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篇1
关键词经济自由主义的演进；新经济自由主义；国家干预主义；凯恩斯主义；理论对峙与政策综合
中图分类号F091.3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11）01－0024－05
一、经济自由主义及其主要观点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最早出现于英国，源于《大》，公认的第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家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先驱约翰・洛克。而亚当・斯密则为经济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经济自由主义主要指，主张自由放任、强调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依靠市场“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和制定相应的政策。斯密认为一个国家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对私人经济活动不加任何干涉，政府只作为守夜人的角色维护正义与公平。大卫・李嘉图之后进一步完善了斯密的理论，形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即经济自由主义。其建立在斯密对经济人假设的前提基础上，分为人性是自利的和理性的，人们通过为了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断努力进行经济活动，通过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从而达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在斯密那里，经济理性最初表现为：人们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在经济交易活动中对得失和盈亏进行精密计算。斯密之后的古典经济学家基本继承了斯密这种对经济理性的理解。到了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经济理性被视为与自身利益最大化等同，理性经济人是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
经济自由主义坚决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运行，认为只有放任自由和健全法制，市场的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能充分发挥，经济自动走向均衡而无需干预。
二、经济自由主义在论战中演进
自从经济学诞生发展以来，经济自由主义就在其自身的发展完善和与其他“主义”的博弈斗争中不断的前进。地理大发现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快速发展，资本原始积累广泛地利用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方法，如英国的圈地运动。“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①
由此发展起来的重商主义代表着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本利益，重商主义者强调国家的作用，把中央集权国家干预经济看作是经济发展、国家富强的保证。早期重商主义者为积累本国的金银货币要求禁止金银出口，增加金银进口；而晚期重商主义者则要求国家实施保护关税政策和贸易顺差政策，限制进口，鼓励出口。
虽然重商主义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对西欧国家的资本主义工厂手工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起过促进作用，但是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完成和贸易的进一步扩大，由于关税和贸易顺差政策逐渐阻碍的商品流通和贸易活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受到约束，要求贸易自由化和取消关税的呼声日益高涨，已有雏形的经济自由主义开始逐步登上历史舞台。生活在工业革命前夕的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批判了重商主义的理论并且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逐步摆脱对国家政权力量的依赖，市场机制逐渐发挥作用，他始创了分工理论，指出分工促进效率，交换扩大必须扩大市场，而贸易自由才是扩大市场的关键，同时指出贸易关税阻碍的资源的配置与流动。倡导自由贸易的好处与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快速发展使得自由主义彻底击倒重商主义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政策基础。后来，大卫・李嘉图发展了斯密的分工理论，始创了比较优势理论，他积极倡导自由贸易，指出自由贸易是各国发展经济，实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途径。随后的萨伊定理和穆勒的研究完成了对生产三要素：劳动、资本与土地的论述，完成了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经济自由主义支配了工业革命后英法等国的经济政策体系，自由贸易促使资本主义生产得到极大的发展。但自由主义并不是支配了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体系，在英法积极推行自由主义时，德国历史学家派出于国民经济和统一国内市场、抵制英法产业资本扩张的需要，极力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倡导保护贸易和保护关税政策，反对经济自由主义；而俾斯麦通过王朝战争统一了德意志后德国采取了国家干预政策使德国经济发展得到了保障。国家干预主义者证明了非自由主义同样也能使国家富强，并与自由主义展开了相当时期的论战。虽然自由主义完成了古典体系的建立，但是其还未能成为绝对的主流思想，与干预主义平行地使得不同历史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不断发展。
三、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思想、理论观点
自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法国的瓦尔拉为代表的边际学派奠定了边际效用价值论后，经济学开始全面地引入数学参与经济分析和模型建立，使得经济学的基础更加可量化和逻辑严谨清晰；美国的克拉克系统地阐述了边际生产力论，为现代经济学中的分配理论奠定了基础。他还提出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的差别，这一区分大大丰富了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边际主义学派在方法论上反对德国历史学派，他们主张抽象演绎法，认为经济生活反映人们无限的需求与有限的资源之间的矛盾及其选择关系，认为人在经济方面的行为及其后果是由需求决定的，并假定每个人行为的最高目标是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即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满足。
剑桥学派创始人之一的马歇尔提出的“均衡价格论”既继承了这个时期的经济学传统以生产费用解释价值决定，又融合了19世纪70年代后以边际效用解释价值决定的学说，故又被称为“新古典学派”②。新经济自由主义就是在这个时期初步形成的，成为在19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到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前经济发展理论体系的主导力量。
新经济自由主义继承了经济自由主义的自由经营、自由贸易思想，积极倡导国际贸易自由化、全球一体化，认为私有制是维持经济有效率的制度，强调市场是资源最优配置的合理制度，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新自由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可以充分地自行调节或自我矫正，市场能连续出清，经济能经常处于均衡状态。
四、新自由主义在曲折反复中发展――新自由主义主要发展阶段
（一）新自由主义形成时期
随着一战德国战败和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国家垄断资本过渡，新古典经济学为经济自由主义奠定了理论体系的同时肯定了自由主义的优越，同时俄国社会主义的建立也从反面刺激了自由主义的形成与发展，而米塞斯、哈耶克和兰格的“经济计算”问题大论战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登上历史舞台的导火线。
（二）新自由主义低潮时期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前,新古典经济学无论在理论方面或政策方面,都支配着统治阶级和学术界的经济思想。本以为新自由主义从此进入辉煌时期，但是经济危机撼动了新自由主义的充分就业、自动均衡的基础；由于新古典否认危机而危机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凯恩斯批判了新古典的就业理论和危机理论，新古典的自由放任已经不能满足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垄断资本主义需要国家为后盾进一步向国际渗透，而经济危机不能单靠市场自行调节，应该引入国家干预扭转局面。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倡导国家干预，反对自由放任，倡导政府要扩大职能――扩大政府调节消费倾向和投资引诱的职能。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详细地阐述了国家干预的必要和对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重要性，形成其独特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罗斯福新政的成功显示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有效，扭转了危机使经济恢复，而二战后杜鲁门的政策和主要发达国家的就业法案显示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已经逐步成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主流。这次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大论战，以国家干预主义的胜利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失败而结束，凯恩斯经济学取代了新古典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的统治地位，并成为了30多年西方国家的政府经济学。在这期间，许多学者都在为完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努力，新自由主义陷入低潮退居次要地位。新自由主义学者们也在思考，完全放任自由，市场机制真的能完全克服经济上的问题吗？新自由主义开始反思自己的理论体系并作出修正，有一部分新自由主义学者认为市场机制还是基本制度，政府只应在市场失灵的地方作出干预。
（三）新自由主义的复兴阶段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辉煌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滞胀”（高通胀、高失业、低经济增长）时期。菲利普斯曲线指出高通胀或高失业只可能出现其一，凯恩斯主义对付高失业率的措施是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付高通货膨胀率的措施是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滞胀意味着高失业和高通货膨胀同时并存。凯恩斯主义无法对其作出合理的解释并指定对应的解决措施，这为新自由主义的复兴提供了机会。
人们普遍认为经济过度开发导致能源极度短缺和成本的迅速上升，政府过度干预导致结构膨胀、开支增加、企业税赋加重。虽然新自由主义者仅仅将其归结为国家干预过度、政府开支过大、人们的理性预期导致政府政策失灵所致，但这比凯恩斯主义的无力要优胜得多。随着里根总统的执行和英国撒切尔夫人的上台，政府采取的减税缩小开支、减少政府干预和机构精简使得经济得以恢复，倡导削减关税和自由贸易，美国经济慢慢恢复后出现了克林顿总统的高速发展时期。新自由主义重新占据了经济学的主流地位，成为国家制定政策的依据。新自由主义③借助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得到了复兴。同时，新自由主义借助新古典宏观批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适应性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例如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指出，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把就业和价格水平作为评价政策的标准，而不以微观经济学关于增进福利的标准为依据，失去了一致性。
面对凯恩斯主义的失效和新自由主义复兴的咄咄逼人，一个新的学派――以曼昆、罗默、费尔普斯和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理论体系展开了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对峙。
（四）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的对峙阶段――新凯恩斯主义的崛起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扩散
从危机后一直到现在，经济学领域已经不再是一家独大或主流的态势，而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论战与对峙阶段，出现了理论的争持和国家政策的矛盾等突出特征。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工资和价格具有充分的灵活性，可以进行迅速调整；通过工资和价格的不断调整，供给总是等于需求，市场连续出清，他们承认市场的失灵，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危害很大，因此政府最好不要卷入经济――他们进而认为自由贸易能促进供给需求的调整，资本的自由流动能带动资源配置；如果一国无法使得经济调整恢复，那么就要求把资本和贸易扩展到国际，通过国际资本的流动促使达到均衡，实现市场出清。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采用工资和价格粘性或工资和价格缓慢调整的假设，而工资和价格缓慢调整使市场不能连续出清，他们还修正了传统凯恩斯主义的缺点，论证了工资和价格粘性，承认协调失灵，承认没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可以使厂商的行为符合社会利益，这样就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微观基础，也修正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的缺陷。同时，人们也看到新凯恩斯主义具有现实感，他们承认厂商追求的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冲突的现实，承认资本主义制度下协调的失灵以及微观层面上厂商利润最大化决策造成的宏观层次上严重的社会后果。而这正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所最缺少的东西。因此，市场出清还是非市场出清，政府失灵还是市场失灵，政策无效还是政策有效，这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分歧的关键所在（吴易风，2002）。正是这种理论上的对峙以及双方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使得这场争论会不断持续下去，结果尚未清晰。虽然新凯恩斯主义的非市场出清更加符合现实，经济的发展不断显示政策的干预是必要而且应该的，新凯恩斯主义对短期经济的指导意义非常大，但是新自由主义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所倡导的长期中市场自动均衡理论与市场机制作用对经济长远发展具有指导价值，并且其倡导的减少政府成本、自由贸易和减少关税限制等观点仍对政策制定者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21世纪初前几年，随着两种理论对峙的深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矛盾与综合，以美国为例，自签署了“华盛顿共识”以来就积极倡导国际自由贸易和减少关税壁垒，拉拢不少的国家签署贸易优惠条款，促进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和全球一体化的深入，新自由主义在国际上不断扩张；对于其国内经济则采取了以新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为主的经济复兴政策，布什政府的多次调整利率、进行大量的反倾销诉讼和设置技术壁垒积极促进了国内需求与减少贸易逆差，保护国内产业，对中国的反倾销和对欧盟产品的限制则具有非常明显的国家干预色彩。
但是这种对峙的态势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而使得各国政策明显倾向于新凯恩斯主义，华尔街陷入了危机，各国纷纷采取干预政策保护国内产业，而随着国际贸易额的急速下降新自由主义的扩张态势受到了遏制。不过，随着2010年宏观经济的复苏，新自由主义抓紧了契机继续大力倡导国际资本自由流动与金融开放，但包括美国、欧盟在内的发达国家干预政策依然
谨慎。
五、评价与总结
自由主义演进和发展到今天，经历过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不同的载体，历经了自由主义的形成、发展、辉煌、没落与复兴多个阶段，实现了从原有的倡导自由经营、自由贸易扩展到国家国际自由贸易，减少关税壁垒含义的扩大、实现了价格机制与竞争机制形成的市场均衡机制的资源配置到倡导全球一体化、国际资本自由流动促使的国际资源优化配置的范围的拓展，经过了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洗礼，借鉴了国家干预主义对于市场失灵和失业的理论，使得自身的理论体系也不断得到完善。
但是，我们也同时看到，自由主义的发展与辉煌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求自由贸易、全球销售商品减少关税和国家干预下实现的，是资产阶级实现资本自由竞争的体现；当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自由主义的政策就不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自由竞争和反垄断阻碍了垄断资本的积聚与扩展。自由主义政策与垄断资本的矛盾最终导致了经济危机，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恰恰符合垄断资本需要借助国家之手干预经济的要求，满足了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挽救了资本主义制度，正如凯恩斯自己所说：“由于使消费倾向和投资诱导相互协调而引起的政府职能的扩大是对个人主义的严重侵犯，但我要为这种扩大辩护……它不但是避免现在的经济制度完全被摧毁的惟一可行之道，而且也是个人动力能成功地发生作用的前提条件。”④
凯恩斯主义取代了当时未能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自由主义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主要参考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由于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经济成本上升导致的资源短缺使得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受损，他们迫切需要宽松和自由的贸易环境把国内危机转嫁出去促使经济复苏，同时为了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他们又需要自由主义倡导的自由贸易与资本自由流动的精神实现全球和资本国际一体化，自由主义得到了复兴。
进入20世纪80年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并在21世纪初期达到一个高峰，垄断资产阶级为了谋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及利益、分散风险或为转嫁危机提供保障，急需资本的国际自由流动，所以他们积极倡导自由主义以及全球一体化，力图维护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国际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与国际产业转移等方兴未艾。而经济自由主义则在理论上为他们扫清了障碍和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在“华盛顿共识”的推动下，全世界的自由主义和全球一体化浪潮澎湃汹涌。同时，为了稳定国内市场，保护国内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又不得不采取国家干预的政策保护国内产业，制造技术壁垒和反倾销，试图在任何领域内逆转贸易不利局面，而国际金融危机更是为他们推行更严厉的产业保护政策提供了充足的现实依据。这种对内实行凯恩斯主义，对外实行自由主义的矛盾政策体系恰恰是为了维护发达国家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也是经济自由主义演化发展的新趋势。因此，只要以演化的视角来观察经济自由主义整个发展的进程，我们就能清醒地认识到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交替上台或相互对峙背后真正的原因，正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所说的，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没有根本性的区别，都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经济理论，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国家对经济干预的程度不同。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3卷第819页。
②一般情况下，我们把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归属于经济自由主义，其中，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称为新经济自由主义。而把重商主义、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归属于国家干预主义。
③此时的新自由主义是对“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因此，又称新自由主义为新保守主义。
④约翰・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3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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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m].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DevelopmentofeconomicLiberalismanditstrend
――Basedonevolutionaryperspective
LinKequan
（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SouthChinanormalUniversity，Guangzhou510006，China）
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篇2
关键词:产业政策;市场失灵;能力建设;国际竞争力
现代西方经济学诞生以来，自由与保护之争就成为不同经济流派之间永恒的争论话题，而产业政策作为政府为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而用来干预国家经济的重要手段，不同经济学派对于其有效性一直存在着种种争议，本文希望对于产业政策对于现代经济的作用的不同观点进行梳理，以期能够合理运用产业政策，从而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对于产业政策的批评
早在亚当·斯密的古典主义经济理论诞生之前，在1705年出版的《蜜蜂的寓言》中，孟德威尔就已经提出贪婪等个人劣行却能够达到好的公共利益，从而否定政府的干预，倡导一种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他的思想也直接对于斯密等后来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自斯密开始，众多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就一直推崇市场机制的功能，认为市场机制可以自发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因此，政府要做的事只是制定规则，保证市场秩序的正常运作则可，政府只需要充当国民经济的“守夜人”，而根本没有必要通过制定经济政策而对国民经济施加影响。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反对产业政策，主张经济自由化的学者的观点主要包括:
首先，一方面，一个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分配社会资源的过程相对复杂，需要太多的信息以处理社会经济事务。政府很难代替市场运行所必须的各个分散的信息过程，而市场机制自发的运行却能够获得充足的信息，另一方面，由于政府通常也是通过其人从事相关决策行为，其委托关系也缺乏足够的刺激，那么即使政府能够获得充足的信息，也没有足够的刺激却保证他能够尽其最大努力去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换而言之，政府缺乏足够的信息去选择优胜者，反而容易诱使寻租行为的产生，从而扭曲政府政策干预行为的初始目的。克鲁格分析了对于进口的数量限制是如何导致企业间的竞争以获得进口许可证，从而产生租，进而把资源浪费在非生产性寻租活动之中。张五常在研究产权制度时，提出集权国家推行有别于私人财产制度的改革后，由于政府对于经济推行规则，如许口证等，往往导致普遍的贿赂现象(张鹏飞等，2001)。
其次，新古典主义推崇市场功能与最小政府，认为市场能够通过众多独立的决策行为自己组织运行。自斯密起，主流经济学家就主张政府仅仅充当守夜人，而尽量减少对于经济运行的干预，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能够保证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而政府干预，以及垄断等非市场因素只会扭曲市场的价格信号，从而损害社会的福利。因此，在经济自由者来看，市场机制的自发运行是能够保证效率的，政府的政策干预只是扭曲市场机制的运行，从而降低效率。政府只需要为市场机制的运行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而无需运用产业政策影响市场的运行机制(张鹏飞等，2007)。
第三，还有一些学者则通过实证研究，对产业政策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表示了怀疑(张鹏飞等，2007)。奥蒂通过对比巴西等拉美国家与东亚高增长国家的实践，指出尽管拉美国家更早的经济发展中推行了产业政策，可是由于国内购买力水平很低，市场规模不足，而产品的出口不拥有成本与质量优势，从而政府产业政策对于国内产业部门保护的结果却影响拉美国家的产业竞争力，从而导致其经济被东亚国家所超越。
日本以及东亚高增长国家一直被视为推行产业政策，促进其发展的成功典范，而一些国外的经济学家也对此表示了怀疑。如1993年比森和温斯坦通过整理1955年～1990年日本产业政策对于其各主要工业部门的扶持力度的数据，得出结论:日本产业政策并不影响日本各产业部门的发展速度，而与日本产业部门生产率和竞争力也没有显著的影响。
与之类似，维斯塔尔固然承认产业政策在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但他认为日本的产业政策仅在上世纪50年代表现出其积极的意义，而自60年代开始，其产业政策的合理性就开始下降，而到70年代后，日本的产业政策固然仍然表现出一定的积极的特征，但是从整体上已经是导致日本的经济表现恶化了。而8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的成功，应该说不是得益于某些活跃的产业政策，而是得益于缺乏相应的产业政策。
拥有上述的新自由主义观点的学者一般都认为新自由主义方法是对于所有国家最好的战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该采取自由化，而不是其他战略融合进全球经济，应该通过自由市场分配资源，获得它们的自然比较优势，达成最优的动态优势，实现可达到的最为稳定的增长，没有政府干预可以促进发展，或者增加福利。在这种方法下，国家唯一合法的角色就在于提供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明确的游戏规则，对于国外产品与要素实施完全的开放，保证私人企业的领导地位，提供诸如基本的人力资本，公共设施等基本的公共产品。在这些自由主义者看来，产业政策只会扭曲市场的调节资源配置时的运营机制，影响其效率，甚至对于社会总体的福利水平来说，会产生负的福利水平，因而是缺乏效力的。一些经济自由主义者甚至认为“最好的产业政策是根本没有任何产业政策。”
而在实践中，这种经济自由主义制度可以追溯到工业化国家的发展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中，也被wto所倡导的新规则所应用，而且明显的反映在“华盛顿共识”之中。
二、支持产业政策的观点
汉密尔顿早在他的《制造业报告》中，就指出了市场机制对于创新产业的培育，对于创新投资的刺激都是不足的，他认为市场价格是在短期内调节需求与供给的平衡的重要而有效的信号，但是他们对于引导对于创新技术的投资，产品选择，或10年～15年内的生产规模方面的引导是不充分的。他还认为资本在供给创新生产时是任性而羞涩的，因此国家应该刺激那些小心而且精明的资本家的信心，帮助他们克服他们实践过程中的障碍。他的解释也为现代产业政策论者反驳新自由主义观点奠定了思想基础。
首先，他们批评了新自由主义者过于理想化的假设前提。斯蒂格里茨批评了新自由主义对于完全市场机制的假设，他指出: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是完全的，然而在多数发展中国家，却存在市场失灵与不完全。既然市场自身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就必须寻求政府通过一些合理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促进发展的政策来实施干预。
莱尔也强烈的批判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他指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市场是有效的，保证市场运作的制度是存在并有效的，如果达不到最优，政府也无法提高效率(Lall，2003)。莱尔不相信自由市场能够达成动态竞争力，而更趋向于发挥政府的作用，以实现更有效的干预，不能过于依赖市场而忽视政府的作用。市场力量是强大的，但它并也是不完全的，用于保证市场更有效运作的制度常常是弱的，甚至是缺失的，因此必须利用政府来提升市场产出。莱尔承认过去一些产业化政策运作效果并不好，这就成为新自由主义者否认产业政策作用的理由。但是他认为过去的政策失灵不是被动的依赖市场不足的原因，而是提升政府能力的原因。政府有必要通过加强对于产业政策的研究，提高自身制定与执行产业政策的能力，消除政策失灵对于产业政策的执行效果的负面影响。
豪斯曼等则从市场失灵的角度指出产业政策对于调节由于存在协调失灵与信息外溢所导致的市场失灵的重要意义(Hausmann，2006)。所谓协调失灵是指市场是复杂的，以至市场中每一个人的收益都是取决于市场的其他参与者的行为。如果市场自身的力量不能促使不同参与者的行为协调一致，那么政府就应该执行产业政策，引导市场主体采取某一行为，甚至替代市场以直接执行某种投资行为。信息外溢则定义为在一个社会生产一种新产品过程中的成本结构的确定。比如一个人进行一种创新行为，如果他的行为容易让其他人所模仿，那么一旦创新失败，他将承担所有的成本，而一旦创新取得成功，就会有众多的模仿者出现，从而使得其个人的收益少于社会的收益，在这种状态下，一个社会的创新行为就难以出现，那么政府就必须采取行为来限制模仿者的出现或者补贴创新者，使其收入与社会收入相吻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一个国家的产业政策最终将促使受保护的产业最终处于竞争的环境中，以提升该国的国有利益，纠正市场失灵所带来的负的外部效应。他们通过森林的隐喻，阐述了一个国家如何推行产业政策以实现自身的发展。他指出产业政策不能指望无所不知的政府，而必须依赖信息表达机制。通过开放的体系、自组织和透明度三个重要方面的工作提高产业政策的有效性。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考虑产业政策对于一国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作用也是解释产业政策有效性的重要理由。
索洛较早的从增长理论的角度分析了产业政策对于市场失灵的纠正作用，他提出如果市场的力量自身无力使得资源快速的流向高增长产业，这就必须通过政府利用产业政策来引导资源从没落部门，快速流向新兴部门，以推动经济的健康发展。
波特则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分析的产业政策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他认为在现代社会，则应该通过产业政策来促使本国获得国家竞争优势，以实现自身的发展。波特所提出的国家竞争优势是指一个国家使其企业或产业在一定的领域创造并保持竞争优势的能力。一个国家的产业能否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取决于该国的国家竞争优势，而国家竞争优势又是由要素条件、需求条件、支持性产业与相关产业、公司的战略、结构和竞争等四组因素决定的。而政府则作为一种辅助因素，通过执行一定的产业政策来影响上述四组因素，从而建立一个拥有苛求的消费者，国内竞争，较强的供应商联系，以及好的公共设施的环境。
布兰德与斯宾塞开创性的把国际经济学纳入考虑产业政策在对于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之中，他们运用博奕论作为分析工具，提出“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的概念，并指出产业政策可以在决定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方面充当战略性的角色。哲罗斯基和詹奎米恩提出通过与国际市场相联系，产业政策在决定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方面表现出重要的作用，产业政策影响着国内效率，生产率与技术改变，最终影响了这些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随着科学技术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日益提升，产业政策也被一些学者视为促进创新行为的重要武器。泰森指出:尽管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创造财富与保持贸易平衡时作用相当，但他们在决定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能力的就业，工资，劳动技能，生产效率，研发等因素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却是不成比例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对于经济的正的外部效应更大，然而其所需要花费的研发投入也更高，就必须依赖于国家利用产业政策鼓励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研发投入，促进其发展。
格申克龙则认为不发达国家相较工业化国家经济上的落后，导致其必须跳跃式发展现代化，资本密集型产业，然而它们由于私人部门较弱，资本不足，所有只有国家才有能力去动员并分配资源，这就产生了对于产业政策的需要。园山晴已提出，在现代经济中，技术的发展需要共同之处的研发投入与更长的研发投入与获取投资回报之间的时间间隔，因此，对于私人部门来说，现代研发行为的风险大大增加，因此，这就必须依赖政府在促进研发中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政府可以直接参与一些基础性的研发行为，也可以通过提供补贴的方式推动私人部门的研发行为。切卡提出可以使得企业保持市场份额，增加收益的短期的保护政策，对于那些远离技术前沿的企业来说是合理的，因为若非如此，他们将没有能力保持市场份额和收益，以支撑必要的研发成本，以保证国际竞争力。
尽管在西方理论经济学发展历程中，主张自由放任，反对产业政策理论的古典经济学派长期处于主导地位，但是正是由于看到市场失灵，以及制度建设对于经济发展与创新活动的制约作用，从而产生了主张充分发挥产业政策作用，补充市场功能的创新经济学派与演化经济学派。正是在这些学派的指导下，以西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也日益重视产业政策理论在其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产业政策理论也逐渐发展成为现代西方理论经济学界的热门研究领域而得到广泛的重视。
三、支持产业政策理论的事实依据
在传统的观点中，美欧等发达国家是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摇篮，他们孕育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并在长期的发展中推行了自由主义思想，注重市场机制的功能，减少政府对于经济的行政干预，在世界范围内，发展自由贸易。然而，事实上，同时欧美国家也是现代产业政策思想的诞生地，而且在其经济发展的每一阶段，产业政策始终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张夏准(Chang，2002)分析了欧美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的历史，指出，其实在欧美国家经济发展初期，他们也是充分运用了各种产业政策对于本国的幼稚产业进行扶持，对于本国市场进行保护，通过行政手段鼓励特定产业的发展，从而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而在经济思想方面，他们却成功的扮演为经济自由主义者，鼓励广大发展中国家，摒弃产业政策工具，推行自由开放政策，他们的目的其实是在于抽掉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追赶发达国家的梯子，从而维护其优势地位。
Bingham(1997)深入分析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指出其实自汉密尔顿开始，美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一直坚持运用多种产业政策手段，并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他提出美国的产业政策在解决功能性问题，在自由贸易环境下发展美国的侵略性的单边主义政策，重建美国城市，保障国防建设，以及促进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方面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也从事实了揭示了美国并非我们所设想的新自由主义的根据地，始终坚持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的一般观点，美国其实是综合运用产业政策的成功典范。
欧盟也是现代产业政策运用的成功典范，佩克尔曼针对整个欧盟范围内现代产业政策的框架设计与具体运用的历史透视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欧盟的成立的历程以及现代欧盟各国之间的政策协调也无不显示出现代产业政策，尤其是突出教育与培训，旨在提升欧盟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的能力建设政策在现代产业政策中的作用。2000年里斯本战略的提出，就从整体了确立了以后10年中，欧盟各国的产业政策发展的指导思想，明确“使欧盟成为世界上最富竞争力的、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最具有活力的经济体，在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增强社会凝聚力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远大目标。
尽管上文中，比森和温斯坦对日本产业政策对其经济的飞速增长所起到的作用表示了怀疑，但是更多的经济学家，仍然是把日本的产业政策视为促进日本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莱尔、罗德里克、张夏准等经济学家都在各自的研究中充分肯定了产业政策对于日本，乃至其它亚洲高增长国家的经济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拉美经济于上世纪末期陷入危机一度成为众多经济自由主义者攻击产业政策的重要证据。针对拉美的经济危机，在世界银行、国家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以美国为首的拉美国家的主要债权国的支持下，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针对拉美国家开出了一系列症治药方，也就是“华盛顿共识”。在华盛顿共识的指导下，拉美国家推行了一系列经济自由化改革:减少政府预算赤字，防止通货膨胀;实行利率自由化;统一汇率，并通过货币贬值来推动非传统贸易增长;推行贸易自由化，以关税取代数量上的限制，消除非关税壁垒推行低关税;对外国直接投资开放，取消各种障碍;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对企业的管制和对竞争的限制;确保资产所有权等。然而华盛顿共识在推出之初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但对于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并没起到预期的作用，拉美国家仍然相继陷入经济危机之中。
随着“华盛顿共识”无力挽救处于困境中的拉美国家被历史的事实所证实，近年来，众多国外经济学家纷纷批判“华盛顿共识”的自由化改革，指出尤其是自由贸易无法保证稳定的发展，而重拾产业政策武器，并研究了在拉美的经济环境下，如何构建有效的产业政策体系，以提升拉美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通过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历程的回顾，我们惊奇地发展，无论是主张自由主任的古典经济理论占统治地位的欧美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早期，还是上世纪末创造世界经济发展奇迹的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或者是自由化改革后重新推行经济建设工作的拉美国家或转型经济国家，产业政策都在其经济发展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角色。研究产业政策理论也将对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历程中，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弥补市场调节功能的不足，推动社会创新活动发展，全面提升本国国际竞争力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四、结论
尽管目前在经济学领域，关于产业政策的有效性的争论仍然在继续，但是从目前而言，在“华盛顿共识”破灭之后，世界各国基本都已经认可了产业政策在现代国家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意义，并将其直接体现于本国的经济建设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已经得到了一定的认可。
传统产业政策之所以受到广泛的攻击，其原因就在于其为了纠正市场失灵，往往更多的关注挑选赢家，限制市场范围或生产组织条件，通过政府的直接干预的方式来影响市场的作用机制，这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失灵，但却容易导致刺激不足，效率低下，寻租与腐败滋生，从而形成了政府失灵。这也成为经济自由主义者攻击产业政策的重要证据，从而支持了产业政策无效论。超级秘书网
而现代各国的产业政策设计已经不再拘泥于直接干预的手段，而更多的在经济自由化的背景下，在wto规则许可的条件下，着眼于一国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创新能力的增强。在现代，如知识，人力资本，组织资本，社会资本等无形资本在生产中的地位得到强化，在大规模生产系统中，研发与营销环节，而非生产环节成为最能创造价值的环节。这一阶段，创新与研发，区域集群中的企业之间的协作这两个领域在产业政策理论以及绝大多数政治行为中的地位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能力建设已经成为现代产业政策的重要内容。
同时，现代的产业政策研究也将摆脱传统的静态思维模式，也更注重于促进产业部门的发展和实现企业面对竞争条件时的动态调整，比如通过创造比较优势来引导新的企业或部门的产生，实现对于现有产业的结构改变等，这也将极大的提升产业政策的有效性。新晨
从历史上来看，产业政策在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中一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当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可能由于过多的政府干预而影响其效率，从而诱发产业政策有效性的争论。但从总体来看，在知识与创新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的现代社会中，一个国家充分利用产业政策来加强其能力建设，提升其国际竞争力，将成为其加快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参考文献:
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篇3
关键词：列宁；“新经济政策”；市场；国家资本主义；合作制
中图分类号：F0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7-0014-04
1921年春开始，在列宁的领导下，苏俄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在列宁晚年，为什么要实施经济政策，怎么样通过新经济政策推动落后的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一直是列宁最关心的问题。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在实践中不断的发展，重温这段重要的历史，对更好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十月革命后，为了应对严重的国内军事、政治和经济危机，俄共（布）实施余粮征集制，对工商企业进行广泛的国有化，消灭商品货币，代以实物交换和分配，实施强制义务劳动等，史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它有效的保证了苏维埃政权在战争中能够集中人力物力战胜敌人。然而，战争威胁减轻后，俄共（布）却并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希望以此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国内战争后，国民经济恢复任务被提上日程。1920年4月,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提出了首先从工业入手,从而恢复国民经济[1]。1920年12月，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2]。但在战时共产主义强化的条件下，经济与政治形式却日益恶化。到1921年春天，苏俄政权面临的危机，竟然较内战时更为严重。1921年5月，列宁回顾说，“1920年秋季和冬季……没有完全有保证的和足够的粮食储备,国家就根本无法全神贯注地有步骤地进行恢复大工业的工作。”[3]
恢复工业计划的失败促使了列宁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他认识到农业因为受到余粮收集制的影响，农民生产没有积极性，必须首先解决好农民问题，才能重启经济重建，实现工农联盟。“1921年春天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形势：要求必须立即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2]这样，列宁开始考虑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1920年11月30日，列宁起草的《人民委员会关于直接税的决定草案》，第一次提出要研究是否“把余粮收集制改为实物税”[3]。1921年3月，在喀琅施塔得暴动的推动下，俄共（布）十大形成决议，正式决定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标志着新经济政策启动。
列宁写道，“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3]“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3]。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转向间接过渡的结果。
二
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思考，始于粮食税，继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市场的认识，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对农业合作社的认识，最后形成了一个内在有机联系的政策体系。目的是经济上解决工业化与农村发展的矛盾，政治上巩固工农联盟，开辟了一条向社会主义间接过渡的道路。
首先，通过粮食税，进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和市场的新认识。新经济政策的起点是实行粮食税。它使农民在完成固定的实物粮食税后，可以利用市场自由处理自己的余粮。1921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写道，“粮食税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过渡”，“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在这一限度内，流转对我们是有利的”[2]。他认为“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2]
列宁最初的设想，国家需要的粮食，主要通过粮食税和工农业产品的商品交换两种途径完成。这里的商品交换，实际上是在国家监督下，以实物交换方式进行，从而绕开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自由贸易，避免滋生资本主义的因素。列宁认为，这是一种有意义的暂时退却。
然而，由于当时苏俄消费工业十分落后，国家拿不出足够的工业品与农民进行交换。粮食税反而导致1921年6月以后的粮食危机。到1921年秋天，列宁意识到应当“要作最坏的打算”，允许让农民通过自由贸易，在市场上自由的交换余粮，承认货币为媒介的流通。这是“第二次退却”。“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的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3]至此，新经济政策的全貌展现。在这个意义上，有的研究者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始时间也可以界定为1921年秋天。
由于自由贸易在农业和地方小工业领域的成功，列宁进一步考虑利用市场发展国营企业，指出“国营企业也在改行所谓经济核算，实际上就是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原则。”[3]“目前已有少数企业开始实行商业核算制度，按自由市场的价格支付工资”[3]。到1921年12月，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对当时的经济特点总结是:“国内市场的形成”和“货币交换的发展”，提出要“以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来掌握市场，并且有系统的通过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确切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把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的工作掌握在自己手中”[1]，要求国有工业“适应市场条件和市场竞争的方法”[1]。
其次，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早在1918年5月，列宁第一次指出苏俄在过渡时期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2）小商品生产；（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2]。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大大高于我国现时的经济，这是第一”，“国家资本主义中没有任何使苏维埃政权感到可怕的东西”[2]。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中“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2]
新经济政策开始后，列宁对苏俄的国家资本主义和一般的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区别。“我们在我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掌握了一切经济命脉，我们掌握了土地，它已归国家所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3]1922年3月，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定义：“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2]
列宁还在《论粮食税》中探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四种具体形式：租让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和租借制。列宁认为，租让制具体方式是“我们和最文明的西欧资本主义直接订立正式的书面合同”，它是苏维埃国家同外国资本家进行经济合作，获得先进技术和资本的方式。“我们给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赋”，在某些方面向他们“赎买”……使我们的经营的条件得到改善。”[2]合作制此时也被列宁认为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之一。它指把小商品生产者联合起来的，“在小农国家里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而不是工人合作社”。合作制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列宁认为，“租让的基础是大机器生产，合作社的基础则是手工的、部分甚至是宗法式的小生产”[2]。“由租让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一种大生产形式向另一种大生产形式过渡。由小业主合作社向社会主义过渡，则是由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代购代销是“国家把作为商人的资本家吸引过来，付给他们一定的佣金，由他们来销售国家的产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而租借制是“国家把国有的企业或油田、林区、土地等租借给企业资本家，而且租借合同与租让合同极为相似”[2]。这些具体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作用是让“我们”懂得“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方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2]
列宁认为，在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前提下，国家资本主义较之苏俄当时主要的小生产形式先进，它能够在更大的社会化基础上组织工农业产品交换，提高科技和管理水平。他希望在引入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的同时，通过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竞赛，激活国有大工业，壮大社会主义经济，最终战胜小私有经济和资本主义。列宁写道，“我们宣布新经济政策后，提到日程上来的竞赛和比赛，是一场严重的竞赛……这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敌对阶级斗争的又一斗争形式。”[2]这样，在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应当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最后实现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列宁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当利用资本主义（特别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2]
最后，列宁对合作社的理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苏维埃俄国脱胎于一个小农国家。粮食税政策的提出，使列宁进而思考如何预防小农生产具有的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寻求“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式组织小农，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此前，列宁曾提倡过共耕制、集体农庄等，但效果都不明显，这促使他对合作社进行了重新的评价。1921年春，列宁提出合作社虽然具有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它是一种社会化的组织形式，“‘合作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不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合作社这一商业形式比私营商业有利，有好处……合作社便于把千百万居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而这种情况，从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角度看，又是一大优点。”[2]有研究者认为，列宁在1921年5月的《论粮食税》中，指出了“粮食税―资本主义的发展―合作制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样一条发展脉络[4]。
俄国的农业合作社在一战前就有所发展，但战时共产主义使已有的合作组织严重萎缩。1920年1月1日，俄国有3.05万个合作社，到11月下降为仅1.3万个。在新经济政策的鼓励下，农业合作社得以恢复发展，到1923年，达到到3.12万个[5]。1921年春天，列宁认为“合作社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而“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这里所说的不是工人合作社，而是小农国家中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必然产生出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2]。这时所提倡的合作社，更多是消费合作社，几乎在整个1921年，农业合作社还没有从消费合作社中分离出来。
随着合作社范围的扩大，列宁对合作社也有了全新的认识。1923年1月，在《论合作社》中，列宁写道，“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我们向作买卖的农民让了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让了步;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的想法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制的巨大意义……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2]列宁认为，“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2]。“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2]在肯定了合作社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后，他还认为合作社发展要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要采取积极支持、稳步前进的方针。这样，列宁对小农经济如何联合走向社会主义形成了自己明确的思路。
三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并且一直在发展和深化。从粮食税开始，列宁的思考逐步围绕了一条主线，即对利用市场，以及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认识。
列宁认为，必须利用市场与自由贸易，激活工农业经济的联系。市场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是部分复活了资本主义因素，允许自由贸易和市场发展，有利于建立工农业之间的联系，刺激农民生产，改善工厂经营状况。而允许高于小农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成长，有利于刺激工业恢复与发展，有利于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形成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良性竞争格局，提高经济效率。它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有利于实现小农为主体的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
列宁又认为，自发的市场意味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因此必须对之进行必要的限制和管理，必须努力促进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竞赛中逐步战胜资本主义和小资本主义因素，这样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1918年，列宁曾指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3]这种对小生产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警惕，实际上一直在影响列宁和俄共（布）的决策者。列宁认为，实施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都是一种“暂时的后退”，必须退得“适度”，并在适当的时机，重新转入“进攻”，即实施更具有直接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
1921年秋天，列宁主张从当年春天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初的粮食税和商品交换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退到以货币为媒介的流通。“1921年春季,我们在经济方面实行了退却，我们在1921年的秋冬和1922年初，还要继续退却”[3]。但到了1922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转而提出，“我们已经退了一年。我们现在应当代表党宣言：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2]“退却已经结束，现在的问题是重新部署力量。”“资本家为了发财致富建立了同农民的经济结合；为了加强我们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实力，你也应该建立同农民经济的结合……这样我们就能战胜私人资本家。”[2]
新经济政策的产生是在国内矛盾激化，特别是农民暴动的刺激下，比较仓促启动的，并没有形成完善的改革方案，实际上是“边做边总结”，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新经济政策出台之初，领导集团无法准确估计“向新经济政策退却”的思想将怎样付诸实施，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经济和思想问题，在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中出现了恐慌。一些县的党组织甚至认为，列宁提出的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措施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引发了退党潮。另外，缺乏实施新政策的管理机关。没有谁可以依靠，只能靠原来的粮食工作者，而他们又肩负着取缔余粮收集制的任务。向农民解释清楚现在是实行粮食税而非余粮收集制本身，就是件困难的事情[6]。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后列宁发现，“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设想的那样行驶”[3]。
新经济政策引入了市场机制，部分的复活了资本主义，其逻辑前提是承认商品经济的效率合理性。实际上，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是影响人们对新经济政策理解的最深层因素。市场机制对于社会主义，是仅仅可以暂时利用的，还是一种长远的制度安排，这是新经济政策走到一定阶段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但刚刚革命后的苏俄，彻底接受市场经济的原则，是很多革命者无法认同的。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一直在努力划清界限：“什么是从法律上满足任何公民与目前经济流转有关的要求，什么是滥用新经济政策”[3]，而两者之间模糊的界限，使政策的执行经常处于摇摆之中。
1921年12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思想做出决议，认为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这说明当时列宁将市场的作用已经提升到相当的高度。但同年11月16日，列宁给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新经济政策不是要改变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不是要超出这个计划的范围，而是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办法。”[3]这表明列宁认为市场实际上仍然只是计划的补充，虽然是十分重要的补充。事实上，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经济中的市场化程度总体上仍然是比较薄弱的。德米特连科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20世纪20年代政治经济的一种趋势和因素。当时存在着两种基本要素的矛盾：一是居主导地位的国家所有制同无产阶级的行政管理系统和思想意识形态，二是的非社会主义(非公有制)的体制，它要求相应的经济方式和有效的自我保护机制。上述二者各有自己的发展逻辑，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合作及冲突，而新经济政策的这种性也就决定了它的（夭折）命运”[7]。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使苏俄在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下得以恢复，作为反危机措施，它是比较成功的，表现为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农民暴动消退，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并且开始与西欧的部分经济联系，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更重要的是，它探索了在落后国家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贡献。
然而，由于列宁领导苏俄经济建设时间太短，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仍然在发展之中，新经济政策的各方面措施的意义和价值仍然未能在党内形成共识。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至少要执行一二十年。1921年5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会议决议也强调，新经济政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长期实行的政策”。但由于新经济政策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政策之间巨大的差别，使党内主流对它的真正含义和地位有明显的分歧。新经济政策究竟是一种策略性政策，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模式，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在执行新经济政策的20世纪20年代，苏联经济总体较好，但时有起伏，如1923年出现销售危机，1926年出现商品荒，1928年出现粮食收购危机等。戈里诺夫认为，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同世界经济缺乏正常的（甚至在保留对外贸易垄断的条件下）经济联系”，存在“城乡在技术方面（生产力的工业性和非工业性）、组织方面（大生产和小生产）、政治经济方面（社会主义和小商品成分）及其他方面的明显差距”[8]。这实际上与市场不健全和经济生活的行政化有直接的联系。列宁逝世后，党内发生的激烈的权力与路线斗争，政治上走向高度的集权化和官僚化，这都使市场取向的新经济政策外在环境日益严峻。随着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胜出，以及加速工业化战略的提出，政策开始转向。1928年冬天，粮食危机再次深化，斯大林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历史证明，这并不是偶然的举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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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列宁选集：第3-4卷，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64-773.
[3]列宁全集:第39-40卷，第42-43卷，第52卷(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366.
[4]蒋锐.列宁关于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从《论粮食税》到《论合作社》[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1)：80.
[5]徐博涵.列宁《论合作制》的真谛[J].马克思主义研究,1984,(1)：197.
[6]徐向梅.新经济政策:俄罗斯史学研究新视角评介[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0,(1)：15.
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篇4
一
十月革命后,为了应对严重的国内军事、政治和经济危机,俄共(布)实施余粮征集制,对工商企业进行广泛的国有化,消灭商品货币,代以实物交换和分配,实施强制义务劳动等,史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它有效的保证了苏维埃政权在战争中能够集中人力物力战胜敌人。然而,战争威胁减轻后,俄共(布)却并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希望以此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国内战争后,国民经济恢复任务被提上日程。1920年4月,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提出了首先从工业入手,从而恢复国民经济[1]。1920年12月,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但在战时共产主义强化的条件下,经济与政治形式却日益恶化。到1921年春天,苏俄政权面临的危机,竟然较内战时更为严重。1921年5月,列宁回顾说,“1920年秋季和冬季……没有完全有保证的和足够的粮食储备,国家就根本无法全神贯注地有步骤地进行恢复大工业的工作。”
恢复工业计划的失败促使了列宁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他认识到农业因为受到余粮收集制的影响,农民生产没有积极性,必须首先解决好农民问题,才能重启经济重建,实现工农联盟。“1921年春天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形势:要求必须立即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这样,列宁开始考虑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1920年11月30日,列宁起草的《人民委员会关于直接税的决定草案》,第一次提出要研究是否“把余粮收集制改为实物税”。1921年3月,在喀琅施塔得暴动的推动下,俄共(布)十大形成决议,正式决定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标志着新经济政策启动。
列宁写道,“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转向间接过渡的结果。
二
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思考,始于粮食税,继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市场的认识,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对农业合作社的认识,最后形成了一个内在有机联系的政策体系。目的是经济上解决工业化与农村发展的矛盾,政治上巩固工农联盟,开辟了一条向社会主义间接过渡的道路。
首先,通过粮食税,进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和市场的新认识。新经济政策的起点是实行粮食税。它使农民在完成固定的实物粮食税后,可以利用市场自由处理自己的余粮。1921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写道,“粮食税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过渡”,“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在这一限度内,流转对我们是有利的”。他认为“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最初的设想,国家需要的粮食,主要通过粮食税和工农业产品的商品交换两种途径完成。这里的商品交换,实际上是在国家监督下,以实物交换方式进行,从而绕开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自由贸易,避免滋生资本主义的因素。列宁认为,这是一种有意义的暂时退却。
然而,由于当时苏俄消费工业十分落后,国家拿不出足够的工业品与农民进行交换。粮食税反而导致1921年6月以后的粮食危机。到1921年秋天,列宁意识到应当“要作最坏的打算”,允许让农民通过自由贸易,在市场上自由的交换余粮,承认货币为媒介的流通。这是“第二次退却”。“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的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至此,新经济政策的全貌展现。在这个意义上,有的研究者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始时间也可以界定为1921年秋天。
由于自由贸易在农业和地方小工业领域的成功,列宁进一步考虑利用市场发展国营企业,指出“国营企业也在改行所谓经济核算,实际上就是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原则。”“目前已有少数企业开始实行商业核算制度,按自由市场的价格支付工资”。到1921年12月,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对当时的经济特点总结是:“国内市场的形成”和“货币交换的发展”,提出要“以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来掌握市场,并且有系统的通过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确切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把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的工作掌握在自己手中”[1],要求国有工业“适应市场条件和市场竞争的方法”[1]。
其次,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早在1918年5月,列宁第一次指出苏俄在过渡时期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2)小商品生产;(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大大高于我国现时的经济,这是第一”,“国家资本主义中没有任何使苏维埃政权感到可怕的东西”。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中“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
新经济政策开始后,列宁对苏俄的国家资本主义和一般的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区别。“我们在我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掌握了一切经济命脉,我们掌握了土地,它已归国家所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1922年3月,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定义:“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
列宁还在《论粮食税》中探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四种具体形式:租让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和租借制。列宁认为,租让制具体方式是“我们和最文明的西欧资本主义直接订立正式的书面
合同”,它是苏维埃国家同外国资本家进行经济合作,获得先进技术和资本的方式。“我们给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赋”,在某些方面向他们“赎买”……使我们的经营的条件得到改善。”合作制此时也被列宁认为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之一。它指把小商品生产者联合起来的,“在小农国家里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而不是工人合作社”。合作制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列宁认为,“租让的基础是大机器生产,合作社的基础则是手工的、部分甚至是宗法式的小生产”。“由租让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一种大生产形式向另一种大生产形式过渡。由小业主合作社向社会主义过渡,则是由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代购代销是“国家把作为商人的资本家吸引过来,付给他们一定的佣金,由他们来销售国家的产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而租借制是“国家把国有的企业或油田、林区、土地等租借给企业资本家,而且租借合同与租让合同极为相似”。这些具体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作用是让“我们”懂得“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方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
列宁认为,在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前提下,国家资本主义较之苏俄当时主要的小生产形式先进,它能够在更大的社会化基础上组织工农业产品交换,提高科技和管理水平。他希望在引入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的同时,通过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竞赛,激活国有大工业,壮大社会主义经济,最终战胜小私有经济和资本主义。列宁写道,“我们宣布新经济政策后,提到日程上来的竞赛和比赛,是一场严重的竞赛……这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敌对阶级斗争的又一斗争形式。”这样,在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应当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最后实现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列宁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当利用资本主义(特别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
最后,列宁对合作社的理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苏维埃俄国脱胎于一个小农国家。粮食税政策的提出,使列宁进而思考如何预防小农生产具有的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寻求“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式组织小农,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此前,列宁曾提倡过共耕制、集体农庄等,但效果都不明显,这促使他对合作社进行了重新的评价。1921年春,列宁提出合作社虽然具有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它是一种社会化的组织形式,“‘合作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不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合作社这一商业形式比私营商业有利,有好处……合作社便于把千百万居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而这种情况,从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角度看,又是一大优点。”有研究者认为,列宁在1921年5月的《论粮食税》中,指出了“粮食税—资本主义的发展—合作制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样一条发展脉络。
俄国的农业合作社在一战前就有所发展,但战时共产主义使已有的合作组织严重萎缩。1920年1月1日,俄国有3.05万个合作社,到11月下降为仅1.3万个。在新经济政策的鼓励下,农业合作社得以恢复发展,到1923年,达到到3.12万个。1921年春天,列宁认为“合作社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而“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这里所说的不是工人合作社,而是小农国家中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必然产生出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时所提倡的合作社,更多是消费合作社,几乎在整个1921年,农业合作社还没有从消费合作社中分离出来。
随着合作社范围的扩大,列宁对合作社也有了全新的认识。1923年1月,在《论合作社》中,列宁写道,“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我们向作买卖的农民让了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让了步;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的想法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制的巨大意义……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列宁认为,“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在肯定了合作社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后,他还认为合作社发展要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要采取积极支持、稳步前进的方针。这样,列宁对小农经济如何联合走向社会主义形成了自己明确的思路。
三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并且一直在发展和深化。从粮食税开始,列宁的思考逐步围绕了一条主线,即对利用市场,以及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认识。
列宁认为,必须利用市场与自由贸易,激活工农业经济的联系。市场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是部分复活了资本主义因素,允许自由贸易和市场发展,有利于建立工农业之间的联系,刺激农民生产,改善工厂经营状况。而允许高于小农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成长,有利于刺激工业恢复与发展,有利于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形成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良性竞争格局,提高经济效率。它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有利于实现小农为主体的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
列宁又认为,自发的市场意味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因此必须对之进行必要的限制和管理,必须努力促进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竞赛中逐步战胜资本主义和小资本主义因素,这样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1918年,列宁曾指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这种对小生产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警惕,实际上一直在影响列宁和俄共(布)的决策者。列宁认为,实施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都是一种“暂时的后退”,必须退得“适度”,并在适当的时机,重新转入“进攻”,即实施更具有直接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
1921年秋天,列宁主张从当年春天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初的粮食税和商品交换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退到以货币为媒介的流通。“1921年春季,我们在经济方面实行了退却,我们在1921年的秋冬和1922年初,还要继续退却”。但到了1922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转而提出,“我们已经退了一年。我们现在应当代表党宣言: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退却已经结束,现在的问题是重新部署力量。”“资本家为了发财致富建立了同农民的经济结合;为了加强我们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实力,你也应该建立同农民经济的结合……这样我们就能战胜私人资本家。”
新经济政策的产生是在国内矛盾激化,特别是农民暴动的刺激下,比较仓促启动的,并没有形成完善的改革方案,实际上是“边做边总结”,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新经济政策出台之初,领导集团无法准确估计“向新经济政策退却”的思想将怎样付诸实施,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经济和思想问题,在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中出现了恐慌。一些县的党组织甚至认为,列宁提出的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措施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引发了退党潮。另外,缺乏实施新政策的管理机关。没有谁可以依靠,只能靠原来的粮食工作者,而他们又肩负着取缔余粮收集制的任务。向农民解释清楚现在是实行粮食税而非余粮收集制本身,就是件困难的事情。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后列宁发现,“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设想的那样行驶”。
新经济政策引入了市场机制,部分的复活了资本主义,其逻辑前提是承认商品经济的效率合理性。实际上,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是影响人们对新经济政策理解的最深层因素。市场机制对于社会主义,是仅仅可以暂时利用的,还是一种长远的制度安排,这是新经济政策走到一定阶段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但刚刚革命后的苏俄,彻底接受市场经济的原则,是很多革命者无法认同的。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一直在努力划清界限:“什么是从法律上满足任何公民与目前经济流转有关的要求,什么是滥用新经济政策”,而两者之间模糊的界限,使政策的执行经常处于摇摆之中。
1921年12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思想做出决议,认为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这说明当时列宁将市场的作用已经提升到相当的高度。但同年11月16日,列宁给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新经济政策不是要改变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不是要超出这个计划的范围,而是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办法。”这表明列宁认为市场实际上仍然只是计划的补充,虽然是十分重要的补充。事实上,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经济中的市场化程度总体上仍然是比较薄弱的。德米特连科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20世纪20年代政治经济的一种趋势和因素。当时存在着两种基本要素的矛盾:一是居主导地位的国家所有制同无产阶级的行政管理系统和思想意识形态,二是的非社会主义(非公有制)的体制,它要求相应的经济方式和有效的自我保护机制。上述二者各有自己的发展逻辑,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合作及冲突,而新经济政策的这种性也就决定了它的(夭折)命运”。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使苏俄在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下得以恢复,作为反危机措施,它是比较成功的,表现为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农民暴动消退,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并且开始与西欧的部分经济联系,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更重要的是,它探索了在落后国家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贡献。
然而,由于列宁领导苏俄经济建设时间太短,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仍然在发展之中,新经济政策的各方面措施的意义和价值仍然未能在党内形成共识。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至少要执行一二十年。1921年5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会议决议也强调,新经济政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长期实行的政策”。但由于新经济政策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政策之间巨大的差别,使党内主流对它的真正含义和地位有明显的分歧。新经济政策究竟是一种策略性政策,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模式,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在执行新经济政策的20世纪20年代,苏联经济总体较好,但时有起伏,如1923年出现销售危机,1926年出现商品荒,1928年出现粮食收购危机等。戈里诺夫认为,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同世界经济缺乏正常的(甚至在保留对外贸易垄断的条件下)经济联系”,存在“城乡在技术方面(生产力的工业性和非工业性)、组织方面(大生产和小生产)、政治经济方面(社会主义和小商品成分)及其他方面的明显差距”。这实际上与市场不健全和经济生活的行政化有直接的联系。列宁逝世后,党内发生的激烈的权力与路线斗争,政治上走向高度的集权化和官僚化,这都使市场取向的新经济政策外在环境日益严峻。随着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胜出,以及加速工业化战略的提出,政策开始转向。1928年冬天,粮食危机再次深化,斯大林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历史证明,这并不是偶然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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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1卷(1917—1928)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174-305.
列宁选集:第3-4卷,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64-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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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锐.列宁关于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从《论粮食税》到《论合作社》[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1):80.
徐博涵.列宁《论合作制》的真谛[J].马克思主义研究,1984,(1):197.
徐向梅.新经济政策:俄罗斯史学研究新视角评介[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0,(1):15.
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篇5
国际金融危机的思想基础――新自由主义
什么是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学领域中，它泛指经济学中的市场自由主义思想。新自由主义的特点和主要内容是：市场是充分的自由竞争，因而提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利己的，因而每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首先是利己崇拜；市场的调节是“看不见的手”作用，私人活动取代公共行为；市场经济倡导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等等。国内外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及其内涵一直看法各异，但是其基本思想与核心内容应是有共识的。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秉承了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国际经济特别是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走向极端。归纳起来，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大致是“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即全球经济美国化”。
早期的新自由主义只是作为一种理论思想而存在。20世纪末以来，新自由主义在政策层面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国际经济的实践中得到广泛运用。最近20年来，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延伸，新自由主义不断地以各种方式向全球传散，使各个国家不同程度地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滞胀”，导致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复活、变异与盛行；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从理论思想嬗变为全球垄断资本的经济政策与行为范式，并首先在美国和英国以及一些拉美国家推行；20世纪90年代到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新自由主义以“华盛顿共识”政策而被大多数转型国家所采纳。这一波新自由主义的盛行，曾在美国的里根时期和英国的撒切尔时期达到高潮，美国和英国政府不仅仅使本国政策偏向自由放任，同时也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向世界其他国家施加影响并输出其政策。
新自由主义从一种思想演变为“华盛顿共识”政策并传散到各国，是它最大的危害。在最近的20年里，被视为新自由主义思想典型代表的“华盛顿共识”政策，从美英国家蔓延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它不仅是美英国家大资本阶层的利益体现，其本身也反映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政治主张。正如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的:“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经济自由化、市场定价（‘使价格合理’）、消除通货膨胀（‘宏观经济稳定’）和私有化。”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一句格言便是：除了通往全球化资本主义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
从俄罗斯转型初期推行的“休克疗法”，到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再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在全球的蔓延，其深刻的国内政策和国际背景，都与新自由主义思想和“华盛顿共识”政策的施行分不开。甚至可以认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正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和政策多年影响和推行的一个必然结果。按照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塔布(williamK.tabb)的说法:“新自由主义就其所许诺的目标而言已经失败了。它没有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没有消除贫困，也没有使经济稳定。事实上，在新自由主义霸权盛行的这些年代里，经济增长放慢，贫困增加，经济和金融危机成为流行病。”“华盛顿共识”政策的实践表明，无论是拉丁美洲国家、俄罗斯和亚洲一些国家与地区，“华盛顿共识”政策的推行都没能取得应有的效果，反而受到各国各方的谴责与抨击。我国很多学者对此也有认同。
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理论政策对中国改革有影响吗？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正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和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在这样的背景下，鉴于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后果与反思的必要性，以及中国经济社会中诸多问题与矛盾的显露，人们开始关注新自由主义思想和“华盛顿共识”政策对中国改革的影响。在中外一些人士看来，中国是这些国家在实行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政策方面的唯一例外，中国一些学者认为其理论政策对于中国没有产生影响。中国是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政策的例外吗？对此，我们看看国内的一些主要论点。
第一，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对中国改革理论产生影响。更多的观点认为，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与主要学说被引入中国20多年来，以西方的市场经济为参照，以西方的经济理论为指导，改革主流语境中的词语、概念、定义、方法都来自西方经济学，其核心理念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自由化、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等的输入，对中国经济特别是对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些理论产生较大影响。例如，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产权理论指导中国产权改革；自由化思想使中国一度放松管制，特别是中国金融监管失利。在我国，也有少数宣扬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人，认为新自由主义带给中国的影响是正面的，因而把中国改革成就归功于“华盛顿共识”。
第二，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对中国改革政策产生影响。一些人认为，新自由主义曾是中国学界的主流话语，因为要发展经济就必须给资本和市场留下空间。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往往把资本和市场的作用推至极端，从而影响中国经济政策，使中国一些政策具有新自由主义的特征与性质。特征之一是主张效率就是一切，资本和利润是达到最大效率的唯一工具与标志；特征之二是动用政权力量为资本开路，为资本提供方便条件使其利益最大化；特征之三是忽视普通人的权利。当前我国存在的诸多矛盾，比如贫富分化、消费不振以及教育医疗方面的问题等等，恐怕都与前期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不无联系。这是把资本的利益推至极端的必然结果。更有甚者，一旦资本和权力相结合，则会产生极端的腐败。
第三，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对中国改革的正反面影响。对于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也有学者从其正反两方面加以评价。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之所以能够误导很多国家的经济实践，在于这一理论包含有合理的成分。正是由于这一理论所具有的合理一面，才掩盖了其不不合理的另一面，从而被广为传播。它们对于中国改革的积极作用被认为是在中国经济转型初期，中国政治环境迫使改革者不得不强调经济自由、市场与资本的力量和充分竞争的精神。对中国改革来说，新自由主义理念中包含着建立现代国家所必须的某些合理制度，诸如个人自由、私人产权、市场制度等等，而这样的制度在中国尚未确立。对中国来说，市场监管的对象本身还远不够完整，中国需要强化监管，更需要构造市场本身；另一方面，如同其他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一样，新自由主义在给中国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使中国出现财富两极分化，社会严重不公、公民权利损失、社会矛盾激增、伦理道德丧失等问题。
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篇6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福利国家里根经济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福利国家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制度在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迅速发展，并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二十世纪60、70年代，曾经是“守夜人型”、“法律和次序型”、甚至是“集权统治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似乎都转而专注于社会福利生产和分配的制度，福利国家一时间成为了最流行的标签。但是，从二十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西方主要福利国家相继都陷入了困境。庞大的财政支出、官僚政治在福利供给的低效率以及公共权利对市场和个人选择的干预使福利国家成为了一条“通往奴役之路”，陷入了空前的信任危机，福利国家不得不根据新的形势进行改革。与此同时，随着凯恩斯主义破产，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复苏形式，逐渐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主流的经济和意识形态理论。以推崇市场原教旨主义，反对国家干预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对福利国家改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整个福利资本主义世界掀起了以新自由主义为特征的福利紧缩改革浪潮，一时间“拆散福利国家”成为了最流行的政治口号。
一、理论上的新自由主义国家
国家在新自由主义理论中的地位是“力图调动市场而非中央计划来保护并促进国家利益”新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即认为通过一个以稳固的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为特点的制度框架，释放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能够最大程度的促进人的幸福。国家的角色是创造并维持一种适合于此类实践的制度框架，例如，国家确保货币的质量和信誉，建立国防维护内部治安。此外，在不存在市场的领域中（环境污染、医疗保健、技术研发等）如有必要，国家也要着手建立市场。政府在市场中干预程度必须被控制在最小限度。理论是，政府不可能获得足够的信息以预期市场信号，并且庞大的利益集团终也将为自己的利润而扭曲和妨碍政府干预（特别是在民主制国家）。
然而，新自由主义化的进程带来了巨大的“创造性毁灭”，不仅摧毁了先前的制度框架和力量（甚至挑战了传统的国家形式），而且摧毁了劳动分工、福利供给、技术混合、再生产活动。新自由主义赋予市场交换的地位是：市场交换“本质上具有理性，能够指导一切人类行为，代替所有先前的伦理信念”就此而言，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中契约关系的重要性。新自由主义认为通过将市场交易的达成率和频率最大化，社会公益就会随之最大化，因此新自由主义者试图把一切人类行为纳入市场领域。个人企业与创业精神被看成是创新和财富创造的关键，不断增长的生产力也会促进个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根据“所有船只都会随潮起而高涨的”或“扩散效应”的假设，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国内和世界范围）贫穷问题能够通过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得到最好的解决。
二、新自由主义与里根经济学
如同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孕育了“新政”，里根经济学是20世纪70年代停滞膨胀的产物。大危机决定了“新政”的主题，滞涨决定了里根经济学的主题。从大危机到滞涨，“经济从一个极端摆向另一个极端……从新政到里根经济学，一个新的美利坚即将起航。”里根提出的“80年代经济增长与稳定战略”其中包括五个互相联系的部分：第一是把政府支出的增长控制在一个合理和审慎的水平上；第二是有秩序、有系统的减低个人所得税，加速并简化企业折旧，以消除对工作、储蓄、投资和生产积极性的不利因素；第三是彻底检查政府有关经济的规章制度，并迅速加以改革，以鼓励经济增长；第四是建立稳定和健全货币政策；第五是推行一以贯之的国民经济政策，绝不时常改变，以重建信心。里根强调凯恩斯主义用通货膨胀去打击失业，又用失业去打击通货膨胀，结果是这两个敌人都不能被打倒，而一起向美国压来。所以里根提出美国经济到了转折的关口，必须以新自由主义的办法即减税和提高生产率的办法，打倒两个敌人，彻底摆脱滞胀，让美国经济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运转，使美国人恢复活力，从而实现“美国的重建”。因此里根提出了四个基本方面的经济政策。
（一）减税
首先全面降低个人所得税率税率。从1981年10月1日起开始减5%，1982和83年的7月1日再各减10%，3个月共减23%。全面降低所得税率使高收入纳税人得到益处远多于低收入纳税人。其次是减免企业税，第一缩短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并简化分类，由于折旧费计入生产成本，不属于利润，免缴利润税，所以加速折旧实际减轻了企业负担。第二对企业投资给予纳税优惠，这种投资优惠可直接减少企业税赋，大大降低企业固定资产成本。第三降低小公司的利润税率。1982年（财年）83、84年分别计划减免372亿、927亿、1499亿美元。
（二）削减预算支出
削减预算案包括：1982、83、84年分别削减352、460、514亿美元。削减的内容主要是社会计划支出，包括200个项目，触及几千万美国人。里根更大胆的触动社会安全网（SocialSafetynet），即包括退伍军人福利、老年残疾救济等社会福利计划。提出新联邦主义（newFederalism）计划把联邦政府主办的社会福利计划交给州和地方政府管理。但是国防预算不削减，反而大大增加。
（三）撤销、放宽管理企业的法令规章
里根向国会提出“经济复兴计划”主张撤销、放宽管理企业。美国政府管理企业生产经营的法令规章主要包括生产安全、就业平等、保护消费者等方面。里根对于每一项法令进行“成本―效益”比较分析，修改或废除那些效益不抵成本的规章条例，同时还要求达到管理目标所需要的成本必须是最低的。
（四）控制货币供应量
由于美国货币主管机构拥有独立制定政策的权力，里根只能要求联邦储备委员会实施与他的计划协调一致的货币政策。以控制货币供应量代替控制利息率。实行以货币供给量为中间目标的新的货币政策后，美国货币供给量的增长率逐渐降低。
里根通过控制政府开支和货币供给量的增长，降低通货膨胀率，为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资和经营环境；通过削减个人所得税和加速企业折旧为企业和个人提供改善经营和努力工作的动力；通过减少、调整和改革一系列有碍生产的规章条例，为企业和经营单位“松绑”，提供宽松和自由的市场活动和市场竞争的政策空间。里根经济学反对国家干预，因为在它看来，国家在许多领域对市场经济和私人企业的干预是如此之多、之细，以至于非但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呢，反而妨害甚至削弱了市场经济和私人企业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里根经济学反对过分的国家干预，是为了从根本上、即从质和量两方面调整国家干预的方向、内容、规模、范围和形式，使之更有利于市场经济和私人企业的发展。里根经济学要以它认为行之有效的国家干预，来取代在它看来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无效甚至有害的国家干预。总之，里根经济学是建立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基础上的，能够增强企业活力，摆脱停滞膨胀。里根经济学反对国家干预的实质，不在于要不要国家干预而是要怎样干预。
因此，可以得到一个结论：里根经济学并未抛弃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倒退到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时代。但是尽管里根经济学保留或沿用了“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的某些未过时的理论，但是，里根经济学是对“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的根本否定。这标志着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转折。主要表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第一，从刺激需求转向刺激供给，即从刺激消费转向刺激生产，从抑制储蓄转向鼓励储蓄；第二，从以充分就业为主要战略转向以消除通货膨胀为主要战略目标；第三，从鼓吹“大政府”转向倡导“小政府”调整和减少政府干预；第四，从谋求平等转向追求效率，即从追求“收入平等”（处境平等）转向追求“机会平等”；第五，从强调平均税率转向强调边际税率。前者认为税收是通过改变可支配收入进而改变总需求来影响经济。后者认为税收是通过改变对工作、储蓄、投资和承担风险的刺激，进而改变总供给来影响经济的；第六，从以利息率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转向以货币供应量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第七，从单向型的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表现为倚重财政政策）转向宏观经济政策的复合搭配（表现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松紧搭配）；第八，从赤字财政政策转向预算平衡政策；第九，从更多强调政府的宏观管理转向更多强调企业的微观活力；第十，从主要依靠联邦财政赤字转换为通货膨胀和内债来刺激经济。转向更多依靠吸引和利用外资（外债）来刺激经济，即：通过外资来弥补紧缩货币供应量而引起的国内资金不足，以及防止经济萎缩而急剧膨胀起来的联邦赤字，从而不使之转换为通货膨胀以及过多的内债。
综合以上十点，可以得出里根经济学是依靠供给学派、货币学派等新自由主义理论对“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的最主要和最根本性的革命。
三、新自由主义和拆散福利国家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复苏形式，逐渐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主流的经济和意识形态理论。整个福利资本主义世界掀起了以新自由主义为特征的福利紧缩改革浪潮，一时间“拆散福利国家”成为了最流行的政治口号。里根总统上台之后面临着经济、政治、社会压力的相互交融，这些压力对战后的凯恩斯策略构成了挑战。因此，在立志于改革政府和维持既定的制度、组织和政策模式之间出现了混乱，使得美国国内出现了达十年的混乱。但是在这种混乱当中福利国家依然是一个相对平静的领域。
大多数研究聚焦与保守党任何福利国家支持者之间的在个别社会项目问题的政治斗争上。但是，里根经济学中项目紧缩的动力机制揭示了制度设置、利益群体的影响、更宽泛的预算和政治气候的重要性。本文认为，评价保守主义政府对福利国家的影响需要采取更加宽泛的参考架构，即制度紧缩一般不会对福利国家所具有的相对弹性构成挑战。要对这些结果做出详细的解释，需要对美国政府进行更为切近的分析：里根政府在财政收入政策的和里根政府在实现制度改革方面的总体无能。这两个结果对评价福利国家当前环境具有特别的启示。
（一）停止资助策略的政治基础
里根政府的税收政策是其最主要的政策成就，根本的改变了联邦政府长远的财政地位。在社会政策的大多数领域中，美国政府尽可能的寻求支出缩减，力图通过限制政府干预和恢复市场中的动力机制来加强私营经济。“供应方”经济顾问把税收削减而非货币稳定性或者预算平衡视为经济成功的关键。真正的“供应方”指出税收削减不需要增加赤字。他们认为消除沉重的税收负担将会释放国库收入实际增加的企业能量。这些政策的实际结果出现了收入和支出之间的过分悬殊，而这些悬殊会限制政府在可见未来的政策选择。里根政府的收入政策应该与其经济优先秩序联系在一起考虑。正如彼得・霍尔指出要获得政治实效，经济观念必须经受住经济、政治和行政生存能力的考验。所以，我们又回到了政府运作的具体环境当中来了。在停止资助福利国家这个策略当中，里根政府明显受益于美国政治所特有的责任分散化。只要赤字不过低或过高，减少赤字的责任就被分散到整个联邦政府。里根在分散责任、把巨大的赤字归咎于国会方面大获成功。
（二）保守主义改革议程的矛盾
里根政府缺乏停止资助福利国家的努力，也缺少更为全面的制度型紧缩的广泛实例，突显了80年代保守主义复苏的一个重要的和极少被提及的方面：决策者面临在竞争性改革优先事项中进行的压力。里根政府大刀阔斧的重新塑造政治格局的改革努力对福利国家产生了一种令人惊讶的复杂影响。在有些情况下，其他的政策与紧缩目标良好契合。但是，政府常常被迫确立优先秩序。福利国家紧缩不如通常设想的那样匹配的切合在宽泛的保守主义议程之中。结果是，里根让福利国家处于一个比人们原先预想得更健康的环境中。
对保守主义治理的论述来说，福利国家紧缩的目标是在一种更偏向市场经济导向的形式重新塑造混合经济的总体战略的一个内在部分。从某些方面来看，这的确存在良好的契合。
尽管如此，里根的政治历程还是展现了推进福利国家紧缩与保守主义的关键目标相互冲突的几个事例。其中最重要的事例，就是税收问题。里根政府通过减少国家收入，本来可以给福利国家的发展施加沉重的压力。然而急剧的税收削减与里根议程的其他方面相互冲突，即为了抵御通货膨胀和减少工会力量而推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当政府被迫削减税收和降低公共部门借贷之间选择时，政府选择了后者。政府确实试图转移公众对税收政策的抗议，主要是通过把明显的税收转向不太明显的税收来源。这种转变是通过政治上的可持续税收等级来实现的，从长远上看有助于福利国家的发展。
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的冲突为相互矛盾的政策提供了第二个案例。紧缩将要求权力的分散化，以便促进地方司法部门之间的财政竞争，这会对支出施加强有力的向下压力。里根政府在许多社会政策提案当中直接选择了这种过程。
强调这些目标的相互冲突，因为人们普遍认为，紧缩是一个逻辑连贯的保守主义工程的一部分。虽然除了再选这个明显目标以外，保守党人已经清晰阐明了他们的政策目标――更多依靠市场的力量，减少政府支出，削弱“再分配联盟”，保守主义议程的许多方面只能通过其他方面的代价来实现。这些目标中的交替换位压力使得福利国家不像原来那样容易受到损害。
四、里根经济学启示录
（一）国家干预适应于市场
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国家干预似乎都不再是一个好词。西方的保守派亦或是东方的改革派，都主张重新扩大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作用，让竞争这只无形之手来导致繁荣。实际上，当代经济发展根本不可能离开宏观调控，而宏观调控又不能不意味着国家干预，因而当代的问题不是也不可能是取消国家干预，而是国家怎么干预、干预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里根经济学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对国家干预和市场竞争的作用机制的一种调整和重新选择――既不是过度干预，也不是完全的自由放任，而是适度的国家干预与充分的市场竞争在当代形态下的组合或融合。
在变革时期，矫枉总是必须过正的，但“过”了之后总还是要退回来的。对于席卷全球的非国有化问题，应该说这是对长期以来国家干预过多、过细的一种直接的和过分的反动；但是非国有化之后，人们清醒意识到：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做到完全非国有化，即国有化在一定程度上的存在是难以逆转的事实。无疑，解决经济的发展活力问题不仅是靠非国有化所能实现的；问题的根本还是在于国家干预的方向、内容、规模、范围、手段和程度。
（二）改革是一种踉跄学步的事物
与其说改革是一门科学毋宁说其多半是一门艺术。要求改革等什么条件都准备好，不允许“摸着石头过河”这实际是取消改革。“任何一种文明的试金石都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运用聪明才智来解决它本身的发展所造的问题”因此，在主观自然可以而且应当要求改革者慎而又慎的选择和捕捉改革的每一个方案和时机，但在客观上改革不可能绝对不出一点纰漏，即不要惊慌失措也不要怨天尤人。
（三）经济体制改革
无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事实证明，任何经济改革，一靠政策，二靠经济机制；而不解决经济机制的问题，改革必将走不远，或者走出了会再退回来。里根经济学成功之处，不仅在于一整套的经济政策；更为重要的，在于里根经济学所形成的以高利率作为通货膨胀的财政政策与紧缩的货币政策同步策应的支撑点和平衡点的新的经济机制。显然，改革不能主要依赖政策，政策总是会变的，政策多少年不变反而是不正常的，因为制定政策所依据的客观现实总是会变的。退一步讲，即使政策不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也在所难免、顺理成章；因而长期的说，政策在改革中的作用总是有限的，关键要形成新的经济机制――这才是经济改革中的根本性和长远性的工作。
（四）改革不是全盘否定过去
改革总是意味着对现有体制的一种程度不同的否定，因而改革不得不重新面临新体制模式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本文认为，不应让人们形成这样一种印象：凡改革，就是创新，抛弃旧的，寻找新的，即“革故鼎新”。改革应该是两个层次：一是创新，二是继承。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改革固然要创新，但改革不能“喜新厌旧”。改革既要创造新的、原来没有的东西，也要保留、继承或者重新回到过去的好的体制和做法上去。有时候，走错了路，退回去才是真正的前进。这并不简单的是倒退的问题，而是一种新条件下的否定之否定。总之，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该进则进，该退则退；有时候，以退为进可能是更有效和更明智的改革策略。作为改革的设计者和决策者，领导者能够抵御学者和理论家们经常标新立异的诱惑；不要怕被说成是“保守者”――有时候，保守一些比激进主义和浪漫主义可能更有益于改革健康和稳定的发展。在这方面，里根及里根经济学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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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篇7
关键词：佩里・安德森；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
佩里・安德森，历史史学家，思想家，英国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国际左翼核心刊物《新左翼评论》的编辑和灵魂人物，被誉为“不列颠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1]在新自由主义思想泛滥的今天，佩里・安德森通过对新自由主义的分析、反思和批判，反映了他作为一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仰和孜孜不倦的追求，对我们批判性地理解佩里・安德森的思想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新自由主义的面纱
对于何为新自由主义这个问题，不同的理解重点有着不同的回答。从经济的视野来解释，新自由主义就是一种体现资本主义精神的“经济增长理论”。例如诺姆・乔姆斯基认为，新自由主义实质上是亚当・斯密市场经济理论的当代拓展，是彻底的经济理论。“亚当・斯密被认为是其创始人，该理论体系也称为‘华盛顿共识’，包含了一些有关全球秩序方面的内容……所谓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他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组织所制定，并由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实施――在经济脆弱的国家，这些理论经常用作严厉的结构调整方案。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经济自由化、市场定价、消除通货膨胀和私有化。”[2][3]罗伯特・w・迈克杰斯尼认为，新自由主义本质上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世界经济理论，它是通过经济手段来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其实质是“我们这个时代，明确的政治、经济范式――它指的是这样一些政策与过程：相当一批私有业者能够得以控制尽可能广的社会层面，从而获得更大的个人利益。新自由主义首先与里根和撒切尔关联。最近20年，它一直是主流政治党派、大多数传统左派和所采取的全球政治、经济趋向。这些党派及其他方面的政策，代表了极端富裕的投资者和不到1000家庞大公司的直接利益。”[3]佩里・安德森认为新自由主义是经济模式逐渐转变到意识形态的实施纲领。它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西欧和北美，对国家干预经济政策和国家福利制度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佩里・安德森认为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是新自由主义创立的标志性文章。为了扩大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冯・哈耶克在韦维城成立了佩勒兰山学会，该学会的宗旨是“一方面反对凯恩斯主义和二战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团结政策；另一方面为创建另一种资本主义模式即强硬的和不受任何规章约束的模式奠定理论基础。”[4]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鼓励的平均主义不仅破坏了公民的自由，更严重扼杀了人民的才能、抑制了发挥自我个性的积极性，不平等不仅应该存在，更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社会的进步需要这种“积极”价值观念支撑。
关于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不同的学者虽然有不同的概念，但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新自由主义强调资本主义和市场自由的普遍性，反对社会主义，坚持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度。整体看新自由主义者的主要观点有：第一，市场要确保完全自由的竞争。第二，倡导个人主义。认为在经济活动中每个人首先是利己的，之后才是利他的动机和行为。第三，崇拜“看不见的手”的力量。认为市场自我调节机制是最完善的机制，通过市场进行自由竞争，是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和实现就业的唯一的、最好的途径。第四，全面私有化。认为私有化是保证市场机制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私人企业是最有效率的企业，要对现有的公共资源进行私有化改革。笔者认为，新自由主义不只是对亚当・斯密经济理论简单的继承，虽然表面上看新自由主义的方针政策是纯粹的经济学理论，但其实质则是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意识形态理论，本质上反映着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扩展，特别是在拉美和亚洲等发展中国家实行后，其潜在意识形态面孔才逐渐被挖掘出来。
1974年由于“石油冲击”而引起的全世界金融危机，导致世界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持续衰退，第一次出现了低增长和高膨胀的经济现象，这为新自由主义提供了展示自身理论的舞台，提供了实践的环境。冯・哈耶克等佩勒兰山学会成员认为危机之所以发生根本的原因是工会的力量过大，破坏了私人资本积累的基础。工会在工资上的要求和福利政策导致企业利润下降，致使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因此，摆脱经济危机只能从两方面下手：一是保证国家的强大以便能够削弱工会的力量和控制货币总量的发展；二是节省政府财政开支，缩减社会福利，削弱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通过这两种方法，建立一支庞大的“雇佣劳动者后备军”，减少高收入者和大公司的利润税。新自由主义者认为，这两种方法是处于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复苏和再现活力的保证，而此时国家所采取的减轻衰退和社会再分配方法，严重阻碍了资本积累的正常流通和市场的自由运转。只有通过货币的稳定，放松对经济的管制，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才会持续增长，摆脱经济危机的威胁。
80年代以后，特别是1979年撒切尔夫人出任首相，英国政府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公开宣布实施新自由主义纲领的政府。1980年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1982年赫尔穆特・科尔出任联邦德国总理，随后几乎所有的北欧国家（除瑞典和奥地利）都转向了右翼。“右转”的浪潮与新自由主义理论结合颁布了新的政策纲领，这些政策被寄予厚望，认为是摆脱经济危机的良药。在撒切尔夫人的影响下，北欧各级政府均压缩货币总量，减少高收入者的税收，逐渐取消对市场的控制，提高失业率，执行反工会法，压制罢工，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实行广泛的私有化计划。除了各行业执行的顺序与新自由理论有所差异之外，其他的政策纲领与新自由主义者的主张几乎是一脉相承。而当时被称为左翼的政府也对此表现出了相当的热情，甚至在贯彻这个方针时比右翼政府更为彻底。当时被称为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如法国的弗朗索瓦・密特朗、葡萄牙的马里奥・苏亚雷斯等，他们依靠工人运动和民众掌握政权后，一直保持与英国、美国和一些北欧国家的新自由主义针锋相对的方针。在政策上欧洲社会主义国家起初“至少力求实现再分配、充分就业和社会保障的政策，这一企图展示了在南欧也实行与战后欧洲北部社会类似的模式和前景。”[4]但在1980年之后，这些国家开始逐渐改变经济发展模式，有选择的开始实行新自由主义方针，优先考虑货币稳定政策，严格控制公共支出，在财政上向资本家让步，充分就业目标被束之高阁。
二、新自由主义的翼护
由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历史来看，新自由主义发展的前提是“一个国家出现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的时候获得了较快的发展。”[3]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导致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出现“滞涨阶段”，实行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经济负担过重，赤字严重。新自由主义者乘此机会对凯恩斯主义进行批判。此时新自由主义逐渐由边缘走向了中心，成为撒切尔和里根等的执政理念。20世纪80至90年代，拉丁美洲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为获取个别国家和经济组织的援助，一些拉丁美洲国家被迫实施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调整经济结构，推行私有化，实行市场改革，加快金融、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新自由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时逐渐夺取主动权，在资本主义国家危机缓解之后，新自由主义就变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掠夺财富的利剑。随着高新科技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垄断发展。新自由主义为适应当今形势，逐渐由经济纲领蜕变为集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和范式化合一的新理论体系，并逐渐占据西方经济政策的主流地位，并在一些经济转轨的发展中国家得以逐步践行。新自由主义在英美等国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社会政治矛盾，逐渐被资本主义国家奉为“经济圣经”。拉丁美洲和苏联解体后的国家在经济体制改革时也对此甚为欢迎。新自由主义为何能在默默无闻之后走向前台，难道是新自由主义真的具有“圣经”的力量？新自由主义的绿灯为什么会亮的这么久？
第一，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当代体现。资本主义是以资本为主体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充分尊重财产私人所有和崇拜资本，私有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主体，总结就是无“私”不“资”。在这种制度下，商品和服务在自由市场里自由流通。投资的主动权在私人手里，生产和销售主要由公司根据利益控制。在“利益”为目标的体系中，“自由”和“扩张”是其主要运作方式，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助力器”。“听命于资本的统治、对价格和利润的无休止追逐就成了人们活动的直接目标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法则，谁掌握的资本多，谁的利润高，谁就越能够支配资本主义社会。”[3]利润成为资本家运作资本的最终目标。“如果有10%的利润，他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泼起来；有50%的利润，它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5]266在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坚持恢复最“纯净”的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以及全球化理念则与资本主义精神完全一致，”[3]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利润最大化；个人资本向垄断资本、国内垄断资本向国际垄断资本的转化等，都为资本家提供了资本扩展的理论支撑。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是因为它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的利益需求，使资本家的剥削被认为是理所当然。
第二，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另类输出。新自由主义力图恢复最“纯净”的资本主义，必然会对社会主义有着强烈的敌对意识。新自由主义者按照自身的一系列理论去分析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问题，对凯恩斯主义进行彻底的否定。这样，经过资本主义国家对新自由主义的包装，它已经从一个单纯的经济理论逐渐变异为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首先，资本主义国家加大对新自由主义研究的经费支持。1990年至1994年之间，美国四家最大的新自由主义刊物得到了2700万元美元的资助，而《民族》等四家进步刊物仅仅得到可怜的26、9万美元的慈善捐款。为扩大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英美等国家将新自由主义者雇佣为本国政府的经济顾问，逐渐将新自由主义政策推行到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而将经济理论转化为政治攻势。其次，新自由主义将其“民主”、“自由”、“金融市场化”等冠冕堂皇的理论，渲染成放之四海皆为真理的假象，摆出新自由主义是世界性的经济理论，而不是为某个阶层、某个国家服务的虚假姿态。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为了接受资本主义的“恩惠”，不得不选择资本主义国家所吹捧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方式对本国进行经济制度改革，看似获得了治病的“良药”，实则为自己挖掘了“坟墓”。
三、新自由主义幻想的湮灭
经济危机之后各国经济的逐渐好转（当然这不是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功劳），新自由主义者由此认为其理论找到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万能钥匙。但经过历史证明，只要是实施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国家，之后无一例外地都发生了经济萧条现象，个别国家甚至发生了严重经济衰退的惨状。
1.拉美地区的社会经济危机。拉美地区可以说是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重灾区。20世纪80年代，拉美地区普遍爆发了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此时，新自由主义乘虚而入。1985年美国以解决拉美债务危机为由，提出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贝克计划”。该计划要求，拉美国家必须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实现价格自由化等。拉美地区由此进行经济改革，声势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甚至被称为拉美地区的“经济”。这些变革刚开始取得了一些成效，恶性的通货膨胀得到一定的控制。但改革之后出现了更严重的问题：国有企业私有化，一些产业向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集中，失业问题更加严重；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更加严重，两极分化和贫困化更加突出；国家职能明显削弱，社会协调发展被彻底忽视。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货币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债务危机等，新自由主义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2.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失败。1991年底，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大部分的家底。为改变俄罗斯当时的现状，叶利钦任命盖达尔为总理，在俄罗斯全境开展一场以“休克疗法”为模式的改革。首先开放物价；其次是财政和货币双紧政策；再次是大规模推行私有化。从1992年初新自由主义实行到1992年12月盖达尔政府解散，俄罗斯GDp几乎减少一半，总量只有美国的10%。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燃料、电力冶金工业在GDp的比重只有15%，在工业总产品中占50%。经济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十分低下，除原料和能源部门以外，其他部门低于美国20%左右。国内投资大幅减少，科技开发支出不足，对创新重视不够，使俄罗斯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产品越来越少。居民生活水平一落千丈，2000年底俄罗斯货币收入总量只有美国的10%。
3.东南亚经济危机的导火线――泰国经济危机。1997年7月2日的泰国发生经济危机，直接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泰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压力下开始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逐渐取消外国资本的政府管理，过分开放金融市场，导致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发展优势下降，对外出口增长缓慢，造成国家赤字稳高不降。银行对外贷款过松，银行呆账、坏账等不良资产上升。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外资，导致外债加重。国际投资大量涌入，房地产和证券市场推动泡沫经济增长过快，进而发生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导致泰国经济迅速下降到30年以来的最低点。
历数新自由主义造成的恶果，除了上述三个国家和地区之外，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大力支持者美国于2007年爆发了次贷危机。这场危机更是彻底暴露了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弊端。新自由主义引发的一系列危机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反思。例如法国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学者苏珊・乔治认为，“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给予资本近乎绝对的追求利润的自由，从而使资本在国内和国际层次不再受社会和国家的控制，这将导致人类社会的毁灭。”[6]伴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主流化和其主导政策的推广，国际上经济危机爆发频繁。私有化过度集中、两极分化严重，失业队伍庞大和国家职能退化都是新自由主义的伴随品。无论是拉美地区的社会经济危机、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失败、泰国经济危机还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新自由主义都难逃其罪责。
四、新自由主义的教训
新自由主义带给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深重的伤害，但经过这么多的失败实践却依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轨迹带给我们怎样的思考？
1.新自由主义的经验教训
新自由主义的萌芽阶段，正是资本主义快速发展时期。二战之后，资本主义国家逐渐稳定，议会制和民主思想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实行和接受。在此时期，新自由主义却另走他径，提出不同的意见。客观地说，我们不得不赞扬新自由主义者的勇气。首先，新自由主义敢于反对此时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潮流。冯・哈耶克等在成立佩勒兰山学会时，就对当时的经济政策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即使这种批评在那时来看是不可理喻的。此时的新自由主义“长期坚持一种处于边缘地位的反对派态度，而当时主流学界就算没有认为他们是疯子，也是把他们当作怪物的。”[4]他们却一直锲而不舍，一直坚持到了实行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可能时期。其次，坚决不同意调和。“新自由主义理论是极端性的，缺乏中庸之道是它们的显著特点。”[4]这个特点没有成为他的致命伤，却成为新自由主义获得旺盛生命力的保证，更是被某些后现代的流行语称为“一种软弱无力的思想的对立面。”[4]再次，对确定体制改变的决心。新自由主义提出对石油、自来水、邮局、学校和监狱等国家结构实行私有化在当时看起来是不能想象的。一个国家以积极的态度实行不平等政策，将收入从贫民向富人再次分配，造成大批工人失业，在当时也同样是不可设想的。但是当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在经济衰退面前无能为力的时候，新自由主义走向了主流。至少这点可以提醒我们，“任何体制，不管多么神圣或多为人所熟知，都不是在原则上不可触动的。制度的格局比人们认为的要更加柔韧可塑的多。”[4]
2.超越新自由主义何以可能
佩里・安德森认为，超越新自由主义要从他的核心思想着手，即从价值、所有制等方面超越。首先，在价值领域，要将平等原则作为衡量社会自由的中心准则。佩里・安德森认为，平等并不是新自由主义所认为的均一性，恰恰相反，“只有平等才意味着真正的多样性。”“每个男女公民都有现实的可能按自己选择的模式，在没有由别人的特权造成的匮乏和劣势地位的影响下生活。”[4]平等要通过获得保健、教育和劳动的机会开始，只有维护公共权力才能保证人民获得基本的社会保障，而福利国家原则是社会保障的保证。其次，构建新型的人民所有制。私有化无疑是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但是“新自由主义在投身于这些雄心勃勃的私有化计划时必须发明新的私有制类型。”[4]反对这种新的私有制类型，需要发明新形式的人民所有制，这种所有制下国家财产的集中与资本主义类型的企业集中有着本质的区别。
3.坚持对新自由主义的扬弃
新自由主义者一直对社会主义持有敌对态度。汉娜・阿伦特甚至将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共同形容为极权主义。新自由主义一直没有放弃对我国的污蔑和诽谤。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我们要充分认清新自由主义带给我国的挑战，积极迎接新自由主义浪潮的冲击，在不断处理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难题中，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转型。佩里・安德森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在面对新自由主义时的转型主要有四种可能模式：“第一，或湮灭或消失，即原有的形态彻底地消失了；其次，变形，即原有经验解体了，但它的一些因素或主题在另一传统中重新出现；第三，转变，即原有传统中再生出一种新的东西；最后，原有传统形态本身重新获得活力。”[7]如何在社会建设中保持原有特色的创新是一个需长期关注的问题。新自由主义虽然是资本主义掠夺资本的“利器”，但有些合理的内核还是值得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借鉴的。其主张提高效率、维护竞争和打破垄断等观点也确实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发展。因此，我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诉求要坚持对新自由主义的扬弃，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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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篇8
关键词：列宁；新经济政策；实践意义
伴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苏维埃俄国的建立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实践。俄国是一个有着独特国情的“东方式”的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研究的经典、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在这样一个没有现成理论指导的过度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依靠从实际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的活学活用。
一、列宁新经济政策的背景
在列宁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前，苏俄实施的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有余粮征集制、取消自由贸易、配给制等措施。包括列宁在内的俄共布领导人都犯了盲目乐观的错误，他们试图通过“战时共产主义”这一战争时期的政策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使苏俄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直接在生产力和经济文化都不发达的苏俄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既不适合苏俄的国情，又违背了客观规律，因而失败无法避免。
1921年开始，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接踵而来，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再次面临严峻的挑战。经济方面：苏俄国内经济凋敝、国民经济崩溃。1921年，苏俄的农业产值只是战前一半左右的水平、工业产值更仅为战前的七分之一、粮食供给困难、交通业停滞，人民群众生活异常艰辛。政治方面：城市工人罢工与农村农民暴动，工农联盟受到冲击。1920年开始，莫斯科等地爆发了工人罢工和游行示威。同时，农民暴动也席卷整个苏俄，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农民暴动的最激烈反应，由农民组成的新兵提出了“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的政治口号，这对列宁影响很大：“到1921年春天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用‘强攻’的办法，即用最简捷、迅速、直接的办法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的尝试已告失败。”如果说“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直接诱因，那实施新经济政策的根本原因就是苏俄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生产力不发达的国家，要在这样的国家实现直接过渡是不现实的。
二、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和实践意义
（一）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内容
1.粮食税改革
列宁新经济政策的首要目的是巩固工农联盟，因而严重损害农民利益的余粮征集制必须取消，取而代之的是粮食税，粮食税改革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起始点，内容主要是用粮食税取代余粮征集制、逐渐降低粮食税以及用货币税取代实物税。列宁在党的十大上提出：“余粮收集制是以征收所有的余粮，建立强制的国家垄断制为前提的。当时我们不可能有其他的办法，因为我们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如果有一些商品，那是可以采用实物税和自由周转的为一种过渡办法的。这种周转对于农民是一种刺激、鼓励和推动。业主能够而且一定会为自身的利益而努力的，因为将来要向他征收的不是他所有的余粮，而仅仅是粮食税；这种税额应当尽可能预先加以规定。主要的是刺激、鼓励和推动小农来从事经营。”
2.恢复商品—货币关系
“战时共产主义”取消了自由贸易，这显然超越了苏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损害了工农群众的利益，地下黑市普遍。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恢复商品—货币关系，鼓励自由贸易，在苏俄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列宁认为：“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所做的退却是不够的，必须再退却，再向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目前商业竟是我国经济生活的试金石，是无产阶级先头部队同农民结合的唯一可能的环节，是使经济开始全面高涨的唯一可能的纽带。”列宁指出：“必须善于在每个特定时机找出链条上的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这样的环节就是在国家的正确调节（指导）下活跃国内商业。”
3.国家资本主义
列宁认为资本主义有着相对进步性，新经济政策实行的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宁新经济政策是通过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来实现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的过渡，进一步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所以说国家资本主义是列宁新经济政策中用来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工具。列宁指出：列宁所说的“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和中世纪制度、和小生产、和小生产者散漫性联系着的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国家资本主义成为苏俄实现社会主义大生产的必经之路，其具体内容有：租让、租赁、合作和代购代销。
4.利用外国资本主义
列宁新经济政策善于利用资本主义为苏俄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既包括国内资本主义，也包括外国资本主义。列宁要求吸收、学习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引进外国资本主义技术、人才、资本和先进经验，把苏维埃政权无力经营的厂矿租让给外国资本家，鼓励国际贸易，签订贸易协定，分化资本主义敌对势力。
（二）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实践意义
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出发点是解决“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给苏俄带来的问题，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战时共产主义”给苏俄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危机都得以解除，布尔什维克政权转危为安。
1.国民经济恢复发展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苏俄濒临破产的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工业、农业、电力、交通以及国内外贸易等相对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前都得到长足的进步和发展：苏俄的工业产值恢复到了战前的3/4；苏俄的农业产量恢复到战前的87%；苏俄的铁路运输也恢复到战前的80%；电气化也得到很大发展，甚至超过了战前水平。在推行商品经济、恢复商品—货币关系之后，苏俄国内的商业也活跃起来，贸易额和网点迅速增加。
2.巩固工农联盟
新经济政策终止余粮征集制、允许自由贸易等政策符合了苏俄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总人数占苏俄总人口80%以上的农民的利益，受到了他们的欢迎；城市中占主体的工人阶级也从新经济政策中获得了实惠。工农联盟得到了巩固，新生苏维埃政权的统治基础得到了稳定，苏俄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特别是经济建设有了政治保证。
三、结语
列宁新经济政策创造性地找到了一条适合苏俄国情的迂回过渡和建设之路，给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经验和启示：必须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化；必须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发展商品（市场）经济；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群众的利益；必须与时俱进、深化改革开放、不断创新。
参考文献：
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篇9
关键词：金融危机；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东南亚金融危机
一、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内容及其现实意义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当代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由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36年首创，从而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宏观经济分析。
（一）凯恩斯主义的内容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或凯恩斯主义是根据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1936）的思想基础上的经济理论，它的的理论框架，通常被认为构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哲学基础，核心是有效需求原理，主张国家采用需求管理政策，在经济萧条时实行扩张性政策，在经济过热时实行紧缩性政策，以此来稳定宏观经济运行。凯恩斯以这种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为根据，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扩大政府支出，刺激消费，降低利息率，提高有效需求，以实现长期的充分就业。这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谓的萨伊法则相对，后者认为价格和利息率的自动调整会趋向于创造完全就业。
（二）凯恩斯革命及其现实意义
凯思斯经济理论的革命意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在理论上对萨伊定律进行了革命，摒弃了“供给会创造它自身的需求”以及“普遍意义的生产过剩危机不会发生”这种传统观点；二在政策上对传统的自由经营论进行了革命，摒弃了通过市场自动调节可以实现充分就业均衡的传统理论；三在分析方法上，开创了现代宏观经济分析，研究总就业量、总生产量和国民收人及其波动的原因，以区别研究单个商品、单个厂商、单个消费户之经济行为的微观经济分析。
凯恩斯理论和革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通论》问世10年之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便登上了西方世界“官方经济学”的宝座。二战以后，以萨缪尔森等为代表的传统凯恩斯主义者，发展并完善了这一理论的分析框架和政策内涵，主张政府通过财政、货币等调控手段稳定经济，推动了战后西方经济的长期繁荣。此后一直到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凯恩斯主义都盛行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资本主义似乎进人了“凯恩斯主义时代”。
二、全球金融危机及其爆发的诱因分析
美国次级抵押贷款的崩溃与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是一对孪生问题，目前，正在不断发展和扩散，在美国引起了一场严重的金融风暴，席卷华尔街，波及实体经济，向世界蔓延，给各国的金融、经济蒙上阴影，越来越明显的全球经济衰退的迹象令全球不安。
（一）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其特征是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幅度较大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的损失，经济增长受到打击。这次2008年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由债务危机引发，与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相比，其共同的成因都是经济泡沫。但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线是国际收支，即经常账户逆差持续扩大、外债过高，不适当的固定汇率无法维持，引发了流动性和清偿力问题，进一步影响投资者、存款者与债权人的信心，形成恶性循环，危机发生。而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导火线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使金融体系坏账攀升、信用紧缩、市场恐慌，最终可能导致美国甚至全球经济衰退。
（二）美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失衡引起金融危机
对美国当前金融危机根本原因的不同认识导致对其危机深度判断的重大差异。目前，对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的判断大致有如下几种：
第一，比较普遍的观点是将次贷危机归咎为次级抵押贷款及其金融衍生品的泛滥，代表人物为美国哈佛大学的曼昆教授；
第二，将次贷危机归咎为监管问题和信息披露问题，代表人物为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
第三，将次贷危机归咎为全球经济失衡，代表人物为美国财长保尔森。
前两种认识集中在监管和信息披露的微观层面上，使人们认为，危机仅仅限于金融危机本身及其对实体经济和人们消费的影响，只要这次危机能够度过，美国和资本主义世界就不会有根本性改变。而保尔森则认为，全球贸易失衡是本次金融危机的根源，而失衡的双方，无论是经常项目逆差国还是经常项目顺差国都负有责任。以上这些仅仅从金融角度认识本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其结果只能使金融危机的发展更让他们感到迷惘和措手不及，乃至救助不力。显而易见，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即使救市措施一时奏效，但只要这一根本问题不解决，各种金融危机就会不断发生，直到开始触及和缓解这个问题。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的失衡是长期积累而成，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美国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重建实体经济，需要时间调整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
三、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凯恩斯主义再次出台
（一）金融危机背景下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再次出台
自1825年英国爆发世界上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对西方各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影响深刻，但当凯恩斯主义撞上滞胀之墙而失灵之后，凯恩斯主义逐渐退出。如今，美国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教授保罗·克鲁格曼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又使凯恩斯主义重新抬头。与凯恩斯相似的不仅是其文笔，克鲁格曼在世界观和政策立场上也带有鲜明的凯恩斯主义色彩。面对这次金融危机克鲁格曼提出以银行注资、降息为主的货币政策效力殆尽，政府应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并惠及穷人，才能拯救陷入危机中的美国经济。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美国实施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国家干预，这在形式上确实意味着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重新启动。最近一段时间,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发展形势和救市举措，奥巴马在竞选中提出“中产阶级减税”计划，亦承诺了一连串包括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研究以及军事方面的支出项目以推动经济及改善民生，中金公司的研究报告称，奥巴马政府短期内将不可避免推行财政刺激计划以挽救正在急速下滑的实体经济。以上这些都有力地证实了凯恩斯主义正在重新受到决策者的重视。
（二）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再次出台的原因
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凯恩斯主义扩展经济政策的重新出台，有多方面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
1.世界面临许多问题，迫切需要刺激经济
克鲁格曼认为，摆在今天许多国家面前的基本问题与在大萧条期间所遇到的问题是相同的。这就是，没有足够的需求来利用闲置的生产能力。既然当前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所处的环境基本相同，那么，运用扩展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去刺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进而促使经济走向复苏，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这同当时凯恩斯提出运用膨胀经济政策刺激有效需求的主张几乎如出一辙。如果再使用自由主义经济学那一套办法,只能使目前的世界经济更加雪上加霜。凯恩斯主义的膨胀经济政策在对付“滞胀”上虽然失去了昔日的光彩，但是，在应付经济衰退或经济不振方面，还是比其他经济学派略胜一筹的。
2.政府经济政策的失误
政府由于对某些情况了解的不够,在制定经济政策上难免会失误，这就给实施扩展经济政策提供了有力契机。在美国，当1991年3月走出经济衰退后,工业生产疲软,失业率较高，因此急需扩张经济,布什政府却采取了紧缩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结果经济不仅没有好转，反而使失业率急剧上升到了7%。克林顿政府改行扩张的货币政策，最终促使经济好转。欧盟一些国家政府接受了以往的教训，在提高利率措施失败后，近年不得不转而采取降低利率的扩展措施。东亚一些国家在金融危机后,反复摸索,纠正了以往的失误,最终走上了扩展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道路。
此外，凯恩斯经济政策的再次抬头,同外部因素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这在东亚经济危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呼吁东亚国家放弃业已实施的自由济改革，转向实行扩展的财政与货币金融政策，即增加政府开支，大幅度降低利率，对外汇市场进行管制。
结语
毫无疑问，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使倡导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基本教义派受到打击，在全球经济低迷等因素的影响下，世纪之交凯恩斯主义扩展的财政与货币政策重新在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得到启用，但这并不代表自由资本主义会全面崩溃。无论是强调政府干预的凯恩斯学派，还是强调自由放任的芝加哥学派，都认同市场经济基本制度，只不过一方认为市场有失灵之处，需要政府介入干预，而另一方认为，政府干预常常好心办坏事，不如让市场自我调节更好。现代主流经济学已经融合了这两个学派的精华，在互相兼收并蓄中发展。随着世界经济形势发生新的变化,世纪初全球宏观经济调节的前景将是需求财政金融政策与供给经济政策的有效结合。
参考文献：
[1]许经勇.萧条经济背景下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创新性和现实性[j].理论探索与争鸣，2002，（2）.
[2][美]大卫·科茨.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j].海外视野.2008（13）.
[3]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篇10
西方（主要指美国）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兴起，是与发展主义（又称“结构主义”）和依附理论在拉美的逐渐衰落紧密相连的。
拉美国家受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严重冲击后，逐渐改变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奉行一种“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40年代中期开始，早期自发性“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在一些国家遇到了国际收支逆差扩大等诸多失衡现象后，以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为代表的联合国拉美经委会一批专家摈弃了西方发展学和现代化理论的框架，在总结拉美国家早期“进口替代”工业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拉美特色的发展主义理论。该理论以结构主义思想为基础，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研究方法和凯恩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结构主义发展理论，故又称结构主义。
发展主义根据“中心－”的理论，提出拉美国家如摆脱被剥削的依附地位，必须推行“进口替代”内向工业化发展战略。开始由普通工业消费品进口替代过渡到耐用消费品和中间产品的进口替代，最后实现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的进口替代，逐渐形成类似于发达国家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最终实现经济完全独立发展。
为保证“进口替代”工业化的顺利进行，他们主张必须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制定统一的、具有连贯性的长期规划，并将长期规划的目标体现到具体政策中去。国家应在国民经济的关键部门和私人企业无力经营的部门直接投资经营国有企业，统管大型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建设，建立强有力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国家通过国营企业及财政和金融部门对经济生活进行直接干预。市场由国家所统制，价格、利率、汇率等均由国家严格规定。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实行民族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并对外汇兑换进行严格管制，以促使民族工业的发展。
50年代，发展主义理论在拉美各国受到普遍欢迎，该理论的倡导者提出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及有关的政策、措施得到了广泛推行，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由于该战略实行强有力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大大削弱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并因割裂了本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而难以获得国际分工中的比较经济利益，从而给经济进一步发展造成了许多不利影响。60年代中期开始，拉美国家“进口替代”工业化遇到了诸如市场饱和、企业效益低下、质次价高的产品很难打入国际市场，许多中、小企业困难重重，失业增加，国有企业负债累累、财政赤字不断增加，以及对外的依赖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等问题。
进入70年代，面对上述诸多矛盾和问题，拉美一些国家在“依附论”和民族民主运动普遍高涨影响下，进一步采取了对外资企业及濒临破产的中、小企业实行国有化，加强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和直接干预等激进的政策措施。同时，趁国际资金充盈、利率低下，大借外债，继续保持“赶超型”高速经济增长，以推动“进口替代”工业化向高层次发展。结果一些国家的经济虽继续保持了一段时间高速增长，但“进口替代”工业化内向发展模式产生盼诸多矛盾根本没有解决。
80年代初，拉美国家脆弱的经济受国际形势不利变化的冲击，先后都陷入了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之中。“进口替代”内向工业化发展模式的积弊充分暴露出来。发展主义的创始人普雷维什在《我的五个观点》文章中，也承认了过去发展中国家政府过度干预存在缺陷。这标志着在拉美一度盛行的“依附理论”，特别是发展主义陷入了困境。发展主义者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治理通货膨胀、汇率问题及有步骤地贸易开放等短期政策上，迟迟提不出一种比较完整的新长期发展模式去替代已经过时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发展主义在拉美影响的不断削弱，为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二、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发展变化
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大体经历了3个发展变化阶段，70年代新自由主义改革在拉美一些国家进行试验；80年代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在拉美逐渐形成；90年代初期，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在拉美广泛推行。
1．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试验阶段。新自由主义对拉美的影响早在50年代中期就已开始。当时，美国芝加哥大学这个货币主义的摇篮专门为来自拉美的学生设立了一个经济学博士学位点。有些年份，芝加哥大学从拉美招收了20名攻读学位的学生，并由弗里德曼的同事、芝加哥大学教授哈伯格做他们的导师。这些芝加哥学派的门徒们回到拉美后，有的在政府中任部长或中央银行行长等职，有的成了著名的企业家，对拉美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特别是智利。
根据1956年智利和美国签署的双边协议，智利天主教大学先后派出百余名博士后经济研究生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他们回国后，积极倡导用新自由主义思想改造智利经济。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智利、阿根廷、乌拉圭等国都实行对外开放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加快国营企业私有化步伐，减少甚至取消国家对价格、汇率、利率、租金、工资等的全面干预和控制。同时，开放金融市场，放宽对外资的限制。这些国家照搬美国新自由主义理论，实行经济改革的结果是，阿根廷、乌拉圭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试验”以失败告终。
智利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付出了高昂代价。1976至1983年，破产企业增加了7倍，银行业几乎崩溃，失业率达30％，特别是金融政策的失误，导致国家在80年代初几乎无法偿还外债，国家用80％的出口收入偿债，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智利的“芝加哥弟子”因此而失宠。1982至1984年，智利先后更换了5位财政部长，新自由主义改革被迫暂时中止。
2．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在拉美逐渐形成阶段。80年代初，拉美国家发生债务危机后，拉美的“芝加哥弟子”在拉美一些国家用搬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进行改革试验没有成功；而发展主义的一批年轻经济学家在更新结构主义理论基础上，提出的“新结构主义”理论，在强调将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结合起来，实行兼顾各社会集团利益收入分配，以及将政治民主化与国家干预经济相结合的同时，把政策建议主要集中在诸如治理通货膨胀、有步骤地贸易开放和加强生产体系的国际参与等短期政策上，也提不出一种比较完整的新长期发展模式。而拉美各国为对付债务危机，被迫作出了付出沉重社会代价的应急性调整后，逐渐认识到这场危机是一场“结构性”的发展危机，因此，纷纷要求总结经验，更新经济思想，寻求恢复经济发展的新路子和新模式。
8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为拉美国家开出了一张张结构性调整改革的药方。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经过一番改头换面后，重新在拉美快速扩散，1985年美国提出的“贝克计划”就要求拉美债务国家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进一步开放资本和股票市场；放松投资限制，为本国和外国投资者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实行贸易自由化和进口管制的合理化；改革税收体系和劳动力市场，以及改正价格扭曲现象，以此作为进行债务谈判的条件。1986年，当墨西哥根据“贝克计划”在外贸体制和公共部门管理方面进行了较重大改革后，就在债务谈判中得到了较大的优惠，以诱使其他拉美国家仿效墨西哥也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当时，国际货币基金会组织总裁亚克·拉罗齐尔为劝说拉美国家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也花费了大量时间。而拉美一些国家在外资流入急剧减少的情况下，为从美国和国际多边金融机构获得更多货款，被迫接受了某些结构性改革的附加条件。
拉美的一些“芝加哥弟子”及其追随者在总结阿根廷、智利等国照搬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进行改革失败和挫折教训的基础上，根据美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提出的改革政策建议，并结合东亚“四小龙”成功的发展经验以及本国实际，提出了各种结构性改革新方案和新模式。如1985年智利皮诺切特政府任命曾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精通经济理论和管理科学的埃尔南·布奇任财政部长。他针对智利市场狭小、需求有限等特点，提出了“建立在外部竞争之上”的市场化经济增长新模式，使出口翻番，为经济持续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智利的成功在拉美起了示范作用。于是，到80年代未，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与拉美各国的结构性改革实际相结合，逐渐形成了具有拉美特色的开放性市场化发展取向的新模式。
转贴于
这种得到美国政府和某些国际金融机构赞赏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全盘否定“进口替代”内向工业化发展模式，认为拉美债务危机的根源在于该地区实施了内向增长模式和保护主义政策，以及国家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过大和私人部门的相对软弱。由此，主张减少国家干预和扩大对外开放，强调拉美国家必须采取如下改革措施：（1）实行对外贸易自由化，放弃鼓励资源向国内市场倾斜的保护政策，采取鼓励出口的外向发展政策，以促进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益。（2）放开价格，取消政府对价格体系的干预。（3）缩小公共部门的规模，尤其要对生产领域中的大多数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4）一国家应废除有关法规和限制私人部门进入市场的障碍。（5）放松国家对劳动力市场的控制，开放金融市场，放开利率，取消政府对信贷机制的管制。（6）政府要努力消灭财政赤字，减轻税收负担等。
3．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在拉美广泛推行阶段。80年代未90年代初，拉美一些国家通过民主选举，新的一代年轻政府领导人纷纷上台执政，如墨西哥的萨利纳斯、巴西的科洛尔.德梅洛、阿根廷的梅内姆、智利的艾尔文等等。他们多数在动荡的60年代渡过青年时代，许多人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以墨西哥为例，不仅萨利纳斯总统曾在美国哈佛大学深造过，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而且其内阁中59％的部长或副部长也都拥有美国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智利艾尔文执政时，他的23位部长中，也有18位在美国大学获得了博士或硕士学位，另有4人在西欧获得了学位。他们在拉美一些国家成了拥有实权的“技术政治家”（technopol），与过去仅充当政府顾问角色与政府经济决策制定的“技术专家”（technocrat）不同，他们既掌握着丰富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又懂得如何贯彻落实经济政策。他们都有使自己国家走出危机，重新取得经济增长的愿望。
1989年美国政府眼看拉美国家进行全面改革调整的时机已经成熟，便提出“布雷迪计划”，首次同意对拉美债务国所欠债务本金给予减免，但要求债务国进行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改革。拉美一些重债国分别与美国就布雷迪计划实施达成协议后，各国遂加大了结构性改革的力度，特别是墨西哥、阿根廷等国的一批“技术政治家”在美国及国际金融机构的督促下，受苏联、东欧巨变后实施“休克疗法”的影响，加快了结构性改革的步伐。而智利、墨西哥等国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增长，对许多拉美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样，在90年代初期，拉美地区掀起了转换经济发展模式的新高潮，许多拉美国家朝着更加开放的自由市场经济迈进、
由于拉美各国国情差异很大，经济发展水平也很悬殊，经济危机深度也不尽相同。因此，各国在转换发展模式过程中，调整改革的步伐也不完全一致，但几乎都程度不同地采取了如下新自由主义改革措施：
（1）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加强各种经济杠杆对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鼓励私人部门的进取精神，发展市场经济，逐步完善国内的市场体系。
（2）削弱国家作为生产资料直接拥有者和生产过程直接参与者的作用，实行部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如阿根廷姆内梅上台执政后，就对电力、电话、航空、煤气等国有大企业实行私有化，私人经济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不断加强。
（3）放松对外贸的控制，逐步开放国内市场，实行贸易自由化。积极鼓励出民逐步向外向型、面向出口的方向发展。许多国家改革外贸体制，调整汇率，降低关税，逐渐以关税代替进口许可证制度，并把提高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作为促进经济恢复增长的主要手段。如墨西哥原有16个关税等级，最高关税达100％，80年代未已降至5级，平均关税为10％，1994年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后，实现了资金和货物的自由流动。
（4）调整吸收外资政策，减少限制，不断扩大外资的投资领域，放宽对利润汇出的限制，并向外资提供多方面刺激性优惠，如阿根廷，除大众媒体以外，几乎所有部门都对外资开放。外资甚至可对国防工业和核工业部门的企业私有化进行投标及参股。外资企业不仅享有国民“同等待遇”，还得到减兔税收的优惠。
（5）改革金融体制，实行金融自由化。在银行领域，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实行银行私有化，取消利率管制，减少强制性的信贷配给项目，以及降低存款准备金要求等。同时，鼓励证券市场发展，逐步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如墨西哥于1994年初颁布法令，不仅取消了对外资银行的种种限制，还规定外资可投资于墨西哥银行系统，其中北美良由贸易区成员国可拥有墨西哥银行系统资金的8％；2000年以后，这一比重可增加到15％。
（6）改革财税体制和社会保障制度，在税收方面，调整税种结构，实行严格的税收稽查制度，打击偷漏税，加强税收审计等。在财政体制方面，实行“财政分权”，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重新分配财政开支的权力和责任，以减少财政开支，降低财政赤字。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统一失业补贴和家庭补贴．取消退休和养老金特权，规定享受医疗待遇的统一条件，免去雇主为养者金出资的义务，建立资本化的养老基金个人帐户，并将养者基金交给私人管理等等。
总之，进入90年代，许多拉美国家都在程度不同地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不断开放国内市场，更深地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减少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调动本国和外国私人资金的积极性～大力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靠集体力量增强国际经济地位。调整、改革的重点放在经济政策和管理体制方面，并对部分企业的所有制进行了改造。拉美一些国家通过经济市场化、私有化和国际化的调整改革，逐渐改变了过去的“进口替代”内向工业化发展模式。
三、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发展前景
早在80年代中期开始，拉美一些国家采取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性改革措施就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对拉美普遍转换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大加赞赏，并形成“华盛顿共识”，全面肯定拉美结构性改革的成果，还把墨西哥作为取得“辉煌成果”的样板，在拉美和发展中国家加以推广。199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发表文章指出，拉丁美洲经济取得了惊人的实质性进展。拉美一些国家新上台的“技术政治家”和主张新自由主义改革者也充分肯定拉美经济发展模式转换取得了巨大成效。
然而，西方一些左翼人士则认为，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本质不过是通过对国家政策的国际性调整，以达到收入的再集中而已，有的指出，拉美的自由化政策实际上“不过是拉美资本家与美国政策制定者、银行家和跨国公司结盟的产物。”拉美的新结构主义者也批评新自由主义将市场的作用理想化，片面强调开放市场，否定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通过各种渠道使国家丧失财政能力，从而逐渐失去生产性投资和社会投资的功能。有的学者指出，“新自由主义药方对拉美无效。”拉美的一些工会组织甚至认为，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影响国家主权，有利于跨国公司而不利于工人，社会代价高。
1994年岁末，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对拉美自由主义改革的批评进一步增加。拉美许多报刊发表文章指出，发生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墨西哥萨利纳斯政府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结果。危机使墨西哥比索币值剧降，外汇储备锐减，股市骤跌，资本大量外逃，外债剧增，通货膨胀上升，经济萎缩，大批工厂倒闭，失业人数进一步增加。受危机影响较大的阿根廷等国情况亦如此，阿根廷失业率从1993年的9．6％，上升到1996年17．2％。各国采取的紧缩政策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导致新自由主义改革中出现的诸多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这引起拉美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随着社会各界批评的进一步增加，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作为左右拉美一些国家经济政策方向的主流派地位逐渐减弱，新结构主义者在批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模式的基础上，提出的“公正的经济发展”新模式，逐渐得到了拉美一些国家执政者的重视。该模式主张经济发展政策应同公正政策相兼容，认为“要大发展就得牺牲公正，要公正就得牺牲发展”的理论是不完善的，发展目标和公正目标之间并非是完全对立的，因在有些公共政策方面，发展和公正是互补的，如就业机会的创造有助于发展，也有助于公正。人才投资，特别是教育投资也是如此。其具体政策主张是：市场不是万能的上帝，应加以监督、调节和引导；国营企业不可或缺，特别是在私人资本无力或不愿经营的领域；国家应干预金融市场，抑制投机活动，鼓励生产性投资，重视社会投资，特别是文教、科技投资，政府不仅要重视短期调节，而且要重视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实行有选择性的开放政策，对外资和外贸加强监督和管理。
新结构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逐渐被拉美一些国家的决策者接受并加以贯彻实施。面对新自由主义改革深化中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拉美一些国家在继续完成第一阶段新自由主义改革任务的同时，将进入改革的第二阶段，重点引向改革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等，以期缓解日趋严重的贫困、失业、分配不公等社会问题。在改革的过程中，各国将更多地采取新自由主义和新结构主义相结合的政策措施。
注：
①J·威廉逊：《拉美经济调整的成效》，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1990年版，第353页。
②De霍杰景：《目前拉美市场经济过程的政治经济学》．英国《拉美研究》杂志，199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