人类的主体价值的丧失等问题，提出了一种以人类的终极价值为目标的科学进步模式，即科学—价值模式，认为科学是否是发展进步的，在于它是否朝着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的方向发展，即科学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其全部价值的相互协调和全面增值，且不产生负面影响。［27］
3.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
对于科学理论是否具有真值以及科学术语是否有所实指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造成了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争论。我国大多数学者是支持科学实在论的，因此对科学实在论进行了辩护，并为走出科学实在论的困境寻找可能的出路。如郭贵春等在分析科学实在论的论证策略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实在论摆脱困境的出路。［28］
(二)科学哲学的重点研究内容
1.另类科学哲学
刘大椿等在《思想的攻防———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和演化》一书中把对科学持批判性立场的学者和流派归为另类科学哲学。［29］（p25－26）大体上说，另类科学哲学包括几种类型：(1)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渗透到科学哲学领域的欧陆反科学主义理论，如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等流派的科学哲学思想；(2)从分析哲学传统内部彻底走向正统科学哲学反面的叛逆，主要以费耶阿本德、罗蒂等为代表；(3)借鉴另类思想反叛科学社会学(StS)传统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研究，包括激进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生态主义科学哲学。被称为另类科学哲学的思潮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许多异质性的科学反思。它们更多地关注科学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共同点在于批判科学甚至反科学的态度，传达了对科技价值的质疑。
传统科学哲学所关注的是科学中的认识模式、知识与真理等科学内部的问题，这就需要经验和逻辑推理的方法，但逻辑和经验仅能用来为科学理论本身辩护，而不能展现科学的发展过程；历史主义、建构主义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关注的则是整体的科学与社会中的政治、文化、历史、心理等其他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这种将科学放入社会中、描述和分析其社会形成过程的研究方式展现了科学发展的动态变迁，而忽视了科学内部的构成和科学自身的合理性问题。所以，科学哲学中无论是辩护还是批判都只是关注到了科学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
2.语境论科学哲学
郭贵春等提出科学实在论走出困境的出路之一就是语境论。西方科学哲学经历了语言学、解释学和修辞学“三大转向”之后，语境论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语境的基底上透视、扩张和构建整个科学哲学的大厦，是回答了以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方法以及什么样的基点或核心去决定科学哲学未来走向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30］语境论是一种世界观与方法论，强调从综合的和动态的视角考察科学及其发展。语境论的科学哲学研究纲领主要由语境论的科学观、语境论的实在观和语境论的真理观所构成。语境论的科学观强调把科学放在现实的社会、文化、历史等多元语境中来理解，科学是依赖于语境的产物。语境论的实在观从科学的语境性与可错性出发，在科学知识的去语境化与再语境化的动态发展中，阐述一种语境论的实在论立场。语境论的真理观把真理理解为科学追求的目标，把科学研究结果看成是主客观的统一。语境论的科学哲学有三大优势：在认识论意义上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在方法论意义上比较容易理解关于科学概念与科学观点的修正问题；在价值论意义上能更合理地理解与反映科学的真实发展历程。
3.科学实践哲学
吴彤等认为，传统科学哲学单纯强调科学的理论层面，忽视了科学的实践和活动层面，从整体上扭曲了对科学的看法。科学实践哲学通过对人类科学实践活动和过程的深刻理解，把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转变为实践优位和活动优位的科学哲学。［31］科学实践哲学试图在实践的基础上重构以着重讨论科学实践和活动为特征的科学哲学，建立一种以科学实践为基础，以实验室实践、文化和权力及其地方性知识本性为特征的新科学观。吴彤认为科学实践哲学对于科学哲学研究本身和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有重要意义：(1)科学实践哲学认为实践是科学的基础，反对对科学仅作理论优位的说明和解释，这有助于改变科学哲学的低迷境况；(2)科学实践哲学认为一切知识的本性都是地方性的，打破了科学知识的普遍性神话；(3)知识的地方性研究和对中国本土知识的研究，为科学哲学的中国化研究提供了更为合理的基础和更为广阔的视野；(4)研究科学实践哲学中的实践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的关系，可以推动科学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之间关系的研究；(5)在科学实践哲学的研究框架内，关于实践的因果性和规范性方面的研究对于原有框架的认识有所推动。［32］
4.科学文化哲学
传统科学哲学对科学某一方面特征的关注所造成的二元化使得科学哲学的发展遭遇到极大的困难，20世纪后期出现的科学文化哲学则希望避免这一问题。对科学文化哲学可以有两种理解。第一种理解是将科学看做一种文化样态，对其进行哲学反思，即把科学看做是一种文化或文化活动，从而对其进行哲学探究。［33］另一种理解是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反思科学，即借鉴文化哲学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研究科学，主要侧重于从文化哲学的视角透视科学文化。［34］刘大椿等很早就关注到科学文化的哲学维度，探讨过科学在近现代文化中的主导作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科学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等问题［35］，认为科学哲学未来的任务和理论增长点在于促进科学与人文、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融合。科学文化哲学强调从传统科学哲学的狭窄视域中走出，将科学当做一种文化现象进行审度，而非当做人类知识的最高形式去膜拜；强调科学与人文的融合，采用的方法是综合性的。所以，与传统科学哲学相比，科学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大哲学”，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拓展。
(三)科学哲学的未来走向
尽管当前国内的科学哲学发展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大多数学者对其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对其未来走向进行描绘，甚至一度引发了争论。
1.科学哲学走向自然科学哲学
对于目前国内一部分学者强调纯粹的科学哲学研究，认为科学哲学的正宗是研究科学哲学的理论问题，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属于科学哲学的边缘或者问题，科学与社会关系研究根本不是科学哲学的现象的观点，吴彤并不认同。在他看来，自然科学哲学的问题才应该是科学哲学研究的主流。因此，他不赞同把科学哲学变成一门与实际科学活动完全无关的“专门学问”，认为一旦如此，科学哲学将会丧失“立足之本”，陷入“危险境地”。“重要的问题不完全在于正名，而在于努力。作为学者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2.科学哲学保持多元性研究
郭贵春等认为，随着科学与哲学的不断发展，科学哲学也会随时对传统的问题给出全新的回答。科学哲学始终是一门处于发展中的学科，是一个兼收并蓄的、分层次的和多元化的开放体系。其中，基础理论研究强调的是对作为整个科学的逻辑性、规范性、方法论性和哲学性的系统思考；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所强调的则主要是具体学科的个体性、现实性、前沿性和多样性。这两个层次之间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后者是前者的现实基础，前者是后者的理性升华。
3.具体科学问题及复杂性哲学研究
对具体科学问题进行哲学的研究是科学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所强调的是具体学科的个体性、现实性、前沿性和多样性，而这是基础理论研究的现实基础，因此对传统问题的阐述不能游离于具体科学问题的哲学研究之外。当前，随着具体科学的突飞猛进，具体科学的哲学探究也得到了大发展。系统科学哲学就是如此。国内学者很早就在用科学哲学的范式研究系统科学，颜泽贤等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对复杂系统演化的概念、判断、标度、条件、机制、过程、原理及哲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一些学者力图用科学哲学的方法研究复杂性问题。吴彤的《复杂性的科学哲学研究》一书较为系统、完整地以科学哲学范式研究复杂性。在复杂性研究领域，一批学者分别在复杂性概念、复杂性的知识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对复杂性的科学哲学做了比较深入细致的探讨。部分学者还把复杂性科学思想、概念和方法用于其他领域的研究，也为复杂性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苗东升、范冬萍、肖显静、段伟文、刘劲杨等对复杂性问题从不同方面进行了探讨。
无论是传统科学哲学、另类科学哲学、语境论科学哲学、实践科学哲学、科学文化哲学，还是具体科学问题的哲学探究，我们都不能跟随西方学者的脚步亦步亦趋。不可否认，对西方哲学史上重要思想的学习和借鉴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构建具有中国语境、中国问题的科学哲学，以此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哲学理论体系。有学者就科学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现实性和意义等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认为实现科学哲学的中国化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作，需要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需要在吸收中西两种异质思想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更为重要的是立足中国实际，提出自己的问题。
三、技术哲学研究的重点及方向
技术尽管历史悠久，但技术哲学却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虽然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有学者开始了技术哲学的思考，但国内技术哲学的诞生还是以陈昌曙于1982年发表的《科学与技术的统一和差异》一文为标志。探析科学与技术的本质区别，对技术哲学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科学与技术的区别至今依然是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个重要议题。
国内学者一方面期望能够建立自己的技术哲学研究框架，一方面也译介国际技术哲学的研究成果，所以当前的技术哲学研究在这两个方面是齐头并进的。针对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2001年，张华夏、张志林提出“认识论纲领”，陈昌曙提出“价值论纲领”，引发了一场持续的争鸣。通过这次争鸣，学界对技术哲学的核心问题有了较清晰的认识，对我国技术哲学的快速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陈昌曙等的《技术哲学基础研究的35个问题》一文，从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和性质、技术哲学研究的理论意义、技术的本质、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技术的价值、技术发展的规律性六个方面列出了技术哲学研究的35个问题，虽说不能称之为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但确实指出了技术哲学所要重点研究的领域。
当前，中国技术哲学的研究正趋向成熟。随着建制化的形成和完善，技术哲学逐渐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取得合法地位并被认同，学术共同体也日渐壮大；同时，研究的论题域已基本清晰，研究深度正逐渐增加，研究方式正走向多元化，研究成果正趋于丰富。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重点问题
据初步统计，近30多年来，国内主要期刊发表的与技术哲学相关的学术论文计5000余篇，其中技术哲学的应用研究，如有关StS、技术创新、技术价值、可持续发展及生态技术四个方面的研究占总数的2/3强，而技术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如国外技术哲学、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以及综合研究四个方面的研究所占比例不到1/3。由此可见，虽然技术哲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是这个学科建立和形成的基点，但应用研究居于主体地位，正如陈昌曙所说，“没有应用(现实价值)，就没有前途”［47］。
技术哲学强大的生命力就体现在它的理论研究与现实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上。当然，技术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也在逐步深入，抽象的思辨逐步转变为从语境和实践角度考察和反思，只把技术当做一个抽象的整体进行思考，具有脱离技术实践变得空洞的风险，仅从实际存在的技术出发研究技术，难以达到哲学的高度，“我们应该立足于实际存在技术的经验基础来思考技术的普遍性问题”［48］。从这样一个基本立场出发，技术认识既可以看做是作为认识活动的技术，也可指认识所得到的成果是技术性的［49］，所得到的技术知识“是一种面向实践的知识”［50］。技术使用问题也被技术哲学纳入其中，陈凡等从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探讨了技术使用的问题，认为“人类通过对技术的使用，不但构造了生存处境，也生成了生活世界。在生活世界里所展开的技术使用实践，实际上是技术功能在生活世界的情境化”［51］。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方向拓展
在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领域中，工程逐渐显出其独特性，工程哲学应运而生。李伯聪认为工程哲学是以工程知识和工程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分支。“工程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人能否改变自然界(世界)和应该怎样改变自然界(世界)的问题，它要回答‘人应该怎样做’的问题。”［52］王宏波探讨了工程哲学与社会工程的问题。［53］田鹏颖把技术理解为实践性的知识体系，不仅包括自然技术，而且包括社会技术。社会技术是“人们改造、管理社会和调整、优化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的实践性知识体系”［54］，社会科学与社会技术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55］。“社会技术哲学”是技术哲学的新视域，在此基础上，田鹏颖结合工程哲学的研究主题，提出了“社会工程哲学”范畴，认为“‘社会工程’作为风险社会时代建立在人们改造世界实践活动基础上的重要思维方式，应该成为现代社会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56］
(三)技术哲学的未来走向
不论是借鉴别人的学术资源还是遵从自己的学术传统，当下中国的技术哲学研究正走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面临着从“国外技术哲学述评”向“以基本问题为导向”的转折。技术哲学的未来发展，要坚持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第一，坚持了解新兴技术发展与深化传统技术认识相结合的原则。技术是技术哲学研究的对象和基础，技术哲学工作者既需要结合国情，深化对传统技术的认识，同时又要与时俱进，形成新的问题旨趣。由于存在“知识完整性”缺失问题，无论是对技术的基本内涵、本质、定义进行探讨，还是对技术带来的社会影响及其后果进行哲学反思，技术哲学界都存在着严重不足。这就需要对新兴技术的发展历史、研究进展有基本的把握，才有可能形成有效的方法对相应的技术知识和技术理解展开探讨，而不仅仅是做技术的批评者，或仅限于伦理学的考察。
第二，坚持引介国外技术哲学成果与中国语境相结合的原则。引介国外技术哲学成果的目的是构建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这就要求我们从国外技术哲学成果的“非反思性追随者”转变为“反思性、自主性的思想者”，从“唯学科化”的“技术的哲学”走向以问题为导向的技术哲学研究，用广义的、交叉的、综合的技术哲学去面对处于变革中的整体性中国的当下实践。
科学技术研究方法篇5
［关键词］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概述
abstract:philosophyonscienceandtechnologyhasbeendevelopingrapidlyinrecentyears.thecurrentacademicresearchaboutitisascendant.thearticlesummarizestherecentstudiesonthephilosophyofscienceandtechnologyfromthefollowingaspects:origin,disciplinelocalization,developmentprocess,disciplineboard,currentissues,tendencyaswellastheproblemsinthefuturedevelopmentofphilosophyonscienceandtechnology.
keywords:presentstage;philosophystudyonscienceandtechnology;summary
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呈现强劲势头。每年都有大量的文献发表以及一些重要的学术研讨会召开，使得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些专题得到了深入地探讨。文章就近年来有关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情况作一概述。
一、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渊源。科学技术哲学并非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学术渊源和历史背景，学界从不同视角阐述了科学技术哲学产生的渊源。如学者任元彪从学术渊源上指出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及其学术传统；（2）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辩证法传统；（3）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自然哲学传统［1］。而学者郭贵春、成素梅、邢如萍则认为“科学技术哲学”的根源在“自然辩证法”，他们比较突出“科学技术哲学”与“自然辩证法”的演变关系，认为“科学技术哲学”是从传统的“自然辩证法”的基础上演变过来的，是对“自然辩证法”学科的继承和发展［2］。学者吴国盛则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实际上有三种构成因素、三重历史来源，即：（1）德国古典自然哲学；（2）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3）改革开放以来“大口袋”式的整合新学科［3］。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渊源，笔者认同郭贵春等人的观点。科学技术哲学和自然辩证法关系密切，科学技术哲学是“自然辩证法”在新时期的时代体现，是对自然辩证法的继承和发展。
二、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富有争议，学者有各自不同的见解。如学者黄顺基、黄天授和刘大椿在1991年编写的《科学技术哲学引论——科技革命时代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对科学技术哲学作出了明确的定位。他们把科学技术哲学定位为以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提出的新问题为依据，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是自然辩证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是科技革命条件下的一门新学科。学者刘大椿在2001年出版的《科学技术哲学导论》一书中又进一步把科学技术哲学定位为“对科技时代提出的科技及其相关问题、要求和挑战的哲学回应”［4］。而著名学者于光远先生也曾指出，“自然辩证法”是一个科学群或科学部门体系，它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特色和色彩的诸多科学部门的总称，其中包括许多不属于哲学的科学部门。学者于棋明据此认为，在自然辩证法旗帜下汇集或孕育、成长以至分化出了许多分支学科，其中包括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历史、科学方法论、科学认识论、科学学、科学技术社会学等［5］，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哲学是自然辩证法的分支学科。学者陈其荣则认为，科学技术哲学是当代自然辩证法的新范式［6］，这意味着自然辩证法的范式在当生了改变。学者郑毓信则认为，要考虑科学技术哲学的定位问题，就应该认真考虑以下几个问题：（1）由于现代的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已经极大地扩展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就要认真考虑对包括诸多现实问题进来的种种研究是否能被看成真正的哲学研究？（2）科学技术哲学的现代研究与科学技术活动的距离究竟是变近还是变远？（3）在强调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应当立足于国内的同时，还应当认真考虑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7］。学者吴国盛则深刻地指出，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实际上存在“名实冲突”的问题，科学技术哲学虽然定位在哲学的分支学科，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实际研究内容却远远大于哲学领域［8］。学者贾北树、陈北宁认为，在定位科学技术哲学时应该强调以下四个方面：（1）继续强调必须在哲学的层面上来建设科学技术哲学；（2）强调在科学的基础上建构科学技术哲学；（3）科学技术哲学必须有自己独立的文化意识；（4）科学技术哲学必须关注现实。从以上众多学者对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定位的不同见解中，我们可以看出，现在要想对科学技术哲学进行学科定位，至少应该考虑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是否从“哲学”的范围内界定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内容，第二是科学技术哲学的内涵和外延的问题，第三是科学技术哲学的现实性问题。
三、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方面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一般都趋向认同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如学者张培富从历史的视角指出了中国20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大致经历四个阶段：（1）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中国开始传播；（2）新中国成立之后，科学技术哲学及其教育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3），中国科技哲学惨遭厄运，科技哲学工作受到任意摧残和践踏；（4）结束，中国科技哲学及其教育事业开始复苏，并迅速发展起来［9］。学者任元彪同样认为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1）1930年以前的“科学为本”阶段；（2）30到40年代的多种流派竞争阶段；（3）50至80年代初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成型和发展阶段；（4）80年代中期以后的国际化开始阶段［10］。从以上对中国科技哲学的发展历程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是一门崭新的学科，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条件，科学技术哲学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
四、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是指科学技术哲学的核心研究领域。当前，学界在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的研究上争议较大，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学者吴国盛在1993年撰写《试论自然辩证法》一文中就明确表达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主张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史和科学史作为自然辩证法事业大力发展的四大学科［11］。而学者陈其荣则指出，随着20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自然科学的高度分化和综合的发展，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汇流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社会化与社会的科学技术化，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的发展提供了新鲜的经验材料和理论思想，使它拓展成为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等在内的综合性的交叉学科——科学技术哲学［12］，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哲学应该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几个方面。而从学者张明国、崔伟奇、蔡永海撰写的《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发展的历史与展望》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们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方法论”作为科学技术哲学的主要板块［13］。学者刘大椿指出，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自然辩证法在中国再度发展时，采取的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大口袋”方针，比较有共识的内容可归纳为下述几大块：自然观研究、科学方法论研究、科学思想史和科学技术社会研究。他还指出，近20年来，自然辩证法在中国演变成科学技术哲学，是科学技术与哲学相连结的桥梁。同时他又指出，近10年来，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框架有了重大突破，研究内容有了新的拓展，陆续分化和形成了一系列专门的学科分支和方向，如科学学、未来学、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技术思想史、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等［14］。从以上各位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尽管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分歧较大，但是一般比较认同科学技术哲学至少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三个方面的内容。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知识链条的进展和理论联系实际的紧密需要，科学技术哲学出现了新的研究领域——工程哲学。在工程哲学的研究上，中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2007年7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等人编著的《工程哲学》成为中国工程哲学研究建立的标志。
五、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尽管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问题与时代主题紧密相关，但学界关于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的研究也有所差异。例如学者赵景来对近年来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梳理，他认为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1）关于科学与技术的划界问题；（2）关于技术的本质；（3）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sts）；（4）关于科技发展与人文关怀；（5）建构科技伦理何以可能［15］。学者安维复从科学哲学的视域指出了科学哲学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研究：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科学认识的方法论、科学发现的本质、科学发展的判据、科学的社会监制等问题［16］。学者郭贵春、成素梅、邢如萍指出，就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而言，90年代以来学术界一方面继承和发扬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出现了更加专业化和多元化的研究局面。他们特别还从技术哲学的视域展现了当前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他们认为，对技术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问题：技术本质、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伦理学、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科技战略与政策研究等［17］。学者张明国、崔伟奇、蔡永海分别从自然哲学、技术哲学、科学哲学、科学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与社会五个方面总结了当前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还着重指出了他们在技术哲学方面主要研究技术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在科学哲学方面主要研究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在自然哲学方面主要研究环境问题的文化成因问题；在科学技术方法论方面主要研究创造力开发中的心理学问题；在科学技术与社会方面主要研究技术与文化的现实问题和sts教育问题［18］。可以看出，学者对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所关注问题的研究与他们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界定紧密相关。但是有一点比较明显，那就是学界一般认为“科学与技术的划界问题”、“科学与技术的本质问题”、“科学与技术的价值问题”以及“科学技术的人文关怀和文化问题”成为现阶段关注的热点。
六、科学技术哲学的走向趋势。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哲学也呈现一些新的变化。学界对这个问题尤为关注，争议较大。例如学者黄瑞雄对学界近年对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走向研究进行梳理，认为国内关于科学技术哲学走向研究分为5种类型：（1）以曾国屏和张明国为主要代表的认为从自然辩证法走向科学技术学；（2）以吴国盛为代表的认为从自然辩证法走向科学哲学；（3）以吴彤为代表的认为走向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4）以郭贵春和成素梅为代表的主张保持科学技术哲学的多元性研究；（5）主张继承发扬自然辩证法传统［19］。波士顿大学的华裔学者曹天予对21世纪的科学哲学的趋势作出了预测，他认为科学哲学的趋势大体上有两点：（1）分析哲学的逻辑语言方法要淡出，历史、社会、文化、人类学方法兴起，科学哲学要进一步融入科学学；（2）特殊科学的哲学会有很大的发展，物理学上，特别是有关复杂性问题，在生物学上，有关还原、突现、层次等概念的探讨会大大加强。在认知科学上，计算机科学哲学和神经科学哲学都将对语言哲学与心灵哲学产生重大影响［20］。学者赵跃红通过研究表明，科学哲学有三个方面的自我超越和三个路向，即：一是超越科学共同体这种社会建制的更大范围的社会建制——机制视域下的元理论建构；二是超越科学(技术)文化这种文化范型的更大规模的文化范式——机制视域下的(哲学)理性建构；三是超越了语言学、修辞学、解释学的语言学路向,以至超越了整个西方(语言-逻辑的)哲学传统，对于(形式)逻辑范式予以彻底改造的“科学语言”的科学哲学。第一种路向是“科学社会学”的，第二种路向是“科学文化哲学”的，第三种路向似乎更多地承继了西方的哲学传统,并且还将是科学哲学的主流［21］。学者田鹏颖认为，“社会技术哲学”是科学技术哲学的新视域。他提出，确立社会技术范畴并对社会技术进行哲学反思，开拓了21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新视域。特别是随着工程哲学初步建立，社会工程哲学大有作为，社会工程哲学将成为工程哲学关注的重要内容［22］。
七、新时期科学技术哲学发展面临的问题。21世纪科技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科技哲学的发展也面临相同的境遇。国内一些学者通过研究认为，21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面临一些潜在的问题。中国科学技术哲学要想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实现其未来发展，必须解决这些问题。那么科学技术哲学究竟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如学者程倩春、崔伟奇指出，21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面临三个问题：（1）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性哲学反思；（2）对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重新反思；（3）确立知识创新的哲学基础［23］。而学者庞跃辉则认为，以现代科技变化发展规律和特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技哲学，无论是从推进现代科技良性运行和创新发展的迫切需要，还是从科学技术哲学自身学科体系建设的迫切需要来看，科学技术哲学都必须下功夫解决面临的三大前沿问题：（1）如何认识现代科技和科学伦理的内在关系；（2）如何认识虚拟时空与现实时空的内政关系；（3）如何认识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的内政关系问题［24］。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学界在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发展历程以及未来发展面临的问题方面的意见基本相同，但是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板块内容、关注热点和走向趋势方面的研究分歧较大。这也正好说明我国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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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研究方法篇6
一、关于教育技术学学科的三种认识
目前,教育技术学界形成了有关教育技术学科的三种认识,具体如下:
(一)教育技术学是跨学科领域
关于教育技术学是领域还是学科的争论由来已久,并持续到现在。有一些学者认为教育技术学既不可能也不宜作为一门学科,而只是把教育技术学作为一个由教育学、心理学、信息技术、传播学、系统科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图1)。这种观点完全否认教育技术学是一个理论学科,也不认可教育技术学是一个应用学科,而只是把教育技术学作为各门学科共同研究和实践的领域,原因在于有关教育技术活动的研究难以形成确定性的知识及完善的学科理论体系。这实际上是否定了教育技术学作为学科的可能性。
(二)教育技术学是应用学科
在一些学者看来,教育技术学的任务不是构建完整的学科框架和理论体系,而是利用诸如教育学、心理学、传播学、系统科学等学科的知识去解决教育中的技术应用问题(图2)。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虽然也承认理论的意义,但却否认教育技术学应该拥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并认为构建系统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是徒劳无功的。这种把教育技术学仅仅视为应用学科势必会导致教育技术学失去其本应有的作用而对教育实践产生消极的影响。教育技术对教育实践产生的影响甚微的根源也恰恰是把教育技术学只作为应用学科而忽略理论构建的重要性。
图1教育技术学的跨学科性
图2教育技术学的应用学性
(三)教育技术学是兼具基础与应用性质的相对独立的学科
有一种观点认为教育技术学应是兼具基础与应用性质的相对独立的学科(图3,或者如焦建利教授所言“教育技术学是兼具科学与技术性质的学科”[1],其实质是一样的。)在这种观点看来,教育技术学不仅是应用程度高、以实践为导向的学科,而且需要在实践的基础上借助、整合教育学、心理学、传播学和系统科学等学科的知识进行自身的理论建构,并且运用理论来指导应用,从而实现教育技术变革教育实践的目标。
图3教育技术学的兼具基础与应用性
教育技术学之所以是相对独立的学科,那是因为涉及教育技术研究的学科很多,比如教育心理学、课程与教学论、教育传播学等,虽然有交集,但是,专门而系统研究教育技术的学科则只有也只能是教育技术学。
在这三种关于教育技术学学科的认识中,笔者赞同第三种,因为对教育技术理论和实践发展能产生真正效果的是第三种。教育技术学学科发展的目标就是要努力成为兼具基础与应用性质的相对独立的学科。基于这个目标,笔者试分析教育技术学科发展所面临的内在危机。
二、教育技术学科发展的内在危机分析
近些年来,关于教育技术学成为一级学科的讨论成为教育技术学界的热门话题。其实,教育技术学只有在真正成为一门兼具基础与应用性质的相对独立的学科之后,才可能实至名归地成为一级学科,然而,潜伏着的许多危机在妨碍着教育技术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一)技术应用主义的强旺
当被问及什么是教育技术的时候,除了“不知所措”地搬出aeCt94定义,大多数的回答是“教育技术是教育中的技术,指人类在教育活动中所采取的一切技术手段和方法的总和”[2]。关于教育技术学定位的主流认识是:教育技术学定位在“现代信息技术和视听媒体技术在教育教学的应用。”[3]“教育技术的学科定位应该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和研究的学科。”[4]
从电化教育的“媒体应用论”到教育技术的“信息技术应用论”,技术应用主义一直统治着对教育技术本质和教育技术学学科定位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对教育技术学学科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技术应用主义的教育技术学强调教育技术学应该面向实践,通过应用来体现教育技术学的价值,这当然是正确的,也是教育技术学应有的价值取向。但是,技术应用主义的教育技术学“是贫困的,因为它毫无知识生产能力。”[5]正因为技术应用主义的教育技术学无法产生关于自身的理论和知识体系,所以就不得不将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所需要的知识系统作为教育技术学自身的知识体系,其中就包括了教育学、心理学、传播学、媒体理论,乃至技术哲学等知识。这种用其他学科的零碎知识拼凑成的教育技术学理论,就如同用不同的布头拼成的布袋,无法全面覆盖教育技术实践。真正的办法是,必须用整块布料去缝制布袋,用关于教育技术自身的知识来构建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
教育技术是在教育实践中生成或移植的技术及其体系,是“一种与教育教学系统同质的知识技术”[6],而不是各种媒体技术本身或它们的教育应用。相应的,教育技术学的主要研究工作就是“教育技术的技术体系的创建。”[5]
(二)独立个性的缺乏
第一,教育技术学缺乏自己的话语系统。一方面,我们说的很多话是教育学、心理学、信息技术的话语;另一方面,很多教育技术研究者的着述,虽然用中文来写作,但研究视角、概念系统、思维方式和分析框架都来自西方,其结果正如一位学者评论教育学研究一样:“连篇累牍的文章、着作充斥着新术语、新概念、新体系,……思辨的目的不是研究教育,而是研究西方的话语,以本土的教育论证他人理论思想的合理性。在这里,由于西方话语脱离本土,语言由交流的工具变成了书写的工具,失去了真实生活的意义。”[7]
第二,教育技术学也缺乏属于自己的研究方法。许多后现代主义的支持者常常把追求独特的研究方法视为追求唯一的研究方法加以批判,认为强调独特的研究方法是传统学科框架下的弊病,是画地为牢,应该予以摒弃,取而代之的是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其实,多元与独特是辩证的关系,没有独特就很难理直气壮地强调多元,没有多元的基础也很难形成真正的独特。目前的现状是,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有余,而独特性不足。国内教育技术学研究大多借用社会科学特别是教育科学以及心理科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历史研究、调查研究、比较研究等,这些研究方法作为通用性质的方法为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与应用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如果长期停留在借用上就不利于教育技术研究的纵深发展。
第三,教育技术学亦缺乏属于自己的一般理论。教育技术学的综合和交叉的性质使其作为学科的合法地位常常遭到来自学科内外学者的质疑。质疑的关键点在于,如果把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剔除出去,教育技术学还剩下什么?教育技术学的文本本应具备一种思想张力和某种叙说的结构来激发批判性的反思,可由于缺乏自身的一般理论而成为一种具体阐述对学习资源和学习过程进行设计、管理的程序的技术手册。不可否认,教育技术学欲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借用和移植信息技术、教育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部分理论、方法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多学科的整合或跨学科的研究不应该导致其他学科对教育技术学理论发展的限制,而且,如果一直没办法摆脱对其他学科的依附,教育技术学自身独特的对象域反而被遮蔽,教育技术学的一般理论就永远不会得到彰显。
(三)理论研究的贫困
一方面,确实有一批杰出的学者在教育技术学理论探索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如何克抗教授的“信息技术与课程深层次整合理论”,李克东教授的“数字化学习理论”,桑新民教授的“创新学习方式观”,祝智庭教授的“协同学习理论”,杨开城教授的“技术人造物缺陷分析法”等;另一方面,每年在教育技术类的期刊上发表关于教育技术的论文数千篇,此外,每年教育技术学专业的博士、硕士论文亦是数以千计。但整体来说,关于教育技术学的理论尤其是基础理论探索远远不够,有学者分析后指出,国内教育技术界“系统化地对教育技术学本体论方面的研究非常薄弱”,[8]也有人就对2001-2005年中国教育技术学硕博论文679篇进行统计分析后得出结论:“中国教育技术学研究的现状是应用和实践谈得多,而理论的东西谈得少。”[9]
不仅是关于理论研究的数量少,而且质量也不高。以目前教育技术的核心领域——教育信息化为例,有学者就分析指出,“在教育信息化推进过程中,关于领域、名称、定义、定位、逻辑起点等问题,至今在理论建设方面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10]这显然与教育信息化实践开展得如火如荼以及有关教育信息化研究成果的汗牛充栋是极不相称的。
教育技术学理论研究的贫困有着深刻的思想渊源。首先,教育技术学的跨学科性质使人们自然地认为在多学科的背景下构建自身的理论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不现实的。有学者就曾指出,“教育技术学具有很强的跨学科特征,……教育技术学不具有一个统揽全领域的一般性理论。”[11]其次,教育技术学强烈的应用取向也让人们倾向性地认为教育技术学就是应用研究,就是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因此,理论研究动力不足。诚如桑新民教授指出的那样,“教育技术学在中国至今还是一个‘重技术,轻理论’的领域,基础理论的研究被边缘化,并常遭冷嘲热讽。”[12]思想的贫困导致理论研究的贫困,继而阻碍了教育技术学学科发展的实际进程。
(四)实践影响力的微弱
来自两个方面的责难足以让教育技术学研究者忐忑不安,一是学术界对教育技术学理论深度不够的指责,二是基础教育界对教育技术实践影响力不足的非难。教育技术学要想获得更高的公众认同度,就必须在实践应用上取得突破,教育技术学的危机和希望均在于教育技术理论对于教育技术促进教育变革之实践的实际效果。事实上,目前教育技术的实践影响力并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如投资100多亿元的农村远程教育工程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饱受批评,巨额的投资并未得到相应的回报;轰轰烈烈的中小学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亦没有取得令人信服的成果。一方面,信息技术对教育有革命性的影响,另一方面教育技术在教育实践中的影响甚微,这个悖论的存在对教育技术学学科发展的影响几乎是致命的。
问题出在哪里呢?本应有的影响力为何未能发挥出来呢?其原因是:第一,长期以来,我国教育技术学研究中的“中话西说”导致了理论话语与研究对象、研究主体相悖离的不良后果,也拉开了教育技术学理论与教育实践的距离。过度诠释西方教育技术理论(对aeCt94、05定义热火朝天的争论就是其中的一例)、乐此不疲地脱离中国教育实践引进所谓西方教育技术理论前沿(似乎越是西方的理论越是得到研究者的青睐,而这种研究也似乎更高深)是教育技术学实践影响力微弱的重要原因。第二,扎根不够是教育技术学实践影响力微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像何克抗先生及其学术团队那样扎根农村基础教育开展教育信息化促进农村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实验研究太少了,离开了实践或者不能持续地深入实践都不可能产生有实践影响力的教育技术学理论。
三、危机应对策略
技术应用主义的强旺、独立个性的缺乏、理论研究的贫困以及实践影响力的微弱是我国教育技术学学科发展的内在危机,我们只能从学科内部入手,综合性地寻求解决之道。
(一)树立学科信念
任何学科都存在一个形而上学的基础,有时这个基础就是一种信念。坚持教育技术学研究的学科取向,并为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科而努力就是一种学科信念。有人把“学科取向”和“问题取向”对立起来,这是极为不妥的。在“问题和主义”这个经典论题面前,更为积极的态度是既扎实地研究问题,也积极地构建主义,最好还能形成不同的理论流派。事实上,我国的教育技术学既缺乏深度的问题研究,亦缺乏成型的主义或流派。
我国教育技术学的发展实践证明了学科取向的教育技术研究的正确性。实际上,我国教育技术研究正是基于学科立场,走的是一条独特的学科建设道路。一般的情况是在学科内在观念建制相对成熟的基础上再来建设学科的外在社会建制。目前,我国教育技术学的外在学科建制已经基本成熟,有自己的学会和数量庞大的分会,有数量可观的CSSCi学术期刊,有200多个教育技术学本科专业点、100余个教育技术学硕士点、10多个教育技术学博士点。现在的艰难任务是学科的内在标准建设,主要指教育技术学的话语系统、研究方法和一般理论等。
教育技术研究者应有构造独特话语系统的信念,即语言自觉。一个成熟的学科须具有一个自洽的概念系统,一套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体系相适应的话语系统。在本土研究的基础上创造属于自己的概念系统、思维逻辑、言说方式和话语系统,是教育技术研究者理论自觉的最重要的表现,也是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体系的逻辑基础。
教育技术研究者应有探索独特研究方法的信念。尽管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和综合化是社会科学研究的趋势,但多元和综合的背后仍然有自身的独特。在教育技术学研究和课程教学理论研究中运用解释主义研究范式、实证主义研究范式或调查研究、个案研究等具体的研究方法是一回事吗?可以肯定的是,教育技术学研究中的多元化方法本身应是独特的。在独特的多元化基础上,教育技术研究者继续探索适合教育技术学研究问题域的开放的教育技术研究方法。
教育技术研究者应具有构建教育技术学一般理论的信念。很多学者放弃了构建教育技术学一般理论的努力,但“教育技术学确实有其自身的本质特征、并具有和其他学科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13]教育技术学不能满足于借用、移植其他学科理论和方法的现状,而要构建与其他学科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并争取让其他学科在研究中借用和移植教育技术学的一般理论和方法。也就是说,教育技术学不能仅成为其他学科理论、思想、方法的消费者,而应成为自身理论、思想、方法和观念的生产者。只有真正的生产者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而要成为生产者,教育技术学就不能停留在技术的教育应用这个层面,即要打破技术应用主义的禁锢,把教育技术本身作为一个生成着的整体来进行研究,从形成教育技术而不是技术教育应用的一般理论。
(二)强化主体意识
所谓的主体意识是指在教育技术学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中所体现出来的反思—批判意识、伦理意识和竞争—发展意识等,并以此来消除对西方教育技术学或其他相关学科的依附,从形成一种学术自觉和学术自强的心理状态。
强化教育技术学研究的反思—批判意识,就是要通过对国内教育技术学研究成果和西方教育技术学理论进行重新审视,厘清现有教育技术学理论中的错误观念、思想以及批判对西方教育技术学理论的依赖心理,继而达到提高教育技术学研究的质量和本土适应性的目的。反思—批判意识是建设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学科的学术起点,是教育技术学理论和实践创新的前提。总体来说,国内教育技术学界的反思—批判意识不强,反思—批判性或争鸣性的研究不多,尤其是对国外研究引进、借鉴得多,反思、批判不够。
强化教育技术学研究的伦理意识,首先,教育技术研究最高的善是对真理的虔诚,教育技术学的应用性质不能成为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之借口,不能为了迎合应用而放弃对更深层次理论的追求甚至弄虚作假,只有具备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才能让教育技术研究的道路更宽阔、更深远。其次,教育技术研究者应具有超越功利的心态。教育技术理论研究是精神生产,它产生理论、思想和观念,这种生产应只有在不受物质利益需要的影响下,才能成为真正的生产。再次,就是要增强教育技术研究者所具有的服务于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事业的责任感、使命感,提高教育技术学研究的教育关联性和实践影响力。
强化教育技术学研究的竞争—发展意识,就是在扎根中国教育实践的本土研究中以国际教育技术学界公认的学术标准要求自己,努力做出能与国际教育技术同行进行对话、交流甚至商榷的高水平研究成果。竞争的意识要求教育技术学研究者摆脱对西方教育技术理论“先进性”的盲目崇拜和仰视状态,用平等的眼光看待西方教育技术研究成果和本土研究成果,并努力形成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
要实现与西方教育技术研究的竞争,并从竞争中求发展、实现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学科的目标,就必须认识到在西方教育技术学术体系上建设教育技术学学科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至少在三个方面会遭遇到文化的冲突和矛盾:第一,西方的教育技术实践与中国的教育技术实践不一样;第二,西方的文化传统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差异明显;第三,西方教育技术研究的认识论、方法论与中国教育技术研究的认识论、方法论亦存在巨大差别。那种热衷介绍、诠释,甚至赞美西方教育技术理论而不加以消化和本土化改造的教育技术研究文化无益于教育技术理论的进步和教育技术学学科的发展。
因此,首先需要倡导一种扎根本土的教育技术研究文化,要研究和解决生长于中国教育实践土壤上的教育技术问题,而不是通过介绍他国的教育技术问题、概念和理论来人为地制造我国教育技术研究的表面繁荣。其次,立足于我国的文化、经济和政治背景开展教育技术研究。再次,挖掘我国的传统文化资源,对于这一点,南国农、何克抗、桑新民等诸位先生不仅作了大力的倡导,而且还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实现了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创新,如何克抗先生通过阐述孔子的教育思想而为我国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奠定了教育思想基础,桑新民教授在挖掘我国古代学习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对学习进行了创新研究等。
(三)构建良好机制
第一,构建研究者与实践者的互动机制。在教育技术研究中,有的研究者自身就是实践者,有的实践者本身也是研究者,研究者与实践者的合一当然有利于理论与实践的汇通。但是,更多的情形是研究者与实践者的分离。教育技术作为一项面向实践的活动与事业,其学科建设的宗旨在于为变革教育实践服务,而教育技术研究者与实践者的互动、沟通是教育技术促进教育变革的重要保障。教育技术研究者尽可能主动走近教育技术实践者,通过观察、聆听、参与、对话、合作等方式与实践者建立良好的互动机制,缩短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的距离,让教育技术学理论焕发实践理性的光辉。
第二,构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对话机制。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学者与从事应用研究的学者都在为教育技术学学科建设而辛勤耕耘,但由于研究的立场、方法和取向不同而各自为政,缺乏基本的共识,甚至于出现搞应用研究的看不起搞基础理论研究的,搞基础理论研究的不理会搞应用研究的,这样就导致教育技术学的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相脱节,不仅无法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且很可能导致教育技术学的内部分裂。教育技术的研究机构、管理部门或民间组织必须组织基础研究者和应用研究者的深层对话,并逐渐形成稳定的对话机制,从而增进相互理解,促进理论融合。
第三,构建不同学科背景研究者的合作机制。不同学科背景研究者的合作有利于拓展教育技术研究的视野和深化对教育技术问题的认识。在教育技术研究过程中尤其是课题研究过程中,多学科背景研究者的实质性合作不够。教育技术研究者自己要意识到学科交叉和融合对于教育技术研究的重要价值,主动与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合作,有条件的院校或研究机构可以在构建多学科背景研究者合作的机制上做出率先示范,通过不同研究范式、方法的互补来产生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科学技术研究方法篇7
【关键词】技术;系统方法;开拓创新;横向科学
【中图分类号】G40-057【文献标识码】a【论文编号】1009―8097(2010)01―0010―03
一门学科所具有的研究属性及研究方法是其发展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而学科研究往往取决于学科性质,从科学分类的角度把握教育技术学的学科性质,探讨教育技术学研究对于中国教育技术学学科的蓬勃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一教育技术学的学科性质
1科学、科学的分类与技术
对于“科学”一词的理解,《辞海》的解释是: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解释是:对各种事实和现象进行观察、分类、归纳、演绎、分析、推理、计算和实验,从而发现规律,并对各种定量规律予以验证和公式化的知识体系。可见,科学是发现客观存在的规律,它是关于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的知识体系。
依据科学研究对象的特点可以将科学区分为两大类,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前者以自然现象为研究对象,如生物学、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等;后者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如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等。
对于“技术”一词的理解,《辞海》的解释是:1.泛指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和自然科学原理而发展成的各种工艺操作方法与技能;2.除操作技能外,广义的还包括相应的生产工具和其他物质设备,以及生产的工艺过程或作业程序、方法。《科技词典》的解释是:是为社会生产和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服务的,供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物质手段、智能手段和信息手段的总和。可见,技术主要是把理论变为现实,技术回答的问题是“做什么”和“怎么做”。
2教育技术学是介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技术性学科,兼具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特点
(1)从其在教育科学分类框架中的位置来看,教育技术学具有社会科学的性质。
按照瞿葆奎主编教育科学分支学科丛书中对教育科学的分类框架,教育技术学具有“综合运用各门学科,解决教育的实际行动问题”特点,它与“教育卫生学、教育行政学、教育规划学”处于同一层次的教育科学分支学科。教育技术学具有交叉学科的特点,但同时它隶属于教育科学这一社会科学,必具有社会科学的性质。
(2)从中外教育技术的发展历程来看,教育技术具有自然科学的性质。
作为教育技术的发源地,美国教育技术的发展深受心理学发展与媒体技术发展的影响。作为教育技术的父系学科,心理科学的发展深深影响了美国教育技术的发展,经历了行为主义-认知主义-建构主义的转变,心理科学作为一门具有“实验研究”方法的科学,具有自然科学的属性[1]。从媒体技术在教学中应用的过程来看,美国教育技术经历了20世纪初的视觉教学,20世纪末的视听教学,到计算机辅助教学,直至今日提倡的混合式教学,此间媒体在教学中应用的过程与科技进步紧密相关,与人类探索自然科学原理的过程息息相关。美国教育技术的发展受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其发展历程深深打上了自然主义的烙印。中国教育技术的发展,一直非常重视先进媒体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在与国外教育技术交流接轨过程中,更加重视系统方法的运用,采用新的教与学的理论、方法去干预教学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教育技术发展从早期强调媒体的运用,至重视教学理论、学习理论等指导,也显示出其自然科学的性质。
(3)从教育技术学的定义来看,教育技术学兼具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性质。
以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个定义来分析。
南国农教授在《电化教育学》(第二版)一书中指出,“电化教育,就是在现代教育思想、理论的指导下,主要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进行教育活动,以实现教育过程的最优化。[2]”分析电化教育产生的原因时,他指出:一是心理的原因,一个是物质的原因。在这一定义中,几次出现了“教育”一词(教育思想、理论,教育技术,教育活动,教育过程),而教育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具有社会性。因此,南国农教授说电化教育兼具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性质。
何克抗教授在《电化教育研究》2005年第11期《关于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的论证与思考》一文中在对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严格论证以及对aeCt’05定义与94定义所作的对比分析后指出,“教育技术学(技术化教育学)是通过设计、开发、利用、管理、评价有合适技术支持的教育过程与教育资源,来促进学习并提高绩效的理论与实践。[3]”在此文中,何教授指出“借助技术的教育”活动是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可见,教育技术学具有社会科学的属性;作为教育技术学组成部分的基础理论部分与应用科学部分则涉及心理学、物理学、电子学、计算机科学等自然科学内容。教育技术学兼具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性质。
因此,教育技术学是一门围绕“做什么”和“怎么做”展开的,紧紧依托心理学、教育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用技术的手段优化教育教学过程规律的交叉学科。
二教育技术学科研究的属性
教育技术学科研究的属性是其学科性质的具体体现,它的属性既与教育这一特殊的社会特性相关,同时,它又与深深影响其发展的诸如物理学、心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息息相关。教育技术学科研究应当具有问题解决性、技术应用性、系统方法性、开拓创新性与客观实在性。
1问题解决性
科学研究是人类有目的的探索活动,科学认识的发生不是始于理论或观念,也不是始于观察或经验,而是始于问题,这是由科学研究的探索性决定的,问题是科学研究的起点[4]。从问题出发进行探究是学科走向成熟、逐步系统化、形成自我体系构建的必然过程,这一点无论是在自然科学,还是在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中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教育技术学要进行科学研究,也必然从问题开始探索,进行研究,只不过其所研究、解决的问题是教育、教学这一特殊情境中的问题。
从教育技术发展历程也可以看出,正是教育中不断出现的问题,加速了教育技术的发展。为了解决二战时期工业和军队传统培训、教学与人才急需之间的矛盾,视听教学在美国得到了飞速发展,为日后美国教育技术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而1998年陈至立在为《中国教育报》5月18日创办的题为“制高点----现代教育技术”专题新闻版撰写的“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推动教育教学改革”的文章中对教育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地位及应用的强调,迎合了信息时代对创新人才培养的要求,对解决我国教育教学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具有一定的针对性,无疑对我国教育技术学科的研究也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只不过在不同阶段教育技术研究表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在初期,主要是借助政府或外在机构等外力的推动,是被动发展;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与教育技术学科的日益成熟,其已经表现出谋求内在主动发展的趋势,主动发现教育中德问题、主动加以解决,促进教育发展,同时也加速了自身学科的发展健全。
2技术应用性
技术具有中介性,技术总处于“科学-生产”、“生产-科学”的中间地位上,它既可以是物化的技术,也可以是智能的技术,主要是把理论变为现实,解决的是“做什么”和“怎么做”。教育技术则在教育问题与教育教学过程的优化之间搭起了桥梁,从教育技术学与教学论、教育心理学的区别中可见其技术应用性。
教学论是研究教学的本质和教学的一般规律的理论性学科,以此来确定优化学习的教学条件和方法;教育心理学则是研究学校情境中学与教的基本心理学规律的科学,为如何指导学生有效地学习提供指导,两者都属于描述性理论。而教育技术学则是依据相关的理论,以教学系统设计和媒体技术应用为核心,通过具体对教育过程和教育资源的系统化操作应用(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实现教育教学问题的优化解决。可见,它所提供的是处方性的解决方案,是物化技术与智能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系统化应用,是一种规定性理论。
3系统方法性
系统方法是一种具有普遍适用范围的并兼备多种认识功能的新方法,它具有整体性、综合性、普遍性等一般科学方法所具有的特征,且具有定量化、精确化、最优化、解决复杂系统有效性等与现代科学技术相适应的现代科学方法特征。系统方法的运用促进了教育技术的发展,也为解决教育这一复杂领域中的问题提供了指导思想。
媒体技术、个别化教学与系统方法三种概念的整合形成了美国的教育技术,系统方法在其形成中的重要性从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名称的变更(视觉教学部视听教学部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及aeCt关于教育技术定义的变更(aeCt1963、1970、1972、1977、1994定义)中也可见一斑。
在国内研究中,南国农教授认为,“电化教育,就是……,促进教育过程的最优化”,何克抗教授提出的“教育技术是通过对教育过程和教育资源进行的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两者都强调了“教育过程”,而过程是具有系统性的,这个系统可大可小,一所学校、一个班级、一门课程都可以看作一个系统。我们仅以教学系统为例来进行说明,教学系统包含教师、学生、教学内容、教学媒体四个要素。传统教师主导的教学过程重视由教师出发的单向传递过程,在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新型教学结构中,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动性、交互性更强。教育技术研究不仅需要重视单向传递过程,重视教学过程中单个要素的研究,更要重视学生作为主体的积极反馈过程(即双向传递过程)与整个教学系统传递过程要素之间的关联研究。
4开拓创新性
创新性是衡量科学研究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之一,创新的内容可以是理论也可以是方法,可以是发现新问题也可以是发现新规律。具体到学科研究,问题解决创新性往往能够促进学科创新性。教育技术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必然伴随着其它学科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创新发展,同时,教育领域是一个复杂多变的系统,教育技术学作为一门技术性学科,开拓创新性是其发展的必然要义。
美国教育技术发展过程,正是不断吸纳新鲜的思想、理论方法,用新的技术不断解决教育教学中的问题的过程。系统方法在教育技术中的运用,使教育技术走出了媒体中心论,进入了系统研究;心理科学研究方法在教育技术中的应用,提高了教育技术研究的科学性;以计算机网络多媒体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拓展了教育技术的研究与应用领域。
国内80年代掀起的对电化教育与教育技术的名称之争的讨论,虽无最后定论,但其吸纳国外教育技术中系统方法的理念,拓宽了我国教育技术学研究对象与研究范畴;近几年国内关于广义教育技术定义的研究,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不同角度的探讨都为教育技术研究开拓了新的思路,推动了教育技术学科研究的繁荣。
5客观实在性
教育技术学的研究范畴是对教育过程和教育资源的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都是具体的操作行为,同时操作实验无论在教育技术发展形成历程中,还是从解决现实教育问题的角度看,都占据了教育技术学研究的很大比重。因此,其研究成果都应当可以转化为教育实践,并具有可复制性、可度量性和可控制性[5]。
三对教育技术学研究趋势的思考
1在研究范式上,实证主义与解释主义并行
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实证主义由于追求研究的客观性、因果性、定量性与普遍性,一直深受教育科学与心理科学研究的推崇,并形成了“假设-演绎”的科学方法模式,这种假设-演绎往往通过实验来实现;但教育活动是一项复杂的活动,教育环境及教育主客体都非常丰富,许多因素是不能通过实验来进行严格控制的,解释主义具有主观性、参与性、定性化、特例性,可以弥补实证主义的缺陷,两者互为补充。教育科学研究范式表现出两者的融合,教育技术学科也应当遵循这样的原则。
美国教育技术05定义中加上“符合伦理道德规范”进行限定,也突现了教育技术领域研究的特殊性,它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都是生活在特定社会环境下的有思想、有感情、有需要的人,自然科学是中性的,而教育(技术)科学研究中的许多问题涉及价值伦理判断问题,其研究过程及研究领域,往往都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可能会产生无关变量,从而影响研究。因此,在遵循以实验方法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研究的同时,作为解决现实教育问题的教育技术学,应当与解释主义倡导的参与性观察、个案分析、生活史考察等进行有机结合,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
2在方法论上,重视横向科学及教育技术相关学科的指导借鉴作用
横向科学是在广泛跨学科研究基础上,以研究对象的共同点进行研究而形成的工具性、方法性较强的学科。与哲学相比,两者都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但横向科学不象哲学一样给人们以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最高指导,它只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工具[6]。
教育技术学正是借鉴了横向科学中“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思想,实现了教育技术学观念及理论、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作为一种具有普适性的科学,横向科学最新研究中的耗散结构论、协同学、超循环论的研究都可以为教育技术科学拓展新的思路。教育技术学作为交叉学科,深受其它学科的影响,哲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传播学、社会学等的发展都可以为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提供借鉴。
3重视国际对比研究,学会“扬弃”
任何一个学科,尤其是兼具社会科学性的学科,其发展的历程都深受本民族思想及历史发展的影响。因此,在吸收国外的教育技术成果时,应当学会辩证分析,有目的性地“扬弃”,吸收精华,去其糟粕。如在研究美国教育技术理论及实践时,应从美国的文化特点及其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去解读,美国是一个历来重视实用主义的工业化国家,其民族文化尚短暂,它的教育思想深受杜威“儿童中心”的教育观念的影响,有重视学生的学习过程的传统。而我国则历来重视教师在教育中的中心地位,借鉴美国教育技术,应学习其重视学习者的思想,同时保留我们教育思想的优点。
4重视立足国情的教育技术学研究
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教学都有自己的特殊性,教育技术学的研究是立足于解决本国教育问题的,借鉴历史,吸取中国几千年来博大深邃的教育思想,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有利于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学科的完善发展。
加强电化教育史研究。我国的教育技术发展走的是一条与国外截然不同的道路,它深受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重视媒体应用,与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的理念是分不开的。教育思想影响着本国教育技术发展的走向,在吸纳国外先进教育思想理论的同时,应立足本国优良的教育思想,如儒家学说中提出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温故而知新”等一系列教育教学思想,解决教育这一深受国情影响的社会科学领域中的问题。
参考文献
[1]何克抗,李文光.教育技术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9-53.
[2]南国农,李运林.电化教育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2-4.
[3]何克抗.关于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的论证与思考[J].电化教育研究,2005,(11):3-19.
[4]董奇,申继亮.心理与教育研究方法[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5:40-42.
科学技术研究方法篇8
宁夏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现有6个硕士学位点,涵盖10个基础医学学科,这些学科也是学校研究生教育的公共平台。为提高研究生教学质量,经过与广大导师论证,学院大胆地进行了研究生课程的改革,实施模块式教学。可供研究生选择的模块有:①平台课程模块,包括公共医学基础课程和学科课程;②进展课程模块,主要进行学科前沿进展介绍;③实践课程模块,主要进行技术方法操作训练;④学术活动模块,开展名师讲坛、博士论坛和研究生创新论坛活动。与先前的研究生课程相比,新课改中增加了基础医学研究进展、学术活动类课程模块。根据医学科学研究技术的进步,完善了技术方法类课程模块的内容,通过打破成规、精选教学内容和丰富课程内涵,达到加强课程的基础化和综合化建设,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完善研究生知识结构的目的。
2课程改革的实施措施
完善课程改革组织机构。成立了基础医学研究生课程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由基础医学院院长担任,主管研究生教育的副院长担任副组长,成员则由各学位点负责人担任。主要职责是对新课程的实施提供各方面的保障,并及时解决实施过程的问题。课程改革实施方法。组织各学科专家进行平台课程和模块课程内容的整合,确定该专业该水平导师开展新进展讲座。课程结束时,要求结合课程内容及自身专业研究方向进行文献综述。课程教师和参与课程学习的体系共同参与内容的讨论。学术活动类课程模块。2007年开设组织实施博士论坛和院士教授讲坛,以营造青年教师、研究生与博士、教授面对面交流的学术环境,解决目前普遍存在的研究生很少接触其他专业导师的问题[3]。校内共有20名博士和10名教授,校外邀请到4位院士和40位著名学者通过专题讲座和报告的形式参与到研究生模块式教学改革中。此外,以研究专题的方式,实施多学科联合的学术沙龙,如神经生物学研究沙龙、血管发生和生成研究学术沙龙、群体遗传学研究沙龙、宁夏地道中草药有效成分研究学术沙龙等。通过不同学科就同一问题的研究思路的展示和讨论,师生的视角得到了延伸、方法获得启示、思路更加明确。为了提高研究生科技创新的热情,举办了神经科学基础与临床研究进展研究生创新论坛,组织基础医学院和临床学院从事神经科学研究的研究生站在讲台上,展示研究思路和结果。技术方法类课程模块。技术方法的选择直接关系到医学研究目标的实现和结果的可行度。为此,开设了细胞培养技术、分子生物学实验、电子显微镜技术、形态学技术与方法、高级生物化学技术、免疫学实验技术、病理学技术与诊断病理学、分子病理学、生理学实验技术。由具有丰富研究经验的教师和技术室的技术人员担任指导教师,提供学生自己动手操作的机会。考试除了相关的理论测试外,主要是以学生的实验结果作为评分标准。为了上好实验技术课程,组织多学科导师及实验室技术人员,编写了两部针对研究生的技术教材,即《女性生育力保存技术》和《形态学实用技术》。这两套教材对课程的有效实施及研究生理论和实践的有效结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建立和完善各课程的质量监督和管理。实施年终学位点考核,听取学位点对研究生课程实施的效果评价,并收集教师和学生的反馈意义,对授课内容和方法进行及时必要的调整。
3结果
使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评估研究生课程改革的效果。问卷调查针对2007级、2008级研究生,调查人数为100人,回收有效问卷80份。问卷涉及课程设置,课程教学,课程选择和意见反馈四方面内容。同时,对20名调查人进行了此项目的定性访谈,主要内容包括上课的主动性,总体感受和需要进一步改进之处。课程设置。对课程设置的调查包括课程门数,必修课与选修课比例,知识量和课程质量四个方面,调查结果显示,研究生对模块式教学改革的课程设置总体认可程度为76.96%。课程教学。对课程教学的调查包括课程授课的知识量,授课内容的深度,与本科课程的区别,授课效率,专题讲座的次数和跨学科课程讲授六个方面,调查结果表明,研究生对模块式教学改革的课程教学总体认可程度为72.15%。课程选择。在所设置的两个课程平台和三个课程模块共35门课程中,研究生对各课程均有选择,其中选择生命科学研究进展的人数最多,占被调查人数的89.78%。实践类课程中分子生物学实验位居第二,为61.76%。细胞培养技术(60.23%),医学研究方法学(52.87%)和博士论坛(43.57%)分列第三、四和五位。定性访谈。分析定性访谈资料发现,课程改革后吸引力增强,多数研究生自述其上课的积极性有所提高,总体感觉良好。同时,部分研究生认为,改革后的课程安排需进一步完善,如课时偏长,时间不固定,小组人数太多,增加互动时间等。
4讨论
科学技术研究方法篇9
论文摘要：通过对我国部分体育院系硕士研究生培养方式以及高校对体育硕士满意度的调查研究和专家访谈，分析目前我国体育学科研究生教育在专业设置和研究方向方面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建议及对策，旨在促进体育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式与社会需求顺利接轨。
1研究目的
在充满竞争的21世纪，“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能否有效地识才、育才、用才和留才直接关系到一个学校的成败。2008年的奥运会举办权的获得，大大提高了社会对体育人才的重视，为此，各大高校都把体育人才资源的开发和使用纳入了自己的战略规划和战略决策之中，这在客观上为体育学科研究生的就业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契机。但事实上，摆在研究生面前的不仅仅是机遇，更多的是挑战。在当今这个富于竞争的社会，社会用人体制逐渐走向了市场化运作模式：“双向选择、择优录用”，社会不用庸才，不用书呆子，他们需要的是英才，是智商和情商的双“高型”人才，这样就体育学科研究生的培养单位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那么用人单位对已就业的研究生的满意度如何?体育学科研究生培养方式是否完善，存在那些问题以及如何应对?为了增加就业，促进社会协调发展，本研究就基于以上方面的问题加以研究，试图促进体育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式与社会需求顺利接轨。
2研究对象和方法
2．1研究对象
2．1．1三所高校的培养方式
武汉体育学院、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
2．1．2八所大学对于体育学科研究生的满意度及需求现状
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工业大学、武汉理工大学、湖北师范学院、长江大学、武汉职业技术学院。www.133229.Com
2．2研究方法
2．2．1文献资料法
查阅国内外有关体育学科研究生就业与人才需求的研究文章和相关资料。
2．2．2问卷调查法
对武汉体育学院、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发放问卷146份，回收问卷132，有效回收率为90．4％，并对问卷进行检验，结果是有效的。
2．2．3访谈法
走访了8所高校体育部门的主管领导共8人。
2．2．4数理统计法
运用“spss”软件包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
3结果与分析
3．1用人单位对体育学科研究生满意现状
体育课的设置是高校体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社会需求的调查发现，体育学科研究生进入高校，主要是教学与训练和科研两大部分。因此，高校的体育教师承担着促进大学生身心和谐发展，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以及学生终身体育意识的重大责任。而作为实现学校教育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教学的效果，不仅影响学生的培养，更重要的影响学校全面的、多元化的发展。目前，高校的体育教师中体育硕士的比例与日俱增，但用人单位对体育学科研究生满意度却普遍不高。调查结果显示：用人单位对所进体育学科研究生非常满意的最多只占3％，比较满意最多的还不到整体的1／6，一般与不太满意两者相加最小值超过了50％，最大值竟然达到91％，而对于非常不满意占3％一5％。(见表1)
调查结果说明：高校对体育学科研究生满意度普遍不高，与学校自身期望存在一定的差异。调查发现，导致这种差异主要原因是：(1)科研能力不强、专业技术水平不精湛，不能做到一专多能，同时上几门不同的体育选修课；(2)缺乏较强的教学能力和裁判能力；(3)缺乏组织校内外体育活动的经验。从调查中还得知，用人单位对研究生的硬件的要求是，必须具备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较强的科研能力以及创新能力。
3．2体育学科研究生培养方式现状
3．2．1体育院校专业技术课时数偏少，教师授课质量不高，无法满足学生提高专业技术的要求
专业技术课是提高学生专业技能主要途径之一，专业课开设情况反映了学校对体育学科研究生业务素质的要求和重视层度。通常课时越多，授课质量越高，学生专业技能水平提高得就越快。
表2的调查可以看到：大多存着专业技术课时数安排偏少的现象，这与目前研究生专业技术水平普遍较差而需提高的实际不相适应，也与社会对研究生的专业技术要求趋高的实际不相适应，这是造成高校对研究生满意度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由于学生的来源、职业和年龄等问题的差异，学校对研究生专业技术课时数没有统一的规定和要求，各培养单位，或导师自行安排，这就要求学校、导师必须从根本上对专业技术课重视起来，加大课时量，提高教师授课质量，以量变到质变，提高学生的专业技术水平。
3．2．2专业技术培养方式五花八门，有待寻求一套合理完善的培养方式
授课方式是否合理是能否提高学生专业技术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从调查中得知，目前研究生技术授课方式主要分为以下四种：自己练习、导师辅导、专业训练课、跟专选班上。(见下图)
但这四种方式各有其自身的优势与不足：自己练习——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级别和层次练习，循序渐进的提高自己的技术，不受任何的约束，但其容易放任自流，会因为缺乏正确的技术指导，以致技术提高慢、出现错误动作；导师辅导——避免了自己练习的不足，但一般导师指导的研究生数量有限，不能形成班、队进行教学训练，缺乏一定的环境和氛围，程度不同地影响提高的效果；专业训练课——根据自己的专业，有针对性的进行练习，比较适合绝大多数研究生，但它不能系统地、全面地将以前所学知识技能进行巩固和提高，缺乏内容完整性；跟专选班上——较好的弥补了专业训练课的存在的问题，但上课的内容多、训练量大、人数多、教师无暇顾及、场地不足等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研究生上课积极性不高，间接影响了专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其次，部分学校根本就没有安排专门的技术训练课的内容和计划，这些都是阻碍研究生技术水平提高，导致学校对其满意度不高的突出原因之一。因此，寻求一套合理完善的培养方式是培养院校亟待解决的问题。
3．2．3对专业技术教学实践重视度不够，学生缺乏良好的授课能力
教学实践是研究生投入工作后具备良好授课能力的重要途径，培养单位对教学实践的要求直接影响学生的授课能力，授课能力的差别将直接影响高校体育课的教学质量、学生对体育的认识以及终身体育的意识。
从表3中可见，体育学科研究生的教学实践时间主要集中在3、4、5学期，其中武汉体院和华中师大时间周期均为4—8周，且都没算入学分，而湖北大学的实践周期为36学时，且有2分学分。
可见体育院校对研究生专业技术实践重视度不够，实践周期短，实践学时没做具体安排，浮动性大，由于不占学分，同时也降低了研究生自身对教学实践的重视程度。缺乏良好的授课能力，也是引起学校对研究生满意度不高的突出原因之一。
3．2．4学校开设技术选修课总体意识不够，可供选择项目少，开设学时不足
技术选修课是培养体育学科研究生一专多能主要途径之一。高校不断发展，一专多能且全面的体育学科研究生，是日后培养高质量、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大学生的核心力量。
从表4中可见，体育学科研究生培养院校对于选修课开设情况不一样，在调查的院校中，仅武汉体院开设了技术选修课，其余两所则没有开设选修课。武汉体院开设选修课主要在第3、4学期，由学校确定项目后由学生自由选择，每学期开始时选择本学期选修科目，最多可选2门，每门课开设学时大约为24学时左右。
可见体育学科研究生培养院校对于开设技术选修课的总体意识不够。已开设的院校基本能满足学生的意愿，但可供选择的项目少，开设的学时数不够。
4体育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式与社会需求脱轨的原因及对策
4．1体育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式与社会需求脱轨的原因
从产生的原因看，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
从客观原因看，体育院校为了改变社会对体育学科长期以来重术科、轻学科，重实践、轻理论的看法，导致了多数高校只注重对于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而忽视了对于学生技术的训练和培养。其次，由于研究生的扩招，很多跨专业考生，他们以前大多几乎从来未接触过体育，报考体育学科研究生完全由于自身对于某项体育运动的一种热爱，或者是因为对他们来说，报考体育类研究生相对较容易。因此这类考生在专业技术方面完全没有任何基础。而高校对于体育科学研究生的要求主要以教学训练为主，体育院校对于学生技术培养上的忽视，势必造成与社会需求无法顺利接轨。
从主观原因看，主要有以下几点：(1)培养方式的制定与社会需求有一定的差距。调查显示培养单位对于研究生培养方式简单，不系统。在研究生的培养上忽略了专业技术的重要性，只流于形式，技术培养方式的滞后，影响和制约了研究生专业技术的提高。没有根据社会的需要，来制订相应的培养方案。(2)专业技术培养缺乏有效手段。在体育学科研究生培养中，专业技术的培养在各个培养单位制订的培养方案中都被明确提出，并占有较大的比重，但在调研中发现，在实际的培养过程中，却并没有真正有效的实施。由于教学时数、授课方式、授课质量等等的不足，导致对专业技术的培养的广度和深度都未达到，根本无法满足学生提高技术的渴望度。(3)忽视了体育这门学科自身独特的特征，加上专业技术学习氛围不够浓厚，学生自发组织或自己自觉练习的现象较少。而且大多研究生未意识到目前就业的困难，忽视了一专多能力对于日后就业的重要性。这些也是造成体育学科研究生与社会需求脱轨的影响因素。
4．2体育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式与社会需求脱轨的对策
要从根本上改变体育学科研究生培养方式与社会需求脱轨的现状，需要多方面的工作，需要长期而艰巨的努力。目前首先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转变体育院校培养观念，将只注重研究生科研理论水平的培养，转变为科研水平与技术水平并重，加大对研究生专业技术的培养力度；(2)培养院校应认真落实制订的专业技术的培养方案；(3)加强导师对研究生培养的责任感，加大对学生专业技术和教学能力的培养，并制订相应的评价和考核制度，为学生创造学习专业技术的机会；(4)营造良好的专业技术学习氛围，增加学生自发训练的意识。
5结论
通过对体育学科研究生专业技术培养现状及对社会对体育学科研究生满意度的调查发现，高校对体育学科研究生满意度普遍不高，与学校自身期望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科学技术研究方法篇10
关键词：科技发展规划技术路线图
1、国内技术路线图方法研究及应用情况
技术路线图是在某一特定领域集成技术、产业等方面专家对众多重要因素进行判断，指出未来的技术发展路径、可能形成的产品、市场应用前景，并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勾勒出有优先顺序和相互关联的一系列技术获取和扩散的图谱。美国的经验最多，技术路线图绘制的过程比较成熟，所以很关注技术路线图绘制过程的结果。英国（或欧洲）的技术路线图出现也比较早，但应用普及率低于美国，他们更关心技术路线图的绘制过程。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引进时间较短，比较注重与市场的紧密结合。我国台湾的技术路线图源于美国的理念，也更加注重结果。
1.1技术路线图的研究与应用渐成趋势
进入“十二五”时期，技术路线图在我国国家层面和各个省级政府部门，企业和行业已经开始大量应用，特别是科技部在启动国家“十二五”科技规划战略研究工作中强调：采用编制技术路线图，实现科技规划的方法创新，切实提高《规划纲要》的前瞻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国家科技部和许多省级科技厅局也把它作为“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的重要技术管理工具。目前我国已经开展了产业技术路线图研究的省市有广东、北京、福建、湖北、浙江、内蒙古等，上海、天津、广西等省市在技术预见的基础上也已纷纷开展产业技术路线图的研究和制定工作。虽然我国对于技术路线图方法仍处于探索研究阶段，但其影响得到迅速扩大，技术路线图的研究与应用已是大势所趋。
广东率先启动省级产业技术路线图计划，成立了“产业技术路线图工作领导小组”。目前共组织开展了7个领域的技术路线图制定工作：“龙芯应用技术路线图”、“广东省绿色无铅产业技术路线图”、“广东省生物质能产业技术路线图”、“广东省铝产业技术路线图”、“广东省食品安全检测与评价技术路线图”、“广东省建筑陶瓷产业技术路线图”、“工业产品环境适应性国家重点实验室技术路线图”等。通过对相关产业技术路线图的绘制，明确了产业发展战略，形成了产业共识，产学研战略联盟亦应运而生，凝练出的产业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项目池”成为各类科技攻关计划重点关注的目标。
1.2辽宁省制定“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中采用技术路线图
2010年，在辽宁省的“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中，运用技术路线图方法完成了《辽宁省数控机床产业技术路线图》的市场需求分析工作和产业目标确定工作。并初步对技术壁垒分析和研发需求凝炼工作达成共识。研究按照“市场需求分析产业目标确定技术壁垒分析研发需求凝练”的路径，集中了省内外近百位专家学者、企业家以及政府领导的智识，利用Swot分析方法、德尔菲法、头脑风暴法、RaS矩阵等分析方法。
《辽宁省数控机床产业技术路线图》紧扣国家相关政策和国际数控机床产业发展趋势，为政府科技计划项目进行时序安排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为企业、高校和研发机构选择不同时期研发重点的提供参考。并且，在整个制定工作中，始终强调技术经济指标，尽可能做到用数字与数学方法来进行描述和分析，改变过去多为定性的战略规划方式，提高了本技术路线图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2、对辽宁省的相关工作建议
2.1及早启动，做好技术和人才队伍储备
（1）在工作规划层次有序渐进采用技术路线图方法。技术路线图作为一种综合管理工具，可以被企业、产业和国家等多个层面所采用，而且已经被证实是很有效的管理工具。要有序渐进的启动代表辽宁省支柱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特色产业等的技术路线图的编制工作。但应用技术路线图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在工作规划中提前部署、逐步开展，并加强规划和计划的有机衔接工作。（2）加强研究团队和人才队伍建设。借鉴福建产业技术路线图战略研究基地以及湖南产业技术路线图研究中心的经验与做法，建议辽宁省在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指南中引导立项，并启动辽宁省技术路线图战略研究基地建设项目，大力培养研究的人才队伍，建立多领域、多学科、高层次的专家网络，为技术路线图在辽宁省的推广应用奠定基础。在此基础上，逐步向研究基础条件好、软科学研究力量强的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延伸，有计划、有重点地建设若干技术路线图战略研究基地，为全省产业技术路线图的研究制定提供支撑。
2.2优化资源配置，为重大科技项目立项提供决策依据
积极应对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科技竞争的新形势、新挑战，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战略机遇，认真做好战略谋划，及早、科学地部署科技发展战略规划，提高科技进步与创新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贡献率和显示度。提出科技发展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发展任务、战略重点及其相互关系，明确技术发展优先序、实现时间和发展路径，为制定出具有集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科技规划和计划指南提供决策依据。
2.3创新产学研合作模式，积极尝试在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建设过程中采用技术路线图方法
采用技术路线图方法，为创新产学研合作模式提供新的战略发展思路。产业技术路线图的编制需要企业、大学、研究机构、技术创新服务机构和政府广泛参与，在研究过程中明晰产业发展的技术路径、发展重点，明确不同时段所要攻克的重点以及各创新主体的定位与功能，使各创新主体可依据路线图采取协同一致的行动，有利于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通过研究编制产业技术路线图，从产业发展战略角度推动产学研长期有效的结合，形成动态的技术创新联盟。
参考文献
[1]Davidp，michaelR.Frontierexperiencesfromindustry-academiaconsortia[J].Researchtechnologymanagement，2003，（3/4）.
[2]程家瑜.编制国家技术路线图，推进规划纲要实施.创新科技[m]，2008，8.
[3]黎思佳，韩学平.关于开展技术路线图研究为制定科技发展规划提供依据的几点建议[m].中国科技博览，201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