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的作用篇1
编者按：詹姆斯・w・弗雷泽（Jamesw.Fraser），纽约大学斯坦哈特文化、教育与人类发展学院教育史专业教授，纽约大学通识教育系主任，纽约大学伦敦、英格兰及加纳阿克拉分校管理委员会委员，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全国联谊基金会（woodrowwilsonnationalFellowshipFoundation）高级顾问，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与文化、历史教学等。1999年，他组建了美国东北大学教育学院，并担任院长。2008-2012年，他担任美国伍德・威尔逊全国联谊基金会高级副主席。他曾担任美国《教育史季刊》（HistoryofeducationQuarterly）编委，2013-2014年担任美国教育史学会（HistoryofeducationSociety）主席。2014年11月6-9日，美国第54届教育史年会在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举办。此次会议对教育史研究视角转换（女性视角、身体视角）、史料挖掘、教育史对大学发展的作用、教育史学科教学等问题展开探讨。本刊特邀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周娜对美国教育史学会新任主席詹姆斯・w・弗雷泽的主题发言进行翻译，以飨读者。
首先，我想对教育史学会全体成员表达我的谢意，谢谢你们的信任，推选我为教育史学会主席。其次，我特别感谢我所任教的纽约大学的全体教员及研究生。你们的努力和付出使得纽约大学成为美国重要的教育史研究中心。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导师劳伦斯・a・克雷明（Lawrencea.Cremin），是他引领我进入教育史领域，并指导了我早期的研究工作。虽然在下面的文字中，我会对他的一些观点提出质疑，但是作为一名教师、学者和贴心的朋友，他永远是我的榜样。
参加过2013年在纳什维尔市举办的全美教育史学会的学者们，应该了解我对美国教育史学科前景充满担忧。现在，这种担忧依然存在，我这次希望同大家分享这种担忧。正如兰斯特・F・古德柴尔德（LesterF.Goodchild）和约翰・p・斯宾塞（Johnp.Spencer）多次提到的那样，50年前，很多有追求的教师会选修2～3门教育史方面的课程；时至今日，仅有一小部分教师学习教育史课程。曾被视为教师教育基础课程的其他教育类课程，如教育哲学，选修情况更糟；与此相反，心理学类课程所占课时比例稳步上升。但是，无论是历史系、哲学系或政治科学系的学者们都很少关注这种危机，他们既无意在研究中关注教育、为有抱负的教师提供课程培训，也不愿意为教育史专业的博士毕业生提供工作岗位。事实上，我的担心远不止这些。
对教育学院的前途，我同样忧心忡忡。20世纪60-90年代，教育学院几乎垄断了美国教师教育机构，当然，目前其仍然是培养美国教师的主要摇篮。但是，替代性教师教育项目飞速发展，诸如“为美国而教”“驻校模式”、新入职教师培训项目，以及以凤凰城大学的网上教师培训为代表的、具有商业目的的教师培训项目等。替代性教师教育项目受到众多基金会及州立法的青睐和照顾，有可能在未来10年内超过大学化教师教育的培养规模。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替代性教师教育项目几乎没有把教育史课程纳入其教师教育课程体系。这类培训更多关涉操作性的教学技能。
无论高兴与否，这还不是我最深的担忧。伍德罗・威尔逊基金会的所有同事都深知我对研究型大学前途的忧心。正如普渡大学（purdueUniversity）校长所谈的那样，“有时候我怀疑我是否在管理着一间21世纪的铁匠铺”。我本人对研究型大学能否“存活”到21世纪末，或者21世纪中期，心存疑虑。无论我们来自教育学院，抑或历史学院；无论是做教育史研究，抑或从事教育史教学，诸位都会发现自己同大学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
科学史的作用篇2
1.1有助于医学生理解外科学的本质
通过对andreasVesalius的《人体结构学》，JohnHunter的《论血液、炎症和火器伤》等不朽巨著的认识，使医学生了解到人体解剖学、实验动物外科和比较病理学是外科学的三大基石；当代的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等先进技术都是这三大基石的扩展和补充；一切的外科问题最终都要转化为解剖学问题、病理学问题和病理生理学问题。Bassini的疝修补术就是用解剖学解决外科问题的最好例证，而Billroth胃大部分切除手术则体现了外科手术通过改变病理生理过程治愈疾病的原则。通过对外科学基础学科发展史的认识，可以提高医学生对于外科基础学科学习的主动性，为更好地学习外科学打下坚实的根基[1]。
1.2有助于医学生掌握手术的指征
回顾外科学的发展史，医学生可以从中了解到早期外科的“残忍”和“野蛮”；意识到外科手术是不得已而采用的手段，应该尽一切可能避免手术，能做小手术的情况下不做大手术。消化性溃疡的主要治疗手段由胃大切手术变为质子泵抑制剂和抗幽门螺杆菌治疗，以及胆囊切除术和保胆取石的百年之争等实例说明外科手术的指征是不断变化的，其根本方向是用尽可能小的损伤换取患者的最大获益。另一方面，通过回顾Roswellpark等学者对化脓性感染外科引流治疗的认识及外科感染百年来的研究进展，又可以使医学生认识到在具有明确指征的情况下，外科手术是不可或缺的。通过正反两面的学习，可以帮助医学生正确把握手术的指征，既避免盲目扩大手术适应症；也避免一味忌讳手术，或滥用药物从而延误治疗。
1.3有助于医学生提高外科技巧
通过对外科学史的学习，使医学生意识到ambroiseparé创立的止血原则、JohnCollinswarren的无痛原则、JosephLister的无菌术原则是外科手术的金科玉律，而williamStewartHalsted的Halstedprinciples则是这些原则的集大成者。使医学生们了解到现代外科尤其是普通外科大部分的术式都基本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电灯刚刚发明的年代Billroth如何成功施行胃大切、Langenbuch如何运用胆囊切除治愈胆囊结石；在输液剂尚未广泛应用的年代whipple如何完成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外科学史上的大师们在医疗设备十分简陋的条件下能够完成复杂疑难的手术，告诉我们损伤控制是外科学的根本原则和终极目标。通过对医学史的学习，有可能促使医学生重视基本功的练习和外科思维的积累，从而自觉地不断提高手术技巧，摆脱对先进器械的依赖。
1.4有助于医学生的医德医风教育
通过外科学史的学习，使医学生认识到外科学是注重传承同时又讲求创新的科学，培养尊师重教的品格和开拓创新的精神。开展对老一辈外科学家如黄家驷、金显宅、裘法祖、严济邦……等前辈的学习，树立救死扶伤的高尚医德和一丝不苟的严谨医风。
2外科临床教学中开展医学史教育的方法
2.1通过医学史案例，帮助医学生正确理解外科问题
通过实际的医学史案例分析，使医学生在外科学学习中获得更多的感性认识并更好地上升为理性认识，从而指导实践。如通过Bassini、FerguSon、mcvay、Halsted等对腹股沟疝修补术的不同认识，使医学生了解到如何根据解剖学去分析外科疾病，以及如何通过改变解剖来治疗外科疾病。[2]同时也可帮助学生进一步了解在当前广泛应用的无张力疝修补术中如何贯彻外科原则，提高疗效和减少损伤。通过对Langenbuch“温床切胆”理论的复习帮助医学生理解胆囊切除术的指征和胆道系统疾病治疗的一般原则，提高医学生对保护胆道、避免医源性胆道损伤重要性的认识。
2.2结合外科学史的发展关注当前外科学的热点
科学史的作用篇3
[关键词]社会科；中学历史教学；学习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G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712（2015）011-0072-02[作者简介]陈芳芳（1990―），女，山东滨州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课程与教学论专业2014级在读硕士。
一、中国社会科研究之现状
在中国，社会科应当属于舶来品。1916年，社会科首先在美国学校里开设，这可作为社会科的滥觞。[1]随着民主社会国家的发展，社会科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独立的社会科始于1923年。时至今日，社会科依旧在发展之中。要想探讨社会科在中国历史教学中的作用，首当明晰今日社会科的研究现状。
与社会科相关的论文有二百余篇，其中介绍美国社会科的文章在半数左右，为数最多。其中原因显而易见，从1916年诞生至今，美国的社会科经历了相对较长时间的发展，其发展水平在世界属最为完善之列。其中数量居于次的是关于日本、澳大利亚社会科的研究，另外还有少数关于韩、英、法、德等国的社会科研究。当然其中不少文章以中外社会科对比研究为主题，如李稚勇的《中美社会科课程比较研究》（《学科教学》2003年5期）。在著作方面，有二十部左右的相关书籍。其中大概半数是有关小学社会课的论著，如张茂聪的《小学社会教学初探》《国内外小学社会课教学理论与研究》，张秉平、程振禄的《小学社会课教学评价》《小学社会课教学特点及教学方法》《小学社会课教学基本功及技能训练》，李世安的《小学社会课教师基本功训练教材教法研究指南》等。另外有教科书性质的社会科著作，如赵亚夫的《学会行动：社会科课程公民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除此之外，还有关于国外社会科研究状况的著作，如赵亚夫的《日本学校社会科教育研究》。
二、社会科与历史学之关系
历史教学是关于历史学的教育，而社会科与历史学有密切的关系，由此，便可知历史教学与社会科可以发生联系。
全美社会科协会对社会科课程的解释为：“社会科是一门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各学科领域进行整合研究的课程，旨在促进公民能力的发展。在学校课程中，社会科运用人类学、考古学、经济学、地理学、历史学、法学、哲学、政治学、心理学、宗教和社会学等学科材料，以及人文科学，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恰当内容，为学生提供了相互联系的，而且又是非常系统的社会研究机会。”[2]从社会科定义的角度可知，历史学可以作为材料为社会科所用，进行综合的研究。在韦斯里的社会科课程“六型说”（包括各科目独立型、非系统相关型、系统相关型、统合型、中心统合型和融合型）中，“中心统合型”便是以历史学为中心的。反之，社会科作为一门综合性质的课程，当然也可以为历史学所用。这体现在如果运用社会科的研究视野，当我们学习和研究历史时，思路就会更加宽广些，研究的角度会更加灵活多变，同时更能够较容易地去理解历史、感悟历史。
三、社会科在历史教学中的应用
如上所述，当历史学与社会科发生联系之后，历史教育也不可避免地同社会科发生着联系。社会科可以从很多角度去审视历史教学问题，这种多角度的审视首先体现在社会科对课程观的理解上。从课程的价值取向上分，课程设置模式可以分为学科本位课程、学生本位课程和社会本位课程。学科本位课程包括了相关课程、融合课程、广域课程。学生本位课程属于经验型课程，它将学生的生活经验作为综合课程基础，通过活动获得直接经验，并对知识经验进行综合。这种理论来源于杜威的实用主义，强调健全人格的形成。社会本位课程是以社会问题为中心来组织教学内容，打破学科界线，自成学习体系。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科为历史课程的改善提供了视野，它能够使历史课程回归其求实求真的本真。
具体到历史教学的操作环节，运用社会科综合多种学科的多角度视野，可以帮助教师更高效地完成历史教学任务，同时使学生的思维得到锻炼，培养学生积极思考的能力。
举一具体案例来说，在讲述岳麓版高中历史必修二第七课《新航路的开辟》一课时，如果不从社会科的视野讲述，一般的教学过程是首先讲述新航路开辟的原因，包括对香料、对黄金的追求，商路不畅，摆脱动乱的需要，传播基督教。其次要讲述新航路开辟的条件，这又包括了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两方面。客观条件是罗盘针的普遍使用，绘图技术的进步，具有较强抗风力的海船的建造，主观条件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王室的支持。再次要讲述新航路开辟的过程，具体说就是四位航海家迪亚士、达・伽马、哥伦布和麦哲伦的海上探索过程。最后讲述新航路开辟的意义，即影响――引发了欧洲的商业革命，美洲的金银矿的开发及其传统社会遭到灭顶之灾，非洲开始了罪恶的黑奴贸易，白银大量流入亚洲以及世界由分散走向整体。
当我们把《新航路的开辟》放在社会科的角度去思考如何讲述时，会发现更好的方法。首先，我们先要考虑历史学科的特点也就是本课的主线，即要梳理新航路开辟的来龙去脉。从原来的航线到已开辟的航道的历史经过。这个过程可以由学生自己根据教材和搜集的资料去整理出来。教师的角色是提供给学生搜索资料的路径和方法，指导学生发现和运用资料。当然这一过程中可以采用小组合作的方式展开。除了历史学科本身的思路之外，我们还可以动用其他学科的知识，比如在哥伦布发现美洲时，正是因为他不知道具体的地理知识――洋流的作用才会导致他误认为自己已经到达了非洲。而且整个航海探险的过程完全可以由学生操作地球仪自己动手指出新航线的路径是什么。再从美术学科的角度，可以让学生动手画出地图上大洲大洋的轮廓图，用不同颜色的笔标出几位航海家的航线。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当时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是何种国家形态，从而可以得出为何两国会支持四位航海家的海上探险，这同样可以动用经济学的知识去分析贵族及皇室支持他们的原因。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讲，通过分组讨论，培养学生的交流能力，使其能够自由恰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参考文献：
科学史的作用篇4
关键词：生物科学史；高中生物；教学实践；育人作用
生物学的发展以及众多的生物科研成果，离不开众多生物学家持之以恒、艰苦卓绝的探索。因此，在高中生物教学中，教师应该挖掘生物科学史的价值，充分发挥其在教学中的育人作用。
一、有利于学生构建生物学知识体系
在高中生物教学中，教师应帮助学生建立起完善的知识体系，这不仅可以帮助学生理清知识脉络，提高学习效率，还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点的深化理解。高中生物作为一门科学技术普及的基础性学科，让学生通过趣味化的生物科学史，实现课内知识的拓展，并对某一模块的知识形成系统的认识非常有意义。例如，《高中生物必修1》中有“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蛋白质的诞生”，而学生通过对这部分史料的了解，知道了生物科学家是如何一步一步弄清楚氨基酸的排列顺序，最后在实验室合成蛋白质的。这样不仅强化了对蛋白质承担生命活动含义的认识，也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
二、有利于学生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
生物是探究生命奥秘的学科，科学探究不仅需要严谨的精神，更需要正确的方法。在高中生物教学中，教材中的生物科学史内容可以潜移默化地向学生传递生物研究的探索精神和探索方法，如“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蛋白质的诞生”中，详细介绍了我国科研人员在合成人工蛋白质中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他们在艰苦落后的条件下，仅仅依靠自己的智慧和理性思维，将天然胰岛素的人工链条进行各自合成，终于完成了结晶牛胰岛素的合成。这一过程就是严谨的科学态度、科学的研究方法发挥作用的过程，对于学生树立科学的研究态度，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是非常重要的。
三、有利于学生了解科学家的精神品质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其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将学生的“三观”教育渗透在各学科的教学之中也是新课程改革的基本要求。在高中生物教学中，单纯的说教很容易让学生感到空洞乏味，因此教师可以结合生物科学史，将学生“三观”的引导落实到具体的科学家身上，如在《高中生物必修1》的“细胞世界探微三例”中，学生可以通过面对质疑坚持己见的克劳德、善于观察大胆推测的德迪夫、开拓创新注重实践的帕拉德这三个人在生物研究中的经历和成就理解正确的价值观念对人生的指导作用，进而在示范引导下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四、有利于学生领会生物科学的基本思想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这种不拘泥于前人的经验、结论，敢于在事实中得出自己结论的精神就是科学研究的基本准则。因此，在高中生物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生物科学史向学生传递生物研究中唯物辩证的基本思想。如在《高中生物必修2》中“遗传因子的发现”这一章，孟德尔通过对比研究发现豌豆出现了性状分离，而在当时生物学界普遍的观点是融合遗传，但是孟德尔没有受这一观点的束缚，而是从事实出发，大胆地提出了生物遗传因子的假设，这种实事求是、敢于打破权威的研究精神为遗传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学生可以在前人的故事中切实地体会这种科学研究的基本思想，进而内化成自己学习生物的态度。
五、有利于培养学生团结合作的精神
在学习中集思广益不仅可以提高学习效率，还可以在思维碰撞中形成新的思路。高中生在w习中往往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团结合作的意识，因此高中生物教师在教学中应该利用生物科学史中的案例，让学生理解团结合作的价值。如在《高中生物必修2》的“Dna分子结构”这一节，教材中对构建Dna双螺旋模型的科学家沃森和克里克进行了介绍，这两位科学家出于对Dna模型的共同兴趣，走到一起从事研究，并在研究中相互帮助，彼此启发，共同撰写了《核酸的分子结构――脱氧核糖核酸的一个模型》，甚至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奖。这样的合作例子在生物研究中比比皆是，学生在了解故事的同时也能够认识到合作的力量，进而在学习中逐渐形成合作意识。
六、有利于学生体验学科知识的形成过程
基本概念、基本原理是构成学科的基础，学生只有对这些基本概念“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才能够深入理解相关知识。但是目前在高中生物教学中，许多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理解存在着“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问题，因此教师可以利用生物科学史向学生讲解某一生物概念的提出、发展、完善的过程。例如，《高中生物必修1》中有“光合作用的探究历程”这一节，而在学习中，学生可以随着理论探究的脚步了解光合作用的实验研究过程，进而完成理解与记忆。
总之，在高中生物教学中引入生物科学史不仅可以让学生更好地掌握生物学知识，还能够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进而形成勇于探索、敢于质疑、严谨务实的科学态度。
参考文献：
[1]蔡文娟.重视科学史观在高中生物教学中的应用[J].学周刊，2015（12）：88.
科学史的作用篇5
一、科学史教育有利于学生对科学知识的整体和本质的把握
所谓知识，人们一般定义为“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按其获得方式可区分为直接知识和间接知识，学校学习知识大部分认识的是间接知识，而间接知识或多或少经过了一定的抽取和提炼。
学生在课程中所学的书本知识，最核心的是人类的认知成果、被前人证明了的“真理”――一种规律性的知识，即从生动丰富、多采多姿的现象世界中选择出来的、抽象概括了的东西，这是书本知识的重要属性。但是，有选择就有舍弃，有抽象就有丢失。书本知识所舍弃和丢失的是什么呢？正是现象世界和生活世界中那些生动性、丰富性和多样性的东西。当学生在书本世界跋涉的时候，他面对的是一个个关于“事物本质”和“客观规律性”的领域，这是一个无法直接感受到的“浓缩”了的、离开了自己生活现实的世界。因此，学生学习的间接经验就像是一颗离开了植物的种子，因此学生得到了这颗种子也不一定能让这颗种子重新长成一棵参天大树，这主要是学生在得到这颗种子时可能连它是什么植物的种子都不知道，更不用说这种植物生长在怎样的土壤里。从这层意义上说，科学史就能为科学知识这颗种子提供它的母体――植株和土壤。例如苏教版“地球的形状”这一课，教材就是以历史发展的轨迹为线索，展现了人类对地球形状的认识过程，说明地球的形状。本课利用科学史的线索进行编排，一让学生了解了地球的形状和大小，二认识到了各时期人类探索地球形状的方式方法，三感受到了前人不断追求真理、探索未知的精神，使学生有既见树木、又见森林之感。
二、科学史教育能建立间接知识经验与学生认识的矛盾
脱离儿童生活世界的间接经验知识传授所产生的结果往往是低效的，甚至是无效的。我教学生学习“植物的一生”这一单元时，顺便吟诵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时，想不到学生说：“一点也不辛苦，还没有我读书辛苦呢。您没看电视上说，现在都用什么现代化机械耕种土地了，几个人都能管一个大农场，人也不出汗了，不滴禾下土了，机器也不会出汗，还能收好多好多粮食。”他们又说：“我们到乡下姥姥那里去，好多人在那里坐着玩，打扑克下棋说话。听姥姥说，还有好多人都不种田了，出去打什么工了。”他们还说：“他六点钟就起床，晚上还要做作业，而在乡下时，姥姥早上八点钟还没起床，晚上八点就睡觉了，哪有他读书辛苦，一个字要练习十多遍，手都写痛了，那才是‘字字皆辛苦’呢。”学生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是的，时代变了，有些观念也应该改变。过去认为是真理的东西，现在不一定是真理了，或者说不一定那么真理了。于是，我便和学生谈起了农具的发展史，让学生体会到在过去那个缺乏农耕机械的年代，农民个个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每一粒粮食都要经过双手才能有收获，这怎么能说不辛苦呢？同时也让他们深刻体会到了“科技第一是生产力”的道理。
三、科学史能让学生的科学
科学史的作用篇6
关键词朱熹格物致知格物穷理科学活动
朱熹的思想体系以格物致知论最为重要，且最有影响。分析朱熹的格物致知的思想与科学活动的关系，有助于理解集宋学之大成的朱熹思想对当时正处于发展高峰的中国古代科技乃至后来的科技发展所起的作用。
朱熹的格物致知以“理一分殊”为基础。“理一”即是“总天地万物之理”的“太极”，但天地万物又各有本于“理一”且互不相同的理，这即是“分殊”。朱熹较多地强调“分殊”，他说：“圣人未尝言理一，多只言分殊。……不知万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处。且不论他如何能将自然之理与社会伦理道德之理总合为“理一”，就强调“分殊”而言，他实际上承认自然之理的特殊性。就自然之理而言，朱熹不只是抽象地谈论自然界整体的一般的理，更多的是把自然界整体划分为部分和个别事物，讨论自然界各具体事物的理。他说：“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②又说：“天之生物，有有血气知觉者，是也；有无血气知觉而但有生气者，草木是也；有生气已绝而但有形质臭味者，枯搞是也。在这里，朱壹对自然之物进行了大致的分类。朱熹还论及自然界中个别事物之理，池说：的这片板，只是一个道理，这一路子惩地去，那一路子惩地去。如一所屋，只是一个道理，有厅、有堂。如草木，只是一个道理，有桃、有李。如这众人，只是一个道理，有张三、有李四；李四不可为张三，张三不可为李四。又说：“虽草木亦有理存焉。一草一木，岂不可以格，如麻麦稻粱，甚时种，甚时收，地之肥，地之碗，厚薄不同，此宜植某物，亦皆有理。”②可见，朱嘉的理实际上也包含了具体自然规律的内容。朱熹的格物致知，就其目的而言，是为了达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⑥；就其过程而言，必须去“理会那万理”，就是去研究具体事物之理。至于格物的具体内容。朱熹说：‘‘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阎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阕了一物道理。须著逐一件与他理会过。”⑦可见，格物的内涵是非常广泛的，读书、应事、格自然之物等等均属格物之列。关于格物致知的方法，朱熹强调广泛深入地研究外部事物，“以事之详略言，理会一件又士件；以理之浅深言，理会一重又一重”⑧。他又十分强调“以类而推”。他说：“今以十事言之，若理会得七八件，则那两三件触类可通。若四旁都理会得，则中间所未通者，其道理亦是此。在归纳、类推的基础上，朱亮把创造性思维过程描述成“豁然贯通”，“不知不觉。自然醒悟”。对待前人的知识，朱窘主张要有疑，要见新意。他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学者不可只管守从前所见，须除了，方见新意。”⑩必须指出的是，朱熹的格物致知所包含的格自然之物并非仅仅从整体上探讨自然界一般的理。还具有格具体的自然之物，对自然之物进行分门别类研究，把握具体自然事物之理的含义；同时，格物致知过程中还包含着归纳、类推、创造性思维的科学方法．体现出怀疑、创新的科学精神。可见，朱熹的格自然之物不仅是自然哲学的研究，也包括自然科学的研究。这样，朱震实际上把科学研究纳入他的格物致知的范畴。
然而，科学研究在朱熹的格物致知中所占的地位是较为次要的。池说：“然其格之也亦须有缓急先后之序，岂逐以为存心于一草木器用之间而忽然悬悟也哉!且如今为此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死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饭也。朱熹认为，格物有“缓急先后之序”，科学研究属缓而后的事。池还说：“历象之学自是一家，若欲穷理亦不可以不讲。然亦须大者先立，然后及之，则不至难晓而无不通矣。”⑩所谓先立的“大者”，即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他又说：“小道，不是异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农圃、医、百工之类、却有道理在。只一向上面求道理，便不通了。”⑩在他看来，科学所求索的也是道理，但只是小道理，仅有科学研究并不能穷尽事物之理。
朱熹把科学研究放在格物致知中较为次要的地位，这是由于其格物致知的目的在于穷尽事物之理，在“明明德”，在“入于圣贤之域”，而仅仅通过科学研究是难以达到这一目的的。尽管如此，朱嘉基于对当时科学发展状况的把握，毕竟把科学研究纳入他的格物致知的范畴，在中国古代学术的发展中，为科学争得了一席之地。
朱熹不仅在理论上把科学活动纳入他的格物致知的范畴，而且还身体力行，进行广泛的科学研究。朱熹的科学研究涉及天文学、地学和生物学等诸多领域，根据其研究方式的不同，可概括为如下三种类型：
第一，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曾经说过：“朱嘉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⑥在天文观测方面，据《宋史·天文志》记载，朱嘉家中有过浑天仪。他曾在讲论历法时说：“历法恐亦只可略论大概规模，盖欲其详，即须仰观俯察乃可验。今无其器，殆亦难尽穷也。他也曾请人用竹尺“以夏至日依古法立表以测其日中之影，细度其长短”。⑥在地理学研究上，朱嘉通过亲身实地考察，指出地理学经典《山海经》、《禹贡》中的不少错误之处，并对后人盲目相信经典而没有实地考察验证，以讹传讹的做法声示不满。他认为，地理学研究必须重视实地考察，而不能仅凭书本，并说：《禹贡》地理，不须大段用心。理会《禹贡》，不如理会如今地理。”⑩他非常重视地图的作用，并用胶泥自制立体地图模型。他还考察过高山上有牡颇壳化石的自然现象；亲自观察潮汐现象，观察风、云、雨、雾、露、霜、雪、雷、虹等自然现象的形成；亲自观察佛光；观察不同季节开的花凋谢的难易，等等，或以此验证以往的知识，或据以提出新的见解。
第二，运用类推，获取新知。朱熹在科学研究中经常运用“以类而推”的方法，用已知的东西对自然现象进行类推解释。在宇宙演化方面，朱嘉说：“造化之运如磨，上面常转而不止。万物之生，似磨中撒出。……天地之形，如人以两盟相合，贮水于内。以于常常掸开，则水在内不出，稍住手，则水漏矣。”⑩从这一现象，朱熹推出：“天地初间只是阴阳之气。这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锣许多渣滓；里面无处出，便结成个地在中央。”④在地质形成上，朱嘉说：“天地始初混吨未分时，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时凝了。初间极软，后来方凝得硬。”⑥朱寅认为，大地形成后，处在不断的变迁中。他说：“常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变而为刚。此事恩之至深，有可验者。”④又说：“今高山上多有石上贩壳之类，是低处成高。又贩须生于泥沙中，今乃在石上，则是柔化为刚。天地变迁，何常之有。”⑥这是他用观察到的自然现象推得大地变迁的结论。在生物起源问题上，朱直说：“天地之初，如何讨个人种?自是气蒸结成两个人后，方生许多万物。……那两个人，便如而今人身上虱，是自然变化出来。”⑩此外，他还用类推方法解释其他许多自然现象。例如：他认为月中黑影“是地形倒去遮了他光耳，如镜子中被一物遮住其光，故不甚见也。”⑥在解释雪花为什么呈六角形时，他说：“盖只是霸下，被猛风拍开，故成六出。如人掷一团烂泥于地，泥必额开成穆瓣也。又，六者阴数，太阴玄精石亦六稽，盖天地自然之数。”⑩
第三，阐发前人的科学成果。在朱熹格物致知的活动中，读书是最为重要的一环。朱熹的科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研读前人的科学著作，对其中的科学思想予以阐发而展开的。他阅读了包括宋代著名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在内的大量科学论著，被认为是宋代学者中最熟悉《梦溪笔谈》内容并能对其科学观点有所阐发的人。⑥除此之外，朱嘉对宇宙结构理论上的浑天说也予以发展和完善。朱熹认为，在以地为中心的宇宙结构中，天围绕着地运转，而且天的运转才使得地不下坠。池说：“天运不息，昼夜辗转，故地挖在中间；使天有一息停，则地须陷下。”⑩又说：“地则气之渣滓，聚成形质者；但以其柬于劲风旋转之中，故得以死然浮空，甚久而不坠耳。”⑩朱熹还设想地在宇宙中央有自转运动。他说：“天运有差，地随天转而差。今坐于此，但知地之不动耳。安知天运于外，而地不随之转耶?”⑩至于天绕地旋转的方向，未壹吸取张载的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的思想，并用以解释太阳、月亮的运行规律。
朱熹的科学研究，就其目的而言，是为了体认超自然的天理，这显然超出了科学的范畴。他的科学研究明显带有古代科学的经验性、直观性和思辨性的特点，他对自然的观察与近代科学意义上的观察、实验有着明显的差异；尤其是他的科学研究主要围绕着前人的科学知识而展开，这有明显的局限性。但又必须看到，朱嘉的科学研究是在中国古代科学背景下进行的，应当予以历史的评价，切不可简单地用近代科学的标准去衡量。需要指出的是，朱窘在科学研究中重视对自然的亲身观察，并以此验证前人的科学观点，或据以提出自己的科学见解，这无疑是具有科学精神的。尤为可贵的是，朱嘉的科学研究是富有成就的。他关于宇宙结构中处于中央的地何以不坠的独特见解，弥补丁张衡以来浑天家所谓地‘缴水而浮，，、“天表里有水’’的严重缺陷，把浑天说提高到新水平。④对于前面所引朱蓑语：“天地始韧混液未分时……”和“常见高山有螺蚌壳……”，李约瑟认为，这在古生物学史和地质学上都具有重大意义。”李约瑟还认为，“朱嘉是第一个辨认出化石的人”②，比西方早出400多年。对于朱窘在解释雪花何以呈六角形时将雪花与太阴玄精石的比较，李约瑟称之“预示了后来播云技术的发展”④。正是由于宋震进行了长期的科学研究，且取得了不少科学成就，有学者认为，朱嘉是历史上一位有相当成就的自然科学家。⑨
朱熹通过他的格物致知论，在学术上为科学争得了一席之地，并且还身体力行研究自然，而在这之前，科学是被排斥在学术之外的。因此，朱嘉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是有贡献的。朱窘的思想后来被当作官方学术思想，在从南宋后期到晚清的700年间占主导地位，他的格物致知包括科学活动在内的思想对后世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朱熹的格物致知包括科学研究在内的思想曾一度受到明代王阳明的责难，“格物”被阐释为“格心”。王阳明说：“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⑩他用亭前格竹不得其理反而劳恩致疾的事例，来讥讽朱嘉的格自然之物，索性把科学排斥于格物致知的范围之外。但是，仍不乏有识之士实践着朱熹的格物致知包括科学研究在内的思想，在格物致知的旗号下开展科学研究。明代杰出的医药学家李时珍说过：本草“虽曰医家药品，其考释性理，实吾儒格物之学”。明代著名的音律学家、数学家朱载据说：“天运无端，惟数可以测其机；天道至玄，因数可以见莫妙。理由数显，数自理出，理数可相倚而不可相违。”⑥这里的“理”并不是指朱窘的“理一”之理，而是其“分殊”之理中的自然之理，亦属于朱窘格物致知的范畴。
明清之际，正值西方科学传人中国。那些主张吸取西方科学之精华的科学家把西方科学与中国传统的格物致知联系在一起，进一步发展了朱嘉的格物致知包括科学研究在内的思想。明末科学家徐光启认为，西学中“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格物穷理之中，又复旁出一种象数之学。象数之学，大者为历法，为律吕．……他把西方科学包括在格物穷理之学中。方以智则融中西科学于一体，并称之为“质测之学”。王夫之说：“密翁(指方以智??引者)与其公子为质测之学，诚学思兼致之实功。盖格物者，即物以穷理，惟质测为得之。”⑩他认为方以智为质测之学，即科学研究，是格物致知的重要手段。
至清初，科学研究仍然处于格物致知的框架之中。被誉为清初“历算第一名家”的梅文鼎说：“且夫治理者，以理为归；治数者，以数为断，数与理协，中西匪殊。”⑥他强调数学与“理”的密切关系。清康熙皇帝推崇程朱理学，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有所研究。他把研究中国传统科学的心得汇编题名为《康熙几暇格物编》，把科学研究看作是格物致知的重要内容。清乾嘉时期的科学研究主要表现为对古籍中科技史料的考证。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实际上是朱嘉格物致知方法的进一步发展，他们强调实地考察、比较归纳，强调实证，发挥了朱蓑格物致知中的科学精神，
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与朱熹的格物致知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前者已有较为明确的探求科学知识的内容，而与后者以体认“天理”为目的的科学研究不同。但是，前者是从后者发展而来的。正是在格物致知的名义下，许多科学家研究中国传统科学，介绍、学习和研究西方科学，从而逐步推动中国科学近代化的进程。直到近代，科学仍被称作格致之学，尽管这时的科学已经脱离了传统的格物致知的框架。从朱壹把科学研究纳人格物致知的范畴到明末清初包括科学在内的格物穷理之学的提出，直至近代的格致之学，中国科学的这一发展过程表明了朱嘉的格物致知包括科学活动在内的思想对科学发展的积极影响。
但也必须看到，朱熹把科学活动纳人格物致知的范畴，实际上是把科学活动当作“明明德”的途径之一。而且在他看来，格自然之物只是“小道”，“须大者先立”；若离开“穷天理”之类，格自然之物就只是“炊沙而欲其成饭”，科学本身仍处于从属地位，受到格物致知框架的限制。朱嘉之后的科学发展一直是在这种背景中进行的。大多数科学家只能在格物致知的框架中，把对科学的研究与对自然之理的把握以及对“天理”的体认结合在一起，否则就会被视作“丧志”；那些与体认“天理”无关的科学发明被视作“奇技淫巧”。在科学研究中，传统的科学研究只能在阴阳五行说的思维模式中进行；科学家的研究方法虽然含有科学的成分，但主要是运用于研究前人的科学知识，研读古典科技文献成为主要的研究内容；实地考察、归纳类推，主要是为了验证、修订前人的科学知识，至多只是稍加发挥。西方科学传人中国后，那些主张接受西方科学的科学家也只有在格物致知的名义下才能学习和研究西方科学。他们甚至是用中国传统的科学知识阐释西方的科学，并以此汇通中西科学，实际上是试图把西方科学也纳入到格物致知的框架之中。把科学限制在格物致知的框架中，把科学当作实现“明明德”这一目的的手段，这本身就给科学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
朱熹一方面把科学纳人格物致知的范畴，承认科学的合理性，从理论上为科学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又把科学限定在格物致知的框架中，束缚了科学的发展。从中国古代的学术发展看，科学经历了从被排斥在学术之外到被纳入格物致知的框架，再到从这一框架中独立出来的历史发展过程。而朱嘉的格物致知包括科学活动在内的思想，正是这一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关节点。评价朱嘉的格物致知论对于中国科学近代化过程的历史作用，应当看到这一点。
注：
①⑧④③⑦⑧⑨⑩⑩⑩⑩⑩⑩④⑩⑩⑩⑩⑩⑩⑩[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77、1496、102、420、295、286、407、186、186、1200、2025、8、6、7、2367、2369、2380、20、23、6、2212页。
⑤《答余方叔》．《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四部丛刊本。
⑥《大学章句》，《四书章句集注》，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6页。
⑩《答陈齐仲》，《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
⑩《答曾无疑》，《朱文公文集》眷六十。
⑩⑩[英]李约瑟：《雪花晶体的最早观察》，《李约瑟文集》，辽宁科技出版社1986年版，第521、522页。
⑩《答蔡季通》，《朱文公文集》续集眷二。
⑩《答林择之》，《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三。
④⑩胡道静：《宋子对沈括科学学说的钻研与发展》，《朱熹与中国文化》，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40、39页。
⑩宋亮：《楚辞集注·天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1页。
⑩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6页。
⑩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266页。
⑩李约瑟：《中国对科学和技术的贡献》，《李约瑟文集》，第l15页。
⑩《语录三》，《王阳明全集》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l19页。j
⑩李时珍：《本草纲目·凡例》，人民卫生出版社1975年版，第34页。
⑩朱载?郑骸妒ナ偻蚰昀?ぞ硎住罚?脑ǜ笏目馊?椤
⑩徐光启：《泰西水法序》，《徐光启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66页。
科学史的作用篇7
关键词：设计史教师文化素养作用
高等院校艺术设计专业艺术设计史课程，在整个教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设计史课程不仅为艺术学其他课程的教学提供理论上的支撑，同时也为其他课程的学习作了非常重要的文化知识的铺垫。然而，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设计史所体现的多学科交织的特点、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多元性”与“开放性”等问题，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些问题的存在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设计史教师的文化素养在教学中的作用问题，仍然值得探讨。
一
设计史教师较高的文化素养有利于对设计史教材的整体把握。设计史课程的特点首先应该是历史，历史学的素养在设计史教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历史的一般规律性的认识对设计史的学习和研究具有指导作用。古代设计的发展史与古代历史的发展演变的线索、脉络基本上是一致的，尽管设计的发展不以社会性质的变迁和社会变革为依据，但是影响设计发展的决定作用应该是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和变化。历史上的社会变迁和人口迁移对设计的影响也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
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介绍设计发展的历史条件，对于正确理解设计发展的内在动力与源泉是十分必要的。设计发展史同这一时期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等方面不是彼此孤立、互不相关的。www.133229.com相反，设计运动的迭起、设计探索的推进，与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演进是分不开的。阿伯特·博姆认为：“传统的艺术史把物象孤立起来研究，把它作为几乎独立存在的现象来对待。而社会艺术史在探索把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置于广泛的、历史的和经济的背景中来研究。”①因此，具有社会历史学的理论素养，就可以对设计史的内容进行高度综合和概括，进而在宏观方面对其内容进行把握。
二
设计史教师较高的文化素养有利于对设计史和设计作品的时代特征进行正确的阐释和评价。对传统文物艺术品及物质文化的学习和研究不仅仅是教学过程中的背景知识，而且还是准确理解和阐释设计史有关问题的必要知识。艺术教育家艾迪斯和埃里克森认为：“有些艺术教员不单向学生展示历代的艺术作品……把孤立的画家及作品和时代、地域联系起来，这样理解艺术史就有了基础。”②归根到底，艺术设计是通过艺术与科学共同的合成手段，创造着人们的全新生活，其中体现的就是一种文化。
中国古代的艺术设计与当时的时代特征密切相关。夏商周的礼制性设计艺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关系是其设计的内在根源。中国古代艺术设计的发展变化在许多历史时期都和周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的统治有关，形成了多个时期艺术设计的多元交融的时代特色。这种文化上的多元性特征对当时手工业的发展和艺术设计的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在设计史教学中，教师应该对艺术设计史中的多种文化因素进行分析和评价，才能完整而透彻地阐释影响艺术设计的深层次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原因，学生才能在一个较高的层面上理解当时的艺术设计。可以说，设计史教师文化品位的高低是决定设计史课程教学质量高低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三
设计史教师较高的文化素养有利于设计史文献史料和设计史术语的正确解读。在教学和研究中，设计史课程也要使用多种学科的教学手段和研究方法。
中国古代设计史的内容和材料大多为考古出土的艺术品，对考古艺术品的研究离不开文献史料，设计史学与考古学和历史文献学具有直接的连带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术考古学所研究的内容有相当的部分与设计史研究的内容相重合，其对新兴的设计史课程的教学与研究的参照作用不言而喻。
对设计史的研究离不开文献史料，而对文献史料的准确理解又需要历史文献学的相关知识，所以，历史文献学对中国古代设计史的研究与教学就显得非常重要。在设计史教学和研究中经常会遇到很多难以解读的史料。因此，设计史教师加强历史文献学的学习是非常必要的。
此外，在设计史教学中还会遇到很多考古学、古生物学、神话学及历史文献学等学科的专有名词和术语，对这些专有名词和术语的解释，关系到学生对设计史内容的正确理解和教师教学任务的圆满完成。鉴于此，对多学科和交叉学科知识的学习和研究，是设计史教师应该负有的责任。
四
设计史教师较高的文化素养有利于对设计思想和设计观念的理论概括与升华。艺术设计包括多方面的内容，既涉及材料、技术，又涉及方法、观念；既是艺术，又是科学；既有人文学科的属性，又与自然科学相关；既有实用功能的限定，又有审美的心理的要求；既有文化的传承，又要求创新。因此，如何对以往的设计思想进行概括与提炼，关系到在教学中能否达到因材施教、深入浅出的良好教学效果。
对设计思想和观念的理论概括与升华，教师必须掌握和了解哲学、美学、宗教学等学科知识。陈乐民先生说：“任何学问就像剥笋一样，一层一层地剥下去，剥到核心，是哲学。”③黑兹尔·康威也说过：“虽然对于设计史不同领域的划分反映了设计者的专业结构，但是在实践和理论中，各个领域之间都存在着很多联系。”④在对待历史文化与艺术传统上，不能采取断章取义的态度，应该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加以概括和把握。
综上所述，艺术专业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与教师的文化素养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从长远来看，学生的理论水平和创意能力的培养要比技能教育更为重要。设计史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课程，尤其是文史哲诸学科，对这些学科的学习和了解是设计史教师提高文化素养、达到良好教学效果的基本要求。
注释：
①albertboime.artinanageofrevolution1750-1800[m].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7.
②艾迪斯·埃里克森著.宋献春，伍桂红译.艺术史与艺术教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科学史的作用篇8
关键词：汉语史 史评学 学科建设 评论主体 评论客体
中图分类号：H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2）12-0084－02
作者简介：张晓涛（1971―），黑龙江海伦人，博士研究生学历，哈尔滨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汉语语言学以及汉语国际教育等。
关于史评学，邵敬敏（2001）有过这样的论述：“史评学就是对研究本身的研究，也就是‘X学的学’。”同时，他又进一步指出：衡量一门学科是否成熟，或者说是否走向成熟，其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看它的“史评学”是否已经真正形成。换言之，看它对自身的研究是否有足够清醒而科学的认识[1]。可喜的是，对于汉语史这门学科而言，汉语史史评学的建设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李无未（2006）在讨论汉语史研究理论范畴系统时，明确指出：价值论范畴包括汉语史研究价值观念、价值评价两方面。汉语史研究价值评价是指以主体对汉语史研究需要与认识为前提，对汉语史研究的学术合理性进行估价、评判[2]。这里的价值论范畴无疑是汉语史史评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汉语史史评学的存在价值问题
可以说，汉语史史评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正在崛起，但对于它的存在价值问题，尚有一些专家、学者持否定意见。这些否定意见可归纳为两个问题：一是到底要不要建立汉语史史评学，即有没有建立的必要；二是汉语史史评学学科建设的可行性，即能不能建立起来。
目前汉语史史评过程中所存在的大量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概括来说，就是史评缺乏一定的合理性、客观性、公正性和规范性。要做到公正、公平，就要求我们加快建立汉语史史评学的学科建设，建立一套史评学的评价体系，将评价标准量化、细化，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减少评价中的人情分和随意分。持否定意见的学者认为：既然汉语史学需要史评学，即“X学的学”，那么汉语史学史评学是不是也需要史评学呢？这样会不会出现“X学的学的学”？并认为如此推理下去，就会出现“X学的学的学的学……”这样永无止境的论证怪圈。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汉语史史评学作为一门学科，它的建立有其特定的研究内容作为基础，除了包含对汉语史史评学评论客体的研究，还有对汉语史史评学评论主体的研究，同时还要对二者的矛盾状况及其发展加以揭示。因此汉语史史评学本身就包含了“评”和“自评”[3]。
总之，汉语史史评学不仅可以丰富汉语史的研究并促其发展，还能规范和指导汉语史史评活动，尤其是通过这种有效的史评活动，反过来更好地引导、监督和促进汉语史研究和汉语史研究评论。
二、汉语史史评学的学科建设问题
将汉语史史评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需要借鉴相关学科关于评价理论的研究方法，建立起汉语史史评学学科的科学体系，这样才能实现史评的科学性、真实性和可行性。要建立汉语史史评学的学科体系，首先要建立学科的范畴体系和概念体系，并使之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同时，还要采取科学的方法，并运用这些概念、范畴及其所固有的内在联系来论证史评活动中最普遍、最一般的科学原理，从而揭示出整个汉语史史评活动及其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规律。我们认为，对于新兴的汉语史史评学大谈建立学科体系还为时尚早，当前应把重心放在一些更为基本的问题上。
（一）加强汉语史史评学的制度建设。制定汉语史史评标准和操作规则，完善史评机制，以加强史评规范及对史评过程的监督。同时，还要评估史评本身的合理性，从而建立史评价值评判的公正程序。
（二）建立汉语史史评学的分支学科，不同分支学科采用不同的史评标准。汉语史史评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汉语史史评学涉及整个汉语史研究的领域，内涵十分丰富；同时，由于对汉语史不同要素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不尽相同，因此可以从不同视角，针对不同范畴建立多部门、多层次的分支学科，不同学科采取不同的史评标准。
（三）提高汉语史史评学评价主体的基本素质
和基本能力。用汉语史史评学的制度规范和标准来制约和监督史评，固然能对史评学主体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但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些标准是由人来制定的，且操作过程也是由人来控制的，因此在史评过程中，情感的倾向甚至腐败就在所难免，这就要求评价者要做到“无私、无畏、无忌”。
三、汉语史史评学的具体研究内容
汉语史史评学的研究内容可分为根本内容与具体内容两个方面。根本内容主要是阐明汉语史研究主体与客体矛盾及其发展状况的，它是关系到学科生存和发展的认识问题。具体内容关系到学科研究与建设的实践问题，具有可操作性。具体来说，应该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汉语史史评学评论客体的理论框架。汉语史研究离不开理论。没有理论的支撑，汉语史的研究就会显得缺少系统性且难有大的突破。因此，史评学应该对汉语史的理论进行关注。这种对理论的关注应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对某项汉语史研究所涉及或运用的理论进行评价；另一方面，专门就汉语史的研究理论进行研究。
（二）汉语史史评学评论客体的研究方法。在汉语史研究中，方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科学而有效的方法会使汉语史研究事半功倍，同时也有利于汉语史研究的深入和科学结论的得出。目前，史评学对于汉语史研究方法比较多，主要有“历史文献考证法”“历史比较法”，“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结合的方法等[4]。因此汉语史史评学就很有必要对汉语史研究方法的适用性和创见性（即方法的运用是否得当，该方法是否是进行研究的最佳方法）进行评价。
（三）汉语史史评学评论客体的材料运用问题。董志翘（2002）说过：“任何一种语言现象都具有社会性，绝不是孤立的、仅见于一处，因此要避免孤证。论文的每一步论证，都需要经过严格挑选的、典型的若干例证来支撑”[5]。可见材料之重要。对于汉语史研究来说尤其如此。
四、结语
前面所述还谈不上是对汉语史史评学的研究，只是一些比较零散的想法。但我们认为，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尽管汉语史史评学的学科建设正处于起步阶段，尽管它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任务和研究方法还有待于我们作更深刻、更全面的研究与论证，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其他学科评论学的产生和发展，汉语史史评学也必将有一个十分广阔的前景。
参考文献：
［1］邵敬敏，税昌锡.说新崛起的汉语语法学史评学［J］ .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1，（4）.
［2］李无未，邸宏香.汉语史研究基本理论范畴问题［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2）.
［3］刘尧.教育评论学［m］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科学史的作用篇9
关键词：科技史；历史；历史哲学；科学主义；思辨理性
科技史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的一门源远流长的人文学科。它首先是在科学家专业群体中产生的，它不仅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科学技术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而且还集中地体现了科学家求真务实的独特和珍贵的人文精神。科技史与历史的关系不只是部分与整体的单纯形式关系，其中包含极为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理解和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对科技史自身基础理论建设，而且对传统历史学思想和方法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尤其在帝王将相主宰历史的中国社会，它还将超出历史学科本身，对未来的思想文化与社会发展产生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一、“存在”视域中的本体论关系
历史首先是一种存在。然而它并不是某种可以直观地呈现在物理空间中的物质实体，而是一种呈现在时间关系中的属性存在。时间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如果不是引入时间尺度，则任何实体都将只有现在而不会有过去和未来；实体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实体在时间中的变化，则所有的时间都将会聚成为现在。历史之所以能够被识别而成为一种存在，正是由于实体在时间中所发生的某种变化。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原因，历史又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否定性存在，它不能够像科学家在实验室中所处理的物质实体那样重复发生。一切事物和现象稍纵即逝而成为一种历史。
现代哲学拒斥本体论问题，所以西方的历史学家们大都是历史的不可知论者，他们习惯于悬置存在问题，从而使得西方的历史概念重“史”轻“历”。《新不列颠百科全书》是这样解释历史的：历史“是一门研究事件（影响国家和民族的事件）的编年纪录之学科，它奠定于对原始史料的考证之上，并对这些事件的缘由做出解释。”[1]与西方不同，经验形态的中国哲学还没有能力给历史学家提供太多的理性教条。所以中国的历史概念是尊“史”重“历”。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大国。国内目前流行的工具书基本上反映了国人的历史概念。《辞海》认为，广义的历史“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与社会史”，而狭义的历史“通常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它们“是史学研究的对象”，而“一般说来，关于历史的记述和阐释，也称为历史。”[2]可见中国人首先考虑的是存在，其次才是关于存在的描述。这是一种直观的和朴素的实体中心主义的历史概念。虽然它在本体论上作出了一种承诺，然而浓厚的经验色彩则束缚了其历史视野，限制了中国人的历史空间。比较起来，《现代汉语词典》表述要更为全面，它认为历史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指某种事物的发展过程和经历”。[3]尽管它还是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唯像描述，却毕竟意识到了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外还存在某种东西，只是没有明确表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
历史是一种时间性的属性存在，它表现为某种流变的过程。从实体方面来看，历史过程的主体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而从关系方面来看，则历史过程还要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它一方面表现为自然界对人类的统治和奴役，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人类摆脱种种奴役而在自然界中的解放。而且只有这种相互作用才能够更深刻地体现历史在时间中流变的本质。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没有人类社会就没有自然界中所发生的那些变化，而是说自然界中所发生的一切变化都只有借助于这一相互作用才能够被识别从而成为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创生人类的那个所谓纯粹的自然界也是立足于这一相互作用获得的经验经由推测而成为历史的。所以从实践本体论的观点看，一部完整的历史应当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三个方面。这种历史概念不仅超越了实体中心主义思想的束缚，消除了自然与人类、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两极对立，更重要的是把人类的历史观从人类社会内部的尔虞我诈、互相残杀提升到了人类在自然界中寻求解放的共同事业中。
科技史从属于历史，它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所以它既不能够被错误地归结为自然史，也不能够被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史。自然史是指独立于人类的那个外在的和天然的自然界在时间中的演变过程，包括宇宙史，天体史，地球史，动物史，植物史等许多具体分支。它们首先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其次才能成为史学研究的对象。自然史的史料绝大部分来源于科学活动，它所以能够成为我们所谓的历史，是由科学研究加以确认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自然史研究领域中，科学与史学是直接合一的。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自然史也日益成为人类科学研究的一部分，甚至有人还把它看成科技史的一部分，这当然就更是错误的。社会史是指内在于人类自身的那个由人际关系所关联起来的社会在时间中的演变过程，它包括家庭史、家族史、民族史、国别史、世界史等众多的分支。它们首先在人类的感知中直接成为历史，而后才被纳入到历史科学中。许多人认为，科技人员是属于社会的，科学活动也是在社会中展开的，所以他们把科技史也看成社会史的一部分，这就未免失之浅薄了。因为我们也可以在同样的意义上接着讲，科技人员是属于自然的，科学活动也是在自然界中展开的，所以科技史也是自然史的一个部分。事实上，科技活动既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过程，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社会过程。自然过程是一种相对自足的存在，而社会的意志性活动则无疑是对自然过程的一种否定。科技活动既是对以自由意志作为特征的社会非理性过程的一种否定，同时又是对自然理性的一种回归。历史正是通过自己的否定性在科技史中实现了它的自我认识。
科技史是历史自我认识的一种高级形式。在历史的本体论结构中，它处于自然史与社会史之间，隶属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范畴。人类社会所曾历经的种种自然灾难史，是自然界统治和奴役人类的历史，正是它开启了人类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的历史，迫使人类走上了一条摆脱奴役、寻求解放的智慧之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盘古开天地、羿射九日、女娲补天等，就是人类人化自然思想的早期萌芽。从神话史开始，经过巫术史与宗教史，历史在哲学史中开始了自己的理性认识，并最终在科学史与技术史中实现了它的自我认识。这里之所以说科技史实现了历史的自我认识，是因为科技史不仅谱写了自然界的历史，而且开启了人工自然的历史，第一次在实证的意义上描绘了一幅完整、系统和详细的历史全景图。如果说自然史所反映的是一个客观规律支配的世界，社会史所记录的是一个自由意志相互碰撞的世界，则科技史所描述的是一个介于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之间的世界，是一个从自由意志走向客观规律的过程，是人的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的一种和谐与统一。它不仅关联着自然界所发生的各种变化，而且直接关联和影响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
科学技术是人类精神回归自然的一种方式，就其本质来说是反社会关系的，而且它从自然界所呼唤出来的巨大的物质力量对现存的社会关系来说也确实具有一种革命的意义。科技人员是科技史的主体，从物质的和世俗的层面来看，他们同其所生活的社会具有广泛和密切的联系，而从精神的和超越的层面来看，他们则同社会的其他成员具有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与人生追求。这就使科技史表现出了一种浓厚的和不同寻常的人文精神。科学与技术首先是科技人员的一种生存方式，是他们修身养性的一种形式。这在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和最杰出的能工巧匠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即使在现代为功利主义所主宰的所谓大科学和高技术社会中，真正的科技人员精神始终也还是面向自然而不是面向社会的。科学活动是这样，技术活动也是这样。所以，科技人员只有首先把自己的精神从社会人际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够使他们的思想伸向自然界的深处，欣赏到绝大多数人所无法观赏到的那种独特景观。这是在科技史的深处所隐藏的一条独特和永恒的规律或法则。
二、思维“建构”中的认识论分析
历史不仅是一种存在，而且是对存在的一种感知和描述。它是一种呈现在史料关系中的虚拟性存在。由于历史事件的流变性和否定性特点，人们通常所能够面对的就只能是关于历史事件的各种回忆和记录。事物和现象的稍纵即逝、不可重复性不可避免地把历史史料推到历史前台，人们只能根据这些史料重构人类已经逝去了的历史。在认识论的视野中，史料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保存下来的史料，就没有任何可以知晓的历史；构造是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的关键，如果没有对于历史史料的梳理，历史就只能是一种僵死的文字堆积而不可能真正成为鲜活的历史。历史之所以能够被表述成为一种存在，正是由于史料在梳理的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某种内在一致性。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原因，历史又表现为一种可能性存在。它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绝对的真实，未来所发掘的新史料还将不断地丰富、完善和修正人们头脑中的历史，有时甚至重构正在传世的历史。
历史是一种呈现在史料中的摹本存在，它表现为某种史料之间的依存关系。传统史学非常重视收集历史史料。中文中的历史与英文中的history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然而都同时指称历史过程与历史记录。司马迁把自己所撰写的从黄帝到汉武帝时代的中国历史称之为《史记》，而西方史学的奠基人希罗多德则把他描述希波战争的著作直接称为《历史》。历史史料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本来的历史作为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中曾经存在的具体事件已经烟消云散了，人们只能根据那些历史记录在客观知识世界中再现那一去不复返了的历史。从原则上讲，史料在总体上应当内在、自足、唯一地蕴涵一种历史。这种历史无论同本来意义上的历史有多大的差别，人们也只能、而且必须把它作为本来的历史来追求。因为从认识论上讲，史料之外的历史是一个永远也无法知道的、没有任何意义的伪问题，其存在问题确实应当被悬置起来，不予理睬。然而史料之中的历史可知性与真实性问题则全然不同，尽管这种记录在史料中的历史仍然保留了历史自在之物的某些特点，但它却绝不能够继续被悬置起来；否则，史学将丧失自己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追求而彻底蜕变成为一种文学。
历史是一种被建构起来的可能性存在。历史学家不仅需要考证和梳理历史过程遗留在客观知识世界中的种种历史史料，而且还必须综合各种史料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完整地再现一个感性具体的历史过程。任何一种历史都是在特定史料的基础上被建构起来的。由于不同历史学家所占有的具体史料不同，从而关于同一历史过程的描述就必然会有所不同。同时历史学家要超越有限的具体史料再现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就不能不依赖于某种合理的推测与说明，对于可疑的或存在争议的具体史料还需要做出某种特殊的解释，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让不确定性侵入史料的梳理过程中。它必然要不同程度地牺牲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所以，任何一种历史所描述的事实上都只能是一个可能世界。然而这决不意味着在可能世界面前各种不同的历史一定是平权的。建立在不同史料基础上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历史版本，其各自的竞争力与生命力一方面依赖于自己所赖以建立的史料本身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它们相互之间的开放性及其对未来所出现的新的史料的包容性与适应性。把历史的建构性推向极端的建构主义是对历史的科学精神的一种反叛，在科技史中尤其不能认同。
首先，在形形色色的历史史料中，科技史的史料具有其显著的特点，其中历史记录与研究成果是同时保存的。科技史中不仅具有文字记载，而且同时具有与文字记载相应的思想成果和物质产品一起保存下来，里面有一些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还依然发挥着自己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一般的历史事件过去了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除了当事人的回忆和记录很难再找到其它的旁证。然而在科技史中，大凡是值得记录下来的科技活动，就一定具有传世的东西存在，其中不同程度地保存着当时的历史，后人可以理性地加以解读。牛顿与麦克斯韦早已经成为历史，然而经典力学与经典电动力学仍然活跃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瓦特与法拉第也已经成为历史，可是蒸气机与电动机则继续构成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些鲜活的历史史料中，人们可以见证到当时的历史。当然文学史中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文学作品的意义通常需要读者结合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加以阐发，而且不同的读者往往具有不同的解读，缺乏必要的确定性。科技产品则不同，它们的意义将由逻辑、符号与实物内在地和无歧义地规定在具体的概念、理论和产品中，从而永远都是确定的与历史的。尽管不乏一些后现代思想家热衷于把科技产品作为文艺作品加以解读，试图阐发其中所蕴涵的思想解放意义及其社会颠覆作用，然而最终则还是无法撼动它们的科学意义。
其次，科技史的史料不仅有其历史意义，而且同时还具有它的科学价值。科技史中不仅包含着人类科技活动的历史记录，而且包含着有关自然史乃至社会史方面极为丰富的历史信息，其中不仅保存着大量已经过去了的科学事实，而且隐含一定的科学问题、丰富的科学思想与独特的科学方法，从而它也就不仅是历史的，同时无疑也是科学的和现代的。竺可桢先生曾经把科学与历史结合起来开创了科学研究的历史方法，他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在世界上曾产生了巨大反响；席泽宗先生利用古新星记录证认超新星遗迹并判定其年龄也在天文学领域里产生了很大反响；吴文俊先生曾吸取了中国宋元时期数学的代数化和机械化特点，他首先将几何问题用代数方程表示，然后对代数方程组求解提出一整套切实可行的计算机算法，从而开创了机械化数学的新时代。中国拥有五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史料。在中国科技史上虽然缺乏某种成熟的理论思维成果，然而却不乏方方面面的观测记录资料。全面、深入、系统地发掘和整理这些珍贵的历史史料无疑将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工作。实证主义曾试图把整个历史学变成一种经验科学，就像竺可桢先生在气象学方面所做的那样，它让历史哲学在其中去发现支配各种历史事件过程的一般规律。这种科学主义的宏伟蓝图虽然倍受中外某些人文学者的多方责难，然而它无疑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价值与现代价值。
再次，科技史的建构是当代价值取向的，它的客观主义原则最终必然要表现为当代主义。如同自然史的时间具有其不可逆性一样，科技史作为科学知识的进化史也是不可逆的。萨顿认为科学“是人类唯一真正积累性的、进步的活动”,“是唯一可以反映出人类进步的历史”。[4]用恩格斯的话说，“科学就是这种谬误逐渐消除，或是更换新的但终归是比较不荒诞的谬误的历史”。[5]这种历史只要有所选择和取舍，其结果就必然是当代取向的。所以，坚持历史的客观主义原则最终就必然要选择历史的当代取向。就连以反历史的辉格解释著名的巴特菲尔德本人一旦进入科技史领域，也不能不选择当代的价值取向。事实上，按克罗齐的说法，“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6]这个判断在自然史与科技史领域里还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到了社会史领域中，当代价值被淹没在党派的阶级利益之中，人们已经很难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历史了。因此，辉格史的核心问题是党派利益，而决不是什么当代主义。所以客观地说来，反历史的辉格解释断然不能适用于科技史领域；否则，将会导致现代科学彻底丧失自己的历史，而这恰恰是形形色色的蒙昧主义者所企求的。至于那些“为历史而历史”的历史学家们所向往的所谓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不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追求，而且很容易导致历史学家丧失自己对现代社会的道义责任。当然在社会史领域中，这个问题仍然有其独特的价值。
最后，科技史的建构是主体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它截然不同于在其它历史中的建构。自然史是一个不依赖于人类意志的客观历史过程，它的建构是人类科学认识发展的一种产物，其建构性直接表现为它的客观历史性，或者具体说来，就是科学认识的阶段性；社会史是一个人类自由意志相互冲突的自然历史过程，它的建构往往伴随着强力意志的发展，其建构性首先表现为人类的主观性与阶级性；而科技史是一个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它是人类的自由意志与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的一种历史性统一，是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和谐统一。科技史的建构性集中表现在它的当代性这一缺省配置上。本来意义上的科技史只能是一部编年史。只要有选择和取舍，就一定会有建构问题。巴特菲尔德要求历史学家具备一种能够看到重要的细节与发现事件之间的关系与影响的天赋，以及领悟使历史过程得以起作用的整体模式的天赋。而所有历史建构的一个无法回避的硬约束就是作为历史过程结果的当代。倘若一种历史没有能够走向当代，则它无疑是历史学家们的一种历史幻觉与文学虚构。反辉格史的巴特菲尔德正是由于自己具备这样一种历史天赋，从而才更加无法回避科技史的当代取向。当前有一股史学思潮一方面以历史的建构性解构历史的当代取向，另一方面又以莫须有的历史客观性恢复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其目的无非是要把科学与宗教等一系列本质上对立的范畴淹没和消解在历史的琐碎细节之中，把科学淹没和消解在传统的社会历史文化之中，解除科学批判和改造传统社会历史文化的理性职能，为基督教文化垄断现代文明提供历史依据。事实上，科技史始终都是建构性与客观性的内在统一。作为一个现代人必须时刻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
三、“客观知识”传统之间的方法论分歧
历史作为人类思想的一种建构，内在地关联着一系列不同层次的理论和方法。它是一种呈现在思想关系中的建构性存在。这里方法是历史建构的工具，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没有一定的方法，不仅难以鉴别史料的真伪，而且更不可能澄清史实；理论则是方法得以运用的动力和指南，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一定的理论，方法将失去其灵魂而被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之中。历史之所以能够被建构成为一种特殊的存在，正是特定的理论和方法共同运作的结果。科技史作为一种历史，在世界观和终极的意义上，无疑是应当同自然史与社会史共同分享一种统一的元历史理论与方法，然而在其具体操作的不同层面上，它常常具有一些自己独特的理论与方法，其中有些根源于科技史的本性，具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有些则显然是由于学科发展的不完善所产生的。
首先，科技史是在科学家专业群体中产生的，因而其研究方法同科学方法之间具有一种天然的联系。科学研究中的分类、比较、分析、综合、归纳、类比、假说等逻辑思维方法和直觉、想象等创造性思维方法都曾被广泛地应用到科技史史料的鉴别、科技史事件的梳理与科技史过程的建构中。科技史研究虽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然而科学方法的应用却绝不仅仅局限于科技史领域中。事实上，科学研究中的绝大多数方法很早就已经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史学研究领域中了。中国传统的史料学与考据学中就包含着多种科学方法的萌芽。清代乾嘉学派的训诂、校勘和类推就是以归纳为主兼及演绎，他们首先是广泛地收集例证，在头脑中形成通则，然后再用通则推演同类；而“理断”则是以演绎为主，是以常理推断某一史料的真伪。实际上，在乾嘉朴学中归纳和演绎是经常同时并用的。当然其间也常常交替穿插着分类、比较、分析、综合、类比等多种方法。顾炎武倡导的“实事求是”正是朴学精神的集中体现。梁启超就认为：“乾嘉间学者，实自成一种学风，和近世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7]胡适也认为“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8]他还把中国传统史学中提问、设答和证伪之术进一步提炼和概括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样一项重要的史学方法论原则。
从原则上讲，科学方法应当普遍地适用于整个历史学研究领域。因为历史学就其思维形式来讲，是一门非常典型的科学。这集中地体现在历史学所特有的怀疑、批判、求实和理性等科学精神方面。不同的是，科学处理的大都是即时和直接的观察材料，而历史学所处理的则大都是时过境迁的历史遗存。当然也有一些方法还存在着争议，例如演绎方法，迪昂就明确反对把演绎方法应用于史学，他认为“历史将永远不是演绎科学。”[9]不过西方人重视抽象的理论和建构，中国人重视具体的史料与方法；西方人重视先验的原则，而中国人更重视经验的实效。所以在两种不同语境中所说的演绎显然不在同一层面上。一般说来，任何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都存在着特定的适用范围，从而它总是有限的，然而不断发展着科学方法的总体则是无限的。目前所存在的问题似乎还不是如何在技术上确定各种方法的适用范围，而是科学与人文的背景冲突，反科学主义的实质是元历史理论与方法的主导权问题。记得金观涛曾把系统方法应用于中国历史研究，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假说，就颇受到一些历史学家的非议。当然这种问题只能在科学与人文的持续冲突中自然历史地解决。
其次，科技史作为历史自我认识发展的一个高级阶段，不仅是历史的，同时也是逻辑的，它是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作为人类关于自然过程的认识史，科技史是对主体与客体、人类与自然界相互作用过程的历史表述，它必须反映这一客观历史过程的内在逻辑。恩格斯在谈到逻辑与历史的关系时曾经讲到：“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10]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历史”，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ⅰ，是指客观世界现实的发展过程本身；而“逻辑”则是广义上的逻辑，泛指人类的理性认识过程。作为事件的历史ⅰ已经消失了，然而作为史料的历史ⅱ保存下来了；同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关于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的研究还揭示了隐藏在历史过程背后的一些重复的和稳定的关系，以这些普遍的历史规律作为基础梳理历史史料，可以揭示出特定历史阶段起作用的特殊规律。历史研究首先应当在思想上理性地把握历史ⅱ中所蕴涵的内在逻辑，然后再以这一客观逻辑作为蓝图在思想上建构一种具体的和丰满的历史ⅲ。这就是所谓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它应当作为编史学领域一项总的方法论原则。
在科技史领域，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具体地体现为逻辑主义编史学纲领。无论是萨顿和李约瑟的编年史，还是柯瓦雷与巴特菲尔德的观念史，本质上都是逻辑主义的。从亚里士多德到伽利略、从哥白尼到牛顿，从牛顿到爱因斯坦，既是一个历史流变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科学思想逻辑演化的过程。吴文俊教授利用计算机甚至从开普勒运动三定律中自动推导出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所以如果说编年史还是萌芽状态的逻辑主义，则观念史直接就是完成了的逻辑主义。二者彼此表里呼应，互为补充，共同构成科技史的主体。有一些科技史家被埋葬在历史的史料中丧失了理智，似乎不把牛顿的炼金术编进科技史中就是歪曲了历史本来面目的辉格史；还有人热衷于张扬科学的宗教起源。这都是非常可笑的事情。不过在社会史领域，情况就要复杂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总是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历史主义编史学纲领。这一方面是由于以自由意志相互冲突作为特征的社会历史过程本身的逻辑就不是很明朗，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人们自身无法排除的利益关系，从而使得社会史领域充满了难以捉摸的复杂性。要超越这种复杂性必须超越社会历史过程本身，把它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社会史领域中这样一个卓有成效的逻辑主义编史学纲领。
再次，科技史的思想基础应当来自于历史，而不是哲学，它是一门历史科学。然而由于科技史与科技哲学长期的暧昧关系，使它不同程度地背离了历史的科学精神。尽管“没有某种理论偏见的历史是不可能的”，[11]然而历史科学的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科学的客观性原则就是要把偏见降低到最小。相反，哲学家则常常是一些制造偏见的高手，哲学中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偏见。尤其是当科学哲学发展到连科学家都不想接近的时候，科学史家就更是没有理由同这种东西联姻了。早在19世纪时，坦纳里就曾注意到一些科学哲学家在研究培根和笛卡尔等历史人物时，其特有的哲学偏见致使他们离开了真实的历史，从而变得“非历史”了，所以他提醒历史学家要警惕“科学的哲学”。随着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与科学史的社会建制化，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开始彼此自觉地疏远了。然而历史主义的兴起又吹起了层层波澜。拉卡托斯所谓“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12]其实是在现代哲学社会学化的历史背景中出现的一种谬论。它不仅断送了科学哲学，而且扰乱了科学史。有人曾经这样评价拉卡托斯的这一命题：“由教条的自命不凡的科学哲学所支持的科学史要冒双倍盲目的风险，而由党派的科学史支持的科学哲学则要同时冒盲目和空洞的风险！”[13]以至于就连库恩这样的著名的老牌历史主义者也认为，按照哲学理论“重建”历史的做法“可能会成为编造历史的借口”，[14]而且“为哲学而写的历史，往往几乎不是历史”。[15]
然而，科技史真是同哲学水火不容吗？恰恰相反。真正的历史需要一种真正的哲学。这种哲学是一种恬静无为的哲学，它应当是超越历史的演变过程而不是陷入其中；它应当是客观的和理性的，而不是主观的和武断的。倘若科技史不得不依赖于某种哲学的话，则它应当回归一种元史学或历史哲学，而不是科技哲学。而真实的情况正如美国科学史家费诺乔罗已经指出的，迄今为止所有希望担任这个角色的人都没有成功。同时，真正的科学哲学也不是像历史主义者所向往的那样利用概念逼近真实的历史。无论科学哲学家如何努力逼近科学史实，它也绝不可能代替科学史的认识，反而科学哲学自身的价值在这种迎合科学史的逼近中丧失殆尽了。杜赞奇认为历史是反理论的，“历史学可能是唯一一个不反思自身假设的学科，而且很可能还是习惯上不作自我剖析的学科。”[16]这种说法虽然过于绝对化，但是至少可以提醒历史学家警惕哲学家的圈套。哲学家不要自作多情地贴近历史，哲学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逻辑的，它是人类思维的一种自由创造。默多克有一种说法颇有启发意义。他说哲学家的讨论几乎从来不和历史学家的工作“相符”，然而科学哲学对于科学史的价值恰恰在于这种“不符”。换句话说，哲学也正是由于它所带来的与历史的“不符”而成为有价值的、启发历史分析的工具。[17]显然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的理想同这样一种价值是相去甚远的。
最后，科技史可望通过外史的扩展走向社会史领域，最终实现整个历史科学理论与方法的统一。本来意义上的科技史应当是内史，是科技思想的演化史。外史的性质则比较复杂：一部分可以作为内史的扩展，例如萨顿的《科学史导论》和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它们原则上可以纳入逻辑主义的编史学纲领中；另一部分属于社会史的延伸，例如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和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上的科学》等，严格说来，这一部分应当作为社会史专题研究，它们在原则上可以纳入历史主义的编史学纲领之中。一般说来，前者的研究方法要较为规范，而后者则是五花八门。从总体上看，科技史还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和方法，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这里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各种研究方法跨学科应用的试验区，是各种外来的方法生死角逐的战场。而任何一种方法在科技史领域中应用的合法性并不取决于它在理论上的自我证明，而取决于统一的历史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以逻辑主义为纲领的科技史和以历史主义作为纲领的社会史之所以可能实现沟通，一方面是由于科技史的内史可以通过外史横向扩展自己的外延，展示自己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社会史也可以通过自然主义化纵向收缩自己的内涵，增强自己的理论性，使其能够被纳入逻辑主义的纲领之中，进而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真正统一。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绝大多数场合都把科学技术连在一起使用而不加区分，这是由于科学理论中内在地蕴涵着技术原理，从而技术原则上应当作为科学的一种应用，尽管许多技术事实上都出现在科学之前。
四、社会“利益关系”中的价值论批判
历史中蕴涵着价值，它归根到底是一种价值性存在。无论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ⅰ，还是作为一种史料而存在的历史ⅱ，抑或是作为一种思维的建构物而存在的历史ⅲ，本质上都是一种价值性存在。这里价值是一个关系范畴，它隶属于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之中。其中主体的历史需求是历史价值存在的前提，正是这种需求把历史的可能意义加以肯定并转化为现实的形态，没有主体需求的这种肯定和转化作用，也就无所谓历史的价值；而历史的客观属性是历史价值存在的基础，是历史价值的一种载体，没有这样一种属性，历史价值将会失去它的依托，从而也同样无所谓历史的价值。人类出现之前或迄今依然独立于人类的天然自然史之所以具有价值，不仅是由于历史内在地蕴涵着人化自然史与人工自然史的可能性，而且更重要的则是由于人类的存在本身已经把这种可能性转化成为现实性。历史正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断地生产着人类的历史需求并不断地满足这种需求的。它是一个以人类作为核心的价值增值过程，而科技史是历史价值运动的一个制高点。
首先，科技史是全部人类文明史的轴心。人类的文明是人类在摆脱种种自然奴役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从钢铁时代、电力时代到信息时代，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从天然自然、人化自然到人工自然，标志着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水平。而科学技术则始终是推动文明发展的革命性力量。萨顿曾经呼吁历史学家在把注意力从政治史与军事史相继转移到文学史、艺术史、宗教史和经济史之后，再进一步转移到科学史中来，因为“科学是我们精神的中枢，也是我们文明的中枢。它是我们智力的力量与健康的源泉”，[18]“文明史应该主要集中于科学史。”[19]而“科学史的目的是，考虑精神的全部变化和文明进步所产生的全部影响，说明科学事实和科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从最高的意义上说，它实际上是人类文明的历史。其中科学的进步是注意的中心，而一般历史经常是作为背景而存在。”[20]事实上，科学技术不仅是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人类文明，而且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科学技术还在创造和扩展着历史本身。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印刷术，不可能完整地保存如此丰富与珍贵的历史史料；如果没有音像制品，也不可能轻松地拓展如此广阔和充实的历史空间；如果没有互联网，如果没有现代科学与技术，历史或许将永远尘封在历史学家的书斋里，而不可能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中。
其次，科技史是地方性知识全球化的历史，是我们理解世界历史和把握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塑造着自己丰富多彩的内在精神世界，然而它们所面对的却是同一个自然界。科学技术是人类理性同自然界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人类理性超越各种不同精神世界回归同一的自然界的结果，是全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按照萨顿的说法：“科学从根本上说是国际性的，或许我们应该说它是超越国度的。”[21]李约瑟则把人类科学的发展形象地描绘为一个“朝宗于海”的过程：“不同文明的古老的科学细流，正像江河一样奔向近代科学的大海。”[22]因为人类是统一的，自然界也是统一的，作为自然界在人类精神中的镜像的科学技术也必然是统一的。统一的科学技术为统一的世界历史提供了一种发展的可能性。科学技术的求真务实与分工协作精神不断地破除民族国家所固有的狭隘视界，推动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创造着统一的世界历史，使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的历史不仅是民族的，同时也是世界的。科学技术是人类文明的基石，是世界历史全球化发展的动力。一般说来，民族国家对于科学技术、尤其科学精神普世价值的认同与接纳程度，是其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标志。只有具备浓厚科学精神的民族，才能昂首阔步地面向全球化的世界历史大潮；否则，必然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拒斥全球化，并最终走向反科技。近年来形形色色的所谓地方性知识的流行以及世界各地反科技与反全球化思潮的风起云涌也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
再次，科技史是人类智慧逻辑演进的历史，是人类在这种智慧演进中逐渐摆脱奴役和寻求解放的历史，是逐渐消解与颠覆传统历史价值观的历史。萨顿曾反复强调过：“科学活动是人类最主要的创造性活动，不只是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23]科学技术不仅是能够把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且可以使人类从此摆脱种种精神奴役。一部科技史就是人类逐渐战胜迷信、摆脱神像、告别奴性、走出蒙昧的历史。按萨顿的说法，“科学史是人类的统一的历史、人类的崇高目标的历史和人类逐渐得到拯救的历史。”[24]“我们的主要目标不是简单地记录孤立的科学发现，而是解释科学思想的进步和人类觉悟的逐步发展，理解并扩展我们在宇宙进化中的职责地位。”[25]这样一种宏伟的目标还将使科学家进一步摆脱狭隘的自我利益的内在精神奴役成为一个截然不同于传统历史主体的崭新的人类。爱因斯坦曾讲过：“一切宗教、艺术和科学都是同一株树上的各个分支。所有这些志向都是为着使人类的生活趋于高尚，把它从单纯的生理上的生存的境界提高，并且把个人导向自由。”[26]“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27]而这样一种天地境界则显然是在以往的帝王将相尔虞我诈的历史中所不可能存在的。科技史是科技活动的历史，是科技劳动者智慧和创造的历史，它无疑是对人类传统历史价值观一种根本性颠覆。
最后，科技史中蕴涵着一种新的和科学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并没有传统人文主义的豪言壮语，然而却更加求真务实、客观公正；它也没有传统人文主义那种贵族化的浪漫情怀，但却更加积极进取、无私奉献。它是一种以人类作为终极关怀的、既具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然而却又是大众的、理性的和世俗的人文主义。这是我们在科技史以外的其它历史中难以看到的。萨顿毕生致力于利用科学史来弘扬和传播这样一种科学的人文主义。在他看来，“无论科学活动的成果是多么的抽象，它本质上是人的活动，是人的满怀激动的活动。”[28]“科学只不过是自然界以人为镜的反映。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始终是在研究人，因为我们只有通过人的大脑才能理解自然，然而，我们同样也可以说我们一直是在研究自然，因为没有自然我们无法理解人。”[29]“每一个科学思想，无论它多么神秘，从其诞生到成熟都彻底地是人性的。由于它的最终表现是无生命的抽象形式，因而否定它所固有的人性，那就如同因为我们只是通过冷漠的印刷字体了解诗歌的人性，就因此否认诗歌具有人性一样愚蠢。科学也像其它人类活动一样充满生机，正是由于产生它的特殊活动是最高级的活动之一，它充满了最高级和最纯洁的生命力。”[30]因此，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必须能理解科学的生命，正如他必须理解艺术的生命一样。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萨顿的理想和愿望并没有能够实现，科技史中的这种科学的人文主义或者说新人文主义至今依然风雨飘摇在人类社会历史的惊涛骇浪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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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李约瑟.世界科学的演进[a].李约瑟文集.沈阳:辽宁科技出版社,1986.195.
科学史的作用篇10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党史工作；研究
1、前言
强化党史工作，实现科学发展，为创建文明和谐社会的首要任务，是党史工作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核心需要，同时也是提升实践工作水平的必由途径。强调，提升党史工作水平，可良好的服务大局，实现持续发展。十精神向我们指明，基于科学发展观开展党史工作为符合时代形式的有效策略，因此，我们只有坚持党史工作基本原则，明确指导思想，找准努力方向，树立科学工作理念，采用科学方式技巧，进行有效的谋篇布局，完善团队建设，优化制度保障，方能达成共识，真正实现科学发展。
2、明确科学发展观内涵，强化党史工作服务管理
科学发展观要义在于发展，只有围绕整体核心，树立战略目标，服务大局方能体现党史工作生命力，发挥核心作用价值，并良好的为社会经济、政治工作、生态文明与文化发展提供人性化服务，实现资政育人、有效借鉴的科学目标。党史工作人员应基于岗位工作特征，借助自身优势，注重老区建设，做好遗址保护，并实施科学的开发应用。可同旅游发展单位进行积极协作沟通，发展红色旅游，扩充革命老区积极影响力，并吸引各方力量给予必要的扶持与资助。应基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现实状况，包含的难点重点问题进行全面研究分析，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契合科学发展观标准，凸显地区特色，提升党史工作科学化水平。
另外，应树立文化强国理念，明确民族的兴衰与文化建设息息相关。悠久文化的积淀构成了百姓精神家园。党史工作不但为民主政治的构成内容，同时也为现代社会文化事业的主体核心。因此党史工作人员应积极发展形成先进文化的推动者，倡导人，发挥宣传作用，形成创新自觉性，明晰党史工作核心地位，作出应有贡献。应深化党史研究，做好材料编撰出版，并开展党史主题展览丰富活动。还可拍摄录制有关党史题材作品，并借助网络系统平台进行有效传播，弘扬革命伟大精神，传承优良传统，形成培养树立理想信念的有效渠道，辅助社会主义价值系统的有效创建，真正的丰富社会文化生活，提升文化软实力以及综合竞争力。
实践工作中我们应明确，党史工作为党组织建设发展的核心任务，应明确提升执政能力、保持先进性的发展主线，积极开展党史资政科学研究，不断总结党组织工作经验，强化思想、作风建设，勇于与腐败奢靡之风斗争到底，明确管理制度，进而形成良好的历史借鉴以及工作启示。
应抓住思想理论核心根本，令党史工作与党性教育实现有效集成，不断总结工作经验，吸取教训，弘扬文明传统，引导鼓励党员形成良好的精神追求，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坚信党的路线，形成理论与制度自信。
3、把握科学发展观核心意义，提升党史工作水平
科学发展观核心要求为持续性、和谐性，基础原则为统筹兼顾。因此，实践工作中应依据党史工作属性、规律特征进行科学规划安排，良好的契合时代特色，体现创造性。应提升到政治高度层面，倘若脱离党和人民，则党史工作便毫无实效性。为此，应基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引导党史工作，形成科学发展、战略规划、执政管理与责任意识，推动党史工作朝着正确科学方向发展。应把握党性原则，实现同科学精神的一致统一，有效应对历史同现实，学术研究以及政治工作、宣传倡导的相互关系，抵制虚无主义与偏差做法。党史工作人员应形成把握前沿思想的敏锐性，坚决维护党史工作鉴别力，针对敏感问题，应把握纪律性，进行妥善应对。应以一颗接纳之心树立百花齐放的思想，把握学术规律，支持学术民主，通过积极努力探索，创建和谐向上、充满活力的学术环境。
党史研究为开展党史工作的核心环节，因此应做好正史编撰，全面记录、优质编写，有效传承。应进行清晰的历史记录，提升征集有关资料的工作力度，做好史料采访、分析与整理。另外，应推进党史工作成果的科学转化，调节党史研究、培训教育、宣传管理的既定关系。应把握实事求是的工作原则，坚定辩证唯物与历史唯物思想做法，令成果受得住历史考验以及实践检验。
党史工作还应力求方式创新，优化资政水平。应有效预防业务管理以及党建工作形成两层皮的问题。应把握发展创新契机，应用现代化网络信息技术与科技手段，做好党史宣传以及培训教育工作。可基于科学制度确保党政工作的有效开展，利用立制建章实现制度管权、依法办事、科学管人的有效目标。
4、应用科学发展观，加强党史工作团队建设
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应树立以人为本理念，有效应对主要问题，形成主体意识，巩固主体地位。因此，党史工作队伍人才培养，应把握团队意识，提供有效的智力支持以及条件保障。应采用主动关心员工，物质手段以及非物质方式相结合模式，在政治上给予全面重视，在员工生活上给予充分关心与有效帮助，排除党史动作人员后顾之忧。应耐心倾听党史工作人员内心需要以及呼声。针对默默无闻工作、不计较个人得失、吃苦耐劳、甘于奉献的工作人员，应给予待遇倾斜，鼓励引导他们参与继续培训，强化核心素质水平。
可通过以干促学，新老搭配、基层联系、从事任务课题等模式，打造精英人才，培养业务骨干。还应有效激发党史宣传工作人员积极作用，联合党史单位、党校、社会机构、高校党史人员进行积极沟通联络，进而形成良好的凝聚力、向心力。应形成开阔心胸，以开放姿态同他类学科领域专家进行必要联系，通过有效配合一同进行重要党史课题研究攻关，开展丰富党史教育宣传活动，吸引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创建大党史的科学工作格局系统。
5、结语
总之，党史工作树立科学发展观有为重，我们只有明确科学发展观内涵，强化党史工作服务管理，加强党史工作团队建设，秉承与时俱进、团结协作、积极开发研究的实践原则，方能真正真正提升党史工作水平，实现持续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