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的概念与解决途径篇1
关键词仲裁调解；三调联动；必要性
1、仲裁调解与“三调联动”的概念和联系
仲裁被认为是一种高效、经济、便捷的纠纷解决机制。随着我国民商事纠纷的爆炸性增长，其解决途径越来越倾向于社会救济和自力救济。审判外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已成为应对这一局面的必然选择。调解被认为是解决社会纠纷的重要途径，它所消耗的成本相对较低，能够较为彻底的解决纠纷，在调解结束后人际关系往往还能延续。因此，被广泛运用到我国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仲裁调解是指当事人为了解决民商事纠纷，在启动仲裁程序之后，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自愿，由仲裁员先行调解，若调解不能解决纠纷，再行恢复仲裁程序。仲裁调解具有司法性、契约性、自愿性。值得一提的是《仲裁法》
所谓“三调联动”，是指为完善司法体制机制，发挥社会自治功能，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三大调解资源及其他社会力量，以人民调解为基础和依托，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衔接联动的工作机制。实现三大调解对接联动，协力调处各类矛盾纠纷。通过社会矛盾调处机制的平台，实现信息沟通、资源共享、功能互补。
笔者认为，仲裁调解与“三调联动”具有紧密联系。第一，二者的本质理念是一致的。它们都追求采用调解这种和谐的纠纷解决机制来处理纠纷，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中以和为贵的思想和理念，都以构建和谐社会为最终目的。第二，二者的价值追求是相近的。他们都强调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兼顾效率与公平，以相对温和的方式，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解决纠纷。第三、二者之间具有天然的互补性。社会纠纷在当下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三大调解在功能上是不能完全满足人民解决纠纷的需求。人民调解如果是社会纠纷的第一道防线，那么司法调解就是最后一道防线。仲裁调解能够综合两者的优势，节约社会成本，高效解决纠纷。
2、仲裁调解的优势
2.1调解方式灵活多样
仲裁调解既可以在仲裁庭组成之前进行调解，也可以在仲裁开庭过程中进行调解。一些特殊或紧急情况下，仲裁员也能主动协助人民调解员解决部分纠纷。原则上，仲裁调解是被动的接受当事人的申请，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进行调解。但是，在实践中，仲裁机构能够走出去，对急需调解的民生热点领域大胆尝试，协助司法、行政、人民调解的力量，以快捷、公正、专业的方式解决社会纠纷。
2.2兼容性强
从司法调解方面而言，由于需要处理的案件数量大，仲裁员作为一支专业性极强的队伍，能够分担部分民商事案件，从而减轻法院的压力。法院在单位时间内处理案件的时间增加，其办理案件的质量就有可能得到提升。从行政调解方面而言，仲裁调解能够积极的配合相关行政部门处理社会纠纷。例如贵阳市仲裁委协助处理本市的交通肇事案件，与城市交管部门协力畅通城市交通。从人民调解方面而言，仲裁员的专业知识能够弥补人民调解员在专业性上存在的不足，将仲裁员与人民调解员各自的优势相结合，将在人民调解中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调解效果。
2.3调解协议具有极强的法律约束力
仲裁调解协议在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时，能够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就免除了当事人的后顾之忧，能够花费较少的时间成本高效率的解决纠纷。释放出来的社会资源能够更多的投入到需要调解的领域。从这一点而言，仲裁调解就是“三调联动”机制中的催化剂，加快了调解活动的整体效率，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
2.4仲裁员的专业性极强
仲裁员是从社会各行业中选出的精英，他们对本专业有着深厚的功底和造诣。在仲裁调解过程中能够理性、客观的说明案件的事实，帮助当事人权衡利弊。尤其是在专业性极强的案件当中，法律专业人员往往无法合理的说服当事人。但是有了专业人员，特别是行业内比较权威的专业人员给予理论支撑，能够更加顺利的做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从而大大提高调解的质量。
3、仲裁调解融入“三调联动”的必要
3.1仲裁调解能够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自《仲裁法》颁布实施以来，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仲裁事业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绩，仲裁法律制度也越来越深入人心。在新形式下，将仲裁调解与“三调联动”相结合是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运用仲裁机构的专业力量来迅速处理民商事纠纷是解决新时期社会纠纷的重要途径之一。
3.2仲裁调解融入“三调联动”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
“三调联动”所要解决的社会纠纷数量相当巨大。面对新时期人民群众对于纠纷解决的迫切需求，单一的纠纷解决手段往往显得力不从心。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我国经济和社会改革正在深化，社会纠纷在数量上呈现爆炸式增长，在质量上变得更加复杂、多样。社会矛盾容易激化，甚至有可能酿成。所以，仅仅依靠“三调联动”并不能完善处理所有社会纠纷。让仲裁调解这样一股纠纷解决力量加入到“三调联动”中，共同处理纠纷，促进社会和谐，保障经济发展。
3.3仲裁调解能够节省大量的司法资源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的数量巨大。每一个纠纷都采用司法途径予以解决实无可能，也无必要。仲裁调解提供了一个高效解决民商事纠纷的途径，能够分担部分社会纠纷，节省司法资源。法院的审判和诉讼更多的起到指引和导向的作用，并非每一起纠纷都要通过司法调解或是法院审判。在构建和谐社会和传统的以和为贵的价值引导下，通过调解将社会矛盾在萌芽阶段处理掉，从而释放大量的司法资源，节省社会管理成本。
3.4仲裁调解融入“三调联动”是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
社会管理创新要求在车里社会纠纷中转变思路，从比较生硬的司法审理，司法裁判到司法执行转化为较为温和的从源头上处理纠纷的调解模式。《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发〔2006〕19号）明确提出：“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建立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结合，更多采用调解方法，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其宗旨就是融合包括仲裁调解在内的一切调节手段处理当前的社会纠纷。
参考文献
[1]蒋剑鸣.转型社会司法：方法、制度和技术[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3.
经济纠纷的概念与解决途径篇2
十六届四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指出:要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据此,重视社会中介组织在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对于研究民法的私力救济途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于完善民法的保护机制有着重要作用。
一、社会中介组织的概念和分类
民法关于权利的保护,端在救济权制度,即“赋予当事人救济权,而且确立方便可靠的程序,确保救济权的行使。此种安排,既许可权利人依靠自身力量行使救济权的自力救济程序,又许可权利人通过国家的专门帮助行使救济权的公力救济程序。”①据此,既然许可权利人通过国家的专门帮助行使救济权,那么权利人同样可以通过社会中介组织的帮助行使救济权,并且更易于解决权利纠纷。
人们一般把社会经济生活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政府,即行使国家主权的国家机构,处于经济生活的宏观层面;一是企业、个人等市场经济的主体,处于经济生活的微观层面;而这二者之间,起承上启下作用的就是处于中观层面的社会中介组织。作为社会中间系统的社会中介组织,既不同于政府,不具有行政职能和行政权力,也不同于企业,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它的职责主要是以“中间人”的身份,在它们的中间地带起沟通、协调作用及为社会提供各种专门性的服务。
作为社会中间系统的社会中介组织,是指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依据法律建立的以服务、监督功能为主的社会组织。它依照国家的法律和法规成立并运行,以公平、公正为宗旨,并确保其服务的优质与高效,在国家(政府)与社会之间发挥功能传递作用,在市场主体之间发挥服务纽带作用。从功能角度来讲,“中介性”和“服务性”是其基本特征。将社会中介组织的功能和现行的管理实践结合起来,可以把社会中介组织分为以下几类:1.市场性中介组织;2.社会公益性中介组织;3.社会性中介组织;4.行业协会类中介组织;5.社区服务类中介组织;6.事业单位类社会中介组织。
二、社会中介组织在构建民法私力救济途径中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一)社会中介组织在构建民法私力救济途径中的重要性
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社会中介组织具有自我监管和监管社会的作用。一方面,社会中介组织对本组织成员的行为具有自我监管作用,另一方面,社会中介组织又受政府委托,从事专项的经济管理和社会监管活动。社会中介组织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众与政府的沟通渠道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政治发达社会与政治不发达社会的分水岭就是各自拥有组织的数量、规模和效率,这是一目了然的。”②社会中介组织介于政府和社会之间,为政府与公众进行交流沟通提供了渠道,它们通过发表言论、提出建议等手段来影响政府政策的决策过程,增强了社会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情感沟通,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2.多元利益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
和谐社会不是一个没有矛盾的社会,而是一个能够将矛盾置于合理的行为框架之内,运用公共管理的手段将矛盾化解的社会。改革开放以来,利益的重新分配催生了许多新的利益群体,原有的利益群体也出现分化,利益多元化的格局已然形成。利益冲突带来大量的矛盾和摩擦,而“在一个大家都属于同一社会势力的社会里,冲突便可通过该社会势力自身的结构加以限制并予以解决,而无需正经八百的政治机构。”③由于社会中介组织处于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地位,实际架起了公共权力和民间社会之间的桥梁,既便于国家同利益群体的沟通对话,也使得民间权利和利益诉求能够理性的进入国家体制框架,以得到有效的伸张和保障。
3.制约公共权力和推动政治民主化的重要社会力量
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可以促进政府与社会的分离,使大量的社团组织从政府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形成一种多元化的社会。而多元化的社会是实现民主制的一个重要条件。托克维尔认为一个由各种不受政府控制的、独立的自主性社会团体组成的多元化社会,可以对公共权力构成一种强有力的“社会制衡”。著名学者罗伯特·达尔则更明确地断言:“独立的社会组织在一个民主制中是非常值得需要的东西,至少在大型的民主制中是如此。一旦民主的过程在诸如民族—国家这样大的范围内被运用,那么自主性的社会组织必定会出现。而且,这种社会组织的出现,不仅仅是民族—国家统治过程民主化的一个直接结果,也是为民主过程本身运作所需要的,其功能在于使政府的强制最小化,保障政治自由,改善人的生活。”④可见,包括中介组织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对自律性社会的形成和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有着积极的作用。
(二)社会中介组织在构建民法私力救济途径中的必要性
构建民法私力救济途径将社会中介组织纳入到救济渠道中来,主要是基于现有纠纷解决机制的困境考虑的,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⑤
1.纠纷解决方式上的困境
诉讼成为解决纠的普遍的甚至是第一的选择,大量纠纷主要依赖诉讼机制解决。法院受理案件数量一直呈持续上升态势,有限的司法资源已难以承受案件之重。案件数量激增容易在客观上滋生久审不决、久拖不执、积案居高不下颌审判质量下降等现象,进而影响到法院的司法信用和审判的公信力。
2.诉讼制度面临的困境
诉讼制度在现代纠纷解决机制或系统中毋庸置疑地处于核心和主导的地位。然而,作为一种特殊的纠纷解决方式,诉讼亦不可以避免地存在着缺陷,主要体现在诉讼拖延,程序复杂,效率低下;诉讼成本高昂,当事人负担增加;结果常与当事人期望相距甚远;诉讼的对抗性使得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难以修复等等。把案件不加区别、整齐划一地适用一种程序,或者一种解决方式,势必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和不堪重负。纠纷与日俱增使得诉讼机制的功能性障碍愈显突出,法院负担不可承受之重,应对失灵,导致纠纷解决路径的不畅和阻滞已经开始危及司法的权威。
3.民间解决纠纷途径的困境
国家将主要资源集中配置于司法机关和正式的诉讼程序,对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制度建设重视不足,投入相对薄弱;失去官方正式制度的支持,民间解决纠纷的效力低下,能力退化。调解及其他非诉讼程序都存在程序设计、机构人员素质和效力等方面的问题,亟待改革或重构。非诉讼方式与诉讼之间未形成有效的衔接,非诉讼纠纷解决结果未得到应有的尊重,效力得不到司法强制力的保障。各种非诉讼程序未形成一个有机和协调的机制,相互之间的衔接和互补较差。
基于此,就需要社会提供能合理分流和有效解决各种纠纷的路径,和能促进各路径协调与衔接的纠纷解决机制。及时妥善解决多发的社会纠纷,其根本在于实现纠纷解决途径的多元化,即不仅依靠司法诉讼解决纠纷,同时应广泛建立协商、调解(包括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以及各种行业性、民间性的调解)、仲裁等社会机制,以此从量上分流诉讼和法院的压力,从质上改善纠纷解决的效果,达到当事人之间双赢互利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而发展多元的社会中介组织并赋予这些中介组织解决纠纷功能,能较大程度地解决上述矛盾。
三、社会中介组织在民法私力救济途径构建中的体现
随着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发展,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格局逐渐被打破,与国家相分离的民间社会和社会多元化格局逐渐形成,“政府的权力与能力难以及时全面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经济文化多样化的需要,迫使它不得不通过委托或授权,将一部分权力下放给相关的民间社会组织行使”。⑥越来越多的问题可以依靠社会自己解决,国家逐步向社会主体分权、还权,原先由人民委托国家及政府掌管的权力现在由人民自发结成的团体来行使,社会中介组织在社会私力救济的作用的发挥是对这一趋势的顺应。
基于此,我们认为,构建民法私力救济途径中,社会中介组织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构建我国民法私力救济,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制定结社法解决我国有关社会中介组织立法零乱分散的状况,为社会中介组织的建立提供法律保障。充分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把社团的充分自治权与国家的适度规制相结合。社会中介组织设立由审批制变为登记制。调整好组织与成员、组织与组织、组织与政府的关系。防止社会中介组织出现内部人控制,管理层腐败,行业垄断现象,促进同类组织间的竞争与合作。发挥社会中介组织在公共管理方面的积极作用,促进权力多元化和社会化。
第二,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调解机构。当前调解作为现代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基本形式,在世界各国都被广泛应用,用调解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纠纷,已成为当今各国司法改革的一种趋势。构建民法的私力救济途径应该对此制度予以借鉴。
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不断变迁,传统的单位组织逐渐解体,以利益、价值和观念共同为特征的新型的共同体正在形成,社会中介组织发展迅速,社会组织化程度正在增强。因此可以因势利导,在这些新型的社会中介组织中培育调解机构,以便扩大民间调解的组织基础,并可以形成专业化的优势。如推行诉讼调解适度社会化,实行调解前置程序,扩大诉讼调解主持人的范围,建立调解协议便捷执行的途径,使调解与诉讼有机接轨。立足我国国情,在这些新的组织形态中建立相应的民间调解组织。比如,联合调解委员会、社区调解组织、乡镇和街道设立的调解组织、区域性和行业性调解组织等。
第三,加强我国社会中介组织建设,完善社会中介组织体系,使其具备承担社会管理职能和调节社会矛盾的组织条件和基础。没有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社会中介职能就不可能完全发挥,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就无法社会化。政府对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要持扶持、鼓励的态度,要根据中介组织的成熟程度进行相应的配套管理,对其发展进行统一规划,对现已存在的中介组织进行改造和优化,使其有计划、有重点、健康地发展。中介组织的形成和发展要适应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科学合理的总体规划,优先、重点发展与市场经济发展关系较为密切的中介组织。⑦
第四,优化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减少政府的过分干预,引导和规范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对我国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要有清醒的认识,原来以政府为主导和本位的社会管理体制和社会矛盾调节机制需要在社会中介组织发展的基础上有所改变,社会管理职能分配和主导格局需要优化。⑧这就需要大力推进包括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社团管理体制改革以及社会中介组织管理制度改革,理顺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的关系,从制度上保证社会中介组织的独立性和中介性,以便社会中介组织能够以自身的名义、根据相应的法律规范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履行公共管理中相应的职责。中介组织内部要由完善的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制度,此外,政府还要通过建立公正、公开的评估机制和监督机制,来保证社会中介组织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解决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矛盾调节的合法性和公信力问题,并更加有效地保护政府的资源,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第五,建立行业性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诸如会计师、医师、金融、房地产、家电、建筑、化工、旅游等等行业都已逐步建立或正在建立行业自治组织,制定或正在形成各自的行业规范,并开始建立相应的纠纷解决程序。对此,我们可以引导这些行业自治组织制定各自的行业规范以及建立相应的纠纷解决程序,使之成为这一行业的纠纷解决机构,成为行业组织成员间解决纠纷、矛盾的机构。这也不失为私力救济的一种途径。
第六,规范政府对社会中介组织的管理。政府主管部门应在总体规划下,依法对中介组织强化资格认证,实行机构登记和严格审批制度,以明确中介组织的法人地位,保证其能够独立、依法从事经营管理活动。在资格认证和注册登记方面,其它行业应比照较为规范的律师和注册会计师的制度,制定本行业从业人员的资格认证制度。
经济纠纷的概念与解决途径篇3
关键词：仲裁；成本优势；民间性；自治性；中立性
中图分类号：DF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3-0086-03
在市场经济中，由于资源的有限性、稀缺性以及利益的分配不均，自然出现对资源与利益的争夺现象，于是在两个或多个商事主体之间发生冲突和纠纷也就在所难免，这就需要建立有效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来控制和消减这些冲突与纠纷，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商事纠纷解决方式很多，一是“协商”或者“和解”这种依靠商事主体自行解决纠纷的自力解决机制，二是依靠诉讼这种国家公权力来解决纠纷的公力解决机制，三是依靠非诉讼解决机制――仲裁方式来解决纠纷。仲裁又称公断，是解决商事纠纷的一种民间方式，它排斥国家司法权力过度介入，而由双方或者多方当事人之外的仲裁机构对纠纷居中评判并作出裁决。这种解决方式之所以能够获得商事主体的普遍欢迎和认同，其根本原因在于仲裁具有其他纠纷解决方式所没有的优势。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来说，当事人对于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往往是通过成本优势来作出比较分析，而仲裁方式恰好能够更大程度上满足当事人既解决纠纷又节约成本的交易要求。
一、用仲裁方式解决商事纠纷的成本优势――与诉讼之比较
仲裁之所以越来越受到更多商事交易者的亲睐，是因为它具有诉讼所没有的成本优势。能影响仲裁与诉讼纠纷解决成本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见表1）。
（一）从性质上看，仲裁机构的“民间性”是其解决商事纠纷的成本优势的决定性因素
商事仲裁从诞生之时起，“民间性”就是商事仲裁的根本属性。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事交易随之增多，同时，商事纠纷也大量产生，商事交易者们为了追求效率、公正，自觉地选择出受尊敬、有威望的人士居间裁判，并相约遵守此裁断，于是有了最初的仲裁。当时的仲裁还都属于临时仲裁。这样的仲裁模式充分体现出公正、高效、成本低廉，与政府无关等优势与特点。随着仲裁的进一步发展，与政府无关这一特点成为了仲裁所有特点中最根本的特点，正是这一特点，使得仲裁机构不是国家机关，而是社会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如律师协会、快递协会一样，具有”民间性”，处于中介和桥梁的地位。仲裁机构从设立到运作解决纠纷，都是民间的意愿，与政府的强制性和公权力无关，也正是这个原因，国家一方面不用花费精力去考虑如何运作，另一方面也不用考虑拨给资金予以扶持。
当然，”民间性”也是商事仲裁能被各国当事人所接受的重要因素，并且还是仲裁裁决能被《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各缔约国法院承认与执行的前提条件。仲裁在解决商事纠纷方面所体现出来的作用是作为国际司法机关的法院所无法取代的，因为具有“民间性”，仲裁机构本身和仲裁纠纷的过程都不受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公法因素的影响，纯粹看重的是效率、公正以及更专业化等私法因素。甚至因为其“民间性”，仲裁这一行为会变得不再有地域之限制（仲裁依然有国籍，是各国法律加以规定的，这是司法机关对仲裁监督的一个方面）。基于上述，仲裁机构的“民间性’是其解决商事纠纷的成本优势的决定性因素。
（二）从自治性看，当事人充分的意思自治是其解决商事纠纷的成本优势的内在基础
仲裁市场具有开放性，不是封闭和垄断的。各国仲裁法都赋予商事主体独立自治。意思自治是16世纪法国国际私法学者杜摩兰提出来的，被誉为是资产阶级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而仲裁就恰好引入了这颗明珠，这使得仲裁这种解决纠纷的方式先天地有一种优势，那就是当事人的信任。因为当事人甚至有权约定审理的方式，有权决定仲裁程序是否继续进行等。作出仲裁裁断的人或团体不具有国家公权力，仲裁裁决的执行完全依靠当事人的事先约定及其自觉性和自我约束力。故，仲裁者的权威、较强的自治意识以及当事人的诚信和自觉共同构建起了仲裁的又一特点。
反之，采用诉讼这一途径解决纠纷，从管辖、、开庭、审理、判决到最后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都与当事人意愿无关。在这一解决争议途径中，当事人失去了意思自治选择权，也就失去了降低成本的最优配置。
（三）从审级看，一裁终局提高了商事仲裁的效率
众所周知，效率是商业社会的基本要求之一。在商事争议的解决方式中引入效率概念，是因为通过诉讼程序解决争议要消耗大量的经济资源，而现代社会争议日益增多，但资源却是固定有限的。如何投入有限的资源去最大限度地解决尽量多的社会纠纷，如何在保持公正的基础上提高解决纠纷的效率，是现实生活中最令人关注的问题。不注重提高效率，导致超期限的拖延，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的救济和维护，对当事人任何一方而言，都是不公正的。所以，仲裁的高效率成为判断其优势的重要标准。
经济纠纷的概念与解决途径篇4
关键词：农民；法律意识；权利保障；农业大省
全面建成法治社会目标的实现，不能仅着眼于法律人或者经济基础较好的人群的法治意识水平，全民的法律意识与权利保障意识均提高到一定层次，才可以称之为全面建成法治社会。农民阶层恰恰普遍代表着经济基础和法律意识相对较低的阶层，尤其是农业大省中的农民。
1农业大省中农民法律意识的特殊性
农业大省是指第一产业在本省GDp产值中占据较大比例的省份，这些省份多具有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地区位置相对偏远、工业化进程相对落后的特点。在农业大省中，务农人员数量庞大，并且相对于其他工业化水平较高的省份，农民的经济状况也相对更差，是真正能代表社会经济基础最低水平的人群，是社会中相对弱势的群体。2015年海南省第一产业增加值为854．72亿元，地区生产总产值为3702．76亿元，第一产业占比为23．08％；而2015年江苏省第一产业增加值3986．05亿元，地区生产总值为70116．38亿元，第一产业占比仅为5．68％。2014年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9．20％，按照这一比例，有17个省第一产业占比超过了全国水平，占比前十名的省份分别为海南（23．10％）、黑龙江（17．68％）、新疆（15．60％）、云南（15．50％）、广西（15．40％）、贵州（13．79％）、甘肃（13．20％）、四川（12．40％）、河南（11．90％）、河北（11．70％）。通过数据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从农业占比角度来看，海南省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农业大省；即使是通过农业产值对比，海南省和江苏省的产值也存在着极大的差距。所以农业大省中，农民的收益将远低于经济发达省份的农民收益。农民的经济收入水平从多方面影响其法律意识的形成。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首先，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尚需为生活而打拼，自然疏于关注法律制度对其影响，只有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之时，才产生对于法律的需求，其法律意识相对于其他群体以及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阶层则更为欠缺。其次，经济欠发达的农业大省，多处于偏远地区，偏远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信息传输能力较低，农民与外界接触的途径也少，其法律意识淡薄，也就难以避免。加之海南省少数民族众多，利用日常习惯解决矛盾纠纷的现象也十分普遍。最后，农民本身接触法律的机会也少，同时有天然的不认同，法律基本知识的匮乏，也导致其做出不利于自身甚至是违法的举动，却缺少预防和救济的途径。对于法律，农民部分还停留在畏惧层面，甚至仍然认为法律只是刑法，只跟犯罪有关。这些都事实上产生了农民群体相对于其他群体，以及农业大省农民相对于工业化程度高的省份农民，法律意识的特殊性：其法律意识相对欠缺。
2农业大省中农民认识的法律
为了了解海南省农民对法律的看法，笔者采取了调查问卷和走访调研的方法，与正在务农的临时工一起进行玉米授粉作业，通过向他们提一些问题来获取他们对法律认识的大致情况。问题主要涉及三方面，调查人群年龄20～50岁，问卷共100份。
2．1农民与法律的距离
通过设置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是否常遇到法律问题？”来调研农民与法律之间的距离。在调研的结果中，肯定的回答占据了78％，否定性的回答占据了22％。由此可以看出，随着法治社会建设的推进，农民与法律的距离还是拉近了很多。特别是受过一定教育的20～30岁的年轻人，对法律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至少知道法律是一种规范、日常生活中的准则。通过与他们交谈得知，他们比较关心的是继承、民间借贷、土地承包等一些问题，多涉及乡里的一些民事纠纷。农村一家多子的现象还较为普遍，对于30岁左右的子女来说，多有3～4个兄弟姐妹，所以继承问题是他们最多关心，也最急迫地了解法律上规定的问题。令人比较惊讶的是，对于轻微的刑事犯罪，他们反而不会很在意，甚至不知道某些行为已经构成犯罪。调研中否定性回答大多是年纪较大的农民做出的，他们认为法律与他们太遥远，基本用不到，吃饱穿暖更为重要，发生纠纷，有自己的方式解决。
2．2农民对于法律公正性的看法
通过设置问题“你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执法司法大多是公正的吗？”来获取法律的公正性在农民认识中的情况。48％的被调研者认为基本上是公正的；25％的被调研者认为不公正的情况存在，进一步探寻，他们认为权力和金钱可以发挥更大作用。还有27％的被调研者难以理解执法和司法是什么，不理解这个问题想问什么，也不理解政府的行政人员的权力是来自于权利机关的授权，要由法律规范。进一步询问，他们认为谈这些离生活还是比较远，一般不会涉及，可能还是公正的。对于这个调查结果，是有一些失望的。回到第一个问题，在农民的意识中，法律，并非一个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无时无刻不运用的东西。相对于纠纷发生后的法律救济途径，大多数人望而却步，不仅仅是对法律公正性存在信心不足的原因，也因为他们不熟悉司法，认为司法的成本是极高的。有一位做临时工的“阿姐”询问关于律师的问题，她认为律师收费应该会特别贵，大概要几万，而且不请律师没法打官司。笔者的解释是，律师收费会跟各地不同经济收入情况不同，并非任何案件费都会很高。但是最让笔者感到法治推进之难的是，她不知道“法院”这个名词，据她所说“一旦有纠纷，可能还是要去‘法律所’解决的。”
2．3农民脑中守法的概念
为了探寻被调研者守法用法的情况，调查问卷设置了问题“你会选择法律的途径解决问题吗？如果不是，会通过什么途径？”调查的结果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司法公正性调研效果不理想的原因。32％的被调研者认为，他们是愿意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现实中的问题的，44％的人认为遇到纠纷在非诉讼不可的时候才愿意通过司法途径解决。24％人认为司法途径太过繁琐，费用可能也不低，更何况不一定能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所以不愿意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对于如何解决纠纷，进一步追问，可以发现，农村如果发生纠纷，村委会成员，可以发挥比较大的作用，而他们则多是以调解为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村委会本身是村民自治机构，可以发挥协调邻里之间的矛盾纠纷的作用，这也是绝对值得提倡的。村中长者的调解作用，也是发挥乡规民约作用的一种途径，也有助于提高效率，并且对于稳定村中和谐也有很大贡献。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纠纷，都可以通过协调解决来完成，在与村民交流过程中，笔者发现，其所说的协调解决纠纷不仅仅局限于简单民事纠纷，对于故意伤害、放火等犯罪行为，竟然也可以协调解决。村民谈到如果打架了，把人打伤了就要老人出来协调解决医疗费和赔偿问题。甚至有人提到，有人喝醉酒放火将他人所有的仓房内物品点燃，造成仓房严重烧毁，若非及时发现扑灭，将产生对公共安全极大的威胁，然而，行为人本身却并没意识到这已经是严重的犯罪，而最后事情也是由村中长者协调解决。
2．4对比讨论
将调查分析与之前学者的调研结果做对比分析，可以得出相应结论。1999年时，有学者对全国16个省农民法律意识进行了问卷调查，得出了“我国农民的法律保护意识较差”的结论。时至今日，法治社会的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强调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强调人人懂法守法用法。在经济发达的城市和信息较通畅的农村，普法工作确实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如同经济发展一样，普法建设也存在不均衡的问题。农业大省中农民的法律意识仍然相对淡薄。通过简单地调查，可以发现在工业化发展程度不高、经济欠发达的农业大省，最为贫苦的农民群体的法治意识远没能达到我们希望的水平，其产生的危害不在于我们无法达成全面法治的目标，而是真真切切地在于当农民需要法律来保护自己之时，不懂得如何运用，在农民应当享有权利之时，却只能任人宰割，而求救无门。法治并不是一个口号，而恰恰如所说，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需要从政府、社会和农民个人的角度来共同努力。
3农业大省中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与权利保障的完善
3．1提高农民收入，改善收入结构
增强农民法律意识，最根本的途径是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正如调查问卷中所展现出来的，农民认为法律离生活较远，不如工作挣钱更实在一些。所以，提高他们的经济水平是他们能够愿意了解法律、懂得法律的基础。对于海南这类的农业大省来说，第一产业比重相当高，第二产业相对落后，农产品的价格波动很大。举例来说，海南的豇豆角产量很大，然而其价格却根据市场需求浮动很大，高时10元／kg，低时不足2元／kg。农民难以掌握市场动向，只能任由亏损。所以政府应当发挥经济调节的辅助作用，帮助农民寻找稳定的收购商，通过收购商的收购计划来引导农民适当种植，以免造成供过于求而导致价格跳水的情况。同时提高农民收入必须创新科技，改善产业结构，对于产量过剩的农产品可以进一步发展农产品加工业，这就需要农业大省加快工业化步伐，并且打通销售渠道，降低运输成本，弥补工业化大省农产品需求缺口，优势互补，促进经济发展。
3．2提高农民教育文化水平
在调研中发现，对于20～30岁的务农人员，他们大多对法律有相对较高的认识水平。他们大多是经历过一定的基础教育，也易于从信息渠道中获得对法律的基本认识。而对于部分年纪较大的务农人员，他们大多文化水平较低，也存在不识字的现象，对他们来说，法律意识则十分遥远，基本不知道法律为何物。所以坚持提高农民的教育文化水平，也可以为法律意识的增强铺平道路。
3．3将政府的普法活动和法治宣传落到实处
对于普法工作而言，村民大多存在抵触或漠然的态度，如果仅仅是做口号性的宣传，并不能引导农民的关注，自然难以将普法的作用发挥出来。通过被调研者对笔者的一些咨询，发现他们并不是不需要法律知识，反而十分迫切地想要弄清一些问题，维护自己的权利。对于继承、土地、借贷等问题尤为关心，所以普法不妨真正地去想农民所想，为农民普及基本的、常用的、落到实处的法律知识，这样，农民是乐于接受的，普法工作也可以取得实效性的进展。
4参考文献
［1］郑永流．农民法律意识与农村法律发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2］任大鹏．我国现阶段农民法律意识的调查与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1999（3）：60－65．
［3］陈咏梅．农民法律意识的现状解读与培养机制［J］．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4）：61－64．
经济纠纷的概念与解决途径篇5
对仲裁的认知途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对仲裁的认知程度。问卷中有22家调查对象是通过两种以上的方式认知仲裁的，占调查对象的42.3%，有30家是通过单一方式认知仲裁的，占调查对象的57.7%；通过法律书籍成为33家调查对象认知仲裁的途径，通过实际接触到的仲裁案件成了22家调查对象了解仲裁的方式，还有21家调查对象是通过媒体报道的一些案例中了解到仲裁的；在对仲裁非常了解的有20份问卷中，有15份选择了通过实际接触到的仲裁案件了解仲裁这一认知途径。对于仲裁所具有的优势，有10家调查对象认为仲裁具有单一优势，占调查对象的19.2%，有15家调查对象认为仲裁具有二重优势，占调查对象的28.8%，27家调查对象认为仲裁具有三重以上优势，占调查对象的51.9%；对于专家仲裁在银行纠纷中的作用，2份问卷回答说不清楚，13份问卷认为专家办案对商业银行纠纷的解决无关紧要，9份问卷单纯认为专家办案能够有利于金融争议公正的审理，并提高效率，9份问卷单纯认为对案情复杂的金融纠纷专家仲裁有利于案件的解决，14份问卷认为专家仲裁既有利于金融争议公正的审理，提高效率，又有利于对案情复杂的金融纠纷案件的解决。商业银行对于仲裁的优势与专家仲裁的作用的认知是影响商业银行选择仲裁的重要因素，突出宣传仲裁的优势与专家仲裁的作用对于仲裁在商业银行纠纷中的应用至关重要。
二、仲裁在商业银行金融纠纷中的应用
在所有的调查对象中，有4家通常借助外聘的法律顾问处理业务纠纷，有13家是通过内设的法律事务部或专门熟悉法律工作的职员处理业务纠纷，有11家是通过内设的法律事务部与合作的律师事务所处理业务纠纷，有7家是通过内设的法律事务部或专门的熟悉法律工作的职员与外聘的法律顾问处理业务纠纷，有10家通常是通过内设的法律事务部或专门的熟悉法律工作的职员与合作的律师事务所、外聘的法律顾问处理业务纠纷，可以看出，纠纷处理主体的多样化已成为商业银行的一种趋势。在解决银行业务纠纷的多种可选途径中，有7家调查对象选择了“协商”作为唯一的纠纷解决途径，有1家调查对象选择了“调解”作为唯一的纠纷解决途径，有1家调查对象选择了“仲裁”作为唯一的纠纷解决途径，有13家调查对象选择了“诉讼”作为唯一的纠纷解决途径，有1家调查对象选择了“协商”与“仲裁”作为的纠纷解决途径，有5家调查对象选择了“协商”与“调解”作为的纠纷解决途径，有6家调查对象选择了“协商”与“诉讼”作为的纠纷解决途径，其余14家选择了包括“仲裁”在内的三种以上途径解决纠纷。这一问卷的结果表明，目前诉讼是各商业银行解决纠纷的主要途径，并且对纠纷解决途径选择越少的调查对象选择仲裁的可能性就越低。这在商业银行与客户签订的合同中也说明了这一点。在商业银行与客户签订的合同中，有37家调查对象在合同中约定协商不成提交法院，有14家调查对象在合同中列明诉讼和仲裁两个选项，由当事人选择。在52份问卷中，有15份问卷回答曾以仲裁方式解决过纠纷，占调查对象的28.8%，而在该15份问卷中只有6份问卷给出了近两年业务纠纷统计数据，数据表明仅有2010年一起金融纠纷通过仲裁结案。这表明仲裁在金融纠纷的解决中应用的比较少，这与仲裁作为一种主要的纠纷解决方式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以仲裁方式解决过纠纷的15家调查对象中，选择仲裁理由不尽相同。10家调查对象认为，仲裁是一裁终局，仲裁方式比诉讼方式成本较低，仲裁裁决书与法院的判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可申请强制执行，4家调查对象认为当事人可以自行选择仲裁机构，自主选定仲裁，1家调查对象感觉以前本单位以仲裁方式解决合同纠纷的效果较好。
从认知层面来看，妨碍仲裁在金融纠纷中应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33家调查对象习惯以诉讼解决金融纠纷，占调查对象的63.5%，可见，“诉讼定式”已成为仲裁在金融纠纷得以应用的主要障碍。上述思维定式的形成与调查对象的几种观念有很大关系，28家调查对象认为仲裁的保全、执行要通过法院是妨碍其选择仲裁的原因，15家调查对象认为仲裁机构的影响力不如法院，14家调查对象认为仲裁的“一裁终局”制不利于其选择仲裁，9家调查对象认为诉讼的“两审终审”制是诉讼相对于仲裁的优势，8家调查对象认为仲裁员素质影响其对仲裁的选择。从实践层面分析，商业银行未选择仲裁作为纠纷解决方式也存在几方面的原因，有17家调查对象明确表明不选择仲裁是因为上级行制定的格式合同文本中解决争议的方式不包含仲裁，有14家调查对象承认合同管理人员对仲裁法律制度不了解，有9家调查对象未选仲裁的原因是合同双方虽有仲裁约定但约定不明确，9家调查对象则是因为签订合同的对方不同意选择仲裁作为解决争议的方式，3家调查对象对以前本单位以仲裁方式解决合同纠纷的效果不满意，3家调查对象强调未选仲裁的原因主要是仲裁后的执行问题，认为目前仲裁裁决书比较尴尬，在法律效力方面不受认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程序不顺畅，1家调查对象认为诉讼的二审终局是仲裁不具备的优势。
三、目前商业银行对仲裁的定位
目前各商业银行在业务领域中所产生的纠纷类型因业务范围与规模而有所不同，总体而言，如前所述，目前商业银行采用仲裁解决金融纠纷的比例比较低。在选择纠纷处理途径时，银行所考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在所有的问卷中，有35家调查对象考虑到成本费用、时间长短的因素，有33家调查对象考虑处理结果的法律效力强度这一因素，有18家调查对象考虑处理机构的专业水准，有15家调查对象考虑争议标的额大小,有15家调查对象把与纠纷处理机构的关系纳入考虑，有12家调查对象考虑社会影响后果，还有8家调查对象考虑其他因素。
目前商业银行对宜于仲裁的金融纠纷类型也有明显的倾向性，有37家调查对象认为争议不大的纠纷适宜仲裁，有30家调查对象认为需快速解决的纠纷适宜仲裁，有18家调查对象认为涉及商业秘密及商业声誉的纠纷适宜仲裁，有13家调查对象认为银行与个人贷款纠纷适宜仲裁，有12家调查对象认为涉外纠纷适宜仲裁，有11家调查对象认为中小企业贷款纠纷适宜仲裁，有3家调查对象认为争议较大的纠纷适宜仲裁。这一结果表明，商业银行对仲裁的快速便捷有比较一致的认识，但是同时也普遍没有认识到其解决争议较大纠纷的作用。仲裁裁决能否得到法院的执行所存在的认识是影响商业银行选择仲裁的一个重要因素。在52份问卷中，商业银行对于仲裁裁决能否得到法院的有效执行有着不同的认识，有26家调查对象认为，仲裁裁决不一定会得到法院的有效执行，占调查对象的50%，有20家调查对象认为仲裁裁决会得到法院的有效执行，占调查对象的38.5%，6家调查对象认为仲裁裁决能否得到法院的有效执行是个说不清的问题，占调查对象的11.5%。对于仲裁与法院审理金融争议在时间和费用上各自的比较优势这一问题,20家调查对象认为仲裁审理金融争议在时间和费用上比法院有优势,18家调查对象认为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同时9家调查对象认为这一优势对金融争议的解决影响不大，11家调查对象认为仲裁与法院审理金融争议在时间和费用上各有优势。如果应用仲裁解决金融纠纷，仲裁程序的选择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有21家调查对象认为应依照案件复杂程度来选择仲裁程序，各有15家调查对象在未置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分别选择简易程序（1名仲裁员）与普通程序（3名仲裁员），另外有9家调查对象认为应当按照案件标的额来选择仲裁程序。如果采用简易程序审理金融纠纷，案件标的额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有21家调查对象认为20万元以下的金融纠纷适宜采用简易程序，占调查对象的40.3%；有15家调查对象认为50万元以下的金融纠纷适宜采用简易程序，占调查对象的28.8%；有7家调查对象认为100万元以下的金融纠纷适宜采用简易程序，占调查对象的13.5%；有7家调查对象认为200万元以下的金融纠纷适宜采用简易程序，占调查对象的13.5%；有1家调查对象认为金融纠纷用简易程序不应当对标的额设限，占调查对象的1.9%。
采用仲裁程序审理金融纠纷，审理期限是仲裁效率的一个重要内容。有31家调查对象认为采用仲裁审理金融纠纷的期限应当不超过30天，占调查对象的59.6%；有14家调查对象认为采用仲裁审理金融纠纷的期限应当依照案件复杂程度确定，占调查对象的26.9%；有4家调查对象认为采用仲裁审理金融纠纷的期限应当不超过60天，占调查对象的7.7%；有2家调查对象认为采用仲裁审理金融纠纷的期限应当不超过90天，占调查对象的3.8%；有1家调查对象认为采用仲裁审理金融纠纷的期限应当不超过7天，占调查对象的1.9%。在目前商业银行对仲裁的应用与认知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对仲裁工作提出了不少的期望与建议。有35家调查对象建议仲裁委员会应当与金融单位多交流、走访；有29家调查对象建议仲裁委员会应当加大仲裁宣传力度；有28家调查对象建议仲裁委员会应当多吸纳金融行业人士担任仲裁员；有26家调查对象建议仲裁委员会应当定期举办金融仲裁研讨会；有25家调查对象建议仲裁委员会应当编纂案例汇编；有11家调查对象建议仲裁委员会应当出版刊物。
四、总结与对策
（一）加强对商业银行的仲裁制度的宣传与普及
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重要形式，仲裁制度具有专业性、公正性、便捷、快速、费用低、保密性强等特点，因而在民商事领域得到了广泛运用。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90%以上的经济纠纷是通过仲裁解决的。而仲裁在山东银行业纠纷中应用则是另一番景象。调查数据表明，在52家调查对象中，只有15曾以仲裁解决过纠纷，占调查总数的28.8%,这表明银行业普遍缺乏仲裁的实践经验。这一现象与银行业根深蒂固的诉讼习惯存在密切关系，数据表明，在商业银行与客户签订的合同中，有37家调查对象在合同中约定协商不成提交法院，占调查总数的71.1%。从对银行业对仲裁的认知与评价上来看，有14家调查对象认为仲裁的“一裁终局”制不利于其选择仲裁，9家调查对象认为诉讼的“两审终审”制是诉讼相对于仲裁的优势，46.1%的调查对象并不认同仲裁的“一裁终局”的优势。这种倾向实际上隐含着调查对象对于仲裁裁决公正性与权威性的忧虑。调查对象对仲裁这样的认识不能不说“现行仲裁制度依然存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比较明显的反差”，甚至于可以说“仲裁而临着在制度上和理论上被边缘化的双重尴尬境地”。根据调查问卷中调查对象的期望与建议，仲裁委员会应当通过各种方式提高银行业对仲裁的认识与认同，如与金融单位多交流、走访、加大仲裁宣传力度、多吸纳金融行业人士担任仲裁员、定期举办金融仲裁研讨会、编纂案例汇编或出版刊物，目的首先是促进商业银行在仲裁观念、态度上的转变；其次，进行相应的金融仲裁机制的建设，为仲裁在金融纠纷中的应用铺平道路；再次，推动仲裁机制在金融纠纷中的应用。
（二）建立独立的金融仲裁机制
金融消费者保护有研究指出，传统的信贷业务纠纷解决方式经历了“单一诉讼方式”、“或诉讼或仲裁”及“单一仲裁方式”三个阶段的变化，根据调查的情况来年，山东银行业纠纷总体上是处于“或诉讼或仲裁”这一阶段上，并且金融仲裁也没有从一般的商业仲裁中独立出来。从全国的经验来看，要促进仲裁在银行业纠纷中的应用，建立独立的金融仲裁机制是必经之路。首先，建立的独立的金融仲裁机制本身就是宣传仲裁的很好的机会，其次，建立独立的金融仲裁机制能契合解决金融纠纷实际需要。2003年，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金融仲裁规则》颁布，该规则的创设标志着金融仲裁机制的实质性确立。在该规则的示范作用下，郑州、大连、上海、武汉、长沙、重庆、珠海、海口、杭州、广州、太原、南昌等各地仲裁委员会纷纷设立了专门的金融仲裁机构，广州、天津、上海、武汉等地的金融仲裁机构先后制定了独立的金融仲裁规则。建立独立的金融仲裁机制，一方面可以趁势进行仲裁宣传，改变原来存在于银行业中对仲裁片面认识，转变银行业所形成的“诉讼定式”思维，提高银行业对仲裁的认识与认同的程度；另一方面，这也符合了商事仲裁专业化、精细化的发展趋势。
（三）积极探索新的仲裁模式
经济纠纷的概念与解决途径篇6
关键词：竞技体育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体系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及市场经济建设步伐加快，体育改革不断深入，体育运动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国际交流日渐频繁，体育运动得到了迅速发展和繁荣，并正走向全球化、产业化的道路。艾恩·布来克肖（Lan.S.Blacrshaw）在著作《体育纠纷的调解解决——国内与国际的视野》中指出：“体育现在已经成为一项巨大的商业活动，体育已经成为一项全球性的产业。”当然，现代竞技体育的飞速发展，在给体育事业带来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和矛盾。随着金钱和财富在体育领域内的流动，赢得比赛成为决定一切的因素，重在参与的说法一去不复返，为了赢得比赛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如运动员服用药物等现象。从国外来看有博斯曼转会案①、雷诺兹案②、甘德尔诉国际马术联合会案等；从国内来看有长春亚泰案③、马健转会风波、国安罢赛风波、清华跳水队注册纠纷、黑哨、假球等等，还有肖像权纠纷、就业合同纠纷、运动员国籍、电视转播权、商业赞助、体育设施及用品供应等与体育有关的纠纷时有发生。可以说，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随着竞技体育的产业化、商业化发展，竞技体育的背后蕴涵的将是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利益，从而引起竞技体育纠纷在数量上越来越多，在形式和内容上越来越复杂，体育纠纷已成为困扰体育职业化进程最突出的问题。因此，如何针对体育纠纷的特殊性建立公正、及时、合法的纠纷解决机制，成为法律界和体育界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当今世界，体育纠纷的解决有一般诉讼和非诉讼两种解决方式，而长期的司法实践证明，非诉讼方式是解决纠纷的一种有效机制。国外一些国家如英国，法院一般不介入一般体育纠纷的解决，这些纠纷基本都由体育团体自己解决。当然如果纠纷影响到司法正义时，如对贸易的限制等则由法院处理。因此，在我国体育事业飞速发展的今天，研究和建立我国体育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具有紧迫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1竞技体育纠纷概述
1.1竞技体育纠纷的界定
纠纷是指“一定范围内的社会主体间丧失均衡关系的状态。”社会均衡关系（equilibrium）就是社会秩序（socialorder），所以纠纷也就是社会秩序失衡而产生的混乱状态，是利益纠缠的对抗性表达。利益的争夺是植根于人性深层的欲望，因此，纠纷的出现就像人性一样不可绝对消除和遏制。随着竞技体育运动的普及，商业因素大规模地涌入竞技体育也逐渐成为热销的市场产品，成为世界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竞技体育因其商业化、传媒报道和国际化而产生的巨大经济利益，使活动的当事人（无论是运动员、体育联合会、赞助商、运动的组织者）在利益分配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大量具有西方国家经济活动特征及司法制度特色的体育争议，即在利益的争夺中主体之间失衡的状态。顾名思义，竞技体育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竞技体育纠纷是各参与竞技体育活动主体丧失均衡的一种状态。是在体育活动中以及解决与体育相关的各种事务中，在活动主体之间发生的、以体育权利义务为内容的社会纠纷。这些纠纷在大多情况下是因违反体育法规及其他法规而引起的，以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为内容的民事权益纠纷。
1.2竞技体育纠纷的特征
竞技体育纠纷除具有社会纠纷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一些与一般社会纠纷不同的特征。
1.2.1竞技体育纠纷具有专业性
相对于其他领域而言，竞技体育是一种专业性极强的活动，这种专业上的特殊性直接决定着发生在这一领域的纠纷大多涉及到体育的技术性事项，如由于裁判员赛场上执法所引起的纠纷、对“黑哨”、“假球”的认定，对这些事项的判定都需要有较高专业知识水平。而通常况下，法院的法官是很少具有体育专业领域知识的。
1.2.2竞技体育纠纷具有社会公开性
任何体育竞赛都是在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竞技体育具有公开性。正是基于这种公开性，才使得竞技体育吸引着大众的目光。也正是由于这种公开性，竞技体育具有着极大的经济价值而深受广大赞助商和投资人的关注。竞技体育与生俱来的这种公开性，决定了一旦竞技体育领域出现纠纷，那这种纠纷就不可避免的为大众所知，尤其是在媒介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竞技体育纠纷的传播速度将更加快速。
1.2.3竞技体育纠纷主体具有特殊性和复合性
在竞技体育领域，纠纷主体间的地位不一，有的主体之间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比如，似于民事争议的纠纷主体之间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而在一些情况下，纠纷主体间却不是平等的主体，这类纠纷主要是涉及到类似于行政争议的纠纷，比如由于行政处罚引起的争议。
1.2.4竞技体育纠纷解决有较强的时限性
有些竞技体育纠纷的解决需要有关方面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做出裁决，否则损失可能永远无法弥补，如取消参赛资格、禁赛等。我国职业篮球运动员马健因为工作合同与奥神俱乐部产生纠纷，其选择采用诉讼手段解决争议，通过一审二审耗时几个月，其案件也没有结果，而马健失去了该赛季上场比赛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运动职业生涯是有时限的，像篮球运动员的黄金期只有5年左右，正处职业生涯黄金期的马健的损失显而易见。
1.3竞技体育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
1.3.1客观环境——社会学因素
众所周知，现代竞技体育及其相关产业是在高度发展的国际社会政治经济时代背景下蓬勃发展起来的，竞技体育事业中的每一个细胞无不继存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基因，同时，竞技体育又蕴涵着巨大的经济政治社会利益，从而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带有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基因的竞技体育社会领域，其巨大的经济政治社会利益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参与甚至专门从事竞技体育活动，因而，就像当今社会矛盾层出不穷一样，竞技体育纠纷不可避免；随着体育竞技水平的不断提高，体育运动项目的竞技规则、技术标准和运动的基本价值理念都处于快速更新、不断发展的状态中，容易引发体育摩擦；同时体育相关产业的兴起，使得人们原有的简单的社会关系日益复杂起来，体育运动商业化、全球化趋势伴随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及价值观念、各国家及地区间的法律制度背景，如：社会制度的不同、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种族矛盾、社会价值观念的不同取向等，都不可避免地加速了体育运动参与者之间矛盾的产生。我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时期，竞技体育在“举国体制”的强力推动下取得了优异成绩，在北京奥运会上获得金牌第一的历史最好成绩，体育产业发展初具规模，体育消费日渐活跃，一个以健身服务业、竞赛表演业和体育用品业为主体的体育产业格局正在形成，在这样一个各种新的思想观念正在形成、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正在发育的瞬息万变的社会环境里，竞技体育当然不可能将种种社会纠纷问题隔绝于世，体育纠纷也就不可避免。
1.3.2主观环境——竞技体育本源性因素
竞技体育高度商业化运作是近代竞技体育高速发展的推进器，商业主义已经全面深入地渗透竞技体育领域，竞技体育的商业化推动了国际竞技体育的普及，集聚了人气，反过来又提升了竞技体育的商业价值。竞技体育的商业化和产业化催生了从事竞技体育的职业群体，在那些传统的体育运动领域，有成就的运动员能挣取大笔金钱，以至于体育运动在这些领域己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因此，巨大的经济利益，使体育活动的利益攸关方（当事人）急需了解相关的法律问题，而不管他们是运动员、体育联合会、赞助商还是体育运动的组织者。很明显，这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大量的具有西方国家经济活动和司法制度特色的体纠纷。
1.4我国竞技体育纠纷解决机制现状
从我国竞技体育纠纷解决机制现状看，由于我国传统的一元体制造成我国特有的行政机关、社会团体或事业单位概念模糊，体育总局下属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和体育行业协会组织往往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既具有获得授权而负有该项目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的身份，又具有社会团体的身份，在这种集管理、运营、处罚大权于一身的管理体制之下，在处理纠纷时，就有可能出现“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情况；在立法上，中国的体育仲裁目前尚没有处理体育争议的专门仲裁立法，仅有少量条文规定但缺少相应实施条款；《中华人民共和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本身也没有专门体育仲裁规定，有关的仲裁程序也没有确立，我国的体育仲裁制度和机构仍然处在探索和筹建之中。因此，我国竞技体育纠纷的体育组内部解决和行政部门解决在普遍缺少明确的法规依据情况下，导致处理结果的法律效力和强制力不足。由此可见，我国竞技体育纠纷处理的主要途径是体育行会内部解决和普通法院诉讼解决，纠纷解决途径单一。不仅如此，从我国竞技体育纠纷解决机制实际运行的现实来看，虽然我国在解决竞技体育纠纷实践中，已经采用了体育行会内部解决方式，但由于我国体育行政体制和机构设置上的缺陷，使得我国竞技体育纠纷行会内部解决机制只有其外形，而没有内涵，无论是从行会自身组织的自治性，还是从行会内部纠纷解决的程序公正等方面看，都存在先天不足。因此，就其体育行会内部纠纷解决机制的实质看，我国的体育行会内部纠纷解决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
2竞技体育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的界定、优势及局限性
2.1竞技体育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的界定
20世纪70年代，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就在美国开始出现。这种纠纷解决方式独立于司法诉讼之外，就是所谓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通常也称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简称aDR）。后来，这种机制被运用到体育纠纷的解决上，即体育纠纷的“aDR”。体育纠纷非诉讼解决方式包括广义与狭义两种解释，广义的解释是：既可以包括当事人借助第三者的中介达成的自行协商和解，也可以包括各种专门设立的纠纷解决机构的裁决、决定，既可以包括传统的调解，也可以包括当代行政机关所进行的各类仲裁等等。国外把aDR主要界定为一个包含了传统诉讼解决途径以外的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广泛的概念，基本上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自愿的，不具有约束力的方式，如调解；第二类是具有约束力的方式，如仲裁。狭义的解释把非诉讼解决机制限定在“非诉讼非仲裁的纠纷解决方式”范围内。本课题采用的是广义的竞技体育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概念。即：竞技体育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是一种在诉讼之外解决竞技体育纠纷的机制，其方式包括体育行会内部纠纷解决方式、体育调解、体育仲裁。
2.2竞技体育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的优势及其局限性
英国是一个比较推崇利用aDR解决纠纷的国家。他们就深刻认识到了aDR相对于司法讼的独特优势。通常情况下，如果运用司法诉讼的方式进行解决，那么极有可能耗尽当事人大量时间、金钱与资源，还意味着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将彻底决裂。从经济分析法学的视角来看，这意味着司法诉讼将存在巨大的由诉讼费用所产生的“直接成本”、由长时间诉讼过程所产生的“时间成本”，而这种“时间成本”对于运动员来说却可能产生巨大的“机会成本”。因为，一些涉及运动员的纠纷如果处理时间过长就会影响到运动员后续的签约或转会机会。如果纠纷的解决通过非诉讼方式解决那么将直接降低纠纷解决的成本。也可以避免所有的纠纷都涌入司法诉讼程序，而节约司法资源。更加重要的是，非诉讼解决还可以维护好当事人之间的良好关系，有利于今后的继续合作。当然，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也并不是万能的，它也存在一定局限性。正如英国大法官尔文拉格就认为：“aDR不是万能药，它也不是没有任何代价的。”
3对建立我国竞技体育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框架体系的探索
3.1建立我国竞技体育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的法源
3.1.1《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简称《体育法》）
我国1995年颁布的《体育法》第33条明确规定，竞技体育纠纷的调解、仲裁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由此可见，《体育法》应该是我国建立体育纠纷解决机制最直接也是最重要法律依据。
3.1.2人民调解制度
人民调解制度是我国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就已经确立起来的一项制度。这一制度在解决一些社会纠纷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在司法资源还不是很充足的历史进程中，调解制度对于节约司法资源是至关重要的制度。人民调解制度法律化，对调解的原则、内容、范围、种类、处理方式、调解书、调解纪律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这些具体规定和其中所形成的原则和思想对我国体育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的建立提供了有效的借鉴，人民调解制度是确立以调解为主要方式的体育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的基本依据。
3.1.3《仲裁法》
1995年9月1日实施的《仲裁法》，是我国第一部单行的仲裁法，标志着我国仲裁法律体系已基本构成。《仲裁法》是调整我国仲裁事务的基本法律，体育仲裁也是仲裁中的一种，体育仲裁的相关事务自然也应该在有关方面受到《仲裁法》的调整。因此，《仲裁法》中的有关调解、仲裁的规定也是体育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的重要借鉴内容。
3.1.4国际上有关的体育纠纷解决机制
随着体育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奥运会的成功运作，使得体育的国际化程度空前提高。在此背景下诞生了很多体育纠纷解决机构，如各国际单项联合会都会对体育纠纷解决做出相关规定。而在国际奥委会（ioC）倡导下成立的国际体育仲裁院（CaS）更是已经成长为当今国际体育争端最为权威的纠纷解决机构。CaS在一般仲裁和奥运会特别仲裁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许多规则，如“遵循先例”、“技术性事项不予仲裁”、“举证倒置”、“兴奋剂严格责任则”等，这些都将对我国非诉讼解决机制尤其是其中体育仲裁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参考。
3.2我国竞技体育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的框架设计
竞技体育纠纷非诉讼解决主要包括体育行会内部纠纷解决机制、竞技体育纠纷调解（以下简称体育调解）解决机制和竞技体育纠纷仲裁（以下简称体育仲裁）解决机制。
3.2.1改革完善我国体育行会内部纠纷解决机制
3.2.1.1体育行会内部纠纷解决机制的基本涵义
体育行会的内部纠纷主要是现行行会规则（行规）在适用中发生的纠纷。体育行会规则主要是为了管理其行会成员而制定的。体育行会与行会成员之间主要表现为3种法律关系：一种是体育服务关系：第二种是体育利益代表关系；第三种是体育管理关系。体育行业内部的各层级管理中出现的纠纷，如运动员因服用兴奋剂受到体育管理部门的处罚而不服引起的纠纷，这种由于纠纷当事人的地位不平等，而不能运用外部调解机制来解决纠纷。在通常情况下，这种由体育行业组织对其成员进行管理而发生的内部纠纷，在国外一些国家都以体育行会内部纠纷解决机制加以解决。体育行会内部纠纷解决机制主要针对的是由于纪律处罚而引起的纠纷，实际上就是体育行业自治。体育行业自治是指由行政上相对独立、有权管理自己事务的体育自治主体通过特定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基于自治机关章程所规定的自治权单方进行的、能够直接或间接引起法律效果（指与体育相关的权利的产生、变更或消灭）的确认、指导、协调和裁决等权力行为。行会制定自治规章的行为是一种自主立法，它区别于国家的委托立法。自主是指个人或组织（而非政府）制定法律或采用与法律性质基本相似的规则的权力。
3.2.1.2体育行会内部纠纷解决的权力来源
一方面，体育行会通过国家法律授予、政府委托、契约（事实契约）形成的权力获得对体育纠纷的处理权。如我国体育总局及其下属组织，从《体育法》中依法获得管理权，根据行业自治理论各单项协会获得了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制定自己的内部规则，包括组织章程的权力，运动员（队）、俱乐部等主体加入某个单项体育协会，必须在取得参加该组织举办的赛事等活动权利的同时，承诺服从该组织的管理，承担一定的义务，受到一定的约束。从理论上看，他们的权力是以契约为基础的，人们认为每一个成员都已经签订了给予行业裁判这些巨大权力的契约，但是实际上，对这个问题他没有选择余地。如果他要从事这项职业，他就不得服从委员会颁布的规则。一方面，竞技体育自身的专业技术性、竞赛规则的国际同一性，要求体育纠纷的处理必定是一个有着较大专业性和相对行业封闭性的特殊事项。
3.2.1.3体育行会内部纠纷解决的主要途径
由于体育行会在竞技体育行业内的地位具有权威性，在行业内具有自律作用，因此，一般的体育纠纷，可以先在单项体育协会内部解决。其途径主要有向体育行会内部机构申诉、内部调解和仲裁、行政裁决等。体育行会内部纪律处罚纠纷解决的主要途径是向体育行会组织的有关部门申诉。申诉是一种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的有效的内部救济制度，只要受处罚的相对人对行会的有关处罚不服，就可以向体育行会有关内部机构（受理机构）通过诉途径寻求救济。申诉通常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程序模式，但“提出申诉”、“申诉的受理”以及“申诉的处理”是其基本的框架。体育行业组织内部设立的调解仲裁机构，通常解决其自身与属于其会员的组织及在该组织注册的运动员之间发生的纠纷。在解决体育纠纷时，一般都会适用其各自所属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相关规则，并借鉴体育纠纷外部调解仲裁机制，但在层级上低于外部调解仲裁，是一种和解谈判（体育谈判）。行业协会常以协调谈判的手段，斡旋于各竞技体育纠纷平等主体间，促使纠纷主体各方达成和解。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一些大型体育比赛的组织机构中，我们常常发现有仲裁委员会的设置，这里的“仲裁”与后面我们要提到的仲裁解决机制是不一样的，在成员组成、程序、受案范围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赛时组成的仲裁委员会是一个临时的主要负责本赛事技术性纠纷的协调和裁决。行政裁决是以第三方身份居间对竞技体育纠纷双方当事人的争议予以裁决。我国竞技体育管理仍然实行的是双轨制，虽然我国政府已逐步将政府及体育行政部门对体育的管理职能换为由体育社会团体管理，形成以单项运动协会为主的运动项目管理体制，并在《体育法》第36条中给予明确，但国家体育总局又相继成立了20个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在组建项目管理中心的文件中规定：管理中心是事业单位性质，以协会办事机构形式存在，并赋予它全面管理项目的行政职能。实际是体育行政部门将自己意志以社会团体的名义行使，即用行政手段处理竞技体育中的纠纷。
3.2.2体育调解解决机制设计
3.2.2.1体育调解机制的基本涵义
《现代汉语词典》主要将“调解”一词解释为“劝说双方消除纠纷”。而法律意义上所讲的“调解”主要是指，一种自愿的，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并对后续纠纷解决程序不产生影响的，通过中立的第三人（也就是“调解员”）帮助纠纷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的纠纷解决方式。体育调解机制是一种由当事人双方自愿选择，在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主持下，以寻求就体育争议达成妥协的纠纷解决程序。由于体育运动本身的特殊性，要求对竞技体育纠纷的处理要做到迅速、准确、公正。体育纠纷调解机制以其特有的优势具备这一条件，为纠纷当事人双方提供一条灵活、非对抗性、非公开、花费小的解决问题途径，是一种比较理想的体育纠纷解决方式。
3.2.2.2体育调解组织机构
调解的启动首先要构建一个体育调解机构，而我国《体育法》并没有对体育调解机构进行确规定，目前虽然有关部门和学者都对我国如何建立体育仲裁机构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研究，但对体育调解机构的设立并未提及。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提出，根据我国的国情，全国性体育调解机构可设于国家体育总局或全国体育总会内部，地方性体育调解机构可设在各地方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内。从各种纠纷解决途径的逻辑关系来看，体育仲裁机构构建的同时应统筹考虑体育调解机构设置，比如可以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纠纷调解委员会”之类的民间性组织，总部可以考虑设在北京或上海。这类组织应是独立于体育或政府机构之外的法人社团组织，这样就可以保证组织的中立性和独立性。许多国家对体育调解的组织建设都非常重视，成立了组织机构，建立了较规范的组织机构成员的推荐选拔程序，有的还明确了组成成员的具体构成。如法国体育纠纷调解委员会（CnoSF）选举产生了一名委员会主席，规定调解委员会名单由CnoSF的行政委员在大会上提名，并最终由司法委员会在考虑候选人各方面的资格后确定。调解员必须具备法律专业技能和体育运动专业知识的双重属性的候选资格。我国在组织机构成员选拔上可以借鉴这种做法。
3.2.2.3体育调解机制所适用的范围
体育调解机制适用纠纷的范围是有限的。那些涉及到兴奋剂、体育行政处罚、体育刑事之类的纠纷就不适用调解机制。当然很多纠纷诸如与竞技体育比赛参赛者、体育运动团体和有关体育协会相关的纠纷，各体育行会亦可能采用调解模式。CaS在仲裁体育案件时，亦可适用调解程序。具体来讲，体育调解适用于那些由体育赞助、体育合同、商业权（如体育知识产权）、轻微伤害赔偿等引起的体育民商事纠纷；对于那些涉及到纪律处罚、运动员选拔、兴奋剂、刑罚等的纠纷体育调解一律不适用。
3.2.2.4体育调解的程序步骤
体育调解机制一般分受理、选择调解员、进行调解、调解结束几个程序步骤进行[7]。
受理。通常情况下，对于那些适用于调解内的纠纷都应该予以受理，受理方式主要有当事人的申请和主动介入两种。当事人申请可以是口头申请，也可以是书面申请。当事人申请的同时必须提交调解协议。调解的受理还可能是主动介入。如法院调解和行政调解基本就是主动介入。
调解员的选择。调解员的选择是当事人双方共同协商后做出的决定，如果双方当事人不能就调解员的选择达成共识，可以由调解委员会指定调解员。调解员是独立的第三方，并不是以调解组织的人或雇员身份开展工作。
第三，进行调解。进行调解是纠纷解决的实质性阶段，调解员根据当事人的意思，以自治为原则进行调解。调解员一方面要调查取证，弄清事实；另一方面要主持调解、协商协调，主动疏导。
第四，调解结束。调解成功后，双方当事人就要达成协议，该协议应该由当事人签名、盖章协议送达给当事人双方后，双方当事人应根据调解协议，履行协议，调解结束。
3.2.2.5体育调解的时机即调解时限
由于体育运动员运动生命的有限性和体育运动比赛的时间性，要求必须迅速地解决体育纠。因此，要充分显示竞技体育纠纷调解机制的优越性，应在纠纷发生后，当事人双方有意愿进行调解的第一时间介入，即使在仲裁的先行调解的时候。
3.2.3体育仲裁解决机制设计
3.2.3.1体育仲裁的概念
《现代汉语词典》对仲裁的解释是“争执双方同意的第三者对争执事项做出决定。”所谓体育仲裁，是指“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争议的双方当事人，根据在争议发生前或争议发生后所达成的仲裁协议，自愿将争议事项交由竞技体育纠纷仲裁机构进行裁决，各方自动履行裁决义务的解决体育争议的方式和活动，是根据国家的仲裁法规和体育法规建立的解决体育争议的一项体育法规制度。”
3.2.3.2体育仲裁机制的思想理论基础和仲裁权的来源
体育仲裁程序机制的理论基石是“意思自治”。“意思自治”是基于自治理论，自治理论主张仲裁是超越契约和司法权的，它具有自治性。当事人意思自治是一般仲裁赖以生存的基石。因此，作为仲裁中的一种，“意思自治”也必然是体育仲裁的一项基本原则。因此，如果要在我国建立纯粹的民间性质的体育仲裁机制，遵循自愿原则，按照仲裁的本意和方向来建立体育仲裁制度，就必须实行自愿仲裁。自愿是仲裁制度最基本、最核心的原则，也是体育仲裁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体现。仲裁权的来源问题是仲裁机制的核心问题，关于仲裁权主要有司法权论、契约授权论、司法权与契约授权混合论、自治论。但仲裁权的来源主要是契约授权和私法自治。首先，仲裁权来源于双方当事人的合意，这是属于契约授权，而这种契约授权体现出来的更多是民间性与自治性，因而仲裁权所表现出来的必然是契约授权性与私法自治性。其次，设置仲裁权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民事纠纷，仲裁之所以具备这种解决纠纷的能力，主要是由于当事人对仲裁权的信任。
3.2.3.3我国体育仲裁机制的机构设置及成员组成设计
设想中的我国体育仲裁机构名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仲裁委员会。具体设置办法主要是根据《仲裁法》和《体育法》，由国务院进行规定而独立设置。该委员会与国家行政机关没有任何隶属关系，是完全独立的社团法人。地点设在北京或上海。对于那些体育纠纷较多或相距设置地较远的地方，可以根据体育仲裁业务发展的需要在这些地方设立分支机构。而对于大型综合性体育竞赛或单项体育竞赛中的纠纷解决，可以参考CaS设立奥运会临时仲裁庭的做法，在大型赛事比赛期间设立临时派驻机构，这些分支机构和竞赛期间的临时派驻机构都是体育仲裁委员会的组成机构，在仲裁实践中适用统一的仲裁规则。在体育仲裁员筛选上进行统一的聘任，并实施严格的仲裁员回避制度。体育仲裁委员会委员由9人组成，其中主任1人，副主任2人，除驻会专职委员2名外，其他均为兼职委员。委员的产生先由中国国家奥委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仲裁协会各自从其成员或非成员中委任2名，共6人，然后由这6位委员协商委任1名委员，再由前面产生的7名委员从独立于以上机构之外的人中委任2名委员。主任和副主任由委员选举产生，任期可以设置为3年，允许连任④。
3.2.3.4体育仲裁制度的性质定位
我国体育仲裁制度的性质应该属于民间仲裁，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为了实现纠纷的高效解决，应该采用或裁或审和一裁终局的原则。这主要是基于如下几个原因：第一，从国内外已有仲裁制度的性质看，国外的体育仲裁实践确认了体育仲裁的民间仲裁性质，我国《仲裁法》建立的也是以民商事纠纷仲裁为内容的民间性质的仲裁制度。可见，国内外大有加强和完善仲裁独立性、民间自治性的趋势。第二，从法哲学角度看，仲裁机制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互妥协的结果，作为解决纠纷的仲裁制度是一种“私力救济”，双方当事人不愿意国家权力干预，其自治运作程序也无需国家权力的干预。第三，体育仲裁协议是一种特殊的契约，具有“平等协商”与“一致同意”的契约特征。契约的基本原理在于“契约自由”，表示由个人的意思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与他人协调，以此来实现个人的利益。由此可见，仲裁制度就是私法自治的纠纷解决机制，是一套纯粹民间化的制度。
3.2.3.5体育仲裁的范围
体育仲裁适用的范围是：与竞技体育运动有关的一切纠纷，但刑事纠纷、体育比赛过程中发生的涉及运动项目技术规则的纠纷除外，除非负责处理该事项的人员有明显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3.2.2.6体育仲裁程序设计
体育仲裁作为仲裁的一种，理应按照我国《仲裁法》相关规定进行。即按申请、受理、仲裁庭的组成、审理、裁决、执行裁决或申请撤消、人民法院监督和保证等各个程序环节进行操作。第一，体育仲裁的申请、受理。仲裁程序以当事人申请为始，体育纠纷当事人要申请体育仲裁首先就是要向体育仲裁委员会呈递体育仲裁协议和体育仲裁申请书。当仲裁申请被仲裁委员会审查受理后，仲裁程序就算正式开始。体育仲裁委员会应该在收到体育仲裁申请书之日起5日内，应当做出是否受理仲裁该申请的决定，并通知当事人。判断是否受理的条件主要是看是否有竞技体育纠纷仲裁协议书；是否具有具体的竞技体育纠纷仲裁请求和事实及理由；申请仲裁的纠纷是否属于体育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范围。第二，组成体育仲裁庭。体育仲裁委员会决定受理后，应立即组成体育仲裁庭，仲裁庭的体育仲裁员人数由当事人约定，可以是由多名或一名体育仲裁员组成，体育仲裁员的选择应按照公平原则，由当事人或当事人和体育仲裁委员会主任或当事人共同委托体育仲裁委员会主任选定和指定，如果当事人在受到受理仲裁通知之日起15日内，没有确定体育仲裁员的组成，则由体育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仲裁员。第三，体育仲裁的开庭、裁决及裁决的执行。仲裁的开庭时间确定后，体育仲裁委员会应在开庭前10天将开庭日期通知双方当事人。如果当事人协议公开的可以公开开庭。如果双方当事人协议不开庭，那么仲裁庭就根据仲裁申请书、答辩书及其他材料做出裁决。竞技体育纠纷仲裁实行一终局制，因此在仲裁裁决作出之前，仲裁庭应当开展庭审调查，听取当事人陈述和辩论，在此过程中仲裁庭还可以当庭进行调解，如果调解不成就应及时仲裁，并在4个月内作出裁决。作出裁决后，裁决书一经送达即具有法律效力。仲裁裁决是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如果当事人不予执行，对方当事人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除非出现仲裁程序违法的情况，法院裁定撤消此仲裁裁决。对体育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由于竞技体育纠纷是专业技术性较强的特殊事项，因此，人民法院对体育仲裁裁决的审查只是程序审查。
3.3协调契合——竞技体育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体系
竞技体育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基本方式主要包含体育行会内部解决、体育调解、体育仲裁。体育行会内部解决方式有利于维护体育的行业自治。但是，竞技体育纠纷的内部解决方式的缺陷也很明显，当体育行会作为纠纷当事人的一方时，内部纠纷解决机制很难保持其公正性，同时，行会内部的纠纷解决机制在对纠纷做出裁断后，并不能阻止当事人继续向法院或者提出仲裁申请。虽然仲裁由刚开始被商业社会认为是快捷、费用较为低廉的纠纷解决方式，现今也面临着与诉讼同样的费用昂贵、裁决拖沓等问题，“而体育调解在处理体育纠纷时，相对于体育仲裁而言，有时可能表现出更高效、更快捷的优势”。美国仲裁协会就声称，在它所参与的案件中，有超过80%的案件通过调解程序得到了圆满解决。当然，体育调解机制存在的最大缺陷就是其不具有强制约束力。由于体育仲裁机制在独立性、中立性、公正性上优势卓然，同时，有关的程序设计上也较为合理，再加上国际社会存在着普遍承认仲裁裁决的国际公约，体育仲裁裁决的执行力要比体育调解更有保障。但体育仲裁的进行要求双方当事人在纠纷发生之前或之后订立有体育仲裁协议，如果不能达成仲裁协议，则体育仲裁程序就无法启动。而在实践中，当事人之间存在体育仲裁协议的情况并不多见。综观以上各种竞技体育纠纷的解决机制，保证纠纷合理、公正解决是始终如一的归宿与追求。在现实实践中单纯的、完美的纠纷解决机制是不存在的，存在着的只是最能够适应时代需要、最有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因此，从竞技体育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各个纠纷解决方式的内涵看，竞技体育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实际上是一个多层次且层级分明的纠纷解决机制，不管是体育谈判、和解或体育调解，还是体育仲裁。可以发现，这些纠纷解决方式之间存在着联系，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层次分明而又相互联系的整体。
3.3.1体育谈判可以作为启动体育行会内部处理、体育调解、体育仲裁的先行程序
体育谈判是一种通过协商求得和解的自力救济方式。一般情况下，如果当事人双方发生纠纷后，双方可以通过协商、谈判来解决冲突。表明各自的立场、观点，重新权衡双方的利益，在和谐的气氛中找出双方当事人都可以接受的纠纷解决方案，达成和解协议。这种纠纷解决方式主要是依靠当事人自我的力量来解决争端，纠纷的解决不需要第三人的加入，也不需要遵循任何原则、程序和规范。当然，谈判仅仅是出于自愿，是一种当事人自由选择的策略，双方都可以拒绝谈判或随时终止谈判。在体育纠纷处理的实践来看，有不少争议就通过了协商谈判过程，甚至通过谈判解决纠纷。因此，若争议双方当事人在寻求非诉讼解决机制解决体育纠纷时，将体育谈判作为当事人首先考虑的前置程序，若当事人不愿意谈判再选择其它的体育纠纷解决方式，也许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3.3.2体育行会内部处理程序作为进行体育调解或体育仲裁的前置程序
许多行业协会的章程规定，纠纷的解决必须提交行会进行内部处理。我国的单项协会如足协，在其章程中就明确规定，不将自己与国际足联、亚足联及其会员协会和俱乐部的任何争议提交法院。所以，体育行会内部纠纷处理权可以说是根据行会章程而由会员授予的。从效力上来看，体育行业组织的自治规章对其成员都是具有约束力，但这些规章却不具备法律效力，它所具有的约束力仅仅是合同约束力。所以，体育行会内部的纠纷处理结果只具有“内部”约束力，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这种内部解决机制可以作为体育调解或体育仲裁的前置程序。因为这样能更好地维护体育组织的自治性。这也是国际上“用尽内部救济”原则的体现。为了提高体育纠纷解决的效益，增加救济途径，建立我国协调统一的体育纠纷解决机制，首先应发挥体育组织的内部自律自治功能，纠正某些体育社团内部处理为终局决定的不合理不合法规定，将内部解决设定为前置程序，与其它的体育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有机衔接起来，成体育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体系。
3.3.3竞技体育纠纷诉讼、仲裁的调解服务——体育调解作为体育仲裁和诉讼的前置程序
体育仲裁和诉讼可以应用体育调解模式，这就是我们所讲的诉讼、仲裁的调解服务。通常情况下，aDR授权法官可以根据其自由裁量或是双方当事人的共同请求，决定中止诉讼程序，将纠纷转入到其他的更为合适的非诉讼纠纷解决途径中，如调解。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将调解和仲裁结合起来。纠纷产生后首先由调解员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再启动仲裁程序，由仲裁员裁决。还有就是仲裁程序启动后，只要当事人希望调解也可以调解，此时仲裁程序可以中止。所以，可以认为，只要体育纠纷处于体育调解适用的范围内，体育调解可以作为体育仲裁和诉讼的前置程序。
4结语
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由于竞技体育领域各方利益的冲突日益凸显，由此引发的体育纠纷层出不穷。根据竞技体育的特殊性以及我国的具体现实，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竞技体育非诉讼解决机制是解决竞技体育纠纷的重要途径。竞技体育非诉讼解决机制既能公平有效地维护各方的利益，又能避免我国体育纠纷的解决占用过多的司法资源。我国竞技体育非诉讼解决机制主要是由体育行会内部纠纷解决机制、体育调解机制、体育仲裁机制3条途径组成的一个多层次的体育纠纷解决机制体系。总之，竞技体育非诉讼解决机制将是合理、快速、有效地解决我国竞技体育纠纷的重要途径。
注释：
①该案发生于1990年，以当事人之一比利时足球运动员冉马克？博斯曼（Jean-marcBosman）命名，它的发生发展及判决过程对运动员转会等问题的解决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
②雷诺兹案发生于1990年的蒙特卡洛国际田径赛上，在国际田径联合会对美国运动员巴赫·雷诺兹（ButchReynolds）进行随机尿检时呈阳性，国际田联经过调查认为他服用了违禁药物，并实行禁赛两年的处罚，从而引起马拉松式的历经4年的诉讼与仲裁。
③长春亚泰案背景资料：2001年10月16日，中国足协公布对甲B四川绵阳、成都五牛、长春亚泰、江苏舜天和浙江绿城俱乐部足球队涉嫌打假球的“14号处理决定”，对俱乐部进行处罚。涉案俱乐部均不服，亚泰足球俱乐部于2001年10月19日和11月10日两次向中国足协提出申诉，但中国足协未答复，亚泰足球俱乐部遂于2002年1月7日，将中国足协推上被告席。
④郭树理.体育纠纷的多元化救济机制探讨——比较法与国际法的视野[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03-504页。郭树理博士提出仲裁委员会委员由10人组成，我们考虑到遇分歧大的事项时，单数名额更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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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纠纷的概念与解决途径篇7
一、小额诉讼程序概述
(一)小额诉讼程序的概念界定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通过立法规定了小额诉讼程序，但目前理论学界对于小额诉讼却没有一个能够被广泛认同的定义。域外学者结合理论基础与司法实践的方式对小额诉讼程序的概念着手研究，大至概括为下列两点:其一:小额诉讼程序，就是通过便捷化的程序使普通民众可以获得具有保障性的法律服务。其二:小额诉讼程序是能够让案件双方主体在法律规定的标的额的范围内提出自己的请求而启动的一种程序。
在我国，学者们对小额诉讼程序的定义界定也是众说纷纭。我国学者基本上认同小额诉讼程序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上的小额诉讼程序基本等同于简易程序，但是狭义上的小额诉讼程序是指与其他程序相区别的、更加简单方便地处理数额较小的纠纷所开展的诉讼活动及其产生的各种关系的总和。目前对于小额诉讼程序概念的具体界定存在以下几种主张:张茂从小额诉讼程序启动条件上分析小额诉讼程序是指较为简单的普通的群众向法院提出的在法定数额的标准下可以请求适用的一种解决民事纠纷的程序。王亚新从程序作用的角度出发，认为这种程序，是指经由程序的灵活运用，使得一般的国民可以获得具有保障的一种法律服务。杨涵潇通过差异对比的方式，认为:该项程序，是在和普通诉讼程序进行对比的条件下，仅仅在法律规定的标的额在一定数量或者范围以下的标准或有其他的特殊情况所启动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从概念上分析各有各的差异，但是总体含有下列几个相似点:其一，符合该程序案件的标的金额都较小;其二，该诉讼程序更为便捷、简单;其三，它们的价值追求都是共同的，即程序与实体的公正。综上所述，本文所分析的即为狭义的区别于简易程序的小额诉讼程序，即:在县级法院或特殊的小额法院适用比普通或者简易程序更加简单的程序，审理数额较小的案件所开展的各种诉讼活动，以及与这些相关的一系列关系的总和。
(二)小额诉讼程序的特征
作为特殊的具有针对性的诉讼程序，该项程序与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相比主要有以下区别:(1)简单与灵活并存:小额诉讼案件性质较为简单，为迅速地处理问题，其审判方式更加灵活、简便。法官可根据案件的进展情况自由选择审判程序，如对案件事实清楚的小额纠纷可以直接进入法庭辩论环节，或者将法庭辩论与法庭调查交替进行。(2)调解和审判相结合:小额诉讼程序通常以调解与审判相结合的方式贯穿全程。法官直接主动引导双方进行协商并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条件下达成调解，解决纠纷，这样不仅可以促进效率的提高，还可以减少案件双方的诉讼压力、缓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关系。(3)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该程序能够机动灵活地运用。在解决民事纠纷中，法官可以采取自主的方式推动案件审理的进程，引导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4)一审终审:小额诉讼采取一审终审制，被告无反诉权。一审终审制有利有弊，其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原告或者被告的上诉权，但同时也保障了小额诉讼判决结果的确定性，确定的判决结果可防止滥诉缠讼的发生。我国相关法律也通过法律条文明确规定我国小额诉讼实行一审终审制。
(三)小额诉讼程序的功能
小额诉讼程序在民事诉讼中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因此具有其独特的功能。
1.提高司法效率。司法效率是指法律资源的投入与办结案件数量及质量三者的比例关系。它的目的就是以消耗最少的法律资源，可以最大化地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保护民众的合法利益。民事诉讼的普通程序，都存在成本高、耗费时间长等问题，小额诉讼程序却是在寻求正义和效率之间的协调发展。一方面，小额诉讼程序简单、快捷、灵活，能够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做出相应的变动，这些都极大地节约了诉讼成本，提高了司法效率;另一方面，该项程序也注重调解的强大功能，案件双方以调解的方法友好地处理问题，不仅能够降低所需承担的相关费用，而且最后的结果也易于实现，最终能够妥善解决纠纷。
2.服务社会大众。小额诉讼程序的设立目的从案件双方的角度来说，是以其简单、快速、高效的方法提供一种区别于其他诉讼程序的法律救济方式，民众能够近距离地接近法律救济，通过法律途径实现合法权益的保护。它能够减少案件处理的冲突性、减少法律的适用的专业性，使案件双方愿意亲自参加诉讼，促进纠纷的快捷解决。小额诉讼程序主要适用于各项法律关系清晰、争议较小的、金额较少的经济纠纷，能够尽可能地为普通民众提供一种最便捷的法律服务，同时保障双方的利益得到及时、有效地保护，实现法律服务的大众化。
3.完善诉讼程序。从一定程度上看，简易程序只是减少了普通程序的部分内容，与其并没有明显区别。在司法过程中，很多案件都是通过简易程序处理的，但是我国相关法律中关于它的条款过于抽象和缺乏可操作性，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和案件双方的预期利益无法得到实现。但小额诉讼程序非但能够解决费用高昂、耗费时间长等问题，还能够大幅度地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能够为案件双方提供快捷、方便的法律服务，同时维护了法律的权威。小额诉讼程序是对其他诉讼程序的一种特殊完善，能够弥补漏洞，是对民事诉讼程序的补充和完善。
二、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现状及问题分析
(一)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立法现状
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专门对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如规定了其适用于案件事实简单、相关法律关系清楚，且标的金额较小的金钱给付纠纷;标的额的适用标准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且适用一审终审等。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5年2月出台的《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中对该程序作了进一步细化，用十几个条文对小额诉讼程序的规定进行了法律适用上的细化，就审级制度、数额的确定、举证时间限制、法院管辖、程序之间的转换、裁判文书的简化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和解释。明确规定小额诉讼实行一审终审，小额诉讼可以适用的范围，排除适用小额诉讼程序进行审理的案件范围。另外，规定了在适用该程序中举证时间的限定以及答辩方面的内容。该司法解释规定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其举证时间限制由法院来予以决定，也可由原被告双方互相讨论并且需要法院的许可来最终确定，一般情况下时间最长为七日。原被告双方明确表示放弃举证期限和答辩期间的权利的，法院可以按照诉讼程序立即进行审理。在小额诉讼程序与简易程序、普通程序之间的转化适用方面，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第280条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在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处理纠纷的过程中，出现了其他问题不再适用该程序继续进行审理的，应该由人民法院确定重新适用何种程序进行审理。在此，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小额诉讼程序不能直接转化为普通诉讼程序，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当出现特殊情况时，应当适用简易程序，然后根据需要，再由普通讼程序进行审理。另外，还规定了案件双方主体的程序适用异议权，如果双方对适用该程序审理纠纷持有异议，必须在开庭前予以表示，由人民法院来决定是否更改程序进行审理。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规定小额诉讼案件的判决书可以进行简单化，即允许只记载当事人的基本信息、法律请求、裁判结果等内容。
(二)对我国小额诉讼程序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小额诉讼程序从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相关指导意见开始，到全国90个县级法院迅速进行了试点工作，直到在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中新增加了对该项诉讼程序的明确规定，标志着小额诉讼程序在我国的正式建立。随着小额诉讼程序不断发展，在解决小额纠纷案件、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目前我国该项程序不够完善，还存在一些问题。
1.程序结构关系不明确
小额诉讼程序规定在简易程序之下，看似是该程序下的一个子程序，实质上是一种特殊运行规则。
从适用条件看，事实清晰、相关法律关系明确、争议较小，而在司法实践过程中二者之间的判断标准有重叠的可能。在实务中，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从而导致审判效率的降低。原因之一就是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在法律体例上，以章节的方式规定了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并未明确确定小额诉讼程序，仅仅在简易程序一章中有条文指出专门适用该程序审理小额纠纷案件。这一条文模糊了两个程序之间的差异。简易程序适用于案情清楚的民事案件，而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应当是争议标的金额不大、案件简单的。争议标的金额不大是两者之间最明显的区别，不容忽视。若没有明确小额诉讼程序的独立地位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其能够取得的社会效益。
2.当事人诉讼程序选择权的缺乏
小额诉讼程序的选择权是指案件双方主体能够自己决定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案件是否适用该程序开展审理的权利。依据新修订《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凡是符合数额要求的必须适用该程序进行审理，这应属自动(强制)适用，其中对于案件双方主体的程序选择权并未作出详细规定，当事人在启动审判程序时只能接受法院的安排，明显缺乏程序选择权。
该规定更多是从法院的角度出发，是为了缓解司法资源的紧张，但小额诉讼程序的目的本应该是方便当事人诉讼，减轻讼累。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规定案件双方在开庭前可以对是否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提出自己的看法。这看似当事人享有异议权，但异议的审查主体依然是法院，法院仍然握有程序适用的主导权，与当事人享有程序选择权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同时这项规定也完全排除了标的额的数量超出现有法律条文中的标准但案件双方当事人同意适用该诉讼程序的情形，不利于诉讼价值的充分实现。
3.救济程序不明确
按照相关法律的明确规定，小额诉讼实行一审终审，不得上诉。而仅有的救济途径为再审程序。而再审程序在诉讼中属于一种不经常适用的程序，大部分纠纷案件是不会、也不应当启动再审程序的，再者说再审程序具有严格的启动要求，如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人民法院对再审申请书的审查期限就长达三个月。小额诉讼程序能够简单、快速地处理小额纠纷，但是救济途径的不完善导致在制度设计上仍然存在漏洞。
4.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
在启动小额诉讼程序解决纠纷时，最大的特点就是案件金额大小的适用。若案件的标的额过大,有的当事人为了能够适用该程序，会将相关请求标的进行恶意拆分，将原本可以适用其他诉讼程序的案件，变为多件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再者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限定小额诉讼程序的主体，该程序因其诉讼成本低、效率高等特点有可能成为企业、物业公司或者银行的讨债程序。这都不利于该程序的正确适用。
小额诉讼程序具有诉讼成本低、快捷、高效等特点，能够促进司法更好地服务大众，因此，也容易引发当事人倾向于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的欲望，从而导致一些原来可能私下调解的问题也进入民事诉讼的轨道，导致滥诉现象的发生。这不仅导致诉讼数量的大量增加，加剧司法资源的紧张，而且扭曲了小额诉讼程序的设立价值。
三、完善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对策
为了充分发挥小额诉讼程序的作用，进一步完善小额诉讼程序，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对策:
(一)确立独立的小额诉讼程序
从现行的法律来看，小额诉讼程序置于简易程序之中，作为简易程序之下的一个程序，在实际适用过程中容易忽略其自身的特点，因此导致不能达到诉讼效益最大化。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小额纠纷也随之不断增长，为满足大量的诉讼需求，也为使小额纠纷的当事人愿意选择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从而能够快捷高效地获得民事纷争的解决，应当按照纠纷类型与诉讼程序相适应的原理，设立与小额纠纷相配套的完善的小额诉讼程序体系。英美等国的该程序是治安法庭适用的非混合、非正式的;德国也有区别于普通程序的小额诉讼程序;日本的小额诉讼程序是区别于其他两种诉讼程序的一种特殊诉讼程序;韩国则建立了一种独立于其他程序的诉讼程序。从域外国家小额诉讼程序的设立来看，将程序独立于普通诉讼程序之外，对其确定明确、单独的法律程序是大部分国家的立法模式。该诉讼程序与简易程序的一些规定看似具有相似性，但它并不是它的附属程序，也不是它的分支程序，具有单独性、完整性。因此，我国有必要在今后设立独立完整的小额诉讼程序，优化程序设计，明确内部流程，最大程度地实现其法律价值，切实减轻案件双方的诉讼压力，真正实现效益的最大化。
(二)设置调解为前置程序
在小额诉讼程序设计中应当将调解设置为一个重要步骤，明确规定调解的法律地位，规定法官在审判前应当依职权主动引导、规劝当事人达成和解。并且调解前置只是要求在适用诉讼程序处理纠纷前应当先对当事人展开调解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调解工作的结束，它还应贯穿于案件处理的全过程。调解作为小额诉讼的前置程序不仅能够减轻审判负担、节约司法资源，形成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还能有效促进社会关系的愈合。
(三)赋予当事人程序自由选择权
小额诉讼程序作为一种新的程序，对于它的硬性规定有益于保障实施，但是规定的内容过于死板，偏重于从法院的角度出发考虑相关问题，过于强调程序的简便与效率，缺乏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这实质上并没有多大意义。当事人作为权利的主张者，对于如何减轻自己的诉讼负担，适用何种程序更能实现诉讼效益，有切实的考量。例如，美国的州法律都通过法条规定案件双方当事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适用何种程序来解决民事纠纷。
对于适用何种诉讼程序，应该着重考虑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给予其选择权。该项选择权主要表现在下列两点:一是标的额符合固有标准的，案件双方能够选择是否适用小额诉讼程序;二是案件的标的额超出固有法律标准的，案件双方能够协商一致决定适用何种程序。小额诉讼程序的选择应当从当事人的角度出发来考虑诉讼理念与价值追求，更能够提高效率促进正义的完美实现。
(四)严格限制小额诉权的行使
小额诉讼具有门槛低、成本小、效率高等特点，但这也易导致滥诉现象的频频发生。为防止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提高司法效率，有必要对小额诉讼权利的行使进行一定的限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笔者认为严格限制小额诉权适用的具体措施可以从以下两点着手:(1)审查+处罚。法院在立案阶段应该严格审查当事人的诉讼标的额，超出标准的，若其承诺对该诉讼涉案金额之外的金额不再另行起诉的可予以准许。同时应对恶意滥诉行为予以相应的处罚。(2)对在一定时期内提起小额诉讼的次数限定一个范围。由于案件双方的主体情况不同，所以次数标准也应区别对待。我国可采用司法解释的方式，具体的次数应该结合我国的司法实际，同时参考国外相关经验予以确定，而后再根据实践和需要进行调整。(3)强调诚实信用原则，约束和规制恶意提起小额诉讼的行为。强化当事人对小额诉权行使的内心约束。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诚实信用原则，在小额诉讼程序中强调诚实信用，也是贯彻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一个重要体现。
(五)规范小额诉讼程序的救济方式
小额诉讼程序以高效、便捷、低廉为目标，同时公平与正义也是立法指导思想，所以案件双方的程序救济权也必须成为立法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但相关法律中明确规定该程序只进行一次审理，审结完毕后不再审，在某种意义上说限制了案件双方的上诉权，缺乏救济途径。事实上，在这方面已经有比较成熟的经验，如英国的动议制度、美国和英国的特殊上诉制度、日本的裁判异议制度等。因此在该项程序的建立过程中，应当关注节约司法资源、减少诉讼费用以及裁判公正等各方面情况，同时设置有限的二审程序，比如对上诉具体要求进行限定，事实认定错误就不应该属于其范围，但应该规定因为违法事项或者法律适用错误时允许上诉等。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案件双方对于已经发生效力的裁判，如果认为确实存在问题的，能够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可见，对于申请此类案件的再审具有一定的法理基础。但如果对此类案件的再审审查和一般民事案件的再审审查程序要求一致，则不利于节约司法资源，违背了小额诉讼的立法目的。因此，对于申请再审的流程，应该确定统一的操作规范，比如明确规定一律向一审法院申请或者设定移送环节，即一方向一审法院申请再审的，另一方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的，原审法院应当将案件移送上一级法院合并审查。在考虑依据民事纠纷性质与特点的基础上，适当简化案件的再审审查程序，如在法定事由方面进行适当限制，仅保留有新证据或伪造了主要证据、适用法律错误、非本人原因未参加诉讼、审判人员存在违法行为等重大情况，排除其他一些程序性事由;适当简化审查程序，如允许一名法官独任审查等，从而更好地发挥小额诉讼程序的价值。
经济纠纷的概念与解决途径篇8
关键词：电子商务；行业仲裁；网上仲裁
中图分类号：DF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2-0031-05
一、发展中的电子商务行业：需要仲裁作为纠纷解决的途径
电子商务行业成为新型的国际商事核心，决定了电子商务纠纷的类型和数量较之其行业最初产生时期要多出许多。解决电子商务纠纷的途径也就随之而被拓宽，仲裁机制便在此时纳入了视野之中，利用仲裁机制作为当代电子商务纠纷的解决机制，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仲裁的自治性优势可衍生至电子商务领域。作为电子商务的当事人，无论是B端商户、B端买方、C端商户或是C端消费者，在电子商务交易过程中始终秉承的是一种自由的交易状态，即对于交易的各方面事物的处理具有一种自治性理念，由于网上的信息通信便捷，在有对于交易的特殊要求等事项发生的时候往往直接通过网络联系对方，而很少通过联系电子商务平台管理方间接联系解决。因此对于纠纷的处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理念在电子商务行业得以充分贯彻。而仲裁的自治性优势代表着电子商务交易纠纷的当事人可以在纠纷产生前后约定确定的仲裁机构；对于固定的仲裁机构或临时仲裁也是可以由当事人进行选择的；仲裁的程序、适用规则均可以由双方当事人进行商议，在友好仲裁的前提下，甚至适用法律都是可选择的；同时，仲裁的地点同样受当事人之间的约定而产生。仲裁地点、法律等要素无疑对于电子商务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关键要素，电子商务交易的进程可以产生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因此若是将纠纷提交法院的话，便存在国际私法上法律选择的问题，而消费地点、商户所在地、商户登记注册地、消费者所在地、货物运送地、合同签订地等均可能出现在各个不同国别的情形，对于诉讼而言增添了诸多不便。而若采用仲裁作为纠纷解决机制的话便可减少很多不便，当事人协商约定特定的仲裁机构、仲裁地点、仲裁法律等要素，便可以将纠纷交由仲裁机构处理，无论当事人身在何处、合同签订或履行地在何处，均不影响对于案件的处理。因而，仲裁的意思自治优势对于电子商务行业中出现的纠纷处理，特别是跨境交易处理有着法律选择上的优势。
其次，仲裁的灵活性为电子商务纠纷处理提供了更为便捷的处理方式。仲裁的灵活性是国际商事仲裁的长足优势，在仲裁申请的提出、仲裁事项的受理、开庭日期、审理方式等方面，只需要仲裁各方当事人达成统一意见，可经由仲裁庭决定具体仲裁程序的删减，以达到灵活处理仲裁案件的目的，从而减少了烦琐的程序步骤，节约了时间成本。而电子商务的交易往往是出于节约时间为目的，简易便捷是电子商务的支撑因素之一，也成为电子商务节约时间成本的一大有利条件。一旦在电子商务交易过程中出现纠纷，作为电子商务参与方的当事人多数希望通过简化、便捷的手段来处理纠纷，而仲裁的灵活性恰恰为电子商务纠纷处理提供了简易便捷的选择。相较而言，若纠纷诉诸一国法院，则无论开庭日期、证据的提交、法庭程序的履行等一系列因素均复杂烦琐，特别是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法院在处理中存在许多不便利的因素。电子商务的诉讼标的可能并不大，但烦琐的诉讼程序等因素可能会导致当事人对诉讼的排斥，某些因素如需至境外应诉或境外取证等甚至可能影响到当事人的纠纷解决意愿。因而，电子商务交易中的纠纷若采取仲裁机制予以解决的话则具备了一定的灵活性，对纠纷处理也起到了更为简便的辅助功效。
此外，仲裁的裁决具有法律效力。一方面，仲裁裁决的做出是具有一裁终决式的最终效力的，在仲裁裁决合法、有效的前提下仲裁当事人是不能另行向法院提讼的，因而具有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对电子商务纠纷当事人之间而言是有效的法律文书；另一方面，仲裁庭还可以在审理、裁决的过程中进行调解，与电子商务当事人自行调解所不同的是，仲裁庭的调解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是可以被法院承认和执行的法律依据。因此，无论是仲裁庭经过审理做出的裁决还是经过仲裁庭调解得出的调解文书，均对纠纷的解决有着决定性的法律效力存在。
概而言之，在电子商务高速发展的情形下，仲裁作为一种集自治性、灵活性与终决性于一体的纠纷解决手段在电子商务交易纠纷中将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二、进一步分析：为什么是行业仲裁
传统的国际商事仲裁何以在解决机制上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电子商务纠纷呢？从国际商事仲裁的概念入手来看，有学者认为是指国际经济贸易活动的当事人依据事先或者争议发生后所达成的仲裁协议，自愿将有关具有国际因素的商事争议提交给某临时仲裁庭常设仲裁机构进行审理，由后者依据法律或公平原则做出对双方均有约束力的仲裁裁决的一种争议解决制度。[1]（p14）因此，普通的仲裁还是需要依据仲裁协议交由仲裁庭进行审理，在证据提交、庭审等方面采用普通的仲裁与将纠纷交由法院诉讼差别不大，虽然仲裁的庭审流程一般而言要比诉讼更为简捷便利，但质证、庭审等程序多数需要到庭进行裁决。电子商务的当事人在跨境电子交易中产生纠纷，往往不易也不愿采取诉讼的模式，其选择仲裁的目的便在于使整个裁决的过程变得简捷，甚至期望能够不用到境外参与裁决。因此，对于传统的普通仲裁渠道而言，似乎还满足不了电子商务纠纷中当事人对纠纷解决模式的期待，特别是有关涉外电子商务的纠纷。
而以行业仲裁视角来看，电子商务纠纷选择用行业仲裁的方式来解决到底具备哪些优势呢？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其一，行业仲裁的专业性为电子商务纠纷提供了更为专业化、更为公平的纠纷解决机制。专业性所指向的不仅仅是仲裁机构、仲裁庭的仲裁知识与能力具有专业性，同时也指向了专业化的电子商务知识与技能。电子商务行业的专业性体现在整个流程中，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线上要约与线上要约邀请，网上合同的签订，线下货物的送达，线上虚拟货物的交易，电子支付，电子商务售后服务等。特别对于电子商务交易流程中的许多问题都需要运用信息通信方面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予以应对，因此专业化是电子商务纠纷仲裁的基本要求。延展到行业仲裁的优势上来看，对于具体行业的当事人，一般适用的仲裁规则缺乏针对性，特定的当事人需要的是特定的程序规范。以英国谷物与饲料贸易协会（GaFta）为例，该行业仲裁机构也被称为“看与嗅的仲裁（lookandsniffarbitration）”，即对农产品买卖中谷物是否符合双方的合同标准通过仲裁员摸和嗅便可做出裁决。[2]行业仲裁体现了当事人对仲裁的专业化的期盼和诉求，其对某类行业的纠纷处理起到了针对性的作用。因此，就电子商务这个方兴未艾的朝阳行业来说，行业仲裁对解决该行业的纠纷提供了较为重要的专业性特定机制。
其二，电子商务仲裁的网上仲裁从形式上既为电子商务纠纷处理提供了更快捷、可见的便捷操作方式，同时也成为引领仲裁现代化改革与发展的方向标。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不仅带来电子商务的发展，对于纠纷解决的电子化同样也提供了积极作用――电信手段的迅速发展与广泛应用，促进了电子商务的日益勃兴，并为网上仲裁奠定了某种物质基础。[3]在电子商务的仲裁研究中，学者们十分热衷于对网上仲裁的研究，对网上仲裁有着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而网上仲裁的形式对于建立电子商务行业仲裁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电子商务的纠纷通常以网上交易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为主，通过网上仲裁的途径不仅可以对网上的交易流程进行更为直观的裁断，其形式更是简便、快捷，为纠纷的顺利解决提供了路径。
其三，行业仲裁往往以行业协会或行业国际组织的介入为基础，除了海事仲裁外，很少有仲裁机构直接以行业仲裁的形式出现，绝大多数均以行业协会的名义作为行业仲裁的国际机构。以行业协会或国际组织的形式对行业仲裁而言具有民间性和高度自治性，由于行业协会与国际组织的所属本身就是民间自发的组织或是游离于国家系统外的民间行业监管机构，因此对这些机构的仲裁裁决很少需要担忧行政的过度影响，同时兼顾了行业协会及国际专门组织的专业化知识及技能，仲裁裁决从这一角度而言具备了一定的公平性和准确性，因而行业仲裁能够为电子商务纠纷的解决提供更为公平与准确的仲裁裁决，在该途径下电子商务纠纷能够得以顺利解决。
三、国际电子商务行业仲裁构建中的相关概念分析
首先，关于电子商务行业仲裁的概念，由于是尚未建立的行业仲裁模式，因此目前而言也没有完全明确的官方定义，只能在学理上进行探讨。从字面意义上来看，电子商务行业仲裁是指电子商务交易中的当事人就产生于他们之间的有关电子商务交易环节中产生的经济纠纷，根据事先或事后约定的仲裁协议，向仲裁机构提交并由仲裁机构依法仲裁的一种争端解决方式。
其次，关于电子商务行业仲裁的特征，在具备了仲裁自治性、灵活性、民间性等基本特征的基础上，主要需要强调的是其专业性、网络化以及公平性等特征。专业性不言而喻，作为行业仲裁的仲裁方式均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性，只有业内相关的专家或学者才具备进行行业仲裁的能力；而网络化指的是电子商务行业仲裁多以网上仲裁的形式进行裁断，而争议焦点、纠纷中的证据等因素多与网络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电子商务行业仲裁是一种网络化的仲裁；关于弱者保护，指的是在电子商务行业仲裁中，当事人之间是平等的，但普通的线上跨境消费者对于大型境外企业而言无疑是的弱小的，中小商户对于大型境外买家而言也处于弱势，对于这些弱势群体而言，行业仲裁并不会偏袒大型的机构，而是绝对公正地依当事人选择的规则裁断，相同国别的仲裁员回避等理念也可以写入仲裁规则中，以保障电子商务行业仲裁的公正性。
最后，关于电子商务行业仲裁与其他国际性行业仲裁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基本相同但有其特色，且各司其职却相互维系。海事仲裁机构受理的均为海事案件；证券仲裁机构对证券发行、交易及与此相关的活动中的纠纷进行仲裁；谷物、橡胶、棉花、食用油类等行业均具备国际性的行业仲裁机构。电子商务行业仲裁的形式与这些行业仲裁机构在形式上大同小异，具备普通的仲裁程序，而其与这些机构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其仲裁的方式，即电子商务仲裁多采取网上仲裁的手段，通过网上远程来对网络的电子商务纠纷进行仲裁。同时，各个行业仲裁互补影响，但在一个案件中涉及多个行业的专业性问题的，也可以通过“法庭之友”的友好仲裁模式对一些需要专业性知识解决的争议进行处理。
四、形成国际电子商务仲裁的路径
首先，行业协会或国际性行业组织是行业仲裁的形成基础。众所周知，目前较为知名的国际行业仲裁机构都是隶属于知名行业协会或由行业协会演变而来，以伦敦海事仲裁协会为例，该协会成立于1960年。初始成立的目的是将在伦敦从事海事仲裁的人士聚集在一起交流经验，共同促进伦敦海事仲裁事业的发展，直至今日，该协会仍保留着这种松散型的传统，因此该协会不是常设仲裁机构，而是属于临时仲裁性质。[4]因而，行业仲裁的兴起需要依靠的是某个行业的民间性组织或者机构的大力支持。
其次，建立国际性行业仲裁机构需要一定的知名度与国际社会的认可。并不是任何想成为某行业国际专业仲裁机构便可以自行成立的，成立国际性行业仲裁机构的前提是该组织或机构有着丰富的纠纷处理经验，或者是该行业协会系国际公认的著名组织。只有具备相当的争议处理经验或具有业内较高声望的组织，才能够使当事人信服，成为国际性行业仲裁机构。目前来说，虽然很多电子商务企业具备全球性竞争力，但世界知名的电子商务行业协会或组织凤毛麟角，因此，对于电子商务行业仲裁建立，首要任务是要将全球性电子商务行业协会或类似组织发展起来，或者由国际社会牵头新成立一个具备相关能力与规模的电子商务行业组织。
此外，形成电子商务行业仲裁的另两大要素是仲裁员与仲裁规则。仲裁的公正性离不开仲裁员的价值判断，对于电子商务行业仲裁而言，仲裁机构所聘请的仲裁员应该是对行业内纠纷争议处理有着丰富的知识与技能，或者能从专业性角度提供公平、高效的裁断意见的行业专家。这些仲裁员可以来自国际电子商务组织、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知名高校的相关学者、大型国际电子商务企业的专家等，这些经验丰富、熟稔专业的专家作为仲裁员对仲裁裁决的高效、公正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仲裁规则亦是如此，由相关专业人士撰写的、具有针对性的仲裁规则也是行业仲裁的一大基础。
关于电子商务行业仲裁的构建还存在一个行业竞合问题，即作为行业仲裁的电子商务仲裁，其本身具备涵盖大部分商事交易范围的特征，从而可能发生某一纠纷同时满足于电子商务行业与其他行业的情形，而若该行业属于具备国际行业仲裁的特殊行业，则面对竞合行业应当如何选择呢？举例而言，不同国别的两家棉花企业通过电子交易平成了一宗棉花交易的买卖，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产生纠纷，而双方又均想通过行业仲裁的机制来解决纠纷，那么是选择电子商务行业仲裁还是选择国际棉花协会（iCa）仲裁，行业仲裁中的位阶又是如何选择的？对于这个问题，解决的突破点主要取决于争议的焦点――若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在于棉花的质量、货物的重量计算、货物仓储与损坏等方面，则交由国际棉花协会仲裁是上选，倘若争议的焦点在于线上交易支付的方式，或是重复签订的电子合同效力等问题上，则将争议交由电子商务行业仲裁机构予以解决则较为合理。或者，从仲裁协议签订的视角来看，以当事人在交易之前事先约定的仲裁机构作为争议解决的仲裁机构也是较为合理的选择。
五、国际电子商务行业仲裁的产生对
我国电子商务行业及仲裁行业的影响
首先，电子商务行业仲裁的产生为我国电子商务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机制，对于整个行业的健康成长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通过电子商务行业仲裁，各类小型纠纷的解决不用再通过时间相对较长、程序相对较为烦琐的诉讼程序，而是运用更为专业、高效、快速的民间性行业仲裁将问题予以顺利解决。以上文提及的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本身作为仲裁者一事为例，该事件的产生说明了一定程度上我国的电子商务仲裁并不发达，相关的法律规制也并不健全。在电子商务的进一步发展下，对于此类纠纷不应再交由电子商务平台本身进行裁断，而是可能由其作为案件的第三方向仲裁庭或法院提供相应的证据。但反过来说，行业仲裁庭的组成可能包括了全国性知名的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的专业人士，他们往往有着处理电子商务纠纷的丰富的经验，多数也对电子商务流程的相关知识了解颇深，因此这些专业人士参与电子商务行业仲裁同时也有助于对该行业仲裁的完善，从而更促进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
其次，电子商务行业仲裁的发展也对我国网上仲裁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网上仲裁的兴起最初也是源于电子商务行业，甚至可以说网上仲裁最主要的服务对象便是电子商务行业的纠纷仲裁。由于电子商务行业仲裁与网上仲裁都是以节约成本、高效裁断等为目的，借助电子信息为辅助工具，电子商务作为行业仲裁的形式进一步发展的话，网上仲裁应当能够担当起电子商务行业仲裁的重要仲裁手段。
再次，电子商务行业仲裁的发展也对促进我国行业仲裁的发展有着一定的推进作用。我国的行业仲裁目前来说并不完善，除了海事仲裁这一行业仲裁在我国发展的成果颇丰，海事仲裁委员会的知名度也已在境外产生一定影响之外，许多行业都没有全国性知名的专门性仲裁机构。某些行业的行业仲裁仅仅在若干个地区内发生效力，有的行业甚至在全国都没有行业仲裁机构。因此，倘若电子商务这一蓬勃发展的产业能够作为行业仲裁被提出的话，其还能起到一定的带动作用，引领行业仲裁理念在我国进一步得到支持。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电子商务行业仲裁的完善对保护电子商务的消费者和中小商户都有着不可替代的正面影响。对于我国消费者来说，电子商务行业的消费者保护立法目前还处于较为薄弱的阶段，特别是关于线上跨境消费的保护力度不足。普通的消费者在线上跨境消费的过程当中若产生纠纷，其通过诉讼来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法律程序较烦琐，消耗时间较长，法律成本较高，而电子商务行业仲裁的产生会对涉外电子商务纠纷中的消费者提供法律上的保障，以简便、高效、公正的手段顺利处理纠纷。对于我国的中小商户，特别是C端中小商户来说，本身也很难具备像B端商户般强大的资金、货物资源与各类诉讼成本。在纠纷产生的时候，很多中小商户一方面对于线上境外购买所产生的纠纷没有精力、时间与专业能力全力解决，另一方面其还需要继续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运营，商户的电子商务交易负面评价对其运营有着非常大的影响。电子商务行业仲裁能够在当事人精力消耗小、时间短、成本也较低的前提下给予公正的纠纷裁断，从中小商户视角来看，这无疑对他们的正常运营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帮助，同时也提升了中小商户在线上开展电子商务的保障。
[Jp+1]演变中的电子商务仲裁的存在对于我国电子商务本身、网上仲裁、行业仲裁、消费者与中小商户而言都有着相当的正面影响，我们也应当提高对这一作为国际行业仲裁的新路径的重视，进一步了解与发掘其现实意义，以为更深入地完善我国的国际商事仲裁研究提供思考的路径。[Jp]
[参考文献]
[1]陈治东.国际商事仲裁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2]谦.关于完善我国行业仲裁制度的若干思考[J].仲裁研究，2011，（2）.
[3]张潇剑.跨国网上仲裁若干问题研究[J].河北法学，2006，（4）.
[4]伦敦海事仲裁协会网站[eB/oL].http：//.uk/about-us-History.aspx，2012-2-1.
electronicCommercearbitrationinevolution
―anewwayofinternationalindustrialarbitration
HanYang
（SchoolofinternationalLaw，eastChinaUniversityofpoliticsandLaw，Shanghai200042，China）
经济纠纷的概念与解决途径篇9
关键词：劳动者劳资关系劳动合同法
一、劳资关系危机的成因
1.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的分化
我国实行市场化的改革以后,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企业作为一个经济人寻求的是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劳动者也成为一个市场的主体,他寻求的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就是工资和福利的最大化,企业和劳动者都寻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两者的利益就发生了冲突,一般情况下,由于企业处于强势地位,而单个的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1994年制定的《劳动法》中关于劳动合同的规定,可以说充分体现了合同自由原则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从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确认劳动者劳动权利和对劳动关系调整的角度看,《劳动法》在我国劳动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但是它在劳动合同内容的规范上体现的是契约自由的原则,它确立的劳动关系调整规范属于“平等保护”规范——从平等保护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出发,希望达到平等保护的目的。这仅仅看到劳动合同关系的表面,而忽视了劳动合同关系不平等的本质特性,其实实施结果只能是偏向保护用人单位的用人自由,而侵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加强了用人单位的强势地位,使本来就处于弱势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更加没有保障。
2.政府在劳资关系中定位不清是劳资关系危机的重要原因
政府“以经济为主导”的观念使劳资关系得不到重视,此背景下,政府普遍重资本轻劳工,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把追求经济增长指标作为行政管理的重要目标,因而在解决劳资关系矛盾问题上存在误区,担心加强对私营企业劳资关系的监管,会影响当地经济的发展,由于政府站在资本一边,在企业与劳动者发生争议时以强调投资环境为名,袒护企业压制劳动者。这样就导致政府在劳动者心中丧失了公信力。
3.劳资纠纷解决机制的缺失
劳资关系的危机的产生还在于劳资关系纠纷缺乏及时有效且公正的解决机制。劳资关系的纠纷本质上是一种私人纠纷、一种内部纠纷。因此,如果劳资纠纷能通过企业内部的协商机制来解决这是比较快速有效的,工会是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重要组织,但是在我国工会的谈判、维权的能力极度弱化,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工会并没有随之调整并强化自身的职能。虽说企业工会的组建率表面看来增长很快,但工会的雇工通过工会解决劳资争议的更少,说明工会还无法起到真正代表劳动者和企业进行平等协商谈判。正是由于企业内部缺乏有效的协商机制,导致发生争议后要通过司法或准司法的途径来解决,但是我国司法解决的途径却十分的漫长,虽然我国先后颁布了《劳动争议仲裁处理条例》、《劳动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但劳动争议案件仍得不到及时、有效、公平的解决,裁决的公正性也经常被质疑。
二、关于劳资关系危机治理的法律思考
1.培养建立独立的工会,加强劳动者的集体协商能力
在企业中要建立强大、独立、真正代表雇工利益的工会,也可以在一个企业建立几个工会组织,增强工会之间的竞争力,这样的工会才有力量,才能真正的代表劳动者的利益,从而改变单个劳工在劳资关系中处于明显不利地位的局面。针对我国一些私营企业经营规模小、工人人数少、外来务工人员流动性大的企业可选择建立区域工会、行业工会、联合工会等多种工会组织形式。单个的劳动者和用工单位相比总处于弱势地位,劳动者组织了工会形成了自己的组织就有了力量,工会的产生使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处于平等的地位,就有了谈判的筹码,平等协商就有了可能。
2.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法律观念和维权意识,明确赋予劳动者罢工权
要想改变私营企业劳资双方的不平等地位,首先应从工人自身出发,很多劳动者缺乏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关系常识,特别是缺乏法律观念和维权意识。他们对劳动者应该享有的权利知之甚少,有些工人对劳动合同、法定假日、加班费等常识性概念可能都不知晓,更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要想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法律观念和维权意识,必须规范劳动用人制度。我国新出台了《劳动合同法》,在制度设计上对劳动者利益进行了倾斜的保护,以达到劳资双方的权益平衡,但新法从至今争议不断,所以应当加强法律的执行力度,同时《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对于法律意识淡薄的劳动者来说,制定等于没有制定,所以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定期对普通劳动者进行相关的法律常识培训,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向他们免费发放相关的法律常识手册,劳动力市场应有专门的人员解答劳动者的各种法律问题,建立私营企业劳资关系的档案记录,在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时供其参考。由于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纠纷成本过高、周期过长,所以劳动者不愿意选择此种方式,所以要增强司法部门的执行力度,尽量减少诉讼的成本,也可以考虑在政府设立专门的部门,通过低收费或免费的方式来帮助普通劳动者维护合法权利。只有建立起一个高效率、低成本的法律环境,才能真正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法律观念和维权意识。
我国法律没有赋予劳动者罢工的权利,一方面削弱了劳动者和用人单位谈判的力量,使劳动者在和用人单位的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我国应赋予劳动者罢工的权利,同时对罢工进行规范,明确罢工的程序。
3.《劳动合同法》倾斜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以纠正失衡的劳动关系
《劳动合同法》规定了无固定劳动合同,并对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作了具体的细化,同时又规范了劳务派遣制度和规范培训协议,但从我国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现状来看,已有的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体系还不健全,缺乏可操作性。虽然从法条形式上作了具体的规定,但是在实际执行中真正按照法条规定去办事的企业很少,针对这种情况,一方面,要加快修改和完善同劳资关系的发展要求不适应的法律条款;另一方面,要颁布企业中建立劳资关系调整机制或方法的法律,并要强化政府在协调企业劳资关系中的责任,应该建立监督企业的机制,各地区可根据本地企业发展状况,增加劳动监察力量,也可建立兼职的巡查员队伍,定期对私营企业劳动合同执行状况等问题进行定期巡查,加强企业劳资关系日常管理监督,使劳资矛盾、劳资纠纷在企业内部得以解决,防止劳资纠纷演化成为恶性事件,降低社会成本。完善劳动监察制度,提高劳动监察效率,是目前解决劳资关系失衡、政府加大作为的主要手段。
参考文献:
[1]劳资关系的思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议新.《劳动合同法》对企业合法权益的维护[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8,(5).
[3]赵媚夏,余坪.外来工期盼劳资和谐.南方月刊,2009,(9).
经济纠纷的概念与解决途径篇10
目前，行政合同在我国行政管理事务中长期存在并已演化出丰富多样的形态，但有关行政合同的界定问题仍众说纷纭。笔者认为，对行政合同的界定离不开识别标准的判定和主体构成的分析。就识别标准而言，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主体说”、“目的说”及“法律关系说”。“主体说”认为，合同双方只要有一方当事人为行政主体的，该合同即为行政合同；“目的说”认为，只要是以公共利益为目的或为实现一定的行政管理目标而签署的合同就是行政合同；“法律关系说”则主张以是否能够产生、变更、消灭行政法律关系为标准来判定合同是否具有行政属性。目前，我国多数学者持目的说。在行政合同主体构成方面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有学者认为，除与行政相对人缔约外，行政主体之间亦可缔结行政合同；有的学者则认为，行政合同只能存在于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
笔者认为，太过宽泛的界定只能引起更多的理论争议和实践混乱，不利于以司法实践倒逼行政合同制度的建构。因此，从行政合同司法审查实际需要出发，应将其形式标准界定为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在实质标准方面，应从法律关系角度，将行政合同界定为发生、变更或消灭行政法律关系的合意。因此，司法审查上的行政合同概念应定义为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发生、变更或消灭行政法律关系的合意。①
二、行政合同立法现状——局限且尴尬
行政合同立法方面最突出的局限在于法律、法规层面尚未确立“行政合同”的法律概念。2014年11月1日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①明确了行政合同履行过程中因行政主体的违约行为引起的纠纷可以适用行政诉讼程序予以解决，但仍未对行政合同（协议）的概念予以明确，行政合同只散见于部分法律、法规和规章之中。在现行部分法律文件中，如《治安管理处罚法》、《行政强制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公务员法》、《税收征收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等涉及到了行政合同；国务院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2011年）等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也对特定行政合同形式作出了规定。在地方政府规章中，《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93条-第98条、《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第100条-第105条以及《西安市行政程序规定》第87条-第93条均对行政合同做出了规定。
但行政合同立法在司法适用上的处境十分尴尬。很多关于行政合同的立法效力层级过低；在规定司法救济方面也较为混乱，对行政合同纠纷的解决方式和途径规定了行政仲裁、行政复议、行政调解、诉讼②等多种方式；甚至还有些法律和地方政府规章回避了纠纷解决的途径，如《行政强制法》与《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中都有关于行政合同（协议）的规定，却没有关于纠纷解决方面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进入诉讼的行政合同案件的态度也不明确，有时甚至自相矛盾。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行政案件案由的通知》已明确当事人可就行政合同纠纷提起行政诉讼，但在民事诉讼司法解释中，最高人民法院先是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将有关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方面的行政合同纳入到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后又于2011年2月18日修改了《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包括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在内的大量行政合同纠纷收归民事诉讼程序予以审理。
三、司法实践对行政合同的探索
（一）行政合同案件的司法救济
在我国的行政合同纠纷诉讼救济方式中，民事诉讼程序仍占主导地位。由于修订后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很多行政合同纠纷列为民事诉讼案由，导致大量行政合同案件进入到了民事诉讼程序。加之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将诉讼客体限定为“具体行政行为”，这就限制了行政诉讼程序解决行政合同纠纷功能的发挥。即便是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解释》）扩大了诉讼客体，也没能在根本上改变这一现状。值得注意的是，实践中进入到行政诉讼之中的行政合同案件，“往往是因行政机关单方面变更或撤销合同而发生的，人民法院从而将其转化为“单方行政行为”或者说“权力性行政行为”而加以审理，从而回避了其是否为行政合同的性质问题”。[1]
（二）司法实践对行政合同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一些较为常见的行政合同表现形式予以了认可，并对行政合同的定义、特点做出了实践回应，表明了法院对行政优益权行使条件、合同有效性、司法审查原则及法律适用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