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建国初期的经济政策篇1
关键词：国民经济调整；1949-1984；研究综述
由于三次国民经济调整对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对当时的就业、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因此它受到了很多学者的关注，所以成果颇丰。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学术论文占绝大多数，相关的专著较少，而且学者们讨论和关注的焦点比较集中。主要包括建国初期对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民经济调整的原因、调整的开始与结束时间等。郭政平在《建国初期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一文中指出调整工商业的重要意义。韩慈在《1960年初国民经济调整研究》一文中首先分析了60年代党的决策模式，随之系统地分析了国民经济调整的背景，调整的过程等，最终寻求经验及教训。刘友于在其《6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综述》一文中系统的对建国以来第二次国民经济调整做了系统的研究，总结了各学者的研究成果。张素华对各学者关于此次调整做了述评，她认为研究的不足是1963-1965这三年的国民经济继续调整研究欠缺。兼长青在其研究中认为当时的重要举措“精简城市人口”对经济调整产生了重大影响，当然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当时的经济比例失调，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所以粮食供应紧张，精简人口无疑给当时经济的调整带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出现了阻碍城市进程等负面的影响。所以说目前学术界，关于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国外学者在国民经济调整的研究成果中也有不少成果，主要散见在一些著作中，如贾斯柏.贝克的《饿鬼―毛时代揭秘》等。
关于三次国民经济调整研究中，劳动力就业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国内研究观点：建国初期，中国被迫参与抗美援朝战争，新的政权还不成熟，当时的经济为此，党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来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实现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如合理调整工商业饱受摧残，市场很不稳定，各项事业百废待举，财力、物力极度紧缺。在这种局势下，只有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才能促进了劳动力的就业。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财政紧张的局势下，中央人民政府采取了统一全国财政开支的措施，把收入的主要部分集中到中央，这样既确保了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的基础上投资于最紧迫的建设项目，以实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再加上、城市民主改革，使得劳动人民获得了完全的人身自由。
建国初期，由于受到旧中国留下来的问题，如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结构畸形，资本总量偏枯、官僚资本相对集中并存，城乡之间与区域之间发展极不平衡等问题的影响，中国人民在1949-1952年面临着工业凋敝、农业萎缩、交通瘫痪、贸易阻塞、市场混乱的严峻经济形势，所以当时处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再加上1950年又肩负起抗美援朝的负担。所以当时恢复经济的困难程度远远超过新中国成立以后其他任何历史时期。所以研究者对此次国民经济调整有较深入的研究。张红军等学者认为建国初期经济得以恢复的重要经验就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
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调整，中央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要求重新实行高度集中的统一领导。国家决定精简城市职工、减少城镇人口。1959年-1961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被称为“三年暂时困难时期”。当时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恢复国民经济，对工业管理体制和企业内部管理制度作出了具体规定。调整、改进了国家、地方和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促进了企业正常生产秩序的恢复和建立。还将很多城镇人口精简到了农村，可以说他们以个人利益的牺牲换来了共和国经济的复苏。
对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一个庞大的就业压力急需尽快解决的特别困难时期。姜长青在其研究中，对当时调整的背景、过程以及此次调整与经济恢复的关系做了研究。他认为此次的经济调整与六十年代的有大不同。此次调整是人民在生活已经有改善的前提下进行，所以不容易被察觉。但是却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这个阶段的调整过程中，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党和国家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全会。从此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发展生产力，是一次最根本的历史性转折。同时在此时期也讨论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它的实践意义是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调整，1979年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这一讨论从基本经济规律的高度提高了大家对调整的认识，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调整。此次调整分为了两个过程，1979-1980为第一阶段，此次调整重点在农轻重的比例关系上以及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上。第二阶段是1981年，此次主要是在基建规模上、财政收支上以及稳定经济局势几个方面为主。当时又由于一些特殊情况，延迟到了1983年。所以建国以来第三次国民经济调整第二阶段为1981-1983年。建国以来的三次国民经济调整在不同的背景下进行，但是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均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史研究所）
参考文献：
[1]郭政平.建国初期工商业的合理调整[J].教学与研究，1983（03）.
[2]王留玉.建国初期党领导经济建设的实践及其启示[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8（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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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姜长青.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经济调整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2006.
[6]孙志岩.经济调整背景下农民非农就业问题探析[J].南方农村，2012（06）.
[7]姜长青.20世纪60年代初期精简城镇人口对中国经济影响探析[J].古今农业，2011（03）.
简述建国初期的经济政策篇2
关键词：共同纲领；过渡时期总路线；“一五计划”
中图分类号：F0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6-0081-04
新中国早期的经济发展道路，主要指建国初期和“一五计划”时期的经济发展与目标模式选择。如果单从时间跨度上讲，这两个时期前后加在一起也不过八年左右，但这个时期的经济变革对中国经济进程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是极为重大的。新中国早期的经济发展道路，主要是在“共同纲领”和“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导下确立和发展的。“共同纲领”是建国初期的指引经济航程的基本指导思想，它所指明的经济任务与目标是通过变革与调整旧的生产关系，建立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形成独立自主的带有过渡性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体系。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在共同纲领规定的奋斗目标完成以后，根据新的形势发展提出新的发展目标与任务。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制定并比较顺利地完成了“一五计划”中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并通过三大改造，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国民经济走上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政府主导型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发展道路。新中国早期所走过的经济发展道路，给我们留下许多宝贵的经验与启示，值得我们深思、总结与借鉴。
一、“共同纲领”指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确立与反思
新中国早期经济的第一次重大转变，是在共同纲领指导下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向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转变。这次转变是在“共同纲领”的指导下完成的。《共同纲领》是在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的。《共同纲领》所规定的主要经济政策是：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国家所有，有步骤地进行，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它的财政金融政策是：在财政方面，建立国家的财政预决算制度，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支范围，厉行精简节约，平衡财政收支，努力积累国家的生产资金。税收应以保证革命战争的供给和照顾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及国家建设的需要为原则，做到简化税制，实行合理负担。在金融方面，强调国家对货币金融的严格管理，货币的发行权属于国家，禁止外币在国内的流通，外汇外币金融买卖应由国家银行统一办理。凡依法经营的私人金融业，应接受国家的监督和指导。对社会的金融投机予以严厉打击。
建国后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就是在“共同纲领”指导下确立起来的。它的基本内涵和主要之点是：彻底否定和清除三座大山所代表的经济基础，使之转化为公有制的经济成分，铲除这个长期以来压榨、掠夺中国人民，使中国贫穷落后的经济根源。顺应历史发展规律，正确认识新中国成立后的国情和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在不断壮大公有制经济成分、加强公有制主导地位的同时，建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在从制度上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同时，建立维护并加强广大农民和城乡手工业者的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使劳动者在经济上的民利通过产权和经营自充分体现出来。保护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产权与合法经营权，发挥其在国家经济恢复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限制其惟利是图的错误倾向，等等。以上内容构成了建国初期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基本内涵。它的贯彻落实，使新中国经济彻底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的发展道路，实现了新中国经济的第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历史跨越。
简述建国初期的经济政策篇3
针对刘克祥的批评（文见中国经济史研究00/3），郑起东就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等问题对刘文进行了反驳，他对劳产率和亩产量、副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和生活的改善等领域相关的数据和资料进行了考辨，仍然认为20世纪以来华北的农业生产是有所发展、农民生活是有所改善的，只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才打断了这一历史进程（中国经济史研究1）。刘克祥研究了20世纪30年代地权集中趋势及其特点，这是他关于30年代土地问题的系列研究之二，他认为此时期：自耕农占地零细化和无地化的程度愈加严重，中小地主也普遍衰败，大地主、城市地主则急剧膨胀，全国地权恶性集中（中国经济史研究3）。郑磊探讨了1928—1930年西北大旱灾和陕西关中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正是恶劣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人口的大量死亡，使关中地区的人地关系出现了恶性宽松的局面，直接导致了关中地区的自耕农社会（中国经济史研究3）。龚关认为近代华北集市和集镇同时快速发展，反映了华北区域市场发展与江南的不同（近代史研究1）。侯建新考察了20世纪上半叶冀中农村一般农民家庭的耕作规模、土地经营方式以及土地所有权转移的一般趋势，并与前工业社会英国地权转移的趋势进行了比较（中国经济史研究4）。他还对20世纪上半叶冀中农村的市场进行了评论和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褚静涛介绍了1945年台湾光复后，在陈仪和魏道明主持下对于的酝酿和尝试（中国农史2）。
赵英兰认为在近代中国农民离村冲击了农村经济，给城市造成了巨大压力，并且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同时，农民离村对近代中国社会也产生了一定的正面影响（史学集刊3）。朱汉国、王印焕也强调了民国时期华北农民的离村的正面意义，他认为人口由农业向城市工商业的转移、高密度区域向低密度区域的自然调配，以及思想观念上的变化等，有利于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变革（史学月刊1）。张岚通过大量史实论述了近代中国社会流民产生的原因及其对中国社会产生的重大影响（咸阳师范学院学报3）。周中建对1912—1927年间苏南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作了整体评价（中国农史3）。
刘克祥总结出1931—1937年的农业产量变化呈现出明显的马鞍型，1934年是鞍底，1932年和1936年是高峰，而且这一时期人均粮食占有量低于清前期，比20年代少了近一成（近代史研究5）。侯建新讨论了民国年间冀中农业成本、农户负担与剩余等问题，他认为20世纪上半叶，冀中地区由于耕地上劳动生产率始终没有走出低水平重复的格局，从根本上限制了农村市场的发展规模和质量，这是旧中国农村市场乃至全国市场发展的瓶颈（理论与现代化5）。他还根据30年代对保定11村的调查资料和河北省统计局关于40年代同一地区的追踪调查资料，计算了冀中地区的劳动生产率（中国农史1）。唐正权研究了民国时期南汇的经济与生活习俗（档案与史学3）。汪汉忠考察了民国时期苏北的催征吏（民国档案3）。王建革分析了畜群结构和近代蒙古族游牧经济的发展（中国农史2）。郑磊历数了20年代关中大旱灾之后，农民先后种植了罂粟、棉花和麦棉并重的过程并分析了其原因（中国农史3）。
陈意新介绍了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他认为从卜凯以来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的不同研究结论和学术界的反复，说明了他们对历史资料的重新认识，对中国农业经济和中国革命的重新理解，也反映了他们的意识形态趋向（中国经济史研究1）。李玉尚、曹树基利用20世纪50年代鼠疫专业人员所作的调查报告，估算出了咸同年间的鼠疫死亡人口数及其在整个战争人口损失中所占的比例（清史研究2）。王建革研究了清末河套地区的水利制度与社会适应问题（近代史研究6）。池子华、李红英探讨了晚清直隶灾荒的时空分布规律、影响及减灾措施（清史研究2）。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对苏北淮河及支流实施了较为科学的治导，使淮河得到了初步治理，一度减轻了淮河灾害。张红安对此进行了分析（南京师大学报1）。张建民依据汉中、兴安二府所存碑石资料，考察了清代后期陕南地区堰渠水利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同时对清代后期该地区自然灾害的基本特征及其与人类活动的相互关联进行了初步研究（清史研究2）。罗晓春分析了1895—1936年间江苏省农村产业结构在对外贸易的影响下所发生的转折性变化（中国农史2）。
工商业研究汪敬虞先生以近代中国两个著名的缫丝厂——上海的公和永丝厂和广东的继昌隆丝厂为例，深入分析了他们各自的特点和兴衰，进一步论证了中国资本主义有所发展又不能充分发展的历史命运（中国经济史研究2）。陈慈玉研究了1937—1945年间台湾的煤矿业，她试图揭示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煤矿业实行经济统制与日本生产力扩充计划的相关性，她还分析了煤业统制体制形成的背景、台煤产销结构的变化以及台煤与台湾军需工业成长之间的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李德成的研究认为北洋政府时期的盐务管理，废除了“引岸专商制”，倡导“自由贸易”，在客观上促进了盐务管理的近代化（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金普森、董振平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通过盐专卖制度，获得了可观的财政收入，维持了战时盐业生产，但加重了吏治腐败（浙江大学学报4）。程龙刚高度评价了辛亥革命后四川军政府对盐务管理实行的破岸均税制，认为它是对千百年来人为的封建专商引岸制度进行的首次冲击（盐业史研究3）。袁为鹏认为张之洞调任鄂督，铁厂移鄂，标志着湖北工业化的起始。湖北钢铁工业之建立，乃是晚清特定的政治局势与湖北省资源、位置等人文自然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武汉大学学报1）。储伊宁以近代江苏鸦片贸易为背景，在大量史实论证的基础上，揭示鸦片烟毒在近代江苏社会的经济、政治和人们的社会生活等方面所造成的严重危害（南京社会科学12）。储伊宁还撰文论述了近代江苏鸦片贸易的形成过程及其基本特征（江海学刊2）。郭德焱认为巴斯商人在鸦片战争前后的鸦片贸易中扮演的角色不可低估（学术研究5）。陶德臣分析了近代中国茶叶市场的结构与功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他还认为高利贷资本的兴盛，摧残了近代中国的茶业，加速了茶业的衰败（中国农史3）。周翔鹤研究了晚清台湾的乡村制茶业（台湾研究集刊2）。樊如森探讨了天津开埠后的皮毛运销系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
林吉玲讨论了近代企业在运河区域的创办及其对这一地区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思想文化、传统观念和社会风气所产生的重大社会影响（济南大学学报1）。易伟新简述了晚清湖南邮政的发展，他认为近代邮政发展迅速，比起传统的驿站、民局，是历史的进步（湖南大学学报1）。纪丕霞等简评了清末商办铁路的历史过程（莱阳农学院学报1）。何家伟、龚松柏认为甲午战争时期，铁路的缺乏对中方造成了严重制约，使战时支援不力，导致清军一败再败（安徽大学学报4）。
朱荫贵研究了近代中国的第一批股份制企业，认为从这些企业成立时所需的手续、股票的形制、内容、发行与买卖的途径方式，可以看出它们与传统企业及西方股份制企业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历史研究5）。朱荫贵还分析了近代中国企业的官利制度，他认为官利制与西方股份制企业制度引进中国相伴而生，是经过变革而又适应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一种经济制度（近代史研究4）。李玉简论了洋务民用企业中“仿西国公司之例”的缘起，认为此类企业虽然没有步入正轨但在中国公司制度建设史上的肇始之功是不容忽视的（安徽史学1）。
孙海泉对唐廷枢时代开平煤矿的投资环境和投资者的投资动机作了分析，他认为唐廷枢时代开平煤矿的经营是成功的，这与良好的投资环境关系密切（中国经济史研究1）。陈争平认为张謇创造的“大生”模式，在靠股份制兴办社会化大生产、建立公开而严明的企业管理机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大生”模式的形成标志着“官营”模式占统治地位时代的终结，民营化成为中国企业制度发展的道路（中国经济史研究2）。朱荫贵以大生纱厂为例研究了中国早期股份制企业的特点，他对大生创办初期招股难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对“官利”制度的作用进行了重新评价，指出这一制度有其时代背景，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他还分析了大生在制度建设方面的努力（中国经济史研究3）。周建波分析了晚清“官督商办”企业的改革思想和实践（中国经济史研究4）。庄安正认为民初苏北沿海的移民大潮，与张謇同期组织的垦殖大潮和对移民实施的优惠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
汪朝光研究了抗战胜利后上海的美国电影市场，认为1947年以后，美国电影在上海电影放映市场所占份额在逐年下降（近代史研究1）。孙福海、王金令的研究表明，19世纪20年代营口成为东北油坊业的中心。甲午中日战争后，东北商业中心南移，油坊业中心亦形成营口、大连两个中心。营口另一大经济支柱：银炉业的地位也有所动摇（辽宁师专学报1）。马建华回顾了从清末到民初中国人对汽车的认识过程（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
久保亨利用新的研究成果，对民国时期的工业生产指数进行了新的推算（历史研究5）。
财政和金融刘慧宇评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地财政划分制度，认为这种制度已经具备了现代财政制度的外壳，是中国财政史上的一大进步（中国经济史研究4）。邓绍辉分析了咸同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演变，认为中央财权旁落、地方财权膨胀的局面，一方面为清朝中央政府找到了新的财源，另一方面又激化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矛盾（史学月刊3）。钟汝贤从财政金融方面分析了建立和巩固政权的原因（新疆教育学院学报1）。苏黎明指出在庚子赔款的支付过程中发生了四次变故，列强以之进行新的敲诈勒索。又以退还部分庚款的伪善来掩盖其对华文化侵略及经济掠夺的实质（求是学刊2）。苏还认为从善后大借款的缘起、交涉过程、合同内容、用途与影响来看，善后大借款是一笔典型的恶债（漳州师范学院学报1）。苏黎明评述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举借外债的历史过程，认为这些外债支持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但削弱了国民政府的特矿生产和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潘评述了国民政府1932年的公债整理案，他认为这一政策对当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福建论坛4）。周育民分析了晚清财政与经济变迁的关系（上海行政学院学报1）。仇华飞分析了1931年中美小麦借款的得失（江海学刊2）。
杜纾介绍了白凯博士的著作：《1840—1950长江下游地区的租税及农民的反抗》，认为白凯通过对抗租抗税斗争的考察，揭示了这一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社会控制等层面的状况（中国经济史研究2）。王立诚分析了英国与近代中外贸易“法治”的建立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清政府未能自主形成顺应新贸易格局的政府功能，结果将建立法治的政府职能以及相应的权益拱手送人，从而在“抚夷”的幻象下沦为列强的附庸（历史研究2）。叶玮评述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南京国民政府进口关税征金改革（民国档案3）。吴正俊记叙了旧中国收回关税自的艰难历程，指出这在客观上具有争取民族独立与自由的意义（重庆交通学院学报4）。张晓辉探讨了民国中后期(1930—1949)港粤边界的走私，认为在中国近代史上，香港始终是外国侵略者及私枭对内地进行走私的基地，尽管历届中国政府不断进行反走私斗争，但都未能有效地遏制走私，给中国带来了巨大损失（广东社会科学1）。袁成亮研究了1936年日本在华北的增兵和走私行为，他认为日本的举动对南京政府走向抗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1）。李爱丽详细考察了1853—1854年美商欠税偿还事件，澄清了美商偿还欠税具体数字上一些不准确的说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
李桂花考察了近代中国银行制度孕育与演进的过程，中国银行经历了从分立特许制向复合集中制的转变，并认为确立这种转变的具体时间应该是1939年，而不是公认的1928年。她还从经济结构特征、意识形态变迁的角度探讨了央行的独立性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马俊亚讨论了近代国内钱业市场的运营与农副产品贸易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钱业市场中居于主要地位的是传统的钱庄，它一方面连接着国内农副产品贸易商，另一方面，它又连接着新式银行（近代史研究2）。吴景平评论了起自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银行业和钱庄业之间关于废两改元的争辩（近代史研究5）。张秀莉、张帆通过对1928年、1935年中国银行的两次改组，揭示了旧中国金融业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演变过程（史学月刊3）。
张春廷评述了民国时期中国近代证券市场形成、发展和衰亡的全过程（证券市场导报5）。蔡晓燕解释了60多年来湖广铁路债券案的历史由来（社会科学研究4）。史全生、费晓明评述了光复初期关于台湾币制的争论和台币的发行（民国档案1）。孔路原介绍了川边特别区域与边铸川铭铜圆（文史杂志2）。
商人及其他社会阶层研究谢放考析了“绅商”一词的词义，他认为从19世纪中叶起，“绅商”一词基本上是分指“绅”与“商”，并未融合成为一个单指性的混合词（历史研究2）。而马敏则认为在晚清的历史文献中“绅商”存在分指性和单指性两种情况，“绅商”一词的出现和流变提示了近代社会阶层结构演化的历史大趋势（历史研究1）。史建云利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中保存的大量史料，通过分析商会与农村商业、农村工农业生产、农村赋税和交通运输之间的关系，阐述了商会对农村经济起的积极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4）。朱英重新评价了期间上海总商会的“佳电”风波，认为佳电并非媚日卖国，而是提出了一种收回青岛的独特策略与方案（历史研究4）。王翔论述了近代苏州丝织业同业组织从云锦公所到铁机公会的嬗变（近代史研究3）。宋钻友从政府与同业组织现代化的关系的角度，叙述了从会馆、公所到同业公会的制度变迁（档案与史学3）。朱榕以震巽木商公所为例，讨论了上海木业同业公会的近代化（档案与史学3）。张福记解析了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与商会的关系（史林2）。
陶水木探讨了浙江金融财团的形成，并评价了他们的历史地位，他认为浙江金融财团是随着辛亥革命以后华资金融业的迅速发展而逐渐形成的（中国经济史研究1）。朱英认为对于中国近代的商人，这个在社会变革进程中常常转换角色和地位的复杂群体，不能用简单的定性方式作出历史的评判，并就近代中国商人在社会变革中求稳求变的矛盾心态及其具体表现和影响作了论述（天津社会科学5）。郭汾阳从民初山西著名乡绅梁善济在京政治活动中，分析了“五四”前后中国资产阶级头面人物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以及思想革命中产生的作用（晋阳学刊1）。王逍认为了浙籍绅商在20世纪初年的浙江铁路风潮中表现出既有革命性又有软弱性，其软弱性除了源于阶级本质外，更为重要的是与近代浙江相对发达的经济条件和人文环境密切相关（唐都学刊1）。耿云志研究了张謇与江苏谘议局的关系，认为张謇领导江苏谘议局为建设立治的地方基础做了许多工作，还展开了联合各省谘议局进行国会请愿以及要求改革财政等活动（近代史研究1）。朱英分析了辛亥革命与商界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认为辛亥革命后，商界的组织程度较诸清末也获得明显增强和提高（江汉论坛10）。
李玉才分析了五四时期安徽青年学生抵制日货运动的历史意义（安徽史学1）。程?nFea4?对梨园屯一段口述史料进行了解说，认为世纪之交的外患内忧使社区自卫运动促进了社区精英跨区域的横向联合和对区域性的民间文化的再创造（历史研究1）。李德芳介绍了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以《村治月刊》为阵地的研究和宣传乡村自治的知识分子群体，即村治派，认为他们促进了乡村自治思潮的发展（史学月刊2）。王奇生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一例劳资纠纷的个案，认为此案展示了声称代表“全民”的，在应对中如何左右为难、两不讨好的尴尬处境，及工人阶级表达自己的方式（历史研究5）。
抗战时期经济侯雁飞、张兴家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松花江水电资源的掠夺开发（北华大学学报1）。宋承荣、张庆山揭露了二战时期作为日本七大国策之一的“二十年百万户”移民侵略计划，使我国东北80%以上的耕地被掠夺（华中农业大学学报1）。王中茂、晓明也探讨了日本对中国东北历时40年、约移民32万的移民侵略与土地掠夺（洛阳师范学院学报4）。
戴建兵考察了日本投降前后在中国大发伪钞、大发公债，从而使战后中国惨受通货膨胀之苦，对中国经济实行最后榨取和债务转移的历史事实（抗日战争研究1）。宝音朝克图指出在抗战期间，日本为了垄断蒙疆地区的羊毛资源，采取了羊种改良、指定收购、实行“政府许可制”制、组织加工、实行“指定价格制”等物资统制政策（内蒙古大学学报1）。他还研究了伪蒙疆政权的家畜统制政策（内蒙古大学学报5）。李春风介绍了抗战时期日本掠夺山西资源的主要机构（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
诸葛达研究了抗日战争时期工厂内迁及其对大后方工业的影响，他认为工厂内迁促进了大后方工业的发展，为大后方迅速建立起新的工业基础，改变了过去不合理的工业局面（复旦学报4）。王荣林也认为抗战期间工厂内迁，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经济布局向合理化方向迈进了一步（晋东南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张秀莉评述了抗战时期中国银行的改组（抗日战争研究3）。张根福以浙江省为个案研究了抗战时期中国银行界的迁移及其影响（抗日战争研究3）。张国藩、刘淑梅介绍了抗战时期的西北公路运输管理局（档案1）。魏宏运研究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西北地区的农业开发，他认为抗战全面爆发后，被人忽视的西北地区遇到了开发的良契而获生机，国统区和陕甘宁边区的农业经济得到了发展（史学月刊1）。王荣华从省、县合作机构的组建、合作组织的推进这两方面讨论了抗战时期甘肃的农村合作社运动（兰州教育学院学报1）。
阎庆生、黄正林利用陕西省档案馆的有关资料，讨论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税收问题，他们认为边区在这一时期建立健全了各种税收制度，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税收体系，使税收成为皖南事变以后边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4）。黄正林研究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政策与经济立法，认为这些经济法规有着很强的时代特征，它是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在抗战时期领导经济、组织经济、管理经济的重要工具，并为新中国经济立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近代史研究1）。阎庆生、黄正林还从整体上考察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村经济，认为边区的农村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其原因是农村生产力得到了解放,边区处在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之中。（近代史研究3）。李金铮就华北抗日根据地私人借贷利率政策进行了考辫，他认为中共政权对私人借贷利率的规定有一个演变过程，以往的研究对此重视不够（抗日战争研究3）。抗战时期，为发展边区经济，晋察冀边区政府鼓励发展私营经济并予以扶持，霍新宾总结了当时边区私营工业的发展的特点（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
汪朝光分析了战后初期中国经济恢复与重建的若干问题，他认为抗战胜利后，没能把握国内人民望治心切的历史契机，内战成了战后中国经济恢复与重建中的种种困难的根本原因（复旦学报4）刘卫东讨论了抗战前期法国关于中国借道越南运输的政策（近代史研究2）。居之芬利用国内新发掘出的日本和伪政权的重要档案文献，对二战期间日本使用中国强制劳工人数作了初步考证（抗日战争研究1）。何跃、何俐分析了太平洋战争前夕英国关闭滇缅公路的原因及后果（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
现代化、经济思想研究及其他张东刚认为近代中国处于由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渡时期，这一特征决定了其时中国消费需求结构与传统社会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对近代中国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动趋势及其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就其层次差序、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进行了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彭南生以近代民族棉纺织业为例，探讨了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模式，他认为从原始工业化到工业化的过渡具有渐进性和渐近性，后发现代化国家在进行工业化建设的同时必须坚持走移植与嫁接并举的二元工业化道路（史学月刊3）。杨正喜探讨了近代中国现代化变迁迟滞的原因，指出地位的边缘化,权威的衰败化,文化的保守、封闭性都是重要原因（中国农业大学学报4）。张运杰认为义和团运动加速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到来，客观上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创造了条件，并促使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全面变革（柳州师专学报1）。朱立认为清末新政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之原因，是由于其发动者是清政府的实际统治者，因而,它具有政治上的“权威性”和“合法性”（西安教育学院学报1）。何一民、范瑛不同意辛亥革命阻断了清王朝领导的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的观点，认为即使不发生辛亥革命，清末改革也不可能成功（中华文化论坛3）。杨华山认为由于晚清政府的封建性质，筹借内外债推进工业化的功能，在晚清未能得到体现，反而成为中国早期工业的障碍因素之一（贵州社会科学4）。杨炳昆对《天朝田亩制度》进行了重新评价，他认为《天朝田亩制度》的核心圣库制原则，这套办法将小生产方式理想化，完全取消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
虞和平认为，民国初年张謇出任工商农林两部总长，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纲领，这些措施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建设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发挥了继往开来的作用（社会科学家2）。涂华奇从市场环境、国家资本和民营资本的关系、产权保护、政治参与四个方面具体讨论南京政府十年的政企关系。并说明，南京政府的主导性倾向是与现代化背道而驰的，它倾向于控制经济、压制民营企业、发展国家资本（学术研究3）。夏军简述了民国时期海南岛的经济规划开发（民国档案1）。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兴农措施，赵朝峰认为这些措施有利于中国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的转化，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于雁等探讨了清政府应对1883年金融危机的举措及其所起的作用、产生的根源（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孙丽青叙述了甲午战后清政府工商政策的转变（青岛教育学院学报3）。
彭大成研究了左宗棠开发西北的战略举措与深远影响，认为左创办洋务，发展工商的措施，有力地捍卫了祖国的统一与领土完整，对我国今天的西部大开发仍有着现实启发意义（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秦维宪认为左宗棠对大西北的开发，使西北的农牧业、工业、交通和环保得到了发展，对今人具有有益的启示（江西社会科学2）。马啸等高度评价了左宗棠对近代甘肃生态环境的建设与保护（甘肃教育学院学报4）。周向阳、朱格等认为左宗棠经营西北期间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一定程度上保护和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喀什师范学院学报3）。杨乃良认为民国时期政府的西北开发，由于重视不够、资金短缺等因素的影响成效甚微（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李藻华介绍了《实业计划》中孙中山对开发中国西部的构思（娄底师专学报1）。19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选择了以中国西部为抗日依托，并对这一地区进行了大规模开发、建设。赵奇伟认为这种做法为抗战提供了物资基础，而且改变了我国经济的陈旧布局结构（益阳师专学报2）。曹敏认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一系列开发活动，促进了西北地区的发展与进步，促进了东西部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和西北商贸的繁荣（人文杂志4）。谭肇毅评析了新桂系在广西的“四大建设”（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衣保中、林莎研究了民国时期东北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认为1912年辛亥革命后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是东北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历史时期（理论探讨2）。鲁岩研究了王永江的治奉思想，认为王永江历任奉省警务厅长、财务厅长、省长。其在任期间,在奉省的治安、理财、振兴实业、屯垦、教育、交通等诸方面颇有建树（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
徐妍从陈炽身处的时代背景、独特的个人经历入手，对其经济思想的体系进行再探讨，指出其经济思想大多是因灾荒而起，以救治民生为中心（清史研究2）。李丹、张海鹏分析了曾国藩洋务思想的发展变化（松辽学刊2）。黄萍华介绍了李鸿章的洋务思想和实践，认为李鸿章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厦门教育学院学报1）。孙峻山探讨了张树声的近代化思想（安徽史学2）。方英探讨了周馥的勤政利民思想及实践（安徽史学2）。赵炎才论述了民初黄兴的财政思想（民国档案1）。吴景平评述了孙中山建立近代银行的思想与实践（民国档案2）。李平民评述了孙中山经济思想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及其得失（华东师范大学学报3）。王杰则评论了孙中山的“中国式”社会变革理路，认为法古不为其惑，役古不为其奴，法西不为其惑，役西不为其奴，是孙中山这种思路的精髓（广东社会科学1）。祝彦论述了陈独秀的发展资本主义思想（安徽史学2）。陈益元介绍了大革命时期谭平山的农民运动思想与实践，认为谭提倡保障农民利益、采用地税方式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用阶级分析方法考察中国农村问题等诸方面,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
简述建国初期的经济政策篇4
关键词：湖北民营企业二次创业环境基础目标内容问题对策
湖北民营企业“二次创业”的环境基础
湖北民营企业“二次创业”所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基础与第一次创业时期有着很大的不同：
市场环境基础的变化
我国经济在一定的层次上告别了短缺，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卖”的问题成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矛盾的主导方面。民营企业最初发展时期的那种只要有一些简单设备、两三个人就可以成就一番事业的景象已经不可能再现。同时，知识经济环境形成。在民营经济的最初发展时期，知识经济正在孕育，尚未形成世纪性的影响。然而，目前知识经济的强劲影响日益显现，对传统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而早期的民营企业几乎全部停留在传统产业领域。
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
我国加入wto，给私营企业带来了发展机遇。加入世贸组织给民营企业带来三方面机遇。一是国际化营销的机遇，这将有助于我国民营企业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二是国际化合作机会，民营企业有机会和跨国公司合作，提升民营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三是制度环境的提升，加入wto后，我国存在的不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限制性和歧视性规定会取消，民营企业经营范围和发展空间将进一步拓展。
同时，加入wto也使中国民营企业直接面对严峻的挑战。而民营企业大都处在草创阶段，具有先天的不足：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不适应新经济和高新技术快速的发展，按国际惯例经营的能力较差，无法充分利用国内外资金、技术和市场，更不能占据国际竞争的前沿位置；企业相对弱小，实力不足，设备、技术、管理等科学化组织程度不高，部分企业生产效率低下，竞争力明显低下；资金人才紧缺，引进、吸收、消化、创新能力还不强。
国内竞争格局的变化
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既为民营企业提供了发展空间，同时也使民营企业遭遇到较强的国内竞争对手。民营企业可以通过兼并、购买、控股等方式进入原国有企业的经营领域，从而较快实现低成本的扩张。但同时，民营企业发展初期时的那种国有企业普遍缺乏竞争意识，而民营企业因其适应市场的充满生机的机制，一开始就占有市场先机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很多国有企业通过改革，直面市场经济，且由于先天的技术、组织、人才优势，其竞争力大大增强，从而形成了对民营企业的强有力的竞争压力。
市场制度环境的变化
民营经济发展的法律环境将进一步完善和优化，社会地位进一步得到提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正确处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关系，做到“两个毫不动摇”。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和民营经济社会地位的提高，会有更多的高素质人员进入民营经济领域，这将改变民营经济发展初期，其从业人员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状况。
湖北民营企业“二次创业”的目标内容
制度创新。湖北民营企业大部分还是家族化管理。家族化管理在私营企业创业的最初阶段，由于家族成员的凝聚力，使其有着天然合理性。然而家族化管理又天生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不利于科学的管理和广罗人才。现代的家族企业制，也注意股权的多元、人才的吸纳、管理的规范等。湖北民营经济的企业制度发展的方向，首先可向现代家族制过渡，在这一过渡过程中逐步淡化家族制色彩，并最终过渡到现代企业制度。
管理创新。目前湖北民营企业管理创新的主要内容是管理规范。面临二次创业的今天，企业的规模已经急剧扩大，昔日管理小企业、甚至家庭作坊式的管理方式、管理经验显然已经很不适应。因此，民营企业在二次创业中必须建立一系列规范而科学的运行规则和管理制度，通过管理创新，提高企业的素质。
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企业创新的重要内容。在民营企业的初步创业时期，大量的手工作坊或者简单的技术模仿也能占领一定的市场，使企业获得发展，因而技术创新不被重视。但私营企业发展到今天，没有技术创新就很难在市场上立足，更别谈企业的长远发展。
形象创新。形象创新就是塑造品牌和提高信誉。民营企业在急剧扩展的时期，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模仿和滥造的问题，对品牌、商誉等问题注意不够。进入二次创业时期，湖北民营企业塑造自己的品牌和商誉已经刻不容缓。因为品牌和信誉意味着市场占有率，意味着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湖北民营企业“二次创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湖北民营企业要成功实现“二次创业”的障碍
资金短缺问题。根据湖北省统计局对抽选的武汉市40家具有一定规模的民营企业的问卷调查显示，有52.5％的企业反映目前企业资金不足，制约了企业生产经营发展。32.5％的企业存在融资障碍。如2002年初，恩施市经贸局与工商银行城区支行联合对企业进行资信与资金需求调查，其中产品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流动资金短缺1200万元，部分企业因资金缺口，导致原材料库存不足，制约正常生产，全市因此至少损失产品销售收入近亿元。
人才缺乏问题。人才缺乏也是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民营企业急需的人才中尤以技术人才、营销人才、管理人才最为急缺。民营企业在引进人才方面遇到的最大困难是高素质人才一般不愿到民营企业工作。对武汉40家民营企业调查结果显示：有52.5％的企业认为缺乏专业技术人才，有38.5％的企业认为熟练工人较少，而有17.5％企业认为一般员工较少。
外部环境问题。这包括行业竞争激烈、市场秩序不太规范、社会负担较重等问题。上述对武汉40家民营企业调查结果调查中，72.5％的企业认为是行业竞争激烈；42.5％的企业认为是市场经济秩序不好；37.5的企业认为负担过重；30％的企业认为是市场需求不足；20.0％的企业认为是服务机构不健全；12.5％的企业认为政府干预过多。
湖北民营企业“二次创业”的对策
针对上述主要问题，为加快湖北民营企业“二次创业”，政府应采取以下对策：
进一步疏通融资渠道，实施公平的信贷政策，同时发展资本市场。民营企业应与国有企业实行公平的信贷政策，商业银行不应歧视民营企业。同时，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拓宽融资渠道，使具备条件的民营企业同样能够通过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
政府应加大对民营企业发展政策的宣传力度，使全社会都关注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政府要进一步转变职能，提高办事效率，树立为企业服务的观念。政府职能部门的服务要具体化，应给予私营企业在股份制改造、产业发展方向等方面更多的指导，把对企业的支持落实到实处，使企业真正受益。
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目前还有较多的民营企业尚未建立起社会养老、医疗、失业保险制度，从现有的一些已经建立起社会保险制度的民营企业来看，还处在保险基金积累过少，保险水平过低等问题。这也是影响民营企业难以招聘到企业所需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因。
参考资料：
1.王大勇、崔海涛，中小民营企业二次创业的瓶颈与对策，《当代经济》，2003.10
简述建国初期的经济政策篇5
一、高中经济史课程教学存在的缺失
1.高中历史课程设置及教材编写欠合理。首先经济史的课程内容由于不同的知识选择，导致不同课题内容设置存在着较大的轻重反差。有的课题内容偏少，教材编写也较空泛。如人民版教材中“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等课题。有些则内容厚重，造成教材繁杂。如人民版教材中“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等。此外，教材编写者对课标的把握也存在偏差：如人民版教材中“古代中国的农业经济”，内容包括“神农的传说”、“‘从刀耕火种’到‘以牛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沉重的赋税和力役”、“大禹和他的继承人”。课标对此课的要求是“知道中国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和土地制度，了解古代农业的基本特点”。与课标相比，人民版这一课内容显然多出许多，如阶级关系、赋税制度、水利工程等，而对土地制度却讲的不够详细。我们如果忽视对课标的理解，一味地依据教材，可能就会混淆主次，偏离学习重点。教材除这类游离于课标内容要求的偏差外，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分析不清、文字表达含糊，甚至体例结构不清等缺陷，这些教材问题的存在加大了经济史教学的难度。
此外，由于高中历史课程的专题编写体例客观上造成了知识断裂，人为割裂了经济与政治、文化之间的联系，导致教学中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分析失去政治及思想文化层面的知识依托，成为了经济史教学中的障碍。
2.初高中经济史教学严重脱节。整体而言，初中历史课程存在着重政治史，轻经济史的倾向。从课标看，初中中国近现代史部分14个单元，共65个知识点，经济史仅占13个，占比只有两成。与政治史相比，经济史要求明显偏弱。当然，这与初中学生的认知程度是相关联的，但这也说明了初中阶段经济史基础知识的相对薄弱。而高中经济史的专题史体例和较高的能力要求，需要学生有较好的基础知识储备。这种初、高中经济史相脱节的现象，导致高中经济史内容偏多、偏难。
3.师生的经济学理论知识贫乏。尽管学习经济史在现实层面具有经世济国的重大意义，但经济史对师生而言毕竟属于比较专深的知识内容，教或学难度较大。经济史内容涉及了诸多深奥、抽象的经济学理论与概念，往往超乎学生的认知程度。同样，许多教师也存在经济学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的知识储备相对不足的问题。以已昏昏，何以使人昭昭？改变经济学专业知识储备与高中经济史课程要求相脱节的状况，是许多历史教师需补上的一课。
了解高中经济史课程教学存在的缺失，是进行经济史有效教学的基础。下面，本文就此提供一些教学思考，希望对提升经济史教学的有效性有所裨益。
二、经济史课程教学的应对策略
（一）准确把握课标。经济史教学必须认真钻研课程标准，以课标为依据。对课标的把握，除熟悉经济史的课程地位、基本理念、体例结构外，教学过程中还应重点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1.理解课程内容的两个层面能力要求：即第一层是掌握史事的要求，第二层是历史认识的要求。如：课标“列举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基本史实，认识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特征”，采用两段式的表述形式，先要求识记相关史实，然后进一步提升到理解和应用层面，最终达到提高学生人文素养的目的。在此，教师应对识记层面的“了解、简述、知道、列举”，理解层面的“总结、概述、说明”，应用层面的“分析、探讨、认识”等能力指向要求加以区别与把握，以明确教学目标要求，指导教学活动。
2.依照课标要求，明确教学目标。如：两次工业革命，课标要求“了解两次工业革命的基本史实，探讨其对资本主义市场发展的影响”。教学内容则可细化为（1）知道工业革命开始的标志并能列举珍妮纺纱机、改良蒸汽机、火车等重大发明，了解工厂制的形成；概述电、石油等新能源的开发和应用的相关史实。（2）探讨工业革命如何促成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世界市场的初步形成；从生产关系、国际关系和世界市场等方面评价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教学目标要完整、准确地把握课标要求的内涵（即每个知识点所要掌握的基本内容）和外延，避免对课标知识点要求认识上的偏差，这就要求教师吃透课标，要有准确把握课标的能力。
3.依据主流史观梳理经济史。高中历史课程以文明史为核心，突出体现了文明史观、现代化史观和全球史观等新的史学理念，并以这些史学理念贯通古今，联系中外，串起各个模块的知识脉络，经济史也不例外。所以，教师应引导学生从一些基本史观出发，梳理经济发展的重要脉络及其规律，按不同史观的要求，对经济史内容进行有机整合。同时，这三种史观是相互联系的。现代化史观和全球史观更多地强调1500年以来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演进及工业文明向全球扩散的历史，实际上是文明史范式的一个特定阶段，二者只是在这一阶段用现代化范式和全球化范式来概括更能把握其特定的历史阶段特征而已。如果说，现代化主要从纵向角度演示人类的近现代文明进程，全球化则侧重于横向角度强调人类文明的联系与交流。
因此，只有认真研读经济史模块的课标，准确把握、理解课标的思路与要求，教师才能依据重点，简化教材，进行具体有效的教学设计，达到减负增效的教学效果。
（二）理顺基本内容。由于教科书的叙述存在着或过分简要，或容量过大，甚至条理不清的情形，历史教师在备课的过程中，应根据教学内容的主旨及重点，依托新课程涉及的领域和范围，编织完善、合理的知识网络，帮助学生弄清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首先，要将基本史实条理化，复杂过程简约化。如“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新体系”，教材内容即可要点化概括为：一个中心（以美国为中心）、两个体系（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和国际贸易体系）、三大组织（imF、wB、Gatt）等三个方面。此外，在理清各课知识条理的基础上，还应适时对单元知识及大、小专题知识结构进行宏观整合。这不仅有助于学生更大跨度地纵横梳理知识结构，有利于掌握历史基础知识，还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及时地“三步一回头”，达成温故知新的学习效果。经济史教学量较大，面面俱到不容易讲清楚，也很难完成教学任务，故授课中要坚持简约知识结构，理顺基本史实的原则。
（三）讲清基础概念、讲透理论分析。经济史中涉及的经济基础概念、基本理论和观点，对于中学生而言相对陌生、抽象。历史老师要善于根据学生的心理特征和认知水平，在教学中要力求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地讲解经济史中的这些概念和基本理论、观点，切不可冗长。（1）历史概念力求讲清、讲白。如“海禁”与“闭关”，二者往往混淆。海禁在明清时期都实行过，但都是短期的，并非一贯的政策（明朝倭患平息，清朝平定台湾后都开禁）。而清朝的闭关则是长期的政策（根本原因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导致）。海禁主要是对内的防范，而闭关则主要是对外的消极防卫措施。此外，还有自然经济与小农经济、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原始资本积累与资本积累等概念间的区别。这些都是学习经济史中绕不开的基础概念，它们是学习理解经济史的重点，是历史思维的切入点，往往也是考试命题的着眼点。不少同学在考试中选择题丢分严重，其因素之一就是历史概念模糊不清。（2）基础理论和基本观点要讲全、讲透。如“为什么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味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最终形成？”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论证这一观点：（1）首先，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为核心的世界分工格局最终形成，工业生产大范围、大规模地发展起来。各资本主义大国通过殖民扩张、瓜分世界、商品和资本输出及掠夺原材料，建立了完全根据本国利益为转移的国际分工体系。（2）大规模近代交通通讯系统的建立。两次工业革命，形成了联接世界的铁路网、海运、公路交通网络及通讯系统。（3）世界贸易以空前规模发展起来。（4）世界金融中心形成。伦敦成为工业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的金融中心。（5）股份公司的普遍化，甚至形成跨国公司。（6）列强对世界的瓜分进一步推进世界市场的形成。由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新技术、新产品需要大量的铜、橡胶、石油等原料和能源资源，而这些正是欧洲国家缺乏的。这加剧了它们对世界市场的争夺，引发了列强瓜分世界，东西方相互依赖性空前加强。
总之，经济史教学中要根据学生的心理特征和认知水平，联系社会实际和学生生活，深入浅出地讲授经济史教学中的相关理论和概念，注意把“历史”与“当下”联系起来，努力贴近学生生活，帮助学生理解经济史相关内容。
（四）教材内容简则增补，繁则简化。教材内容编写是对课程目标要求的一种诠释。由于课标的语言高度概括与浓缩，使得教材编写者在理解与把握课标中难免存在偏差，也造成了不同版本教材的课题篇幅往往繁简反差较大。以人民版经济史教材为例，专题六第3课“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的课标要求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等国家为例，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课标表述“言简”但“意不赅”，它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学习要求，第一层次“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等国家为例”，侧重于史实的铺垫，主要以美国为重点，让学生认识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新变化的具体表现及原因。而第二层次“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侧重于对资本主义新变化认识的概括提升（如实行国有化，建立国营企业；制定经济计划，指导经济发展；通过财政及税收政策调节社会生产；实行福利制度等）。在此，人民版教材内容与课标要求显然出入较大。人民版教材的此课内容包括了“发达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断调整的经济政策”、“美国的‘新经济’”、“战后的西欧和日本”等四个子目，不仅内容编写分量重，一些所涉概念也相当艰深，如美国的“新边疆”、“伟大社会”、“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等，师生理解显然困难；而有关课标的主题要求“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却未予以明确指出。人民版此课内容编写较明显地游离于课标之外，造成了教材内容的繁杂，对此需要化繁为简，否则将无法按时完成教学任务。而对于一些教材篇幅过于精要，不够丰满，不够完整的课题内容，则需要教师在备课时加以必要的补充完善，以便学生能够完整地理解和掌握历史知识。
简述建国初期的经济政策篇6
试论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的认定
论解放思想和创新
试论近现代哲学对语言的关注
试论领导者的人格及其塑造
浅谈秘书人员非权力性影响力及其构筑
浅谈转型时期秘书工作
台湾的成人教育发展——赴台考察简报
福建高等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
试谈大中专毕业生就业问题
闽江大学师资队伍结构现况及分析
普及教师计算机技能教育的实践与思考
浅议主修课与选修课模块的构建
职业大学工科专业实践教学改革刍议
义务教育单元教学法试探
从受托责任看会计职能与会计目标
降息对我国寿险业的影响及对策
试论会计电算化发展的现状和趋势
完善我国的财政投融资体系初探
论权责发生制在我国商业银行中的应用
我校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的调查分析与对策思考
和平渐进求同存异——新时期邓小平探索矛盾解决方式的独特思路
班主任素质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浅谈思想品德修养课的教学改革
关于正确有效发挥教代会作用的思考
东非三国大学与政府关系的发展与现状
高等职业教育: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体选择及其发展问题
知识经济时代企业领导者素质研究
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对策初探
浅谈知识经济时代档案工作队伍建设
论知识经济与人才资源开发
浅议国家公务员“生活圈”中的角色定位
优化企业环境吸纳优秀人才
酒管专业职业技能群的构建与实施
论知识管理在旅游企业中的应用
西部生态建设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福州市物业管理的现状与对策浅探
中国银行业应对wto之我见
浅谈弘一法师的书法
试述唐代诗人对《文选》诗歌的学习和借鉴
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初探
从社会工作角度正视残疾人的社会问题
社会正义的法律思考
武夷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建设
简论林纾的诗歌创作
浓墨淡彩著真情——也谈散文的美
对高等学校大规模扩招的思考——兼论扩招中的质量保障
加入wto与高等职业教育的应对方略
现代教育技术挑战今日教师
终身教育背景下成人高校的挑战与使命
入世对高校德育的影响及对策
心理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论马卡连柯的性教育思想及其意义
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及其中断的历史启示
虚拟企业与虚拟策略探讨
会计信息质量与公司治理问题研究
浅析公允价值的几个问题
论现代企业成本管理创新
简述建国初期的经济政策篇7
人文历史的诞生，记录着社会的形成，政权的形成，市场的形成，经济的演变。在本文中，我们将简要阐述一下对于几个重大历史时期的经济体制和制度的看法。
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
最早的经济体制，据史料记载，推测在夏禹时期已有雏形，但是对于那个时期我们所能获得资料的不过是几句话甚至几个字。事实上，体制真正地树立，往往伴随着社会剧烈的动荡，反之亦然。成者的结果总能被记录在历史上，纵观历史，尤为经典的便是秦朝前后，那个以武力称霸的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诸国的变法，改制，其根本目的不过是“富国强兵”，经济作为战争的基础，为其君主实现称霸统一的梦想。以魏国李悝变法为开端，战国时期各国纷纷开始变法运动，形成了古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变法运动。商鞅变法确立了封建经济的统治地位，顺理成章地决定了中央集权制的建立。
公元前207年，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王朝结束了它短暂的寿命。抛开史书上不知是否可考的负面评价，你会发现汉朝甚至后世诸朝皆能看到它的影子，毕竟中央集权制可是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这3个世纪的的政治与经济看起来不过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婴孩，我们取笑它，把玩它，却又把它奉作神圣的事物。这就是，名为历史的镜子。
唐宋时期
唐宋两朝，经济和商业空前发达，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对中国封建社会乃至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都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唐朝的GDp在当时的世界为348亿美元，占到世界GDp比重的58%，北宋GDp总量为265.5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2.7%。在为往昔的繁盛惊叹的同时，我们禁不住会好奇，究竟是怎样的经济制度为这两朝带来来如此的辉煌？经济制度与经济发展背后又有怎样的具体联系呢？
先看唐朝。唐朝的经济制度具有鲜明的开创性。我们将主要集中在社会相对稳定的唐朝前期到唐中叶来探究，主要包括土地制度、财政赋税制度和货币制度这三大经济制度。
土地制度――均田制
均田制指政府将土地按等级制度合理分配给贵族和农民，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最周密的土地法令。均田制的实施一度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财政赋税制度――租庸调制和两税制
经过隋农民大起义及长时期的内战，唐朝手中掌握了大量无主荒地。政府将这些土地按等级制度合理分配给贵族和农民（均田制）；受田农民按一定比例向政府交纳租税（租）及乡土所产的绢、帛若干斤、尺（调），并无偿地为政府服役若干时日，不服役则折交相当的绢布（庸）。上述内容即租庸调制。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朝廷采用杨炎的建议，颁布实行“两税法”，对赋役制度进行全面改革。两税法以夏、秋两次征税而得名，其核心内容是以一个家庭的财产状况和田亩数量为依据征收赋税。
货币制度――“钱帛兼行”，货币主导
武德四年（621年）七月，唐皇朝颁布“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的法令，确立了国家铸币的法币地位。同时，继承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绢帛为货币的传统，实行了“钱帛兼行”制度，这实际上是一种以实物货币和金属货币兼而行之的多元的货币制度，但在重心上，已经布帛本位制转变为以货币占据主导地位。
土地――租佃经济
宋朝采用土地私有产权制度，买卖自由，并采取不抑兼并的政策，租佃经营成为重要的土地经营形式。租佃契约期满后佃农可以自由决定终止或续约。
以史为鉴，对今天的土地私有化和允许土地自由买卖的主张，我国目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一旦恢复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势必会造成土地的大量兼并。另一方面农民自身技能的缺失和保障制度的缺乏将引发更多农民流离失所甚至社会混乱。
税收――完善的征管监督体系
宋代建立了一套完整税收监督制度体系，其主要内容包括对民赋簿籍的记录；完税凭证、税收账簿的记录以及官员对税收的报告和对官员税赋征收的考核。这些税收监督制度对我们健全账簿管理方法，完善凭证防伪措施、防范小金库及严格官吏考核制度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另一方面，宋朝实行的是宽税基的政策，熙宁10年（1077）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占70%，这在中国的古代相比是绝无仅有的了，也正是如此，商业的发展与国家财政收入的提高互相促进、相辅相成，而非简单地一味靠横征暴敛，直到今日看来仍是值得赞叹与借鉴的。
金融――纸币的发行与通货膨胀
北宋出现了纸币――交子（宋真宗年间，张永镇蜀，患蜀人铁钱重，设质济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最初的交子并不是货币，而是一种商用信用票据，其职能类似于今天银行开据的活期存折。后来交子在商业活动中使用频率越来越高，也才具备了货币的品格。
北宋金融体系的产生和发展，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比如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法律体系和准备金利率对于金融稳定乃至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
明清时期
明清作为中国古代史顺位最后的两个朝代，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集大成时期。
明、清初期，在经历了长期战乱之后，社会经济残破不堪，社会劳主要劳动力不足，土地荒芜贫瘠，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极为薄弱，两个朝代最初的统治阶级实行了皆积极的恢复经济的政策，“安息养生”，以求社会经济得到复苏。两者在经济政策方面有所相同，但也各有侧重点。
土地政策
明清两朝都极力的鼓励流民和官民开垦荒地，发展农业。明政府通过朝廷补贴路费及耕种费用；免除赋税；以及将荒地作为该农民产业等政策乏力推行屯田政策。
同期的清朝政府也通过一再放宽起科年限；向各级地方官员颁布垦荒的奖惩措施，同时“以垦荒的多寡作为官员的考核标准之一”来刺激农民积极开垦荒田。
简述建国初期的经济政策篇8
随着中美学术、官方、商务、媒体等方面相关交流的增多，对美联储及货币政策的介绍、分析和报道越来越多。但是这些介绍、分析和报道经常是碎片化的、强调时效性的，虽然在信息不畅时期蒙在美联储面前的“神秘面纱”在逐渐揭开，一些无稽巷谈的阴谋论也得以纲正澄清，但可供全景地、历史性地学术研究以细致观察之用的系统性文献仍然比较稀缺。这本《美联储货币政策史》以变革为线索，对美联储近百年的货币政策历史，按照不同的时期分二十六章进行了详细梳理和评述，时间跨度之长久、历史资料之丰富、人物言论之鲜活，在已有研究美联储货币政策史的文献中极为罕有、非常珍贵。
这本书的原著者罗伯特・L.黑泽尔是里士满联储银行的资深经济学家和研究顾问。1975年，黑泽尔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起至今在里士满联储银行供职近四十年。长期以来，他参与里士满联储银行行长参加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议息会议的准备研究，还经常列席议息会议。基于对美联储货币政策出台情况的了解以及他本人对美联储货币政策史的研究热忱，黑泽尔于2008年在剑桥出版社首次出版了这本专著。
不同于常见的那些分析美联储近二三十年货币政策或是简述美联储历史的研究，黑泽尔的这部著作详尽地描述了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演变历程。这本书从美联储成立前夕的世界金融格局和金本位制度谈起，介绍了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为应对国内金融危机而仓促成立的美联储，起初只是简单地通过调整货币供给来缓解金融恐慌；接下来的大萧条时期，美联储在对抗经济衰退的过程中，逐渐明确自身定位，并奠定今日雏形；之后的二十年，美联储逐步放弃金本位、在争论中探索新的经济规律和通胀预测方法，进而逐渐形成信用本位体系下的现代中央银行理念；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危机处理中，美联储开始将稳定通胀预期明确为新的货币政策锚，并以此为基础，探索形成了新的货币政策工具和规程。美联储百年来的货币政策发展演变史，由此完整而细致地呈现在了读者面前。
贯穿变革和史实的，是黑泽尔对美联储如何在扬弃和徘徊中找到货币本位和政策目标，如何明确现代中央银行的职能，如何形成控制通胀的理念、市场化的工具和明晰公开的管理规程，如何发现公众预期的影响并尝试与之沟通互动等问题的观察、再现和思考。我们可以看到，今日美联储货币政策所蕴含的理念、技术、制度等并非一蹴而就，当下我们看起来顺理成章、毋庸置疑的一些政策，历史上往往都经历过漫长的探索和往复。比如，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全球中央银行中享有盛名。早在美联储成立之初，《联邦储备法》就在法律层面上确定了美联储相对于政府的政策独立性。但在实际的演进和探索中，迫于某些历史时期政府、国会的压力和严峻的经济形势，美联储的独立性都曾受到过严重挑战，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后果。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困扰美国的“滞胀”，在很大程度上便是美联储过度迎合政府，试图同时追求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而造成的恶果。
尽管涉及的文献、主题浩繁，但黑泽尔的观点和理论线索却极其简单、清晰。在他看来，货币政策的核心是维护物价稳定。在金本位时期，这一目标取决于黄金供求及其在国际间的流动。而在信用本位时期，这一目标则取决于公众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因此，从金本位货币向信用本位货币的过渡，最根本的影响不仅是货币供求机制的变化，还在于货币价值的“锚”从具有内在价值的实物转向不确定的公众预期，这意味着以维护物价稳定为核心的货币政策体系将截然不同。当然，在实践中，中央银行家并没能及时地认识到这样的变化，而将金本位时期的货币政策理念沿袭到新的阶段，以致在从金本位向信用本位过渡的漫长期间中，货币政策非但未能很好地实现其稳定物价的目标，反而屡屡成为经济动荡的根源。
在黑泽尔看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以及六七十年代的滞胀，根源都在于货币政策理念与货币本位演进的错位。黑泽尔认为，在信用本位体系下，货币政策最重要的职责在于以更为明确的制度来锚定公众的通胀预期，以切断相机抉择对预期的频繁干扰，以此为货币政策赢得更大的空间。也正因为此，在黑泽尔看来，尽管沃尔克和格林斯潘成功地管理了公众预期，并将美国带进了长达二十年的“大缓和”的繁荣时期，但二者都没有意识到建立一个更加透明和稳定的制度的重要性。在缺乏制度制约的情况下，中央银行领导的更迭与情势的变迁，仍有可能让货币政策重回窠臼。就这个意义上讲，百年联储的变革仍任重道远。
所幸的是，作为联储体系资深的研究人员，黑泽尔的观点代表了美联储内部的主流看法。在本书付梓（2008年）之后，美联储在完善“名义锚”制度方面做出了许多重大的探索。经过先后两位主席（伯南克和耶伦）的努力，美联储已经基本确立2%的通货膨胀目标，以更明确的方式来锚定信用货币的长期价值。此外，为进一步稳定公众对货币政策走向的预期，美联储在2012年还设立了沟通委员会，专门负责与社会公众的信息沟通和预期管理。在伯南克（2004年）看来，强化中央银行与社会公众的沟通有三方面的好处：其一，在短期内，清晰的沟通有助于经济主体预期并理解中央银行的决策，从而可以降低金融市场的波动与风险，并平滑利率变动；其二，在长期内，有关中央银行政策目标和路径的沟通，有助于锚定公众的长期预期，特别是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其三，通过更清晰和公开的沟通，可以引导金融市场参与者对未来政策路径的预期与中央银行的规划保持一致，这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效力。以上这些变化，进一步证实了黑泽尔贯穿始终的观点的正确性。这些变化，不仅局限于美联储，更是信用本位体系下各国中央银行演进的必然方向。
简述建国初期的经济政策篇9
>>我国不同历史时期政治文明对图书馆事业政策影响研究我国当代图书馆事业政策的时代特征研究我国现阶段环境侵权同质性赔偿的合理性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初始环境及政策动因研究我国机动车保险中的同质性保单的赔付次数模型分析我国社区图书馆建设研究我国数字图书馆运行模式研究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研究我国移动图书馆研究热点分析我国汽车图书馆研究综述我国数字图书馆发展轨迹研究我国区域性图书馆联盟建设模式研究中华图书馆协会及其对我国早期图书馆事业的贡献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图书馆发展的社会基础与政策趋向研究我国当前图书馆事业发展现状浅析关于加快我国少儿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思考2004年―2013年我国图书馆信息政策研究综述中国地方财政“同质性”问题研究我国区域性图书馆联盟的运作与实践我国高校图书馆游戏服务：必要性和途径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
［9］梁奋东.建设地方性图书馆法规推动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兼议深圳经济区公图书馆条例修订［J］.图书馆学刊，2006，（1）：12-13.
［10］王钜春.《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的修订对图书馆立法的启示［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2）：90-92．
［11］周翼虎，杨晓民.中国单位制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简述建国初期的经济政策篇10
关键词：地区差距/收敛/经济增长
本文为博士论文稿其中一章的压缩稿。感谢林毅夫老师、殷韦、李志?、陶然、刘明兴、章奇、孙希芳、李永军以及北大经济研究中心学生讨论会其他参与人对文章的批评与建议。但文中疏漏概由本人承担。
一、文献综述
对于中国地区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尤其是针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趋势，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文献。与大量文献相对应的，是对中国地区收入差距问题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解释，本节将对现有的文献做一个简要的回顾。
tsui（1991）发现，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中央政府作出了种种再分配努力，其缩小地区差别的实际效果却并不明显。Duncan和tian（1999）针对1952—1995年间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的产出和消费的地区差距在改革前后呈相反方向变动。他们提出的解释认为，产出的倒U型曲线是由改革前后工业化的不同特征所决定的，改革以后实行外向型经济并推行民营化缩小了产出差距；而U型省际消费差距的出现，则主要是因为中央政府对地区收入差距在不同时期的干预程度不同。改革以来，在产出差距缩小的同时，随着地方自扩大，中央政府在收入分配方面的干预不力，使得消费差距扩大了。他们因而强调说，如果要缩小地区差距，则应该采用有效方法来加强政府转移支付。
Chen和Feng（2000）的文章，对1978—1989年间中国29个省的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他们发现中国区域的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呈现出了收敛的趋势，并且认为私有化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Young（2000）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地区性保护政策是地区差距扩大的关键，因为地区性的市场保护会使本地企业的资源配置状况偏离本地的比较优势。
蔡?p和都阳（2000）的实证研究表明人力资本上的差异是造成地区差距的主要原因。wang和Yao（2001）等也持类似观点。
Lee（1995）、DayalGulati和Husain（2000）的研究都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他们认为不同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差异导致了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后者对1978—1997年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投资、国有企业集中度和银行存贷比是决定经济增长与收敛的重要因素。
王小鲁、樊纲（2004）考察了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地区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认为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内陆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无论是绝对差距还是相对差距都还在扩大。这主要是由于生产率的差别以及由此引起的资本流动所导致。资本的持续流动已经使地区间资本产出率的差别出现了缩小的趋势，但是生产率的地区差距还没有出现缩小的趋势。
Li等人（1998）的文章则采用augmentedSolowSwan模型来分析1978—1995年的数据，他们的结果也证实了条件收敛假说。他们估计条件收敛速度高达每年4.75%.同时，他们也注意到1990年以后收入的差距扩大了。他们认为，经济改革促进了各省分别朝着稳态水平收敛，却扩大了不同省份稳态水平的差距；但由于存在着绝对收敛，所以即使各省稳态差距扩大，总的来说也出现了收敛现象。
Jian等人（1996）的文章对1978—1993年期间的数据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地区收入差距来源于沿海与内陆的收入差距拉大，而不是沿海内部、内陆内部的差距扩大。他们认为这是由于中央政府给予沿海的特殊优惠政策造成的。他们的发现与Chen和Fleisher（1996）针对同样时期数据采用附加的Solow增长模型进行分析的结论相似，即经济收敛条件于沿海位置。
Demurger等人（2001）将数据扩展到1952—1998年，他们的实证研究可以说是针对1952年以来中国地区收入差距的研究当中迄今最为完整的分析。他们发现，在1952—1978年期间，省际收入差距主要是体现了高收入的京津沪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这是政府“重工业优先”
与“城市偏向”的政策所导致的。改革以前，三大直辖市以及黑吉辽等工业重镇的收入水平位居全国排行榜前列。他们已经注意到政府为了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通过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提高工业品价格为工业部门提供资金支持；在农村实行农业集体化等配套政策，其目的也是将农业剩余用于工业投资。这些政策都影响到地区收入差距与城乡差距。他们将改革以来影响地区收入差距的因素归结为两大类，即地理条件以及政府的相关政策。Fleisher和Chen（1997）也持有相似的观点。他们认为：第一，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不能全部归功于中央政府的优惠政策，沿海地区比较有利的地理条件对其快速发展同等重要；第二，虽然自1992年以来，政府对于内地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国际贸易的管制明显放松，但是1996—1998年期间沿海与内地在优惠待遇方面的差别仍然很大，这导致了沿海、中部、西北、西南1%的差距。此外，他们还认为中国区别于美国经验的重大制度差异在于中国的户籍制度与国有银行体系。美国经验表明，人口从北部到东西海岸的逐步迁移对于美国国内的经济收敛至关重要。然而，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却成为地区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持续的技术创新会使投资回报率保持较高，所以资本并不会明显地从高工资地区流向低工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流动便是缩小地区收入差距最容易的办法。但是由于户籍制度，这种收敛的途径在中国并不存在。不仅如此，中国垄断的国有银行体系以及各种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也阻止了资本在地区间的流动。但是，他们并未对上述假说进行实证检验，其实证检验的重点是地理条件和优惠政策。
龚六堂、谢丹阳（2004）讨论了我国各省份之间的生产要素配置的有效性问题。他们发现，从1970—1989年，资本的边际生产率的差异水平在缩小，从1989年起，边际生产率的差异水平保持在一个稳定水平；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的差异从1970—1993年也在缩小，但是，从1994年开始，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的差异水而开始上升。
而刘树成等（1994）、陆大道等（1997，2000）、胡鞍钢等（1995）、国家计委（1997）以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1994）的研究成果，对于中国的地区收入差距都给出了百科全书式的解释，这些研究把地区差距扩大的原因归结为经济发展起点低下、市场失效、政策失效、中央财力下降、工农差距与城乡差距扩大、不同发展模式等。①「其他对中国地区发展差距的解释还包括：林毅夫等（1998，2003）从发展战略的角度进行的解释；Zhang和Zou（1998）；Jin、Qian和weingast（1999）从财政分权角度进行的解释；林燕平（2000）从产业结构、人口结构与教育水平角度进行的解释。
二、主要假说的简要评判
1.人力资本
对单个人而言，人力资本的初始条件是按随机概率而不是按地区分布的。教育与“边干边学”促进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前者的地区差异造成人力资本分布的地区特征。人力资本的增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以由扣除物质资本积累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贡献率之后的剩余部分来代表。教育内生于省级经济体的经济与财政状况，可以预期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正相关。此外，改革前后人力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严重分割到逐步融合，这方面的制度变迁影响人力资本的差异。总体来看，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和市场化程度之间的正相关现象较稳定地存在了很多年。但相对而言，人力资本的基本趋势一直以来并未发生较大的波动，何以解释变动频繁的地区收入差距呢？这有待随后的实证工作来检验。
2.物质资本
改革以前，各省级经济体的投资决策附属于中央财政的全国投资计划；金融市场完全由国家控制，同时金融系统也完全附庸于财政部门。因此，整个计划经济时期的物质资本投资往往是出于各个时期的不同战略考虑（比如：、备战备荒、三线建设等等）。笔者预期在计划经济时期，物质资本投资战略的改变会对地区收入差距变动产生重要影响，从而资本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被中央政府牢牢控制，其遵循行政命令而进行的跨区域转移可能是该时期地区收入差距波动的重要原因。一个合理的预期是，在资本市场流动性较强的情况下，资本要素的流动能够促进经济收敛。但是，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是，改革开放以来资本市场逐渐开放，金融市场化步伐也逐渐加快，而改革后期地区收入差距却明显扩大了。
3.中央政府针对沿海的优惠政策
毋庸置疑，特殊的关税、地方政府更大的自由度以及能源交通投资等方面的偏向政策，促进了受益地区的经济增长。但是，籍此来解释改革开放以来地区收入差距的变动显得较为勉强。如果说优惠政策是地区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那么，上世纪90年代政策范围扩大了，一个必然的推论应该是支持经济收敛的，而这与事实并不相容。
4.地理因素
地理因素通过市场可及性、交通成本与技术扩散成本等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在所考察的一段较长时期内，地理因素的变化相对较少。从逻辑上讲，用一个相对不变的变量更适用于解释持续的收入差距本身，而不是这个差距的变动。
三、提出解释性假说
首先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过去半个世纪的中国经济史。1952—1978年中国处于典型的计划经济时期，中央政府对产品与要素市场实行严格的管制政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放开产品与要素市场。迄今，政府除了对少数产品与要素的生产、价格与流动仍然实行严格控制以外，中国已经基本上是一个市场化国家。
所以，对于中国地区收入差距演变特殊性的一个合乎情理的猜测就是：
假说一：中国经济制度过去50年的演变，尤其是政府对于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的控制范围与力度的演变，对于各省级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绩效和收敛特征可能产生重要影响。
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框架下，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的开放性是经济收敛现象发生的前提条件。但是在中国，该条件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改革开放以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保留着对政府认为特别重要的产品（比如粮食、棉花和某些矿产品）的生产控制和垄断收购，以及对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上述控制对于不同省级经济体的影响有很大差别。根据假说一，结合对于中国经济史的观察，与不同的时期相对应，可以得出下述推论：
1.计划经济时期（1952—1978年）
推论一：1952—1966年期间，中央政府通过计划与行政命令的方式实施全国统一的价格控制与资源调配，些微缩小了地区收入差距。其间，1958—1960年由于发动“”产生了扰动。
推论二：1966—1976年期间，所发动的“”对地区收入差距再次产生扰动，“备战备荒”政策扩大了地区收入差距。在此期间，中国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主要由直辖市、工业重镇与其他地区的收入差距扩大造成，这部分归因于直辖市、工业重镇所享受到的特殊政治与经济优惠待遇，部分归因于直辖市、工业重镇农业人口比重相对较低，以及农产品价格与工业品价格存在“剪刀差”以支持重工业导向的发展战略。
2.改革前期（1978—1989年）
推论三：1978—1984年期间，发轫于农业的改革开放政策迅速缩小了地区收入差距。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制度创新所产生的改革红利令偏重农业的中西部获得了实惠。这一时期的收敛现象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
推论四：1985—1989年期间，中国地区收入差距缩小由直辖市与其他地区的收入差距缩小驱动。虽然农业改革的作用发挥渐少，但其他地区的轻工业迅速发展在一段时期内弥合了与大都市工业化程度的差距。
3.改革后期（1989—2002年）
1990年至今，中国地区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而同期在绝大多数产品与要素市场领域内，市场化改革在继续推进。一个重要的例外是，中央政府迄今仍未放弃全球各国中最为苛刻的对于国内人口流动的户籍控制。该控制不仅扭曲了所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选择，而且阻碍了普通劳动力的迁徙过程，尤其是位于社会最底层、现阶段数量最庞大的非熟练劳动力。Barro等人（1995）的实证研究显示，迁徙是发达国家经济收敛的重要条件。针对该时期的主要特征，假说一可以进一步具体化为假说二：
假说二：在产品市场与资本要素市场具备相对更加自由的流动性的条件下，劳动力要素市场的流动性一旦受到压抑，集聚效应就有可能使得经济发生两极化。
可以用一个两地区—两部门模型来说明上述机制。假设一个经济体有东、西两个地区，两地区内部进一步分为城市与农村。假定两种消费品由完全竞争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生产，并在东部与西部地区间和地区内部城乡之间自由贸易。假定传统部门X的生产函数如下：
效用依赖于传统部门产品Cx与现代部门产品Cy的消费组合。δ表示贴现率，θ表示两种产品的替代弹性，假定大于1.消费者的区别在于劳动禀赋及所在地区。
消费者拥有所在地区企业的全部股份并享有利润π。为了简化，假定不存在跨期借贷，消费者不跨期平滑消费。并假定存在户籍制度管制，非熟练劳动力不能流动，熟练劳动力能够在城乡之间流动，而不能跨地区流动。两地区模型的均衡条件为：（1）消费者在给定价格下优化效用；（2）厂商在给定要素价格下优化利润；（3）两类劳动力均被完全雇佣。
东部与西部地区劳动力市场均出清；（4）产品市场出清；（5）全要素生产率分别满足（3）式所描述的过程。均衡时，熟练劳动力工资在地区内部一样，但是在不同地区不同；不熟练劳动力工资则不仅在不同地区有差别，而且在地区内部城乡之间也有差别。可以证明：如果东西部城市之间存在发散，进而在东西部之间产生发散，那么经济会逐渐收敛到一条平衡增长路径，西部地区完全集中在传统部门的生产，东部地区完全集中在现代部门生产，即：
间，地区收入差距缩小由直辖市与其他地区的收入差距缩小驱动。1990年至今，中国地区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其间，“”、“三线建设”与“邓小平南巡”等都对收敛系数产生了强烈的扰动。在整个时期，只有中部地区内部收入差距呈现连续缩小趋势；在1974年以前（尤其在后半段），东部与西部地区内部收入差距显著扩大；在后一时期发生“收敛俱乐部”现象。三大区域之间的差距拉大，同时东部与中部地区内部收入差距显著缩小，但西部地区内部收入差距虽然在1974—1979年期间也显著缩小，之后则逐渐扩大。
β收敛初步检验结果表明：在1978—1984年期间存在显著的绝对收敛现象；计划经济时期绝对收敛并不存在。其中，在“”时期显著发散；但在1958—1966年期间，地区收入差距受到了激进的绝对平均主义政策的强烈扰动；通过控制6地区虚拟变量，β收敛检验证实了计划经济时期地区收入差距扩大主要是工业重镇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扩大造成的；控制3区域虚拟变量证实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经济收敛俱乐部”的存在。
控制了产业结构与产权结构的β收敛初步检验结果表明，在改革前后农业比重与国有比重分别显示了截然相反的影响，都是影响地区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在1952—1998年期间，农业产值比重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说明政府工业化地区布局显著地影响到各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但是，在1978—1998年期间，市场化改革使得原先以农业为主的一些欠发达地区如粤闽浙追赶上来，农业比重系数的符号也转而为正。初步检验结果中，国有比重估计值的符号在改革前后截然相反。
其中，在1952—1978年期间，享有绝对垄断地位和投资偏爱的国有企业的存在对于地区经济发展无疑有正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国有企业密集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这一趋势在1992年以后表现非常明显。可见，国有企业的地区布局直接影响地区收入差距。从上述初步检验的结果来看，假说一以及相应的4个推论均得到了较好的验证。
3.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因素的弹性分析
针对上述各种竞争性与互补性假说，接下来的实证检验通过弹性分析与条件收敛分析两步进行，分别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及其变动为被解释变量。首先，利用数据乙（1985—2002年）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进行简化式分析。
常数项α可以分解为时间和地区特定（固定或随机）效应。这里用时间特定效应来控制经济周期以及改革不同时期的特殊性，用地区特定效应控制地理特征。在上式中，S代表所要考察的影响因素。本文的实证检验控制了包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市场密度、农业生产、农业结构、城乡差距、产业结构、产权结构、政府规模、企业规模、户口结构等多组变量（参见表1变量目录）。简化式的弹性分析直观地得出了上述解释变量对经济增长是否存在显著影响以及影响力的大小。表2列出了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因素弹性分析的oLS估计的主要结果（共5列），前4列分别是单向固定时间不控制地区以及控制3区域、6区域与区域重合的估计，最后是对时间和地区进行双向固定估计的结果。①「在初步估计时，笔者尝试了用pooledData进行弹性与收敛估计（因变量为省级经济体1985—1991、1992—1998、1999—2002年平均增长率），但发现即使控制了地理因素，条件收敛系数仍表明经济显著发散。这一发现与D??urgeretal.（2001）针对1979—1984、1985—1991、1992—1998年数据不同，后者主要控制地理与优惠政策即得出了显著的条件收敛结果，并认定pooledData估计比固定或随机的individual效应估计优越。笔者认为除了数据的原因，是解释变量的选择导致了这个差异，而不认为他们的研究具有稳定性。此外，Hausman检验非常显著，显示固定效应估计比随机效应估计更合适。
上述分析显示，缩小城乡差距能够显著地促进经济收敛。
中国存在着严厉的户籍管制，这一点从实证分析中也得到显示。使用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S1）来刻画户口结构，发现该比例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这与前面控制农林牧渔业产值比重（a21）的结果背道而驰！固定了时间效应以及双向固定的检验结果表明，农业户籍人口比例每上升1%，经济增长率增加0.3%—0.66%.这个现象间接地反映了户籍制度与实际经济活动的背离，而不是说农业户籍人口越多，经济增长率越高。实际上，越来越多的农业户籍人口的主要经济活动是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异地。户口结构同时也是条件收敛的一个较为显著的影响因素，且与预期相反符号为正，这间接说明数据所显示的经济发散程度由于户籍人口统计的原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被高估了。①「实际的地区收入差距多大程度上不如数据所显示的严重尚无法确定。由于农业人口基数庞大，这方面应当不存在明显高估。实行更加灵活的户籍制度，乃至最终取消所有附加在户籍之上的就业、教育与福利等方面的不公平政策，对于缩小中国地区差距与城乡差距、促进经济增长而言至关重要。上述检验实际上间接验证了假说二。
再使用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i1）和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i2）来控制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和收敛的影响，②「国家统计局数据中第一产业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口径并不相同。在新制定的《三次产业划分规定》中，三次产业划分的具体范围是：第一产业包括农、林、牧、渔业及农、林、牧、渔服务业；第二产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第三产业包括除第一、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具体内容略。
弹性分析表明，第一产业比重越高，经济增长越慢；第二产业比重越高，经济增长越快。其中，第一产业比重相对经济增长率的弹性远超过后者（分别为-0.33到-0.54、0.02到0.22），而且间接显示了第三产业比重也具有较大的正弹性（第一产业弹性与第二产业弹性之和的相反数，约0.11—0.50）。第一产业比重对于经济增长的显著负面影响以及后者的正面影响与预期一致。条件收敛的结果显示，第一、第二产业比重同是经济收敛的条件，前者显著性更佳。而且，第一、第二产业比重越高，经济越不容易收敛。这间接显示第三产业的发展能够显著地促进经济收敛，而第二产业比重提高虽然促进经济增长，但对于经济收敛的影响并不积极。
本文的初步分析结果已经证实，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是国有企业在整个经济中所扮演角色的转换。使用国有经济单位职工人数占全部职工人数的比例（p1）以及其他经济单位职工人数比例（p2）来控制产权结构的影响，弹性分析表明在产权结构中国有比例每增加1%，经济增长率显著地降低1.69%—1.9%；其他经济单位职工人数比例的负面影响力约为前者的13—12.间接表明城镇集体经济单位职工人数比例变化对经济增长有显著正的影响。但是，由于其他经济单位职工人数比例是由总职工人数剔除国有与城镇集体经济单位职工人数得来，而笔者认为除了国有企业人数与实际误差不大以外，由于统计原因改革时期其他经济单位职工人数与真实值有较大差距，尤其是灰色经济的大量存在使得后者不足为信。与初步的收敛分析结论基本一致，改革时期国有企业比重对经济收敛存在显著的负影响，是经济收敛必须控制的条件之一。
为了检验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控制了地方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G1）。
弹性检验显示政府规模每扩大1%，经济增长率降低0.04%—0.27%.条件收敛的检验结果也表明，简政放权是经济收敛的重要条件之一。
这里一并考察了企业规模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率和条件收敛的影响，分别控制了大型工业企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Z1）和小型工业企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Z2）。弹性分析结果显示，单向固定结果是小型企业产值比重变动对经济增长率有较显著的负影响，而双向固定结果显示小型企业比重变动相对经济增长率弹性系数为正（0.08），大型企业的影响则并不明朗。如果用大型与小型企业比重的弹性间接计算中型企业的弹性，得到后者相对经济增长率弹性的绝对值小于小型企业的弹性。条件收敛分析表明，大、小型企业比重对于经济收敛的影响不太显著，后者不明显地促进了经济收敛。鉴于大小企业人均产值的较大差异，而人均工资差距则相对要小，因此如果用不同类型企业的雇员比重来控制企业的规模结构可能得到更真实的结果。
在单向固定的弹性与条件收敛分析中，根据3地区地理区划控制了东部（R11）与中部（R12）地理位置，以及根据6地区地理区划控制了直辖市（R21）、东北（R22）、沿海（R23）、中部（R24）以及西南（R25）等经济区位。结果发现这种控制并不影响上述各种解释变量参数估计的稳定性。而且，就地理区位本身的参数估计而言，尽管其显著性并非良好，系数值仍然能够显示出，相对而言，东部与沿海区位对经济增长和收敛分别拥有更积极的影响力。
五、结论
本文对解释中国半个世纪以来地区收入差距演变的各种假说进行了归纳、分析与检验，同时提出并检验了2个主要假说和4个推论。通过控制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市场密度、农业生产、农业结构、城乡差距、产业结构、产权结构、政府规模、企业规模、户口结构等多组变量，弹性分析与条件收敛分析均证实上述解释变量对经济增长与收敛存在显著影响，本文同时还估计了其影响力。
上述检验结合初步检验较好地验证了各种竞争性与互补性假说以及本文提出的假说与推论。
人力资本的增加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人口自然增长率对于经济收敛存在显著负影响，是重要的收敛条件。分析结果显示虽然我国的物质资本投资率很高，但其边际回报率并不高，且非重要收敛条件。
总体上农业生产能力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不明显，确实存在“增产不增收”现象，间接表明价格扭曲、市场垄断以及农业生产的低市场化程度阻碍了经济增长。检验结果表明，第一产业比重越高，经济增长越慢；而第三产业则具有较大的正弹性；产业结构是经济收敛的重要条件。
城乡差距对经济增长与收敛均存在显著负面影响。收敛分析显示，缩小城乡差距能够显著地促进经济收敛，分析还证实了户籍制度与实际经济活动存在严重的背离，并直接妨碍经济收敛。在产权结构中，国有比例每增加1%，经济增长率显著地降低1.69%—1.9%.与初步分析结论一致，改革时期国有企业比重对经济收敛存在显著的负影响，是经济收敛必须控制的条件之一。弹性检验还显示政府规模每扩大1%，经济增长率降低0.04%—0.27%。条件收敛分析也表明，简政放权是经济收敛的重要条件。
地理区位也显示了稳定影响，相对而言，东部与沿海区位对经济增长和收敛分别拥有更积极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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