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体制改革篇1
【关键词】国进民退经济体制改革倒退
“国进民退”这一概念主要是从2009年开始出现在公众面前的。2009年发生了一系列的国企收购事件包括2009年7月6日，中粮宣布联手厚朴基金以61亿元港币收购蒙牛20%的股权；2009年9月6日，山东钢铁集团与日照钢铁集团签订重组协议。国企山东钢铁集团经常亏损，而日照集团一直赢利。因此关于我国现在是否存在“国进民退”之争也愈演愈烈。“国进民退论”、“国企垄断论”、“与民争利论”这些极具敏感度和煽情性的概念受到外界高度关注。这场始自学术界的少数人的言论逐渐演变升级为事关中国是改革还是倒退的“体制之争”。
“国进民退”这一术语是经济学词汇，对其理解一般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从狭义上讲，“国进民退”主要表现是国有经济在某一些领域市场份额的扩大，以及民营企业在该领域市场份额的缩小，甚至是退出。从广义上来讲，“国进民退”除了包括上述内容以外，还表现在政府加强对经济的干预或者是对经济宏观调控的力度的加强，并在调控中刻意加强对国企的扶持。
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背景和历史进程
（一）经济体制改革背景
1956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已基本形成。国家成立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和社会经济不稳定，我国主要是实施中央高度集权，管理全国经济。在当时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结构比较简单的情况下，基本上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一五”末期出现的所有制结构趋向单一和中央集权过多、国家对企业管得过死等弊端已经严重影响到地方、企业的积极性乃至生产力的发展。“”后，党和国家开始提出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方面问题。1976年打倒“”，结束了危害十年的“”，政治上得到了拨乱反正。但是，在经济上，我国的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困难，经济发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处于停滞的现象。造成当时困难的原因，主要是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统得过多、管得过死，地方和企业的管理权限太小；所有制结构过于单一，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大大缩小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范围和能力；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导致了出工不出力，吃大锅饭的现象非常普遍等等。这些弊端日益演化成为生产力发展的羁绊和障碍，对经济建设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二）经济体制改革内容及实践
自1978年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重点就放在经济建设上面，可以算是正式揭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其基本目标是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所有制方面，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推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在分配方面，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制度。在农村，进一步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在城市，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环节，国有企业改革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在宏观调控方面，对计划、财政、税收、金融、物价、劳动和社会保障体制进行系列配套改革。同时实行对外开放等等。
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国有经济改革和非公经济发展是掌握好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的重点之一。
（三）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就在于促进了私营经济的发展。私营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农村承包制的全面推行。集体经济在实施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后，逐步分解为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经济实体，这样，农户有了自己的家庭财产和生产经营上的自。农民个人财产权利的确立和自的扩大，推动率先富裕的专业户和重点发展户为主为追求物质利益逐步演变成私营企业，其次是有租赁或拍卖的集体企业转化成私营企业。（2）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农村兴办乡镇企业，遍地开花，农民离土不离乡就地务工，解决了对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安置，扩大了就业，走出了以工致富的一条新路，在农村培养和催生一大批企业家。（3）城市经济的改革。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引入城市经济改革，拉开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序幕。第一个阶段是1979―1986年间，国有企业经营层面的改革，这一时期的主要政策措施就是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的改革，以及随后的“利改税”、“拨改货”改革，政府应该让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享有更大的自主经营权，推动了国有企业经营权层面的改革，而“放权让利”也就成为这一阶段国企改革最显著的特点。但是，由于宏观政策环境和资源配置机制的改革不配套，经济中并没有形成一个竞争的市场，所以政府无法通过企业外部的经营指标来判断企业实际经营状况的好坏。另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普遍都承担着政策性负担，所以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就会更加严重，这会导致国有企业管理者的道德风险问题；第二个阶段是1987―1992年，企业改革开始向所有权过渡，这一时期的改革措施主要是国有企业的“承包制”改革和一些没有完全展开的“股份制”改革，承包制推行伊始，确实调动起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推动了国有经济的发展。但是在推行承包制期间，却出现了企业增效、经济增长、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迅速下降的情况。第三个阶段是1992年到现在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面对承包制出现的问题，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将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设定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把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概括为“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国有企业改革所经历的几个阶段，无疑都是在不断扩大私营经济的份额。
二、民营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一）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问题实际是所有制结构问题，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对所有制的改革。反映到市场上，则直接体现对微观市场主体的再造问题。民营经济生于市场，长于市场，贴近市场，活跃在市场竞争最激烈的领域，与市场有着本质的联系，是构造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它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了一个多元竞争、充满活力的环境。对个体私营经济来说，市场机制一直是配置资源的基本方式，个体私营经济在发展中逐步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经营机制、灵活的用工方式和分配方式，培养了一大批经营管理人才，促进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
（二）吸纳就业的主要渠道
民营经济中的企业市场应变能力强，就业弹性高，具有大企业无法比拟的优势。随着国有企业改组和国有经济调整的力度加大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向城市转移，新增就业人数居高不下，民营经济在吸纳就业、再就业中的“蓄水池”作用更加明显。截止2010年，中国私营企业的就业总数超过1.8亿，民营经济提供了将近80%的城镇就业岗位，已经成为吸纳和扩大就业的主要渠道。
（三）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随着民营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壮大，其成为我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截止2011年初，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超过4000万户。其中，私营企业达818.88万户，注册资金总额17.73万亿元。中国民营经济现已占到中国GDp的50%以上，贡献了50%左右的国家税收。
（四）推动国有经济改革的动力
民营经济的发展，不仅支持着经济的发展，而且是改革由体制外向体制内推进，推动着国有经济改革。这种推动作用首先表现在“压力效应”。民营经济的发展逐步形成对国有企业的竞争压力，打破国有企业原有的垄断，垄断利润的消失，一些国有企业财务状况恶化，亏损加剧，使得国有体制上的弱点进一步暴露。市场竞争的压力、团体制“难以为继”的危机感的形成，成为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重要外部条件。其次是“示范效应”。民营经济由于明晰的产权关系和灵活的经营机制，在改革中率先进入市场，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独立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显示了民营经济的体制和机制优势，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提供了示范作用，使国有企业逐渐走向市场化和民营化。再次是“补偿效应”。民营经济的发展为做大国民经济这块蛋糕，提供了较大的收入增长和“经济剩余”，使得政府有可能利用这部分收入增量来对国有经济改革中受到损害的利益集团给予一定的补偿，从而减少改革可能带来的痛苦，是改革的阻力减少。接着是“接盘效应”。民营企业接受了国有企业改革转移出来的大量冗余的人员，为下岗人员创造就业机会。最后是“互补效应”。近年来，民营经济积极参与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将民营经济的机制优势与国有企业的资金、设备、人才和技术优势结合，优化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促进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形成，有利于推动国有企业探索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
（五）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生力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持续发展，GDp总量由1978年的3624.1亿元增至2005年得182321亿元，增加了49倍多，再到2011年472115亿元，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前茅。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民营经济不断壮大，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中一直生机勃勃的生力军，是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的产出总体上呈现高速增长态势。例如，民营经济中的个体私营经济的总产值从1989年的656亿元增长到2002年的23304亿元，年均增长35%，远高于同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平均增长速度17.6%。其次，是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的迅速扩大。2005年内资民营企业在中国的GDp所占比重为49.7%，外商和港澳台投资企业对国民经济总的贡献率为1%―16%，两者相加，全部民营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在65%左右。
三、“国进民退”逆经济体制改革主流而行
（一）民营经济在目前面临的各种困境
在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下，民营企业处境艰难，地位卑下。就拿就业来讲，如今的公务员热，大部分毕业生都想拼命挤进国家体制内就可窥一二。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同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其生存状态大为不同。第一，融资难已成为民营经济发展的瓶颈。首先是民营经济资金的来源以自筹为主。美国中小企业自筹资金一般在60%左右，欧洲国家，如法国、意大利的自筹资金在50%左右，而在我国，不论规模大小、经营年限长短，民营中都以自我融资为主，比重高达90%以上。其次，我国民营企业在银行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的放贷总额不足7%。第二，企业负担过重，据全国税收资料统计，仅2008年，中小企业缴纳流转税为15003亿元，在流转税总额中所占比重达到86%；缴纳企业所得税为4952亿元，在该税总额所占比重为76%，这仅仅是从税负绝对值上来看的，如果考虑到国有企业的特殊地位，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民营企业上缴的税收是实实在在的税，而国有企业却可以从政府获得许多优惠，如特权注资和返利等。税收负担过重，直接制约了作为市场经营主体的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同时也就没有能力提高员工的收入和福利，一些地区一度出现了生产规模萎缩，大批民营企业倒闭的现象。第三，公有资源的偏倚性。国家财政所掌握的公有资源的配置方向会直接关系到一个社会中各群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政府将大部分的资金和资源都投入到国有企业部门当中去，对国有企业的偏爱必然导致民营经济不能获得足够的发展条件，发展必定受挫。第四，价格劣势。民营企业在市场上自由竞争，由价格机制来调控价格，因此，民营企业必须提供价廉质优的商品才能获得利润，而国有企业由于其独特地位，没有竞争者，凭借其垄断地位，不受市场价格机制的影响，稳稳当当地享有高额利润。而这些高额利润的来源，有许多都是民营企业为他们支付的。
（二）国有企业利用政策优势，对私营企业形成挤压态势
1.垄断延伸，涉嫌不公平市场竞争
垄断延伸是指处于垄断环节的国有企业将业务延伸到竞争性节。国有企业为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运用自己得天独厚的垄断优势和力量扩大其自身的业务范围和产业链，挤压民营企业的市场份额。如电网公司投资电力设备制造，国家粮食储备企业开展粮食加工业务等等。
2.借助行政许可扩张
国有企业凭借自己独特的身份，借助严格的行政许可，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我国在民航、铁路、电力、石油、电信、邮政、烟草以及市政公用事业等领域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一般的民营企业由于条件所限，不能轻易进入。因而国有企业利用先天市场地位，挤占下游企业或社会公众的利益，或者过度投资并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3.产业整治的兼并
产业整治的兼并是指国有企业凭借自己的权利，兼并运营较好的企业，抢占民营企业的利益。如山西的煤矿兼并重组事件，让大多民众怀疑其是借安全之名行兼并之实。
4.国家财政的强力支持和对国家主要资源的占有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国家财政始终把支持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置于整个财政工作的中心环节，通过放权让利，财政政策的扶持和财政资金的直接投入等办法，多方面给予国有企业强力支持。国家的重要资源，诸如交通、通讯、石油化工、大型矿藏、金融保险证券以及金融资金的借贷等等，几乎都被国有企业独家占有或垄断经营。地方政府也以财政投入，土地等资源投入组建融资平台，或为地方国企从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大力资助地方国企的发展，使大大小小的国企都获得了先天的发展优势。
国有企业的这些先天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来自政府的显性或隐形支持或担保。而民营企业则几乎处于完全的自由市场竞争的状态，任由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生存环境何其艰难。社会公众非常关注市场公平问题。在公众眼中，国有企业就是政府的工具，代表了国家的意志。国有企业进入“不应进入”或“不必进入”的领域，就是对民营经济的挤压，甚至是排斥。
（三）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遭到破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公平竞争是指竞争者之间所进行的公开、平等、公正的竞争。公平竞争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它可以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使他们不断完善管理，向市场提供质优价廉的新产品、新服务。它可以使社会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并最终为消费者和全社会带来福利。
而“国进民退”中国有企业兼并、收购盈利民营企业的行为以及国家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政策倾斜、漠视国有企业的行为等无疑不是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及原则，抑制了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势头和决心，不利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环境的进一步优化。
（四）背离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经济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是要建立完善的、运转高效的、全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前提。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增加民营经济的市场份额，使得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公平地享受政策优惠和资源分配，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整个社会经济的活力，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促使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是，目前的“国进民退”现象说明国企和民企依然不能处于相等的竞争地位，其主要原因在于国家政策的倾斜性。这样发展下去的结果，是不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也不利于国有企业自身的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所要实现的目标是相背离的。
（五）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在于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已取得一定的进步，但是问题依然很多，首先就是畸形的市场竞争环境，阻碍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因此，必须把建设良好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作为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性目标。
1.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措施，就是引进了竞争机制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在于鼓励和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打破国有经济一家独霸市场的现象。实际上就是引入竞争机制，使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共同参与市场竞争，共享社会资源，共同组成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进程中，竞争机制必然成为推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2.公平竞争才是最佳的竞争形式
建国以来国有经济的垄断发展造成中国经济的落后以及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直至经济体制改革的提出，民营经济的发展才使得中国当时的问题得以缓解以及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近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说明有竞争才有发展。但是，由于国有企业得天独厚的地位以及国家政策的倾斜，使得国有企业的改革缺乏必要的内在动力，问题重重，同时民营经济不能共享资源以及发展政策，发展速度和势头都受到国有经济的抑制。因此，只有革除国有企业的部分特权和优惠政策，才能促使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和民营经济的持续发展。
（六）鼓励、支持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性
1.巩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就
自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取得显著的成效，已基本建立起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民营经济也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有经济共同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两股重要力量。鼓励、支持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是维护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就，避免历史的重演，防止造成经济的倒退。
2.完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环境
鼓励、支持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壮大非公有制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份额，是对国有经济进行改革的鞭策，同时也是对市场竞争环境的建设和完善。有对手，才有竞争。国有经济一枝独秀的时代已经过去，只有随着民营经济的壮大和其重要性的凸显，才能不断发现中国市场经济存在的问题，完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环境。
3.促使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深化改革
国有企业的改革作为城市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战。国有企业在经济体制改革实施的这三十几年里，虽以取得一定成效，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政企不分的问题、管理机制落后、经济效率不高等问题。在今后的国企改革的过程中，应积极发挥民营企业的五效应，敦促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深化改革。
4.维护我国经济建设的健康平稳发展
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共同组成我国经济建设的两种主要力量，推动我国经济不断向前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在国内占有很大份额，对经济建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当代的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是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两个环境。国际影响力亦是经济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民营经济由于其具有较强活力、竞争力，已有大批较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冲向国际，如联想、华为等，在今后的经济建设中，应当继续鼓励、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推动更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民营企业走向国际，增强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力，促使我国经济建设的健康稳定发展。
四、总结
在我国漫长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过程中，“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的争论此起彼伏，其实到底何时进何时退至今都是没有一个成文的、规范的规定。无论是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都应该是市场经济中市场公平竞争的必然结果，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但是由于我国现有的市场机制的不完善，现阶段的“国进民退”多为一种政府的人为现象，抑制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在今后的经济建设过程中，政府应该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发挥其服务职能，为国有经济和民营及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国有企业的进一步的深化改革，推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朝着正确轨道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王俊，赖凌飞.国进民退的存在及其影响分析[J].宏观经济，2011（02）.
[2]马骏.“国进民退”五大案例背后.J].中国经济周刊，2010（12）.
[3]张小平.民营经济野蛮生长[eB/oL].
[4]陈明.国进民退的存在及其影响分析[J].商业时代，2009（09）.
[5]李光辉，马怀礼.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瓶颈及对策研究[J].经济与管理，2011（11）.
[6]杨名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历程及其历史经验[J].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02）.
[7]厉以宁.论民营经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国民经济体制改革篇2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互动关系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2-0088-03
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宝贵经验。这一基本经验中蕴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及其辩证关系的深刻内涵，反映了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互动与同步。“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坚持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互动、同步、协调进行，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遵循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制度保证和法制保障。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互动发展的历史进程
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在唯物史观中，经济基础指的是由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其实质是社会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制度化的物质社会关系；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制度、组织和设施。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其中的政治上层建筑占据主导地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关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一个全局性、关键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就十分重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他们对于历史发展的研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同时还指出：“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就是唯物史观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理论，即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的规律，这也是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理论依据。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先后经历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和发展过程。相应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也经历一个不断探索和发展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成功地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党的指出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群众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这就决定了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阶级斗争不再是党和国家的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这个时期，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十分重视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他在1955年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重要论断后，1958年又进一步指出，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是毫无疑问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只要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经济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所阐述的政治与经济的辩证统一关系对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我国的民主和法制建设。这个时期的经济和政治“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但在随后一段时间里，党和政府在处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方面出现了曲折，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在生产关系上盲目求纯。随后又把阶级斗争扩大到不适当的程度，“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最终导致了“”这样影响全局的严重错误，国民经济也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严重的破坏。
“”后，邓小平提出了改革的战略，将改革看作是中国实现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动力，通过改革的方式来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在某些部分和环节上的不相适应和不相协调，促使社会制度通过自我完善而持续存在和发展。所谓改革，不仅要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还要改革政治体制中存在的弊端。改革开放初期，面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所造成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低迷状态，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时，邓小平也在思考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邓小平于1980年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指出了我国政治体制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主要是、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形形的特权现象等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政治体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适应，进而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这个讲话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展开的标志，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次年。邓小平发表了《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的谈话，指出：“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在这里，邓小平明确指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启的改革事业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是同步进行的事业，而不是只有单一的经济体制改革。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首次把政治体制改革正
式提上了日程，“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愈益紧迫的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过程，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党中央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这次会议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实施了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如在党中央不设主席而设总书记和书记处，部分地解决了权利过于集中的问题；实行领导干部任期制，打破了领导干部职务的终身制；实施政府机构改革。克服了的作风。等等。
1989年的国内和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剧变给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带来了一定的不利影响。中国开始进入到对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进行整体反思和调整阶段，也是在这时，党中央明确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确立基本原则。1992年，在我国正式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为我国开始新一轮的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1995年党的十五大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规定为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正式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战略决策。2002年党的十六大要求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2007年党的十七大指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域中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辩证关系
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中，“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是相互依赖，相互配合。”二者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因此。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之间存在着良性互动的关系，二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是一个同步的过程，通过相互依赖、相互配合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
第一，经济体制改革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必要的物质前提和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性质和变化发展。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以适应经济基础的性质、水平和发展变化。经济体制改革在促进生产力水平得到解放和发展的同时，也对现有政治体制提出了更新的要求，这就需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促使上层建筑适应新的经济基础，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展开开辟道路。因此，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但它必须由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作为其展开的经济基础，而这一基础又必须由一定的经济体制改革而获得。这就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是由经济体制改革的程度所决定的。只有当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一定水平的时候，才能开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的人……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已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如果政治体制改革先于经济体制改革，社会成员在改革中没有获得实际利益，这时的政治体制改革难以得到社会的认同和支持；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时地跟上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会为现有政治体制的束缚而难以继续和深化，甚至会引起社会动荡。
第二，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支撑和保障。e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具有维护、巩固和发展经济基础的功能。邓小平曾讲：“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权利，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因此，政治体制中的弊端，如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权力集中、机构臃肿等既不利于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也会妨碍合理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
第三，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互为动力。经济与政治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关系。在这一基础性关系内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也是一个互为动力的关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条件。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我国改革首先是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需要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权利高度集中的做法，如政企不分、政府直接管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等。赋予企业生产经营的自，使之能够独立自主地参与市场竞争，这就需要对旧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并且，经济体制改革为政治体制改革创造物质基础，离开了经济发展，政治体制改革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另一方面，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以贯彻。经济体制改革每进一步都需要政治体制改革在政治上层建筑领域里破除各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开辟新的道路。
三、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互动协调发展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互动发展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政治建设实践的本质特征和普遍规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
国民经济体制改革篇3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政治体制改革
改革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是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所要求的，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动力所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离不开符合中国国情、行之有效的政治体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其领导的政治体制改革始终作为改革的一条主线存在着。本文拟以十二大以来党的重要会议报告为视点，分析中国共产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
一、提出“政治体制”概念，关注政治体制改革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参照前苏联的体制，逐步建立起一套集权制的政治体制。当时这套政治体制在保卫新中国、巩固社会主义政权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国情的变化和国内、国际形势的新发展，高度集权制的政治体制弊端日益凸现。它直接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使党内政治生活非正常化。“”浩劫之后，党和人民痛定思痛，决定拨乱反正。不仅要治标，更要治本，不仅要重新调整我们的工作思路，明确我们的中心任务，还必须尽快完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体制。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集中力量研究了这些问题。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党的十二大报告的第四部分首次提出了“政治体制”概念，并强调要“继续改革和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要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使党内政治生活进一步正常化。自此，我们党开始展开全面的体制改革，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而且关注政治体制改革。
二、细化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党的十二大以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但由于思想不够解放和其它方面的客观因素制约，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因此，为使政治体制改革能尽量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有必要再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并且对政治体制改革作出新的部署。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作出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决定。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最终地取得成功。党中央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党的十三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中，在具体的领导制度、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上存在着一些重大缺陷。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严重，封建主义影响远未肃清。十三大报告不仅再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而且指出了以后的工作重点和方向，即从具体的领导制度、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入手，着力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及肃清封建主义影响。并且，党的十三大报告从七个方面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进行细化：一是实行党政分开；二是进一步下放权力；三是改革政府工作机构；四是改革干部人事制度；五是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六是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七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可见，党的十三大对待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关注”层面，即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必要性，开始注重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细化、改革工作的细节和具体方法，突出政治体制改革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三、转变政治体制改革重点，重视法制建设
党的十三大以后，政治体制改革步伐明显加快，有力地配合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对内搞活和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促进了国民经济飞速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不能很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当时对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批判到了一个新高峰，并在社会上逐渐形成一股批判政治体制，进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同时，苏共和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遇到前所未有的挫折。在这种情况下，根据社会实践的深入变化和国际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有必要认真审视我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有必要重新调整改革的思路和策略。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在确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作了进一步概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作了进一步调整。党的十四大把进一步完善我国根本的和基本的政治制度，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重视法制建设，搞好社会治安，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等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对政治体制改革所强调的重点也由党的十三大的党政分开、下放权力，转变为法制建设和机构改革。党的十四大后的五年间，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建立的同时，加快了法制建设的步伐。这一时期的立法工作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创下了新中国法制建设史上的新纪录，为党的十五大形成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基本方略作了实践和理论准备。
四、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充实和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法制建设的成就和机构改革所带来的积极影响，让我们更加清醒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提出“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把健全民主制度，加强法制建设，推进机构改革，完善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等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则把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表述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维护社会安定。尽管上述表述有所不同，但贯穿其中的精神实质却是一致的，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要在制度上、法律上、运行机制上、民主的空间范围上进一步充实和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这一系列观点和思想，对推动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五、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党的十六大以后，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事业不断呈现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但是，我们不能被成绩冲昏头脑，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成熟、负责任的执政党，对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十分谨慎。历史经验表明：政治发展是一条单行道，开弓没有回头箭，走错了路就很难回头。政治体制改革出现失误就会导致全局性的错误，就可能酿成民族的灾难。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协调发展的伟大事业。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强有力的保证。实践证明，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积极稳妥地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及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已经取得初步成效，并将对我国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产生积极影响。
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绘就政治体制改革蓝图
在经过了近3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和经济的发展，政治发展的任务就显得越来越迫切也越来越重要。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了“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相较此前的“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提法，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讲，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以及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既是我们党政权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客观需要。
当然，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一个方向、一个根本、一个目标，即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十七大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方向。这个正确的政治方向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在民主政治实践中，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中国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民主，追求的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在现阶段，这样的民主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国民主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实现人民民主，需要人民的自觉意识，人民的自觉要靠先锋队的启发和引导。
国民经济体制改革篇4
关键词：中苏改革；顶层设计；渐进式；激进式
中图分类号：D5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3-0044-02
顶层设计是一个工程学术语。同志在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首次将“顶层设计”应用到政治领域。改革的顶层设计就是指对未来改革的整体谋划。同志在2011年的两会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提交审查的“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均强调“要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也提到过要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2014年在其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强调要“推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
中苏两国同为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改革的顶层设计却大不相同。本篇文章中笔者将由三个角度对中苏两国改革的顶层设计进行比较。
一、中苏改革的突破口不同
1.中国改革以农村为突破口
中国是以农村改革作为整个改革的突破口。农村得到了发展，我国的经济就会得到发展，因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此外，中国农村人口数量庞大。邓小平曾说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证明了，以农村改革作为整个改革突破口的做法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顶层设计。
2.苏联改革以企业为突破口
苏联是把企业改革作为整个改革的突破口。在苏联改革之前，中国已经进行了农村改革，所以曾有人建议苏联效仿中国，把农业改革作为整个改革的突破口。但是戈尔巴乔夫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先进行企业改革，实现机床工业的现代化。他认为农业改革就是搞土地私有化，并且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农业问题，但是在改革初期不适合搞土地私有化，否则会影响社会稳定，动摇自己的政治地位。直到1987年，戈尔巴乔夫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来他总结说：“我认为我最大的失算是，我们没有将农业作为改革进程的起点，而且我们半途而废了。”[1]
二、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先行
1.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先行
农村的改革取得成功后，党中央决定把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在1984年党中央颁发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自此，我国的经济改革进入全面改革时期。邓小平多次强调过我国改革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经济建设上面，放在经济体制改革上面。他指出，政治问题需要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经济得不到发展，这些问题就永远得不到解决。为什么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首先这是提高国家战略地位的需要；其次，从社会主义本质的角度看，我国也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因为邓小平认为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就不能叫作社会主义。因此，我国选择了经济体制改革先行的模式，并且经济体制改革始终是整个改革的重点。
当然，经济体制改革先行并不意味着中国不重视政治体制改革，而是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传统计划体制下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必然影响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也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的积极推进。由此可见，政治体制改革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一个国家的整体改革能否成功。
2.苏联实质上是政治体制改革先行
苏联的改革实质上是政治体制先行。但是戈尔巴乔夫不承认这一事实，他始终坚持苏联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1985年4月，苏共召开中央全会，戈尔巴乔夫在会上提出了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与社会主义革新方针。在这次大会上，苏联确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和措施，希望通过改革改变社会局面，带动社会发展。在1986年2月苏共召开的二十七大上通过了这一战略方针，并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
让人遗憾的是这次改革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改革准备不充分、改革积极性不够等原因使得改革遇到了强大的阻力。随后，在1987年l月27日―28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强调了民主化和公开化对推动改革的决定性意义，他指出干部问题是决定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性问题。为了改革的顺利进行，戈尔巴乔夫开始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在整个改革中的作用，以政治改革为经济改革开拓前进的道路。1987年11月2日，苏联举办了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会上戈尔巴乔夫进行了发言。他强调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和经济的根本改革是关系社会发展和改革事业成败的两大关键。在1988年苏共召开的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改革重心发生了根本转移。在这次会议的报告中，戈尔巴乔夫详细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由此苏联改革的重心开始转向政治领域。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一波三折，实际上没有能够进行下去。
三、渐进式与激进式的改革
1.中国改革采取渐进式方针
邓小平说我们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实际上在改革的进程中一直伴随着领导人的整体谋划。邓小平认为，中国的改革既要解放思想，敢闯敢试，在试验中大胆探索，坚定不移地推动改革，又要稳步前进，踏踏实实地走好改革的每一步。他指出我国改革的进程中可能会遇到些问题，但是我们不要怕，只要我们胆子放大、步子迈稳，解决好关系到人民切身利益的问题，一步步总结经验，我们的改革就会成功。
因为社会主义改革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因此，一切都还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在改革中，对于制定的一些没有把握的改革措施，邓小平的要求是先在试验点进行试验，在试验成功后总结经验，再向更大的范围推广，最后在全国实行。邓小平多次强调总结经验的重要性。他说，我们的国家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国家的未来就没有希望。但是在改革的具体事情上要小心，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经验，不能蛮干。
2.苏联改革采取激进式方针
苏联改革采取的是激进式方针。苏联的改革开始于1985年4月，直至1991年12月26日苏联解体，不过六年多的时间。在这六年多的时间里，戈尔巴乔夫多次转移改革重心，转变改革方针。例如在1985年4月份，戈尔巴乔夫提出了社会加速发展战略和社会主义革新方针，要求对经济体制中旧的“障碍机制”进行全面彻底改革。在时隔不到一年后的苏共27大上，戈尔巴乔夫又提出了经济改革方针。1987年1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他又把改革的重心转移到政治改革上。1990年3月苏联决定国家实行总统制和多党制，将党和国家分开。四个月后，在苏共召开的第28次代表大会上，苏共又修改了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实现了自我彻底改造。
苏联的改革无疑是激进的。在改革中遇到阻力是常有的，但是遇到问题不去克服，而是选择绕道而行，明显起不到好的效果，改革也势必无法进行下去。
四、中苏改革顶层设计比较的启示
中苏不同的改革之路造就了两国不同的命运。比较中苏两国改革的顶层设计，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启示，为中国今后的深化改革之路提供借鉴。
1.改革必须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中国改革能够取得阶段性成功说明改革必须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努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社会主义，要符合社会发展阶段，符合本国具体国情，尤其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必须进行经济建设，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历史与现实也已经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是适合我国长期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非常复杂的体制改革。目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这要求我们更要将经济体制改革放在首要位置，不断深化改革，努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2.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
苏联改革失败的经验告诉我们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先行亦不能缓行，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社会主义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既要包括经济体制改革，还要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如果只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作为保障，就会影响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甚至影响国家改革的最终成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实际上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困难得多，因为民主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还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国家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最重要的是，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
3.改革发展与稳定同等重要
社会稳定对改革极为重要，可以说社会稳定是改革的前提与保证。我们在改革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辩证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样才能达到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从苏联改革的失败教训中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因为改革的出发点忽视了社会稳定这一重要因素，引起了社会的动荡，导致苏联改革失败。要保证社会的稳定，就要使改革从人民的切身利益出发，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人民的满意度。目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最大因素还是经济因素，就业问题、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等是人民普遍关注的问题。要想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从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出发。我们要大胆而稳妥地推进改革，以改革促进发展，在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中解决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当然，解决社会稳定问题，还要重视执政党的建设，加强党和中央的权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等等大量工作。
参考文献：
[1]马歇尔・戈德曼.失去的机会――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为什么失败[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2]田文林.解放思想与坚守底线――从苏联改革教训看中国改革的无比正确[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3（12）.
[3]莫翔.论中国改革的几个重大问题[J].探索，2011（2）.
[4]杨玲.中国改革三十年成功之路探因――基于中苏改革比较的视角[J].青海社会科学，2008（6）.
[5]左凤荣.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的教训[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1（1）.
国民经济体制改革篇5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宪法得到不断修订与完善。从唯物史观角度分析三十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宪法发展的历程，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入宪呈现出四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二是坚持量变与质变辩证关系原理，进行渐进式改革；三是坚持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原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四是坚持实践第一的认识论，从实践到政策到入宪。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一般经历了从微观到宏观、从表面到深层、从局部到整体的变迁过程．宪法对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的确认，也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深化的变迁过程。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土地流转制度的人宪到所有制改革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人宪。从市场导向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宪到收入分配改革与分配制度的人宪都充分体现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宪法发展的关系。纵观这一历史进程．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入宪呈现出鲜明的特点。从唯物史观角度研究总结我国经济改革成果人宪的特点，有助于我们在深化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更好地处理经济体制改革与宪法修订的关系。
一、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恢宏磅礴的全社会参与的实践活动．经济体制改革成果人宪体现了宪法的修订，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2o世纪7o年代末，在安徽凤阳的小岗村，十几个农民在取得土地经营权的协议书上按下手印，点燃了中国农村的改革之火，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很快在我国广袤的农村大地上形成燎原之势。同样地，乡镇企业主要从苏南地区的社队企业中生长出来，市场经济在经济特区试验开路．温州人民在非公有制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制度创新中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改革试验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现行宪法及其修正案对这些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的最终确认．体现了宪法对这种创造精神的尊重。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人民群众是改革发展的主体和动力。我们党始终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总是满怀热情地鼓励和支持人民群众的实践探索。邓小平指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
历史实践表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切成就。都是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取得的，人民群众是决定我国改革开放前途和命运的根本力量。只有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改革开放事业才会有坚实的基础和力量源泉；只有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才能准确把握时代前进的脉搏，不断获得推动改革开放事业的动力；只有充分尊重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才能不断获得改革开放事业发展与进步的思路与智慧；只有充分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才能不断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二、坚持量变与质变辩证关系原理，进行渐进式改革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的运动发展都是通过量变到质变，叉从质变到新的量变，如此循环往复，构成事物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及其成果人宪采取渐进式的方式，遵循了这一辩证法则。我国从改革一开始走的就是“渐进式”改革之路。所谓渐进，即先确定一个基本取向和大致思路，选择一些比较容易推进且可以较快取得成效的领域，特别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较为薄弱的环节开始突破，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由而核心、由局部到全国，根据条件和可能．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逐步推进。具体地说，我国经济体制“渐进式”改革主要采取先农村后城市、先放权后改制、先双轨后并轨、先试点后推广、先探索后规范、先“体制外”后“体制内”、先增量后存量、先重点突破后整体推进、先局部开放后全方位开放等方式进行。实践表明。渐进式改革符合我国国情，符合人民群众对改革实践由浅入深的认识规律．有利于减少改革阻力和降低改革风险，有利于在改革的同时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一条低成本、震动小而成效较大的成功之路。
我国将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写入宪法，也是采取渐进式的方式进行的。宪法对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的确认，不是一蹴而就、一步到位的，而是在实践中某一体制发展完善了，时机成熟了才把其写人宪法．赋予其宪法地位，并不断修订完善。如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人宪从1993年宪法修正案规定的“农村中的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到1999年宪法修正案规定的“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都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修订完善的。再如：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规定．从l982年宪法规定的“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到1988年宪法修正案规定的“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合法范围内存在与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再到1999年宪法修正案规定的“法律范围内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2004年宪法修正案规定的“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利和权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使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由“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到“鼓励支持和引导”，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渐进式的特点。三、坚持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原理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这一原理要求我们一切从社会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认识我国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基础上有效地去改造世界。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国情是客观存在．第一性的东西，国策和宪法，是第二性的东西，是国情的反映。国情决定国策、宪法，国策和宪法要符合国情。党在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时．必须以我国国情为依据。正如邓小平所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及其成果人宪，充分体现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一特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成果能够人宪的一个重要前提。
我国宪法不断调整和完善的过程也是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极大地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第一次思想解放是1978年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人们从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以思想解放为先导。党中央果断地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其后，1982年宪法和l988年修正案也随即将部分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写了进去。第二次思想解放是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标志的。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提出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观点，由此推动了又一次思想解放，统一了全党认识。最终党的十四大作出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策，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改革目标，1993年宪法修正案正式将其写入。2o世纪9o年代中期，关于所有制问题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展开了。这次思想解放．丰富了我们对公有制主体地位内涵的认识。明确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影响力、控制力和带动力等方面；创新了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的认识，明确了股份制应当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1993年和2004年宪法修正案都对这些思想结晶进行了确认。进入新世纪。围绕如何实现科学发展的思想解放方兴未艾，这次思想解放必将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宪法也将会有新的变化。
四、坚持实践第一的认识论，从实践到政策到入宪
国民经济体制改革篇6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坚持向苏联学习，苏共二十大后，我们开始探索自己的道路。通过推进改革，逐步摆脱旧的传统体制的束缚，改革又上升为国家意志，来维护和保证人民享受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实现中国梦的过程就是逐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强法制建设的过程。
关键词：法制；经济改革；中国梦
一、斯大林经济体制的特征及弊端
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是以国家为主体的行政化、命令化的计划经济体制。1斯大林的经济体制只是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基本上没有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与公有制配套的分配制度是单一的按劳分配。国家通过行政命令的形式管理经济，资源配置不是通过市场而是国家按计划统一配置。片面发展重工业，按照重、轻、农的顺序安排国民经济。国家是管理经济的主体，权力高度集中，企业自主权受到严格限制。经济增长方式上采取粗放式发展道路。在对外方面提出“两个平行市场理论”，不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进行合作。
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在当时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排斥其他非公有制形式的经济，不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对地方和企业管得过严过死，让企业缺乏活力，以致效率低下。否定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忽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扼杀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优先发展重工业，导致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特别是有关民生的轻工业发展非常落后，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的需求。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高投入低产出，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对外经济的封闭性，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来临，其又未抓住机遇，逐渐落伍。
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和宪法发展
1.上下求索
新中国建国初期，国家最紧要的任务就是大力发展落后的生产力，但是经验不足。毛泽东指出：“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2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颁布，而1954年宪法是以苏联1936年宪法为蓝本而制定的，其在总纲里面写明中国实行计划经济。1954宪法是我们向苏联学习的成果。三大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国初步建成，这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
国际形势风起云涌，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20大，赫鲁晓夫做的“秘密报告”举世哗然，我们开始不再迷信苏联经验，开始探索自己的道路。1966年-1976年十年动乱，我们探索自己道路的实践中断，我们仍旧沿袭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而我们的法制建设反而提出了实行人治好，法制建设遭到巨大破坏。
2.指路明灯
经过这些年的动乱，我们与国外的差距越来越大，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大大限制了我们同外国的经济合作与交流。在这历史关头，邓小平尖锐地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3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转折。在这次会议上我们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重心彻底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同时还强调，为保证人民民主，加强法制建设，让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从此我们开始逐步突破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束缚。我国在1982年颁布了第四部宪法，1982年宪法是对1954年宪法的继承和发展，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它对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八二宪法”既是我国宪法发展的集大成之作，也是在经历了极为曲折的宪政立法进程之后，种种经验和教训的深刻总结。4
如何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重要问题。而在西方的面对该问题有三种理论：英国亚当·斯密提出夜警国家论，强调市场体制和自由竞争，不需要政府过多干预；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应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加强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新自由主义主张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对经济的过多干预。而苏联直接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在该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5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打破了把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肯定了指导性计划也是计划的一种形式，从根本上改变了对计划经济的认识。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有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就是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这条理论为对我们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是具有灯塔式的意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1982年宪法有些内容已经不适应时代的要求，于是在1988年对其进行修改，修改的主要内容：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进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等。
3.韬光养晦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抵住国内外各方压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正式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同时指出；“没有民主和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应当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方面取得明显进展，以巩固和发展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保证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顺利进行。”6中共十四大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思想认识上的一个里程碑。71993年我国对现行宪法进行第二次修改，这次修改以十四大精神为指导，修改主要内容包括：第一，把“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写进宪法，使党的基本路线上升到国家意志；第二，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为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
为了进一步推进经济改革，加强法制建设，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等等。在法制建设方面，江泽民明确地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8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稳妥推进，于是在1999年我国对现行宪法进行第三次修改，修改的主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宪法序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国家正式把依法治国这一方略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下来，这对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具有指导意义，对推进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了道路。
4.石破天惊
入世后不久，中国申请世博会也取得成功，这表明中国更加开放，正在与世界经济全面接轨，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在不断提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平均以9.75%的速度快速增长，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3%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9年华尔街金融风暴越演越烈，西方经济都出现了衰退，但中国的GDp仍保持了8%以上的增长速度，中国的人均GDp也由1978年不足100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6100美元，令世界刮目相看，西方国家不得不审视韬光养晦的中国，给世界所带来的震撼。我们取得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与我们推行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同时加强法制建设有直接的关系。
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法制建设仍需发展。为此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为贯彻此次会议精神，2004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对现行宪法进行第四次修改：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等等。
三、经济改革和法制建设的关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经济体制的改革，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壮大，从而带动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我国法制建设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巨大推动力量。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是解决矛盾的根本途径。我国法制建设取得的成就是与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其他方面协调发展的进程中获得的。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渐进式的改革，是逐步推进的，而我国的法制建设亦是如此，我们党和国家对法制建设认识，也是渐进式的过程，实践决定认识，认识对实践也是不断发展和丰富的，1979年以来，立法工作取得显著成就，以宪法为基础的一系列基本法的制定的实践证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保障和促进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必然要求。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的改革，因此我国的法制建设也是彰显了这些原则，反观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改革，其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而进行的，结果导致苏联解体，教训足以警醒后人。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必须要加强党对法制建设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必须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改革开放。现在我们的改革即将进入了全方位改革的新时期，加强法制建设也就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各个方面形成合力，促进“中国梦”的早日实现。
引文注释
1顾海良.斯大林社会主义思想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01.
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人民出版社,1991:1481.
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4:150.
4周叶中,江国华.在曲折中前进(中国社会主义立宪评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529.
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4(第二版):236.
6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人民出版社,1996:28.
7陈金全.新中国法律思想史[m].人民出版社,2011:243.
国民经济体制改革篇7
关键词：改革开放；农村改革；伟大成就；宝贵经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谱写了农村改革发展的壮丽史诗。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农村改革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认真地总结农村改革发展的巨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对于巩固农村改革发展取得的成果，夺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胜利，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成就
（一）基本解决了中国人民温饱问题，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1978年冬天，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悄悄地签订了“包产到户”的“契约”并于当年获得了粮食丰收，由此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乃至整个改革的序幕。随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肯定和支持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改革在全国普遍实行起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农产品也逐年增收，农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改善了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人民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提前实现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的第一、二步。在2003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标志着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据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农村尚未解决温饱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已从2.5亿下降到1479万，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由30.7%下降到1.6%[1]；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133.6元增加到2007年的4140.4元，平均每年增加138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7.1%[2]。
（二）实现了农村经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变，农业从传统农业迈向现代农业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随着农村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传统农业已显得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建立“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现代农业已经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明确目标。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农村改革实现了农村经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变，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实现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迈进，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得到巩固和加强。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报告显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8%的高速增长，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接近25万亿元，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已从1978年的1.8%提高到2007年的6.0%，进出口总额2007年首次超过2万亿美元，达到21738亿美元[3]。
（三）逐步提高了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保障了农民权益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措施，扩大了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增加了财政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投入，把对农村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文化、教育事业、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体系等作为农村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有效地推动了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和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切实保障了农民的权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党中央的一系列政策，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保障农民权益。在经济上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政治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不断发展农村公共事业，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使广大农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4]
（四）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渐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重城市、轻农村和重工业、轻农业的城乡差别发展战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已成为严重阻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在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过程中，这种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弊端日益突出，并且迫切需要解决。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强调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强调科学发展，强调社会和谐。三十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拥有了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为解决三农问题，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提供了强有力地物质基础。现在，中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5]。
（五）建立了农村经济社会管理体制机制，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1978年中国首先从农村开始进入改革，并且最终在农村突破。三十年来，党中央的十个“一号文件”对农村改革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由于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地提高，党中央根据国情、时情作出了一系列的农村改革政策，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农村改革的制度，逐步建立了农村社会经济管理体制机制，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二、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宝贵经验
（一）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进农村改革发展
正是在我们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我们党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强调以人为本；强调三农问题是我们党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重大发展战略。在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规律，切实把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作为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坚持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指针，自觉地把“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农村改革发展与是非成败的标准；坚持科学、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积极有力地推进农村改革发展。
（二）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农民是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主体，也是最富于创造性的力量。我们进行农村改革发展必须坚持实践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必须始终把农民群众放在农村改革的主人和主体地位上，切实保障农民的自主权；必须认真落实同农村改革发展相配套的党在农村的一系列基本政策，依法保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调动农村广大干部和农民群众的积极性。改革的目的是让农民在经济上得到实惠，享有政治上当家做主的权利。三十年的实践证明，在农村改革发展过程中，只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农民的利益作为出发点、落脚点，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加强农村制度建设，切实保护农民权益，就能极大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获得改革的最终成功。
（三）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取向
中国三十年农村改革的高速发展，得益于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来进行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通过对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产品市场流通体制、农村金融和财税等体制、国家宏观调控体制、收入分配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方面的重大改革和调整，农村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经济迅速发展，资源配置效率逐步提高，乡镇企业发展逐渐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金融发展也正在步入国际化和全球化，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总的来说，经过三十年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中国的农村生产力得到了极大解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得以完善，社会经济系统的活力和效率不断提升。
（四）坚持保障农民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三十年，中国农村改革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基本经验，就是坚持始终把农民的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保障农民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保障农民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是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也是农村工作的基本准则。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率先在农村发起改革，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支持和促进乡镇企业发展，允许农民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建立村民自治制度。这一系列政策措施，放开了农民的手脚，使农民首先得到了实惠，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坚持这一基本准则，什么时候就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就能推进农业农村的大发展，就能夺取农村改革发展的新胜利。
（五）坚持党管农村工作，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关键在党。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农村基层组织的工作环境、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农村改革发展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最根本的是始终坚持了党对农村改革发展的领导。在农村改革发展进程中，我们党多次召开中央全会，专题研究农业农村工作，并作出重大决定，指导农村改革发展，使农村改革发展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在中国，农村基层组织既是党政方针在农村的具体落实者，又是农村和农民致富的领路人，肩负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搞好农民和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新世纪，我们党承担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在新形势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不断发展，要有效解决农村诸多矛盾，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夺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胜利，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必须始终坚持党对农村改革发展的领导，坚持党管农村工作，把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作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政治保证，不断加强和完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参考文献：
[1]郝亚琳，董峻.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减至1500万以下[n].南方日报，2008-07-09.
[2]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10/05/content_10149695.htm.
[3]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10/27/content_10259137.htm.
国民经济体制改革篇8
【关键词】经济体制，改革，发展，民生
1.经济体制改革提出的背景
2.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
2.1立足国情，稳步改革。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立足我国的国情，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重要指导原则，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不能着急，更不能无动于衷，光嘴上说，不落实到实处。操之过急，必然不能协调好各方面情况，也不能取得人们满意的结果；但改革不能落到实处，那么它将是一纸空文，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因此经济体制改革要求我们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进行稳步发展。
2.2协调各方权益，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就好比“两只手”的关系，“两只手”如果能协调好，团结在一起，将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实现跨越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大步；但如果“两只手”各干各的，甚至互为干扰，这将是经济体制改革上的一大巨大阻碍，出了事情不是快速解决，而是互相推卸责任。因此，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就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明确政府的责任，让市场规律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减少政府的干预，但政府也要进行科学化的管理，减少中小型企业在办理过程中一些不必要的手续，提高办事效率，优化企业结构。
2.3完善经济体制结构，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我国城乡发展差距的根本方法。城乡发展二元化是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对于经济进程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这样将会带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以城带乡，完善经济体制改革结构。2014年中央1号文件就强调加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管理，开展农村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的工作等，这对于发展城乡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在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实施。
2.4完善分配制度改革，缩小贫富差距。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合理完善分配制度改革，合理调整各工作岗位，各种职位的收入分配，尽量缩小各岗位的收入差距，增加人民增收的同时，又能缓和社会矛盾的发生，对于维护社会稳定，经济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3.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
经济体制改革事关我国的民生大计，经济体制改革涉及到我国各方面的领域，经济不能健康，稳定的发展，直接影响到我国的教育，医疗，住房，社保等有关民生的问题。国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老百姓生活水平增加，收入提高，生活安居乐业，社会才能和谐发展，这样才能巩固我党的执政地位，在以后的政策实施中才会更加游刃有余。实行经济改革，人民最终是经济改革的收益者，例如以前普遍看病难，随着改革的发展，国家加大对医疗保险的投入，不断合理优化资源，使得看病效果取得了很大的提升，方便了人们看病的时间，更使得贫困家庭有病可以得到及时的医治。因此我们还应继续进行合理改革，优化配置资源。
国民经济体制改革篇9
1985年清华大学毕业，1992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后任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副主任、副教授，中国经济学家协会主席，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长期关注经济与发展的研究，被评为中国十大经济学家。
新一轮改革即将全面推出，说人们期待了这一轮改革10年并不为过。
过去10年，中国经济迎来了极为快速的发展，但改革却停步不前，经济运行层面出现了民营投资乏力、金融体系风险聚集、部分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国际贸易摩擦频发等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使中国社会有了共同的呼声——改革到了非进行不可的时候，而且，这一轮改革关系到中国经济未来10年的走势，关系到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体系未来的大格局，也关系到政府提出的两个“一百年”的目标能否如期实现。
那么，这一轮改革新在何处？
如果说1978年的改革发轫于农村；1984年的改革将其经验推向城市；1992年的改革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1994年的改革是全面市场经济改革的铺开，那么，这一轮改革将触及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种种深层次问题，触及中国这一庞大经济体的骨髓，从而重构其造血功能。
目前，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中央政府某些部门紧抓权力不放，社会管理体制方面的基本社会福利体制未能建立，以及由于司法体制设计不合理，导致司法依附于行政，许多经济纠纷无法通过司法体系依法裁决等问题，都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仅在经济体制上做文章已远远不够，中国市场经济以及社会问题必须在政治体制、社会管理体制与经济体制的结合下工夫。若这些软关节的问题不加以解决，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将难以推进，民众的怨气将难以化解，经济发展的长远动力也将难以维系。这就是这一轮改革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这一轮改革与之前改革的根本不同。
在我来看，目前有几大改革措施值得期待。
一是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企业经过上世纪末的整顿和改革，目前运行相对良好，利润总体上不错，但整体效率还没有真正提高。国有企业的机会成本很大程度上是对民营企业的禁入，因此，国有企业本身利润水平的高低并不能完全证明国企经营的好坏。值得期待的是，这一轮改革的重点将落实混合所有制，将国有经济与国有企业分开，国家将不直接插手国有企业经营，相反，国家通过控股投资公司的方式投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而民营企业本身也可以入股国有企业，从而让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更好地结合在一起。我们期待，国有企业通过改革逐步改造为一系列由类似于新加坡淡马锡、新加坡国家投资公司或者韩国国家投资公司等投资基金持股的企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通过长期持有相关投资基金获得稳定的财政收入。这也是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基础。
第二个值得期待的是金融体系改革。金融体系经过上一轮改革，已脱离了商业银行资不抵债、技术性破产的困境，但问题在于，商业银行仍然在金融体系中占大头，这导致其利润过高、大型银行挤占了相应金融机构的发展空间，也带来了金融机构对于中小型企业扶持、资助不力的不良局面。值得期待的是，随着国家打开民营经济进入金融体系的大门，大量民间投资的金融机构有望像雨后春笋一样涌现。这种改革将使得大银行更加专业化，大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比重下降，而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能得到来自金融部门更多的帮助。同时，相当一部分民营经济进入到金融体系中，通过它们的运作让中国的储户得到更好的投资回报。
国民经济体制改革篇10
【关键词】政治发展/体制改革/民主/法制
【正文】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内容，就是通过改革实现政治系统运行的民主化和法制化。由于政治发展自身的复杂性和中国所具有的独特政治文化传统、所处的特殊的现实国情和面临的激烈竞争的国际环境，决定了体制改革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体制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能否抓住其中的关键问题，并采取正确的改革战略和改革模式，将政治发展逐步引向深入。
一、邓小平政治发展观的基本内容
邓小平的政治发展观，是由民主、法制、体制、改革、稳定等概念组成的一个逻辑十分严谨的科学体系，主要内容包括：
1、政治发展的目标。这就是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地位，邓小平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一是从社会主义根本属性的高度阐明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本质特征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归根到底是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是劳动者在生产资料的占有和使用上的平等，这种经济上的平等权利反映到政治上，即是社会主义民主。二是从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的角度，阐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和权利，才能极大地调动和发挥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积极性、创造性，使之成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动力。三是从社会主义自身的角度，揭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新中国建立后的一段时间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一度经历曲折，关键是民主遭到了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获得全面发展和进步，关键是社会主义民主获得了发展。我国政治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表明，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的最本质的特征。
2、政治发展的保障。这就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邓小平不仅确立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崇高地位，而且为如何保障社会主义民主指明了方向。贯穿邓小平民主思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关于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的思想。在民主与法制问题上，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又超越了毛泽东。他所继承的是毛泽东关于要用人民民主来防止党和国家权力蜕变的思想；他对毛泽东的超越，是摈弃了毛泽东的“大民主”方式和“人治”式民主，主张“法治民主论”。基于对民主与法制不可分割的深刻理解和把握，邓小平反复强调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这是邓小平政治发展理论的重要内容。
3、政治发展的途径。这就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既然破坏民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来自于领导人的主观意志，“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因此，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建立领导人遵守和执行法律的制度基础。
邓小平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7页。）他认为，这些弊端不仅表现为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家长制、人治、特权、机构庞杂等多种形式，而且广泛存在于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这些弊端的存在和延续，显然无益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政治发展的客观进程。因此必须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全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政治体制改革应作为改革的一个标志。我们要精兵简政，真正把权力下放，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把人民群众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3页。）。
4、政治发展的特征。这就是在社会稳定的状况下实现政治发展。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人口众多，“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害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页。）因此，邓小平高度重视政治稳定对于各项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的保障作用，始终将其置于极为重要的地位。他说，“‘文化大革命’时搞‘大民主’，以为把群众哄起来，就是民主，就能解决问题。实际上一哄起来就打内战”，我们必须吸取这一“历史的经验教训”（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7页。）。
二、邓小平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程序安排
（一）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程序安排的重要意义
中国是一个后现代化国家，始终有集权和分权两种力量在同时发挥作用。从现实条件来分析，中国是一个处于科技革命时期的发展中的大国，集权和分权两种力量的作用更为明显。一是发展中的大国这一国情对体制的影响。国土面积大，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众多，人们的素质普遍低下，同时又面临着世界经济竞争的巨大压力，这些都要求国家相对集权。二是我国处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发展，就要依靠科技兴国，而科技的发展离不开自由的环境。美国组织理论家汤姆生说过，科学技术和人类知识的进步速度，总是快于人在社会组织的科层结构中的晋升的速度，这就形成了知识能力与权力的矛盾，即最具备新知识和能力的年轻人，往往不是最有决定权的人。在一般情况下是这样，在科技革命时代，这种现象就更加明显。这就要求人们进行分权改革，给下属以更大的自主权。
这种历史和现实条件，使得中国的体制改革面临着两难选择：既要坚持集中统一领导，保证中央政府对国家的有效控制，又要进行体制改革，通过逐步分权克服集权体制的弊端。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央从来是强调集中统一的”，“中央要有权威”。同时他又指出：对原有体制，“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这就要求体制改革一定要“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7页。），要通过法制来不断界定各级权力的权限。
不仅如此，还有一个严重的障碍，就是中国是一个缺少法制传统的国家。正如邓小平所说：“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建国以后，我们又忽视了法制建设，人们的法制观念淡薄，这就要求在体制改革起点的选择、程序的安排、形式的确定等方面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和措施。
（二）邓小平与中国体制改革起点的合理选择
体制改革起点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体制是协调和维持人与人利益关系的一种行为准则，是社会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一种机制。体制改革则是要改变现有的行为规则，实质上就是要改变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这就不可能使所有的人同时受益，这就会对社会政治稳定造成影响。这样，体制改革起点选择合理性的第一个标准，就是要尽量使社会上大多数人都能受益，减少改革的阻力，以保持社会的政治稳定。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开始清算农业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吹响了中国农村体制改革的号角，并以此作为中国体制改革的起点。邓小平多次讲到：“改革为什么从农村开始呢？因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人口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安定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第二，农业是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关键，“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邓小平指出的这两点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从多数人受益以减少改革的阻力的角度来看，这一选择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
体制改革起点合理性的第二个标准，是这种改革能够引起观念领域的变革。从中国政治发展角度来分析，就是应该有助于人们形成法制观念。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法律应该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公民尊重法律，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乃是实现法制现代化的重要前提。但是，由于封建传统法律文化的长期影响，从总体上看，公民的现代法律观念并没有真正确立起来，法律知识水平也不高，缺乏自觉遵守法律的习惯。加之“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法制的严重摧残，公民对法律的权威性丧失信心，缺乏对法律的认同感，少数人还对法律怀有偏见。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之所以遭到破坏，其深层次原因也在于人们法制观念薄弱。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下，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更注重非正式规则而忽视正式规则的作用，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办事靠“关系”。这就容易造成交易成本过高，经济活动更多的是在“熟人”之间进行，范围狭小，经济行为存在较多的不确定性因素，不能形成大规模的社会信誉关系等弊端。
市场经济则有利于培养人们的契约观念、信用观念、权利观念，有利于人们形成法制观念。比如，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要同集体签定承包合同，一些专业户生产的产品要拿到市场，甚至是较远的市场出售，这些都离不开契约和信用；农民个人拥有的物质财富大为增加，他们又迫切要求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三）邓小平与中国体制改革深入的程序安排
以农村改革为突破口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发展，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愈益紧迫的要求。从中国改革的经验来看，经济体制改革要取得成功，首先必须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而市场取向改革要取得成功，又必须有与此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的人民公社体制是一种政经不分，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合一的体制。就农村领导体制来说，它首先是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严重地束缚着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不改变和废除这种人民公社的政治体制，农村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正是根据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我们果断地废除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也正是这种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保证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因此，邓小平把中国农村的第一步改革叫做“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5页。），是完全符合实际的。中国的改革从农村推向城市以后，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和深入，遇到了原有政治体制的障碍。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这个问题。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指出：“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0页。）“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行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页。）据此，在党的十三大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伟大任务，把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确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邓小平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中面临的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课题，因此，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掌握火候，做到改革和稳定并重。改革过快，会引起社会动荡，导致翻船；改革太慢，其他改革搞不下去，也要翻船。为此，邓小平一方面强调在政治体制改革中保持稳定的重要性，他说：“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页。）另一方面，他又从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角度阐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
为了实现有序的政治改革和有活力的政治稳定，邓小平在彻底抛弃无序的群众运动和大批判方式的同时，积极倡导以民主和法制的方式实现政治改革。无论是政党行为，还是公民的个人行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在新旧体制交替时期，如果政治改革绕过社会合法性的环节，越过民主和法制，即使目标正确，也会使各种社会不满集中化和政治化，从而引发政治动乱，中断政治改革。据此，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政治目标。
三、邓小平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式选择
一般说来，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式有两种，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两种改革方式的差别在于：1、渐进式改革是部分的逐步展开的过程，激进式改革则是总体推进的改革；2、渐进式改革是先在旧体制周围建立起新体制，造成两种体制并存的局面，使人们有一个比较的过程，逐步改革旧的体制；激进式改革则在一开始就对旧体制进行改革，以此为新体制的成长铺平道路。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的体制改革，“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7页。）“匆匆忙忙地搞不行”，如果那样搞“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5页。），要坚持渐进式改革。
邓小平的体制渐进改革思想，包括务实主义的观念模式、试验性的方案选择、迂回式的改革发展战略这样几个方面，它们构成了体制渐进改革思想的基本特征：
1、务实主义的观念模式。这种观念模式的实质，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具体的实践中找出改革的积极因素加以扶植。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个别地方搞起来以后，邓小平对这一新生事物大力宣传，认为“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6页。），并将这种“原生”的因素纳入到社会主导体制中来，将“群众意愿”转化为党的方针政策。我国在改革之初并没有确立一个一成不变的目标模式，改革目标是不断随着改革的推进、深化，随着主客观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地得到修正、调整的。邓小平着名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从实践的角度看首先具有目标论的意义，表明了具体的改革目标的可变性和可调整性。
2、试验性的方案选择。任何一种大的改革措施，都经历了小范围内的反复试验，取得了经验，在群众心里有了准备以后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避免了全局性的失误。采取经过试验、再行推广的制度供给方式，比较明显的功利之处就在于降低政府因知识的不完全性而产生失误的可能性。在没有经验可供借鉴时情况下，从某一个点或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可以通过边试验，边纠正，避免犯大的错误。同时，先试点，后推广，可以避免抽象的意识形态争论，通过实践来统一认识。在改革之初，思想僵化半僵化的状况还相当严重，人们对一些重大的改革措施存在不同看法，如果试图通过争论来统一大家的认识，几年、十几年也未必成功，把时间都争论掉了，什么都干不成；相反，通过大胆地试，思想较快地得到了统一，步子反而加快了。从1979年开始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1983年基本完成，从1979年4月邓小平提出“还是办特区好”，到1988年4月13日建立海南省大特区，都是经过不断试验，逐渐地统一了人们的认识。
3、迂回式的改革发展战略。这主要是指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先从难度较小的方面入手，然后逐步向难度较大的问题过渡，由局部性改革逐步扩展到整体性配套改革。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为第一推动力，改革从农村向城市逐步推进，农村改革的经验被运用于城市改革，而城市改革从企业经营机制到价格体系，各方面都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在市场发育程度普遍较低的中国，我们首先选择与港澳台临近的城市和地区，选择过去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城市和地区率先进行改革，采取优惠政策，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以推动全局性的改革。这种逐步推进的格局，是同地区推进的改革和经济发展格局相结合的。实践证明，这一发展战略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
四、邓小平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贡献
（一）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模式的新开拓
对当代中国来讲，首要的问题是如何推进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政治发展。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从1949年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后正式开始的，直到80年代以前，中国基本上沿袭了前苏联所确立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在建国初期，这一政治模式对于迅速稳定社会秩序，团结全国人民集中力量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以及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在历史进程中它的弊端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就是：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应该有什么样的政治发展？这不但牵涉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而且是对当代人类社会政治发展道路选择的回答。对这一重大的命题产生了三种不同的回答。一是坚持传统社会主义政治模式，否定对它的改革和创新；二是由否定传统社会主义政治而否定了整个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政治发展的轨迹也就另外铺在了资本主义的路基之上；三是邓小平提出的以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改革来促进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第一种回答，似乎是要坚持社会主义，但由于在思想上否定社会主义自身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改革完善，实际上也就葬送了社会主义。事实证明，否定了改革，并没有能够坚持社会主义。第二种回答是以资本主义的政治发展取代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即重弹西化的老调。第三种回答要求社会主义政治的新发展，通过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8页。）邓小平政治发展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此。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中国开始了政治发展的崭新进程：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模式实行了全面深刻的改革，它同过去的以及当代的其他社会主义改革比较起来具有完全不同的属性。
正是在这种基本认识的基础上，中国采取了渐进式的政治发展模式，在体制改革的起点、程序、方式等一系列问题上，既坚持了原有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使得中国的政治发展不仅跳出了传统社会主义的樊篱，而且也没有沿袭资本主义政治发展的老路，走的完全是一条独创的新道路，它所提供的最为重要的时代价值是：社会主义的传统政治模式在经历了早期的辉煌和随后的磨难之后，能够以自身的改革来实现新的飞跃。这种新的政治发展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比资本主义政治发展付出的社会代价要小得多。这就意味着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完全可以通过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来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跨越，走出一条比资本主义政治发展更好的实现现代化的政治发展道路。
（二）中国式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创造。
与改革社会主义传统政治模式相联系，中国政治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命题就是中国政治的民主化。实际上这也是所有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中国政治民主化不仅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如大国政治、社会主义属性等），而且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对第三世界而言）。因此，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实际上也是在破解一道世界性的难题。
值得指出的是，邓小平政治发展观中最富特色的的地方，就是对民主和法制的论述。从一般理论意义上讲，民主是法制的基础，法制是民主的保障，可是这种理论上的概括一旦和具体实际相结合，情况就要复杂的多。因为民主是个既广泛又复杂的概念。最早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是在反对封建****制度的封建特权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比如最初英国资本主义议会中有三种力量在斗争：一是王权的力量，二是诸侯的力量，三是市民的力量。当时市民的力量要求民主，主要表现为要求取消或削弱王权和诸侯的特权，这时民主的内容更多的表现为争取自由和平等。其它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也经历了类似的情况。而后现代化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先运用政权的力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从理论上讲，人民有了广泛的民主，但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民主制度经常遭到破坏。邓小平敏锐的抓住了这个关键问题，提出通过健全法制来实现人民民主。针对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等现象不断滋生，并导致一些同志犯了严重错误的教训，邓小平尖锐地指出：“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相反，这只能使我们的国家再一次陷入无政府状态，使国家更难民主化，使国民经济更难发展，使人民生活更难改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9-360页。）。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他在痛斥权力过分集中的同时，强调指出：“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和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为了用法律来制约权威，反对将国家的稳定建立在个人的威望之上，邓小平又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1992年他再次强调：“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不仅如此，为了保证法制的实现，邓小平特别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就把民主、法制和制度有机的结合起来，通过体制改革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
（三）政治发展与经济改革关系的新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