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纠纷处罚条例篇1
「关键词体育纠纷；纪律处罚；中国足协；诉讼
2002年是中国体育界的“诉讼年”，2001年中国足协对涉嫌打假球以及严重违规的几个甲B俱乐部进行处罚，其中的两个俱乐部广州吉利与吉林亚泰不服处罚，分别于2001年底与2002年初向法院。[1]尽管两案法院最终都驳回了，但给中国足球界乃至体育界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引发了司法能否介入体育行业内部纠纷救济的问题的讨论，此外对足协内部的纪律处罚与纠纷处理机制的有关问题亦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
目前中国足协的内部纠纷处理机制（包括纪律处罚制度）主要规定在《中国足球协会章程》“第六章纪律和诉讼委员会”、“第九章罚则”、“第十五章争议处理”，以及《中国足协违规违纪处罚办法》、《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委员会工作条例》、《中国足球协会诉讼委员会工作条例》等行业规章中。正是由于这些行业规则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导致在实践中引发了许多问题，例如俱乐部、球员不服中国足协纪律处罚，诉诸法院的事件层出不穷。
一、现行中国足协内部纪律处罚与纠纷救济机制存在的问题
（一）行使处罚权与纠纷处理权的机构过多，权限划分不明确
根据上述的几个中国足协的行业规则，中国足协目前可以行使纪律处罚权与纠纷处理权的内部机构有：中国足协常务委员会，根据《中国足球协会章程》第58条的规定，其可以行使暂停会员资格的处罚权，根据第52条的规定可以最终裁决有关的纠纷；中国足协联赛委员会，根据《中国足球协会章程》第56条的规定，可以执行罚款的权力，可以处理异议或抗议；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根据《中国足球协会章程》第51条以及《中国足协违规违纪处罚办法》、《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委员会工作条例》的规定，可以行使纪律处罚权；中国足协诉讼委员会，根据《中国足协章程》第52条以及《中国足协违规违纪处罚办法》、《中国足球协会诉讼委员会工作条例》的规定，有权受理不服足协纪律委员会的处罚决定的申诉，可以直接受理足协成员之间以及它们与足协之间的有关争议；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根据《中国足协章程》第44条的规定，可以监督管理处罚裁判员。
由于众多足协内部机构都拥有纪律处罚权与纠纷处理权，在实践中发生争议时，往往容易产生职权交叉，含混不清的情况，而当事人不服处理决定的，往往投诉无门。
（二）处罚与纠纷处理程序问题上存在诸多缺陷
1.审级设置
目前中国足协内部的纪律处罚程序与纠纷处罚程序的审级设置不太明确，当事人可以上诉或申诉的次数也不太清楚。根据《中国足球协会诉讼委员会工作条例》的规定，对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以及其他委员会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当事人可以向诉讼委员会申诉，但是《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委员会工作条例》第16条的规定，有些纪律委员会的处罚决定当事人是不能申诉的，因此，对这些处罚决定的相对人而言，只有一次处理的机会，没有申诉的权利。对于那些诉讼委员会可以受理的申诉，《中国足球协会诉讼委员会工作条例》第3条规定，一般由其作出最终裁决，因此，对此类处罚的处理程序是两个审级。但条例该第3条与第21条又规定“重大或特殊的案件由中国足协常务委员会决定处理”，因此，这又是三个审级的规定，并且“重大或特殊”到底由诉讼委员会自由裁量还是由常务委员会裁量，也不清楚。
此外，对于普通纠纷（主要是注册、转会、参赛资格、雇佣合同等等方面的纠纷），《中国足球协会诉讼委员会工作条例》第4条规定，由诉讼委员会裁决，根据《中国足协章程》第87条的规定，诉讼委员会的裁决一般是最终裁决，有一些又可以向足协常务委员会申诉，因此，在普通纠纷处理程序上，分别有一个审级程序与两个审级程序的不同设置。
总之，在中国足协内部的纪律处罚程序与纠纷处理程序中，有一个审级的设置，也有两个审级的设置，还有三个审级的设置，这在实践中可能会造成混乱局面，并且对当事人而言，审级利益的保障不一致，违反了“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正原则。
2.纪律处罚机构与纠纷处理机构的人员组成
首先是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与诉讼委员会人员由谁产生的问题。根据《中国足球协会章程》第36条的规定，中国足协主席会议（由足协主席、专职副主席、秘书长、司库组成）有权确定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与诉讼委员会的负责人与成员；而根据《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委员会工作条例》第5条的规定，纪律委员会的全部人员（包括主任、副主任、委员），应当由足协常务委员会确定；根据《中国足球协会诉讼委员会工作条例》第20条的规定，诉讼委员会的全部人员亦应当全部由足协常务委员会确定。并且目前的《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委员会工作条例》与《中国足球协会诉讼委员会工作条例》都是由中国足协常务委员会修订的。到底纪律委员会与诉讼委员会的成员组成应当由谁确定？根据足协章程第35条与36条，足协主席会议与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同（常务委员会由足协主席、专职副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司库组成），性质、职权也不相同（常务委员会是足协的权力机构中国足协全国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而主席会议是足协的执行机构），并非“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一方面，足协章程是足协的“基本法”，两个条例是“普通法”，根据“基本法优先于普通法”的原则，应当是章程规定效力高，似乎应由足协主席会议确定两委员会的人员；另一方面，足协章程是1996年通过的，两个条例是2000年通过的，根据“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条例的效力似乎应当优先；此外，章程是规范一般事务的“一般法”，两个条例是规范特殊事务的“特别法”，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两个条例的效力也应当优先，即由足协常务委员会来确定纪律与诉讼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实践中，两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到底是由谁确定的，我们并不清楚。
其次，纪律委员会与诉讼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任职条件是什么，通过什么程序任命，人数有多少，具体名单是怎样的，等等这些问题，在足协章程与两个条例中都没有规定。在实践中，两个委员会的成员实际上就是足协的内部官员，并没有足协外部的人员参加，因此，让人对《中国足协违规违纪处罚办法》第3条标示的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遵循“独立原则”表示怀疑。
再次，实践中纪律委员会与诉讼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有不有重叠？如有重叠，肯定是违背程序正义原则的。
最后，纪律委员会与诉讼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如果与案件具有厉害关系，应不应该回避？《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委员会工作条例》第14条仅仅规定，纪律委员会在审理违规违纪事件时，“可以适用回避制度”，既然是“可以”而不是“应当”，所以该条款的规定在实践中有可能形同虚设，而《中国足球协会诉讼委员会工作条例》则对回避问题根本没有规定。这些都是程序设置上的瑕疵。
3.听证程序
《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委员会工作条例》第14条规定，纪律委员会在审理违规违纪事件时，“可以适用听证制度”，既然是“可以”而不是“应当”，所以该条规定在实践中亦有可能形同虚设，在前一章讨论的中国足协处罚甲B足球俱乐部的案件中，中国足协的处罚决定的作出没有经过听证程序，后来的减轻处罚决定的通过亦没有经过听证程序，基本上是暗箱操作，当事人无法进行陈述与抗辩，程序权利受到了侵犯。不能不让人对《中国足协违规违纪处罚办法》第3条标示的，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遵循“公开原则”表示怀疑。
（三）自我设定内部程序的最高效力存在问题
《中国足球协会章程》第87条规定：“一、中国足球协会各会员协会、会员俱乐部及其成员，应保证不得将他们与中国足球协会、其它会员协会、会员俱乐部及其成员的争议提交法院，而只能向中国足球协会会诉讼委员会提出申诉。二、诉讼委员会在《诉讼委员会工作条例》规定的范围内，作出的最终决定，对各方均具有约束力。三、诉讼委员会作出的上述范围外的裁决，可以向中国足球协会常务委员会申诉，常委会的裁决是最终裁决。”因此，中国足协目前的实践是将内部纠纷处理机构作出的裁决作为最终裁决，并且排除法院的司法审查。根据我们在前面章节的分析，象此类的条款，各国都不承认其可以排除法院的司法审查，而最多只能视为是对当事人向法院前必须用尽体育行会内部救济措施的规定。
中国足协章程的此项规定来源于国际足球联合会（FiFa）章程的相关规定，但《国际足联章程》第十三章第63条的规定是这样的：“国家足球协会、俱乐部或俱乐部会员不得将与国际足联或其他协会、俱乐部或俱乐部会员间的争议诉诸法庭。应将争议提交经各方同意指定的仲裁机构。即使有关国家的法律允许俱乐部或俱乐部会员将体育组织的决议诉诸民事法庭，俱乐部或俱乐部会员也不得如此行事，除非在其国家足球协会的职权范围内已无通过体育方法解决的可能。国家足球协会应尽一切可能保证其俱乐部和俱乐部会员遵守本规定并明确无视本规定所产生的后果。”由此可见，国际足联的章程只是规定了当事人在向法院前，体育行会内部救济措施前置的程序，并没有完全排除司法介入解决体育纠纷的可能性。
由法院作为社会纠纷的最终处理机构，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普遍做法，一般情况下，只有合法有效的仲裁条款可以排除法院的司法管辖权。而中国足协内部的纪律处罚与纠纷处理程序并不是一种中立的仲裁机制，不能排除法院的司法管辖权。
二、完善足协内部纪律处罚与纠纷救济机制的设想
（一）健全审级设置
笔者认为，中国足协的内部纪律处罚制度与纠纷处理的审级程序应当统一。首先，纪律处罚程序设置为三个审级。所有的纪律处罚决定，都应当统一由足协纪律委员会作出；由足协诉讼委员会进行复议；足协常务委员会在足协章程规定的范围内（对可以审查的处罚决定应当由足协章程进行列举式规定，而不能是概括式规定），可以对其进行审查。其次，纠纷处理程序设置为两个审级，首先所有的非纪律处罚纠纷由足协诉讼委员会负责处理，再由足协常务委员会进行复议。
足协诉讼委员会在处理纠纷或是复议处罚决定时，应当对事实与法律问题、程序与实体问题同时进行审查，而中国足协常务委员会作为最后的上诉机构，在进行审查时，应当只审查程序问题与法律问题，不审查事实与实体问题。
上述程序中，足协常务委员会所作决定均为足协内部的最终决定，但当事人之间订立有仲裁条款的，可就此决定向体育仲裁机构申请仲裁。1995年8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33条规定：“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体育仲裁机构的设立办法和仲裁范围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如果我国存在《体育法》规定的体育仲裁机构，那么2002年中国足球界的纠纷问题，都可能通过体育仲裁得以解决，但问题是，象这样的体育仲裁机构，在我国并未建立起来。这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及有关体育法规关于体育仲裁制度的规定落了空。关于中国的体育仲裁机构的建构问题，笔者将另有文章论述。
（二）健全处罚与纠纷处理程序
1.足协诉讼委员会的改革
首先在名称上，“诉讼委员会”的称谓必须作出改变，因为处理诉讼的权力专属于国家司法机关，足协这样一个体育行会是不能具有诉讼管辖权的，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足协自行设立“诉讼机构”，是对国家司法权力的篡夺，是违反国家法律的，[2]这样一个名称容易引起误解，建议改为“中国足球协会纠纷处理委员会”这一名称。
其次在人员组成上，可以将该机构改造成一个准体育仲裁机构，即，中国足协常务委员会提供一份该机构的成员的名单，在发生足球行业纠纷时，由当事人选择其中两人，再由该两人选择第三人共同组成纠纷处理小组，裁决纠纷。当然，该机构的人员组成应当有一部分来自于足协外部，例如法律界人士；并且该委员会的人员不能与足协纪律委员会的人员有重叠。这样一来，该委员会裁决的公正性可以得到加强，大多数的纠纷都可以在该委员会的处理阶段就成功化解。
2.健全听证、回避、辩护制度
无论是纪律委员会的处罚程序，还是“诉讼委员会”的纠纷处理程序，都应当设立听证制度。前面章节谈到，体育行会的纪律处罚，在某种意义上具有“行政处罚”的性质，因此，必须遵守我国行政处罚法关于听证制度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举行听证。当事人不承担行政机关组织听证的费用。”虽然中国足协已于2002年开始建立听证会制度，这是一大进步。关于中国足协新建立的听证会制度，中国足协负责人向媒体介绍说：“建立听证会制度是职业联赛诉讼制度的补充。如果有的俱乐部或运动员、教练员在联赛中受到纪律处罚，并对裁判工作评议委员会评议结果持有异议，可向中国足协提出举行听证会，听证会的裁决与中国足协诉讼委员会的裁决具有同等效力，为最终裁决。”[3]但中国足协规定的听证会制度是在俱乐部、运动员、教练员已经受到处罚，即处罚决定作出后，对评议结果有异议才可提出举行。如果足协作出的处罚类似上述《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的范围，足协的听证会制度也应当允许当事人在处罚决定作出之前提出，而不是之后，否则不能达到公平公正的目的。
同样，足协按照章程规定实施处罚时，也应当比照《行政处罚法》第31条、第32条、第41条的规定，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不能剥夺当事人应享有的知情权、陈述权和申辩权。此外，足协内部的程序制度还应当明确当事人具有申请回避、聘请律师进行辩护的权利。
（三）规范内部处理程序的效力
足协内部处理的纪律处罚与纠纷事宜，不应当绝对排除法院的司法监督。可以这样进行规定：足协行业内部纠纷（包括纪律处罚纠纷）应当首先在足协内部机制中解决，内部机制无法解决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但是约定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的除外。
「注释
[1]郭成岗，吕卫东。中国足球协会性质的界定刍议[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2，（3）。
民事纠纷处罚条例篇2
第一条 为了加强专利保护、维护专利权人及公众的合法权益，鼓励支持发明创造和发明创造的推广应用，促进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省范围内从事与专利有关的制造、使用、销售、进出口贸易，以及进行专利的申请、转让、实施许可、开发、技术服务等活动的单位或者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县（含自治县、县级市、省辖市的区，下同）以上人民政府的专利管理机关负责专利保护工作和处理专利纠纷、查处假冒他人专利及冒充专利行为等专利政执法工作。
其他有关部门，应依照各自职责配合专利管理机关做好专利保护工作。
第四条 省设立专利保护技术鉴定委员会。鉴定委员会的人选，由省专利管理机关提名，报省人民政府批准。鉴定委员会日常工作由省专利管理机关承担。
专利保护技术鉴定委员会可以受人民法院、专利管理机关、仲裁委员会、其他机关和单位及当事人的委托，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进行与专利保护范围有关的技术鉴定工作。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技术含量高的专利产品应按高新技术产品的政策给予扶持。
第二章 专利管理
第六条 鼓励将具备申请专利条件的研究开发成果和外观设计及时依法申请专利。
重大项目在申请专利之前，应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咨询论证。
与专利申请有关的人员应依法履行保密义务，并不得私自进行技术转让。
第七条 任何人不得擅自将属于单位的职务发明创造以个人名义申请专利。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阻碍非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
对作出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或设计人，所在单位应及时依法兑现奖金和报酬。
第八条 有下列情况之下的，必须向主管部门提交专利检索及专利论证报告：
一、重大科研立项和新产品、新技术开发；
二、新技术、新设备和新产品的进出口贸易；
三、外方以专利技术、设备作为投资申办中外合资、合作企业；
四、申报高、新技术企业资格；
五、需要提交专利检索及专利论证报告的其他情形。
第九条 专利资产的评估应由省专利管理机关审查核准具有专利资产评估资格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结果应报省专利管理机关备案。
国有资产占有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须向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申请立项，进行专利资产评估：
一、转让专利申请权、专利权的；
二、国有企事业单位作为法人在变更或终止前需要对专利资产作价的；
三、以国有专利资产与外国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合资、合作实施的；或者许可外国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实施的；
四、以专利资产作价出资成立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
五、以各种形式从国外引进专利技术的；
六、其他按国家规定应进行专利资产评估的。
非国有资产占有单位或个人申请对其专利资产进行评估的，须向专利管理机关申请立项。
第十条 鼓励单位或个人以其专利资产按国家有关规定向股份制企业作价出资入股；对作出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或设计人，可以授予股份作为职务发明的报酬。
第十一条 企业事业单位在其职工因退职、退休、调动工作等情况离开本单位之前，应及时将该职工完成的职务技术成果进行清理。对于具备申请专利条件的，应及时办理专利申请手续。
第十二条 专利权人和专利实施被评可方，有权在其专利产品或者该产品的包装上标明专利标记或专利号，并可以在产品上或该产品的包装上缀附由省以上专利管理机关审查、监制的专利防伪标识。
标记为专利产品的，应当具备该专利产品的有关专利证明。
第十三条 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等宣传、推销专利产品或者专利技术的，必须向审批机关和传播单位出具专利证书、专利文件和专利管理机关确认的专利有效性证明。专利实施被许可方还必须提供该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副本。
审批机关和传播单位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审查上述证明材料。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从事导致侵犯专利权、假冒他人专利、冒充专利行为的活动。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为他人侵犯专利权、假冒他人专利、冒充专利行为提供制造、使用、销售、进口、出口、展示、广告、仓储、运输、隐匿等便利条件。
第十五条 专利权人及其利害关系人对进出口货物涉嫌侵犯专利权的，可以按国家有关规定请求专利管理机关和海关实施保护。
第三章 专利纠纷的处理
第十六条 当事人对下列专利纠纷，可以请求专利管理机关处理，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一、专利侵权纠纷（包括假冒他人专利纠纷）；
二、专利申请权纠纷和专利权属纠纷；
三、关于职务发明人的奖励和报酬的纠纷；
四、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至专利权授予前实施发明的费用纠纷；
五、无仲裁约定的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专利权转让合同及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纠纷；
六、发明人、设计人资格纠纷；
七、其他按国家规定应当由专利管理机关处理的专利纠纷。
第十七条 省专利管理机关负责处理省内有重大影响的、管辖权不易确定的或者涉及省外当事人的，以及其他应当由省专利管理机关管辖的专利纠纷。
省以下各级专利管理机关负责处理按省有关管辖分工规定属自己管辖的和上级专利管理机关指定管辖的专利纠纷。
第十八条 请求专利管理机关处理专利纠纷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请求人是与专利纠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
二、有明确的被请求人和具体的请求事项、事实和理由；
三、当事人任何一方均未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无仲裁约定；
四、属于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受理范围和属于接受请求的专利管理机关管辖。
第十九条 涉及国有企、事业单位专利权益，其上级主管部门或国家规定对国有资产负有管理责任的部门提出处理专利纠纷请求的，专利管理机关应予受理。
第二十条 专利管理机关立案受理专利纠纷请求后，应在十日内通知被请求人答辩。
被请求人收到答辩通知后应在十五日内提交答辩书和有关证据。
被请求人不按时提交或不提交答辩书的，不影响专利管理机关的处理。
第二十一条 专利管理机关立案后，被请求人在答辩期内请求中国专利局撤销专利权或者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应当书面通知专利管理机关，并可以申请中止本案专利纠纷的处理程序，专利管理机关对是否中止处理，应作出审查决定，并通知当事人。
第二十二条 专利管理机关处理专利纠纷时，有权进行现场勘验检查，封存或者暂扣与案件有关的档案、图纸、资料、帐册等原始凭证，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协助调查并提供有关证据材料，不得拒绝。
对于应当保密的证据，专利管理机关、有关单位和个人负有保密义务。
专利执法人员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
第二十三条 专利管理机关处理专利纠纷时，可以根据请求人的申请，封存或者暂扣与案件有关的货物、材料、专用工具、设备等物品。
请求人申请采取上述措施的，必须提供担保。未提供担保的，专利管理机关可以驳回其申请。被请求人提供担保的，经专利管理机关审查同意，可以解除封存或者归还暂扣物品。
第二十四条 专利管理机关根据案情需要或应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追加并通知新的当事人参加本案处理。
第二十五条 专利管理机关处理专利纠纷适用调解原则，调解不成的，专利管理机关应当在六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因特殊原因确需延期的，应报经上级专利管理机关批准。
第二十六条 下级专利管理机关处理的专利纠纷，应在作出处理决定之日起十五天以内，将处理决定书报省专利管理机关备案。省专利管理机关发现下级专利管理机关作出的处理决定确有错误的，可以纠正或者要求下级专利管理机关重新处理。
当事人对专利管理机关作出的专利纠纷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在规定期限内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理决定的，专利管理机关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章 冒充专利行为的查处
第二十七条 专利管理机关查处下列冒充专利行为：
一、印制或者使用伪造的专利证书、专利申请号、专利号或者其他专利申请标记、专利标记的；
二、印制或者使用已经被驳回、撤回、视为撤回的专利申请号或者其他专利申请标记的；
三、印制或者使用已经被撤销、终止、被宣告无效的专利证书、专利号或者其他专利标记的；
四、使用特定专利号，其实际产品或实际方法与该专利保护范围不相一致的；
五、制造或者销售有前四项所列标记产品的；
六、其他冒充专利行为的。
第二十八条 专利管理机关查处冒充专利行为行使以下职权：
一、询问当事人和证人；
二、检查、封存或者暂扣与案件有关的物品；
三、调查与冒充专利行为有关的活动；
四、查阅、复制或者封存、暂扣与冒充专利行为有关的合同、帐册、标记等资料；
专利管理机关依法行使查处权，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必须予以协助，不得拒绝。
第二十九条 冒充专利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专利管理机关应当及时作出处罚决定。
处罚决定书送达即生效。
冒充专利行为不成立的，原案应及时予以终结。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对实施专利侵权行为的单位或个人，由专利管理机关责令其停止侵权行为，赔偿损失，公开更正，消除影响，并没收其侵权产品及主要用于制作侵权产品的物品。对实施冒充专利行为的单位或个人，由专利管理机关责令停止冒充行为，公开更正，消除影响，销毁冒充专利的标记，没收非法所得；冒充专利标记与产品难以分离的，没收其产品并予以销毁或者采取其它措施，所需费用由冒充专利行为的单位或个人承担。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专利管理机关视情节处以罚款：
一、实施专利侵权（包括假冒他人专利）的；
二、实施冒充专利的；
三、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拒不提供或者隐瞒、转移、毁灭与案件有关的帐册、合同、图纸、档案资料等或者擅自启封、转移、销售被封存物品的。
罚款的幅度分别为：情节较轻的，处以一千元至五千元或者非法所得额一倍的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以五千元至二万元或者非法所得额一至二倍的罚款；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处以二万元至五万元或者非法所得额二至三倍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 实施专利侵权行为和冒充专利行为的单位或者个人不履行专利管理机关作出的消除影响、公开更正的处理决定的，由专利管理机关决定消除影响、公开更正的方式与内容，所需费用由实施专利侵权行为和冒充专利行为的单位或者个人承担。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有关规定的，当事人应承担相应责任：
一、违反本条例第六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一条的规定，造成国家、单位或者他人重大损失的，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二、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由专利管理机关比照本条例有关专利侵权行为和冒充专利行为所应承担法律责任的规定予以处理或处罚；
三、拒绝、阻碍专利管理机关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当事人对专利管理机关作出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在法定期间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拒不执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专利管理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五条 专利管理机关在处理专利纠纷、查处假冒他人专利及冒充专利行为过程中，发现需要对直接责任人员予以行政处分的，应书面建议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六条 专利执法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触犯刑律，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停止侵权是指停止与侵权行为有关的制造、使用、销售、进出口以及本条例第十四条所列的活动；将侵权产品或者使用侵权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予以销毁或采取其他措施；将制造侵权产品或者使用侵权方法的专用模具、工具、专用设备、专用零部件等予以销毁或采取其他措施。
第三十八条 赔偿损失包括侵权人因侵权给专利权人造成的损失和专利权人调查侵权行为所耗的合理费用。
因侵权造成的损失赔偿额，以专利权人的实际经济损失，或者侵权人侵权所获利润，或者不低于同类专利许可实施的使用费计算。
属于包装、装璜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的，以被附属产品的全部利润计算损失赔偿额。
利润难以核算的，以侵权人产品的产值乘以该行业平均利润率或者专利权人的利润率计算。
按上述方法难以计算损失赔偿额的，专利管理机关可以确定一万元至十万元的损失赔偿额。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问题，由省专利管理机关负责解释。
民事纠纷处罚条例篇3
论文关键词警察执法民事纠纷必要性
我国历来重视公安机关处理社会纠纷，但是由公安机关出面处理的纠纷多数集中于治安、刑事领域。公安机关调处民事纠纷的制度，无论在立法层面还是警务实践中都相对较少，而近些年来，民事纠纷在实务中一直呈上升的态势，而面对这些民事纠纷，如果公安机关束手不管，就会降低警察在百姓中的形象，警察化解民事纠纷显得极为重要。
一、警察化解民事纠纷的立法现状
就我国目前的立法现状而言，警察执法过程中可以化解民事纠纷的依据主要散见于以下几个条款之中：（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3章“义务和纪律”中，第21条有十分明确的规定：“对于公民提出的解决纠纷的明确要求，应当给予帮助”。（2）《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条明确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经公安机关调解，当事人达成协议的，不予处罚，经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不履行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本法的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给与处罚，并告知当事人可以就民事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3）公安机关实践中普遍运用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程序规定》）以及公安部以《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处罚法》为本源而制定的《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中，也对公安机关化解民事纠纷的问题作了若干规定。《程序规定》第10章第145条-151条对公安机关执法过程中的调解程序作了明确的规定。
二、学界关于警察化解民事纠纷的争议
关于警察执法是否应当化解民事纠纷，学界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主张者有之，反对者亦存在。反对者则认为：（1）警察权是一种行政权，行政权化解民事纠纷有悖于民法意思自治的原则。（2）依照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民事纠纷作为一种非治安案件，而且由于公安人员的个人能力、经验的差异，难免会造成警察处理民事纠纷的标准的不一致。（3）就我国目前的立法而言，一些关键的法律概念仍然处于模棱两可的状态，会造成警察执法混乱。（4）让公安机关化解事无巨细的民事纠纷，会导致公安机关所接受的任务过于繁重。
三、警察化解民事纠纷的必要性与意义
我们认为，民事纠纷中应当引入警察权，警察调解民事纠纷必要而具有重要意义。
（一）公安机关化解民事纠纷的现实需要
公安机关对于民事纠纷的化解，是我国社会现状的强烈要求。现阶段，我国民事纠纷领域的现状：（1）从量的角度讲，民事纠纷大大增加。由于社会结构转型，以诚信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未完全建立起来，生活方式与价值观日趋多元化，公民法律意识又普遍增强，社会生活节奏日益加快，民事纠纷的数量日益增长。所以民事纠纷的解决要求具有很高的效率。（2）从质的角度讲，民事纠纷与治安、刑事等纠纷竞合现象普遍。由于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元，实践中，民事纠纷往往不是以单独的一种方式发生，而是交织着治安、刑事等案件一同出现。案件的性质日益复杂，法律责任的竞合也日益普遍。比如一些看似平常的邻里纠纷，也可能同时蕴含着治安和民事的因素，最常见的要数不计其数的轻微伤害案件，公安机关对于违法责任人进行治安管理处罚之后，涉及到当事人之间的民事赔偿的问题就属于民事纠纷的范畴，如果公安机关只管前者，不管后者，显然不尽合理，不但影响了公安机关的工作效率，迟延了纠纷的解决，而且实践中也会增加解决纠纷的社会成本。况且，对于一些性质更为复杂的纠纷，普通公民更是难以清晰地界定出各种纠纷的边界，所能做的只是把各种交织在一起的纠纷，统一的交给专业的处理机关，所以没有必要将民事纠纷机械的从公安机关处理的社会纠纷中单独剥离。（3）从发展的角度讲，很多民事纠纷具有很高的升级可能，不及时处理可能会迅速向治安、刑事案件转化。很多严重的社会案件起初危害性都很小，属于民事纠纷的范畴，但是因为未及时得到化解，使得矛盾升级，酿成严重的社会危害后果，危及社会的稳定和谐，浪费了大量的行政司法成本，所以及时处理民事纠纷，防患于未然，无疑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二）公安机关处理民事纠纷的优势
公安机关处理民事纠纷的优势体现在：（1）公安机关调处民事纠纷相对于民间调解而言，具有合法性与权威性的优势。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化解包罗万象的民事纠纷，是有现行法律法规依据的，如前所述，其法定的处理权限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程序规定》等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于法是有依据的，同时相关法律以及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还赋予了公安机关一定的调查权和自由裁量权，这也是实践中对于公安机关调处民事纠纷时所需要的专
民事纠纷处罚条例篇4
关键词 合同定金 范围使用 案件处理
定金是指合同双方当事人为了证明所订的合同成立，保证合同的履行，双方约定在合同履行之前，乙方当事人预先交付给另一方当事人一定数量的货币。这种担保形式与保证不同，它是在没有第三方参与的情况下，由合同当事人自己相互督促合同履行的一种担保制度。
1 合同定金担保的法律要求
《合同法》第115条规定：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接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担保法》设专章“第六章”共3条对定金问题作了规定。根据法律的规定，当事人之间用定金作合同担保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1定金担保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使用
定金作为合同的担保形式，当事人双方可以约定，但约定的数额不能过高，不得超出法律允许的范围或限度。《担保法》第91条规定：“定金的数额由当事人约定，但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20％。”
1.2定金担保是一种实践行为
定金作为担保的一种形式，它表现为事实行为。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规定一方向另一方交付定金，交付的，定金条款有效；未交付的，定金条款不具有效力，亦不能视之为违约。定金给付属于一种权利性规范，当事人是否实施此种行为应由当事人自行决定，合同中有特别约定的除外。当事人把定金作为合同生效要件的，如果一方没有给付另一方定金，可认为合同不成立，亦不能认定一方当事人违约。
1.3定金合同应为书面形式
《担保法》第90条规定：“定金应当以书面形式约定。当事人在定金合同中应当约定交付定金的期限。”在实践中，如果当事人没有订立定金合同，而实际交付了一部分金钱，这部分金钱是定金还是预付款，还是押金，往往难以分清，所以《担保法》规定，定金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若当事人没有采用书面形式，且又无法证明是定金，则不能认定为定金。另外，定金不同于其他担保形式(抵押、留置、质押)，定金罚则的权利人依定金合同享有的是债权，而不是物权。
2 涉及定金的合同纠纷案件的处理
定金作为合同担保一种形式，具有预先给付的性质，法律对此规定的比较原则，司法解释相当少，实践中对涉及定金的合同纠纷案件往往苦于没有法律依据，处理起来相当困难。笔者总结了实践中常见的涉及定金合同纠纷的处理方法如下：
2.1当事人混淆预付款与定金引起纠纷的处理
定金一般在合同履行前支付，这种预先给付行为实质上具有预付款的性质，并且预付的定金可以抵作价款或酬金起到预付款的作用。合同履行后，定金应当收回，或者抵作价款。定金的这种性质，使人们常常在签订合同或履行合同中，误把预付款作为定金，或把定金作为预付款，由于这种错误的理解也会酿成纠纷。在处理当事人双方对定金性质认定不清的纠纷时，首先应弄清双方争议的是定金还是预付款，然后再作处理。区别定金与预付款的方法如下：
2.1.1从双方争议涉及的合同内容上判断。定金一般作为主合同的从合同，是从属于主合同的协议，具有相对的独立性；预付款一般作为主合同的一个条款或内容，它是主合同的一部分，它们之间不存在主从关系。
2.1.2从争议标的的给付时间上判断。给付定金作为事实行为，一般是一次性给付，且常在合同履行前给付；预付款是诺诚，可以分期给付，给付的时间可以在合同履行前，也可以在合同履行中。
2.1.3从双方当事人期待的后果上判断。定金给付后，给付方不履行合同，无权收回定金；接受定金方不履行合同，应双倍返还。预付款没有这种法律后果，无论哪方违约均不发生所有权的转移。
涉及定金与预付款纠纷的处理方法。认定为预付款的，无论是给付一方违约，还是接受的一方违约，或双方都违约，其预付款的所有权均不发生转移。认定为定金的，适用定金罚则。实践中对“不履行合同”存有不同认识。有人认为不履行合同是狭义概念，主要指没有履行合同，不包括不完全履行合同和不适当履行，即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有人认为，不履行合同是广义的概念，包括不完全履行和不适当履行。《合同法》对违约责任的规定始终体现着补偿的指导思想。定金罚则则属于较为严厉的制裁方式，它不仅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违约程度相匹配。如果违约仅属于轻微，违约方完全可以继续履行，如迟延交货等，适用定金罚则，让违约方承担过重的违约责任，不仅与合同立法的指导思想不相吻合，也有悖于合同的诚实信用、公平原则，背离于市场经济交易规则的客观规律。因此，笔者建议以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构成“根本违约”为标准。
2.2对于缺交定金引起纠纷的处理
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交付定金，实际上一方当事人没有交付，或交付额不足，另一方不履行合同或毁约，往往也会引起涉及定金的合同纠纷。如2007年1月8日，某百货公司与某家具厂签订了买卖合同。合同规定，由家具厂在2007年10月1日前，分三批供应百货公司家具经营部豪华沙发500套，货款总计40万元，并规定了沙发的样式和质量标准。合同中还规定了定金条款，由百货公司交付家具厂8万元定金。合同订立后，百货公司给付了5万元定金，家具厂当即表示异议。后来合同约定的第一批交货时间已过，百货公司家具经营部不见交货，便去催查。原来家具厂因人员有限，且又忙于履行与另外几家商场订立的家具买卖合同，没有顾及履行同百货公司签订的沙发买卖合同。百货公司于是向人民法院，要求家具厂双倍返还定金，支付违约金，并要求继续履行合同。而家具厂则辩称，百货公司没有按约定交足定金，合同因此没有成立，因此谈不到违约和履行的问题，同意把已收的5万元返还对方。对于该案件的处理，笔者认为，某百货公司与某家具厂在合同中规定10万元定金，百货公司只给付5万元，家具厂表示异议，可认定定金条款没有成立，确认约定定金条款无效。因为给付定金行为是实践，是一种事实行为，百货公司这种短缺定金事实行为，使原定金条款失去了效力。定金条款无效对买卖合同没有影响，因此买卖合同仍有效。家具厂虽然接受5万元定金，但由于原定金条款无效对买卖合同没有影响，因此买卖合同仍有效。家具厂接受的5万元定金可视为双方达成了新的定金条款。家具厂不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履行合同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向百货公司支付10万元的定金罚则。如果百货公司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可判定家具厂继续履行。同时，百货公司短交定金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违约。
2.3对定金给付不符合法定要求引起纠纷
的处理
实践中有些企业为了获取急需物资或紧俏商品，不惜给付超额定金，或采用倒置给付定金的方法。这种现象也会诱发出涉及定金的合同纠纷。如某地区服装厂(承揽方)诉某市服装厂(定作方)一案。在此案的承揽合同中，其中一条规定：“承揽方向定作方给付定金一万元。”由于某市服装厂未在约定时间内履行合同，某地区服装厂与之协商不成，便诉至法院。对于该案的处理笔者认为，不能按“双倍返还”处理，《加工承揽合同条例》第9条规定“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定作方可向承揽方交付定金”，即以承揽方向定作方给付定金的行为违反了《加工承揽合同条例》的规定，根据《民法通则》第89条第1款第3项有关给付定金之规定，应当认定给付定金行为无效，应让市服装厂承担违约责任，支付违约金或赔偿损失，如地区服装厂要求继续履行，可让市服装厂继续履行。
2.4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引起的涉及定金数额计算的处理
《合同法》第115条规定：“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根据此条的规定，结合上述分析，定金罚则只适用于“根本违约”，但是并非违约方不承担责任，其承担的责任不应当与不履行合同义务那样承担定金罚则，而是仅承担”次要债务”未履行或者履行不符合约定部分的定金罚则，并按照未履行部分占定金的比例，予以承担责任。
如某百货有限责任公司和某市鸿利百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鸿利公司)于2009年4月6日签订买卖合同。合同约定，由百货公司供给鸿利公司各类百货(名称、价目略)总计款为40万元，提货时间为2009年5月1日前，付款方式为货款两清。合同中还明确约定，合同的担保方式为定金担保，在合同订立后3日内由鸿利公司支付给百货公司定金10万元。合同签订后，4月8日，鸿利公司以银行汇票结算方式支付给百货公司定金10万元。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截止2009年4月30日止，鸿利公司提货价值32万元，鸿利公司又以银行汇票结算方式付款10万元。5月6日，百货公司通知鸿利公司继续提货，鸿利公司以资金困难为由，拒绝提货，双方形成纠纷。2009年7月6日，百货公司以鸿利公司为被告，诉至某区人民法院，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支付货款22万元(定金10万元作为合同违约罚款)。对于该案的处理笔者认为，本案涉及第一个问题属于买卖合同的定金担保的效力。本案中，主合同是百货公司与鸿利公司所签订的买卖合同，从合同是买卖合同中约定的定金担保条款，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双方所约定定金条款中定金为10万元，而主合同的标的额为40万元，定金数额占主合同标的额的25％，超出了我国《担保法》第91条所规定的“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20％”，因此，定金条款中最高限额应为8万元(40万元×20％=8万元)，超出8万元的部分无效。
本案涉及第二问题为定金罚则的适用。在本案中，主合同总标的额为40万元，鸿利公司已履行提货义务32万元，属于部分履行合同，对余下的8万元拒绝履行，属于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鸿利公司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即承担定金罚则的责任。定金罚则的计算应当按未履行部分占合同总标的额的比例计算。部分不履行合同债务定金罚则的计算公式为：给付定金一方丧失定金数额=定金总数×未履行部分债务额／主合同债务总额。根据此公式，鸿利公司丧失定金数额=8万元×8万元／40万元=1.6万元。
关于百货公司的诉讼请求问题。鸿利公司提货价值32万元，给付定金10万元，又支付货款10万元，其中，定金10万元扣除定金罚款1.6万元后余下8.4万元充抵货款。百货公司以定金10万元均作为罚款，而不将其中的8.4万元抵作货款没有道理，与法无据。因此，鸿利公司尚欠百货公司货款13.6万元，应予支付。
2.5对合同无效而引起的涉及定金纠纷的处理
定金作为合同成立的证明，给付定金和收受定金事实均是主合同有效的证据，合同无效，定金应当返回，不发生定金罚则，应依《民法通则》第61条处理。
综上所述，公正、合理的处理合同定金纠纷应当建立在正确理解“定金”概念的基础上，并且充分结合各类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相关法理知识，而不能简单的照搬法条。
参考文献：
1 董春红，浅谈对定金合同的理解，法制与经济，2009
民事纠纷处罚条例篇5
行政裁决说简单一点就是用行政手段解决民事争议。对行政裁决不服，可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对于权属纠纷的行政裁决，还可先申请行政复议。
以下为笔者在2006年清理区直42家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执法依据的基础上整理的行政裁决的分类，欢迎指正！
（一）对权属纠纷的裁决。
如《土地管理法》第16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
又如《渔业法》第12条规定：“全民所有制单位之间、集体所有制单位之间以及全民所有制单位与集体所有制单位之间的水面、滩涂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处理。”
又如《草原法》第十六条规定，草原所有权、使用权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有关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在草原权属争议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草原利用现状，不得破坏草原和草原上的设施。
《森林法》第十七条规定：“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
《矿产资源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矿山企业之间的矿区范围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有关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依法核定的矿区范围处理；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矿区范围的争议，由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国务院处理。
《水法》第五十六条不同行政区域之间发生水事纠纷的，应当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裁决，有关各方必须遵照执行。在水事纠纷解决前，未经各方达成协议或者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在行政区域交界线两侧一定范围内，任何一方不得修建排水、阻水、取水和截（蓄）水工程，不得单方面改变水的现状。
（二）对侵权纠纷的裁决
如《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未经品种权人许可，以商业目的生产或者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品种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部门依据各自的职权进行处理，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讼。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部门依据各自的职权，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对侵权所造成的损害赔偿可以进行调解。调解达成协议的，当事人应当履行；调解未达成协议的，品种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程序向人民法院提讼。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部门依据各自的职权处理品种权侵权案件时，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可以责令侵权人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
《专利法》第四十五条规定：自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公告授予专利权之日起，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认为该专利权的授予不符合本法有关规定的，可以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该专利权无效。第四十六条规定：专利复审委员会对宣告专利权无效的请求应当及时审查和作出决定，并通知请求人和专利权人。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决定，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登记和公告。
对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专利权无效或者维持专利权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无效宣告请求程序的对方当事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第五十四条规定：取得实施强制许可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付给专利权人合理的使用费，其数额由双方协商；双方不能达成协议的，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裁决。第五十五条规定：专利权人对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关于实施强制许可的决定不服的，专利权人和取得实施强制许可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关于实施强制许可的使用费的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第五十七条规定：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实施其专利，即侵犯其专利权，引起纠纷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也可以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时，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可以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当事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理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侵权人期满不又不停止侵权行为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进行处理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事人的请求，可以就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向人民法院。专利侵权纠纷涉及新产品制造方法的发明专利的，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提供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的证明；涉及实用新型专利的，人民法院或者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要求专利权人出具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的检索报告。
《药品管理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国家实行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制度。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必须经常考察本单位所生产、经营、使用的药品质量、疗效和反应。发现可能与用药有关的严重不良反应，必须及时向当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和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对已确认发生严重不良反应的药品，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以采取停止生产、销售、使用的紧急控制措施，并应当在五日内组织鉴定，自鉴定结论作出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
《兽药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兽医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进行监督检查时，对有证据证明可能是假、劣兽药的，应当采取查封、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并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立案的决定；需要检验的，应当自检验报告书发出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立案的决定；不符合立案条件的，应当解除行政强制措施；需要暂停生产、经营和使用的，由国务院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权限作出决定。未经行政强制措施决定机关或者其上级机关批准，不得擅自转移、使用、销毁、销售被查封或者扣押的兽药及有关材料。第六十二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未按照国家有关兽药安全使用规定使用兽药的、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者记录不完整真实的，或者使用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的，或者将人用药品用于动物的，责令其立即改正，并对饲喂了违禁药物及其他化合物的动物及其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对违法单位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农药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经登记的农药，在登记有效期内发现对农业、林业、人畜安全、生态环境有严重危害的，经农药登记评审委员会审议，由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宣布限制使用或者撤销登记。
（三）对损害赔偿的裁决
如《种子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非法经营或者推广未经审定通过的农作物新品种或者林木良种的，由农业、林业主管部门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没收种子和违法所得，责令赔偿直接损失和可得利益的损失。第三十八条规定：销售不符合质量标准种子的，以次充好、掺杂使假的，种子检验员有权制止其经营活动，扣押种子；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除依照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法规的规定处罚外，并可责令赔偿直接损失和可得利益的损失。第三十九条规定：抢采掠青、损坏母树的，在劣质林内采种的，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采种、赔偿损失、没收种子，可以并处罚款。
又如《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八条因猎捕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者其他损失的，由猎捕者负责赔偿。
又如《档案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在利用档案馆的档案中，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违法行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责令倍偿损失。
又如《水污染防治法》第55条的规定：“造成水污染危害的单位，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失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部门或者交通部门的航政机关处理。”
（四）对补偿性纠纷的裁决。
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4条：“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对补偿形式和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和安置地点、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经协商达不成协议的，由批准拆迁的房屋拆迁主管部门裁决。”
《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11条规定：“为了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审批机关可以作出实施植物新品种强制许可的决定，并予以登记和公告。取得实施强制许可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付给品种权人合理的使用费，其数额由双方商定；双方不能达成协议的，由审批机关裁决。”
（五）对民间纠纷的裁决
如《民间纠纷处理办法》第二条司法助理员是基层人民政府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员，具体负责处理民间纠纷的工作。第三条基层人民政府处理民间纠纷的范围，为《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的民间纠纷，即公民之间有关人身、财产权益和其他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纠纷。第十五条处理民间纠纷，应当先行调解。调解时，要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促使当事人互谅互让，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协议。第十七条经过调解后，仍达不成协议的纠纷，基层人民政府可以作出处理决定。
民事纠纷处罚条例篇6
1、行政处罚主体上的冲突与协调《行政处罚法》第十五条规定:“行政处罚由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该法第十七条规定，“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可以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处罚。”可见享有处罚权的行政主体包括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体育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在竞技体育中从事弄虚作假等违反纪律和体育规则的行为，由体育社会团体按照章程规定给予处罚;对国家工作人员中的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该条及相关条文授予体育社会团体以一定的行政处罚权。我国的体育社会团体是公民为从事体育活动，推动体育事业的发展，依照法定程序自愿结合而成的各种群众性组织，包括各种体育协会、研究会、学会、促进会、联谊会、基金会等。目前我国全国性的体育社会团体主要包括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和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以及全国性的行业体育协会和单项运动协会。体育社会团体作为民间自律性组织，由于法律授权而享有部分行政权，包括行政处罚权。那么体育社会团体可否将其被授予的权利委托给其他社会组织或个人行使呢?《行政处罚法》第十八条规定:“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规定，可以在其法定权限内委托符合本法第十九条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行政机关不得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由此，行政处罚的委托，是指已有行政处罚行使权的行政机关，依法将其部分行政处罚权委托给有关组织，由受委托的组织在委托权限内以委托行政机关的名义实施行政处罚。由于体育社会团体不是国家行政机关，无权将其被授予的处罚权委托出去，只能亲自行使。需探讨的是，体育社会团体依法享有处罚权，那么，我国的体育行政部门是否也享有体育行政处罚权?仔细分析《体育法》第四十九条到第五十四条，处罚主体包括体育社会团体和公安机关，而不包括体育行政部门，体育行政机关只对其内部工作人员行使行政处分权。《体育法》第四十九条中，“对国家工作人员中的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这里有权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的不是体育社会团体，而是国家机关，包括体育行政部门。
2、处罚依据上的冲突与协调《体育法》第四十九条和第五十条规定，在竞技体育中从事弄虚作假等违反法律和体育规则的行为或者使用禁用的药物和方法的，由体育社会团体按照章程规定给予处罚。如果有符合第五十一条、五十二条、五十三条规定的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因此体育法规定的体育行政处罚的依据包括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体育社会团体的章程。而《行政处罚法》第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规或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该法第九条至第十三条分别规定了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委规章和地方性规章的行政处罚的设定权，该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规章以下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处罚。这是迄今为止我国立法上对法律保留原则最完整的表述。法律保留原则是指，凡属于宪法、法律规定只能由法律规定的事项，或者由法律规定，或者必须在法律明确授权下，行政机关才有权在其所制定的行政规范中加以规定。显然，《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它可以设定任何一种行政处罚，公安机关当然应以其作为体育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然而，体育社会团体的章程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如果有，那么章程属于法律、法规或规章中的哪一种呢?因为只有法律、法规、规章才有权规定行政处罚的种类、内容和幅度，才可以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如果章程没有法律效力，那么体育法何以规定体育社会团体按照章程规定给予处罚?我们认为，体育社会团体的章程是其内部行为准则，它只能规定该行业人员违反职业道德而给予纪律处分，无权规定行政处罚的内容。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条第二款规
定，律师协会按照章程对律师给予奖励或者给予处分。1996年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常务理事会制定的《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第三十八条规定，对于违反本规范的律师，律师协会依照章程给予处分。体育社会团体的章程与律师协会的章程的性质相同，只能规定处分内容，而无权规定处罚内容。因为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法规、规章设定。制定法律的主体只能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法规包括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前者只能由国务院制定，享有地方性法规制定权的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及常委会，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大和常委会，以及根据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特别授权作为经济特区的深圳、汕头、珠海、厦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享有规章制定权的包括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构以及前述享有地方性法规制定权的人大的同级人民政府。可见体育社会团体不是法律、法规、规章制定权的主体，其制定的章程不能规定处罚内容。因此，体育法规定由体育社会团体依章程进行处罚是不妥的。我们建议，处罚内容最好由国务院或国家体育总局以行政法规或行政规章的形式规定，体育社会团体只能依法律、法规、规章进行处罚，而不能依其章程处罚。
3、处罚程序上的冲突与协调我国的体育法律规范，层次较低，且多有冲突，结构上缺乏整体的衔接和配套。一个健全的法律，如果使用武断的专横的程序去执行，不能发生良好的效果。一个不良的法律，如果用一个健全的程序去执行，可以限制或削弱法律的不良效果。我国在体育领域，尤其在足球运动这一领域，由于缺少正当程序的保障，以至争议和纠纷大量发生，这不利于我国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在我国现阶段，高度重视体育行政处罚的程序，并予以严格执行，对于弥补体育实体规范的缺陷有重要的作用。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罚应按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不遵守法定程序的，处罚无效。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处罚程序包括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听证程序。简易程序适用于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除了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其他情况则要适用一般程序。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还规定了程序最为严格的听证程序。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这里需说明的是:第一，有权作出行政处罚的不仅包括有处罚权的行政机关，还包括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第二，这里的“等”应是“等外”而不是“等内”，即除了法律明确列举的三种情况，还包括其他情形。立法本应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保障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问题上，应为今后扩大行政处罚的听证适用范围留下余地。体育法并未专门规定体育行政处罚的程序在作出处罚时应遵守行政处罚法的一般规定。公安机关或体育社会团体在作出行政处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法律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符合法定情形的要告知其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并且要认真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在体育行政处罚中特别应注重听证程序，我们建议应由国家体育总局制定体育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细则。因为体育事业具有较强的行业特殊性，且一般处罚力度较大，较容易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应制定统一的实施细则以规范处罚行为。如，中国足协1998年10月14日作出对在同年10月10日甲b联赛第二十一轮比赛中消极比赛的重庆红岩队和辽宁天润队的处罚决定，两队均被罚款5万元，辽宁天润队主教练王洪礼和重庆红岩队主教练陈亦明都被停止执教资格并吊销高级教练员证书。为什么中国足协近几年搞得民怨沸腾，纠纷不断，与其实施行政处罚时没有遵循正当合理的程序不无关系。对此，国家体育总局在制定听证程序实施细则时，应根据体育领域的特殊性规定适用听证程序的范围和条件，凡是罚款达到一定数额以上或者处罚停止执教资格、吊销教练员证书或处罚运动员停赛达一定期限以上等，也即当处罚较严重地影响到当事人的权益时，原则上都应举行听证。这样有利于防止违法处罚，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减少不必要的纠纷。
民事纠纷处罚条例篇7
关键词：治安调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公安机关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0)05-0025-05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我国现阶段的历史条件下，构建和谐社会已成为当前主导我国国家建设和人们生活的主旋律。然而。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会主体间的关系正处在比较复杂的状态之中。各种观念与利益发生激烈地碰撞，社会纠纷主体及其内容和形式更加多样。因此，如何稳妥、恰当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及时化解社会纠纷，已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本文从公安机关的视角，就如何充分发挥治安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
一、在我国的司法体系中，治安调解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在我国，调解的种类很多。因调解的主体不同，将调解分为：人民调解、法院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等，这些调解共同构成了我国的调解体系。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大量的民间纠纷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全部拿到人民法院解决。在司法实践中，各级公安机关每天都在接出警，绝大部分是各种社会矛盾纠纷引发的治安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约80％的案件起因为民间纠纷，符合法律规定的调解处理条件。同时还有一部分民间纠纷发生后当事人通过报警求得公安机关介入处理。公安机关每天都在做大量调解工作，将大量的民间纠纷和矛盾化解在基层，特别是在公安派出所，治安调解已经成为最主要的公安工作内容之一。因此，做好治安调解工作，对于做好新形势下公安工作，进而构建和谐警民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
1.治安调解符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求
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体系框架内，大量由民间纠纷引发的治安案件带有一定的偶然性，面对这类违法案件的当事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确立了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同时，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法制理念对执法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这个大的前提下，相对于行政处罚，治安调解越来越显示出更多的优势，包括它的自愿性、协商性、简易性、高效性、灵活性和成本的低廉性，等等。因此，无论是从法律依据、社会需求、执法成本和当事人意愿等诸多因素考量，对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适用调解处理法定情形的治安案件采取调解处理，既是中华民族“以和为贵”传统道德的传承和延续，也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相吻合。
治安调解主要是解决治安纠纷。对于情节轻微，社会危害不大的部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通过治安调解方式解决，可以将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止于开始阶段。通过耐心疏导，可以缓和当事人的偏激情绪，妥善而有效地平息纷争，有助于减轻被处罚人对社会的仇视感，减少当事人的诉讼之累。有利于邻里、朋友、单位同事等特定人之间在不伤和气的前提下解决原有关系纠纷的要求，使之和睦相处，日常关系更加融洽，促进社会关系更加和谐。
2.治安调解是节约行政资源的现实需要
治安调解作为公安机关在处理治安纠纷中的主要手段，主要是在基层派出所治安管理工作中实施。我们在现阶段处理由民间纠纷引起的治安案件投入的警力越来越多，现已超过刑事案件的侦查和其他治安管理工作，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民间纠纷发生量大，这是很重要的原因；二是纠纷当事人中也比较认同公安机关调解，公安机关处理此类情况具有一定的历史基础；三是对于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中，仲裁和诉讼是一种极具专门性和技术性的活动，不被我国民众所理解和接受。同时，由于仲裁和诉讼程序繁琐，时间持久，成本高昂，常常让人望而却步。治安调解的设置和完善，既可以节约有限的行政资源，又可以起到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提高了公安机关的工作效率，特别是当场调解的广泛运用，减少了公安机关案件调查的工作量，加快了化解纠纷的速度。此外，先行采用治安调解方式处理纠纷，即便在处理过程中，当事人要诉诸法院，也能方便当事人的举证，而且对于不属于治安纠纷范围的，也可以及时指引当事人选择合适的途径解决。
3.治安调解是体现立法宗旨，追求执法活动最佳社会效果的有效途径
由于现实社会的需要，我国在制定行政法律法规时对治安调解作了明确的规定，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颁布实施后，公安机关在执法实践中有了充分的法律保障，运用调解处理治安案件和构成轻伤害刑事案件更加规范，以实现法律所追求效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的规定，对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情节较轻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进行调解处理(即对案件进行调解处理)。公安部在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中对治安案件的调解问题做了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应当本着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依法尽量予以调解处理。特别是对因家庭、邻里、同事之间纠纷引起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双方当事人愿意和解的，如制造噪声、发送信息、饲养动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放任动物恐吓他人、侮辱、诽谤、诬告陷害、侵犯隐私、偷开机动车等治安案件，公安机关都可以调解处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和其他法规，对如何规范地开展调解工作有了明确规定，在实践中，治安调解范围的扩大，更加利于公安机关利用调解手段，化解各种矛盾纠纷，构建和谐社会，促进警民关系，并且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应当指出，治安案件中往往是殴打他人、伤害他人身体的案件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因此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对抗性最强、最尖锐，相对其他案件处理方式来说，调解尤其是处罚调解更具有迅速化解矛盾、消除分歧、解决纷争的突出特点，已经成为在治安案件中运用最多的结案方式。公安机关在治安案件调解处理中的权威性也在目前得到了大
多数治安纠纷当事人的认可，经公安机关调解达成协议后不履行或达成协议履行后又反悔的案件极少。
4.治安调解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人为本执法理念的集中体现
很多治安案件都是因为一些琐事、小摩擦、感情一时冲动等纠纷引发的，在公安机关对其教育处罚后，违法嫌疑人在付出法律、经济、亲情、政治等巨大代价后，往往追悔莫及。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违法嫌疑人付出法律代价，根据法律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违法嫌疑人，公安机关将对其采取15日以下行政拘留的处罚。违法犯罪嫌疑人将对自己的行为付出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代价。二是违法嫌疑人付出经济代价，违法嫌疑人在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的前提下，还要被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如果公安机关不做调解处理，被侵害人还要到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违法嫌疑人将承担被侵害人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在内的各项费用，付出巨额经济赔偿的代价。三是违法嫌疑人和被侵害人付出亲情代价，治安案件发生后，公安机关开始受理调查，违法嫌疑人和被侵害人本人及家属都将为此事不得安宁，给包括其父母、妻儿在内的整个家庭及亲属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四是违法嫌疑人付出政治代价，违法嫌疑人在升学、人伍、工作的政审时，由于有违法犯罪记录，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在职人员，除受到公安机关处罚外，还将可能受到其所在单位的处理。
恰当地运用治安调解处理，可以做到最大程度降低行政处罚带来的不必要后果，给违法嫌疑人一个改正机会，体现以人为本的执法思想。对于殴打他人、伤害他人身体治安案件的处罚前调解，我们做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后发现，要成功地进行处罚前调解，掌握调解工作的原则是前提。
二、当前公安机关履行治安调解职能时存在的两个误区
国务委员、公安部党委书记、部长孟建柱在2008年12月25日召开的“全国公安民警大走访”爱民实践活动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各级公安机关要继承和发扬“枫桥经验”，坚持预防为主、调解优先，深入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查活动，千方百计地缓解矛盾、化解纠纷，尽最大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当地，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然而在工作实践中，受工作能力、法律水平等客观因素影响，在一些案件的办理过程中，一些办案民警没能很好地掌握治安调解的原则和方法，在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偏差，不仅影响了“执法规范化建设”进程，有的甚至影响了警民关系和谐。这些偏差总的说来有“左”和“右”两种表现形式。
1.“左”的方面的表现
从“左”的方面看，部分民警忽视治安调解的积极作用，认为费时费力，不如按章处罚来得简单，从而在办理治安案件过程中存在机械执法的现象，主要表现在：
一是工作不深不细，草率处罚结案。对于有些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情节较轻的殴打他人案件，在双方都有违法情节的情况下，办案人对调解工作浅尝辄止，不做进一步深入工作，以双方处罚简单结案，从而引发双方当事人不满。某分局派出所在处理一起因邻里纠纷引发的殴打他人案件中，对于一方当事人已经有明显悔意，并表示愿意做出适当经济赔偿的情况下，办案民警片面强调双方对赔偿金额的分歧，没有认真做进一步工作，仅仅根据双方均有轻微伤的情况分别对两名当事人做出了行政拘留五日和十日，各罚款一千元的治安处罚。裁决作出后，双方当事人均不服裁决，引发了行政复议和诉讼，进而越级上访，使本来简单的案件复杂化，办案单位和办案民警也为此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造成警力和资源的不必要浪费。
二是图省事怕麻烦，急于推脱责任。《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经公安机关调解，当事人达成协议的，不予处罚。经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不履行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本法的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给予处罚，并告知当事人可以就民事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由于本条款中使用的是“可以”调解处理，而不是“应当_，，，这就意味着对于治安案件中的民事赔偿部分公安机关可以视情况决定是否调解。同时，本条还规定了人民法院对于民事争议赔偿受理的法定义务，因此，在工作中，一些办案民警以本条款为依据，人为将民事争议和民事赔偿分割开来，仅以治安案件民事争议中的行政责任进行认定和处罚，而将民事赔偿部分全部推向了人民法院。就被侵害人来讲，要想向侵害人进行民事追偿，还须向人民法院提起赔偿诉讼，这无疑对保护被侵害人合法权益非常不利。
三是大局意识不强，盲目激化矛盾。近年来，随着社会公众维权意识不断增强，由普通消费者和服务机构之间的矛盾引发的治安案件不断上升，其中以医患纠纷最为突出，少数患者及家属以医疗机构处置不力导致患者病清加重直至死亡后果为由，聚众滋事，扰乱了医疗机构正常秩序。在处置此类治安案件中，如果不考虑事件本身的前因后果，一味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条文规定对当事人硬性处罚，其结果不仅不利于事件本身的妥善解决，更容易将矛盾转嫁到公安机关头上，使矛盾进一步激化，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笔者认为，从既有经验来看，对于医患纠纷引发的扰乱公共秩序类治安案件，如无特别严重后果，都应按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三项之规定，进行调解处理。
2.“右”的方面的表现
从“右”的方面看，有一些民警对治安调解的理解存在偏差，对治安调解的界限掌握不准确、调解程序不规范、调解结果不合理等现象均不同程度存在，具体表现在：
一是人为扩大调解范围。个别民警扩大调解的范围，以调解代替治安处罚，造成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打击不力，案件降格处理。如对寻衅滋事、雇凶伤害他人、为泄私愤公然损坏财物等非因民间纠纷引起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也进行调解，超越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规定的可以调解的范围，导致群众对法律的曲解，甚至认为只要赔了钱，就可以不受法律追究。
二是不注重治安调解的程序。一些民警接到需治安调解的案件往往急于求成，不走程序。更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个别民警在处理“纠纷”类报案时，存在着思维定势，认为此类案件最终必是调解，没有进行及时、详细地调查取证、形成材料。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时，由于没有认真调查取证，无法用事实和证据来说服当事人，造成调解成功率低。一旦调解工作失败，公安机关决定对违法治安管理行为人给予相应行政处罚时，由于案件事实没有调查清楚、证据收集不到位，无法有效裁决。
三是反复调解导致办案超期。个别民警在办理治安调解案件时，没有充分运用法律的强制性和严肃性，一味在调解数额上反复徘徊，工作积极性、主动性不强，导致案件超期。特别要引起注意的是，个别案件甚至长达一年的时间也没有给当事人解决，结果形成
了上访案件。
四是调解卷宗不规范。基层派出所普遍存在着调解案件虽多，但形成的规范化调解卷宗却很少，常常是几张纸便是一本调解卷宗。有的即使形成了正式的调解卷宗，卷宗也不规范。在各级执法检查过程中，存在问题最多的往往就是治安调解的卷宗。有的办案单位只有等到各级执法检查时才慌了手脚，加班加点的进行整改，影响正常工作。
三、充分发挥治安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优势作用的有效途径
治安调解工作是一项系统性的整体工程，是执法实践中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完美结合，治安调解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办案民警的法律水平、工作能力、实践经验和人格魅力。在工作实践中，充分运用治安调解手段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是回应人民新期待、满足群众新要求的现实需要，也是构建新型警民关系，更好地服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效手段。基于多年基层公安工作实践，对于如何提高基层公安机关及其民警队伍治安调解工作能力，笔者有以下四点建议：
1.确定位治安调解的价值取向
过高估计治安调解的作用与轻视治安调解的作用都是不可取的。要给治安调解制度正确定位，我们应当冷静分析、正确认识治安调解制度的性质、法律地位及其在化解、消除社会矛盾中的巨大作用。调解结案和裁决结案，都是解决纠纷的法定形式，在总体上讲并没有优劣之分，因此决不可对某一种结案方式采取过热或过冷的态度，而是应根据实际案情，对症下药。在符合案件事实和适用的基础上合理选择办案程序。不管选择哪种程序，都应当确保办案过程的公正性。
2.牢牢把握治安调解的基本原则
2007年12月8日公安部制定了《公安机关治安调解工作规范》，对治安调解应当遵循的原则作了明确规定。治安调解必需针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包括打架斗殴、损毁他人财物和其他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不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民间纠纷，不适用治安调解；而构成刑事犯罪的，则应追究刑事责任，不能适用治安调解。治安调解要遵循以下原则：一是案件事实要清楚，这是治安调解的基本要求。受理案件伊始，我们的办案人员就要立即开展调查工作，将案件事实查清，分清是非、明确责任，这是调解治安案件的基础，也只有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才能分清是非。在事实未查清的情况下即开展调解工作，双方当事人会各持己见，僵持不下，一旦治安调解不成，治安处罚时会因程序违法和证据不足，导致治安案件无法处理，形成积案或案件。二是调处结果要公平公正，这是治安调解成功的保证。依照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的规定，公正的说服当事人互谅互让，确保调解工作合法公正。合法公正的调解，才能被当事人自觉自愿地履行。只有做到执法公正，才能定纷止争，才能使调解成功的案件经得起时间检验。三是调解前提是双方自愿，这是调解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纠纷发生之后，当事人有选择是否接受调解的权利，应在询问笔录或申请调解材料中有当事人提出或者接受调解的记录内容。特别是受伤一方伤势未恢复，但因特殊原因如当事人一方为外来人员要离开或者可能出走的，受害人要求公安机关提前进行调解的，应当递交要求提前一次性解决的书面材料，达成协议的内容，必须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如果未经当事人请求、同意，强行进行非自愿调解，不仅无益于纠纷的及时解决，而且容易引起当事人对公安机关要求调解工作的误解，为案件的最终处理增加了阻力。四是要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这是自愿原则在法律框架内的延续。如果当事人不愿经过调解，或者经过调解达不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又反悔的，一方或双方当事人都有权向人民法院请求民事赔偿，这是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诉讼权利。根据行政复议法的有关规定，对双方当事人在公安机关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不服的，不能申请行政复议。
治安调解工作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还要讲究调解艺术，要善于综合运用心理学、社会学等多种知识和多种技巧，才能达到成功调解的目的。
3.熟练掌握治安调解的基本方法
优秀的调解人员要善于总结积累调解经验，努力把握调解方式方法。工作中充分尊重当事人人格，以公正廉明、文明礼貌的良好形象获得双方当事人互相尊重，法理并用，适当的心理战术使当事人面对现实进行调解。在大量的工作实践中，笔者认为以下五种工作方法值得借鉴：首先要认真听取当事人倾诉。弄清基本情况，不要急于表态，更不要动辄训斥。才能避免先入为主，让当事人误认为偏袒一方，使治安调解工作处于被动。在调解过程中耐心细致，不厌其烦，不放弃任何可能促成双方当事人和解的希望，可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当然如果达成协议无望，不要强行调解、违法调解。其次要谨言慎行，树立威信。面对矛盾和争议，不能简单地用说教式的方法去化解，处理纠纷时必须以法律为准绳去为当事人公正评断，才能使人信服，民警的态度直接影响调解的成功与否，慎重、不偏不倚的语言极为重要。调解当中要语气平和、忠恳，言行文明礼貌，以礼待人，充分尊重当事人，同时善解人意，立场公正，不偏不离。由此才能赢得当事人的尊重和信任，则当事人才乐意接受调解。第三要褒扬激励与分析错误并用。发生纠纷的双方，因为某种矛盾，容易相互计较，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但是，每个人各有不同，都有长处、优点，存在着积极向上的因素。通过对长处的表扬鼓励，可以调动当事人的积极性，激活他的好情绪，设法找回他们的自尊，找回他们的觉悟，心理扶正了，看问题的高度提高了，跳出问题看问题，矛盾就容易解决了。同时可以堵住他可能反复的退路，从而使调解容易成功。同时，调解人员在已认定事实的基础上，尽可能把双方的过错说得多一些。因为过错越多，否定起来就越容易，一旦过错方的理由被否定，调解成功的把握就会越大。当然，分析当事人的过错一定要实事求是，要有理有据。第四要把握焦点，找准突破口。调解纠纷工作应着眼于个性特点，针对具体问题，因人而异，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有的放矢地做工作。我们有时反反复复做不好，其中一条深刻的教训就是没有把问题的症结找准，如果没有准确归纳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下再大的力气也没用。实践证明，只要问题看得准，找准调解的切人口，“病”治到根上，就能达到事半功倍，药到“病”除之效。应当注意的是，调解人员应善于从掌握的案情中寻找有可能促成双方当事人和解的条件。第五要透析心理，急缓适当。在案件处理当中，双方当事人仍在气头上，情绪激动、火气旺。只要不继续恶化的纠纷，不急于调解，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冷处理”，让当事人有一定的时间思考。案件刚刚发生，无论民警说的再真理、说得再动听都无济于事，原因是当事人根本听不进任何劝解。此时，不妨进行冷处理，即把调解工作暂时放下，现行收集证据，让当事人冷静思考，多方位思考，认真考虑对方的意见和调解人员意见，然后再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
另外，治安案件发生后，双方当事人身边的人，即
其近亲、信任的朋友等会出面询问情况。有经验的调解人员可以抓住这些有利条件，利用一切有价值去探明当事人的真实意图，多方工作，群力群策，将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提高法律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
治安调解是建立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作好调解工作，必须要提高自己的法律知识水平。与此同时，还要学习相关政策理论，学习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知识，从而不断丰富自己，广博知识，尊重他人。只有这样，在当事人面前才能显现出良好的人民警察形象，当事人才会信服，调解结案的成功率才会提高。
治安案件的当事人，由于文化水平、道德观念、法制意识以及价值取向的差异，往往会固执己见，因此，要根据每一个当事人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采取恰当的形式，运用恰当的语言，甚至是选择恰当的场合和时间，耐心细致地做当事人的解释、说服工作，辩法析理，分析其利弊，消除其疑虑。日常工作中要充分利用法律资源优势，加强群众法制宣传，让法律进小区、进单位、进家庭，以案讲法，现场说法，增强了群众的法制观念，能够预防和制止一批潜在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
总之，采取调解的方法促使双方当事人和解的结案方式，具有方便、快捷、灵活、成本低廉和对抗性弱的特点，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充分发挥治安调解的优势作用，做好民事调解工作，既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积极因素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公安机关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因此，提高公安机关人民警察队伍特别是基层派出所民警的民事调解工作能力和水平，是做好新形势下公安工作的客观需要，也是公安工作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备条件。
参考文献
[1]秋风.人民调解员制度：没落还是复兴?[J].中国新闻周刊，2007-04-20.
摘要：治安调解主要是解决治安纠纷，对于情节轻微、社会危害不大的部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通过治安调解方式解决，可以将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止于开始阶段，减少当事人的诉讼之累，使社会关系更加和谐。治安调解工作是一项系统性的整体工程，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公安机关充分运用治安调解手段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是回应人民新期待、满足群众新要求的现实需要，也是构建新型警民关系，更好地服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效手段。针对现阶段在治安调解工作中存在的“偏左”或“偏右”的误区，在加强公安机关自身建设的同时，充分调动社会积极因素。发挥人民调解的传统优势，拓宽调解渠道，丰富调解手段是治安调解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治安调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公安机关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0)05-0025-05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我国现阶段的历史条件下，构建和谐社会已成为当前主导我国国家建设和人们生活的主旋律。然而。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会主体间的关系正处在比较复杂的状态之中。各种观念与利益发生激烈地碰撞，社会纠纷主体及其内容和形式更加多样。因此，如何稳妥、恰当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及时化解社会纠纷，已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本文从公安机关的视角，就如何充分发挥治安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
一、在我国的司法体系中，治安调解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在我国，调解的种类很多。因调解的主体不同，将调解分为：人民调解、法院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等，这些调解共同构成了我国的调解体系。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大量的民间纠纷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全部拿到人民法院解决。在司法实践中，各级公安机关每天都在接出警，绝大部分是各种社会矛盾纠纷引发的治安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约80％的案件起因为民间纠纷，符合法律规定的调解处理条件。同时还有一部分民间纠纷发生后当事人通过报警求得公安机关介入处理。公安机关每天都在做大量调解工作，将大量的民间纠纷和矛盾化解在基层，特别是在公安派出所，治安调解已经成为最主要的公安工作内容之一。因此，做好治安调解工作，对于做好新形势下公安工作，进而构建和谐警民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
1.治安调解符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求
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体系框架内，大量由民间纠纷引发的治安案件带有一定的偶然性，面对这类违法案件的当事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确立了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同时，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法制理念对执法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这个大的前提下，相对于行政处罚，治安调解越来越显示出更多的优势，包括它的自愿性、协商性、简易性、高效性、灵活性和成本的低廉性，等等。因此，无论是从法律依据、社会需求、执法成本和当事人意愿等诸多因素考量，对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适用调解处理法定情形的治安案件采取调解处理，既是中华民族“以和为贵”传统道德的传承和延续，也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相吻合。
治安调解主要是解决治安纠纷。对于情节轻微，社会危害不大的部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通过治安调解方式解决，可以将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止于开始阶段。通过耐心疏导，可以缓和当事人的偏激情绪，妥善而有效地平息纷争，有助于减轻被处罚人对社会的仇视感，减少当事人的诉讼之累。有利于邻里、朋友、单位同事等特定人之间在不伤和气的前提下解决原有关系纠纷的要求，使之和睦相处，日常关系更加融洽，促进社会关系更加和谐。
2.治安调解是节约行政资源的现实需要
治安调解作为公安机关在处理治安纠纷中的主要手段，主要是在基层派出所治安管理工作中实施。我们在现阶段处理由民间纠纷引起的治安案件投入的警力越来越多，现已超过刑事案件的侦查和其他治安管理工作，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民间纠纷发生量大，这是很重要的原因；二是纠纷当事人中也比较认同公安机关调解，公安机关处理此类情况具有一定的历史基础；三是对于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中，仲裁和诉讼是一种极具专门性和技术性的活动，不被我国民众所理解和接受。同时，由于仲裁和诉讼程序繁琐，时间持久，成本高昂，常常让人望而却步。治安调解的设置和完善，既可以节约有限的行政资源，又可以起到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提高了公安机关的工作效率，特别是当场调解的广泛运用，减少了公安机关案件调查的工作量，加快了化解纠纷的速度。此外，先行采用治安调解方式处理纠纷，即便在处理过程中，当事人要诉诸法院，也能方便当事人的举
证，而且对于不属于治安纠纷范围的，也可以及时指引当事人选择合适的途径解决。
3.治安调解是体现立法宗旨，追求执法活动最佳社会效果的有效途径
由于现实社会的需要，我国在制定行政法律法规时对治安调解作了明确的规定，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颁布实施后，公安机关在执法实践中有了充分的法律保障，运用调解处理治安案件和构成轻伤害刑事案件更加规范，以实现法律所追求效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的规定，对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情节较轻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进行调解处理(即对案件进行调解处理)。公安部在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中对治安案件的调解问题做了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应当本着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依法尽量予以调解处理。特别是对因家庭、邻里、同事之间纠纷引起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双方当事人愿意和解的，如制造噪声、发送信息、饲养动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放任动物恐吓他人、侮辱、诽谤、诬告陷害、侵犯隐私、偷开机动车等治安案件，公安机关都可以调解处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和其他法规，对如何规范地开展调解工作有了明确规定，在实践中，治安调解范围的扩大，更加利于公安机关利用调解手段，化解各种矛盾纠纷，构建和谐社会，促进警民关系，并且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应当指出，治安案件中往往是殴打他人、伤害他人身体的案件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因此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对抗性最强、最尖锐，相对其他案件处理方式来说，调解尤其是处罚调解更具有迅速化解矛盾、消除分歧、解决纷争的突出特点，已经成为在治安案件中运用最多的结案方式。公安机关在治安案件调解处理中的权威性也在目前得到了大多数治安纠纷当事人的认可，经公安机关调解达成协议后不履行或达成协议履行后又反悔的案件极少。
4.治安调解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人为本执法理念的集中体现
很多治安案件都是因为一些琐事、小摩擦、感情一时冲动等纠纷引发的，在公安机关对其教育处罚后，违法嫌疑人在付出法律、经济、亲情、政治等巨大代价后，往往追悔莫及。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违法嫌疑人付出法律代价，根据法律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违法嫌疑人，公安机关将对其采取15日以下行政拘留的处罚。违法犯罪嫌疑人将对自己的行为付出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代价。二是违法嫌疑人付出经济代价，违法嫌疑人在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的前提下，还要被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如果公安机关不做调解处理，被侵害人还要到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违法嫌疑人将承担被侵害人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在内的各项费用，付出巨额经济赔偿的代价。三是违法嫌疑人和被侵害人付出亲情代价，治安案件发生后，公安机关开始受理调查，违法嫌疑人和被侵害人本人及家属都将为此事不得安宁，给包括其父母、妻儿在内的整个家庭及亲属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四是违法嫌疑人付出政治代价，违法嫌疑人在升学、人伍、工作的政审时，由于有违法犯罪记录，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在职人员，除受到公安机关处罚外，还将可能受到其所在单位的处理。
恰当地运用治安调解处理，可以做到最大程度降低行政处罚带来的不必要后果，给违法嫌疑人一个改正机会，体现以人为本的执法思想。对于殴打他人、伤害他人身体治安案件的处罚前调解，我们做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后发现，要成功地进行处罚前调解，掌握调解工作的原则是前提。
二、当前公安机关履行治安调解职能时存在的两个误区
国务委员、公安部党委书记、部长孟建柱在2008年12月25日召开的“全国公安民警大走访”爱民实践活动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各级公安机关要继承和发扬“枫桥经验”，坚持预防为主、调解优先，深入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查活动，千方百计地缓解矛盾、化解纠纷，尽最大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当地，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然而在工作实践中，受工作能力、法律水平等客观因素影响，在一些案件的办理过程中，一些办案民警没能很好地掌握治安调解的原则和方法，在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偏差，不仅影响了“执法规范化建设”进程，有的甚至影响了警民关系和谐。这些偏差总的说来有“左”和“右”两种表现形式。
1.“左”的方面的表现
从“左”的方面看，部分民警忽视治安调解的积极作用，认为费时费力，不如按章处罚来得简单，从而在办理治安案件过程中存在机械执法的现象，主要表现在：
一是工作不深不细，草率处罚结案。对于有些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情节较轻的殴打他人案件，在双方都有违法情节的情况下，办案人对调解工作浅尝辄止，不做进一步深入工作，以双方处罚简单结案，从而引发双方当事人不满。某分局派出所在处理一起因邻里纠纷引发的殴打他人案件中，对于一方当事人已经有明显悔意，并表示愿意做出适当经济赔偿的情况下，办案民警片面强调双方对赔偿金额的分歧，没有认真做进一步工作，仅仅根据双方均有轻微伤的情况分别对两名当事人做出了行政拘留五日和十日，各罚款一千元的治安处罚。裁决作出后，双方当事人均不服裁决，引发了行政复议和诉讼，进而越级上访，使本来简单的案件复杂化，办案单位和办案民警也为此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造成警力和资源的不必要浪费。
二是图省事怕麻烦，急于推脱责任。《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经公安机关调解，当事人达成协议的，不予处罚。经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不履行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本法的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给予处罚，并告知当事人可以就民事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由于本条款中使用的是“可以”调解处理，而不是“应当_，，，这就意味着对于治安案件中的民事赔偿部分公安机关可以视情况决定是否调解。同时，本条还规定了人民法院对于民事争议赔偿受理的法定义务，因此，在工作中，一些办案民警以本条款为依据，人为将民事争议和民事赔偿分割开来，仅以治安案件民事争议中的行政责任进行认定和处罚，而将民事赔偿部分全部推向了人民法院。就被侵害人来讲，要想向侵害人进行民事追偿，还须向人民法院提起赔偿诉讼，这无疑对保护被侵害人合法权益非常不利。
三是大局意识不强，盲目激化矛盾。近年来，随着社会公众维权意识不断增强，由普通消费者和服务机构之间的矛盾引发的治安案件不断上升，其中以医患纠纷最为突出，少数患者及家属以医疗机构处置不力导致患者病清加重直至死亡后果为由，聚众滋事，扰乱了医疗机构正常秩序。在处置此类治安案件中，如果不考虑事件本身的前因后果，一味按照《治安管理
处罚法》的条文规定对当事人硬性处罚，其结果不仅不利于事件本身的妥善解决，更容易将矛盾转嫁到公安机关头上，使矛盾进一步激化，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笔者认为，从既有经验来看，对于医患纠纷引发的扰乱公共秩序类治安案件，如无特别严重后果，都应按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三项之规定，进行调解处理。
2.“右”的方面的表现
从“右”的方面看，有一些民警对治安调解的理解存在偏差，对治安调解的界限掌握不准确、调解程序不规范、调解结果不合理等现象均不同程度存在，具体表现在：
一是人为扩大调解范围。个别民警扩大调解的范围，以调解代替治安处罚，造成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打击不力，案件降格处理。如对寻衅滋事、雇凶伤害他人、为泄私愤公然损坏财物等非因民间纠纷引起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也进行调解，超越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规定的可以调解的范围，导致群众对法律的曲解，甚至认为只要赔了钱，就可以不受法律追究。
二是不注重治安调解的程序。一些民警接到需治安调解的案件往往急于求成，不走程序。更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个别民警在处理“纠纷”类报案时，存在着思维定势，认为此类案件最终必是调解，没有进行及时、详细地调查取证、形成材料。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时，由于没有认真调查取证，无法用事实和证据来说服当事人，造成调解成功率低。一旦调解工作失败，公安机关决定对违法治安管理行为人给予相应行政处罚时，由于案件事实没有调查清楚、证据收集不到位，无法有效裁决。
三是反复调解导致办案超期。个别民警在办理治安调解案件时，没有充分运用法律的强制性和严肃性，一味在调解数额上反复徘徊，工作积极性、主动性不强，导致案件超期。特别要引起注意的是，个别案件甚至长达一年的时间也没有给当事人解决，结果形成了上访案件。
四是调解卷宗不规范。基层派出所普遍存在着调解案件虽多，但形成的规范化调解卷宗却很少，常常是几张纸便是一本调解卷宗。有的即使形成了正式的调解卷宗，卷宗也不规范。在各级执法检查过程中，存在问题最多的往往就是治安调解的卷宗。有的办案单位只有等到各级执法检查时才慌了手脚，加班加点的进行整改，影响正常工作。
三、充分发挥治安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优势作用的有效途径
治安调解工作是一项系统性的整体工程，是执法实践中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完美结合，治安调解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办案民警的法律水平、工作能力、实践经验和人格魅力。在工作实践中，充分运用治安调解手段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是回应人民新期待、满足群众新要求的现实需要，也是构建新型警民关系，更好地服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效手段。基于多年基层公安工作实践，对于如何提高基层公安机关及其民警队伍治安调解工作能力，笔者有以下四点建议：
1.确定位治安调解的价值取向
过高估计治安调解的作用与轻视治安调解的作用都是不可取的。要给治安调解制度正确定位，我们应当冷静分析、正确认识治安调解制度的性质、法律地位及其在化解、消除社会矛盾中的巨大作用。调解结案和裁决结案，都是解决纠纷的法定形式，在总体上讲并没有优劣之分，因此决不可对某一种结案方式采取过热或过冷的态度，而是应根据实际案情，对症下药。在符合案件事实和适用的基础上合理选择办案程序。不管选择哪种程序，都应当确保办案过程的公正性。
2.牢牢把握治安调解的基本原则
2007年12月8日公安部制定了《公安机关治安调解工作规范》，对治安调解应当遵循的原则作了明确规定。治安调解必需针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包括打架斗殴、损毁他人财物和其他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不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民间纠纷，不适用治安调解；而构成刑事犯罪的，则应追究刑事责任，不能适用治安调解。治安调解要遵循以下原则：一是案件事实要清楚，这是治安调解的基本要求。受理案件伊始，我们的办案人员就要立即开展调查工作，将案件事实查清，分清是非、明确责任，这是调解治安案件的基础，也只有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才能分清是非。在事实未查清的情况下即开展调解工作，双方当事人会各持己见，僵持不下，一旦治安调解不成，治安处罚时会因程序违法和证据不足，导致治安案件无法处理，形成积案或案件。二是调处结果要公平公正，这是治安调解成功的保证。依照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的规定，公正的说服当事人互谅互让，确保调解工作合法公正。合法公正的调解，才能被当事人自觉自愿地履行。只有做到执法公正，才能定纷止争，才能使调解成功的案件经得起时间检验。三是调解前提是双方自愿，这是调解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纠纷发生之后，当事人有选择是否接受调解的权利，应在询问笔录或申请调解材料中有当事人提出或者接受调解的记录内容。特别是受伤一方伤势未恢复，但因特殊原因如当事人一方为外来人员要离开或者可能出走的，受害人要求公安机关提前进行调解的，应当递交要求提前一次性解决的书面材料，达成协议的内容，必须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如果未经当事人请求、同意，强行进行非自愿调解，不仅无益于纠纷的及时解决，而且容易引起当事人对公安机关要求调解工作的误解，为案件的最终处理增加了阻力。四是要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这是自愿原则在法律框架内的延续。如果当事人不愿经过调解，或者经过调解达不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又反悔的，一方或双方当事人都有权向人民法院请求民事赔偿，这是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诉讼权利。根据行政复议法的有关规定，对双方当事人在公安机关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不服的，不能申请行政复议。
治安调解工作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还要讲究调解艺术，要善于综合运用心理学、社会学等多种知识和多种技巧，才能达到成功调解的目的。
3.熟练掌握治安调解的基本方法
优秀的调解人员要善于总结积累调解经验，努力把握调解方式方法。工作中充分尊重当事人人格，以公正廉明、文明礼貌的良好形象获得双方当事人互相尊重，法理并用，适当的心理战术使当事人面对现实进行调解。在大量的工作实践中，笔者认为以下五种工作方法值得借鉴：首先要认真听取当事人倾诉。弄清基本情况，不要急于表态，更不要动辄训斥。才能避免先入为主，让当事人误认为偏袒一方，使治安调解工作处于被动。在调解过程中耐心细致，不厌其烦，不放弃任何可能促成双方当事人和解的希望，可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当然如果达成协议无望，不要强行调解、违法调解。其次要谨言慎行，树立威信。面对矛盾和争议，不能简单地用说教式的方法去化解，处理纠纷时必须以法律为准绳去为当事人公正评断，才能使人信服，民警的态度直接影响调解的成功与否，慎重、不偏不倚的语言极为重要。调解当中要语气平和、忠恳，言行文明礼貌，以礼待人，充分尊重当事人，同时
善解人意，立场公正，不偏不离。由此才能赢得当事人的尊重和信任，则当事人才乐意接受调解。第三要褒扬激励与分析错误并用。发生纠纷的双方，因为某种矛盾，容易相互计较，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但是，每个人各有不同，都有长处、优点，存在着积极向上的因素。通过对长处的表扬鼓励，可以调动当事人的积极性，激活他的好情绪，设法找回他们的自尊，找回他们的觉悟，心理扶正了，看问题的高度提高了，跳出问题看问题，矛盾就容易解决了。同时可以堵住他可能反复的退路，从而使调解容易成功。同时，调解人员在已认定事实的基础上，尽可能把双方的过错说得多一些。因为过错越多，否定起来就越容易，一旦过错方的理由被否定，调解成功的把握就会越大。当然，分析当事人的过错一定要实事求是，要有理有据。第四要把握焦点，找准突破口。调解纠纷工作应着眼于个性特点，针对具体问题，因人而异，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有的放矢地做工作。我们有时反反复复做不好，其中一条深刻的教训就是没有把问题的症结找准，如果没有准确归纳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下再大的力气也没用。实践证明，只要问题看得准，找准调解的切人口，“病”治到根上，就能达到事半功倍，药到“病”除之效。应当注意的是，调解人员应善于从掌握的案情中寻找有可能促成双方当事人和解的条件。第五要透析心理，急缓适当。在案件处理当中，双方当事人仍在气头上，情绪激动、火气旺。只要不继续恶化的纠纷，不急于调解，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冷处理”，让当事人有一定的时间思考。案件刚刚发生，无论民警说的再真理、说得再动听都无济于事，原因是当事人根本听不进任何劝解。此时，不妨进行冷处理，即把调解工作暂时放下，现行收集证据，让当事人冷静思考，多方位思考，认真考虑对方的意见和调解人员意见，然后再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
另外，治安案件发生后，双方当事人身边的人，即其近亲、信任的朋友等会出面询问情况。有经验的调解人员可以抓住这些有利条件，利用一切有价值去探明当事人的真实意图，多方工作，群力群策，将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提高法律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
治安调解是建立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作好调解工作，必须要提高自己的法律知识水平。与此同时，还要学习相关政策理论，学习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知识，从而不断丰富自己，广博知识，尊重他人。只有这样，在当事人面前才能显现出良好的人民警察形象，当事人才会信服，调解结案的成功率才会提高。
治安案件的当事人，由于文化水平、道德观念、法制意识以及价值取向的差异，往往会固执己见，因此，要根据每一个当事人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采取恰当的形式，运用恰当的语言，甚至是选择恰当的场合和时间，耐心细致地做当事人的解释、说服工作，辩法析理，分析其利弊，消除其疑虑。日常工作中要充分利用法律资源优势，加强群众法制宣传，让法律进小区、进单位、进家庭，以案讲法，现场说法，增强了群众的法制观念，能够预防和制止一批潜在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
总之，采取调解的方法促使双方当事人和解的结案方式，具有方便、快捷、灵活、成本低廉和对抗性弱的特点，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充分发挥治安调解的优势作用，做好民事调解工作，既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积极因素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公安机关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因此，提高公安机关人民警察队伍特别是基层派出所民警的民事调解工作能力和水平，是做好新形势下公安工作的客观需要，也是公安工作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备条件。
民事纠纷处罚条例篇8
20xx年最新信访条例全文解读
《信访条例》是用来保持各级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信访秩序的一个文件。
国务院《信访条例》，于20xx年5月1日实施，共7章51条。20xx年1月10日，温家宝签署第431号国务院令，公布了《信访条例》，该条例于20xx年5月1日起施行。这部新版《信访条例》的颁布实施，对于推进信访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规范信访秩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信访条例》的指导思想和总体思路是什么?
《信访条例》的指导思想是：按照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既要有效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又要建立良好的信访秩序，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维护社会稳定。
《信访条例》的总体思路是：畅通信访渠道，创新信访工作机制，强化工作责任，维护信访秩序。
2.《信访条例》确立的信访工作原则是什么?
新《信访条例》确立了信访工作应当遵循的五项具体原则：a方便信访人的原则;B、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C、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与疏导教育相结合的原则;D、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的原则;e、责任原则。
为此，新修订的《信访条例》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信访工作责任制，对信访工作中的失职、渎职行为，严格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本条例的规定，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信访工作绩效纳入公务员考核体系;在信访事项的受理、办理、督办等环节中，强化了有关行政机关和政府信访工作机构的责任。
第二章信访渠道
畅通信访渠道，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党的xx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信访人的建议权、申诉权及其他合法权益的重要前提。信访渠道不够畅通是新形势下信访工作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具体表现在：有些政府和政府部门公布的相关信息不到位，信访人一信多投的现象比较普遍;一些信访人提出的信访事项办理情况得不到及时的信息反馈，使信访演变为走访、上访等等。为了从制度上、机制上解决这个问题，《信访条例》专门设立了信访渠道一章，对畅通信访渠道和创新工作机制作了规定。
第三章信访事项提出
1、信访人可以对下列五类组织、人员的职务行为，或者不服下列五类组织、人员的职务行为，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信访事项：
(1)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即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
(2)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这里的法规是指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和具有立法权的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是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授权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非行政机关，主要是一些事业单位。(3)提供公共服务的企业、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4)社会团体或者其他企业、事业单位中由国家行政机关任命、派出的人员。工青妇等;(5)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及其成员。
对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投诉请求，信访人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程序向有关机关提出。
2.信访人在信访过程中应当遵守哪些规则?
新修订的《信访条例》对信访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给予了充分保护，同时，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重申了信访人在行使权利的同时，应当履行相对应的义务：
一是，信访人提出信访事项，一般应当采取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等书面形式;信访人提出投诉请求的，还应当载明信访人的姓名(名称)、住址和请求、事实、理由。
二是，信访人采取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应当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信访事项已经受理或者正在办理的，信访人在规定期限内向受理、办理机关的上级机关再提出同一信访事项的，该上级机关不予受理。信访人采取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
新《条例》不提倡集体上访，规定：多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共同的信访事项的，应当推选代表，代表人数不得超过5人，用意是，尽量不要采取集体上访的形式。
三是，信访人提出信访事项，应当客观真实，对其所提供材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不得捏造、歪曲事实，不得诬告、陷害他人。
四是，信访人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职权范围内的信访事项，应当分别向有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提出，但应当同时遵守新修订的《信访条例》第十六条至第二十条的规定。
3.新修订的《信访条例》关于维护信访秩序有哪些主要规定?
好的信访秩序是解决问题的前提，针对当前在信访秩序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条例规定，信访人在信访过程中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信访秩序，不得有下列行为：(1)在国家机关办公场所周围、公共场所非法聚集，围堵、冲击国家机关，拦截公务车辆，或者堵塞、阻断交通的;(2)携带危险物品、管制器具的;(3)侮辱、殴打、威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4)在信访接待场所滞留、滋事，或者将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弃留在信访接待场所的;(5)煽动、串联、胁迫、以财物诱使、幕后操纵他人信访或者以信访为名借机敛财的;(6)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国家和公共安全的其他行为。
对于信访人违反上述规定的，可以进行如下处理：第一，由接待信访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劝阻、批评和教育;第二，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第三，违反集会游行示威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公民信访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条例规定：信访人享有信访事项提出权，不受报复权，请求复查权，申诉权，反映重大、紧急信访事项权，受奖励权等7项权利。但公民在行使自己权利的同时，有遵守法律法规的义务，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
4.哪些纠纷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
社会纠纷一般分为民事纠纷、行政纠纷和刑事纠纷三种，不同的纠纷有不同的法定解决渠道。新《信访条例》规定，对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投诉请求，信访人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程序向有关机关提出。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自诉案件由自诉人向人民法院提出;需要提起公诉的，由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发生民事纠纷的，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向人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合同中订立仲裁条款或者在纠纷发生前或发生后以其他书面形式达成仲裁协议的，依据仲裁法申请仲裁。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据行政复议法或者行政诉讼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或者申请再审。
5.什么情况下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下列具体行政行为不服而提起的诉讼：(1)对拘留、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服的;(2)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3)认为行政机关侵犯法律规定的经营自主权的;(4)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行政机关拒绝颁发或者不予答复的;(5)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6)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7)认为行政机关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8)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
6.什么情况下可以提起行政复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申请行政复议：(1)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2)对行政机关作出的限制人身自由或者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等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不服的;(3)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许可证、执照、资质证、资格证等证书变更、中止、撤销的决定不服的;(4)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关于确认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决定不服的;(5)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合法的经营自主权的;(6)认为行政机关变更或者废止农业承包合同，侵犯其合法权益的;(7)认为行政机关违法集资、征收财物、摊派费用或者违法要求履行其他义务的;(8)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执照、资质证、资格证等证书，或者申请行政机关审批、登记有关事项，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办理的;(9)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受教育权利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办理的;(10)申请行政机关依法发放抚恤金、社会保险金或者最低生活保障费，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放的;(11)认为行政机关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行政复议具有许多便民的特点：第一，行政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不能向申请人收取任何费用;第二，申请行政复议可以书面申请，也可以口头申请;第三，老百姓可以直接向具体行政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由该县级人民政府负责转送应当受理的行政机关，解决老百姓不知道向哪级行政机关提出复议申请的问题。
7.什么样的纠纷可以通过仲裁解决?
仲裁是指纠纷主体根据达成的仲裁协议或者法律规定，将纠纷交由第三方进行裁决的纠纷解决方式。仲裁具有专业、权威、保密、高效、经济等特点，是一种重要的争议解决方式。根据我国现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仲裁有民商事仲裁、劳动争议仲裁两种形式。
民事纠纷处罚条例篇9
「关键词证券市场，投资者，民事责任，虚假陈述，诉讼，投资者协会
一、立法者应当扭转重行（刑）轻民的思维定势，对于证券民事责任、证券行政责任与证券刑事责任予以同等关注
《证券法》的威严在于其应有的内容公平、条款细致、便于操作的法律责任制度。其中，民事责任制度的主旨在于修复被破坏的投资者与责任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为遭受损失的投资者挽回损失，维护受害投资者的民事权利和微观个体利益；行政责任制度的主旨在于修复被破坏的监管者与违法者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恢复应有的证券市场秩序，维护广大证券投资者的整体利益；刑事责任制度的主旨在于惩治严重破坏证券市场秩序、严重侵害投资者利益的犯罪行为。
现行《证券法》在法律责任设计上表现出重行（刑）轻民的特点。换言之，立法者对于行政责任最为重视，对刑事责任也较为重视，但对民事责任则有些语焉不详。这种现状的产生主要源于两大原因：一是我国重刑轻民的法律文化传统根深蒂固；二是立法者十分注重《证券法》的公法属性，而淡忘了《证券法》的私法属性。笔者主张，《证券法》不宜纳入一般民法的范畴，也不宜纳入经济法或者行政法的范畴，而应当纳入商法的范畴。而商法与民法同属私法的范畴。换言之，《证券法》虽然在私法公法化的历史趋势面前，融入了不少公法规范（尤其是行政法律规范），但就其本质而言仍属私法，当以保护投资者的私权（尤其是知情权、受益权、选择权）为己任。仅仅由于《证券法》含有公法规范，就把更为重要的私法规范（含民事权利规范和民事责任规范）排斥于《证券法》的立法框架，实为不明智之举。
针对目前不断升温的证券民事诉讼“热”，有人指出，证券民事诉讼制度应“备而不用”，因为证券民事诉讼的社会成本大、时间长；相对于数量可能很多的诉讼，司法资源是有限的。殊不知，对投资者而言，最能确保其投资信心、恢复其损失的法律责任是民事责任。只有民事责任才能直接弥补遭受损害的投资者所遭受的损害，无论是行政责任还是刑事责任都取代不了。如果直接遭受损害的投资者遭受损害后不能获得充分及时的赔偿，他们自然会对整个证券市场的游戏规则丧失信心，最终导致大多数受伤的投资者逐个怀着绝望的心情回家，并暗自发誓一辈子都不再回来。这对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如果说证券市场中的民事责任兼有填补损失和教育制裁的功能，则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仅具有教育、制裁的功能。意识到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在功能上的局限性对于扭转“重刑轻民”、“重刑轻民”的传统观念是十分必要的。难怪美国证券市场诞生发达这么多年来，仍然坚持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并重，并坚决不放弃民事责任在规范证券市场中的作用。因此，民事责任在我国证券法律责任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民事法律责任制度理应在我国证券法律责任制度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建议立法者在修改《证券法》时，把民事责任制度放在首要位置上，至少放在与行政责任同等重要的程度上。指导思想明确了，立法者关于法律责任的笔墨泼洒技术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当然，《证券法》不必重复即将出台的《民法典》就一般民事责任所作的一般法律规定，但应当就证券发行与交易活动中的特殊民事责任问题作出补充规定和特别规定。至于现行《证券法》关于刑事责任援引《刑法典》的表述方式，则可予以坚持。
强调立法者重视民事责任，并不意味着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规范已经灿然大备、无需完善了。实际上，在频频发生的证券违规违法乃至犯罪大案中，无论是行政责任还是刑事责任，作为违法行为的定价制度，都显得苍白无力，定价过低。例如，根据《刑法典》第182条之规定，实施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的恶庄和操盘手不管筹集了多少亿元资金，不管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的手段如何狡猾，不管谋取了多少不正当利益，不管对证券市场秩序的破坏和对广大中小投资者的侵害程度如何之重，法定量刑幅度也仅仅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难怪有不少投资者在关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证券市场第一刑事大案—中科创业案之后，抱怨《刑法典》第182条规定的刑事责任太轻了。
二、司法执法机关应当对于证券民事案件、证券行政案件与证券刑事责任予以同等关注
不仅在现行证券立法中，就是在证券执法和司法实践中，也表现出重视行政处罚、漠视民事纠纷解决的思维惯性。例如，据《中国证券报》2001年9月6日报道，自1999年至2001年间中国证监会共立案220件，结案192件，对92个案件作了行政处罚，罚没款总额达14.9亿元。而与此同时，尤其是在2002年1月15日之前，法院系统对于上市公司股东根据《证券法》对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内幕交易纠纷案件和操纵市场交易纠纷案件一直采取消极回避的态度。例如，上海市某基层人民法院未经审理就以被告行为与原告损失不存在因果关系为由驳回了红光公司小股东对虚假陈述人提起的民事诉讼。在这段时期，尽管投资者屡屡就某些证券民事纠纷（尤其是虚假陈述案件）提讼，但屡屡被法院驳回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在其2001年9月的司法解释中更是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对涉及证券类的民事纠纷案件暂不受理。“暂不受理”一语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应予受理；二是现在不受理；三是将来应予受理。问题在于，为何“现在不受理”？“将来”又何时“受理”？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在贯彻落实上的反差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四个月之后，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1月15日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简称“1.15通知”），要求被授权的中级人民正式开始受理证券市场中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赔偿纠纷案件（以下简称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该《通知》就像呱呱落地的新生儿一样，尽管是个“丑小鸭”，但带给了人们许多惊喜和憧憬。为进一步强化人民法院对中小股东的司法保护，建议人民法院根据公平与效率的世纪主题，在法治的框架内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思维方式，在股东权司法保护方面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早日把《1.15通知》涉及的有关制度完善起来，进一步拓宽涉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受案范围。法院除了受理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外，还应积极受理其他各类涉及股东权益的民事纠纷案件，包括但不限于内幕交易纠纷案件和操纵市场交易纠纷案件。不仅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应当十分重视对证券民事纠纷案件的受理和审判，作为民间机构的各地仲裁委员会也应当重视对证券民事纠纷案件的受理和裁决。
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其他广大股东利益，投资者有权对公司经营者、中介机构、机构投资者的违法行为、违约行为和侵权行为，提起民事诉讼（含股东个体诉讼、股东代表诉讼、股东集体诉讼），获得民事损害赔偿和救济。
立法者固然应当在《民法典》和《证券法》中进一步充实证券民事责任的实体规范，在《民事诉讼法》中进一步充实证券民事责任的程序规范，为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创造良好的立法条件。问题在于，在立法修改、完善之前，人民法院能否以《证券法》缺乏有关证券民事责任的明确规定为由拒绝受理呢？
回答是否定的。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判然有别，最主要的一点是现代刑法倡导罪刑法定，反对类推制度；而现代民商法则倡导私法自治，鼓励扩大民商法的适用范围。在许多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法官以法律没有规定为由拒绝受理民事诉讼案件是违法的。例如，《法国民法典》第4条明确规定：“法官借口法律无规定、不明确或者不完备而拒绝审判者，以拒绝审判罪追诉之”。笔者也曾于2001年12月就此请教来访的德国民商法学家派佛尔教授，《德国民法典》中为何没有类似《法国民法典》的规定？答曰：此乃常识问题，不需在《德国民法典》专门作出规定。崇尚成文立法的大陆法系尚且如此，崇尚判例法和法官造法的英美法系的法院更是不必多谈。我国未来的《民法典》或者现行的《法官法》、《法院组织法》都应当采取这一立法态度。除了法理上的考量，从政策上考量，法院也应积极参与到规范和培育证券市场的伟大事业中来，而不能袖手旁观、坐等立法体系灿然大备后才开始介入证券市场的规范工作。立法条件、司法条件和市场环境的改善与成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展开离不开法院的积极参与。当然，在立法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有可能会错判案件。但是，我国实行二审终审制，且有审判监督程序发挥纠偏作用，加之法官业务素养的提升、司法解释的高效化，我们有理由相信一审的错误判决能够最终得到避免和纠正。推而广之，在立法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的情况下，法院不仅应当积极受理股东权纠纷案件，而于且还应当积极受理其他各类民商事案件。
既然《证券法》对证券民事责任规定不详，法官或者仲裁员就会面临寻找判案依据的难题。鉴于证券法为公司法的特别法、民法的特别法，应当根据特别法优先适用、一般法补充适用的原理，补充适用《公司法》、《民法通则》、与《合同法》等民事法律、行政法规及司法解释。根据私法自治原则，投资者与他人缔结的合同、投资者所在公司的章程、证券交易所自律规章也应成为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的判案依据。如果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在判案时遇到证券法、公司法、合同法、民法通则规定不明确、判案依据不足的情况，应当援引证券市场中的商事习惯判案；缺乏商事习惯的，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应当援引法理判案。我国台湾省《民法典》第1条开宗明义规定，“民事，法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这一规定值得我们认真借鉴。这里所说的“法理”既包括国内外学者间的通说或多数说，也包括国内外学者间的新说和少数说。无论是援引旧说、新说，抑或通说、少数说，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均应在判决书和裁决书中详细阐明其采纳该说的具体理由，避免司法和仲裁专横。判决书和裁决书中只有以理服人，才能从根本上息讼宁人。鉴于证券监管者目前对证券市场违规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度很不够，违法后果与违法成本的比例不适当，必须强化行政责任对违规行为的处罚、遏制作用。投资者不仅有权提起证券民事诉讼和证券民事仲裁，也有权对行政机关（包括证券市场监管者，也包括作为侵权人的其他政府部门）的违法行政行为（含作为与不作为），提起行政诉讼，获得国家赔偿和救济。虽然《证券法》在法律责任部分有18个条款反复提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从目前情况看，证券市场监管者对不少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追究了行政责任，但司法机关对这些违法违规行为启动刑事诉讼程序的案件，却屈指可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国光在上海投资者保护国际研讨会上的介绍，修订后的1997年刑法，针对证券期货犯罪的新动向，增加了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罪、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期货合约罪、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内幕交易和泄露内幕信息罪、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等罪名，为人民法院惩处证券市场上的刑事犯罪提供了更为充分的法律依据。可惜，自刑法修订以来至2001年底，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审结的涉及上述罪名的刑事犯罪案件仅有46起。[1]这种现象应当尽快扭转。建议证券市场监管者与司法机关应当建立既严格分工、又密切配合的快速反应机制，切实提高证券市场实践中刑事责任手段的使用频率。例如，当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对证券违法违规行为启动行政调查程序时，司法机关应当借助共享信息，同时快速启动刑事侦查程序，从而早日将实施证券犯罪行为的害群之马绳之以法。
三、证券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并用与竞合问题
（一）证券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原则上应当并用
前已述及，三大法律责任的发生根据不同。违反证券民事法律规范的，产生民事责任；违反证券行政法律规范的，产生行政责任；违反证券刑事法律规范的，产生刑事责任。既然三大法律责任存在着不同的发生根据，当证券市场主体的某一行为同时违反民事法律规范、行政法律规范和刑事法律规范时，三大法律责任原则上并行不悖，分别适用，井水不犯河水。三大法律责任在许多具体情况下，是同时适用、并行不悖的。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法律的补偿、制裁、教育、引导、保护与规范这六大功能。
对此，《民法通则》、《行政处罚法》和《刑法》阐述得非常清楚。《民法通则》第110条规定：“对承担民事责任的公民、法人需要追究行政责任的，应当追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对公民、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行政处罚法》第7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违法受到行政处罚，其违法行为对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违法行为构成犯罪，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刑法》第36条第1款也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打了不罚、罚了不打、罚了不赔、赔了不罚”以及“以行代民、以刑代民、以民代行、以刑代行、以民代刑、以行代刑”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非常错误的。
民事责任的发生不一定引发行政责任。证券监管者保护证券市场公正交易秩序与公平竞争秩序的实质是，要保护投资者和其他证券市场主体的意思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不被滥用。但要明确，意思自治原则受到侵害，并不必然导致行政权的干预。在很多情况下，博大精深、体系严密的私法原则和制度，包括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合同制度、制度、侵权制度和民事责任制度等，都足以被投资者自觉运用，从而铲除不法、不当的市场行为，理顺受害投资者与其他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恢复市场正常秩序。
行政责任的发生不一定引发民事责任，或者证券民事关系的无效。有必要区分强行性行政法律规范中的效力性规定与训示性规定。证券市场主体的某一商事行为如果违反了前者，不仅导致相应的行政处罚，商事行为也归于无效；如违反了后者，虽承受相应的行政处罚，但商事行为依然有效。例如，1999年12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0条就正确地指出，“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换言之，只要证券市场主体与他人签订的商事合同不具备法定无效事由，没有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不含行政规章）禁止经营的规定，即使超越了经营范围，也属于有效合同。当然，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71条之规定，超出经营范围的公司经营活动，要承受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包括责令改正，罚款等）。《证券法》第199条也规定，“证券公司违反本法规定，超出业务许可范围经营证券业务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关闭。”笔者认为，在《证券法》修改之前，只有违反该法、其他法律（如公司法）及配套行政法规中的强行性法律规范（包括效力性规定与训示性规定）的超越经营范围的行为，才应承受行政法律责任；至于一般的超越经营范围的行为，则不应承受行政法律责任。（注：从国际公司立法的发展趋势来看，淡化对经营范围的法律管制也是大势所趋。英美法系虽曾有越权（UltraVires）原则之规定，但大都已经废除。我国证券类公司（包括证券公司与中介机构）登记立法亦应从之。）
当然，当证券市场主体的某一行为同时触犯民事法律规范和行政法律规范时，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同时发生。行政责任的发生不能代替民事责任。即使行政权介入的结果，导致了不法市场主体的行政处罚，也不能代替受害投资者与不法市场主体之间私法关系的再调整。监管者不能以行政罚款代替民事赔偿。人民法院也不能以监管者应当追究违法市场主体的行政责任为由，驳回投资者提起的民事赔偿之诉。
（二）民事赔偿金的优位原则
前面谈到，当证券市场主体的某一行为同时触犯民事法律规范、行政法律规范或者刑事法律规范时，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同时发生。倘若违法主体的财产状况非常脆弱或者严重恶化，使其无法同时支付民事赔偿金、罚款与罚金，何者享有优先权？
《证券法》第207条明确了民事赔偿金的优位原则：“违反本法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缴纳罚款、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同时支付时，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刑法》第36条第2款也体现了这一精神：“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犯罪分子，同时被判处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或者被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当先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
因此，当证券市场主体的某一行为同时触犯民事法律规范、行政法律规范或者刑事法律规范时，但其无力同时支付民事赔偿金、罚款与罚金时，必须优先满足受害投资者的民事赔偿请求权。即使违法主体已经缴纳罚款、罚金，即使这些罚款、罚金已经被解入国库，有关政府部门也应当及时将其征收的罚款、罚金转移支付给享有民事赔偿请求权的投资者。
但是，民事赔偿金的优位原则在证券市场实践中被自觉运用的情况并不多见。这主要是由于，我国证券市场中的民事法律责任制度尚未发挥基础性的法律责任作用，人民法院受理的证券民事纠纷案件数量不多，受害投资者的民事赔偿请求权还未得到充分兑现，因而尚未达到与国家的罚款、罚金债权竞争有限资源的程度。山东枣庄一投资者状告渤海集团虚假信息民事侵权案已于2002年4月19日在济南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这也是我国证券市场中第一例进入庭审程序的证券民事侵权纠纷案。银广夏、大庆联谊等上市公司的投资者也已经陆续向法院提起证券民事纠纷案件。随着这些案件的审结，持有胜诉判决的投资者在败诉被告人不能按判决确定日期支付赔偿金的情况下，只有要求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如果被告人（如经济实力衰微的上市公司）被证券监管者予以重罚后，实在缺乏民事赔偿能力，胜诉投资者就只好要求证券监管者将其征收的罚款转移支付给胜诉投资者。在司法实践中，执行法院有权根据胜诉投资者请求，向证券监管者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其限期将已经征收的罚款支付给执行法院，再由执行法院转交胜诉投资者。
不过，胜诉投资者并不是唯一有权要求证券监管者转移支付罚款的权利主体。例如，当投资者就上市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对其提讼，并获得胜诉判决后，可能发现上市公司还有其他债权人（如上市公司的银行债权人）在对上市公司主张权利。根据民事赔偿金优位原则，对上市公司享有债权的其他债权人，也有权要求证券监管者将其从上市公司征收的罚款转移支付给银行债权人。接踵而至的问题是，当证券监管者转移支付的罚款不足以同时满足胜诉投资者与被告人的债权人的权利请求时，何者优先呢？《公司法》第195条第2款和第3款确定了公司债权人的债权优先于公司股东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的原则。笔者认为，该条所称的“公司债务”既包括对公司对银行、供应商所负的债务，也包括对公司享有债权的证券投资者，胜诉投资者与上市公司的其他债权人立于同一优先顺序。因为胜诉投资者根据胜诉判决享有的权利是债权，而非基于股东资格的股东权（包括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
（三）证券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竞合
当证券市场主体的某一行为同时违反民事法律规范、行政法律规范和刑事法律规范，触发三种法律责任、而且三种法律责任的内容重叠时，就发生三种法律责任的竞合问题。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之间。其中，行政责任中的没收非法所得与刑事责任中的没收财产，行政责任中的罚款与刑事责任中的罚金，行政责任中的拘留与刑事责任中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就很容易在证券市场中发生竞合。依据通说，在适用法律责任时，“删去相迭部分，使重迭的法律责任只适用一次，做到一事不二罚”。[2]
《刑法》第180条规定的罚金与《证券法》第183条规定的罚款，即属责任竞合。如果实施证券内幕交易罪的信息知情人员已经被中国证监会处违法所得四倍罚款，当该当事人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后，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应当将中国证监会的罚款折抵罚金。如果实施证券内幕交易罪的信息知情人员已经被公安机关拘留的，当该当事人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后，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时，应当将公安机关的拘留折抵刑期。对于其他证券市场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发生责任竞合的，也如此类推。
四、证券民事责任中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
我国《民法通则》将民事责任分为两种：一为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即债务不履行责任（第111条至第116条）；二为侵权的民事责任（第117条至133条）。《合同法》第42条又在传统的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之外，发展出了缔约过错责任，包括合同不成立的缔约过错责任与合同无效的缔约过错责任。缔约过错责任既非违约责任，又非侵权责任。因此，证券市场中发生的民事责任案由大体上可以划分为违约责任、侵权责任与缔约过错责任三大类型。其中，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比较容易发生竞合问题。
大陆法系学者对合同债务不履行与侵权行为的竞合有三种学说。（1）法条竞合说（GesetzKonkurrenz）。该说认为债务不履行是侵权行为的特别形态，侵权行为是违反权利不可侵犯的一般义务，而债务不履行则是违反基于合同而产生的特别义务；在二者竞合时，依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只能适用债务不履行之规定。（2）请求权竞合说（anspruchsKonkurrenz）。该说主张当二者竞合时，应就各个规范予以判断，产生的两个请求权独立并存。该说又可细分为请求权自由竞合论与请求权相互影响论（einwirkendeanspruchsKonkurrenz）。根据前者，债权人可择一行使，其中一个请求权若因目的达到而消灭时，则另一请求权随之消灭；若一个请求权因目的达到之外的原因而消灭，则另一请求权仍然存在；债权人也可以分别处分两个互相独立的请求权。根据后者，两个请求权可以互相作用，合同法可适用于侵权行为所产生的请求权，反之亦然。（3）请求权规范竞合说（anspruchsnormenKonkurrenz）。该说为拉伦兹（Larenz）教授所创，吉奥吉德（Georgiades）又将其进一步系统化。根据该说，在同一当事人间产生同以损害赔偿为内容的合同债务不履行与侵权行为之竞合时，仅产生一个统一的请求权；但该请求权兼具合同与侵权行为两种性质，其内容应综合运用各规范而决定；债权人有权主张对自己有利的法律效果，但依据立法目的，应适用某项规范者，不在此限。其中第三说远较前二说科学、可采。[3]在《合同法》出台之前，学者们对于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制度也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我国《合同法》采取了请求权规范竞合说。根据《合同法》第122条之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合同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侵权法）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
因此，证券市场主体发生债务不履行与侵权行为之竞合时，即证券市场主体的某行为同时具备债务不履行和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且同以损害赔偿为给付内容时，仅产生一项统一的请求权，但此种请求权具有两个法律基础：一为合同关系，一为侵权行为法。在决定投资者请求权的内容时，应综合研究关于合同法律规范与侵权法律规范，除非依据立法目的只能运用某种法律规范，投资者可自由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法律依据。若投资者以债务不履行为由追究证券市场主体的民事责任，则人民法院应适用合同法理和规定追究被告人债务不履行的责任；若投资者以侵权行为为由追究被告人的民事责任，则人民法院应适用侵权行为法追究被告人的侵权责任。
2002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通而称之为“民事侵权纠纷案件”，似乎意味着证券市场中的投资者由于市场主体的虚假陈述遭受损失时，只能提起民事侵权之诉。笔者认为，证券市场中的投资者由于市场主体的虚假陈述遭受损失时，要视其与被告人是否存在合同关系而定：倘若存在合同关系，受害投资者既可选择提起违约之诉，也可选择提起侵权之诉；倘若不存在合同关系，受害投资者只能提起侵权之诉。
五、人民法院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案件涉及的程序与实体问题
（一）程序问题
1.诉讼当事人的确定
为保护投资者的维权积极性，只要是遭受损害的投资者（即使仅持有一股）就有权提起民事诉讼。至于是否在立法中严格从程序上限制原告股东的持股比例，笔者持反对态度。因为，遭受损失的股东大多是小股东，本来持股比例就小，而且发达国家大多在股东行使共益权的诉讼中才规定原告股东需具备一定的持股比例，至于股东为行使自益权的诉讼没有必要强制要求原告股东需具备一定的持股比例。证券法上的虚假陈述案件与公司法上的股东共益权诉讼判然有别，要求提讼的证券投资者满足连续持有某证券的最低期限要求也缺乏正当法律和法理依据。为降低诉讼成本，法院应当允许和鼓励代表人诉讼和集团诉讼。
作为被告的行为人，可以分为三类：（1）《证券法》第63条所指的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承销商）；发行人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承销的证券公司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为充分贯彻信息披露制度，保护投资者的独立投资判断不被误导，人民法院对于这类主体应作扩张解释。例如，第一类被告中除应当包括参与实施虚假陈述行为的发起人和控股股东（含母公司）外，尚应包括“副经理”、财务总监和董事会秘书等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在内。（2）《证券法》第161条所指的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和人员，包括审计事务所、会计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及其从业人员。人民法院对于这类主体也应作扩张解释。例如，这类被告中应当包括公证处及其公证员在内。（3）《证券法》第72条所列的编造并传播虚假信息，严重影响证券交易的国家工作人员、新闻传播媒介从业人员和有关人员，以及在证券交易活动中作出虚假陈述或者信息误导的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交易服务机构、社会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证券业协会、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作出虚假陈述或者信息误导的学者、政府官员、股评人士等均在其内。
2.行政决定前置程序
《1.15通知》指出，“人民法院受理的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其虚假陈述行为，须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调查并作出生效处罚决定。当事人依据查处结果作为提起民事诉讼事实依据的，人民法院方予依法受理”。该条起草的主观目的和动机都是善意的：一是减轻股东的举证责任，因为受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行为人必然是侵权行为或者违约行为的行为人，原告股东只要呈上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决定就可不必就被告的侵权或者违约事实再行举证；二是人员和素质有限的法院可以因此而减轻数以万计的股东权纠纷案件的工作负担，因为那些尚未被中国证监会处罚的案件，也不会进入民事诉讼程序。
但这种善良的愿望很容易被中小股东理解为：法院怕麻烦，不愿多受理案件，尤其不愿“剃”那些难“剃”的“头”，但中国证监会已经“剃”了一半的“头”，则可以接过来“剃一剃”。中小股东的这种看法当然不无道理；但也不能代替理性的分析。首先，从法理上看，行政处罚源于行政法调整的不平等主体之间的行政关系，民事责任则源于民法调整的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未必就应接受行政处罚。其次，中国证监会由于人员编制、执法素质和执法程序的限制，一旦不能对数以千计的上市公司、证券承销公司、中介机构及其他责任人及时作出处罚，则无论法院与原告股东如何心急如焚，也无济于事。更为严重的是，在马拉松式的行政处罚程序中侵害股东权益的行为人有充分的时间从容地转移、挥霍或者隐匿其从股东身上搜刮的财产。这样，即使中小股东日后胜诉，也无法兑现判决“白条”。其三，法院有权对违约或侵权事实作出最终的司法认定，因而不必仰赖于中国证监会的处罚决定。实际上，如果被处罚者不服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并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则人民法院的判决反而成了投资者虚假陈述行为人的前置程序。
a）举证责任的分摊
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21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条有关当事人举证责任分摊的规定，值得人民法院在审理虚假陈述案件时认真落实。该条指出，“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据此，人民法院在确定原告投资者与被告人的举证责任负担时，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
b）投资者滥诉的预防
为防止投资者滥诉，最重要的是，在实体内容上严格把握民事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公平计算被告的赔偿范围，确保滥诉者得不到好处。既然“竹篮打水一场空”，其他准备滥用诉讼的股东也会好自为之。
至于公司经营者和中介机构的违法行为已被追究行政法律责任，不应成为法院拒绝受理以被处罚者为被告的民事诉讼案件的理由。
（二）实体问题
人民法院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关键是究明被告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归责原则、被告的虚假陈述事实、原告投资者遭受损害的事实、以及被告的虚假陈述事实与原告投资者遭受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赔偿范围的确定、共同被告中的连带赔偿责任、被告的抗辩事由也应引起重视。
1.主观归责原则
《证券法》第63条、第72条、第161条和第202条对于虚假陈述行为人的主观归责原则语焉不详。笔者主张，按照证券市场信息瑕疵担保理论，对于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应当实行严格责任原则，而不能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或者过错推定原则。这与追究违约责任原则和大多数侵权责任中的严格责任原则是非常一致的，有助于最大限度地督促信息披露人恪守诚实信用原则，在自愿或者被强制披露与证券市场活动有关的信息时更加审慎、客观、公正、承担起社会责任。笔者注意到，有些中介机构的专业人士主张对中介机构的责任实行过错责任原则或者过错责任推定原则。这种观点固然有道理。但是，既然《证券法》仅要求这些中介机构对其“负有责任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实际上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介机构的民事赔偿责任。
有必要提及美国证监会（SeC）的《10b—5规则》运用于司法实践时引发的主观归责问题。该规则是美国证监会（SeC）根据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10条第2项规定制定的反欺诈条款。美国最高法院在阿伦诉美国证监会一案中指出，不管是在美国证监会提起的诉讼中，还是在证券民事诉讼中，除非能够证明行为人在行为时存在主观恶意（Scienter），就不能认定行为人违反了《10b—5规则》。“Scienter”可以解释为“故意的过错行为”（intentionalwrongdoing），也可以解释为意图欺骗、利用或者欺诈他人的心理状态（mentalstateembracingintenttodeceive，manipulateordefraud）。[4]但是，有些法院判决则认为，无须证明被告主观上存在故意（willfully），只要能够证明被告主观上存在过失（recklesslly），就可以追究被告人的民事责任。[5]。
但这种善良的愿望很容易被中小股东理解为：法院怕麻烦，不愿多受理案件，尤其不愿“剃”那些难“剃”的“头”，但中国证监会已经“剃”了一半的“头”，则可以接过来“剃一剃”。中小股东的这种看法当然不无道理；但也不能代替理性的分析。首先，从法理上看，行政处罚源于行政法调整的不平等主体之间的行政关系，民事责任则源于民法调整的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未必就应接受行政处罚。其次，中国证监会由于人员编制、执法素质和执法程序的限制，一旦不能对数以千计的上市公司、证券承销公司、中介机构及其他责任人及时作出处罚，则无论法院与原告股东如何心急如焚，也无济于事。更为严重的是，在马拉松式的行政处罚程序中侵害股东权益的行为人有充分的时间从容地转移、挥霍或者隐匿其从股东身上搜刮的财产。这样，即使中小股东日后胜诉，也无法兑现判决“白条”。其三，法院有权对违约或侵权事实作出最终的司法认定，因而不必仰赖于中国证监会的处罚决定。实际上，如果被处罚者不服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并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则人民法院的判决反而成了投资者虚假陈述行为人的前置程序。
2.虚假陈述行为的界定
最高人民法院《1.15通知》第1条将虚假陈述界定为，“证券市场上证券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信息披露义务，在提交或公布的信息披露文件中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陈述或记载”的行为。这里所说的“违背事实真相的陈述或记载”，就是指《证券法》第63条所指出的“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公告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财务会计报告、上市报告文件、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行为。换言之，信息披露文件中的误导性陈述，信息披露文件中的重大遗漏均属最高人民法院《1.15通知》所称的“虚假陈述”。那种认为，“最高人民法院《1.15通知》所指的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仅指虚假记载案件，不包括误导性陈述案件和重大遗漏案件，或者不包括重大遗漏案件”的观点是错误的。
为贯彻信息披露制度的立法目的，人民法院应当对于《证券法》第63条所列举的信息披露文件作扩张解释。易言之，信息披露文件不限于该条提及的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财务会计报告、上市报告文件、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尚包括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要求披露的其他文件，如今年开始强制推开的季度报告、以及业绩预告文件等。
认定某一信息披露行为是否构成“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关键要从一个具有普通智商和普通商业伦理观念的投资者的角度来看，被告人的信息披露行为是否同时符合全面性、真实性、最新性、易得性、易解性与合法性六大法律标准。这就坚持了认定虚假陈述行为的客观性标准。
人民法院还要考虑信息披露的信息是硬信息，还是软信息。硬信息，又称历史信息，是对已经发生事实或者正在发生事实的陈述；软信息，又称预测信息，是对即将发生事实的预测。中国证监会于2000年底建立上市公司业绩预告制度，起初仅要求上市公司预亏公告，后来又发展到在2001年中报披露前要求上市公司对当年中期业绩同比是否出现大幅下降进行预告，最后发展到要求2001年年报必须将预告情况增加到预亏、预警和业绩大幅上升三种类型。可见，软信息的披露内容日渐丰富，外延不断延伸。对投资者而言，公司业绩盈亏的预测信息更具价值。因此，美国证监会在1979年修改了其信息披露制度，鼓励上市公司对企业业绩、财务数据的预测信息进行披露。可以说，建立和完善业绩预告制度是中国证监会强化市场监管、改善信息披露质量的有益尝试，是近年来我国证券市场借鉴国际惯例、与国际接轨的重大举措。
人民法院判断硬信息的虚假陈述与否，相对来说较为容易；但软信息的虚假陈述与否，相对来说较为困难。一方面，既然是预测，就如同天气预报，不可能完全保证业绩预告的内容百分之百地被后来的公司业绩所应验。例如，上市公司须在2月底之前预警公告，但由于此时年报的财务审计尚未结束，对利润的预测有时会有较大偏差。尤其是拥有多家分公司与子公司的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尚未合并，无法准确预测利润；如果涉及到调账等问题，就更加难以预测准确的利润水平。另一方面，上市公司在进行业绩预告时也要恪守诚实信用的原则，不能由于是预测信息就可以信口雌黄，欺诈、误导投资者。上市公司因披露软信息的瑕疵而承担民事责任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为谋取本公司经营者或者第三人的不正当利益而恶意预测业绩，引诱投资者上钩并从中渔利，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宽恕；另一种则是由于主观上虽无故意，但在业绩预告程序上存在重大过失，造成投资者投资损失，也应当承担责任。关键是上市公司在预测业绩时，是否尽到了证券市场中具有普通智商和普通观念的专业预测人士应当尽到的注意程度。投资者有义务举证证明自己的经济损失。这种损失当然应当是客观存在的、可度量、可计算的财产不利益。投资者的原始损失基本包括交易损失、利息损失、股票买卖佣金和税金。其中的“交易损失”，指股票买卖差价，即买入价与实际卖出价之差。如果投资者受虚假信息误导后买入了证券，却一直持仓在手，法院判决时原告尚持有股票，如何计算交易损失呢？借鉴美国1995年《证券民事诉讼改革法》（theprivateSecuritiesLitigationReformactof1995）的经验，虚假信息被揭露并公布之日起90天内的平均收盘价视为原告股东的卖出价。该推定卖出价与买入价之差应当视为原告股东的损失。“买入行为”究指何时的买入行为？笔者认为，原告股东的买入行为仅应当限于虚假陈述被揭露或者被公众周知之前的买入行为；虚假陈述被揭露或者被公众周知之后的买入行为，即使导致投资者遭受损失，也不属于赔偿范围之列。
4.因果关系的把握
鉴于广大中小投资者在信息占有上处于弱势地位，法院要求其证明自己遭受的损失与虚假陈述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实为苛刻。因此，也必要导入美国证券法学界的主导理论“市场欺诈（fraudonthemarket）法理。该法理的假设前提是，在有效市场中开展证券交易的投资者有权信赖自由市场力量确定的证券市场价格，而自由市场力量不受欺诈或者虚假陈述的影响。[7]根据该法理，原告投资者只要能够证明虚假陈述行为和自己损失的存在，法院即可推定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被告人有权举反证。虽然，国内有人以我国证券市场并非有效市场为由抵制”市场欺诈“法理的引入，但笔者坚信该法理的引入有助于建立证券市场信息披露领域的诚信体系。而且，美国的证券市场并非绝对有效，中国证券市场也是以效率为导向的，否则中国证券市场也不会走到今天。更重要的是，”市场欺诈“法理的存在前提是一种假设，应然的假设与实然的存在未必一一对应。
如果作为被告的虚假陈述上市公司能够举证，该公司已在某年年报中对其当初的虚假财务数据进行了更正，有些投资者在其后才购入该公司股票；或者某上市公司虽未对其虚假信息进行更正，但该公司经营状况严重恶化已经有目共睹，成为证券市场的某种共识，有些投资者在这种情况下还继续购买该公司股票，那么在上述两种情况下，虚假信息与投资者股票投资损失之间均不存在因果关系。
在一因一果的案件中，因果关系认定较为简单。较为棘手、但较为常见的情形是，证券投资者损失的发生具有多因一果、多因多果、一因多果的特点。在多因一果、多因多果的情形下，存在着原因竟合现象。法院应当根据诸多共同起作用中的不同原因的原因力的大小，确定与不同原因相对应的责任份额的分担。如果被告人提出多因一果、多因多果的抗辩事由，且能证明其虚假陈述行为在导致投资者损失方面的原因力大小，法院应予支持。
5.赔偿金额
对于赔偿范围，应当坚持实际损失赔偿原则，既要赔偿直接损失，也要赔偿间接损失；既要赔偿原始损失，也要赔偿派生损失（如律师费等）。至于赔偿额中是否应当扣除系统风险即大盘下降的损失，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主张扣除的观点认为，在存在系统风险、大盘行情不好的情况下，原告不管购买哪种股票都要赔钱。笔者认为，至于赔偿额中不应扣除系统风险的损失。因为，法院或者被告都不能推定原告在不受误导的情形下必然将其购股资金投资于股市大盘中的证券种类；而且，即使在大盘行情下跌的背景下，仍有一股飘红的可能性；如果原告不受虚假陈述的误导，完全有可能把资金投资于一枝独秀的绩优股、国债，甚至撤离股市。法院或者被告都不能推定原告在不受误导的情形下必然将其购股资金投资于股市大盘中行情下跌的证券种类。对于《合同法》中守约方减少损失的规则，也应当谨慎适用。
传统民法对民事损害赔偿贯彻实际损失赔偿原则，即填平原则。为鼓励成千上万的投资者自觉为了寻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自觉运用民事责任手段严厉打击证券市场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建议立法者借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49条之规定，在《证券法》中导入惩罚性赔偿责任，赋予受欺诈的投资者享有惩罚性赔偿请求权。培养一大批权利意识强、善于维权的聪明、成熟、理性的投资者，对我国证券市场早日步入法治轨道意义甚大。
6.共同被告中的连带赔偿责任
被告原则上仅就自己的虚假陈述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即使投资者提起的诉讼中存在多名、乃至数十名共同被告，也是如此；除非法律规定了这些被告人之间的连带赔偿责任。关于虚假陈述案件中的连带赔偿责任，《证券法》规定了两类连带债务人：第63条规定“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第161条和第202条规定“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和人员就其负有责任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根据连带之债法理，连带之债中的任何一名债务人向债权人（受害投资者）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其他被替代清偿债务的债务人追偿。
六、投资者应否面临退市甚至破产境地的虚假陈述公司
证券市场中已经或者即将面临的虚假陈述上市公司往往是可能面临退市甚至破产境地的St族或者pt族公司。有些人提出，对于这些问题公司，关键是支持它们重组成功，不能因民事诉讼而将其逼上绝路。甚至有股民给媒体写信，呼吁媒体不要再鼓动投资者状告造假的上市公司，因为最终受害的不是直接责任人，而是上市公司和其他千千万万的投资者。再有，如果将来投资者胜诉，上市公司赔了钱，那钱不还是包括其他股东的股本？这些观点尽管有些道理，但基本是错误的。
诚然，资本规模庞大的上市公司是社会经济的重量级细胞。公司利益是股东利益与债权人、劳动者、消费者、地方社区利益等非股东利害关系人利益得以存在的基础。鉴于公司的存在与否具有微观和宏观上的双重意义，不仅关系到股东的利益，而且关系到债权人、公司职工、公司所在社区等一系列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因此，现代商法强调公司维持原则，注重维护公司的整体利益，对于公司破产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即使进入破产程序的公司，也注重运用公司重整制度，尽可能避免有望起死回生的负债公司关门破产。通过公司与债权人之间的妥协，允许公司在一定时日内调整经营战略、重组资产和债权债务，极有可能使濒临绝境的公司重振旗鼓，这对维护债权人和职工利益、维护交易安全和社会稳定都是有利的。
但是，维持一家困难上市公司的存在，不是不惜一切代价的无条件输血。不能因为它是一家上市公司，就像皇室家族的金枝玉叶一样，就要永远地被投资者和债权人“贡起来”。上市公司的本质是营利法人。上市公司只有为投资者赚钱才具有存在价值。如果某困难公司百病缠身，屡屡造假，不仅达到破产界限，而且在公司治理上落入“朽木不可雕”的境地，就应当严格按照法定条件和程序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一些持有困难公司股份的投资者反对其他受害投资者对上市公司及其高管人员提起损害赔偿之诉的观点看似有理。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上市公司赔了原告投资者，上市公司资产便会减少，那些没有的股东就要吃亏了。其实，这种观点经不住推敲。
首先，上市公司的股权投资行为是一种商事行为，应当充分体现契约自由、行为自由的原则。作为上市公司股东享有一系列股东权利，包括自益权与共益权。股东自益权受到侵害时，受害股东有喊疼的权利，有寻求法律救济的权利。当然，受害股东也有放弃这些权利的自由。但是，由于每位股东的法治观念、财力状况和投资理念不同，每位股东都有权自由作出自己的行为（包括诉讼行为）选择。其他股东应予尊重，无权干预，更无权指责勇敢维权的股东。只有充分尊重多样性与多元化投资理念和维权理念的证券市场，才是成熟的市场。
其次，上市公司与股东是不同的法律主体，两者的财产法律边界非常清楚。公司的财产不是股东的财产，股东的财产不是公司的财产，甲股东的财产不是乙股东的财产。因此，受害的甲股东有权依法向虚假陈述行为人（包括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索赔，此时买单的法律主体是被告人，而非乙股东，因为乙股东不是被告。乙股东当然不必向甲股东承担赔偿责任。如果乙股东同样受到虚假陈述误导，看到甲股东胜诉获赔金额不菲后，心生羡慕或者妒忌，自己也可依法提起损害赔偿之诉，以平衡心态。
其三，即使上市公司由于其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的虚假陈述向原告股东进行了赔偿，也可根据《公司法》规定的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的诚信义务，包括忠实义务和善管义务，追究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对公司的赔偿责任。如果公司怠于或者拒绝对这些虚假陈述人提讼，任何股东，包括乙股东均可以自己的名义、但为了公司的利益对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提起代表诉讼。而一旦董事、监事和高官人员对公司履行了赔偿责任，公司由于向股东承担先行赔付责任所遭受的财产损失就可消除。如此以来，不但提起直接诉讼的原告股东获得了赔偿，公司利益也未受影响，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的义务与责任也得到了强化，公司治理得以完善，其他股东利益也将得以增进。
其四，全社会在尊重股东投资选择权的同时，还应鼓励广大投资者依法维权。为自己的权利而奋斗，就是为法律的尊严而奋斗，就是为证券市场法治而奋斗，就是为良好的公司治理而奋斗，就是为所有股东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而奋斗。这是我国股东群体真正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诚实信用原则融入证券市场的标志。股东投资主要目的是为了赚钱，但不能妨碍其他股东赚钱或者行使自己的权利。股东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提起直接诉讼也好，为了维护公司利益提起代表诉讼也罢，都有助于强化上市公司的治理秩序，增进公司与股东的根本利益。现实生活中，有些股东不仅自己躺在权利上睡大觉，而且要求别的股东也躺在权利上睡大觉，并且希望趁其他股东熟睡之机独享股票投机利益。这与成熟股东、负责任股东的要求相比还有不少差距。试举一例说明。性格憨厚的甲乙二人花真金白银从骗子手中各自买来一条假“金项链”，但购买时骗子担保这是条真“金项链”，甲乙二人也信以为真。经鉴定，真相大白。甲想找卖主索赔，乙却不高兴，因为乙想以高价再将这条假“金项链”卖给邻居丙和丁等；如果甲索赔成功了，丙和丁也就知道“金项链”的真相了，谁还会买呢？问题在于，乙为什么不愿意和甲一起找骗子索赔，获得惩罚性赔偿呢？
七、建立快速落实证券民事责任的争讼解决机制
健全、透明、公正、高效的证券民事救济制度是证券市场法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这种民事争讼制度既可给弱势群体（如中小投资者）一个明白，也可还强者（如上市公司、承销商、证券公司、中介机构和证券监管者）一个清白。对于投资者来说，在其遭遇不公正待遇，而且无法与争议对方妥善解决争端时，尤其有必要经过畅通的争讼解决途径讨回令其信服的“说法”。这也是发达国家政府证券法治中的一条重要经验。原因很简单，没有一个健全的游戏裁判规则，投资者就很难真正信任证券市场，就很难放心大胆地参与到证券市场中来。
根据《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79条和第80条之规定，与股票的发行或者交易有关的争议，当事人可以按照协议的约定向仲裁机构申请调解；证券经营机构之间以及证券经营机构与证券交易场所因股票的发行或者交易引起的争议，应当由证券委批准设立或者指定的仲裁机构调解。这两个条款对于调解与仲裁途径的规定，限制了调解机构和仲裁机构的范围，当然有其缺陷。《证券法》对于证券民事争讼解决途径只字未提，更是令人遗憾。从总体来看，证券民事争讼的解决途径非常不畅通，存在着严重梗阻现象。
为保护投资者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大局，确保我国证券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快速落实证券民事责任的争讼解决机制，打通五大争讼解决途径：友好协商；民事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诉讼。从理想目标来看，这五大争议解决途径在运用的数量上应当依次递减，构成了一个“金字塔”型的结构。
友好协商是金字塔的塔基。绝大多数证券民事争议应当通过友好协商解决，要鼓励证券市场主体首先选择友好协商的方式化解纠纷。通过协商方式解决证券民事纠纷，对于投资者来说省时、省力、省钱，对于上市公司、券商、中介机构来说有利于保持自己对投资者负责的良好形象，避免伤害投资者的感情。事实上，只要双方当事人都能心平气和地沟通彼此对证券纠纷的观点与看法，以法律与事实作为双方交流认识的标尺，求大同、存小异，多一分理解与信任，则证券民事纠纷一般都会得到圆满的解决。建议上市公司、券商、中介机构设立专门机构，受理投资者投诉。对上市公司、券商、中介机构而言，为取得友好协商的成功，有必要保持应有的风度和姿态，切忌纠缠于细枝末节。
民间调解自然而然地构成了金字塔的第二层。友好协商解决证券争议不成的，应当尝试民间调解途径。民间调解的重要性和适用范围仅次于友好协商。调解还是仲裁和诉讼机制中的必经程序。“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由民间调解机构出面以调解方式解决证券民事纠纷，节省了双方当事人参加仲裁与诉讼所要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与财力，也不伤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感情，调解方式和程序也十分灵活。调解机构很容易找出争议的症结所在，并据此对有过错的当事人予以规劝，对无过错当事人进行有针对性的思想说服，最终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达成共识，化解证券民事纠纷。适合担任民间调解机构的，既包括证券业协会，也包括证券交易所，还包括其他社会团体、中介机构等非政府组织。建议尽快设立中国投资者协会以及各级投资者协会，而受理投资者投诉、开展高效、公平的民间调解是其基本职能之一。行政调解位于争议解决金字塔中的第三层。如果友好协商和民间调解未果，双方当事人可以尝试由证券监管者展开行政调解。由于证券监管者握有行政调查权力、行政处罚权力和行政监督权力、行政核准权力，证券市场主体很容易接受证券监管者的调解方案和建议。证券监管者既要努力提高行政调解的成功率，也要尊重双方当事人自愿，避免动用权力强制双方当事人接受调解方案。
仲裁理所当然地成了争议解决金字塔中的第四层。倘若民间调解、行政调解未果，而且当事人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订有仲裁协议，则证券民事争议提交仲裁机构予以仲裁。仲裁实行一裁终局，而非诉讼中的二审终审，因此更加快捷、方便。当前，仲裁途径并未彻底打通。例如，北京仲裁委员会成立数年来，受理的证券民事仲裁案件数量很少。主要原因之一是，许多证券市场主体不知道仲裁制度为何物。建议中国证监会尽快修改《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及其他法律文件范本（如招股说明书），增加仲裁条款，引导证券市场主体通过仲裁途径解决纠纷。为推动更多的证券民事争议进入仲裁程序，证券业协会、证券交易所等自治机构应当鼓励所属会员自愿向投资者承诺将其未来可能发生的证券争议提交特定仲裁机构。这种承诺，一旦被投资者接受，就构成了仲裁协议，投资者就可将纠纷提交仲裁机构，而无需再与商家另订仲裁协议。
诉讼是解决证券民事争议的最后一道防线，居于金字塔的塔尖。如果友好协商和调解未果，而且缺乏证券民事当事人之间的仲裁协议，那么证券民事争议只有诉至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应对证券民事纠纷案件采取积极态度，在公正、及时审理因虚假陈述引发的证券民事赔偿案件的基础上，尽快打开大门，全面受理和审理证券市场中涌现出来的各类民事纠纷案件。鉴于证券民事纠纷案件量大面广、专业性强，建议在法院内部设立专门合议庭审理证券民事纠纷案件，加强对法官的证券法业务培训，培养一大批德才兼备的证券法官队伍。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针对证券民事纠纷案件的特殊性、以及运用《证券法》、传统民法和传统民事诉讼程序审理证券民事纠纷的障碍，根据有关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制度，《人民法院在审理证券民事纠纷案件中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及《人民法院在审理证券民事纠纷案件中适用证券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为避免投资者遭受旷日持久的讼累，人民法院应当尽量引导双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达成调解协议。从长远看，《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集团诉讼登记制度也可适用于证券民事诉讼，从而方便广大投资者在其他投资者时搭便车。
证券民事纠纷的解决需要一系列配套机制的支撑。例如，为应对投资者无力聘请律师的问题，应当建立健全投资者法律援助制度，设立小额证券诉讼基金；建立投资者协会，以支持受损害的投资者提讼（包括担任投资者的诉讼人）；等等。
八、投资者协会在落实证券民事责任方面的重要作用
为使我国证券市场健康稳步推向前进，我国应当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社会经济团体的作用。受我国消费者协会制度的启迪，笔者力主处于弱势地位的投资者团结起来，结成一定的组织（股东协会和其他投资者组织），对股东维权工作进行社会监督、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韩国的股东权保护组织（pSpD），香港小股东协会（HamS）的股东维权经验值得认真研究和借鉴。各级人民政府对投资者协会履行职能应当予以支持。为预防投资者组织偏离其保护投资者权益的宗旨，立法应当禁止投资者组织从事商事活动和营利，以及以牟利为目的向投资者推荐投资品种或者投资方式。除投资者协会外，投资者权益保护基金会也应尽快建立起来。
投资者协会具有两大职能：一是监督各类证券市场主体的行为；二是维护投资者权利。但这两项职能是统一的。监督职能的目的在于投资者维权，而投资者维权也离不开监督职能。各级投资者协会要紧紧围绕科学投资的主旋律，进一步做好投资指导工作和纠纷调解工作。就投资指导而言，投资者协会应当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投资调查、投资警示等投资指导工作，为投资者用钞票投票，提供决策依据。投资者协会还应组织有关行业协会制定科学的指标评价体系，建立社会信用评级制度，帮助投资者行使知情权和投资选择权。就投诉工作而言，投资者协会要进一步提高调解的成功率，争取早立案、早调解、快结案，尽量避免调而未解、久调不解的情况。还要鼓励行业协会（包括证券业协会）与投资者协会开展对等谈判，争取在立法和司法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早日确定特定行业的执业规范、伦理规范和纠纷解决机制，从而推动投资者维权活动的健康发展。鉴于投资者协会在维护投资者权利、拉动市场内需、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重要职责，建议国家进一步加大对各级投资者协会的财政资金支持力度，进一步增加各级投资者协会的投资指导和投诉调解编制和人员，确保投资者协会的公正性。
笔者曾力主在《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中设专节规定投资者协会的法律地位；但反对之声不绝于耳。这一方面反映了某些利益集团对于投资者协会制度的不理解、不信任、甚至误解；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投资者介入立法进程的有限性，以及从制度上确保投资者权利的艰巨性。反对建立投资者协会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如果有了投资者协会，投资者便会无理取闹，对上市公司、公司经营者、中介机构、甚至监管部门指手划脚、甚至扰乱证券市场监管秩序。这种观点的谬误之处在于，既忽视了投资者协会在投资者教育、投资指导和投资者自律方面发挥的重大作用；又害怕投资者协会代表广大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利益对上市公司、公司经营者、中介机构和其他市场参与者展开合法、合理的有效监督。殊不知，投资者协会既有利于保护投资者权利，强化上市公司、公司经营者、中介机构和监管部门的责任感，也有利于从根本上营造保护投资者的法律环境和社会环境，促进投资活动的持续繁荣，从而使所有证券市场参与者受益。如果投资者对于投资活动的游戏规则失望至极，对于投资活动望而却步，那才是证券市场最大的悲哀。
本文旨在探讨三大法律责任的进一步协调与完善问题。除了强调法律责任，强化证券市场主体（尤其是上市公司和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商业伦理责任，加强自律组织（如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的自律功能也势在必行。证券市场监管职权的社会化或者非政府化将是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证券市场自律组织的自我监督、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保护、自我教育的职能将愈来愈重要。但是，自律组织必须角色定位准确，而不应盲目抄袭政府部门的行政职权和工作方式。既要强调会员的自我保护，也要加强严格自律。自律也是保护。自律组织要通过制定和实施自律规章，规范本行业的证券发行与交易活动，预防和制止有悖诚实信用的不法不当行为，制裁损害投资者权利的行为。自律规章的自律水准理应高于法律，至少不应当低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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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纠纷处罚条例篇10
国家旅游局根据国务院的决定，了《旅行社质量保证金暂行规定》和《旅行社质量保证金暂行规定实施细则》。这两个国家旅游局令的颁布，标志着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制度已经被上升为国务院的部门规章。质量保证金制度的建立，对旅行社服务质量的提高和旅游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质量保证金制度本身也将在实践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从而成为旅行社行业管理的一个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
一、质量保证金制度上升为行政法规的必要性
建立质量保证金制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旅行社的服务质量，保护旅游者的合法权益。在旅行社和旅游者之间，相对于其它消费者而言，旅游者的合法权益更容易受到损害。这是由于旅行社业务经营特点决定的：第一，旅行社为旅游者提供的服务是一种无形商品，旅行社预先向旅游者收取费用，往往在较长时间后才向旅游者提供服务，具有远期交易的特点。在国际和国内的旅行社，都存在着利用远期交易的特点预收大量费用，然后携巨款逃匿的现象，或者利用预收的费用从事股票、期货贸易等风险极大的交易活动，使得旅游者的权益得不到保障。第二，旅游者只有在消费后，才能判定旅行社提供的服务是否符合约定，一旦旅游者的权益受到损害，又不像消费物质商品那样，及时得到保修、保换或退赔，由此产生的权益纠纷极难解决。第三，大多数中小旅行社由于投资少，办公地址和办公设备都是租赁的，一旦发生损害旅游者权益的事情，旅行社自身几乎没有赔偿的能力。
由于旅行社预收旅行费用款项较大，涉及的旅游者数量较多，社会影响面广，一旦出现问题，不仅防碍旅行社自身的发展，而且损害了旅游者的合法权益，影响社会的稳定。因此，世界上旅游发达国家普遍采用质量保证金制度来保护旅游者的利益。如日本在《旅行业法》和《旅行业法实施要领》中对旅行社质量保证金缴纳的数额、缴纳的程序、保证金的退换、继承等都作了非常具体的规定。泰国《旅游业暨导游法》中规定，旅行社应以现金、泰国政府公债或由泰国政府担保本金与利息的国营企业债券等方式缴纳保证金。我国台湾的《旅行业管理规则》中规定经营旅行社应首先向交通部观光局申请筹设，依法办妥公司设立登记后，符合条件者，经核准并交纳旅行社保证金、注册费后，发给旅行社执照，方可营业。为了进一步强化质量保证金制度，在今年通过的《旅行社管理规则修正案》中又将保证金的数额提高了。此外，法国、英国、澳大利亚、比利时、韩国和西班牙等国也实行了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制度。这些国家都把质量保证金制度上升为法律或者法规，以法的形式来规范旅行社的经营秩序，保护旅游者的合法权益，加强对旅行社的行业管理和监督，取到了很好的效果。
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出现了入境旅游，出境旅游和国内旅游相并存的新趋势。由于旅行社营业范围的扩大和组团业务的增多，旅行社本身所承担的风险更大，更容易出现侵犯旅游者权益的问题，尤其是国内旅游和出境旅游，一个旅游团往往涉及数十万元的费用，一旦出现问题，旅游者的合法权益很难得到保护。为了切实保护旅游者的合法权益，提高旅行社的服务质量，使质量保证金制度行之有效，在实际操作中有法规依据，使质量保证金制度真正成为行业管理的强有力的手段，有必要将质量保证金制度上升为行政法规，在正在制定的《旅行社管理条例》中作出相应的规定。
二、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可以依法就保证金赔偿问题作出处理
《旅行社质量保证金暂行规定》第六条规定，“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在规定的权限内，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程序，做出支付保证金赔偿的决定”。有人认为，此条规定与现行法律相抵触，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无权就旅行社对旅游者的权益损害作出赔偿决定，因为旅行社和旅游者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二者之间的纠纷属于民事纠纷。作为侵权人，旅行社应承担什么样的民事赔偿责任，应由司法程序来决定，即由人民法院通过审理后裁定。作为行政机关，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只能有权依法对违法的旅行社实施行政处罚，包括对旅行社作出警告、罚款、停业整顿和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等处罚，而不能就旅行社和旅游者之间的权益纠纷作出裁决。
实际上，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行政机关除了在行使行政职权的过程中直接管理行政相对人外，许多时候还必须以第二人的身份来对民事纠纷进行处理。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的处理又称专门行政裁决。依据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行政机关处理民事纠纷主要有：对林木、林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对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对水事纠纷的处理；对草原权属争议的处理；对水面、淮涂权属争议的处理。此外，专利法、邮政法、食品卫生法、药品管理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环保法、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商标法和兽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都规定了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的处理。例如，《商标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对侵犯注册商标权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侵权人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请求处理，有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有权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处理通知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期满不，又不履行的，由有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食品卫生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规定，违法造成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它食源性疾患的，受害人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损害赔偿要求由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处理。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有责任受理，并依据法律的规定作出损害赔偿的行政裁决。当事人不服裁决的，可以向人民法院。
因此，依据我国的立法例，行政机关可以就法律、法规规定的部分民事纠纷实施行政裁决，这是通过行政法律程序对部分民事纠纷实行的法律保护，是快捷、合理地解决部分民事纠纷的有效方式，也是我国司法程序的必要补充。可见，旅游行政管理部门除了依法行使职权，对行政管理相对人旅行社实行管理外，完全可以以第二人的身份来对旅行社和旅游者之间的权益纠纷作出专门行政裁决。
三、关于质量保证金制度立法和执法中应注意的问题
虽然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就部分民事纠纷实行行政裁决，但行政裁决本身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还得有具体的法律、法规加以规定。从现行法律看，有两种情况：第一，有的法律、法规规定行政裁决具有强制约束力。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规定，国务院专利行政管理机关作出具体的行政裁决后，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讼，期满不又不履行的，由作出处理决定的管理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第二，有的法律、法规规定行政裁决不具有强制约束力。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规定，当事人双方如果认为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所作的处理决定公平合理，可以接受，双方就共同履行；如果一方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人民法院作出的维持原处理决定或者撤销原处理决定的裁定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当事人都应当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