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的实质篇1
【关键词】经济发展质量问题对策研究
一、引言
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都十分重视经济发展总量问题，其不断通过各项政策刺激地方经济的发展，使得我国经济发展总量不断实现高速增长，但是新时期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和经济社会及国际市场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发展质量问题逐渐成为当前我国应该考虑的重要问题。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质量还存在诸多的问题，比如传统的经济发展思想根深蒂固、实体经济发展乏力、缺乏完善的政策法规和市场竞争机制等，这都使得我国经济发展质量难以得到有效提升。因此，必须要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充分提升新时期我国经济的发展质量，实现国民经济的健康长期发展。
二、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重总量轻质量思想根深蒂固
对一个国家或者地区而言，经济发展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发展方式。长期以来，我国都在重视经济发展总量，不断通过各项政策干预，最大程度上刺激经济的增长，而忽视了经济的发展质量，使得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社会价值观缺失等问题显得日益严重。虽然新时期我国政府不断强调经济发展质量，但是各级政府为了完成既定的经济发展目标，更加重视经济发展总量。这种思想在未来还将长期存在，其对新时期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质量造成了很大的不利影响，因此必须要对其进行彻底化的修正。
（二）各级政府对实体经济的扶持力度不足
实体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根本，是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性保障。在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我国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实体经济的发展，长期以来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缓慢，相关企业的利润较低，发展成本不断高企，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其支持力度不足等问题显得十分严重。这主要是由于当前我国各级政府对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视和扶持力度不足造成的。从国外发展经验来看，其实体经济的发展造就了其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因此这是当前我国各级政府需要学习和借鉴的。
（三）相关的政策法规还不完善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完善的政策法规作为引导和规范，而经济发展质量对相关政策的依赖性更强。当前，尤其是十以来，我国政府不断重视经济发展质量问题，但是目前仍然出台一系列完善的政策法规对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严格的规定，使得我国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没有明确的方向，依旧沿用着传统的发展模式，在不断激化的国际市场中，我国经济增速整体在下降，如果再不以相关政策引导各地区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将会使得我国的整体国际竞争力受到很大的不利影响。
（四）缺乏完善的市场竞争机制
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起步较晚，其在整个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目前我国的市场竞争机制还是畸形的、不完善的，因此对我国总体的经济发展质量造成了很大的不利影响，垄断性的企业占据市场主要地位，其具有政策等方面的垄断优势，而中小企业和民间资本难以全方位的参与到市场竞争和经济发展中，使得我国经济的发展质量难以得到全面提升，这是十以来我国政府高度关注的重要问题，因此新时期完善市场竞争机制以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显得尤为重要。
三、新时期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对策建议
（一）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思想
经济发展思想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十分显著，就当前我国经济的发展来看，过于重视经济发展总量带来的问题不断增加，给我国的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此必须要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思想，一方面可以根据我国当前经济的发展实际和未来的经济发展目标，本着经济发展质量第一的原则改变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思想，使其能够充分服务于我国未来经济的发展需要。另一方面，要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思想，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对其进行改进，通过先进的经济发展思想来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质量。
（二）提升各级政府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从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其经济发展的质量离不开实体经济的扶持，所以对新时期我国经济的发展而言，实体经济的发展是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因此，各级地方政府一方面要通过出台地区经济发展政策，通过税收等优惠政策扶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使其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提升自身的发展能力，实现各方面的创新，增强其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应该通过严格的监督和检查制度对各级政府的关于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相关行为进行监督，使其能够从意识和行动方面充分加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三）完善经济质量相关政策法规
当前，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质量显得越来越重要，但是受到传统经济发展思想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需要较长的周期。因此，必须要进一步完善我国当前的经济质量相关政策法规，一方面中央政府要坚持统筹兼顾的原则，完善统一化的指导性政策，在保证经济保持既定速度发展的同时，提升经济的发展质量，同时要通过完善的法规政策严格监督地方政府的相关行为，充分提升各级政府在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各级地方政府也要不断完善相关的地方经济发展政策法规，对经济发展质量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引导，使其充分迎合十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政策。
（四）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市场竞争机制
完善市场竞争机制一方面要在政策方面为中小企业提供支持，使其能够充分参与到市场竞争中，使其能够拥有与大企业同等的市场地位，进一步增强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活力，提升经济发展的活力。另一方面要使得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竞争机制引导民间资本充分参与到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中，活跃我国的资本市场，使其充分发挥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功能，拓宽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路径，进而不断提升我国经济在国际市场的整体竞争力。
四、总结
从目前我国经济的发展状况来看，经济总量的提升并不能提升经济的发展质量，因此必须要从彻底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思想、提升各级政府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完善经济质量相关政策法规、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市场竞争机制等方面出发，在保证经济发展总量不断提升的同时，最大程度上提升我国经济的发展质量，以此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
参考文献
新经济政策的实质篇2
一、公共投资对于经济的长期具有重要作用——西方国家的实践
对世纪30年代,美国着名的罗斯福“新政”,堪称是政府运用财政支出政策调节经济的成功范例。罗斯福“新政”的主要内容是实行以公共工程投资为中心的财政支出政策,通过兴办社会公共工程,来增加社会需求,并改善就业状况。
二战后尤其是60年代至70年代初,是西方国家利用公共支出政策调节经济周期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西方国家为了促进高水平的需求和就业,所采用的不再是以公共工程投资为主的政策,转而主要通过政府消耗性支出政策和政府转移支付政策来调节经济周期和促进国民收入的增长。这一时期,西方各国的消费性财政支出快速增长,并成为推动财政支出增长的主要因素。1960年,主要工业国家政府转移支出和补贴支出平均占GDp的比例大约为8%,1980年上升到17%。
直到二十世纪70年代初,西方国家所奉行的以政府消费性公共支出为中心的财政支出政策获得了成功。然而,从7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国家步入了经济增长缓慢,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失业率上升的尴尬境地。对于这一前后矛盾的结果,西方经济学界有各种解释,其中最为流行的观点认为,与公共支出的乘数效应相对立的挤出效应的存在是最主要的原因。许多经济学家对包括公共投资政策在内的财政支出政策作用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在西方国家的实际政策中得到体现,从70年代末开始,西方国家转而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严格限制预算支出的增长。但由于消费性支出的刚性作用,主要工业国家政府转移支出和补贴支出仍然出现增长,其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80年的17%上升为1992年的21%,实际上公共投资成为紧缩财政的对象。
笔者认为,二战后西方国家以消费性公共支出为主的财政支出政策能在一定时期内发挥作用,并带来经济的空前繁荣,是由当时特殊的社会经济状况所决定的。众所周知,除了美国以外的大多数工业国家,在二战期间都在不同程度遭受战争的破坏,这些国家在战后从低水平生产率中复苏,其经济发展潜力很大。因此,二战后至70年代初,除了美国以外的主要工业国家都出现了投资高潮。这一时期,这些国家国内总投资占GDp的比例一般都在20%以上。这些国家以消费性公共支出为中心的财政支出政策所形成的消费需求,与投资高潮所形成的供给相适应。美国二战后实行的以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为主的财政支出政
策的成功,其主要原因在于“新政”时期对包括基础设施、教育等具有永久价值的公共工程项目的大量投入。当战争年代走向复苏的经济发展余地得到充分发挥,投资收益率便开始下降,“新政”所形成的资本逐渐被发展了的经济所完全吸收,致使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的作用随之减弱甚至消失。可见,对于美国而言,二战后与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同时出现的经济繁荣,实际上是以前大量的公共工程投资对经济推动作用的一种延续;对于美国以外的工业国家而言,二战后与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共存的经济繁荣,实际上是这些国家在经历战争重创后,经济复苏带来的投资高潮形成的。一句话,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繁荣主要是投资因素在发挥作用,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则起了顺水推舟的作用。
以上的分析表明:“新政”在增加当时需求的同时,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打下了基础,而二战后西方国家所实行的财政政策则只是在短期内发挥了积极作用。这说明了在经济的长期增长方面,公共投资政策具有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所无法替代的作用。
始于90年代初期的美国“新经济”再次印证了公共投资政策对于经济长期增长起着重要作用。一般认为,促成美国“新经济”形成的因素很多,其中“着眼于长远的政府投资”是促成“新经济”的重要因素之一。1993年以后,克林顿政府明确实行了有选择的适度加强经济干预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内容包括保证政府的科研与开发支出、增加政府对人力资源投资等方面的政府投资政策。
二、公共投资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条件——理论基础
凯恩斯是最早就公共支出政策对经济的作用机制进行深入研究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强调资本形成的重要性,因此,在公共投资政策与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的选择上,凯恩斯本人倾向于公共投资政策。然而,凯恩斯的投资乘数理论本身无法说明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公共投资将比消费性公共支出发挥更大的作用。凯恩斯本人也承认其关于公共投资重要性的认识,主要基于实际判断,而非理论分析结果。新古典综合派运用扩展的财政政策乘数模型说明了公共消费政策与公共投资对需求具有同样的作用机制,并提出公共投资调节总需求具有效率低、时滞长的缺陷。他们认为在调节总需求方面公共消费政策较公共投资政策更为有效。
最新的经济增长理论也支持凯恩斯关于强调公共投资的判断。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经济学家注意到公共投资或者公共资本的生产性,并通过公共投资或者公共资本的生产性说明长期经济增长。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从全新的角度分析公共投资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拓宽了公共投资领域。传统的投资概念指的是形成物质资本的支出流量,相应地,公共投资主要指财政用于基础设施的公共工程投资,即财政用于形成物质资本的开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学家更为关注劳动力素质提高和技术进步对未来产出的影响,并将它们视为广义资本的组成部分,因此,在他们看来,任何可以带来产出的开支都可以被视为投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将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被视为外生的劳动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内生化,从而导入包含人力资本在内的广义资本。并提出通过人力资本的作用避免物质资本边际生产力递减现象的出现。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拓宽了公共投资领域。根据他们的分析,公共投资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即:财政用于形成物质资本的支出、财政用于提高劳动力素质即形成人力资本的公共支出、财政用于促进技术进步的公共支出。
二是从资本持续积累的角度,也就是从供给的角度分析公共投资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拓宽公共投资领域的同时,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论证了在实现资本积累方面,公共投资所发挥的作用将是消费性公共支出无法替代的,并进一步揭示了公共投资政策与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对经济的作用机制是不同的。巴罗认为,政府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力量,并将政府支出流量纳入宏观经济生产函数,建立了分析政府活动影响经济增长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公共资本具有生产性效应。阿罗和库兹认为通过公共投资形成的公共资本存量具有生产性效应,他们最早将公共资本存量纳入宏观生产函数、考察公共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德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格雷纳在运用巴罗所建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时,接受了公共资本存量比政府支出流量更为重要的看法,认为公共投资对于私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的正效应主要是通过公共资本存量而产生的。这些分析说明了公共投资主要是通过生产性公共资本所形成,同时也提高了私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并克服了私人资本投资收益率下降趋势,从而达到激
发私人投资的效应。即公共投资必须通过其所形成的公共资本来发挥其乘数效应。
三、以公共投资资为主的财政支出政策—一中国的现实政策选择
利用财政支出政策调节供求平衡,大家并不陌生。直至90年代中期,我国的经济运行基本处于短缺经济状态,供需矛盾主要体现为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投资饥渴症”则是其主要症状之一。在这段时期,我国的宏观调控目标主要是抑制总需求,财政支出政策成为抑制总需求增长的主要政策工具之一。由于消费性公共支出具有很强的刚性,以及“投资饥渴症”的存在,我国主要通过减少公共投资来控制总需求的增长。这一时期财政用于形成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公共投资绝对数量虽然都有增加,但其占GDp的比例却逐年下降。其中,形成基础设施的国家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中所占的比重明显下降,由1981年的28.L%降至1996年的2.7%;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占当年GDp的比例由1981年的5.55%降至1996年的0.92%。这一时期财政用于教育和科学研究方面的支出占GDp的比例也出现了逐年下降的趋势。国家财政预算内教育支出占当年GDp的百分比由1980年的2.53%下降为1995年的1.85%;财政的科学研究支出占当年GDp的百分比由1980年的1.43%降至1996年的0.5l%。
始于1997年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现象,究其深层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在相对长的时期,依赖削减公共投资来控制总需求膨胀,从而导致了公共投资不足、公共资本相对缺乏所造成的一般资本收益率下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公共物质资本相对缺乏。改革后,政府预算用于基础设施的投资大幅度下降,使我国的物质资本积累出现了非公共资本的长期快速增长与公共资本积累速度放慢并存的局面,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于经济增长。据统计,至90年代末期,我国平均每平方公里国土面积拥有的公路不过0.12公里,国道平均车速物公里,大大低于汽车行驶的经济水平。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现象与经济周期长波理论所揭示的基础设施长波是一致的。经济周期的长波理论认为,经济中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增加需要政府的行动和政府的资金,如果政府不能以一个平稳的速度来扩张经济的基础设施,经济将存在基础设施投资长波。其二,人力资本积累不足。改革后我国的人力资本积累落后于经济发展,、我国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收益率水平扩大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研究表明,1995年我国人力资本收益率水平达到52%,比物质资本收益率高40个百分点。而在1978年,我国人力资本收益率只比物质资本收益率高出20个百分点。1948年和1969年美国的人力资本收益率只比物质资本收益率水平高4个百分点。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结果都表明,90年代中期,我国的人力资本存量过低。人力资本积累与教育和科技进步密切联系,由于教育和技术进步都具有积极外部性,市场对于存在积极外部性的产品供给量是不足的。因此,提高教育水平、促进技术进步,改善人力资本供给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政府投入。我国人力资本存量过低的状况,与我国财政用于教育和科研方面的支出不足直接相关。
要解决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问题,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的经济政策要点是在增加总需求的同时改善供给结构。而选择以公共投资为主的财政支出政策是实现这双重目标的保证。增加财政用于形成物质资本的基础设施投资、用于形成人力资本的教育和科研支出,将在增加社会总需求的同时,扩大公共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占的份额,相应促进资本积累,改善供给结构。许多经济学家都认识到,近期我国经济运行出现良好转机,与供给的改善存在密切联系。
在许多人看来,1998年确定的以扩大财政支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实际上成为以前的财政支出政策的一种延续,其主要目标仍然是调节需求总量,只不过由抑制总需求改变为增加总需求。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所揭示的财政支出政策在改善供给、促进经济长期增长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被忽视了。人们急切期待着乘数效应的产生,并试图以短期内乘数效应的大小来判断积极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就在前一阶段,一些人对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提出了怀疑。
生产性公共资本研究者的研究表明,公共投资必须通过其所形成的公共资本来发挥其乘数效应。因此,公共投资乘数效应的时间跨度可能比较长。一方面,公共投资开始产生乘数效应的时间可能比较长,这是因为通过公共投资形成生产性公共资本必须花费一定时间。另一方面,生产性公共资本发挥乘数效应的持续时间也是比较长的,这是由于乘数效应的产生不仅是由于需求量的提高引起的,同时是由于公共资本存量增加所导致的私人资本边际生产率的提高引起的。由于目前我国经济的有效需求不足表现为结构性需求不足,即在一般性工业制造品存在过剩的同时,公共物品和高质量的消费品还处于短缺状态。因此,我国应选择以形成资本的公共投资为主的财政支出政策。而且必须通过公共投资将我国经济导向具有知识经济、世界经济特征的现代经济。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政府的公共投资应该包括改善基础设施的公共工程投资、促进产业升级的高新技术投资、提高国民素质的人力资本投资等方面。当然,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分配不公的现象在我国长期存在,实际上在我国存在着大量的无货币支付能力的潜在需求。这些潜在需求一旦转化为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求,对于解决一般工业品的过剩问题将产生重大作用。因此,如何运用财政转移性支出手段,提高社会低收入阶层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从目前而言也是很重要的。
新经济政策的实质篇3
［关键词］会计政策变更；会计差错；会计差错更正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会计信息的可比性，提高会计信息的有用性，便于财务报告使用者更恰当地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会计信息，财政部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的通知（财会字〔1998〕28号）。在该准则中，对会计政策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问题进行了重新界定。
一、会计政策变更
1.会计政策变更的定义
所谓会计政策变更，是指企业对相同的交易或事项由原来采用的会计政策改用另一会计政策的行为。
2.会计政策变更的实质
从本质上来讲，会计政策变更实质上是对一贯性原则的否定，或者是对一贯性原则的特殊使用。
由于会计信息具有可比性和有用性，因此在企业的会计政策上要求一贯性，这就要求企业在处理问题的方法和程序上不能随便发生改变，要前后一致。如果企业的会计政策随意变动，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就荡然无存，这样一来，会计报表的使用者就无法对企业的经济状况进行审核。
一贯性原则在会计政策变更上的使用，决定了会计政策不能随便发生变更。但是，会计政策并非完全不能变更，当某些条件发生变化时，会计政策也可以随之发生变更。
3.会计政策变更的条件
一般情况下，企业不该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对会计政策作出变更，因为如果随意变更会计政策，势必会无法比较会计信息，无法正确评估一个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趋势。这样一来，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就会大打折扣，评估企业的业绩时也会发生很大的困难。
如果一个企业存在以下两个条件之一时，企业的会计政策就可以发生变更：①法律或会计准则等行政法规、规章要求变更。②当变更会计政策后能使企业所提供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信息更可靠、更相关。
如果企业所发生的经济行为和以前发生的经济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采用新的会计政策，不能算作会计政策变更。如果所发生的经济行为属于第一次发生或者不重要，这个时候为了适应这种经济行为所使用的新的会计政策也不能算作会计政策变更。
以上会计政策变更从本质上来讲没有违背一贯性原则，因此这种会计政策变更是有效的。
4.会计政策变更的一般处理方法
在处理会计政策变更时经常采用的是：追溯调整法、当期法和未来适用法。
追溯调整法从本质上来讲是换一种眼光来看同一事物，也就是说要用新政策的眼光对企业以前发生的经济行为进行重新评估。也就是说，要对企业以前发生的经济行为采用新政策进行评估，这种评估只是一种模拟的评估，并不产生实际效应。在这种追溯调整法下，企业的各项经济行为没有因为会计政策的变更而变更。
当期法是指当会计政策变更时，要计算会计政策变更对企业经济行为的累计影响数，然后将累积影响数计入变更当期的损益内。并且当期法不用调整企业的比较财务报表中的数据。
未来适用法是指对企业未来发生的经济行为进行评估。也就是说，发生变更的会计政策对于变更当期或者将要发生的经济行为有效，而不对以前发生的经济行为有效。
5.会计政策变更的披露
如果会计政策发生了变更，就需要在会计报表的附注中注明：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以及理由、本年影响数和累积影响数、什么原因导致累积影响数有误差。
二、会计差错更正
1.会计差错的定义
会计差错，指在会计核算时，在计量、确认、记录等方面出现的错误。
2.会计差错的分类
会计差错不同，更正的方法也不同，因此，要想更好地完成会计差错更正，必须对会计差错进行准确的分类，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
根据分类标准的不同，可以将会计差错分为以下两类：
（1）当年会计差错和往年会计差错。这种分类方式是按照会计差错产生的时间来划分的。当年会计差错是指会计差错的发生时间和发现时间都在同一年度的差错。往年会计差错是指会计差错的发生时间和发现时间不在同一年度的差错。根据发生和发现有着时间上的差异，因此会计差错发生的时间总在发现时间的前面。又因为每年度结束时，企业都要完成当年的年度经济上的总结，在总结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现本年度的会计差错，而对于往年会计差错则往往不能及时发现，因此当年会计差错比往年会计差错要多得多。
（2）重大会计差错和非重大会计差错。这种分类方式是按照会计差错的大小来分类的。判断重大会计差错和非重大会计差错的标准有两个：形式标准、实质标准。其中，形式标准是定量标准，具体判定方法是当差错率（差错额与实际金额的比例）≥10％时，判定为重大会计差错；否则就是非重大会计差错。当会计差错使会计报表发生严重错误并导致对报表的性质产生重大影响时，按照实质标准判定为重大会计差错。在对会计差错进行界定时，常常会出现形式标准和实质标准相矛盾的情况，这时应当按照实质标准进行界定。
3.会计差错产生的原因
财政部印发《企业会计准则——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的通知中指出，会计差错产生的原因有：①采用法律或会计准则等行政法规、规章所不允许的会计政策。②账户分类以及计算错误。③会计估计错误。④在期末应计项目与递延项目未予调整。⑤漏记已完成的交易。⑥对事实的忽视和误用。⑦提前确认尚未实现的收入或不确认已实现的收入。⑧资本性支出与收益性支出划分差错，等等。
4.会计差错与错账之间的关系
新经济政策的实质篇4
值得关注的是，过去五年，稳中求进始终是经济工作的总基调，201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将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上升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2017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这一提法，并要求“长期坚持”。不过，随着环境和条件的不同变化，“稳”的内涵、“进”的方式和内容会有所不同。
众所周知，2018年，中国处于不同寻常的历史方位——既是贯彻中共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还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更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其基本特征就是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也就是说，中国将从过去重视速度和规模转向今后重视效益和高质量发展；从过去重视经济总量和财富总量的增加转向今后更注重经济和财富的分配；从过去重视经济发展的结果、市场规则与监管不够健全转向今后更加重视规则体系，使中国市场成为更有规矩、有正向激励与淘汰规则的市场。为此，更需要以稳健的经济发展来创造良好的改革环境。这种“稳”是全方位的，不仅需要经济稳定，还需要社会稳定和产业稳定。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使中国经济发展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80万亿元人民币，稳居世界第二位。近五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达到7.1%，远超同期世界经济的年均增速。2016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是世界经济当之无愧的“稳定之锚”。
中共之后，中国发展的重中之重是注重更加全面的经济发展。不论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还是建设现代化国家，都离不开经济发展这个根本。未来五年，经济发展将愈显重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而目前所推动的各种改革和调控，也正是为了未来“稳定而健康的经济增长”。
与过去不同的是，今后的经济发展是转换了理念、转变了模式的新发展，即与“五个发展理念”相一致的经济发展，尤其将突出“高质量发展”。正如《人民日报》评论所言，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 龙源期刊网.cn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
道理已经非常明了：高质量发展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核心和政策出发点。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抓住了这一“稳健”基调下的发展思路，就不难把握很多方面的具体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结构性政策要发挥更大作用，社会政策要注重解决突出民生问题”，都是围绕全方位“稳健”这一中心目标。2018年的这个政策方向选择，着力保证了政策的延续性，稳定了市场对政策环境的预期，为当前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深化改革、补短强实赢得了较大的回旋余地和腾挪空间。
如何推进高质量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做好八项重点工作：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此，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体系。这些部署的核心，是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策环境和体制机制，更好引导政府、企业、居民转变发展理念，形成政企民三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推动力量。
此次会议提出，促进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事实上，自2017年10月以来，多个迹象表明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热潮在降温，或许就是在寻求控制债务水平并将注意力集中到增长质量而非数量上。这也释放出中央对2018年经济增速小幅放缓会有更高容忍度的信号。
财政政策继续保持积极，货币政策则要保持稳健中性。这与“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总体要求相符。可以预计，未来强监管、去杠杆还将持续，但为了应对当今世界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宏观经济政策可能会保持结构上的灵活性。
最近并将于2018年1月29日生效的《中国人民银行自动质押融资业务管理办法》就具有重要的政策信号意义。该《办法》不仅扩大了合格质押债券的范围，还大幅调高了各类银行质押融资余额的空间。这次政策调整，意味着将对宏观经济加大提供资金融通。
2018年改革的主线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会议要求以处置“僵尸企业”为重要抓手，推动化解过剩产能。深化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等行业改革，降低用能、物流成本。同时，会议强调改革开放要加大力度，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推进基础性关键领域改革取得新突破。
在当前形势下，以放开市场、强化服务、强调公平、优化资源配置为主的升级版、效率型改革，有以下几点是应该是比较关键的：一是放开市场准入，尽最大可能实行负面清单管理， 龙源期刊网.cn尽可能减
坚持稳中求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_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课程80分一、单选(共4小题，总分:40分)1.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趋势性特征之一是增长速度由（a.高速增长转向适度增长B.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C.中低端转向中高端D.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2.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是（a.社会主义市场经济B.新发展理念C.供给侧结构性改革D.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3.结构性政策要发挥更大作用，要发挥好（a.实体经济吸引力和竞争力B.存量资源配置C.创新驱动D.消费的基础性作用4.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趋势性特征之一是产业结构由（a.高速增长转向适度增长B.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C.中低端转向中高端D.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二、多选(共2小题，总分:20分)1.大力培育新动能，要（aBCD）。
a.强化科技创新B.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C.培育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排头兵企业D.积极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2.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重点在（a.“破”B.“立”C.“降”D.“减”aBC）上下功夫。
a）。
Ba）。）。D）。三、判断(共4小题，总分:40分)1.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变革产生深远影响。
（正确）正确错误2.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
（正确） 正确错误3.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稳中求进，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底线思维，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
（正确）正确错误4.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使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
（正确）正确错误
坚持稳中求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_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课程90分各题型提交答案说明：1.单选题及判断题点击圆形按钮进行单项选择，多选题点击勾选框进行多项选择。
2.选择题和判断题:直接点击选项，系统将自动提交答案。
3.未完成考试误操作推出系统后，在考试时间段内可重新进入系统考试。
4.完成考试后点击提交答案按钮，考试结束，不可再次进入系统考试。
5.答题完成后，点击考试页面左侧“未答题”按钮，确认无未答题后再提交答案。
6.未提交答案的试卷在考试时间结束后将强制提交答案。一、单选(共4小题，总分:40分)1.结构性政策要发挥更大作用，要强化（a.实体经济吸引力和竞争力B.存量资源配置C.创新驱动D.消费的基础性作用2.结构性政策要发挥更大作用，要优化（a.实体经济吸引力和竞争力B.存量资源配置C.创新驱动D.消费的基础性作用3.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展。
a.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B.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C.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
）。 D.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4.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趋势性特征之一是增长动力由（a.高速增长转向适度增长B.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C.中低端转向中高端D.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二、多选(共2小题，总分:20分)1.三大攻坚战指的是（a.防范生态危机B.防范化解重大风险C.精准脱贫D.污染防治2.大力培育新动能，要（a.强化科技创新B.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C.培育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排头兵企业D.积极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三、判断(共4小题，总分:40分)1.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要保证现行标准下的脱贫质量。
正确错误2.推动高质量发展，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
）。
）。
）。 正确错误3.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稳中求进，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底线思维，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
新经济政策的实质篇5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历史演变出发点和归宿点:发展经济、服务于民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能动反作用经济基础。公共政策价值取向是对社会资源和利益进行调整或分配的思想倾向,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上层建筑能动作用主要表现为:通过变革上层建筑来改造经济基础并促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变化。只要国家指导思想和国家发展目标不变,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变动出发点和归宿点就不会改变。“经济增长、服务于民”是新中国成立至今的社会发展目标,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历史演变出发点和归宿点。新中国成立之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发展生产力问题。建国初期国情是“一穷二白”,不仅人民贫困而且国家也贫困,要想尽快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务必集中国家财力、人力和物力,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建国后短短的三十年时间内,不仅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在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等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事物都有两面性,计划经济在实施初期显示出其旺盛生命力,随着内外环境变化,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和计划经济缺陷充分暴露出来了,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和制约。改革开放之后,用效率导向的公共政策逐步取代平等导向的公共政策,逐步解决计划经济所存在的缺陷,用市场经济来予以弥补。只有发展经济,经济增长,社会财富丰富,人们才可能分到更多利益,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服务于民,在这里特指经济发展的成果为全民共享。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一天开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即作为党的宗旨。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并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始终将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制定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在时代制定的平等导向的公共政策,不仅体现着人民在政治上享有的平等权利,更体现在经济上享有平等劳动权利和差别极少的利益分配权利,不仅保证了人民的政治权利,更保证了人民的经济利益的实现。即使平等导向的公共政策有缺陷,但在当时满足了人民的政治需求和经济利益需求。改革开放后,经历了效率导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及至今公平正义取向公共政策的历史阶段,但始终将为人民服务作为党和政府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在公共政策价值取向发生变化过程中,公共政策在具体制度和实施过程或之后产生一些问题,比如贫富分化、城乡差别、地区间不平衡和资源分配不平衡等,这些问题的产生经过由不明显到明显、不严重到严重的变化过程,也是从解决这些问题的力度小到解决这些问题力度大的过程。虽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公共政策中存在诸多不完善、诸多不足,但其为人民服务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不变的,这是由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因此,不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任何阶段,“经济增长、服务于民”都是中国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立足点和落脚点,更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逻辑起始点和终点。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历史演变驱动力:社会需求
社会需求变化,主要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发展变化所引起。这两种社会基本矛盾变化表现为适应或不适应两种情况,当表现为适应时,社会需求表现在量增加上,当不适应时社会需求表现在质变化上。社会需求有多种多样,会随着社会环境变化而发生变化。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环境不同,社会需求也呈现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社会意识能动的反映着社会存在。社会需求属于社会存在范畴,公共政策价值取向属于社会意识范畴,社会需求变化意味着公共政策价值取向也要变化,可以说,社会需求是公共政策价值取向变化的驱动力。因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历史演变驱动力是社会需求。新中国成立后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社会需求主要表现为:一是人民翻身做主人,要有当家做主的权利需求,这些权利需要具体表现为政治关系中平等的决策权、参与权和管理权等。二是经济关系中拥有的平等经济权利需求,如农村耕者有其田,在城里工人享有在企业平等的经济决策权、经济参与权和经济管理权等。三是国家贫困、资源有限,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现实的需求,更多体现为国家作奉献价值需求上。这些需求决定了当时生产资料占有的方式即公有制,决定了生产关系中的平等关系和享有平等的权利,决定了当时中国公共政策价值取向是平等的。同时通过平等价值取向的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来更好保护和满足人民的需求,鼓励人民多为社会作贡献,发挥人民主人翁地位积极性和主动性,更多鼓励人民舍小义取大义,将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为实现现代化服务。此外,通过积极宣传先进典型和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发挥和调动人民主人翁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社会主义服务。同志认为:“国家建设也好,革命也好,要有一部分先进分子、积极分子。”“要培养共产主义风格,不计报酬,为建设事业而奋斗。”[3]59“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4]162一旦某种社会需求得到满足,新的社会需求就会产生。平等价值取向的公共政策有其缺陷,造成国家积累过多,人民生活水平低,物质生活贫困,急需要改变现状,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求。改革开放后,社会需求发生变化,主要表现为:一是有着强烈改变现实和现状的需求和愿望;二是有着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求,有着摆脱贫困、强烈致富需求;三是有着依据能力大小或奉献大小进行分配的强烈愿望和需求。这种社会需求促使中国公共政策原价值取向转变为效率取向,在效率取向的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下逐步实现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实现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满足人民日常物质生活的需求。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实践,效率导向的公共政策也突显出缺陷:造成社会贫富分化、城乡差别、地区间不平衡等,影响到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不仅需要效率导向的公共政策,更需要公平正义取向的公共政策引导。公平正义取向的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既要大力发展经济、推进生产力发展,更要协调区域发展不平衡,解决城乡差别、贫富分化问题,在初次分配中突出公平、协调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再次分配中更加重视公平,最终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历史演变手段:改革创新
改革创新是社会发展的持续动力,改革创新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不绝动力。不改革创新就不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历史演变就是一个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改革创新过程。公共政策价值取向变化的动力是社会环境和社会需求;公共政策价值取向变化的手段是改革创新。只有改革创新,才能突破原有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框架限制,才有利于解放思想,从而驱使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变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历史演变手段也是改革创新。建国之初,平等价值取向的公共政策是历史的选择,这是对以往几千年以来实施不平等和阶级性取向的公共政策的颠覆,也是对以往这种公共政策的革命,满足人民当家做主的需要,符合当时现实的情况和需求。平等价值取向的公共政策经过了几十年的实施也逐步暴露出缺点和不足:人们利益均等,平等主义盛行,生产和工作积极性很弱。改革开放之后,等价值取向的公共政策务必进行改革创新,使之更加符合新时期公共政策价值需求。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由平等取向转为效率取向,这就是改革创新。在效率取向的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下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生产力不断得到发展,人们生产和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不断高涨,推动了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不过,效率取向的公共政策有着自身的缺陷:导致贫富悬殊、经济外部效应和短期等。面对这些问题,效率取向的公共政策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进行改革,逐步形成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公平正义取向的公共政策。这些价值取向的公共政策能够更好解决其所面对历史阶段中存在的问题,更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因此,改革创新作为一种手段,不断促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公共政策价值取向发生历史演变,促使这些公共政策价值取向能更好指导现实的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回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历史演变轨迹:“平等—效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公平正义”,看似回归原有平等取向的公共政策的原点,实际上是螺旋上升为新的点,是对原有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否定之否定,实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质的飞跃。
新经济政策的实质篇6
关键词：会计政策选择会计工作知识经济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世界产业结构从物质经济转向知识和信息经济，科技发展让越来越多的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服务面世，形成与知识经济相适应的外部环境。我国经济逐渐向全球化发展，国际间的经济竞争更复杂，知识经济、会计行业无疑面临巨大的挑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业务变得更多样化，企业对财务信息质量的要求变得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会计政策的选择变得尤为重要，会计是一系列会计政策选择的结果，会计政策选择得正确与否直接影响企业财务信息质量高低，进而影响决策的正确性和企业的经济利益。
那么知识经济给会计工作带来哪些挑战呢？笔者认为首先是会计目标、计量及控制体系受到了挑战，知识经济让知识产品和企业资产无形化，会计计量难度几何增长。会计内部的控制体系必须相应地进行改革。其次是对会计处理程序和方法提出挑战，具体表现在知识产业产品的个性化、高增值性和高风险性。笔者首先介绍会计政策相关概念，并根据会计工作的挑战对规范政策行为提出几点对策。
一、会计政策相关概念
会计政策指企业会计在核算时应该遵循的具体原则和企业采纳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会计政策首先应当有政府按照会计准则和现阶段会计制度制定的可供企业选择的会计工作原则和方法，其次企业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在政府提供的一些会计原则中选择适合企业实际情况的会计政策。在我国现行的会计政策当中，有强制性和非强制性两种，强制性的会计政策如借贷记账法、资产划分及会计报告格式等属于企业必须执行的会计政策。非强制性的会计政策指对同一种经济事物不同类型的会计处理方法，像短期投资的期末计价、存贷是企业成本的计算等，企业选择会计政策时有一定的余地。但非强制性会计政策一旦确定，就不能轻易更改，因此，会计政策的选择需要尤为慎重。
在企业进行经济业务时，一些强制性企业政策必须遵守，由于会计工作的模糊性让一些会计政策选择成为必然，会计对象具有复杂性和抽象性，会计工作实际上并不准确，会计在实际的工作中经常遇到一些人为因素产生的选择问题，并且我们无法用对和错评价会计工作，为多种会计政策并存提供条件，企业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会计政策。
二、会计政策选择的条件和因素
在什么时候需要进行会计政策选择呢？通过定义知道，对同一经济业务存在多种会计处理方法时，企业才会进行会计政策选择。因此，会计政策选择是建立在企业管理层面上的，企业的会计政策与特定社会环境有着紧密联系，其选择受到一定的政策限制，并且其选择要符合目标要求。会计政策的选择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影响会计政策选择有很多因素，具体来讲，有以下几点：第一，经济成本因素的影响。会计政策的选择直接影响财务信息质量，而财务信息质量与企业收益息息相关。在政策选择上，首先考虑获取利益的多少，除了获取的利益外，选择政策过程中付出的成本也要考虑在内，像提高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产生的费用、增强会计职业能力和判断力的教育费用及提升信息质量产生的费用等。其次是会计职业道德和职业能力因素的影响。会计具有很强的技术性，会计政策的选择需要建立在对记账方法、计量、控制、报表、分析等方面的综合考虑上，这就需要会计工作人员具有很强的职业判断能力，对各种影响因素有较为全面的分析和决策。再次是会计工作者需要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工作态度和职业素养都会影响公司会计政策的选择，保证企业会计信息质量。
三、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分析及对策
（一）动机
1.减少社会市场的管理。
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很大一部分是在政府的管理下，企业的交易、配股等行为都受到政府制定的会计指标的管理。企业为了赢取更多利益，往往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操控利润和减少市场管理，实现企业内部利益最大化。
2.隐形分红。
会计利润水平直接影响企业经营者的利益，为了提升自己的分红、工资收益，企业管理者会选择增加会计利润的会计政策。
（二）改革
1.完善会计准则，减少会计政策选择的机会。
尽量减少会计准则中可供选择的会计程序和方法，缩小会计政策选择范围。尽可能完善企业会计管理结构，尽量健全企业内部的约束力度。在具体改革中，首先应当改善董事会结构，提升董事会和监事会的独立性，强化监督力度。其次，企业要尽可能解决现阶段企业一股独大的现象。
2.加强对公司会计政策的监察力度。
上市公司上报业绩时往往选择会计政策重组等方式实现其筹资的资格，因此，加大对上市公司特别是一些亏损较大公司的会计政策监察是十分必要的。提高其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减少会计政策对企业利润的影响。
3.加强会计队伍建设，提升会计工作者的整体素质。
企业的会计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和信息质量，因此加强会计队伍建设是十分有必要的。对现有会计人员进行继续教育等培训工作，对不合格会计工作人员进行剔除，对新会计工作人员要严格把关，保证持证上岗制度。最后加强会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教育和法治教育，提升业务素质和道德素质，培养出一支高素质的会计工作队伍。
参考文献：
[1]温琳.利益相关者集体选择视角下的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2013.
[2]翟胜宝.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伦理思考[J].会计研究，2009，03：11-17+94.
新经济政策的实质篇7
【关键词】经济实用房政策中低收入户
经济适用房指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商品住宅，具有经济性和适用性的特点。经济性是指住宅价格相对于市场价格比较适中，能够适应中低收入家庭的承受能力；适用性是指在住房设计及其建筑标准上强调住房的使用效果，而非建筑标准。
经济适用房政策的出台，本来的用意是在国家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进程中，让一些收入水平低的居民以较低的价格购买住房，既顺应了国家住房制度的改革潮流，又解决了自己实际的住房困难。
一、我国经济适用房政策的作用
经济适用房的供应对象，是指在社会发展领域的弱势居住群体，即在社会性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收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社会承受力的脆弱性的特殊居住群体，它是一个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逐渐演变而来的多层次多元化的群体。这类人群一般是占社会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者。城镇超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可以通过廉租房政策加以解决，而经济适用房政策指向的群体主要是中等偏低水平的社会群体。
因此，我国的经济适用房政策的主要作用，一方面体现在满足中低收入家庭的需要，提升中低阶层的生活质量，为其提供社会保障，同时对我国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起积极作用，为实现创造一个和谐、安定的社会创造良好条件；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建设大量经济适用房，以较低的价格投入市场，旨在保障需求的同时起到平抑房价的作用。这也是由我国当前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状况所决定的。
二、我国经济适用房政策失效的表现
1.决策失效。经济适用住房是指政府提供政策优惠，限定建设标准、供应对象和销售价格，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住房。廉租住房是指政府向城镇最低收入居民家庭提供的基本住房，属于完全的政府保障性质。根据国家有关部委《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廉租住房的供应对象是住房困难的最低收入家庭，即收入与住房“双困”家庭，具体说就是在民政部门领取“低保”群体中的住房困难户。这造成了在实际生活中，还存在一个既买不起经济适用住房，又不能成廉租住房对象的群体，也就是“夹心层”，致使经济适用房政策虽然有效但没有达到预期要求。
2.政策表面化现象比比皆是。目前，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规模远远小于社会需求量。我国的经济适用住房供给持续减少，从投资建设的面积来看，每年经济适用住房新开工面积占住宅新开工面积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国家统计局颁布的“国房景气指数”表明：2006年1月到11月，全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16416亿元，完成商品住宅投资11550亿元，其中经济适用住房投资526亿元。即2006年1月到11月，经济适用住房投资规模占住宅投资比重为4．55％，如果以月平均值换算，2006年的经济适用住房投资规模占住宅投资比重也不过是4．97％。对绝大部分中低收入家庭来说，经济适用房只是“水中月，镜中花”。
3.政策替换现象严重。一些地方政府在实施政策过程中表面上与原政策一致，事实上背离原政策精神的内容。例如，有的城市没有把经济适用房政策作为针对中低收入家庭的特有政策，而是作为一般的优惠政策（如教师和退伍军人）、奖励政策（如高级知识分子）或鼓励政策（如鼓励建房或购房）加以实施。有的城市把经济适用房建在交通不便的偏远地方，使经济适用房并不“经济”。还有的经济适用房质量低劣，不仅无法对中低收入家庭起到保障作用，还可能危及其安全。
4.经济适用房政策监控缺位。有的城市甚至没有具体的对购房者资格审查的程序，实际上是放开供应。一些开发商在建设经济适用房过程中通过种种手段谋取了远远超过3％的暴利，极大削弱了经济适用房的社会保障作用
政策的出台、实施及其效力，主要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态度、决心和管理能力。住房问题相对于城市居民失业、最低生活保障问题而言，对政府的压力较轻，从狭隘、短期、直线的角度思考问题，经济适用房政策的出台和实行，往往会觉得得不偿失，至少收益不显著。况且，直接采取市场竞争机制，在城市基准地价的基础上，让开发商对城市土地资源放开竞争，充分实现土地的市场价值，既能坐收较高的土地收益，又能减少在经济适用房建设用地价格核算、调整优惠政策、监督审查经济适用房成本价格等繁重工作负担，何乐而不为呢？但是，从长远、开放、系统的观点看问题，坚持城市经济适用房政策不仅是必须的，而且也是可行和有效的。转贴于
三、发展经济适用房的几点建议
1.进一步细分市场，使资源配置更加公平合理
针对一些地区经济适用房购买审核标准过于宽泛的问题，应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区别对待、细分市场。经济适用房不单是一种商品，更具有社会福利的公共属性。过宽的准入标准，不利于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应根据科学统计数据确定合理的结构、比例，通过严格的审核有针对地供给。
2.经济适用房的开发建设应突出经济性和适用性
对于经济适用房的选址规划、规模控制、建筑质量、户型面积方面，应体现以人为本，尽量选择在接近就业中心区，健全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规模应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不能为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而盲目贪大；建筑质量应体现适用性、耐用性，真正提高居住品质；户型与面积的选择和设计更要兼顾经济性与实用性。
3.完善经济适用房的产权结构，引入合理的退出机制
对于暂时没有能力支付经济适用房价款，而未来收入预期较好的家庭，考虑售租结合，由政府暂时拥有产权，以租代售。待时机成熟时，租户可享有优先购买权。对经济条件改善较明显的家庭，应设定合理的退出机制，鼓励其退出经济适用房的补贴范围，并在不增加财政负担的情况下收纳新的应补贴对象，使经济适用住房资产更具活力与效率。
经济适用房政策是我国在经济转型时期的一项重要的改革举措，是针对现阶段我国的现实国情发展起来的。尽管是一种阶段性政策，但它在我国的住房市场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它仍将是我国住房制度改革的重点，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长期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新经济政策的实质篇8
关键词改革开放高质量发展内外风险因素
一、正视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内外部不确定风险
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机遇空前，挑战亦空前，变得异常错综复杂。2018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部分行业利润高增长并带动制造业投资有所回升，就业和价格水平基本稳定，房地产市场过热现象也得到初步抑制；同时也稳中有变，受家庭债务持续累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以及外部贸易壁垒增多等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居民消费增速持续下滑，基建投资增速大幅下降。民营企业经营面临困难较多，而国有僵尸企业又出清滞后，这就使得社会资源出现错配，劳动力市场活力下降，劳动参与率降低，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速下降②。因此，宏观经济的下行背后是微观经济的困境，是内外部不确定风险的叠加和积聚。正如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在2018年报告中给出的预测，包括内需和外需在内的总需求不足使得企业经营困难进一步增大，短期债务超预期增长，流动性风险持续累积。受实体经济的拖累，商业银行的尾部风险居高不下且风险溢出率持续走高，银行利息收入增速下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成为政府经济工作任务清单中的一个优先项。与此同时，中国所面临的外部政治经济环境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世界经济增速见顶，地缘政治风险加大，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与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趋于消失，外汇储备规模出现波动。在诸多内外部风险因素中，中美关系正成为最大的不确定风险，其博弈互动走向不仅具有双边影响，而且具有世界影响。中国需要找到消除双边关系紧张和排除双边战略误判的途径，否则很可能会朝更负面的战略竞争乃至全面对抗方向发展，一旦演变成经济、政治甚至军事等多方面的敌对，势必将影响到世界和平和中国发展崛起的大局。其实，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也可以是良性的竞争合作关系，比如，美国之于英国、日本之于美国。按照孙子兵法，最佳的策略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而像攻城一样的强行进攻是下策。所以，应该想办法尽可能与美方进行有针对性的务实谈判，寻找和凝聚双方的共识和最大公约数，存异求同，而不是有意无意的忽视或相互指责的敌视，彼此将对方说得一无是处①。一方面，中华民族的复兴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中美关系如处理不好其负外部性巨大，另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也面临巨大既得利益的掣肘，可利用中美经贸摩擦对市场化改革形成倒逼。解决和缩小中美经济和贸易间各自的诉求，从长远看，对两国和世界经济大有好处，中国经济过去近二十年的高速发展，在显著的程度上是由中国加入wto所要求的体制机制以及与国际经济贸易体系接轨这种倒逼才得以实现的。因此，我们需要更进一步思想解放，需要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真正地从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进行全方位改革，逐步真正融合到经济全球化的大势大潮中去，这些都需要进行结构性的体制机制改革。我们不能完全不主动而是被内外部倒逼去突破旧的制度框架，这样的改革成本会很大。改革也需要主动地去改掉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旧的不合理规章制度。所以，改革开放是有特定内涵和意义的。现在改革两个字已经被泛用了，不少学者和政府部门制定的政策将改革往回改，往回走，或只说不做，或说一套做一套，也都称之为改革，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所谓改革就是对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旧制度及其规章制度和政策进行改变，对体制、机制和制度进行转型变革才能称之为改革。具体到中国情景，就是要将原有的僵化计划经济体制和政府过多主导、参与经济活动，特别是过多干预和参与竞争性行业，改为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导向的现代化经济体制。比如，一旦真正要被逼立即实行“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由于效率和创新力方面的不足，对中国来说难度和挑战是相当大的，是非常难于竞争的，要能适应新局面和具有竞争力，就必须下决心主动而不是被动地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和扩大经济全球化开放，通过真正的改革来提高效率和勃发创新力。当然，市场经济只是一个国家经济成功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如不辅以其他必要条件也可能会出现经济失败，现实中显然不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成功的，但这不代表着市场经济的失败，不能将其他额外必要条件没有得到满足而造成的经济失败归咎于市场经济。作为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其重要使命，一是明道，为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开放鼓与呼；二是优术，就是应将改革和开放的内在逻辑、可行路径与方式方法讲清楚，充分考虑怎样做成事情而又没有或很少负作用。要做到这一点，其分析建议就应该是理论、实践和历史三位一体的，只有这样才能为政府决策提供真正具有科学性、可行性、时代性、现实性、前瞻性及思想性的科学依据和支撑。
二、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应对复杂局面的重要抓手
当前，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局面，国内很多智库提出了各种改革方案和智库建议，可谓是五花八门，但大多缺乏基本的逻辑思维和量化分析，科学性、严谨性、前瞻性不足，难以精致化，导致市场化改革无法真正深入，给予政府无限作为或不科学作为的空间，几十年来反复出现“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循环怪圈。唯有从深层次上进行市场化改革，才能避免这种“乱、收、死”的现象。实际上，关于这一点在党的报告中谈得非常明确，在过去四十多年的发展中都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没有很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也就是说，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所需要的是平衡的、充分的、良性的、可持续性的高质量发展。何为高质量发展？实际上，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概括得非常精准，符合新时代的发展定位。首先，中国要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其次，中国要做到经济不同层次和部门及行业间的协调发展。再次，经济社会发展是多方面的，既要考虑到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要考虑到生态问题，等等。过去四十多年中国经济虽然有很大的发展，但是由于没有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经济在发展的同时，绿水青山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水质、空气、环境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污染。第四，开放也很重要，这个开放包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第五，共享的含义是社会创造的财富分配要均衡，不能由少数利益集团垄断。高质量发展是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经济所面临主要矛盾、应对外部世界复杂局面和不确定性的根本依靠，从而需要全面、准确地把握其内在要求。1.高质量发展意味着要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转型，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传统的要素驱动模式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发展模式，在一国经济起飞和爬坡阶段，无疑发挥着巨大的经济增长推动作用。特别是对于转型经济体而言，由于初始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要素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激励扭曲，使得一旦采取了市场取向的改革，即使是粗放式的要素驱动模式也能够带来巨大增长绩效。然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要素资源禀赋结构和约束条件会发生变动，要素投入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也会发生作用，传统模式的增长红利面临衰竭。当前，中国就正面临人口老龄化加快、资源和能源短缺、环境容量濒临警戒线等严峻形势，这些都意味着单纯依靠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让市场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上发挥决定性作用，依靠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优化来勃发创新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升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和国际竞争力。2.高质量发展意味着要从为增长而竞争，转变到为民生而竞争，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地方政府在为增长而竞争导向的制度安排下，调动一切资源竞争性地推动经济增长，解决了超过7亿人的脱贫问题，比整个欧盟2017年的人口规模还多2亿多，为打好扶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然而，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也依然十分突出。当前，中国存在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食品药品安全隐患较多、上学难看病难买房难、高质量产品供给不足等民生问题，这些都迫切需要通过高质量发展来提高有效供给能力，精准匹配市场供给需求，从解决基本生活需求转向解决改善生活需求的问题，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起码要做到生计有所靠、终老有所养、病疾有所医、住者有所居、求学有所教，这也是有能、有为、有效和有爱的有限政府的应有职责①。3.高质量发展意味着要加快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使微观主体有活力，提质增效促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当前，中国已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整体上依然面临大而不强、大而不优的问题，创新层次水平不高，在微观层面关键部件、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对外依赖度较高；企业税费负担相对较重，要素成本高，管理水平不高；经济时有脱实向虚的严重现象，实体经济与金融、房地产发展结构性失衡，等等。因此，必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使人力资本提升、管理优化和技术进步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不断提高，政府财政放水养鱼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力度不断加大，现代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进而，如何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呢？高质量发展不应靠政府全面深度干预、靠财政补贴输血式的产业政策来实现，不仅实现不了，并且弄不好会造成外部的强烈反弹，给国际社会否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进而遏制中国造成口实。要解决高质量发展和五大新发展理念的落实问题是有难度的，也就是要解决科学性的问题。既要保证经济的稳定、不下滑，生活水平的改善、不下降，同时又要通过改革创新来达到这个目标，所以我们必须处理好短期风险防范化解的财政货币和宏观审慎政策协调与中长期结构性改革之间的辩证关系。处理好短期的发展和中长期改革治理的关系，其关键的关键是要做到改革、发展、稳定、创新和治理五位一体的动态联动。想把一件事情办成，无论是一个国家、地区或者单位的发展，都应该从五个方面进行综合治理和动态联动。综合治理和动态联动的理念非常重要，过去一个时期出台的许多政策在解决某个或某些问题的同时，又带来了其他方面的副作用。例如，一味强调经济发展，而没有充分考虑到贫富差距、生态环境方面，结果让不少人以为这是市场化改革造成的，从而反对改革、反对市场化，无法形成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共识。实际上，这不是市场化改革的错，而是在改革中，没有很好地进行科学论证，没有实现科学性、严谨性、时代性、现代性、前瞻性与可行性这“六性”的有机结合。更重要的是，在五位一体的动态联动中，改革尤其是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不仅不能动摇，而且应该继续往前，走向深入，一个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体系应该是所有制中立、竞争中性的，只有以市场化的改革促发展、促稳定、促创新，才能真正实现治理现代化。与此同时，从历史经验看，中国的改革往往是要靠倒逼才得以推进的，从而需要以更大的开放决心和更高水平的经济全球化开放倒逼国内制度体系改革，尤其在市场准入、营商环境、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有所突破，以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新经济政策的实质篇9
关键词：和谐社会；公共政策；公共服务；公共利益
abstract:
torealizethegreatgoalofbuildingaharmonioussocialistsocietyproposedbytheChinesegovernmentatthenewage,itishighlyrecommendedtoreconsiderandreorganizetheideaofvalueinpublicpolicy,theimportantmeansfortheimplementationofthestrategicgoal.Specifically,publicpolicymustbehumanoriented,andmustembodytheessentialvalueofsocialjustice,highlightitsnatureofpublicity,andstrengthenitscareforthedisadvantagedgroups.
Keywords:aharmonioussociety;publicpolicy;publicservice;publicinterest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政府在新形势下提出的宏伟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就必须对落实其战略目标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公共政策的价值理念进行重新的梳理和整合。面对和谐社会这一目标，公共政策只有在理念上确立了以人为本的伦理精神，彰显了社会正义的基本价值，突出了其公共性的本质特征，强化了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才能正确地引领和有效地推动我国公共政策的不断创新，从而全面地推进和谐社会理念在各领域、各层面有效地实施和落实。
一、公共政策应确立以人为本的伦理精神
人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为了人，以最广大人民的福祉为依归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和意义所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把满足、改善、提高广大人民物质文化需要放在首位，体现了社会建设发展的民本思想和对人的终极关怀。选择以人为中心的政治文化观和以人为本的伦理基础，是对社会建设发展本意和发展规律的遵从，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本质的要求，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高原则、最高准绳和不懈奋斗的目标。
和谐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中各子系统协调发展的社会。公共政策作为政府管理社会的主要方式、主要工具，引导、塑造、控制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模式和速度，对和谐社会的建设影响巨大。在公共政策规划设计的理念上，需要突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摈弃落后于时展要求的发展理性，把以人为本作为公共政策的伦理基础。秉持以人为本精神，超越传统过时的发展模式，根据社会发展现阶段的特点和社会发展进程的规律，转变过去把人作为发展的手段，较少关注社会发展成果对人的意义，忽视人的生活质量和素质的提高，片面追求经济指标和经济发展速度，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社会综合效益，重经济发展项目轻人文社会发展项目等等做法，回归到经济社会发展为了人的初衷上来，把以人为本放在社会发展的核心位置上，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及其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放在第一位，为和谐社会建设奠定人本伦理的政策基石。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创新上，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消除社会发展体制要求出发，积极构建社会发展政策，通过设计出台、贯彻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提高人类应对社会发展的困境，有助于缓解发展过程中人类面对的巨大压力，使经济、社会处于积极合理协调发展的状态，创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发展的政策环境。具体来说，就是既注意经济目标的制定、执行和实现，更关注社会发展目标的制定、执行与实现，改变社会政策滞后的状况，为社会事业发展提供政策保障，普遍提高人民群众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水平。要转变过去偏向经济的发展思路和投资政策，改变政策制定、执行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经济效益和公共财政投资偏向经济建设，社会保障投资比重较小，忽视社会全面发展，忽视社会保障、救助、福利系统建设的做法，恰当处理投资与积累的关系，推行相对均衡的发展政策和投资政策，把生产性投资的财政政策转变为公共服务性财政政策，改变大量资金用在政府直接投资、改善投资环境和行政支出上的现状，通过政策调整公共支出的范围，不断扩大公共服务的范围，将财政支出的重点转向公共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公共安全和公共基础设施方面,把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作为我国新时期公共政策的基本目标、基本内容和根本依据，为和谐社会建设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在政绩评价指标上，要调整政绩评价的指标体系，走出政绩评价偏重经济指标的误区，把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作为政绩考核的首要指标，引导地方政府转变以往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热衷大搞政绩工程，重视经济建设，轻视公共服务的做法，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政策保证。
二、公共政策应彰显社会正义的基本价值
社会正义是当代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概念，体现在公共政策上，就是其公平、公正、民主、公开的精神内核，社会正义是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公共政策是实现社会正义的媒介、手段。
公平、公正是每个社会成员拥有的基本权利，所有社会成员在人格、权利和机会等方面相互平等，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享有同样的权利和机会。这是社会存在的自然法则，也是现代社会行为的基本准则。公平、公正又是现代政府对社会公民的庄严承诺，现代政府的合法性基于其对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的承诺。政府以建立公平、公正秩序这种特有的方式维护社会正义，是国家政治结构存在的理由，也是社会关系能够始终保持健康有序的前提条件。公平性、公正性理所当然应成为现代政府公共政策的价值选择，公民享有社会公平并被公正地对待，是和谐社会应具有的基本的社会面貌。社会公平状况不好，贫富两极分化，人们就会感到受到不公正对待，就会引起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社会就不可能和谐。因此说，公平、公正是社会和谐的基石，不解决社会公平、公正问题，就难以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解决社会利益分配不公的矛盾，是和谐社会建设无法回避的现实。公共政策本身是对社会价值的分配，公共政策制定、执行、调整过程是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公共政策对各利益主体的引导、规范、调控、分配的功能，使得公共政策对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有效而权威，公共政策对社会价值的分配公平、公正，使其具有合理性。应充分运用政策手段为社会提供一种不断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的机制。公平、公正是公共政策调节权利与义务、贡献与报酬的基本准则，公共政策过程必须始终贯彻公平、公正的理念与原则，在内容上做到实质公正，即内容科学、合理；在形式上做到程序公正，即公共政策的议程建构、规划设计、执行评估等环节按照科学客观的原则和法定的程序开展。解决社会公平、公正问题，要建立抑制独占利益的平衡机制和权利、机会、规则、分配公平的社会公平、公正保障政策体系，特别应注重从起点实现社会公平，使具有同样能力的人拥有同样的生活机遇，让社会成员公平、公正地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建全化解社会矛盾的政策机制，营造公平、公正的和谐发展的政策环境，需要构筑社会公平的制度基础，从体制上使政策公平、公正原则制度化，用制度来维护社会公正、保持社会稳定、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公共政策本质上存在个人偏好与集体选择的制度安排和公共利益少数人决断的公共悖论，这在理论上对公共政策过程的民主公开提出了要求。一些政策的制定过多地掺杂了部门利益并存在强势集团左右政策的倾向，因此在实践上也使公共政策民主、公开就变得十分重要。公共政策过程的民主与公开，有助于提高政策的权威乃至政府的公信力，有助于协调社会利益、化解社会矛盾和公平、公正价值的实现。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要广泛听取社会各阶层的意见，并建立一套完整的利益表达机制，使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得到合理、充分的表达。要特别重视弱势群体的话语权，注意采纳弱势群体的政策要求，仔细分辨强势群体的政策要求;要公开政策制定、执行、调整的有关信息，重大公共政策的决策必须保证利益相关者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评议权，使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置于公众监督之下;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大决策听证制度等政策参与机制，开拓更多的社会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渠道，吸纳社会各个阶层人员有效地参与政策过程。一个政策过程民主公开、政府运作透明诚信的社会将趋于更加和谐、更有凝聚力。
公平不是平均主义，要辨证地认识把握社会正义。公平是在保证公民基本权利，承认差别条件下的公平，在地位平等、机会平等前提下恰如其分的差别。公平、公正有时必须以合理的差异形式来表现。因为，公平、公正是“相对的历史的空间的”概念，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条件的制约。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把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作为“公平正义”的两个原则，这在今天仍然有其现实意义。“绝对的公平、公正在任何社会形态下都不存在”，“绝对的平均是以形式的公正掩盖实质的不公正”，真正的公平公正既承认权利平等，又允许差异存在，公平、公正的社会是一个有差别的社会。收入差距过大，分配程序、规则不公固然会导致效率下降甚至影响社会稳定，但绝对公平会削弱人的积极性，会使社会缺乏活力，也影响和谐社会建设。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调整要综合考虑受益公平、支出公平和横向公平、纵向公平，既承认权利平等又允许差异存在，既保证社会公平又体现利益差别。因此，构建和谐社会不是消灭差别，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本质的前提下辨证地处理好公平与差别的关系，统筹安排、协调全社会经济社会发展布局和资金投入，把差距控制在恰当的范围内，保证公民起点、机会的公平，而不是结果的均等，实现城乡、地域、不同阶层之间的和谐共生和谐发展。
三、公共政策应突出其公共性的本质特征
从契约论的逻辑看，政府的权利源于人民权利的让渡，政府的合法性基于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取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取利益是现代政府公共管理的天然职能或公共性职能。现代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更多地体现在协调社会发展的公共服务上，体现在为社会协调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包括政策环境上，公共性是政府公共管理的本质特征和表现形式，政府要将为最广大人民服务的公共精神贯彻到整个行政活动中。
从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本质特征看，“公共政策来源于解决政策问题，政策问题来源于社会问题，而社会问题是涉及到大多数人的利益、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公共政策要解决的是大多数人所面临的问题”，公共政策本质上是关涉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公共性的问题。因此，大多数人的利益实现问题应成为公共政策的核心问题，公共政策过程必须始终把为最大多数人民谋利益放在首位，明确体现最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原则。离开了公共性的公共政策，就可能演变成特殊阶层、利益集团或者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这于社会和谐建设目标是不相容的。
从公共政策作为政府公共服务和增进公共利益的手段看，公共政策是社会利益的集中反映，这也决定了公共政策必须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应该成为政府公共政策的基础”(杰里米•边沁)。在经济结构、社会阶层、利益集团多元化的社会转型时期建设和谐社会，公共政策要努力实现为最大多数人民谋利益的目标和宗旨，坚持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按照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的要求，保证最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进入政策议程，以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政策设计、实施的出发点和终点，通过公共政策创设必要的制度和规则，协调整合多元复杂的利益冲突，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提供政策基础。
从政策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过程看，其过程实质上是融合社会各阶层关系、社会利益博弈均衡的过程。在制定公共政策过程中，始终以大多数人的利益需求为政策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时刻关注大多数人的利益需求的实现和维护，有利于社会大局的稳定与和谐。公共政策是公众的政策，应最大限度地满足多数人利益，兼顾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对利益集团、个人私利的索取要在政策上加以限定，不能让其逾越社会公正的边界，因为，不对个人利益做出约束是不正义的。在一个和谐的社会里，集团、个人利益的获取是有规则、有边界、有理性的，既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也受公共政策的调控。公共政策应充分发挥利益协调的功能，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绝不能忽视大多数人的利益甚至牺牲大多数人利益而满足迎合少数私利集团和个人的利益。否则，公共政策将丧失公共性，社会也难以和谐。
四、公共政策应强化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
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期，我国的社会组织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分化。社会利益差距拉大，使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摩擦、利益冲突增多；社会矛盾尖锐，使社会风险加大而直接影响着和谐社会的建设。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要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体现社会关怀伦理，这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道德要求。一方面经济结构调整导致社会结构、社会利益分配发生重大变化，财富分配、接受教育、医疗保障、失业保障、退休保障不平等，使一部分人沦落为社会弱势群体，他们是改革政策的利益受损者，理应得到国家政策的补偿与关怀。另一方面弱势群体远离社会权力中心，较少有机会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很难在媒体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无法真正有效地影响公共政策过程，很难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其利益往往被忽视，而强势群体在公共政策过程中有很强的影响力，甚至操纵着政策过程。因此要特别重视弱势群体的话语权，注意采纳弱势群体的政策诉求，使弱势群体的利益要求有进入政策议程的途径并成为政策议程，要仔细分辨强势群体的政策要求，作出符合大局的恰如其分的考虑。弱势群体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很难迅速摆脱困境，政府要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予以关注和补偿，可通过运用税收和转移支付政策进行一次分配，可调节收入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的分配关系来逐步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还可通过社会保险、社会救济政策和手段保护弱势群体，尽可能使受益面扩大，以逐步缩小利益差距、填平社会鸿沟，让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从而增强公共政策的合法性，维持社会稳定，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政府要通过公共政策加大对社会利益结构调整的力度，特别注意为弱者提供发展的机会与条件，让其通过努力改变生存状况，提高生活水平，建立有利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利益结构、利益关系。〔参考文献〕
〔1〕.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5-06-27.
〔2〕宁骚.公共政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3〕谢明.公共政策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王学杰.以人为本与公共政策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2005，(4).
新经济政策的实质篇10
市场经济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也需要平衡两种公平，即“市场内公平”和“市场外公平”；
只有在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构
建和谐社会，才能保证市场经济运行所需要的秩序；
由于社会政策对经济的内聚作用，为构建和谐社会，应使社会政策真正成为社会发展的基石。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解决当前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迫切需要，而这些矛盾的解决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我国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平衡。深刻认识这一问题，还需从市场经济本质的角度进行解读。
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商品价值的实现。而从产品到商品的转变，单纯依靠市场的自由竞争、自动均衡很难实现，或者说这种实现是低效率的，是与市场经济追求效率这一特征相违背的。市场经济以竞争政策为核心，但这一核心是建立在市场每一个个体思想和行动充分自由和公平的基础之上的，这样才能保证市场中的各个环节更有效率。哈耶克在关于市场经济本质特征的论述中就曾说到：“人们在市场上应当能够自由地按照能找到的交易对手的价格进行买卖，任何人都能够应该自由生产、出售和买进任何可能生产或出售的东西，重要的是从事各种行业的机会应当在平等的条件下向一切人开放，任何人或集团通过公开或隐蔽的力量对此加以限制，均为法律所不许可。”从中可以看出市场经济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对于公平的要求，公平是市场经济和谐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本质特征。
市场经济在追求效率的同时，需要平衡两种公平，即“市场内公平”和“市场外公平”，这二者有助于推动社会生产总效率的提高。因而，在市场经济的初期，为促进经济发展，“市场内公平”即交易规则公平和交易机会平等受到极大的重视，政府由此出台一系列经济政策对其加以保护，加速刺激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但是，追求效率的过程必然伴随着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的拉大。按照凯恩斯的说法，收入越高者消费倾向越低，如果这种差距导致社会两极尖锐分化，最终结果是社会消费需求的急剧萎缩，经济效益的丧失。因此，市场经济的发展还离不开“市场外公平”，即分配公平和社会福利公平的调解，这就需要社会政策来解决。正如克洛特·古特曼所说的那样，市场经济所创立的政策框架使得竞争过程得以产生，但是社会平等原则在市场经济中应得到充分的认识和尊重，因为“市场只能根据人们在市场中的表现来分配收入，还不能考虑到人的社会因素”，“这些社会政策是用来帮助由于各种原因未能积极参与经济活动的人们，免受非他们自身的过错引起的生活窘迫”。也就是说，“市场外的公平”单靠市场本身是难以解决的，这种被称之为“市场失灵”的现象就需要政府在就业（最低工资和工作环境保障）、教育、住房、医疗等方面制定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社会政策来调解。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的初级阶段，主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对计划经济下的平均主义观念产生了强大的冲击，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打开了一个新的思维领域。当时的当务之急是通过效率机制把社会财富的总量迅速积累起来，加速经济发展。但在市场发展的实践中，投机取巧、坑蒙拐骗、制造伪劣产品、偷税漏税、粗放经营、破坏环境、地方保护等屡有发生，这实际上是对“市场内公平”的破坏。长期单一地追求效率还使得“场外不公平”变得更加严重。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1,中国学者估计为0.458。可见，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必须得到高度重视。
一直以来，在一些人的观念中都认为经济目标优于社会目标，单纯追求GDp的增长，从而给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诸多矛盾：资源和环境制约、发展不平衡、社会发展滞后、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