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货币政策篇1
目前，全球市场的关注问题是全球经济是否可以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逐步退出的前提下逐步复苏，新兴市场在面临货币H值和资本外流的风险下，是否能保持持续增长，以及当前全球金融改革措施是否能够有效防范风险，为世界经济注入新动力。
全球经济整合组合新趋势
在应对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各国政府和央行开出了不同的药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组合是必然之选择，而在两大手段中侧重点的选择中，则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相机抉择。
从国际经验来看，货币政策需要在运用宽松政策刺激经济增长、防止通货紧缩和预防通胀之间寻求最优平衡点。长期低利率政策可能造成资产价格泡沫和股市虚假繁荣；长期的货币宽松可能导致通胀压力、增大金融风险。不容忽视的是，2015年以来，全球货币政策开始面临多重困境：一是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降低，经济复苏依然乏力，诸多经济体处于通缩边缘。二是长期低利率刺激下，信贷过度宽松，扭曲了资源配置。特别是在负利率时代，全球陷入“资产荒”，金融系统受到很大冲击。由此可见，在后危机时代，如果兼顾稳定与增长的考虑，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组合至关重要。
最近，从各国相继公布的2016年第三季度的宏观经济数据看，尽管风险仍然存在，但全球经济复苏情况明显好于预期。最新研究表明，无论是即将进入特朗普时代的美国经济、公投脱欧的英国经济，还是有望走出通缩阴影的日本经济和欧元区经济，都出现了不同的着力点。2017年全球经济是否经历“拐点”，走出危机后的调整期，重新回到稳步增长轨道，值得关注。
特朗普时代的美国经济：宽财政政策加码基础设施投资、货币政策进入加息通道。特朗普大选提出的政策目标是年均经济增长3.5%以上；政策组合是宽财政、紧货币；政策思路是通过大幅减税、放松监管和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振兴制造业，强调要振兴美国经济。而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转向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可能会推升通胀，从而进一步加速美联储加息的步伐，这可能进一步吸引资金回流美国，加剧汇率与贸易之争，给全球经济带来新的冲击。
欧元区政策组合：财政政策小幅扩张、货币政策维持宽松。欧元区通缩风险得到缓解。近日欧洲中央银行宣布，将原定实施至2017年3月末的资产购买计划延长至2017年12月。2016年第三季度，欧元区19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6%，接近危机前水平。欧盟委员会预测，2017年欧元区19国的财政扩张力度为0.2%。在量化宽松政策环境中，欧元区各国有望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结构改革。英国经济复苏好于预期已经实现“软着陆”。
英国政策组合：应对脱欧冲击政策组合有望实现“软着陆”。英国脱欧之后，采取了从降息到与多国联合提供市场流动性等措施，从而使市场在短期的大幅波动后恢复了平静。失业率大幅下降为4.8%，创下2005年以来的最低点。通胀率升至1.2%，创造两年以来最高水平，这些超预期的宏观经济数据表明英国已经有效应对脱欧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英国经济已经实现了“软着陆”，2017年出现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极小。尽管不确定性因素依然存在，英国政府仍将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与中性货币政策的政策组合。
日本政策组合：货币政策继续宽松防通缩、财政政策逐步紧缩。2016年9月，日本央行宣布，为防止日本经济重新陷入通缩，央行在本轮货币宽松周期内实现2%的通胀目标，并将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从调控基础货币改为国债收益率曲线，更有效发挥国债的基准作用。同时，日本2020年实现财政盈余的目标不变。未来5年日本有望将逐步缩减财政赤字，由扩张性财政政策转向紧缩性财政政策。
俄罗斯政策组合：货币政策关注通胀目标、财政政策紧缩。2016年一季度，俄罗斯央行为实现通胀目标，宣布继续维持11%的基准利率。在财政政策方面，由于油价低迷导致俄罗斯财政收入锐减，为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俄罗斯政府减少财政支出。2017年通胀预计维持在4.3%～4.4%，据俄罗斯财政部预测，2017年经济增长速度可能达到1%～1.5%，这将导致居民的实际工资和收入稳步增长，同时通胀进一步减缓。
中国政策组合：积极财政政策推动供给侧改革，稳健货币政策同时有效防范风险。2016年前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6.7%，继续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领跑”，仍是世界经济的“动力源”和“稳定器”。对于中国而言，2017年稳定是主基调。2016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财政政策要积极有效，预算安排要适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重要的位置，防控资产泡沫，提高监管能力，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稳增长、促改革”创造稳定的融资环境。
在当前美联储进入升息通道之后，面对走强的美元指数，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需要相应调整货币政策，以应对汇率贬值、资本外流以及短期流动性拐点。考虑到跨境资本流动与人民币汇率波动相互强化，目前，人民币汇率需要增加弹性，确保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同时，金融体系改革与开放进程均处于攻坚阶段，各类金融风险可能进一步积聚，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加强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至关重要。2017年中国应以全球化视角，稳妥推进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切实培育发展新动力，有重点地推动对外开放，推动深层次的新型城镇化，提高我国企业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力，推进“一带一路”所引领的新一轮全球化，发挥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推动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已于2016年9月成功召开，向国际社会传递了G20成员共同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积极信号，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同时进一步运用好财政、货币、结构性改革等多种有效政策工具，发掘中长期增长潜力，为世界经济注入增长新动力；重振国际贸易和投资，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全球的包容性合作发展进程。
金融助力“一带一路”新机遇
值得关注的是，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从这一天起正式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成为第三大权重国际储备货币。人民币“入篮”对国际货币格局再平衡将产生重大影响，有利于境外央行及财富基金等国际投资者增持人民币资产，人民币在储备货币、结算货币、交易货币等方面都会有很大的提升，无疑会推动“一带一路”国际金融合作的进程。
人民币“入篮”后，可以发挥改革催化剂的作用，一方面需要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另一方面是扩大汇率制度的弹性，提高市场应对汇率风险和投资风险的能力，完善避险工具，有效对冲资本流动带来的风险。同时，为我国深化金融市场改革提供了一个契机，有助于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国际金融格局重塑，进一步推动中国金融改革及汇率制度改革，全面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海外投资的进程，中国的金融改革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和机遇。
2017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银发[2017]9号，以下简称“9号文”），在监管持续“扩流入”政策导向下，便利境内机构充分利用境外低成本资金，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9号文对企业和银行的跨境融资政策进一步放松。在新政策下，跨境融资额度会更加充裕，不仅是人民币，企业和银行的外币贸易融资也不计入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将企业的跨境融资杠杆率从1提高到了2；内保外贷按照20%纳入银行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计算，此前该业务需全额占用。这些政策对于海外直贷、内保外贷、国际信用证、同业开证、海外代付、跨境同业代付等各项跨境业务都是重大利好。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最新数据，2016年前11个月，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达8489亿美元，超过同期中国外贸总额的四分之一。
当然，中企也面临着挑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情复杂，尤其是在一些国家，其银行体系落后，结算效率低，货币汇率波动大，企业长期投资面临市场风险和汇率风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金融应有效发挥牵引力和助推力的作用，发挥引导资源配置和优化投资效果的重要功能。应该说，“一带一路”为中国高铁和装备行业、工程机械等相关产业国际化铺路已经达成共识。在我国日益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企业规避风险、降低成本的迫切需要激发了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贸易投资结算的强烈需求。积极推动人民币跨境贸易、跨境信贷及投资的支付清算，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和清算体系，以提高自身的金融服务和国际化经营水平。支持中资银行在中国进出口贸易伙伴国和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布局，可提高海外分支机构的竞争力。稳步发展贸易融资和资产管理，推进出口信用保险市场，大力发展海外投资险，强化风险防范，将护航中国企业“走出去”。
另外，拓宽融资渠道，探索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投融资模式，促进政府与项目的投资者和经营者相互协调，从多层面积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和海外投资进程，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和经济全球合作的有效创新路径。
2017年1月18日，中国企业在海外设立的首家全牌照银行――丝路国际银行在吉布提正式开业，与中资银行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不同的是，丝路国际银行由中资企业和当地政府共同持股，是ppp模式在海外落地的实践。这是中国企业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首次成立合资银行，建立金融互信机制，其辐射作用和示范效应，将助推“一带一路”建设迈向更高层次。
目前，“一带一路”的金融合作机制主要有亚投行、丝路基金、中国-中欧合作基金、中-欧亚经济合作基金、亚洲区域合作转向资金、中国-东盟海上基金、中国-东盟合作基金+周边友好交流专业基金等几种形式。不过，这些基本都是政府层面的合作，企业层面的系统性金融合作亟待完善。
海外投资绿色化新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一带一路”海外投资一定要关注全球市场的大趋势。目前，全球可持续发展已进入以绿色经济为主驱动力的新阶段。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组织正在加大对低碳绿色发展的支持力度。在金融和资本市场日益国际化的今天，绿色金融体系的推进也同样需要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协调努力。
在G20峰会上，二十国集团成员对绿色金融合作、支持在环境可持续前提下的全球发展、扩大绿色投融资等方面达成共识。而绿色基金作为调动私人资本加快向绿色投资转型的主要工具，支持社会资本与国际资本设立各类绿色投资基金，无疑会成为全球金融合作的新动力。亚投行、丝路基金、亚洲开发银行、金砖银行、国际金融公司等在推动亚太金融合作、“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方面也更多强调绿色投资。未来我们可以联合全球的合作伙伴，通过ppp模式的绿色基金在一带一路进行绿色投资，推动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绿色金融的国际合作。我们需要通过绿色金融工具创新推动政企合作，拓宽绿色投融资和国际合作进程，统筹各方面的力量，为绿色发展和国际合作提供更多的动力。
金砖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成立的区域性多边机构在推进各国基础设施建设和“一带一路”相关产业资金支持方面一定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基础设施融资方面形成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补充，而丝路基金也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有关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在“一带一路”投资决策过程中也要充分考虑低碳节能减排等绿色化的战略目标。在推进金融机构和企业海外投资的过程中，把握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进度，充分提高中资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比较优势，在把握投资机会的同时合理规避市场风险，以金融机构的国际化和绿色金融国际合作推进企业海外投资的进程。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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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向瑞信出售16亿美元美国住宅抵押贷款
3月7日，据彭博报道，汇丰公告称，以大约15亿美元的价格，将第二留置权房贷资产出售给瑞信旗下的DLJmortgageCapital。出售收入用于偿还长期债务。汇丰将因此提计5100万美元税前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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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德国经济部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德国1月工业订单环比下降7.4%，创八年来最大月度降幅，主要由于国内和欧元区需求的大幅下滑。但德国经济部预计今年晚些时工业订单将会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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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国民银行一季度净利增长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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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日，根据资金流向监测机构epFR本周末提供给中国证券网记者的数据，美国股票基金遭遇到的资金赎回额触及38周高位。相反，新d市场股票基金吸引到的资金量为七个多月来最多。
脱欧程序本周正式开启英国民众越来越悲观
3月27号，研究机构iHSmarkit调查显示，仅有29%的英国家庭认为，脱欧将会在未来10年利好英国经济。与此同时，认为未来经济将会恶化的人数比例从42%上升到53%。
绿色货币政策篇2
一、坚持创新发展理念，建立充满创造力和竞争力的金融机构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创新宏观政策工具。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大定向调控力度，增强宏观经济政策的针对性、准确性和前瞻性。完善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为主，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价格政策协调配合的政策体系，运用大数据技术，提高经济运行信息及时性、科学性和准确性。
建立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金融机构体系。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机构体系。加快商业性金融机构改革，优化国有金融机构股权结构;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领域。形成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良好的制度环境。
二、坚持协调发展理念，建设多元化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建立多层次金融市场，促进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协调发展。积极培育公开透明、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降低杠杆率。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显著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的比重，在化解高杠杆率风险的同时实现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开发符合创新需求的金融服务，推进股票和债券发行交易制度改革，推进高收益债券及股债相结合的融资方式。完善多层次股权融资市场。以合格机构投资者和场外市场为主建设多层次债券市场体系。
三、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建设绿色金融体系。通过创新性金融制度安排，引导和激励更多社会资金投资于环保、节能、清洁能源、清洁交通等绿色产业。积极引导商业银行建立完善绿色信贷机制，充分发挥金融市场支持绿色融资的功能。通过绿色金融再贷款、财政对绿色贷款的贴息和担保、对商业银行进行绿色评级等手段，鼓励发展绿色信贷、绿色信贷等产品，创新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投融资机制，发展交易市场。设立绿色产业基金。
四、坚持开放发展理念，提升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中的话语权影响力。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推动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成为可兑换、可自由使用货币。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建立与国际金融市场相适应的会计准则、监管规则和法律规章。
绿色货币政策篇3
一、绿色会计的主体
绿色会计的主体问题实际上是绿色会计的定位问题，即如何理解绿色会计与现行财务会计的关系。关于这一点，有三种不同的理解：①绿色会计是一门与现行财务会计并立的独立学科。②绿色会计是现行财务会计的一个分支学科。③绿色会计是现行财务会计与环境科学等交叉的一门边缘学科。由此，对绿色会计的主体就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认为绿色会计的主体是政府，属于宏观层面；二是认为绿色会计的主体是企业，为微观概念；三是认为绿色会计的主体既涉及企业又涉及政府。绿色会计的特点决定了其主体不能仅限于企业，还应包括政府，即从宏观层次进行核算。
按核算内容的不同，可以将绿色会计主体划分为不同层次：从国家角度划分，称为宏观绿色会计主体；从区域的角度划分，称为中观绿色会计主体；以各个微观经济组织划分，称为微观绿色会计主体。这样就将会计主体置于环境系统中，从而将环境资源的价值消耗与补偿纳入绿色会计核算系统，体现了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特定的国家或地区的划分规定了绿色会计主体与其他会计主体的空间界限，即绿色会计只核算本会计主体内部的环境事项以及本会计主体与其他会计主体之间相互联系的环境事项；同时考虑本会计主体内上、下代人的生存与发展，寻求不同代人之间的环境资源公平合理的分配。这体现出各个会计主体在同一时间、空间中共同占有地球的环境资源，共同对资源的使用与保护负责。
二、绿色会计的客体
绿色会计的客体（核算对象）的显著特点是增加了自然环境内容，特别重视环境科学与会计实务的结合。因此，绿色会计核算对象中必然包括自然环境，具体说来，是企业对环境资源的不断损耗和不断补偿的循环过程。环境资源损耗是指由于资源消耗失控、重大事故、“三废”排放等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的损失，以及企业生产、储运、销售过程中对自然资源的超定额消耗。环境资源的补偿是指企业治理污染、改善环境，以及以排污费、罚款和赔偿等形式上缴国家或付给他人用以保护环境的支出。
南京大学的杨胜雄教授在中国会计学会环境会计专题研讨会上表示，绿色会计的核算对象应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两大类，并认为传统绿色会计的不足在于只关注自然环境的影响而忽略了人文环境，因此革新势在必行。
由于绿色会计与自然环境关系复杂，考虑到目前的绿色会计核算技术方法的可操作性，对于其核算对象主要有以下观点：①“三要素论”，认为绿色会计核算对象包括绿色资产、绿色负债、绿色成本。②“四要素论”，认为绿色会计核算对象包括绿色支出、绿色收益、绿色资产和绿色负债。③“六要素论”，认为绿色会计核算对象包括绿色资产、绿色负债、绿色权益、绿色收入、绿色费用和绿色利润。其中，绿色成本包括自然资源成本、自然资源损耗、环境保护支出等；绿色收入包括自然资源收入、环境污染收入、资源环境保护收入等；绿色收益包括资源环境收益、绿色利润等。
三、绿色会计的目标
有学者认为，绿色会计的目标应是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进行决策的需要，其内容应能够帮助环境资源使用者和管理者了解绿色资源的存量和流量，以及绿色资产、绿色资源的分布及可能产生的变化情况；了解绿色资源所能产生的效益以及实现效益的能力；了解环境投资总额、环境投资管理情况、环境投资产生的效益及绿色负债变动情况等。也有人提出，鉴于目前我国公民的整体环境意识比较低的情况，近期绿色报告的目标可定义为：向政府管理机构、当前和潜在的投资者、债权人等环境利益关系人提供有关报告主体对其环境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和对于理智的投资、贷款以及其他决策有用的信息。
笔者认为，从使用者的角度看，绿色会计的目标应有基本目标和具体目标两个层次。基本目标是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多目标协调。由于传统会计理论只强调提高经济效益的单一目标，不但导致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下降，也危及经济效益的未来可实现性。因此，绿色会计的基本目标不宜定义为单一目标，但它也不是多目标的简单相加，而是注重各个目标之间的交互作用，达到多目标协调。绿色会计的具体目标是充分披露有关的绿色会计信息，为各决策单位实施经济和环境决策提供帮助。绿色会计应披露的信息主要有：环境成本、环境负债，与环境负债和成本相关的特定会计政策，报表中确认的环境负债和成本的性质，与某一实体和其所在行业相关的环境问题的类型，等等。
四、绿色会计的假设
当前，争论最大的就是绿色会计假设。具有代表性的两种观点是：
1.会计主体假设、受托责任假设、环境价值假设和多元计量假设。会计主体假设认为，绿色会计应注重主体的行为特性，而非所有权特性。当企业生产造成的环境污染影响其他企业的正常经营或影响周围居民的健康状况时，显然仅将会计核算局限于会计主体本身所拥有的资产已不适宜，而应将这种由该会计主体的行为所产生的外部不经济性包含在绿色会计的核算对象之内。
受托责任假设认为，绿色会计的受托责任应不局限于“财产托付论”，而是适用“资源托付论”，即除了财产的保管和使用外，保护生态环境和治理环境污染也应成为绿色会计中受托责任关系的主要内容。绿色会计中的受托已不仅仅是受出资人之托，而是受整个社会之托，受托人有义务、有责任向负有直接和间接委托关系的委托人（包括社会的各个方面）充分披露其责任的执行情况。因此，受托责任具有双重性质，它包括以体现企业经济效益为主的经济责任和以体现环境效益、社会效益为主的社会责任两个方面。
环境价值假设认为，虽然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绿色资源只有使用价值而没有因交换形成的价值和价格，它不属于传统会计核算范围，但要进行绿色会计核算，首先必须承认环境资源是有价值的。它虽不适用劳动价值理论，却适用边际价值理论。
多元计量假设认为，绿色会计核算内容既具有商品性而又不限于商品性，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核算内容在计量上具有模糊特征，若仅以货币作为计量单位，就不能客观地反映会计主体的环境状况。因此绿色会计的计量应是以货币计量为主，辅之以实物、与自然环境有关的指标，甚至是文字说明。绿色会计的计量可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计量的精确性与模糊性相兼容的办法。
2.可持续发展假设和货币计量假设。可持续发展假设是指绿色会计核算以会计主体在自然资源不枯竭、生态资源不降级的基础上，保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尽管会计主体的经济活动存在着许多的不确定性，但会计进行核算和监督的正常程序和方法都应当立足于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理论是绿色会计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货币计量假设认为，货币计量的优点是能为不同质量、数量的会计核算对象提供一个统一的量度标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价值计算。但由于受科学水平和认识水平的限制，要将实物量度转化为货币量度，有时其精确度难以保证。在这种情况下，用货币计量与非货币计量共同反映绿色资源成为必要。多种计量反映能够互相补充，提供更加完整、准确的信息，满足各方面信息使用者的要求。此外，绿色会计主体内的绿色投资、绿色费用、部分绿色效益等仍然包含着劳动价值量，对于这部分绿色要素仍然可以按包含劳动价值量的货币进行计量。
五、绿色会计的报告
关于绿色会计报告，是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的，目前也有两种主要观点：
1.“自然资源损耗+改善资源环境收益=环境保护支出”的观点。理论界有些学者认为，绿色会计的核算对象应包括：①自然资源损耗。主要包括环境污染损失和自然资源损耗，后者又由自然资源超耗成本和“自然资本”的消耗成本组成。②改善资源环境收益，即企业通过环保所得收益。包括利用“三废”收益、接受外单位对污染损失的赔偿和政府发放的环保资金等。③环境保护支出。用以反映企业在环保工作中所作的贡献，并设有一系列核算账户，如资产投资、业务费用、回收费用等。
与以上核算对象的内容相适应，该观点的支持者主张编制“绿色资源环境资产负债表”，资产方登记“自然资源损耗”（原因是自然资源的损耗会带来企业收益的增加）和“改善资源环境收益”；负债方登记“环境保护支出”。同时，该观点认为在合理的条件下，企业对社会资源和环境的贡献应等于其收益，即在绿色会计报表中资产等于负债，表明“社会资源资产总平衡，环境和资源得到最有效的保护”，也达到了绿色会计中的理想境界。若绿色会计报表中资产大于负债，说明企业行为对环境带来不利影响，政府应采取行政措施予以干涉，督促其增加环保支出；若资产小于负债，则表明企业重视环保，应得到政府的肯定和鼓励。
绿色货币政策篇4
凡是纸币都有自己的货币基本单位，但是叫法各有不同，大致有9种以上类型，一是称“元”。主要有中国、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朝鲜、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利比亚、埃塞俄比亚、缅甸、欧盟的大多数国家，还有我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和澳门等。二是称“镑”。主要有英国、埃及、土耳其、塞浦路斯、尼日利亚、苏丹、加纳、黎巴嫩、叙利亚和马尔他等。三是称“第纳尔”。主要有科威特、约旦、突尼斯、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和巴林等。四是称“卢比”。主要有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马尔代夫和毛里求斯等。五是称“先令”。主要有奥地利、索马里、坦桑尼亚、肯尼亚等。六是称“克朗”。主要有瑞典、丹麦、冰岛、挪威等。七是称“法郎”。主要有瑞士、卢旺达、布隆迪、马达加斯加等。八是称“比索”。主要有菲律宾、墨西哥、古巴、多米尼加、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乌拉圭等。九是称“里亚尔”。主要有伊朗、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另外，还有一些国家使用了自己独特的叫法，如俄罗斯的卢布，老挝的解放吉普，蒙古的图格里拉，洪都拉斯的伦皮拉和泰国的铢，等等。
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纸币是人民币。大量资料证明，中国是货币文化最为厚重的国家。中国纸币比欧洲早600多年。大约在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当时的四川地区商业繁荣，交易繁忙，且当时的四川又是造纸和雕刻印刷中心。于是人们逐渐摒弃了携带不便，严重阻碍经济发展的金属货币，代之而来的是纸币“交子”。“交子”是四川方言，即是票券、票证和合券取钱的意思。以后的历朝历代都曾发行了大量纸币，但都是多种货币混合流通，通货膨胀严重危及政权。只有人民币在中国货币史上第一次成为统一的唯一的法定货币。第一套人民币是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成立时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大字由当时的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同志题写。以后的由马文蔚先生题写。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先后发行了5套人民币。期间经历了每套人民币由多个版别到有限版别、部分纸币由国外印制到全部由我国印制、单一工艺向多种工艺并用的巨大转变。比如，第一套人民币先后有62个版别，而现在的第五套只有7个版别，正因为第一套版别多，现在收藏起来相当艰难，据说价值百万。又如，人民币第二套中最早的三、五、拾元纸币全部由苏联印制，直到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才改由我国印制。其中苏联印制的绝版“长拾元”，在收藏市场上好的估计要在万元以上了。
美国最早的纸币是由13个殖民地的联合政权“大陆会议”批准发行的，也称为大陆币。美元是国际印钞界公认的设计特征变化最少的钞票，只是几经改版防伪功能不断加强。美元有三个明显特征，一是纸币正面都有著名人物头像，如1元券正面是开国总统华盛顿，10元券正面是汉密尔顿，100元正面是总统富兰克林。500元正面是麦金来，1000元正面是克利夫兰。基于防假压力太大，美国财政部于1969年命令收回500和1000元版，不再流通。二是美元背面都是绿色，1863年财政部被授权发行钞票，背面印成绿色，被称为“背绿”，一直沿用至今，其中1934年版的为深绿色，1950年版为草绿色，1963年版以后均为墨绿色，所以有人称美元为“背绿”美元。三是所有美元纸币无论面额大小，均为一个票幅，即，长为15．6厘米，宽为6．63厘米，厚为o．11厘米。美元的霸主地位形成在19世纪末，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它的经济总量超过了英、德、法，甚至是它们的总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它的黄金储备占世界的四分之三，二战以后形成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这种霸主地位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经济利益，一是它可以不受限制地向别国举债，但偿还债务是不对等的，通过加印钞票，贬值美元减轻债务负担。二是由于经济实力雄厚，吸引更多人投资美国，利率下降，弥补财政赤字的成本得到压缩。三是当国内发生贸易逆差时，通过加印钞票弥补赤字，将通货膨胀转嫁给其他国家。这正是美国虽经历数十年的高额财政赤字却能保持经济稳定的主要原因。
20世纪初，英镑一直是资本主义世界最重要的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一战和二战以后英国经济实力下降，让位于美元。目前流通的分别为5、10、20和50面额的英镑。
1995年12月欧洲议会马德里会议上，欧洲货币联盟中的比利时、德国、西班牙、法国、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奥地利、葡萄牙和芬兰等11国决定，从1999年1月1日实行欧元统一货币，希腊于2001年1月1日起采用欧元，成为第12个成员国。但是，实际中使用欧元的远远不止12个国家，过去一直使用意大利里拉、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的国家随之也使用欧元，因此，欧元已是31个国家和地区的官方货币，27个国家和地区的官方汇率与欧元挂钩。欧元纸币由奥地利中央银行设计。纸币正面图案是窗户和建筑物的大门，象征着欧洲向世界开放与合作；背面是一座桥，象征着交流与沟通。钞票的每种色彩和建筑图案分别代表欧洲发展史上的一个时代：古代、罗马时代、哥特文化、文艺复兴、巴洛克和洛可可文化、玻璃与钢铁的近代和20世纪的现代。欧元共有7种面额，分别是5、1o、20、50、100、200、500元。欧元是罗马帝国以来欧洲货币改革最重大的结果。不是靠武力征服，而是用一种货币把众多国家维系在一起，应当说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
由于瑞士奉行中立和不结盟政策，至今仍是国际上的永久中立国，国内有极严格的银行保密制度。历史上一旦国际局势紧张或者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加大，瑞士法郎就成为投资者转移资金的首选。所以，瑞士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其货币也是避险货币。瑞士法郎也是稳健的很受欢迎的国际结算和外汇交易货币。该国纸币面额分别为10、20、50、100、500和1000法郎，由瑞士国家银行发行。
日元印制材料是其特有的“三亚皮浆”，纸张有特殊光泽，面额越大颜色越深。日本钞票正面文字全部使用汉字(由左至右顺序排列)，中间上方均印有“日本银行券”字样。背面则有用拉丁文拼音的行名“nipponCinKo”(日本银行)、货币单位名称“Yen”(圆)字样。各种钞票均无发行日期，票面印有红色“总裁之印”和“发券局长”图章各一个。现在流通的日元面额有1、5、10、50、100、500、1000、2000、5000和10000元。券面正面主要是一些日本的教育家、小说家头像，少数也有古代牌楼。日本是战后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目前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进出口贸易顺差，日元也是战后升值最快的货币之一，在国际结算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绿色货币政策篇5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变动趋势对外贸易战略
1人民币汇率变动的贸易效应
1.1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汇率变动趋势
人民币汇率从改革开放以来几经变化，经历了从贬值到升值再到被动贬值的演变，其间的走势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93年。由于计划经济时期，人民币汇率作为计划核算工具，长期固定并处于严重高估状态，为了配合我国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人民币汇率开始进行有步骤地下调，到1993年底，人民币兑美元官方汇率下调了73%，与此同时，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汇率也分别下跌了68%和76%。
第二阶段：1994年汇率并轨到1997年。1993年12月28日，央行宣布从1994年1月1日起实行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轨，在人民币汇率并轨后，人民币汇率稳定在1美元兑8.7元人民币，人民币汇率长期高估的状况得以改变。从1994年到1997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了4.8%，同期，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分别上升了10.2%和38.7%。
第三阶段：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到2001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东南亚和东亚国家或地区货币相继贬值，使得社会对人民币贬值抱有很强的预期，然而中国政府在1997年11月以后都多次向世界郑重承诺：将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在828元人民币兑100美元左右的水平。这一时期，由于东南亚和东亚国家或地区货币相继贬值，人民币汇率即相对升值，加之，世界多数货币对美元走软，人民币随美元对其它货币走强。其间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升幅分别达11.5%和9.8%。
第四阶段：2002年至今。由于美国国际收支恶化、国际资产市场结构调整以及国际政治局势动荡等原因，自2002年上半年以来，美元结束了长期坚挺的态势，出现了持续贬值，人民币也跟随美元被动下调，到2003年底，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跌度分别为12.3%和11.0%。
1.2人民币汇率变动的进出口贸易量效应
对于国际贸易来说，汇率执行着重要的价格转换职能。因此，汇率的变动对贸易流量具有重要的影响。一般来说，本币对外贬值会引起本国产品相对于外国产品价格的降低，从而诱发国外市场增大对本国产品需求的扩大和本国市场对外国产品需求的减少，即鼓励了出口而抑制了进口；当本币升值，情况正好相反，引起出口下降和进口增加，并且汇率变动的进出口效应并不是“立竿见影”的，而是呈“J曲线”的。这是对汇率变动贸易流量最为直观的解释。
在1981～1994年人民币汇率贬值期间，我国同期出口总额由1981年的220.1亿美元增加到1994年的1210.1亿美元。因此，在分析我国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的原因时，应当肯定汇率的变动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从1995年开始到2001年，人民币汇率就一直保持稳中趋升的势头，因此出口增长速度与前几年相比有所减缓，尤其到了1998年，出口增长率降至0.5%。从2002年至今，由于美元的贬值，造成人民币的被动贬值，致使出口又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1981～2004年进出口变动情况见表1。
由此可见，汇率变动产生较为明显的出口效应：汇率下调，刺激出口；汇率升值，抑制出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建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余明博士的回归分析也证明了此结论。他们以1995年1月～2003年6月的统计数据为样本，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选择国内生产能力工业增加值、国际市场需求、国内价格、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以及出口政策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出口总额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但产生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期。当期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每贬值一个百分点会刺激滞后5期的出口总额提高0.6615个百分点，接下来分析进口情况，我们从上表可以看到：在人民币贬值比较明显的年岁里，如1981、1985、1986、1989和1994年，进口增长率均有所下降，其余各年进口却保持了较快的增长。1995年人民币开始升值后，1995、1999和2000年进口增长很明显，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严峻的对外贸易局面，使我国1997和1998年的进口增长率分别降到2.5%和-1.5%。以上情况表明：汇率波动具有一定的进口贸易量效应。李建伟和余明博士的回归分析结果也显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进口总额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每升值一个百分点，会导致滞后3期的进口总额提高0.5643个百分点。
1.3人民币汇率变动的贸易结构调整效应
从根本上说，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贸易结构的变动取决于各国产出结构的变动，在产出结构受制于竞争力的状况下，贸易竞争力的变化就成为推动贸易结构调整的根本力量。而汇率变动事实上形成了对贸易价格力的不同影响，那么它一定会带来贸易结构的变动。一般来说，货币升值，会导致传统产业贸易价格竞争力的下降，由此引起传统产业的衰落，形成这些产业的出口下降和进口增加，与此同时，高技术含量产业却得以建立和发展。反之，货币的持续贬值则会使出口商品结构呈长期低度化的趋势。因为汇率的长期低估，使出口扩张主要依赖于低廉的价格，导致企业无压力进行技术创新，使出口商品结构长期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一旦一个国家的高技术产品大部分销往国外时，货币升值则不利于这类产品的出口，并可能会抑制这类产品的生产。
改革开放以后，人民币汇率的不断变动，推动了我国贸易结构的跃迁。1994年以前人民币名义汇率的趋势性贬值，引起了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由资源密集型向劳动密集型转变；进口商品结构中初级产品下降，工业制成品中机械及运输设备比重明显上升。
根据宋泓的研究，在1992～1994年间，我国的综合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服装业、文体用品业、纺织业等10个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劣势主要集中在化学业、电子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11个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这种结果基本反映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贸易结构与汇率变动的相关关系，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经济开放进程中汇率贬值的调整任务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已经大体完成。
1994年人民币汇率出现了持续的升值趋势，趋势性货币升值刺激了我国相对先进产品的发展，推动了我国贸易结构的升级。表2列出了我国1995～2004年1～9月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和高技术产品的贸易特发系数变化情况，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人民币汇率变动所引发的贸易结构演变的轨迹。
从表2可以看出：在人民币汇率的趋势性升值过程中，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贸易特发系数不断下降，而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贸易特发系数则保持了稳定的上升势头。贸易特发系数的差异变化反映了我国的贸易结构正经历一个劳动密集型产品、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品、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升级换代过程。
2我国对外贸易战略的选择
2.1以竞争优势为导向
中国所具有的静态比较优势主要在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这一优势造就了中国作为低端产品的世界工厂地位。但是人民币的升值趋势愈来愈明显，贸易条件持续恶化、贸易摩擦相继增加等一系列问题越来越突出，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与出口产品结构升级的要求日益迫切，为此，中国需要通过国内改革与发展，超越自然禀赋的比较优势约束，创造国际竞争优势。
创造国际竞争优势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贸易结构导向的转变，即以资源禀赋为导向转向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另一方面是通过各种创新和交易效率的提高等途径有效的进行由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转化。比较优势是竞争优势的基础，而竞争优势是国际竞争中更具能动性的因素，比较优势只有最终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形成真正的出口竞争力。目前中国国内企业和产业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能力较差，中国不少企业和产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缺乏足够的竞争优势。为扭转这种局面，适应人民币升值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需要，中国外贸发展战略认比较优势为导向转向以竞争优势为导向的轨道，实为必然的选择。
2.2推进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提升对外贸易的竞争优势
由于制度的形式和效率是有差异的，由此产生各国基于制度差异的竞争优势，这实际上是另一种尚未被人们高度重视的特殊竞争优势。在有利于竞争优势持续提升的各种制度安排中，产权得到明晰界定且可得到明确保障以及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正确实施是最有效的。因此应通过制度创新努力构建这样一种环境：有关经济主体对其贡献性努力能盈利且可持续，经济主体所从事的技术含量高、外部效应大、动态规模效应突出的产业能得到政府的适当保护与政策扶持。只有这样，经济主体才会有创新的激励提升自己的竞争优势，这不仅可以使经济主体获得创新利润，而且可以使经济主体从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中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同时也提升了我国的产业竞争优势，从而推动中国贸易结构的升级。
科技创新在提升对外贸易竞争优势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技术创新不仅使创新国在国际贸易中不断保持竞争优势，而且还会使它们得到额外的利润和更多的好处。
2.3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推动贸易结构升级
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只会为技术密集型产业提供更好的盈利空间，而目前在中国9个高技术领域中，贸易竞争力较强的只有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生物技术两个领域，其它7个领域的贸易竞争力指数为负数。因此，不断提高高技术产业的比重，促进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推动贸易结构升级，无疑成为今后贸易的发展方向。
为了推进贸易结构升级，在进动中，应通过关税的结构分布所形成的有效保护以增加高技术产品的竞争力，在出动中，应采用鼓励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以提高高技术产品出口面临的名义有效汇率和出口效益。
此外，在对外商逐步实施国民待遇的同时，仍使用一部分优惠政策，引导外资投向高技术领域，同时，增加对低技术产业投资的约束力度，以提高与贸易有关的外国直接投资活动的技术含量，推动贸易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
绿色货币政策篇6
4月5日，瑞银和莫尼塔等机构均消息称，预计我国3月份部分宏观经济数据将温和回升，一季度GDp增速或为6.6%-6.8%之间，经济增速或已触底，二季度将止跌企稳。
这说明，此前的一系列稳增长措施正在落实，积极财政政策和房地产去库存等扭转了投资需求下滑的趋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继续推进，激发经济增长活力。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我国各家银行机构3月底以来陆续的年报却显示，诸多银行净利润增速由几年前的两位数跌至了1%以内，几家国有大行更是明确表示“力争2016年净利润增速为正”。以银行业为主要代表的我国金融行业，系统性改革的迫切性日渐加大。
推动供给侧改革，不能忽视金融体制改革的至关重要性。当前，国际金融正可能由风险积聚转入风险暴露期――2013年年中以来，世界经济与货币政策走势分化背景下的全球金融动荡加剧，或已揭开了国际金融风险暴露的序幕。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血液。必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加和完善金融组织、市场、产品、调控、治理等方面的供给。如果金融供给侧改革不能到位，血管不能疏通，那么整个供给侧改革就难以落到实处。
为什么要强调金融改革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实现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金融供给侧改革本身就是要解决资本如何高效配置的问题，其中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是两个最重要的资金价格机制的改革。而劳动、土地等要素的投入，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等，也离不开金融解决方案。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强调“脱虚向实”，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而这并非简单的货币刺激。
2015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做出两个基本判断，即全球金融风险与危机前相比不是在降低而是在积聚，同时风险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转移、从银行体系向影子银行转移、从偿付风险向流动性风险转移。并且，2015年世界经济又录得了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增速，2016年仍有继续下行之势。
此背景下，经济与金融的背离扩大，国际金融有可能由风险积聚转入风险暴露期――2013年年中以来，世界经济与货币政策走势分化背景下的全球金融动荡加剧，或已揭开了国际金融风险暴露的序幕。
从国内看，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三期叠加”之一，就有“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由于前期稳增长的工作过分依靠总需求管理，依赖货币刺激，延缓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而继续依靠投资拉动，推高了全社会杠杆率，加剧了当前产能过剩压力和通货紧缩威胁。甚至因为金融交易的暴利，进一步对实体经济的资金供给产生挤出效应。
同时，大量的流动性在各个金融市场间窜来窜去，形成金融体系内部循环的“空转”，导致了缺乏实体经济支持的资产价格暴涨暴跌。近年来发生的“钱荒”、“债市风暴”和“股市异动”等，殷鉴不远，亦是全球金融风险暴露的缩影。
因此，金融体制改革应是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容。
金融改革落在五大方面
“十三五”《规划纲要》对未来五年我国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进行了总体部署，同时勾勒出未来五年我国增加和完善金融组织、市场、产品、调控、治理等方面供给的蓝图。
第一，丰富金融机构体系。
虽然我国金融机构类型和数量不少，但金融服务总体是不够的，尤其针对农村和小微企业的基层金融服务不足。同时，我国还处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在商业性和公益性业务之间还存在金融服务的需求。
包括要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机构体系，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支持并规范第三方支付、众筹和p2p借贷平台等互联网金融业态发展，等等。
同时，健全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金融机构体系。稳妥推进金融机构开展综合经营。提高金融机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金融机构国际化水平，加强海外网点布局，完善全球服务网络，提高国内金融市场对境外机构开放水平。
第二，健全金融市场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一方面银行体系大量流动性用不出去，另一方面市场上却普遍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其症结之一在于，国内金融市场体系结构较为单一，过度依靠低风险偏好的、顺周期的银行体系配置金融资源，难以实现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
包括要积极培育公开透明、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创造条件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发展多层次股权融资市场，深化创业板、新三板改革，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建立健全转板机制和退出机制。完善债券发行注册制和债券市场基础设施，加快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完善退市制度，打击市场操纵和内部交易，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等等。
第三，加强金融创新功能。
国家强调“供给侧改革”而不是“供给侧管理”，就是要通过简政、减税，突出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而不是简单依靠政府产业政策指导、金融信贷政策扶持。通过加快金融创新，促进储蓄有效转化为投资，是支持供给侧改革的重要造血机制。
包括要创新科技金融，加强技术和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建设，拓宽适合科技创新发展规律的多元化融资渠道，探索银行与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机构投贷联动，加快发展科技保险，推进建立健全促进科技创新的信用增进机制。创新绿色金融，通过再贷款、财政贴息和担保、对商业银行评级等手段鼓励银行进一步发展绿色信贷，支持排放权、排污权和碳收益权等为抵（质）押的绿色信贷，推动发展碳租赁、碳基金、碳债券等碳金融产品，推动发行绿色债券和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建立绿色产业基金。
第四，完善金融宏观调控。
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主要是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维护金融平稳有序运行。
包括要完善货币政策操作目标、调控框架和传导机制，构建目标利率和利率走廊机制，推动货币政策由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转变。创新调控思路和政策工具，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大定向调控力度。让市场在人民币利率形成和变动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培育中央银行政策利率体系，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更好发挥国债收益率曲线定价基准作用。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提高可兑换、可自由使用程度，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进人民币资本走出去，逐步建立外汇管理负面清单制度，等等。
第五，改进金融治理体系。
2016年初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指出，2015年的股市异动充分反映了我国股市不成熟――不成熟的交易者、不完备的交易制度、不完善的市场体系、不适应的监管体制等。这也是“十三五”规划提出改革金融监管体制的一个重要背景。
然而，周小川行长在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的辅导读本中提出“完善金融治理”，是一个比金融监管更加宏大的概念，还包含了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标准及规则制定等，是国家现代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主要内容包括，要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加强统筹协调，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明确监管职责和风险防范处置责任，构建货币政策与审慎管理相协调的金融管理体制。完善中央与地方金融管理体制。以更加包容的姿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支持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国际经济金融治理，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等等。
金融改革须处理好七组关系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血液。可以说，如果金融供给侧改革不能到位，血管不能疏通，那么整个供给侧改革就难以落到实处。其中，须处理好以下七组关系：
其一，调整结构与稳定增长的关系。
不应该把扩大总需求与加快供给侧改革对立起来，二者本身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都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有机组成部分。当前五大重点工作中，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会减少总需求，但降成本（如减税）、补短板却可能增加总需求。
过去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和投资、外需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必须下大力气调整经济结构。如果依赖货币刺激，有可能是饮鸩止渴，将影响供给侧结构调整的压力和动力。但另一方面，强调供给侧改革，仍然需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为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环境。
其二，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关系。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本身并无绝对的好坏之分，只是在中国直接融资比例过低，导致了对间接融资的过度依赖，金融风险过于集中。
金融结构过于单一，还制约了货币政策效果。因为股票、债券市场较为成熟，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才可以通过低利率推动股市、债市上涨，形成财富效应，刺激投资和消费。而我国资本市场不成熟，流动性过于宽松，一方面造成股市、债市暴涨暴跌，甚至危及金融稳定;另一方面依靠银行信贷加杠杆，又造成了非金融部门财务上的不可持续。
为此，尽管经历了近年来的债市风暴、股市异动，仍要保持发展资本市场的定力，提高直接融资的比例。但也要考虑路径依赖的现实，正视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特征，现阶段还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如探索完善投贷联动、债转股、资产证券化以及银行事业部模式。
其三，金融稳定与支持发展的关系。
在经济下行周期，由于经济效益下滑，银行资产质量有可能恶化，这时候银行减少信贷投放本在情理之中。然而，金融与实体经济、特别与工业是利益共同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实体经济是“皮”，金融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所以，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过程中，银行仍需要用好和创新金融工具，服务好实体经济和工业增效升级，这是壮大和发展金融业、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和重要内容。
其四，鼓励创新与适度监管的关系。
减少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之类的创新性企业“市场在中国，上市在海外”的缺憾，降低金融交易的成本，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面、便捷性等，不能仅仅依靠传统金融服务，还要依靠金融产品、技术和制度创新，疏通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
这要求金融监管部门不断减少事前审批，消除影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金融体制机制障碍。但另一方面，也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尤其是对于一些新兴的金融服务形式（如“互联网+金融”），监管者要透过表象看穿其金融本质，对其进行适时、适度的监管，而不能坐视金融脱媒，任其野蛮生长，以致尾大不掉，酿成新的金融风险、社会问题。其中，e租宝、泛亚贵金属交易所等，就是前车之鉴。
其五，扩大开放与防范风险的关系。
加强金融供给侧改革，还要进一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
但另一方面，又要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测，完善宏微观审慎措施，在扩大开放过程中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包括防范极端情况下的境外金融攻击与制裁。特别是要做好其他国家和地区金融危机、货币危机的案例分析，梳理出货币攻击的方式、渠道和演变路径，在情景分析、压力测试的基础上做好应对预案，防患未然。
当前应对资本集中流出压力，就是我国加快建立健全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一次练兵好机会。正如上次亚洲金融危机，借打击进口骗购外汇之机，在经常项目可兑换规则下，我国完善了进口购付汇真实性审核机制。
其六，国际经验与中国国情的关系。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不论在市场建设、组织建设，还是在完善调控、加强监管等方面，都需要充分借鉴和汲取国际经验，遵循和遵守国际标准。
但更为重要的是，要搞清楚为什么所谓的国际经验和惯例在当地能够成功，引进到中国时，需要哪些宏观或微观基础设施的培育和配套，以防止食洋不化、水土不服。特别是在对外金融开放问题上，要做好充分的理论和措施准备，避免颠覆性的失误。
其七，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的关系。
通常认为，财政政策是结构性政策，货币政策是总量性政策，因而财政政策在结构调整中应发挥更大作用。然而，从供给角度讲，如果将货币政策扩展为金融政策，生产或者服务部门区分公益性部门、政策性业务和盈利性部门、商业性业务，则结论大相径庭。
对于前者，应该发挥“有形之手”的作用，财政政策比金融政策更有效;对于后者，则更应该发挥“无形之手”的作用，金融政策比财政政策更有效。在当前市场情绪悲观之时，政府介入，发挥公共部门资金的杠杆和示范作用，有助于打破预期自我强化、自我实现的恶性循环。
绿色货币政策篇7
[关键词?演经济波动;内外失衡;通货膨胀;供给管理
2010年，我国宏观经济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内外需结构性平衡、经济周期波动、政府的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非均衡运行中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可持续性等问题上，并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内外需结构性平衡问题
后危机时期，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内外需结构关系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刘伟等通过国民资金流量表核算资料，对近年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趋势及其对国内总需求结构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分析，发现当前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矛盾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有密切关系。他们分析了这种失衡的制度性背景，认为改善这种失衡是提高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宏观效率的重要保证。[1]
王晋斌认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路径是要平衡内需与外需之间的关系，而不能采取简单的替代关系。在改革内需结构的同时，要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规避高新技术产品的低附加值化现象以挖掘专业化的潜力，并通过稳定人民币币值和人民币“走出去”战略，实现金融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融合，发挥金融促贸易的功能，以形成扩展外需的新增长极。[2]
文贯中认为，面对外需增长的下降，中国急需提振内需，然而，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已经造成两种结构性扭曲：第一种扭曲表现为中国未能在农业比重急剧下降的同时相应减少农村人口的比重，造成城市化的严重滞后和城乡收入差的恶化；第二种扭曲表现为中国未能将其服务业的就业比重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造成农村的普遍隐性失业和集聚效应的浪费。中国必须改革其土地制度以降低高昂的城市化成本，才能提振内需，走上可持续增长道路。[3]
杨圣明针对人民币汇率在国际上面临升值，而在国内又面临贬值的双重压力矛盾对立现象进行了研究，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悬殊、社会劳动生产率高低悬殊、中国国内价格水平过低等。指出，提高我国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是减缓压力的根本；推进新一轮的价格改革是减缓压力的关键；改善中美贸易结构是减缓压力的重要举措；人民币国际化是减缓压力的必由之路。[4]
王保安从经济发展战略、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相关经济政策与制度建设等方面，对结构失衡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剖析。研究认为，我国经济结构长期失衡与矮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要从根本上解决结构失衡问题，需要创新完善促进科学发展的制度环境与体制保障。[5]
二、经济周期性波动问题
王成勇等运用StaR模型理论探讨了我国经济周期阶段的划分、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和持续性以及经济在各个波动阶段之间转换的内在演化机理。实证研究表明，把经济周期阶段划分为紧缩、恢复和扩张三个机制已经能够较好地刻画我国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动态结构，但是划分为紧缩、恢复、扩张和衰退四个机制，在整体拟合效果和对经济增长结构的解释能力方面都有显著提高；经济在各机制之间的平滑转换速度和机制状态是否平稳，阐释了我国经济周期阶段较强的非对称性及其内在演化机理。[6]
张成思运用随机波动模型分析了1980年1季度～2008年4季度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性特征的动态变化。实证结果显示，20世纪90年代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趋向平稳化的分水岭。研究认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增强了实体经济抗冲击的能力，推动了经济波动趋向平稳化转变。[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表现出某些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特征：一方面我国居民消费波动的幅度大于产出波动；另一方面，我国的就业波动较为平滑而投资和资本波动过大。陈晓光等建立了一个RBC模型对此进行了解释。模型引入了异质性消费者和异质性厂商以及部分消费者和部分厂商在金融市场上所面临的信贷约束；鉴于我国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重要影响力，模型还引入了政府消费，以反映政府支出对消费者和厂商的外生冲击。研究发现：信贷约束是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特征的一个重要传导机制，而政府消费冲击则是一个重要的波动源。[8]
高士成运用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的长期识别条件，通过引入贸易依存度等外生变量，采用SVaR方法对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冲击进行分解，并讨论了中国短期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的斜率。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短期经济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为需求冲击，同时，总需求和总供给曲线的斜率也与理论基本相符，不存在“斜率之谜”。[9]
中国经济波动可能是由多种冲击因素共同引发。李猛等沿着“条条块块”思路对中国经济波动冲击源进行完整的分解。研究表明，中国经济波动有大约30%的部分来源于地方政府冲击。研究发现，官员腐败对地方政府短期化行为的影响具有显著性，而现有文献所强调的财税激励和政治晋升激励对地方政府短期化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10]
三、政府的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和宏观稳定课题组通过经验分析，对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进行了国际比较，突出了中国宏观调控的特色。通过省际分析揭示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及其与主流经济学反思所形成的交集，特别是“结构性”调控作为中国经验的意义。提出了后危机时代中国宏观调控的新思维：①把握宏观调控主线：突出供给管理，加快结构调整；②完善宏观调控的基础：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弱政府性驱动；③转移宏观调控的重心：从工业化到城市化；④拓宽宏观调控的视野：关注世界发展中的中国因素，加强国际政策协调。[11]
李连发认为，当前宏观调控面对的形势是资产价格过快上涨和通胀预期逐渐形成。在跨期转移购买力方面，人民币作为跨期价值储存载体的吸引力下降，而房产等有价资产的吸引力上升，这是推动通胀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主要原因。行政性的局部的结构性政策可能仍然会有些效果，但有效性将随时间推移而下降，这些措施可能难以缓解中长期通胀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压力。确保我国经济中长期平稳发展是硬道理，短期内将控制通货膨胀作为首要的政策目标，回归稳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利率在管理通胀预期中的重要作用。[12]
2010年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调控面临极为复杂的局面，既要防止经济刺激政策可能引发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刺激政策过早退出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率下滑，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和把握好政策调控的尺度是非常重要的。柳欣提出了与主流经济学的“实物经济”理论完全不同的“货币经济”的分析方法，表明我国宏观经济面临“滞胀”的危险，提出以16%的名义GDp增长率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在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过加速城市化进程调整失衡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13]
刘伟等回顾了“十一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状况，认为，2006年～201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但同时也产生了深刻的结构性矛盾，这就要求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宏观调控也发生深刻的变化，尤其应该注重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结合，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指出了现阶段加强供给管理的必要性以及应该采取的主要措施。[14]
黄益平等研究了我国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他们分别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和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分析了月度同比和月度环比数据。研究表明，过剩流动性、产出缺口、房价和股价对通胀会产生正向影响。结构脉冲响应分析表明冲击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前5个月，10个月后基本消失。研究发现，过剩流动性和产出缺口是影响通胀的重要因素。研究认为，考虑到资产价格对通胀的溢出效应，中央银行应密切关注资产价格走势。同时，管理流动性的措施仍然是控制通胀的主要手段，进一步推进利率和汇率的自由化进程至关重要。[15]
张晓慧等通过构建一个全球化背景下基于“两部门悖论”的简单模型框架，对全球通胀变化及其机理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发现，近年来全球通胀呈现几个突出特征：一是“结构性”价格上涨已经并很可能在未来成为通胀的主要表现形式；二是由金融投机引发的初级产品价格暴涨成为导致Cpi、ppi大涨的重要原因；三是Cpi、ppi明显上涨时，往往已处在经济金融泡沫最后破裂的前夜，因此在衡量周期变化上Cpi特别是核心Cpi会相对滞后。研究认为，鉴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运行和通胀机理所发生的变化，在宏观调控中更加关注更广泛意义上的价格变动，探索更为科学合理地衡量整体价格水平的途径和方法。[16]
四、非均衡运行中的财政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
为应对金融危机，我国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2010年，对扩张性财政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研究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张延运用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模型对政府购买支出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对1992年~2009年中国宏观经济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政府购买支出与物价水平有两期滞后的正相关关系，中国的财政政策具有两期滞后的“通货膨胀效应”。[17]
王立勇利用Hp滤波方法估计了我国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并测算出我国通胀缺口，进而从目标实现角度定量分析了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稳定物价方面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1996年后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方面的绩效明显改善，财政政策调控掌握了一定的提前量，且效率仍处于不断提高进程中。研究认为，在稳定物价方面，财政政策绩效不容乐观，我国财政政策的主要调控目标是经济增长，而非物价稳定，通货膨胀主要还是一种货币现象，应该主要利用货币政策来调控。[18]
闫坤等认为，在良好复苏背景的支持下，沉淀在经济中的扩张性政策效力被激活，通货膨胀的压力骤然增大。总体上我国主要税种的收入呈增长趋势，财政收入体系的自动调节功能得到完善，财政支出重点逐步向社会事务转移，形成了由经济外延性扩张向社会外延性扩张的转变。为防范通货膨胀，支持经济快速复苏，应采用带有内部收敛性的政策协同，在推动经济复苏增长的同时，有效防止和控制通货膨胀就成为宏观调控政策的首要目标。[19]
郭杰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入手，实证研究了国家财政预算内资金、企事业单位自筹资金与货币供给、工业品销售率以及银行间7天拆借利率之间的动态关系。通过分析我国经济制度方面的识别条件，构建五因素的SVaR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私人部门投资对总需求变动敏感，政府投资通过影响总需求会对私人部门投资产生影响，从而揭示了政府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路径。[20]
王智强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一个权衡了经济稳定增长和抑制通货膨胀两大目标的整体目标变量，然后用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率水平以及对整体目标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政策的效率边界水平更高，采用财政政策实现经济目标更有效，而货币政策的效率边界水平较小，对其使用要更为谨慎。面对经济危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更为合理和有效，而货币政策更多情况下应该配合财政政策，起到稳定和辅助性的作用。[21]
五、非均衡运行中的货币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
万晓莉等利用对数据稳定性没有要求的Boundstesting方法，系统地考察了我国货币需求在1987年~2008年20年间的特征。结果发现，在考虑汇率（预期）和外部因素的条件下，我国在长期里才有稳定的货币需求。虽然我国的资本账户还未完全放开，但是货币替代和资本流动效应表现明显。人民币贬值（升值）预期将显著减少（增加）居民和企业对人民币的需求，这意味着央行在对汇率进行控制的条件下要进一步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难度将越来越大。[22]
李成等通过建立开放经济条件下包含多个非有效资产市场的动态宏观经济模型，理论推演得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即最优利率规则。研究显示，利率调控不仅需要对产出与通货膨胀的动向做出反应，还要对资产价格及汇率变动有相应的调整。利用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显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整体上遵循了最优利率规则，该规则能够为中国货币政策实施提供一定的参照尺度，衡量货币政策的松紧变化；我国利率调控主要针对产出和通货膨胀，对资产市场价格及汇率变化的反应系数相对较小或不显著，说明中央银行没有对资产价格等因素给予过多的关注。[23]
王立勇等对开放条件下的VaR模型进行非线性检验后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具有非线性特征。应用LStVaR模型分析发现，低增长状态下，信贷正负冲击的产出效应和利率正负冲击的价格效应都具有显著非对称性；高增长状态下，利率和信贷的正负冲击对产出具有显著非对称效应，货币、利率和信贷的正负冲击对价格皆具有显著非对称效应；在正向冲击方面，货币和信贷的产出效应以及利率和信贷的价格效应在不同经济状态下具有显著非对称性；在负向冲击方面，信贷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都具有较明显非对称性。而且，低增长状态下，信贷的产出扩张效应和货币、信贷的价格扩张效应较强；高增长状态下，货币的产出紧缩效应和货币、信贷的价格紧缩效应较强。[24]
彭方平等应用非线性平滑转换面板模型，从微观层面对我国货币政策成本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存在显著的成本效应，即在短期内加息可能引起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的成本效应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相比经济过热时期，经济萧条时期的货币政策成本效应更显著。上述结论所蕴含的货币政策建议在于：在宏观经济复苏基础尚未稳固、通货膨胀较为敏感的背景下，对待加息要慎重，以免造成经济滞胀。[25]
黄武俊通过修正后的Karras产出与价格模型，对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效果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央银行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动机在开放经济下受到制约，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对中国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起着积极作用；②经济开放度的提高主要通过金融市场和影响工资—价格调整速度两个渠道影响货币政策效果，两个渠道对货币政策效果影响机制不同；③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而减弱，对价格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而增强。研究认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逐渐由数量性指标向价格性指标过渡，最终应确定为以稳定物价为单一目标。[26]
范从来考察了实践中货币政策目标由多目标向单一目标收敛的现象，指出了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重新定位问题，认为，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不应该包括经济增长目标，但是中国失业问题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决定了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应该涵盖充分就业的目标。[27]
张雪兰等利用1996年～2009年的经济金融季度数据，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经验探查。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并不存在很明显的时滞，但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政策目标间的相关性不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够通畅，继而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研究认为，要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应从建立良好的政策实施环境着手，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宏观和微观基础，并加强其与其他经济政策的搭配与协调。[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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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从经济资本化的角度，对中国资本积累、技术选择行为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认为，中国经历着一个渐次推进的经济资源存量快速资本化过程。在20世纪80、90年代，经济资本化表现为实体经济中的资本形成。新世纪以来，资本化则伴随人民币升值，资本市场向国际接轨，土地等要素价格重估而推进。经济资本化对于经济赶超和效率改进有正面激励效应，但对于技术创新却可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导致中国的tFp增长率在低水平波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小。当前经济资本化出现偏移，资源向资产部门过快集中，出现了资产价格快速上涨、产能过剩和实体经济创新不足等问题。只有对现行制度和政策进行调整，才能有效激励内生技术进步，转变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29]
汤向俊等运用1970年～2008年间跨国面板数据，研究表明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由于劳动者获得的报酬低于劳动力的边际贡献，GDp中资本形成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特征。1978年～2008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表明，政府生产性倾向以及国有部门较低的融资成本，使中国较高的资本形成率得以持续。研究认为，我国应继续推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和金融业的改革，改变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为实现高投资增长模式转变提供微观基础。[30]
陈彦斌等使用附加人力资本的增长核算模型考察了1978年～2007年的中国tFp增长率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资本投入，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需要完成向集约型经济的转型，在2000年以后突出表现出来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很可能在未来难以为继，人力资本、科技进步和制度改革应该是未来中国经济保持健康持续增长所需要依赖的主要动力。[31]
钟水映等利用1990年～200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人口红利、空间外溢与省域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认为，人口红利的显著增加促进了省域经济增长；从区域来看，人口红利对东、中、西的省域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彼此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存在显著的人口红利外溢，但中西部的外溢效应不显著；从区际来看，东、中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而其他区域之间均不显著。同时还发现，地区之间、区域之间的经济增长均存在显著的空间外溢。[32]
陈诗一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对改革以来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重新估算，发现正确考虑环境约束的实际全要素生产率比传统不（正确）考虑环境因素的估算值低了很多。改革以来中国实行的一系列节能减排政策有效地推动了工业绿色生产率的持续改善，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中国工业绿色生产率增长最快并达到顶峰，且重工业生产率、效率和技术进步增长首次全面超过轻工业，初步彰显环境政策绿色革命成效。虽然2002年以后重化工业膨胀暂时恶化了工业生产率，但基于国家对节能减排与发展新能源和低碳技术的高度战略重视，中国新一轮绿色工业革命为期不远。[33]
绿色货币政策篇8
云南地处边疆，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接壤，与东南亚国家“山岭同脉，江河同源”，自古以来有着十分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云南桥头堡建设重点是深化与缅老越三国的合作，借道进入印度洋及其周边国家。普洱市具有“一市连三国，一江通五邻”的区位优势。其中：澜沧、西盟、孟连三县与缅甸接壤，江城县与越南、老挝接壤，因此在云南桥头堡建设中肩负着重要的责任。2013年6月15日，普洱市成为全国唯一的“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普洱市政府将其作为拓展桥头堡外延、丰富桥头堡内涵的先导区和推进桥头堡战略的重要平台，加强内外沟通对接，积极争取上级有关部门的政策支持，有效推动国家桥头堡战略深入实施。通过官方政策的导向、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高，在边境地区以人民币现金为主要结算方式的对外贸易迅速繁荣，因此对以现金服务为主的基层央行货币金银工作带来新的要求和挑战。
一、近年来普洱市货币金银工作围绕“桥头堡”建设取得的成效
（一）密切关注边境局势，保证现金供应，保障金融稳定
目前滇缅边境等区域，由于缅方政治、经济的不稳定，币值稳定的人民币逐渐成为该区域居民商品交换和价值储藏的优选货币。自2009年缅甸“8.8事件”以来，普洱市一是加大了对边境地区的人民币现金流动监测，要求边境地区金融机构对单笔超过1亿元的现金存取业务要进行预约，并及时掌握来源和去向并上报；二是密切关注边境支库的库存情况，保证一定的发行基金储备。自2011年以来，边境支库澜沧出现较大幅度的现金回笼，主要来源是缅甸佤邦银行。
（二）支持口岸建设加强跨境人民币流动管理
普洱市有对外开放口岸3个，出境公路和通道28条，辖内思茅港、勐康口岸为部级对外开放口岸，孟连口岸为省级口岸。其中勐啊、芒信、勐康、龙富4条为指定通道，设立了海关、检验检疫、武警边防等机构，其余没有设立联检机构的非指定通道，均不允许车辆、货物、物品进出境。在对外开放口岸均设立了人民币跨境流动监测点以及反假宣传点，加强跨境人民币的流动管理。
（三）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初显成效
2012年3月缅甸佤帮特区银行与中国农业银行孟连县支行达成了一份结算协议（以保证金形式），搭建了一个合法的人民币现金回流渠道，从某种程度上带动了现金回流需求，2012年孟连县农行共回笼人民币现金250515万元，比2011年增加139970.5万元。
（四）反假机制持续性建设提升人民币国际形象
目前，普洱市边境地区反假工作的开展以人民银行牵头组织境内金融机构在边境村镇、口岸进行。在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的边境乡镇和农村信用社配合安放“三位一体”反假货币宣传栏，制作多种语言反假宣传资料和视频，人行与公安、金融机构定期到边境贸易互市做反假货币宣传工作。2009年，孟连县针对县地处边疆，与缅甸隔江相望的特殊地理环境，为有效打击和防范打击境内外假币犯罪活动，县公安局与仅一江相隔的缅甸第二特区（佤邦）司法委进行了会晤，本着共同维护人民币的流通秩序，认真进行磋商，达成了共识，建立了《中国孟连县公安局缅甸第二特区（佤邦）司法委经常局打击假人民币违法犯罪协作规定》，规定明确缅甸第二特区适用范围包括贺岛、勐平、勐波等地，对双方会晤、信息互通、案件移送、办案协作等作了明确的规定。并于2009年10月24日，缅甸第二特区（佤邦）司法委警察局和孟连县公安局，双方在孟连县勐啊口岸大桥中央举行了一次收缴的假币移交仪式，将在境外查获的假人民币实物1.3万元全部移交孟连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从2009年10月起江城县政府部门与老挝、越南周边国家政府部门合作每隔2年举办“中、老、越三国丢包狂欢节”，在活动期间均会开展反假人民币宣传等活动，同时对假币收缴变化情况进行重点监测。
（五）以“桥头堡”建设为契机大力推广辅币硬币化
辅币在钱币的流通中流动性最强，使用最频繁，从国际环境看，辅币硬币化是种国际趋势，其优点是使用寿命长、低碳环保、有利于开发自助领域、有利于人们身体健康等。2012年10月以来，普洱市积极响应央行的总体部署，大力推行1角人民币硬币化工作，即结束1角人民币纸币的投放，开始进行1角硬币的投放，截止2013年10月，普洱市累计投放1角硬币1165000元，共计11650000枚。
（六）提升金融服务和监管水平助推普洱市“绿色经济示范区”的建设
在普洱市“绿色经济示范区”的建设中金融支持始终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绿色金融”、“低碳金融”运营而生。人民银行货币金银业务部门作为人民币现金服务和监管的重要部门，为示范区建设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一是加强预测，保障现金合理供应。在每年的现金供应计划编制时，均会结合政府的投资计划、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科学、严谨的制定计划，普洱市在现金供应管理中没有发生过脱供的情况。二是加强新设银行的开业管理保证金融市场规范有序。随着普洱市经济的发展，政府的招商引资，外来银行以及地方商业银行慢慢增加，货币金银部门根据相关规定对新设银行进行严格要求，按程序开展资格审查，以及现场检查等，保证金融秩序的良好。三是加强对商业银行现金服务质量管理和检查，建立了《中国人民银行普洱市发行库现金存取计划预约管理考核办法》、《普洱市发行库现金存取管理实施细则》等加强对商业银行现金业务的规范化管理，同时利用人民币收付业务检查以及综合执法检查对商业银行进行严格的现场检查。四是加强对外支付假币“零容忍”管理和指导。假币治理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一直是个常抓不懈的工作，随着经济示范区的建立，对人民币流通环境要求越来越高，因此普洱中支克服困难，积极贯彻落实外支付假币“零容忍”推进工作，要求商业银行加大清分设备投入，提高清分质量，分阶段实施冠字号码查询工作，目前假币收缴量已成逐渐下降趋势。
二、目前货币金银工作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一）货币金银工作嵌入边境地区经济金融环境建设程度不高形成人民币服务软肋
一是对地方性经济金融分析研究参与度不够，基本被边缘化，因此本部门对当地经济金融形势及数据掌握不够准确及时，同时相关部门也不能很好的结合现金流动情况进行全面分析。二是对地方政府用币环境建设建议权不够，如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才能实施的自助设备安置和使用等。三是部门之间的相溶性有待加强，如非现金支付的推广、惠农支付点的设置、跨境贸易结算平台试点研究等工作可以形成多个部门的融合，共同推广实施。
（二）跨境结算机制不完善制约人民币现金回笼进而影响对外贸易的发展
由于人民币币值稳定，信誉度高，而境内外人民币不能通汇，口岸仅信用社和邮储两家银行网点，结算渠道不畅，而现金交易方便快捷且风险较小，近年来，与普洱市接壤的三国边境地区贸易结算逐步代替美元成为主要的结算货币，边境贸易、替代种植等结算90%以上使用现金结算，特别是与孟连县接壤的缅甸掸邦第二特区（简称：佤邦），其管辖区内几乎99%的支付、结算全部为现金人民币，因此境外有大量人民币现金存量。虽然2012年3月缅甸佤帮特区银行与农业银行孟连县支行达成了一份结算协议（保证金形式），搭建了人民币现金回流渠道，去年从某种程度上带动了现金回流需求，但是大部分人民币仍然沉淀在民间，所以回笼效果不太明显，尤其是残损人民币的回笼几乎没有展开。目前边境地区人民币现钞回笼大部分从乡间便道人背马驮的非正常方式入境，长此以往将影响对外贸易及境外替代种植的发展。
（三）人民币流通监测实效有限，信息共享平台空缺
一是目前人民币流通监测采用手工统计层层上报的形式进行，对数据的准确性和及时性都有一定的影响。二是流通监测为单线行为，没有与此有相关性的商业银行、外管部门等建立数据共享。三是对跨境人民币的流通状况仅采取试点手工的方式进行统计分析，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四）货币金银队伍结构不合理不能满足现代化货币金银业务工作需要
当前货币金银工作从以前手工记账、以库务管理为主的工作模式变成了使用电子网络系统，库务管理也逐步向科学化、机械化迈进，同时对现金流通情况的分析预测要求越来越高，反假工作的不断升级，工作模式越来越规范化、制度化。而目前货币金银队伍普遍呈现出年龄老化（平均年龄近50岁），学历较低（全日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占比不足10%），对新知识新技能适应性不太强等严重影响货币金银工作开展。
（五）边境联合反假货币机制缺失为境外人民币反假工作带来困难
一是到目前为止边境地区没有建立完善的假币监测渠道，假币的流出和流入无法监测。大部分假币的监测，主要是人民银行通过商业银行按月上缴的假币实物，按季汇总填制《辖内金融机构假币收缴情况统计表》，反映假币收缴情况。二是中方与老挝、越南没有建立边境地区反假人民币协作机制。由于未建立双边反假人民币协作机制，人民币反假宣传、培训工作无法在境外开展，出现人民币流通市场假币防治网络的缺失。三是成员单位反假工作协调、配合力度不够。金融机构与公安、工商、边防管理等部门在人民币宣传培训与打防有机结合方面不够，防范与打击假人民币犯罪的宣传作用未得到充分有效发挥。
（六）辅币硬币化任重道远
经过市场调查以及投放情况来看，辅币硬币化工作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推广难度较大，主要有使用者传统的观念和习惯、边疆地区整体文明程度不高、硬币使用环境不佳、商业银行计算运营成本、纸币没有退出发行舞台等原因影响，因此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推广使用硬币不仅需要一个认识和接受的过程，还需要一个完善外部环境阶段，短时间内比较难推广。
三、政策和建议
（一）提高货币金银工作参与性促进地方经济金融发展建设
一是建议货币金银部门在各项金融服务建设中应作为必要参与部门跟进各个阶段以更好的提供人民币服务。二是在国人偏好现金结算以及人民币产品较多的环境下，建议货币金银部门参与当地“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细则的制订，充分考虑保护法涵盖的内容。
（二）加快实现通畅的跨境结算机制，搭建境外残损人民币回笼合法渠道，促进“桥头堡”建设
建议参考试点成功的边境地区经验，结合普洱的实际情况，认真研究接壤国家（地区）的政治、经济金融环境，找准切入点和结合点，以政府牵头协调各个部门，尽快建立操作性强的跨境结算机制。其次在建立跨境结算平台的基础上制定适合境外机构的规范的人民币现金整点标准，建立安全有效的人民币现金跨境调运机制，保障人民币的投放回笼渠道的整洁、安全、畅通，进一步提升人民币的影响力以及在境外的流通整洁度，以此促进云南“桥头堡”建设顺利推进。
（三）以桥头堡建设为契机建立边境地区联合反假货币机制提升人民币国际形象
一是建议以省政府或者其他职能部门出面研究建立区域性联合反假机制，尽快建立和完善与缅甸、越南、老挝边境地区的反假人民币协作机制。二是反假货币办公室应通过加强与周边国家或地区沟通、多边会晤，建立协作机制，逐步形成一个联动的打假网络。三是我方在印制反假人民币宣传资料时，建议考虑用周边国家文字印制一部分反假人民币宣传资料，便于临国有关部门的宣传工作，共同做好边境地区的反假人民币工作，维护人民币在周边国家的良好形象。
（四）加强预警管控，提高现金供应的应急能力
一是针对自然灾害的频发和边境地区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因地制宜制定发行基金供应应急机制；二是根据实际情况科学设置人民币现金流通监测要素，合理设置监测点，结合多方面的信息进行流通性预警，指导发行基金的调拨和摆布；三是建设流通监测网络系统，建立数据共享平台，实现人民银行各相关部门之间、央行与金融机构之间、央行与其他相关部门如海关等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以便实时、高效、透明的进行人民币现金流通的监测和预测。
（五）辅币硬币化环境建设顺应国际化趋势
一是加强人民币知识、政策方针、国际趋势等知识宣传教育，营造辅币硬币化软环境。二是持续加大硬币投放，建立完善硬币使用硬环境。通过硬币的大量投放使用，促使相关部门在繁华区域和部位引进一些高科技的必须使用硬币的自动售货系统、自动收费系统，进一步完善街道监控预警管理系统，将自动售货机等设施纳入城市监控管理范围，打造一个完备的硬币使用环境。
绿色货币政策篇9
2010年，世界经济在遭受金融危机重创后开始出现缓慢复苏迹象，步人后危机时期。在后危机时期，国际经济环境出现一系列新变化。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还在继续扩散与深化，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世界贸易萎缩，并由此导致主权债务危机、国际贸易壁垒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中国首先摆脱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恢复快速增长势头，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量，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升引发了人们对人民币国际化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关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固然对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很大，但同时也给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国内经济学界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很多具有理论和实际意义的观点。
一、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
在既从制度方面又从经济运行体制等方面的研究上，陈雨露等指出，虽然经济因素确实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诸如政治、制度和监管等非经济因素同样是非常重要而不能忽略的。此外，陈雨露还认为，简单易于理解的金融工具更有利于信息传递和金融稳定，而过于复杂的金融创新则可能在投资者间形成新的信息不完全，导致投资者的风险识别状态发生系统性改变，最终诱发金融危机。刘诗白认为，本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新形式。金融垄断资本主推的经济过度金融化与虚拟化，特别是“有毒的”衍生金融产品的引进，使美国金融结构畸形化和金融体系风险增大，并导致这场空前严重的金融危机的爆发。而过度金融化的深层次原因则在于制度性的生产能力过剩。”’杨继国认为，导致危机的直接变量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增长速度跟不上资本积累的速度——消费需求降低——利润率下降——投资剧降——经济危机。
在经济周期、收入分配等问题的研究方面，季小立认为，本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达阶段虚拟经济周期运动的内生产物，深层原因在于强势美元格局形成过度消费和虚拟资本膨胀间相互加强的循环，导致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过度偏离。杨文进认为，美国经济危机是其新长波运行到顶后以朱格拉周期形式表现的一次调整。美国经济危机最终转化为世界经济危机，则是因为各主要国家间的经济周期出现了高度的同步性，是它们之间相互叠加共振的结果。昌忠泽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根源于美国经济中软预算约束现象的普遍存在。美国金融危机的生成和传导机制可以描述为：软预算约束道德风险金融创新激励金融创新过度信贷膨胀大量呆坏账加剧金融脆弱性利率提高和房价下跌时的风险集聚金融危机。赵奉军等认为，第三波全球化深刻影响了全球收入分配的格局。在各国内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在加深。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导致宏观经济的金融化和消费者的债务积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中，不平等程度的加大压制了国内需求。这些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积累了庞大的外汇储备，从而间接地为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提供债务融资。这种局面本质上是一种无法持续的全球化。伴随着美国等发达国家房地产泡沫的破灭，美国次贷危机传导到全世界，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二、后危机时期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国际经济环境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
薛小峰等认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缺乏强劲动力。美国和欧洲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缓慢复苏阶段，但其复苏到危机前的快速发展轨道可能性较小。在国际贸易环境方面，发达经济体增长放缓将极大压缩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空间。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低碳经济可能成为发达经济体的新型贸易壁垒。王建认为，今后的国际经济环境将更加复杂，可能会陷入长期萧条、通货膨胀与世界贸易萎缩的交织局面。由于美国的庞大的“有毒”资产没有得到处理，且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危机中不是通力合作，而是矛盾激化，世界经济在未来3年有极大的再度探底的可能性，并且可能长期走不出萧条阴影。在经济萧条下，各国政府不敢轻易退出刺激方案，低利率就会长期化，而由于货币供给过多则迟早会导致严重通胀。另外，由于美国的金融机构负债能力长期难以恢复，美国的进口将长期难以振兴。在欧洲，欧盟各国为控制债务增长必须大幅度压缩财政赤字，结果会导致进口显着萎缩，世界贸易也会在未来陷入长期萎缩。李杰豪等认为，现有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特别是国际金融体系，与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不相适应，并且无力应对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对此，国际社会共同要求改革金融体系，建立新的经济秩序。这是今后国际经济环境将会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陈凤英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将促进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新兴大国经济群体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而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是引发世界经济增长态势、国际力量格局变迁、国际经济关系调整，以及全球治理架构形成的关键因素尸甄炳禧认为，后危机时期国际经济环境的主要变化在于，“大政府”取代“大市场”，在经济治理上再次占上风，但美国市场经济模式难以发生实质性变化。
卫兴华等认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带来一些变数。一是在经济思想上，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与改革方案将走向式微，经济稳定和收入公平分配会得到更多的重视。二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联系会受到进一步重视，世界各国将更加注重政府对经济的调节，金融监管将进一步加强。三是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弊端充分暴露，其经济的运行和原有生产形式将发生变革。四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面临出口需求萎缩的局面。毕吉耀等认为，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出现的变化将是：世界经济将逐步走出衰退，但复苏历程不会一帆风顺；世界经济增长模式面临调整，全球经济失衡将有所缓解；经济全球化将继续深入发展，产业调整转移将出现新变化；国际贸易投资将再趋活跃，但会受到保护主义的干扰；气候变化和能源资源问题更加突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制约进一步增大；新兴经济体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全球治理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国际货币体系孕育新变化，但美元主导地位难以改变。三、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问题
(一)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有学者探讨了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并指出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张兰认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最根本属性在于无约束的纯信用本位货币特质，当前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正是在这种信用货币本位下的储备国道德风险作用的集中表现。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将通过货币竞争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来克服无约束的信用本位的弊端。李稻葵等认为，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可能有两种方向：一是各国通力合作创造出超主权的国际货币。二是欧元和人民币不断崛起，与美元形成三足鼎立的多基准货币的新国际货币体系。而后者的可能性更大。曹勇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问题是本位货币的选择，一个公平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应摆脱对单一主权货币的过度依赖。由所有参与国共同管理，扩大特别提款权的发行规模和使用范围，是现实条件下能被各国接受的可行方案。
另有学者针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袁志刚等认为，长期来看，美元衰弱的趋势不可阻挡，但目前美元还是最重要的全球储备货币。短期内美元的坚挺对全世界来说是重要的，贸然采取“激进式”的改革方式只能导致国际货币体系更加混乱。熊爱宗等认为，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有利于其稳定性的提高，但这依赖于国际货币地位的对称性。欧元相比美元实力仍有差距。同时，二者还没有展开实质意义上的竞争，这制约了多元化国际货币结构对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效应的发挥。李晓等认为，处于美元霸权影响下的东亚地区在储备货币、汇率制度的选择和贸易结构调整方面面临许多困难，使其短期内难以放弃对美元体制的依附和支持。因此，现阶段东亚地区尚不具备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能力。未来突破困境的可行路径是，通过加强东亚区域货币金融合作，渐进地改革国际货币体系，进而削弱美元霸权。在此过程中，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选择至关重要。张向军认为，构建一个稳定的超主权货币体系需要建立超主权机构。欧元的实践表明，超主权机构优于缺乏强制执行力的外部纪律约束。欧元区的困境同时表明，世界范围内的单一货币联盟只能作为改革的长期目标，短期目标应定位于解决美元主导体系下的缺陷，同时强化美国参与改革的意愿，中期可通过发展区域货币联盟强化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程度，为建立全球单一货币联盟创造条件。
(二)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
刘元春等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源在于：一是作为主权分离的共同货币区，欧元区缺乏应对国际性大危机的统一政策协调工具。二是欧元区并不满足最优货币区的条件，经济的整合不仅没有产生内生性的趋同，反而出现两极化的离心趋势。李稻葵等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在本质上是局部的主权债务的信用危机，而并非发达国家的全面的主权债务危机。陈艺云等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次贷危机的延续与深化，而国际投机者的推波助澜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重要推动因素。此外，经济结构失衡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内在原因，欧元区的政策与制度安排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制度性根源。陈玉梅等认为，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府支出的过度扩张。政府运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有效需求解决经济危机时，政府担保和直接支出的负担会相应加重。当政府的财力或承受力无法支撑时，主权债务危机就发生了。徐明棋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属于南欧国家寅吃卯粮所导致的财政危机，但由于欧元区在制度和运行机制上存在缺陷，使债务危机演变成欧元的信任危机。
(三)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
贺力平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将会产生一系列影响：将对欧元作为地区统一货币的可持续性提出挑战；可能促使欧元区外延性发展进程节奏放缓；给欧洲经济复苏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将使欧元对美元的汇率继续走低。郑联盛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将使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资本流动更加扑朔迷离。一方面，债务问题将影响市场预期进而加大市场波动幅度，股票市场的波动性将扩大，主要货币的汇率波动将加大，大宗商品和原油价格将更加不确定。另一方面，国际资本流动将更加紊乱。国际资本频繁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来回流动，加剧了全球市场的波动，新兴市场受到的影响将更大。刘惠萍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将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可能使欧元区政府为寻找经济增长点而实施更为强硬的贸易保护政策，这就会对中国的对欧出口造成很大影响。另一方面，欧元汇率的走低将影响到中国外汇储备的调整。
(四)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教训和启示
贺力平认为，任何经历了长期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都需要将政策重点转向金融风险的防范上，转向结构调整和累积问题的解决上；缺少统一财政纪律的区域货币区的运行具有内生风险，而援助体制则可能伴随显着的道德风险。陈玉梅认为，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具有以下启示作用：第一，控制和监管流动性过剩问题以防止资产泡沫。第二，控制政府财政赤字规模，减少内外债务负担。第三，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第四，发生危机时要救助得当。在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应将防范主权债务危机视为一个长期问题，提高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的灵活性与应变性。四、人民币国际化问题
(一)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利条件和存在的风险
刘考场等认为，我国经济和对外贸易规模、充分的外汇储备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人民币稳定的汇率为其国际化提供了较好的市场环境；我国技术导向转型、企业“走出去”战略和海外投资需求对实施人民币国际化提出了时代要求。李萍等认为，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许多措施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已经与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签署了一定数额和一定期限的双边本币互换；加快了人民币在跨境贸易结算中的试点工作；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加速，同时允许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简化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制度等。
宗良等认为，现阶段人民币国际化面临以下难题：跨境贸易结算还需进一步完善制度安排；在资本输出中人民币使用不足；资本市场还没有被充分利用。李萍等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很漫长且充满困难。第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宏观重视较多，微观机制尤其是私人部门参与机制重视比较少。第二，中国资本市场尚未成熟且未完全开放，人民币尚缺乏投资渠道，还未形成人民币金融产品市场。第三，监管机构在资本流动管理上的经验和能力也未充分，限制了中国在短期内全面开放资本项目和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的可能性。张云等认为，当前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由之路，是国际收支的金融项目放开，尤其是人民币债券市场必须是放开的，而债券市场的活跃及其对外开放将使中国经济面临巨大的风险。
(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策略
陈卫东等认为，外汇储备增加不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充分条件，只有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实力、加快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才能加快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高海红认为，人民币实现国际化，可在早期阶段鼓励跨境贸易和金融交易以人民币计价；在中长期阶段，人民币的区域范围使用应日益覆盖中国的邻国或者更多的区域。王桤伦等认为，借鉴美元、欧元、日元三大货币国际化发展规律，结合人民币自身特点，在地域扩张上，应采取由周边向全球推进的战略选择，遵循“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的“三步走”战略；在货币职能上，遵循“人民币结算货币人民币投资货币人民币储备货币”的“三步走”战略。五、人民币汇率问题
(一)人民币是否应升值
秦朵等认为，以往关于人民币失衡的研究结论虽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但大多高估了人民币失衡的幅度。尽管人民币对美元和欧元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但从实际有效汇率看，目前人民币并不存在低估。因此，人民币升值绝非纠正全球贸易失衡的可行手段。胡玫等认为，要求人民币升值主要是出于政治诉求，而非经济层面的考虑。人民币汇率不是造成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同时，人民币升值也不是解决美国就业问题的“金钥匙”。即使人民币被低估，一次性升值也缺乏现实可操作性。不同货币间的汇率是多方面因素决定的，仅从购买力平价看汇率，没有考虑到两国的原材料价格、人力成本、民众收入水平和消费习惯，实际并不严谨。梁艳芬认为，人民币是否升值一方面取决于外部条件，另一方面取决于我国汇率形成机制的基本做法和规律，屈服于外界压力而升值是不可能的。但从短期来说，采取一些措施，也可适当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二)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有的学者认为人民币升值将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周宇认为，短期而言，人民币升值的负面影响有限，但从长期看，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接近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人民币升值的负面影响将会显露出来，这些负面影响将会过早中断中国经济崛起的进程。李继峰等认为，人民币升值在短期内对GDp影响不大，但对出口贸易影响显着，进而影响到出口导向型行业中的就业需求；不同的升值方式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不同，阶梯性升值调整优于一次性升值。张庆君认为，在长期内，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将产生一定影响，但由于汇率的不完全传递性及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出口商品结构特征和优势，使这种传递和影响有一定的局限性。短期内，人民币实际汇率及其波动性的动态变化对出口商品结构变化产生了较显着的影响。王孝成认为，长期而言，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将促进中国就业，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则会抑制就业。在短期内，人民币汇率调整对就业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甚至会出现与长期关系相反的现象。
有的学者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的积极影响。黄海洲认为，人民币适度升值对中国本身有利，可增加货币政策灵活性，发展金融市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有利于处理通胀与汇率两者之间的平衡。胡玫等认为，人民币升值会带来如下好处：第一，如果人民币能够一次升值到位，将有利于降低因热钱流人所催生的资产泡沫所带来的风险。第二，人民币升值将减少出口、增加进口，有利于中国削减贸易顺差，调整外部失衡。第三，人民币升值虽然会对出口企业产生影响，但这将有利于促进资源的重新配置，并使我国产业结构得以升级。
(三)人民币汇率改革
梁艳芬认为，人民币汇率改革首先应尽量减少对宏观经济短期内的负面冲击；其次要借鉴历史的教训和现实的经验，尽量避免汇率升值后的不利影响。从技术层面，对于目前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上存在的缺陷，如波动区间窄、缺乏弹性等进行汇率改革是可行的。丁志杰等认为，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核心是去美元化，摆脱人民币汇率对美元的依赖。有必要转向对称地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即借用一篮子货币保持汇率的基本稳定并实现汇率向均衡水平的调整，最终走向真正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张斌认为，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应一次性升值10％，一次性升值后的人民币汇率保持年波动率上下3％的自由浮动区间。他认为，这种折中方案最能兼顾长短期利益，一方面有利于遏制人民币升值预期和投资资本冲击；另一方面能使汇率调整造成的对宏观经济的冲击被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六、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投资问题
(一)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刘渝琳等认为，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流人能抑制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还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内生陆变量。CD)傅元海等认为，FDi的大量流人不仅推动了东道国经济增长，而且通过技术溢出影响了经济增长方式。FDi的技术转移与扩散效应、竞争效应、联系效应是FDi溢出效应最主要的几种途径。在FDi的不同技术溢出条件下，本地企业采取不同的技术进步路径对本地企业不同层面技术的进步产生不同的影响，进而对经济增长方式产生不同的影响。李艳丽认为，FDi对整体国内投资产生子挤出效应，对东、中、西部地区分别产生了微弱的挤出效应、显着的挤入效应及严重的挤出效应；以北美洲为资金来源的FDi对国内资本的挤出效应最为显着，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仅次之，而来自其他地区的FDi对国内资本的挤出效应不大。
(二)我国优化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建议
刘志雄认为，在保持用于产品生产的资本一定的条件下，将引进的外资更多地运用于国内基础设施的积累，有利于产出的进一步增加。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可更大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刘庆琳等认为，专利保护状况不仅是吸引外资流人的重要法律保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提高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质量和效益的重要手段。聂名华认为，完善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管理应从以下几方面努力：一是合理引导外资的地区流向，逐步优化外资的区域结构。二是合理调整外商投资产业政策，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三是充分发挥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增强本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四是合理调整外资的优惠政策，加大对外资企业的监管力度。五是防止外商投资中的垄断倾向，对污染环境的现象强化监管。
(三)中国对外投资面临的机遇
刘主光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中国对外投资面临重要机遇：西方国家在部分行业降低投资进入的壁垒；人民币升值加速，降低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成本，增强了并购的能力；中国政府加大了对企业进行海外并购的支持力度。李一文认为，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海外投资带来了难得机遇：国际金融危机使海外许多股市大幅缩水；我国充裕的外汇储备为企业的海外投资提供了基础条件；国际市场的资金需求旺盛；国际社会合作需求提供了中国对外投资的有利政治环境；对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一个选择。
(四)中国对外投资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李一文认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以下几方面挑战：缺乏具有跨国经营能力的人才；“中国威胁论”所造成的政治障碍；跨国投资的潜在风险；风险驾驭能力受到更大挑战。张琦认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主要包括政治风险、管理风险和财务风险等方面。政治风险包括西方国家的政府干预、民族主义风险、东道国政策变动风险、恐怖主义风险、地缘政治风险等；而管理风险则包括企业效率风险、跨文化风险等。白远认为，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对外直接投资领域出现了新的风险：一是利益格局变化带来的风险。国家、企业和个人为获取经济利益的较量也是风险产生的根源。二是主要经济体金融不稳定与经济发展逆转带来的风险。三是金融开放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四是针对主权财富基金掀起的“金融保护主义”风险。五是对“中国美元”的抵制与担忧。
(五)中国对外投资应采取的对策
李一文认为，中国对外投资可从以下几方面采取措施：利用一些国家放松外来投资限制的契机，重点投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优化政策环境，进一步简化审批程序，完善服务和监管体系；谨慎实施“海外抄底”；借鉴国际经验，建立完善的海外投资促进和保护机制。潘益兴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应根据不同经营结构，采用多样化的组织方式；要积极应对国际形势，合理调整产业布局；要发挥多种区位优势，扩大海外投资覆盖范围。白远认为，企业对外投资首先要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相结合。其次，中国企业在进入东道国的方式上可采取更为策略的做法，不要急于求成。再次，作为政府推行“走出去”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国有企业会更多地面对行政命令式的以及为了政绩而对外投资的选择，对由此所导致的后果和风险应有充分的考虑。最后，对外直接投资是一个长期的投资过程，这要求企业要注重长期与东道国各界打交道。七、国际贸易壁垒问题
(一)后金融危机时期的贸易保护主义与贸易壁垒
程大为认为，后危机时期贸易保护措施的新特点有：保护领域拓展到环境保护、劳动力雇佣、投资政策等多方面；发起者从以企业为主拓展到政府与其他主体共同参与；“针锋相对”类直接对抗性案件增多；“贸易偏转”类保护性措施增多；以产业发展为着眼点的保护性措施增多。门”何茵等认为，在wto框架下，传统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措施的运用日益困难。危机来临之时，特殊情况下才能使用的贸易救济措施易被滥用，以致成为一种相对较为隐蔽的新型贸易保护主义手段。王粤等认为，后危机时期，针对我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也迅速增加。在我国当前遭遇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中，“绿色”贸易壁垒占很大比重。“绿色”贸易壁垒主要体现在：绿色技术标准、绿色环境标志、绿色标准制度、绿色卫生检疫制度和绿色补贴等。全球金融危机催生了新型“绿色”贸易壁垒，“碳关税”即为其中一种。陆燕认为，后危机时期，从贸易保护实践看，发达国家更青睐于采取出口补贴和相应支持措施，对部分制造业和服务业提供救助，如美国、欧盟恢复提供奶制品出口补贴；而发展中国家采取的措施种类较多，包括出口补贴和相应支持措施、提高进口关税、实施进口禁令、实施非关税措施等。
(二)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
绿色货币政策篇10
“主要目标”和“着力点”
《规划》提出“十二五”时期我国金融业发展和改革的主要目标是，金融服务业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社会融资规模适度增长。金融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比重显著提高。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增强，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明显进展，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一步完善，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逐步实现，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
为确保上述目标的完成，《规划》提出了政策着力点：
着力完善金融宏观调控。优化货币政策目标体系，更加突出和重视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的目标。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完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丰富金融宏观调控工具和手段。
着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通过健全金融机构体系和市场体系、增强金融服务能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支持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加强对科技创新的金融支持，促进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发展。支持绿色发展，加快构建绿色金融体系，推动节能减排。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促进低碳金融发展。
着力促进国际收支趋向基本平衡。发挥利率、汇率和外汇管理等金融政策在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中的重要作用，支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重点支持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促进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局面。支持转变外贸增长方式，逐步改变贸易不平衡状况。完善资本流出入均衡管理，便利企业和个人境外投资。
着力深化金融关键领域的改革。逐步解决阻碍金融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充分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着力促进金融创新。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高金融服务能力和效率为根本目的，鼓励和加强金融组织、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通过调整监管者功能定位、发展机构投资者和建设多层次金融市场，促进金融创新。动态把握金融创新的界限，把防范风险贯穿金融创新全过程。
着力发挥金融市场的投融资功能。优化投融资结构，实现社会资本资源的优化配置。丰富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金融投资工具，推动发展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疏通投资渠道，提高金融投资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着力提升金融机构全面风险管理能力，不断提升金融监管有效性。建立和完善银行体系与资本市场之间的“防火墙”，防止风险跨业传染。规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行为，避免因过度发展造成“大而不能倒”问题。进一步加强和改善金融机构信息披露制度，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深化监管合作，完善监管协调机制，抑制监管套利行为，持续改进监管工具和方法，进一步提升监管有效性，接受公众监督。
着力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保护广大存款人、投资人、被保险人等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通过宣传教育和信息披露，增进公众对现代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了解，识别相应风险，严肃查处金融机构损害存款人、投资人、被保险人等金融消费者权益的行为。
金融业改革的总量目标与结构目标
（一）总量目标：《规划》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金融总量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全面发展金融服务业，“十二五”时期，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保持在5%左右，社会融资规模保持适度增长。
自2005年以来，金融业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2009年金融业占GDp比重已经超过5%，2009～2011年金融业占GDp比重一直维持在5%以上。在“十二五”期间，维持和提高金融服务业在GDp中比重5%是可以实现的目标。假设“十二五”期间，名义经济规模每年增长15%，则至2015年底，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可达42万亿元以上。
（二）结构目标：《规划》另一主要目标是，到“十二五”期末，非金融企业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比重提高至15%以上。
非金融企业直接融资分为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过去十年，非金融企业直接融资的增长是非常迅猛的，非金融企业直接融资/社会融资在持续增长，2011年该比例达到14%，2012年前7个月这一比例就已经超过了15%，达到15.3%。事实上，在信贷增速放缓而债券融资发展的过程中，企业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总量比重达到甚至超过15%应该也是在“十二五”期间能够完成的目标。
制定总量目标和结构目标的意义在于，明确金融业将保持高于整体GDp增速增长、直接融资规模地位将继续提升。未来我国信贷增长有可能持续放缓，股市相对低迷也将限制企业股权融资，企业债券融资将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逐渐成为企业融资的主要方式，其重要性将逐渐超过信贷和股权融资。
货币政策与利率市场化改革
（一）货币政策：此次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从贷款和m2转为社会融资总量，政策工具从以数量为主转为价格为主，明确提出建立公开市场引导货币市场的能力，这意味着两方面转变：
一方面是从物价与增长并重转为更加关注价格，这表明货币政策对物价调控的责任，弱化货币政策对增长的影响，这样总体上货币政策的效果会逐步增强，并且从政策上来讲也比较超脱。
另一方面是把物价变成价格，反映出不只关注物价曲线，而是关注更广泛的价格体系，包括Cpi、ppi、价格指数等，更科学地设定调控目标。
（二）利率市场化改革：《规划》强调“推进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进一步发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的基准作用，扩大其在市场化产品中的应用，健全中长期市场收益率曲线”等。
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展开，理财产品等表外业务的发展，以及商业银行为争夺存款对央行存款基准利率的上浮，市场利率与基准利率之间的差异已经非常明显，预计未来我国利率工具将比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额度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与宏观审慎监管
（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规划》提出将依照“突出重点、整体推进、顺应市场、减少扭曲、积极探索、留有余地”的总体原则，稳妥有序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具体路径为：“以直接投资便利化为出发点，实现直接投资基本可兑换；以开放国内资本市场和扩大对外证券投资为重点，进一步提高证券投资可兑换程度；以便利跨境融资为重点，加快改革信贷业务外汇管理；以扩大个人用汇自为着力点，进一步放开个人其他资本项目跨境交易。”
这是对“人民币基本可兑换”目标的细化。不过，对资本项目放开至关重要的汇率市场化改革，《规划》仅提出进一步研究建立人民币对新兴市场货币的双边直接汇率形成机制，积极推动人民币对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周边国家货币汇率在银行间外汇市场挂牌，但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时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