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经济政策篇1
1.给定社会和经济结构，什么是政府不能采用的经济政策。
2.政府可选的经济政策工具实现经济目标的时滞和逼近程度的分布。
3.作发展中经济里，国有企业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工具，它对国有经济控制力的作用如何。
这三个方面的内在联系如下：首先要确定与经济系统和政府目标不相容的政策工具，只有在确定了政策工具的可行集后才能讨论政策的效果。讨论不可行的政策的效果是无意义的。由于国有经济控制力大小是由政策工具实现政策目标的程度和时滞来衡量的，因此研究政策工具的“威力”和“等待时间”就是理所当然的。国有经济作为发展中国家普遍采用的经济政策工具，它的重要性一直是有争议的。它的存在会对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有什么样的影响是决定国有经济前途的主要考虑因素。
从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来看，第一个是最具思辩色彩的，第二个则完全是实证的问题，第三个则要通过演绎提出一些将由实证分析来证伪的假说，因而本文只分析第一、三两个方面，提出一些分析，由后续研究来作实证研究。
第一节国有经济控制力的定义及实现控制的可行集
现代政府都被认为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经济职能：维持经济增长和稳定、实现物价平稳和充分就业、推进收入公平分配。为了实现这些经济职能，政府被赋予一些控制经济的权力和实施这些权力的条件。控制在这里的含义是完全技术性的。它是指给定社会和经济结构，政府根据其效用函数，确定政策目标，即要经济系统要达到的状态变量。通过改变控制变量的值来改变经济系统的状态，从而实现其政策目标。因而控制力就是指政府通过改变控制变量来改变状态变量从而达到政策目标时的时滞和实际逼近程度。当政府采用一些政策使某些目标很快很好的实现时，可以将之定义为控制力大，反之则小。当然这里的快慢和逼近程度是由政府的效用函数来提供判别准则的，比如一个民选政府希望在大选前实施的经济扩张计划能在大选前奏效，从而为在选举中获胜创造条件。于是政府自然有对经济控制力的标准。但这不在本研究范围内。本文假定这些判别标准是外生的。
很显然，不同的经济系统中政府的可选政策工具箱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不同的经济系统对政策变量的响应是不同的。首先要对经济系统的不同作出说明。经济系统的分类是极其多样的，可以说只受到研究者想象力的限制。本研究遵循发展经济学的传统，将经济系统分为发达的工业化经济系统和二元经济系统。发达工业化经济系统中市场机制发达而且广泛。一项政策对经济的冲击将以市场的方式，在难以计数的经济实体之间，以极其复杂的方式被经济系统所吸收，产生一些后果。研究者需要极其复杂的工具才能粗略地判别一项政策与其效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在复杂的经济系统中，因为各种储能单元的存在，如库存、情绪对人们的判断的影响、信息收集与处理的局限性等，对一个经济冲击的响应是如此复杂，以至于人们有时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尤其是当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因此政策的后果往往是难以预料的。当一个经济系统处于平稳运作的，对政策的后果的判定相对要容易一些。
在许多国家，政府曾经或正在使用国有企业作为实现其经济目标的手段。由国有企业代替市场机制来实现同样的目标一方面要求政策制定者准确地知道在市场环境下一项政策的结果。如果不知道后果，通过国有企业来实现同样的目标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要求政策制定者能准确地控制国有企业来实现同样的结果。但是，发达市场经济的特征就是高度的复杂性。到目前为止，人们只能用一些高度综合的指标来粗略地评估经济的运行情况，比如利率、通货膨胀率、国民收入增长率等。在这样的情况下，要用国有企业来实现政府的经济目标，则国有企业的相对规模必须很大才有可能影响到这些指标。这只是必要条件。这里，国有企业的相对规模指相对于它们所供应的市场而言。首先，如果单个国有企业的规模很小，显然是市场的接受者而不是领导者。如果大量的小型国有企业处于相互替代的市场上，那么除非禁止竞争，否则，国有企业也只能是市场的接受者。如果国有企业规模小，但处于生产的不同阶段，那么，它们实质上是一个巨型国有企业的生产车间而已。因此，要想通过国有企业来控制经济，国有企业首先要有很大的市场权力，即相对市场的规模要很大。国有企业处于垄断地位时，市场权力最大。但是，市场权力不等于经济控制力。
在发达经济中，经济实体之间的关系通过难以计数的市场之间的互动来实现。如果政府不是通过采用一些依赖市场机制的政策，而是通过创造国有企业来实现经济目标，那么就首先必须对整个经济实行国有化。比如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就只可能在政府雇用全部劳动力条件下实现。给定一个经济中有非自愿失业者，政府通过创造一些国有企业来吸收这些劳动力，显然这些国有企业的劳动效率要低于整个经济的平均水平，否则这些劳动力早被私人企业所吸收了。而国有企业也不可能拥有特殊的高效率生产技术。假设政府垄断了这样的技术，因为政府开发这些技术的经费来源于税收或发行国债，但却不向社会公开这样的技术，那么这是违公平的。当然，这不包括国防技术。不过没有政府会吸收街头的失业者去生产核武器或激光制导炸弹来减少失业。那么这将使为生产同样多的产出而需要更多的投入。从而资源价格上升。这将迫使一些处于边际上的企业破产，将所雇佣的劳动力抛向失业队伍，这样政府又必须创造另外一些国有企业来吸收这些劳动力。很显然，这些劳动力的劳动效率是要低于新的平均水平的。这又将导致对资源的争夺。最后只剩下这两种情况：要么是全部经济被国有化，要么只剩下少数十分有效率的私有企业，使之可以在资源被如此浪费的情况下仍能生存。当然后面这种假设只在规模报酬递减情况和效率分布函数是不连续的情况下存在。
首先，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在一个很大的规模区间中，没有显著的规模经济或不经济[1]。其次，效率分布函数是几乎处处连续的。这里的效率指投入产出的效率。尽管经济学家对资本和利率的定义争吵不休，但在现实中，财务状况决定了企业的存亡。因此可以用资本收益率或多个类似的指标的加权平均值来测度企业的效率。显然融资成本、原材料价格、税收、产品市场等都会使企业的这个指标变动，而且经济环境决定了一个企业的最低生存效率。当企业的效率指标长期低于这个最低生存效率指标时，企业就会由于耗尽自有资源而死亡。效率指标的分布是一个随机过程。它的样本函数显然是非负的，单调增的，而且在有界闭区间上取有限值。单调增的性质很容易理解。效率指标越高，低于这个指标的企业的数目越大。因此，效率分布函数是有界变差函数。那么，这个函数除了在一个黎贝格零测集外导函数存在而且黎贝格可积。于是分布密度函数几乎处处连续而且有限。换句话说，效率分布函数只有至多可数个不连续点。事实上，由前面的推理，国有企业吸收的是效率低于平均水平的劳动力，而且国有企业劳动力没有被解雇的压力，劳动效率更低，因此，国有企业无法以市场方式与私有企业竞争。政府必须增加税收或通过发行国债来为国有企业亏损融资。否则国有企业将因为耗尽自有资源而死亡。这样，增加了资源的成本。建立国有企业导致最低生存效率指标不断上升，就不断有私有企业破产，新增失业。最后的结果是，所有企业更换了所有权，而价格水平大大提高了，产出下降了。
全部经济实现国有化以后，就出现两个问题：一是必须取消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否则竞争必然会导致一些企业失败破产，解雇劳动力。这就违背了充分就业的初衷（充分就业不是完全就业）。而一旦取消竞争，就必须实现完备的中央计划，否则就会出现未出清的市场。只要不严禁私人企业，那么就会有在国有化条件下自愿失业的劳动力组建私人企业满足市场出清的要求。这就会在私人与国有企业之间形成竞争。只要这种私人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存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差异，那么生产可替代产品的国有企业之间就会存在差异。因此，要么通过在国有企业之间转移支付来抹杀这种差异，要么就得面对这种差异所导致的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前一种选择就是让发达的市场经济转向苏联模式，这是难以想象的，而后一种选择将彻底瓦解以国有企业来解决市场经济中经济问题的努力。
同样的推理可以同于创造国有企业以实现经济增长的情况。因此，在发达市场经济中是不能用国有企业来解决经济问题的。因而国有企业不是发达市场经济的可选政策工具。
在二元经济系统中，经济由占比例较低的现代工业化经济和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经济部门所组成。实际上，这是二元经济的特征定义。二元经济的绝对规模较小。在其中经济活动的复杂程度较低。在现代经济部门和传统经济部门之间的联系是很简单的，仅仅是传统部门提供给现代部门品种很少的一些初级产品，换回维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同时现代部门与国外的联系也局限于进口中间品进行加工后在国内销售或出口。制造品的品种也很少。除了在与原宗主国有密切联系的领域，与大规模复杂工业生产相伴随的商业、金融、保险、法律等制度很幼稚。而且这些活动大部分集中在少数大城市中，广大农村尚处于近似于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中。在这样的条件下，政府的经济政策很难以市场机制的方式作用到整个经济中。针对现代部门的经济政策很难通过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之间的边界。而除了通过那些直接影响传统经济赖以存在的初级产品，政府对传统经济的作用也是很小的，更何况是国际市场而不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决定这些初级产品的价格和需求数量。
在二元经济中，市场机制就很难成为政府政策的工具了。二元经济的政府还有另外的难题。它们必须发展本国经济以维持政权，但极度缺乏资本、技术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力资源。国内几乎不存在能动员人们的储蓄并将之用于生产性投资的机制（实际上二元经济的一个特征就是储蓄率低），能动用的资本中一大部分是靠出口初级产品换回的外汇，除去进口必需的资本品和消费品，便所剩无几。更困难的是，除了在少数大城市，二元经济缺乏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基础设施。于是在这样条件下，政府就必须承担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的作用，把极其有限的资源分配到经济发展的重点上去。当然，为了实现同样的目的，可以有两种模式：一是由政府设立国有企业，二是由政府指定受偏爱的私人企业去发展这些项目。政府通过授予垄断权、优惠贷款等方式予以支持，并获得相应的政治支持。前一种是拉美模式，后一种是东亚模式。
的确，在经济还处于幼稚阶段时，通过创立国有企业，政府可以直接命令企业生产，尽管产出不一定合意。这使政府有一种安全感和自主感，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政府认为国家急需的产品的供给。当基本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后，对国有企业和政府实施经济职能的方式的态度就有了变化。拉美模式坚持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限制和打击私人资本的发育，搞进口替代，这使得市场机制发育十分缓慢。政府所承担的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职能迟迟不能得到转移，反而在国内政治斗争中，成为各派争夺的肥肉。这进一步导致了经济中寻租现象的盛行，反过来又进一步阻碍了市场机制的发育。这样的结果就是资源浪费严重，劳动效率低，通胀严重。
而东亚模式则采取了鼓励私人资本发育的态度。本文不探讨这种模式背后的文化、政治根源。尽管私人资本也要通过非市场方式来争抢有限的资源，但是它们之间的竞争更多是市场性的，是培育市场机制的行动，而且政府支持的贷款是一个硬约束，迫使私人资本提高效率。这与拉美模式通过滥印钞票来为国有企业创设与生存融资所形成的预算软约束有本质的不同。更重要的是东亚模式采取了出口导向，把企业拉到国际市场上去锻炼，这进一步刺激了国内市场机制的发育。拉美和东亚的经济发展成果有很大的差异。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不同的经济系统决定政府的政策可选集不同。如果是发达市场经济，那么政府的政策工具就必须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而绝不可能是国有企业。如果是二元经济，在度过了最初求生存的阶段后，政府或者选择依赖国有企业，或者选择鼓励私人资本和市场机制发育。在经济复杂程度不高时，直接控制国有企业的确可以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可以说国有企业在实现政府经济目标方面有很上乘的表现。这时政府通过国有企业的经济控制力最强。但随着经济复杂程度的增加，政府要通晓的经济关系越复杂，而且链越长，成本越高。即使每个国有企业都实现了分配的具体目标，但是最终产品可能得不到市场的欢迎（除非所有产品都实行分配，取消货币），那么产值这个目标达到了，而别的指标却达不到。这在苏联经济史上司空见惯[2]。因而实际上政府的通过国有企业的经济控制力大大降低了。反过来，如果政府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和私人资本，虽然政府不能直接决定经济指标，但是在政府创造稳定的环境的条件下，政府所希望的目标可能会得到更好的实现。
对于上述论点，还可以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作一解释。由于经济复杂程度的提高，产品质量的维度也在增加，那么这增加了政府对国有企业经营考核的难度。比如说，对钢产量的度量就已经超出了原苏联中央计划部门的计算能力。钢种类上千。每种钢的化学成分物理性质，外形等等都不同。对于一个综合钢铁企业，它生产上百种钢。要是按所有的维度来考核其经理，这是最理想的，但是却不可能实现。那么就只能以“吨”作为其绩效的衡量标准。于是经理就会注重产量而非质量。这也先解释了为何前苏联产品质量低劣。而大多数拉美国家国有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质量差强人意，也就可以理解了。即使按考核标准，政府的经济目标都达到了，那么是否就可以说政府的经济控制力就大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否则苏联现在还会生龙活虎，拉美各国也不会大刀阔斧地私有化其国有企业。
第二节国有企业作为经济政策工具对经济控制力的影响
上一节已经明确定义了国有经济控制力是政府使用政策变量实现政策目标时的时滞和逼近问题。对于发展中经济而言，国有企业是一项可选政策工具。它对于发展中经济政府控制力的影响是必须深入研究的。
对国有企业这种影响力的研究首先要回答五个方面的问题：
1、为什么政府要设立国有企业？
2、为达到同样的目标，政府是否还有别的选择？
3、在什么条件下必须由政府创立国有企业来达到既定目标？
4、政府控制国有企业的方式和效果如何？
5、政府通过国有企业控制经济效果如何？
政府设立国有企业的目的和动机是复杂的，往往是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综合作用结果。本文不能过多分析设立国有企业的政治动机和利益，只指出，公共支出是无须偿还的，因而是各派政治利益集团争夺的对象。在特定的政治传统下，设立国有企业是分配预算收入的一种方式。下面主要分析政府设立国有企业的规范性经济动机。
正如前一节所分析的，在经济初建之时，国民经济所能动员的资源是极其有限的，这些资源首先要用于维持国民的生存。而在这种经济系统中，市场机制要么被毁坏殆尽，要么从未存在过，那么政府就必须作为资源的分配者，来实现上述生存目标。这在二战后的德、日和遭受战争蹂躏的国家是普遍的做法。在非洲新独立的原殖民地也都采取了这种做法。也就是说，在市场机制不存在时，政府分配资源的方式在满足人类最基本生存需要方面在这时是最有效率的，因而政府的经济控制力也最大。
在战后的西欧，也曾盛行过国有化的做法。比如具有社会民主传统的法国在本世纪有三次重大的国有化运动，七十年代后期的国有化运动登峰造极。法国政府在密特朗执政期间，通过国有化运动控制了工业企业营业额的40%，出口的34.6%，投资额的23%，在历经多次私有化运动以后，法国国有企业仍雇佣了全部非农业劳动力的23%，创造了28%的增加值，40%的投资，30%的出口，连具有自由主义传统的英国也分别在40年代末和70年代两次掀起国有化高潮。
法国大规模国有化的根源一方面有社会民主传统和中央集权的传统，另一方面和自由主义的英国一样：国内资本市场运作与政府经济目标背离。法国在二战中作为主要战场，英国也遭受纳粹的狂轰滥炸，基础设施破坏严重，因而不约而同地在战后马歇尔计划实行时，大规模地建设国有企业，而且都集中在基础设施方面。其经济学上的理由已经分析过了。在七十年代，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开始，原来的基础设施已经不再适应经济的需要。在当时固定利率和固定汇率的约束下，私人资本认为投资到基础设施中去所承担的巨大风险无法得到补偿，于是私人资本对基础设施不感兴趣，纷纷进入欧洲资本市场或进入当时的拉美国家以获取高额回报。因此，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英法两国在提高经济竞争力的基础设施方面由市场引致的投资不足。私人资本的利益与政府自认所代表的国家利益产生了矛盾。实际上这是一个公共产品融资的问题。很显然这可以由政府来为之融资。但是由于在欧洲资本市场上的收益率与投入到基础设施中的经风险调整的预期收益率的差别是如此之大，即使加上政府补贴，也不能说服足够多的私人资本进入基础设施投资。于是只能由政府亲自出马，设立国有企业。
当然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设立国有企业的原因不完全是由于私人资本回避这些领域，尽管这是政府在此领域设立国有企业的充分条件。从维持和提高经济竞争力的角度，基础设施领域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应该是在满足一定标准后价格尽量低的。但是在这些领域，由于技术上的特性，企业具有自然垄断的特征。私人资本一旦进入了，就会利用这种优势，来取得高额利润。也就是说，政府对这些领域必须进行管制的事实使这些行业的风险调整后的预期收收益很低。这才是私人资本回避的主要原因。进一步分析为什么政府要管制这些领域。形成垄断并不是政府进行干预的充分条件。全世界的邮政都是垄断，在美国和欧盟，民用飞机制造现在也是这样，而政府并不动用反垄断法去攻击这些现象。究其原因是因为基础设施和高技术领域对经济作用不一样。比如电力、煤气、自来水、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如果听任它们充分发挥其垄断优势，那么社会生产的一个很大的份额将落入这些领域。但这些领域的产品和服务是无收入弹性的，而且本身也不会有太大的发展。其产品和服务品种单一，质量标准稳定。实际上，在西方，煤气、供水、电力标准在过去一百多年没有太大的变化。把社会增加值一个很大的份额交给这种没有发展前景的产业，从经济的持续发展来看显然不是有效率的。因此政府必须管制使之只能刚刚能够提供符合标准的产品和服务。当一国资本丰富时，在政府给予适当的优惠时，私人资本也可能愿意进入这些领域。比如美国，资本丰富，利率较低，因而私人资本在这些领域也占有很大的比例（一般超过60%）。相对而言资本稀缺的国家，如欧洲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往往由政府设立国有企业来提品和服务。邮政服务由政府提供是同样的道理。一封信函的运输价值是无法与其所承载的社会和个人价值相比的，家书抵万金，谁能说清这些关系呢？正是如此，按商业运作的企业会发现将一件信函送到其目的地的费用却无法通过商业途径回收时，它便会退出这个市场。的确，最初的通信就是按商业规则来进行的。但社会的发展表明，政府必须促进人们之间的交流。通信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公共产品，因而政府必须提供之。因此，大家看到信函的运输是政府垄断的，因为没有别的企业会进入这个领域，而包裹的运输却是竞争性的。
即使是在上述情况下，如果信息是对称的，那么政府也可以通过向私人资本提供足够的补贴来引诱之进入这些领域。然而我们却看到这是很难做到的。要提供足够的补贴，那么政府必须就企业所提供的服务（产品）的边际成本、质量和数量进行量化。考虑到这些企业行为的外部性，那么这种计算将更复杂。这样政府很难准确地估计出应支付给企业的补贴。在信息经济学中，委托—问题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人说真话，但这仅是问题的一方面。考虑到这些领域的投资是专用性的，那一旦投资形成，便成为沉淀成本，投资者要撤出只能蒙受巨大损失。那么在私人资本和政府之间就形成一个二阶段动态博弈。第一阶段私人资本根据政府所承诺的优惠条件和所提出的要求作出投资决策，第二阶段政府根据私人资本的绩效作出对承诺的全部或部分兑现。已如博弈论告知的，在这种博弈中双方的行为将是动态不一致的。比如，给定投资者决定投资，那么由于许多与绩效评估和补贴估计相关的衡量指标难以被第三方所认知，那么政府就有动机通过宣布私人资本绩效不合格而削减对私人资本的补贴。只要补贴加上运营收入能抵消变动成本，私人资本就不得不继续生产。预期到这样的结果，私人资本就不会进入。因此，在诱使私人资本进入沉淀成本巨大的领域时，这种博弈的唯一均衡只能是私人资本不进入和政府不提供补贴，尽管投资者进入和政府提供补贴是帕累托最优的。
由于国有企业在何种条件下必须由政府设立来实现政府的经济目标是如此的重要，我们必须提出一个命题：
国有企业合理存在性命题：只有在提供政府重复采购的某种商品所需的投资具有高度资产专用性，而且约束当事人各方的合同是不完备时，才会由政府设立国有企业。即高资产专用性，不完备合同和重复采购是国有企业合理存在的必要条件。但是不满足这三个条件并不是说国有企业不能存在，而是说它的存在是不合乎经济学的效率原理的。
为了从经济学意义上理解这个引理，首先要把政府理解为一个提供公共产品的企业。它是否决定在某个领域建立国有企业就可以理解为政府这个企业是否向这个领域纵向一体化或多角化。
首先资产专用性这个概念不同于专用设备，一台加工螺旋浆的设备是专用设备，但它不一定具有很高的资产专用性。一般来讲，资产专用性是指资产所有者的投资只能通过特定交易所产生的租金回收的这种性质[3]。比如一套被设计专门处理某个矿山的矿石的设备就具有很高的资产专用性。反过来，一台通用型机床就无乎没有资产专用性。一旦具有很高的资产专用性，那么投资者只能期望与这投资相关的特定交易能持续下去。因为他从其他交易中的收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部份差异就是经济学中的租金。准确地讲，这就是可掠夺的租金，因为交易另一方可以通过威胁中止交易来迫使投资方接受一个刚够弥补变动成本的价格来获取租金的绝大部分。
合同的不完备性是由于四种交易成本所造成的，一是签约双方不能预见未来的全部情况。二是无法用精确的方式规定未来各方的权责。三是监督契约执行成本很高。四是强制执行契约的成本很高。这是因为由于所涉及问题极复杂的，局外人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和金钱来了解各方的立场和实际情况，并作出判断：重复购买的含义是自明的。
我们只需证明不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国有企业的存在是不合乎经济学效率原理的，即此时政府可以采用市场方式来更有效地实现同样的目标。
实际上前面我们已经多角度来论述了这个命题。现在只须从定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加以说明。根据资产专用性的定义，当投资不是资产专用性的，投资者可以从其他交易中获益并收回投资。因而该交易存在竞争易，那么存在着一个竞争性市场。那么显然政府作为某项产品或服务的购买者将面临相互竞争的供给方，因而除非政府具有特殊的技术使它能以更低的成本、更好的质量自行生产此项服务或产品，否则政府应该从市场上采购。然而如果政府有更好的技术，那么它不向社会提供此项产品或服务，就是损害了社会福利。假设政府拥有这样的技术，那么政府应该纵向一体化。那么除非是规模效益递减的，提供此项服务或产品的国有企业将或者垄断市场，或者与私人资本竞争。如果是垄断，那么政府应该动用反垄断法来该国有企业。如果是国有企业和私人资本并存，只向国有企业采购则违反不正当竞争法，同样应受到制裁。如果政府同时向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采购，说明即使完全由私有企业来供应也不会形成供方垄断。因此，只要不存在资产专用性，就没有国有企业合理存在的必要性。
如果不存在不完备合同，那么私人资本的所作所为都是可以合理地测度的，那么政府可以准确计算出应给予的补贴，政府因而也无正当理由必须设立国有企业来提供此项产品。
如果不存在重复购买，那么显然更没有正当理由设立国有企业来一次性生产这种产品。
必须注意的是，这三个条件仅仅是必要条件，即使满足了这三个条件也不一定就必须设立国有企业。美国军火工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满足这三个条件，但美国政府采用的是长期契约而不是纵向一体化来提供这种产品，这并没有影响到美国国防。
至此我们已经研究了三个问题：
1、为什么政府要设立国有企业？
2、为达到同样的目的，政府是否有其他途径？
3、在什么条件下，政府必须创立国有企业来到达既定目标？
既然在一定条件下国有企业是政府控制经济的工具，那么就必须回答两个问题：
1、政府如何才能控制国有企业？
2、通过国有企业控制经济的效果如何？
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应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国有企业按前面所定义的合理方式存在时；另一种是国有企业被过多地设置时。如果国有企业合理地存在，那么按定义，政府要实现的目标只能由国有企业来实现，因而就无从谈起控制效果的好坏。这时的判别准则只能是政府提出绝对的标准。这就是说在讨论通过国有企业控制经济的效果好坏时，是在各选择中进行比较的结果，因而只有在国有企业被过多设立时方能有意义。可以清楚地看到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和通过国有企业对经济控制的效果之间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对这两个问题的分析是相互联系的。为此，从过多国有企业设立的经济后果开始分析。
国有企业的设立首先是融资问题。从资金来源看只有两种，一是由财政拨款，或发行国债筹资。二是由政府直接贷款或是由政府担保国有企业组建机构获得贷款。即使由财政拨款建立的国有企业在进入营运后，也要依靠银行贷款作为周转资金。因此一旦开始建设新的国有企业，那么一方面公共支出增加，另一方面银行信贷也增加。根据内生货币和外生货币理论，以财政拨款或国债融资建立的国有企业，它的融资是以政府的征税权力为抵押的，只不过是收入在不同阶层和不同时间的重新分配。这种国有企业因而可以被称作内生的。根据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这时存在“李嘉图等价”，对经济的冲击将是微小的。这就是说，如果政府建立内生型国有企业，而且这些国有企业具有平均水平的效率，那么对经济的冲击在储蓄率、利率和产出方面是很微小的。显然，如果政府设立这种国有企业，它对经济的控制不会比市场做得更好。当然如果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效率，那么的确会提升经济的增长。但只有在市场很不完善时才能做到这一点，否则没有理由私人资本为什么不采用同样先进的技术和管理。这也指出了国有企业合理的分布。即在私人资本无法从事的大规模、高技术领域。比如政府认为为它需要一座年产40万吨乙烯的化工企业。但是就大陆当前的实际情况，私人资本是无力提供的，于是只能由政府来提供。这样政府就可以提升经济增长。但问题是政府应该努力培育私人资本，使之在复杂的经济建设方面越来越有能力自主，而不是采取压制私人资本，以保持自己的独尊地位。对于经济建设，这种武大郎心态是不行的。
更多的国有企业是靠贷款或增发货币来建成的。那么这种做法就是将资源从那些不能相应提高自己资源价格的弱势集团掠夺过来，比如那些依靠养老金生活的人们。通过这种方式建立的国有企业我们称之为外生性的。显然外生性国有企业是通胀性的。首先外生型国有企业的规模只受信贷规模，最终只受中央银行贷币供给限制。而大力发展国有企业的都是发展中经济，其银行体系是国有的，或受政府直接控制的，因而创立国有企业的冲动往往导致政治压力膨胀，使中央银行贷币政策松动。其次贷款建国有企业有群动效应。一旦政府开始使用贷款兴建国有企业，那么各方面都会努力证明自己项目的重要性，纷纷抢夺信贷资源。大量的项目同时开工，必然对经济造成通胀压力，尤其是通胀的预期压力攀升更快，从而增加经济的不稳定性。
下面分析在外生型国有企业丛生的环境中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效果。按定义，外生型国有企业的负债率高于平均水平。即使外生型国有企业的负债中很大比例是长期贷款，但它们总是要偿本付息的。一旦政府被迫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比如出现了恶性的通货膨胀或国际收支赤字），那么国有企业的短期融资成本显然上升。这一方面减少了营业收入中可以用来偿还长期负债本金和利息的部分。这是因为企业需要短期融资来提供周转资金；另一方面，紧缩的货币政策将从总体上减少支出，这将导致国有企业营业收入的增幅下降，甚至使之绝对下降。显然，除非政府对外生型国有企业注入资本，那么外生型国有企业的负债率将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上升。如果政府因为政治原因不允许国有企业破产，那么它就必须为外生型国有企业的亏损融资。但是政府之所以建立外生型国有企业，是因为它缺少足够的财政收入来为之融资，因而对国有企业的这种补贴显然也不可能主要由财政支出来融资。因而政府要么利用国债融资，要么放弃紧缩的货币政策，用通货膨胀来融资。在用国债融资的情况下，政府必须用更高的利率（紧缩的货币政策意味着更高的利率）来发行国债，这样将进一步减少私人资本的投资愿望。即使购买国债的居民有正的财富效应，私人支出也要下降。注意到政府的任何一种为国有企业亏损融资的方式都是收入再分配，即政府把不小于亏损的那部分收入分配给了与国有企业亏损直接相关的群体。事实表明国有企业的亏损是导致少数居民富裕的原因之一，那么采用补贴亏损的方式显然将违背政府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的目标，除非它宣布它是为少数人谋利的。如果这部份人用获得的补贴来购买政府国债，那么他们将有正的财富效应，这是因为首先这部份人所用来购买国债的正是所分到的国有企业亏损。其次，日后这些国债的偿还将由全社会的纳税人来支付，因此这部份人将更富裕。相应地另外的人将更贫穷。这部分人所占人口的比例低，而且从一个社会角度来看，其支出占社会总支出的比例也不应该超过其它人的，否则这个社会就是在制造和维护两极分化而且是毫不掩饰，那么建立国有企业就是为实现这种目标。但是我们不认为讨论这种政府的经济控制力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将讨论限制在一个受其公民支持的民主政府上，那么外生型国有企业显然将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背离其原先的目标。在膨胀性的货币政策下，将有更多的外生型国有企业被设立，从而要求更猛烈的膨胀性货币政策，显然这是不可选的。因此，货币政策在丛生的外生型国有企业是失控的。
通过财政政策的控制力在这种情况下也将大大削弱，给定外生型国有企业丛生的条件，政府的公共支出的自由空间会很少。这是因为，如果政府可以自由地增加其支出，那么在上述分析的结果下，政府没有理由不增加对国有企业的资本注入。假设政府突然有能力增加其支出，可能性有二：一是政府获得国外援助。二是政府增强了税收征管，使在名义税率不变情况下，税收可大大增加，而且还假设政府并不将新增收入注入外生型国有企业以增加其资本。
对于政府加强税收这一种情况下，显然实际税率将上升。一般而言，这将使那些无法再逃避税收而且处于边际的企业退出，这当然会包括一些外生型国有企业。如果政府不允许这些企业破产，那么就必须对这些亏损企业进行补贴。这自然会降低公开支出增加的刺激作用。若政府允许这些国有企业破产，情况则比致复杂。首先，公共支出增加是由于实际税收增加，那么私人的可支配收入下降，从而使消费减少，进而使投资减少。即使消费者消费惯性使消费不变，那么可支配收入的下降必然使储蓄下降，同样也会使投资减少。公共支出增加无非会有两个后果，一是政府规模扩大，雇佣更多的劳动力，这将增加消费支出。另一方面增加投资，创造更多的国有企业。一方面一部份企业由于实际税率的增加而破产，使产出下降，另一方面消费加投资增加，将提高现有生产能力的利用率。假设总产出增加。这时中央银行面临两难选择：如果不放松银根，那么生产的扩大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增量将推高利率，这将使那些以借款为基础的外生型企业陷入破产从而使经济陷入衰退。另一方面，如果放松银根，则将进一步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从而使经济进入通胀螺旋中。如果税收的增加导致总产出下降，这更说明财政政策失效。当然，在实践中会存在一个恰到好处的方法，但是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钢丝杂技。
突如其来的经济援助不太现实，因而本文不再分析其后果。
至于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有效控制问题，实质是建立每个人对自己行为负责的制度问题（account—ability）。从结构的表面来看，政府拥有国有企业和市场经济中机构投资者拥有企业的股份一样。机构投资者对最终投资者只有达不到最终投资者的要求就走人的权利，但是由于政府拥有合法的暴力，如果没有形成社会契约，政府不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国有企业就可能成为自在之物，或者只是政府的企业。
[1]G·J·施蒂格勒《规模经济、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潘振民译p38—p67上海三联书店（1996）。
国有经济政策篇2
关键词：循环经济；财税政策；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当前，加快循环经济发展，正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一、循环经济的内涵
所谓循环经济，就是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把传统的、依赖资源净消耗线性增加的发展，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循环经济的核心是“3R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减量化属于输入端方法，旨在减少生产和消费过程的物质量，从源头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再利用（Reuse）———再利用原则属于过程性方法，目的是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利用效率，要求产品和包装容器以初始形式多次使用，减少一次性用品的污染；再循环（Recycle）———再循环原则属于输出端方法，要求物品完成作用功能后重新变成再生资源[1].上述三个原则在控制自然资源投入到经济活动，减少废物产生的基础上，加强产品的多次和反复使用，只有在避免产生和回收利用都无法实行时，才允许将废物进行最终的环境无害化处理。
可见，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建立在以物质不断循环利用为基础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活动规范及行为准则。它通过从“自然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整体社会循环，完成物质的反复循环流动的闭环运动过程，使得在整个经济系统及生产、消费过程中基本上不产生或者很少产生废弃物，其特征是自然资源的低投入、高利用和废弃物的低排放，从而根本上消解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
二、循环经济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2]
1、循环经济是解决我国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最佳选择
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存在着人口众多、资源短缺与环境恶化的态势。目前，我国的人均资源拥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且在开发利用过程中，又存在大量的浪费现象。由于生产中能源等资源利用率低，造成废弃物的大量排放。循环经济体现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在解决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和环境之间的矛盾中将产生重要的作用与深远影响。
2、循环经济是转变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途径
我国传统经济是一种由“资源———产品———污染排放”所构成的物质单向流程的经济，这种经济发展方式以资源的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为特征来带动经济高增长。目前我国既没有发达国家工业化时的廉价资源和环境容量，也经不起传统发展方式带来的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循环经济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废物产量的最小化甚至零排放。因此，发展循环经济能够减少经济增长对资源稀缺的压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3、循环经济是清洁生产和生态工业的进一步拓展
源头预防和全过程治理替代末端治理，已成为世界各国环境与发展政策的主流。清洁生产在企业生产过程的实施以及各企业间工业生态链上的良性循环，不仅节约了资源，减少了生产中的废弃物，而且使这种从源头预防环境污染的理念扩大到消费领域。于是清洁生产从生产领域拓展到消费领域，从企业内部走向企业群之间再走向社会，形成循环经济。循环经济从发展国民经济的高度和广度将环境保护引入经济运行机制。
4、循环经济是经济全球化和环境全球化的客观要求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贸易与环境的关系日益密切，环境因素已经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自由贸易的重要障碍。由于我国经济整体环保水平较低，在外贸领域将面临越来越大的环境压力，一些工业产品和农产品由于在生产、包装、使用等环节的环保要求偏低，容易受到发达国家绿色贸易壁垒的限制；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污染产业、有害物质和外来物种入侵将对我国国家环境安全也构成了威胁。因此，要增强我国的环境竞争力，实现我国贸易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也要求发展循环经济。
5、循环经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要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要实现生态文明。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历史和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历程表明，我国如果继续走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传统工业化道路，不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生态文明的目标无法实现，而且由于经济建设的资源环境基础的制约，物质文明的目标也难以实现。循环经济作为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够满足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的“共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 三、促进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措施
循环经济是集经济、技术、社会于一体的系统工程，其启动和推广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持，其中财税政策是比较理想的政策手段，它可以很好地利用市场的力量，包括利用市场本身所具有的有效配置资源的效能。通过财税政策来鼓励对环境有建设意义的活动，阻止对环境有破坏性的活动，就能把经济引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可以从财政支出政策和税收政策两方面来分析。
1、财政支出政策
财政支出按经济性质分类，可分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购买性支出又可分为投资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
国有经济政策篇3
他在近日接受路透社专访时称，从物价走势看，下半年会趋于回落，消费物价指数涨幅全年预计在4.5%左右，而全面收紧的银根也会迫于现实的压力有所放松，加息的预期亦会随之淡化。
焦瑾璞称：“目前不光是中小企业普遍感受到资金链偏紧，金融机构亦头寸偏紧，收紧的银根也不可能一直绷着，到了六七月份有可能会有所松动，保持信贷资金的合理增长。”
中国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涨幅仍高居在5%之上，为抗击通胀采用的紧缩货币政策料难以放松。但在此背景下，当月工业和消费数据、进口增速均低于预期，采购经理指数也反映出景气度走弱的迹象，令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忧虑升温。
焦瑾璞预计，5月份消费价格指数可能会略有回落，而6月份受翘尾因素影响亦会维持高位，下半年整体趋势会有所回落，加之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因素，均会相应淡化加息预期。
此外，目前高达21%的存款准备金率虽然从理论上仍有继续上调的空间，但如此高的水平也大大挤压了商业银行的利润空间，从保证实体经济合理的资金需求看，货币政策继续收紧的空间也不大。
他还认为，从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力量以及经济周期看，投资依然首当其冲，尽管中央政府强调要控制投资，但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不减，而筹资渠道亦相当活跃，预计中国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幅仍会在9%―10%之间。
中国央行已经从2010年开始连续11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连续4次提高存贷款利率。不仅如此，银监会还实施了严格的贷款规模、贷款比例监管控制，企业获得银行的贷款难度很大，很多中小企业的资金链都在经受着考验。
金融创新不足草根金融推进缓慢
当前商业银行逐步收紧信贷，而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担保机构等多种渠道的民间金融借贷风生水起。焦瑾璞认为，对于草根金融需要完善监管体系及创新。
他认为，目前中国正规金融和草根金融的界限已经很清晰，非正规金融包括小额贷款公司(3000多家)、担保公司(8000多家)、典当行和私募创投等其他各种融资机构，大约有1.5-2万亿的资本金。
“3000多家小额贷款公司，有两千多亿的贷款余额，这都是实实在在在撬动微小企业发展的，发挥的作用不能低估。”焦瑾璞称，浙江的官员曾表示2008年率先开展小额贷款的试点，当年成立了48家小额贷款公司，若没有这些公司，2008年浙江省中小企业的倒闭潮可能会更大。
他表示，但当前小额贷款公司普遍受制于可贷资金不足的瓶颈，并受从金融机构获得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0%的限制，杠杆率只有0.5倍，本质上是拿资本金来发放贷款，而一般的工商企业是30%的资本金，杠杆率一般都在3倍，明显地存在着待遇不公的问题。
截至今年一季度末，中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3027家，贷款余额2408亿元，累计新增贷款427亿元。
国有经济政策篇4
abstract:theSovietUnionandtheneweconomicpolicyasastartingpoint,thesocialistsystem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incommonwiththeneweconomicpolicytodosomemoreresearch,thepracticeofChina'sreformandopeningupisaconsiderabletheoreticalvalue.
关键词:有中国特设社会主义制度苏联新经济政策共同点比较
Keywords:adhocofthesocialistsystemwithChinesetheSovietneweconomicpolicycommoncomparison
作者简介:戴宝(1979―),男,湖北武汉人,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助教,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管学院2008级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我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了,经过这三十多年的实践,我们在理论上已经确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与马恩所描述德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所不同的,这一点已经无可讳言。但同时,它也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而是一种在共产党政权领导下的全新而特殊的道路,因此,这是一种创新。但它是否就完全在历史上无根可循呢?不是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联早在列宁执政时期就搞过一种类似于我国现行制度的制度――新经济政策。在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今天,我认为有中国特设社会主义制度与苏联新经济政策做一些比较研究具有相当的理论价值。
新经济政策实施的背景是1921年苏俄反对西方国家武装干涉战争的完全胜利,以及战后工农矛盾的激化。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那时的苏俄政权还未巩固,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集团就将原对德作战的大批兵力东调投入了俄国,准备将苏俄政权扼杀在摇篮中。经过三年的浴血奋战,年轻的苏俄取得了反对外国干涉战争的完全胜利。支持这场战争胜利的物质基础就是严厉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也叫军事共产主义政策。这种政策要求农民在留下少数口粮后上缴全部的“余粮”,因此也被称为余粮收集制。其实,政策在制定时就已经偏“左”――当然,在当时紧张的条件下,这种“左”是绝对必要的――但在执行时就更“左”了。在很多地方,国家征粮人员拿走的不仅是农民的“余粮”,而是连口粮也一起拿走了。或许在战争极度紧张的特殊环境下,农民还能短时间的容忍这种近乎于可怕的政策,但一旦外部矛盾解决之后,这种政策就不能再向前走了,就连一步都不行了!
1920年12月,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一名叫达昂的代表在发言中总结了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下战争胜利的代价:“建立暴力基础上的粮食政策破产了,尽管这种政策榨取了3亿多普特的粮食,但付出的代价却是播种面积普遍缩小(仅为原有播种面积的25%),牲畜饲养量的普遍缩小,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普遍缩小,农村经济严重滑坡,把农民的谷物榨的一干二净,和当年从农村横征暴敛人头税一样,我们自己毁坏了占我国经济四分之三的农民经济所赖以存在的基础。”[1]虽然达昂是一名孟什维克的代表,他说这段话的动机是有问题的,但说出的却都是毫不夸张的实情。
其实在战争结束前后的时间里,列宁本人也接到了许多农民的来信和申述书,反映了当时苏俄农村的状况和普通农民不堪重负的反抗情绪:“粮食被收集的像扫帚扫过的一样干净,一点也没剩。”“我们这里发生了手枪对着农民太阳穴的强制行为”。其中一名地方驻军战士的来信说得更是明确:“农民的情绪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如果在我们县不很快杜绝这类现象,就必然会。这将不再是富农的暴动,而是对正义的胜利丧失了一切希望的劳动人民的暴动。”[2]从1920年9月至12月,列宁大约收到了400封这样的来信,然而还有比农民来信更能说明问题的事件,那就是实实在在的农民暴动。据不完全统计,就在战争结束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俄国农民暴动已波及13个省,其中坦波夫省最为严重。
不仅农民不好过,在农村经济几乎崩溃的条件下,工人也都不好过。诚如列宁所说:“1921年,当我们度过了,而且是胜利度过了国内战争的最重要阶段以后,我们就遇到了苏维埃国内部很大的――我认为是最大的――政治危机。这个内部危机不仅暴露了相当大一部分农民的不满,而且也暴露了工人的不满。”[3]仅在1921年2月,彼得格勒就有4000多名工人因没有按时领到国家供应的面包而罢工。[4]
除了工人与农民,连这个政权支柱――红军――也在挨饿,饥饿使纪律松懈了,部队开始拒绝执行任务,这种情况在1921年2月到达了顶点。1921年2月18日,驻波罗的海卡朗斯塔得海军基地的15000名水兵因饥饿发动了军事,以“彼得罗巴浦洛夫斯克”号战列舰与“塞瓦斯托波尔”战列舰为首的叛舰明确要求俄共下台。当时正在召开俄共的十大,虽然由一部分十大代表组成的特殊军队迅速平定了叛乱,但矛盾并没有解决,一个共产党的政权总不能指望长期依靠暴力去不断的平定劳动人民与红军的“叛乱”吧。
列宁因此而在1921年3月清醒的意识到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5]正是在样的背景下,俄共(布)十大果断的放弃了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以“粮食税”代替了“余粮收集制”。“粮食税”是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它指农民不再需要上缴全部的“余粮”,而只需要在缴纳了一定数量的“粮食税”后就可自由处理手中的其他“余粮”――包括在市场上出售,以及去交换其他物资。随后苏维埃俄国正式规定,1921年――1922年的粮食税税额在正常年景下为2.4亿普特,这使得国家比在实行余粮收集制时少征收了2亿普特的粮食,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此而大大提高了,农业迅速恢复了,社会也自然稳定了。
在稍后的一段时间内,列宁曾深刻分析军事共产主义政策说:“广大农民群众不是自觉的、而是本能的在情绪上反对我们,这在苏维埃俄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我希望也是最后一次。这种特殊的、对于我们自然的、也是极不愉快的情况是有什么引起的呢?是因为我们在经济进攻中前进的太远了,我们没有给自己留下足够的基地;…….这就是: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
苏维埃俄国以及1922年后苏联的新经济政策,除了以“粮食税”代替了“余粮收集制”,恢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外,以共产党政权的力量、在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目标的前提下、推行国家资本主义也是它的主要内容和重要特征。当时的苏联将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具体化为租赁制和租让制两种形式。租让制就是将一些大型企业、矿藏、森林按照一定的条件租让给外国资本家去经营,租让期一般在20年以上。但截止1925年仅有91份合同生效,注入的资金总计仅有3200万卢布,其生产总值也不足当时苏联全部工业产值的1%,其实实际效果很差。租赁制则主要是针对中小企业而言,租期最长为只有6年。截止1922年底,也仅有4000份合同生效,生产总值也仅占当时苏联全部工业产值的3%。这个结果也并不比租赁制的效果要好多少。
虽然租赁制和租让制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在苏联实施时间较短,效果也极不明显。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主席就曾这样评价过苏联的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6]但它却为原来政治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一条确实可行的道路,因而具有重大的借鉴与启迪意义。
在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实行56年后,即1978年,社会主义的中国也走了一条大致相同的道路,区别只在于我们比当时的苏联更有勇气,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之所以把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和当代中国的改革放在一起比较,是因为它们有太多的共同点,而且带有本质层面的意义。
而在中国却直接体现有十年的破坏因素。从1966年到1976年整整十年的给中国的国民经济造成不可思议的破坏,虽然没有发生像苏俄那样的大规模的暴动,人民生活的生活却是十分贫困的。在吃的方面,1976年全国人均粮食消费量为191.5千克,比1956年还要少14千克;人均植物油消费量为1.6千克,比1956年要少0.95千克。从穿的角度来看,1976年全国人均棉布消费量为7.9米,比1956年少1。83米。在住的方面,由于人口增加但国家住宅建设投资却在大幅度下降,城市居民住房十分拥挤。从1966年到1976年,全国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的工资非但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4.9%。1976年每个农民的全年平均收入只有62.8元,全国还有2.5亿农村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农民生活的困难实在难以想象。[7]这些实际的经济困难成了开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把钥匙。
但是我们将1921年的苏俄和1976年至1978年的中国相比较就能发现,虽然造成困难的具体原因各有不同,然而究其最根本的原因仍然还都是生产力实在达不到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标准要求”所致。无论中苏,改革前其实都到了不改革就必然会亡国的境地了,我们实在都是“因穷而变”。
再次,这两场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所需要的生产力,是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的、而不是复辟资本主义制度。我国改革开放已有30年,在物质文明建设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现行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仍旧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啊,这一点前面已经祥述。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在稍有成绩后就因列宁的去世而被斯大林早早结束了。这都能说明它们的目的根本就不是复辟资本主义制度。
还有,这两场改革都几乎是在“骂声”中进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传统意思形态对它们的非议都十分严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副校长谢韬老先生就说过:“改革开放是在政治上受保护、意识形态上受非议的状态下推行的。”[8]而在1921年的苏俄也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情况,当时的俄共党员穆拉维也夫有一段话相当具有代表性:“当听到要把巴库和格罗兹尼的石油租给外国资本家去经营,还要把北方和西伯利亚的森林以及其他许多企业租让给外国资本家的时候,真像当头挨了一棒似的痛心。就在这一瞬间,脑海里闪出这样的想法:十月革命的大厦正在摇摇欲坠,这意味着转向资本主义。”这样的想法在当时的俄共党员、甚至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中都是较为普遍的。
最后,这两场改革应该都是取得了成功的。我国的改革开放的成功当然无可置疑,我要指出的是,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应该也是成功的。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在共产党政权领导下的全新而特殊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历史参考就是前苏联曾实践过的列宁主持的新经济政策。实行这种道路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力达不到传统社会主义制度所要求的水平。用社会主义制度的“新瓶”――共产党政权――装“国家资本主义”的旧酒,看似换汤不换药,但其实旧酒也已不太旧,因为它不再是利润的工具,而是在有计划、有目的地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准备。因此,我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解读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在工人阶级的国家里,在生产力还不太发达的历史条件下,以公有制经济掌握国家经济命脉,依靠国有大型企业的垄断地位,为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需的社会生产力,而走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即是一种在共产党政权领导下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
实践已经作出了证明,这条人类历史上的全新而特殊的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诚如上述,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走过了30年的历程,30年的风雨与30年的辉煌至少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改革要大胆,思想要解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我们搞社会主义是为了达到共同富裕的结果,我们“不是让有产者变成无产者,而是让无产者变成有产者;不是让富人变成穷人,而是让穷人变成富人”。
参考文献:
[1][苏]根基娜.列宁的国务活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47―48
[2][5]列宁.列宁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77,277―288.
[3][4]苏联历史档案选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6]周尚文.合法性视野下的苏联政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2:137
国有经济政策篇5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不断深化，经济政策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将直接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大家对于我国的经济政策有了更多的关注。为了保持国民经济总量的平衡，引导国家的经济快速、健康的发展，我国也实施了相关经济政策，主要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国家为了实现一定时期的发展目标而制定的规划方针策略，也是对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政策。本文主要是通过借鉴相关文献和资料来具体分析我国经济政策的含义、特点、重要性、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意义及作用等，希望能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一些参考价值。
关键词：
经济政策;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作用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我国的经济政策，其对于促进我国现代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意义。如今，经济政策广泛的应用于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通过对我国经济政策的不断研究和探讨，对于我国未来的国家建设也至关重要。经济政策是整个市场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实行准则，在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政策实施中，其优势有很多，对于整个国民经济行政管理的进步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国家开始对经济政策在实施方面有了更高的重视。
1经济政策的概述
1．1经济政策的含义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形成了全新的经济体制，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将市场作为无形的手，放置于主导地位，同时政府也通过一些经济政策来促进我国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当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需要通过健全的宏观调控体系，完善的经济政策等来达到国民经济总量不断上升的要求。我国的经济政策主要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有效帮助国家进行经济调控、社会资源和收入分配等。
1．2我国经济政策的种类
经济政策是国家和政府为了确保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收支平衡的一种措施，其实施需要一定的连续性和弹性。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会常常出现变动，而相应的经济政策也要做出调整，国家和政府所指定的经济政策也会直接影响到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此，在制定相关的经济政策时，还需根据社会发展战略、方针，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等来严格规划产业布局，制定出适合的经济政策［1］。我国经济政策的种类有很多，比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财政与信贷综合平衡政策等。各种不同的经济政策可以有效控制货币的发行、通货膨胀及防止通货膨胀的产生。
2经济政策的重要性及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意义
2．1经济政策的重要性
我国主要是实行计划与市场两种调节手段相结合的宏观经济调控，国家的经济计划要以市场为基础，确定好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做好宏观调控目标和国土整治，将重点放在长期的计划上，将直接调控与间接调控相结合，有利于企业发挥出市场机制，达到自主经营的目的。宏观调控的主要内容是社会总供给和需求达到平衡，追求微观经济目标，还能实现市场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经济政策是我国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对策之一，为了能实现相应的经济发展目标，将经济效益得到最大化的实现。当所有商品的价格有了普遍的增加时，这就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也无法了解到金融资产的实际价格，这时候需就要采取经济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经济政策对于社会的供给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2．2经济政策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意义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我国对于市场经济的管理开始转向了宏观调控。经济政策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作用主要是由国家来调控市场，市场来引导企业。通过这种形式的调控与管理能有效保持国民经济总量的平衡，从而进一步引导国家经济健康的发展。经济政策在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它也是整个市场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实行准则，能有效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及矛盾，正是因为它的存在，才促使整个市场经济的过程得以正常、稳定的运行，因此，加强对经济政策是非要有必要且非常重要。在我国现代化社会的经济建设过程中，提高我国整个市场经济的前提是了解和懂得经济政策的重要性，提高我国整个市场经济也是提升我国国民经济行政管理全面建设的基础，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会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2］。经济政策在国民经济中能有效提升整个市场的运行效率，对于整个国民经济行政管理的进步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3经济政策在我国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作用
3．1财政政策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作用
目前，我国财政政策的实施已初见成效，有了一定的发展。财政政策是国家为了实现一定时期的发展目标而制定的规划方针，是经济政策中较为重要的一大政策。一般来说，财政政策能够体现出国家的产业政策，是帮助国家进行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财政政策能有效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结构、社会资源和收入分配，在一定程度上还影响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总量平衡。我国的财政政策主要分为紧缩性财政政策、膨胀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不同的社会需求中，所需采用的财政政策也不一样。当市场的需求不足时，则需要应用膨胀性财政政策进行调节。膨胀性财政政策可以有效扩大财政支出、扩大社会的总需求，从而满足社会的需求。尤其是当一个国家生产过剩时，可以通过高赤字等膨胀性财政政策进行调节，从而进一步促进国内的总需求。对于社会的总供给不足时，可以减少财政赤字，增加税收、提高税率等途径来降低社会的总需求。比如，我国在80、90年代时，一度的物价上涨使得我国国内的经济过热，于是我国颁布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对于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时，国家可以通过增加财政补贴、减少国券发行和扩大税收、提高税率的方式来抑制社会的总需求和总供给，松紧政策共同结合使用的方式来让社会供给和社会需求达到均衡的效果，从而促进社会经济朝向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方向发展。在我国，财政政策能很好的体现出其对于社会资源和收入分配的重要调节作用，通过各个环节的分配后可以有计划的组织国民收入分配的枢纽，对于社会供给和需求的总量平衡也有一定的影响。因此，财政政策确实会对整个国民经济行政管理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能有效实现财政政策的目标，政府也需根据社会经济的运作情况采取适合的财政政策，从而促使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达到平的目的。
3．2货币政策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作用
货币政策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中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是国家为实现既定的目标而进行的宏观经济一种方式，主要是通过相关渠道来控制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的均衡，可以直接调节社会总需求量。当社会的总需求过大或者过小时，需要国家减少货币或者增加货币的方式来确保我国经济的正常运行，可以说，货币政策对于国家的总供给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目的是有效促进我国经济的均衡增长。如果国家的总需求过高，则可以通过减少货币供应量的方式进行调节，反之，则相反。货币政策对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常价格的变动可以有效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促进效果总效益的提升。由于价格会随着产品的供求而出现变动，价格的上升利润也自然上升，企业可以从银行确定相应的资金，进而有利于实现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的体制下，价格是对商品价值的评价，价格出现变动可以将社会资源更加合理的分配，但是，当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在不断上涨时，这就说明出现了通贷膨胀，这时候反通贷膨胀就成为了主要政策的与财政政策相同的是，货币政策也是为了达到国家的宏观调控目标，主要作用于货币和物价的稳定上。一般情况下，货币政策会通过法定存款准备率、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三种政策工具来实现目标。因此，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对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政策，目前，在我国也已看到了初步的成效。
4结束语
目前，我国的经济政策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有着较好的发展，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能有效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中，经济政策展现出了它的优势和成效，它也成为了一项非常重要的研究内容。随着我国现代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对于未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上有了更高的重视。我国还需进一步加强对经济政策的研究和管理，对于出现的任何问题及时解决，未来我国的市场经济将会有更好的发展。以上就是笔者对经济政策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作用的具体介绍，由于笔者对其研究的不是太全面，所以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这也是笔者以后继续要学习和探索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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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晓光．经济政策对我国经济行政管理的思考［J］．经济教育学报，2012(5)
国有经济政策篇6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扩张型财政政策；经济发展
什么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什么是扩张型财政政策，自去年朱镕基总理提出我国要实现积极的财政政策时起，在经济理论界引起了争论，时至今日，仍未有统一的看法。其实，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政府利用各种财政手段调控经济的政策趋向。所谓的“积极的”，是指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在经济萎缩时采用扩张型财政政策，在经济过热时采用紧缩型财政政策，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态度是“积极的”。扩张型财政政策和紧缩型财政政策均属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我国目前情况下，这一点是必须首先加以说明的。
严格地说，从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渊源来看，积极的扩张型财政政策的历史应当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但现代财税经济理论中，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张型财政政策一般被认为是来自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参见《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正是凯恩斯主义者的极力主张，才使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为财政理论宝库的宝物的。后凯恩斯主义者虽然对凯恩斯的理论有所发展，但其宗旨大致仍然不能摆脱凯恩斯理论的窠臼。
按照现代西方经济理论，财政政策通过调节总需求，发挥其调节经济、实现充分就业下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的作用。在一般情况下，财政政策是以一定的经济理论和财政学说为基础，按照既定的财政目标——赤字或盈余，通过税收、财政支出、公债等财政范畴和财政活动方面的相关手段表现出来的。
从世界范围来看，在19世纪常见的中性财政政策已经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和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随着国家干预主义占据主要地位而退居次要地位，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成为政府刺激和抑制经济发展常用的财政经济手段。
从特征和产生的前提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产生，是因为国家采用干预主义政策，积极的利用财政政策调控经济，用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取代市场竞争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所以，国家或政府干预经济和个人收入水平，既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前提，又是区别于“夜警”国家或政府的主要特征。
从积极财政政策的利用来看，虽然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现代西方国家产生并被广泛利用，但由其特征和产生前提决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的利用要早得多，也普遍的多。我国建国后，就一直运用财政政策对社会、经济生活即生产（流通）和消费进行调控，且在各个经济时期都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保证了国家不同时期政治、经济任务的完成。但是，由于我们坚持的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思想，喊出的财政思想口号是“收支平衡，略有节余”，好象没有采用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其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必然反对“收支平衡、略有节余”，二者不存在二律悖反问题。只不过是我国以往实行的实质上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显得有些宽泛，没有西方国家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经济目的明确，而且由于在一定时期内反对赤字财政，所以，一谈积极的财政政策，往往就是指西方国家刺激或制约经济的扩张型财政政策，其实东西方国家都在积极的利用财政政策来调控经济。
从现代西方常用的积极财政手段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有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两种类型。扩张型财政政策是指降低税率，增加转移支付和扩大政府购买，以刺激总需求的增加，劳动就业的增加；举借外债和发行公债，以及采用相应的降低利率的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刺激生产和近期消费。紧缩型财政政策是指提高税收，减少转移支付和减少政府购买，配合提高利率增加储蓄、减少现期消费的通货紧缩货币政策，抑制社会总需求。西方国家由于经常爆发经济危机，失业问题一直是一大难题，所以，现代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比较注重研究和采用扩张型财政政策。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出现经济危机的原因是需求不足，商品过剩，生产下降，企业裁员产生失业。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用财政政策刺激需求使之增加，因为只有需求增加才会推动经济增长。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其结果不是减少财政收入就是增加财政支出，这必然带来财政赤字。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综合运用以下四条原则，即坚持年度预算平衡原则、经济周期预算平衡、充分就业预算平衡原则、机能财政平衡原则，适度发行公债和举借外债来弥补财政赤字，并要注意处理好充分就业、财政盈余与财政拖累问题。
需要说明的问题是：
1.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财政政策并不完全相同。由于观察问题的角度、说明问题的表达方法、内涵大小不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扩张的财政政策的内涵和调控目的也不完全相同。
相同点：
理论依据相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财政政策的施行主体都是国家或政府；奉行的都是国家干预主义理论学说，都主张国家要积极的关注整个经济活动，对经济过程进行干预。
不同点：
（1）理论内涵不同。积极的财政政策表示国家干预经济的态度，包括刺激投资和消费的经济扩张的（性、型）财政政策，也包括抑制投资和消费的经济紧缩的（性、型）财政政策；而扩张的（性、型）财政政策只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子集或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扩张型财政政策本身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一个方面。除扩张型财政政策外，积极的财政政策还包括紧缩型财政政策。
（2）对应关系不同。积极的（性、型）财政政策对应的是一般的（性、型）财政政策，而一般的财政政策包括消极的收人型财政政策、追求财政平衡的需求型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扩张的（性、型）财政政策对应的仅是紧缩的（性、型）财政政策。
（3）调控范围不同。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控面宽，不但包括直接的减轻经济活动者的国家负担、增加其收入，还包括为其创造良好的环境，因而具有一定的政治性、社会性、经济性，而扩张型财政政策则仅偏重于经济扩张性。
（4）实质不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从财政政策施行者本身的指导思想和施为方针方面来讲的，重点反映的是国家对经济运行的态度和在某种态度下要采用什么样的财政政策；而扩张的财政政策是从财政政策的运作形态上来讲的，是国家对经济运行采用鼓励、刺激措施以促进经济扩张的财政政策。前者是国家经济政策在财政上的总体的反映；后者是国家启动经济的具体对策。
（5）调控范围不同。虽然二者奉行的都是国家干预主义理论，但积极的财政政策奉行国家干预主义理论时，表明的是不听任经济“自由放任”的财政思想，反对经济自由主义，它不但要在经济萎缩时刺激经济发展，还要在经济发展过热时进行抑制或遏制，调控范围比较大。而扩张型财政政策奉行国家干预主义时，表明的只是经济衰退时期的刺激性政策“干预”，调控范围相对较小。
（6）手段不完全相同。扩张型财政政策主要是市场经济国家采用的。由于实行市场经济，国家对经济的调控只能借助于税收这一间接调控杠杆和增加公共采购（如扩大军事定货等）来实现的。常见的手段主要是各种形式的税收减少（包括税收的直接减免、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等）、财政支出增加、增发国债、增加国际借款、增加国家对消费的补贴等措施。而且往往是几种手段同时并用，以避免各种杠杆作用的互相抵消。而积极的财政政策所有国家都常用的。可用手段基本与扩张型财政政策手段相同，唯一区别是，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时，各种杠杆不一定同时运作。如在增加财政公共支出的同时，不一定要相应地减少税收，它允许税收的规范运作的前提下，按照产业政策规定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贯彻其既定的立法思想。
在我国现实生活中，两者经常混用。有时讲扩张型财政政策，有时讲积极的财政政策，只不过是根据使用时的环境和要说明的问题角度不同而有所区别而已，其正确说法应该是：在经济衰退时，为了刺激经济发展、鼓励投资和消费、扩大总需求，应实行积极的扩张财政政策；在经济发展过热时，为了减缓经济发展速度，抑制投资和消费，调整生产、投资和消费结构，就要相应地采用紧缩型财政政策。
2.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施行根据具体经济状况确定，以确保积极财政政策的效率。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同经济转型和产业政策一并考虑；在经济结构需求调整时，财政政策要保持同产业政策一致的方向和力度。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就其调控的主流而言的，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时期也没有一味的采用扩张型或紧缩型财政政策，而是在采用扩张型财政政策或紧缩型财政政策时，相应地采用一定比例的紧缩型财政政策或扩张型财政政策，后者比例的大小取决于政府对经济运行状况的认识和决心。另外，在税收结构以所得税为主体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占据重要地位的发达国家里，其直接财政支出的增加和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负的增加或降低所产生的调控作用面宽，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同行业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对应关系没有以间接税为主体的发展中国家那么明显。因此，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下，政府刺激经济发展，并不是或不能一味的、全面的“扩张”，而是要根据经济结构和区域经济的特点有紧有缩。
国有经济政策篇7
笔者认为，经济政策和经济法律两者之间的关系固然脱离不了政治与法律两者关系的缩影，但是这种从定义出发，结合表现形式、特点、对象、制定主体等多个方面进行比较的形式逻辑的研究方法，就对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两者关系的研究而言，很难再有新的突破。但是如果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审视两者之间的关系，便能有很多新的发现。因为经济政策和经济法律本身同属于经济制度的规则部分，两者对于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的关系是不同的；与此同时，两者在推动经济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也必然存在一个相互协同的关系，这也是值得探究的。因此，笔者将在明晰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两者定义的基础上，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分析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两者对于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作用以及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两者内部的协同关系。
一、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的界定
就笔者在CnKi中国知网数据库上搜集到的关于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关系研究的资料来看，多数学者的论文一开始就是对两个概念进行比较分析，但是却没有对于两者概念准确明晰的界定，读者咋一看逻辑清晰论证充分，可是细心一想，却发现这样的比较研究缺乏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缺乏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的定义。因此，笔者为了避免犯类似的错误，首先探讨一下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的定义。
（一）经济政策
经济政策(economicpolice)，也被称为国民经济政策，属于政策的一种，是政府有意识的去解决各种经济问题的行动指南，"经济政策集中地反映了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意志，国家通过各个不同层次的经济政策的贯彻、实施，来指导、调控或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引导着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实现既定战略目标。"[2]它本质上是政治领域的决策在经济领域的实施，因为它的产生变更以及终止均是政治活动的产物，但是它不同于一个国家的立法活动，虽然立法活动本质上也是政治活动的产物，但是立法活动与政策相比有一个最大的区别：立法权属于代议制机构，而政策的制定权属于政府。
由此有学者将经济政策理解为"国家在政党和各个利益集团的压力下所采取的经济行动，是国家或政府的经济意志的体现。"[3]这种理解从历史的考察来看，是正确无疑的，因为近代国家的经济政策起源于欧洲各国，欧洲各国是典型的三权分立的代议制政府，因此从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划分来理解经济政策和经济法律本身并无大碍，但是就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而言，这样的定义明显脱离了实际。笔者认为，鉴于中国经济调控手段之一的经济政策制定主体不限于政府，往往还有以各级党委、人大、各种社会团体乃至村民集体自治组织名义的形式作出的经济政策，因此不能简单的从制定主体来定义经济政策，即使勉强的对中国特色的经济政策进行了定义也是徒劳的，因为无法涵盖所有的经济政策的外延，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将经济政策理解为除了我国经济法律以外的各种公共意志对经济领域进行调控的各种表现形式，包括规范文件，会议指示，领导讲话等。而相对而言对经济法律的定义却是可以明晰的。
（二）经济法律
经济法律（economiclaw），简而言之，就是我国在经济领域的法律法规，客观表现为有权机关通过严格的立法程序所确立的各种法律文件，其中包括人大立法权和行政法规制定权这两种权力的主体所制定的经济法律法规，其余不具有法律法规制定权的主体所制定的对经济领域进行调控的规范性文件都属于经济政策的范畴。当然，对于经济法律的理解还可以从下面两个方面来进一步展开：
1、从部门法的划分角度来看，经济法律作为我国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部门法，是国家宏观调控市场经济的重要手段，主要是指国家颁布的调控市场经济关系的各种经济法律规范的综合。
2、从法律学科的划分来看，经济法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学学科，与经济政策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但两者有着鲜明的区别：经济政策往往采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分为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否具有价值判断，而经济政策离不开价值判断，这正是经济政策对于国家经济生活的意义所在。对于经济政策而言，效益是最大的价值目标，经济学的理论尤其是公共政策理论是其基础。经济法是法律的重要部门之一，以公平正义为首要的价值目标，而经济效益则是第二位的，它由法学理论为基础。[4]
二、经济政策对经济制度变迁的意义
经济政策作为经济制度的规范部分，自身的发展必然推动的经济制度的发展，于此同时，经济政策的实施也将作用于经济制度的事实部分，通过经济事实的自身发展进一步促进经济制度的发展。因为经济制度可以理解为两个层面：首先，经济制度是由规则组成的。奥尔森指出，所谓制度，无非是形形的法律和组织安排以及经济政策，是"确定个人、企业、家庭和其他决策单位作出行动路线选择的选择集的规则和行为准则"[5]。其次，经济制度是客观的社会存在，制度是由一套机构来实施的所面对的客观实在，"制度是社会生活的实体，而不仅仅是界限。"[6]
（一）经济政策自身的发展推动着经济制度的形成和变迁
经济政策可以被视为经济制度的一部分，作为制度的规则部分，其自身的发展也属于经济制度自身发展的一个方面，由于政策的效果具有迟延性，"许多研究表明，在做出货币政策变动的6个月之内，这种变动对总需求的影响很小。"[7]因此，经济制度的变迁的初期是规则部分的变迁。
（二）经济政策的实施对经济事实进行能动作用，最终促进经济制度的变迁
经济政策对于经济制度有着巨大的能动性，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是通过对经济制度施加影响而达到的。西方国家采取对经济加以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才促使资本主义国家改变了自由市场制度的经济制度。我国在1984年由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是以政策的方式对经济制度加以改革的典范。这一政策的实施，促使我国的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过渡。
三、经济法律对经济制度变迁的意义
经济法律与经济政策一样，也同属于经济制度的规则部分，其对于经济制度的变迁的影响也是从规则和事实两个层面进行。但是和经济政策有所不同的是，经济法律在规则层面上的影响要更加直接，在事实层面上的影响相对而言要相对滞后，但是比较稳定。
（一）经济法律的发展体现为经济制度的发展
经济法律可以说是属于经济制度的一部分，经济法律的发展体现为两种，一种是规则主导型的发展，即经济法律体现的是未来经济制度的改革方向，国家希望通过经济法律制度的变迁来引导经济事实的发展；另外一种则是事实体现型的发展，即作为经济制度规则的经济法律的形成、性质是由经济制度事实制约和决定的，法律从来都是对经济生活的反映，经济法律更不例外。
（二）经济法律对于经济制度有着推动力
国家作为制度主体通过经济法律和经济政策来贯彻对经济生活的意志，最终影响经济事实的变迁。在法治化程度日渐增强的中国，经济法律制度对于经济事实的影响力必然不断增加，法律不仅仅是对现行制度的固定化，不仅仅是现存社会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结果，它同样被有效的加以利用而形成规则对制度事实发展的促进或阻碍。[8]
四、制度变迁视角下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的协同
经济制度的变迁,以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角度来看，根本上是由经济事实所决定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经济制度规则部分的演变对于经济事实的发展的推动，我们也必须看到，经济政策和经济法律本身作为经济制度规则部分往往体现了经济制度变迁的总体目标。因此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在经济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必须重视客观经济规律和经济事实，发挥经济政策灵活及时的优点和经济法律稳定有效的长处，彼此协同配合，促进经济制度的良性变迁。任何脱离了经济事实的规则变化只能导致制度变迁成本的增加，对经济法律和经济政策而言，它就会成为"坏的法令""恶的决策"而被历史所淘汰。
事实上，经济政策、经济法律与经济制度三者之间是血肉相连的。制度应当被理解为规则与事实的统一体。经济制度的变迁所追求的是实现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有效促进，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交易费用的降低，同时实现制度的稳定化和公平正义的价值观。而制度的变迁首先是经济政策的推动，进而通过经济法律来实现制度的规则化和稳定化。[9]
经济法律作为经济制度变迁的表现之一，既是经济制度变迁的动力，更是使制度变迁规范化的重要手段，邓小平曾说过："经济体制改革的各个方面的目标和任务，都主要靠经济法律来实现和完成"，强调的就是经济法律对于经济政策的规范作用和对于经济制度变迁的保障功能。与此同时，制度规则的变迁也必须尊重经济事实，因此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又要受到经济制度的制约。
从我国经济制度改革的变迁实际来看，经济政策要在经济法律的制约下由政府部门来实施，体现的是法律对于行政权的限制。现代经济体制，不能仅仅强调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更应该强调国家依照法律来实现对经济生活的调控与参与，注重市场机制的作用，注重个体权利、特殊意志与公共利益、普遍意志的协调，"公有社会的理想应当这样界定和实现，以便于加强而不是削弱个人自治的意义以及使个人自治与权威彼此相容"。[10]
因此，在经济制度的变迁过程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应当在经济法律的法律制度内运行，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的协同作用，最终实现经济制度变迁的目标，实现依法治国、依法调控经济的理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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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经济政策篇8
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发展;作用
总体来说，财政政策的制定、实施、完善和发展阶段均对经济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分开来说，财政政策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也促进我国经济、世界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本文按照以上两种思路剖析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具体如下。
1财政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1.1相互促进
首先，财政政策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基本的法律保障和发展方向，经济发展获得明确的目标和动力，自然会有所提升；其次，经济发展对社会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对财政政策的影响也非常大，通常情况，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其财政政策走势越好，利益分配也更加均衡，社会也会更加和谐、稳定。
1.2相互依存
首先，制定财政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经济的平稳、健康、快速、可持续化发展，这也是我国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主要原因，因此财政政策要以经济发展为依托，突显其社会价值；其次，经济发展离不开财政政策，国家的一系列财政经济手段都会影响经济的发展方向，所以经济发展离不开财政政策，可以说，财政政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
1.3相互协调
首先，随着财政政策的不断调整，经济发展方向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虽然社会的整体经济走势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但不可否认的是国家的财政政策是最为主要的影响因素；其次，国家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推动着财政政策的不断完善和优化，同时也为财政政策的改革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两者在发展道路上相互协调。
2综述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2.1财政政策的制定阶段
财政政策在制定阶段就已经对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作了科学、合理、详细、完整、具体的评价，所以财政政策在制定初期就影响着未来的经济发展走向，更可以让整体的经济发展态势获得一个好的“开端”，避免发展过程中产生诸多不可控制的情况。
2.2财政政策的实施阶段
财政政策的实施阶段是最重要，同时也是最难的阶段。这一阶段中，文字性的规定将落实为具体的经济手段和市场调控方法，借助市场经济的内部调节和政府的“第二只手”的作用，实现市场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最终实现社会经济水平的提升。
2.3财政政策的完善阶段
即使再精细的财政政策都有不可避免的漏洞和不足，因此财政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就成为了今后财政政策的完善方向。如今，我国的财政政策以“平、顺”为主，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因此在完善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对经济的调控手段不能靠“堵”，而要靠“疏”，让市场经济在和谐社会中获得充分的发展空间。2.4财政政策的发展阶段财政政策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内部规律相符，因此在财政政策的发展阶段，必须要立足于实际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做好合理规划的前提下不断提升财政政策的实操性和稳定性，将财政政策的健康发展作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深化落实改革举措，助力社会经济发展。
3试论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各项作用
3.1对我国经济的作用
(1)财政政策对经济落后地区的引导作用：在我国，像西部地区等经济落后地区的经济要实现快速、平稳发展，就必须要紧跟财政政策，在财政政策的引导下深入落实经济发展措施，始终遵循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在新一轮财政政策改革下积攒力量，促进经济的发展。(2)财政政策对经济发达地区的推动作用：在我国，像北京、上海、广东、深圳这些经济发达地区，其经济水平已经赶超某些世界发达国家城市，属于国际型大都市，其经济发展不只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影响，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很大。这些地区的财政政策相对完善，我国也始终以这些地区为经济发展的“领头羊”。
3.2对世界经济的作用
(1)“一带一路”推动沿线国家与我国的经济发展：“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我国财政政策的发展是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的重要助力，是维护我国与沿线国家经济利益的重要保障。(2)继续深入推进世界经济的和平、稳定发展：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了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一股新生力量，继续深化改革我国财政政策，发挥财政政策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正向推动作用，是非常有必要的。
3.3财政政策的核心作用
(1)指向性作用：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具有指向性作用，代表了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勾画出我国经济发展的壮丽蓝图。财政政策的指向性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2)使经济发展符合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一旦经济发展失去控制，则会对社会发展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因此，经济发展必然要符合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约束力”，即控制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在“保质”的基础上求“保量”，在“保量”的基础上求“效率”。
3.4财政政策的其他作用
(1)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财政政策的好坏是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首先，一个好的财政政策可以保障社会和谐、稳定，人民生活安居乐业，经济必将获得良好的发展环境；其次，一个好的财政政策具有明显的指向性，保证经济发展不偏离轨道；最后，一个好的财政政策必然会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2)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一个好的财政政策才能获得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财政政策也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随着我国法制建设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财政政策也越来越合理、完善，新一轮财政政策改革下，其必然会成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4新时期如何贯彻落实我国的财政政策
4.1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一切跟着党走”才能真正实现我们伟大的中国梦，财政政策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重要政策，是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重要保障，我国经济的腾飞离不开党的领导，也必须服从党的领导。
4.2严格贯彻落实我国的财政政策
一个好的财政政策只有严格贯彻落实，才能发挥其真正的社会价值。在科学发展观下，我国需要进一步严格贯彻落实财政政策，继续深化改革，将制度创新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持之以恒，艰苦奋斗，攻难破难。
4.3以集体利益为主，努力兼顾个人利益
贯彻落实财政政策必然会触及到个别人的利益，这是不可避免的。面对此种情况，要始终坚持以集体利益为主，同时要努力兼顾个人利益，始终让最多的人享受财政政策的好处，让最多的人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当然，这需要广大群众深刻认识到财政政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积极配合和支持各项经济改革措施。
5结语
综上所述，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多方面的，这不仅涉及我国国内的经济发展，也涉及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鉴于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本文还提出了几项贯彻落实我国财政政策的具体措施，虽然只是笔者的浅见，但仍希望可以为我国进一步改革财政政策提供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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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经济政策篇9
关键词：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模式
1.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也是多样的，英美国家的宏观调控都是一种需求管理模式，而日本的宏观调控是以政府为主导的。首先先讲美国，美国与很多西欧国家不同，美国政府在对经济进行干预的过程中，主要运用的手段是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配合使用，而不单独使用某一种政策。通常来讲，主要运用税收、政府预算两大财政政策和调节银行利率、货币供应量两项货币政策。两种政策密切配合，相互支持，能够更好的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
其次，英国的宏观调控也是一种需求管理模式。英国之所以能够在市场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是因为英国在每一次世界经济巨变时期都能够思考探索出新的经济管理模式。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爆发，引起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大萧条。英国在这次经济危机中，实行了宏观调控政策，以政府干预为主的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对英国经济的影响渐渐深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为刺激经济增长，不断的扩大财政支出，以实现需求管理政策的目标。近些年来，英国将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逐渐转向控制通货膨胀，在政策手段上也以控制货币的供应量为主。今天的英国经济，虽然没有摆脱凯恩斯主义的传统需求管理模式，但是以控制货币供应量为主的货币政策也逐渐被运用到各领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会使英国的经济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占有一席之地。
最后，我们分析一下日本在发达市场经济中所占的位置和起到的作用。日本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它能够在短时间内崛起并跻身发达国家行列，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的历史。日本实施的经济政策与英美两国的完全不同，日本的宏观调控是政府主导的。日本的政府在宏观调控中占主导地位，政府更注重的是经济的扩张。有例为证，日本在战争结束后，政府制定了经济发展目标，并逐步有序的实施了十三个长期计划，而且每一个计划都有明确的促进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这一行动表明了日本政府的意图。俗语说计划没有变化快，在市场经济中同样如此，日本政府在采取计划调节政策的同时，又加以行政手段的指导，以确保计划的实施，使宏观调控发挥效果。政府在财政税收，金融政策方面加大了管理力度，使经济能够正常平稳的运行。可以说，日本经济能够在战后很快的恢复过来，并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与政府采取的以政府干预为主导的宏观调控政策是分不开的。
2.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对我国宏观调控的启示
2.1宏观调控中采用的宏观经济政策要与本国国情相适应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也是逐步发展并形成的，所以我相信，中国有一天也会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崭露头角。我国经历了漫长的自由经济时期，走向市场经济的步伐明显比别的国家要慢。而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在发展阶段，但还不成熟，有很多地方还欠考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充分的学习，不断的学习使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更上一层楼。首先，将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较并分析其区别，探讨造成这些区别的主要原因和实施不同的宏观调控政策的结果，争取找到能够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调控政策。其次，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分析我国经济的发展历史，找到各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政策和实施效果并进行比较，做到更好的了解我国的国情，然后努力找出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最优的宏观调控政策。
2.2宏观调控要与体制改革相一致
与中国相比较，西方发达国家拥有好的市场制度，这是能够有效实施经济政策的很重要的一个前提。任何一个经济体都应该有一定的体制制度，虽然有一些制度是由市场形成的，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制度，但是在本质上，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会有一个制度，都会有约束力。对于中国来讲，由于中国实行了漫长的自由经济体制，其市场经济的发展速度还是十分缓慢的，市场经济体制当然也相对落后。在没有形成一个标准的全面的体制之前，要发展市场经济就是一句空话。所以，宏观调控的有效实施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没有标准的市场经济体制就没有真正意义的宏观调控，另一方面，宏观调控政策本身是不完善的。所以，我建议，要从两个方面出发来发挥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首先要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其次要完善宏观调控政策，这样才能使宏观调控与体制改革相一致，使宏观经济政策发挥最大的效果，为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做贡献。
2.3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应该尽可能的弥补市场缺陷
对于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角度来看，许多成功的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都很好的弥补了市场经济中出现的一系列缺陷，而弥补这些市场缺陷也很好的发挥了宏观调控对于市场经济的作用。之所以说宏观调控是弥补市场中缺陷的重要手段，那是因为宏观调控不能被当做一种在市场经济范畴之上的作用力，也不能够成为影响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阻碍力，它应该是为弥补市场经济缺陷和功能不足而发挥重要积极作用的市场经济调控政策。我国处于发展中阶段，而且也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的重要阶段，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正是应该在这个阶段发挥出应该具有的作用，积极维护和健全市场经济上的秩序。而且宏观调控对于建立和健全市场经济规范和秩序体制发挥了难以想象的作用，这也是我国目前所关心的最重要问题，而且也是宏观调控的重要环节。所以说，如果没有一个健全的市场体制和一个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进行支持，那么整个市场经济将会处于瘫痪的状态，所以，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成果宏观调控经验借鉴是十分必要的。
通过对国外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的调查和研究，我们能够发现我国市场经济中存在的许多问题，虽然我国的国情不同于发达国家，但是要想将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起来，发达国家的宏观调控还是有许多的借鉴之处，而我们要做的不是完全照搬，而是要基于我国的实际情况，研究出一个新的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方案，争取让我过的市场经济越来越国际化。让我国的市场经济真正的与国际接轨，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还需要我们不断的努力。（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王顺华.抑制通货膨胀与治理通货紧缩——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研究[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266
国有经济政策篇10
关键词：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政策风险；决策风险；执行风险
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和特大洪涝灾害的影响，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1993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趋势不但没有改变，反而进一步加剧。中央政府针对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数年下降的严酷现实，为抑制这一趋势，并相应带动经济增长速度的回升，及时改变了1998年年初所制定的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近3年来，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确实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积极财政政策风险问题也逐步凸现出来，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如何在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的同时，有效地防范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既是政府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也是财政专家、学者们正在积极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但从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来看，主要集中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所可能发生的国债风险方面，很少关注积极财政政策本身所可能发生的风险，这种研究是片面的，本文将集中研究积极财政政策本身的风险问题，对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含义、表现、成因及风险的防范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一、积极财政政策风险实证分析
积极财政政策风险是指积极财政政策的预期目标不能实现或失败的可能性。其风险的表现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政策决策风险，二是政策执行风险。这说明积极财政政策风险不是局限于某一个环节，而是贯穿于政策的全过程。一般而言，导致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确定方面的偏差。确定的政策目标严重脱离实际，或财政政策目标与国民经济发展目标脱节，或财政政策目标本身的模糊性，都会带来相应的政策风险。（2）在财政政策决策和执行的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对称和未来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3）财政政策决策者和执行者的水平和能力也影响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程度。（4）财政政策工具选择上的失当，且政策工具之间缺乏有机配合。（5）财政政策严重滞后，没有随经济运行状况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调整。（6）财政政策作用的力度过大或过小。（7）在财政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特定利益集团的阻挠或政策执行者对政策理解上的偏差。
以上只是从纯理论的角度对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含义、表现及成因进行了抽象分析，对中国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分析不能停留于此，而必须密切联系中国积极财政政策实践来具体进行分析。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财政部关于增发国债用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今年中央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决定由财政部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专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决不搞一般性工业项目。根据这一原则，当年安排的国债资金项目主要包括：农田水利和生态环境建设；铁路、公路、电信和一些重要机场建设；城市环保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建设500亿斤仓容的国家储备粮库；农村电网改造和建设工程、城市电网改造；增加公检法及司法设施建设投资；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其资本金；调整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和进口设备税收政策。1999年，中央政府为进一步扩大内需和鼓励出口，决定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政策措施的运用方面，既向银行增发国债用以扩大投资，又增加居民收入以促进消费；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又支持企业技术改造。2000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发行1000亿元长期国债，重点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并向中西部地区倾斜，60％以上的国债投资用于中西部地区；二是继续贯彻落实1999年出台的调整收入分配的各项政策措施，保障城镇居民的收入稳定增长；三是进一步应用税收等手段，鼓励投资、促进消费、增加出口。根据中央的精神，在2001年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主要的政策措施包括继续追加现有国债资金项目的投资，加大西部地区开发力度，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
从近3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来看，通过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1998年拉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1999年拉动经济增长2个百分点，2000年拉动经济增长1.7个百分点（中国官方估算）。2000年GDp增长速度8％，增幅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这表明2000年我国国民经济已出现了走向良性循环的重要转机。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尽管2000年国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回升，但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我国的经济竞争力还比较弱；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民间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消费需求增长的潜力还没有充分挖掘出来；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还没有根本转变，企业经济效率没有明显的提高，不少企业经营十分困难，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农业发展基础不牢，农民收入增长十分缓慢，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仍没有很好解决；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信息化程度较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缺乏坚实的基础。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虽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政策的作用效果同我们的预期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反差，这说明积极财政政策在其决策及实施过程中客观上仍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导致政策风险的原因主要有：首先，就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而言，集中在拉动经济的年度增长上，对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关注不够。其次，在分析经济增长速度连年下滑的原因时，认为是内需不足造成的，因而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着力点只是放在扩大内需上，而对社会供给方面存在的问题缺乏充分的认识和应有的重视。再次，在政策工具的选择方面，主要是通过增发国债、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来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增长，其他政策工具很少使用，不同的财政政策工具之间缺乏有机配合。第四，在2000年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开始回升的情况下，我国财政政策的重点仍然放在扩大需求上，而没有适时地进行战略上的转移，财政政策显得严重滞后。第五，在处理财政政策作用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关系方面，片面强调前者的作用，而忽视后者的作用，没有摆正财政政策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致使财政政策的力度偏大，财政风险尤其是国债风险进一步加大。第六，积极财政政策没有体现其应有的公平性，而是过于向国有经济倾斜，对其他所有制经济存在明显的歧视，尤其是在财政投入方面。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不利于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第七，由于层层截留、挪用，据估计，约有20％的国债资金不能到位，致使通过国债投资项目拉动经济增长大打折扣。
二、防范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基本对策
1.在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的确定上，必须从片面追求年度经济增长转移到确保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上来。作为我国的最高决策层，在制定财政政策目标时，不能仅仅局限于确保年度或任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而应将重心放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只有这样，我国的国民经济才能真正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才有保证。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既包括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也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地区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城乡经济结构的合理化、生态环境的好转等。
2.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应该从拉动需求转移到改善供给上来。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初期，针对需求严重不足的严酷现实，财政政策作用的侧重点放在拉动需求方面，这样做简单、容易操作，而且见效快，因而是无可厚非的。到了2000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回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投资品及消费品价格开始止跌回升，这说明我国的需求管理政策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尽管有效需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转移到有效供给上来了。经过3年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的实施，我国的财政赤字率、偿债率、债务依存度都已接近或超过警戒线，虽然负债率还较低，但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国民经济对国债的承受能力相对低下，因而以西方发达国家及欧盟成员国所确定的警戒线标准来说明我国的国债发行还有较大的空间，这是不正确的。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应控制在20％以内为宜，最多不得超过30％，否则有发生财政危机的危险。由此可见，以扩大国债规模和财政支出规模为主要内容的旨在拉动需求增长的财政政策已没有多大的回旋余地。单一的需求管理政策只能解决短期的经济增长问题，不可能解决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要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应放到改善供给、增加有效供给上来。要通过财政政策的作用，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使产业结构、地区经济结构和城乡经济结构逐步合理化，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保护能够有机协调起来。
3.在积极财政政策目标及政策的重心发生转移的情况下，对财政政策工具的运用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首先，在国债方面，虽然维持一定数量的国债发行是必要的，但国债发行规模要加以严格控制，国债增长速度应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从而使国债风险程度能得到有效控制和降低。国债资金的运用应仅限于具有经济效益的领域，并重点投向基础产业及基础设施，以及企业技术改造和信息产业及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国债资金向这些领域的投入不是包办或垄断，而是重在发挥其对民间资本的引导作用。国债资金应退出纳消费性领域，有关社会保障事务应通过税收等无偿性收入来解决。在国债资金投资结构上，要逐步加大新兴产业及企业技术改造方面的投入，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升级，充分发挥国债投资的“扩散效应”和“乘数效应”，拉动民间投资的快速增长。要加大对国债投资过程的监督管理，确保国债资金的到位，提高其使用效益。在利用国债投资加大西部地区开发力度的过程中，投资的重点应放在西部地区的基础工业及基础设施方面，优化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并使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得到进一步加强。其次，要充分发挥财政贴息的杠杆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靠财政投资支持国家重点建设、优化产业结构和对社会投资实施调控，这是必不可少的。但在财政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日趋下降、国债风险加大的情况下，面对中长期优化产业结构方面巨大的投资资金需要，财政的直接投资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当前一种切实有效的方式是通过财政贴息支持政策性融资，变直接投入为间接拉动与引导。目前要扩大财政贴息的资金规模，使之成为加强供给管理的有效工具。再次，要通过税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刺激民间投资。要废除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变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并相应调低其基本税率，取消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区分；统一企业所得税，给内外资企业以公平的税收待遇。取消地区性税收优惠待遇，实行以产业为导向的税收优惠待遇。第四，要切实解决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和乱集资问题，充分发挥人大、政协、人民群众及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规范和约束政府本身的行为，切实减轻企业及个人的负担，调动其投资积极性。如在政府收费方面，有关政府收费的立项、收费标准的确定等都必须通过全国人大或省级人大的审批，收费标准的调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省级人大常委会举行听证会。各级政府只是收费的执行者和管理者，无权进行收费的立项、收费标准的确定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