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经济政策篇1
关键词：产业政策；全球化；能力建设；国际竞争力
产业政策理论已形成并发展了两个多世纪，随着古典经济学在经济领域主导地位的确立，产业政策曾一度被视为影响市场机制自由运行的障碍而饱受批判。然而上世纪末，代表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在解决拉美经济危机及转型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无所作为，人们开始重新反思产业政策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希望通过产业政策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从而引导并促进各国的经济发展。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状况下，各国纷纷推行抵御金融危机影响的产业政策，使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政策的意义更加重大。
一、传统意义上产业政策的产生及其特征
产业政策的实质是政府对产业活动的干预，即政府通过对相关产业推行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干预资源在产业内和产业间的配置，并使资源按照不同于市场机制引导下的配置方向重新配置，是解决经济、社会重大问题的综合性目标政策，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也是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的重要方式。传统产业政策的主要特点表现为挑选赢家、严密保护、直接干预三方面。在执行产业政策过程中，政府往往出于一定的政策目标考虑，针对特定产业乃至特定企业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如，在对外贸易方面，为改善国际收支，政府往往会制定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战略，通过选择征收高额关税及推行非关税政策对本国市场实施严密保护。早期的产业政策帮助一些国家奠定了工业发展的基础，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但由于在产业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往往会对相关产业或企业产生较为明显的租金，导致政府及其机构出现普遍的寻租及政府工作效率低下等现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深陷危机中的拉美经济是最鲜明的例证。因此，传统意义的产业政策遭遇普遍的怀疑，这直接导致“华盛顿共识”的产生。
二、经济全球化形势对产业政策的新要求
经济全球化格局的形成导致以贸易保护为核心内容的传统产业政策理论的终结。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与关贸总协定的建立，促进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但日本、东亚、拉美等国仍制定一系列产业政策，针对外国产品的进口替代、跨国公司在本国的直接投资、本国资本项目的开放等方面设置种种限制，通过严密的贸易保护实现本国经济发展。然而，在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现代科技的推动下，随着全球经济相互融合的加速，全球商品市场、资本市场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欧盟、东盟等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的产生，在推动区域协作发展的基础上，打破了各国在贸易与投资方面所设置的限制。
现代国际贸易发展也摆脱了单纯以要素禀赋为标准的传统理论的束缚，转而考虑不同国家在新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与作用。从这方面来说，现代产业政策理论也必须克服传统的静态思维模式，而着眼于通过有效的产业政策，促进特定产业升级，实现特定企业面对国际竞争时的动态调整，从而通过创造动态比较优势，实现现有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提升本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上世纪末，随着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航空航天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的发展，知识、人力资本、组织资本、社会资本等无形资本在生产中的地位日益得到强化，在大规模生产系统中，研发与营销等非生产环节成为最能创造价值的环节。在这阶段，创新与研发、区域集群中企业之间的协作这两方面在产业政策理论中的地位得到极大提升，不断产生的各项新的要求，导致近几年西方经济学中现代产业政策理论的产生
三、现代产业政策的新特征
科学技术的发展及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使传统意义上的产业政策越来越不符合当前的经济形势。尤其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泛采用产业政策的拉美国家与东亚诸国先后陷入经济危机、货币危机的困境，这就把传统意义的产业政策推向灭亡。代表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不断推动新经济发展的策略，以欧盟为代表的区域合作组织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各项举措，也代表着现代意义上的产业政策的产生。与传统的产业政策相比，现代产业政策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的新特征：
首先，现代产业政策把创新能力建设作为其核心内容，教育、培训与研发成为现代产业政策理论的重要议题。随着创新经济学及演化经济理论的发展，现代经济学已摆脱传统的静态思维模式，而把创新科技发展视为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驱动力，通过推行公共教育与提高科研能力，促进产学研合作，加速创新成果商业化进程等，从而增强社会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保证经济的增长。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一方面体现在确立创新发展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通过加大教育等公共方面投入的力度，扶持一些外部效益较高的创新部门的发展，从而产生全社会性的创新浪潮，保证经济稳定增长。在这方面，欧盟产生之初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就明确规划了欧盟各国发展教育与培训事业，随后的《博洛尼亚宣言》以在民族国家内建立“欧洲高等教育区”作为其行动的根本目的。“里斯本战略”的制定更是明确了欧盟各国要通过在创新能力建设方面的合作，最终确立欧盟各国在国际领域的整体创新竞争力，保证欧盟能在发展知识经济的基础上，实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克林顿政府围绕斯坦福大学等高校发展信息技术的新经济政策则更鲜明的揭示了能力建设在现代产业政策体系中的作用。
其次，现代产业政策打破了传统产业政策偏重于供给推动为主要手段的调节机制，而转向综合利用供需两端的政策实现其政策目标。传统的产业政策主要通过挑选赢家的机制，通过许可证、直接补贴、税收减免等方式，引导社会投资的方向，改变相关产业的供给结构与供给水平，从而实现对本国经济发展的方向调整。在传统产业政策阶段，政府采购固然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但其更多是满足政府自身的消费需要，缺乏明确的目的性。而在现代产业政策阶段，公共采购已成为各国政府推动创新、引导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手段。各国政府可综合运用公共采购手段，消除创新主体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分担其创新成本，或利用公共采购创造一个自由市场无法在短期形成的需求规模，从而保障企业的创新行为能获得足够的经济利润，以刺激企业创造行为的发展，推动社会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保持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增长。
更重要的是，政府利用其所占有的知识存量对某一方面技术的发展趋势作出一定的预期后，就可以明确向各市场主体，也就是公共采购活动的供应者提出其创新方案的具体功能、成本及质
量等多方面的要求，利用这些要求为企业的创新行为指明方向，引导企业的创新行为。这样，公共采购就可从需求的角度着手，起到引导创新行为的作用。据国外最新研究表明，在很长的时间内，在许多领域，公共采购比直接向企业提供研发补贴更能激发创新。在目前金融危机之时，各国政府纷纷通过公共采购刺激经济，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在这一时期，利用产业政策手段，从需求角度促进社会创新发展，提升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将有助于各国尽快摆脱危机所带来的困扰。
再次，现代产业政策更关注在wto规则的限制下提升国际竞争力。在传统产业政策框架下，一个国家无论是采用进口替代战略，还是出口导向战略，都往往选择严密的措施对本国市场进行保护，鼓励出口产业的发展，改善本国的国际收支状况。随着二战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每个国家都通过紧密的商品贸易、要素流动和金融交易与其他国家联系起来。在这样的形势下，任何一个国家想独立存在已经不再可能。wto的相关规则也限制关税、配额等传统产业政策工具的使用领域。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就必须在wto及其他多边或双边协议的许可下，充分发挥全球市场的功能，运用各种政策手段提高本国的国际竞争力，从而提升本国在国际价值链中的地位。
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集群及区域经济协调已成为推动地区经济迅猛发展的重要形式。在这方面，欧盟走在世界前列。欧洲的一体化使欧洲形成了一个统一市场，促进具有规模效应的技术交易。同时，欧盟范围内整体教育水平的提升与教育事业协作能力的加强、公共与私人部门研发行为资源共享性的增强、全欧洲层面金融体系的发展，共同促进了欧洲的经济增长。像欧盟这样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与国际产业分工，从而实现整体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也成为现代产业政策的重要研究领域。
最后，在现代产业政策体系内，政府的角色已从传统的直接管制转向在健全市场功能的基础上，通过制定规则，为经济发展提供完善的制度环境。在传统产业政策模式下，政府管制的功能往往会使其行为获得巨额的租金，而一旦政府机构的委托机构没能得到合理设置，或缺乏足够的监管机制，就容易诱使普遍的寻租现象，从而降低政府行为的效率，破坏资源的最优配置，这也成为新自由主义攻击传统产业政策理论的主要理由。
现代产业政策体系并不否认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有效性，而且在一些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中，还必须依赖政府的引导，来完善市场功能，健全市场机制。在建立相对完善的市场机制后，政府的功能将更多的体现在通过指定具体的保障机制，来为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提供必要的环境保障。
在制度制定过程中，为避免寻租现象的产生，一方面，必须强调对政府公共行为机制的有效监管机制，保证政府行为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另一方面，还要更加注重政府与各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沟通机制，从而在科学有效的政府运作机制的维护下，协调发挥市场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双重功能，最终保证社会资源得到充分和有效的利用，推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
传统经济政策篇2
关键词：传统行政；公共管理；转型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传统的行政理论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因此，要做好相应的公共管理工作，以便于更好地发展社会经济，保证社会经济持续、迅速、平稳的发展。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传统行政存在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导致政府公信力降低。本文通过对传统行政向公共管理模式转变的探讨，找到了更加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行政管理模式。
1传统行政与公共管理的含义
1.1传统行政的含义
传统行政是政府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赋予的职权行使自身行政权力、公共服务权力。传统行政理论起源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它是基于韦伯的官僚科层制理论，主要强调了行政管理中的制度化和非人格化，它强调的是公务员知识政策法规的执行者而并非是制定者。
1.2公共管理的含义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的行政管理理论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而公共管理是按照社会发展的需求进行行政管理，相对于传统行政管理理论而言，规范了政府的行为。在公共管理中，政府可以更好地发挥职能，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增强政府的公信力，能够更好地满足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
2传统行政向公共管理的转变
2.1转变管理理念
传统的行政管理中，政府人员通常以管理者、上位者的身份自居，造成政府工作人员权利意识增强，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不利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政府的工作人员应当树立正确的服务意识，明确地认识到政府的职能是为人民服务。建设服务型政府不仅是要管理人员转变管理观念，更需要相应的政策支持。在相关政策的约束下，政府工作人员才能规范自己的行为，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再单是一个口号，而是一个实际的行动。政府工作人员应当站在群众的角度看问题，积极地为人民服务满足人民的需求。为了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要建设一个服务型政府，让政府的工作人员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2.2建立健全决策机制
决策机制的建立与健全能够更好地保障政府的行政管理质量。首先，我们需要建设一个科学合理的决策机制，在决策的过程中充分运用科学发展观，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提高政府的决策水平。其次，要注重民主决策，在决策的过程中各抒己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意志，使决策更加民主。同时，在决策的过程中还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以及其他的规章制度进行，保证决策过程的公正性和合法性。最后，建立以法律为支撑的决策机制，政府在进行决策时要坚持以法律为准绳，恪守法律的基本原则，不做法律规定之外的事，切实保证政府各项工作的展开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同时监督政府内部工作人员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减少不法行为的出现。
2.3发挥媒体及社会组织的监督作用
在传统的政府行政方式中，政府具有绝对的权威，外界人士无法对政府行为进行有针对性的监督，最终使得政府的行政效率以及管理质量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在政府行政管理向公共管理转型时，政府管理人员需要转变传统的管理思想，虚心接受群众的意见以及人民大众的监督，认真完成政府的职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另外，政府部门应该接受多方的建议，和社会大众共同治理，在人民大众的监督之下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在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同时进一步提升政府社会形象。除此之外，社会组织也充分享有监督权，他们可以帮助人民大众行使监督权，揭露政府的不作为，对政府行政队伍建设能够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相关媒体在揭露政府行为时能够起到很好的舆论作用，使人们能够及时了解政府的动向并参与到行政管理中去。政府要健全信息公开机制，这样才能防止政府内部人员滋生腐败，有利于政府提高自身公信力，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全国各级政府的行政质量和管理水平，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2.4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
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中，政府是社会管理治理的主体，在国家层面中垄断了所有的字眼，从国家建设到小家发展，到处都有国家管理的身影。改革开放之后这一现象得到了好转，治理国家的主体也发生了改变。现如今，社会治理的各个层面由国家治理、非营利性组织以及各种营利性组织共同组成，这也导致了国家的职能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国家逐渐放宽经济上的管制，减少了对经济领域的过多干预和控制，国家治理的局面逐渐地向公共治理的方向转变，国家行政体制也开始由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向公共行政管理模式转变。
2.5社会信息公开
行政观念的转变关键在于社会信息的公开，但是目前，信息公开情况并不是十分的理想，经常会发生公开征求意见时群众参与的人数过少等现象。这主要是因为立法机关以及其他的相关部门信息公开不全面，公开范围较小造成的。因此，立法机关以及其他的相关部门应当充分地进行信息公开，如果没有全面的信息公开只会造成公众参与的空洞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信息公开成为一种形式，比如说在价格听证的过程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政府与一些非营利性组织以及群众的交锋，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最重要的信息，比如说成本账目、垄断等现象是没有的。因此，社会信息公开化、透明化是必不可少的，在传统行政管理模式向公共行政管理模式转变的过程中，信息公开对增加政府公信力，提高国家凝聚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3结束语
政府要想更好更快地发展就必须转变传统的行政管理理念，进行公共管理，更好地提高政府部门的公信力，提高政府的公共行政能力。因此，传统行政管理理念向公共行政管理理念的转变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综合国力提高的必要条件，因此，政府必须积极地转变行政管理理念，逐渐适应社会的发展，为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提供支持。
参考文献：
[1]吕志奎，孟庆国.公共管理转型：协作性公共管理的兴起[J].学术研究，2010(12).
[2]周燕.公共管理研究：传统与前沿———一个学科框架的描述[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1).
传统经济政策篇3
一、传导模型：一国货币政策与货币联盟货币政策传导比较
在现代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完整的货币政策传导模型包括货币政策目标、工具、市场以及其参与者、传导载体、传导链（层）。广义讲，还包括与本国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和他国货币政策的相互传导机制和传导效应。并由此划分为国内传导和国际传导两条途径、经济变量传导和金融机构、市场传导两种方式、金融自身调节和金融作用于经济两个阶段。经综合简化，我们得出一国基本的货币政策传导模型。
在该模型中，需要说明的是：（1）货币供应量（m）是由中央银行决定的预设指标，表现为预期的中央银行货币量、货币供应总量或货币增长率上下限等；（2）金融市场主要指货币市场、外汇市场。中央银行借助m，影响金融市场上资金的流动性，随之形成市场利率（i）、证券价格、汇率（e）向国内产品市场、国际金融市场传导货币政策的机制。他国向本国的货币政策传导亦复如此；（3）其他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和要素价格变动，可能部分增强或抵消货币政策传导效果。因此，政策搭配和相互间传导机制的构建至关重要；（4）国际贸易（B）是联系国内、国际产品市场的桥梁。m、i、e、B的变动，最终实现一国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的内外供求均衡，货币政策传导效应完成。
货币联盟是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产物。若假定联盟内各国经济周期一致、金融市场完全一体化、要素市场具有充分流动性、影响产品市场的外生变量如财政政策、就业政策统一，则货币政策在联盟内各国间的传导基本上可视为被扩大了的一国货币政策国内传导。其传导机制与后者并无二致。但上述条件在现实中并不完全具备。对联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分析因之更为复杂。
与一国货币政策传导不同的是：（1）各成员国经济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程度是影响联盟统一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最重要变量和基本出发点，前已述及；（2）统一中央银行体系的独立性、透明度、协调性是统一货币监控指标m、i得以实现的关键；（3）在联盟内各国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过程中，由于各国通货膨胀率、失业率、经济增长率、要素流动性等外生变量变动的不一致，信息的不完全，影响统一货币政策下名义i、e和真实i、e在各国间的变动差异，则可能出现货币流动和货币替代导致货币供求的地区性结构失衡。因此，货币政策传导中应建立一种约束机制以弥补或抵消这一缺陷；（4）与（3）相适应，统一中央银行体系的首要或最终目标是且只能是保持币值稳定，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如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则需要由联盟其他机构或各成员国政府完成。就强化货币政策效力和联盟“整体利益高于一切”而言，若一国宏观经济政策与联盟货币政策不能有效配合，则该国要么退出货币联盟，要么向统一货币政策妥协。
有鉴于此，欧洲经济货币联盟（emU）货币一体化伴随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各成员国货币政策也经历了由国内到国际由局部到整体的传导过程，初步实现了统一货币政策传导的条件，如1979年建立欧洲货币体系（emS），形成以欧洲货币单位（eCU）为核心，双重中心汇率运行机制（eRm）为主体，以信贷体系为辅助手段的区域性可调整固定汇率制度，为emU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89年《德洛尔报告》强调了所有成员国货币自由兑换、资本市场完全自由化和金融市场一体化固定汇率；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提出emU的建设进程和引入单一货币——欧元（eURo）的设想；经实施，第一阶段（1990.7.1～1993.12.31），欧洲统一大市场启动，欧盟（eU）取代欧共体，旨在促进欧盟各国经济、货币、财政政策协调和趋同的《马约》正式生效，《欧洲中央银行章程》出台，emS进一步强化；第二阶段（1994.1.1～1998.12.31），欧洲货币局（emi）建立，从欧盟总体货币形势出发，每年公布货币供应量（m3）的增长上下限，以此监控、协调各成员国货币政策，emS汇率运行窄幅波动再度缩小；1998年3月，欧盟执委会宣布11个欧盟成员国达到实施单一货币条件，可在1999年1月1日（第三阶段开始，至2002年6月30日欧洲货币一体化完成）启动欧元，在欧元区内实行永久固定汇率制，实现货币、货币政策、中央银行“三个统一”；eCB执掌货币发行权和货币政策决定权，nCBs参与并执行eCB货币政策的决策，决定各自的业务政策，并按eCB的指令管理外汇储备等。欧洲中央银行统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构建初具雏型。
二、从德意志联邦银行看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欧洲中央银行从框架设计上尽管参照了西方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制度和经验，但主要是以德意志联邦银行的操作模式为蓝本，二者在组织结构、货币政策目标、工具、独立性设计等方面都颇为相似，了解德意志联邦银行货币政策传导特点，对分析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无裨益。
概而言之，德意志联邦银行的货币政策主要通过监控货币供应量m3，协调运用三大货币政策工具，改变银行的流动性，并通过金融市场的利率机制，间接地影响银行的信贷政策以及德国经济对货币和信贷的需求，最后集中作用于经济中的支出和物价的决定。这一传导机制主要受信用机构的货币扩张机制、德国最低准备金以及再融资制度特征的制约。由于整个银行体系信用货币扩张在短期内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对中央银行货币的无弹性需求和滞后效应，联邦银行就此可凭借其在中央银行货币供应方面的主导地位，运用可支配的工具去调整利率和货币市场的需求条件，使之与货币目标相一致。首先，它改变自已的再融资交易和公开市场业务的利率，其次，它选择提供或抽取中央银行存款的最佳渠道，并且决定干预货币市场的时间和在货币市场提供流动性的区间。通过对货币市场流动性的管理，联邦银行对信贷和资本市场条件施加间接影响，使在预定的方向长期影响银行贷款愿望，以及经济对货币和信贷的需要，从而使货币扩张适应其货币增长目标。与长短期调节相结合，联邦银行还常常利用外汇掉期和外汇回购交易，对货币市场进行“微调”，通过吸收和提供流动性抵制每月最低准备金缴存期间信用机构在中央银行存款所出现的难以预料的波动。货币政策传导效应因而得以巩固。
由于eCB与德意志联邦银行一脉相承，故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章可循，特别表现在二者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的高度相关、可比上，由此可明晰eCB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核心——流动性管理和利率机制。
1、公开市场操作
公开市场操作均是两行最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其目的是引导市场利率、管理市场流动性及为货币政策的导向传递信号，从而控制货币供给量。操作主要采用有价证券回购协议方式。其实质是中央银行以金融证券作抵押向商业银行提供短期资金。从联邦银行的经验看，它适应了与国外市场联系更为密切的德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需求，从而可对金融变化作出迅速反应和采取力度不同的措施。货币市场的水平和结构在很大程度上由这种交易的流动性和利率结构所决定，且可通过货币市场利率对定期存款利率进而对银行从非银行部门获得资金的边际成本施加影响。此外，回购协议方式的公开市场利率报价和寻价还具有心理上的信号效应，中央银行可利用它们去影响市场上的利率预期。
在eCB的操作框架中，公开市场操作主要由nCBs组织实施，但其适用条件（如回购利率）等则由eCB统一制订。这意味着，eCB为整个欧元区的货币市场利率水平制订了依据。
除主要利用回购协议进行短期融资操作外，eCB还可利用直接交易、发行债券、外币掉期、吸收定期存款开展公开市场长期融资操作、微调性操作、结构性操作。直接交易指eCB通过向非银行部门出售货币市场票据，利用价格竞争机制，直接影响银行的存款利率。外汇掉期交易在通行的市场利率下进行，除影响流动性外，一般不对汇率产生直接影响。上述操作的有效性已经德意志联邦银行运作实践所证实。
2、存贷款便利
eCB为控制隔夜市场利率，暗示其货币政策基本立场，设立了存贷款便利。在此种便利下，eCB可向市场提供或吸纳流动性，使市场利率不致超过中央银行事先确定的范围，即上限是贷款便利利率（类似德意志联邦银行的伦巴德利率），下限是存款便利利率（类似于德意志联邦银行的贴现率），介于二者之间的是回购利率。在德国，短期存贷款利率和利率结构常随贴现率和伦巴德利率的变动而变动，并与联邦银行流动性政策相互关联。其基本关系用之于对eCB存贷款便利的分析，则可解释为：当货币市场的流动性十分紧张，存款便利利率远低于货币市场利率（如回购利率），则主要的银行利率与存款便利利率的自发联系将使货币市场利率的上升趋势只能通过银行向其客户提供资金而逐渐传导出来。如果银行不使其利率适应于一般的货币市场条件及其边际融资成本，则盈利机会减少，以致银行贷款愿望迟早降低；如果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预期，流动性政策与利率政策的相互作用比通过提高名义利率来控制经济中的信贷需求更能有效抑制货币扩张。反之，对贷款便利利率的分析亦复如是。如此eCB可达到维护市场稳定性的目的。
3、最低存款准备金要求
为稳定市场利率，控制市场流动性和货币扩张效应，eCB还决定向欧元区内所有信贷机构提出最低存款准备金要求。作为一种政策工具，最低准备金具有双重功能。首先，它给eCB通过改变其比率以持续地调节银行在中央银行存款或贷款便利提供了选择，或在特定的准备金比率下，使银行的货币创造比没有最低准备金要求相比更依赖于eCB及其提供的流动性和利率政策的便利。由于最低准备金同时也用作银行的“流动资金”，可使eCB在不丧失对货币加强控制的条件下在货币市场上稳定流动性和利率变动的趋势；其次，除影响流动性外，最低准备金还影响利率，表现为准备金比率的增加首先减少银行盈利，削弱其对外授信能力，承担由此带来的机会成本，而在负担转嫁过程中，降低存款利率要比提高贷款利率困难得多，从而抑制了货币扩张效应。eCB最低准备金制度的这一内在特征，同时也正是德意志联邦银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对eCB即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作一基本描述：为实现“保持物价稳定”的首要目标，eCB选择货币供应量m3作为中介指标，由各成员国综合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存贷款便利、最低存款准备金要求“三大法宝”，使得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刺激因素——流动性和利率——从各国货币市场开始，进而通过金融市场扩展，使m3年度目标和主要经济目标变量在长期内也有望达到。eCB还须在一年内经常考虑是否、何时、以及在何种程度上通过改变货币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条件使货币扩张对货币目标的偏离得到纠正。故货币、经济、财政等方面的变量（事实上和潜在的通货膨胀率、汇率、利率、经济的实际增长）将受到监控，并采用各种指标评估货币政策运行状况的适当性和有效性。同时，考虑到现实条件下欧元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因素，且必将对eCB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产生影响，为此须作进一步分析。
三、不确定性：影响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效应的因素
按内外因论的思想，影响eCB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效应的因素源于欧盟及eCB自身的机制缺陷和外部潜在的干扰力。前者作用于欧洲中央银行体系（eSCB）独立性、透明度、协调性，后者主要指各国宏观经济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协调度，以及微观经济主体行为预期的不确定性。
（一）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独立性、透明度、协调性程度
从历史经验看，中央银行独立性是保证币值稳定的必要条件。在独立性设计上，eCB组织机构、人事任免、股权结构、权力行使、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都较独立性久负盛名的德意志联邦银行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基于欧盟机制上的缺陷，如欧盟成立之初由各成员国财政部长组成的“稳定委员会”，将是eCB在执行货币政策上的对抗者，eCB与联盟其他机构存在的各种联系，也可能影响eCB的独立性及执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此外，各成员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状况参差不齐，像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缺乏中央银行独立于政府的经济和政治条件，要使其完全脱离政府指导，任务艰巨。由于eCB货币政策统一且不可分割，nCBs独立性高低不同势必导致货币供应和通货膨胀指标的地区性失控，进而削弱整个eSCB的可信度，其货币政策传导效应也将大打折扣。
就透明度而言，由于适合欧元区的货币政策态势不一定普遍适用于各国，不同指标与物价稳定目标之间的关系也很不确定，增强透明度可使各国经济实体事先了解eCB货币政策调整姿态，从而形成对通货膨胀和未来经济发展的正确预期，强化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但eCB目前尚缺乏一种有效的管理约束机制保证其透明度和信息披露充分性。
与独立性、透明度相一致。eSCB的协调性程度同样影响其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发挥，由于各成员国金融制度、中央银行业务政策的不一致，对币值稳定的作用和通货膨胀的成因的看法不尽相同，经济发展区域性差异也要求货币政策操作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势必引起eSCB货币政策决策特别是执行上的分歧和抵触，从而导致稳定币值目标处于次要地位或客观上造成反通货膨胀不力的危险。而加强协调，求同存异，取决于eCB的内部控制制度和组织管理艺术。
（二）各国宏观经济政策与eCB货币政策的配合协调度
就政策取向看，eCB将执行以币值稳定为目标从而是谨慎的独立货币政策。“增长与稳定条约”则明确规定，欧元区成员国应奉行财政预算平衡或略有盈余的稳健财政政策。但随着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其内在的一些深层次矛盾也将显现，如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与欧盟执行的严格的货币、财政纪律、政策的矛盾，货币与财政合作不均衡的矛盾，经济发展差异与欧盟财力不足的矛盾，特别是在经济衰退等使各成员国经济离异增大的情况下，国家的利益与联盟的利益的矛盾可能激化，引发联盟内部的金融危机，甚至扩展至全球。就目前各国财政政策而言，德国、法国、意大利等首批加入欧元区的国家在压缩预算赤字方面尚且勉为其难，双紧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能否维持，则更难以预料。即便维持，各国也需付出经济增长的相当代价。这也正是欧盟试图只控制银行信用而对各成员国财政信用无力控制的机制缺陷所在。同时，在一个经济发展周期仍存在差异，没有财政转移机制，且劳动力等要素流动性较差的欧元区内维持固定汇率制仍存在困难，从而影响eCB的汇率政策和货币的内外稳定。
从非联盟国家对联盟的货币政策传导看，如果美国提高利率，大量资金流向美国，欧元流动性遇到困难。为对付美国，eCB相应提高利率，结果导致失业率上升，欧盟一些国家就会难以承受，进而调整其就业政策和财政政策，而其政策效果，极可能与eCB统一货币政策意图背道而驰。从这个意义上讲，eCB与美联储的合作程度，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联盟统一货币政策效应的实现。
（三）各成员国微观经济主体行为预期的不确定性
宏观经济政策传导效应的发挥最终有赖于微观经济基础的运行和反馈。后者本身即包含了持续存在于生产和物价方面的不确定性。货币转换带来环境的变化，使这种不确定性尤显扑朔迷离，进而对整个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施加影响。
如前所述，eCB货币政策对经济活动经由流动性得以实现，并通过商业银行信用创造功能货币乘数效应间接提供或在公开市场上与非银行部门直接交易提供流动性。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银行系统提供的信贷交易和其他金融产品的替代效应。但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并非仅由银行等金融部门决定，现金漏损率和货币结构等影响货币乘数的因素由社会公众决定。因其对货币需求的流动性偏好不同，银行货币创造环节可能因此受阻或中断，而在资本市场全球化的环境中，货币替代效应增强，也会使货币政策效力削弱。
传统经济政策篇4
关键词：货币政策；有效性；传导机制；复杂网络；灰色关联度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90（2014）05-0038-07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货币政策是各国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特别是2008年以来，受金融危机影响，货币市场和信贷市场一度出现全球性的流动性短缺现象。为此，各国政府各自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期通过增强市场流动性带动经济增长。从我国来看，为抗击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中国人民银行采取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如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有效遏制了经济下行趋势，使中国经济实现“保8”增长[2]。而针对货币政策实施、传导过程的复杂性，货币政策如何实施，进而如何有效影响宏观经济运行一直是各国政府及中央银行最为关注的问题，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通过对先前文献的梳理发现，国内学者对货币政策的研究重心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货币政策目标体系选取方面的研究，包括对最终目标、中间目标及操作目标的选取；二是对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的研究，其中大多数集中在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方面。
针对货币政策目标体系方面。（1）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传统理论认为货币政策存在五大目标：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和金融稳定。目标之间存在着比较复杂的关系，既有相互一致的一面，又彼此之间存在着矛盾[3]。针对此方面，范从来（2010）也提出相同看法，同时，他还针对不同国家货币政策的实践情况，提出货币政策目标具有由多目标转向单一目标收敛的特征，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经历了经济增长向物价稳定的转变[4]。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将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确立为“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以法律的形式界定了目前中国货币当局的首要目标[5]。（2）货币政策中间目标。中间目标作为央行衡量货币政策效果的短期目标变量，必须满足相关性、可控性和可测性三个要求。各国在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通常选用利率、汇率、货币供应量和通货膨胀率作为中间目标[6]。而对于已经建立起来的中间目标，随着经济体制、调控目标等经济环境的变化，其对货币政策传导的适宜性也会遭受不同的挑战。因此，对于中间目标的选取也应该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适时做出调整。早在20世纪60年代，国外学者就曾提出类似观点。poole（1970）提出，在经济收缩期，宜采用利率作为中间目标，而在经济扩张期则倾向于货币供应量[7]。我们所要关注的是所选取中间目标与宏观经济的关系是否稳定。1993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采用货币供应量（m2）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而在中国处于金融体制改革和通货紧缩时期的背景下，王劲松（2000）指出，传统的利率和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局限性已愈加明显，应该采取通货膨胀率作为中间目标。同时期，徐涛（2001）也提出相同的看法。卢宝梅（2009）通过对比汇率目标制、货币目标制和通货膨胀目标制在不同时期对各国经济的调整作用和存在的问题，特别针对我国长期在内外经济不平衡的背景下，需对货币政策的调整方式做出调整，进而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框架[8]。而针对货币供应量不再适合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部分学者提出相反意见。曾华等（2007）为研究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对我国1998―2005年相关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等验证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目前我国把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具有合理性，而利率则不具备[9]。而徐亚平等（2013）通过比较分析利率、汇率、货币供应量和通货膨胀率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合理性和不稳定性，指出我国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选取不应该是某个单一目标制，而应是一个目标体系[10]。
针对货币政策有效性方面的研究。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指的是货币政策是否能够有效地对产出、就业、消费等真实的经济变量产生影响，从而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而对货币政策有效性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方面。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指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影响中间目标，进而最终实现既定政策目标的传导途径与作用机理。不同学派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不同看法可以归纳为两大类：货币途径（包括利率传导、非货币资产价格传导和回避传导）和信贷途径[11]。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有效性问题一直是国内众多学者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通过运用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学者们对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也引起了新的争论热潮。徐厦楠（2004）通过深度解读利率传导机制和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从理论角度指出利率机制是我国货币政策最重要的传导机制，但对利率的行政管制严重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性[12]。李琼等（2006）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等检验方法，通过对1994―2004年我国m2、GDp等季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我国当前主要是货币渠道作为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相比之下信贷渠道尚未建立起来[13]。与此同时，盛朝晖（2006）运用实证研究提出相反意见，他指出由于我国尚未完全实现利率市场化，因而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信贷渠道明显优于货币渠道，而且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利率传导渠道正逐渐发挥作用[14]。这与张辉等（2011）得出的结论不谋而合，他认为利率传导机制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中具有局部有效性，究其原因在于我国的利率管制尚未完全开放，而且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深入，利率传导机制将会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15]。总的来讲，由于研究方法、样本数据选取及处理方法等不同，学者们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方面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分歧。
此外国内还有一些学者针对某一具体市场变量与货币政策有效性之间的关系展开了研究。王松涛等（2009）运用自回归模型对住房市场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进行了定量研究，由此认为住房市场是货币政策信号传导的重要载体[16]。孙飞（2012）选取了2001―2010年宏观经济的相关变量，通过构建结构因子向量自回归模型对市场预期是否能够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市场预期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并就此结果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在这方面，张强等（2010）也得出相同的结论[17]。
从以上研究来看，国内众多学者对货币政策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总的来说，学者们更多的是针对货币政策某个目标或传导机制的某一个侧面进行理论和实践研究，且实证方法单一，从而使得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片面性。相比之下，复杂网络模型能够对较为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内主体之间的交互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通过对系统网络特定参数的分析，实现对系统运行现状及优化路径的深入剖析（刘超，2013）[18]。对此，本文试图将复杂网络系统科学方法引入到货币政策研究中，同时运用灰色关联度模型，通过构建货币政策目标体系网络对相关内容展开实证研究，以期对整个货币政策目标体系和传导机制进行宏观上把握。
二、实证研究方法
（一）灰色关联度
灰色关联分析是一种系统分析方法，是对系统变化发展态势的定量描述和比较的方法。灰色关联分析的目的就是寻求系统中各因素之间的主要关系、找出影响目标值的重要因素，从而掌握事物的主要特征，促进和引导系统迅速而有效地发展。
灰色关联分析的主要思想是根据系统动态过程发展态势，即系统以前有关统计数据的几何关系及相似的程度，来判断其联系是否紧密。曲线越接近，相应序列之间的关联度越大，反之越小。灰色关联分析实质上是关联系数的分析。先是求各个方案与由最佳指标组成的理想方案的关联系数，由关联系数得到关联度，再按关联度的大小进行排序、分析、得出结论。该方法突破了传统精确数学绝不容许模棱两可的约束，具有原理简单、易于掌握、计算简便、对数据分布类型及变量之间的相关类型无特殊要求等特点，具有极大的实际应用价值。例如：在经济研究方面，肖楠等（2008）就曾运用灰色关联分析的方法，实证分析了资本市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19]。
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1.确定反映系统行为特征的参考数列和影响系统行为的比较数列，并收集相关数据。
2.对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目前，原始数据的无量纲化处理有均值化变换、初值化变换、标准化变换等。一般情况下，对于较稳定的社会经济系统数列作动态序列的关联度分析时，多采用初值化变换，因为这样的数列多数是增长的趋势。
3.求关联度。因为关联系数是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在各个时刻的关联程度，所以它的数不止一个，而信息过于分散不便于进行整体性比较，因此将各个时刻的关联系数集中为一个值，即求平均值。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记初值化后的参考数列为X0，比较数列为Xi（i=1，2，……n），且
X0={X0（1），X0（2），X0（3），…X0（n）}
Xi={Xi（1），Xi（2），Xi（3），…Xi（n）}（i=1，2，……n）
y（X0（k），Xi（k））=■（1）
y为X0与Xi在第k点的关联系数。式（1）中，X0（k）-Xi（k）=Vi（k），表示X0数列与Xi数列在第k点的绝对差；■■X0（k）-Xi（k）成为2级最小差，其中■X0（k）-Xi（k）为第1级最小差，表示找Xi数列对应点的差值中的最小值，而■■X0（k）-Xi（k）是第2级最小差，表示在第1级最小差的基础上，再找出其中的最小差；■■X0（k）-Xi（k）称为第2级最大差，其含义与最小差相似，？孜为分辨系数，在0～1之间取值，一般取？孜=0.5。
4.排列关联度与结果分析。通过关联度的大小排序可以看出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的联系紧密程度以及影响大小。
（二）复杂网络
现实世界中个体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可以用网络来描述。系统中的各个个体由网络中的各个节点表示，而网络中抽象的连边可以表示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就可以用复杂网络来描述现实世界中的许多系统。
在本文研究中，创造性地将货币政策多目标体系中的每个目标变量看作一个主体，变量之间的灰色关联度值量化主体间的连边，以此构成货币政策多目标体系网络。
在深入研究复杂网络特性时，须借助于网络的一些特性复杂网络参数，该部分所涉及到的网络参数有：
1.集聚系数（密度）。一个复杂网络的集团化程度可以用集聚系数来衡量，它也是表征网络性质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参数[20]。网络中与该节点直接相连的节点之间的连接关系可以用节点i的聚散系数Ci来描述，将其定义为：假设节点i与其他ki个节点相连接是通过ki条边，而且如果这ki个节点之间都相互连接，那么它们之间就应该存在着ki（ki-1）/2条边，而在这ki个节点之间如果实际存在的边数只有ei条的话，那么它与ki（ki-1）/2之比就是节点i的集聚系数，即：
Ci=■（2）
因此，所有节点集聚系数的算数平均值便是整个网络的集聚系数，即：
C=■■Ci（3）
在式（3）中，网络的规模大小用n表示，其中C∈[0，1]，所有的节点均为孤立点时有C=0，网络中任意两个节点直接相连时有C=1。因此可以说，复杂网络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全局几何量就是平均集聚系数。
2.度。网络的一个重要的统计特性就是节点的度分布[21]。一个节点连接的其他节点的数目即为该节点的度。一般来说，无权有向图的一条连边对节点度的贡献为2，此时网络的平均度可以表示成：
■D=■■CD（i）=■（4）
其中m和n分别表示网络的边数和顶点数。而在相关网络分析软件中，对于赋权值网络的边对节点度的贡献与该边的权值有关，即若主体间存在边连接，且根据“边”的具体含义赋予其较高的权值，这样会相应增加两端节点的度数（大于甚至远大于网络节点数），进而也会增加网络的平均度数。
3.平均路径的长度（距离）。平均路径长度指的是复杂网络中所有节点对之间的平均最短的距离。从一个节点到另一个节点所有经历的边的最小数目即为节点间的最短距离，而网络的直径是指所有节点对之间的最大距离。直径和平均路径长度衡量的是网络的传输效率与性能。若L为平均路径长度，那么平均路径长度L的计算公式为：
L=■■dij（5）
研究复杂网络过程中，一般地将连接这两个节点的最短路径的边的数目定义为两节点间的距离，任意两点间的最大距离为网络的直径，所有节点对之间距离的平均值则为网络的平均路径长度，它描述了网络有多小，即网络中节点间的分离程度。而平均最短路径的取值范围为（1，+∞），当且仅当网络为全连接网络时，平均路径L为1。绝大多数大规模的真实网络中的平均路径的长度比想象的要小得多，这是复杂网络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发现，我们称之为小世界的效应[22]。我们所研究货币政策多目标体系网络就是典型的全连接网络。
三、货币政策多目标体系网络的实证研究
货币政策目标体系具体分为：最终目标、中间目标和操作目标。该目标体系也系统反映了货币政策如何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的整个过程，即政策工具使用――操作目标得以控制――调节中间目标――最终目标得以实现的传导机制。在实证研究中，分别选取若干真实的经济变量代表最终目标变量、中间目标变量、操作目标变量，通过构建复杂网络来考察整个变量体系内部的相互关系，如图1所示。
（一）变量设定与样本数据
1.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变量。传统理论认为货币政策存在五大目标：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和金融稳定，多目标的相对重要性随经济体制、市场化程度和国际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而不同。为此，本文分别选取GDp增长率、Cpi、就业率、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差额之和、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分别作为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和金融稳定的变量。
2.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变量。中央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以货币政策工具首先影响利率、货币供应量等经济变量，通过这些变量的变动，进而影响产出、就业、物价和国际收支等最终目标变量。因此，利率、货币供应量被称为货币政策的中间变量。同时，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仍然相对比较缓慢，企业直接融资的规模难以在短期内大幅度地增长，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金融结构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性的扭转，因此关注信贷增长的变化对我国的货币政策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选用货币供应量、利率和信贷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在本文中，我们分别以广义货币供应量m2、全国银行间7天同业拆借利率和信贷规模作为上述中间目标的变量。
3.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变量。当中间目标不受中央银行货币工具直接影响时，可以根据操作指标判断政策工具是否准确，通常采用基础货币和存款准备金率作为我们的操作目标。
该部分实证选取1993―2012年时间区间内的相关数据变量。
（二）实证结果分析
1.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子网络。以五个最终目标作为网络的节点，以每个最终目标对其他目标的灰色相关度作为连边的权重组成货币政策多目标体系网络的子网络――最终目标子网络。对应的网络矩阵如表1。将该网络进行可视化操作，如图2。
（1）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子网络的节点度值。从表2数据可以得到：Cpi作为物价稳定目标的变量，在整个网络中的度数最高，表明其在网络中居于核心的位置，说明该变量可以最大程度的影响其他指标的变动。按照度分布的大小，不良贷款率、GDp增长率、就业率、国际收支差额的排序也代表了目前金融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在整个最终目标体系中的重要性。
现实中，我们通常把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以及金融稳定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五大最终目标，但基于五大目标之间的既相互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五大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因此，必须立足于内外经济环境发展变化的需要，对最终目标体系进行总体的权衡或选择。而针对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周小川指出：在货币政策五个目标中，“绝大多数情况下中央银行最强调的还是物价稳定的目标”。这与我们通过数据分析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特别是在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我国金融市场保持快速健康发展的态势，市场规模迅速扩大，市场结构不断优化，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对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性愈加突出，也逐渐成为我国货币政策重点调控的对象。
（2）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子网络节点距离值。
averagedistance=1.300①
Distance-basedcohesion（“Compactness”）=0.850
（range0to1；largervaluesindicategreatercohesiveness）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最终目标子网络各指标节点之间的平均距离为1.30，建立在距离基础上的凝聚力为0.85，该数据表明，最终目标子网络五个指标之间的关系紧密，任何一个指标的变动都会对其他指标产生重大影响。
2.货币政策多目标体系网络。以货币政策多目标体系的所有目标作为网络的节点，以每个目标对其他目标的灰色相关度作为连边的权重组成货币政策多目标体系网络。对应的网络矩阵如表3。
（1）网络密度及距离。货币政策多目标体系网络密度的运行结果如下：
Density（matrixaverage）=0.8539
Standarddeviation=0.1081
通过密度值运行结果，我们可以看出货币政策目标体系网络的密度较大，整体网络对某一具体目标主体的变动能够产生很大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当前货币政策目标体系的传导是相对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实际实施后，会沿着运用政策工具――控制操作目标――调节中间目标――影响政策最终目标的路径有效地进行传导。
（2）网络节点度。货币政策多目标体系网络节点度的运行结果如表4：
通过以上度分布运行结果，我们可以看出：1）最终目标Cpi、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GDp增长率、就业率在整个货币政策多目标体系中度数最大，在整个网络中处于核心、支配地位，表明这四个最终目标在网络中与其他目标主体存在较多链接，即：可通过多种途径实现对这四大目标的调控，同时，这四大目标参数的改变会对整个目标体系网络造成重大影响。对比之下，另一最终目标――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差额之和的度数较小，在整个目标体系网络中发生的链接最少。2）中间目标变量按度数由大到小依此为全国银行间7天同业拆借利率、信贷规模、m2，利率的代表变量――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在中间目标中度数最大（存在对多的链接），这充分表明伴随我国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推进，利率传导机制在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越来越发挥主导作用，对比之中基于货币供应量、信贷量的传导机制所发挥的作用逐步淡化，即对货币政策总体绩效的贡献度相对较小，这与张辉等人（2011）的实证研究结果相一致[15]。
（3）网络距离。
averagedistance=1.000
Distance-basedcohesion（“Compactness”）=1.000
（range0to1；largervaluesindicategreatercohesiveness）
货币政策多目标体系网络节点间的平均距离为1。现实中，各层次目标之间存在着绝对的联系，与该实证结果显示的全连接网络相一致，且属于典型的小世界网络。这表明货币政策多目标之间的传导是高效的，也就是表明我国当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可知：
1.当前，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及传导机制是相对有效的。货币政策多目标体系网络的小世界特性表明在该网络中，对其中某一目标参数的调控及任一目标参数随经济、社会环境的改变而发生的变动都会对整个目标体系（各个参数）产生影响。这一结果深层次表明当前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是相对有效的，而且经济、社会环境的改变能明显反映在某一或某几个货币参数的变动上，进而为下一步的政策决策提供参照。
2.与其他货币传导机制相比，利率传导机制已突显出其在当前经济发展环境中的有效性和优越性。通过对比货币政策多目标体系网络中诸多中间目标的度分布，以同业拆借利率为代表的利率度数相对较高，与最终目标体系、操作目标体系发生最多的链接，进而表明操作目标的调整会明显反映在利率的变动中，利率的变动也会使得最终目标发生相应的变动和调整，即利率在操作目标和最终目标之间的“桥梁”作用最为明显，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利率传导机制的高效性和合理性。
3.当前我国货币政策目标应以“物价稳定”作为首要目标。在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子网络中，Cpi变动率的度值最高，充分体现物价稳定在当前经济发展环境中的重要地位。这表明货币政策的目标表现出从多目标向单一目标收敛的特征，中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也经历了经济增长向稳定价格的转变[15]。为此，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了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说明在理论上，我们已经解决了货币政策体系的最终目标问题[23]。
（二）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实证研究结论，进而提出以下建议：
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使得利率能够更好地反映资本市场资金的供求现状，充分发挥利率传导机制的优越性和高效性，进而提高货币政策中间目标与操作目标和最终目标的相关性和传导性，便于央行及时有效地进行货币政策宏观调控。
在货币政策实施、调整过程中，相关当局应以通货膨胀作为盯住目标，以此为依据，结合其他经济参量，对货币政策操作参量实行微调和预调，较大程度维持物价稳定，在此基础之上实现对整体货币政策目标的宏观把控。
注释：
①平均距离（averagedistance）数值的取值范围为d？叟1，d越接近1，表明指标节点之间的距离越短，联系越紧密。而距离基础上的凝聚力的取值范围为（0，1），较大的值表明更大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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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multi-targetSystemofmonetarypolicyBasedonComplexnetworkView
LiuChao1，wumingwen1，maYujie2
（1.instituteofFinance，Shandong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Jinan250000，China；
2.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ShandongYingcaiUniversity，Jinan250000，China）
传统经济政策篇5
【关键词】货币政策；区域异质性；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
一、引言
货币政策作为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在熨平经济波动、维护经济平稳运行、协调区域经济运行时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无论在量还是质的方面都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很多突出的矛盾也相伴而生，比如，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的二元经济结构，而这些差异恰恰违背了统一货币政策的前提即要求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内部经济结构是均质的。因此，中央银行“一刀切”的货币政策的合理性值得商榷。这也就为学者从理论和实证去验证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区域差异提供契机，从而为宏观政策制定者献言建策。
对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的研究可以追溯到scott（1955）以纽约为中心往周围空间扩散时公开市场操作的效果是否存在时滞性。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越发不平衡的大背景下，我国对货币政策效应区域非对称探索始于二十一世纪的初期。李虹檠（2010）指出在中国经济转轨时期，中国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城乡之间、不同产权结构的企业、正规和非正规金融部门之间）使得货币政策存在区域差异。从以往文献中可以看出统一货币政策确实存在区域异质性，对于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际指导意义。本文通过使用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将江苏省和浙江省在统一货币政策下的效果进行对比，从而进一步验证是否存在区域异质性以及深入探索产生异质性的原因。本文第二部分总结概括西方及我国关于货币政策区域异质性的理论和检验成果，第三部分介绍本文使用方法以及数据来源，第四部分实证研究我国统一货币政策在苏浙两省的异质性效应，第五部分简要分析苏浙货币政策区域异质性的原因和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国外已经有大量文献对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效应做出了深入研究，可以为后进者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这些研究大体可以归纳为两类：其一就是货币政策是否存在区域非对称效应；其二造成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原因。Scott（1955）论证了公开市场操作会形成以纽约为中心向外扩散的空间的传递时滞效应。Fielding和Shields（2007）发现地区经济差异和人口差别是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产生的重要原因，这些特征包括该地区中对利率敏感的产业的比重、企业规模、金融机构规模、房屋价格、人口数量及结构因素等；他们认为国家货币当局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该充分考虑地区之间的经济与金融结构的差异。torbenw.Hendricks（2008）使用马可夫转换方法基于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对欧洲中央银行所采取得统一的货币政策作用于欧洲五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以及英国）产生的非对称效应进行研究。他指出法国、德国、意大利的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在实施统一货币政策之前是同步的，而荷兰和英国的信贷传导渠道在实施这一政策前后存在异质性，而这种异质性表明在欧元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存在异质性的。这就进一步促使欧央行、欧盟委员会和一系列的政府组织积极推进欧盟金融市场的自由化。
近些年国内的一些学者也对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效应作了大量相关研究。常海滨（2007）在西方区域金融理论的基础上论证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黄河中游、长江中游以及西北地区共计十三个省份具有不同的传导特征，并阐述了是由于区域金融资源外流和金融结构失衡造成了货币传导机制失效的主要原因。胡振华（2007）和王书华（2010）都以区域金融结构差异为基础定量分析了统一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胡振华认为不同省份资本市场的完善程度的差异是形成政策不对称的“罪魁祸首”，王书华更加详细的指出不同保费收入、股本融资等区域金融结构差异的存在应该为货币政策的异质性负主要责任。同样王铮（2010）、乔发栋（2011）通过将中国区划为不同的经济区域计量经济模型定量对统一货币冲击对这些区域产出和物价的分析，最终得出货币冲击对这些不同地区无论是初始方向、滞后时间还有运动方式上都存在显著差异。王铮认为应该设立区域金融机构固化区域金融资源，同时货币当局应充分考虑地区间差异制定综合性货币政策，以避免单一货币政策带来不必要的负面影响。何丽娜（2012）在将我国区划为东中西三个经济大区的基础之上，依据最优货币区理论基于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实证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效应。结果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步以及产业结构差异是货币政策区域异质性的主要原因。
三、数据的选取及其检验
1.数据的选取
本文以央行货币供应量m2作为货币政策的变量，以浙江省和江苏省的人均GDp（通过人均GDp消除两个省因人口规模差异带来的影响）和Cpi代表两省的产出水平和物价水平。本文实证分析采用的数据是从1991年到2011年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两个省的统计年鉴。Cpi是以1978年为基期的定基物价指数，产出是以1978年为基期的可比价格计算的人均GDp。所有数据均采取对数形式以消除异方差。本文数据分别来源于1992―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江苏省统计年鉴》和《浙江省统计年鉴》。
2.数据的检验
处理时间序列数据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因此，首先对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采用aDF检验方法对序列进行检验。通过检验发现所有序列都是非平稳的，对所有序列进行一阶差分继续通过aDF进行检验发现除LnJDGDp外原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对LnJSGDp进行二阶差分在进行aDF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LnJDGDp是二阶单整序列。对LnJSGDp进行一阶差分进而对货币供应量和江苏省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物价（Lnm2、DLnJSGDp、LnJSCpi）进行JJ（Johansen―Juselius）协整检验，其中Lnm2、DLnJSGDp和LnJSCpi均为一阶单整序列，滞后期由aiC准则确定，检验结果表明这三个变量在5%水平下存在协整关系。同理对浙江省的序列进行相同的检验得出结果Lnm2、LnZJGDp和LnZJCpi之间在5%的水平下存在协整关系。
四、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无约束的VaR模型来分别评价统一的货币政策对江苏省和浙江省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物价的影响，按照aiC信息准则的要求选择建立滞后期为2的VaR模型是合理的，经检验两个模型的单位根都落于单位元内，表明设定的模型是稳定的。脉冲响应曲线中的横轴代表滞后阶数，纵轴代表产出或物价对货币供应量冲击的响应程度，图中的实曲线代表响应函数的计算值，虚曲线是响应函数计算值加减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区间。
（1）江苏省、浙江省两省物价水平对货币政策的响应效应
我们对货币供应量m2施加一个单位正的Cholesky标准差新息冲击，江苏省和浙江省的物价水平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扰动，江苏省的响应峰值为10.58%，出现在第五年随后逐渐下降；浙江省同样是在第五年出现响应峰值，但其程度不同只有9.42%随后下降。江苏省的物价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响应程度超出了浙江省的物价的变化，两省的物价水平均在第十年前后逐渐进入稳定状态。
（2）江苏省、浙江省两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对货币政策的响应效应
我们对货币供应量m2施加单位正的Cholesky标准差新息冲击，江苏省和浙江省人均国民产出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江苏省的响应峰值出现在第五年，浙江省的响应峰值出现在第三年并且峰值大小不同，江苏省为2.04%，浙江省的为1.53%，江苏省对货币供应量冲击的反映速度比浙江省慢，但响应程度比浙江省大。
五、货币政策区域异质性成因分析及政策建议
1.江苏省和浙江省货币政策区域异质性成因分析
（1）首先江苏省和浙江省的金融结构存在差异这其中包括金融机构的相对低位、金融资产的配置状况和金融机构资产的相对规模。金融机构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中处在源的地位，这决定着货币传导机制的差异。
（2）其次两省企业结构也存在着重大差异。江苏一直就是国家的经济中心，在企业结构中以大中型企业和外国投资企业占主导统治地位，相比之下浙江省的民营经济比较发达，企业结构以中小企业为主体。不同的企业结构就直接导致了对资金的需求规模、融资的途径以及对货币政策的反应都是不一致的。
（3）两省在投资水平、居民消费、出口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这些差异都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货币传导机制，从而表现出统一货币政策对两个省的产出和物价产生不同的冲击效应。综上分析即使在东部这样发达地区依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异，这样扩展到全国就会有更多的差异会对统一的货币政策产生扰动以至于所实施的统一货币政策的效果总不能“如期所致”。这也就促使我们思考采取怎么的货币政策才能在全国达到最优。
2.政策建议
面对统一的货币政策所产生的区域异质性，我们通过实证去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我认为由于不同地区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差异这就使得货币区域异质性的存在是合理的。我们不应该关注货币区域异质性本身进一步说就是消除这样的异质性并不是我们的目的而应该将我们的目光集中到怎样制定更优的货币政策去有效地支持不同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
（1）建立符合地区经济特点的金融体系。衡量一个金融体系是否有效的标准就是看它在配置资金方面是否有效。因此要统一的货币政策富有成效首先得建立一个有效的金融市场，而金融市场的有效是需要众多金融结构作为支撑的。这就需要我们因地制宜建立适合各个地区能够支持当地发展的金融结构，这就在第一道关保证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顺畅。
（2）建立符合地区经济特点的货币政策体系。这就要求中央银行在施行统一的货币政策时是否考虑不同地区存在的结构性差异，这些差异的存在肯定会对统一的货币政策产生不同的反应。那么是否可以建立一个以中央银行为核心按照地区经济的相似度成立不同地区性货币政策管理委员会，这种思想类似于美联储的管理体系及其运作方式。我想这样的货币体系会更加理性的站在地区经济发展的角度去执行货币政策，这总是优于统筹全国而施行的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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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经济政策篇6
一、两个经济现象引发的反思
本文认为这两个突出的经济现象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199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及其结果始终是分析当前经济运行的一个基本背景，经济转轨是分析二者之间内在关系的总背景，体制性约束是进行观点归结的落脚点。解释这种联系和结果需要理解西方现代财政政策的作用机理、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体制环境、实际作用和后续影响，在这一分析过程中会自然形成对当前经济失衡原因的基本认识。
二、经济转轨与财政政策工具性效果不足
评价中国财政政策有效性的最好方式，是分析被调控对象的特殊性，看看实际经济运行的特征及出现的问题，是否符合凯恩斯政策原理的一般性描述。
（一）西方现代财政政策的内涵
西方现代财政政策（又称凯恩斯政策），主要用于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短期非均衡问题。根据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在简化的假设下，任何实际产出的生产总会创造出同样数量的可支配收入，当收入没有全部用于消费而是一部分用于储蓄时，我们就说收入一支出的恒等式中出现了“储蓄漏损”；与此对应的是产出也并不全都是用于消费，还包括企业部门购买的资本品，它正好是收入一支出流中的一种“投资注入”，因此储蓄一投资机制决定着国内生产总值能否达到均衡，经济能否保持稳定地自主增长。
在“[总收入][总消费+（总储蓄总投资）][总产出][总收入]……”的产出循环中，总消费+（总储蓄总投资）是一个关键环节，市场机制的需求约束特征在此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消费倾向过低、当期消费需求不足导致总收入中用于储蓄的部分增长过快；二是预期最终需求不足导致投资意愿过弱，大量储蓄从经济运行系统中“漏损”后不能实现正常的“注入”，转化为投资需求。这两种情况的分别出现或同时出现都会导致经济增长失速、市场不稳定和萎缩。针对这种情况，凯恩斯政策主张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吸纳“漏损”的储蓄，补充民间投资需求的不足，将总需求拉回到正常水平。这里政策的效果集中在投资乘数上，而乘数"的关键是新增投资所直接引起的收入能以多大比例增加消费。消费是一切问题的核心。
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是市场机制内生的矛盾，会周期性地激化。财政政策的运用既是市场机制周期性危机的要求，同时财政政策的效果又以市场机制的既有效率为条件。因此，发达的市场经济是财政政策产生和有效的隐含前提，财政政策能否启动市场机制恢复，能否在短期内顺利退出这两个基本点，正是由此得出的。
（二）转轨仍是中国经济运行的重要约束条件
但是这次重大转折并不意味着转轨已经完成，以后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完全按市场的一般规则进行分析和应对。从实际感受来判断，市场化程度的加深，经济运行状态从资源约束到需求约束、从短缺到过剩的变化体现为一个渐变的过程。推动这种渐变的路径选择、实施步骤以及市场运行机制从无到有、从低效率到更有效率的运转，也必然是政府主导下的一个渐进过程。从政府推进改革的总体设计来看，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中共十六大提出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完成经济转轨的战略目标。这就意味着其间的20多年都将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过程。目前只能属于转轨的部分质变阶段，是转轨途中的一种过渡状态。在此期间，制约经济运行的矛盾既有市场机制下的一般矛盾，也有转轨过程中的特殊矛盾，其中后者对经济运行的制约更具深刻性。在市场化总体程度已得到实质性提升，而市场化结构性不均衡问题突出的背景下，经济运行必然要经历一个供给总量基本平衡甚至供给长期过剩，而供求结构性失衡矛盾尖锐的时期。由于这一时期的经济运行既有别于传统体制下和体制变革前期的全面短缺状态，又有别于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需求约束状态，有学者将其定义为“后短缺时期”。低收入水平的供给相对过剩取代短缺成为经济运行的常态。
（三）结构性问题成为市场机制运行的直接制约因素
由于渐进转轨策略的局限，结构性问题在这一阶段因累积而激化，制约着市场配置效率的进一步提升。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的突出压力：
1.渐进改革所形成的市场化程度不均衡和市场效率不均衡，使初步建立的市场机制出现运行不畅和低效率。用市场化水平作简单考察，产品市场内部的市场化次序表现为：农产品市场化程度高于工业品市场化程度，工业品市场化程度高于服务产品的市场化程度。要素市场内部的市场化次序表现为：劳动力市场化程度高于土地市场化程度，土地市场化程度高于资本市场化程度。总体而官，产品的市场化程度高于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这种不均衡意味着，由于市场效率实现程度的差异，最终消费品将首先出现买方市场的特征，而要素交易、供给调节方面将出现市场反馈不全面和低效率的局面。政府对市场的适应程度较低，则意味着政府对企业进行行政性干预的能力仍然很强，政策的传导机制还具有很强的传统计划体制的特征，如投融资体制方面。体制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经济运行中结构问题的普遍存在。
2.后续的转轨安排使总供求均衡经常性的低于充分就业水平下的均衡。中后期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由于各种风险不断增强，民众的不安全感和支出预期在加剧，普遍会根据体制变动的预期对消费需求做出不同程度的压抑。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转折来划分阶段，在这之前的近20年中，政府的主要目标是下放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被集中控制的权力和利益，随着权力配置资源模式的被突破，相应的利益分配和索取的权利也被分解到更多的主体身上。微观经济获得了少有的活力，经济增长与体制转轨也因此而获得了持续的推动。在这之后的过程中，政府改革的主要目标开始转向集中下放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各种责任，为市场机制的运行扫清障碍。比如包括职工下岗、养老、医疗在内的社会保障的责任，比如职工住房、子女教育的责任。这些责任不放下去，国有企业的问题就无法解决，银行的不良资产还会增加，一些竞争性商品与服务就仍然要靠公共部门以较低的效率来提供，计划应该进一步退出的领域不能彻底退出，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方式的功能就不能进一步完善。这种下放对经济增长和体制转轨而言，意味着政府、企业、家庭三者之间一次新的利益关系调整。与前一阶段相比，利益调整的方向可能会是逆向的，至少是复杂的。此外，市场开放度提高也使国外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更为直接。
处在目前转轨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方面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是市场的，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与市场失灵会同时存在于经济运行中，与之适应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本框架也将逐步形成，政府将逐步学会按需求约束的特征来调控经济。另一方面，由于经济转轨并未完成，市场机制的效率必将受制于传统体制下各种遗留问题的解决程度。市场化的总体进展可能同时伴随着一些局部矛盾的激化。这些矛盾的外部表象是市场运行的受阻和不畅，而矛盾产生的原因则是传统体制因素的制约。某些局部矛盾激化的程度可能比市场机制的周期性失灵更加严重。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虽然更趋于市场经济下的通行做法，但其应对的问题既不同于成熟市场经济中一般的周期性矛盾，也不是计划体制下的紧缩—扩张问题。
（四）财政政策工具性效果不足的必然出现
这里提出的财政政策工具性效果是相对于政府直接投资的产出效果而言。工具性效果不足，是指在转轨经济条件下，试图通过符合凯恩斯政策原理的财政政策调控并启动消费、实现经济自主增长是很难的。
在实际应对中，我们虽然按照凯恩斯政策原理一直试图以大面积、大幅度增加收入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改变消费预期，改善收入中的消费—储蓄结构；以连续、大量的政府投资来维持较高的投资水平、吸引民间投资，打通储蓄—投资障碍，但经济运行却一直无法摆脱消费难以启动、内需难以扩大的制约。政府投资带来的收入效应没有明显改变消费预期和消费倾向，而是更多地转化为储蓄的增加，成为下一次扩大投资的压力，使经济运行中的储蓄—投资机制进一步失衡。从评价财政政策效应的重要指标投资乘数来看，扩张性效果也一直呈下降趋势，表明政策的工具性作用不足。最终结果必然是政府投资无法疏导市场机制的传导障碍，进而形成了政府投资经济增长政府投资经济增长的直接外部推动式的经济运行特征。这种情况表明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并未产生凯恩斯政策预期的作用机理与传导效果。就启动经济自主增长机制恢复而言，这一政策的工具性效果严重不足。
既然目前的体制成熟程度和经济发展阶段还不足以使“财政政策经济运行市场机制”之间产生西方理论描述的内在机理与前提，积极财政政策就不具有一般性的反周期调节性质。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就主要不是市场机制内生的矛盾所引起，而应该是外部因素制约市场机制效率发挥的结果。至此，关于经济运行中的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我们就可以根据体制前提的不同提出两种解释：一种是成熟市场机制下一般的周期性原因造成的，是市场机制的短期非均衡问题，即市场机制导致的经济运行失衡。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弥补市场机制缺陷，消除经济运行中的障碍，从而恢复均衡和经济自主增长。另一种是转轨过程中的体制性原因导致的，是市场机制不成熟、不完善问题。这些问题总体上表现为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后市场机制的运行不畅，是体制性制约使现有的消费倾向、消费水平不能适应市场机制框架的要求。财政政策可以在一定阶段起到维持经济增长和稳定的作用，但无力消除这些体制性原因对经济自主增长机制的制约。仅就“财政政策一经济运行”的关系来看，不同体制条件下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凯恩斯政策主要体现为一种传导功能，作用于市场机制内部，是一种工具性使用。我国目前的积极财政则更多地体现为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具有一般经济主体的行为特征和产出效果。与凯恩斯政策的隐含前提相比，我们的体制环境不仅不同，而且处于变动中，具有相当的不稳定性。在转轨经济条件下，指望通过财政政策启动消费和市场机制是很难见效的。
的积极财政则更多地体现为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具有一般经济主体的行为特征和产出效果。与凯恩斯政策的隐含前提相比，我们的体制环境不仅不同，而且处于变动中，具有相当的不稳定性。在转轨经济条件下，指望通过财政政策启动消费和市场机制是很难见效的。
三、市场机制运行的障碍：消费的体制性压抑
按照凯恩斯政策原理，应对有效需求不足、启动经济自主增长的关键是投资乘数，即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动取决于居民收支预期和收入差距的状况。以下我们就来具体考察这两个关键条件如何受到体制性约束，从而导致财政政策工具性效果不足。
（一）传统体制下的“社会契约”无法通过市场化过程出清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了实现快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目标，政府与公众之间相应形成了一系列的社会契约。这些契约一方面要求公众必须忍受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带来的消费利益的牺牲，以使积累保持在较高水平；另一方面则通过统一标准将较低价格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安排于企业或单位中。改革开始后，随着价格的市场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推进，福利性公共品的供给价格必然逐步提高、成本逐渐外部化，顺利解除这一部分福利性公共契约是计划到市场转轨最终完成的前提。
（二）发展战略与转轨次序导致的多“二元结构”无法在短期内自动消除
中国20多年改革与发展的成就来自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战略——渐进改革所带来的结构性变动。即在非均衡条件下（如要素市场分割等）通过结构调整使资源转移和进行再配置，实现效率的提高和对经济增长的刺激④。但是也正是由于这样的路径选择，在效率增进的同时，非平衡的发展战略导致了比改革初始状态大得多、也比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大得多的两极分化。仅用传统“二元结构”（DualStructure）还不足以解释问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也不足以解释差距何以会拉得如此大。
另一方面政府主导、渐进改革路径下的非均衡发展，不断衍生出与经济转轨进程相联系的新的“二元结构”。在近20余年的体制改革进程中，从市场广泛化和深化来看，表现为产品市场化生产资料市场化金融市场化的市场逐步启动和放开的过程，而在这三大部分市场化的内部，也存在一定的次序，例如产品市场化，就有日用消费品市场化耐用消费品市场化等分过程。体制变动导致的利益转移形成了非正常的收入分化。这种“体制性收益”和“体制性损失”，反映了体制变动过程中各人因所处地域、产业、岗位、人际关系等不同，改革的步骤与方式不同，避免社会震荡的保障机制和缓冲机制不同，在改革的各个阶段里发生的收入分配差异与既有财富转移。处在不同改革次序上的家庭部门之间，有的轻易就获得了转移性收益，有的没有获得这种收益的机会，甚至失去了既有的收益，也就负担了体制转嫁的损失。类似的变动过程中，显然还伴随着大量由于法律不完善、监督缺位、运作不规范、体制性资源滥用所导致的“衍生性”收益畸高者与损失畸高者。这种因既有财富占有格局变动导致的收入分化，加上以效率优先、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拉开的收入差距，必然导致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畸高收入阶层”与“畸低收入阶层”的逆向分离。多“二元结构”在经济转轨的不同阶段衍生、博弈、固化，使收入差距呈现一种全面扩大的态势，导致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降低，加剧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程度。
（三）由上述两个原因导致的体制性后果：储蓄的过量漏损与消费环节的脆弱性
四、财政政策的一种后果：对投资体制性冲动的强化
第二阶段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主要是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普遍的投资扩张，信贷膨胀和外资猛增是主要的方式。与前一阶段不同的是，由于高收入群体消费升级的基本完成，以汽车、住宅等高档消费品为特征的需求大幅增长，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自发性的投资需求得到持续回升。在此背景和前一阶段政府投资行政性拉动的惯性作用下，中央政府投资增幅持续下降，并已出现负增长，地方政府投资增幅则迅速上升。2003年前三季度中央政府进行的固定资产项目投资额同比分别下降了7.0%、7.7%、14.0%，但地方政府的投资额同比分别达到41.5%、41.5%、39.7%.
出现政府主导型投资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化的原因，首先是传统体制下的投资冲动在特定条件下受到了刺激。1996年实行“软着陆”以后，经济过热迅速降了下来，但盲目扩张的投资机制并未从体制上消除。积极财政政策的连续实施和现行的流转税为主体分享的税收体制再次强化了政府投资行为，强化了地方对增长速度的记忆和追求。地方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分指标、下任务，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建设中的超前行为，工商注册、土地批租、税收政策等方面的竞相优惠和违规审批等冲动开始扩张。在投融资体制改革尚未到位，投资的微观约束机制和宏观管理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这种地方发展的冲动转化为简单的投资冲动并直接导致投资过热。目前出现过热的项目大都与各地发展“支柱产业”、“经营城市”、“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冲动有关。
政府主导下的投资增长必然导致非市场约束的过度投资和重复建设，这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实现危机有着本质区别。同时，与传统计划体制下投资饥渴和预算软约束不同的是，这次发生在转轨背景下的政府投资冲动，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已经确立，政府管理经济职能和投融资体制改革又远未完善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投资冲动启动后就不再直接以政府、以预算内资金增长来体现，而主要表现为民营、外资等企业投资和银行信贷资金的扩张（参见图3），但这些投资行为和项目都与政府的发展目标和意图紧紧相连。一些投资或者没有产权约束，或者资源通过非市场化途径获得（如土地批租环节的问题），本身并不反映市场价格。
微观方面制度性的国有企业退出壁垒构成了投资冲动的另一个重要变量。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由短缺经济时期投资扩张的预算软约束，演变为“后短缺时期”的弱淘汰机制和高退出壁垒。由于国有企业退出仍主要由政府决定，传统体制下的政府投资冲动的预算软约束很容易转化为转轨经济中的企业信贷扩张的软约束。在总需求因某种原因降低时，该淘汰而未被淘汰的国有企业需要有一定的市场份额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必要性，盈利与否变得并不重要，削价以获取市场份额的过度竞争越演越烈。而在某些领域的需求转旺时，政府行为的诱导又很容易使企业选择在原有的结构和水平上迅速扩张。
由于这样一种转化，我们看到，虽然国债资金和国家预算内资金对投资和经济运行的影响力已经下降，甚至在使用方向的不断调整中逐渐变得微不足道，但政府主导型的投资冲动却在地方普遍形成了。这种冲动是体制性的，事实上与积极财政政策是否退出已没有太大关系。进步讲，积极财政政策是否退出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阶段的经济运行状况。
五、结语一：关于当前经济运行失衡的看法
中国经济在进入市场机制框架建立的转轨阶段后，就一直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失衡问题，集中表现为投资一消费、总供给一总需求的断裂。这种失衡是传统体制性因素对投资和消费实施的逆向推动作用的结果。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通过直接的产出效果保持了总量上的平衡，但并未使结构性失衡问题得到缓解，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失衡的体制性根源。因此新一轮经济增长刚一启动就遇到了严重的结构性障碍。失衡意味着市场经济运行存在着系统性、整体性风险。本文关于经济失衡的主要结论如下：
传统经济政策篇7
一、抓学习，统一思想谋发展。统一战线工作作为我们党的一项战略性、全局性工作，事关党的执政地位和人民政权的巩固，事关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事关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近年来，随着对新时期党的统战理论政策的不断学习宣传，各级干部的统战意识明显增强，但基层仍有一些同志对统战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有的认为“统战工作现在不如过去重要，下面不如上面重要”，有的认为“不抓统战工作，照样完成经济工作任务”，没有认识到统战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中央明确指出：有没有统战观念，懂不懂统战政策，会不会做统战工作，是衡量一个领导干部政策理论水平和领导水平的重要标志。要进一步加强新时期党的统战理论政策的宣传教育工作，把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纳入县委中心组的学习内容，在党校继续开好统战理论课，在新闻媒体上举办统战理论政策宣传专栏和专题节目，加大统战理论和政策的宣传教育力度，使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真正树立统战意识，为开创统战工作新局面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抓调研，明晰思路求创新。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统战工作不能总是说老词、讲老话、老套套，不能依赖于过去的方法，必须在创新上下功夫，而创新的基础是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谋事之道，成事之基，是统战工作的一项重要的任务，是统战部门为党委当好参谋的基础工作。统战部要树立求真务实的作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尽量从事务性、应酬性的工作中摆脱出来，把主要精力用在思考问题、研究政策上、要立足县情实际，围绕新形势下统战工作中具有全局性、前瞻性的理论问题、政策问题，以及统战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努力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对策，为进一步完善政策提供依据，以理论创新推动统战各项工作的创新。
三、抓重点，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要发挥派、有关团体的优势，积极献计出力。要教育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按照“建设者”的政治定位、经济定位和社会定位要求自己，围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增强经济发展后劲，拓宽发展领域，搞活发展形式，努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经营管理水平，不断增大经济总量。工商联要指导和帮助民间商会建设，建立健全服务机制，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全面发展。要把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把个人的富裕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结合起来，积极开展表彰非公有制企业纳税先进单位活动，宣传纳税先进事迹。主动帮助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解决经济活动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传统经济政策篇8
关键词：货币政策区域效应；货币渠道；信贷渠道
一、引言
货币政策是一国中央银行为实现特定的经济目标，对一国的货币供应量、信贷规模、汇率以及利率等经济指标进行调节和控制。由于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体系总体调控手段之一，因此具有高度统一性和相对独立性，所以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是从整个经济金融的运行情况考虑，而不是以区域经济金融的发展状况为依据，这是货币政策统一性的基础。
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实施的货币政策忽视区域经济非均衡性发展的现实，未对不同区域间采取差异化的货币政策，导致区域间发展水平的差异性日趋扩大。因而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的研究对于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促进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升宏观调控的水平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对促进我国区域间协调发展以及经济转型都有着重要意义。
二、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
不同的经济学派在不同的假设条件下，以凯恩斯于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宏观经济分析为基本框架，通过分析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形成各自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指中央银行根据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通过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和金融市场传导到企业和居民，对其投资和消费等产生影响的过程。因此，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取决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顺畅程度。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效率会由于各种因素而存在差异，从而导致货币政策在不同地区传导效果存在一定的差异而产生区域效应。根据货币与其他资产之间的替代性差异，可以将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分为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两条途径。
货币渠道主要是通过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调节金融市场中货币供给的变化，引起利率变动，进而使得经济中的投资行为产生变化，最终影响实体经济，主要是从利率渠道、资产价格渠道和汇率渠道三个方面对货币政策产生区域效应。
货币渠道理论是建立在发达国家信息完全的金融市场的假设上，以完善的金融市场、贷款以及债券等金融资产的完全替代性为前提条件。然而信息完全的金融市场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因此对于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传统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缺乏解释力的。信贷渠道则以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问题引发的信贷市场问题为前提，相对于货币渠道理论而言更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其前提为：一是价格不作即时调整以抵偿名义货币量的变化；二是中央银行能够通过调整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直接影响信贷量；三是对借款人和银行而言，贷款和债券不是完全替代的。
三、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产生原因分析
1、货币渠道影响货币政策区域效应
首先，凯恩斯在流动性偏好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以利率为核心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即通过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均衡共同决定利率水平，中央银行通过实施货币政策，调节金融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改变货币市场中利率的波动，然后通过利率的变动影响商品市场，最终影响国民收入和就业量。由于不同行业及不同类型的企业对利率变化的反应是不相同的，相对于工业而言，农业对利率波动的反应较小，因此第一产业较为发达，而其余产业相对较为落后的区域对利率的波动反应小，从而产生了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另外，国有企业在银行贷款方面较中小企业而言，更具有利率优惠的优势，因此对利率波动的反应也较为不敏感，在我国东北地区、江浙一带等地有较多的民营企业，当货币政策对我国金融机构贷款能力出现不利的影响时，上述地区更易受到影响。因此，我国的利率传导渠道在不同的行业及企业的畅通性是不同的，从而产生了货币政策区域效应。
其次，货币政策通过资产价格渠道传导，是通过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动实现的。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执行，影响人们对经济的预期，改变金融市场上金融工具相对价格水平的变化，然后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化影响人们对消费、投资的变化，通过资产价格渠道来影响到实体经济，进而影响实际产出的变化。我国货币市场及资本市场发展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其中东部地区发展较快，在东部地区企业利用地理位置及国家政策的优越性，相对于中西部地区企业有更多的资金积累，并且东部地区的金融机构数量及金融发展水平也优越于中西地区，拥有丰富的资源，从而也拥有较多的短期资金融资渠道，然而在中西部地区部分小规模企业由于受市场准入资格及货币市场准入条件的限制而融资困难。因此资产价格传导渠道在东部地区的畅通性要优于中西部地区，这也是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产生的原因之一。
最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汇率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当一国的货币利率上升，意味着本币存款的吸引力上升，从而引起大量资金涌入国内，因此本国货币将升值。货币的升值使得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下降，因此本国净出口以及产出均将呈现下降趋势。但是由于我国不同省、市、自治区对外经济的开放程度不同，东部地区对外依赖程度较大，当人民币升值时，以人民币标价的产品价格上涨，将导致净出口下降。因此，货币政策的变化导致不同地区净出口的变化不同，从而对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所以统一的货币政策通过汇率渠道会对不同地区的经济产生不同的效应。
2、信贷渠道影响货币政策区域效应
首先，银行信贷渠道强调银行信贷的特殊性和银行在经济中的特殊地位，他是企业或个人外部融资的主要供给者。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因此国有企业无论是政策上，还是整体的经济实力都比中小企业贷款更具优势。不仅如此，在银行贷款供给减少的情况下，大型的国有企业可通过发放债券等方式进行融资，然而中小企业为了寻找新的替代资金，就必须得耗费更多的时间和成本。据2011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可知，东部地区无论在机构个数、从业人数、资产总额占比上均高于中西部地区。而银行信贷渠道中，金融机构占据核心位置，这是由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实施，需通过变动银行的存款准备金，从而影响可供借款者的贷款数量，进而达到货币政策实施的目。
其次，资产负债表渠道也称为金融加速器机制，从货币政策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表状况变动的影响的角度分析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并认为借款者面临的风险溢价的大小取决于自身的资产状况。当央行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时，利率将会上升，此时企业的股票等资产价值则将下跌，因此企业的借款能力随之就下降，投资减少，总产出也将下降。所以，企业外部融资风险溢价的大小以及企业面临的信贷条件在较大程度上受到企业资产净值的波动的影响，当企业资产净值下降时将引起投资的减少，此时货币紧缩的效果加剧。由于信贷市场具有不对称性，在与银行进行交易时，相对于大型企业而言中小企业会被认为具有更高的信息成本以及交易成本，即中小企业对外融资时成本更高。不仅如此，大型企业拥有除银行贷款渠道外的其他外部融资的渠道，因此受货币政策冲击的影响较中小企业更小。
五、实现货币政策区域协调的政策建议
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和谐快速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然而忽视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不但有可能导致资源得不到有效的配置，还可能进一步会加剧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国家实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不仅在于维护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更在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本文从如何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第一，须缩小区域经济结构差异。首先，要促进区域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合理调整区域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协调发展，有利于区域间经济结构的良性发展。由于三大产业对统一货币政策的冲击敏感度不同，合理的产业结构布局可以提高对货币政策冲击的敏感度，减少负向作用，并且在制定经济发展目标时应该充分考虑地区发展情况，根据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要素禀赋科学合理的调整地区产业结构；其次，要建立合理的区域企业结构。在当今激烈竞争中，中小企业可凭借其灵活的经营方式适应目前的环境从而为地区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活力，有利于促进专业化生产技术的改进，从而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源动力，因此要适度提高非沿海地区中小企业的比重，建立合理的区域企业结构，同时在经济不发达地区一是应加快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扩大对外开放的要求，二是应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格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着力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出台切实有效的政策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使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间形成良性竞争，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的高效运行；最后，要鼓励内陆地区发展对外贸易，包括促进内陆地区贸易转型升级和促进内陆地区贸易增量区域化发展，着眼消费者需求是内陆地区对外贸易的竞争力提升的重要途径之一，并应积极发展其特色的产业，利用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从而实现有效而高速的增长。与此同时要积极引导出口贸易增量向区域化发展，通过设立出口加工区，引导对外贸易企业向出口加工区转移，从而加快形成布局合理、比较优势明显、区域特点突出的发展格局，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更好地扩大就业，改善民生。
第二，须缩小区域金融结构差异。尽管金融发展理论目前还未证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间的因果关系，但已有大量的研究表明一个良好的金融体系可通过减少信息成本以及交易成本，促使储蓄率、技术投资与长期经济等的增长。另外，应从金融结构多元化、多层次资本体系的建立及直接调控手段的实施为切入点，并以此作为非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强大的金融支持，从而加快该地区的金融发展。具体措施如下：首先应完善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包括拓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融资渠道和推动政策性金融体系转型，并且政策性金融机构应增加对社会保障基金、保险基金、邮政储蓄和住房公积金的社会资金的融资力度，从而拓宽政策性金融机构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其次，建设区域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体系：一是要促进区域金融机构的发展，由于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多样化，不同区域经济发展对金融服务和金融中介的需求不同，二是要加强区域中小企业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改善区域生态环境，为区域金融稳健运作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稳步推进地方信用体系的建设，三是要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作为一种金融制度创新，地方性股份制中小金融机构在我国起步较晚，因此对于这类金融机构的建立，政府既要给予必要的政策倾斜，也要重视对它们的管理与规范。
第三，须建立区域货币政策调控机制。货币政策作为全国范围内统一的宏观总量政策，但是各省、市、自治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它们之间的金融市场效率、金融生态环境差异也十分明显，因而导致货币政策在各地区的传导机制不同，从而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应。在经济紧缩期，央行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调节经济，此时，由于沿海地区在投资收益率方面具有优势，因此增加的货币资金往往都流入这些地区，加速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反之，在经济过热期，央行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内陆地区金融机构为了获取更高的利润，减少风险，将已收缩的信贷投向沿海地区，导致中、西部地区经济先行收缩。可见，如果只实行统一货币政策，而不对货币政策的具体操作工具实行一定程度的区域化，便会导致区域间差距进一步拉大。因此，本文认为应该从货币政策工具区域差别化方面进行调整，主要包括再贷款和再贴现率两个方面。首先，实行再贷款区域差异化：中国人民银行于2012年3月21日表示，今年中央银行仍将继续推进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试点工作，在原有湖北、广西、四川、重庆、吉林、甘肃、福建、山东8个省563家县支行的基础上，将农业银行黑龙江、河南、河北、安徽4个省379家县支行纳入执行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率政策覆盖范围，在此基础上应该逐步推进存款准备金率区域差异化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和执行，促进区域间金融结构的平衡发展；其次，实行再贴现区域差异化：再贴现政策不仅可以进行货币的总量调节，而且具有选择性的信贷政策效果，通过实行区域差别再贴现率政策，可以发挥资金的导向和结构调节功能，引导信贷资金向落后地区倾斜，加大对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因此对再贴现工具实行差别化，有利于支持落后地区票据市场结构的发展建设，促进地区间经济和金融的协调发展，不仅如此，还可通过实行再贴现规模区域差别化，适当向中西部省、市、自治区倾斜，给予这些地区更多的再贴现资金额度，增加他们的基础货币投放，另外还可支持中西部省份地区金融机构积极发展票据尤其是商业票据业务，培育和扶持中、西部票据市场的发展，从而实现区域经济和金融的协调发展。
六、总结
本文首先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及其不利影响进行了阐述。其次对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的产生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分析表明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主要是通过两条途径显现出来：一是货币渠道，货币渠道影响主要是通过利率、资产价格、汇率传递；二是信贷渠道，信贷渠道的影响则是通过银行信贷、资产负债表传递。最后，围绕着实现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提出了缩小区域经济结构差异、缩小区域金融结构差异及建立区域货币政策协调机制三个方面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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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蒋国政，唐俐，姚晖.区域产业发展结构与货币政策调控承受能力研究[J].海南金融，2012.07.
传统经济政策篇9
一、传统宏观经济学教学范式及其缺陷
传统宏观经济学整个理论体系与政策实践的核心表现为iS-Lm模型及其基础上的总供求模型。例如,多恩布什和费希尔称iS-Lm模型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帕廷金认为它是凯恩斯的“主要信息”,托宾和索洛称为经济学专业的“受过训练的直觉”。因此,iS-Lm模型曾经长期居于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支配地位,并成为经济学家讨论宏观经济政策的普遍框架。传统iS-Lm模型的基本内容在于两个关键要素和一张图。两个关键要素是:产出(收入)是由需求决定的内生变量;利率是影响产品需求(C+i)及货币需求的内生变量[1]。经过希克斯表述的《通论》所发展起来的传统iS-Lm模型的一个简单形式如下:L=L(r,y),i=i(r),i(r)=s(y)
其中L为货币需求,均衡时L=m,m为货币供给。i为投资,s为总储蓄,y为收入,r为名义利率。由于固定价格假设,变量的名义值与实际值是一致的。因此,一方面iS-Lm模型可以视作收入决定模型(包含了供给面),另一方面,iS-Lm模型也为分析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在决定aD中的相互作用提供了一个简单框架,模型集中关注的是利率在联系两个市场中的作用。iS-Lm模型的一张图如图1:其中iS代表iS曲线,Lm代表Lm曲线。通过两条曲线的交点就可以决定经济的均衡状态e,所对应的就是均衡收入y*与均衡利率r*,它是经济在实现产品市场供求一致与货币市场供求一致下得到的均衡利率。iS曲线的移动可以体现财政政策,Lm曲线的移动可以体现货币政策,因此,总需求管理就可以通过iS-Lm图形中曲线的移动来分析经济状态的变化和预测内生变量的变动方向。传统iS-Lm模型具有如下作用[2]:
(1)教学作用。它是分析经济的实际与货币部门相互作用的最简单模型,并且可以使用上述的一张图使经济分析与政策分析的含义直观化,宏观经济学家与广大公众(记者、官员等)更易交流。可见,iS-Lm模型具有比较高的收益/成本比。
(2)对经济理论的诠释作用。iS-Lm模型在同其他理论比较中能够澄清某一宏观经济理论的解释,因而成为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等各流派辩论的共同基础。
(3)描述性作用。iS-Lm模型可以代表、解释或预测某种经济的绩效,进而发展出了政府和企业进行政策评价与经济预测所使用的非加总宏观经济学计量模型,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4)规约性作用。利用iS-Lm模型来选择一定时期绩效最佳的政策方案。正是在这些影响下,iS-Lm模型成为绝大多数入门和中级宏观经济学教材的核心。国内出版的教材也沿袭了这一思路。老师们在课堂上讲授iS曲线、Lm曲线的含义及代数形式,并使用iS-Lm图形分析经济政策的效果。
然而,这种传统教学范式已经受到经济学界的猛烈抨击。激烈的争论和研究表明,传统iS-Lm模型存在着根本的致命的缺陷:
第一,模型的短期静态性质。它使用充分信息下静态的同时均衡框架来处理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调整问题[3],这使得再次反馈过程与初次发生过程变得同等重要。这会造成对实际的动态时序经济行为的错误认识[4-5]。事实上,经历了历史时间、遭受了一系列冲击和结构变迁之后的经济体系,其反馈过程只能部分为经济个体所认知。iS-Lm模型没有引入时间和经济变量的滞后效应,因此有必要以动态时序分析取代iS-Lm模型。
第二,模型的确定性。传统iS-Lm没有考虑宏观经济世界中不确定性(尤其投资方面)和预期的重要影响,因此就不能体现宏观经济的结构不稳定性。许多原凯恩斯主义者和后凯恩斯主义者都认为这是凯恩斯贡献的真正本质,而不确定性和预期同均衡概念完全不兼容且相冲突。
第三,模型的逻辑不一致性。一个表现是iS曲线作为流量均衡同Lm作为存量均衡的不一致[6],另一个表现是传统iS-Lm模型缺乏微观基础。它是总量的特设关系,而不是从明确的理性主体的最优化行为推导而来。而按照卢卡斯批评,iS和Lm曲线代表的函数在经济政策规则变化时并非保持不变。因此模型的政策评断往往不可靠。
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传统iS-Lm模型逐渐衰落,大多数宏观经济理论和经验研究已经不再使用iS-Lm模型。iS-Lm模型有时出现在宏观经济学教材中,但只是作为建构总供求模型中总需求曲线的一个阶梯。iS-Lm模型“死了”还是继续“活着”?笔者对国外流行的中初级宏观经济学教材作了一个初步调查(见表1):可见,尽管把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糅合在一起的萨缪尔森式的新古典综合在宏观经济学教材中居于支配地位,但iS-Lm教学范式已经不再流行。因此,国内的宏观经济学教学者应该注意到这种转变。这是对自己的知识结构更新的一种体现。由于国内教材普遍更新较慢,老师就有义务不再传授陈旧的iS-Lm模型。更进一步来说,在权威期刊上的理论研究与研究生宏观课程教学都很少同iS-Lm模型相关了。据笔者所了解,察觉到这种转变的教师还比较缺乏。许多教师仍然在用iS-Lm图形来讨论宏观经济学基本理论与政策含义。这种教学现状的原因可能在于iS-Lm模型的相对简洁性及教学惯性。
二、宏观经济学教学新范式:动态一般均衡或新iS-Lm模型
既然这样,课堂教学是否应该完全抛弃iS-Lm模型呢?如果抛弃传统的iS-Lm模型,宏观经济学教学还剩下什么?笔者的教材调查表明,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总供求模型和经济增长理论仍然是宏观经济学教学的中心环节。问题在于这种教学方式,一方面同微观经济学严重脱节,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经济理论是两张皮,缺乏比较严密的逻辑关联;另一方面,初中级的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同高级宏观经济理论及专业性的宏观经济研究也是脱节的。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前沿研究给出了两个紧密联系的新动向:相当多的经济学家主张宏观经济学应当有一个适当的微观基础;主流的意见则主张为宏观经济学提供理性最大化的微观基础。这种动向在近年来达到高峰。目前已经形成一个动态一般均衡的宏观经济研究框架,具体表现为从拉姆齐模型到新新古典综合的发展。事实上,新新古典综合以另一种面目使得传统iS-Lm模型借其扩展形式得到复活。因此,iS-Lm模型还没有死。
大体上,动态一般均衡是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关于私人所有权经济所有时刻的整体动态系统的简称。它是一般均衡、理性预期与代表性主体的结合。动态一般均衡以市场作为协调机制、在各种约束条件下(偏好、预算/资源约束、禀赋、可得技术与信息、制度)最大化理性代表性主体的当前和未来期望福利的现值总和(因而是一种涉及现在和未来变量的跨期决策行为),结合所有市场上的市场出清(一般均衡)条件,经济行为可以被简化为几个定义了经济运动定律(lawsofmotion)的微分或差分方程。这样就可以从微观层面的个体动态最优化来解释总量现象,如经济增长、经济周期、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影响。
DGe的基本原理在于持有下述信念:宏观经济建模应从微观经济主体作出的选择出发来加总成经济整体,所以必须重视个体对其经济环境实际或预期变化的反应行为。DGe体系中,经济主体在约束条件下连续不断地最优化以致经济总是处于某种短期均衡形式之中,只要给定可获取的信息,人们应能作出对自己有利的最优决策,并且不会犯持续的错误。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行为是理性的。如果出现错误,被归因于信息差距,如对经济未预料到的冲击。经济的最终运行趋势是一种长期均衡。它是当所有的过去冲击通过经济体系已经完全发生作用下的最优经济运行路径。它可以是各变量均为常数的稳态,也可以是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具有相同增长率的平衡增长路径。
然而,动态一般均衡框架涉及微观方程或差分方程、动力系统与最大值原理及动态规划等复杂的数学工具,因此并不适合宏观经济学的初中级学者。笔者所主张的是,在传统iS-Lm模型的基础上,使用动态一般均衡方法对其加以扩展,这就是由新新古典综合发展起来的新iS-Lm模型或最优化iS-Lm模型。新iS-Lm模型的一个代表来自mcCallum(1989:102-107)[7],为mcCallumandnelson(1999)重述[8],形式如下:lnyt=a0+a1(lnpt-et-1lnpt)+a2lnyt-1+ut
(菲利普斯曲线)lnyt=b0+b1[Rt-et(lnpt+1-lnpt)]+vt
(lS曲线)lnmt-lnpt=c0+c1lnyt+c2Rt+ηt
(Lm曲线)其中y为实际产出,p为一般价格水平,R为名义利率,m为名义货币供给。a0,a1,a2,b0,b1,c0,c1,c2为参数,ut,vt,ηt分别代表总供给冲击、总需求冲击和通货膨胀冲击的零均值随机变量。
显然,新菲利普斯曲线提供了对经济体系的供给行为的说明,新iS曲线和新Lm曲线则提供了对经济体系的需求行为的说明。新的总供求模型同理性经济人的跨期最优化行为协调一致。这一点同来自传统iS-Lm模型的总供求方法明显区分开来。新iS-Lm模型具有了早期凯恩斯主义所缺乏的微观基础因素:价格调整成本,价格调整的不同步性,前向预期价格设定,垄断竞争。价格水平已经内生化了,它是受外生冲击和货币政策规则影响的内生变量,结合货币供给规则,即使个别价格有短期粘性,价格水平在短期和长期都会对货币存量的外生持久变化作出反应。
新iS-Lm模型的参数来自效用函数、生产函数及价格调整过程的结构性参数,已经充分考虑了政策变动对理性主体的预期的影响,因此模型大体上可以经受住卢卡斯批评。这就使得使用它讨论宏观经济活动的决定和货币政策设计的研究文献日益增加。
把新iS方程结合泰勒规则,可以得到一条宏观经济政策(mp)曲线或总需求(aD)曲线[9-10]。它表明产出缺口与超过目标的通胀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因为当通胀率上升超过目标通胀率时,中央银行会提高名义利率。提高幅度大于通胀率上升幅度,以使当通胀率上升时,实际利率也上升,这就会减少投资和净出口,降低实际产出。mp曲线的移动来自通胀率以外其他因素的冲击,如政府采购、货币政策、国外出口需求、税收、消费者信心的变化。
模型中的新菲利普斯(npC)曲线则代表经济的总供给行为,或称通货膨胀调整(ia)方程。对于通货膨胀调整(ia)方程,通胀率是前定的,因为它取决于滞后的GDp缺口而非当前的GDp缺口。因此它是一条用来表示在任意时点上经济中通胀情况的水平直线。当实际产出高于潜在产出时,ia上移,反之则相反。因通胀预期和原材料价格变化而移动,因此可以反映粘性价格和粘性工资的现实经济状况。
我们把向下倾斜的mp曲线和水平的ia曲线结合起来,就得到了一个解释经济波动及宏观经济政策的新模型,如图2所示。这个模型可以较为精确地描述货币政策的实施原理。例如,初始经济处于长期均衡e0,如果没有外部冲击,这个经济就是通胀比较稳定的经济。当一个外生的需求冲击使得mp0右移到mp1,则实际产出会超过潜在产出,从而通胀率会上升,因此ia上移,中央银行就会提高名义利率以使实际利率上升来应对通胀率的上升,直到经济达到新的长期均衡e1。这时产出回到了潜在产出水平,但稳定通胀率更高了。如果中央银行认为新的稳定通胀率过高,则它可以通过泰勒规则来使mp左移以实现目标通胀率。
上述见解常常被称为宏观经济学新共识(nCm)。它是对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与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从理论到实践的一个综合。这种综合表明,在短期,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产生的名义刚性和真实刚性有效地增加了产出水平波动对总需求冲击的持续性。总需求对产出和就业能够产生实际影响。在长期,总需求没有实际影响。均衡的自然失业率由劳动市场的结构性特征、工资谈判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决定。
新共识认为,货币政策使用利率工具能够在短期稳定产出与就业,但长期只能影响通货膨胀。货币是中性甚至超中性的。
因此,新共识提升了货币政策作用而降低了财政政策作用。在货币政策工具中突显了通货膨胀的决定作用。通货膨胀可以影响短期产出并决定名义利率,但不能影响潜在产出水平。由于货币存量内生决定,因此新的货币政策无法控制货币供给,但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节利率来有效地实现低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均衡。当然,货币当局对实体经济活动的长期影响是有限的。它只能影响长期通货膨胀率,但低而稳定的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是重要的。把通货膨胀作为新货币政策的目标就成了自然的选择。这种政策称为“通货膨胀定标(inflationtargeting)”。它要求由独立的中央银行来执行(从而保证政策的可信性),预先公布一个能实现经济长期均衡的通胀目标值,然后通过泰勒规则来调整实际通货膨胀与目标之间的偏差。这种政策目前已经在各国得到相当程度的实践。
传统经济政策篇10
发挥统战工作优势促进＊＊经济发展新时期统战工作一个鲜明的时代特征就是确立了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指导思想。为此，做好统战工作必须牢固树立统战工作服从、服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意识，紧紧围绕中心，创新思路、创新内容、创新方法。如何发挥统战工作优势，促进＊＊经济发展，是摆在我们各级领导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看，从新形势下统战工作面临的新任务看，我认为，重点要从以下几方面做起。一、抓学习，统一思想谋发展。统一战线工作作为我们党的一项战略性、全局性工作，事关党的执政地位和人民政权的巩固，事关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事关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近年来，随着对新时期党的统战理论政策的不断学习宣传，各级干部的统战意识明显增强，但基层仍有一些同志对统战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有的认为“统战工作现在不如过去重要，下面不如上面重要”，有的认为“不抓统战工作，照样完成经济工作任务”，没有认识到统战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中央明确指出：有没有统战观念，懂不懂统战政策，会不会做统战工作，是衡量一个领导干部政策理论水平和领导水平的重要标志。要进一步加强新时期党的统战理论政策的宣传教育工作，把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纳入县委中心组的学习内容，在党校继续开好统战理论课，在新闻媒体上举办统战理论政策宣传专栏和专题节目，加大统战理论和政策的宣传教育力度，使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真正树立统战意识，为开创统战工作新局面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二、抓调研，明晰思路求创新。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统战工作不能总是说老词、讲老话、老套套，不能依赖于过去的方法，必须在创新上下功夫，而创新的基础是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谋事之道，成事之基，是统战工作的一项重要的任务，是统战部门为党委当好参谋的基础工作。统战部要树立求真务实的作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尽量从事务性、应酬性的工作中摆脱出来，把主要精力用在思考问题、研究政策上、要立足县情实际，围绕新形势下统战工作中具有全局性、前瞻性的理论问题、政策问题，以及统战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努力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对策，为进一步完善政策提供依据，以理论创新推动统战各项工作的创新。三、抓重点，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要发挥民主党派、有关团体的优势，积极献计出力。要教育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按照“建设者”的*定位、经济定位和社会定位要求自己，围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增强经济发展后劲，拓宽发展领域，搞活发展形式，努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经营管理水平，不断增大经济总量。工商联要指导和帮助民间商会建设，建立健全服务机制，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全面发展。要把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把个人的富裕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结合起来，积极开展表彰非公有制企业纳税先进单位活动，宣传纳税先进事迹。主动帮助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解决经济活动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四、抓机制，形成合力促工作。统战工作涉及许多领域和方面，面宽线长。统战工作是全党的工作，不仅仅是统战部门的事，需要各有关部门一起做。为了形成工作的合力，必须建立和健全统一领导、相互协作的统一战线工作机制。通过实践不断总结，制定具体的配套政策，建立科学的运行机制，理顺统战部与各有关部门的关系，形成合理的工作布局，以加强协调配合，增强统战工作合力。要进一步明确在党委领导下统战部对本地区统战工作的协调、监督和检查的重要职责。在具体工作中，统战部要与各有关部门多沟通形成共识、多协调形成合力、多支持推进工作。
五、抓制度，提高效能服务经济建设。要进一步健全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加强成员单位的联系、沟通和重大问题的协调。加强多党合作的制度化建设，促进*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建立在政府机关和司法部门任职的党外领导干部定期来统战部约谈制度，经常同他们沟通思想，从*上、生活上给予关心帮助。统战部门要协助县委建立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并及时向党外人士反馈的制度，使之成为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必要程序。进一步落实民主协商会、通报会制度，交友联系制度，对口联系制度，特约监察员、检察员、审计员、教育督导员、土地监察员、人事监督员、环保监督员等聘任制度，以及邀请党外代表人士参与重大党内外活动等制度。进一步健全统战机关的工作制度、岗位职责和考核奖惩制度，办事讲政策、讲原则、讲规矩、讲程序、讲效率，使机关工作更加协调、规范、有序，提高工作质量、工作效率。制度建立了，关键还在于抓落实，出成效。只有这样才能把党关于统战工作的方针政策落实到实处，才能促进县域经济快速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