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篇1
一、专题复习关注单元主题的必要性
一是从高中历史复习课教学的要求看。历史专题复习是在课时复习的基础上进行的，它具有整体性和综合性，强调课文专题内容的整合和单元基本思想的提炼。专题复习课应在单元主题的指导下，通过联系、对比、综合、分析等思维活动使学生理解历史知识间的关系，构建专题知识体系，认识历史现象的本质，升华对专题知识的理性认识。并通过专题训练提升学生对单元主题的认识，提高学生思维水平，进而实现专题复习目标。所以，抓住单元主题是提高专题复习质量的必然要求。
二是从高中历史教材编写的思路来看。现行的高中历史教材把课时内容和单元内容结合起来，构成一个个学习专题，使同一专题内容集中于一个单元，便于体现历史的演变过程和反映专题知识的内在联系。每个单元的内容都反映了特定的主题，即本单元的核心思想。这一编排方式要求我们在专题复习中把握单元主题，并利用单元主题整合专题知识，挖掘专题内容的思想内涵，实现对课时内容复习的深化。所以，围绕单元主题复习是符合教材编写特点的。
三是从近年来的高考试题的特点来看。近年来，各地高考历史试题的“主题”特征非常明显，试题的特点是以某个主题为中心，将主要考点联系起来，实现知识的重组和建构，并围绕主题组织材料和确定设问，解题的关键是要准确把握好试题的主题。如2014年全国文综Ⅰ卷第41题以“抗日战争为全民族的抗战”为主题，要求学生围绕主题对60年代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目录提出修改意见和理由，让学生用正确的史观去认识七十年前这段抗战史；又如2015年高考天津卷第12题以“人类不同文明的统一性和差异性”为主题，将古代中国和希腊、罗马的重要历史事件进行对比，要求学生运用全球史观的理念和方法去探究问题。从“主题创设”的特点来看，开展主题教学是适应高考发展趋势的。
二、单元主题确定的主要依据
单元主题的确定，既要体现本单元学科内容的学术性，符合学科特点，更要遵循新课程标准，体现课程教育的价值。“主题的确定是一个从历史材料到历史认识的归纳、提炼过程，也是在旧认识基础上的再认识的过程，它包含对教师教育思想、历史认识、史料积累、思维论证等多方面能力的考验。”[1]那么，如何确定单元主题？如何围绕单元主题开展专题复习？下面以人教版必修二第六单元《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调整》为例进行说明。
（一）基于模块主题挖掘单元主题
新课标历史教材分成若干模块，每一个模块都有一个鲜明的主题，主题是各模块的“灵魂”。在模块教学下，每一单元主题的确定都必须完全服从于实现模块学习目标的需要，并上升到模块主题的高度。必修二教材主要反映人类经济文明的发展过程，体现了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不断创新。所以，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调整是人类经济文明向前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了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艰难与智慧，也由此而成为历史发展的趋势。我们应从经济文明发展的高度来看待这场经济政策的调整。
（二）基于课程标准要求提炼单元主题
中学历史课程标准所提出的学习要求反映课程内容的教育价值和应实现的教育目标。我们可从课标的要求出发，分析提炼专题内容的学习主题。围绕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调整，我们可以把课标的总体学习要求理解为：明确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随着经济的发展应适时进行调整，从罗斯福新政的措施中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调整的主要特点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重点理解罗斯福新政对资本主义经济新体制形成和完善的历史性贡献。
（三）基于课文内容剖析单元主题
“教学主题是否突出取决于教师对教学内容的深度解读和对教学文本的合理再造。”[2]我们应立足本专题的核心思想，审视该教学内容中所渗透出来的独特价值和内涵特征。从教材单元导言和主旨内容中可认识到本单元的内容核心是国家对经济政策的干预；本质是政府通过法律的手段，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对美国经济制度进行深刻改造；内涵是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使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其意义在于不仅使美国资本主义制度获得新的生命力，成为继续发展的新起点，而且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改革提供了范例。
（四）基于现实生活发现单元主题
以史为鉴，服务现实社会是历史教育价值之所在。历史课堂教学中的主题定位，同样也可以从现实生活中寻找角度。作为经济现代化探索中的罗斯福新政开创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新体制。在这一新体制下，不再使经济放任自流，不再让社会缺乏保障，而是让国家充分担负起调节经济、安定社会的责任。探讨历史上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调整和变化，对于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通过深化改革以促发展、惠民生具有借鉴意义。
据上分析，本单元的主题可以归纳为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调整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罗斯福通过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促使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新政的实施是人类经济文明进程中的重要阶段，我们应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罗斯福新政中汲取有价值的东西。
三、单元主题在专题复习课上的运用
“单元主题的确定仅仅是进行专题复习的基础和前提，单元主题的呈现与引导才是实现主题教学的主干和关键。”[3]通过单元主题的呈现与引导加深学生对专题内容的感悟，以期专题复习目标的实现。
（一）围绕单元主题确定复习目标
历史专题复习就是要围绕单元主题从特定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中获得独特的历史感悟，提升对单元内容内涵的认识。所以，我们要结合单元主题，提出富有学科价值的核心目标。依据本单元的主题我们确定了如下复习目标：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制度与政策原因；通过对罗斯福新政措施的分析理解罗斯福调节生产与市场关系的改革机理，认识罗斯福新政对人类经济文明发展的贡献；梳理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演变趋势；认识罗斯福新政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借鉴作用。
（二）围绕单元主题构建知识体系
复习目标确定后，就要围绕目标选择主要内容来支撑、演绎单元主题，所选择的内容要明确而集中地体现并服务于单元主题。在选择内容时，要深入理解主题立意的核心观点，选择能有效阐释和佐证主题立意的主干知识，以突出单元主题；要根据学情确定教学的重难点，对教材内容有取有舍、有详有略；要适当拓展教材内容，深挖教学内容的内在特征；注重专题内各课内容之间和专题内容之间的联系和沟通，实现教学内容的综合化。总之，要站在用主题构建整体课堂的高度，围绕特定主题组织、整合相关教学内容，使“历史教学内容都能够串联起来，成为有迁移力量的知识群，形成宏观、思辨和开放的大历史”[4]。
就本专题而言，我们要紧扣课文中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这个核心要素进行知识整合，将经济危机、罗斯福新政、战后资本主义新变化，包括金融、贸易体系的建立整合到专题知识体系中。围绕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分析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梳理罗斯福新政的措施，拓展对罗斯福新政影响的认识，并将战后世界经济体系的建立等纳入到知识体系中来。在专题复习的基础上再围绕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通过跨时代的纵向整合，梳理出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发展变化的基本脉络；通过跨地域的横向整合，对比资本主义的美国和社会主义的苏联、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说明人类经济体制的多元化特征，反映人类的经济活动应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三）围绕单元主题进行问题探究
对单元主题的正确认识是学生通过对问题的主动思考和分析而形成的。为了提升学生对单元主题的认识，我们应围绕单元主题选取恰当的史料，并立足这些史料，设置可探究的又能体现单元主题的问题，指导学生阅读和分析。让有效的史料演绎单元主题，用可探究的问题彰显单元主题。如围绕罗斯福新政对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应从中汲取有价值的东西这一主题，设置如下一组材料供学生阅读和思考。
材料一经过罗斯福“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段时间里的高速发展和改革，资本主义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列宁指出的垂死的、腐朽的状态，重新恢复了生机。……阶级矛盾缓和，社会相对稳定。这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历史性进步，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部分的但是重要的质变，标志从传统资本主义转变为现代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5]。
材料二其意义是消灭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列为政府职责和社会的目标，帮助“不幸者”是全社会的责任。例如传统的观念是，只有资本家认为有利可图时才雇用工人，这是天经地义的；现在规定了最低工资福利，不仅是从法律观念出发，而且是一种公认的正义的观念[6]。
材料三尽管罗斯福新政距今已经近70年了，但对我们当今社会仍然具有启迪作用。
我国现在进行的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竞争，竞争必须在公平的环境下进行。在市场经济中，真正公平的竞争环境，是不能由市场机制自我生成的，而需要由政府来调节，罗斯福新政时期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的措施仍有存在的必要[7]。
各种版本的高中历史教材对罗斯福新政意义的分析都局限在对美国资本主义经济恢复的作用上，我们如何拓展对罗斯福新政意义的认识呢？上述材料是我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罗斯福新政所做的种种评价。材料一从制度革新的角度，突出罗斯福新政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史上的地位；材料二从民主政治的视角来评判新政，肯定了罗斯福新政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行为；材料三则点明了罗斯福新政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借鉴意义。通过对以上材料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新政的积极效应不仅在于经济方面，还有其政治意义；不仅超越了时空，也超越了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从中汲取智慧。所以，通过提供材料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问题，不仅训练了学生灵活而开放的思维能力，而且开拓了学生的认识视野，提升了学生对罗斯福新政价值的认知水平，使学生认识到新政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要意义，深化了学生对单元主题的认识。
参考文献：
[1]黄永友.浅谈主题教学与高考备考[J].中学历史教学，2012（9）：50.
[2]朱可.高中历史课堂教学应如何提升教学立意[J].历史教学（上半月刊），2013（11）：23.
[3]王继平.论历史科“主题化”课堂教学[J].历史教学问题，2012（3）：121.
[4]陈春露.关于新课程下高中历史实施主题教学的思考[J].历史教学，2010（12）：18.
[5]陈启懋.罗斯福新政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开端[J].美国研究，2006（2）：142.
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篇2
关键词：发展型社会政策；生产主义；社会投资；包容性发展
中图分类号：C91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23X（2013）01000508
随着我国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发展型社会政策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关注，一些研究纷纷试图以此为视角建立中国的发展型社会政策体系，并借此应对当前我国面临的众多社会问题。与此同时，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国际影响也不断扩大，其理论研究与实践遍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但是，纵观国内外研究，学术界对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论内涵认识并不统一，对其发展渊源也有不同的看法。本文试图在概述其理论形态的基础上，追溯其发展渊源，分析各国的实践模式，进而从国内外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演变背景的比较出发，探讨发展型社会政策在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小康社会背景下的发展走向。
一、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概述
尽管作为一种理论形态时间不长，发展型社会政策目前已经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广为关注的焦点。发展型社会政策又可称之为社会发展、发展利、社会投资、包容性自由主义和能动国家（enablingstate）等[1]，由此反映了不同学者对于该理论内容及其实现途径等方面的不同认识。尽管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千差万别，但是在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发展型社会政策仍然有着共同的地方，那就是高度关注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促进，注重社会政策的经济产出功能。发展型社会政策改变了传统社会政策纯粹的消费性再分配做法，强调社会开支的投资取向，力图通过社会项目促进福利对象的经济参与，获得经济增长的回报。[2—3]在上述共识的前提下，发展型社会政策也显示了不同流派的特征，本文将其区分为产出主义（productivisim）、社会投资（socialinvestment）和包容性发展（inclusivedevelopment）等三种形态。
（一）产出主义
产出主义的概念源自于西方学者对东亚福利体制的研究，指的是一种旨在为经济发展服务的社会政策形态。[4]但是，学术界对于产出主义概念的界定比较模糊。即使是对东亚国家的社会政策，不同的研究认识也不统一。例如，有学者认为，产出主义国家实际执行的是一种经济发展优先、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提高民众福利的做法。[5]但是，从目前学术界普遍的话语体系来看，产出主义的理论内涵要广泛得多。例如，许多研究在谈到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特点时，都使用了产出主义或产出性这一概念[1，6]，将其与社会政策的投资取向并列。[3]从这一背景出发，本文将产出主义视为最广泛意义上的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其基本特点便是坚持社会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和保障功能，主张通过与传统消费性社会政策不同的、具有产出效应的对策，促进经济的发展。国内学者林卡和赵怀娟曾撰文论证指出产出主义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区别，海外学者李易骏和古允文也有相似的观点。[7]笔者以为，这些论述一方面说明了产出主义确实与主流的发展型社会政策强调的投资取向存在某些差异，另一方面由于其主张社会政策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广义上不妨视为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一个流派。
（二）社会投资
传统社会政策的重点是维持救助对象的基本生活，社会开支具有消费性，因而受到新的批评，认为福利国家建设阻碍了经济的增长。针对这一指责，发展型社会政策提出将社会开支用于具有产出性与投资性的领域，实现社会与经济的协同发展。[3，8]正是由于在社会分配原则上的创新，同时为协调社会与经济发展提出了令人信服的对策，投资取向成为发展型社会政策确立其学术地位的根基，由此确立了作为发展型社会政策主流学派的地位，在国际学术界取得日益广泛的影响力。[1]
人力资本、特别是教育等与劳动就业相关的培训投资是目前发展型社会政策最为关注的投资领域。但是，除了教育与培训，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扩展到公共卫生与营养等方面。[8]按照舒尔茨的定义，人力资本投资还可以指移徙给个人及其家庭带来的更好工作机会。
除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所具有的产出效应，以及个人及其家庭拥有资产的风险抵御能力[9]，也受到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的重视。一些研究还将资产与社会资本两个概念结合形成社会资产的概念，试图通过调动和促进社区居民各种没有得到利用的才能、技术和经验等资产，实施以资产为基础的社区发展策略。①此外，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投资策略还包括促进就业和自谋职业、消除经济参与的障碍以及创立有助于发展的氛围等内容[2]，但受到的关注程度相对较低。
（三）包容性发展
尽管包容性发展的概念出自2008年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出版的报告，但其思想，特别是它在社会政策理论领域的表现，早在米奇利20世纪90年代前后出版的一系列论著中已经得到较为系统的阐述。作为一种流派，包容性发展的社会政策理论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在社会发展的目标上，包容性发展的社会政策理论将人的福利水平的提高作为根本目标，坚持社会发展是“一个有计划的社会变革过程，其目的是在经济不断增长的同时促进整个人口的福祉”[8]25。其次，在社会发展的结果表现上，包容性社会发展理论对经济增长与贫困并存的畸形发展或扭曲性发展（distorteddevelopment）提出尖锐的批评，主张发展的成果惠及社会各个阶层。再次，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上，包容性发展理论将其看作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没有经济发展，就谈不上社会发展；而如果缺乏整个人口的社会福利改善，经济发展又是没有意义的。”[8]23最后，在实现社会发展的手段上，包容性发展社会政策继承了费边主义的思想，强调政府在社会福利发展中的主导地位以及相应的社会开支，主张政府、社区和个人共同参与的多元化发展模式。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种理论流派的区分并非绝对的。通常，社会投资与包容性发展流派都具有产出主义的特征，社会投资也是包容性发展实现社会福祉目标的重要措施。同时，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欧盟所倡导的产出性社会政策也包含了社会投资的要素。[1]但是，从各自的理论渊源及其实践模式来看，不同的发展型社会政策确实反映了上述流派上的区别。对此，将在讨论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论渊源和实践模式时进一步论述。
二、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渊源
上一部分论述了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基本内涵以及不同理论流派的特点，本文下面将分别从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福祉目标两个方面，追溯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发展历程，最后分析米奇利的社会发展思想在上述两个方面内涵的整合上所作出的贡献。
（一）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思想
众所周知，由于以蒂特马斯为代表的传统社会政策理论强调社会与经济的区分，社会福利开支具有消费特征，侧重于维持服务对象的基本生活标准，因而受到新的批评，认为福利国家阻碍了经济发展。那么，社会福利的发展是否对经济发展只有消极的影响呢？
早在20世纪30年代，北欧社会民主主义便已经意识到社会政策对经济发展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针对当时的经济萧条以及人口出生率下降，瑞典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缪达尔（Gunnarmyrdal）提出了所谓的“产出性社会政策”（productivesocialpolicy）[6]，试图通过对家庭提供包括托儿所、教育、卫生医疗等方面的经济援助，提高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在为个人及其家庭提供安全保障的同时促进经济生产。[1]
几乎与此同时，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更是以其宏观经济学思想掀起了一场历时持久、影响深远的革命，深刻改变了政府的社会政策取向。不同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凯恩斯将需求不足视为经济增长缓慢和失业的主要原因，倡导政府通过金融和财政政策对经济实行干预，包括社会开支在内的公共支出成为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凯恩斯思想肯定了社会政策对于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展示了通过市场的一次分配和政府二次再分配消除贫困、增进公共卫生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于增进社会需求、发展经济具有的强大投资和促进作用。
吉登斯（anthonyGoddens）的第三条道路也是当前为学术界广为关注的、对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思想。在其《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一书中，吉登斯反思传统福利国家以及新的批评，提出借助第三条道路建立一个以投资型国家面貌出现的、积极的福利社会。第三条道路社会政策的核心思想是，改变传统福利的被动性，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尽量减少直接的经济资助，最大程度地实施人力资本投资。同时，改变传统福利国家单一由政府承担责任的状况，改由政府与社会共同承担福利社会建设的责任。[10]
除此之外，威伦斯基（wenlensky）的工业主义理论、新自由主义思潮、泰勒-古拜（taylorGooby）的新福利主义和森（amartyaSen）的以自由为核心的发展理论，都被认为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的认识以及社会投资思想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社会发展的人类福祉思想
曾经很长一个时期内，发展被等同于经济增长。联合国制定的第一个十年发展计划，便将发展等同于经济的增长。与此类似，不少发展中国家视经济增长为消除贫困的灵丹妙药，将其视作实现现代文明和美满幸福的必要条件。1969年底，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社会政策与规划专家会议（meetingofexpertsonSocialpolicyandplanning），与会专家在报告中批评了社会和经济发展领域的人为划分，呼吁联合国尽快实施新的统一发展战略，在国家和国际两个层面的发展政策制定过程中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全面融合，关注弱势群体的福祉问题。受到此后崛起的新思潮影响，联合国及其有关机构的上述努力一度受到冲击，直至20世纪后期才重新得以继续。[8]1995年，联合国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社会发展国际峰会（worldSummitontheSocailDevelopment），会议再次强调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促进关系，并认为它们是持续发展的重要体现。
关于社会发展的概念，最早也许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社会学研究，但是不同的学科在其后的研究中各有侧重。[8]从价值目标来看，人类福祉向来受到极大关注[11]，社会发展被认为是人们借助社会参与、掌握自己命运的一种探索[12]。一些研究指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与社会福利是一回事。从人类福利的实现途径来看，社会发展被视为“一个有计划的社会变革过程，其目的是在经济不断增长的同时促进整个人口的福祉。”[8]25社会发展的人类福祉目标在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的《增长报告：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的战略》中得到了新的全面阐述。所谓的包容性发展，简单地说便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借助公平和机会均等实现可持续增长，让人民充分地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首先，增长报告明确将经济增长视为人类发展的一种手段而非目标，提出了让人民、特别是像妇女等弱势群体和发展落后地区共享发展成果的思想；其次，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高度评价诸如包容性等发展策略在经济增长、增进社会福祉目标方面的积极作用，认为社会不平等及其带来的消极后果将极大地妨碍经济的持续增长；最后，增长报告十分注重结果的公平和机会的均等，强调政府应该在保证机会均等的同时，通过社会再分配等手段，尽量控制社会的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平等，从而让人们“相信他们的子孙后代能公平地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回报”，促使“他们愿意为经济增长做出更大的奉献”[13]51。
（三）米奇利的社会发展思想
说到发展型社会政策思想的发展，我们不能不提到美国学者米奇利（Jamesmidgley）的突出贡献。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至21世纪初将近20年的时间里，米奇利集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出版了《社会发展：社会福利视角下的发展观》（SocialDevelopment：theDevelopmentalperspectiveinSocialwelfare）和《发展型社会政策》（SocialpolicyforDevelopment）等著作，对发展型社会政策进行了大量的论述。可以说，米奇利不愧是迄今为止对发展型社会政策论述最多、最为系统的专家，奠定了当今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发展方向。
首先，在米奇利发展型社会政策体系中，人类福祉被视为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米奇利批评了将发展仅仅看作经济增长的观点，认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相互依存不可或缺。进而，社会发展也被视为实现社会福祉的新手段。它不同于传统的社会慈善与社会工作、社会行政管理等着重维持救助对象基本生活的方法，注重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追求可持续发展目标。[8]
其次，米奇利全面论述了发展型社会政策新的发展途径。在社会政策的主体上，米奇利坚持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的传统，强调政府在社会发展方面的各种资源投入，以及管理和协调社区、市场和个人在促进社会发展中的作用。[8]在政策实施的策略上，除了通常一些发展型社会政策论述涉及的、将社会开支用于人力资本等具有投资取向的领域以外，米奇利主张全面采取一切具有产出效应的办法。[2]上述论述，仍然是目前相当部分大研究所没有充分重视的。
再次，在政策目标上，米奇利将增进整个人口的福利水平作为其根本目标。米奇利在其一系列论著中，对扭曲性发展或不协调发展提出了尖锐批评。所谓的扭曲性发展，即包括经济的增长与社会发展不同步的情形，还包括一些地区存在的增长与贫困、富裕与赤贫共存的现象，揭示了一个国家不同区域发展中的不平衡以及不同社会群体面临的不同发展处境。米奇利在其著作中，除了指出世界上一些不发达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普遍存在的扭曲性发展以外，还特别强调英美等工业化国家存在的不协调发展问题，提出了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包括社会各个阶层的全体人口的思想。[8]尽管在米奇利的论著中还没有出现包容性发展的概念，但这一内涵无疑贯穿了他整个发展型社会政策思想。
当然，米奇利的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也存在着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一方面，米奇利将社会发展的目标界定为人类福祉；另一方面，对于发展型社会政策在实现人类福祉目标过程中的作用却没有进一步讨论。也许，米奇利在其一系列论述中重点只是说明发展型社会政策在促进人类福利水平中的积极贡献，并没有将其视为所有的手段。[8]但是，这就很容易造成发展型社会政策实施过程中忽略部分缺乏发展潜力的、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的需要满足，同时对部分弱势群体当前需要的满足也缺乏有效的保证。[14]这是我们在探讨当前我国的社会政策建设过程中需要加以注意的。
三、发展型社会政策实践模式
由于历史传统的差异，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型社会政策在其实践模式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本文根据其指导思想，首先将有关国家纳入到产出主义、社会投资和包容性发展三种流派的框架中，然后进一步分析其实践模式的特点。
（一）产出主义实践模式
产出主义发展型社会政策实践的特点，一是在于它对生产的激励，二是区别于另两种实践模式的社会开支投资取向。这方面的典型代表，首先是当年被蒂特马斯称作“婢女”型（Handmaidenmodel）或工作绩效型的社会政策模式，其特点是将社会福利视为“经济的附属品，认为社会需要的满足应该以功绩、工作表现和生产效率为依据。”[15]31工作绩效模式的社会政策主要存在于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但它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也有着重要影响。[14]这种做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颠倒了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的关系，在第一次分配中实行计划指导下的平均主义，而在第二次分配中却按员工的工作绩效进行奖励，以便肯定其贡献差异达到激励生产的效果。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工资分配中缩小了等级差别，但在职业福利方面，却建立起与工资收入相对平均不同的分配办法。这种做法不但表现在不同经济效益的企业和部门之间，也反映在同一企业内部的不同职工之间。比如，职工的住房分配便严格按照其贡献确立面积尺寸和先后顺序，其影响甚至延续到21世纪初的福利分房制度改革过程之中。
不仅在东方，产出主义模式在英美等国的福利政策上也有反映，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工作福利”（workfare）。所谓的工作福利，简单地说，便是西方一些国家为了改变救助对象的福利依赖而推出的一项旨在激发福利接受者积极就业的政策，其内容包括工作培训项目、工作寻找项目、资的私营部门工作项目、公共服务工作项目等。[16]尽管工作福利也包含了诸如职业培训等具有投资取向的做法，但是它的最大特点则是将就业与福利挂钩，中止那些拒绝接受就业培训以及拒绝其后提供的就业机会人的救助资格。例如，英国布莱尔政府推行的“为能够工作者提供工作，为不能工作者提供保障”做法[17]，以及美国克林顿任期内对未成年儿童家庭社会救助设置的补贴年限和工作要求等[18]，都是工作福利的典型反映。
（二）社会投资实践模式
社会投资性模式大量存在于发展中国家，我们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非洲殖民地的社会福利实践[8]，特别是南非20世纪90年代全面实践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做法[19]。1994年，非洲国民大会（africannationalCongress）在“重建与发展规划”（ReconstructionandDevelopmentprogramme）中提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消除贫困，促进人力资本的投资。曼德拉总统（nelsonmandela）还在1995年召开的社会发展国际峰会（worldSummitontheSocialDevelopment）上承诺在国家建设中实施以投资为取向的发展型福利策略，南非政府从1997年执行《社会发展白皮书》（whitepaperforSocialDevelopment）所确定的内容，并取得一定的成效。
在亚洲，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也是有着重要社会影响的社会投资性实践模式。1955年，英国殖民政府出于减轻其长远财政负担考虑，在新加坡等地设立了储蓄账户性质的社会保障项目中央公积金（CentralprovidentFund）。开始，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只是一项老年保障，参加者只有到55岁以后才能提取账户中的资金，因而被某些人称为“棺材金”（coffinmoney）。从1968年开始，储蓄金被允许在55岁以前提取用以购买住房，中央公积金的职能和范围开始发生重要变化。目前，个人中央公积金账户包括普通（ordinary）、医疗（medisav）和特殊（Special）等三个分类账户[20—21]。除了最早的养老保险以外，它还有满足公民购买房屋、投资、医疗支付、教育借贷、家庭互助和意外事件防范等投资功能。
另外，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实施的开发式扶贫模式，也是社会投资性实践模式的典范。尽管以工代赈等形式的扶贫政策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22]，但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开发式扶贫在规模上是空前的。在具体的项目上，除了传统的以工代赈以外，开发式扶贫的另一个重要举措便是科技扶贫[23]。此外，民间发展起来的、试图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三者关系的保护母亲河项目，也具有明显的投资效应。②所有这些做法的一个共同特点，便是改变传统的直接以保障救助对象基本生活为原则的扶贫形式，将救助的重点转向具有投资效应的领域，试图通过增强救助对象的参与能力，促使其自立自强，从而最终摆脱贫困，改善其福利状况。
尽管强调投资效益的社会投资实践模式主要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但工业化国家也有类似的实践。例如，英国的新政（newDeal）在青年人的人力资源培养方面的政策便具有明显的投资取向[24]。特别是近年来在遭受金融危机、经济发展不景气的情形下，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更是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有关的新政策开始更为关注劳动者新技能的获得以及已具备技能的保护。此外，从人力资本投资目的出发，一些欧洲国家也日益关注低生育率对劳动力供给带来的影响，试图借助就业形式的多样化来增进不同年龄阶段个体就业的可能性。[1]
（三）包容性发展实践模式
在实践过程中，强调产出效应的发展型社会政策因为无法顾及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等群体的福利而备受批评，包容性发展模式尽管仍然坚持经济与社会的协同发展，但因为更为关注弱势群体、将社会各个阶层共同享有发展成果作为政策目标而独树一帜。从各国的实际来看，北欧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被认为是包容性发展的典范。一些研究指出，瑞典的社会政策尽管与欧洲其他国家存在许多共同之处，但却明显更为重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结合，借助高就业率促进了经济的增长[8]。在挪威，尽管社会救助存在着选择主义和工作取向的烙印，但社会保障却表现出明显的普遍性特征。[25]总体上来说，这一地区的国家在强调社会政策投资效应的同时仍然十分注重弱势群体基本生活的保障，社会的贫困率低，贫困的代际传递解决也较成功。[1]
此外，21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政策也呈现出兼顾投资与消费的科学发展或新发展主义模式特点。自从2004年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提出“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思想以来，包容性发展的思想不断深化和系统化，成为中国社会政策转型的重大标志。继中共中央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2010年在第五届apeC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致辞中首次引用包容性发展的概念，重申“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012年11月刚刚结束的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将科学发展观加入到新修改的之中，预示着以包容性发展为特征的新发展主义实践模式成为中国未来改善民生、创新社会管理的主导实践策略。这些内容，无疑预示着包容性发展的社会政策模式新的广泛发展空间。
四、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发展启示
本文对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论流派、渊源及其实践模式作了简要的论述。这一努力无疑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当今国内外学术界和实务领域受到广泛关注的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更好地发挥其在当今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应有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发展型社会政策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得到重视的不同背景和原因。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一方面，时代的发展以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对其在民族独立后的社会发展树立了更高的参照标准；另一方面，经济实力方面的局限又迫使其较为现实地选择了具有投资取向的社会福利政策，力图实现社会与经济的协同发展。无疑，这种选择具有现实的合理性，这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开发式扶贫领域取得的突出成就方面可见一斑。但是，诚如世界银行《增长报告》指出的，包括中国在内一些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国家，同时也面临着贫富差距扩大、不同地区和不同群体发展不平衡的严重问题，甚至可能严重影响社会的持续发展。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其较早的工业化历程以及随之而来的福利国家运动，使得其民众的福利水平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但是，经济发展速度减慢带来的困境以及来自新等思潮方面的责难，也使之寻求新的社会福利发展策略。特别是21世纪以来的金融危机及其给这些昔日发达地区带来的严峻挑战，迫使他们一方面必须努力维持社会福利供给，另一方面又要竭力促进经济的增长，这就为不同理论渊源的思想在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投资取向策略方面找到了共识。由此可见，东西方世界的殊途同归，证明了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中，务必坚持社会与经济的同步发展。
其次，除了社会经济背景方面的原因，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崛起也反映了社会政策理论的内在发展及其成熟。东西方的上述共识，既是各自现实背景下的一种现实选择，同时也是人类对发展方式认识的一种深化。遥想当年，社会政策的鼻祖蒂特马斯提出经济与福利分离的观点，强调发展经济靠市场、福利保障靠政府的思想，无疑是人类在洞察市场局限基础上的重大成果，对于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当今发展理论对于社会与经济关系认识的回归，又是在发展根本目标基础上对平等正义等人类价值追求与发展策略的新的融合。这种认识，在米奇利关于发展型福利的论述以及世界银行关于包容性发展的思想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最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演变历程，包括它在世界各地的实践模式及其效果，证明实施具有包容性的新发展主义模式才是实现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关于发展型社会政策实践模式的一些尝试，不论是发展中国家投资取向的政策还是以英美为代表的第三条道路选择，实际上并没有最终解决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福利问题，一些国家的做法甚至无疾而终。[8]相对而言，只有北欧一些国家取得了相对较为理想的效果，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肯定。其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传统的、基于基本生活保障的福利制度的贡献。因此，要想真正实现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投资效应，必须同时具备必要的消费性社会保障制度。只有两者兼顾，实施具有包容效应的、超越单一的经济或社会发展对策的新发展主义社会政策，才能确保人类发展福祉目标的真正实现。[26]
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在社会发展方面，在开发式扶贫取得重大成效的同时，我国已经建立起制度上覆盖全体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作为一个赶超型后发展国家，我国的社会政策有着自己的特点，需要借鉴国际的经验确立自己的发展道路。党的十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科学发展的思想，突出社会发展的任务，确立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无疑进一步明确和完善了包容性发展的思想，这对于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①KRetZmannJ，mCKniGHtJ.BuildingCommunitiesfromtheinsideout：apathtowardFindingandmobilizingaCommunitysassets.theassetBasedCommunityDevelopmentinstitute，instituteforpolicyResearch，northwesternUniversity，evanston，illinois.1993.
②刘洲鸿，方巍，伍斯安，洪经纶.保护母亲河行动——社会发展理论的实践个案.香港：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2004.
[1]moReLn，paLieRB，paLmeJ.towardsaSocialinvestmentwelfareState[G]∥paperpresentedattheconference“production，Reproduction，andprotectioninthewelfareState”，annualmeetingofResearchCommittee19，iSa，Seoul：SeoulnationalUniversity，2011：25—27.
[2]miDGLeYJ.Growth，Redistribution，andwelfare：towardSocialinvestment[J].SocialServiceReview，1999，73（1）：3—21.
[3]miDGLeYJ，tanGKL.Socialpolicy，economicGrowthandDevelopmentalwelfare[J].internationalJournalofSocialwelfare，2001，10（4）：244—252.
[4]HoLLiDaYi.productivistwelfareCaptalism：Socialpolicyineastasia[J].politicalStudies，2000，48：706—723.
[5]tanGKL.SocialDevelopmentineastasia[m].Basingstoke：plagrave，2000.
[6]anDeRSSonJ.investmentorCost？theRoleofthemetaphorofproductiveSocialpoliciesinwelfareStateFormationineuropeandtheUS1850-2000[G].Sydney：papertotheworldCongressinHistoricalSciences，2005.
[7]林卡，赵怀娟.论生产型社会政策和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差异和蕴意[J].社会保障研究，2009（1）：15—26.
[8]miDGLeYJ.SocialDevelopment：theDevelopmentalperspectiveinSocialwelfare[m].London：SaGepublications，1995.
[9]SHeRRaDenm.RethinkingSocialwelfare：towardassets[J].Socialpolicy，1988，18（3）：37—43.
[10]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1]paiVaJF.X.aConceptofSocialDevelopment[J].SocialServiceReview，1977，51（2）：327—336.
[12]CUmminGSR.SocialDevelopmentandSocialplanning：towardaSocialecology[J].SocialDevelopmentissues，1982，6：15—26.
[13]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增长报告——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的战略[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51.
[14]方巍.中国社会福利的新发展主义走向[J].社会科学，2011（1）：81—87.
[15]titmUSSRm.Socialpolicy：anintroduction[m].newYork：pantheonBooks，1974：31.
[16]张敏杰.工作福利政策及对中国的启示[J].浙江社会科学，2006（4）：91—97.
[17]poweLLm.thethirdway[G].Blackwell：theStudentsCompaniontoSocialpolicy，2003：100—106.
[18]DoLGoFFR，FeLDSteinD.UnderstandingSocialwelfare[m].Boston：pearsoneducation，inc，2003.
[19]miDGLeYJ.Southafrica：theChallengeofSocialDevelopment[J].internationalJournalofSocialwelfare，2001，10（4）：267—275.
[20]VaSooS，tanGK.implementingSocioeconomicmeasurestotackleeconomicUncertaintiesinSingapore[J].theJournalofComparativeasianDevelopment，2002，1（2）：151—170.
[21]SHeRRaDenm.providentFundsandSocialprotection：theCaseofSingapore[G]∥miDGLeYJ，SHeRRaDenm，eD.alternativestoSocialSecurity：aninternationalinquiry.westport，Ct：auburnHouse，1997：33—60.
[22]丁雨晴，庄华峰.略论传统社会保障中的以工代赈——以宋代长江下游圩区为中心[J].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1）：107—111.
[23]樊怀玉，等.贫困论：贫困与反贫困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24]eVanSme.Britain：movingtowardsaworkandopportunityFocusedwelfareState[J].internationalJournalofSocialwelfare，2001，10（4）：260—266.
[25]DaHie，DRppinGJa，LDemeLi.norway：RelevanceoftheSocialDevelopmentmodelforpostwarwelfarepolicy[J].internationalJournalofSocialwelfare，2001，10（4）：300—308.
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篇3
[关键词]政策性修宪 局限性
宪法修改与制度完善密切相关，宪法修改以制度完善为目标，而制度完善又依赖于宪法修改来予以确认。自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即“五四”宪法起，我国进行了多次的宪法修改，其目的自然也没有背离制度完善的宗旨，然而，从历次修宪的实践看，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国修宪往往成为政策变更的法律确认，却较少制度完善的内容（尽管政策变更中也包含有制度完善的内容，但正因为这种“完善”是建立在政策变更的基础上，缺乏根本性保障，一旦政策变更，制度也会随之变化，所以从本质上看，这与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完善是有区别的）。这种现状对于从根本上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宪政体制，显然会产生某些负面影响。因此，如何改变我国目前的修宪模式，使修宪真正达到制度完善的目的，无疑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
新中国修宪的历史，最早可以溯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因为从“五四” 运动到新中国诞生的30年，也是中国人民探索、争取民主宪政的新时期。1931年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宪政模式的确立，以后又相继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两个宪法性文件。而1949年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则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又先后颁布了四部宪法，进行了四次“大修”和七次“小修”，宪法修改次数是频繁的。但几乎每次修宪（无论全面修改，还是部分修改），都发生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比如，1931年的《宪法大纲》制定于1928年的中共六大召开之后，1946年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制定于1945年的中共七大召开之后，“七五”宪法则颁布于党的十大之后，“七八”宪法通过于党的十一大之后，“八二”宪法制定于当年召开的十二大之后；另外，1988年的修宪发生于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后，1993年修宪发生于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之后，而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1999年的宪法修改亦随之发生。可见，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说明，每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往往成为下次宪法修改的前奏。
其次、每次宪法修改都是由中国共产党提出修宪建议或者拟订具体的修宪草案，这已成为我国修宪上的“宪法惯例”。比如，1931年《宪法大纲》颁布之前，中共中央就提出了制定宪法的七大原则，并拟订了“宪法草案”[1]；1949年的《共同纲领》也是“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第三小组决定由中国共产党起草的”[2]；即使后来的“五四”宪法、“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都是由全国人大根据中共中央的修宪报告通过的，而“八二”宪法及其17条修正案，也都是以中共中央的具体修宪建议案为基础。
再次、我国的每次修宪都与党章的修改密切联系在一起。例如，1928年中共二大修订了党章，1931年就制定了《宪法大纲》；1945年颁布了新党章，随即即了《宪法原则》；1982年，党的十二大对党章进行了修改，随后召开的五届人大颁布了新宪法；1987年10月十三大对党章进行了修订，1988年4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1992年十四大颁布了修改后的党章，1993年3月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再次对宪法进行修改，1997年9月十五大对党章进行了修订，1999年3月份的第三次修宪随之发生。
可见，我国在修宪程序上，已形成了由中共中央行使修宪建议权的“宪法惯例”，并且每次修宪的发生也都与党代会的召开和党章的修改密切联系在一起。
此外，宪法修改与每次党代会的主旨报告以及党章修改的内容大体相近，甚至有时是直接把党代会的决议搬到宪法中来。对现行宪法的几次修正，也都体现了历次党代会的精神。比如，党的十四大突破了计划经济，宪法修正案第15条即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的十五大报告确立了“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和“依法治国”的根本方略，第12条和第13条宪法修正案即明确规定：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和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3].可见，由于我们把宪法当作党的政策、方针的法律化，导致每次修宪都以党的文件为蓝本，宪法修改内容与党的决议完全雷同。
因此，我国历次修宪，基本上是政策变更为立宪动因，同时又因政策变化而对宪法内容进行相应修改。比如，在50年代，党的指导思想是过渡时期总路线，这反映到“五四”宪法，就是序言中的过渡时期“总任务”；在70年代，党的指导思想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反映到“七五” 宪法中便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全面专政”；由于从1976到1978年，党的政策尚未成熟，这就决定了“七八”宪法具有严重的两面性和局限性；八十年代，党重新恢复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路线，提出了“四个坚持”，这反映到“八二”宪法就是“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指导”。可见，宪法的指导思想经历了一次徘徊。再如对于非公有制经济，解放初，“五四”宪法允许一定范围内的剥削和私有经济的存在，这是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后来，随着党的政策的变化和失误，使宪法在此规定上走了很大一段弯路。六七十年代，由于“左”的路线错误，个体经济和私有制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于是公有制成了“七五”宪法规定的唯一经济基础；后来“七八”宪法稍有改变，“允许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在许可范围内从事“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到“八二”宪法则明确规定了“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但仍无私营经济的规定；1988年修宪才确立了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后来随着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的蓬勃发展，1999年修宪更是提升了非公有制经济地位，将其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在非公有制方面，由于党的政策的变化，“五四”宪法以来是一个逐步消灭私有制的过程，而从“七八”宪法开始，则是非公有制经济逐步回归的过程。
从宪法修改的内容看，也大多是关于方针、政策的修改，且大都是关于经济政策的内容。比如，1934年对《宪法大纲》的修改，就是适应土改总路线的需要，确定了“同中农巩固地联合”的方针；1988年的两条宪法修正案，一是规定了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二是允许土地使用权依法转让，都是关于经济政策的规定；而1993年第3至11条修正案，也几乎全是经济政策的内容。如将“坚持改革开放”写入序言，把“国营经济”改为“国有经济”，删除“农村人民公社”的提法，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等等；即使是1999年修宪，有关经济的内容也占了一半，如提升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地位，重新确立新的所有制形式和分配方式等等。可见，我国的历次修宪，大多是对经济等政策的变更。
因此，根据党的政策对宪法的内容进行适时的修改，并将政策的主要精神纳入宪法之中，作为国家活动的准则，是我国宪法修改的基本模式。应当说，这种修宪模式是由我国革命的历史和实践决定的，反映了我国的国情这是坚持党的领导的具体体现，通过修宪及时将党的政策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是国家宪法正确的政治方向的根本保证，对此，我们不能也不应有任何怀疑和否定。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将政策的精神纳入宪法，只是宪法完善的一种方式，或者说是一种主要方式（至少在目前是如此），但绝不是目的。宪法完善的主要目的是制度的完善，特别是体现宪法基本精神的制度完善。从某种意义上说，将政策精神纳入宪法只是手段，制度的完善才是目的。但从我国修宪的实践看，每次修宪的重点都放在了“政策”规定上，对于公民权利的保障和国家制度的完善显然关注古不够。我国几次修宪内容主要集中于宪法的“序言”和“总纲”中，而不是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与“国家机构”部分，即是明证。
最后、我国现实生活中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本症结，就在于制度和体制的不完善，而“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4]，它不会因执政党政策的变化而变化，也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转移而转移。由于制度具有重大的保障功能，而宪法正是一种制度化、程序化的最佳方式，因此，充分发挥宪法的制度完善功能，应该成为以后修宪的重中之重。[5]
二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政权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创建的，宪法作为政治法和“政治之子”，是一部“政治性特别强的法律”[5]，必然会受到政党政策的影响，所以，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政策、方针的变化，当然会对我国宪法和宪政制度的改革产生全面的影响。因此，“政策性修宪”作为我国宪法修改的主导模式，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选择。
但是，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由于政策本身的某些特点，它与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毕竟有着区别。如果以政策性修宪作为一种单一的修宪模式，则未免具有极大的局限性。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论证：
首先、从修宪的目的看：保障公民权利和进行制度完善，是当代宪法的两大核心内容，也是宪法学的一对基本范畴。“宪法承认个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差异，将权力作两维划分，既维护作为整体利益的国家权力，也保护作为集合体的个体利益，使社会价值趋于多元化”[6]，因此，宪法的修改必须有助于制宪目的的实现，而制宪的目的乃是制度的完善而非政策的更新。那么，宪法的修改为什么必须着眼于制度的完善，而不是政策的变更呢？这是因为“制度”（institution），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体系”[7]；而“政策”（policy）作为“政治策略”（ political tactics）的简称，仅指“国家政党或政治集团为实践政治策略目标而制定的具体的政治活动计划”[8]，也就是说“政策”仅是为了达到一定目标，创设或者废除一定“制度”而采取的“方针”、“策略”、“计划”和“措施”的总称。“制度” 与“政策”的根本区别在于， “制度” 具有根本性、原则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而“政策”则具有具体性、灵活性、时效性和易变性的特点。但宪法不同于政党纲领，它不是“宣言书”也不是“政策性文件”，更不是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它只能对涉及一个国家根本事项的问题作出规定。可见，宪法修改应该着眼于制度完善，而不能侧重于政策变更，这是由宪法的性质和制宪的目的决定的。但在“政策性修宪”模式下，宪法规定了大量的政策，而进行频繁修改的，又往往是宪法中关于政策的规定，这样就很难从宪法目的出发进行制度建设。
其次、从宪法与政策的关系看：宪法作为政治法，无疑会受到政治的影响，但“宪法不是政治的奴仆，更不应成为政治生活的晴雨表”[9]倘若宪法的政治功能过强，容易导致宪法政策化的倾向。而政策作为执政党的灵魂和生命无疑会对宪法的制定与修改发挥指导作用，但这种“指导”只能是通过正当、合法的程序。同时，政策的制定应该符合宪政的精义，政策作为宪法合法性的补充，政策的权威必须从属于宪法规范的最高性，宪法不应成为政策的附庸。江泽民说：“我们绝不能以党代政，也绝不能以党代法。这也是新闻界讲的究竟是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遵循法治的方针”。而在“政策性修宪”模式下，修宪的发生服从于政策的变动，而变动了的政策又在宪法的修改中发挥着指导的作用。因此，倘若处理不好，很容易陷入政策高于宪法的泥潭。
最后、从宪法的稳定性看：宪法的稳定包括一国宪法的稳定和一部宪法的稳定，它是宪法性质的内在要求，也是宪法权威赖以建立的基础。由于“宪法的稳定和宪法的权威关系到政治的安定和和国家的命运，绝不允许对宪法根基的任何损害”[10]，因此，许多国家通常“不愿轻易动用修宪程序来满足社会变革合法性、合宪性的要求”[11]当然更不愿因政策的稍微变动而动辄修宪。但我国却常常与此背道而驰，比如对于外交政策，“五四”宪法规定：“我国同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并且“这种友谊将继续发展和巩固”。后来中苏关系彻底破裂，这种“友谊”何谓“牢不可破”？既然同苏联的“友谊”不能“继续发展和巩固”，这岂不有违宪法的规定？况且随着以后国际关系的发展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确立，“五四”宪法的规定就很不合时宜，从而最终导致原有规定的废除和“七五”宪法中新的外交政策的确立，宪法修改的频繁也就不可避免。
因此，在我国现行修宪模式下，一方面，宪法规定得过细过密，充斥了大量政策性规定；另一方面，我国又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变革剧烈，相应的政策就极具有变易性，所以，宪法的稳定就很难保障，加上我国改革进程的特有形式：摸着石头过河，对一些新事物、新情况，我们的政策是“看一看”、“不争论”和“先别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会陷入一个逻辑悖论，即：要么保持宪法稳定，使宪法与社会实际脱节，滞后于政策的发展，从而导致“良性违宪”的发生；要么依据变化了的政策，对宪法进行频繁修改，以适应社会变革的要求，而这同时，宪法的稳定性又很难保障。
通过上述对我国修宪历史的考察和现状的检讨，以及通过对“政策性修宪”局限性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现行的修宪模式不利于制度的完善。它在本质上乃是一种“政策推进型”，而不是“宪法主导型”的宪法演变方式，也就是说，它利用政策手段推进社会转型，等条件成熟了再根据政策对宪法进行修改。应该说这种政策推进、宪法随后的修宪方式，在改革初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随着法治进程的推进，它的负面效应就不可避免的暴露出来。
从进一步完善而不是简单地否定这种修宪模式的目的出发，我们认为，以后的宪法修改，应切实转到公民权利的保障和国家制度的完善上来。因为只有真正的制度建设，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我国宪政秩序的形成。任何背离制度完善，而追逐于政策变动的作法，都只能是本末倒置，有损宪法的权威。
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篇4
1.1教材同质化，教学内容选择无统一标准
随着改革开放与经济的快速发展，财政学领域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各种不同财政学教材也相继出版。但是这些教材并未有针对性地区分不同层次高校的需求，导致教材同质化。而各高校选择教材时往往容易忽视应该赋予学生怎样的知识结构这一问题。任课教师，尤其是没经验的年轻教师，在使用涵盖内容不同的财政学教材时，不注重教学内容的选择，导致教学内容无统一标准和明确的范围。
1.2教学内容选择上不能体现不同专业特点
财政学是一门跨经济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领域的综合性学科。由于财政学教学内容对专业设置的针对性不强，使得教师不能在授课时既体现各专业掌握财政学基本原理上的共性，又突出各专业的特性。例如，金融学专业的学生应该多了解国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结合现实热点来分析，但教材内容只限于理论介绍，不能针对专业突出重点，缺乏理论与实践连接的点。
1.3偏重理论知识讲授，忽视实践教学环节
目前，学生对财政学这门课程积极性并不高，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既抽象又不太实用的课程。这与任课教师在内容选择上重视理论知识，忽视了与实践相结合有关。独立学院的学生基础知识相对薄弱，在授课时加强理论知识讲授是必要的，但不能忽视学生的理论运用能力的培养。很多教师在授课中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点少，加上学生很少会主动用所学知识去分析社会现实问题，这样的教学不能激发学生的兴趣，也不能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
1.4教学内容过多与教学时间有限的矛盾
财政学教学内容是非常多的，大致包括以下7个内容：基本理论（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国债与国债制度、预算管理、财政政策、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财政问题。一般财政学课程只安排短短几十个课时讲授，很难完成规定的教学任务。
1.5财政学授课与其他学科融合度不高
大多数教师在财政学授课时，仅单纯地从财政学传统理论来组织教学，不能很好地结合相关学科知识深入讲解，也就无法从根本上展示财政学的实践发展脉络，也无从提升学生对知识的融会贯通。
2独立学院财政学教学内容改革的相关建议
作为独立学院开设财政学课程，在授课时需要结合独立学院的培养目标及学生特点来进行教学内容改革。
2.1规范和明确教学内容
财政学主要研究政府的经济行为，首先必须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界定政府的职能范围；其次，在此基础上研究实现政府职能的财政支出内容，进而研究财政收入，最后，通过国家预算展开各项财政活动，以提高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发挥财政政策的经济调节作用。根据这样的思路，高校财政学教学的基本内容应该包括：①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公共产品理论；②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概念、财政职能；③财政支出理论及我国的财政支出与政府预算；④财政收入理论及我国的财政收入（税收、国债及政府投融资制度；⑤国家预算管理体制、多级政府与政府间的财政关系；⑥财政政策与宏观调控等。独立学院的学生基础知识较弱，任课教师应该适当侧重一些重要理论的讲解并补充相关知识。
2.2教学内容选择突出专业特色
教师应该有针对性地结合学生的专业及特点，合理安排授课内容，在体现该课程公共性的同时，将专业特性也体现出来。对于财税专业的学生，学习财政学的要求比较高。在授课中应将重点放在基本理论的讲授上，例如公共产品理论、财政收支理论及政府间的财政关系等。为了避免内容重复，可以将一些实务性、制度性的内容留到后续的专业课程讲解。对非财税专业的学生而言，授课时应该以财政政策与制度介绍和业务操作为主。不同专业侧重点也应该不一样。例如，对于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要侧重于财政基本理论和运行机制的讲解，并适当增加税收实务方面的内容；而对于工商管理类的学生，可以从管理学的角度考察财政，侧重于财政管理机制的构造和操作等知识讲授。
2.3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本着独立学院培养应用型与实践型人才的目标，财政学授课时应该更加注重理论联系实践。这便要求教师在授课时不能只就教材的内容来讲理论，应该把实践有效地融入课堂中。例如对现行的税收制度、现行的财政体制、财政政策的分析和理解，可以很好地衔接理论和实践，使学生做到学以致用。同时，独立学院的学生有着综合素质较高的特点，对现实中的实践问题比较感兴趣。教师在讲解理论的同时，补充相应的实践内容，既可以提高学生积极性，又可以培养学生的实践与分析能力。例如，结合当前政府管理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进行专题阐述：人口老龄化问题、资源环境问题、“上学难”反映的教育问题、“看病难”反映的医疗问题等。
2.4根据教学时间合理选择教学内容
由于时间的刚性很强，处理教学内容与时间矛盾关键在于教学内容的选择。而教学内容选择的基本标准需要做到“因材施教”。
2.5提高财政学与其他学科知识的融合度
教师在讲授财政学的理论内容时，应该不断融入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内容，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拓展学生在未来经济工作和社会工作方面的视野，使其看问题能更全面、更深刻。特别是针对独立学院的学生更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知识贯通。教师可以尝试从以下的角度来融合：①运用微观经济学中的价格理论来分析比较公共定价和自然垄断行业的定价；用消费理论中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来分析税收的经济效应；运用宏观经济学中的iS-Lm-Bp模型来分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问题。②将管理学中的“决策”“、计划”、“组织”、“创新”等职能应用于财政收支管理、预算管理等方面，思考如何运用管理学原理来理解财政管理的创新。③可以尝试从社会哲学角度拓展财政本质。从财政的公共性特征，沿着“信仰-权力-表达-幸福”这条哲学线索，去分析个体接受公共生存方式、以税费形式将收入转移给政府等问题。④财政的讲解不能缺失历史脉络，可以说中国历史是一部财政改革史，教师可以利用财税改革的历史经验与规律来分析改革深化的财政之路。
2.6其他建议
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篇5
关键词：区域经济 区域创新 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创新
当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具有重要地位。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加大对自主创新投入，着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要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支持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要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完善鼓励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法制保障、政策体系、激励机制、市场环境。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区域经济也正日渐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发展区域经济是社会全面进步、实现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1]。区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区域创新能力也是区域经济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主要源泉和动力之一。作为政府宏观调控主要手段之一的财政政策需要为区域创新提供强大的财力和政策支持，并通过激励、引导机制促使区域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因此，研究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财政政策选择具有重要意义。
二、区域创新能力与财政政策作为
1．区域创新能力与财政支持
经济学意义上的区域是指特定时空范围内社会资源、技术资源和自然资源的集合，其范围既有地理上的特性,又与行政区域的划分特点有关[2]。经济区域是经济基础的范畴，而行政区域则是上层建筑的范畴；但它们密切相关，行政区域的领导者担负着发展本区域内经济的重任，而任何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又离不开其所属于的行政领导者的管理与协调。
创新是知识的产生、扩散和使用。一个地区的区域创新系统是指由参与知识、技术发展和扩散的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组成，并由中介机构广泛介入和政府适当参与的一个为创造、储备和转让知识、技能和新产品相互作用的有机网络系统[3]。区域创新能力是以区域内技术能力为基础的、实施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的能力，其组成结构主要由区域内创新资源投入能力、区域内创新管理能力和区域内研究开发能力三要素构成。创新主体在这“三种要素能力”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各有侧重：在创新资源投入方面，企业应发挥主要作用；在创新管理能力方面，政府有关机构和中介机构起着关键作用；在研究开发能力方面，科研机构和企业是主要影响因素。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同时，世界经济发展日益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化特征：个别产业群中企业间的相互作用开始区域化；全球性公司所做出的决策，是寻求拥有竞争优势的区域产业群的区域经济；区域创新能力是区域经济参与者竞争优势的重要标志，且日益成为地区经济获取国际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赋予了地区创新的潜力，并决定着单个企业的区位选择[4]。而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离不开区域的社会文化环境、地理资源环境以及制度创新环境等等，其中财政政策的选择与创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区域创新涉及科学、技术、组织、金融、商业等多个领域，科学研究、理论创新、产品的研究开发、试制、技术定型、工业生产和销售等多个环节的复制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智力资源的投入，因此，财政政策有必要通过投入配置提供较好的经济基础和教育、科学文化基础。区域的创新活动又面临着技术开发失败、市场对新产品不予接受或市场在一定时期内不能形成有效规模来支撑新技术实现产业化等风险，这就要求政府通过财政支持以增强区域创新承受风险的实力。可以说，区域创新能力决定着一个地区经济的长期竞争力，而财政政策的调控参与、激励和引导以及财政政策的自我完善和创新是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路径选择。
2．财政政策在培养区域创新能力中的作为
区域经济的演化发展机制主要有市场自动调节机制和政府行政干预机制。市场机制通过“看不见的手”进行资源配置，推动区域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并促使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当区域经济出现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等市场失灵现象时，政府就可以通过“看得见的手”来进行干预和宏观调控，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以推动区域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2]。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杠杆之一的财政政策，历来是各国政府作用于经济的重要手段，而且发达国家实施的以财政政策为主的区域经济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财政政策对培养区域创新能力、发展区域经济主要有如下功能：
（1）协调功能[2]
财政政策协调的对象是创新活动所涉及的有关主体，其协调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技术创新是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活动，即市场在确定企业从事什么创新、什么时候进行创新、以什么方式进行创新、给企业以什么创新回报时能为之提供决策信息，但另一方面由于创新过程内在的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的不确定性，以及市场机制在激励创新中的不完善，因此存在着市场协调创新时的“失效”现象，这时候就需要政府的财政政策进行干预调节；其次，经济区域的创新活动受制于历史塑成的制度，不同“区域”会以不同的制度来推动创新，这便造成了区域创新效率的差异，低效率的创新制度就是创新活动中的“制度失效”，这也是重要的协调内容。这时候就需要创新财政政策进而改变低效率的制度，为区域创新创造高效的制度环境。
（2）催化功能
经济区域内的不同地区，其创新基础有很大的区别：一些地区创新基础较好；另一些地区创新基础较差。但往往是这些“较差地区”对新的技术机会非常敏感，渴望在产品、工艺或服务上实现重大突破。而且，对于新的技术机会，这些地区不存在太高的技术转换成本。因而，这些“较差地区”可能在区域创新生成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所谓“催化功能”，就是指，财政政策应通过运用创新资源、资金、政策和制度，对“较差地区”实施有效催化；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政策和制度促进创新基础较好的地区向“较差地区”进行创新转移[②]。
（2）化险功能
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高投入性，使得研究开发工作很难通过外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成果转化过程中的专业障碍和信息障碍容易造成风险投资者信心不足；新产品进入规模扩张阶段后，由于资金短缺,往往使企业进入“死亡峡谷”。对于财政政策来说，“化险”并不是回避上述风险，而是如何提供信息降低区域内企业的创新风险，通过提供适当的资源和财税政策以承担特定项目的创新风险。
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篇6
2010年以来，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复苏进程逐步减缓。面对低增长、高失业率与高财政赤字的两难处境，两国政府选择了前者作为当前政策主要着力点，而将解决财政赤字问题暂时搁置。为进一步刺激经济，增加就业，美、日一方面陆续推出新的经济刺激计划；另一方面继续将基准利率维持在零或接近零利率的历史低位，并开始重启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一）推出新经济刺激计划
2010年2月1日，奥巴马政府向国会提交了总额超过3.8万亿美元的2011财年预算报告。其中包含了1000亿美元的新刺激经济计划，涉及个人及中小企业减税，基础设施开支及清洁能源计划等领域。3月份，为扩大本国产品的市场，提升就业率，美国政府公布了首个以推动出口为目标的专门战略――国家出口战略，计划将出口在未来5年内翻一番。随着二季度经济增长放缓和国会中期选举的临近，奥巴马在9月6日和8日接连提出了总额达3500亿美元的新经济刺激计划。
2010年1月29日，日本国会通过了鸠山内阁提出的2009财年第二次补充预算方案，授权政府实施总额7.2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以改善就业、帮助中小企业融资和促销环保类商品。9月10日，菅直人内阁推出了其上台后的首份经济刺激计划，总额达到9150亿日元。10月8日，为应对通货紧缩和日元升值所带来经济下行风险，日本政府在间隔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再次出台刺激措施，规模也上升至5.05万亿日元。
美、日两国政府相继推出的经济刺激方案中既包含了刺激消费，增加就业等短期目标，也涉及到了更新基础设施，扶持新兴产业等远期发展战略。但从资金分配看，其政策重心仍是力图在短期内通过减少个人和企业税收，增加政府公共支出来刺激国内消费和投资，达到带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的目的。由于制造业和建筑业是美国在本轮衰退中失业最为严重的两个行业，就业人口分别减少了15%和25%，其刺激政策也相应的集中在这两个行业以及零售业。而日本则由于出口对其经济增长和就业影响较大，政策重心较为偏向出口部门。
（二）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
在陆续推出经济刺激计划的同时，两国央行继续实施低利率政策以维持国内宽松的信贷环境。美联储自2008年12月以来，一直将联邦基准利率的目标区间维持在0―0.25%不变，并一再重申将在较长时间内维持利率在“异常低位”。随着美国经济的大幅放缓，11月3日，美联储宣布了规模达6000亿美元的国债购买计划，以进一步刺激支出和信贷。
2010年10月，日本央行为阻止日元进一步升值和经济下滑，将隔夜拆借利率从0.1%降至零至0.1%，时隔4年再次实行零利率政策。降息的同时，日本央行还推出了5万亿日元的资产购买计划，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中率先启动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
此外，汇率政策也成为两国一系列经济刺激措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联储自实施低利率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来，实际上是实行了美元贬值政策。弱势美元有利于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以及奥巴马政府5年出口倍增计划的实现。随着美元持续贬值，日元出现被动升值。为应对日元走强对出口造成的不利影响，日本政府要求日本中央银行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必要时采取包括干预汇市等在内的措施以阻止日元升值。在9月14日日元汇率刷新1美元兑83日元的15年低点后，日本央行开始在外汇市场上直接抛售日元以压低日元汇率，这也是日本央行6年多来首次直接干预汇市。
二、欧盟各国延续宽松货币政策，并陆续推出财政紧缩计划
进入2010年，欧盟各国为刺激经济继续保持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分别将基准利率维持在1%和0.5%的水平上。而债务问题在2010年以后逐渐由希腊一国蔓延至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和意大利等欧盟国家，并在4月演变成为一场波及欧洲多个国家的债务和欧元信用危机。债务危机使得欧盟各国开始下决心整顿政府财政并相继出台了各自的公共支出紧缩计划。在各国推出的紧缩计划中，主要包含了“节流”和“开源”两方面的内容，“节流”主要是改革退休制度、削减公务员岗位和薪酬以及政府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开源”则主要是增税或开征新税以增加政府收入。
债务危机发生后，希腊、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相继推出了公务员减薪和削减债务方案。6月，德、法、英三国也提出了各自的紧缩计划。6月7日，德国内阁通过了分4年削减816亿欧元的财政紧缩方案，计划将德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由目前的5%降至3%以内。方案包括裁减至多1.5万个公共部门的工作岗位，针对银行、航空旅行和核电业征收新税等措施。6月12日，法国政府宣布采取紧缩措施，计划在未来3年中削减450亿欧元的公共开支，以便把法国国债占GDp比例由8%降到3%以下。6月，英国推出了近30年来最严厉的财政紧缩预算《紧急预算案》，并于10月20日公布了具体的紧缩措施。为降低财政赤字，英国政府计划未来5年削减830亿英镑的财政预算。
三、各国宏观经济政策效果分析及展望
（一）新兴经济体进一步调整国内经济结构
多数新兴经济体退出宽松的货币政策将有利于抑制国内通货膨胀和部分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势头，从而为经济实现平稳增长提供保证。但与此同时，由于仍存在诸多结构性问题，受货币政策收紧、财政刺激政策陆续到期以及发达国家经济疲弱造成的外需不振等因素影响，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出现放缓迹象。
对于未来的政策取向，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限制国际资本流入仍是这些国家一段时间内面临的主要问题；长期来看，新兴经济体需要及时调整国内经济结构，改变过度依赖外部需求的经济发展模式。imF在其秋季《世界经济展望》中就指出，“新兴经济体要实现危机前那种增长率，将需要进一步重新平衡其增长，使其转向依靠国内增长来源，这也有助于实现必需的外部重新平衡”。
（二）美国、日本经济刺激措施效果有限
美国和日本推出的新经济刺激计划短期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两国的经济增长，长期来看，则可能会给世界经济带来不利影响。两国出台的刺激政策中所涉及的个人及企业减税、商品销售、出口补贴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有助于提振国内消费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但其对经济的刺激效果将十分有限。
首先，此次两国推出的刺激计划总体规模要小于前一轮经济刺激计划，其对经济的刺激力度可能要打一定折扣，难以使经济重现今年一季度的复苏势头。
其次，计划中包含的更新基础设施，扶持新能源等战略新兴产业等措施虽然在长期中可能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动力，但目前来看，受制于创新周期以及新技术大规模产业化应用的时间限制，短期内很难对拉动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起到实质性作用。
第三，单靠一轮经济刺激计划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日两国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对美国来说，要实现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就需要扭转制造业持续下滑和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趋势。但从目前来看，美国在低端制造业并不具备劳动力比较优势，高端制造业又面临日、德等发达国家竞争，其工业产品很难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依靠传统制造业难以实现奥巴马提出的“再工业化”和出口倍增计划的目标。日本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则在于过度倚重出口，在外需不振和日元持续升值打击下，日本出口短期难以为拉动经济增长作出大的贡献。此外，奥巴马9月提出新一轮刺激计划的用意更多是为即将到来的国会中期选举造势，近期难以付诸实施。
长期来看，高额的政府债务可能将迫使两国政府采取财政赤字货币化措施。随着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的推出，两国政府债务将进一步高企。2010年美国预算赤字将达1.34万亿美元，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为9.1%。日本债务总额更是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多。在利率接近零的情况下，为刺激经济和缓解财政压力，两国央行只能重启购买国债的量化宽松政策为经济注入流动性和替政府债务融资。截止目前为止，美国和日本已经分别推出了6000亿美元和5万亿日元的资产购买计划。由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美国重启量化宽松政策可以通过美元贬值向国外转嫁刺激经济的成本和削减外债水平，而其他国家货币被动升值将使各国采取竞争性货币贬值措施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这将加剧国际纷争、引发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欧盟被迫放弃短期增长目标，着力经济结构调整
欧盟各国推出的财政紧缩措施短期内将对欧洲经济复苏产生不利影响，但从长期来看，一方面可以降低成员国政府债务负担，使债务占GDp比重达到或接近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3%的标准，增强政府财政收支的可持续性，有助于重建市场对欧元乃至欧洲经济增长的信心；另一方面，各国推出的财政整顿计划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增强劳动市场活力和企业的竞争力，缓解欧盟内部的经济结构失衡，从而为欧洲经济提供持续的增长动力。
长久以来，欧洲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过度发展使这些国家超过半数的公共开支都被用于国民收入的再分配领域里，而政府在研究和创新等领域的投资相对不足。债务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为欧洲各国解决这些长久困扰经济发展的制度性问题提供了一个契机。面对国内工会组织和反对党的抗议示威，各国政府形成了空前默契与共识，纷纷表明整顿财政的决心。而且，各国暂时将增长目标让位于财政整顿是为了未来更为持久的经济增长。2010年6月17日，欧盟举行夏季首脑会议并公布了“欧盟2020战略”。各国首脑在战略中提出，在未来10年中将使欧盟经济实现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灵巧增长”，以提高资源效应、提倡“绿色”、强化竞争力为内容的“可持续增长”，以扩大就业、促进社会融合的“包容性增长”。
（四）全球经济复苏有赖于国际间的政策协调
金融危机期间，世界主要经济体间的国际协商以及政策合作在恢复信心和避免危机深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国协作推出的经济刺激政策成功遏制了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的趋势。然而，危机后世界经济不均衡的复苏态势使得各国进行政策协商和协调的难度不断加大，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变得更为脆弱。
在6月份举行的G20多伦多峰会上，各国首脑尽管在巩固财政基础，加强金融监管以及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方面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但在制定同步的经济刺激退出策略上的矛盾和分歧难以协调。会后声明不得不在强调加强复苏的同时，表示各国可以根据各自国情量身定制自身的政策行动。各国各自为政的政策举措将导致全球经济中的摩擦加剧，并有可能进一步引发国际冲突或者贸易保护主义。
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篇7
内容摘要:起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各国纷纷制定经济刺激方案。本文在总结各国经济刺激方案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深入地分析了产业政策的新特点,最后提出我国产业政策制定的建议。
关键词:金融危机经济刺激方案产业政策
金触危机爆发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为促进经济复苏,纷纷采取了包括实行金融救助方案、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一系列应对措施。现有刺激政策对市场信心的恢复和加速经济回暖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要使全球经济再次步入高增长仍需经历较长的时期,而且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很可能导致通货膨胀等新的问题出现。在这一背景下,重新思考现代产业政策的真实内涵,充分提高产业政策手段的效率已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金融危机下各国产业政策的内容
(一)美国的产业政策
奥巴马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几乎涵盖美国所有经济领域,资金总额中约35%将用于减税,约65%用于投资。在投资项目上,基础设施建设和新能源将是两大投资重点。在汽车产业救助方面,布什政府注重对三大汽车公司进行重组,而奥巴马汽车救援方案与布什政府的最大不同点在于,在汽车产业中力推新能源政策。如每年将汽车燃料经济标准提高4%,推广使用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力争于2015年达到100万辆,2010年前实现美国联邦政府购买的车辆中一半是插电式混合动力车或电动汽车。奥巴马政府不仅在汽车产业中推广新能源,其还有一个更为庞大的新能源计划,主要内容包括发展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实施节能计划和提高能源效能等。新能源政策要求到2012年美国电量的10%来自于可再生能源;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发展核能;设立国家建筑物节能目标到2030年所有新建房屋都实现“碳中和”或“零碳排放”;到2020年将美国能源部预测的电能需求水平降低15%(王松奇、高广春,2009)。
(二)日本的产业政策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日本受到了经济下滑和国内消费疲弱的双重打击。在2009财年国家预算的补充预算案中,重点放在了日本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三个重要领域,即“低碳革命”领域、充实医疗和护理服务的“健康长寿社会”领域、旅游观光等“发挥日本魅力”领域。特别在“低碳革命”领域,日本增加财政补贴,扩大财政资金投入,目标是普及太阳能发电和节能环保制品,采用“以旧换新”补贴手段,加快公车、私车更换为环保车,采取“5%环保积分”回馈购买节能家电办法,促进节能制品广泛使用。并且,在“金融危机对策”报告中,日本提出将于2020年实现太阳能发电规模扩大20倍的“世界第一太阳能计划”和在全球率先普及电动汽车的计划,以及在2030年努力实现新建造的公共建筑物废弃物零排放目标。
(三)欧洲的产业政策
与美国新能源产业有相似,欧洲重在提高“绿色技术”的水平至全球领先地位。欧洲在今年3月决定,在2013年之前将投资1050亿欧元用于“绿色经济”的发展。欧洲议会也将欧盟2009年的预算向创新与就业等方面倾斜,其中用于科研和创新方面的预算增长了10%以上。在英国,推迟提高家庭机动车使用税率,以刺激汽车市场回暖;撤回向小企业提高企业税的计划;免除外国在英企业红利税,扭转海外企业迁出英国的趋势。
(四)中国的产业政策
中国在2008年11月提出了4万亿人民币的刺激方案,内容包括: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建设一批客运专线、煤运通道项目和西部干线铁路;提高明年粮食最低收购价格等,提高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等标准,增加农民收入等;还计划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人民币1200亿元。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加大对重点工程、“三农”、中小企业和技术改造、兼并重组的信贷支持,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点。
金融危机下产业政策的新特点
第一,各国产业政策把创新能力建设作为其核心内容,教育、培训与研发成为现代产业政策理论的重要议题。把创新科技发展视为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驱动力,通过推行公共教育与提高科研能力,促进产学研合作,加速创新成果商业化进程等,从而增强社会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保证经济的增长。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一方面体现在确立创新发展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通过加大教育等公共方面投入的力度,扶持一些外部效益较高的创新部门的发展,从而产生全社会性的创新浪潮,保证经济稳定增长。
第二,发展清洁能源技术,推动产业升级。为了抢占新的制高点,发达国家在新能源、环保政策方面较为高调。新能源、环保政策有利于发达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危机之后,发达国家无法继续靠消费支持增长,经济振兴必须依靠增加投资在经济中的比重。只有当新的技术革命孕育出新的支柱产业之后,私人投资才可能再度高涨。新能源、环保技术的领先,也可以成为制约其他国家发展的有效手段。通过制定进出口产品的标准,有效而精准地打击竞争对手。增强能源自给,有助于减少对外国能源的依赖,削弱石油出口国中敌对的势力。
第三,打破了只采用许可证、直接补贴、税收减免、引导社会投资的方向等偏重于供给推动为主要手段的调节机制,而转向综合利用供需两端的政策实现其政策目标。在金融危机时期,各国政府纷纷通过公共采购刺激经济,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综合运用公共采购手段,消除创新主体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分担其创新成本,或利用公共采购创造一个自由市场无法在短期形成的需求规模,从而保障企业的创新行为能获得足够的经济利润,以刺激企业创造行为的发展,推动社会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保持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增长。
第四,各国方案规模巨大,受益者主要为房地产行业、中小企业及居民。由于此次危机源自房地产市场,因此,许多国家重点支持房地产市场。此外,出于对经济危机进而演化为失业危机的担心,各国对吸纳劳动力较多的中小企业也给予了较多支持。在避免中小企业大量破产和防止银行业陷入不良债权方面,大多数财政专项支出用于普通百姓和大量的中小企业。
产业政策的新特点对我国产业政策制定的启示
首先,注重培育新一轮经济增长点―以低碳经济为中心的绿色经济发展。进行低碳产业集群规划试点并逐步推广。重点发展低碳排放的基本发电方式―核电与水力发电,提高机械利用燃料的利用率,开发新低污染能源。确立低碳型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作为重点产业领域;研究低碳产业集群体系规划;编制有利于低碳经济发展的产业集群地区的交通与物流规划、市政设施规划;扩大产业集群地区的碳汇系统规划等。加强产业集群地区中小企业节能减排工作。一方面要发挥全国性中小企业协会、行业协会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发挥产业集群地区行业协会的作用,形成纵横交错的组织体制。
其次,改变目前出口产品低成本竞争的状况。长期以来,我国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以资源和环境为代价,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保持低物价作贡献,同时,还要承受着发达国家反倾销和贸易逆差等方面的责难。金融危机的爆发,为我国提供改变这种状况的机遇,基于此,我国应鼓励企业通过创新和发展自主技术,进行产业升级,提高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特别要注重建立我国的自主品牌,彻底改变允许外国企业并购我国优质企业,以外国品牌取代我国品牌的做法。
再次,改革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使其更利于节能工作的开展。改变原有税收优惠政策内容过多地局限于某地域、某行业、某企业、某项目等政策的宏观导向作用不明显的弊端,将税收优惠政策作为一种特殊的财政支出,着眼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强调其政策的宏观导向、示范作用。其优惠内容主要体现在支持特殊产业的发展上,达到鼓励企业节约能源、降低能耗的目的。
最后,重新平衡中国的内外需求。发展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经济,调整利益格局以启动国内需求,才能扭转经济增长与就业岗位过度依赖外部市场的格局。在全球经济收缩和消费下降的背景下,应着眼于加快医疗、教育、福利服务等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对民营企业的财税、信贷支持;也要重视平衡发展外资企业和国内企业的产业政策,避免过度依赖外商投资造成危机阶段国民经济出现严重的“虚脱”状态。
参考文献:
1.王松奇,高广春.美国反危机政策评析[J].国际经济评论,2009(3)
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篇8
依据imF的统计，2016年全球经济增速虽然从危机之后的1%以下，温和上涨为3%左右，但是增长基础依然薄弱，距离上一个周期（1998-2008年）约4%的增速仍有不小距离。而且，各国财政的稳健性和可持续性正在降低。一个指标性的数据是，经济危机之前（1991-2007年），主要发达经济体一般性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从未超过50%，而危机之后（2008-2015年）的年度平均值达到了65%；发展中国家虽未被政府债务严重拖累，但也结束了2000年以来的财政减债周期（期间，一般性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从2000年的52%降至2007年的35%），政府债务负担率重新回到年均40%左右的水平（2008-2015年）。政府债务高企和财政赤字扩张，不仅直接影响到财政政策乃至宏观政策的调控能力，而且可能触发新一轮危机。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本轮全球经济波动中，所处位置和所受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一方面，较之以往，中国有更大的经济体量和与世界更广泛的经济联系；另一方面，面向未来，中国经济面临结构性改革的艰巨任务，同时要防止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类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宏观调控与财政政策都与过去大不相同，理应根据新形势，做好预判和准备。目前看，保持财政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维持财政刺激的合理空间、促进财政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将是三个极为重要的内容。
历史背景：财政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是什么
1.中国宏观调控经验。1998年和2008年，中国实施了两次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积极财政政策不仅被广泛理解为财政扩张的政治表述，而且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推动了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1998年中国做了两件以前未曾尝试过的事情：第一，通过扩大财政赤字和增加政府债务，解决财政资金不足的问题。这突破了新中国以来财政收支年度平衡和不借内外债的传统；第二，通过财政投资和政府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这改变了过往计划指令式的经济调控模式，市场机制和市场手段起到决定性作用。2008年中国又将财政政策调控经济的手段进一步强化：其一，中央财政的四万亿投资计划以及地方配套，直指当时认为的内需不足问题；其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开始联动。货币发行量、利率、汇率和财政收支规模之间形成纽带关系。总的来看，宏观调控与财政政策之间的互动实践，构成了过去20年间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风景。一些标志性的事件大都与财政政策高度关联。
2.怎样制定财政政策。不同阶段的宏观调控目标是不一样的。一般而言，刺激总供给或者总需求都是财政政策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已有的两次积极财政政策基本上集中在扩大总需求。其中，政府投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天，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成就广受世界赞誉，并逐渐成为中国经济走出去的一张“名片”。这背后的财政推动力几乎是决定性的。如若仔细观察还可以发现，相比较计划经济时期的财政集中力量“办大事”，市场经济下的财政政策对资金运行管理的要求明显提高。这主要体现在财政政策保持了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具体来讲，与国家推动的大型工程不同，基础设施建设具有一定的受益范围，属地特征也更明显。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保证稳定且持续的资金投入成为工作重点。换言之，当我们判断政府投资的作用、理解宏观调控的意义的时候，不能忽视财政政策背后所蕴含的资金筹集、规划实施和体制安排等一系列机制设计。
3.国际经验与最新理论。世界各国重拾财政政策的决心发端于2008年。某种程度上，这是对过去三十年各国认为的货币政策优于财政政策的矫正。当然，如今人们对财政政策的理解不同于凯恩斯时期。首先，大多数学者认为财政乘数是否大于1，即财政资金投入1块钱能否带来经济产出多于1块钱，是判定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基本标准。其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进入精细化合作阶段。也就是说，国民经济循环中的资金存量和流量必须统一管理，既不能过分依赖货币政策倡导的数量工具，也不能过度依靠财政政策信奉的政府投资与消费。最后，经济增长与财政可持续应该并重。如果不能兼顾，那么经济增长要优先于财政可持续性，但要注意此选择仅仅是短期权宜之计，财政不能长期亏空。
现实问题：如何维持财政刺激的合理空间
1.如何理解大国宏观调控：逻辑与手段。大国宏观调控的特点是经济体量大且影响深远。因此，所遵循的调控逻辑和运用的主要手段都区别于一般性理解。一方面，大国的经济体量决定了宏观调控的规模和力度更难把握。不同于小型经济体，大国宏观调控的规模往往是以万亿元为单位。这意味着宏观调控的实施不会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同时，还应该认识到，大规模的宏观调控讲求力度和节奏。什么时候实施什么样的政策，其结果差异可能非常大。某种程度上，宏观调控下的微观细节决定了成败。另一方面，如果把大国宏观调控置于开放经济体的环境当中，政策的外溢效应将深刻影响世界经济。由于中国连续实施以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所以，一段时间里所需要的原材料价格与所涉及的市场资金流向产生了较大波动。前些年，石油、铁矿石和有色金属等价格快速上涨，大都与中国扩大总需求存在一定的关联。
2.如何理解新时期财政政策：激励与约束。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大国宏观调控的背景下有了更多内容，也将面临更多挑战。发挥财政政策的效力，关键是要准确把握财政政策自身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并致力于转化为成功的政策实践。第一，要认识到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正在降低。这符合经济学意义上的投资边际效用递减理论。固定资产投资随建成数量增加和建设成本上升，其正外部性趋向于递减。财政资金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将减弱。第二，财政政策受到的资金约束在增加。近年各级政府债务规模持续放大，虽然负债投资形成了不少资产，但是很多资产不容易产生现金流，更不容易如商品住宅一样能够随时变现，进而导致了债务还本付息困难。此外，当社会福利水平上升，民生支出开始取资建设支出之后，各级政府的负担还会进一步增加。与原有的主动投资建设所致的财政负担完全不同，民生支出刚性大，减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第三，财政政策落地面临更严格的法制与纪律监管。财政政策源于顶层设计，落地则在基层政府。特别是中国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地方财政资金的配套和财政管理体制的跟进不可或缺。较之前两轮积极财政政策，新时期财政政策会更加规范，法制化程度也会更高。但这也从一个侧面预示着，新环境下的财政政策实施效率和执行效果存在着未知性。
3.如何理解财政政策与其他政策之间的协调：层次与角度。大多数宏观经济理论认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第一层面的政策部署，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等位居其后。这里虽然没有重要性区分，但存在实际意义上的先后顺序。只有具备了上述基本认识，如何使财政政策与其他政策协调才有章可循。第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还有很大空间。货币政策的优势是灵活和精确，而财政政策的特点在于稳定和长期。连世界最大、经验最丰富的中央银行――美联储，也不否认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协调的重要性。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财政部长在美联储政策制定会议上拥有投票权。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程度依然偏低。第二，应理顺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的上下游关系。我们经常看到为产业和区域发展配套的财税政策。殊不知，不少配套政策并不在预期之内，既削弱了财政政策的整体性和自主性，又可能与其他政策产生拥挤效应――本可集中发力的财政资金变成了“撒胡椒面”。第三，应探讨如何令财政政策更具微观基础，即能够精确预计资金需求规模和准确获悉实施绩效。财政政策的最大缺陷在于其容易形成“大水漫灌”效应。财政资金低效率使用，甚至挤出社会投资或消费，都是常被诟病的问题。过去三十年，多数国家受限于财力不足和政策效果欠佳，财政政策工具长时间被束之高阁。对此，学者们积累了大量的研究结论和实施方案，其中，应用微观经济学领域在公共投资、基础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支出等领域的既有成果，大都可以加以应用。
大国调控之财政政策取向：怎样协调政策
1.实现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双重任务。中国稳增长的财政政策依然要立足于扩大总需求，而调结构的财政政策则需要从供给侧人手。可以认为，现阶段中国财政政策面临两手抓的艰巨任务。为此，有如下工作亟待展开：第一，稳增长的财政政策除了体现刺激规模，还要注重实施效果。比如以高速铁路为代表的基础设施投资效果正在显现。很多线路不仅逐渐实现盈亏平衡，而且人员与货物的快速流动所产生的正外部效应也在持续放大。因此，基础设施投资步伐还不能停顿。第二，本轮积极财政政策应在政府投资和政府消费领域着力改善民生。过去十年，关乎民生的城市市政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减缓惊人。2015年同比增速为0.63%，而1991-2010年中国市政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速的年平均值为27.85%。投资不足造成的一系列问题正在频繁发生（如北京“7・21”暴雨等所暴露出的城市排洪、蓄洪设施老化等情况）。此外，政府投资建立的社会保障机构不仅效率偏低，而且后期运行成本极高。能不能利用市场机制，以政府购买的形式，为民众提供更多优质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各方面都拭目以待。第三，供给侧调控还看财政政策如何给经济“减负”。眼下，企业和居民部门都承担了较重的税费负担。积极财政政策势必放大公共支出规模，对未来公共财政增收形成压力。实际上，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激活市场。政府的管理除了放松管制，还有降低市场参与者的成本。另外，应提高公共资金使用效率，只有不轻易实施大规模刺激计划，才能从根本上解除增加市场负担的潜在可能。
2.把握增进民生福利与财政可持续间的平衡。从过往经验看，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过后，中国民生福利改善都会迈上新台阶。这往往得益于财政资金的充沛供给与福利计划的顺利实施。然而，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会出现不一样的情况。怎样维持民生福利与财政可持续之间的平衡将成为新课题。为此，要做三个方面准备：其一，民生福利改善的过程，应与经济发展和财政可持续同步。要根据经济发展阶段与财政实力做好资金配给，在改善民生福利的主要领域设计路线图。竭力避免某些福利国家的财政困境和福利困境。其二，协调分区域的福利政策与财政统筹之间的关系。中国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的分区域管理办法需要进一步完善。未来可支配财力、区域资金缺口或者盈余都要进入预算制定的考虑范围。要制定资金缺口填补和盈余资金管理的政策预案。在没有全面摸清财力状况和做实未来福利改进计划的情况下，不建议贸然推进全国统筹。其三，做好其他财政资金填补民生支出的准备。政府间转移支付和国有资产经营收益都要做好补充地方民生支出缺口的准备。特别是在目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个位数增长、民生财政支出两位数增长的情况下，部分地方的财政可持续性或将面临进一步考验。
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篇9
关键词：新财税金融运行地方经济
中图分类号:F8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8(a)-0223-01
我国实行新财税金融制度,其运行体制对我国地方经济的影响是复杂的,本文从新财税制度和金融运行体制两方面进行了影响内容的分析。
1新财税制度对地方经济的影响
新财税制度的建立对地方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地方企业发展,财政收入等均有不同的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1.1企业整体税负增加,效益下降
新财税制度的建立使得中央财政管理更为统一,其统一内容包括两方面:(1)中国目前具备了降低内资企业税负的经济能力,同时降税后将增强企业的发展能力,弥补一部份因税率降低减少的税收。(2)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是向外资企业享受的低税率水平靠拢,不影响中国的鼓励外商投资政策。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财税改革也必须正式启动,以保证我国资源税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但是,在面对我国资源税改革的推进,地方企业整体税负增加,效益下降,但是对于我国整体经济发展而言有利于完善资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更好引导经济结构调整、缓解我国中西部地区财力紧张的实际情况[1]。
1.2地方收入减少,资金调度困难
中央为了加强宏观调控能力,对财政收入分配的增量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实行新财税制度之后虽然中央以税收返还形式要给予地方弥补,从静态看,没有减少地方财政的既得利益;从动态看,地方财政也能到一定的增长返还。但从收入的增量分配来看,地方财政所得相对减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收入有所减少自然就会使得地方的财政负担加重,收支矛盾突出。加上目前,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面对离退休人员财政支出等实际情况,地方财政资金调度能力自然受到影响,使得地方政府财力难于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目前地方政府如何科学合理地配置政府财政资源,增强政府公共保障能力,已成为地方政府理财工作实践的面对的重要问题。
1.3树立地方经济效益观念
新财税制度建立之后,地方财政收入减少,这使得地方发展更为重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并尽快树立地方经济效益的发展观念。在新财税制度的促进下,地方经济的提高意味着增加企业盈利和国家收入,增加资金积累,从而有利于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地方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中央政府给予广泛有力的引导、支持和服务。如做好产业规划,制定优惠政策,提高地方经济组织化程度,畅通地方企业融资渠道,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而这些经济发展的内容都需要地方政府在新财税制度的引导下,切实转变职能,统一协调,从人、财、物诸方面创造良好条件。
1.4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具备现实动力
新财税制度执行后,地方经济发展更为重视公共产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认真落实各项税收政策,有力地促进了第三产业发展。近年来,地方发展充分发挥税收调节经济、调节分配的职能作用,积极搞好经济税收比对分析,认真研究运用税收政策拓宽税基,壮大财力,有效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的安全稳定。地方经济要树立以提高质量效益为中心、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全面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观念,大力发展信息产业、第三产业和创新产业。各级地方政府要运用税收杠杆,可以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反过来,第三产业发展了,又可以形成地方税源的有力支柱。第三产业历来比第二产业具有更高的纳税能力,在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紧迫性,确保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顺利完成。
2金融运行及对地方经济的影响
新财税制度下金融体制的运行对地方经济的影响多是积极性的,全面衡量来看有利于资金的筹集和发展。
2.1促进地方经济拓宽筹资渠道
新财税制度建立之后,地方经济拓宽了筹资渠道,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利用新财税制度优势支持经济发展规模,发挥产业优势。新财税制度使得我国证劵市场活跃,使得地方经济的融资力度增加,银行发展活跃更有利于地方经济融汇资金。地方经济的拓展增强了改善经济发展环境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增强了政府职能部门的效力意识和服务意识,减轻企业负担,有力地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同时,地方经济的拓展采用了财政制度下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使银行资产实现合理增长,达到稳健经营,消除和减少风险的目的,侧重于资产和负债的综合管理,而不是对某项资产或负债的管理,对地方经济的金融资金筹措渠道十分有利[2]。
2.2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
金融运行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新财税制度下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规范专项转移支付,提高地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加快建立地方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专业银行商业化经营,贷款投放实行经济效益优先的原则,促使企业从经济效益出发进行产业、产品结构的调整。产业化的调整之下,地方企业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自然,如:保护消费者利益、合理聘用人员、消除环境污染等,是与财务管理目标紧密相联的问题。这些工作做好了,有利于企业在社会公众中树立良好的形象,这是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实现的重要外部条件。
2.3有利于银行组建稳定资金
在我国设置政策性银行,使经营性业务与政策性业务分开,既是当前深化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也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政策性银行简言之就是指专门从事政策性融资的金融机构,不以盈利为目的,专门为贯彻、配合政府社会经济政策或意图,在特定的业务领域内。新财税金融制度的运行,使得银行更进一步地有利于政府经济政策的调整,而且目前由国务院牵头组建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大政策性银行,它们各自的任务分别是:国开行支持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大中型基本建设;进出口银行支持扩大我国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农发行支持农业发展。在这样的金融运行体制之下,中国地方经济发展更为稳定,能够更为直接地开展稳定民生的相应资金投入。
2.4有利于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新财税外汇制度在支持地方经济建设方面将坚持两大原则:一是将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与维护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联系起来;二是将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与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联系起来。新财税制度采用了汇率并轨的制度,这样一来有利于企业出口创汇的发展,使得地方经济更进一步向外向型经济模式发展。
综上所述,新财税制度及其金融运行对地方经济的发展有着多方面的影响,有利于地方经济外向型发展,第三产业的重新布局,以及资金的全面筹集与稳定。
参考文献
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篇10
一、经济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理论发展的产物，其自身的发展及其与财政政策理论的相互关系，都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理论特点紧密联系，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目前，一般认为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一）经典经济理论。
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总体上看没有明确涉及经济增长的论述，也没有涉及相关财政政策的论述。经典经济理论在供给与需求关系方面采用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理论，认为市场会自动均衡，强调市场自由，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但若深入分析，可以注意到经典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问题作了许多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生产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提出：“生产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第二，由于资本使用的效率不断提高，在再生产和积累期内，小的改良日积月累，最终就是生产的整个规模完全改观。这是进行着改良的积累，生产力日积月累地发展。”强调了生产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他还分析了公共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提出公共基础设施是“为资本提供资本的资本”。亚当。斯密在他所著《国富论》中分析了一国财富增加的途径，认为只有通过经济增长才能实现财富的增加。亚当·斯密提出，社会财富的增加意味着人均国民产值的提高表现出来的个人财富的增加。在如何实现国民财富增加的途径问题上，他强调了资本积累和资本的正确配置，这实际上强调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关于资本的内涵，亚当·斯密认为不仅包括机器和工具、建筑物、改良的土地，而且还包括“社会上一切人所学到的有用才能，这种才能对个人和个人所属的社会都是财产的一部分。”这实际上隐含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关于人力资本的思想。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著述中，也包含了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思想，并强调了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动力作用，认为如果没有投资产生的资本积累，经济就不可能增长，增长过程就会停止。总之，经典经济理论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已经有重要论述，但没有形成经济增长理论，也没有提出财政政策问题，因此没有经济增长与财政政策关系的论述。这时对财政收支的分析主要是从利益和政治的角度进行。
（二）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在宏观经济分析和财政政策理论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被认为是使宏观经济理论成为了系统性的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套财政政策理论。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是应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背景而产生的，强调市场失灵，主张发挥政府在经济总量调控中的作用，认为政府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干预经济。该经济理论从总量分析入手，以有效需求管理为核心，构建投资储蓄曲线（1s曲线）和货币供求曲线（lm曲线）分析模型（is-lm模型），进行了一系列总量分析。在财政政策方面，提出了财政政策和宏观调控的目标主要是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保持物价稳定等：分析了财政收支规模变化对国民收入的影响，从而对财政支出、税收等财政政策工具的作用、条件进行了分析，形成了相机抉择等应用理论，其中许多结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仍在运用。值得注意的是，在运用凯恩斯经济理论进行财政政策分析时，必须考虑政策产生作用的条件。比如投资（政府支出）的乘数原理成立的条件就包括了5个方面：一是在投资中没有引进进口的产品和服务；二是经济中有足够的闲置生产能力、劳动力和尚未充分利用的资源；三是总产值中增加值比例保持不变；四是增加值中用于消费的比例不变；五是居民消费构成没有变化。当这些条件不能同时满足时，投资的乘数原理就不能成立，这些条件实际上是短期性的具体表现。总体看，凯思斯经济理论是从流量的角度分析了短期经济波动问题，没有对经济保持长期、持续增长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所提出的财政政策也都是只能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短期效果的政策。
（三）新古典经济理论。
新古典经济理论是在凯恩斯经济理论面对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滞胀”而束手无策的背景下，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也称为理性预期学派，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起点和标志。该理论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理论的前提条件。立足于长期分析，认为在长期中在竞争性领域市场机制总体上就是完备的（即所谓市场出清），信息总是对称的，经济总体能够运用对称的信息对经济变量做出正确的预期，即理性预期。这样的前提假设与经典经济理论关于市场本身是完备的观点相同，因此也被称为新古典经济理论。二是该理论的前提假设导致了政府干预经济无效，即财政政策无效甚至有害的结论，因此该理论唯一的政策建议就是政府不要干预经济。三是该理论使经济学研究致力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分析，并且将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工具进行了重大改进，构造出许多数学逻辑严谨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因此，普遍认为虽然由于该理论认为财政经济政策无效而在政策建议中无所作为，但却在发展宏观经济研究工具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四）发展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是20世纪60年代与新古典经济理论相同时期发展的经济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的主要不同，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进行诊断并提出政策建议。该理论的特点，一是在研究对象方面，不仅研究经济增长（即gdp的增长率），而且注重相关的社会问题、生存环境问题等，即所谓发展问题。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比较综合，往往采取定性分析为主，用一些简单的数学模型或图形进行解释，重点放在提出政策建议等方面。发展经济学理论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观点和建议，例如迈克尔·托达罗（michaelp.todaro）提出了发展的新经济观点，他认为，发展必须包括经济加速增长、缩小不平等状况和消灭绝对贫困，也包括社会结构、民众态度和国家制度的重要变化的多方面过程。他还提出了发展的三个核心价值：生存、自尊、从奴役中解放出来。此外，他还提出了发展的三个目标，一是增加基本生活必需品数量的可得性，二是提高生活水平，三是扩大对个人和国家可得的经济和社会选择范围。西蒙。库兹涅茨（simonsmithkuznet，197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定义，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位为给它的居民提供种类日益增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的调整的举措上的”，此外，他还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六个特征。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n.resenstein-rodan）强调了社会基础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他指出“要想有任何成功的机会的话，用于一个发展项目的资源就必须有一个最低限度水平。启动一个国家进入自我持续增长，颇有点像让一架飞机起飞。在飞机起飞之前，有一个超越的地面临界速度……”，此外，他还指出了起飞所需的基础设施资本形态、投资所需的储蓄等方面的不可分性。冈纳·米尔达尔（gurmarmyrdal，1974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了著名的“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回波效应”是指经济活动正在扩张的地点和地区将会从其他地区吸引净人口流入、资本流入和贸易活动，从而加快自身发展，并使其周边地区发展速度降低；而“扩散效应”是指所有位于经济扩张中心的周围地区，都会随着与扩张中心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改善等情况，从中心地区获得资本、人才等，并被刺激促进本地区的发展，逐步赶上中心地区。
目前，发展经济学的许多前沿问题仍然很受人们关注，如农业中的制度与技术变迁问题、食物（粮食）保障问题、外部（贸易投资、外汇）冲击下的宏观经济问题、经济发展与劳务问题、发展中国家工业成功的解释等。
（五）新经济增长理论。
新经济增长理论是宏观经济学最前沿的理论，该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致力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研究。该理论在对经济环境的前提设定方面与新古典理论相同，包括市场出清、信息对称和理性预期等，该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的根本不同是否定了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产出和资本积累都具有正反馈效应，经济增长率是内生于经济系统的，因此，经济能够实现长期持续的增长。该理论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再次肯定了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从全新的角度分析了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因此受到政府部门特别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部门的普遍重视。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财政政策
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理论基础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这里结合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具体分析财政政策理论基础的变化。
（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来源于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核算结果，包括对多国从1870年到1995年的100多年经济增长核算和从1960年到1985年的25年经济增长核算，结果发现仅有40%到70%不等的产出增长率来源于资本生产要素和劳动生产要素的投入。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体现了宏观经济理论向使用完备工具发展的趋势，与此前的经济理论形成明显不同。其基本条件假设包括长期中竞争完备的市场、信息对称以及经济实体的理性预期等。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一是从微观机制入手分析宏观经济问题，注重宏观经济现象的微观基础。二是进行动态的数量分析，普遍采取构建数量经济模型的方法进行研究，注重经济分析的逻辑严密性和实证性。三是注重用数据检验理论推导结论的正确性。经济增长理论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普遍采用的框架是：经济活动的目标是追求由消费（或消费为主）产生的效用最大化，但消费和生产行为受到预算约束的限制，或者说受到资本积累速度的限制，在目标和约束条件之间找到最优的消费增长规律、最优的资本积累规律以及最优的经济增长规律；在这个框架下，通过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的不同特性，分析财政政策、生产技术、人力资本等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个框架即所谓拉姆奇（ramsey）模型框架。
（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理论模型。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特点是对所研究的所有问题，都通过构建数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针对不同经济问题，结合不同条件，构建了大量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以下介绍的是其典型的并与财政政策密切相关的模型及其经济含义（各模型数学表达式略，可参见文后所列参考文献）。
1.哈罗德一多马模型。
这是凯恩斯经济理论后期出现的模型，虽然严格地说还不属于现代经济增长模型，但却是第一个出现的动态增长模型。该模型在微观机制上假定企业的生产按照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进行，即资本（k）和劳动（l）不能相互替代，产出由资本或劳动中投入少的量决定（即所谓“水桶原理”，水桶容量由短边决定），宏观上采用凯恩斯的需求决定原理，即储蓄全部用于投资，不考虑折旧，总产出中用于储蓄的比例是固定的，劳动力是自然增长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推导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条件是总产出、消费、生产资本存量和投资都要同比率增长，保持齐步走，其中任何一项产生波动，经济会立即失去平衡，这样的均衡增长被称为“刀锋上的均衡增长”，很难达到。为此，人们认为此模型不宜用来解释和分析经济增长实践，或者说以需求分析为核心的短期波动理论无法分析解释如何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问题。
2.索洛模型。
这是新古典经济理论最典型的经济增长模型，通常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该模型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滞胀”的情况下，重新强调依靠市场本身的作用推动经济增长，但与经典经济理论相比较，对市场的环境条件作了更为全面的假设。新古典增长模型假定市场机制是竞争性的、完备的，信息是对称的，经济主体的行为是理性的。按此假设，市场经济国家在国内普遍重视保持自由，竞争（防止垄断），强调信息透明，注重政府职能主要在公共领域发挥作用。
在设定的条件下，新古典增长模型建立的微观经济机制是：家庭追求由人均消费产生的效用最大化目标，但受到家庭资产积累速度的预算限制；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但受到人均资本积累速度的限制。无论是资产积累还是资本积累，都服从边际递减的规律。在宏观经济中，家庭向企业按特定价格提供劳动力和资本（储蓄），获得工资和利息向企业购买产品进行消费，企业按特定价格使用劳动力和资本，向家庭提品供家庭消费，并由此构造了人均资本积累等于人均投资减去折旧和新增人口的单位消耗的“人均资本积累方程”，并由此推导出结论，即在边际产出递减的情况下，宏观经济的稳定状态是经济增长率等于零，新增投资正好与折旧和新增人口消耗相等，即经济增长率终将趋于零，停止增长，实践中经济之所以还在增长，是因为人们所不能控制的（即外生的，与产出、资本积累等都无关的）技术进步导致的。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由此项理论推导的结果得出了一系列经济分析结论并解释了人们观察到的绝大部分经济现象。主要结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绝对收敛。即不同的经济体人均资本（产出、消费）越低的，增长率应当越高，最终人均实际gdp将趋于一致。按此结论，穷国的人均实际gdp增长应当比富国更快，并最终赶上富国，即实现赶超。但通过对118个国家从1960年到1985年的数据检验表明，不仅没有实现赶超，差距反而有拉大的趋势。因此不同质的经济实际上否定了绝对收敛结论。但是，对最初的20个oecd国家从1980年到1985年的数据检验发现，穷国的人均实际gdp确实增长的更快，明显存在趋于一致的趋势，因此比较同质的经济集团，存在一定程度的绝对收敛趋势，赶超较为容易。对美国各州从1880年到1990年的数据检验发现，较穷的州的长期人均实际gdp趋势高于较富的州，实现了赶超，并趋于一致，表明同质的经济确实存在绝对收敛。
二是相对收敛。即一个经济体（一国）距离其自身经济的稳定状态越远，其增长就越快，也就是从长期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经济体存在一个自身的稳定状态，经济如果离此稳定状态较远，就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但随着趋近此稳定状态，增长速度也会逐渐变慢。同时，不同的经济体具有人均实际gdp不同的稳定状态，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下，穷国可能永远赶不上富国。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似乎解释了经济增长方面的绝大部分现象，但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的经济并未停止增长，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发达国家经济还实现了新的较快增长。此外，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是外生的，财政政策是无效的等结论，也明显与经济增长的实践不符，因此产生了新经济增长理论，作出新的分析和解释。
3.区域经济模型。
这是一个分析存在贫富差距的两个地区如何实现公平与效率平衡的模型，构建于20世纪60年代。此模型虽然是一个静态模型，并不属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但却有利于分析不同发达程度地区的均衡增长问题。该模型通过推导得出的结论，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如果两个地区的生产是由资本和劳动不能互相替代的生产函数（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表明生产力很低）确定的，则两地区收入平等的唯一途径是使富裕地区的人均收入降至贫穷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即只能通过共同贫穷来实现公平。
二是如果两个地区的生产是由资本和劳动能够相互替代的生产函数（如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表明生产力水平较高）确定的，则两个地区实现总体收入最大化（效率），并使两个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相等（公平）的途径，既可以通过劳动力的转移实现，也可以通过资本的移动实现。并且认为从短期看，移动劳动力比移动资本的总体成本更低。
4.线性生产技术模型。
此模型是新经济增长理论最基本、典型的模型，由巴罗等人1990年构建。该模型与整个新经济增长理论体系一样是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最重要的突破是从宏观经济的微观生产机制上否定了边际产出递减的假设，认为产出的增长带来知识、技术等方面的提高，并将这些内容作为资本积累的内容构建模型（即内生化构建内生增长模型，也称ak模型），以此为基础分析宏观经济问题。线性生产技术模型的结论是，人均资本的积累如果包含人力资本积累，则产出就与资本积累成正比例关系，按此关系，只要将产出用于保持人均资本积累和人均消费的合适比例，宏观经济就能实现长期稳定增长。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将用于资本积累的一部分用于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就能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5.生产型知识资本模型。
此模型也称为边干边学模型，由罗默于1986年构建，属于新增长理论模型。该模型的基本思路是认为社会总资本（k）在积累增加的同时，由于专利等封闭手段不可能对技术长期封锁或保密，因此在长期中会增加全社会生产经验，所有的单个劳动力（11）在不断的生产投入中，通过教育、培训等都具备了新的知识和经验，从而提高了劳动者的整体效率，使得单个企业的边际产出不仅不递减，而且会保持稳定增长，从而在宏观经济上使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保持稳定或不断提高。该模型比较具体地分析了生产知识和经验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机制，因此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一是政府和企业都要重视生产经验和知识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注重加强研发、不断创新，获得社会整体技术进步的外溢效应，提高社会生产的知识和经验；二是发展中国家在引进资本的同时，要特别注重引进相关技术和消化吸收相关技术（有关分析认为，当年亚洲四小龙的高增长率与其在引进资本投资过程中消化吸收先进生产技术密切相关，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这方面的不足并未实现同样的增长）；三是政府应当通过制定行业技术标准等手段进行干预，提高相关行业乃至全社会生产技术标准，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6.生产性公共资本模型。
此模型由阿罗和巴罗在1990年构建，属于新增长理论模型。模型提出了政府提供的生产性公共资本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动力作用机制，是新经济增长理论对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能够发挥何种作用以及如何运用财政政策的一个理论分析。该模型在分析生产性公共资本（如交通、通讯、城市公共设施、教育等能够直接服务于生产的公共服务）性质的基础上，将生产性公共资本的外溢性纳入微观生产机制，通过理论推导得出的结论是，政府通过征税用于生产性公共资本投资，并将公共资本无偿或低价格提供于社会生产，就能够提高企业的边际产出和边际利润，防止边际产出递减，从而提高长期人均实际gdp增长率。该模型还推导出了最优经济增长率与最优税率的关系。该模型的实践意义十分重要：一是生产性公共资本的适当规模对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必不可少的；二是税收的比重应当适当，过低或过高都不能使长期经济增长率达到最优，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最优税收比重（税率）应当与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相等；三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劳动力的投入就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率，因此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应当更加重视生产性公共资本投资。
7.一般拥挤性基础设施模型。
此模型在生产性公共资本模型基础上（该模型假定生产性公共资本是纯公共性的）进一步考虑了生产性公共资本具有一般拥挤性（如道路拥挤会提高运输的时间成本等）的情况下，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通过推导得出的结论是：一般拥挤性的生产性公共资本能够阻缓增长率的降低，从而提高长期增长率；生产资本的积累终将导致生产性公共资本的拥挤，拥挤度越大，长期经济增长率的衰减速度越快，生产性公共资本为纯公共性时，存在一个稳定的经济增长率；存在一个与拥挤度相适应的最优税率，并认为由于环境、资源具有公共使用性，因此具有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的作用。模型的经济意义除与前一模型类似的外，还包括：生产性公共资本的投资建设应当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政府征税融资应当保持最优比率，应当保护性地开发和利用具有公共性的资源，注重环境保护，特别是要重视国家总体的环境保护。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特别是新经济增长理论还对财政管理体制、各类税收制度、政府债务、社会保障政策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构建了其他大量的增长模型，如贫困陷阱模型、小国开放经济模型、多级政府转移支付模型、技术变迁模型、人口迁移模型、生育选择模型、劳动闲暇选择模型、具有政府债务约束的经济增长模型等，上述模型也有大量的变种，在此仅介绍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路和一些典型分析。
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的新特点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机制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并在许多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中得到运用。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为更加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持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努力完成新时期财税改革的主要任务和措施，应当重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对财政政策影响的参考和借鉴价值。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影响下的财政政策新特点值得关注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财政政策实施范围的综合性。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影响下，财政政策由过去调节经济总量为重点转为涵盖涉及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所有公共性问题，主要是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和保障社会的安全稳定这两大方面。在保障社会安全稳定方面包括国防与安全、社会公平、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政策；在推动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方面包括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财政本身的可持续性、提供公共品与公共支出、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受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方法的影响，财政政策内容也往往是综合性的，一项具体政策往往是将政策涉及的社会与经济问题综合分析，如财政体制、税收问题、社会保障、劳动力经济学、教育经济与人力资本等。同时将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联系起来分析，甚至专门研究全球问题，也是重要特征。
2.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性。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有效的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因此在社会生产领域注重技术创新和新增生产资本的技术水平，注重产业结构调整，在社会经济领域则强调外溢性强的公共资本积累。在此背景下，财政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丁具，从注重总量短期平衡为重点，转为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为重点。财政政策更加注重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注重在加强教育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促进技术创新和提高行业技术水平、改善经济结构、保护环境资源等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因素方面运用财政政策。对于短期波动问题，只是在十分必要时才运用财政政策进行总量调控。即使有些国家（如美国）在评价赤字政策时，着眼点已非调节短期波动，而是通过促进有效资本积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因此，总量上稳健的中性的财政政策往往是常态的财政政策。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中的稳定性。宏观经济的短期总量调控更多是运用货币政策，在此过程中注重财政政策（国债发行、赤字规模等）的稳定性，为货币政策提供稳定的运行环境，增加可控性，减少不可控性和风险。比如鲁宾（美国财长）在2005年8月在美联储举办的“格林斯潘时代：对未来的启示”经济论坛年会上就说，债券市场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受包括财政政策走势和未来财政状况的影响，认为务必奉行稳健的财政政策，这有利于利率政策能够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他还强调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必须密切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