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经济政策篇1
（一）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不明显
近年来，国务院以改革试点的方式相继审批成立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广东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和福建海峡蓝色经济示范区，各试点地区都有相应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海南作为经济特区，获得的区域税收优惠政策还有待加强，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在进行南海开发的特殊条件下，缺少相应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二是离岛免税政策实行3年多来，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可以进一步提高免税额度，减少限制条件，扩大政策效果；三是尚未充分发挥海南海洋石油税务分局的效用，仍然存在南海石油税收与南海脱离的局面。
（二）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形式较为单一
当前针对海洋经济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多采用直接的税收优惠形式，间接的税收优惠较少，针对性不够强。直接的形式主要包括增加应纳税额扣除、适用优惠税率，企业所得税的直接减免。虽然直接的税收优惠对经营期限不长、投资规模较小的企业支持效果明显，但是对经营周期长、投资规模大的企业支持助推作用就大为下降。因为直接的税收优惠重点在于企业经营后的事后优惠，而事先对企业的鼓励支持不明显。例如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企业一投产就盈利的企业能够立刻享受到所得税政策优惠，但是非盈利企业就陷入了享受不到税收优惠的尴尬境地。特别是发展海洋经济，港口建设、大型造船业、海洋油气业都是重大的设施项目，普遍具有科技含量高、投资规模大、经营周期长的特点，直接的税收优惠形式难以发挥政策效果。相对直接的税收优惠形式，间接的税收优惠政策在具体的会计处理中更好操作，政策也更具稳定性。
（三）尚未构建出税收优惠政策体系来服务海洋产业发展
海洋产业是指对海洋的一系列研究、开发、利用活动的总和，目前海南重点发展的海洋产业主要是海洋渔业、海洋运输业、海洋油气业和滨海旅游业。但海南当前并未构建形成有利于海洋经济的税收优惠体系，企业都是在各自不同的税种中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在海南亟需进一步发展的海洋油气开发、跨海大桥修建、滨海港口扩围、海水淡化等高端海洋产业项目，需要一个全面、整体、系统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来作支撑。（四）资源税的征收范围较窄、税率不高海南省拥有广袤的蓝色国土，又具有低纬度的独特海域优势，海洋生物资源、矿产资源、油气资源都很丰富，这些资源在我国未来的资源消费中将占据越发重要的地位。但目前的资源税税率不高，而且征收范围较窄，在征收过程中也存在着以费代税的现象。这样一方面没有让海南的海洋资源优势转化为政府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也放任了部分企业对现有资源的浪费，不利于产业的转型升级。（五）税收政策难以吸引海洋方面的高层次人才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今天，要实现海洋经济的后来居上，海南需要更为丰富的人力资源，特别是海洋方面的高层次人才。在税收政策上海南对于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还不够：一是没有针对海洋经济研究人员费用扣除的特殊加成；二是在鼓励海洋科技的创新、专利转让方面缺少强有力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三是服务海洋经济，特别是创新型科技人才在个人所得税税率优惠方面没有政策红利。
二、国外可供借鉴的海洋经济税收政策
美国、英国、挪威、韩国、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海洋经济较为繁荣，他们经过多年的发展都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税收政策，在海洋基础设施建设、海洋科技创新、海洋岛屿发展等方面有力支撑了海洋经济的发展。在国外海洋经济发达国家的税收政策实践中，有以下四个方面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一）根据本国海洋经济的特点采取差别化的税收政策
各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位置、市场结构等方面的诸多不同，政府对于发展本国的海洋经济采取侧重点不同的税收政策。美国、英国等欧美国家希望尽快占领海洋经济的科技制高点，发展海洋经济的重点是海洋高新科技创新和高附加值的海洋制造业，如海洋生物制造业。韩国、日本等国的重点在于海洋基础设施建设，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集中于港口建设和造船业这些方面。
（二）完善税收政策来助推国家的海洋战略
海洋方面的基础设施具有融资数额大、投资周期长的特点，再加上港口建设具有一定的公共性、战略性，因此海洋经济的发展需要各国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政府要充分发挥引导、促进作用。从国外的政策实践我们可以发现，税收政策支持是主要的手段，主要是因为：一是在市场经济较为成熟的国家，政府较少的直接参与市场活动。我国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强调，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税收政策来调控，既避免引起纳税人的反感，也有利于在竞争中培养出更强的企业。二是市场对税收政策的调整较为灵敏。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有一套较为完善的运行制度，市场主体对国家税收政策的出台有很强的敏锐性，企业会依据税收政策的有利导向进入港口、海洋交通、海岛发展等行业，促进海洋经济的不断发展。
（三）税收政策需要配合其他政策协调发挥作用
为了充分支持海洋经济的发展，要充分考虑多种政策手段的协调配合，特别是要将税收政策与产业规划政策、土地规划使用政策、银行信贷政策和海洋保险政策相结合，共同推动地区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国外的政策实践中，税收政策作为财政政策的一部分，与其他的政策配合密切、相得益彰。例如英国在港口建设中，发挥更大效用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更多的是对相关海洋企业进行支持。（四）实行税收政策要兼具灵活性和稳定性国外税收政策对于海洋经济的支持范围广泛，包括了海洋循环经济发展、海洋国民经济教育等方面。在支持的方式和手段上非常灵活，具体方式上既有所得税、财产税等直接税的减免，也有增值税、消费税等间接税的减免。稳定性强的税收政策能让投资者有更强的投资意愿。例如，北欧国家挪威的造船业十分发达，在2008年之前，其关于海洋经济的税收政策差不多两年就出现一次较大的变动，企业对未来的税收政策难以把握。2008年以后，挪威一方面通过降低税率的方式来扶持海洋企业，一方面强调税收政策10年内将基本稳定，企业的投资大幅度增长。
三、促进海南海洋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建议
（一）积极争取发展海南海洋经济的税制综合改革试点
1.积极争取适当的税收管理权限，形成支持海洋经济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在税收政策优惠大的企业所得税、海洋特产税、关税等领域，由中央出台统一的规定，各级政府按规定执行。在不违背中央统一优惠政策的前提下，海南省应该根据海南经济和产业的发展实际，制定符合海南海洋经济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例如，针对琼海万宁等地的远洋捕捞业；三沙的海水淡化等高新技术产业；三亚发展的高端滨海旅游业，都需要适合海南省情的税收优惠政策。
2.进一步发挥离岛免税的政策效果。在2011年4月正式实行离岛免税政策以来，海南机场免税店的累计销售金额已达89亿元，取得了很好的政策效果。免税购物已经和自然景观、气候环境成为了吸引岛外游客来国际旅游岛体验的三大重要旅游要素。下一步应在海棠湾免税中心建设完成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离岛免税业务流程，提升免税额度，增加免税中心内部的竞争，更好的发挥离岛免税政策的效应。
3.争取资源税改革的试点，扩大征收范围，改革税率。为了在发展海南海洋经济的过程中做到“绿色崛起”，应争取在海南试点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培育海洋资源的新税源，既增加税收收入，又强化海南省政府对海洋资源配置的能力。将资源税的计税依据由销售使用数量转变为开采数量，避免企业对海洋资源的掠夺性开发，确保南海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4.将南海的油气资源转化为优质税源。海南省2013年成立海洋石油税务局后，要尽快开展好税收征管工作，特别是落实南海海域企业的税款属地征收。在资源税具体分配方面，可以参照新疆模式，将南海石油资源产生的资源税部分留存海南，一方面促进南海油气资源的进一步开采，一方面建立环保及突发事故处理基金，为处理可能发展的原油泄露事件提供资金保障。
（二）进一步完善促进海洋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
1.制定发展海洋经济的优先产业目录，对优先产业给予税收支持。结合海南海洋经济发展的实际和未来规划，对涉及南海油气资源开发、海洋生物制药、海水综合利用、海洋灾害防治、高端滨海旅游项目等列入优先产业项目，减按15%征收或者免征企业所得税。尽快出台涉及三沙市发展的海水淡化等战略性高新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对风险投资公司在上述领域的投资收入免征营业税并减免企业所得税。对企业进行海洋风险投资盈利后，将盈利用于海洋经济扩大再投资的，可退还其先前投资利润所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2.降低海洋高新技术企业的宏观税负。海南要努力做到在“十二五”期间，逐步将投入到海洋科技创新的经费比重提至海洋经济总产值的1.5%以上。将海洋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10%以下作为税收政策的目标，允许海洋高新科技企业生产盈利的前三年，按规定提取的风险补偿金（按当年利润的3%至5%）能够进行税前扣除。企业为了转型升级购置设备，应参照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的专业设备优惠政策，按照投资额度的10%从当年的应纳税额中进行抵免，当年抵免不完的，允许企业将税款流转至以后的5个纳税年度进行抵免。
3.对于海南水产品加工业实行“免征”和“核定扣除”相结合的税收政策。建议对于以初级水产品为原材料，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企业，实行核定扣除率的方式来体现进项税额抵扣，增加对水产品加工企业的政策优惠。同时加大对水产品的支持力度，初级加工、零售和批发环节免征增值税。4.争取更多海洋运输业和滨海旅游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建议将海南的海洋航运公司纳入台湾海峡两岸直航的免税范围。对大型邮轮等新兴旅游业取得的收入减征或免征营业税，鼓励发展滨海游乐园、产权式度假酒店，对于符合一定条件的相关企业减征或者免征企业所得税。
（三）进一步完善发展海洋经济要素保障的税收政策
1.用税收政策鼓励涉海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完备的基础设施是发展好海洋经济的基础。建议对跨海大桥、港口码头等基建项目和潮汐发电、海岛通讯、海水淡化等涉及海洋经济的项目，自其投资运营的第一年起，前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六至第十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2.用税收政策鼓励海洋的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适当扩大海洋科技研发经费的列支范围，科研人员的日常费用可以统筹计入研发费用，进行加计扣除。针对海洋科研机构的专利租赁收入免征营业税，技术专利所有人按合同提供自有专利所获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
3.用税收政策积极支持建立港口金融服务体系。建议对有金融业务服务海南的港口航运的企业免征营业税。对于海南开展离岸金融业务的企业，减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对于海南符合上市条件的港航企业，要主动帮助做好相关的纳税服务工作，使企业早日上市做大做强。
4.用税收政策吸引海洋经济的高端人才。建议针对海洋科学技术人才给予个人所得税政策优惠，可以将3500元的免征额度适当提高，对海洋方面的研发成果免征所得税。用专项补贴的形式鼓励企业引进在海洋领域有杰出影响力的高层次人才。在培养人才方面，应当鼓励个人提升自身素质的投资，对个人教育的费用准予抵扣。
四、在实施税收政策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税收政策的顶层设计有利于海南海洋经济的发展，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做好税收优惠政策产生效率与公平问题的分析工作
在海南推行每一项区域性的税收优惠政策时，必然会对政府的财政收入造成影响。因此，要在政策推行前做好充分的成本分析，尽量减少政策推广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
（二）避免各地区在税收优惠政策推行中的攀比和滥用
各地要结合自身的发展实际运用税收政策，不能为了招商引资推出过度优惠的政策。如果滥用税收优惠政策会扰乱税收的秩序，长远来看对海南海洋经济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三）推行税收优惠政策要注意与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
海洋经济政策篇2
关键词：海洋经济；现存问题；浅析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6月7日
广东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突飞猛进，其发展得益于得天独厚的临海优势，成为了我国联系世界经济的桥梁和纽带，从广东未来发展全局看，临海优势也将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加快发展海洋事业，突破海洋经济发展瓶颈，建设海洋经济强省，是新时期广东社会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
一、广东省已有海洋政策
海洋政策是国家机关、政党及其他政治团体维护国家海洋利益和实现海洋事业发展的行动准则和规范，是一系列有关海洋事业的战略原则、法令、措施、办法、方法和条例的总称。近年来，广东省委、省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开始注重海洋经济发展的具体发展政策，主要体现在各级政府的海洋经济发展规划中。
2001年6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海洋产业“十五”计划》（粤府办〔2001〕48号）。2007年6月批准实施的《广东省海洋经济发展“十一五”规划》是广东海洋领域内第一部系统的产业发展大纲，对“十一五”期间广东海洋产业的发展做出了详细的战略部署和指导政策。在《广东省海洋经济发展“十一五”规划》的指导下，各沿海市区也制定并颁布了各种发展规划。
广东在海洋事业发展过程中一直非常重视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的制定和建设，针对海洋发展所涉及的每个方面均制定了海洋政策文件及相关法规条文，如在发展海洋渔业养殖和渔业捕捞业方面，广东先后制定颁布了《广东省渔业管理条例》、《广东省无公害水产品产地管理办法》、《广东省人工鱼礁管理规定》等，在海洋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方面，根据国家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发展思想，先后制定了《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农业野生植物保护办法》等，以及在海域使用开发和海洋应急管理制度建设方面都有相应的政策和法规，初步形成了海洋法律框架体系，构建了海洋综合管理的制度框架，实现了管海用海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二、广东海洋政策存在的问题
虽然广东海洋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起步较早，也明确提出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战略目标，但对于如何实现海洋经济强省却一直缺乏统一、完整、清晰的可指导海洋各方面协调发展的海洋总体政策。
（一）海洋政策缺乏宏观规划和前瞻性。由于海洋环境复杂多样，各种资源相互关联，使得各个海洋产业的发展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因此，单一部门、区域性的海洋发展规划不能协调各海洋产业之间的关系，难以促进海洋开发的整体效益。同时，各部门不同的海洋发展规划还容易导致纵向上政策相互脱节，横向上各政策又在目标、内容和效应上相互冲突。
（二）涉海法规政策有待健全。广东在地方性海洋法规和制度建设上已经取得了若干重要成果，但还仍不能适应海洋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海洋基本法规不健全，还没有制定出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国家涉海法律相衔接，甚至是超前于国家海洋法律的地方法规体系；二是涉及海洋的法规和政策多为管理部门制定，导致相关涉海法规部门利益突出，缺少综合统一性；三是有的规定、办法法律层次太低，权威性不够，在执行中不可避免地被打折扣。
（三）海洋行政管理体制僵硬。广东省是较早开展海洋综合管理的省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政出多门，条块分割的问题仍然困扰着广东海洋经济的持续发展。参与海洋管理的有海洋与渔业局、科技厅、环保局、海事局、交通局等多个部门，综合协调机构未能实现理想运转，造成了海洋政策落地困难，无法得到全面贯彻与实现，海洋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只能是“纸上谈兵”。
（四）海洋科技政策效果不明显。观察广东长期以来海洋科技政策以及海洋科技发展趋势可以发现，广东海洋科技以开发性、实用性研究占据主导，对海洋新兴产业和海洋高新技术研究滞后，使得各种技术应用开发后劲不足，关键海洋技术领域和海洋高新技术前沿领域落后。对实施海洋科技创新战略缺乏前瞻性认识，研究视野还大多局限在传统海洋产业和近海区域。海洋新兴产业和海洋高新技术研究大大落后于发达地区。海洋科技创新缺乏战略性指导，致使海洋科技创新水平与福建、山东等省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不利于广东省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五）海洋环境政策成效有限。虽然近年来广东加大了环保宣传和污染治理的力度，但从源头控制污染仍然存在许多薄弱环节。2007年监测结果表明，广东管辖海域河口区、港湾等近岸海域海水质量未见好转，受陆源污染影响较大的部分河口区、近岸海域和港湾水质较差，有些地区和部门落实海洋功能区划分不力，有些业主只追求内部收益，不考虑自己行为的负外部性，造成海洋生态环境恶化。每年全省因病害造成水产养殖产值损失15％以上，湛江2006年上半年对虾养殖约有62.5%的发病率。
（六）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公众参与性不强。作为一种公共政策，海洋政策是公众在海洋领域的政策表达，是有意识的、合理的政策序列设计与安排。在制定海洋政策的过程中，应当以满足公共利益为目标，应面向公共或社会共同需要，满足多数和保护少数。而目前情况是，在政策制定前、制定中及政策落实过程中，大多征求的是行政主管机构与所涉行业部门意见与建议，而未建立有效的直接面对公众的沟通协商机制，社会公众积极主动参与的深度不够。
海洋经济政策篇3
（一）加大政府扶持力度政府扶持体现着鲜明的政策性，主要表现为政府的财政和政策支持，对海洋的开发、保护和经济增长有很大的促进和示范作用。美国是最早开展海洋经济相关理论和方法研究的国家之一，财政拨款是美国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经费来源，而且对于有利于海洋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开发项目和技术，政府财政拨款会给予更大的倾斜。英国政府将海洋能源作为优先发展领域，并强调对这一部门的R&D支持将会带来阶段性的发展突破。英国政府先后资助了一系列项目激励海洋能源创新活动，包括英国政府技术项目、“SuperGenmarine”海洋可再生能源研究项目等。韩国是政策推动型海洋经济区发展的典型代表，“西部开发计划”中的西海岸沿海经济区建设规划总投资223.133亿韩元（约318.76亿美元），共涉及126个开发项目，涵盖工业基地建设、通讯及发电站建设、交通运输、水资源开发、教育及旅游等各个方面。
（二）创造良好投资环境沿海发达国家普遍注重建立完备的经济法律规章，创造有利于本国及其他国家投资的宏观外部环境。美国建立了完善的国际经贸和海洋投资法律保障，有效保护本国的企业在海洋投资以及经营中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开放海洋产业准入领域，使民间资本进人的领域日趋扩大，投资机会不断增加，民间资本承担海洋经济的商业性运作，国有企业则承担海洋经济的战略性、国策性运作，民间资本成为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参与主体。日本对于促进本国海洋经济发展、利于海洋环境保护的财税政策制订得也十分完善，在日本政策性投资银行的融资对象中，与海洋环保事业、海洋废弃物处理设施建设等相关的项目，可以得到14%～20%的税收优惠。韩国主要通过制定优惠投资政策和营造良好投资环境来吸引外部资金支持，如经济区开发政策规定，在经济区内实行自由化的外汇制度，允许主要外国货币在经济区内自由使用，并最大限度地消除外国投资的不便因素，为外国投资者创造更为宽松的金融环境和便捷的投资服务。
（三）充分运用金融市场工具在海洋经济发展中，发达国家都比较注重利用资本市场，发挥金融市场工具的作用。美国通过设立风险投资基金，引导和促进更多的资金进入风险资本市场，支持企业早期发展并创建新企业，在生物工程、海洋医药等高技术领域进行大量投资，造就了一批世界级公司。欧盟及各国政府也鼓励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对于投入环保、生物、海洋科技等高科技产业的风险资金，提供利率、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促使欧盟的风险资金投入迅猛增长。日本政府在充分了解各地区海洋经济发展情况与相关资金需求以后，积极引导商业银行组织银团贷款，不但加强了银行间的合作，实现了互惠互利，并且通过分散投资，减少了融资风险，并且对重视海洋循环经济产业发展的相关企业给予优惠政策，通过对不同的企业采取不同的贷款利率水平，促进海洋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天津市海洋产业融资模式设计
各国海洋产业融资模式差别较大，不仅与产业的经济特性和融资需求有关，更取决于该国的政治历史环境、企业制度和经济市场化程度，特别是资产证券化程度。因此，在天津市海洋产业融资模式设计时，应根据融资需求以及天津市社会、金融市场的现实情况，利用现有基础，对融资模式进行重新调整整合。我国的金融市场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渠道为主，证券市场发育程度较低，债券市场规模较小，债券品种少，股票市场则存在着投资主体缺失、过度投机、供求结构不对称、产业结构失衡等诸多问题。从长远角度看，海洋产业融资过度依赖证券市场是不可行的，在选择产业融资模式时应当注重利用间接融资，特别是银行信贷这一资金渠道。银行主导型金融模式，特别是政策性银行作用的发挥，能够较快地传递政府金融政策和产业政策意图，对政策倾向性较强的海洋产业融资十分有利。
（一）海洋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模式海洋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引水工程、海岛地区基础设施项目、滩涂围垦项目、集聚发展平台等项目。此类项目一般应由地方政府主导，以城建投资公司承担城市基础设施开发的融资任务。可通过土地质押申请贷款等方式获得银行贷款，通过开发提升建设区域土地价值，将筹集到的资金用于偿还银行的贷款。在后期，新进入的产业公司可以用公司的经营现金流获得银行的后续贷款。
（二）空港物流加工区建设融资模式空港物流加工区建设以港口码头、集疏运网络、物流交易平台、金融信息服务平台等为主。此类项目结构复杂，经营性项目、准公益性项目混杂。对于枢纽港建设等经营性项目，以市场操作为主，政策引导支持为辅的港口投融资体系，即“市场投资主体+市场融资+政府配套”的模式。对于铁路、机场等准公益性项目，建议采取以政府为主导的市场负债型融资模式，即“地方财政+市场投资主体+银行贷款+其他资本”。物流基地建设，建议由政府或者大型民企出资建设，同时引进产业资本基金。
（三）海洋产业转型升级项目融资模式重点大型涉海企业一般资金需求量大，可以采用“政府引导+债券融资+融资租赁”的融资方式，并结合吸引外资投入技术入股，还贷来源主要为经营收入。中小型涉海企业可以采取发展产业投资基金，培育上市融资，吸引民间资金参股等方式。如引入私人风险资本、上下游企业关联资本、创立装备制造业企业投资基金进行股权投资；引入银行、若干担保公司进行中小型海洋装备制造“组团贷款”，由担保公司担保，并由涉海企业出资形成风险资金池进行质押担保。高新技术涉海企业融资模式一般以股权融资为主，以债权融资为辅。
（四）涉海项目融资模式一是海洋生态保护项目，该类项目投资效益差别比较大，多数为公益项目，需要政府出资建设。建议将水源控制工程、清洁空气工程等带来的正外部性以及排污费、生态补偿费收入的全部或部分由负责建设的生态环保公司特许经营。经营生态项目的企业可将特许经营权、污水和垃圾处理收费权，生态补偿收益权以及水价差价收入权益等作为抵质押物向银行融资。二是滨海旅游项目，海洋旅游在旅游业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是高投入、高产出、就业容量大、投资周期长，对区域经济拉动较大的产业。建议采取Bot、ppp等委托代建的方式减轻了政府的财政压力，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三是海洋能源项目，此类项目普遍为效益较好的经营性项目，不存在资金缺口问题。建议采取“自有资金+银行贷款+资本市场融资+债券融资+融资租赁”的模式。
三、天津市海洋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建议
（一）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注重加大市、区级财政性建设资金向海洋经济的倾斜力度，积极争取中央国债和预算内资金支持，通过提供税收优惠和财政贴息等手段，提高国家对海洋经济开发的财政投入。同时，根据海洋产业对金融支持的不同需求，有针对性地成立各类海洋专项基金，尤其重点支持海洋科技创新，为海洋领域的技术研发提供充足的研究经费。此外，通过针对性的财政政策引导金融机构进入海洋经济领域，主要包括补贴、贴息、奖励、税收优惠等多种政策，缓解海洋经济发展初期海洋产业投资风险与收益的匹配问题。市政府可依据海洋经济发展需要，给予先期进入海洋经济领域开展海洋经济业务的金融机构一定比例的财政补贴，或给予涉海金融业务达到一定比例的金融机构财政性奖励，对于重点培育的主导产业或重点扶持的龙头企业，通过财政贴息的方式予以支持。通过财政政策的引导作用，缓释金融机构海洋业务的风险，逐步提高金融涉海业务比例。
（二）政策性银行业务向海洋产业倾斜海洋产业的特殊性意味着单靠商业银行的支持难以满足其全面的需求，而政策性银行有着配合国家发展战略的职能，与海洋经济发展有着较好的政策与需求匹配。在海洋经济发展初期，政策性银行尤其应发挥其政策性作用，弥补商业银行缺位导致的金融支持不足问题。国家开发银行应发挥自身职能，尤其是应发挥在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优势，把涉海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作为信贷支持重点。中国农业开发银行作为我国农业生产领域政策性信贷的主导力量，也应该发挥其在海洋渔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结合海洋渔业的资金流动周期和需求特点，扶持海上收鲜运鲜、经济鱼类养殖和冷藏加工等行业发展，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现代化龙头渔业集团，考虑进行联合组织银团贷款进行重点支持。以促进国际经济合作业务为主的中国进出口银行应继续稳步发展船舶制造和交通运输融资业务，巩固传统优势，并根据海洋经济发展需求，给予适当倾斜政策，多渠道满足海洋经济发展的融资需求。
（三）拓宽企业融资渠道首先，逐步推动企业通过股票市场融资。积极鼓励大中型企业到主板市场上市融资，对于目前正处于研发或创业阶段的海洋高新技术中小企业，可以选择在创业板市场和中小板市场中直接融资。其次，注重发展债券业务，选择资信较好的海洋开发企业发行企业债券，进行直接融资。同时，积极争取中央政府批准，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并允许在市场上流通转让。地方政府债券筹集的资金，主要用于海洋基础设施建设、高新科技项目及海洋科技成果的转化。最后，可借鉴国际风险投资运作经验，设立和经营海洋产业投资基金，对未上市的海洋企业直接提供资本支持，建立“集体出资、组合投资、专家管理、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运行机制，最终通过股权交易形成较高投资收益。基金来源主要为政府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并大量吸收机构和民间资金进入。可以预测，产业投资基金对于促进海洋科技进步，调整和优化海洋产业结构，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将具有重要作用。
海洋经济政策篇4
【关键词】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演化机制；演化博弈论
引言
自2003年全国海洋产业总产值首次突破一万亿元（10077.71亿元）大关以来，我国海洋经济迅猛发展，2003年—2008年海洋生产总值增长率基本稳定在8%-10%的水平上，且每年均高于同年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海洋经济作为一个复杂的经济体，其管理体制的健全与否直接影响到海洋经济的发展水平与发展速度。建国以来，海洋经济曲折中前进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海洋经济管理体制也几经变迁而日趋完善。由建国初期分散的行业管理体制，逐步走上统一管理的轨道，最终形成现今以“条块”结合为特色的海洋经济综合管理体制。深入分析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变迁历程，不难发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在其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政策的规划与指导积极推动着海洋经济的体制优化。但究其本质，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演化是受自身发展规律约束的，政策在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演化的整个过程中只是起到加速或减缓的作用。
国内外学者在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研究方面做了一定的工作。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1）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类型。自然条件、政治制度以及经济水平的差异，导致各国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类型的不同。国内外学者基本将海洋经济管理体制分为三种类型：分散型、集中型以及分散与集中结合型。（2）海洋经济管理体制发展历程及现状研究。一类学者从整体出发，将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变迁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行业分散管理阶段——初步统一阶段——以“条块”为特征的综合管理阶段。另一类学者则从具体产业出发，分门别类地研究各海洋产业管理体制的历史沿革与现状。（3）深化改革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路径措施研究。诸多学者从管理学、生态学、政治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多个角度出发提出深化改革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路径与措施，认为我国海洋经济必须走综合管理的道路，行业管理与区域管理二者缺一不可。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在研究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时，着力点多集中其历史沿革、现行体制的“好坏”以及改良的路径与措施等方面，尽管也有少数学者试图从历史学的角度探讨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变迁历程，但分析结果多停留理论层面，并未从体制形成的根源出发探讨体制变迁的内在机制。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突破方法上的单一性，从演化博弈论的角度出发，找出影响其变迁的主要因素，深层次剖析海洋经济管理体制变迁的机理，探索其演化的内在规律。
一、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演化博弈模型
（一）演化博弈模型
演化博弈论是建立在传统博弈论基础之上，假设参与人是有限理性的条件下，将动态的重复的策略调整融入到传统的博弈理论之中而发展起来的，用来分析生物、社会、经济等一系列活动变迁行为的一套新的理论。演化博弈论的思想最早起源于19世纪30年代，理论渊源来自于两个方面：演化理论与博弈理论。它突破了传统博弈论关于参与者完全理性的假设，认为参与者是有限理性的，参与者通过对历史的分析来决定下一步的策略。演化博弈论虽然是建立在传统博弈的基础上，但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演化”。演化博弈论包含两个基本概念：演化稳定策略（ess）和复制者动态（rd）。这一对基本概念共同构成了演化博弈理论的两大基石。
（二）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演化博弈模型
海洋经济管理中有众多的参与者，根据具体实施主体，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中央、地方政府以及各海洋产业。其中，海洋产业是海洋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是海洋经济管理工作实施的基本单位。海洋产业发展需要合适的海洋经济管理体制作为支撑，海洋产业发展过程中不可协调的矛盾也推动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变迁。本文中将各海洋产业作为演化博弈模型的主要参与者，旨在通过分析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博弈来透视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变迁机制。
1、模型假设
（1）海洋经济活动中的参与者是有限理性的。
（2）每个参与者都有两个选择策略：“独立”、“联合”。
模型中参数设置如下：a、b分别为海洋经济中任意两个有关联关系的海洋产业；s为可能的策略集，s={“独立”，“联合”}；p、q分别为参与者a、b选择“独立”策略的概率；λ为海洋产业选择独立发展导致产业间矛盾产生的损失值；α为海洋产业加入产业组后由于法律法规、活动空间以及其他方面的限制导致自身能力无法尽情施展而导致的损失率；β为该海洋产业与相关产业组的关联度，关联度越高，协同效应越高；这里假定α、β值为既定的。
2、模型构建
下面我们对博弈双方的收益情况进行分析：（1）当a、b都采取“独立”策略时，两部门获得正常收益的同时，承担由于活动交叉导致矛盾产生而造成的损失值λ；（2）当a、b都采取“联合”策略时，两部门在避免了矛盾产生所造成的损失值λ的同时，获取由于协同作用而产生的额外收益，a、b获取的额外收益分别为βl、βl，但同时也会由于自身发展受限而遭受一部分损失，损失值与本产业的发展水平有关；（3）当a、b两个参与者，一个采用“独立”策略，另一个采用“联合”策略时，采用“独立”策略的一方由于对方采用了“联合”策略而免受矛盾产生所带来的损失，同时也不能获得额外收益；采用“联合”策略的一方由于加入关联产业组而获取一定的额外收益，同时也由于自身发展受限而遭受一部分损失。
根据以上分析，a、b的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
由表2知，当时，即一个海洋产业加入与其相关的产业组后获得的额外收益高于加入产业组时的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产业通过观察、学习和模仿会不断调整自己的选择策略，逐步向产业“联合”方式发展。此时，（联合，联合）是演化稳定策略。
（2）若各局部均衡点的稳定性分析如表3：
由表3知，当时，海洋产业在加入产业组时会考虑加入前后收益或成本的大小，由于，即海洋产业加入产业组后总体损失值降低了，但是出于显性利润的驱使，参与者选择“联合”策略的动机并不强烈。此时海洋产业会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加入或不加入相关产业组。此种情况下，演化博弈模型没有演化稳定策略。
（3）若（其中，i=1,2），各局部均衡点的稳定性分析如表4：
由表4知，当时，海洋产业在加入产业组时会考虑加入前后收益或成本的大小，由于，即产业加入产业组后总体损失值升高了。此时明智的海洋产业会选择“独立”策略。此时，（独立，独立）是演化稳定策略。
二、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演化机制分析
通过模型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影响海洋经济管理体制变迁的关键是海洋经济中“成本与收益①孰大孰小”，表象上表现为α、β、λ、l等值的大小。
（一）参数变动对海洋经济管理体制变迁的作用
1、α值的大小。α为海洋产业加入产业组后由于法律法规、活动空间以及其他方面的限制导致自身能力无法尽情施展而导致的损失率。若α值偏大，相对于固定的产业规模，海洋产业加入产业组时的损失值则大；反之，则小。α值的大小是与海洋产业的技术水平、海洋资源的多寡紧密相关的，技术水平高、海洋资源匮乏时α值较高。较高的α值促使海洋产业偏向于选择“独立”发展策略。
2、β值的大小。β为该产业与相关产业组的关联度，β值越大，加入相关产业组获得的额外收益也就越大；反之，越小。较高的β值促使海洋产业偏向于选择“联合”发展策略。
3、λ值的大小。λ为海洋产业选择独立发展导致产业间矛盾产生的损失值。λ值越大，海洋产业越有动力与其他产业联合；反之，则反是。λ的大小与海洋经济的发展水平紧密相关，海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各海洋产业各得其所，相安无事，λ值较小；海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新增的海洋产业以及技术水平的提高均会导致矛盾的增多。较高的λ值促使海洋产业偏向于选择“联合”发展策略。
4、l为相关产业组的发展水平，相关产业组发展水平越高，海洋产业加入进去获得的额外收益越高；反之，越少。较高的l值促使海洋产业偏向于选择“联合”发展策略。
（二）我国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演化机制
1、建国初期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行业分散管理阶段
建国初期，我国在海洋领域的主要政策是恢复和发展传统海洋产业。在开发利用海洋技术水平有限的前提下，海洋产业进行联合发展的协同效益很小。同时，如海洋产业选择“联合”策略则意味着要出让活动领域、遵守法律法规等，对于具有一定规模经济的海洋产业来说，这些成本将是巨大的。因此，联合发展获得的额外效益远远小于出让活动领域等造成的损失，即。同时，由于海洋开发与利用水平低下，各海洋产业独立发展，矛盾并不突出，这意味着λ值也很小，即—1。此时，海洋产业之间没有联合的动力，各海洋产业独立发展，与此相适应，海洋经济管理体制呈现一种分散管理的特征。
2、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20世纪70年代末——由分散向统一迈进阶段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末，海洋经济在曲折中求发展。历经十年“文革”，海洋经济遭受一定的损失，但是各个海洋产业的发展并未因此停滞。海洋渔业、盐业、海洋港口与交通运输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随着技术的进步，各主要的海洋产业开始扩展活动区域，产业间的交叉活动领域随之增多（β值变大），矛盾也随之显现出来（λ值变大）。此时，如果海洋产业选择“联合”发展策略，由于协同效应产业获得的额外收益将增加（值变大）。但由于渔业、盐业、港口与交通运输业“三足鼎立”局势未变，并且各海洋产业技术水平有了一定的提升（α变大），各海洋产业出让技术，活动领域、遵守法律法规等成本增加，这一时期，海洋产业联合发展的成本依然大于联合发展的收益，即。随着海洋产业间矛盾的深入，交叉领域的海洋活动逐步受到政府的重视，在政府的协调组织下，海洋产业间的联合崭露头角。
3、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末——综合管理体制初见端倪
20世纪80年代初至20世纪90年代末是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时期。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大量国外先进管理方法及科学技术，海洋意识以及海洋开发技术都有了很大提高。一些新兴的海洋产业，如，海洋油气业、海洋化工业、海水综合利用等产业也迅速崛起，海洋资源开发与管理的主体也随之繁杂起来。各行为主体在同一个流动的海洋区域内活动，关联度随之增加（β值变大），致使海洋经济发展在空前高涨的同时，海洋产业之间的矛盾急剧增加（λ值变大）。此时，如果海洋产业选择“联合”发展策略，由于协同效应产业获得的额外收益将增加（值变大）。同时，由于共同的活动领域范围的扩大以及海洋产业作业领域的层次性，海洋产业选择“联合”策略时出让的领域的成本会有所降低。相反，海洋产业之间关联度的提高使产业间协同效应增大。此时，在一定的海域内，在矛盾突出的海洋产业间，建立一种良好的协调机制来协同产业间的发展是可行的。1988年1月27日海南省建省筹备组与国家海洋局商定，成立海南省海洋局，统筹管理行政区划内的所有与海洋经济有关的活动。自此开始，截止到1991年，我国16个沿海省(区、市)海洋管理机构已全部建立，标志着我国海洋经济管理体制从此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4、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以“条块”为特征的海洋经济综合管理体制
21世纪以来，我国海洋经济综合管理体制逐步完善。随着综合管理机构的建立，产业间联合带来的协同效应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国家海洋局的统管职能进一步强化，1999年中国海监总队的成立为海洋经济综合管理体制的稳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军事保障。
但由于我国海岸线绵长曲折，要想对整个国家实施统一的综合管理是有一定难度的。此时，海洋区域管理应运而生。我国的区域海洋经济管理体制主要体现在省级政府阶层，这与我国固有的行政区划有很大关联。在固守海洋产业“条形”发展的基础上，进行区域海洋经济发展，在国家海洋局统一调控、政策法规总的约束下，各省市彰显各自特色，结合自身条件，建立起适合本省市海洋经济发展的管理体制。截止2008年底，我国已有16个沿海省（区、市）成立了主管海洋和渔业的管理机构，综合管理地方海洋产业活动。从区域的角度看，我国基本上形成了国家——省——市——县自上而下四级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整体上，我国海洋经济管理体制呈现出“条形”的行业管理和“块状”的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混合管理模式。
三、结论
我国海洋条件优越、资源丰富，海洋经济发展迅速，已达到世界中级水平（l较大），传统海洋产业已经形成规模经济，新兴海洋产业尚处于初级阶段（α值较大），海洋产业种类增加。但同时，各产业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时空交叉严重（β值较大），海洋产业总体技术水平较低（技术水平低下，在统一的工作领域势必造成矛盾加剧，即λ值较大），海洋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和技术装备相对落后等问题严重。随着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的日益提高，海洋产业之间的矛盾加剧，我国海洋经济管理体制走综合管理的道路已确定无疑的。当前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建立完善的海洋经济信息管理系统，充分了解海洋经济的发展局势；建立健全的海洋经济综合管理的协调组织机构，从全局的角度解决跨行业问题；建立统一的海上执法队伍。
注释：
①本文将影响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因素简单缩减为“成本”与“收益”是有一定原因的，诺斯认为，“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是潜在利润大于创新成本，即有利可图”，本文实证部分牵涉到了加入产业组后成本高低的比较，这也可以认为是“有利可图”的一种变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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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经济政策篇5
一、江苏海洋经济步入后发快进关键阶段
江苏海洋资源丰富，海洋资源综合指数位居全国第四。随着沿海开发战略推进，江苏海洋经济发展提速、成效显著，呈现以下四个特点：
海洋经济总体实力加快提升。“十一五”期间，江苏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28.9%（按现价计算），远高于同期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对区域经济发展贡献率明显提高，在全省经济中的比重由5.9%提高到8.6%。2012年，海洋生产总值超过4800亿元，同比增长13%，占全省GDp比重为8.9%。
沿海基础设施明显改善。连云港港“一体两翼”组合港初具规模，30万吨级航道一期工程完工，主港区25万吨级船舶通航。盐城港大丰港区二期工程建成通航，三期工程和疏港航道加快建设；滨海港区10万吨级航道防波堤工程完工，并通过引港定位。南通港洋口港区10万吨级航道、10万吨级LnG专用码头建成投入使用，吕四港区10万吨级挖入式港池建设稳步推进。区域综合交通网络不断完善，东陇海铁路复线及电气化改造顺利完工，临海高等级公路今年将基本建成通车，长江口12.5米深水航道已延伸至太仓。所有这些基础设施，对加快发展海洋经济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撑保障作用。
海洋产业发展势头迅猛。近年来，江苏海洋交通运输、海洋船舶、海洋渔业、滨海旅游业加快发展，优势实力与经济效益同步提升。2012年，全省沿海沿江港口货物吞吐量达14.96亿吨（其中沿海2.5亿吨），同比增长10.7%；集装箱运量达1591万标箱，同比增长13.0%。尽管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全省造船完工量、新船承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近五年来一直稳居全国榜首。尤其是依靠科技创新驱动，海洋新兴产业发展突飞猛进。目前，江苏海洋工程装备产品数量与增加值约占全国的1/3，均居全国首位。江苏沿海地区被列为国家首个千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建设基地，沿海风电装机容量和发电量均居全国前列，风力发电机、高速齿轮箱等关键部件产量约占全国的50%。通过突破海洋生物活性物质提取技术，形成了一批发展前景好的新型海洋复合药物和保健品。2012年，江苏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长20.8%，大丰海洋生物产业园被国家海洋局批准为“国家科技兴海产业示范基地”。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持续加大。江苏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地方性法规和规划，为沿海开发划定了生态“红线”。按照科学合理可持续开发的原则，将围区农业、生态、建设用地比例控制在6：2：2，有序推进沿海滩涂围垦。严格执行海洋伏季休渔制度，海洋渔业资源养护和海洋生态保护得到加强。
江苏海洋经济发展也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一是海洋经济总量相对落后。目前居全国第六，列广东、山东、上海、浙江、福建之后，无论是总量规模，还是发展水平，都与江苏经济发展和海洋资源地位不相称。2012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万亿，同比增长12.3%，占全省GDp的19.3%；山东海洋生产总值达9460亿元，同比增长15%，占全省GDp的18.9%；江苏海洋生产总值仅4800亿元，占全省GDp的8.9%，低于广东、山东等发达省份占比，也低于全国占比9.6%的水平。二是省级统筹协调力度亟需加大。沿海发展规划层次不高，沿海产业空间布局不够合理，缺少对港产城联动发展统筹考虑，产业结构雷同单一，未能形成陆海统筹发展格局。沿海21个区块偏重于滩涂围垦，偏重于置换用地指标，缺少三次产业统筹发展的立体式开发规划，围填滩涂开发利用程度不高。从2009年以来已围垦48万亩滩涂，其中建设用地真正开发利用的不到20%，产出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规划到2020年可围垦270万亩滩涂，还有很大的围垦空间和开发潜力。三是沿海开发水平有待提升。近年来引进的产业项目层次不高，百亿元级以上的基地龙头型大项目偏少，海洋新兴产业比重不到10%。四是海洋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由于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方式比较粗放，沿海工业园区特别是化工园区企业达标排放率低，近岸海域污染加重。
二、加快建设海洋强省刻不容缓
开发利用海洋是大国崛起和地区振兴的必由之路。现在世界上75%的大城市、70%的工业资本和人口集中在距海岸100公里内的海岸带地区。面对国际国内海洋开发竞争新趋势，江苏推进海洋强省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加快推进海洋强省建设，是深入贯彻党的十精神、落实海洋强国战略的必然要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海洋经济年均增长11%，远高于同期全球经济3%～4%的增速。美国、日本海洋经济对GDp贡献都超过50%，欧洲涉海产业占到欧盟Gnp的40%以上。近年来，国际上对海洋资源的争夺愈演愈烈，欧、美、日、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海洋战略纷纷升级，我国也将海洋问题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党的十做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决策部署，实施这一战略部署，对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对维护国家、安全、发展利益，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江苏作为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大力实施沿海开发战略，条件和基础都已具备，应当走在前列。
加快推进海洋强省建设，是赶超海洋经济发达地区、提升区域竞争力的迫切需要。国务院先后批复了山东、浙江、广东、福建等四个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地区，天津也即将获批试点，并在战略规划、重大政策、项目安排等方面得到了重点支持。“十二五”期间中央财政每年安排各试点地区6～8亿元专项资金，并在用海政策上予以倾斜。广东、山东分别作出关于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决定，浙江、福建分别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海洋经济的若干意见，并专门召开海洋工作会议，在组织领导、财政资金、产业规划、项目建设等方面进行全面部署，加大工作推进力度。同时，正在高起点规划、大力度推进部级新区建设，如广东的深圳前海、广州南沙和珠海横琴，福建的平潭，浙江的舟山群岛等，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获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这些沿海新区、试验区改革创新步子大，国家政策支持多，必将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江苏只有学习借鉴先进经验，集全省之力推进海洋强省战略，才能推动海洋经济跨越发展，在新一轮区域竞争中争先进位、赢得优势。
加快推进海洋强省建设，是发挥江苏沿海开发优势、培育新经济增长极的战略选择。江苏沿海具有连接南北、沟通东西的重要战略地位，江海交汇提供了独特的区位条件。江苏广袤的海域滩涂提供了宝贵的土地后备资源，丰富的海洋资源为发展新兴产业提供了物质基础，发达的苏南经济与科教人才优势为沿海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海洋是战略资源的重要基地，在经济发展格局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角色更加显著，在综合实力竞争中的战略地位显著上升。江苏只有扬长避短，面向海洋要空间、要资源，把发展海洋经济作为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引擎，才能突破人多地少、陆域资源要素的瓶颈制约，形成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经济增长极。
三、推进海洋强省建设的总体思路与重点举措
今后一个时期，江苏推进海洋强省建设的总体思路是，坚持陆海统筹、江海联动，以优化沿海产业空间布局为引领，以提升海洋经济综合竞争力为核心，以海洋科技创新为动力，以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为重点，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实施海洋经济倍增计划，努力建设海洋经济示范区。主要目标是，保持海洋经济年均增长高于全省经济增长速度，到2020年，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5万亿元，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13%以上，力争海洋经济总量在全国“保五争四”，初步建成全国海洋经济示范区、海洋科技人才集聚区、海洋生态宜居区和海洋综合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先行区，基本实现海洋强省战略目标。围绕海洋强省的总体思路与目标，确立六大战略重点：
以优化海洋开发空间布局为引领，重点建设“L”型海洋经济集聚区。统筹规划沿海、沿江两大区域发展，促进沿海、沿江区域产业配套和联动发展。以沿海中心城市为核心，以主要交通轴线为纽带，促进岸线开发向纵深拓展，产业项目向园区集聚，城市建设向沿海推进。利用长江下游深水岸线和深水航道的独特优势，建设具有世界竞争力的船舶及海工装备产业集聚区和区域性国际航运物流枢纽。坚持错位发展、合理分工、良性竞争的原则，规划建设临海工业园区，重点开发盐城条子泥滩涂综合开发试验区与大丰港经济开发区、南通通州湾滨海园区、连云港徐圩东中西合作示范区，在此基础上打造以沿海沿江为两轴的“L”型海洋经济集聚区，形成江海联动、陆海统筹的开发新格局。
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为突破，加快构建特色鲜明、国内领先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针对江苏沿海产业结构趋同和布局不合理等问题，加强海洋产业规划和指导，优化海洋产业结构，加快发展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益的海洋产业，促进沿海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临海、临江产业园区为载体，大力发展海洋工程装备、海洋交通运输及港口物流、海洋船舶修造、滨海旅游、海洋新能源等海洋优势产业，做大做强一批海洋产业龙头企业。以建设部级海洋生物产业示范基地为重点，大力发展远洋渔业，积极发展水产品精深加工，加快研发海洋新药物和生物制品，着力推进海洋生物质能源、海洋生物化工、海洋生物材料发展，积极打造海洋生物产业链。改造升级传统海洋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海洋服务业，培育壮大临海先进制造业。
以完善基础设施为支撑，促进陆海统筹、港产城共同发展。提升港口、交通、水利、能源等基础设施水平，促进基础设施网络化、立体化发展。充分发挥港口的龙头带动作用，整合港口岸线资源，加快重点港口建设，完善集疏运通道、口岸通关、仓储物流等各种设施，实现“点―线―网”的有机衔接。加快沿海中心城市建设，增强城市的产业集聚、人口承载、现代服务等功能，发展壮大临海、临港新兴城镇，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加快培育辐射带动力强的沿海城市带，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载体支撑。
以加快海洋科技创新为驱动，打造海洋资源开发与人才集聚新高地。加大海洋科技投入力度，争取国家重大海洋科技专项，推进海洋核心技术攻关，力争在深水、绿色、安全的海洋高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深入开展政产学研合作，加快建设海洋科技创新载体，建设一批海洋科研中试基地和孵化器，积极打造海洋科技示范园区。整合省内涉海科研、教育资源，加强海洋科教服务，打造国内领先的海洋科技人才创新高地。
以坚持绿色低碳发展为指导，推动海洋开发方式向循环利用型转变。坚持开发和保护并重、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并举，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海洋开发总体布局，维护海洋自然再生产能力。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以海洋环境容量确定产业布局和基础设施建设，严格控制入海排污总量，提高陆源污染排放标准。建立海洋环境分级责任制，强化海洋环保跨区域跨部门的协调和合作，完善海洋环境监测技术体系，努力营造碧海蓝天的生态家园。
以强化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不断提升海洋综合管控服务能力。健全海洋法规体系，完善海上执法体制，加强海域和海岛使用审批管理，建立海洋污染控制和生态环境保护新机制，提高海洋综合监管水平。创新陆海统筹管理模式，重点支持南通市争创国家陆海统筹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鼓励其在统筹江海资源开发、促进港产城融合发展等方面先行先试；支持连云港市东中西合作示范区建设，探索建立跨区域联动合作机制。
四、海洋强省建设需要的政策保障
为确保海洋强省建设顺利推进，需要进一步深化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保障措施。
提升海洋强省战略地位，适时召开全省海洋经济工作会议进行部署。中央已经把海洋经济发展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江苏也应从战略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统一思想，增强认识。建议省委、省政府择时召开全省海洋经济工作会议，把推进海洋强省建设作为落实中央战略决策的重大举措，加以全面部署。加强海洋强省战略研究，搞好海洋发展规划工作，促进重大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强化协调领导机制，建议组建海洋与渔业厅。按照国家与省机构改革总体部署要求，对应国家海洋局机构设置与管理职能，建议对相关涉海管理部门进行整合，组建省海洋与渔业厅。为更好地统筹协调、综合管理涉海事务，提高海洋管理行政效能，建议借鉴沿海发达省市的做法，成立由省政府领导挂帅的省海洋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主要负责海洋经济的规划管理、政策研究、重大项目推进，统筹协调海洋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重大问题。
海洋经济政策篇6
要：本文对高校海洋经济人才培养状况进行了分析，特别对宁波市海洋经济人才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探讨了影响了宁波高校海洋经济人才发展的若干因素，并从海洋人才环境打造、体制机制培养和海洋科教平台发展三方面提出了促进海洋经济人才队伍建设的思考和对策。
关键词：海洋经济；高校；人才；政策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海洋领域已日渐成为科学发展和技术研发的重要领域之一。随着国内外对海洋的重视，海洋经济已成为沿海各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许多国家已经把海洋开发列入国家发展战略。海洋经济的发展、海洋科技的进步需要高层次人才力量的支撑。为满足海洋人才的需求，必须大力培养参与海洋高科技竞争和海洋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高端技术人才，培养为海洋经济持续发展、海洋资源和环境可持续利用、海洋公益事业、海洋军事利用服务的海洋应用科学和适用技术人才。
一、海洋经济人才的现状
（一）我国海洋经济人才培养的现状
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海洋教育事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许多高校纷纷设立了海洋科学、海洋工程等方面的专业，建立了众多研究开发中心或重点实验室，目前，我国从事海洋科学研究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有中国海洋大学、厦门大学、同济大学、大连海军舰艇学院、上海水产大学、浙江海洋学院、湛江海洋大学、淮海工学院、盐城工学院、河北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青岛海洋研究所等[2]。其中涉及海洋科学专业本科教育的学校已达18所，海洋科学类专业年招生人数约800～1000人。形成了由普通高等教育、成人高等教育和职业高等教育等不同类型构成，具有研究生教育、本科教育和专科教育等不同层次结构的海洋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教学、科研人员数万人，其中拥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占28.8％，拥有中级和初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各占30.6％和24.9％；获得博士学位的占9.0％，获得硕士学位的占20.5％，具有大学本科或大专学历的共44.1％[1]；但除高校和科研院所外，海洋人才中高级职称科技人员仍然稀缺。以国家海洋局为例，专业技术人才中有技术员以上职称的计4686人，占事业单位职工总数的53.2%。其中，高级、中级和初级职称比例为1∶1.8∶1.5[3]。目前海洋科学专业本科招生人数比扩招前增加了约2～3倍，但远低于其他理工科专业本科生、研究生扩招数量。对中国这样一个海洋大国来说，区区数千人的海洋科学专业学生是难以与之相称的[4]。
（二）宁波海洋人才的现状分析
宁波拥有宁波大学海洋学院、宁波大学海运学院、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宁波海洋开发研究院等一批海洋科研机构，拥有海洋与渔业领域重点实验室9家、市级企业工程（技术）中心8家[5][6]，分布在海洋化工、海洋装备、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物流、海洋工程、海洋能源矿产等领域，拥有海洋高层次科技人才约2000人[5][6]。在甬高校中，海洋经济人才约有500人，数量不多，其中专业分布呈现单一、不平衡的特点，以理工居多，占总数的3/4以上；从年龄上看，以中青年为主，其中31-55岁占到2/3强，30岁以下和55岁以上各占15%左右；在职称分布上，以中、高级为主，其中正高级占15%，副高级占40%，中级及以下占45%；在学历结构上，以硕士为主体，占总人数的2/3，此外博士约占20%，学士约占10%。
二、影响宁波海洋经济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的问题分析
根据调查分析，目前宁波海洋人才队伍建设中存在如下主要问题：
（一）对海洋经济认知度较低，重视程度不足
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是当前新闻媒体的热点，但从问卷调查的结果分析，高校教师群体中关注新闻媒体海洋经济报道的人数占70%以上，但了解我省海洋经济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人数仅占42%，而在何为海洋经济的调查中，有2/3以上的受访者难以全面地回答海洋经济的范畴，有半数以上的受访者对宁波发展海洋经济的优势和劣势并不了解。上述结果表明，高校教师对于海洋经济的认知度普遍较低，这从侧面反映出目前我市发展海洋经济存在的一个窘境，即广大基层人员对海洋经济的认知程度与建设海洋经济强市的要求相距较远，难以匹配。从而也反映出目前在我市高校中，海洋经济发展受重视程度仍然不足，尚难建立起从上至下的完备的发展体系。
（二）人才引进政策竞争力不足
在西方发达国家以其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强大的科技为后盾，在海洋经济人才竞争中占据绝对优势。国内各省市也采取各种政策优势吸引人才，特别是“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凭借优惠的政策和措施，抢夺人才竞争的制高点。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分析，影响宁波高等海洋经济人才建设的因素主要包括待遇、职业发展、工作和生活环境、区位优势以及家属子女保障等，如下图：
人才政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措施配套。在调查中发现，对现有人才政策环境看法认为良好和较好的仅占49%，而认为一般及以下的高达51%，其中差和较差占23%，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的，可见我们的人才政策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在对现有政策认知态度能更好的解释这个问题，调查中发现，有31%的人认为“政策未能与时俱进”，16%的人认为“政策分散，不易操作”，27%的人认为“政策未得到根本落实”，还有25%的人认为“政策优惠幅度不够、吸引力不强”。
（三）师资薄弱，专业结构不合理
目前在甬乃至整个浙江省涉海高校中，高层次、高水平的学科专业领军人物比较缺乏，特别是国际化人才、掌握核心技术人才、高新技术领军人才非常少，面向海洋高技术产业的专业人才以及实用型、技能型人才均比较缺乏，民营科技企业，高层次研发和管理人员匮乏的矛盾比较突出，人才培养的层次也相对较低。此外，涉海类专业结构不尽合理，并且分布狭窄，主要还是集中在传统的海洋产业，新兴产业建设不足，并且在学科多以工科和理科为主，经济、管理、法学等学科相对薄弱，尚未建成与海洋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高新技术类专业和应用型专业以及品牌专业、特色专业。
（四）人才流失严重
人才是经济发展的第一生产力。人才流失的危害很大，小则对危及一个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大则影响一个地区的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调查中发现，现有宁波市人才状况的满意度并不理想，其中满意和较满意的分别占总数的23%和36%，认为一般及不满意的分别占28%和13%。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目前宁波地区海洋经济人才由于不满意而造成的人才流失状况还是比较高的。
（五）海洋科教和研发平台建设有待加强
良好的科教和研发平台是保障海洋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与国内某些海洋经济大市相比，我市的海洋科研平台数量偏少，且专业化程度较低。例如青岛市拥有28家海洋科研机构，各类海洋专业技术人才5000余人，高级海洋专业技术人才1704人，占全国同类人才的30%；海洋领域的博士生导师281人，两院院士17位（不含外聘）；拥有各类海洋科学考察船20多艘，其中千吨级以上的远洋科学考察船7艘。“十一五”期间国家“863”计划海洋领域课题，约有46%由驻青岛国家实验室科研人员承担[7]。与青岛相比，我市不论在海洋科技人才总量、高层次人才数、海洋科教院所数量，乃至海洋科考船等硬件水平上，均有非常大的差距，亟待加强。
三、宁波高校海洋经济人才队伍建设模式的思路与对策
（一）深化海洋文化宣传，营造海洋人才战略环境
海洋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海洋文化的积奠，文化的积累可以培育人才成长环境，也可以创造吸引人才的环境。
一是要抓住历史优势，宣传宁波海洋文化。宁波有着长久的港口历史[8]，港口文化在宁波传统文化中具有深远的影响。把握好历史优势，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开展多层次、多角度的宁波海洋历史宣传，强化宁波海洋文化大市的形象培养，对于宣传海洋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是要抓住当代优势，宣传宁波海洋文化。宁波是公认的海洋经济大市，现代化的世界级大港已是宁波最具影响力的名片之一，同时与之配套的还有在国内遥遥领先的石化、造纸等临港工业。抓住大海港的优势，推进海洋文化的宣传，利于强化宁波海洋经济大市的形象宣介，也利于吸引更多海洋人才来甬。
三是要抓住历史机遇，宣传宁波海洋文化。作为浙江省海洋经济核心示范区，宁波应牢牢抓住海洋经济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历史机遇，注重以核心区为重点的宣介工作，通过举办海洋经济洽谈会、人才交流会等形式，宣传自身海洋文化，也吸引更多人才参与到核心示范区建设中。（二）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制定海洋人才发展政策
建立新的用人机制，为高层次人才充分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环境是当务之急[9]。
一是完善涉海人才使用制度。建立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公平、竞争的人才使用制度。在人才使用上重实绩、重贡献、重能力，打破论资排辈、缺乏激励的用人制度。加大对紧缺专业人才，优秀人才的引进力度，促使人才资源有一定的储备。要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待遇上的政策倾斜。人才引进上，也可采取柔性引进、技术引进等方式解决人才紧缺问题，提高单位的创新能力。
二是改革涉海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在海洋经济和专业领域的定向招生制度。以产学结合的模式，加大我市海洋经济紧缺急需人才培养力度，探索校地联合培养，鼓励企业在职员工修读高校海洋专业工程硕士。促进高校与社会、企业合作，推动官产学研合作深入开展，促使企业介入高校学科专业建设，确保高校人才培养、科研服务的社会适应性。发展海洋类继续教育，深入开展岗位培训、预备劳动力培训[6]。
三是设立涉海人才激励机制。积极转变分配方式，研究制定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的制度。建立向重点、关键岗位及优秀人才倾斜的分配激励机制，建立不同序列的差额岗位工资制度，激发各类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加大资金投入，实施多级互动，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加强海洋人才科研创新的资金支持，强化海洋人才开发基金保障，加大对优秀海洋科技人才的奖励力度。
四是推进涉海人才市场配置。积极发展人才市场，推进海洋人才资源的市场配置进程。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创新人才市场管理体制，实现管理办公分离、政企分开和责权利的统一，努力形成政府部门宏观调控、市场主体公平竞争、行业协会严格自律、中介组织提供服务的运行格局。完善人才市场服务网络，充分发挥人才市场的辐射、带动、示范作用。按照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推动人才市场的联合互动，积极营造有利于海洋人才合理流动的社会环境，充分发挥海洋人才的作用。
（三）发展海洋科教平台，推动海洋人才集聚集智
通过加强海洋科教平台建设，吸引海洋人才来甬，产生人才集聚和集智作用[6][9]。
一是加快推进涉海院校发展。强化高校间合作，引进和培养海洋经济领域的高端教学科研资源。积极探索涉海人才引进新模式，从涉海类企业引进具有一定学历、实践经验丰富的高级涉海从业人员充实教师队伍。强化我市高校与国家海洋局等部门的战略合作，争取获得海洋科技创新的重点支持。大力发展港口物流、航运航海、离岸金融、海洋生物、海洋工程等专业，争取在涉海类博土后流动站、部级重点学科、本科重点专业、重点实验室等建设方面实现新突破。
二是大力构建海洋科教研发创新平台。针在甬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现有基础和各自特点设立具有针对性的发展目标，打造港口物流、航海航运、船舶与海洋工程、现代海洋渔业、海洋生物与海洋药物、物联网、智慧城市等各具鲜明特色的研究基地和研发平台。注重海洋科研创新服务基地建设，完善海洋科研成果产业化扶持政策和区域性技术交易中心功能，建立一批海洋科研成果产业化基地，扶持一批海洋战略规划、勘测设计、海域评估等中介机构。
海洋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人才队伍的建设，建设现代化的国际港口城市更是需要大量的各行各业专业技术人才。本文从高校海洋经济人才队伍建设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阐述，根据调查结果进行了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分析，并从海洋人才环境打造、体制机制培养和海洋科教平台发展三方面提出了促进海洋经济人才队伍建设的思考和对策。
参考文献：
[1]叶辉，昝爱宗，方锡友.我国亟需培养综合性海洋人才[n].中国海洋报，2004-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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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卜凡静，王茜.发展海洋高等教育优化海洋人才结构[J].科技信息:学术研究，2007，(32).
[4]国家海洋局.21世纪处中国涉海就业情况调查报告[R].2004.
[5]王萌萌.宁波海洋人才培养的若干思考[J].三江论坛，2011，(2).
[6]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宁波市海洋经济发展规划，2011-05.
[7]海洋院所占据国内“半壁江山”[n].青岛日报2009.9.11.
海洋经济政策篇7
美国：
从制海权到了解海洋、经略海洋
美国海洋战略思想源于海权论学者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他站在海洋历史的高度及海洋军事的角度,用史学家的敏锐和战略家的理性提出了著名的“海权论”（Seapower)，从海洋国家——海洋——世界诸关系的角度，以“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海洋”的理论，对美国的扩张战略和策略进行了精心论证，为美国的海外扩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此，在冷战前的近200年，扩大本土、拓展殖民地、发展经济是美国国家利益的三条主要脉络。
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海洋事业开始崛起，海洋战略的主导思想是通过发展海洋科学技术，推进海洋经济的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际海洋新秩序的建立和各沿海国家对海洋关注度的提高，一贯在全球推行霸权主义的美国，将20世纪80年代全球海洋战略确定为：反对沿海国家扩大管辖权的主张和倾向，不支持并反对将200海里的沿海区域划为各国领海管辖范围行使，对海洋资源实行强化管理。
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其超级大国地位的优势更加突出，在战略的策划上更加主动更加自信。进入21世纪，为了继续保持在海洋方面的领先地位，美国在2004年出台了《21世纪海洋蓝图》，提出这样一套海洋战略设想——加强海洋工作的领导和协调，促进对海洋、沿岸和大湖的了解，保护海洋环境资源，促进海洋科学技术发展，重视海洋教育，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009年，美国颁布新的海洋政策，提出了在海洋、海岸和大湖区要实现的国家战略目标为：将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管理作为海洋、海岸和五大湖全面管理的基本原则，实施全面、综合、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海岸和海洋空间规划与管理，提高应对变化与挑战的能力。这表明美国海洋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已经有了根本转变，体现了美国以全面综合的方式解决环境保护、经济活动、开发利用冲突等问题以及可持续利用海洋海岸带资源的国家海洋战略。
日本：
拓展海洋国土
日本是濒海岛国的“资源小国”，同时具有“大国化”倾向，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十分重视对海洋的控制，以便谋求更大的战略利益。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开始推行“海洋立国”战略，大力发展国际贸易和海洋产业。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海洋战略地位的提高，日本认识到开发海洋资源不仅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也可以为海军发展提供经费保障。为此，早在1983年，日本就已经开始调查海底资源。冷战结束以后，日本对海洋的关注和对海洋战略的研究逐步升温。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海洋国家——日本的大战略》一文中指出，现在正是开始描绘21世纪日本国家形象的时候。2006年，日本海洋政策智囊机构海洋政策研究财团公开发表《海洋与日本：21世纪海洋政策建议》，主要内容是：树立海洋立国思想；制定日本海洋基本法，完善海洋法规体系；强化和完善海洋行政管理与协调机制；加强对包括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在内的海洋“国土”管理；积极参与和引领国际事务；加强海洋教育和海洋意识宣传。2010年，日本新任国土交通大臣、海洋政策担当大臣前原诚司在海洋基本法高层研究会上提出，为使日本由资源小国成为资源大国，在今后10年完善能够确保海洋权益的体制，应对分布在日本管辖海域内的岛屿建立管理保护体系。他还呼吁将在产业、技术和学术领域汇集日本各界英才开展海洋开发利用，作为日本发展的新动力，这体现了日本海洋战略的未来发展方向。
澳大利亚：
提高海洋产业国际竞争能力
澳大利亚四面环海，海洋资源丰富，海洋产业发达，在许多海洋产业方面具有国际竞争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更好地统筹协调全国海洋产业的发展，澳大利亚制定了新的海洋产业发展战略，其目标是：海洋产业应具有国际竞争性；海洋产业发展具有可持续性。
澳大利亚在积极发展海洋产业的同时，十分注重海洋管理。早在1989年，澳大利亚的海洋专家们就已经开始呼吁政府制定综合海洋管理措施，1998年制定了《澳大利亚海洋政策》，其目的是：统一产业部门和政府管辖区内的海洋管理政策；为规划和管理海洋资源及其产业提供战略依据。澳大利亚海洋政策的出台，标志着澳大利亚在保护、了解和利用海洋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俄罗斯：
走向复兴海上强国之路
俄罗斯海上疆界达38,800千米，海洋资源丰富，其中60%的油气资源集中在其北方海域的大陆架上，在远东沿海大陆架上集中了30%以上的油气储量。
为了全面提升海洋战略地位，2001年7月21日，时任俄罗斯总统普京授权起草了《俄罗斯联邦海洋学说》，该文件为联邦至2020年期间的海洋政策，政策制定范围几乎涵盖了世界上所有的海洋。经济上，俄罗斯的主要目的是尽可能地获取更多的资源，其开发海洋资源的目标已从大陆架延伸到了大洋底层；军事上，俄罗斯宣布要确保俄罗斯联邦海军在世界海洋的存在，并为此在各海域确定了明确走向；科技上，除提出加强与海洋有关的科技活动外，俄罗斯还特别强调对各大洋底层生物和矿物资源的勘探和开发。2009年3月，俄罗斯颁布了北极战略规划——《2020年前及更远的未来俄罗斯联邦在北极的国家政策原则》。
无论是俄罗斯科考队在北冰洋的科学考察和洋底插旗，还是俄罗斯海军重返世界大洋进行军演，都传递了同一个信号：俄罗斯正在走上复兴海上强国之路。
印度：
从印度洋不断向全球延伸
印度处于印度洋的中心位置，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长期以来，印度把印度洋视为“命运之洋”、“未来之洋”，并谋求控制印度洋，变其为“印度的海洋”。资深外交家K·m·潘尼迦在其著作《印度和印度洋》一书中也曾明确指出：“谁控制印度洋，谁就能控制次大陆。”为此，控制印度洋、成为海权大国，是印度长期追求的海洋战略目标。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加紧实施“印度洋控制战略”，加强其远洋进攻能力，不断延伸其海上扩展的触角。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印度已不囿于已取得的海上利益，而是青睐起“全球扩展战略”，实施海洋“西挺东进”战略，东扩进入南中国海，涉足西太平洋。南扩绕过好望角，驰骋大西洋。为东扩南中国海，印度近年来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战略关系，积极参与东盟的安全合作，以使其在南海的存在正当化。2008年，印度与缅甸签署了海上油气开发合同；2011年，印度与越南签署合作开发南海油气资源的协议，试图通过石油开发扩大其在南中国海的存在范围。此外，近年来，印度积极开展南北极地区、南大洋和国际海域调查，到2009年，印度已组织了29次南极科考和3次北极科考，2009年至2010年共组织了4次南大洋考察。由此可见，印度争霸海洋的雄心正在从印度洋不断向全球延伸。
（本文系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要国家海洋战略调整对我国影响研究”［项目批准号：10CGJ002］的阶段性成果）
海洋经济政策篇8
竞争力是指与此同类对象比较相互竞争的能力。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与竞争力相关的包括城市竞争力、国家竞争力、产业竞争力、核心竞争力、区域经济竞争力等。目前研究竞争力的文章大多以美国经济学家迈克•波特提出的钻石模型为依据。国家竞争力理论也被称为波特的钻石理论。波特的钻石理论分析一个国家某种产业为什么会在国际上有较强的竞争力。波特认为，决定一个国家的某种产业竞争力有4个因素，分别为：①生产要素，包括天然资源、资本资源、人力资源、知识资源和基础设施；②需求条件，主要是本国市场的需求；③相关产业和辅助产业，主要指这些产业和相关上游产业是否有国际竞争力；④企业的战略、企业结构和竞争对手。关于竞争力，直观的理解可定义为竞争主体之间在争夺一个或多个竞争对象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力量。海洋经济竞争力是指不同研究对象包括区域层面、省份或者国家层面对比中突出的海洋经济方面的竞争能力。在不同阶段海洋经济竞争力有不同的表现。在海洋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以海洋经济产品成本作为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海洋经济竞争力强弱主要取决于因资源禀赋或其他生产要素而构成的成本优势。在海洋经济的发展阶段，海洋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大，海洋技术的应用与创新作为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到现今，资源禀赋的优势、技术的优势、经济资源和要素分工协作所构成的体系，以及制度所营造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潜能发挥环境的共同协同，成为海洋经济竞争力的决定因素。
2海洋经济竞争力影响因素
影响海洋经济竞争力的因素是多样的，包括海洋资源禀赋、技术进步、海洋科技人才、区域经济、政府制度文化、政策环境等。根据波特钻石模型的理论，结合海洋经济的自身特点和实际，将海洋经济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分为技术影响力、资源影响力、市场影响力、经济实力影响力和政策制度影响力。不同影响力的共同作用能够对海洋经济竞争力产生根本性和结构性的变化。技术影响力主要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来分析现有科学技术水平、海洋科技人才以及培育科技人才和进行技术创新的组织制度。政策制度影响力主要从海洋产业组织、政策环境、制度文化等方面展现。
2.1技术影响力
在世界沿海国家大力支持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经济强国的今天，海洋竞争的本质已从海洋资源的竞争，转变为海洋技术的竞争。据有关专家统计，发达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因素在海洋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已达到80％左右。正是随着海洋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应用，推动了新兴海洋产业的形成和壮大，促使海洋产业从传统海洋经济阶段向知识海洋经济阶段的转变。例如浙江省的海洋矿业、海洋电力业、海洋工程业均是在21世纪才起步发展起来的。同时，高科技的应用使海洋产业中的传统产业得到了不断改造，由于海洋生物、机电一体化、新材料开发、环境工程和资源管理等技术在苗种培育、生产和管理过程中的开发应用，海洋生物资源开发方式发生战略性改变，形成了海水增养殖和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在高新技术支撑下发展的海洋服务业必将迅速成为新的海洋经济支柱产业。沿海国家或地区海洋科学技术的竞争，归结到底还是海洋高科技人才的竞争。海洋科技人才的年龄构成、身体素质、思想观念、科学和技术素养等，直接影响着海洋经济竞争力的形成。海洋科学技术发明及技术创新应用都必须以人才为载体，而能够真正培育海洋科技人才进行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就要有完善的、协同的组织制度作为培育科技人才的摇篮。技术影响力是提升海洋经济竞争力的核心因素，而这种影响需要在现有科学技术水平下，通过海洋科技人才以及培育科技人才的组织制度共同协同才能实现。
2.2资源影响力
海洋拥有丰富海洋生物资源、海洋矿产资源、海水资源、海洋化学资源、海洋能源、海洋空间资源和海洋景观资源。正是基于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产生了海洋渔业、海洋盐业、海洋交通运输业等传统海洋产业。而随着海洋科学技术水平和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就需更深层次，由此产生了海洋油气业、海洋旅游业、海洋生物医药业等新兴海洋产业以及海洋科研教育服务业。随着经济全球化，沿海地区对海洋资源的直接依赖程度不断减弱，但是海洋资源仍然是海洋经济竞争力形成与提升的根本。一个地区或国家海洋资源的丰裕程度是决定着海洋经济竞争力提升的空间容量和基础的关键。
2.3市场影响力
在经济层面上，海洋经济竞争力的强弱直接反应在市场需求上。竞争力所反映出的是比较优势。若某一海洋产业在区域之间或国家直接的比较中地位最高，则社会对该区域的海洋资源及其产品和服务需求就最大，其所在的市场份额就高，市场占有率有就大，则表示该区域的海洋经济产业具有相对竞争优势。而一个沿海国家或地区在海洋经济体系中所处的海洋地理位置、周边国家和地区格局等也影响区域市场的容量。随着交通信息业的迅猛发展，区位的影响逐渐弱化，但优越的区位可以提高海洋资源流向的影响力。市场影响力最终反映出海洋资源及其产业和服务的市场占有率，反映出该海洋产业可持续的竞争力，是海洋经济竞争力提升的动力和源泉。
2.4经济实力影响力
一个沿海国家或地区自身的经济实力对该国家或地区在海洋经济竞争力的影响非常重要。沿海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实力决定着该区域在海洋经济领域的投融资能力，这种能力主要通过资本的投入来体现。无论是海洋人才的培养、海洋产业的技术研发与创新、海洋产业固定资产的投资都需要大量资本的投入。没有资本的投入，海洋科技人才的培养与引进、海洋科学技术研发都无从谈起。因此，一个沿海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实力是该区域海洋经济竞争力提升的基础和准备。
2.5政策制度影响力
一个沿海国家的海洋战略和政策能够对海洋经济发展的基本格局产生最直接的影响。一个地区能够在国家的海洋战略和政策的指导下，充分利用本地区的海洋资源，制定适宜的财政、货币和产业政策，把资本投入海洋科技研发、海洋科技人才培养引进等项目上，促进主导海洋产业群的形成，从而提高海洋经济竞争力。海洋企业在国家和地区海洋发展战略政策的引导下，制定企业发展方向，结合不同地区的市场需求，提供有竞争力的海洋产品与服务。适宜的政策制度最终会优化海洋资源配置，建立鼓励海洋科技人才进行技术研发创新的制度，最终影响海洋经济竞争力的提升。因此，一个沿海国家或地区的政策制度是该区域海洋经济竞争力可持续提升的根本。技术、资源、市场、资本都需要政策制度的引导，才能实现优化配置，并发挥出最大的效用。
3海洋经济竞争力评价指标
随着海洋经济的迅速发展，对海洋经济理论的研究也更加深入，海洋经济竞争力的评价研究是对海洋经济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探讨。要构建海洋经济竞争力评价体系，首先要确定海洋经济竞争力评价指标。反映经济竞争力的指标通常由经济总量及增长、经济结构优化、经济效益提高3个方面来体现。经济总量及增长主要从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收入来衡量，既要选取总量指标，又要选取人均指标，总量指标与区域大小有关，但可反映一个区域的总体实力；人均指标与区域大小无关，可消除因为区域大小不同而带来的影响，反映该区域人均的经济水平。而经济结构的研究重点应当是第三产业。海洋经济竞争力就是利用一系列指标，通过使用一定的数学方法进行科学整理，得出的能全面反映海洋经济基础、海洋经济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海洋经济发展潜力的综合性指标。海洋经济竞争力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海洋经济竞争力包括海洋经济、海洋资源、海洋环境、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海洋科技等诸多子系统竞争力之总和。狭义的海洋经济竞争力则仅仅指除去海洋科技、海洋环境、社会发展、区域经济等因子之后的海洋经济实力与海洋经济的资源推动力，它主要体现在所有海洋产业和海洋相关产业的经济竞争力之总和上。本文所研究的海洋经济竞争力主要指狭义的海洋经济竞争力。根据海洋经济竞争力的影响因素以及指标数据的可获取性，设定海洋经济竞争力评价指标，包括4个方面，分别为海洋经济总量、主要海洋产业发展水平、海洋经济结构和海洋经济推动力4个要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海洋经济竞争力是由这4个要素综合分析评价。每个要素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反映一国或一个地区的海洋经济状况。
（1）海洋经济总量是反映海洋经济水平和动态的宏观数量指标，评价海洋经济总量的指标主要包括海洋经济总产值、海洋经济增加值、海洋经济总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海洋经济总量是从宏观层面定量反映一国或一个地区海洋经济综合实力的强弱。这些指标有共同的特性，即数值越大越能体现海洋经济竞争力的高低。当然海洋经济总量不是孤立的，其受到海洋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也是各个海洋产业发展水平的汇总。而海洋经济推动力则直接决定着潜在的海洋经济总量水平。另外，单一的海洋经济总量在体现海洋经济竞争力上存在一定的弊端，因为经济总量指标一般是绝对数，尽管一个小国或地区的海洋经济总量水平比不上一个大国或地区，但其海洋经济竞争力的相对指标并不一定比大国或地区弱。所以在应用海洋经济总量分析海洋经济竞争力时要充分考虑其相对水平。
（2）主要海洋产业发展水平是从各个产业的围观角度对海洋经济竞争力的定量描述。主要海洋产业指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旅游业、海洋电力、海洋船舶业、海水利用业等。这些海洋产业基本包括了海洋经济的各个主导产业，一国或一个地区的海洋经济竞争力主要看其主导产业的发展水平。海洋货物运输量、海洋产业生产总值、海洋渔业收入、旅游总收入、旅游外汇收入等指标可以较好反映主要海洋产业发展状况。各个海洋产业的具体发展水平指标能很好地体现一国或一个地区海洋经济内部具体实力状况，能反映其海洋经济的优势产业和劣势产业，对海洋经济竞争力是一个具体的微观描述。
（3）经济结构指国民经济的组成和构造。海洋经济结构是海洋部门的经济结构，海洋经济结构和海洋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海洋经济结构也是海洋经济竞争力的一个重要体现。海洋经济结构是从质的角度对海洋经济的一个描述。标志着海洋产业由传统的海洋产业向现代海洋产业的转变。海洋产业结构水平、海洋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海洋产业增加总值的比重、海洋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占海洋产业从业总人数的比重等指标较好地反映海洋经济结构的状况。海洋经济结构与海洋经济总量是紧密相连的，产业结构的演进会促进经济总量的增长，经济总量的增长也会促进产业结构的加速演变。
（4）海洋经济推动力是海洋经济发展的潜力因素与重要推动力。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海洋资源要素，盐田生产面积、海水养殖面积等能够较好地反映海洋资源要素的状况；另一个是各种经济要素对海洋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主要有科技、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等，其中海洋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长率、海洋产业人均总产值等指标能够较好地反映经济要素对海洋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海洋经济推动力一方面决定着未来的海洋产业经济产出和海洋经济结构的调整，也代表着一国或一个地区海洋经济潜在的实力。综上所述，海洋经济总量、主要海洋产业发展水平、海洋经济结构和海洋经济推动力4类要素都是海洋经济综合实力的体现，四者相互联系，共同形成了海洋经济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4海洋经济竞争力评价模型的构建
海洋经济政策篇9
【关键词】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演化机制;演化博弈论
引言
自2003年全国海洋产业总产值首次突破一万亿元(10077.71亿元)大关以来,我国海洋经济迅猛发展,2003年—2008年海洋生产总值增长率基本稳定在8%-10%的水平上,且每年均高于同年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海洋经济作为一个复杂的经济体,其管理体制的健全与否直接影响到海洋经济的发展水平与发展速度。建国以来,海洋经济曲折中前进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海洋经济管理体制也几经变迁而日趋完善。由建国初期分散的行业管理体制,逐步走上统一管理的轨道,最终形成现今以“条块”结合为特色的海洋经济综合管理体制。深入分析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变迁历程,不难发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在其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政策的规划与指导积极推动着海洋经济的体制优化。但究其本质,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演化是受自身发展规律约束的,政策在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演化的整个过程中只是起到加速或减缓的作用。
国内外学者在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研究方面做了一定的工作。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1)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类型。自然条件、政治制度以及经济水平的差异,导致各国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类型的不同。国内外学者基本将海洋经济管理体制分为三种类型:分散型、集中型以及分散与集中结合型。(2)海洋经济管理体制发展历程及现状研究。一类学者从整体出发,将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变迁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行业分散管理阶段——初步统一阶段——以“条块”为特征的综合管理阶段。另一类学者则从具体产业出发,分门别类地研究各海洋产业管理体制的历史沿革与现状。(3)深化改革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路径措施研究。诸多学者从管理学、生态学、政治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多个角度出发提出深化改革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路径与措施,认为我国海洋经济必须走综合管理的道路,行业管理与区域管理二者缺一不可。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在研究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时,着力点多集中其历史沿革、现行体制的“好坏”以及改良的路径与措施等方面,尽管也有少数学者试图从历史学的角度探讨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变迁历程,但分析结果多停留理论层面,并未从体制形成的根源出发探讨体制变迁的内在机制。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突破方法上的单一性,从演化博弈论的角度出发,找出影响其变迁的主要因素,深层次剖析海洋经济管理体制变迁的机理,探索其演化的内在规律。
一、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演化博弈模型
(一)演化博弈模型
演化博弈论是建立在传统博弈论基础之上,假设参与人是有限理性的条件下,将动态的重复的策略调整融入到传统的博弈理论之中而发展起来的,用来分析生物、社会、经济等一系列活动变迁行为的一套新的理论。演化博弈论的思想最早起源于19世纪30年代,理论渊源来自于两个方面:演化理论与博弈理论。它突破了传统博弈论关于参与者完全理性的假设,认为参与者是有限理性的,参与者通过对历史的分析来决定下一步的策略。演化博弈论虽然是建立在传统博弈的基础上,但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演化”。演化博弈论包含两个基本概念:演化稳定策略(eSS)和复制者动态(RD)。这一对基本概念共同构成了演化博弈理论的两大基石。
(二)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演化博弈模型
海洋经济管理中有众多的参与者,根据具体实施主体,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中央、地方政府以及各海洋产业。其中,海洋产业是海洋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是海洋经济管理工作实施的基本单位。海洋产业发展需要合适的海洋经济管理体制作为支撑,海洋产业发展过程中不可协调的矛盾也推动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变迁。本文中将各海洋产业作为演化博弈模型的主要参与者,旨在通过分析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博弈来透视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变迁机制。
1、模型假设
(1)海洋经济活动中的参与者是有限理性的。
(2)每个参与者都有两个选择策略:“独立”、“联合”。
模型中参数设置如下:a、B分别为海洋经济中任意两个有关联关系的海洋产业;S为可能的策略集,S={“独立”,“联合”};p、q分别为参与者a、B选择“独立”策略的概率;λ为海洋产业选择独立发展导致产业间矛盾产生的损失值;α为海洋产业加入产业组后由于法律法规、活动空间以及其他方面的限制导致自身能力无法尽情施展而导致的损失率;β为该海洋产业与相关产业组的关联度,关联度越高,协同效应越高;这里假定α、β值为既定的。
2、模型构建
下面我们对博弈双方的收益情况进行分析:(1)当a、B都采取“独立”策略时,两部门获得正常收益的同时,承担由于活动交叉导致矛盾产生而造成的损失值λ;(2)当a、B都采取“联合”策略时,两部门在避免了矛盾产生所造成的损失值λ的同时,获取由于协同作用而产生的额外收益,a、B获取的额外收益分别为βL、βL,但同时也会由于自身发展受限而遭受一部分损失,损失值与本产业的发展水平有关;(3)当a、B两个参与者,一个采用“独立”策略,另一个采用“联合”策略时,采用“独立”策略的一方由于对方采用了“联合”策略而免受矛盾产生所带来的损失,同时也不能获得额外收益;采用“联合”策略的一方由于加入关联产业组而获取一定的额外收益,同时也由于自身发展受限而遭受一部分损失。
根据以上分析,a、B的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
由表2知,当时,即一个海洋产业加入与其相关的产业组后获得的额外收益高于加入产业组时的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产业通过观察、学习和模仿会不断调整自己的选择策略,逐步向产业“联合”方式发展。此时,(联合,联合)是演化稳定策略。
(2)若各局部均衡点的稳定性分析如表3:
由表3知,当时,海洋产业在加入产业组时会考虑加入前后收益或成本的大小,由于,即海洋产业加入产业组后总体损失值降低了,但是出于显性利润的驱使,参与者选择“联合”策略的动机并不强烈。此时海洋产业会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加入或不加入相关产业组。此种情况下,演化博弈模型没有演化稳定策略。
(3)若(其中,i=1,2),各局部均衡点的稳定性分析如表4:
由表4知,当时,海洋产业在加入产业组时会考虑加入前后收益或成本的大小,由于,即产业加入产业组后总体损失值升高了。此时明智的海洋产业会选择“独立”策略。此时,(独立,独立)是演化稳定策略。
二、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演化机制分析
通过模型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影响海洋经济管理体制变迁的关键是海洋经济中“成本与收益①孰大孰小”,表象上表现为α、β、λ、L等值的大小。
(一)参数变动对海洋经济管理体制变迁的作用
1、α值的大小。α为海洋产业加入产业组后由于法律法规、活动空间以及其他方面的限制导致自身能力无法尽情施展而导致的损失率。若α值偏大,相对于固定的产业规模,海洋产业加入产业组时的损失值则大;反之,则小。α值的大小是与海洋产业的技术水平、海洋资源的多寡紧密相关的,技术水平高、海洋资源匮乏时α值较高。较高的α值促使海洋产业偏向于选择“独立”发展策略。
2、β值的大小。β为该产业与相关产业组的关联度,β值越大,加入相关产业组获得的额外收益也就越大;反之,越小。较高的β值促使海洋产业偏向于选择“联合”发展策略。
3、λ值的大小。λ为海洋产业选择独立发展导致产业间矛盾产生的损失值。λ值越大,海洋产业越有动力与其他产业联合;反之,则反是。λ的大小与海洋经济的发展水平紧密相关,海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各海洋产业各得其所,相安无事,λ值较小;海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新增的海洋产业以及技术水平的提高均会导致矛盾的增多。较高的λ值促使海洋产业偏向于选择“联合”发展策略。
4、L为相关产业组的发展水平,相关产业组发展水平越高,海洋产业加入进去获得的额外收益越高;反之,越少。较高的L值促使海洋产业偏向于选择“联合”发展策略。
(二)我国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演化机制
1、建国初期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行业分散管理阶段
建国初期,我国在海洋领域的主要政策是恢复和发展传统海洋产业。在开发利用海洋技术水平有限的前提下,海洋产业进行联合发展的协同效益很小。同时,如海洋产业选择“联合”策略则意味着要出让活动领域、遵守法律法规等,对于具有一定规模经济的海洋产业来说,这些成本将是巨大的。因此,联合发展获得的额外效益远远小于出让活动领域等造成的损失,即。同时,由于海洋开发与利用水平低下,各海洋产业独立发展,矛盾并不突出,这意味着λ值也很小,即—1。此时,海洋产业之间没有联合的动力,各海洋产业独立发展,与此相适应,海洋经济管理体制呈现一种分散管理的特征。
海洋经济政策篇10
展望未来，福建海洋经济要达到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实现质的飞跃，从而实现海洋经济强省的目标，仍面临着诸多制约因素。一是海洋经济总量较小。与同为海洋经济发展试点的广东、山东两省相比，福建海洋经济发展相对不足，海洋资源优势还没有很好地转化为海洋产业优势，产业链较短，深加工产品不够，产品附加值不高。二是海洋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升级。海洋新兴产业尚处于研发、试验阶段，要大规模实现产业化还面临一些技术和政策方面的瓶颈制约。海洋渔业正处于由传统渔业向现代渔业、由近海捕捞向远洋捕捞的转变过程之中，与发达地区有不少差距。海洋旅游资源没有得到相应的开发，海洋休闲旅游业如游艇旅游业才刚刚起步。海洋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标准体系还不完善，示范试验规模严重不足。三是海洋科技人才缺乏，创新能力不足。海洋科研机构及院校和海洋开发人才相对缺乏，高等院校内设置的与海洋相关的专业也较少，海洋科研机构和科研力量相对薄弱，海洋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四是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形势严峻。一是随着福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临港工业的发展，陆域直接或间接入海的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农业面源污染物不断增加;港口和临港工业特别是石化、造船、冶金、大型林浆纸一体化等行业的快速发展使工业污染源和海上污染源大量增多，全省应对溢油、危险化学品泄漏等突发事件的应急响应能力建设十分薄弱。二是全省沿海地区海洋环境保护队伍和能力建设相对滞后，大部分沿海县还处于缺海洋环保机构、人员、设备的状态，完善的海洋环境保护综合管理机制和体制尚未形成。
二、加快福建海洋经济强省建设的对策思路
(一)强化海洋意识，加快建设海洋经济强省
福建在迈向海洋经济强省进程中，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与时俱进，牢固树立新的海洋价值观、海洋国土观、海洋经济观，注重建设海洋文明。各级政府要培育全民海洋意识，普及海洋知识，宣传海洋文化，积极调动各类资源向海洋集聚，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各级政府还应充分发挥战略主导作用，主导制定海洋产业、海洋区域发展战略，注重各地海洋资源因地制宜的开发，形成由资金、政策、法律、管理支撑的海洋开发战略体系。同时，加快完善促进海洋经济绿色发展的政策体系。
(二)统筹兼顾，构建四大海洋产业基地
一是统筹海洋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发展。传统海洋产业要向高端发展，要引导传统产业的重大项目向临港区域集聚，培育出一批全国领先的高端临海产业集群和基地。海洋新兴产业方面，要坚持立足本地特色，走特色发展之路，防止一哄而上。二是统筹海洋三次产业发展。要进一步突出海洋服务业与海洋工业，海洋工业继续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海洋服务业重点发展港口物流、海洋旅游和海洋文化创意产业。三是统筹产学研政。发展海洋经济必须依靠科技创新的引领，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是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和突破海洋重大关键共性技术的主力，政府则主要从政策、资金等方面给予指导与扶持。
(三)“三群”联动，统筹陆海发展
以推进沿海产业群、城市群、港口群联动发展为重点，实现陆海统筹发展。一是港产联动。产业群的支撑是港口群建设的生命线，让港口与产业互相促进，实现双赢，产助港兴，港促产旺。二是港城联动。建设美丽、宜居、宜业的港口城市或滨海城市，离不开港口与后方城市之间的联动。港口城市和后方城市的建设应稳步推进，从港城联动、相互统筹的高度做好规划。三是产城联动。城市要发展，离不开人口集聚，而人口集聚既取决于这座城市产业的发展，因此产城统筹不可忽视。总之，唯有努力推动“三群”联动，陆海统筹才能真正落到实处，才能真正发挥它在推进海洋经济强省的重要作用。
(四)科技兴海，完善创新和人才培养机制
首先，应构建海洋科技创新研发体系，加强产学研合作。要充分发挥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技术优势，参与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开发，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以资产为纽带、产学研相结合的海洋科技创新体系。其次，构建海洋科技创新服务体系，推进海洋科技成果产业化。要积极培育信息、、风险投资和知识产权保护等中介机构，提业发展和产品开发的技术支撑，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商品化、市场化。第三，构建海洋科技创新人才体系，提供智力支撑。引导涉海高校整合教育资源，调整学科结构，加快海洋科技学术带头人和技术带头人的培养，不断提高福建海洋经济发展水平。
(五)保护生态，保障海洋资源永续利用
坚持科学发展，树立绿色和低碳的海洋经济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地走海洋生态保护与海洋开发并重的发展道路，强化海洋资源有序开发、生态利用和有效保护。大力发展低碳技术和循环经济，加快发展风能、潮汐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产业，实现海洋能源利用产业的绿色发展，切实提高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强陆海污染综合防治和海洋环境保护，建立完善海洋环境监测网络系统，推行海域使用许可制度和有偿使用制度，建立海洋生态补偿机制和各级政府海洋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
(六)发挥优势，深化闽台海洋经济合作
一是规划先行，尽快研究制定闽台海洋经济合作总体规划，以平潭开放开发为重点，把平潭综合实验区规划成为两岸海洋经济合作特殊区域。二是全方位、多角度地宣传闽台海洋交流合作，进一步扩大福建省海洋经济在海峡两岸的影响。三是着力提供闽台涉海企业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互动两地海洋经济的发展。四是推动投资和财税政策向闽台海洋经济合作领域倾斜，大力支持对台交通主通道、主枢纽、口岸以及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加大对海洋新兴产业、重大海洋科技专项合作项目的支持力度。五是探索海洋经济发展所需专才培养的新模式、新方法，推进闽台海洋经济专业人才的培养。
(七)抢抓机遇，积极融入海上丝绸之路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