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安处罚法实施细则篇1
关键词治安管理处罚法自由裁量权必要性
一、立法上关于治安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具体体现
（1）对罚与不罚的裁量权。《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不同行政违法行为的处罚规定为“可以从轻、减轻或者不予处罚”。该法第19条又规定“违反治安管理有情节特别轻微等情形之一的，减轻处罚或者不罚”。
（2）对处罚种类的自由裁量权。治安处罚的种类分为“警告”、“罚款”、“行政拘留”、“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等。
（3）对处罚幅度的裁量。在罚款数额方面，规定了200、500、1000、5000等不同的幅度。在行政拘留方面，规定了5日、10日、15日等不同的档次。根据不同的违法行为、情节，公安机关可以在规定范围内对处罚幅度进行自由选择。
二、对治安处罚中自由裁量权规制的必要性
法律法规的局限性和滞后性使自由裁量成为必要，正是由于这一点，立法不得不在事实上和法律上承认自由裁量权的合理存在，并力图通过自由裁量权来弥补自身的缺陷。但目前我国的法治现实却向我们警示了治安处罚自由裁量权确有必要进行规制和监督，这是因为：
（一）公安机关本身的性质及运行方式。公安机关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执法涉及面广，专业性强担。负着大量的行政管理工作，其中治安管理是重中之重，治安管理处罚权的自由裁量在公安工作中运用频繁，对其加以规范对于整个公安行政来说都有重要意义。
（二）公安执法与公共安全、社会秩序和相对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公安行政执法行为均与社会的公共安全、秩序紧密相关，其内容及结果通常直接涉及执法相对人的人身财产利益，且公安行政具有强制执行权，其执法行为的社会影响大。因此，对执法中的行政裁量权进行控制显得十分必要。
目前公安机关滥用权力、甚至警匪勾结的情形也同样屡见不鲜，“孙志刚”案向我们表明，治安管理法制建设的滞后性，尤其是对行政裁量缺乏有效的监控机制，正在进一步加剧社会治安秩序的脆弱性，行政裁量的理性价值正在受到无情的践踏与破坏。因此，必须更加重视对行政裁量权的严格控制与监督。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没有适度的扩权，等于放纵破坏治安。而没有警察权的控制，放纵的不仅仅是破坏治安，更是对公权力运行规则的损害。”
三、对自由裁量权的控制和监督
（一）细化治安管理处罚裁量权
通过立法对治安处罚裁量权的实施规则、程序进行更为细化分割的制度构建。不再采取过去一刀切的方式，而是要求公安机关根据涉案人员的情节是否严重，选择在不同的处罚标准下实施程度裁量权。通过对行政裁量权的运行范围予以切割分化，大大限制了公安机关在作出处罚决定时的裁量权，有利于减少和避免处罚的任意性和不公平。
（二）严格遵循行政均衡原则
在实施治安管理处罚的过程中，应当做到对公共利益的损害补偿与对违法行为人的权益剥夺基本相当。这便要求在治安管理处罚的执法过程中，必须遵循行政均衡原则要求，即“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裁量时得全面权衡各种利益关系以作出最佳的选择判断”，从而实现行政实体裁量上的自我约束。
（三）从程序正义原则上进行控制
对程序正义原则的遵循，正是为了防止公安机关随意拖延或规避法定职责，避免由于其过度的主观随意性而采取不必要的手段、方式、程度来加重公民的义务。就像有的学者所说的“正当的行政程序实质上是对个人自由提供的一种重要保障，是现代行政法治的核心要求”，“它能在警察与公民之间建立一个相互信赖、和谐、互动的空间”。
（四）治安处罚中的司法监督控制
这主要是司法机关介入治安处罚中来，实现司法对治安管理处罚裁量权的全面监督与控制，对现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和审查机制的逐步完善。
总之，对治安处罚中的行政裁量权的运用和控制，除了需要一个全面的规范的机制外，还应提高执行主体的执法素质。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处罚的公正性，才能和谐的处理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的关系。
参考文献：
[1]刘卫，林晓东.治安警察权：扩张与限制.
[2]周佑勇.行政裁量的均衡原则[J].法学研究，2004（4）.
[3]周佑勇.行政法的正当程序原则[J].中国社会科学，2004（4）.
社会治安处罚法实施细则篇2
关键词:行政处罚;行政主体;体育社会团体
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下，依法治体是依法治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1995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体育事业开始进人依法行政、以法治体的新阶段。进一步完善以体育法为核心的配套立法，逐步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法规体系，已成为全面加强我国体育法制建设的一项紧迫任务。然而体育法律、法规、规章之间多不协调，甚至与其他法律多有冲突。本文试对体育法与1996年10月1日施行的行政处罚法之间的冲突及协调问题作一探析。
1、行政处罚主体上的冲突与协调
《行政处罚法》第十五条规定:“行政处罚由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该法第十七条规定，“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可以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处罚。”可见享有处罚权的行政主体包括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体育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在竞技体育中从事弄虚作假等违反纪律和体育规则的行为，由体育社会团体按照章程规定给予处罚;对国家工作人员中的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该条及相关条文授予体育社会团体以一定的行政处罚权。我国的体育社会团体是公民为从事体育活动，推动体育事业的发展，依照法定程序自愿结合而成的各种群众性组织，包括各种体育协会、研究会、学会、促进会、联谊会、基金会等。目前我国全国性的体育社会团体主要包括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和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以及全国性的行业体育协会和单项运动协会。
体育社会团体作为民间自律性组织，由于法律授权而享有部分行政权，包括行政处罚权。那么体育社会团体可否将其被授予的权利委托给其他社会组织或个人行使呢?《行政处罚法》第十八条规定:“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规定，可以在其法定权限内委托符合本法第十九条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行政机关不得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由此，行政处罚的委托，是指已有行政处罚行使权的行政机关，依法将其部分行政处罚权委托给有关组织，由受委托的组织在委托权限内以委托行政机关的名义实施行政处罚。由于体育社会团体不是国家行政机关，无权将其被授予的处罚权委托出去，只能亲自行使。
需探讨的是，体育社会团体依法享有处罚权，那么，我国的体育行政部门是否也享有体育行政处罚权?仔细分析《体育法》第四十九条到第五十四条，处罚主体包括体育社会团体和公安机关，而不包括体育行政部门，体育行政机关只对其内部工作人员行使行政处分权。《体育法》第四十九条中，“对国家工作人员中的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这里有权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的不是体育社会团体，而是国家机关，包括体育行政部门。
2、处罚依据上的冲突与协调
《体育法》第四十九条和第五十条规定，在竞技体育中从事弄虚作假等违反法律和体育规则的行为或者使用禁用的药物和方法的，由体育社会团体按照章程规定给予处罚。如果有符合第五十一条、五十二条、五十三条规定的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因此体育法规定的体育行政处罚的依据包括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体育社会团体的章程。
社会治安处罚法实施细则篇3
关键词:行政处罚;行政主体;体育社会团体
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下，依法治体是依法治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1995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体育事业开始进人依法行政、以法治体的新阶段。进一步完善以体育法为核心的配套立法，逐步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法规体系，已成为全面加强我国体育法制建设的一项紧迫任务。然而体育法律、法规、规章之间多不协调，甚至与其他法律多有冲突。本文试对体育法与1996年10月1日施行的行政处罚法之间的冲突及协调问题作一探析。
1、行政处罚主体上的冲突与协调
《行政处罚法》第十五条规定:“行政处罚由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该法第十七条规定，“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可以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处罚。”可见享有处罚权的行政主体包括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体育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在竞技体育中从事弄虚作假等违反纪律和体育规则的行为，由体育社会团体按照章程规定给予处罚;对国家工作人员中的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该条及相关条文授予体育社会团体以一定的行政处罚权。我国的体育社会团体是公民为从事体育活动，推动体育事业的发展，依照法定程序自愿结合而成的各种群众性组织，包括各种体育协会、研究会、学会、促进会、联谊会、基金会等。目前我国全国性的体育社会团体主要包括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和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以及全国性的行业体育协会和单项运动协会。
体育社会团体作为民间自律性组织，由于法律授权而享有部分行政权，包括行政处罚权。那么体育社会团体可否将其被授予的权利委托给其他社会组织或个人行使呢?《行政处罚法》第十八条规定:“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规定，可以在其法定权限内委托符合本法第十九条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行政机关不得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由此，行政处罚的委托，是指已有行政处罚行使权的行政机关，依法将其部分行政处罚权委托给有关组织，由受委托的组织在委托权限内以委托行政机关的名义实施行政处罚。由于体育社会团体不是国家行政机关，无权将其被授予的处罚权委托出去，只能亲自行使。
需探讨的是，体育社会团体依法享有处罚权，那么，我国的体育行政部门是否也享有体育行政处罚权?仔细分析《体育法》第四十九条到第五十四条，处罚主体包括体育社会团体和公安机关，而不包括体育行政部门，体育行政机关只对其内部工作人员行使行政处分权。《体育法》第四十九条中，“对国家工作人员中的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这里有权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的不是体育社会团体，而是国家机关，包括体育行政部门。
2、处罚依据上的冲突与协调
《体育法》第四十九条和第五十条规定，在竞技体育中从事弄虚作假等违反法律和体育规则的行为或者使用禁用的药物和方法的，由体育社会团体按照章程规定给予处罚。如果有符合第五十一条、五十二条、五十三条规定的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因此体育法规定的体育行政处罚的依据包括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体育社会团体的章程。
而《行政处罚法》第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规或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该法第九条至第十三条分别规定了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委规章和地方性规章的行政处罚的设定权，该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规章以下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处罚。这是迄今为止我国立法上对法律保留原则最完整的表述。法律保留原则是指，凡属于宪法、法律规定只能由法律规定的事项，或者由法律规定，或者必须在法律明确授权下，行政机关才有权在其所制定的行政规范中加以规定。
显然，《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它可以设定任何一种行政处罚，公安机关当然应以其作为体育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然而，体育社会团体的章程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如果有，那么章程属于法律、法规或规章中的哪一种呢?因为只有法律、法
规、规章才有权规定行政处罚的种类、内容和幅度，才可以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如果章程没有法律效力，那么体育法何以规定体育社会团体按照章程规定给予处罚?
我们认为，体育社会团体的章程是其内部行为准则，它只能规定该行业人员违反职业道德而给予纪律处分，无权规定行政处罚的内容。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律师协会按照章程对律师给予奖励或者给予处分。1996年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常务理事会制定的《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第三十八条规定，对于违反本规范的律师，律师协会依照章程给予处分。体育社会团体的章程与律师协会的章程的性质相同，只能规定处分内容，而无权规定处罚内容。因为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法规、规章设定。制定法律的主体只能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法规包括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前者只能由国务院制定，享有地方性法规制定权的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及常委会，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大和常委会，以及根据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特别授权作为经济特区的深圳、汕头、珠海、厦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享有规章制定权的包括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构以及前述享有地方性法规制定权的人大的同级人民政府。可见体育社会团体不是法律、法规、规章制定权的主体，其制定的章程不能规定处罚内容。因此，体育法规定由体育社会团体依章程进行处罚是不妥的。我们建议，处罚内容最好由国务院或国家体育总局以行政法规或行政规章的形式规定，体育社会团体只能依法律、法规、规章进行处罚，而不能依其章程处罚。
3、处罚程序上的冲突与协调
我国的体育法律规范，层次较低，且多有冲突，结构上缺乏整体的衔接和配套。一个健全的法律，如果使用武断的专横的程序去执行，不能发生良好的效果。一个不良的法律，如果用一个健全的程序去执行，可以限制或削弱法律的不良效果。我国在体育领域，尤其在足球运动这一领域，由于缺少正当程序的保障，以至争议和纠纷大量发生，这不利于我国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在我国现阶段，高度重视体育行政处罚的程序，并予以严格执行，对于弥补体育实体规范的缺陷有重要的作用。
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罚应按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不遵守法定程序的，处罚无效。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处罚程序包括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听证程序。简易程序适用于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除了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其他情况则要适用一般程序。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还规定了程序最为严格的听证程序。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这里需说明的是:第一，有权作出行政处罚的不仅包括有处罚权的行政机关，还包括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第二，这里的“等”应是“等外”而不是“等内”，即除了法律明确列举的三种情况，还包括其他情形。立法本应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保障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问题上，应为今后扩大行政处罚的听证适用范围留下余地。
体育法并未专门规定体育行政处罚的程序在作出处罚时应遵守行政处罚法的一般规定。公安机关或体育社会团体在作出行政处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法律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符合法定情形的要告知其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并且要认真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在体育行政处罚中特别应注重听证程序，我们建议应由国家体育总局制定体育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细则。因为体育事业具有较强的行业特殊性，且一般处罚力度较大，较容易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应制定统一的实施细则以规范处罚行为。如，中国足协1998年10月14日作出对在同年10月10日甲b联赛第二十一轮比赛中消极比赛的重庆红岩队和辽宁天润队的处罚决定，两队均被罚款5万元，辽宁天润队主教练王洪礼和重庆红岩队主教练陈亦明都被停止执教资格并吊销高级教练员证书。为什么中国足协近几年搞得民怨沸腾，纠纷不断，与其实施行政处罚时没有遵循正当合理的程序不无关系。对此，国家体育总局在制定听证程序实施细则时，应根据体育领域的特殊性规定适用听证程序的范围和条件，凡是罚款达到一定数额以上或者处罚停止执教资格、吊销教练员证书或处罚运动员停赛达一定期限以上等，也即当处罚较严重地影响到当事人的权益时，原则上都应举行听证。这样有利于防止违法处罚，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减少不必要的纠纷。
4、体育行政处罚纠纷的解决和救济制度
; 随着体育事业的发展和体育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体育的社会影响愈益广泛，体育活动特别是高水平竞技比赛背后往往隐含着巨大的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从而使得体育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踢假球”、“吹黑哨”等违规行为近来也日益增多，地区之间、组织之间，以及各体育工作者之间或个人与体育组织之间的各种纠纷和冲突与日俱增。如不能妥善解决这些纠纷，将不利于我国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体育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体育仲裁机构的设立方法和仲裁范围由国务院另行规定。”遗憾的是，国务院至今尚未出台体育仲裁的行政法规，于是各体育社会团体自行规定体育仲裁制度，这些规定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有悖于法制统一的原则。例如1998年11月15日中国足协公布的《中国足球协会运动员身份及转会规则》第六十一条规定，“凡在转会中出现争议，可向中国足球协会诉讼委员会提出申诉，中国足球协会诉讼委员会将作出裁决。有关转会费的争议，将按不超过参照数30%的标准裁决。按照中国足球协会章程，有关争议不得在中国足球协会之外寻求申诉或裁决，这一规定应写人转会协议中。”该规则第六十五条规定，“对第一次裁决不服，可在接至裁决后7日内，以书面形式要求中国足球协会复议，并交纳手续费2000元。中国足球协会在接到申请复议书后巧天内进行复议，并作出决定。此决定为最终决定。”这些规定明显违反了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社会治安处罚法实施细则篇4
第一条为加强本市暂住人口管理和租赁房屋的治安管理工作，维护正常的社会治安管理秩序，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暂住证申领办法》和《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本市行政区域内暂住人口和租赁房屋治安管理工作，适用本细则。
第三条本细则所称暂住人口，是指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市、县范围，在异地居住3日以上的人员。
本细则所称租赁房屋，是指从事旅馆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将其所有或经营管理的房屋出租给他人居住并收取租金的行为。
第四条本市的暂住人口和租赁房屋治安管理，遵循合理流动、繁荣经济、规范管理、方便生活的原则，坚持“谁主管、谁负责”、“谁用工、谁负责”、“谁留宿、谁负责”、“谁出租、谁负责”的治安责任制。
第五条本市各级公安机关主管暂住人口和租赁房屋的治安管理工作。
工商行政、劳动、建设、卫生、交通、房管等部门，应当依照法定职责，协同做好暂住人口和租赁房屋的治安管理工作。
第二章暂住人口管理
第六条暂住人口到达暂住地，应当在3日内到暂住地公安派出所或暂住人口管理站办理暂住户口登记；暂住在旅店的，由旅店设置旅客登记簿随时登记。
暂住登记包括暂住人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常住户口所在地、身份证号码、现居住地地址、暂住理由及有效期限等事项。登记项目内容发生变化时，暂住人应及时到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手续。
第七条暂住证是公民在异地暂住的证明。年满16周岁的暂住人，拟在暂住地居住30日以上的，在办理暂住户口登记时，还应当按下列规定向登记机关申领暂住证：
（一）居住在居民家中的，由本人及户主携带户口簿办理；
（二）居住在租赁房屋的，由本人及房屋出租人携带房屋租赁合同办理；
（三）居住在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的宿舍、生产经营场地或水上船舶的，由单位或雇主登记造册，持暂住人名册办理；
（四）成建制从事建筑施工、装卸运输、矿山开采等劳务活动的，由用人单位登记造册，持暂住人名册办理。
探亲、访友、旅游、就医、出差等人员，按规定申报暂住户口登记或者旅客登记，不申领暂住证。
第八条申报暂住户口登记和申领暂住证应当持有下列证件：
（一）居民身份证；
（二）育龄人员的婚育证明；
（三）务工经商人员的《外来人员就业证》。
前款第（二）、（三）项规定的证件，分别按《**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实施细则》、《**市社会劳动力管理实施办法》的规定办理。
第九条暂住证为一人一证，有效期限为一年。期满需继续暂住的，应当在期满前30日内向原发证机关申请办理延期或换证手续。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变造、涂改、出借、转让、买卖暂住证。暂住证遗失的，持证人应及时向原发证机关申请补领。
第十条暂住人未按本细则规定申领暂住证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招用。
本细则施行前已经招用的，应当在公安机关规定的期限内补办；逾期仍未办理的，由公安机关和劳动部门责令用人单位予以清退。
工商行政、建设、卫生、劳动、民政、交通等部门在办理行政许可手续时，对未按本细则规定申领暂住证的暂住人，应当责成其办理并出示暂住证。
第十一条用人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应当宣传并自觉遵守暂住人口管理规定，督促、带领暂住人在规定的期限内办理暂住证，掌握、报告暂住人的变动情况。发现暂住人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或有违法犯罪嫌疑的，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
第十二条暂住人应当遵守暂住人口管理规定，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暂住户口登记、申领暂住证，自觉接受公安机关及其他有关部门的查验，离开暂住地时主动到登记（发证）机关办理注销手续。
第十三条居（村）民委员会及居住暂住人口较多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设立暂住人口管理站或者确定户口协管人员，根据公安机关的委托，协助做好本区域、本单位暂住人口的登记、发证等日常管理工作。
第三章租房治安管理
第十四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出租房屋，应当与承租人签订书面租赁合同，并在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持租赁合同、房屋所有权证及双方当事人的合法身份证件，到房屋所在地的房地产管理机构登记，取得《房屋租赁证》。未取得《房屋租赁证》的，不得租赁房屋。
第十五条租赁房屋用于居住（含经营与居住混用）的，租赁双方应当先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请登记，签订《治安责任保证书》，由公安派出所在租赁合同上签注，再到房地产管理机构申请办理《房屋租赁证》。对没有到公安派出所登记的，房地产管理机构不得为其办理《房屋租赁证》。
暂住人在办理暂住人口登记和申领暂住证时，要求同时办理房屋租赁登记且符合规定条件的，公安派出所应当一并予以办理。
第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公安派出所不予办理登记：
（一）承租人不出示合法身份证件的；
（二）出租人住所与出租房屋分离，又没有委托代管人的；
（三）不符合治安和消防安全管理要求的。
第十七条房屋出租人应当承担租赁房屋的治安责任，对出租房屋经常进行安全检查，及时发现和排除安全隐患，保障承租人的居住安全。发现承租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或有违法犯罪嫌疑时，出租人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
第十八条房屋承租人应当按租赁合同的约定使用房屋，不得利用承租房屋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物品，或者实施违法犯罪及其他影响社会治安的活动。
第十九条除租赁合同另有约定并经变更登记外，房屋承租人不得将房屋转租他人使用。
租赁合同终止的，租赁双方应当及时到原登记、发证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手续。
第四章奖惩
第二十条对在暂住人口和租赁房屋治安管理工作方面做出显著成绩，或者举报并协助公安机关破获重大违法犯罪案件有功的单位和个人，由公安机关予以奖励。
第二十一条违反本细则有关暂住人口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暂住证申领办法》等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二条违反本细则有关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予以处罚。
违反本细则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由房地产管理部门依照《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予以处罚。
第二十三条违反本细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应当给予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触犯刑律的，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
第五章附则
第二十五条外国人和港澳台同胞、华侨来本市暂住的，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房屋租赁治安责任保证书》示范文本，由**市公安局制订。
社会治安处罚法实施细则篇5
〔关键词〕 网络谣言，防治对策，法律法规，信息机制，技术监管，网络媒介素养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2）04-0107-04
谣言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舆论现象，通常是利用口语传播的方式进行扩散，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的虚拟性和便捷性则为谣言的传播带来了“蝴蝶效应”。“在言论自由的民主社会，从来就不乏谣言的传播渠道”，而“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谣言变得俯拾皆是”〔1〕（p3）。网络谣言的迅速蔓延，危及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已经成为全球公害，如何有效防治谣言成为全球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从国内来看，针对近年来所出现的“蛆橘事件”、“抢盐风波”以及“军车进京”等网络谣言，我国政府加大防治力度，采取了一系列防治措施，取得了一定的防治成效，然而也面临着一些现实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网络谣言防治需要了解和总结国外网络谣言防治的成功经验，进而探求适合我国网络谣言防治的有效路径。
一、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为防治网络谣言提供法制保障
为了有效防治网络谣言，世界各国纷纷制定并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德国是全球第一个网络成文法的国家。1997年，为了解决经由网络传输的违法内容，德国出台了《信息与通讯服务法》。同时，《德国刑法典》第276条明文规定，凡是明知传闻有误并会在广大人群中产生不安由此危害公共秩序还有意散布者，应被处以最高6个月监禁或罚款。如果这一行为造成多人死亡，违法者应受到最高5年监禁的处罚。美国国会及政府各部门先后通过了《联邦禁止利用电脑犯罪法》、《电脑犯罪法》、《通讯正当行为法》、《儿童互联网保护法》等约130项相关法律、法规，对包括谣言在内的网络传播内容加以规制。日本对于互联网的管理除了依据刑法和民法之外，还制定了《个人信息保护法》、《反垃圾邮件法》、《禁止非法读取信息法》和《电子契约法》等专门法规来处置网络违法行为。印度在2000年6月颁布了《信息技术法》，对造谣者制定了严厉的刑事处罚措施。同时，已有的《刑法典》、《证据法》、《金融法》中都规定了与网络犯罪相关的内容。相对而言，韩国的处罚较重，韩国《电子通讯基本法》规定，以危害公共利益为目的，利用电子通讯设备公然散播虚假信息的人，将被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缴纳5000万韩元以下罚款，约合25万元人民币罚款。
概言之，这些国家在网络谣言防治方面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长期致力于法律和制度建设。概括起来，其法律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法律体系比较完善，除了民法、刑法中有明确规定外，还制定了专门的法律法规。专门法便于广大网民自觉规范上网言行，也便于执法机构依法惩治造谣行为。二是法律条文周全、缜密、具体，可操作性很强。三是认定标准和处罚措施严格，惩罚力度大，威慑力强。
社会治安处罚法实施细则篇6
内容摘要：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社区警务思想和实践探索。在思想上具有代表性的有儒家“以德去刑”的“德治”思想，法家先驱管仲立足于经济的犯罪预防理论以及以商鞅为代表的战国法家“以刑去刑”的“重刑主义”犯罪预防观。在实践上，历朝在基层社区治安管理机构的实践、加强户籍管理以及在维持社区治安所采取的手段上都有丰富的实践。所有这些对我们今天的社区警务工作应该说有所启迪，但不能将其看作是今天社区警务的源流。
关键词：社区警务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社区警务这一现代西方第四次警务革命的产物，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产生以来，风靡全球警界，对各国警务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八十年代，其理念和方式才“舶入”我国。近年来，它与我国公安工作的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对公安基层基础工作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其实施的效果势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无论是警界还是研究治安工作的学者，对社区警务“趋之若骛”也就在情理之中，笔者也自然不敢免俗。在众多研究社区警务问题的著述中，也有少量着眼于社区警务起源问题的研究。有的从西方国家警务历史中探求社区警务的起源和发展，有的则认为社区警务应该起源于我国古代：认为从我国古代法律思想家的著述和古代封建国家维持社会治安的某些制度和做法也可以探询到今天社区警务的某些痕迹，从而认为我国早就存在着社区警务的制度及其实施。寻根求源自然有助于加深对一个问题的理解，但寻根求源应首先立足于问题的内涵和实质，而不能在茫茫史海中简单地牵强附会。有关社区警务的起源应该不是难解的问题，“自西方舶入”应该是大家的共识。但让其很好地植根于我国，为维护我国社会的长治久安服务，自然不能脱离与中国社会、文化的融合，从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区警务。笔者也正式基于这样的理念，希冀探求社区警务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某种联系，从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精华，为建立新型的社区警务制度提供借鉴。
一、儒家的“德治”思想与社区警务
儒家文化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其法律思想也是中国古代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儒家以孔子为代表，其法律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德治”，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以德”、“以德服人”。这里的“德”是一个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为一体的综合概念，当然符合统治阶级意志的道德、品行仍然占大多数内容。儒家认为，德和刑都是主要的统治方法，但应该以德为主，刑罚只是德政的辅助手段。汉代大儒董仲舒更是提出了“大德而小刑”的思想。历代儒家无一例外地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认为教化的力量大于刑杀，其理由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即统治者仅用政令和刑罚手段来治理人民，虽然可以使人不敢犯罪，但并不懂得犯罪的可耻；如果用道德感化并加强礼教，百姓就会感到犯罪可耻而愿顺从，从而得以在根本上预防犯罪的发生。儒家从人性论的角度，提倡用道德来引导民众的言行，让民众懂得所谓的“孝悌之道”、“忠恕之道”、“爱人之道”，并提出“有教无类”，主张不分贵贱等级对民众进行教育。希望通过长期的道德教化使社会充满“礼让”精神和“仁爱”精神，不仅可以预防犯罪行为的发生，而且达到其所谓理想的“无讼”的境界。当然儒家所谓的道德教化，不过是向人们灌输宗法伦理思想和等级观念，其本身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于防止和消灭犯罪现象，“以德去刑”，以达到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的目的。
诚然，儒家提倡的“德治”思想，不过是为统治阶级提供一种统治哲学，其思想内涵和实质与我们今天所提倡的“以德治国”大相径庭。但其中的一些思想精髓也不能说没有借鉴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德治国”不仅是治国方略，也是我们开展社区警务工作的指导思想。现代社区警务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通过宣传教育，集合警界和社会的力量来共同预防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不仅单纯依靠对违法犯罪的惩罚，还必须通过道德和法制宣传和教育，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进行综合治理，从而遏制违法犯罪的源头，这也是今天开展社区警务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二、法家的“法治”思想与社区警务
与儒家思想不同，法家在预防犯罪、维护统治的理念上，提出了与儒家的“德治”针锋相对的“法治”。当然法家的先驱者们也曾经十分重视道德规范在治国理民中的重要作用，管仲就提出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犯罪预防理论。他把“礼、义、廉、耻”称为“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认为人人都有廉耻之心，遵守礼义法度，才能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但他反对空谈礼义廉耻，认为只空谈礼义法度无补于时艰，要注重礼义法度得以贯彻实施的基础。指出只有满足人民的生存欲望，解决人民的衣食问题，使人民免受冻馁，才能谈得上礼义廉耻，礼义法度的贯彻和社会秩序的实现才有基本的保障。否则，人民的生存问题尚无着落，要求他们遵守礼义法度，无异于南辕北辙、缘木求鱼。这种立足于经济的预防犯罪理论，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在当时提出是难能可贵的。由此联想到我们今天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开展社区警务工作，也必须关注社区的经济环境，积极参与社区的经济建设，关心社区群众的生活，才能调动最大多数的力量，从而达到群防群治的目标。
与法家的先驱人物不同，后来的法家在预防犯罪理论方面却走上了“重刑主义”的道路。以商鞅为代表，他公开主张“禁奸止过，莫若重刑”，认为只有加重刑罚才能使“民莫敢为非”而“一国皆善”。嘲弄儒家的以德服人是以德致刑，认为“德生于刑”，刑罚运用的本身就是君主爱民治国的“大德”的表现，从而与儒家的重德轻刑论划清了界限。为了实现其以重刑预防犯罪的“以刑去刑”的理论，商鞅提出了“重刑轻罪”说，即加重轻罪的刑罚。他认为：“行罚，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为了达成其重刑主义，首创了“族刑连坐”的处罚办法。所谓“连坐”，就是指一人有罪，全家、邻里、或者其他有关人同受刑罚。《史记-商君列传》中说：商鞅“令民为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收司谓相纠发也。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此外，为了进一步预防犯罪，他还提出“刑用于将过”、“细过不失”，主张在人们将要犯罪而尚未犯罪时，就处以刑罚。认为“刑加于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必乱。故王者刑用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在商鞅看来，人们犯了罪时才用刑罚，犯罪的行为就不能禁止；只有把刑罚用在人们将要犯罪的时候，罪恶才不会发生。显然，处罚“将过”，实际上是按照人们的思想定罪，而不是按照人们的行为来定罪。至于“细过”，那仅仅是一般违法行为，可以采取教育的方法加以解决，而不必诉诸刑罚。对“细过”也给以刑罚，这就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无疑是重刑主义的表现。由此可见，在犯罪预防理论上，法家的“重刑主义”和儒家的“以德去刑”、强调道德教化显然是针锋相对的。其重刑主义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作用，但终究未能实现秦王朝的长治久安。以此为鉴，我们在预防犯罪的过程中，单纯依靠我们的警力，仅通过打击和惩戒违法犯罪行为，实践证明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只有深入群众，通过广泛的道德、法制宣传教育，调动一切积极力量，才能达到“综合治理”的目标。这也是我们推广社区警务的原动力。
三、中国古代类似社区警务的丰富多彩的基层治安管理制度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除了注重维护京畿首善之区的社会治安外，都十分重视全国各地区社会基层的治安管理。在奉为正统的某种法律思想的指导下，在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的、丰富多彩的措施和制度。这些制度和措施无疑带有历史和阶级的烙印，在当时主要是用来钳制广大劳动人民的手脚，以达到维护其统治的目的，其中的绝大多数在今天看来理应作为糟粕而被扬弃，但某些做法对我们的社区警务工作也不失为启迪。
1、较为固定的社区基层治安管理机构
春秋时期，古代各诸侯国在行政区划上逐步由采邑制向郡县制发展。县开始设置在新兼并的边远地区，至战国时的秦国商鞅变法时，始在全国实行郡县制。自秦王朝建立至清末，县成了中国2000多年来最固定的地方行政区域。县设县令，负责一县的民政与治安，尽守土之责。下设县丞和县尉作为县佐，其主要职能是刑事司法方面的职能，主管治安捕盗。县以下还设有乡、亭等派出机构，乡置三老、啬夫、游缴等乡吏，三老掌教化，啬夫掌诉讼和赋税，游缴掌捕盗及治安。在乡以下还设有里，里以里正或里典作为主管人员，是乡辖管下的社区基层治安组织。里以下还有什和伍，即五户为一伍，十户为一什。《后汉书-百官制五》：“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可见什、伍的编制主要是用以让生活在同一社区中的人们相互告奸、监督，以达到维持一方的治安稳定。至宋代王安石变法后，甲成为里以下的非常固定的基层治安组织，并以此形成了一整套的保甲制度，后文将详述。
此外，中国古代社区基层治安管理机构中，还有一种叫“亭”的组织机构。“亭”有两种，一种是设在社区中的“亭”，设在城市中的为街亭，在乡村中的为乡亭。亭有亭长，直接由县令负责。另外一种“亭”与古代邮传有关，设在驿道，既为官吏及行旅之人停留、栖息之所，也负有维持治安、防盗禁盗的职能，类似于现代的治安警亭。两种亭都可以说是带有社区基层治安性质的机构。
2、严密的编户齐民制度是中国古代维护社区治安的重要措施
中国在上古三代就有人口登记的相关规定。至战国时期，许多国家相继建立了适应君主集权专制需要的户籍管理制度，即前文所述的“五家为伍，十伍为里”的户口登记。特别是秦国自商鞅变法后，将全国百姓按什伍的单位进行编制，并实行成年男子强行分户的做法。随着秦统一中国，这一制度成了户籍管理的模式。在汉代，则有了更加严密的编户制度，在官府所掌握的户籍中，比较详细地登记了所属居民的年龄、性别、社会关系、土地财产以及身长、肤色的外部特征，作为征收赋税和徭役的根据，而当人民逃亡时也作为缉捕的线索、在维护社区治安方面发挥作用。在秦汉时期，户籍制度更是和什伍连坐的处罚制度结合起来，使户籍有了特定的社会治安功能。而正是由于户籍制度在治安方面的如此强大的功能，历代统治者都把户籍管理视为社区基层治安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竭力加以完善，以适应治安的需要。其实，今天我们在开展社区警务工作中，加强新形式下的社区户籍管理，特别是对社区内流动人员的户籍管理，仍然是我们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3、联保连坐和保甲制度等维持社区治安的超强制的手段
如前所述，秦自商鞅变法起就实行了什伍连坐法，即将五家或十家结为一体，使之互相监督。若发现有“奸人”、有不轨的人和事，必须及时报告官府，或自行制止，否则一律同罪连坐。这是强制人民参与制止犯罪，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的手段。至宋代，这一联保连坐制度发展为保甲制，在法律上继承了前代的连坐法，并予以淋漓尽致地发挥。宋神宗熙宁三年，采纳主持变法的王安石的建议，在京畿地区推行保甲法，规定凡畿内居民，无论主户和客户，每十家为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分别设立保长、大保长和都保正。外来居民入保者，可暂时编入同保。新增民户达到十家，则另立一保。一户居民有两丁以上，依法抽取一人充当保丁。保丁根据需要自备弓箭兵器，以使练习武艺，制止犯罪。每一大保每夜轮流选派五名保丁值勤，主要负责警戒盗贼。同保内犯有“强盗、杀人、放火、、略人、传习妖教、造畜蛊毒，知而不告”者，依法予以制裁。保甲作为乡村的社会组织，在北宋后期和南宋时期基本固定下来，在有的地方甚至取代了原有的乡里组织。这种制度很显然是一种超强制的治安措施，他使得人人得以相互监督、互相猜疑提防、制造矛盾而人人自危。它以社会和人际关系的高度紧张这种扭曲的心理来维系社会治安秩序的稳定，最能够适合统治者维护社区基层治安的需要，因而为以后历代所效仿。元、明时期的里甲制度以及清代的保甲制度都是宋代保甲制的翻版。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把握今天、描绘未来。中华民族漫漫五千年的古老文明中，既有应该扬弃的糟粕。也有值得我们继承并发扬光大的精华。确实，综观我国古代各朝的基层社区治安管理以及有代表性的法律思想，其中包含了极为丰富的社区警务思想和实践探索。这些思想和实践可以给我们今天开展社区警务工作以某些启迪，但毕竟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产物，与我们今天的社区警务无论在指导思想和具体内容上都不可同日而语，更不能因此而认为社区警务就是起源于我国古代。不解决这个误区就不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并推广社区警务模式，也就不能利用它为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服务。
参考书目：
1、叶孝信主编《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海英主编《社区警务教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
3、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律史》法律出版社1995
4、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史》群众出版社1998
5、李贵连主编《中国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6、马小红主编《中国法律思想发展简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7、陈宏冬主编《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作者单位：徐凌云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社会治安处罚法实施细则篇7
关键词：法律规范，冲突；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处罚法》；解决规则
中图分类号：D922.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2-0098-02
我国“法律打架”的现象在行政法领域尤为突出。行政法由于自身形式上的特点，如无统一的法典、制定主体众多、形式广泛且内容富于变动，决定了行政法律规范冲突占据国内法律冲突的绝大多数。法律冲突可以定义为：“两个以上的竞争调整同一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不一致的社会现象。”即法律规定之间有冲突、有矛盾，法律规定之间不一致、法律规定相互抵触等现象。《治安管理处罚法》与诸多法律之间存在冲突关系，法条的冲突使得执法人员面对问题无所适从。
一、《治安管理处罚法》适用中的法律规范冲突现象
（一）《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冲突
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7条、第73条规定的违法行为和相应犯罪行为的表述完全一致。而《关于禁毒的决定》、《关于严禁的决定》以及《刑法》对上述“引诱、容留、介绍他人的”和“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的”都没有明确解释。类似的情况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还有第40条、第42条、第52条、第60条、第6l条等。办案人员无法确认嫌疑人的行为究竟是违法行为，还是犯罪行为。这些条文一般要求从情节、数额（量）大小，危害后果等方面来区分违法犯罪行为的定性，但是从两部法律的相关法条上看，具体的情节轻重、危害后果的程度没有较为明显的界限，导致基层实务部门在处理案件时，对于违法行为的定性时常会发生争议，罪与非罪的判断，往往不能一蹴而就。因为担心放纵犯罪遭受群众责难，很多时候宁愿“就高不就低”，介于罪与非罪之间的许多行为多被定为犯罪行为追究刑事责任。这种“就高不就低”的处理方式显然偏离了法治的正确目标，不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悖于《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的立法目的和宗旨。
（二）《治安管理处罚法》与《行政处罚法》的冲突
《行政处罚法》第33条规定：“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50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该条款没有“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样允许例外的规定。而《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00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的，可以当场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治安管理处罚法》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从50元以下罚款扩大到了200元以下罚款。提高当场处罚的数额有扩张警察权力之嫌。《行政处罚法》第33条规定，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50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可以当场处罚。由此可见，《治安管理处罚法》与《行政处罚法》是冲突的。
（三）《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其他行政执法专门法律之间的冲突
《治安管理处罚法》存在与其他单行法律衔接之缺憾。这表现在，我国现行的其他法律中明确规定，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而“有关规定”在原《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或者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却找不到相应规定或者没有规定。还有的法律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之间规定不一致，存在适用冲突。如《人民警察法》第9条规定：“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违法犯罪的人员，经出示相应证件，可以当场盘问、检查；经盘问、检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将其带至公安机关，经该公安机关批准，对其继续盘问……对被盘问人的留置时间自带至公安机关之时起不超过24小时，在特殊情况下，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至48小时，并应当留有盘问记录。”而《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2条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公安机关传唤后应当及时询问查证，询问查证的实践不得超过8小时；情况复杂，依照本法规定可能适用行政拘留处罚的，询问查证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因此，同样是一般违法人员，因适用法律不同，就会“享受不同的待遇”，两者冲突是显而易见的。
二、法律规范冲突的根源
（一）立法主体多元化及立法权限不清是根本原因
行政执法的法律缺乏规范、立法主体分散、法律渊源众多造成众多的法律规范冲突。从绝对数量看，我国立法主体有300多个，如此广泛、众多的立法主体必然成为我国法律规范冲突的根本原因。
（二）各种主体利益的多元化、差异、冲突，是产生行政法律规范冲突的经济根源
“立法的实质在于分配国家的利益资源，而国家的利益资源总是有限的。在中央和地方、各个部门之间存在分权、我国立法对利益需求缺乏严格规制的背景下，地方有可能在相应的法律规制中扩大自己的权力以获取更多的利益，部门也可能把自己的利益纳入规范中予以保障。随着改革开放在我国的顺利进行，我国经济利益多元化呈不断发展趋势，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必然产生不同的立法需求。如果下位法在制定时把利益向部门或地方倾斜，就极易产生与上位法的冲突。”
（三）上位法的原则性与下位法的具体化之间的矛盾是造成规范冲突的技术原因
就中央立法而言，由于受“宜粗不宜细”立法思想指导，往往对法律关系仅作原则性规定，操作性较差。而地方立法尤其是执行性地方立法，为了便于适用、便对中央立法予以细化，在这种情况下极易造成下位法与上位法的冲突。
三、确立控制法律规范冲突的规则
《治安管理处罚法》适用上的法律规范冲突现象导致了行政执法的混乱，侵犯了公民合法权益，降低了警察执法的行政效率。而且还增加了警察执法的成本和民众法律风险。“当行政法律规范发生冲突时，应有一系列的规则予以控制。我国的《立法法》第78条至第86条分别规定了五条规则，即：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宪法至上的规则；上位法的效力高于下位法效力的规则；同位法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新规定优于旧规定的规则；不溯及既往的规则以及各位阶法之间不一致并且不能依据效力高低确定适用时'由裁决机关裁决的规则。除这些规则之外还有待于确立一些新的规则。”
（一）行为地法优于人地法
行为地法是指行为发生地所属法域的执法依据，人地法是指行政相对人所在地所属法域的执法依据。当行政执法机关针对行政相对人作出某一具体行政行为，而行政相对人的所在地与其行为地不一致时，应优先适用当事人行为发生地的执法依据。例如各省之间关于劳教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一个外省违法人员来甲省发生治安违法行为，该行为能否适用劳动教养甲省的规定与该违法人员户籍地省份规定不一样，此种情况下公安机关就应当优先适用甲省的劳动教养规定。当然劳动教养制度已经面临废除，举此例只是为了说明问题。
（二）行为时法优于处理时法
行为时法是指行政相对人作出特定行为时的法，处理时法是指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对相对人进行处理或裁判时的法。“行为时法优于处理时法”规则的含义是指，当相对人行为时的行政法律规范与该行为受到处理时的行政法律规范不一致，优先适用行为时的法律规范。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法》新增了噪音扰民和饲养动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等违法行为，根据“行为时法优于处理时法”规则就不能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理该法生效前得类似行为，这也是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的体现。
（三）行为地法优于人地法
人地法是指个人户籍所在地法或组织成立地法，行为地法一般是指相对人行为发生地法，但当存在两个或以上，的相对人行为发生地时，则是指相对人行为和行政机关行为共同发生地，即争议发生地。“行为地法优于人地法”的含义为：在全国范围内，若两地的法律规范对同一事项作了不同规定，此时应当以相对人行为发生地的行政法律规范为依据。换言之，属地法与属人法相冲突时，优先适用属地法。我国各地大多都有地方性的治安法律规范，当出现违法行为时应当适用违法行为人实施违法行为所在地的法律规范，而非违法行为人户籍地的法律规范，违法行为人以其户籍地法律规范规定与行为地不一致作为辩解理由不能被采用。
（四）有利法优于不利法
有利法优于不利法规则，包括从新兼从轻规则以及从新兼从优规则，前者是指有利的情形是新法能够减轻负担行政行为的程度，后者则是指有利的情形是新法能够优于授益行政行为的程度。本质上该规则是行为时法优于处理时法的变体，即出现处理时的法与行为时的法不一致时，不是任何时候都适用行为时法，而是看看适用哪个对相对人更有利，如果适用处理时法更有利的，则适用处理时法。如前文所述，对于偷越国边境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处罚幅度低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犯罪的补充规定》，故应当对违法行为人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罚。又如某人在《治安管理处罚法》实施前实施了盗窃行为，在《治安管理处罚法》实施后被抓获。该行为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最低可以处警告，而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最低可拘留5日，根据本原则就应该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对甲进行处罚。
（五）《治安管理处罚法》有条件优先适用
社会治安处罚法实施细则篇8
第二条本细则适用于武穴市辖区内城镇出租房屋管理工作。
本细则所称出租房屋，是指房屋所有权人作为出租人，将其房屋及其附属物出租给承租人使用的房屋，包括住宅出租房屋、营业性出租房屋及其他出租房屋。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房屋租赁：
（一）房屋所有权人以提供房屋使用权为条件与他人合作、合伙经营，不参与管理，不承担风险而获取收益的；
（二）以其他方式变相出租、转租房屋的。
第三条建立出租房屋综合管理机制和联系会议制度。公安、综合治理、房地产管理、地税、工商行政管理、民政、计划生育等部门应当各司其职，密切配合，齐抓共管，共同做好出租房屋管理工作。
公安部门负责登记暂住户口，办理和查验暂住证，对于生产、经营、居住场所为出租房屋的，应查验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了解掌握房屋承租人变动情况。督促出租房主与公安部门签订治安责任保证书。开展经常性的出租房屋治安检查，消除治安隐患，及时查处和依法打击出租房屋中的违法犯罪活动。指导居（村）民委员会、社会治安辅助力量协助开展出租房屋和暂住人口治安管理工作。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部门负责指导各社区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全面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加强镇、处、街道综治办和群防群治力量建设，整合各种治安防范力量。组织、协调、督促各有关部门共同做好出租房屋管理工作，定期召集有关部门研究分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提出解决措施。对各部门开展出租房屋管理工作情况进行考核。
民政部门负责指导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推进社区建设。协助公安、司法部门抓好居（村）民委员会的治保组织、人民调解组织等群众自治组织建设，协助公安部门完善社区治安网络建设。
房地产管理部门负责出租和转租房屋租赁登记备案工作，掌握出租房屋的底数和基本情况，加强对房屋租赁中介机构的管理，规范房屋租赁中介机构行为，保护租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税务部门负责出租房屋税收征管工作。对生产、经营、居住场所为出租房屋的。根据征管情况的不同可以查验房地产管理部门出具的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并可根据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与具备条件的暂住人口管理机构或房地产管理部门签订协议予以代收。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查处利用出租房屋从事违法经营活动，查处、取缔非法房屋中介机构。在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及年审时，对生产、经营场所为出租房屋的，应查验房地产管理部门出具的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对发现没有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的，应将有关情况及时通报给房地产管理部门。
计划生育部门负责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并对居住在出租房屋的流动人口查验房屋租赁及暂住人口证明。
第四条加强出租房屋社会化管理。依托镇、处和社区居委会，认真落实房屋租赁登记备案制度，加强出租房屋的登记管理和流动人口管理。广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挥社区责任民警、治保组织、计生专干的作用，落实好出租房屋管理的各项措施，做好出租房屋管理工作。
房地产管理部门房屋租赁登记备案窗口应当根据租赁当事人的要求，提供信息咨询、核实产权、纠纷调解等便民服务。
第五条公安、房地产管理、税务、工商、计划生育等部门联合建立出租房屋租赁管理工作协作机制，定期召开协调会通报情况，开展房屋租赁登记备案、租赁当事人信息登记、暂住户口登记和计划生育管理等工作。
第六条房地产管理部门负责对房屋租赁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房屋租赁当事人应当于房屋租赁合同签订或变更之日起30日内，到房地产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手续。
房地产管理部门应当自接到房屋租赁登记备案申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对符合登记备案条件的，予以登记备案，并出具房屋租赁登记备案手续；不符合登记备案条件的，不予登记备案，并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登记备案的理由，房地产管理部门未在规定期限内作出答复的，视为同意登记备案。
第七条办理租赁登记备案手续后，出租人应当持房地产管理部门出具的房屋租赁登记备案手续，到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并申报缴纳税款，到出租房屋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签订《出租房屋治安管理责任书》，并到出租房屋所在地计划生育部门签订《计划生育责任书》。
第八条下列房屋禁止出租：
（一）未依法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
（二）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依法裁定、决定查封或以其他形式限制房地产权利的；
（三）共有房屋未取得共有人同意的；
（四）权属有争议的；
（五）属于违法建筑的；
（六）不符合安全标准的；
（七）已抵押，未经抵押权人同意的；
（八）不符合公安、环保、卫生等主管部门有关规定的；
（九）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出租的其他情形。
第九条出租人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不得将房屋出租给无有效身份证明或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员；
（二）发现出租房屋有治安隐患的，及时报告公安部门，并配合公安部门的查处工作；
（三）发现承租人及其他入住人员有违法行为或犯罪嫌疑的，及时向公安部门或相关部门报告；
（四）发现承租人及其他入住人员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及时向计划生育管理部门报告；
（五）按照法律、法规规定，依法申报和缴纳税款。
第十条承租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如实说明租住人数，出示本人及其他入住人员的有效身份证明，并如实填写租住人员信息登记表；
（二）入住后，及时到出租房屋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办理暂住户口申报手续，办理暂住证；
（三）不得擅自改变出租房屋用途；
（四）不得利用出租房屋进行、吸毒贩毒、、制黄贩黄、伪造证件、印刷非法出版物、制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窝藏犯罪人员、窝藏和销售脏物等违法犯罪行为；
（五）不得利用出租房屋从事传销或变相传销、违法开办诊所、非法行医和非法从事再生资源回收等违法活动；
（六）不得利用出租房屋违法从事职业介绍、婚姻介绍、培训以及房地产中介等活动；
（七）不得利用出租房屋非法从事生产、储藏、经营易燃，易爆、有毒、放射性等危险物品的活动；
（八）发现出租房屋内有违法行为或犯罪嫌疑人的，及时向公安部门报告；
（九）配合有关部门对出租房屋实施管理及税收征管工作。
第十一条房地产管理部门进行出租房屋日常监督管理活动，需要公安部门配合的，公安部门应当积极予以配合。
房地产管理部门在检查中发现承租人未办理暂住人口登记以及利用出租房屋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应当及时通报公安部门；发现承租人无照经营的，应当及时通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发现有消防隐患的，应当及时通报公安消防部门；发现承租人违反计划生育管理规定的，应当及时通报计划生育管理部门。
第十二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办理和年审工商营业执照、公安部门办理暂住户口登记及暂住证时；对生产、经营、居住场所为出租房屋的，应当要求承租方出具房地产管理部门的房屋租赁登记备案手续，对发现没有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手续的，应将有关情况及时通报房地产管理部门。
第十三条房屋出租人应当按照税法规定的纳税期限或主管税务机关根据税法规定的纳税期限向主管地方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第十四条房屋中介机构受委托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的，应当出具委托手续，按规定办理。
房屋中介机构应当依法从事中介经营活动，不得规避或者协助租赁当事人规避管理，不得故意隐瞒订立合同的重要事实或提供虚假情况，损害租赁当事人的利益，不得虚假信息或以其他手段蒙骗、坑害租赁当事人，不得强迫当事人出租或承租房屋。
第十五条对下列违反出租房屋管理规定的，公安机关要按照《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严肃查处；
（一）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后未到房屋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签订治安责任书，经通知拒不改正，依照《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予以处罚；
（二）将房屋出租给无合法有效证件人员的，依照《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予以处罚；
（三）明知承租人违反爆炸、剧毒、易燃、放射性等危险物品管理规定，利用出租房屋生产、销售、储存、使用危险物品，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及时制止并报告的，依照《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予以处罚；
（四）明知是脏物而窝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予以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五）介绍或者容留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予以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六）为他人进行活动提供出租房屋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条的规定予以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七）为他人制作、贩秽图书、光盘或者其他物品提供出租房屋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予以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八）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出租房屋，帮助其逃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已出租的房屋，未办理租赁登记备案手续的，由房地产管理部门责令出租人限期补办登记备案手续，并依据《*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办法》的规定予以查处。
第十七条房屋出租人不进行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由税务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予以查处。
第十八条出租人、承租人妨碍公安、工商、税务、房地产管理等部门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部门依法给予治安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出租房屋管理有关部门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管理职责，不按规定协助其他管理部门进行管理的，由其所在单位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社会治安处罚法实施细则篇9
关键词：行政处罚；行政拘留；问题；完善
tHeReSeaRCHontHepRoBLemSintHeLeGaLSYStemoFaDminiStRatiVeDetentionanDitSimpRoVement
aBStRaCt:administrativeisanimportantpunishmentinpublicsecuritymanagement,butfewlawschoolarresearchesit.therearemanyflawsinthesystemofanministrativedetention,suchasthelawignoresthespecilityofrightoffreedom,andthelackofhearingprocedure,thecheckandbalancesystem,andsoon.thesedrawbacksabovehindhardthefunctionofheadministrativedetention,andwhichisnotgoodfortheprotectionoftherightsoftheadministrativecounterpart.Sotheleaglsystemofadministrativedetentionshouldbereconstructed.thispapermaintainsthatsomemeasuresshouldbetaken:granttheadministrativecounterparttherighttohearing,letthecourtsurpovisetheadministrativedetention,carryouttheprincipleofproportionality.withthemeasuresabove,wecanimprovethelagalsystemofadnimistrativedetentionandprotecttheadministrativeconuterpart’srights.
KeYwoRD:administrativepunishment;administrativeDetention;problem;improvement
绪论
行政拘留是一种重要的也是常见的行政处罚的种类。我国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对此有所规定。我国法学界对于刑事拘留研究得比较深入，学者们对刑事拘留中的种种问题提出了很多观点和看法，但是对于行政拘留的研究则不是很重视，处于“被法治遗忘的角落”，这可能是因为行政拘留时间比较短，对公民权利影响有限造成的。事实上，行政拘留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与剥夺，涉及到宪法权利的问题，在本质上与刑事拘留是一样的。由于学术研究的不深入以及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以及由于我国体制方面的其他原因，造成了实践中行政拘留存在很多问题。
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行政拘留展开深入的研究，特别是要正视行政拘留中存在的问题，以理性的思维分析如何消除行政拘留中存在的问题，使其在治安管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本文正是在此前提和背景下，运用多种法学研究方法，展开对我国行政拘留制度的研究，希望对完善我国行政拘留制度，促进行政法治能够产生一些良好的推动作用。
一、行政拘留概述
（一）行政拘留的概念
行政拘留是指法定的行政机关依法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人，在短期内限制人身自由的一种行政处罚。行政拘留是最严厉的一种行政处罚，通常适用于严重违反治安管理但不构成犯罪，而警告、罚款处罚不足以惩戒的情况。因此法律对它的设定及实施条件和程序均有严格的规定。行政拘留裁决权属于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期限一般为10日以内，较重的不超过15日；行政拘留决定宣告后，在申请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被处罚的人及其亲属找到保证人或者按规定交纳保证金的，可申请行政主体暂缓执行行政拘留。
（二）行政拘留的特点
行政拘留不同于刑事拘留和司法拘留，与刑事拘留、司法拘留的适用主体、适用对象、适用目的、适用程序等诸多方面均存在很大的不同，但是这几种拘留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是对人身自由的限制。
总体上看，行政拘留有如下特点：
1.行政拘留限制人身自由，是一种严厉的行政处罚方式，只有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才有拘留裁决权。
2.行政拘留不同于刑事拘留。前者是依照行政法律规范对违反治安管理法规的人采取的惩戒措施；后者是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而采取的临时剥夺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的刑事强制措施。
3.行政拘留不同于司法拘留。后者是人民法院依照诉讼法的规定对妨害民事、行政诉讼程序的人所实施的临时剥夺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
4.行政拘留不同于行政扣留。行政扣留是行政机关采取的临时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
5.行政拘留与拘役不同。拘役是由人民法院对触犯刑法的人判处的一种刑罚，而行政拘留并不是一种刑罚，只受到过行政拘留的人员并不会留下犯罪记录。
（三）我国法律中的行政拘留制度
我国原《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就规定了行政拘留，《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行政拘留作了更加详细的规定。因此，行政拘留随着《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被《治安管理处罚法》取代，行政拘留制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根据现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该法第二章第十条第三项规定行政拘留是一种治安管理处罚种类，该项对行政拘留的性质作了定位，即治安管理处罚的一种。
该法第十六条规定：“有两种以上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分别决定，合并执行。行政拘留处罚合并执行的，最长不超过二十日。”可见，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行政拘留的期限也作了严格的限制。
该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依照本法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1、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2、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3、七十周岁以上的；4、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婴儿的。”该条对于适用对象作了消极性的排除规定，即对于符合某些特定情形的人员，行政拘留对其不适用，以体现人文关怀。
从整部《治安管理处罚法》来看，直接关于行政拘留制度的规定就是上述几个条文，其他都是针对某种具体的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能否适用行政拘留的规定。
笔者认为，行政拘留直接处分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权，而人身自由权是宪法规定的一种基本权利，因此《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行政拘留简要的规定给实践带来了很多问题。我国行政拘留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在下文中作详细的论述。
二、我国行政拘留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从上文的论述来看，行政拘留作为违反治安管理的一种惩罚措施，具有必要性，这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必需，也体现了国家对轻微违法行为的否定态度。从世界各国来看，其他国家也都存在类似的制度。但是我国行政拘留制度中还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忽视了限制人身自由的特殊性
如前文所述，行政拘留限制的是公民的人身自由，而人身自由权四宪法所规定的一种基本权利。但是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针对行政拘留并没有什么特殊性，该法将行政拘留与警告、罚款、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等并列，在适用程序等方面亦没有明显的区别。
笔者认为，这样的做法没有体现宪法和法律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忽视了人身自由权的特殊性。“在世界范围来看，由于人身自由是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因此对限制人身自由措施的发动，必须经法院审查，这是各国公认的行政合法性的基本要求。换言之，任何行政机关不能自行决定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措施。即使在大陆法系的行政处罚法中，也没有人身自由罚。”
立法者可能考虑到我国在社会转型期违法现象比较多，因此设置了这样的处罚种类，但是立法者明显忽视了这种处罚的特殊性，进而忽略了特殊的程序设置，没有在程序上做到更为谨慎，更为严密。
（二）缺乏听证程序
既然行政拘留涉及的是公民基本权利自由权的处分，那么在适用行政拘留的过程中应该尤其谨慎，并且给予公民充分的程序性救济权利，如可以赋予行政相对人要求进行听证的权利。听证也称听取意见，指行政机关在做出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决定时，应听取相对人的意见。听证已成为当今世界各法制国家行政程序法的一项共同的、同时也是极其重要的制度。听证制度的发展顺应了现代社会立法、执法的民主化趋势，也体现了政府管理方式的不断进步。听证体现了是国家对公民意见的尊重，是一种符合思想的制度设计。
我国并不是没有听证制度。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对听证程序作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其中第3至第7款规定：听证公开进行；听证由行政机关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当事人认为主持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回避;举行听证时，调查人员提出当事人违法的事实、证据和行政处罚建议，当事人进行申辩和质证；听证应当制作笔录。《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时，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可见《行政处罚法》将行政拘留排斥在了可以要求听证的范围之外，而将一些轻微的处罚种类却规定了相对人可以要求听证，存在着本末倒置的现象。《行政处罚法》之后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也没有将这一缺陷弥补，《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4条规定：公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其依法享有的权利。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权陈述和申辩。公安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其意见，对其所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如其所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公安机关应当采纳。公安机关不得因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的陈述、申辩而加重处罚。
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4条的规定来看，相对人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但是这并不是听证程序，仍然属于“决定与被决定的‘双方组合’”，难以切实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利。
（三）缺乏制约机制
分权与制约，是的精髓。在我国体制中，虽然也强调分权与制约，但是有的国家机关享有的权力过大，其他国家机关也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制约。在公检法组成的政法系统中，显然公安机关的权限是最大的，法院、检察院对其形成的制约相当有限。这一点在行政拘留中也有所反映。
我国立法将行政拘留的决定权完全赋予了公安机关，尤其自行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剧烈的处罚。当然，检察院和法院并不是完全没有参与其中，而是间接地参与其中。相对人在接受了行政拘留后可以向检察机关针对公安机关及其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提起控告，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是不难看出，这种方式均属于时候监督的方式，而不是事前监督的方式。在行政拘留决定作出之前，法院和检察院并不能参与其中，其一些流程均由公安机关独自完成。
这一制度设计带来的问题是公安机关在行政拘留决定权方面的权限过大，无法得到有效的制约，自由度过大。当然立法者并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立法者认为公安机关能够恰当、审慎地形式自己的权利，依靠公安系统的内部监督就能秉公执法。笔者认为，这样的做法是不完善的，甚至和原则是相背反的。
笔者认为，之所以立法者没有赋予法院或者检察院事前监督的权力，可能是因为立法者认为治安违法现象非常多，如果每一起和行政拘留有关的案件均要求法院或者检察院逐一审查、批准，必将损害公安机关的行政效力，因此就直接保留事后监督的权力，而不再赋予检察院和法院事前监督的权力。笔者认为，这样的做法是有待商榷的。法的价值有很多种，如公平、自由、效率等等，法的不同价值难免会发生一些冲突，立法者应该对此加以平衡，而不能过度肯定法的某一价值，而否定了法的其他价值。公安机关的行政效率固然重要，但是其适用法律是否正确，惩罚手段是否适当，处理结果是否公平，也都是必须被考虑的因素。
（四）救济途径不完善
由于《治安管理处罚法》将行政拘留与警告、罚款等处罚形式并列，没有规定公民在行政拘留期间应该如何救济权利。因为公安机关单方面作出的拘留决定不一定正确，可能存在重大的错误，即使没有错误，相对人也有权要求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但是现行法律对这些问题的规定并不明确，导致了救济途径被堵塞。被行政拘留的公民只能等行政拘留结束以后，即恢复人身自由之后才能提起行政诉讼。
三、我国行政拘留制度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
从上文的论述来看，我国《治安管理条例》虽然变更为《治安管理处罚法》，但是其中的行政拘留制度还存在很多问题，甚至存在一些违反原则的现象。当然，这些都是表面现象，现行法律之所以出现这些漏洞是有深层次的原因的。笔者经过理性分析，认为主要是由以下几点原因造成的：
（一）重打击、轻保护
对违法现象进行打击是国家的责任，也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必要的手段。但是我国在注重打击违法行为的过程中，没有注重相对人权利的保护。这一思路反映在《治安管理处罚法》别是在行政拘留制度中，就是过分强调公安机关权力的行使和对违法现象的打击，而忽略了行政相对人权利的保护，特别是在权利救济方面，存在很大的疏漏。
（二）重实体、轻程序
我国一向注重实体正义，而忽略了程序正义。实体正义被执法机关看作是行使权力的最终目的，而所谓的程序只是一种手段，忽略了程度的独立价值。在行政拘留中也表现出了这一倾向，主要是不关注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如听证程序的缺失就反映了这一状况。
笔者认为，程序有其独立的价值，不能仅仅认为程序只是一套办事规则而已，事实上，只有程序正义才是看得见的正义。在行政拘留中，如果赋予相对人更多的程序性权利，会使相对人更容易接受处罚决定，满足其对程序权利的要求。
（三）重权力、轻权利
我国在行政法、刑事立法中往往过于强调国家机关的权力，存在“权力本位”的思想，对权利的保护不够重视。从我国行政拘留制度来看，行政拘留制度强调公安机关行政权的行使，法律赋予其单方面的决定权和处分权，但是法律对于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却视而不见，将行政拘留和警告、罚款并列，没有突出基本权利的特殊性。笔者认为这是《治安管理处罚法》比较大的疏漏之一，是立法上的一大缺憾。
四、完善我国行政拘留制度的建议
针对我国行政拘留制度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完善我国的行政拘留制度，在此基础上，体现对行政权的制约和对公民权利的保护。笔者认为，在完善行政拘留制度中，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强调参与原则，赋予听证权利
程序正当性是现代法治的重要原则之一。“程序的正当过程的最低标准是:公民的权利义务将因为决定而受到影响时，在决定之前他必须有行使陈述权和知情权的机会。”从上述对于行政拘留中存在问题的分析来看，我国行政拘留的程序应该作出一定的完善。由于当事人只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而没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因而使得行政拘留程序的正当性质大打折扣。“听证制度的本质在于给了相对人自卫权利，以抵制行政机关的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确保其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笔者认为，应该强调参与原则，并且赋予相对人启动听证程序的权利。从效率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做法确实会损害效率，但是从正义的角度来看，却可以使行政拘留制度更能实现正义，避免行政拘留中的“冤假错案”。
（二）强化司法审查原则
在我国目前的法律制度中，行政拘留行为并不是不会接受司法审查，行政拘留作为行政行为的一种，是具体行政行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相对人可以针对改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但是，这种审查行为只是事后审查，无法最大程度地补救相对人的权利。因此，笔者认为，鉴于人身自由权的特殊性，不妨引入事前监督制度，即公安机关在作出行政拘留决定后，应由司法官员决定是否允许实施拘留。这样做的好处，一方面是制约了公安机关的权力，另一方面维护了相对人的权利，还能强化司法权。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事前审查只是初步审查，一般只审查程序方面是否合法，如果合法，司法官员就签发允许执行行政拘留的令状，如果不符合程序，则不予签发。而且，此处签发令状的司法官员当然不能是事后监督即行政诉讼中的法官，两者应该有所区别。事实上，英美国家就是这样做的，如美国就有专门的治安法官。这种做法值得我国借鉴。
（三）强调行政拘留中的比例原则
实践中出现这样一种错误的做法，即对于刑法的谦抑性，人们已经有所认识，认为能不判刑的就不判刑，能少判刑的就少判刑，人们已经摒弃了重刑主义。但是在行政拘留中，人们的思维却还没有转变过来，认为行政拘留大不了关二十天，没有什么大碍。因此，在程序上，处罚实施的程度上，均没有做到恰当的安排。笔者认为，行政拘留也要适当强调谦抑性，强调谦抑性并不是说放纵违法行为，而是要贯彻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又称必要性原则或平衡原则，指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处罚行为的强度必须与被执行人违反法律的严重性相适应，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在行政法上，无论是制定普遍性规则的行政活动还是传统的行政行为，都应当接受该项原则的规范和制约，并以此判断它的合法性。比例原则具体包括三个子原则：行政措施对目的的适应性原则；最小干预可能的必要性原则；禁止过分的适当性原则。对于行政拘留中的比例原则来说，就是要强调违法行为严重性与处罚强度之间的适应性，相当于行政拘留中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实务中不能仅仅以相对人态度不好等理由，而动辄关满十五天或者二十天。
结语
行政拘留在法学界很少被提及，相关研究成果很少，但是在实践中暴露的问题又很多，因此有必要对行政拘留制度作深入的分析研究，并且发现其中的问题，提出解决对策。笔者根据对仅有的一些资料的查阅，结合自己在大学学期期间积累的知识，对我国行政拘留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作了一些研究。本文主要的观点是我国行政拘留制度应当适当重构，强调司法审查原则、参与原则和比例原则，一方面利用行政拘留制度惩罚违法行为，保护公共利益，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了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保护，要做到两者相均衡。
参考文献
[1]李长城：《行政拘留：被法治遗忘的角落》，载《行政法学研究》，2006年第3期，第64-69页
[2]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载《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3]李冬青：《论治安拘留中的听证制度》，载《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1月，第74-75页
[4]刘鹤：《<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两点与缺憾》，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6年3月，第111-115页
[5]缪世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制度的重要发展与完善》，载《四川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4月，第1-5页
[6]张斌：《行政拘留与行政法治之关系分析》，
社会治安处罚法实施细则篇10
学校作为国家的“细胞”之一，更要实施国家“依法治国”重要战略方针。学校的管理、教师的行为、学生的教育，更要“依法”；否则，学校各项工作开展就不会一帆风顺，甚至会遭遇挫折。
传统的“人治”思维，使一些学校管理者长期养成了一些习惯性思维，习惯了学校的大事小事个人说了算；一些重大决策不经过行政会议讨论自作主张；草率决策违反国家相关法律的规定；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案例1：几年前的某个夏季，区上卫生监督部门对某学校伙食团进行食品卫生检查时，发现食堂人员把生猪肉随意摆放在案板上，没有按照规定存放在冰箱里，猪肉已经有异味，而食堂人员正在用这些猪肉做菜；于是提出了整改意见，并罚款3000元。
校长表面上接受了批评整改意见，但坚决不同意罚款的处理。校长认为，学校是公家的，罚款也是罚公家的，你罚款不就是罚公家的款？就没在规定时间内缴纳罚款。
后来，区卫生监督部门向法院申请执行罚款，依法冻结了学校的工资账户。校长认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依法缴纳了罚款，事情才了结。
从此后，该校长的思维转向了法治，认真学习与管理学校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完善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学校走上了法治的轨道。
近年来，校园意外伤害事故频发，给学校管理工作带来较大的困难；为了减少意外事件的发生，绝大多数学校采取了谨慎的做法：把校园内容易发生意外的体育器材拆除掉；取消各类容易发生危险的课外活动，甚至取消一些实验操作；把学生限制在校园内活动，让学生“足不出户”。这些做法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不利于国家关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的有效实施。
只要我们做好细节，防患于未然，大胆开展活动，各种意外事故还是可以避免的。只要依法办事，即使出现意外，也能够避免承担法律责任。
案例2：前几年，我们学校发生一起校园意外事故——
几个同学课间时间，在教室里追逐打闹，争抢一个学生的红领巾，造成一个学生小许意外摔倒，手掌骨折。
事情发生后，学校积极协调解决，通知家长到校协商医疗赔付。受害学生小许的家长不接受学校的调解，理由是学校发生的事，学校有责任；最后还把请了律师，把学校和其余学生和家长告到了法院。
学校沉着应对，根据《教育部学生意外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未成年人半护法》的相关法律条文，列举了学校平时的对学生安全教育所做的工作记录，以及事件发生后学校所尽到的责任义务，有理有据，讲理讲法，最后法院判决学校没有责任。
这件事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只要我们学法守法，做好细节工作，对学校顺利开展教育教学工作至关重要。
1、与所有教师职工签订“一岗双责”安全责任书。对教职工、各类岗位明确安全管理责任，并且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更新修订。
2、各类教学活动，制定好“预案”防患于未然。
3、制定食堂、体育课、实验课的安全管理规程，要求相关人员闹记在心，按要求开展活动。
1、经常组织教师学习《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知识，使教师知法懂法，杜绝违法行为，做到依法执教，特别杜绝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的行为。
2、规范教师的教学，制定《教师教学规范和检查办法》，促进教师勤教乐教。
3、依据上级主管部门的通知要求，公平地制定与本校实际相适应的教师考勤制度、绩效考核方案、职称和岗位评聘
方案，严格“依法”办事，减少教师之间、教师与学校之间的矛盾，1、用好国家现成的“法”，约束部分学生过激的行为。
《未成人保护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学生守则》、《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等等，都是用来规范学生的，我们要积极用好，发挥这些法律法规的有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