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安全处罚条例篇1
一、非法经营保安业务刑事案件争点
试举一例。宋某系某物业管理服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从事保安工作，具有二级保卫师资格。从2008年以来，宋某及其所经营的物业公司在未取得保安许可证的情况下，先后与12家公司签订保安服务合同。然后自己在社会上招聘保安人员，同其签订劳务合同，不经专业培训即派驻相关招用单位，从事日常门卫执勤、巡逻、安全防范等保安业务。宋某及其物业公司向招用单位收取保安服务费，非法经营数额近200万元。
对于宋某及其物业公司非法从事保安服务的行为能否入罪、构成何罪、如何处刑的问题，实践中存在以下认识分歧：（1）是否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否定者认为，宋某及其物业公司的行为虽违反相关行政法规，对保安服务行业及市场秩序产生一定的危害，但尚不足以运用刑事手段打击，完全可以用行政处罚予以遏制，所以不需要将其入罪；肯定者认为，此种“黑保安”的行为严重扰乱保安服务市场秩序，而且危害社会治安，有的案件社会影响恶劣，公众舆论反应强烈，因而有必要将其入罪予以刑事惩治。（2）是否具有刑事违法性？否定者认为，宋某及其物业公司的行为违反了《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64号）第15条“自行招用保安员的单位不得在本单位以外或者物业管理区域以外提供保安服务”的规定，但该条例第42条只有行政违法的罚则，并没有规定相对应的刑事罚则，所以，其行为只能作为一般违法行为处理。肯定者认为，宋某及其物业公司的行为并不属于上述《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第15条规定的情况，而应该适用该条例第41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未经许可，擅自从事保安服务”的规定。该条款明确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表明其行为具有刑事违法性。（3）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否定者认为，尽管宋某及其物业公司非法从事保安服务社会危害较大，但由于现行刑法及司法解释并无明确将该种行为界定为非法经营罪，如果任意适用《刑法》第225条的兜底条款，则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因而只能作无罪处理；肯定者认为，可以引用《刑法》第225条第4项，认定非法从事保安服务的行为属于“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从而构成非法经营罪，这并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在肯定说的基础上，有人主张，在适用此条款时应进行严格限制，将《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第42条规定的一般违法行为类型排除在外。（4）应否予以刑事处罚？否定者认为，非法从事保安服务的行为虽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已经规定了相应的行政处罚措施，对于宋某及其物业公司的行为应首先考虑行政处罚，只有行政处罚不足以遏制该种行为时，才有必要予以刑罚处罚。肯定者认为，非法经营保安业务活动之所以严重泛滥、危害社会，行政处罚不力、法律监管缺位是其重要原因，根据行政刑法中的“刑事优先”原则，首先动用刑罚手段予以惩治是有必要的，或者说，刑事处罚不必以行政处罚为前置条件。
以上认识分歧显然不利于对“黑保安”违法犯罪的刑事惩治，而要正确认定对非法从事保安服务行为，关键在于对《刑法》第225条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理解和把握，以下予以详析。
二、对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理解
《刑法》第225条第4项被视为非法经营罪的兜底条款，其所描述的行为是：违反国家规定，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非法经营行为。根据《刑法》、刑法修正案及司法解释，已有11种行为被认定为“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包括：非法买卖外汇，非法出版，非法经营电信业务，非法传销或变相传销，生产、销售添加“瘦肉精”的饲料，非法经营食盐业务，哄抬物价、牟取暴利行为，擅自从事互联网上网经营业务，擅自发行、销售等。应当说，上述规定大都符合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涵义，但将非法传销或变相传销行为以非法经营罪论处显属不当。对此，《刑法修正案（七）》设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这样，只有从事组织、领导之外的其他传销或变相传销活动的，才构成非法经营罪。实践中，一些地方的刑事判例更是在司法解释之外扩张了非法经营罪的内涵，如“高利贷非法经营案”、“黑开发商案”、“倒卖奥运门票案”、“买卖人体器官案”、“买卖人骨案”、“擅自制作网络游戏外挂并出售牟利案”、“超越经营范围销售神龙数码卡案”等。可以说，非法经营罪本来是为了瓦解投机倒把罪这一“口袋罪”而设立，结果却变异为一个新的口袋罪。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扩张适用不断遭到学界诟病，实践中也陷入了尴尬的司法困境。有学者指出，在越权司法解释和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共同作用下，非法经营罪从扩张走向变异，背离了《刑法》第225条规定的原旨，逐渐变成笼罩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口袋罪”。①如果一个罪名被指斥为“口袋罪”，可以囊括违法性质不同的行为，那就意味着其与罪刑法定原则、尊重保障人权的冲突。②基于对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适用可能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担忧，有人提出了分解此罪，③有人提出废除此罪，④也有学者认为不能废除，只是应严格解释。⑤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理由是：（1）该兜底条款的存在是基于刑事司法的现实需要。正如有学者指出，非法经营罪沦为“口袋罪”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经济脱序行为日益严重与经济规制手段单一、措施落后之间的矛盾日渐凸显的过程。⑥我国尚处于社会转型期，国家经济管理政策处于不断调整和变化之中，而刑事法律相对稳定，不可能随时更改。面对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的非法经营行为，刑法条文不可能完全加以罗列或类型化，借助兜底条款立法技术，既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列举式立法的不周延性，也可以赋予司法者灵活行使裁量权，使刑事法网更趋严密，适应打击经营失范行为的需要，因此，其现实合理性是无可置疑的。（2）该兜底条款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立法禁止模糊性，要求规范的确定性，但兜底条款的模糊性并不与罪刑法定原则所要求的明确性截然对立。
刑法的明确性不是绝对的，模糊性的刑法规范在人们合理预期的范围内是可以存在的。同时，罪刑法定原则是一项司法原则，刑法条文的确定性是相对的，条文字面的含糊性并不足以导致“口袋罪”的出现，是否成为“口袋罪”的关键在于司法中如何理解“其他”的范围，如何信守罪刑法定原则，如何根据条文的内在涵义和逻辑进行解释。①因此，对于非法经营罪既不能废除也不能分解，更不能废除其兜底条款。当然，兜底条款的不确定性必然会给刑事司法带来适用上的困难，也为司法裁量权的滥用留下了缺口和漏洞。所以，对该兜底条款必须以罪刑法定原则为标尺，进行合理而必要的限缩解释，将非法经营罪的适用限制在相对合理的范围内。既要在可能的语义范围内来理解“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同时，解释适用的结论必须符合国民的一般预测可能，避免造成破坏罪刑法定原则的消极后果。
三、非法从事保安服务的行为定性
对刑法中兜底条款的适用解释，应当遵循体系解释中同类解释规则，即对于刑法分则条文在列举具体要素之后使用的“等”、“其他”用语，要按照所列举的内容、性质进行解释，②《刑法》第225条列举的非法经营罪行为方式各不相同，但其均属于违反特定行业的经营许可制度、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经营行为。根据同类解释规则，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中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应当指向那些除了《刑法》第225条规定以外违反国家特许经营制度、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判断非法从事保安服务的行为是否属于《刑法》第225条中的非法经营行为，应当以此为标准。
（一）保安服务是一种特殊的经营行为
从语义上看，非法经营罪的“经营”属于一种营销活动，刑法设置非法经营罪的目的在于维护正常的市场管理制度，尤其是专营专卖制度、经营许可制度，保障市场交易正常有序运行，不能将非法经营罪视作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类罪的兜底罪名。那么，能否将保安服务看作是非法经营罪中的“经营”活动？笔者持肯定观点，理由是：
1．保安服务是一种经营活动。根据《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第2条的规定，“保安服务”是指：保安服务公司根据保安服务合同，派出保安员为客户单位提供的门卫、巡逻、守护、押运、随身护卫、安全检查以及安全技术防范、安全风险评估等服务；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招用人员从事的本单位门卫、巡逻、守护等安全防范工作；物业服务企业招用人员在物业管理区域内开展的门卫、巡逻、秩序维护等服务。从解释学的角度，将个人或单位从事保安服务看作是一种经营活动，从而将非法从事保安服务纳入非法经营罪的“非法经营”范畴，并不违反国民的一般预测可能。
2．保安服务属于国家特许经营的经营活动。根据《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第二章、第三章的规定，保安服务公司必须向公安机关提供申请，取得保安服务许可证才能经营；自行招用保安员的单位进行保安服务须向公安机关备案，并不得在本单位以外或者物业管理区域以外提供保安服务。由此来看，保安服务不是一般的经营活动，而是必须经行政许可才能经营的特殊行业。如果保安从业单位或人员没有向公安机关提出申请并获得许可证，从事保安服务的，其行为就违反了国家有关保安服务的特许经营许可制度，与《刑法》第225条列举的非法经营罪行为具有同质特征。
3．保安服务是关系到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的经营活动。保安服务的职责就是保护公共财产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预防和制止违法犯罪活动。如果对这种经营活动不进行严格的监督管理，对“黑保安”的非法活动不进行严厉打击，难以想像社会公共安全会得到保障。实践中，一些保安从业人员名为“保安”，实为保镖、打手、“炮子”，经常实施非法搜查、拘禁、侮辱殴打群众，非法扣押、没收当事人证件、财物等侵权行为；有的保安从业单位或人员参与追索债务、采用暴力或胁迫手段处置纠纷，侵犯客户单位或公民个人的隐私，泄露在保安服务中获知的国家秘密或商业秘密等；还有的保安从业单位或人员以保安身份为掩护，为其他违法犯罪活动提供掩护和帮助，如从事容留、介绍妇女，组织开设聚众，为犯罪分子转移买卖赃物、提供藏匿窝点，为吸毒人员提供场所和看门放哨，纵容社会丑恶现象滋生蔓延。不仅破坏保安服务市场秩序，而且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公众舆论反应强烈，社会影响十分恶劣。因此，非法从事保安服务行为不是一般的非法经营活动，是一种违反国家特许经营制度、扰乱保安服务市场秩序、可能危及社会公共安全的特殊经营活动，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其社会危害性及其严重程度。
（二）非法从事保安服务是“违反国家规定”的行为
1．保安服务行政法规是否属于非法经营罪中的“国家规定”？非法经营罪是一种典型的法定犯，“违反国家规定”是其构成犯罪的要件之一。根据《刑法》第96条的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是指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的决定和命令。“国家规定”的立法主体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国务院各部委制定的规章、的命令、决定等均不属于“国家规定”，各级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更不在其列。同时，为了保护国家利益、社会秩序、公共安全以及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国家通常对关系社会民生、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的市场实行准入制度。作为非法经营罪特定前提条件的法律法规，应限于与国家特定经营许可制度内容，包括实行专营专卖及限制经营、实行经营许可证制度两方面，而保安服务经营许可制度也在其中。因此，《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属于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所规制内容为保安服务经营行政许可制度，当然可视为非法经营罪中的“国家规定”，非法从事保安服务即为“违反国家规定”的行为。
2．如何理解保安服务行政法规中的刑事罚则？《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第41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未经许可，擅自从事保安服务、保安培训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并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43条规定，保安从业单位有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以及客户单位明确要求保密的信息等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第45条规定，保安员有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搜查他人身体或者侮辱、殴打他人等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以上三个条款针对保安从业单位及责任人员、保安员违法从事保安服务行为规定行政违法罚则的同时，均明确规定了相应的刑事罚则。与此不同的是，第42条对于所列举的保安从业单位非法从事保安服务的行为类型，只规定了责令限期改正、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的行政法律责任形式，并没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文字表述。那么，能否因为第42条缺少追究刑事罚则的对应性规定，而排除第42条对所列举行为的刑事违法性，从而不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对此问题，理论上存在一定争议：（1）肯定者认为，行政法规中没有规定相应刑事罚则责任条款，可以依照刑法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非法经营行为，即依照刑法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非法经营行为，并非一定要有行政法规的照应性规定。①（2）否定说认为，如果行政法规针对情节严重的非法经营行为没有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便无法在其中准确选择需要追究其刑事责任的非法经营行为，如果一律追究刑事责任，其结果势必造成非法经营罪入罪的非法经营行为过于宽泛。②笔者倾向于否定说，主张对非法经营罪采取严格限制解释的态度。如果行政法规对某种非法经营行为只规定了行政违法罚则，而没有明确规定相应的刑事罚则，这表明这样的非法经营行为即使情节严重，只需要给予行政处罚即可，而没有必要又动用刑法来干预。实际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已经对保安从业单位及责任人员、保安人员违法实施何种保安服务、具有刑事违法性的行为作了明确的列举性规定；对非法从事保安服务、但不具有刑事违法性的行为也通过第42条加以确定。因此，对于该条例第42条所列举的违法行为只能予以行政处罚，而不能认定为犯罪并追究其刑事责任。在前述案件中，宋某及其物业公司从非法从事保安服务的同时，实际上已经不再从事物业管理服务的经营活动，其行为不属于该条例第15条中“自行招用保安员的单位不得在本单位以外或者物业管理区域以外提供保安服务”的情形。因此，不能因该条例第42条针对该种行为没有刑事罚则的对应性规定，就不将其作为犯罪处理，而是应当适用该条例第41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未经许可，擅自从事保安服务”的规定，认定宋某及其物业公司的行为具有刑事违法性，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非法从事保安服务是“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
“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是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核心，明确“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内涵是划定兜底条款规制范围的关键。
1．非法从事保安服务行为扰乱了保安服务市场秩序。“扰乱市场秩序”揭示了非法经营罪所保护的法益。市场秩序主要包括市场准入秩序、市场交易和竞争秩序、市场退出秩序以及市场管理秩序等，非法经营罪所扰乱的市场秩序主要是其中的市场准入秩序。目前，我国的保安服务业是以各级公安机关成立的保安服务公司为主体、以物业保安以及其他社会组织所提供的保安服务业务为补充的保安服务体系。①保安从业单位是一种为服务对象提供社会化安全服务的经济组织，对其应当实行特许经营制度，严格施行“准入制”，并明确保安服务范围；而违反这种“准入制”、超出经营范围的行为，必然会严重扰乱保安服务市场秩序，使正规保安服务公司难以正常经营，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市场环境，并危及社会治安稳定，公众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2．必须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才能构成犯罪。“情节严重”是对“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行为的罪量因素。由于非法经营罪是以获利为目的的经济犯罪，犯罪数额是认定行为危害程度的首要标准。判断非法从事保安服务“情节严重”的数额类型主要包括两种：一是非法经营数额，即行为人非法经营物品、货物的价值数额，表明非法经营行为的规模，以及与此相应的扰乱市场经营管理秩序的严重程度。与其他非法经营犯罪行为类型一样，非法经营保安业务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也主要反映于非法经营数额大小；二是违法所得数额，即行为人非法经营行为的获利数额。一般地，违法所得额与社会危害程度成正比，违法所得额越大，社会危害性程度也就越高，非法经营保安业务也不例外。在认定非法经营行为“情节严重”时，应以行为人非法经营数额为主要根据，综合考虑非法所得数额和其他情节，其数额标准应由司法解释做出具体规定。
此外，虽然非法经营数额没有达到较大的标准，但如果具备其他情形，也可认定为“情节严重”，如多次实施非法经营活动，曾因非法经营活动受到过行政处罚的；非法经营造成严重后果，导致市场严重混乱的；社会影响恶劣，引起严重社会问题等。
四、相关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衔接
前述否定者认为，对于宋某及其物业公司的行为应首先考虑行政处罚，只有行政处罚不足以遏制该种行为时，才有必要予以刑罚处罚；而肯定者认为，根据“刑事优先”原则，对其行政处罚须以刑事处罚为前提。
这种争论涉及到相关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衔接问题，以下就此谈几点看法：
（一）刑事处罚不应以行政处罚为前置条件
在苏某及其物业公司尚未接受行政处罚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适用非法经营罪的刑法规定进行刑事处罚。理由是：（1）司法机关不应将刑法谦抑性精神等同于刑事司法适用准则。在刑事立法层面，对某种行为应否入罪，应强调刑法的谦抑性，即只有在运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手段和措施仍不足以抑制时，才能运用刑法的方法，亦即通过刑事立法将其规定为犯罪，处以一定的刑罚。②但在刑事司法层面，行政机关对违法者作出行政处罚，并不是司法机关审理行政犯罪案件的必经程序。从行政处罚与刑罚处罚的衔接角度考虑，必须遵循“刑事优先”原则，当同一案件既是行政违法案件又是行政犯罪案件时，原则上应先由司法机关按刑事诉讼程序解决行为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再由行政机关依行政处罚程序解决行为人的行政法律责任。
（2）将行政处罚作为刑罚处罚的“前置程序”，不仅违反“刑事优先”原则，而且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带来“以罚代刑”的弊病。不可否认，在我国行政执法大量存在着“以罚代刑”的现象。我国各级政府实行罚没款项返还制度，形成了地方财政部门和执法部门的“双赢局面”，成为行政执法部门“以罚代刑”的动力。违法企业或个人往往在被处以高额罚款后，行政执法机关就以行政处罚结案，也不再移交给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实际上，非法从事保安服务的行为之所以如此泛滥、危害严重，行政执法机关处罚不力、监管缺位是其重要原因，因而，对于非法经营保安服务行为情节严重的，首先动用刑罚手段予以刑事惩治是有十分必要的，这样就能够有效地避免以罚代刑和权力寻租现象，实现行政处罚与刑罚适用的衔接。
（二）行政法规的刑事罚则须依从刑法规定
我国许多行政法规都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刑事罚则。这里涉及两个问题：第一，行政法规中规定的违法行为是否都存在着“构成犯罪”的问题；第二，在可能“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中如何划定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界限。①笔者认为，从《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第41条的立法语言逻辑上看，似乎罚则部分所列举的违法行为都可能构成犯罪，但违法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不能仅仅依据行政法规中是否有相关刑事罚则来判定，而应当结合刑法规定来认定，所谓“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就只能是针对与刑法中的规定相吻合的违法行为而言。对于《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罚则部分所列举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要具体分析该种违法行为是否符合刑法规定的相关犯罪的实体标准。如果该违法行为不符合刑法规定的实体条件，即使危害严重或者情节恶劣，也不能将其作为犯罪来处理。
公司安全处罚条例篇2
近年来，我国基本建设投资保持着高速增长的势头，市场主体多元化，建筑领域竞争激烈，交易条件越来越苛刻，建筑行业的法律法规纷繁复杂，行业主管部门监管力度不断加强，施工企业在运行过程中涉及众多法律关系，存在较多不可预见因素，使得建筑施工企业法律风险呈现出高发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而公司高管个人将直面相关法律风险。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本文所指公司高管不仅指上述人员，还包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少公司的董事长为法定代表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行为直接代表公司，责任重大，司法实践中通常将法定代表人认定属于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并认定法定代表人对公司的行为亦应承担刑事责任。公司高管的法律责任有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民事责任，最严厉的是刑事责任，近年来公司高管犯罪呈上升趋势。如何在企业快速发展与稳健经营中寻求平衡点、降低日益增加的法律风险，是值得公司高管认真思考的问题。
安全重于泰山，防范安全事故引发的刑事责任及行政责任
据统计，2013年度有48人是因为安全生产方面的问题而涉及刑事犯罪，主要集中于总经理（18人，占37.5%）、实际控制人（15人，占31.3%）和董事长（7人，占14.6%）三个职位。另外，就发生在安全生产环节的犯罪行为方式来看，主要集中于重大责任事故、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污染环境等方面。
建筑施工行业被誉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九大行业之一，施工企业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不仅会带来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关系着企业的生死存亡，企业的高管也将会被处以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特别是2014年12月1日起新《安全生产法》施行，公司高管将会面临更加严格的安全责任。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违反《安全生产法》规定，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给予撤职处分；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因此受刑事处罚或者撤职处分的，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受处分之日起，五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重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负有责任的，终身不得担任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还将面临经济处罚，将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处以罚款：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三十的罚款；发生较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发生重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六十的罚款；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八十的罚款。
为了防范安全事故的发生，正确应对意外安全事故，公司高管需要从以下方面加强防范。一是要加强学习，开展全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提高各级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学习了解安全管理法律法规：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二是要建立完善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并将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宣贯落实；三是要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防范因安全生产设施或者安全生产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而触犯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四是要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五是要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如果出现重伤以上安全事故，应一小时内上报安监部门，现场有关人员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于1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防范触犯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及被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一百的罚款。
远离潜规则，防范串通投标、行贿等违法行为引发的刑事责任
据统计，2013年度有33人是因为工程承揽方面的问题而涉刑，主要集中于总经理（15人，占45.6%）和董事长（8人，占24.2%）两个职位，就发生在工程承揽环节的犯罪行为方式来看，主要集中于受贿、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行贿、单位行贿等方面。由于建筑市场竞争激烈，串通投标、行贿等违法行为屡禁不止，严重影响了建筑市场正常的市场秩序，也给公司高管带来刑事责任风险。
自2012年2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在对串通投标行为和弄虚作假骗取中标行为的认定作出明确具体规定的同时，依据招标投标法，进一步充实细化了相关的法律责任，规定有此类行为的，中标无效，没收违法所得，处以罚款；对违法情节严重的投标人取消其一定期限内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资格，甚至吊销其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由于串通投标行为的客观存在，而追责的较少，施工行业的公司高管还未对此引起足够重视，司法实践中不乏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如：2008年，深圳市×建设公司，为参与深圳市公明供水调蓄工程第七标段投标并提高中标率，与多家单位分别签订《联合投标协议书》或《合作协议书》，为相关单位到深人员提供住宿及机票等费用的报销，中标后再行转包获利。2011年法院以串通投标罪判处X建设有限公司和X工程有限公司罚金各人民币100万元。以串通投标罪判处X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张某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判处原总经理谢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判处原总工程师栾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判处原经营部经理杨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
为了防范在招投标活动中被追究串通投标罪、行贿罪，公司高管需要从两方面加强防范：一是组织企业从事市场开发的人员认真学习掌握《建筑法》《招标投标法》《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及《刑法》相关规定，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自觉规范企业的经营行为；二是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相关规章制度，将法律法规与企业的经营行为有机结合，形成切实可行的操作细则，不碰触违法红线，从企业自身做起，以规范健康的市场秩序，防范相关刑事责任风险。
遏制转包、违法分包，防范被处以行政罚款及禁业限制
1998年3月1日施行的《建筑法》对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出借资质证书等违法行为做出原则规定之后，我国相关的《合同法》《招标投标法》以及国务院颁布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招投标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对上述四类违法行为做出相关规定，都是法律明确禁止的违法行为。但在现实市场中，这些明文禁止的行为却长期存在、屡禁不止，并引发一系列问题，被称为万恶之源。形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现行的法律、法规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对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挂靠等违法行为虽有规定但不明确、不具体，对违法行为没有统一的认定标准，造成有法难依、违法难究的执法困惑。住建部《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试行）》，自2014年10月1日起施行，该《办法》对建筑工程的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和挂靠作出了认定、查处的具体标准和管理要求。该《办法》虽然在效力上只属于部门文件，但是住建部行政执法的重要依据的查处标准，也将对今后的司法实践活动产生重要影响。
行政主管部门将对违反规定的单位进行行政处罚，对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给予单位罚款处罚的，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七十三条规定，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5%以上10%以下的罚款。注册执业人员未执行法律法规，在认定有转包行为的项目中担任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的，吊销其执业资格证书，5年内不予注册，且不得再担任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对认定有挂靠行为的个人，不得再担任该项目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有执业资格证书的吊销其执业资格证书，5年内不予执业资格注册；造成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的，吊销其执业资格证书，终身不予注册。
为了防范违法分包行为让企业受到追责，同时防范公司高管被处以罚款和吊销执业资格证书，应从以下方面加强防范：一是杜绝转包，不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给其他单位或个人施工；二是合法分包防止违法分包，通过施工合同中约定，或经建设单位认可，再进行专业分包；不将施工单位将工程分包给个人的及不具备相应资质或安全生产许可的单位：不将房屋建筑工程的主体结构的施工分包给其他单位（钢结构工程除外）；三是防止挂靠，禁止外借或借用资质承揽工程。
决策先问法，完善决策程序，防范党纪政纪处分及刑事责任等风险
实践中公司高管因为决策程序问题而招致党纪政纪直至刑事责任的并不鲜见，公司高管在企业管理中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常见罪名有：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国有公司、企业人员失职罪，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集资诈骗罪，侵犯著作权罪，合同诈骗罪。为防范风险，需加强以下防范工作。
一是重视章程和集体决策，公司章程对包括法定代表人在内公司高管有约束力，也是判断责任的依据。遇重大事项根据章程决定是开股东会或者开董事会（执行董事）并形成书面记录。如果章程中没有明确的，可交股东会解决或者由股东会授权行使。通过集体决策程序，避免风险，对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行为，应提出明确异议并记载于相关会议记录。
二是建立健全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在企业内部任命总法律顾问、设立法律合规管理部门、建立企业内部法律专业人才队伍，充分研究企业各个管理流程所涉及的法律风险，通过重大决策法律、经济合同法律审核、规章制度法律审核、授权委托书法律审核四项审核程序抵御重要经营活动涉及法律风险，建立健全合同综合管理、各业务部门专项管理、各级法人企业分级管理的合同管理体系，实现合同在准备、订立、履行和终结各阶段的全过程动态管理。让业务能力强、管理水平高的总法律顾问进入核心决策层。结合企业实际，探索建立分工负责、协同联动的法律合规管理机制。
忠实勤勉尽责，防范民事赔偿法律风险
这主要应该避免公司法规定的禁止性行为：主要是挪用资金、擅自担保、借贷、泄密、账外账、关联交易（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担保和交易）等。建议如涉及担保、借贷、投资、重要合同可以通过股东会、董事会以分担风险。如果公司不设董事会只设执行董事的，为了安全起见可以提交股东会决定。
公司的主要负责人以公司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属履行职务的行为，由此而产生的相关民事责任，均由公司承担责任，主要责任个人并不会因其职务行为而需对外承担民事责任。并且，如果法定代表人从事越权行为，而该行为构成表见，即第三人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与之交易的对方是代表法人行为，公司也应就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向第三人承担责任。但是如果公司的损失是由于主要负责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的规定而造成的，即使主要负责人是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在公司对外承担相关责任后，公司也有权就其损失要求主要负责人予以赔偿。此外，如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违法或侵权行为，损害公司利益，除实施上述行为的相关人员需承担责任外，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如果参与了相关交易的决策或签署了相关文件，则很可能被认定与相关侵权人构成共同侵权，亦须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除非法定代表人在相关董事会决议表决时已明确提出异议并记载于会议记录，或者法定代表人对相关人员的侵权行为并不知情且无过失。
从实践来看，可以从以下方面防范民事赔偿法律风险。一是在股东协议、合资合同和章程中增加相关免责条款，防范风险。如增加：公司的董事、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不需对在董事会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职责范围内的任何行为或不行为承担个人法律责任，除非其行为构成营私舞弊、严重玩忽职守、肆意渎职或故意损害公司利益。二是可以考虑与保险公司协商，购买执业责任风险保险，目前，我国主要保险公司均有针对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执行责任风险保险，当公司高管因职务行为而需对外承担相应责任时，可以由保险公司就该部分予以赔偿，避免公司高管个人的民事财产风险。
公司安全处罚条例篇3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酒店消防管理工作，保护酒店财产和员工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国家其他有关规定，结合酒店情况，特制定本办法。第二条违反消防法规，妨碍公共消防安全，阻碍消防工作正常进行，以及其他违反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影响消防安全，尚不够追究刑事责任的，依据本办法应当受到处罚的行为，均属违反消防管理行为。
第三条凡在酒店人员违反消防管理的行为，均依照本办法进行处罚。
第二章处罚
第四条消防管理处罚分为
（一）警告
（二）通报批评
（三）罚款
（四）辞职处分
（五）拘留
（六）查封
（七）赔偿损失
第五条有下列违反消防管理行为之一的部门和责任者，根据情节轻重给予通报批评、警告、二百元以下罚款，辞职处分
（一）忽视消防安全工作，不认真履行消防管理职责、管理混乱、经督促无明显改进，造成一般火灾事故的；
（二）其他部门存在火险隐患，经提出改善要求拒不执行的；
（三）指使或者强令他人违反消防安全规章作业，或指派未经安全教育和安全考核的职工上岗独立从事有火灾危险作业的；
（四）未经公司董事长同意，改变建筑物用途，违反消防法规，未经公司董事长检验，出现火险、火灾的；
（五）占用防火间距、堵塞、破坏消防通道的；
（六）逾期不拆除临时建筑、影响消防安全的；
（七）储存、使用、销毁易燃易爆化学危险品，不执行有关安全法规，经指示不改的；
（八）违反规定，在办公室、寝室内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品，或将这些物品带入酒店的；
（九）在禁止用火的区域、场所、擅自动火或其他可能引起火灾行为的；
（十）更夫、值班人员当班饮酒或不按规定检查巡逻，擅离职守发生火险、火灾的；
（十一）电工、焊工、司炉工及其它有可能涉及动火的工种违章操作可能引起火灾的；
（十二）在宿舍楼走廊、楼梯间等处堆放可燃物品，经指示拒绝清理、疏通的；
（十三）不按规定配备消防器材及损坏或挪用消防器材，经指示没有改正或态度不好的；
（十四）埋压、圈占、损坏公共消防设施，经指示不整改的；
（十五）谎报火警、发生火灾不报警或拒绝借用通讯设备报警的；
（十六）阻碍执行灭火任务的消防车辆通行，扰乱火灾现场秩序、妨碍灭火工作正常进行的；其他部门拒绝、阻挠、刁难公司人员依法进行防火检查。
（十八）因责任人员主观原因造成一般火灾的；
（十九）其它违反消防规章制度或安全操作规程的；
第六条对具有下列违反消防管理行为之一者，分别给子30元以下处罚，通报批评及辞职处分。
（一）违反酒店消防条例，在宿舍内使用电炉子、酒精炉、煤油炉、液化气罐等用具的；
（二）私自动用电闸和拆改，增设电气设备构成一般火险的；
（三）在宿舍内，乱拉乱接电源线和电源插座造成火险的；
（四）在楼内，室内点燃废纸等可燃物的；
第七条对造成火灾烧毁国家、集体或个人财产者，除予以相应处罚外，还应根据损失情况后果和赔偿能力令其赔偿。
第八条对处于火险状态的部门，经指出又一时整改不了的，在整改前，要责任落实到人，对其火险部位死看死守。
第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重处罚；
（一）明知故犯的；
（二）后果严重的；
（三）拒绝传唤或者逃避处罚的；
（四）拒付罚款或屡经处罚不改的；
第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或免予处罚。
（一）由于不可抗拒原因发生火灾的；
（二）出于他人协迫或者诱骗的；
（三）后果较轻，能主动承认错误及时改正的；
第三章裁决与执行
第十一条酒店消防管理处罚办法按各级权限和分工分别由上级公安机关、消防部门、酒店保安队裁决并执行。
第十二条通报批评、罚款、少量赔偿损失由酒店保安队裁决执行；辞职处分，由酒店处执行；警告、拘留、查封、数额较大的赔偿由消防，公安部门裁决执行。
第十三条执行处罚时必须向被罚者开出罚款收据，并写明罚款原因和所罚款数。
第十四条保安队所收罚款全部上交酒店，用于补充消防经费。
第十五条保安队及有关部门在执行本办法时，应当严格遵守法纪，秉公执法，不得绚私舞弊，违者要严肃处理。
附则：
（一）本办法若与上级公安、消防部门规定有冲突的，以上级部门规定为准；
（二）本办法由酒店保安队负责解释
公司安全处罚条例篇4
1、公司为员工提供宿舍，由人事部统一规划宿舍设施，员工本人有权选择是否住宿厂舍；凡是住宿厂舍的员工，必须遵守《员工宿舍管理条例》之规定，若有违反者，人事部视情况给予处罚或取消其住宿资格。
2、住厂舍员工，必须服从宿舍保安安排，未经批准，任何人不得私自调换房间或床位；严禁乱住、混住，若有违者，给予罚款50元。
3、任何人不得带非本厂人员进入宿舍或留宿厂舍；法定假日若有本厂员工亲属需留宿者，必须填写书面申请，经人事部经理或工场长批准后，方可留宿，否则，一律不得留宿。若有违反者，给予罚款50元。
4、严禁在宿舍私拉电源线及电源插头、电炉、煤油炉、使用电饭煲等，若有违反者，给予罚款100元，后果严重者送交公安机关处理。
5、禁止在员工宿舍内饮酒滋事、，凡被查获利用纸牌或麻将在员工宿舍者，给予无经济补偿解雇；无理取闹者，送交公安机关处理。
6、未经公司领导同意，任何人不得私自进入异性房间，若有违反者，给予罚款100元。（因工作原因或保安检查宿舍除外）
7、爱护宿舍各类公用设施，保障设施的完好，对人为因素损坏公用设施的，将严惩违纪人，并责令赔偿公司经济损失；针对个别房间不能举报肇事人的，由其房间员工均分承担赔偿金。
8、各房间员工必须将垃圾放入指定的垃圾桶内，不得乱扔、乱放，若有违反者，给予罚款30元。
9、为保障员工的安全，避免非本厂人员进入宿舍，请员工出入宿舍大门时，自觉出示厂证，配合当值保安人员的检查；针对不自觉出示厂证或不接受当值保安人员检查的，给予罚款50元。
10、宿舍当值保安员应加强宿舍检查及管理，杜绝已辞工、解雇、自离等人员留宿厂舍，凡因当值保安员值班不严，造成留宿厂舍者，给予当值保安员从重处理。
11、住宿厂舍的员工，必须在晚上24：00时之前返回厂舍，超过24：00时未返回宿舍者，宿舍当值保安员有权拒绝公进入宿舍；针对无理取闹者，上报人事部从重处理。（工作原因除外）
12、住宿厂舍的员工，每人每月用水为5方，用电为2度，超过部分由同宿舍人员均分承担。（每月底以保安人员抄表数计算）
13、禁止员工将饭菜带到宿舍就餐，若有违反者，给予罚款50元。
14、晚上24：00时，所有宿舍必须关灯休息，若有违反者，给予罚款；因工作需要开灯时，离开后一定要将灯关掉，以免打扰他人休息。
公司安全处罚条例篇5
酒后驾驶调查调研报告
肖文
一．我国酒后驾驶现状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近日分组审议了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一些常委委员提出，“应在草案已有的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危险驾驶行为的处罚力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拟在刑法中增加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追逐竞使情节恶劣的，处拘役并处罚金。”很多人听说这一条款的出炉都拍手叫好，于是针对这一现象，我们对我们的家乡——河北省沽源县，我们采取了抽样调查的方法分别选取周一、周三、周五、周日四天车流量较大大的红绿灯点进行了调查，通过观察每一个被交警拦截下的司机及记录他们是否被罚的情况得到如下结果：
周一有33辆车的司机是酒后驾驶，其中8人是醉酒驾驶。周三有25辆车的司机是酒后驾驶，其中10是醉酒驾驶。周五有28辆车的司机是酒后驾驶，其中11人是醉酒驾驶。周日有63辆车的司机是酒后驾驶，其中有42认识醉酒驾驶。并且我们通过网上调查100人、咨询交警得知醉酒驾驶的司机一般会出现以下情况：一、27%的人看见交通信号灯后反应慢。二、40%的人开车方向左右摇摆不定，突然转向或者在道路中线驾驶。三、15%的人逆向行驶。四、7%的人乱踩刹车。五、6%的人转弯幅度达，突然转弯或违法转弯。八、5%的人黑夜开车不开前灯。同时我们又咨询开车司机，发现几乎每个司机都知道酒后开车是违反交通规则的，但是有90%的人不知道是违反了什么法例。同时67%的司机都有醉酒驾车的经历，95%的人都有酒后驾车的经历，但是当被问及既然知道违反交通规则为什么还要驾驶时70%的人认为酒后驾驶不会出现事故，30%额人是出于没办法，侥幸心理的存在使他们驾驶。
二．是否应将醉酒驾驶纳入刑法
通过以上调查，酒后驾驶的严峻性却非一般，我们确实应该高度重视这一现象，因为酒后驾驶不仅仅危害了驾驶人自己的性命安全，更是对社会安全具有严重危害，但是为什么酒后驾驶的情况屡禁不止呢？我们应该如何更加有效更加合理的制止酒后驾驶呢？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有以下浅薄的意见和建议。
首先，将醉酒驾驶写入刑法是否真的可以制止酒后驾驶呢？是否必须将酒后驾驶写入刑法呢？其他法律是否真的不能调整，必须由刑法调整呢？
创新犯罪是犯罪化的基本形式，而刑罚作为刑事责任的主要实现方式，以对犯罪人的基本人权进行行为限制和剥夺为内容，在部门法体系中具有最高的严厉性和强制性。但是，现实生活中追究刑事责任的经济成本通常高于其他法律责任形式，并且在形式法制责任内部，制定新罪的经济成本又高于既定罪行的条文的调整。因此，无论从人权的角度考虑还是从经济利益的角度考虑，我们都有必要赋予刑法以谦抑性，只有在其他法律不能充分保护法益时才可适用刑法。换句话说，只有是其他法律部门可以规制的问题，最好不要通过刑法的途径来解决。因此将危险驾驶入罪并非改善交通安全的唯一出路，关键在于因地制宜，采取适当的治理模式。
因此建议我国应修改并完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的相关内容。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九十一条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一个月以上三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和暂扣三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处暂扣三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五百元罚款；醉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和暂扣六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二千元罚款。
三．其他法律如何规范醉酒驾驶
但是该条款在现实生活中却并没有发挥我们想象中的作用，我们对司机和交警的调查，不同的人对该条款有不同的反应，一些小型的营运司机或是收入比较少的司机他们普遍反应该条款还是比较有约束作用的，毕竟该条款规定的罚款数额和其他的罚款措施对他们来说是比较严厉的，具有一定的威慑作用。但是该条款却对大多数收入较高的有钱有势的人来说，并不具有约束力或是具有很小的约束作用。因此该条款规定的暂扣或吊销驾驶证、处罚罚款和拘役刑对他们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他们都可以巧妙地躲过处罚。同样的法律条款对不同的人群起着不同的震慑作用，这是我们寻找的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首先《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对所有的醉酒驾驶的机动车驾驶员按同一标准处罚就很难使不同的人都对该条款服从，因此很多有钱有势的人通过钱财和权势的疏通很容易就可以将扣留和吊销的驾驶证取回来，免除了拒役，并且20__元的罚款对于他们也就是一顿咖啡钱。因此我们建议将钱改为不特定的数额，即规定罚款由其驾驶的交通工具的价值决定，如驾驶一百万的宝马的司机处罚的就比驾驶几万元的轿车高。
公司安全处罚条例篇6
2012年3月，吕某等三人共同出资3.5万元，以合伙经营的方式通过L市广播电台交通频道、新闻频道对某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进行宣传和促销，2012年4月26日，L市药监局对三人销售的保健品进行立案调查，因行为已涉嫌刑事犯罪，三人于当日即2012年4月26日被L市公安机关刑事拘留，该案件也办理案件移交手续。2012年5月21日，L市药监局对三人做出罚款10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2012年5月23日，L市公安局决定对并对三人执行取保候审，2015年3月9日，L市L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三人销售伪劣产品案，判处三人中一人有期徒刑8个月，另两人各有期徒刑6个月，均并处罚金3万元。
二、案件问题及案件处理评析
本案案情简单，除L市药监局行政执法中存在的程序违法问题外（本文不作讨论），事实较为清晰，刑事审判中也未存在较大争议。本案的核心问题是，L市药监局在案件已经移交作为司法程序介入的公安司法机关后，继续进行行政处罚是否合法？本文研究重点在于，探析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行为作出与作为刑事司法程序的公安机关的介入后的司法程序之间的权限分工，理顺两者之间的衔接问题，侧重论述本案中的在案件已经移交公安机关后，行政机关继续做出行政处罚的行为。排除本案其他情节，仅就本案在2012年5月21日，L市药监局对三人做出罚款10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法律评析，笔者认为，该处罚缺乏法律依据，应认定为超越职权的违法行政行为，应当依法撤销。究其根源，正是由于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未理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关系的衔接问题。理由分析如下：
（一）法理分析
当前关于该问题的理论研究大多其中在行政机关“以罚代刑”的行为，而对行政机关在已经移送公安司法机关后的继续进行行政处罚行为研究成果较少。理论中对该问题的处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重要的法律原则：1．“刑事优先”原则，又称“刑罚优先”原则，该原则的一个重要规则是，“当同一案件既是行政违法案件又是构成犯罪时，原则上应先由司法机关按刑事诉讼程序解决行为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再由行政机关依行政处罚程序解决行为人的行政处罚责任。”在实践中，由于遵守“国家利益至上”的理念，在处理行政违法行为时，也体现出刑事优先，即刑事侦查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优于行政执法处罚程序，刑事措施优先于行政处罚措施。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102条集中体现了刑事优先原则，另《行政处罚法》第7条等现行法律法规也体现了该原则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中的应用。“刑事优先”原则的适用，在实践中体现在行政机关查处行政违法案件时，如认定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已涉嫌构成犯罪，必须将该案件整体完整的移送公安机关，并中止行政处罚程序。本案中，L市药监局的行政处罚依据该原则，行政机关只有在刑事司法程序进行处理终结后，未对该违法行为进行处理的前提下，才有权继续依照行政法律法规进行处罚，如本案法院作出了判决有期徒刑与并处罚款，行政机关的行为涉嫌。2．“一事不再罚”原则，随着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法律制度确立，行为人的违法行为受到国家司法机关的处罚相当于其已为自身错误已经付出代价，从对价原理和法律平衡功能的角度出发，行政机关不应重复启动处罚程序。《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法律既然是禁止对同一违法行为进行两次以上的罚款行政处罚，那么对同一行为进行既罚款又更严厉的刑罚处罚是更加禁止的。说到底，违法行为人毕竟只作了一次行为，因此，“不管几个法律规范对同一违法行为规定了多少不同的处罚，违法行为人只能受一次处罚。”《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了刑罚对行政处罚的折抵吸收制度，这一制度目的也指向限制行政处罚和刑罚的重复适用，同一行为行政违法同时因严重构成犯罪，是同一行为两个不可分割的阶段，不应分开进行处罚，否则是违背了“一事不再罚”原则。因此，在优先适用刑罚处罚后，对同一违法行为，行政机关不应再适用罚款这一同性质的处罚，当然，如果是属于刑罚上未有的处罚行为，如吊销执照等行政处罚行为，行政机关可以继续进行处理，但是，这种处理的前提是建立在刑事司法程序已经完成的前提下。本案中，L市药监局在案件移交后，刑事司法程序未完成前进行处罚，而且仅处以罚款的方式处罚，该行政处罚从是明显违背“一事不再罚原则”与“刑事优先原则”。另依据重责吸收轻责的处罚原则，行政违法行为构成犯罪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应优先适用制裁程序更严厉的刑罚。“当人民法院判处的有期徒刑和罚金比罚款的制裁程序更强，行政机关就没有必要再给予相关的行政处罚。”
（二）法律法规分析
关于该问题的法律规定较多，如《行政处罚法》第七条规定，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第二十二条也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行政机关必须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就为行政机关处理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处理提供了法律依据，必须移送司法机关，例外情况是依据该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移交前已经做出了行政处罚的除外，而移交之后未做出的行政处罚不应继续实施。根据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中第三条也作出了更为具体的操作规则：行政执法机关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违法事实涉及的金额、违法事实的情节、违法事实造成的后果等，涉嫌构成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必须依照本规定向公安机关移送。本案中，吕某等三人的行为已由L市公安局治安支队采取强制措施，L市药监局应依法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并根据第十二条规定办理交接手续。据此，行政机关应依法办理交接手续，不应再继续进行处理。此外〈关于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1]8号）中就明确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时原则上不能同时给予行政处罚，但在移送前已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除外。这些法律法规均规定了，在违法行为已经触犯刑法的情况下，必须给予当事人刑罚处罚，在案件已经移交司法机关后，必须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同时在移交公安机关之前作出的行政处罚行为继续执行，而法律是没有授权行政机关在案件已经移交公安机关后有权继续处理，因此，从法律上讲，本案中L市药监局对三人做出罚款10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缺乏法律依据。笔者通过查询，发现部分地方行政机关制定了具体实施办法，浙江省制定的《关于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几个具体问题的规定》对该问题进行了更为细致具体的规定，该规定第三条“行政执法机关在查处行政违法案件中发现已经涉嫌犯罪的，不得作出罚款和没收财物的行政处罚。”该款的规定具体明确，行政机关的可操作性强，可见从规则制定机关角度，行政机关在发现行政违法案件中构成犯罪的，是必须移交公安机关，不得再做出行政处罚。
（三）司法实践判例分析
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存在指导性案件，山东省某公司诉该市国税局税务行政处罚案，基本案情：市国税局在案件已经移送公安机关后，又进行了罚款的行政处罚。经过一审、二审，法院给出的判决具有非常明确的指导意见，“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市国税局在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后又对橡胶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属于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是否正确。法院依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的规定认定，只有在行政机关移送公安机关前，依据依法进行的罚款，才符合折抵罚金的性质。最终该案中，市国税局在依法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又对橡胶公司以涉嫌偷税立案并作出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被认定为缺乏法律明确授权，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其程序违法，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该案入选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指导案例，为本文中提到的药监局对吕某等人的行政处罚案的解决具有指导意义。实务中也有法官著文认为，刑罚是处罚规则中的最后手段，行政机关应当要服从司法机关的判决结果，该文中分析了多个案件的处理。
三、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存在的缺陷及解决模式构建
实际中，许多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往往既违反了行政法律法规，又触犯了刑法的规定，造成了两者的竞合，如本案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一方面触犯了国家有关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行政法规，又因其严重程度达到了触犯刑事法律的标准，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出现了冲突和法律适用困扰，反映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存在的缺陷，结合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分析，并提出初步的解决模式构建：
（一）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原则性强，缺乏具体实务操作性
不论是上文提到的《行政处罚法》还是其他规范性文件，对行政机关已经移交后的行政违法行为的处理是否有权的规定较为笼统，仅规定了行政机关应当将案件移送，具体移送后的行政机关的处理以及行政机关的权限规定缺乏，当然有地方性规章进行了规定，但法律效力等级不高，缺乏全面的操作指导性。导致在实践中，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执法权，错误理解法无授权即禁止原则，违规执法。因此，建议从立法层面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法律法规，从依法行政的角度，对该制度暴露出来的问题，制定明确的配套法律制度，明确行政机关与刑事司法机关的权限划分，细化实践中具体的分工。
（二）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缺乏监督协调机制
虽然法律规定了行政机关向公安机关移交案件的具体办法，但是否移交，移交后的权限分工，违规移交行为的处理缺乏具体的监督协调机制。建议具体细化检察机关在涉及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中的监督职责，赋予其对行政机关的违规行政行为检察监督权力，搭建以检察机关为中转的协调机制。
（三）行政执法处罚以罚款作为主要处罚方式刺激行政机关越权执法
公司安全处罚条例篇7
曝光一月，调查结果尚不明确
2月27日，记者来到永安财产保险山西公司，综合部王建宇经理接待了记者。当本刊记者核实报道中“吕梁市县区存在众多违规网点”时，王建宇说只有柳林、孝义两个营业部，没有“柳林二部”，在中阳、石楼、汾阳、岚县、方山等地均没有营销部。但“柳林二部”被中国网记者举报后，柳林县工商部门以无证经营对该部进行了查封。
在被问及是否是私设网点时，王建宇经理一口咬定是“吕梁地区负责人李安平违反规定私自出单，属于公司内部违规，违反的只是公司内部业务流程，根本不涉及违反有关法规及行业的规章制度。”
记者又问王建宇，如何界定违规出单，业务人员私开保单的电脑业务操作系统是从何处安装的，租用的居民楼算不算固定办公场所以及公司业务员接单、打单是否为固定工作人员等问题，始终未给予正面回答。
当记者提出要采访李安平，希望予以安排。但王建宇讲，他也联系不上，不知道去哪，好像是开除留用。记者又问，“无论是开除，还是留用，都应该有个书面的决定吧。”王建宇称，“核规部经理加恩出差了，无人知道调查结果，只有他知道，公司分管领导都不知道。”
王建宇要求记者留下采访提纲，表示尽快向领导汇报，但直到截稿时也未得到任何回复。记者再打对方电话时就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了。
屡次违规受罚
从山西保监局网站查询行政处罚，记者看到永安财产山西公司被多次处罚的记录：
中国保监会山西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晋保监罚字〔2007〕6号）
中国保监会山西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晋保监罚字〔2007〕23号）受处罚机构：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中国保监会山西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晋保监罚字〔2007〕24号）受处罚机构：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同中心支公司
中国保监会山西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晋保监罚字[2009]4号
中国保监会山西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晋保监罚字[2009]5号
中国保监会山西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晋保监罚字[2009]9号
其中有两个处罚引起了记者的特别关注：
一是晋保监罚字[2009]9号处罚，显示永安保险忻州营销部于2007年10月至2008年7月期间在车险业务中有919笔业务存在给予投保人的保单中投保险种、保险费金额与保单副本记载不一致，保费差额共270.44万元的违规行为。”
二是晋保监罚字[2009]5号，显示翟斐斐任永安财产保险山西分公司国际业务部经理期间，车险业务中有27笔业务存在给予投保人的保单中投保险种、保险费金额与保单副本记载不一致的违规行为。公示中并没有说明涉及金额是多少。
记者就此事向山西保监局办公室李志超提出采访要求，需要得到财险监管处的解答。但是李志超告诉本刊记者，“我们都是按照政务公开的要求进行工作，不公开的就是涉及商业机密，不能公开。”
处罚力度是否过轻？
山西保监局，作为山西省商业保险公司的主管部门，负责全省范围内的保险监管工作。涉及保险公司2233家（财产险919家，人身险1314家）；公司91家；经纪公司5家；保险兼业6240家。并且从业人员众多，管理相当困难。
从山西保监局网站行政处罚结果看，2006年，处罚7次；2007年，处罚61次；2008年，处罚25次；2009年，处罚23次；2010年，处罚63次；2011年，处罚21次；2012年，处罚15次；2013年，处罚9次；2014年1-2月，处罚4次。
从以上处罚结果，可以看到监管力度。特别是2013年，全年处罚共9次。和庞大的从业机构、人员比较起来，处罚的次数似乎太少。
从公开的处罚结果，可以看到，处罚力度太轻。举四例说明。
第一例：就低不就高
山西保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晋保监罚字[2012]5号。
山西保监局于2012年4月16日至5月4日对山西瑞银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银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发现瑞银公司在2011年期间存在虚列人员费用、差旅费、管理费等数据不真实的违规行为，金额合计290万余元。
依据《保险法》第一百七十二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限制其业务范围、责令停止接受新业务或者吊销业务许可证：（一）编制或者提供虚假的报告、报表、文件、资料的；”的规定，我局责令瑞银公司改正，决定对瑞银公司作出罚款十万元的行政处罚。
第二例：突破下限
中国保监会山西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晋保监罚字[2013]7号，山西保监局检查组于2013年4月至5月对大地财险山西分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发现大地财险山西分公司在2012年存在以下违法行为：
1.虚列差旅费、业务宣传费、电子设备运转费、劳动保护费用于弥补市场费用。
公司安全处罚条例篇8
关键词：小海船;配员不足;机制
1引言
保持足够适任船员是保证船舶安全航行、作业、停泊的基本条件，配员不足也是海事部门的重点打击对象。但从海事监管所反馈情况来看，部分船舶，特别是小海船配员不足的所占比例较多，情况较为严重，因此而造成的水上交通事故也不时出现。根治小海船配员不足的顽疾已成为维护水上交通安全的重要工作。
2小海船配员不足的危害性
2.1船员工作强度和时间增加，造成船员疲劳工作
随着船舶自动化和智能化，港口装卸设备的使用和普及，船舶正常营运所需的船员越来越少。海事部门结合发展现状，从减少航运企业的营运成本，提升水运产业的整体竞争力的角度出发，将船舶配员降到了较低水平。船员的减少，本身就提升了船员的工作要求，给船员新增一定的工作和心理压力。一旦船舶出现配员不足情况，船员将不得不减少休息时间，增加工作量，造成疲劳操作，是船舶发生险情事故的重要因素之一。
2.2船舶应急能力降低，威胁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小海船沿海、近海航行时，需要面临台风、寒潮大风等恶劣天气的影响。且相对内河来说，发生严重事故时，自救较为困难。因此，小海船的应急能力显得尤为重要。每一艘船舶在制定应急计划时都会按照满员情况，将各项任务分配给各位船员，配员不足极有可能造成一部分应急任务无法完成或完成质量差、速度慢。同时，也给其他船员造成应急工作量加大，影响应急时间和应急效果。
2.3弱化船舶日常保养维修，影响船舶安全航行
一般来说，小海船所属航运公司科学管理能力较差，普遍缺乏完善的船舶设备维修保障体系及岸基支持，船员必须承担大量的船舶维修工作，工作量较大。配员的不足将导致船舶维修保养这一重要的安全环节被弱化，形成船舶营运的重大安全隐患。
3小海船配员不足屡禁不止的原因
3.1运力过剩，航运业不景气，造成成本过高
由于航运的恢复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个滞后期，航运业依然存在较大压力。高涨的油价、部分外贸船舶转内贸、新船的不断投入营运，不断压缩沿海航运企业的盈利空间。根据2011年5月7日，交通运输部的消息，中国沿海航运企业亏损面约30%。为了降低营运成本，部分船东将减少船员数量作为一大选择。
3.2船舶违法成本过低，配员不足有利可图
海上海事行政处罚规定》规定，对属于经营活动中的配员不足违法行为，有违法所得的，对船舶所有人或船舶经营人处以违法所得的3倍以下、最多不超过3万元的罚款。但在实际操作中，违法所得很难界定，给处罚带来了一定困难。《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则未对船长应付出的安全责任作出处罚规定。就海事处的处罚权限来说，。而海事处为了方便起见，一般在限定范围之内处罚（海事处权限一般为单位1万以下，个人1千以下），也是造成违法成本过低的因素。
3.3舶经营人、所有人安全意识淡薄
部分所有人、经营人不懂船舶安全知识，管理人队伍不稳定且业务能力较低，公司仅注重收取费用，而没有建立完善较好的安全营运管理机制，是造成配员不足的主要原因。
3.4航运公司“代而不让管”、“代而不管”问题突出
由于小海船的所有人基本为个体户或合伙经营，对船舶控制极严，航运企业对其代为管理的船舶“插不上手”。这样就造成了航运公司优秀的管理资源和安全机制不能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一些航运公司只重视收取费用，对船舶不管不问，也是船舶出现配员不足等违章行为的重要因素。
3.5船舶经营者没有船员储备或船员储备少
一旦发生船员突然离职或离船情况时，很难及时补充。船舶为不耽误船期，极有可能使船舶出现配员不足的情况。
3.6船员，尤其是船长自我保护意识差
船员对配员不足危害自身安全，加大工作量的认识不足，自我保护意识不强。特别是作为船舶第一安全责任人的船长，在经营人、所有人的压力下，迫于压力，不能充分的履行安全职责。
3.7某些类型、等级船员数量过少
由于工作条件艰苦、社会地位不高、远离家人朋友等原因，船员的吸引力不高。特别是乙、丙类海船船员的要求较高，相对甲类船员工资待遇较低，因此，在船员市场上聘请乙、丙类船员较为困难。
4健全“六大机制”，根治小海船配员不足顽疾
4.1健全船员科学发展机制
加强船员培养、适当提高船员待遇。船员充足是防范配员不足的基本条件。为保证船员队伍的科学发展，就必须改变现今船员的地位和境遇。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规范劳动市场、保障船员权益，并减少、免除船员所得税，动员失业毕业生、退伍海军、渔民转产人员等进入船员队伍。
4.2健全航运公司黄牌警告机制
加强航运公司管理。严格市场准入制度，限制缺乏安全管理知识、只想在航运市场上赚钱、视船舶和人命安全为儿戏的经营者进入航运市场。同时，将航运公司所管船舶是否出现过配员不足作为督查和审核的重点。对负有管理责任的航运公司，要进行严厉查处，建立、健全黄牌警告机制，必要时将不负责任的公司清除出市场。
4.3健全船长开航前核查配员机制
要求船长在开航之前必须对船员进行清点，保障船舶配员充足。对配员不足的船舶，对船长按照《船员条例》实施处罚，进行扣分。如船长发现配员不足情况，及时向经营人或所有人报告，却被要求强制开航的，对经营人或所有人按照《海上交通安全法》、《内河条例》从重处罚。
4.4健全配员不足船舶下一港通报和跟踪检查机制
海事部门对发现的配员不足船舶一般都会采取实施滞留等强制措施，必须在配足船员后方可开航离港。部分船舶采取消极的应对措施，即在本港配足船员，在海事部门核实放行之后，船员中途下船，继续缺员航行至下一港。对此，建议海事部门利用船舶动态管理系统等方式，建立、完善下一港通报和跟踪检查制度。对跟踪检查中发现的未落实整改的船舶，严格执行黑名单制度。
4.5健全配员不足举报奖励机制
就现在海事人力、物力条件来说，做到船舶配员的全面核查几乎是难以达到的。健全配员不足举报奖励机制，是提升对违法船舶的威慑力、维护水上交通安全和保障船员利益的重要手段。该机制应充分考虑对举报人的保护，奖励和恶意举报的惩罚等。
4.6健全配员不足船舶100%行政处罚机制
公司安全处罚条例篇9
劳动教养:中国式保安处分制度
改革劳教制度,是推进法治建设的需要。进行劳教制度改革,首先需要认识劳教制度的性质。
有一种说法近乎通说,认为治安处罚与刑法(刑罚)已无缝对接,完全没有劳动教养存在的余地,应当废除劳动教养。依据是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2005年)第2条规定:“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本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需要澄清。诚然,治安管理处罚与刑法(刑罚)在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程度上彼此衔接,但并非证明劳教无法容身。须知,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关注的是行为本身的危害性,均属“违法行为法”这一普通法部类。而劳动教养处分对象,虽然半个多世纪以来在种类归属上曾有诸多变化,但通说认为是“大法不犯、罪错不断、屡教不改”的常习性违法人群。应当认为,劳动教养关注的是行为人的主观恶习(人身危险性),是“违法行为人法”,属特别法类型。治安管理处罚和刑罚是制裁“恶行”,而劳动教养收容处分的是“恶习”。行为法与行为人法不属同一法律部类,二者不可比附,也不相互抵牾。
有两个事例值得理论关注:其一,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6条规定,有该法第67条(“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68条(“制作、运输、复制、出售淫秽的书刊、图片、影片、音像制品等淫秽物品或者利用计算机信息网络、电话以及其他通讯工具传播淫秽信息”)、第70条(“以营利为目的,为提供条件的,或者参与赌资较大的”)的行为,“屡教不改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这些“屡教不改”的行为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不在少数;这类行为不属刑法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治安处罚对此也无能为力。对这类人员可以恰如其分地称之为惯常的刑事性违法人群。公安部2005年9月13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推进劳动教养审批工作的实施意见》中指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6条规定的强制性教育措施,就是劳动教养。
其二,1979年刑法第152条规定,“惯窃、惯骗”或者盗窃、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巨大,均为两罪的加重犯。但1997年刑法修订为了保持刑量的可计算性删除了“惯窃、惯骗”的规定,表明现行刑法关于罪刑的分则性规范纯属“行为法”,以区隔“行为人法”。
西方社会中存在的保安处分有两类:一类是由行政程序裁决的行政性保安处分,对象有对吸毒成瘾者的强制戒毒,对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还有对游手好闲的流浪者实行民事收容,执行方式均为强制性处遇措施。另一类是对常习性犯罪人(倾向犯)经由司法程序采取的刑事性保安处分(亦称司法性保安处分),即定罪判刑之后外加一定时间的限制自由的保安处分。两类保安处分的共同本质属性:旨在保卫社会安宁防止特定人群违法升级的法律制度。
我国劳动教养设施收容对象主要是两类人,强制戒毒者和常习性刑事性违法人群。这在西方当分属行政性保安处分和刑事性保安处分。而我国,由于刑法犯罪概念设有定量限制(导致大大缩小“犯罪”标签粘贴机会,符合传统中华文化精神,减缩刑事打击面是我国传统治国理政经验),因此保安处分措施只能统归行政程序,执行方式当同为强制性教育矫治措施,也是这种制度的法律定位。
保安处分制度不是我国的创造,德国早在1933年就引进刑罚以外的保安及矫正处分(刑罚的双轨制)的惯犯法,基本做法一直持续至今。我国稍有差异的仅是将行政性保安处分与刑事性保安处分在程序机制上合二为一。在基本特性和终极目的上无异于国际通行的保安处分制度,只是在组织形式上存在差异,或者是不典型的行政性保安处分,或者是不典型的刑事性(司法性)保安处分。保安处分性质的“劳动教养”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措施,在存在论上是可以证成的。
劳动教养制度的主要问题
(一)合法性欠缺。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规范性依据有,1957年8月3日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79年11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和1982年1月21日国务院批准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等,这些均属“行政法规”,不是“法律”。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8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
(二)劳动教养裁决主体为非中立的单一行政机关,加之缺乏有效监督,随意性大,频频出现侵犯人权的事例。
(三)劳动教养适用对象缺乏法定化,必然导致处分对象的泛化,诸如因单纯言论、信仰这类纯属思想范畴问题而被劳动教养的事例并非罕见。执法权滥用败坏了“劳教”名声。
劳动教养制度改革方案探讨
(一)彻底废除劳教制度,也可以认为是广义上的改革
具体做法是,将以往该作劳教处理的案件一概不再作劳教处理,视具体情况,或者上提适用刑法按犯罪起诉,或者下放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作治安处罚。这可能是零成本满收益干净利索的举措。举例说,如遇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7条和第76条规定的“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屡教不改的,可以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即劳动教养)。当然在执法实务中也可以不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符合刑法规定则作犯罪处理,不够刑法规定便作治安处罚。这是将“行为人法”作“行为法”处理。如果只有少数个案,这种办法并无大碍,而且相比有人建议设立“轻罪法庭”(按逻辑推导,这必将导致同时取消治安管理处罚)更为妥当。但是,如果这种做法在实务中出现批量现象,则可能造成削足适履效应,需要慎重考量。
(二)实际改革方案
1.劳动教养制度改革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应是名称问题。由于几十年来执法权滥用,社会舆情出现了“劳动教养”与“侵犯人权”两个概念几近形影相随现象。加之,为使拟议中的改革方案名实相符,曾经提出并得到广泛认同的名称为“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但有人认为采用“违法行为矫治法”更好,因为“矫治”概念已内含“教育”因素,所以不必赘加“教育”二字。还有人建议采用“收容教育法”。将劳动教养措施改为“违法行为矫治法”这个名称也许未必十分理想,但如果想不出更好的,这也不失为是一种可行的方案。
2.违法行为矫治法适用对象法定化是劳教改革的核心问题,它是约束这种制度在法治框架内运作而不被滥用的法律保障。劳动教养处遇——违法行为矫治,其对象应是具有违法恶习(违法行为反复性,常习性违法)的人。对常习性违法者的“矫治”必须通过一段时间的“强制性教育”,这是生活常识。换言之,只有对屡教不改的常习性违法者才可适用强制性教育(矫治)措施。明确了适用条件,适用对象的范围才不至于被无限扩大。
关于违法行为矫治法适用对象范围,有不同的看法。我国现行对违法行为的强制性教育措施主要有劳动教养、收容教育、政府收容教养等。“劳动教养”纳入行为矫治法自不待言,而“收容教育”该不该纳入违法行为矫治法?认为应该入围的理由是1997年刑法“附则”的规定,列于附件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决定予以保留,“其中有关行政处罚和行政措施的规定继续有效”,包括《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4条规定“对卖淫嫖娼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实行劳动教养。尚不够实行劳动教养的人员可以由公安机关进行收容教育。”这里必须指出两点,其一,《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对卖淫、嫖娼者的处罚方法有“15日以下拘留、警告、责令具结悔过或者依照规定实行劳动教养,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但并无收容教育之规定。所谓“收容教育”,是1993年9月4日以国务院规定由公安部负责解释的“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之外所添加的“解释走私货”。其二,2005年出台治安管理处罚法,此前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已废止。前者第66条取代了后者第30条,最高处罚仅为“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金”,不仅没有“收容教育”,甚至取消了《条例》第30条的“劳动教养”(即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6条规定对第67条、第68条和第70条行为的屡教不改者可以采取的“强制性教育措施”)。
剩下的问题是刑法第17条第4款规定的“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这种“政府收容教养”该不该纳入“违法行为矫治法”?按矫治法本性属保安处分性质,政府收容教养不该进入,但鉴于政府收容教养事例不多,出于实务经济性考量,将其当作“另则”收进也未尝不可。
强制戒毒,可以归入违法行为矫治法。因为吸毒属违法,成瘾具有惯常性。对精神病患者不应纳入违法行为矫治法。因为精神病不属违法。
违法行为矫治法的适用对象就是实施违法行为且屡教不改者。首先,对“违法行为”应有明确的类型性规定,并且对“屡教不改”也须有可操作的解释。公安机关曾对“屡教不改”解释为,指依法判处刑罚执行期满五年内又实施前述行为,或者被依法予以罚款、行政拘留、劳动教养执行期满后三年内又实施前述行为,情节较重,但尚不够刑事处罚的情形。这一思路可供参考。
矫治期限应作明确规定,以三个月以上至两年为宜。
3.违法行为矫治案件裁决权由谁行使,关涉程序正义促成实体正义,意义重大。对此,学界大体有两类方案,值得讨论。
公司安全处罚条例篇10
原告：惠州市华空调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顾雏军，总裁。
被告：广东省惠州市技术监督局。
法定代表人：杨汉光，局长。
惠州市华空调制冷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公司）于1989年3月20日由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批准成立，并于1990年9月6日领取了营业执照。此后，该公司开始生产“小康”牌空调机，产品型号有KC－10、KC－15和KC－16型三种。由于该公司的生产设备陈旧，不具备现代企业应有的生产条件和检测手续。1991年1月和1992年6月，惠州市技术监督局对“小康”牌KC－10型空调机及KC－16型空调机抽样送广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验，均认定为不合格产品。同期，合肥市、杭州市技术监督部门在市场抽检中，也发现“小康”牌空调机的质量不合格，并通报惠州市技术监督局。广东省技术监督局和惠州市技术监督局曾于1991年9月及1992年8月先后两次责成华公司对产品生产进行质量整改。华公司于1992年9月30日同惠州市技术监督局递交了整改报告。1993年7月16日，惠州市技术监督局前往华公司检查其落实整改情况时，发现华公司并未按整改报告中提出的措施进行整改，仍擅自照旧进行生产、销售。于是，惠州市经济委员会、惠州市经济协作办公室和惠州市技术监督局在1993年7月20日联合作出《关于〈惠州市华空调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生产销售不合格空调机〉的处理意见》：（1）立即停产，从生产设备、检测手段、管理制度和工作环境等方面认真整顿，彻底改造，在达到具备生产空调机的要求，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再行生产；（2）对已销售的空调机，要切实做好售后服务，不得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3）对未售出的空调机，立即清点封存，待整个生产条件整改验收合格后，再行重新改装，且由质量监督部门抽检后方可销售；（4）市技监局稽查队将依法对华公司在停产整顿期间，擅自生产、销售不合格空调机的违法行为，进行必要的行政处罚。同年7月22日，惠州市技术监督局封存了华公司存放在仓库里的“小康”牌空调机897台，其中KC－10型325台，KC－15型154台，KC－16型418台。同年8月18日，惠州市技术监督局将《封存通知书》送达给华公司。为了更加准确判定“小康”牌空调机的质量，惠州市技术监督局决定对封存的产品进行抽样检验，但华公司将被封仓库的铁门锁住，惠州市技术监督局多次派人到华公司均不许进入，无法进行抽样检验。在这种情况下，惠州市技监局于同年12月26日在《惠州日报》上发出通告：“惠州华空调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宏，为准确判断封存在你公司仓库的”小康“牌空调机的质量状况，希于12月30日前到我局办理抽样检验手续，逾期不来，将根据《广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条例》的规定，按拒绝接受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处理。”然而华公司仍不配合，使监督局无法进行抽检。1994年2月1日，惠州市技监局作出（惠市）技监罚字（1994）第003号技术监督行政处罚决定，对华公司被封存应接受监督检查而拒绝检查的897台空调机视为不合格产品，并作出以下处罚：（1）责令在1994年5月31日前整改，并实行质量跟踪制度；（2）责令即日起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的897台空调机；处以该批产品总值三倍的罚款6002925元；对责任人张宏处以罚款10000元。同时没收生产工具、设备和原材料。惠州市技监局在同一天送达处罚决定书时，发现华公司已经擅自解封了被查封的897台空调机，并且私自转移了732台。后来，追回337台，仍有395台不知去向。
原告华公司不服（惠市）技监罚字（1994）第003号技术监督行政处罚决定，于1994年2月9日向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要理由是：（1）被告滥用职权，侵害原告经营自主权。被告在抽检三台“小康”空调机认定不合格后，令原告进行整改是必要的，但被告却作出几乎动用所有行政处罚手段的行政行为，显属滥用职权，侵犯了一个合法的民办企业的经营权；（2）被告处罚决定的标的不符合法定条件。1992年7月22日被告查封的897台空调机是原客户送来维修的疵品，而被告却一味认定这批维修品为下线产品（即正品），要予以检验，不让检验便视为不合格产品予以没收处罚，这严重违反了国家《产品质量法》关于抽检样品须为正品的规定；（3）被告的行为违反法定程序。首先，被告上级领导只以口头形式责令原告停产，缺少法定书面文件；其次，被告1993年8月18日（93）经001号封存通知书依据的法规是广州市的条例，该条例在惠州没有法律效力；第三、被告对空调机查封之后，应依法在15天内作出鉴定结论，但却拖了一个月才提出抽样检验；最后，被告在查封空调机时先后倒置，先帖封条，后发出封存通知；（4）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错误。第一，被告认定“小康”空调机质量不合格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广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条例》第四十二条关于“应接受检查而拒绝检查的产品视为不合格产品”的规定，而《产品质量法》上并没有这一规定，因此这项规定没有法律依据。第二，被告行政处罚决定中的600多万元罚款是适用《广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条例》第三十三条关于“可处以该批产品总值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对责任人处以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而《产品质量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罚款，是“违法所得”一至五倍。因此《广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条例》与国家《产品质量法》的规定有抵触。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在此情况下应依据《产品质量法》的规定进行处罚，而不应依据地方法规。第三，被告没收原告的生产工具、设备和原材料的处罚是严重侵害原告合法权益的行为。按照《产品质量法》和《广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条例》的规定，只有在出现生产严重危害人身安全和健康的伪劣产品的情况下，才能实施没收生产工具、设备和原材料的处罚。然而到目前为止，被告从未提出一个证据证明“小康”空调有严重危害人身安全的情况，因此，作出没收原告生产工具、设备和原材料的处罚是适用法律和处理不当；（5）被告的行为给原告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自1990年8月至今，原告的可得利润损失达1000万元人民币。据此，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撤销惠州市技术监督局技监字（1994）第00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其一系列行政行为；要求被告返还没收的空调机，并赔偿因被告行为给原告造成的部分经济损失和名誉损害费50万元人民币。
被告答辩称：（1）原告严重违反《广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条例》的规定，拒绝其产品接受技术监督部门的质量检查，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否认。首先，原告被查处的产品属于产品质量监督的范围。其次，从1993年7月26日至12月，原告先后九次无理拒绝执法部门的抽样检查。更为恶劣的是，原告未经被告同意，竟公然对抗法律，擅自解封，将732台空调机秘密转移；（2）本局1994年2月1日作出的《技术监督行政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法规正确。鉴于原告拒绝接受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的行为，已严重违反了《广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条例》第三条、第十五条的规定，本局根据该条例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对原告的严重违法行为作出处理，完全是本局依法行政的行为；（3）本局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是严格按国家技术监督局第6号令《技术监督行政案件办理程序的规定》和《广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的程序进行的。综上所述，本局作出的《技术监督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是一项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追回原告非法转移的被查封的视为不合格的“小康”牌空调机732台。
「审判
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是惠州市人民政府技术监督部门，依法有权对原告的空调机实行质量监督检查。原告除连续九次置被告发出的接受监督检查通知于不顾造成被告无法检查外，还擅自启封，将被封存的空调机秘密转移。原告的这种行为是拒绝接受监督检查的行为。被告根据《广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条例》第三条、第十五条、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对原告作出的处罚是合法的，应予维持。原告的起诉无理，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和《广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条例》第三条、第十五条、第四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于1994年6月24日作出判决：
维持惠州市技术监督局1994年2月1日（惠市）技监罚字（1994）第003号技术监督行政处罚决定书。
一审宣判后，华公司不服，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被封存的897台空调机的性质有误，因这些空调机是有瑕疵的返修品，不是正品。由此认定华公司拒绝检验过于牵强。华公司转移空调机的行为，事出有因，情有可原，因这些被封存的返修品是属于他人的。惠州市技术监督局不应对不属于华公司所有的物品实施查封。它作出的罚款600多万元的决定于法无据，是滥用职权的行为，其一系列行政行为的作出，也是违反法定程序的，一审法院维持被告的处罚决定，所依据的地方法规与国家法律相抵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因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及惠州市技术监督局的具体行政行为，并判令其赔偿损失，以维护华公司的合法权益。惠州市技术监督局答辩认为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认为，被上诉人惠州市技术监督局依法有权对上诉人华公司的产品实行监督检查，被上诉人几次到现场要求抽样检验，皆因上诉人设置障碍而无法进行。被上诉人认定上诉人实施了拒绝接受监督检查的违法行为，依据《广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条例》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对上诉人进行的处罚是正确合法的。一审法院判决维持被上诉人的处罚决定并无不妥。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予以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该院于1995年2月6日作出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是一起技术监督行政处罚案，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认定事实方面。其焦点有二：一是被查空调机是下线产品，还是返修品；二是原告的行为是否构成“拒绝检查”。关于第一个问题，原告认为是返修品，并提供了用户退货单，声称自公司被决定整改之后就再没有生产过产品。被告认定为下线产品，其根据是：证人证明是用于销售的产品；有税务局的纳税存单；生产日期在该公司被要求对产品进行质量整致之后。一、二审法院支持被告是正确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原告认为自己没有使用暴力、威胁等手段，每次传唤均到现场，是被告没有检查，而非原告拒检，所以拒检行为不成立。被告作了“拒绝检查”的认定，原告虽未使用暴力、威胁等手段拒绝检查，但对被告的九次通知及《惠州日报》上的通告均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而且以保护为名将存有被封产品的仓库铁门锁住，使检验无法进行。更为严重的是在诉讼期间，擅自启封，秘密转移产品，其拒检行为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