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与利率的关系篇1
关键词：方差分解 脉冲响应 货币政策效应 转轨时期货币政策特点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货币政策的改革和利率市场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然而改革的整个进程不能脱离我国的货币政策实践。本文力图从货币政策效应中，分析我国现阶段货币政策的特点，为我国货币政策改革所处阶段及特点提供数量上的依据。
二、计量检验
我们首先从Granger因果检验做起，由于我国常用的货币政策手段是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利率，所以我们做利率和货币供应量对GDp的Granger因果检验，同时从实践来看，我国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有很强的相关性，所以我们做财政支出GDp的Granger因果检验。为了防止伪回归，我们对各时间系列的单位根做检验。
(一)Granger因果及单位根检验
经检验，利率、货币供应量、财政支出都显著地Granger引起GDp。
经检验，ingdp、inml、infinance、inratio(gdp的对数,ml的对数，财政支出的对数以及利率的对数)都是i(1)过程，且存在着协整关系。
(二)建立包括ingdp,inml,infinance的，滞后三期的VaR系统
LnGDp=0.2104892954*Lnml(-1)＋0.3015000959*Lnmi(-2)＋
(3.26) (0.27)
0.2330595224*Lnml(-3)-0.4970655566*LnGDp(-1)＋
(0.37) (-2.06)
0.08326675986*LnGDp(-2)-0.3935002847*LnGDp(-3)＋
(-0.35) (-0.09)
0.1607142731*LnFinanCe(-1)＋(12514499022*LnFinanCe(-2)-
(2.186) (1.671)
0.3063730264*LnFinanCe(-3)＋9.336098552
(0.711) (2.96)
从检验结果的各项指标来看，r2较高，F统计量较为显著，离差平方和也不大，并且残差的相关系数也不高，模型是可以接受的。
从各项系数来看，滞后一期的lnml对lngdp有正的影响，并且影响是显著的，滞后两期后效果不明显。说明货币政策从政策执行到效果产生有一期的时滞，货币增长能促进经济的增长，(与经济理论相符合)但这种效果持续时间不长。财政政策的作用是显著的，并且政策效果有着较长的持久性，但是二者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及贡献的大小我们无法衡量，必须做进一步的分析，通过做脉冲和反差分解来分析。
(三)脉冲反应：反应程度的衡量
从脉冲反应函数中可以看到：
1．从脉冲反应来看，货币政策开始有一个时滞，而后开始起作用，货币供应量增长1个百分点使得gdp增长在到第四期达到最大值，增长约0.04个百分点，然后慢慢的影响就接近0。以后货币供应量增长对gdp增长的影响成波动状态，并且幅度越来越小，趋向于0。
2．财政支出的影响是逐步增大的，财政支出增长1个百分点在第二期使得gdp增长0.15个百分点，第三期达到最大为0.23个百分点，后降为0。
3．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造成的波动更大，而且持续时间长，这可能以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有关。财政支出的扩大能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我国财政支出中基础设施的投入部分比例较大。而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有一定的依赖性，所以时滞比财政政策还要长。
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可以从一定程度衡量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gdp增长的短期效应，但是二者贡献率的大小，二者的地位无法衡量，这需要通过方差差分解来进行。
(四)方差分解：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贡献率大小
方差分解是通过衡量系统中被解释变量的方差的变动中由各因素方差影响所占的比重来衡量各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变动贡献的比重。所以通过建立包括tngdp、lnml、lnfinance的系统，并通过对lngdp的方差分解来衡量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贡献率大小。
从方差分解中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
1．货币政策的效应与财政政策相比不够显著。这与我国货币政策执行的情况相吻合，我国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比有效性不够显著，货币政策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仅为gdp增长的7％左右，而财政政策对gap增长的贡献率大约在15％左右。
2．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有较长的时滞，并且货币政策的时滞长于财政政策的时滞。这与前边脉冲相应函数的分析相一致。是由于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体现出来，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的发展才能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而我国的货币政策在和财政政策有较大的相关性，并有一定的依赖性，所以与财政政策相比货币政策有更长的时滞。
3．gdp的增长有很强的自生性。在gdp增长中近70％的部分没有被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所解释，说明gdp增长的自生性较强或者一些对gdp增长产生影响的变量没纳入模型。
(五)用同样的方法建立利率、货币供应量和GDp的VaR系统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构建由货币供应量，GDp利率组成的VaR系统，分析货币政策中利率政策和货币供应量政策之间的关系(三个时间系列都是一阶平稳过程，并且利率、货币供应量都与GDp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
同样我们做GDp关于利率、GDp关于货币供应量的脉冲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
通过脉冲反应函数可以看出：
1．利率的上升使得GDp下降，这与理论相吻合，利率上升提高了企业成本，企业减少产出。
2．同时可以看到利率政策有一期的时滞，利率上升一个百分点，第三期GDp增长率下降了约0.18个百分点，第四期后利率政策的效果几乎就为零。
3．利率政策相比货币供应量政策撤果不显著，且持续时间较短。
从方差分解中可以看出：
1．利率发挥作用几乎没有时滞，第一期就影响到GDp的波动，但是对GDp的影响十分有限，仅占GDp波动的5％左右。
2．而货币政策的作用与前边的结论相类似，有三期左右的时滞，并且在第一期对GDp波动没有影响。
3．在我国货币供应量对GDp波动的作用明显强于利率对GDp波动的作用，利率对GDp波动的作用仅为货币供应量的30％左右，与美国的情况相反。
三、计量分析结论
(一)货币政策有效但效果有限
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可以得到货币供应量是GDp增长的原因，而GDp增长不是货币供应量增长的原因。而且从宏观调控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货币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保持经济稳定方面的作用。而引起人们对货币政策效应争议的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利率政策作用不显著，其次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有较强的相关性，对财政政策有一定的依赖性，作用效果远远低于财政政策，方差分解中仅有财政政策的50％。因此，在转轨经济中我们不能忽略货币政策的作用，另方面，要发挥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加强货币政策作用。
(二)转轨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是其发挥致用的重要内容
我们建立由GDp、财政支出、货币供应量的VaR模型，从方差分解中我们看到财政支出对GDp变动的贡献率为15％左右，而货币供应量变动对GDp变动的贡献仅为7％，也就是说，货币政策对GDp贡献仅为财政政策的50％，再从脉冲反应函数来看货币政策的时滞，比财政政策的更长，而引起gdp变化幅度小于财政政策。这与我国很长一段时期内奉行的财政包干制度有关，特别在计划经济下，企业的资金由财政供给，并以贷款的形式下拨溃币供应量增加，货币政策成为财政政策的附属。随着改革的深入，企业成为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但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性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存在。而1998年后货币政策的扩张贷款量的增长与财政支出的扩大，国债发行量的增长相配套，也使得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依赖性大。因此，在转轨时期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需要与财政政策相配合效果才明显。
(三)利率政策效果不明显，以利率作为主要调控手段的时机还不成熟
财政政策与利率的关系篇2
一、货币一体化条件下高福利支出政策对财政政策绩效产生影响的机制
1、税收竞争与高福利支出的共同存在导致大量资本流出。根据趋同标准的要求,欧元区各成员国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基本取消。另外，在统一的货币政策下，资本在欧元区内部的转移不存在汇率风险。因此，资本的自由流动也得以实现。欧元区各成员国为了扩大税基，竞相提供有利的税收待遇以吸引跨国公司的资本流入，这就是税收竞争的本质。
税收竞争给福利国家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因为福利国家过高的福利支出需要高税收来支撑，而由于税收竞争的加剧，高税收又会导致资本大量流失。以德国为例，由于德国设计并实施了一系列有关公民生老病死的社会保障计划，其社会保障支出一直居高不下。德国1999年到2004年期间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平均比重为22.16％，这直接导致其税负水平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德国2001年的宏观税负为41.2％，同期对外直接投资额为586.80亿美元，而吸收外部投资额仅为88.93亿美元，资本净流出高达497.87亿美元。
2、大量的资本外流对税收乘数作用和政府支出乘数作用的影响。货币一体化条件下高福利支出引起的资本大量外流直接影响到税收乘数作用，导致减税政策失效。传统的税收乘数理论成立的前提是减少的税收等于增加的可支配收入，由此而增加的消费是增加的可支配收入与边际消费倾向的乘积。所以政府税收变动通过乘数作用引起的国民收入变动为：
然而，在税收竞争与高福利支出并存的情况下，因为减少的税收中的一部分以资本的形式流动到国外，这个前提不再成立。在一国税率高于同一货币区内其他国家税率的情况下，税收减少越多，企业的可支配盈余越多，资本流出的规模将会越大。假设占减少税收部分的流出比例为g，则政府税收变动通过乘数作用引起的国民收入变动变为：
可见，由于资本的流出，税收乘数的绝对值将会减小，g值越接近1，税收乘数的越接近0，当g>1时，税收乘数将会由负数变为正数，即减税将导致国民收入减少。
同理，增加的政府支出的流出比例为g，则政府支出变动通过乘数作用引起的国民收入变动由：
由于资本的流出，政府支出乘数也将会减小，g值越大，政府支出乘数的越小，当g>1时，税收乘数将会由正数变为负数，即政府支出增加将导致国民收入减少。
3、高福利支出与赤字控制目标的悖立。财政赤字导致政府债务增加，如果政府债务利率超过经济增长率，将导致政府债务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过度增长，就会形成赤字和债务的不可持续性，从而需要矫正财政政策行为。同时，一个国家政府财政赤字增长的不可持续性还会给货币联盟中的其他国家带来负面的溢出效应。具体而言，一个国家的债务如果持续增长的话，必然会更加求助于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资本市场，一方面会使欧洲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应量，引发通货膨胀；另一方面会使得联盟的利率增长，转而增加其他国家的政府债务负担。因此，从经济货币联盟整体利益出发，需要一个限制成员国赤字规模的控制机制来防止这种负面的溢出效应。
高福利支出往往会导致财政赤字。事实上从1995年起德国就出现了医疗保障赤字，赤字部分只能由其他税收收入弥补。德、法两个欧元区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同时也是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最高的两个国家，自2002年起连续三年财政赤字超过3％的标准，已迫使欧盟首脑会议对《稳定增长公约》中关于财政赤字的限制进行了修改。德、法等国社会保障赤字的产生与所实行的社会保障税制度也有关系，因为这是一种现收现付制度，当年入不敷出时，就会产生社会保障赤字。
4、“福利刚性”使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难以推进。“福利刚性”专指人们对自己的福利待遇具有只能允许其上升不能允许其下降的心理预期。福利的这种“刚性”特征，使得具有社会福利性质的社会保障制度缺乏弹性，一般情况下规模只能扩大不能缩小，水平只能升高不能降低。在欧洲，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这种刚性更为明显。
欧元区内福利国家的政府都已经意识到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必要，并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但是，由于福利刚性的存在，欧元区内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严重受阻。例如，法国政府2003年提出了退休制度改革方案，主要是延长公务员缴纳养老保险费的年限。同年5月法国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数十万人参加了反对法国政府改革退休制度的示威游行。
二、货币一体化条件下高福利支出政策导致国家财政政策失效的实证分析
根据上文的分析，在货币一体化条件下，过高的福利支出将会对财政政策的绩效产生较大的影响。事实上，1999年欧元启动之后，社会保障负担不同的成员国间的经济运行状况确实表现了出较大的差异。德、法、荷兰、比利时四国的社会保障负担相对较重，其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2.16％、20.68％、17.90％和17.48％，1999～2003年这四个国家的经济持续低迷，GDp平均增长率均在2％以下。同期，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仅为13.5％的西班牙却是欧洲经货联盟中的亮点，虽然也受到国际经济衰退的影响，但其经济依然保持了较高幅度的增长，1999年至2004年其GDp平均增长率为3.1％，远高于欧元区平均水平，同时其财政状况良好，失业率大幅下降。这种差异印证了本文第一部分中的论述，下面将通过最小二乘法对福利支出与财政政策绩效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1、欧元区五国财政政策绩效分析。欧洲货币联盟基于对长期目标考虑，在《马约》及《稳定增长公约》中制定了一系列的标准，其政策构想的核心是不靠短期刺激、而是靠结构改革和巩固财政创造一个长期稳定的增长环境。1999年到2000年，由于各国的经济增长形势较好，各国均未采取减税、增支的刺激措施，而是坚持减少支出的政策，财政赤字保持了低水平。但是，2001年以后，随着经济增长乏力的到来，各国政府都采取了增加政府支出、减少税收的积极财政政策，仍然没有逃出短期刺激的怪圈。但是这些同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各个福利政策不同的国家内却取得了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效果。
根据税收乘数理论和政府支出乘数理论，宏观税负与GDp增长率之间应呈负的线性相关关系，政府支出的高低与国民收入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因此，可以分别建立宏观税负对GDp增长率影响的回归方程和建立政府支出占GDp比重对GDp增长率影响的回归方程：
GDp％=a＋b×tG％(1)
GDp％=a＋b×eG％（2）
其中GDp％、tG％、eG％分别代表GDp增长率、宏观税负和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分别依据模型（1）和模型（2），将1999年～2003年德、法、荷、比、西五国的宏观税负和政府支出占GDp比重与GDp实际增长率数据进行拟合。拟合后的F检验和t检验的结果表明，比利时数据的拟合优度较差，F值过小，其余四个国家的数据拟合优度都较好。拟合所得的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
这个拟合结果说明，比利时的税收政策和政府支出政策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大。通过对相关系数R1、R2的观察可以看到，只有西班牙一国在宏观税负与GDp增长率之间呈现出较强的负相关关系，政府支出与GDp增长率呈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西班牙的减税和增加支出的政策达到了预期中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而德国、法国、荷兰三国tG％与GDp％之间呈较强的正相关关系，eG％与GDp％之间呈较强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如果德、法、荷三国实行减税或者增加政府支出政策的话，不仅不能达到预期的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反而会令经济增长率下降。
2、高福利支出对财政政策绩效影响的实证。对宏观税负和政府支出占GDp比率分别与GDp增长率做回归分析所得的相关系数R1、R2，分别可以作为评价税收政策和政府支出政策有效性的指标。R1越接近－1说明减税政策对促进GDp增长越有效；R2越接近＋1说明扩大政府支出对促进GDp增长越有效。对前面所做回归分析的结果进行汇总我们发现，德国作为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率最高的国家，R1最接近＋1，R2最接近－1，说明德国的税收政策和政府支出政策的有效性最差；而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率最低的西班牙，R1最接近－1，R2最接近＋1，说明西班牙的税收政策和政府支出政策的有效性最好。因此，我们假设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率对税收政策和政府支出政策的有效性有重要影响，并呈线性相关关系。
注：a％：政府支出占GDp％与GDp增长率拟合的相关系数；R1：宏观税负与GDp增长率拟合的相关系数；R2：1999年后社会保障占GDp的平均比率
我们建立如下两个回归方程：
R1=α1＋β1a％＋μ1
R2=α2＋β2a％＋μ2
其中R1、R2、a％与表1所注表示相同意义，μ1、μ2均代表误差。将表1中的数据分别代入上述模型，拟合出如下结果：
R1=－3.28＋0.2a％R2=2.36－0.15a％
R2=0.702426R2=0.671611
F=7.081523F=7.081523
表明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率在一定范围内越低，则R1的值越小、R2的值越大，即税收政策和政府支出政策越有效。反之，保障支出占GDp的比率越高，则R1的值越大、R2的值越小，即税收政策的有效性越弱，如果a％的值过高，R1会出现正值、R2会出现负值，也就是会出现减税、增支造成GDp增速减缓的反常现象，如德国、法国、荷兰的情况。这两个模型的拟合结果都证实了过高的社会保障支出是导致政府财政政策失效的重要因素。
三、结论
通过以上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和建议：
1、在货币一体化条件下，过高的福利支出会导致国家财政政策失效，最终导致国家在经济衰退周期中无法有效地刺激经济增长，福利政策将会难以为继，国家存在陷入财政危机的风险。
财政政策与利率的关系篇3
内容摘要:本文以财政政策挤出效应模型为基础,引用1986-2007年私人投资、政府支出和税收有关数据,运用VaR模型,得到误差修正模型,并对序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进行了检验。结论表明:政府支出的短期变动对私人投资存在负向影响,税收的短期变动对私人投资存在正向影响,税收不是导致私人投资变化的格兰杰原因,私人投资是导致税收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而政府支出与私人投资没有格兰杰因果关系。
关键词:挤出效应挤入效应财政支出税收私人投资
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理论模型构建
财政政策挤出效应如图1所示。宏观经济学认为,短期决定国民收入水平的因素是社会总需求。因为社会总供给由于短期价格粘性而固定不变,所以社会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国民收入逐渐增加。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中,社会总需求由三部分组成,即:居民消费C、企业投资i和政府支出G。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如果个人消费和私人投资不断下降,为了保持国民收入的稳定增长,政府就可以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减税或增加政府支出)拉动总需求,推动经济增长。但是在货币供给量不变的情况下,Lm曲线保持不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使iS曲线移动到iS',可以看到收入从Yo增加到Y'。如果利率不变,收入可以从Yo增加到Y'',但是由于利率提高到i1,挤出部分私人投资,所以收入只能增加到Y',Y'Y''就是挤出的部分。政府财政政策的扩张使利率上升,私人投资的机会成本将增加,从而挤出私人投资,导致政府扩大需求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降低。这就是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模型。
挤出效应是政府支出行为形成对私人部门的负的外部性造成的,这种负的外部性通过利率变量来传导。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支出乘数的大小、货币需求对收入的弹性大小、货币需求对利率的弹性大小和投资对利率的弹性大小。当然,挤出效应主要取决于货币需求对利率的弹性和投资对利率的弹性,在“iS-Lm”图形中,就是决定于iS和Lm曲线的斜率。Lm曲线的斜率越小,挤出效应就越小,特别是当Lm曲线是一条水平线时,这时利率不变,即在凯恩斯陷阱区域,挤出效应为零,政府具有完全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Lm曲线的斜率越大,挤出效应就越大,特别是当Lm曲线是一条垂直线时,这时利率上升非常高,即在古典区域,挤出效应将无限大,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等于零。
为了克服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可把扩张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货币政策混合使用,这样使得市场利率水平保持不变,弱化或者完全避免政府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挤出效应的模型表明,政府在对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调控时,必须要注意政策的一致性,减少政策的成本支出,增加政策的收益。
财政政策挤入效应概述
除了以上提到的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财政政策也有挤入效应,它是指政府采用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能够诱导民间消费和投资的增加,从而带动产出总量或者提高就业量的效应,表现在:政府对公共基础事业增加投资会改善地方的投资环境,引起私人投资成本的下降,产生正的外部性;政府用财政收入为居民提供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障,可以形成人们对未来的良好预期,从而引起储蓄减少、消费和投资增加等一系列有利于国民经济良好运行的行为。形成财政政策挤入效应的原因是随着总需求的增大,企业外部的隐性成本下降,外在经济会使企业产生一定程度的利润空间,这样即使在利率提高或者说企业筹资成本提高时,企业也会增加自主性投资。比如在钢铁销售价格被限定时,钢铁供应可能会发生短缺,如果政府支出旨在改善钢铁行业的供给结构,那么企业有可能增加投资,增加供给。所以政府的财政支出行为必须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营运成本,为企业的生存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才能很好地发挥财政政策的挤入效应。
我国财政政策挤出、挤入效应实证分析
本文选择四个变量:财政支出(G),税收(t),私人投资(pi)(包括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所有变量均采用年度时间序列,样本范围是1986年到2007年,由于数据很大,所以对原始数据采用对数变换法。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动态计量经济学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是分析财政支出效应的理想工具。实证过程如下:
(一)单位根检验
VaR模型的分析结果严格依赖于随机扰动项为白噪声序列这一假设条件,而且协整检验也是针对非平稳时间序列提出的。首先利用单位根检验判断各序列平稳性,结果如表1所示,说明所有变量序列都是二阶差分平稳的。因此,可以判断所考察的时间序列都是二阶单整的。由于各序列均为同阶单整,下文可以通过建立VaR模型进行协整关系检验。
(二)协整关系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
协整关系检验有两个优点:一是它可以有效地避免利用非平稳时间序列建立模型出现的伪回归问题;二是协整关系具有明确的经济含义,它表明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因此可以利用协整检验考察变量之间的长期影响。
在确定VaR模型的滞后阶时,利用aiC准则和SC准则,并采用滞后结构(LagStructure)诊断,最终确定的滞后阶数为3阶。表2给出了利用Johansen(1988、1991)和Juselius(1990)提出的基于VaR方法的协整关系检验结果(仅给出了第一、第二大特征根)。
首先,三变量的协整关系检验结果显示,第一个迹统计量值均大于5%的显著水平下临界值,可知第一个原假设被拒绝,第二个统计量值小于临界值,接受原假设,所以检验结果表明,变量之间有且仅有1个协整关系。因此,三个变量之间在5%显著水平下存在协整关系,这同时表明财政支出、私人投资和税收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相互作用关系。
此时,误差修正模型的方程如下:
D(pi1)=0.172286-1.222415D(G1(-1))-1.114318D(G1(-2))-0.261602D(G1(-3))+0.412287-0.338965D(pi1(-2))-0.555577D(pi1(-3))+1.177224D(t1(-1))+1.581107D(t1(-2))+0.560514D(t1(-3))-1.117493(0.481275+G1(-1)+0.091517pi1(-1)-1.151835t1(-1))+u
这个方程式的误差修正系数为负,符合反向修正系数。回归结果表明政府支出的短期变动对私人投资存在负向的影响,税收的短期变动对私人投资存在正向的影响。此外,由于短期调整系数是显著的,因此它表明每年实际发生的私人投资与其长期均衡值的偏差中的1.117493%被修正。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由于协整分析只是帮助分析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的比例关系,但没有对这些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说明,为了说明这种因果关系,需要用Granger检验来进一步验证。因为三个变量的原序列都是不平稳的,所以不能直接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因此对二阶差分后三个变量的序列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结论
边际政府支出倾向为-1.222415,其含义为政府支出每增加1元,就使私人投资减少1.222415元,说明我国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很明显,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在长期均衡关系上表现为挤入效应。边际税收倾向为1.177224,其含义为政府每增加税收1元,私人投资增加1.177224元,而税收减少的直接影响是增加了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了消费,这有可能是因为从1992年以后我国税收增长幅度逐渐加大,政府增加了税收,就增加了政府储蓄(等于税收减政府支出),虽然私人储蓄同时减少,国民储蓄保持不变,但是我国政府一直重点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不仅可以改善投资环境,降低成本,而且还会对关联产业产生辐射效应。总的来说,政府短期内要想使私人投资大幅增加,应采取增税的政策,但是长期增税会影响私人投资成本,降低私人投资积极性。
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来看,私人投资是导致税收变动的Granger原因,税收不是导致私人投资变动的Granger原因;政府支出与私人投资没有Granger因果关系。前者是因为随着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的下降,私有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私人投资因此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所以政府在制定税收政策时应考虑到私人投资的影响。后者是因为我国居民近几年的边际消费倾向不断加大,由于居民收入增长较快,居民的人均收入正在从低收入水平向中等收入水平发展,消费需求不断增长。尽管存在财政政策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用,但是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工具的创新,家庭收入越来越多地被用来投资,这就表明了政府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并不明显。这可能是因为目前我国经济处于快速增长时期,私人投资虽然被挤出效应所牵制,但是国家相关制度和设施的不断完善优化了投资环境,而且财政政策扩张由于财政政策乘数的作用总会带来国民收入的增长,所以私人投资逐年增长。私人投资主要投资于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前者主要体现在房地产投资上,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开发迅猛发展,房地产被认为是保险系数最高、增值最快的资产,投资房地产行业的比较收益十分明显,因此吸引了大量的投资和投机资金,对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带来巨大的正效应;后者主要体现在股票投资上,大多数居民报着短期投机的心理,想实现一夜暴富,但是由于股票的收益和风险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极强的波动性,而我国资本市场投资品种少,缺乏金融创新品种,投资者只能通过股票价差获取收益,使得投资者承担巨大的风险。而从格兰杰因果检验来看,我国财政支出的政策制定不需要考虑私人投资的影响,但是要适当考虑可能产生的间接影响。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实现利率形成的市场化,建立一个以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为核心,以市场利率为主体的多元化的利率管理体制、利率形成机制、利率结构体系和利率传导机制。另外,政府还是要以健全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体制为重,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满足投资者日益增长的投资需求。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允许私营企业进入一些新的领域,特别是金融、保险、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外贸、商业、旅游以及管理服务等行业,按照市场规则对内开放;其次,制定完善的法律和规章体系,为我国私营企业提供一个公平、安全而又透明的市场环境;最后,建立与完善针对中小企业的政府支持体系。在相关具体制度市场化以后,国家配合以适当的监管,使得制度日益完善。这样国家进行财政政策操作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将大大增强,有利于对私人投资的调节,把财政政策对私人投资的挤出的影响降低到最小。
参考文献:
1.刘义圣.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论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美]n•格里高利•曼昆.宏观经济学(第四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财政政策与利率的关系篇4
【关键词】iS-Lm模型定性分析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一、iS-Lm模型简介
1、iS-Lm模型的概念
iS-Lm模型是对凯恩斯理论的主要解释。这个模型的基础是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描述的是利率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其目的是说明在任何一种给定的物价水平上，究竟由什么来决定国民收入。iS-Lm模型构成一个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之间相互作用共同决定国民收入与利率的理论框架，从而使凯恩斯的需求理论得到了比较完善的表述。
2、iS-Lm模型结构
（1）iS曲线。iS曲线描述的是在产品市场均衡的条件下，利率与国民收入之间反向变动的关系曲线。根据均衡条件：S=i，封闭经济中国民收入恒等式：Y=C+G+i，其中Y指国民收入；C=a+b（Y-t）指消费，与收入成正相关关系，其中t为税收；i=i（i）指投资，与利率i成负相关关系。则可以获得收入Y与利率i在产品市场均衡时的图像关系，即iS曲线。iS曲线的斜率主要取决于投资对利率的敏感程度d与边际消费倾向mpC。d值越小，i对i反应越不敏感，推出Y对i反应不敏感，则iS曲线越陡峭；mpC值越小，收入的乘数越小，由于乘数效应，推出Y对i反应不敏感，则iS曲线越陡峭。
（2）Lm曲线。Lm曲线描述的是在货币市场均衡的条件下，利率与货币供给之间正向变动的关系曲线。均衡条件：L=m。其中L为货币的流动性需求，m为实际货币供给量。再有L=L1（Y）+L2（i），其中L1（Y）为交易性需求（含预防性货币需求），与收入Y正相关；L2（i）为投机性需求，与利率i负相关。根据m=m/p，其中m为名义货币量，p为物价指数，则可以获得收入Y与利率i在货币市场均衡时的图像关系，即Lm曲线。Lm曲线的斜率主要取决于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h与货币需求对收入的敏感程度k。h值越小，则L2越小，则Lm曲线越陡峭；k值越大，则L1越大，则Lm曲线越陡峭。
3、iS-Lm模型下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机制
（1）财政政策通过iS曲线的移动传导。财政政策是指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而规定的财政工作的指导原则，其主要手段有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而增加财政支出G或者减少税收t等扩张性财政政策会通过乘数关系使收入水平增加G/（1-mpC）或者增加t/（1-mpC），从而推动iS曲线向右等量移动，而当Lm曲线比较陡峭的时候，财政政策效果相应较小。如图1所示，扩张性财政政策使iS曲线向右等量移动G/（1-mpC），使得均衡利率从i0上升至i1，均衡收入从Y0上升到Y1。
（2）货币政策通过Lm曲线的移动传导。货币政策是指一国货币当局为实现其预定的宏观经济目标，对货币供给、银行信用以及市场利率实施调节和控制的具体措施。一般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包括存款准备金政策，再贴现政策以及公开市场业务。积极的货币政策通过上述手段增加货币供给m，从而使实际货币余额m/p增加（短期内p外生固定）。流动性偏好表明，对于任何给定的收入水平，实际货币余额的增加使利率下降，从而推动Lm曲线向右移动，而当iS曲线比较陡峭的时候，货币政策的效果相应较小。如图2所示，宽松的货币政策使Lm曲线向右移动，使得均衡利率从i0上升至i1，均衡收入从Y0上升到Y1。
二、我国的iS-Lm模型
1、iS-Lm模型在我国适用性
iS-Lm模型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虽然我国还没有完成利率市场化，货币政策通过利率渠道传导还缺乏必要条件，但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加快了利率体制改革的步伐。此外，政府近几年也以更多的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管理宏观经济（司南春等，2002）。因此以iS-Lm模型分析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就有了很好的基础。
2、我国iS-Lm模型的定性分析
（1）我国iS曲线。由于iS曲线的斜率主要取决于投资对利率的敏感程度d与边际消费倾向mpC，对于投资对利率的敏感程度d，可以从以下三点进行分析：第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占比最大的人民币存贷款利率依然受到中央银行比较严格的控制，利率的变动并不能真实反应资金的供求关系；第二，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贷款的主要对象是国有大中型企业，这类企业国有化程度高，且受到政策保护，从而其投资对利率基本无弹性，甚至具有正弹性；第三，我国金融市场还不够发达，资本市场规模不大，金融产品比较单一。从这三点可以看出，我国投资对利率敏感程度较低。
而对于边际消费倾向mpC，受我国高储蓄的传统心理以及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子女教育需求庞大等原因影响，我国边际储蓄倾向较大，边际消费倾向较小。
因此，从定性分析，可以得出我国iS曲线比较陡峭的结论。为检验以上分析的正确性，下面拟根据对我国有关历史数据的计算，大致检验d值与mpC值的大小，然后勾勒出比较符合我国情况的iS曲线。本文采用的是1994年以后的数据，由于我国于1993年起加快了利率市场化进程，而iS-Lm模型的基础是市场化经济，因此可以提高检验的可信性和参考程度。
从表1和图3中可以看到，1994年到2008年间的大部分年份投资具有明显的负弹性，而且弹性值均小于1，表明在该年间我国iS曲线处于正常区间且我国投资的确对利率缺乏弹性。但还是有部分年份投资变动与利率变动呈现正相关关系（集中在2004年到2007年），且2004年投资对利率的弹性为5.28，不但为正弹性，而且弹性非常高。
从表2和图4中可以看到，我国边际储蓄倾向较大，有些年份甚至超过了100%，而较大的边际储蓄率导致我国边际消费倾向低下。
由于mpC与d相关，因此决定iS曲线斜率的主要是d值，这里拟采用d值作为中国iS曲线倾斜程度的计量。除去利率增长率为0以及2004年弹性异常年份，计算得到的平均弹性为-0.25。
（2）我国Lm曲线。Lm曲线的斜率主要取决于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h与货币需求对收入的敏感程度k，对于投机性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h，虽然我国近年来证券市场不断发展，投机性货币对利率的敏感程度不断上升，但由于我国金融市场还不够发达，资本市场规模太小，金融产品比较单一等缘故，投机性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较低。
而对于交易性货币需求（含预防性货币需求）对收入的敏感程度k，各个学者的观点均比较一致：中国的预防性货币需求占收入的比例比较大。其中原因归纳为我国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所决定（曾宪久，2001），从而导致我国预防性货币需求对收入的敏感程度大为加深。
因此，从定性分析，可以得出我国Lm曲线比较陡峭的结论。由于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h与货币需求对收入的敏感程度k存在负相关关系，且货币需求数据的收集工作比较困难，所以拟根据历史数据检验h值的大小。
从表3和图5中可以看到，1994年到2008年间的大部分年份货币需求对利率均具有负弹性，而且弹性值均小于1，但部分年份货币需求对利率变动呈现正相关关系（集中在2004年到2007年）。总体上我国Lm曲线处于正常区间，计算其平均弹性为-0.28。
（3）我国iS-Lm模型的大致刻画。根据以上分析得出：我国的iS曲线与Lm曲线均处于正常区间，iS曲线于正常区间向右下方倾斜，Lm曲线于正常区间向右上方倾斜；由于投资对利率的弹性（0.25）小于货币需求对利率的弹性（0.28），且两者弹性均小于1，因此两者都较为倾斜，且Lm曲线的倾斜程度略低于iS曲线；两者弹性不正常的年份（即投资对利率的弹性与货币需求对利率的弹性为正值的年份）集中于2004年到2007年间。
依照上述分析，我国的iS-Lm模型大致刻画如图6所示。
三、基于iS-Lm模型的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分析与建议
1、我国当前宏观经济走势
自2008年3月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破产之后，美国次级住房抵押款危机再度激化，衍生出冲击全球的金融海啸。2008年9月下旬以后，国际金融危机已经严重冲击我国的实体经济。为缓解危机，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从2008年11月份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了立足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4万亿元投资拉动内需的十项财政措施和连续大幅度双率下调的货币政策。近两年来，我国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2009年，我国全年GDp增长达到8.7%，在全球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战斗中率先实现了总体回升向好。中国动力不仅驱动着本国经济，更传递到世界经济中。联合国发表的2009年世界经济报告指出，如果中国能够在2009年实现8%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达到惊人的50%。2010年首季度我国GDp比同期增长11.9%，次季度为10.3%，虽然有下降趋势，但官方预测今年全年GDp增长可达9.5%。
2、基于iS-Lm模型分析我国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从我国iS-Lm模型的基本架构看，iS、Lm两条曲线均落在正常区间内，且Lm曲线的斜率大于iS曲线的斜率，这说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可以发挥其效果的。在iS-Lm模型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得以正常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健全的市场机制，只有在市场经济中，才能形成完全反映经济形势的iS-Lm曲线。我国iS、Lm曲线斜率都很小，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所推动的相同幅度iS曲线或者Lm曲线移动对国民收入产生的实际效果都比较小。从当前积极的财政政策效果分析，4万亿元投资拉动内需的十项财政措施属于积极的财政政策，虽然由于陡峭的iS曲线决定当前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产生强烈的效果，但陡峭的Lm曲线又会制约这种效果；而从当前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分析，中央银行连续大幅度的双率下调属于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由于陡峭的Lm曲线决定当前宽松的货币政策将产生积极强烈的效果，但陡峭的iS曲线又会制约这种效果。
考察2004年到2007年投资对利率的平均弹性，会发现弹性为正值且弹性较大（约为3.21），这使得投资曲线发生变形，使得投资与利率呈现正相关关系，最终导致iS曲线变异为向右上方倾斜较为平坦的曲线，其推导过程如图7所示。
这种变异可能导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进一步减弱，其原因如图8所示。
当中央银行实施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时，Lm曲线会向右移动到Lm’，从而使均衡利率从i0上升到i1，均衡收入从Y0上升到Y1，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初见成效；当政府配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时，iS曲线会向右移动到iS’，从而使得均衡利率下降到i2，均衡收入下降到Y2，财政政策不但没有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反而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成效。
总体来说，iS、Lm曲线都比较陡峭，iS曲线斜率的变异弱化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应有的功能。要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更通畅，使两者的有效性更加突出，就必须对现有的iS-Lm模型进行修正。
四、基于iS-Lm模型缺陷对我国财政货币政策的建议
1、坚持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
虽然现阶段我国经济出现回升，但回升态势是脆弱的，是不巩固、不稳定、不协调的（郑立新，2010）。在当前外需萎缩的情况下，扩大内需可以有效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在出口增速尚未止跌的情况下，如果减少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经济回升的态势就有可能发生逆转。郑立新（2010）认为，今年财政政策要着重在四个拉动上下功夫，充分发挥杠杆作用：一是拉动居民消费，二是拉动民间投资，三是拉动银行货款结构的优化，四是拉动出口。
2、改善居民消费需求
坚持扩大内需政策，还要注意到居民消费需求是扩大内需的最主要动力。改善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倾向和结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尽快建立和完善医疗、教育、失业、养老等各项社会保障制度，降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系统性风险，降低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减少预防性货币需求比例，从而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二是降低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并为之创造良好的就业机会，提高工资性收入，鼓励支持低收入者自主创业，增加居民收入水平；着力于三农问题，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加强农村基本设施建设，协调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以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三是鼓励预防型储蓄向资本积累型储蓄需求的转化。这需要转变居民消费理念，改变居民资产高度集中于货币性储蓄存款的格局，完善金融市场，促进金融创新，为经济主体提供多样化的金融产品。
3、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步伐
在现行的利率管制体制下，利率水平不能真实反映市场资金的供求情况，导致资金配置低效，资源浪费，这体现在投资对利率弹性过低甚至出现异常的情况。尊重利率的内生性，疏通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渠道，推进利率的市场化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起便加快了利率体制改革的步伐，按照中央银行的先外币后本币，先农村后城镇，先货款后存款，先大额后小额，循序渐进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机制，近年来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对于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一是继续贯彻落实已经出台的利率市场化措施，跟踪分析相关的政策效应，引导加强风险定价和负债管理的能力。二是研究并完善利率的形成和传导机制，加强对货币市场利率、民间借贷利率的系统研究，建立健全中央银行利率调控体系。三是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化进程，建立商业银行的现代企业制度，实现银行产权明晰，权责明确的现代企业制度，使银行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要遵循市场经济原则，摒弃所有制偏见，将客户市场拓展到利率敏感程度高的非国有企业。对于那些科技含量高，发展潜力好，符合市场需求，有经济实力的非国有企业应给予国有企业同等条件的贷款和利率优惠。四是建立规范的存款保险制度，以减少因利率市场化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利率风险。
4、促进金融体系改革
我国金融体系依然存在着金融结构体系不平衡，金融创新不足，金融监管效率不高，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落后，金融法律体系不完善等问题。促进金融体系改革，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一是建立统一规范的竞争性货币市场，提高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工具的效果。灵活运用公开市场操作，有效调节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努力保持流动性总量适度、结构合理和货币市场利率的基本稳定，保持货币信贷适度增长。二是大力培育和发展金融市场，继续以金融产品创新为突破口，扩大直接融资渠道，加快金融市场的基础融资渠道，加快金融市场的基础性建设。三是加强金融监管力度，建立健全会计制度和审计制度，加大对金融市场规范的立法力度，从而避免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银行内部控制、外部监管和市场约束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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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与利率的关系篇5
[关键词]财务管理财务管理目标企业价值
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是企业从事财务管理活动的根本指导，是企业财务管理活动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是企业财务管理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对企业的管理活动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基于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重要性，本文就企业财务管理目标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
一、企业财务管理目标评价
1.利润最大化。利润代表了企业新创造的财富，利润越多则说明企业新创造的财富越多，越接近于企业的目标。这种观点的缺陷越来越多的暴露在人们面前：一是没有考虑利润取得的时间，没有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二是没有考虑所获利润与投入资本额的关系，未揭示资金效率；三是没有考虑获取利润和所承担风险的关系。
2.每股盈余最大化。这种观点认为，应当把企业的利润和股东投入的资本联系起来考虑，用每股盈余来概括企业的财务目标，以避免利润最大化目标的缺点，但它仍然没有考虑每股盈余取得的时间和风险。
3.企业价值最大化。这种观点认为，通过企业财务的合理经营，采用最优的财务政策，充分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和风险与报酬的关系，在保证企业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上使企业总价值最大。企业价值最大化充分考虑了资金的时间价值、风险价值和资金流量的质量差异对企业资产的影响，因而是企业财务管理的最优目标。
二、影响财务管理目标实现的因素分析
1.管理决策因素。(1)投资项目。投资项目是决定企业报酬率和风险的首要因素。任何项目都有风险，区别只在于风险的大小。而企业实施科学周密的投资计划将会大大减少项目的风险。许多年来，不少企业陷入困境，甚至破产倒闭，大都是由于投资失误所致。因此，应结合企业实际，建立充分的可行性论证和严格的投资决策审批制度是十分重要的。(2)投资报酬率。企业的盈利总额并不能反映股东财富，在风险相同的前提下，股东财富的大小要看投资报酬率。企业为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在面临众多投资机会时，往往通过资本预算来作出长期投资决策。因此，为提高投资报酬率，企业往往采用净现值法、现值指数法、内含报酬率法等方法来进行投资项目评价，提高财务管理决策的质量，实现企业财务管理目标。(3)资本结构。资本结构是所有者权益和负债的比例关系，如果资本结构不当，会严重影响企业的效益，增加风险，甚至导致企业破产。为使企业价值最大，企业通常采用每股收益无差别点，同时充分考虑未来增长率、商业风险等其他各种因素，来确定其最佳的资本结构，实现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4)风险。任何决策都是面向未来的，都会有或多或少的风险。企业决策时，需要在报酬和风险之间做出权衡，研究风险，并设法控制风险。风险报酬率取决于投资者对风险的偏好，通常企业可采用多元投资和多元筹资等方法来控制风险和分散风险，以求最大限度地扩大企业价值。(5)股利政策。股利政策指公司的盈余中多少作为股利发给股东，多少保留下来以备再投资之用，以便使未来的盈余源泉得以维持。股利政策将影响企业的融资计划和资本预算，企业应该根据其实际情况，选择实施剩余股利、低正常股利加额外股利等股利政策，来实现财务管理的目标。
2.外部环境因素。企业外部环境是企业财务决策难以改变的外部约束条件，对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实现将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企业要更多地适应这些外部环境的要求和变化。(1)法律环境。企业的理财活动，无论是筹资、投资还是利润分配，都要与企业外部发生经济关系，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越来越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受到法律的具体规范。财务人员要熟悉这些法律规范，在守法的前提下完成财务管理的职能，实现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2)金融市场环境。金融市场是企业投资和筹资，以及长短期资金相互转化的场所，它为企业的理财提供有意义的信息，是企业经营和投资的重要依据。企业必须充分利用和适应金融市场，使其为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服务。(3)经济环境。经济环境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政府的经济政策、通货膨胀、利息率变动和市场竞争，它们对企业有极大的影响。企业应该根据经济发展的波动，正确地预见和按照政府经济政策的导向，考虑通货膨胀和利率波动等外部因素，在市场竞争中及时调整生产经营，提高应变能力，最大地发展自己，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
三、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冲突与协调
企业的任何一个行为都不再是个体行为，各项经营和理财活动都可能对社会、对整体经济产生影响，企业还必须考虑到利益相关者，处理和协调与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实现也是十分重要的。
1.处理好与债权人的关系。企业生产首先要处理好与债权人的关系，使债权人的利益不受到损害。一方面是企业对金融机构的选择，应该选择对企业立业和成长前途感兴趣并愿意对其投资、能给予企业经营指导、分支机构多、便利、资金充足而且资金费用低的金融机构；另一方面，企业要不断加强与债权人的联系，重大财务决策请债权人参加，培养可靠的资金供应者，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2.关心本企业员工的切身利益，创造优美和谐的工作环境。在长期的经营中，企业日益认识到维持长期、稳定、有创造力和竞争力的员工队伍是企业的命脉所在。企业要注意引进人才和培养人才，尊重和关心员工，视他们为企业创造价值的主体，培养员工的认同感。
财政政策与利率的关系篇6
关键词：欧元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协调机制
一、随欧盟发展而发展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机制
随欧盟的发展，欧盟财政与货币协调机制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历程。
1、《布鲁塞尔条约》和西欧联盟，这一时期为1948年到1957年。二战后为了压制德国和恢复欧洲诸国的国力，以法国牵头成立了西欧联盟和欧洲煤钢共同体。这一时期出现了煤钢两种战略资源的共同市场和军事联盟，经济政策上的协调机制尚不存在。
2、《罗马条约》和欧洲经济共同体，这一时期为1957年到1992年。1957年时西欧六国在罗马签署条约成立了欧洲三大共同体：煤钢、原子能与经济共同体。直到1973年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尚运行完好，因此欧盟并没有建立统一货币，一些货币上的协调制度只是为了让共同市场运行更好。1986年欧盟通过了《单一欧洲法令》促进了全面的政治合作。这一时期出现了共同体内取消贸易壁垒、对外共同关税、共同农业基金等协调机制。
3、《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欧洲经济货币联盟，这一时期为1992年至今。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欧洲三大共同体合作成为欧共体，欧共体内部实现商品、人员、劳务、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1999年欧元开始运行，欧元区各国的货币政策协调达到最高水平（完全统一），财政政策协调机制也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稳定与增长公约》的规定原则之下建立起来。
二、欧元区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机制的框架阐述
1、货币政策协调机制框架
（1）机构体系：欧元区的货币政策以欧洲中央银行体系为核心。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包括欧洲中央银行（总部在德国法兰克福）和欧元区各成员国中央银行。欧洲中央银行体系是欧元区货币政策的唯一决策者。
（2）法律体系：其法律依据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eSCB法令》。在相关法令的规定中，欧洲中央银行拥有超越国家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包括组织机构和人事、经济、制定规章与执行、制订货币政策四种。但制度上的一个缺点在于欧洲央行的主要责任性较弱，不受各国政府与欧洲议会的制约（但需要接受监督），中央银行法不能在欧洲议会修改，否决机制没有复审程序，决策层失误没有制裁规章。
（3）政策目标：欧洲央行体系的首要目标是保持物价稳定。具体说来目标任务是将欧元区消费者物价调和指数衡量的年均通胀率维持在2%并在中期得以维持，以及保证m3的4.5%年增长率。央行拥有公开市场操作、存贷款便利和最低处被要求三个货币政策工具。
2、欧元区共同财政
欧盟共同财政是由欧盟掌握的财政。共同财政的雏形始于煤钢联盟时期，在1963年开始实行的欧洲共同农业基金后开始成型。欧盟比较重视共同财政，在共同财政方面有比较严格的制度保证。
（1）机构体系：核心机构是欧盟委员会、欧盟财长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共同财政使用案首先由欧盟委员会讨论起草，然后送交欧盟财长理事会讨论审核，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是否通过。最后由欧洲议会对预案进行审查，提出建议并返回财长理事会。
（2）法律体系：其法律依据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稳定与增长公约》。两份法令中规定共同财政有两个来源：一是欧盟的自收入，包括对农产品的进口差价税、糖税、欧盟共同关税。二是成员国的摊派，依各成员国的GDp比例进行摊派。
（3）政策目标：欧盟共同财政不必负担社保和社会秩序维持的责任，所以欧盟共同财政主要用于反哺农业，主要包括农业补贴、农业指导和保障基金、渔业指导基金；其余的用于对外政策与活动、行政开支以及欧洲地区发展基金和欧洲社会基金。
3、财政政策协调机制框架
因为欧盟共同财政预算往往不到欧盟总GDp的2%，无法有效发挥其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因此欧盟的财政政策还是以各成员国的自主政策为主。
（1）机构体系：欧盟的财政政策主要由三个机构负责协调：欧盟委员会、欧盟财长理事会、欧洲议会。其中欧盟委员会负责起草法令，对各成员国进行监督与评估；欧盟财长理事会由欧盟各国财政部长组成，负责协调各国经济政策和财政预算；欧洲议会负责整体监督和提供咨询。其中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是超国家的覆盖全欧盟的政治组织，监管和协调财政政策只是其功能之一。
（2）法律体系：欧盟财政政策约束条款主要写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约束包括三个要素：财政纪律、自和协调。具体目标任务有如下几点：
规定各成员国预算或实际财政赤字不得超过当年GDp的3%；政府债务不得超过当年GDp的60%；禁止金融机构或央行对政府赤字融资；禁止欧盟机构或成员国为其他成员国的债务承担责任；所有财政政策的制定执行都应该建立在维持物价稳定的基础上。
保证约束的工具主要写在《稳定与增长公约》中。具体包括如下几点：各成员国财政政策应该收支平衡或略有盈余；遇到非正常情况触发豁免程序后各成员国应该尽快恢复《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规定的正常情况；超过赤字会受到欧盟财长理事会的劝告，必须在四个月内采取措施。如一年内未能纠正过度赤字，则需缴纳保证金，其额度由固定和浮动保证金两部分决定。固定部分为GDp的0.2%。浮动部分为当年赤字超出GDp3%马约要求部分的10%。如果两年后仍然没有消除超额赤字则将保证金无息没收并在未超标国家间分配；采用趋同的税制和税率。
4、欧盟各成员国经济政策协调机制补充
欧盟成员国间的经济政策协调还主要通过如下几个途径：
（1）条款约束。1993年生效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1997年生效的《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了欧盟财政政策的基本规则。
（2）共同指导。每年六月欧盟财长理事会起草和欧盟理事会签署的总体经济政策指导原则发表，并在再六个月后由专门委员会发表执行报告。该指导原则用于为欧盟各国提供主要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
（3）欧元小组。这是欧元区国家间组织的非正式的财政政策协调论坛。四，其他途径。
（4）其他途径。除此三大途径之外，还包括信息交流、政策对话、多边监督、正式劝告与制裁等等协调途径。主要负责经济政策协调的机构是欧盟财长理事会、欧元小组、经济与财政委员会、欧盟永久代表委员会以及总体经济政策指导委员会等。
三、欧元区经济政策的协调机制分析
1、欧元区各成员国的经济差异分析
随着欧盟几十年的发展，欧盟各国特别是欧元区各成员国间的经济进一步相关，经济趋同性加强。但各国因历史、文化与传统政治势力等原因还是存在着很多差异：例如国土面积、资源存量、政策偏好、法律体系、市场结构与劳动力制度等。例如在欧元启动的前一年1998年，欧元区十一国中的六国宏观经济指标如下：
表中选取了当时欧元区十一国中GDp排名正数前三与倒数前三的六国。从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为了加入欧元区和达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要求各国付出了巨大努力，但仍然差异明显。表外国家例如西班牙的失业率更是高达18.9%，为全欧元区成员国中最高，明显高于欧元区平均的11%水平。
在欧元正式启动后，欧元区各国的GDp增长和通胀率仍然存在着显著差别。以1999～2000年的平均GDp增长率来说，爱尔兰为欧元区最高，高达7.2%；而意大利则是―0.7%。通胀率方面，西班牙为全欧元区最高，为0.7%；而希腊则是―1.8%。
根据默斯等人针对1971～2000年间欧元区各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研究，他们指出，欧元区各国经济增长的推力不同。一些国家由非对称性冲击推动增长，而令一些国家则由通货膨胀推动增长。而非对称性冲击对欧元区中的小国造成了更严重的影响。
以上数据和分析说明，欧元区各成员国的差异很大。这种差异将导致各成员国间的政策产生溢出效应。而从目前欧元区政策协调机制的框架来看，溢出效应包括如下两种：一是一元的货币政策在不同成员国之间因传导机制差异而引出的溢出效应；二是多元的财政政策会对其他成员国产生溢出效应。
2、一元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
（1）一元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来源
货币政策影响经济运行的过程是首先影响利率，然后通过利率影响总需求。但不同国家的资本市场不尽相同，同样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可能引起各国贷款利率和资产购买的不同调整。而欧元整体利率的变化将严重影响欧元区中部分开放度较高的国家，对那些开放度较低的国家则影响较小。
货币政策的传导速度也会因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而有差别。
（2）一元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具体表现
根据imF的一项研究表明，欧元区国家可分为两组。第一组以比利时、德国、芬兰和奥地利为代表，欧洲央行的利率政策对经济运行开始发挥效果需要三年左右，但能起到预期效果。第二组以法国、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为代表，起效时间在一年左右，但只能起到预期一半的效果。
而在银行贷款政策方面，也可分为两组；第一组以法国、德国为代表，因为长期以来这些国家以长期贷款为主，因此投资受利率影响较小，欧洲央行的利率政策对其影响也较小。第二组以意大利、奥地利等国为代表，与第一组情况相反。
欧元整体利率汇率的变化，对爱尔兰和比利时这些欧元区开放度最高的国家将起到较大的影响。而对德国、法国等影响则没有这么大。
（3）降低一元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实践
因为一元货币政策有溢出效应，所以如何考虑公平，不让欧元区整体货币政策成为仅服务于少数几个大国的工具，并且要尽可能的破坏一元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传导就成了欧洲央行制定货币政策时的主要考虑点。欧元区共同财政作用相当有限，无法配合货币政策，因此货币政策还是能够调整欧元区整体经济运行的唯一工具。
欧洲央行实行的战略被称为“稳定导向型货币政策战略”。其具体含义是指，综合运用货币目标控制和直接通货膨胀控制，以达到最大程度的货币政策有效性、透明度、明确性，使其既具有前瞻性，又保持对过去成功的货币政策战略的连续性。在这一战略下，其货币政策最高目标就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规定的“维护价格稳定”。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也被有效破坏。
欧元运行以来，欧元区各国面临的外汇市场与汇率的不确定性都有效减低了。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稳定了物价，配合欧元区共同市场的其他政策，使收入机制、利率机制和相对价格机制这三大溢出效应传导机制都被有效遏制，欧元区各国的经济趋同性不断加深。
3、多元财政政策的溢出效应
（1）财政政策溢出效应的危害
对欧元区来说，财政政策的溢出效应主要有如下几个危害：
①影响跨国界资源配置效率。这是指在欧元区的共同市场建立后，资源和劳动力流动取消壁垒，欧元区各国将重新面临两大压力：公共产品供给与税源争夺。税收将成为欧元区内影响跨国界资源配置效率的最主要因素，为了争夺一些优良税源，可能引起一些国家的恶性税收竞争。
②会干扰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稳定与增长公约》已经明确规定禁止赤字融资，这就使得不少政府可能会在已有负债率的情况下采取紧缩财政政策或向央行提出实行扩张货币政策的要求，从而扭曲信息并干扰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行。
③威胁欧元区的稳定。在各国财政政策受到掣肘的情况下，如果欧洲央行出手调整货币政策，因为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对不同国家将产生不同影响。这时，没有收到希望效果的一些成员国可能有退出欧元区的危机和压力，将会对欧元区的稳定性造成很大的影响。
④溢出效应影响财政政策的最终效果。在欧元区货币政策一体化的背景下，财政政策缺少了货币政策的配合，其溢出效应被放大。而这种负溢出效应最终甚至将抵消甚至超过财政政策本身的正面效应。
（2）欧盟应对财政政策溢出效应的实践
欧盟关于财政政策的约束条款主要写在1993年生效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1997年生效的《稳定与增长公约》中。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对成员国财政政策的约束实现欧洲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减少其货币政策来自债务救援方面的压力。但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一方面有着严格的数量要求，另一方面却在文字上比较含混，使这个财政政策协调机制的可信度受到了怀疑。
《稳定与增长公约》是由德国财长魏格尔在1995年建议设立的，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补足，提出在满足其条件后应该继续严格执行其标准要求。其主要目的是进一步稳定价格稳定和对各成员国的财政政策给出预防和指导。
4、欧元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作用
财政政策与利率的关系篇7
所谓内部因素是指由于国债发行本身引起的可持续性及风险问题，是从国债发行的经济效应和经济负担两方面考察国债的可持续性及财政风险问题。相关指标包括：赤字比率、国债负担率、外债偿债比例、国债利率和国债资金的资产形成率。
l、赤字比率
赤字比率是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财政赤字是一年当中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的差额。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财政赤字（盈余）＝（总收入+无条件赠款）－（总支出+净增贷款）。“国债与财政赤字密切相连，国债是弥补赤字的基本手段，因此，长期高赤字必然导致高债务。这是因为债务的利息支出是财政支出的一项内容，赤字扩大需要发行国债，发行国债需要偿还利息，从而引起赤字的更大幅度增加并推动国债的膨胀，影响国债的可持续发展。所以，赤字比率不能长期保持在高位上。从经济周期的规律看，赤字比率应该与经济增长率保持负相关关系。这是因为在经济衰退时期，国家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增加，赤字水平提高，债务规模扩大，随着总需求水平提高和国民收入增加，财政赤字减少甚至出现盈余，债务规模趋于减小。这种发展趋势显示国债政策进入良性发展轨道，财政风险减弱。
2.国债负担率
国债负担率是指国债余额占gdp的比例，该指标反映了国家债务存量总规模，是衡量国债风险情况的基本指标。从理论上讲，国家财政支出的需求压力和偿债能力、居民的收入和储蓄水平以及国内生产总值规模都是制约国债发行规模的重要因素。但是这些因素都可以通过gdp的规模反映出来。这是因为gdp越大，社会资金总量就越多，财政的偿债能力就越强，企业和居民的应债能力也就越强。因此，对国债规模产生约束和限制，以及国债是否会对未来造成沉重负担的主要方面就是考察国债余额与gdp的相互关系，即国债负担率是否适当。但是，到目前为止，国内外经济理论及实践经验并未对国债规模的合理界线作出明确和科学的解释。即使是欧盟国家签署的马约中规定的国债负担率60％、赤字率3％的国债规模安全线标准也是非常不准确的。因为马约标准只是为了形成共同的市场条件，并有利于协调成员国之间的利率和汇率水平，促使达不到目标的国家必须努力达到相关标准，反映的是欧盟当时经济发展程度下的一个平均水平和经验数字。因此，其他国家国债规模合理性的判定如果只是比照这一标准，则有生搬硬套之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运用国债负担率指标对国债规模的合理性及国债政策的风险性进行分析。当一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增加成为不可控制时，就可能导致债务负担率的持续上升，或者大幅变动，就可能在短期内积累债务风险；如果利率水平高于经济增长率，即使赤字为零，也会出现债务增加导致利息增加、利息增加导致债务持续增加的恶性循环，从而使国债负担率快速上升。
3、外债偿债比例
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中指出：内债是一国政府欠本国公民的钱，许多人认为内债不构成负担，尽管这种看法过分简单化，但它却表现出一种真正的洞察力。而外债是一国政府欠外国人的钱。这种债务确实导致债务国公民可支配资源的净减少。外债利息的沉重负担，意味着一国消费水平的降低。因此，外债对国债政策及财政稳定性的影响或威胁可能会更大。一国经常帐户赤字表现为净债务的增加，而在开放经济中，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关系表示为：经常帐户赤字＝（投资－储蓄）＋（政府支出－税收）。因此，任何引起投资相对于储蓄上升的因素，任何引起政府支出相对于税收上升的因素，都可能引起净外债的增加。举借外债对于一国弥补国内储蓄不足，以及实现国际收支平衡都很重要，但这并不说明任何规模与结构水平的外债都是适宜的。因为，如果经济的长期增长都依赖于外债流入，那么外债不断增加就会对未来偿债造成压力；如果外债被用作有利可图的项目或用于进口高档消费品，那么外债的利用就不会增加出口行业的产出能力，也就不可能改善经常项目收支状况，从而给外债的偿还带来更大的困难；如果政府政策过分压制国内储蓄率，还会造成过度举借外债。尽管很难通过单一指标判断一国外债的最优水平，但是人们认为偿债比例（债务偿还额占出口收入的比例）是实用的。若它很高（例如在25％以上），则表明该国对外贸或国际利率水平的逆向变化是脆弱的。由于偿付外国贷款是一国的基本义务，政府可能需要提高国内利率，削减重要的进口，而这会使该国经济绩效受到损害。
4.国债利率
国债利率直接影响举债成本，如果在市场利率水平较高的时期大量发债，势必增加未来时期的付息负担，形成还债高峰，并可能使赤字持续增加。所以，国债利率上升会导致财政融资成本增加，从而削弱国债政策的可持续性。国债利率上升有可能是国债规模超过资本市场容量产生的结果。由于资金的稀缺性，国债的过度发行会引起市场利率上升，从而导致国债成本上升，如果在利率持续上升之后，仍然不能满足政府的融资需要，就可能导致国债货币化融资，从而使基础货币增加并扩大货币供应量，增加通胀压力。通胀水平上升，又会迫使国债利率上调，进一步增加举债成本，形成恶性循环的局面。因此，国债利率持续上升可能是国债政策出现问题的重要表现，也是财政风险相应增加的表现。国债利率高低也是政府信用状况的反映，包含了资本市场对政府债务风险程度的评价。如果政府信用状况好，投资者所要求的风险溢价水平就低，国债的市场利率相应就低，国债价格趋于上升；反之，则国债的市场利率就高，国债价格趋于下跌。在国债市场上，如果国债利率持续走高，国债价格持续下跌，仍然难以吸引投资者购买，那么国债政策的可持续性也就无从谈起了。
5、国债资金的资产形成率
如果通过国债筹集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能够给人们提供应有的效用，能为私人投资创造良好的条件，国债形成的政府支出就具有生产性。由于政府债务融资并非完全用于消费性支出和转移支付，而是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投资，这便形成了政府所拥有的各种“可再生性资产”。如果国债资金纯粹消费性支出越少，可再生性资产越多，则通过资产增值实现债务偿还和负担减轻的能力就越强，国债政策的可持续性也就越强。更进一步考虑，如果国债资金用于诸如教育、培训等方面的经常性支出，形成人力资本，将会产生正的外部性，提高财政支出的社会效益，增进后代人的收益或效用，类似的消费性支出活动将不会造成后代人的净负担，从而有利于国债政策的可持续性，并降低财政风险。因此，只要国债形成的政府支出是用于与公共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形成有关的项目，就将有利于国债政策的可持续性。
二、外部因素引起的可持续性及风险问题
如果金融体系出现问题，银行不良资产大量增加；如果国有企业亏损严重，债务负担严重，需要进行资产重组；如果人口老龄化带来养老金赤字迅速上升，中央政府都会出面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缺乏必要的市场机制化解的话，上述隐性及或有债务就可能导致国债的较大增加，在转轨经济国家此类问题尤为严重。因此，各类隐性及或有债务的存在，尽管不会对国债政策产生直接、显性的影响，但其风险转嫁作用也将使国债政策受到显著的约束，政府也将面临更大的财政风险。通过一定指标对这些外部因素进行评价与描述，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掌握相关因素对国债政策及财政风险的潜在影响。
l、银行不良资产比率
银行贷款损失增加、不良资产水平高时，表明银行体系较为脆弱，抵御风险和危机的能力木足。银行体系的脆弱性会从收入和支出两方面影响国家的财政平衡。从收入方面看，贷款损失增加，将使银行可被征税收入减少，银行税收也就减少；中央银行对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支持会给政府带来直接成本，或者降低中央银行的利润转移；中央银行对银行不良资产的接管，将导致中央银行的利润下降和税收减少。从支出方面看，由于国有银行实际承担了财政的部分职能，因此，银行不良资产化解的最终责任者只能是政府，也就是说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政府出资为银行弥补资产损失，补充资本金。这些银行不良资产已经成为政府的负担，政府只能通过发债的形式筹措资金，从而逐步改善银行的资产质量。因此，对国债规模的判断必须充分考虑庞大的银行不良资产的因素。银行不良资产的规模制约和削弱了财政为其他公共消费和投资支出继续扩大债务规模的可能性。国际经验表明，银行不良资产占总贷款的比例在10％以内，银行体系是比较稳健的，而超过该比例的银行不良资产比率变动也就成为我们判定国债政策可持续性及财政风险的重要指标。
2.政府对国有企业或公共部门支持和参与程度
在一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的亏损也通常是政府财政赤字增加的原因之一。尽管中央政府的财政帐户不能反映公共部门的财务状况，但是，大部分国有企业的亏损最后是由中央政府承担了。在许多国家，由于管理薄弱和公共部门缺乏财务责任，政府支出得不到适当控制，这些支出也不一定能被有效和公平地分配到社会急需的地方。政府支出被用于支持具有强大政治势力的集团，或只使少数人受益。在亚洲新兴工业国，国家干预分配信贷的现象十分普遍，金融机构受到政府的多种保护，使银行业为争取客户不惜降低贷款审查标准，大搞人情贷款和优惠贷款，结果造成不良贷款的迅速膨胀。由于大企业与政府的联系紧密。政府对银行间接融资实施严格控制，难以避免地形成了经济腐化和金钱政治，造成了贷款运用效率低下。在发展中国家，政府部门对公共或基础设施建设贷款进行担保是普遍现象，因而形成了政府的显性或有债务。由于缺乏其他融资渠道，基础设施债务依赖型的融资模式使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不断增大，利息负担沉重，有些连利息也难以偿还，只能借新债还旧债。尽管有政府信用作为保证，但是，由于政府项目的还款困难，银行也相应调低了该类项目的资信程度，使政府信贷再融资的成本提高。上述政府对国有企业或公共事业的财政支持，加重了未来财政支出的负担，是财政深层次风险的体现。
3、养老金制度欠账规模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及国债规模急剧扩大。造成财政失衡的主要原因是支出增长迅猛，其中最大的支出增长因素是转移支付，又以公共养老金为主。目前，所有工业国家仍然面临缴费缺口，尤其是主要工业国家，它们的年度缺口达到gdp的1.8％。养老金赤字不断积累使主要工业国的养老金负债超过了国家的有形政府债务。在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养老金支出高于收入对今后赤字造成的压力比发达国家还要巨大。按照世界银行的研究结果，公共养老金负债属于政府隐性直接负债，即政府对职工的负债。从现收现付向完全积累制为主的养老金制度转变的融资渠道，较为可行的是发行国债和出售部分国有资产，而通过提高税收和降低财政支出的空间较小，通过财政盈余为养老金债务融资几乎是不可能的。政府承担的养老金负债可以分为短期债务和长期债务，短期债务是当前需要支付的已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和即将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这部分债务可以通过扩大养老金的覆盖面、提高退休年龄、延长缴费时间、提高缴费率，以及增加其他税收收入、增加国有资产出售收入等方式解决资金来源问题；长期债务是若干年以后需要支付的养老金，它的偿还分散在较长时期里，会大大减轻短期内筹措养老金债务的压力，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或税基扩大以后的税收收入来融资。但是，无论是国债融资还是税收融资，都会使未来数代人为偿还养老金制度的转轨费用而付出更多。由此可见，养老金制度欠账会对未来国债扩张产生压力，这种压力的大小取决于通过其他财政手段、市场或私人（私人管理或建立养老基金）方式解决问题的程度。因此，对养老金以及其他社会保障收支状况的考察和预测也是评价国债政策可持续性及财政风险的重要方面。
[摘要]如何评价国债政策可持续性及其财政风险程度，也就是说通过哪些指标来评估国债政策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以及由于国债扩张带来的财政风险程度，仍然是一个较难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国债政策可持续性及财政风险度量需要在确定一定原则的基础上进行，指标的选择要具有层次性、代表性、简明性和相关性。既然国债政策的不可持续性直接导致财政风险（危机）的局面，那么影响和决定国债政策可持续性的基本因素也就直接决定了财政风险的形成和发展。考察国债政策可持续性的基本原则包括：国债收益大于成本原则、国债的代际公平负担原则、国债扩张的限制性原则以及国债政策的灵活性原则。
财政政策与利率的关系篇8
关键词:货币政策;协调失灵;政策转型
2012年以来，我国告别过去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速放缓，进入经济新常态阶段。宏观经济面临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及债务积累等结构性问题，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重要任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新形势下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也对货币政策提出更高要求。
一、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总体情况
过去十五年，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控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2～2007年。由于我国国际收支长期以来是双顺差，所以基础货币的投放主要靠外汇占款。为对冲外汇占款的影响，加强通胀预期管理，实际上从2002年开始，我国首创央行票据，通过央行票据的投放回收基础外汇占款及基础货币，以减少流动性压力。同时，由于未充分实现利率市场化，央行通过制定存贷款管制利率以调节信贷需求和供给。总体看，在这一阶段，外汇占款和银行信贷构成我国货币投放的主要方式，我国货币政策呈现典型的数量型货币政策特征。［1］第二阶段:2007～2012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外汇占款逐渐出现负增长，基础货币投放也在减少，过去对冲基础货币的央行票据规模也逐渐减少。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央行票据的地位逐渐下降，在此期间我国央行更多地使用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和公开市场操作等传统货币政策工具调节商业银行流动性。同时，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利率调控在这一阶段的货币政策调控中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第三阶段:2012年至今。在这一阶段中，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面临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也更为复杂。国际方面，美国经济复苏导致美联储加息和美元进入升值周期，这对人民币币值稳定形成较大压力。国内方面，为保持中高速经济增长，一方面货币政策要有所作为，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应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去杠杆”“去产能”等要求相适应，避免造成资产价格泡沫，加剧宏观经济金融风险。面对如此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货币政策的三大政策工具———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和公开市场操作并不能满足结构性调控的要求。尤其就存款准备金率调控而言，由于其规模庞大、影响范围广，往往被视为全面宽松(紧缩)的货币政策信号。因此，在我国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央行通过改造传统货币政策工具，打造了定向降息降准、常备借款便利(SLF)、中期借款便利(mLF)以及抵押补充贷款(pSL)等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通过不同的期限和利率，满足市场对流动性的需要。不仅如此，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加速，我国取消了存贷款利率限制，银行间市场的利率品种也逐渐丰富，利率调控的货币政策体系初见雏形。自2013年以来，在货币政策工具创新的基础上，我国初步形成以常备借贷便利利率为上限、超额准备金存款利率为下限、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为核心的市场化利率体系。在确定“利率走廊”的上下限后，央行可通过基准利率影响存贷款等其他利率，从而通过影响金融中介的信贷行为间接调控宏观经济变量。
二、我国货币政策调控中的协调失灵
虽然我国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取得较好成效，但也要注意到，面对纷繁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货币政策的协调失灵问题日益突出，不利于政策的有效实施。
(一)货币政策的目标手段冲突
从货币政策目标看，由于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我国货币政策目标除稳定物价和经济增长外，还肩负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的年度目标和推动金融业改革发展的动态目标。长期看，我国货币政策的各个目标大体一致，但短期看我国货币政策目标过多。如，在当前国内经济不确定性较强阶段，我国要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就要求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但若要保持经济增长目标，就要求中性偏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样，在内部目标中，经济增长和稳定物价目标在短期内也存在一定冲突，实际上我国货币政策往往更侧重实现经济增长和就业目标。根据丁伯根法则(tinbergensRule)，政策工具的数量或控制变量数至少要等于目标变量的数量，而且这些政策工具必须相互独立。［2］但需要指出的是，几乎所有货币政策工具都是利率和货币供应量的衍生品，且考虑到利率和货币需求的内在联系，长期看所有货币政策工具几乎不存在异质性。因此，长期内多目标的货币政策必然带来一定冲突。在目前较为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传统降息降准的货币政策受到较大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央行不断创新货币政策工具，这在近年来我国的货币政策实践中都有所体现。自2013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先后设立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常备借贷便利(SLF)及中期借款便利(mLF)等工具对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货币政策对市场流动性的预调微调及短期利率引导的功能不断加强。这些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虽然没有形成“大水漫灌”的效果，但也造成银行间市场流动性过剩。如，mLF余额从不足1万亿元增加至2017年的接近4万亿元，pSL从6000多亿元上升至当前的2.1万亿元，逆回购余额当前也在6000亿元以上。这样，导致银行对央行的负债近三年也迅速飙升，且央行提供资金利率要低于市场利率，如7天期央行逆回购利率为2.35%，而相同期限的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近期都在2.6%以上，银行间回购利率则更高。而银行间市场流动性过剩，客观上造成金融机构利用其他渠道来增加杠杆及延长信贷链条。［3］
(二)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不协调
当前，金融去杠杆是我国货币政策面临的重要任务，而金融业高杠杆的原因，就在于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步调不一致及监管权限不同造成的监管漏洞。具体看，自2012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逐渐转为中性，但金融监管较为滞后，一方面造成对信贷投向施加严格管控;另一方面，在利率市场化和直接融资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表外影子银行业务发展迅速。在金融监管滞后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信贷受到约束，贷款不能直接投放到实体经济，迫使金融体系通过迂回的方式投放流动性。如，银行可通过向符合贷款投向规定的“过桥企业”放出一笔贷款，这家“过桥企业”再通过委托和信托贷款的方式把这笔款项转贷给真正需要资金的企业。这样，虽然最终结果等同于银行给该企业放贷，但在计算社会融资总量时会产生两笔记录，即银行向“过桥企业”投放的贷款及“过桥企业”的委托和信托贷款。因此，同等社会融资总量的增加自然只能对应更低的实体经济增长。除监管滞后外，金融监管职权真空也会产生监管套利机会。由于金融监管的职能由“一行三会”分别行使，分业监管使金融业往往通过同业合作等方式规避监管。以债券市场同业存单和同业理财为例，在整个信用投放链条过程中，既涉及大中型商业银行，又涉及券商、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同时涉及银行间市场，在对其进行监管时就需要中国人民银行与银监会和证监会协调，而金融市场的不断创新将在短期内造成监管真空，从而形成监管套利机会。此外，央行在执行货币调控和金融监管任务时也存在角色冲突。一方面，央行作为金融监管者，有责任化解金融系统风险。因此，在观察到流动性投放过快、资金空转嫌疑，且有部分银行通过银行间市场融资快速提升杠杆率后，央行应针对金融风险加以控制。而另一方面，央行不仅是金融监管者还是“最后贷款人”，是维护货币市场稳定的最后一道防线，央行应向市场上投放充足的流动性。可见，央行的最后贷款人和金融监管者的双重身份存在一定冲突，货币政策总量型工具和金融监管结构性工具的界限往往并不明确。
(三)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不协调
从理论层面看，价格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即FtpL模型)指出，在宏观调控政策执行过程中，财政政策往往被赋予主动角色，政府可自由设定预算盈余(赤字)，并不在每一时期都实现预算平衡;相比之下，货币政策则属于被动型，要根据财政预算来控制铸币税，从而实现财政平衡。该理论预言，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的组合可避免流动性陷阱阶段货币政策的失灵，从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宏观经济目标，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从我国货币政策执行环境看，经过之前多次降息降准，不仅基准利率下降空间有限，同时受宏观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影响，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也大打折扣。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我国货币政策已接近流动性陷阱，进一步使用扩张性货币政策收效有限。同时，考虑到我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更多的是结构性问题，而货币政策本质上是总量型而非结构性政策，在此情况下，如若频繁使用传统的货币政策调控，不仅不会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还会带来更大的风险和隐患。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实施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的宏观调控措施:一方面，通过财政政策来支持经济增长，实现增长目标，同时通过结构性的政策措施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目标;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则保持相对稳健，同时注意防范金融风险的爆发。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不协调还体现在货币政策执行的实践中。如，全口径政府收入的波动、财政支出集中于年末等现象，对我国货币政策稳定性和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造成较大影响，使央行的货币政策执行陷入被动。再如，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及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都需要国债政策等的配合，而国债在期限结构和品种上的缺乏则限制了货币政策的传导和执行。
(四)国内政策与国际政策不协调
从国际经济环境看，2012年以来美国经济形势不断好转，向好和对通胀的担忧使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并加息，尤其近期美联储“缩表”已提上日程，未来美联储不断削减其持有的庞大资产，必将导致资金回流美国和全球范围内流动性紧缩。［4］与美国相比，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复苏则表现得更为缓慢和波折，但经过多年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欧洲和日本央行也将逐渐退出宽松政策，实现货币政策正常化。相比美日欧主要经济体，我国货币政策面临的宏观环境更为不确定，这需要国内货币政策保持中性甚至偏宽松，否则将对国内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但由于国际货币环境偏紧缩，造成美元、欧元和日元等主要国际货币的升值趋势。从双边汇率看，人民币自2015年开始进入贬值通道，从2014年底的1美元兑6.11元人民币最低跌至6.95元人民币，跌幅达13.7%;2017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虽然止跌，但兑欧元和日元等其他货币的汇率不断下降，受此影响，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亦不断下跌。汇率的不稳定体现当前阶段货币政策的内外不协调。一方面，国内保增长目标要求货币政策中性偏松;另一方面，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和稳定汇率又要求货币政策紧缩。可见，当前阶段的货币政策越来越多地面临“三元悖论”的挑战。
三、我国应加强货币政策调控的政策协调
面对上述问题，我国未来的货币政策调控应注重政策协调，不仅要实现货币政策目标手段间的协调，更要注重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财政政策的协调，并实现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
(一)注重货币政策目标手段协调
首先，不应将保增长作为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目标经历了由多目标向突出物价稳定目标转变的过程，相比之下，我国由于处于经济转型阶段，目前尚不具备强调单一物价稳定目标的条件。但为了协调货币政策目标间的冲突，要简化货币政策目标，下调经济增速目标的重要性，保增长不应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具体看，由于在经济新常态下潜在增长率下滑，宏观调控的政策权衡空间缩小，高速经济增长不宜再成为货币政策追求的主要目标;货币政策调控应强调稳定和均衡目标，尤其应致力于稳定通货膨胀和实现内外部均衡。其次，弱化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重要性。货币供应量是我国货币政策的重要中介目标，但由于作为操作目标的基础货币和存款准备金与货币供应量息息相关，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和操作目标的界限较为模糊。从货币政策调控的国际经验看，货币供应量目标已逐步淡化，［5］且在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基本完成、金融市场日益完善、社会融资结构多元化的背景下，货币供应量目标与最终目标的相关程度会有所减弱。因此，建议降低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重要性，同时将汇率、利率、国际收支状况及资本市场变化等指标纳入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范畴。最后，转变货币调控方式，在操作目标方面突出利率机制的作用。未来，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可由价格型指标和数量型指标兼顾转为更多向价格型指标过渡。
(二)促进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协调
我国金融监管宽松助推金融业高增长，同时其背后杠杆投资和期限错配的痕迹明显。为促进金融业稳步发展，并控制金融风险与实现金融业“去杠杆”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应协调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构建完善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从当前“一行三会”的监管格局看，央行具有货币发行、利率和汇率等宏观调控工具，但还需要加强对银行、证券和保险等金融机构内部风险的识别和监控;而从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的角度看，这些机构拥有微观监管和一系列强有力的控制风险的手段和监控工具，但在宏观政策工具和手段方面还有所欠缺。因此，应进一步联合现有的金融监管机构，在涉及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上，既要有银监会对单个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还要针对跨市场、跨机构、跨行业风险，考虑不同金融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确定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市场和工具的范围，对具有系统性影响的金融机构制定严格的规则，同样也要有逆周期效应的央行利率政策和资本管制政策。
(三)推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协调
首先，应在较长时期内坚持“积极稳健配”。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对经济增长形成支撑，而在货币政策方面，应更加谨慎稳健，以避免总需求波动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并为推进全面改革培育相对较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尤其是我国经济在经历了近十年的“高增长、低通胀”发展后，面临增长动力不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从经济增速转型的国际经验看，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经历了二战后长达20年的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期后，逐步陷入低增长阶段。为刺激经济增长和降低失业率，美国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结果不但没有起到预期效果，反而使美国经济在“滞胀”中越陷越深。因此，在当前形势下，我国货币政策执行过程中需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协调，以在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同时，降低宏观经济金融风险。其次，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应分别针对总量和结构目标。就本质而言，货币政策是总量型调控，而财政政策则兼具总量和结构调控。因此，针对当前经济增长放缓和结构问题严峻的局面，宏观调控则应进一步区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角色。一方面，货币政策承担总量调控的任务，主要作用于总需求。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在总体宽松的同时，更要针对结构性调控目标，通过结构性减税等措施更有效地影响总需求和总供给。如，就当前经济环境而言，保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不仅要立足于财政支出的大范围规模扩张，还要在保持适度财政收入增长的情况下，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社会公共产品的支出，保障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稳定当前宏观经济环境;并通过结构性减税引导社会资金流向，更多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再次，构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制定部门的日常协调沟通机制。具体看，除每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总体方向外，还应增强两大政策的制定程序和具体措施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加强与公众沟通。更为重要的是，应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体制机制建设。如，财政部应进一步完善国库收付制度，避免财政存款的季节性波动对货币政策效果的不利影响;同时，进一步完善国债市场，不断丰富国债的品种和期限，为货币政策的执行提供更有力的工具。最后，防范财政风险向金融领域蔓延。在扩张性财政政策作用下，预计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财政赤字和政府负债率都将高位运行。因此，应重视防范财政风险向金融领域蔓延，从而引发系统性风险。在财政风险中，应高度重视地方财政风险。近年来，地方政府形成了“土地财政+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建设融资机制，在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起到较大促进作用的同时，负面效应也不断凸显。为此，应建立财政风险监控与预警机制，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包括债务当年偿还情况、债务余额、偿债能力和债务风险指标等指标，以及时监控地方政府债务，防止地方政策债务风险向金融领域蔓延。
(四)加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
首先，发挥国际组织的协调作用，增加我国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话语权。美日欧经济形势和政策的分化更加凸显了宏观调控国际协调的重要性。尤其在我国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时期，为确保宏观调控保增长和调结构的总体目标，应充分利用G20、imF等国际治理平台，在宏观调控方向和手段上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做好充分有效沟通，适时调整宏观调控政策以抵消外部冲击对我国宏观经济环境的负面影响。此外，我国还应通过宏观调控国际协调沟通渠道，借鉴欧美国家的政策工具，以便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更加有效地实现宏观调控目标。其次，增强汇率弹性，稳定汇率预期。当前，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剧，对货币政策而言，宏观调控措施的独立性日益受到国际经济环境和他国政策的影响。
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市场体系还不完善，金融体系更表现出脆弱性，货币政策往往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火墙”。因此，我国更应重视宏观调控尤其是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尤为需要注意的是，全球金融一体化趋势客观上削弱了各国对资本账户的限制，从“三元悖论”的角度分析，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要求放弃固定汇率制度或资本账户限制，在此情况下，为确保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必然需要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改革。目前，我国已将每日人民币兑美元的浮动范围增至2%，这标志着我国汇率形成机制向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更具弹性和市场驱动的汇率制度近一步靠拢，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随之增强。未来，我国货币政策转型需要更加灵活的汇率形成机制，应促进人民币汇率向均衡水平进一步调整，以保证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中国货币政策工具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
财政政策与利率的关系篇9
关键词：金融危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实施策略
一、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具有紧密的联系，这种紧密联系从根本上说植根于双方政策调控最终目标的一致性。两大政策调控的着眼点，都是针对社会供需总量与结构在资金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有悖于货币流通稳定和市场供求协调正常运行状态的各种问题；两大政策调控的归宿，都是力求社会供需在动态过程中达到总量的平衡和结构的优化，从而使经济尽可能实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两大政策的紧密联系还来源于双方政策手段的互补性以及政策传导机制的互动性，一方的政策调控过程，通常都需要对方的政策手段或机制发挥其特长来加以配合策应，经济学理论对此可以做出很好的阐释（如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从社会总资金的运动来看，财政政策对资金运动的影响和货币政策对资金运动的影响，相互间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连锁反应，各自的政策实施及其变动，必然要牵动对方，产生协调配合的客观要求。
二、我国财政、货币政策配合中存在的问题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缺位”和“越位”并存。第一，两大政策的功能定位不准。过去我国对两大政策的功能并未严格区分和界定，各自调控的对象重点与方式，调控中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和怎样发挥作用均未能明确，导致宏观经济运行秩序紊乱，宏观调控失效。第二，两大政策相互“越位”。如银行贷款充任财政拨款和财政补贴，用银行贷款维系亏损与日俱增的国有企业，用银行贷款支撑巨额“自筹投资”，用银行贷款支付改革成本和纳税，财政信贷严重扭曲。第三，两大政策的调控功能不到位。近年来社会资金结构扭曲严重，资金总量持续快速增长，资金规模急剧扩大与资金结构严重失调并存，资金供需失调与资金盲目流动并存。
2.财政部门和金融部门配合不默契。20世纪末以来，中国人民银行连续8次降低存、贷款利率。而在这期间，财政部发行国债与银行下调利率的步调并不一致。财政与金融配合的步调不一致，使财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国债的成本大幅度增加。为了刺激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中央实施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如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向国有独资银行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等政策，但这期间金融部门很少有重大的政策出台，基本上实行的是通货紧缩政策，使国家财政的压力不断加重，不仅影响了扩大内需的效果，而且加大了国家财政的风险。
3.财政与货币政策更深层次上的配合问题。一是财政与货币政策的调控分工不明，责任不清。通常情况下货币政策更适合于总量调节，财政政策更适合于结构调节，但在实践中，财政政策没有发挥调节结构的作用，导致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二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制定缺乏充分协调。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两部门之间缺乏充分的协商，两大政策在宏观调控中难以形成合力。三是在经济运行和体制改革的某些重大问题上，两大政策配合不够。如在公债发行、利率调整、国企改革、住房商品化改革等方面，均存在配合不当的问题。
三、优化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制度建设
总体来看，近年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取得了诸多进展，特别是在两大政策的结合部实施了一些颇具创新性的措施安排，对实现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平稳运行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相对于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而言，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仍存在着较大的改善空间。为了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更好地维护我国在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利益，两大政策需要在协调配合的各个领域求同存异，提高协调配合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开拓协调配合的广度和深度。首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政府最重要的两大宏观经济政策，其本质上具有经济运行共同目标决定的协调要求。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又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战略任务。
四、促进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对策与建议
1.继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完善和成熟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充分协调配合、充分发挥效用的基础。并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还伴随着金融体系、财政体制、国有企业制度等一些列的改革。具体来讲，财政体制的改革要以完善现行分税制体制为基础，进一步规范居民收入分配制度，健全国家税收征管机制，不断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切实强化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能力；至于金融体系的改革，则继续将精力放在非银行金融机构调整、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改革方面，不断开创国有商业银行依靠市场竞争、自主经营的新局面，不断消除影响货币政策发挥效用的种种不利因素。
2.宏观调控中处理好两者政策的主次地位。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经济调整的主要任务各异。因此，宏观调控过程中应该时刻处理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主次地位。当前，在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有经济总量失衡和经济结构弊病，而在一个时期又不可能同时有效地解决两个问题。经济总量问题上，应该运用货币政策来处理好货币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强调货币政策发挥效用；经济结构问题上，则需要财政政策的大力支持和引导。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必须考虑的两个方面，因此，我们要正确认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经济调控中的角色和地位，避免任何过分依赖货币政策调控而忽略财政调控的情形，努力实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一致。
3.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要与经济形势相适应。随着全球经济的初步复苏，我国的财政、货币政策的实施要把握好度，要考虑到中国经济趋势变化对世界的影响，同时还要考虑到世界经济变化趋势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组合不仅要视中国经济状况而定，还要根据国际金融、经济的发展形势而定，要保持实时地检测与变更，以期达到政策协调配合的最佳效果。
参考文献：
[1]王银枝.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问题研究[J].经济经纬.2008年（05）.
[2]苏杨.“5.12”地震后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J].经济前沿.2008年（07）.
[3]贾康，孟艳.关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简要认识[J].财政研究.2008年（06）.
财政政策与利率的关系篇10
关键词：开放经济；财政金融政策；米德冲突；挑战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6)-0010-07
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财政金融政策面对多方的挑战，当前尤其要关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条件在中国是否从完全不具备到逐步具备的问题，毕竟微观经济主体对政策变量的灵敏反应和传导机制的通畅是财政金融政策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
本文的主要观点或研究结论为：在多重宏观政策目标下，米德冲突不可避免，内外平衡目标之间的冲突将成为中国财政金融政策面对的首要挑战；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具有不同的效能和作用区域；时至今日，中国仍不完全具备采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条件，利用传统的分析方法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一、米德冲突：多重宏观政策目标下
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在国际社会对近年来全球经济失衡及其调整尚未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决定将更加复杂化。宏观经济政策的决定不仅要考虑内部平衡目标，而且要考虑外部平衡目标，但是这两个目标常常会发生冲突。另一方面，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使得针对本国国内的政策常常引起其他国家的连锁反应，从而削弱政策效应的发挥。我们认为，内外平衡目标之间的冲突将成为中国财政金融政策面对的最大挑战。
(一)在多重宏观政策目标下，米德冲突不可避免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meade，1951)在其名著《国际收支》中，以凯恩斯和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一国要同时实现内部均衡(物价稳定与充分就业)和外部均衡(国际收支平衡)，需要什么样的政策组合的问题。米德认为，一国如果只立足于本国的经济利益，其经济政策目标有两个：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内部平衡是指通过控制总需求水平而使本国经济处于充分就业、通货稳定的状态。外部平衡是指通过控制总需求水平而使本国的国际收支处于平衡状态，既没有逆差也没有盈余。米德将所有的政策组合分为三种：(1)金融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前者是指银行体系通过提供额外的货币供给量以放松资本资金借款条件，或通过限制货币供给量以严格资本资金借款条件，而促成资本资金借贷条件的变化(米德将此变化称为利率的变化)，后者是指财政部门为了影响国内总支出，而促成税率或政府支出额的变化；(2)价格调整政策，这里的价格调整是指货币工资率和汇率的调整；(3)直接控制，米德将直接控制分为金融控制、商业控制，对资本流动的控制，对进出口的控制等等。
米德认为，一国可以通过以上三种政策去调节国际收支平衡。金融政策的目的是影响总需求水平，从而影响进口商品需求和出口产品的供给。价格调整政策是通过国内货币成本的膨胀或紧缩或者通过汇率调整来影响一国相对于另一国的价格与成本。金融政策和价格调整政策的共同特点是：通过改变两国间的一般经济关系以实现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不直接触及具体的国际收支项目。
为了便于讨论，米德将直接控制划分为金融控制和商业控制。金融控制包括货币控制和财政控制。货币控制是指外汇管制和多重汇率；财政控制包括国际收支定项目的税收和补贴。商业控制主要包括数量控制、关税限额和国家对贸易的垄断。
假定一国(D国)出现赤字，另一国(s国)出现盈余。米德认为，D国和S国之间的资本流动所产生的影响，取决于两国的特定经济政策。资本控制是否有必要，需要考虑不同的政策组合。
在金本位制度下，如果D国的国际收支出现了赤字，在汇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D国的国内总支出将会下降，S国的国内总支出将会增加。当两国需求弹性的总和大于1时，D国对劳动力的需求不足而s国对劳动力的需求过度将使D国的货币工资率、成本和价格的总水平下降，而s国的货币工资率、成本和价格总水平将会上升，此时，D国的贸易差额得到了改善。因此在金本位制和汇率不变的情况下，资本的流动通过国内总支出变化引起价格的变化，再引致贸易进出口的变化，从而促使国际收支自动恢复平衡。
如果D国和s国都采取谋求内部平衡的金融政策，那么它们以本国通货表示的总需求将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D国和S国之间的国际收支平衡只能通过汇率的调整来消除。在D国和s国的进口需求弹性大于1的条件下，D国的货币贬值会改善它的贸易差额。贸易差额的变化将使D国恢复外部平衡。
米德认为，上述两种制度，通过价格和收入的调整能够同时保持两国的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因而是“完全的制度”。在“不完全的制度”下，如果没有某些直接的干预，要同时实现两国的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则是不可能的。
米德还特别讨论了短期资本突然和大规模地从一种通货转变为另一种通货的情况，也就是所谓的“热钱”(hotmoney)问题。在金本位制下，资本如果从D国流向S国，将引起D国的黄金储备流失到S国。米德认为有三种可供选择的政策，第一种是D国采取紧缩的政策，使D国的货币工资成本向下调整；第二种方法是建立外汇管制制度，以阻止资本从D国向S国流动；第三种方法是D国政府或者D国和S国合作将S国通货售出，将D国通货买进。使汇率保持在黄金输出和输入点之间。
这三种政策各有利弊。第一种政策需要D国经济的紧缩，如果价格是刚性的，这种调整不一定有效。紧缩的政策会造成大量的失业。重要的是，D国价格的下降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这种政策的可能结果是既没有影响到D国向S国的资本流动，又会导致D国的经济衰退。第二种政策可以避免第一种政策的弊端，但是这种办法的有效实施需要有庞大的官僚机构。第三种政策可以避免上述两种政策的弊端，但它需要s国当局的充分合作。因为这涉及到S国能否提供给D国足够的S国通货。尽管这在技术上是可能的。因此，按照米德的解释，如果遇到短期的，突发性的资本流动，最好的政策是资本流出国和流入国之间进行合作来消除它们之间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其次是应用外汇管制的方法。万不得已，才采取牺牲国内经济的方法，采取紧缩性的政策。
如果资本流出和流人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D国和S国都采取稳定内部平衡的金融政策，并在两国货币之间实行可变汇率，此时有什么办法应付D国向S国的资本外流呢?米德认为有三种政策可以采用：(1)让两国之间的汇率自由浮动，即D国的
货币贬值，S国的货币升值；(2)D国实行外汇控制的方法阻止资本外流；(3)D国政府或者D国和s国合作将s国通货售出，将B国通货买进，以保持汇率在黄金输出和输入点之间。
米德认为，如果D国实行外汇管制来阻止D国到S国的资本流动，可以在贸易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保持它的外部平衡。如果D国不对资本转移加以限制，而是使用价格调整的方法来保持它的外部平衡，贸易条件发生不利于D国的变动是必然的。
米德指出，除了S国的名义收益高于D国的名义收益会导致资本从D国流向S国外，如果D国对资本或资本收益征收特别重的税，而S国没有这样做，那么D国的居民可能会将他们的财产转移到S国以避免D国的税收。即使D国所产生的实际收益高于在S国得到的实际收益时，这种流动仍然也会发生。当存在上述情况时，如果使用外汇管制的方法去限制资本的交易或流动，而又不影响经常性的支付，那么外汇管制的范围就要扩大到所有的对外支付，否则要想严格限制资本流动是不可能的。因此，外汇管制当局将面临区分资本支付和经常支付的困难。
以上是对米德冲突的理论分析。对日益融入全球经济的中国来说，宏观经济政策同样会面临“米德冲突”这样的两难选择。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中国加入wto组织时的承诺，资本项目下将会逐渐实现可自由兑换，届时中央银行要维持外汇市场上汇率的稳定，就难以根据国内市场的要求实施调控政策。研究表明，1994年以来，中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出现了三次明显冲突：1994年至1996年，外汇储备快速增加和较高的通货膨胀之间的冲突；1998年外汇储备增幅快速下降和物价持续下降之间的冲突；1998年至1999年，汇率稳定和本外币利差倒挂之间的冲突。例如当外汇储备增幅较快时，货币供给量本该相应增加，但由于国内经济又出现了通货膨胀，中央银行不可能继续扩大货币供给助长通货膨胀的压力，必须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结果造成内外市场上需要实行两种相反的货币政策，使中央银行陷入两难的境地。
(二)内外均衡冲突的形成机制
内外均衡冲突主要有三种形成机制。
1．外部经济冲击。包括实物冲击和金融冲击两大类
(1)实物冲击。由于某些因素造成商品市场的异常变化，导致国际商品贸易、贸易差额和贸易条件发生变化，从而对宏观经济运行形成冲击。传导的途径有：首先，与国际市场有着直接联系的对外经济部门因受到冲击而发生变化；其次，与国际市场没有直接联系的国内经济部门，因贸易部门受到冲击而发生变化；最后，对外经济部门和国内经济部门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均衡。在走向新的平衡的调整过程中，内外均衡之间可能会发生矛盾和冲突。实物冲击的主要类型包括：国际贸易条件变化带来的贸易条件冲击；国外收入水平波动带来的收入冲击；国际商品市场价格剧烈变化带来的供给冲击。
(2)金融冲击。金融市场的变化导致资产价格和资本流动发生变化，从而对有关国家的国际收支和国内经济运行产生不利影响。国际资本流动常常把经济波动从一国传递到另一国，其传递速度很快，影响范围更广。对内外均衡影响巨大的金融冲击主要有利率冲击、投机性资本流动冲击以及自我实现的金融危机预期冲击等。
2．经济体内部的自我调整力量
包括：
(1)技术进步。技术进步能够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本国生产能力及竞争能力的增强。技术进步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是经济增长率提高和产出水平增加，但同时会产生通货膨胀的压力。技术进步对国外经济部门的影响则是，通过增强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出口，从而产生本国国际收支顺差。于是就会形成米德式的内外均衡冲突。
(2)转轨过程中的结构性变动。市场取向的改革释放了过去被压制的物价上涨压力，这种因体制改革而产生的结构性通货膨胀换来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与此同时，外资因看好国内的市场机会和经济增长的前景而大量流入，从而形成通货膨胀、国际收支顺差和本国汇率升值并存的局面，造成内外均衡的矛盾。
(3)自发性消费或投资的变动。如果经济处于内部均衡而经常项目存在逆差的状态，此时若自发性消费或投资减少，会造成总需求的减少，经济可能会走向衰退，这就要求政府采取扩张性的财政金融政策刺激经济恢复，而扩张性财政金融政策会进一步造成经常项目收支的恶化，形成内外均衡的冲突。
(4)消费者偏好的变化。如果经济处于内部均衡而经常项目处于顺差的状态，这说明消费者的偏好从国外产品转向了国内产品，于是国内产品的需求增加，进而引起总需求的膨胀，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此时要求政府采取紧缩性的财政金融政策进行调整。其结果只会进一步增加经常项目的顺差，这显然不是外部均衡目标所希望达到的目的，经济又将产生内外均衡的矛盾。
3．国际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一国的经济政策会对他国产生“溢出效应”和连锁的“反馈效应”。各国的经济政策均有其各自的特点，对不同的经济政策目标存在着不同的效应。一些政策工具主要在国内经济部门发挥作用，一些则主要在外部经济部门发挥作用，更有不少工具对两个部门同时发生方向相同或相反的作用。因此，保持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非常重要。如果政策之间出现不一致、不协调，就会产生内外均衡目标的冲突。除了“米德冲突”之外，“费尔德斯坦定理”也对政策协调失败有较好描述。费尔德斯坦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内外均衡影响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国内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刺激需求，财政赤字通过国债发行来弥补，造成国内利率水平上升；高利率吸引国外资本流入，造成本国货币汇率升值；汇率升值抑制了本国产品出口，导致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国际收支逆差压制了国内需求，使得财政政策的努力失败。因此，“费尔德斯坦定理”强调只有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相互协调，才能实现预期的政策目标。
二、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金融政策
的效能与作用区域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包括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两部分，因而政府不能仍像封闭经济条件下单纯运用对社会总需求进行调控的政策。为避免内外平衡之间的冲突，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必须要有新的思路。
在运用政策搭配以实现内外均衡的方案中，蒙代尔提出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和斯旺提出的支出政策与汇率政策的配合最有影响。蒙代尔认为由于财政政策在协调国内均衡上具有比较优势，而货币政策在协调外部均衡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政府应当以财政政策调节内部均衡问题，以货币政策来调控外部均衡问题。斯旺以支出转换型政策与支出增减型政策搭配来讨论政府对内外均衡的政策协调。斯旺认为政府的支出增减政策可以明显影响国内支出水平，本国货币实际汇率的变化可以明显
地影响国际收支状况。因此政府应采用支出增减型政策来解决国内均衡问题，而外部均衡的任务则交给支出转换型的汇率政策。
与封闭经济条件下的情况相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作用机制、政策效果等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迄今，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力的主要工具仍然是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该理论认为，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利用货币政策增加国民收入较为有效，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力工具。从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除了部分国家试行短期的浮动汇率外，许多国家还是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我国是实行有管制的浮动汇率，一般而言，追求充分就业的国家最好还是重视利用财政政策。
但是，一个国家除了要实现充分就业目标外，在稳定经济政策上，还要取得国际收支平衡。这就涉及到为了实现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时财政一货币政策如何进一步配合的问题。
所谓内部平衡是指国内的总有效需求正好等于充分就业下的总供给，所谓外部平衡是指固定汇率制度下，资本净流出等于贸易出超时的均衡状态。
假定国民收入水平由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决定，也就是说，国民收入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函数。用g代表财政盈余的数量，用i代表利率，则：
y=y(g，i) (1)
在一般情况下，国民收入是财政盈余的减函数(aY/ag
如果用B代表国际收支余额；用e代表出口净额；用F代表资本外流，则
B=e-F=e(y)-F(i) (2)
一般来说，出口净额是国民收入的减函数(ae/aY
在图1中，e点是YY'曲线和BB'曲线的交点．表示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同时达到平衡。YY'曲线和BB’曲线把该图划分为四个区域，表明四种经济状况。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一国如果实现了内部平衡而存在外部不平衡时，表示实际经济情况在YY'曲线上。比如，日点就表示，在内部平衡的情况下，国际收支存在盈余。这时，政府首先应当采取能够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旨在引起资本外流以平衡国际收支，使H点向左移至H'点。在H'点上，外部平衡虽然达到了，但又有国内经济出现膨胀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采用提高财政盈余的财政政策，实现内部平衡。从上述简单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财政政策是解决内部失衡的有效工具，而货币政策则是对付外部失衡的有力武器。
在近年来全球经济失衡与调整的大背景下，过去只侧重于解决内部平衡问题的中国宏观调控模式必然会受到外来的各种冲击，如经济条件的变化，国际间经济波动的传递，国际游资的投机性冲击等，从而产生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矛盾。中国财政金融政策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第一，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人民币汇率的市场调节逐步完善，国际收支的巨额顺差必然造成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而升值对于拉动国内经济增长具有重要贡献的出口部门的发展极其不利，同时出口波动还会影响到国内有效需求，可能进一步加剧目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不利状况。虽然顺差增加了国际储备的数量，并通过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放大而导致国内信贷量的扩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内需求的增长，但在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顺差必然恶化国内的经济状况，所以政府必须在顺差和汇率等方面进行适当的政策调节。
第二，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信息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发展，使得信息传输的数量、质量和速度都大大提高。在此背景下，居民和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对信息的处理能力较过去大为增强。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行为趋于理性，必然对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效果产生影响，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可能因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反应而变得完全无效。为改变微观经济主体与政府之间的“动态不一致”状况，关键在于政府应建立和维护执行宏观经济政策的信誉。政府承诺在政策制定方面遵循一定的规则，从而以其信誉的存在来改善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由政府与微观经济主体之间动态不一致的非合作博弈转向动态一致的合作博弈。因此，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在信誉方面受到了微观经济主体预期模式改变的冲击，政府必须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模式加以选择。
第三，中国加入wto组织以后，其的多边规则对中国实现内外均衡的方式和政策均有一定的约束。一方面，wto组织对国际收支的调节存在着约束，一般不允许采取紧急限制进口等直接管制办法。随意提高关税以限制进口的措施受到约束，直接补贴原则上被禁止，在运用汇率和外汇管制等措施调节国际收支时，也必须要符合wto组织的规则。另一方面，wto组织规则对国内财政，税收、金融、科技、环保以及产业政策的实施方式也有一定的要求和规范。因此在加入了wto组织以后，中国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将受到wto组织规则的直接或间接的约束，中国必须对宏观经济调整的模式加以改变，以适应这些规则与约束的要求。
第四，在全球经济调整过程中，提高国际竞争力始终是各国努力的方向。发展中国家知识与技术的积累与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是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方式来实现的。遵循这种技术轨迹的国家的共同特征是，知识与技术的积累是渐进和缓慢的，国际竞争力也是在一次次的技术创新中经过漫长的积累而形成的。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全球知识存量迅速膨胀的今天，国际竞争已转向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的竞争，而中国要构造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不能通过漫长的诱致性变迁机制来实现，而必须通过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来实现，从要素投入型的增长方式转向重视科技和教育的要素效率增长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因此，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的竞争对全球经济调整中的宏观调控模式提出了挑战，中国的财政金融政策应该具有促进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
四、中国尚不完全具备采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条件 --微观基础与传导机制的缺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存在着如何进行宏观经济分析的问题或争论，这种争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发一次。尽管每次大的争论都能够把人们对宏
观经济分析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引向深入，但是每次争论的焦点问题并没有解决。这个焦点就是，如何将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的宏观调控实践结合起来。
经济学是求真与致用之学。然而，西方现代主流经济理论除了在少数概念(如稀缺、供给、需求等)和分析工具(如边际分析、弹性分析、定量分析)上具有实用性外，在整体上是一种既不求真(即不能告诉我们经济中的现实情况是什么)，也不求用(即不能告诉我们在经济生活中怎么去做)，而只是求形式之美(即在以经济人为核心的一系列假定下证明市场经济可以达到完全竞争和一般均衡状态)的学问。为了保证其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形式上的对称性，同时为了坚持市场经济理念的完美性和教育上的方便性，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试图将复杂而生动的社会经济现实通过一系列严格的假定，建立起在市场交换行为基础上的简单总量均衡关系。问题的关键是，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试图以这种简单总量均衡关系来替代其他各种经济关系对现实宏观经济问题的影响和解释，并且试图给出政策处方。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主要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有关宏观经济分析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观点，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倍受质疑和常常碰壁，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关系更加复杂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运用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时必须更加谨慎。尽管从学术入门来看，了解这种高度抽象的简单总量均衡关系及其模型十分必要，但是用基于这种关系的认识来直接指导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实践，则有可能使人误入歧途。
很长时间以来，在对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中，人们一般都会采用iS-Lm模型及其扩展形式iS-Lm-Bp分析框架。然而，iS-Lm-Bp分析框架是建立在一系列前提假定基础之上的：需要有发达而完善的市场体系；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市场化；利率能充分反映市场资金的供求状况：生产、消费、投资和储蓄等经济变量对利率反映较为灵敏，等等。如果前提假设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简单地利用该框架来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就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虽然中国目前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依然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经济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较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一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经济主体。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实际上，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有赖于政策传导机制的畅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但利率的有效传导须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并不能反映市场资金的供求状况。利率传导机制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iS-Lm-Bp分析框架就失去了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意义。
即使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经济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
市场体系的不完善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主要是通过信贷机制来进行的。斯蒂格利茨认为，信贷的可得性是影响货币政策效力的关键因素，“影响经济活动水平的是私人部门获得信贷的条件以及信贷数量，而不是货币数量本身。”就中国的现实情况来说，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由于它们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过大的监督成本，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又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所以形成银行普遍的“惜贷”现象，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与货币政策一样，中国财政政策也缺乏一定的微观基础和传导机制。1998年以后，面对国内通货紧缩的状况，中国政府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从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什么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