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财政政策篇1
6月1日，集团组织为我们讲解了2020年最新金融财税政策和在企业的运用，培训结合疫情下的大环境，从七个方面为我们详细做了讲解，我感到受益匪浅，下面就对这次的培训谈谈我个人的体会。
徐晓莉讲师作为财税管理专家，多次受邀为各级政府主管部门、知名企业提供科技提供税务咨询、税务筹划服务。她在培训上疫情背景下企业市场变化及企业盈利压力，疫情背景下国家人力成本政策，2020年税收政策及企业盈利预期，2020年金融政策与企业政策使用等内容进行解读，让与会企业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有了直观而又全面的认识。
我根据培训总结了三大内容，一是面对疫情带来的困难，企业需要减负前行，财税政策率先发力。例如，在支持物资供应方面，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纳税人提供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运输收入免征增值税；纳税人提供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生活服务及居民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服务收入免征增值税；对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扩大产能购置设备允许企业所得税税前一次性扣除；等等。二是各地政府相继出台不少针对小微企业的扶持政策。继苏州率先出台了支持中小企业共渡疫情难关十条政策后，广东、上海、山西等多地也一系列政策，从降低融资成本、减免房租、减轻或缓缴社会保险费用、减轻住房公积金缴存负担等方面，全力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三是针对当下政策，结合我们所在的环保行业，介绍了国家绿色发展以及基金产融结合的探索---构建环保产业发展的闭环之路环保产业从政策推动到市场驱动型会有较为长期的过度，期间，越来越多的环保资源(固废、废水、废弃等)随着技术创新将变为新的资源，环保的标准化、产业化、智能化、环保资源货币化、证券化、市场化将越来越明显。目前，环保产业急需技术创新、基础技术创新、高附加值技术的创新和模式创新，其中基础材料技术的突破成为消耗污染物存量、解决各种环保问题的当务之急。
老师深入浅出地讲解了疫情期间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税收政策的公告，并重点对陕西近期的市区两级惠企政策措施和申报流程进行了细致的介绍，使大家对于如何申报最新出台的政策有了一个全面清晰的了解，更好地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最新财政政策篇2
大家好！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大力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参加今天的演讲，非常荣幸、非常激动，局党组倡导开展的读书演讲活动，目的在于建设学习型机关，提高干部职工的文化素质和综合素质，使干部职工不仅在业务上合格，而且在政
治理论方面也要有较高的水平，从而为创建部级文明单位奠定基础。对此，我完全赞成，坚决拥护，借此机会我就学习《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与实践》一书，谈几点粗浅的认识与体会，不妥之处，请领导和同事批评指正。金部长的《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与实践》一书，闪耀着理论创新的光芒。全书在总结中国财政政策运用的丰富经验基础上，提出了较多的财政政策理论新观点，无论是从实践检验或是从理论的角度来看，都具有科学性。同时，该书第一次全面总结了财政政策调控的四条基本经验，即：财政调控必须依据经济形势变化相机抉择，这是财政政策作用的灵魂和关键；财政调控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注重推动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财政政策必须加强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以取得两大政策工具的组合效应；财政调控始终要坚持把促进发展作为首要目标，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一科学论断是全书的精华和灵魂，也是财政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指南。正是在对财政政策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所形成的理论指导下，该书做出了带有前瞻性的判断：财政必须在不断壮大实力的基础上，完善财政管理体制，推动税制和预算管理制度改革；通过重点支持完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和公共卫生四个方面的制度；通过税收、补贴和财政投入等政策手段，在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促进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总之，《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与实践》一书将科学发展观融入中国财政政策转向调整过程，并以此为指导，对具有中国特色的丰富财政政策实践进行理论总结及创新的重要著作。
《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与实践》一书，给了我许多感悟和启迪，作为一名财政工作者，应该研究周口财政努力的方向、研究周口财政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以及解决的途径。周口市是一个农业大市、人口大市，矿产资源匮乏，经济结构单一，表现在财政上：收入总量小，支出缺口大，收支矛盾异常突出；来自于二、三产业的收入比重小，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税收收入占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低；县乡债务包袱沉重；财供人员过多。周口财政是名副其实的“吃饭财政”、“要饭财政”。面对我市的财政困难局面，我们要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认真落实稳健财政政策，用发展的理念创新财政支持经济发展思路，改革财政管理办法，规范财政收支行为，尽快实现我市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把周口的事情做好。
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战略决策和部署，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财政支农工作的一项重大任务。财政部门要积极主动地发挥财政的职能作用，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作出应有的贡献。《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与实践》一书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
首先，要理清思路，增强支持新农村建设的主动性和责任感
大力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以“增加投入、引导放活，统筹兼顾、突出重点，规范管理、提高效益”为原则，着力支持现代农业建设，提升农民生活水平，改善农村落后面貌，让广大农民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作为财政部门要切实履行公共财政职能，大幅度增加支农投入，正确处理财政与市场和农民的关系，合理划分财政与市场和农民的投入责任，大力支持农村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调动社会各方面增加“三农”投入的积极性。特别在财政支农资金安排和使用上，既全面支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又区分轻重缓急，突出重点，坚持从实际出发，选准支持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和切入点，从农民最关心、最期盼、最受益的事做起，切实解决广大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实际问题，让农民在短期内就能得到实惠。
其次，要抓住关键，逐步建立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
不断增加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总量，逐步形成新农村建设稳定的资金来源。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不断增加对农业农村的投入，积极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农业，通过运用经济杠杆等间接手段来管理和调控农业经济活动，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导向作用、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特别是要发挥好财政支农资金“四两拨千斤”的示范和带动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贴息、税收优惠、民办公助、以物代资、以奖代补、奖
补结合等激励手段，引导、吸引民间资金、社会资金投入“三农”，逐步建立起以政府（财政）投入为引导的多元化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
第三，要围绕中心，着力支持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支持新农村建设，要优先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做大农村经济财政“蛋糕”。积极支持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紧紧围绕“农业增收，工业增效，财政增长，后劲增强”这个目标，把做强特色产业，做大块状经济、做优品牌产品作为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举措；把乡镇企业作为发展县域经济的主要载体和扩大农民就业的重要形式，积极支持符合产业政策的乡镇企业转变机制和增长方式，加快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第四，要把握重点，增加公共产品供给，改善农村公共服务
财政要积极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要求，着力提高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及公益性事业的保障能力。要以改善农民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突破口，支持村庄建设和村容整治，创建环境优美乡镇、文明生态村，逐步解决农村环境“脏、乱、差”的问题。
第五，提供保障，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农村义务教育
财政支出需更好地体现“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支持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目前，我市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存在一些问题。如体系缺漏，保障不足，面向农村的养老、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尚未建立，老年人福利、残疾人福利等各项福利事业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种形势决定了我们要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短期内可以是一个低水平的，但必须是一个没有漏洞的体系，要使城乡居民在遭遇生活困境时都应当免于陷入绝望的境地，真正地做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鳏寡孤独者皆有所助”。
第六，强化管理，完善财政支农资金的各项制度
最新财政政策篇3
关键词：自主创新能力；财税激励政策；医药制造业
中图分类号：F810.2文献标识码：B
利用财税激励政策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是目前许多国家普遍采取的一种主要手段，我国对于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在财税激励政策方面也做出了许多的努力。但是，目前缺乏财税激励政策对于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效果的研究。本文以医药制造业的相关数据作为样本，对提升其自主创新能力的财税激励政策进行了有效性的分析与评价。
一、财税激励政策有效性的含义
财税激励政策是政府为了鼓励特定对象更好更快地实现一定的目标而制定的财政和税收方面的鼓励政策。例如一定的财政补贴或者有倾向性的政府采购政策，或者减免税、实行低税率、出口退税等均属于财税激励政策。国家制定财税激励政策是从国家的角度为了帮助一定的对象而实施的宏观政策，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实现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财税激励政策的实施会对社会、经济等许多方面产生影响，对于其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效果，可用以下标准来衡量。
首先，研发支出标准。研发支出即R&D支出是自主创新能力最重要的体现，R&D支出的规模直接决定了自主创新的力度如何，只有R&D支出拥有了一定的规模，才表示自主创新有了坚实的基础。R&D支出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效果的最重要的衡量标准。而财税激励政策是否能够推动R&D支出的发展，就成为了衡量财税激励政策是否有效的重要标准。
其次，经济效益标准。自主创新能力高低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之所以要大力发展自主创新，努力地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目的就是为了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虽然经济效益不是衡量自主创新水平的唯一标准，但却是一个重要标准。任何一项自主创新活动无不是为了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所以财税激励政策能否提升自主创新活动的经济效益水平就成为了衡量其是否具有有效性的重要标准。
二、医药制造业财税激励政策比较
（一）财政激励政策的比较
1.美、法、日三国的财政激励政策。美国、法国、日本对医药制造业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且提供了一定的财政激励政策。具体的财政激励政策比较见表1。
2.我国财政激励政策。1993年颁布的《科技进步法》规定：“国家财政用于科学技术的经费的增长幅度，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克扣、截留国家财政用于科学技术的经费”。与此同时，我国政府组织和实施了一系列国家科技计划以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科技问题，促进科技产业化，从而提高国家整体创新能力。“十一五”期间，863计划重点支持生物和医药技术等10个领域。
通过对我国出台的一系列财政激励政策的研究发现，我国采取的是“早期公开，延迟审查”的制度，所以就导致如果专利申请最终不能通过，申请人的技术秘密也不能得到有效保护，且容易被他人模仿。我国的《专利法》并未考虑到新药的前期研发和审批造成的发明专利期限的消耗问题，直接导致了专利权人受益时间缩短，不利于提高医药制造企业的创新积极性。
（二）税收激励政策的比较
1.美、法、日三国税收激励政策。美国、法国、日本三国除了上文中提到的一些财政激励政策以外，还对医药制造业给予了大量的税收激励政策。具体的税收激励政策的比较见表2。
2.我国税收激励政策。目前我国激励医药制造业自主创新的100余项税收激励政策当中，涉及的税种主要是所得税（包括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关税等。企业所得税是主导税种，约占税收激励政策总量的38%。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医药制造业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是税收激励政策的重点。在我国现行的激励医药制造业自主创新的100余项税收激励政策中，作用于研发环节的政策占15%，作用于研发成果的工程化环节的占10%，作用于工程化研发成果工业化环节的占30%，作用于自主创新产品的市场销售环节的占25%，作用于其他服务环节的占20%。由这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现行对于医药制造业的税收激励政策主要作用于产业链的下游，而对产业链上游的激励政策仍然匮乏，这样就抑制了医药制造业自主创新开发的积极性。也导致了我国的医药制造业缺少自主创新的成果，更多的是国外先进技术的“移植”。这种税收激励政策愈优惠，就会带来医药制造业技术空心化的进一步严重。显然，这种税收激励政策体系与国家激励医药制造业自主创新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
我国现行激励医药制造业自主创新的税收激励政策已经采纳了发达国家通行的优惠方式，如直接优惠方式中的免征、减征和优惠税率，间接优惠方式中的税前扣除、投资抵免等。在我国现行激励医药制造业自主创新的100余项税收激励政策中，直接优惠政策约为60%，主要采取免征、减征和优惠税率3种方式。而间接优惠政策约为40%，主要采取费用扣除、投资抵免、先征后退、亏损转结和加速折旧5种方式。具体情况见表3所示。
三、对财税激励政策有效性的分析
灰色关联理论也称灰色关联度理论，是根据因素之间发展态势的相似或相异程度，亦即“灰色关联度”来衡量因素间关联程度的一种新的分析方法。在系统发展过程中，两个系统之间的因素随时间或对象而变化的关联性称为关联度。若两个因素变化的趋势具有一致性，即同步变化的程度越高，则表示二者关联程度较高，反之则越低。
灰色系统理论提出了对各子系统进行灰色关联度分析的概念，意图通过一定的方法去寻求系统中各子系统（或因素）之间的数值关系，找出影响目标值的重要因素，从而掌握事物的主要特征，促进和引导系统迅速而有效地发展。
（一）灰色系统关联模型的建立
首先确定反映系统行为特征的参考数列和影响系统行为的比较数列，再对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本文采用标准差法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参考数列y0(k)和比较数列yi(k)(i=1，2，…，m；k=1，2，…，n)。接下来将参考数列y0(k)与比较数列yi(k)对应k点(k=1，2，…，n)之差值的绝对值组成绝对差值序列Δ0i(k)。
然后通过公式求得灰色关联系数。具体公式为：
由于关联系数是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在各个时点（即曲线上的各个点）上的关联程度值，关联系数不止一个，通过求各个关联系数的平均值，以便从整体上反映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间关联程度。该平均值就是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的关联度。关联度γ0i的计算公式如下：
（二）数据输入及输出
在此灰色关联模型中选择医药制造业一些相关数据，将新产品销售收入（SaLeS）、研发支出（R&D）、主营业务成本（CoSt）以及生产总值（oUtpUt）作为参考数列，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St）、所得税（it）、政府投入（GoV）以及（Vat）作为比较数列，具体数值如表4和表5所示。
四、灰色系统关联模型输出结果分析及评价
通过表6的关联系数结果可以看出，以新产品销售收入（SaLeS）作为参考数列，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St）、所得税（it）、政府投入（GoV）以及增值税（Vat）的关联系数分别为1.29，1.45，1.25以及1.44。其中以it和Vat的数值最高，也就是对于新产品销售收入来说，所得税和增值税的激励效果最明显。而政府投入对于新产品销售收入的激励效果最差。但是以普遍标准来说，关联系数达到1.5算是正常效果，所以说这四项对于新产品销售收入的激励效果都不是特别突出，也就是缺乏一定的激励性。新产品销售收入代表了医药制造企业的创新产品的获利能力，而目前我国的财税激励政策对于新产品销售收入的激励效果还有待提高。
以研发支出（R&D）作为参考数列，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St）、所得税（it）、政府投入（GoV）以及增值税（Vat）的关联系数分别为1.43，1.49，1.17以及1.46。其中以it和Vat的数值最高，也就是对于研发支出来说，所得税和增值税的激励效果最明显。而政府投入对于研发支出的激励效果最差。按照1.5的标准来看，这四项对于研发支出的效果虽然较新产品销售收入有所提高，但是整体来说，其激励效果仍然不是很明显。研发支出是最能代表医药制造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一个方面，所以也说明了目前财税激励政策对医药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激励效果并不明显。
以主营业务成本（CoSt）作为参考数列，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St）、所得税（it）、政府投入（GoV）以及增值税（Vat）的关联系数分别为1.67，1.71，1.37以及1.78。其中以it和Vat的数值最高，也就是对于主营业务成本来说，所得税和增值税的激励效果最明显。而政府投入对于研发支出的激励效果最差。以主营业务成本为参考数列得到的关联系数的值普遍偏高，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所得税以及增值税的系数值均超过了1.5，也就是说这三项对于医药制造业主营业务成本的激励效果是比较明显的，也就是比较有效的，而政府投入的关联系数仍然低于1.5，所以其对于医药制造业主营业务成本的激励效果并不是很好。
以生产总值（oUtpUt）作为参考数列，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St）、所得税（it）、政府投入（GoV）以及增值税（Vat）的关联系数分别为1.64，1.72，1.39以及1.77。其中以it和Vat的数值最高，也就是对于生产总值来说，所得税和增值税的激励效果最明显。而政府投入对于研发支出的激励效果最差。以生产总值为参考数列得到的关联系数的值普遍偏高，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所得税以及增值税的系数值均超过了1.5，也就是说这三项对于医药制造业主营业务成本的激励效果是比较明显的，也就是比较有效的，而政府投入的关联系数仍然低于1.5，所以其对于医药制造业生产总值的激励效果并不是很好。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所得税和增值税对于医药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激励效果要好于政府投入对医药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激励效果。但是税收激励政策的激励有效性仍然需要进一步提高，因为税收激励政策对于新产品销售收入和研发支出的激励作用并不明显。而对于财政激励政策来说，就应该大力提高其对于医药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激励有效性。以目前的结果显示，其激励效果不明显，并不能够带来医药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因为我国对于医药制造业财政激励政策大部分都是行政政策，对于数据的获取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制约性，所以此处涉及的财政激励政策仍然比较片面，对于更深层次的方面，还应在以后的研究过程中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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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财政政策篇4
（一）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
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09〕32号）。地方政府财政对新农也应给予补贴，地方财政在实际操作中分别实施了“入口”补贴和“出口”补贴。“入口”补贴主要包括：对农民实行个人缴费每人每年至少补贴30元，地方政府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提高补贴；实行“多缴多得”的政策，并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对于选择较高档次标准缴费的农民进行适当的奖励；农村困难户，政府对重度残疾等特殊农民困难户实行代缴其一部分或者全部最低标准养老保险费的政策。“出口”补贴政策包括，东部地区基础养老金部分50%的补贴资金由中央安排，50%由地方安排，中西部地区全部由中央财政全额补贴；由于不同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水平等存在很大的差异，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对缴费超过15年以上的农民，地方政府可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增加基础养老金。
（二）个人缴费就是指参加新农保的农村居民应当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
缴费标准设为每年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5个档次，地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设缴费档次。参保人自主选择档次缴费，多缴多得，国家依据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等情况适时调整缴费档次。
（三）集体补助是指有条件的村集体应当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助，补助标准由村民委员会召开村民会议民主确定，鼓励其他经济组织、社会公益组织、个人为参保人缴费提供资助
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财政补贴政策效应分析
（一）新农保财政补贴政策的激励效应
财政补贴政策的激励效应主要是指政府在实施“新农保”过程中，通过实施财政补贴政策为参保者提供优惠政策，吸引更多农民参加到该制度中，并以多缴多得的方式鼓励参保者选择更高的保险级次。“新农保”作为国家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可以为获得养老金领取资格的参保人提供基本的养老费用，同时与传统农村的家庭养老、土地保障、农村低保等政策措施相配套，共同保障农村居民老年后的基本生活。一方面，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普遍较低，社会保障意识也比较淡薄，另一方面以前“老农保”政策其保障水平较低，甚至失去保障意义，或多或少影响着农民参加“新农保”的积极性和对政府举办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信心，从而给“新农保”制度的推行带来了困难。因此，基于多种原因，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政策将从“入口”和“出口”两环节对参保者进行补贴，这将极大地推进农民参保的积极性。参加新农保的农民应当地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目前各地常见缴费标准见表1。各地可以根据当地的情况对缴费档次进行适当的调整。参保的农民可以自主选择缴费标准，实行多缴多得的政策。目前，从全国试点地区来看，不同地区因不同情况对《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进行了调整。目前政府采用“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来激励参保农民选择较高的缴费档次。但是，现实情况与政府意愿相悖，同类地区中个人账户缴费的财政补贴方式差异，并没有显著改善参保农民的缴费档次选择。大部分农民还是选择了缴费标准比较低的档次，这表明了多缴多得的政策并没有很好地起到政府预算的激励作用。根据金刚对辽宁和黑龙江部分地区实证调查与研究，结果表明“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激励效应是否有效，要受到边际补贴水平和政策信任程度的共同约束，参保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政策信任程度越高以及财政补贴方案的边际补贴水平越高，“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的激励效应就越有可能实现。由于养老金必须在个人退休之后才能领取，造成养老保险强制性储蓄的流动性较低，因此，在强制养老保险和私人储蓄的收益率相同的情况下，个人会更偏好于流动性较强的私人储蓄。
（二）中央对各地新农保的财政补贴资金效率低
中央对中西部地区内部地区地方财政实力分析了解不足，没有确切地掌握其地方财政的实力，中央政府只采取了一视同仁的补贴政策对各地进行补贴，有些省份老年人口抚养负担沉重，地方财政实力不足，中央财政补贴较少，所以农民的补贴就少之又少。从农民的养老需求来讲，在物价飞速上涨的当今，55元的基础养老金如杯水车薪，根本起不了多大的作用。由此可见，中央政府对新农保的财政支持力度依旧相对较弱，而且中央政府对东部地区的基础养老金只补助50%。综上所述，从总体上来看，中央政府对新农保的财政补贴投入不仅不够充足，且分配很不均衡，这些情况的发生，与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分配能力有关，使得农民的养老需求得不到满足。
（三）财政补贴政策可持续效应
1.积极效应
财政补贴政策在“新农保”制度中的应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新农保”制度的可持续性。养老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资金问题，政府强有力的财政支撑，是“新农保”制度有序运行和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农民充足的有效需求和政府能力范围之内的有效供给相对应，“新农保”制度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不断的保障农民年老后的基本生活，真正发挥养老保障的作用，也真正让农民享受到作为国民的最基本权利。
2.新农保中养老金替代率较低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替代率是指农民退休时的养老保险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平均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从广义上来看农村养老保险替代率主要包括农村个人账户替代率、基础养老金替代率、社会统筹基金替代率及家庭替代率，从狭义上看农村养老保险替代率即农村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即人账户替代率和基础养老金替代率。在当今我国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里，物价在飞速的增长，而农村居民的收入也在增长，但是基础养老金替代率会逐渐降低。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只给予人均55元的补贴，对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的农民来说是笔不小的收入，但是对于较发达地区的农民来说并无多大的作用，犹如杯水车薪。基础养老金替代率的降低直接影响到广大农民对于新农保参保的心理预期，大部分农民参加新农保制度，主要是为了60岁以后能够每月领取其最低基础养老金，如果基础养老金替代率降低太多，基础养老金的金额太少，使广大农民心理产生较大的落差，那么必将影响广大农民对新农保参保的积极性，从而影响新农保试点工作的顺利进行和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三、对完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财政补贴政策的建议
（一）健全新农保法律制度
目前新农保的实现主要依据《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但是该文件存在制度效力过低和约束力低下的问题，所以为了提高制度的效力性和约束性，中央政府要随着各地的试点的真实情况，对新农保制度制财政政策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以此来约束和规范新农保制度财政政策的实行，使新农保能更好地实施和推广。尽快固定中央政府财政责任，同时以法律的形式建立中央政府在新农保制度中的财政支出增长机制，保证中央政府财政的可持续性，同时也要加紧制定和出台关于新农保制度财务管理的法律法规，使新农保制度的财务管理工作能够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提高财务管理的水平和财政监督的效力，进而保证制度的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明确各级政府在新农保中的财政补贴责任
中央政府必须明确自身在新农保制度中的主要责任，要承担新农保制度中最终的风险，政府应建立完善的财政担保机制，以中央政府的信誉为新农保制度的稳定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和有力的保障。由于各地农村居民的数量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和财政收入的差异，各级地方财政的财政支付压力也有大有小，对省、市、县三级地方财政补贴的分担额度可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各县农村人口的数量，合理的划分财政负担比例。在财政收入水平较高、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级政府可以多承担一些财政补贴的责任，在比较贫困的县可以相对少承担一些补贴责任。各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自主设定承担的比例，然后再由省级人民政府统一实施和管理，制定出一个最低限度。
（三）完善财政补贴激励制度政策
在新农保制度政策的推广过程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财政补贴政策激励效应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针对此情况，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有效的激励机制吸引和鼓励农民多缴费、长缴费，实行多缴多得的政策。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中央应当提高基础养老金补贴标准，使农民人均纯收入基础养老金的替代率有所提高，激励和吸引更多的农民来参保。从地方的角度来看，各省应积极响应新农保政策中多缴多得的号召，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通过不同的方式宣传和鼓励农民多缴费、长缴费，激励农民结合自身选择高档次的缴费标准，使参保农民尽可能多的获得基础养老金。
（四）加大对“新农保”财政投入力度
最新财政政策篇5
关键词：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博弈论；新凯恩斯主义；体制转换模型
中图分类号：F810.2；F82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4）05-0005-10
作为凯恩斯主义总量调控工具箱中最重要的备选工具，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研究长期假定，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由唯一的政策当局控制，用以实现彼此矛盾的增长、就业和物价等宏观经济目标。实践中，财政货币政策的操作模式通常遵循如下原则：出现以总需求小于总供给为基本特征的经济衰退时，政府应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和货币供给水平，增加有效需求；出现以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为特征的通货膨胀时，政府应减少财政支出规模和货币供给数量，减少有效需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央银行独立性程度越来越高，财政与货币当局权力划分趋势愈加明显的政策实践，凸显联合考虑财政货币政策并进而研究其交互作用的重要性。某种程度上，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渠道及运行机理，有助于深入理解财政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指导财政和货币政策设计，并进而形成对宏观经济总量调控模式的有力支持。
一、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初期研究综述
与依据财政和货币政策当局扩张或紧缩各自政策工具界定“积极”、“消极”财政货币政策的传统研究范式不同，初期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从财政货币政策当局相互影响制约的政策行为角度，重新界定财政货币政策类型[1]，并集中于以特定类型财政货币政策组合为基础的泰勒规则和价格水平财政理论两方面。简单地说，当财政和货币两个政策当局中的一个可以自主追求自己的目标而不被另一个政策当局政策行为约束时，其行为是积极的，而被约束政策当局行为则是消极的。在财政货币政策规则语境中，货币政策是积极（消极）的，当货币政策工具（通常为名义利率）对真实通货膨胀偏离其目标水平的反应参数（或称泰勒相关系数）大于（小于）1，也即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反应多于（小于）一对一时；财政政策是消极（积极）的，当财政政策工具（通常为总付税率）对实际真实政府债务偏离其目标水平的反应参数大于（小于）稳态真实利率时。易言之，税收对债务的反应超过真实利率时，财政政策是消极的，税收不充分地对债务反应用以确保真实利率支付时，财政政策是积极的。
（一）突出积极货币政策和消极财政政策组合的泰勒规则
泰勒规则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迅猛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研究重要分支之一，并获得作为宏观经济学标准推断的常识性结论。概括而言，名义利率多于一对一地随通货膨胀上涨的泰勒规则有助于经济稳定[2]，在大量常见模型中产生良好经济绩效；通货膨胀率高且易变可能是由于中央银行没有遵守泰勒规则，从而价格水平不确定并受约束于自我实现预期[3]。值得注意的是，泰勒规则文献通常出于便利基于积极货币和消极财政政策假定财政赤字（和/或税收）针对真实政府债务变化强力反应，或更苛刻，政府预算在所有时间都是平衡的，woodford（1994）和Sims（1994）称其为“李嘉图主义”财政政策体制。组合，假定简单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规则并研究货币和财政规则交互作用[4]，其对应的是欧洲货币联盟诸国倾向于彼此脱节的财政货币政策实践。根据Leeper[1]论述，货币和财政政策制定的联合设计问题可被简化为两个递归解决的独立问题：首先，与财政方面隔离开来，货币政策参数单独决定局部均衡确定性条件，理由是货币当局仅应关心通货膨胀稳定性，货币当局越独立就越可信，并就更能成功降低并稳定通货膨胀。其次，在确定货币均衡动态学的基础上，财政政策是‘消极的’，使政府债务动态学以稳定方式演变。
政府不违背预算偿付能力约束的李嘉图等价假设下，泰勒规则理论和实证文献都集中于与财政政策相隔绝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唯一渠道是总付税（lump-sumtax）变化，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影响是传统的货币主义和李嘉图主义。由此，货币政策规则获得广泛深入研究，财政政策规则研究相对滞后：与货币政策泰勒规则相比，财政政策规则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实证结论，甚至不存在广泛认同的简单财政政策规则识别。原因在于：只有少数国家能获得财政政策指标的可靠季度数据；宏观经济数据难以识别未预期的财政政策；自动稳定器的存在使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反应的识别非常复杂[5]。明显不对称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规则分析，使得泰勒规则文献框架中的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只能是初步的。
（二）突出消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组合的价格水平财政理论研究
与泰勒规则文献相反，价格水平财政理论[1，6]遵循一般均衡价格水平由以确保政府清偿力为目标的财政和货币当局的政策行为组合决定的理论逻辑，探究积极财政政策规则下实现债务动态学确定性均衡所引发的一般均衡价格水平变化及决定。将确保政府跨期偿付能力作为实现价格稳定性的前提意味着，不断上涨的通货膨胀压力要求提高利率并承担更高政府债务偿还水平。因此，源于政府跨期预算约束与私人部门最优化条件结合，价格水平财政理论的关键就是处处成立动态均衡条件通常又被称为政府跨期预算约束。Buiter（2002）认为，就所有正向价格序列而言，政府应选择满足约束的政策变量序列，Leeper&Yun（2005）则将合并的货币和财政当局视为选择与均衡条件一致的政策变量序列。：全部名义政府债务（高能货币加未指数化债务）的真实价值等于扣除利息的盈余加铸币税的预期贴现现值。均衡动态条件影响均衡价格水平过程时，价格水平财政理论广泛存在于包括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动态模型，无论政府以本币标值出售债务，如绝大多数oeCD国家，还是发行真实债务，如指数化通货膨胀或以外币标值的国家。
引入收入税和弹性劳动供给，Leeper等[7]在总付税禀赋经济和比例收入税生产经济模型中强调税收的供给方面的效应，通过Slutsky-Hicks分解将税收变化全部效应计算为替代效应、财富效应和资产再评价效应，前两者是常见的，而第三种效应发生在税收变化通过改变均衡价格水平并因而改变私人行为人持有发行在外名义政府债务真实价值时，给出价格水平财政理论的微观经济视角。通过发行名义政府债务为税收削减融资如何影响通货膨胀和价格水平，则取决于与均衡一致的当前和未来货币和财政政策如何对税收削减反应的假设。扭曲性劳动收入税情况下，税率和政府预算间的跨期联系产生对确定财化的经济影响至关重要的两条拉弗曲线：一是拉弗强调的常见高税率抑制效应；一是财政理论独有的，长期税收增长总是提高主要盈余加铸币税的预期贴现现值时价格水平下降。税收增加能降低或提高价格水平并且再评价效应可正可负，取决于经济处于拉弗曲线的位置。若税率足够高，较高税收可能降低主要盈余加铸币税的预期贴现现值并提高价格水平。因此，税收长期增加提高还是降低价格水平取决于是否提高或降低盈余加铸币税的预期现值。
二、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初期研究的逻辑矛盾
初期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集中于泰勒规则和价格水平财政理论，两者共同的逻辑矛盾在于，遵循简化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的方便假设，基于特定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具有有限的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渠道，未考虑财政和货币政策体制转换。
（一）特定财政货币政策组合带来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有限渠道
泰勒规则和价格水平财政理论对应积极货币/消极财政以及消极货币/积极财政两个政策组合，有力捕捉财政货币政策运行的两种常见形态，但各国财政货币政策实践都可能存在其他政策组合对应的时期。因此，泰勒规则和价格水平财政理论仅是财政货币政策实践的片面和局部刻画，而局限于特定政策组合的原因则是为满足理性预期均衡存在性和唯一性的要求。若财政和货币政策都消极，则可能存在自我实现太阳黑子均衡，因而均衡不确定；若财政和货币政策都积极，则财政货币当局都不确保满足政府预算约束，或因为违背债务横截条件而不存在均衡，或因为债务产出比率无限上涨而不存在静态均衡[1，8]。
（二）以简化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的方便假设为基础
泰勒规则和价格水平财政理论都建立在简化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的方便假设基础上。其中，最重要同时也影响最大的是与李嘉图等价有关的理性消费者、无限期界和总付税假设，故仅存在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有限渠道。比如，泰勒规则对应的政策组合主要考虑经济的总量需求扰动，而未考虑税收和债务政策的经济供给方面扰动。为正规考虑政府债务、扭曲税和资本积累等宏观经济变量的供给方面的宏观经济影响，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最新进展，为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改进研究方法和扩展影响因素，提供便利条件和基础，并应体现在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理论和实证研究中。
（三）固定财政货币政策体制研究范式
初期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的另一突出特点是假定固定财政货币政策体制，这暗含着行为人总是预期当前财政货币政策体制持久不变，即使发生变化也完全是意外。长期以来，固定财政货币政策体制研究范式屡受挑战。继卢卡斯批判最早论证应根据体制转换考虑政策变化后，Cooley等[9]也认为把政策行为和决策视为政策当局一劳永逸选择的结果存在逻辑不一致性：若政策当局预期到体制正在发生变化，则体制不是持久的；若已然存在政策体制变动的历史，则私人行为人将为这些体制分配概率分布，并反映在行为人预期及其决策规则中。Hamilton[10]开创的马尔科夫体制转换模型方法解决了建模经济体制结构性变化的技术难题，在过去的20多年里被广泛应用并产生深远影响。基于财政货币政策体制不断发生变化的大量实证证据[3，11]，必须存在明确为体制变化建模的理论。可以预期，在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分析中尝试引入体制转换方法，将加深对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的理解，并足以产生对现有研究构成挑战的新结论。
三、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博弈论方法及其实证研究
（一）财政货币当局博弈论方法的代表性观点
最新财政政策篇6
这﹁轮经济上升期出现的部分地区和行业投资偏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行政主导使然。除了地方党委和政府换届的“政治周期”推动，以及财政税收体制、金融体制和投资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不到位等体制性因素影响以外，以长期建设国债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对投资迅速升温也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不可否认，积极财政政策对中国经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走出通货紧缩，保持经济快速稳定增长，可谓功莫大焉。但是，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已经不再是总需求不足，因此也不宜再以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继续刺激总需求扩大。对此，去年底以来，货币政策选择了适度从紧的取向。而宏观调控的另一个重要手段——财政政策，如果继续在“积极”的道路上前行，势必与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相矛盾，也将进一步增加宏观调控的难度。
另外，从规避风险的迫切性看，仅长期建设国债就累积达到9100亿元之巨，而且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这些都为财政运行本身带来不小压力。因此，继续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已经不合时宜，现行财政政策已经到了必须作出调整的时刻。
我国当前的财政收支状况为财政政策调整创造了有利条件：
首先，近年来我国税收一直保持较快增长。由于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近年金税、金盾和金财工程全面实施，税收征管进一步强化，税收实际征收率大幅度提高。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14306.7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351.79亿元，同比增长30.6%，完成年度预算60.7%，这是近年来同期增收最多、增幅最大、完成进度最好的一年。虽然下半年财政收入增幅将放缓（如清欠出口退税、部分偏热行业引起的税收增加部分将随着宏观调控见效而放慢等），但全年财政收入增加额仍可能达到4000亿元左右。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为压缩赤字、减发国债和支持改革提供了可能。
其次，近年来积极财政政策逐渐缩小扩张力度，实际上在进行淡出性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2004年维持了3198亿元的赤字，没有安排新增赤字。随着gdp的增长，实际的赤字率（赤字／gdp）较之去年有所下降。（2）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由2000-2002年的每年1500亿元，调低到2003年的1400亿元，2004年又减少至1100亿元，并且明确承诺将逐步停发。（3）2003年10月出台的新出口退税政策，使出口退税率在总体上降低了3个百分点。（4）长期建设国债的投向有所调整，由过去主要用于重点建设项目，扩展到在建重点工程的后续投入、公共项目的欠账填补和支持亟待进行的重大改革举措。这些实践不仅为财政政策进一步调整积累了经验，而且形成了扩张性财政政策逐步退出的心理预期，这将减少政策调整的难度和阻力。
二、当前财政政策调整的实质：从扩张性政策逐步转向平衡性财政政策
基于宏观经济形势的改变，对财政政策作出调整的必要性已经被大家所认识，越来越多的人主张积极财政政策应当“退出”、“淡出”或“转向”。但是对如何调整，调整的程度、力度和方式，调整后政策的新作用点等问题则存在争议。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把财政政策调整的实质界定清楚。
财政政策一般分为“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discretionaryfiscalpolicy，亦称自决的财政政策）和“内在稳定器”（thebuilt-instabilizers，亦称非自决的财政政策）两大类。前者又根据不同的宏观经济条件和对总需求的不同影响，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平衡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一般的政策工具包括政府支出、国债和税收。平衡性财政政策通常指维持财政收支大体平衡，不影响总的社会需求状况，亦即不应新增政府支出和增发国债及减税，人为地进行扩张；也不应降低政府支出或增税，人为地制造紧缩。而所谓自动稳定器，一是指税收（主要是所得税等直接税）的自动稳定功能，二是指政府部分支出（如转移支付）的自动稳定功能；平衡财政政策与自动稳定器属于不同政策类型，前者是当局的积极行为，可以在不影响总需求情况下，对财政收支进行内部结构调整，采取同幅度对冲性政策组合，比如减税与减少政府支出组合，或者增税与增加政府支出组合等。而后者是当局真正的“不作为”，让财税制度自动发挥平抑周期的作用。近年来国际上对自动稳定器的调节作用给予较多关注，但是在我国以间接税（主要是增值税、营业税等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下，自动稳定器的作用还很薄弱。
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正应该是平衡性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条件。在总量上，平衡性财政政策对社会总需求不产生扩张或紧缩的影响，维持财政预算收支基本平衡，至少要维持当期预算的基本平衡，逐步削减赤字余额，并保证不出现新的赤字。在结构上，做到“有保有控”，一方面要控制过热行业的发展，财政资金从“越位”领域退出；另一方面，支持能源、交通等瓶颈部门和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财政资金转向公共财政“缺位”领域。实行平衡性财政政策并不意味着政府无所作为，而是强调在稳定社会总需求的前提下，有效地采取对冲性政策组合，努力实现预算平衡，优化支出结构，引导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持续发展。
三、“平衡的财政政策”在当前可表述为“适中的财政政策”
为了便于讨论，我们认为在财政政策的名称选择上可考虑三个标准：（1）是否代表了宏观经济形势所需要的政策类型；（2）是否明确表明政策的作用方向和程度；（3）是否能准确传递政策信号，便于更多的人理解而不引起歧义和误解。
对当前我国财政政策调整的名称选择，大体上有以下7种主张：（1）“适度的”或“温和的”财政政策；（2）“可持续的”财政政策；（3）“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4）“稳健的”财政政策；（5）“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6）“结构性”财政政策；（7）“中性”财政政策。学术界比较多的人同意“中性财政政策”的提法。第一种提法，“适度”只是描述了政策的作用程度，对于财政政策调整方向并没有指示，可以适度扩张，也可以适度紧缩，不便于引导预期，对于以上三个标准都不满足。而“温和”的提法，包含了程度减轻、柔和、适度和不过分等意思，可能会给人逐步降低和减少扩张幅度的预期，但是容易引起误解。关于“可持续”的提法，强调的是财政政策坚持收支平衡、不搞无米之炊，并使财政政策的重点转向加强薄弱环节，支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个提法带有中长期特点，但对短期宏观经济调节的导向比较模糊。至于“相机抉择”的提法，其直接混淆了财政政策的类别和具体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而且导向并不清楚，显然也不合适。而“稳健”的财政政策的提法，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他们的支撑点在于认为我国当前财政政策既然不扩张也不紧缩，那么选择稳健的提法正合适宜。其实不然，仅从“稳健”一词很难判断出政策的方向和趋势，虽然我国近年货币政策也采取了“稳健”的提法，但是就其政策执行的实质上看，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一种适度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之所以称稳健，其强调的是在松动银根、支持增长的过程中，要高度警惕和防范金融风险。这样来，如果财政政策也称“稳健”的，则可能使人们比照货币政策来理解，而形成继续扩张的错误信号和预期。因此，这个提法不满足第二、第三条标准，显然也不合适。至于第五种提法，“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可能有矫枉过正之嫌，从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看，的确存在呈现局部偏热，警惕通货膨胀的压力，但是还没有需要进行全面紧缩的时候，而且宏观经济本身还存在再次步入通货紧缩的不确定性，所以这种提法不满足第一条标准。而主张使用“结构性”财政政策的提法，应该说其抓住了我国财政政策调整后的主要着力点——支持结构改革。但是作为一项财政政策的名称，它并没有标明政策调整的总体方向。结构调整可以在扩张中进行，也可以在紧缩中进行，即不满足第二条标准，所以也不太合适。
目前学术界比较多的人同意“中性财政政策”的提法。西方经典财政理论对“中性财政政策”（neutralfiscalpolicy）并没有严格界定，一般包括两层意思：一是经济自由主义观点，主张让市场机制自由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影响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二是政府干预主义的观点，将财政政策定位于扩张性与紧缩性之间，强调在总量上不影响社会总需求。当前我国学术界和政府部门正在讨论的“中性”财政政策，主要是指第二层意思，其实质与平衡性财政政策是一致的。但是，平衡性财政政策有一个硬指标——预算平衡，而我国当前3198亿元赤字的削减不可能一蹴而就。马上转向“平衡的”财政政策会给人们传递过于“严格”的信号，容易误解政策调整的力度和速度。此外，中性财政政策也可能被误解为政府“无所作为”和“经济中立”，不利于准确反映当前我国财政政策调整的实质。
据此，我们建议财政政策的调整取向应为“适中的”，“适”表明渐进和适度的意思，标识了政策的力度，同时也留下了灵活操作的空间；而“中”则表明政策调整的方向，强调不偏不倚，介于扩张和紧缩财政政策之间。“适中的财政政策”这一提法，能体现我国当前财政政策调整的实质是逐步实现预算平衡（考虑到削减赤字的渐进性，预算收支平衡应当作为一个中期目标，例如在“十一五”期间达成），并能体现政府在政策调整中将“有所作为”的态度，又能反映政策调整的渐进性特征，而且能让更多的人、特别是非经济学专业人士所理解，基本上可以满足以上我们提出的三个判断标准。
四、“适中的”财政政策实施要点建议
根据我们的研究，建议“适中的”财政政策应当包含以下几方面含义：
（一）大规模减发长期建设国债，甚至停发，尽快兑现将其调减至零的承诺
建设国债是积极财政政策最核心的政策工具，迅速调减国债不仅可以传递明确的政策信号，也可以比较直接地实现政策目的。调整中面临的主要障碍是，在不开工新项目的前提下，如何保证在建项目的后续资金投入。可以考虑以下办法：
第一，根据宏观经济形势，适当放缓国债项目资金拨付进度，充分有效利用国债年度结转资金。建设国债资金预算规模与实际使用规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后者决定实际扩张效应。比如，我国2003年建设国债预算规模1400亿元，而实际使用规模为1093亿元（包括2002年结转的168亿元），向2004年净结转475亿元。今年上半年在适当放慢国债资金拨付进度后，实际使用规模为246亿元，仅占今年国债可用总额1575亿元（预算规模1100亿元+上年结转475亿元）的15.6%.如果下半年保持这样的力度，全年基本上可以实现净结转1000亿元左右，这部分资金就可以全部有序地投入后续建设中。应当注意防止年底前集中投放国债资金，避免对已经取得的宏观调控效果造成冲击。
第二，停止将建设国债转为对地方政府的转借资金。近几年发行的建设国债，大部分由中央预算直接掌握，小部分转借给地方。例如，2004年计划发行的1100亿元建设国债中，有950亿元纳入中央预算，转借地方150亿元。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出现的不稳定因素，尤其是投资增长过快，按中央项目和地方项目划分，其中主要拉动力量是地方项目增长大大超过中央项目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方政府行政性干预市场的“越位”投资行为引起的。因此，需要抑制国债资金对地方投资的直接刺激作用，明年可以考虑停止将建设国债转借给地方。为支持西部开发、生态建设和保证在建项目的后续投资，可将结转到明年的国债资金由中央预算统一支配。
第三，利用好新增财政收入资金，支持后续建设。
（二）在财政收入较快增长的同时，合理安排新增支出的方向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进入上升周期，财政收入近年来持续高速增长，今年上半年以来仍然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即便是考虑到紧缩性宏观调控加上部分减收因素（如归还出口退税欠款）的影响，导致下半年税收增长放慢，但是预计2004年全年至少仍可实现财政增收4000亿元左右，增幅可能超过去年。这部分钱的“去处”是否合理，将会直接影响财政政策调整的效果。如果不做好新增财政收入的支出预算，可能又会形成新的扩张因素。为了体现“适中的”财政政策取向，增收的财政资金最好用于支持亟待启动的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优化财政体制，尽快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同时，保证在建项目的后续投入。
（三）严格控制和逐渐削减财政赤字，传递“适中的”财政政策的信号
政府预算赤字常常是一国财政政策方向的重要指示器，我国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适中”，控制和逐步削减财政赤字也应当提上日程。当前我国各方面增支压力较大，立即大幅度削减财政赤字有较大难度，但是仍应严格控制赤字余额，至少在当年不出现新的赤字。可以考虑在“十一五”期间较大幅度削减财政赤字，逐步实现财政收支基本平衡。换言之，转向“平衡的”财政政策应当是一个中期政策目标。而在近期内，宜采取小幅度削减财政赤字的办法，为最终实现平衡预算的中期目标创造条件。建议从编制明年预算开始，用今年新增财政收入的一小部分弥补预算赤字，并且抓紧研究制定中期内削减赤字余额的方案。即便下一年度所能削减的赤字规模并不大，但这一举动将表明政府采取“适中的”财政政策的决心，对人们的政策预期会产生明确的导向。
（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支持经济结构优化和社会协调发展
“适中的”财政政策并不意味着政府公共开支可以采取无所作为的态度，而是强调转变财政政策的作用重点，即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从支持经济增长转变为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适中的”财政政策要求对政府公共开支进行“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重大调整。宏观经济有冷有热，经济社会发展还有许多薄弱环节，需要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国债项目资金使用结构，有保有压，一方面缓解当前的结构性失衡和市场供求矛盾；另一方面，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社会领域加快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对不符合产业升级要求的经济过热行业，政府财政资金包括国债资金应当不再投入；对不符合公共财政要求的政府开支“越位”领域，财政投入应当坚决退出；对需要加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主要是农业、社会保障、生态和环境保护、公共卫生、义务教育、科技研发，以及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等，需要加大投入和支持的力度。
（五）在减发和停发长期建设国债的同时，不宜过快增加预算内政府投资资金
其一，应当防止因增加预算内投资而抵消财政政策的适中取向。如果把减发的国债资金大幅度转换为预算内政府投资，将会产生实际的扩张效应，不利于实现“适中的”财政政策效果。
其二，应该把建设国债的减发和停发作为推动政府职能转换的契机。如果—边减发国债，一边又相应增加预算内政府投资，有可能固化政府对经济运行的直接干预。我国投资体制改革已经启动，市场化投融资将日趋活跃，投资来源日益拓宽，信贷、利率、财政贴息和税收等间接调节手段起作用的条件也在逐步改善。因此，政府对投资领域的调节不能再依赖财政性投资，或直接掌握过多的基本建设投资项目，而应更多地借鉴市场经济的办法，主要依靠多样化的间接手段调节经济运行。再说，目前国家财政的经济建设职能仍然偏重，经济建设费在各项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仍然是最高的，而用于弥补“缺位”的财政支出仍然不足。因此，政府应当进一步减少经济建设职能，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最新财政政策篇7
从30年代的凯恩斯经济学以来，财政政策无疑是一直被公认为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最有力的杠杆之一。在西方发达国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一道，共同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最主要的手段。政府通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综合运用，调节社会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以努力烫平经济增长的波动，并保证经济在低通货膨胀和高就业率等基础上的稳定增长。在我国，财政政策不仅担负着供求总量的调节任务，而且还直接承担着技术改造、物价补贴、重点建设、区域发展以及公平分配等等的重要职能。
笔者认为，上述传统的对财政政策的作用认识是十分偏颇的。因为：
一、制定财政政策存在着三大原则，在三大原则——政府与社会的边际资金使用效率相等、财政收支平衡以及公平负税的严格限制下，政府财政政策的自主的合理选择范围十分有限；
二、对财政政策的任何必要的重大变动，我们与其看作是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不如看作是政府努力改变自己的政策、以适应客观经济发展的新的需要，即客观情况的变化自然要求政府的财政政策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
三、因此，对财政政策的作用必须有新的认识，即财政政策的制定必须努力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否则将会造成社会资源低效使用的各种后果。
下面我们就对这种新的财政政策的观点作进一步的分析和阐述。
一、制定财政政策的客观依据——三大基本原则分析。
财政政策是指政府有关支出与收入的政策总和。笔者认为，在制定财政政策时，存在着三大必须遵循的客观原则：一是政府与社会的边际资金使用效率相等；二是财政收支平衡；三是公平负税。这三大原则决定了政府支出和收入的基本总量及结构，从而也就决定了政府的基本的财政政策；任何偏离这三大原则的财政政策，都不可避免地会对宏观经济造成不同程度的、机会成本的损害。
下面我们就对财政政策的这三大原则作进一步的分析。
1、政府与社会的边际资金使用效率相等的原则决定了政府支出的合理的结构及总量。
我们先讨论和确定两个概念：
（1）资金使用效率
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不仅考虑经济收益，而且考虑政治、社会、国防乃至外交收益等等。例如社会保障，更多的是具有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意义。二是不仅考虑短期收益，而且考虑长期收益。例如教育投资，更多的是着眼于未来的发展。以上两方面的综合考虑，就构成了资金使用效率的完整内涵。
例如贫困地区开发，从短期上看，它有助于挖掘现有的潜力以实现产量的增长；从长期上看，它将确立经济自我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并最终实现国力资源的充分开发等。从经济收益上看，它可能争取项目的收支平衡或略有盈余；从政治、国防、社会等收益上看，它有助于促进民族团结并大大增强边防及纵深的军事实力等。
（2）社会边际资金使用效率的数量确定
这是一个方法很多并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我们这里仅通过一个较为复杂的例子分析、以试图阐述其基本的思想。
例如政府通过普遍、等量地降低税率，使一笔资金均匀地留在社会，并为企业和个人所得。
个人得到这笔新增的收入后，一部分将用作消费，另一部分将通过储蓄或购买证券等而转化为社会的投资；企业得到新增的收入后，一部分将用作职工的福利，即转化为消费，另一部分将用作企业的扩大再生产，即同样转化为社会的投资等。这些资金分散使用后的效率总和，例如消费促进了身心健康并提高了知识水平、投资扩大了产量并带来了技术的突破等等，就共同构成了社会的边际资金使用效率。
在明确了资金使用效率以及社会边际资金使用效率的概念后，我们就能够很轻易地推导出政府财政支出的合理结构。即政府对某一部门或行业的资金支出，其边际效率应当等于社会资金使用的边际效率。如果政府的边际效率较高，说明政府没有充分利用集中管理的优势，并造成了权力的不应有的悬空或缺位，此时政府对该部门或行业的投资应当继续增加；如果政府的边际效率较低，说明政府滥用了集中管理的权力或定位，并造成了不应有的社会资源的使用浪费，此时政府对该部门或行业的投资应当相应削减；如果政府的边际效率等于社会的边际效率，说明政府对该部门或行业的投资达到了适度规模，此时国力资源在政府和社会的分配使用中实现了效益的最大化。
由此我们可以推出政府对所有部门或行业投资的适度资金数量，这同时也就确定了政府支出的合理结构。当然财政支出与经济总量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
对政府各项合理支出进行加总求和，我们就可进而确定政府支出总量的适度规模。
因此，政府与社会的边际资金使用效率相等的原则、决定了政府支出的合理的结构及总量。
2、财政收支平衡的原则决定了政府的合理收入总量
在财政收支平衡的情况下，政府的收入总量等于政府的支出总量。因此在政府合理的支出总量既定的情况下，政府的合理收入总量随之亦定。即两者必须在数量上相等。
对于保持财政收支平衡的必要性，目前我国经济学界已经有了较普遍一致的认识。因为：
（1）如果财政收支长期保持大量的盈余，这说明政府的收入太高，从而挫伤了人们的工作积极性，给企业的正常经营造成了更大的困难，抑制了消费需求并进而抑制了投资需求等。这将使经济的发展同时受到供给动力削弱以及市场需求萎缩的双重制约。
（2）如果财政收支长期保持大量的赤字，这无疑将给经济的发展造成更为明显的损害。例如刺激通货膨胀、挤占企业资金、加重政府债务负担等等。
因此，财政收支必须保持平衡。如果财政收支出现较大的盈余，政府应当及时降低税率；如果财政收支出现较大的赤字，政府应当及时提高税率。只有在财政收支长期保持平衡的情况下，经济才可能得到稳定、迅速和协调的发展。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这里我们所讨论的盈余和赤字，是在支出总量合理的情况下，考虑收入总量的调整问题。因此它与通常所说的盈余和赤字的概念并不完全一样。后者是在同时考虑着收入总量和支出总量的差距、存在的问题、以及调整的方式等。两者产生的起因不同，因此在修正的思路上也就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总之，财政收支必须保持平衡，即政府的收入总量必须等于支出总量，这在我国目前已经取得了普遍一致的认识。根据上述政府与社会的边际资金使用效率相等的原则，在政府支出总量合理并既定的情况下，政府收入的合理总量随之确定。
因此，财政收支平衡的原则确定了政府的合理收入总量。
3、公平负税的原则确定了政府的合理收入结构
公平负税的基本含义是：一、个人不论男女、老少、职业、肤色等，企业不论性质、行业、地域、规模等，它们在政府税收面前，原则上一律平等；二、税收将保证个人及企业的最终所得与其对社会所作的实际贡献，成紧密而合理的正相关性。
从税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上看，公平负税对创造一个稳定、宽松的经济环境来说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因为：（1）它有助于建立个人及企业之间的平等、和谐的经济关系。（2）它有助于促进资源按照市场的实际需求进行更有效的配置等。而不公平负税，其对经济的益处有限而弊端无穷。因为：（1）对企业经营来说，最重要的是外部环境的稳定、宽松以及内部责权利机制的紧密结合，因此减免税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来说、并不具有不可或缺的关键性作用。（2）对于某些新兴产业，如果只有在减免税下才能生存和发展，那么这可能说明了，它们对于国内经济发展来说是超前的。即它们不仅得不到国内其它产业的有效支持和配合，而且其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也是十分有限的。与其这样，我们不如鼓励其在公平负税条件下的正常的发育和成长。只要它们真正符合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那么既使是在公平负税的条件下，它们也仍然会以不可遏制的态势逐步和稳健地发展壮大起来。（3）不公平负税将给经济带来较大的损害。例如：人为地造成了个人与企业之间的不平等的矛盾与冲突；诱使更多的企业想方设法与优惠产业“沾亲带故”，从而给国家财源造成不应有的大量流失；给管理部门中的少数人的提供了灰色的温床等。
因此在政府收入中，我们应当努力做到公平负税，以避免不公平负税所给经济带来的不应有的损失。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对于公平负税，我们应准确把握其精髓的含义。即税收将保证个人与企业的最终收入，与其对社会所作的实际贡献成紧密而又合理的正相关性。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一定程度的税率差别可能或往往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
（1）从横向上看，必须对特殊类别的个人及企业实行有差别的税率。例如从个人上看，我们或许应当降低甚至取消在国内和国际获得重大成果奖的个人所得税，以鼓励拼搏的精神或科技的创新；从企业上看，我们或许应当较大幅度地提高烟草等行业的税收，以限制人们的消费和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等。
（2）从纵向上看，必须对个人及企业实行一定程度的累进税制，因为高收入的个人及企业，无疑都较多地享用了国家的公共支出，如交通通讯及文化教育等。
因此在政府税收中，我们应当合理设置税种及实行累进税制、努力做到公平负税，以保证政府的资金需要，并防止经济受到不公平的损害等。
总之，公平负税是财政政策的第三大原则；在财政收支平衡确定了政府合理税收总量的情况下，公平负税无疑进一步确定了政府的合理的税收结构。
综上所述，财政政策的三大原则决定了政府支出和税收的合理的结构及总量，从而也就决定了政府的基本的和合理的财政政策。
二、对财政政策宏观调控作用的新认识：几点结论。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对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产生新的认识，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财政政策的三大原则——政府与社会的边际资金使用效率相等、财政收支平衡、以及公平负税，决定了政府的合理的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的制定是有着客观的依据和准则的，我们只有努力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才能够在最大程度上、避免给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造成各种不应有的机会成本的损失。虽然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政府的财政政策也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例如目前实际存在的反周期政策等，但这种调整与其说是政府在主动地调控经济，不如说是政府在主动地调整政策，以适应客观经济发展的新的要求等。
2、在上述三大原则的严格界定下，政府财政政策的选择将受到理论上的限制
因为，这种选择主要起源于：（1）政府与社会的边际资金使用效率以及合理的税率与税率结构很难准确的确定。（2）恢复财政收支短期、少量失衡的措施很多，其利弊得失也很难准确地握等。因此，这就给政府自主地分析、比较和选择政策提供了一定的余地。但是从根本上说，新的财政政策的观点是以三大原则为依据和主线的，因此它与传统的以调控经济为依据和主线的财政政策相比，无疑是有着本质的区别。虽然在实际作法上，可能还不会有太大的表面差别。
3、以整体互动的思想来考察经济形势和政策
最新财政政策篇8
关键词:公共财政体制积极财政政策原则
我国公共财政理论的发展演变
(一)计划经济下的公共财政理论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指导,借鉴苏联财政管理模式,并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实践,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理论,即“国家分配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分配论”以财政活动满足国家职能需要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通过透过财政的现象抽象出财政的本质,认为财政的本质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基本属性是公平性和利益集团性(或阶级性)。这一认识不仅正确揭示了财政的本质、主体、目的,并且搞清了财政分配与其他分配形式的制约关系,这具备了独特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国家分配论”狭窄化的倾向,它片面强调财政分配的独立性、强制性、无偿性、服务性,其代表形式就是计划经济时期出现的无所不包的“大一统财政”,由此其局限性也逐步为人们所认识。
(二)市场经济下的公共财政理论
1992年,随着经济改革的逐步推进,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我国财政学界开始注重对源于西方的“公共财政论”的认识与辨析。在保留“国家分配论”原有理论精髓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吸收了大量市场经济的内容,对自身的研究方法、理论观点与政策主张等进行了修正、补充和完善,我国财政理论研究与西方财政理论在相同的经济基础之上出现了融合,对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公共财政论”的认识得到清晰化和具体化。
1998年12月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我国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思路及相关原则,包括以下四个要点:一是调节市场资源配置;二是保证公共支出;三是促进公平分配;四是做好宏观调控和转移支付工作。其后,各个方面对公共财政的讨论得以全面展开,并最终将其明确写入了中央全会的文件和国家发展规划。从1998年提出建立公共财政框架,到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要求“健全公共财政体制”,再到十七大提出“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逐步成为党、政府和广大人民的共识。
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践
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扩张性财政政策,又称积极财政政策,是国家通过财政分配活动刺激和增加社会总需求的一种政策行为。
(一)1998-2004年的积极财政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强调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面对1997年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机,党中央、国务院于1998年果断决定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通过增发国债等手段筹集资金,1998-2004年我国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用于交通通讯、农林水利和生态保护、城市设施等基础建设。实践证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对于遏制通货紧缩趋势,拉动内需,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随着短期政策的长期化,积极财政政策的负面效应也逐步显现出来:连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中央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有所扩大,财政风险也相应加大;主要依靠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对民间投资和消费产生了明显的挤出效应;经济增长形成对财政政策的依赖,政策退出受到相关利益部门的制约,积极财政政策难以淡出;基础设施建设的持续投入,并没有明显改善居民的消费能力,无法在投资与消费之间建立起有效的传导桥梁,后期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进作用呈现出递减趋势。
(二)200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
2008年下半年,新一轮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我国政府再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2008年我国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经济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科学发展、均衡发展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重要的政策取向。所以此次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除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外,更加突出了民生、“三农”以及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等方面的支出,投资范围更宽,力度更大,更注重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向结构调整倾斜。民生支出是指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文化等方面支出的汇总。据200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数据,2009年安排的民生支出达到7284.63亿元,教育、医疗、社保等投入将间接拉动消费增长;为稳固农业基础地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2009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方面的支出安排合计7161.4亿元。
我国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通过发行国债来筹集财政资金,形式较为单一。时隔十年,我国财政政策工具更加丰富,运用的政策工具包括:扩大公共投资和实行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扩大企业投资,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条件
在我国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积极财政政策作为反危机的特殊手段,是一种短期宏观调控政策,从中、长期来说,应当坚持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的原则,并逐步缩小财政赤字,因此积极财政政策早晚要淡出或退出。危机后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一)经济发展进入平稳增长轨道
2009年,在四万亿投资计划的拉动下,我国GDp总量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7%,实现年初制定的“保八”目标。但是,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的局面并没有改变,部分行业的过度投资甚至带来了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问题;随着中央和地方大规模投资计划的完成,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出现回落,而社会投资比重偏低、民间投资活力不高成为投资可持续增长的瓶颈;信贷过度投放加大了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风险;总体上消费需求有所回升,但主要靠的是政策拉动,四万亿投资偏重于基础设施建设,使得投资和消费没有形成有效对接,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增长无以为继,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因此,我国经济复苏的基础并不稳固,经济稳定还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二)对外贸易发展稳定
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外需空间急剧缩小,2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跌至谷底,3月份开始出现连续环比增长,10月进口值年内首次实现月度正增长,11月进出口总值月度指标也首次实现年内正增长,但总起来讲,全年贸易顺差同比下降34.2%;2010年一季度我国贸易顺差降幅近80%,而3月份出现月逆差72.4亿美元,这是自2004年5月以来我国首次出现月贸易逆差。长期以来,对外出口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最近两年的对外贸易数据也说明我国的外需情况还不稳定,加上人民币升值压力越来越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出口复苏之路并不平坦。
(三)财政的承受能力
发行国债筹集资金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但财政赤字规模的不断扩大也会积累很高的财政风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财政赤字率曾一度从1997年的不足1%提高至2002年的2.6%,赤字规模最高扩增突破3000亿元。但随后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增长,2007年财政赤字率只有0.8%,2008年更是一路下滑至0.6%。按照国际惯例,3%是财政赤字率的警戒线,即使2009年在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下我国财政赤字率也不足2.9%,所以目前的财政风险还是可控的,是我国综合国力可以承受的,而且还留有一定的继续操作空间。
2008年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初步企稳向好,但经济在总体上复苏的基础并不牢固,我国仍处于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关键时期,要让我国经济真正回暖、站稳并最终走出危机,保持积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至关重要,积极财政政策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我们需要以公共财政为导向,加快财政体制和财政政策改革,稳固经济基础,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公共财政体制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原则
(一)既要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又要推动经济结构优化
实践证明,积极财政政策作为一种反危机政策,在经济衰退时期能有效促进经济复苏。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现阶段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保持经济快速健康稳定发展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在此基础上不断壮大财政实力,为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提供坚实的财力保证。同时,要把总量扩张与结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有效应对资源和环境约束,实现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发展转变,将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增强发展后劲,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既要统筹兼顾,又要突出重点
公共财政体制的完善是一项系统性工程,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要谋篇布局,统筹兼顾,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重点,协调发挥财政的收入分配、资源配置和经济稳定职能。同时,适应财政调控方向的变化,重点加大“三农”、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引导企业注重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逐步突破传统的、偏重于经济建设的供给模式,向以公共服务和宏观调控为主要内容的新模式转换。
(三)既要增加政府投资支出,又要引导社会参与
我国公共事业发展起点低、底子薄,要改善民生就要持续不断的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改善民生,加快社会建设,既要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也要积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
政府财力是有限的,因此非完全公共产品的投入没有必要完全依赖财政资金,一定程度上应允许甚至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投资管理,只要政府政策得当,特别是赋予社会资本应有的获利机会,少量政府投入便可以调动起大量民间投资,有效提高投资效率,降低运营成本,逐步建立起合理的基础设施投资管理模式,为经济长期增长和社会协调发展奠定牢靠坚实的基础。
(四)既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又要加强监督管理
我国公共财政体制建立的时间不长,还有诸多不完善之处,针对体制机制中存在的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问题,应通过改革创新,完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保障民生的长效机制:进一步推进财税制度改革,加强财政收支管理;继续优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财政透明度,建立起财政体制的外部监督体系,形成人大、审计、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多层次、多方位的监管,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提供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1.张平.中西方财政理论的比较研究[J].江苏商论,2009(3)
2..深化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n].人民日报,2008.8
最新财政政策篇9
关键词：财政税收；问题；深化改革
引言
严格意义上说，财政税收并不是一个准确的定义，税收应该是财政政策的一部分，财政政策还包括财政投资政策、收入分配政策、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等多个方面。但由于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与财政支出一起构成了同一个问题的两面。近年来，科技进步带来的经济社会巨变已经辐射到各个角落，产业之间、区域之间、各群体之间的收入和分配也发生了绝大变化。国家不仅要通过财政税收政策稳保经济发展的软着陆和转型升级，更要解决长期积累下来的社会问题，如区域发展差距扩大、收入差距扩大等。如何主次兼顾、有序推进，需要对当前经济社会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对当前财政税收政策面临的问题要有务实的正视，进而才能科学地研究如何进行制度和政策的创新。
一、社会经济巨变给财政税收政策带来的挑战
财政税收包括税收征收和支出两个两面，税收收入不仅是国家建设和运行的资金来源，也是调节收入分配，协调各方利益的基础。无论是税收的征收，还是税收的配置利用，都必须以不断促进国家竞争力提升为终级目标，其中包括产业竞争力、技术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社会和谐保障等等。而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通过实体经济、科研投入、公共设施建设、保障体系建设来实现，在不同的时期下，如何让持续这些影响因素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不至于因短缺或过度供给而带来国家机器整体的健康运转，是财政税收政策的核心人物。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无形的大手对社会进步的作用毋庸置疑，但它同样带来了副作用，我们同西方国家一样无法避免。
诸如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化、收入差距扩大、产能过剩、资产泡沫等等问题，就需要财政税收政策来制衡。而在不同时期，这些问题所呈现的状态以及解决的途径不同。近几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国家层面的几轮刺激计划，买下的隐患已经完全暴露，一是如房地产泡沫、大宗商品产能过剩、要素价格飞升等问题，导致大量传统实体经济出现衰退迹象。国内生产要素成本的提高，以及海外发展中国家基础产业的成熟，大量产业转移到了国外，国内的传统就业机会减少；二是高房价、高物价给百姓生活带来巨大压力，而同时收入因为实体经济的疲软而得不到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下降；三是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再一次拉大，中小城市、中西部地区受到的冲击更加严重，持续的时间更长。面对这些“副产品”，财政税收政策必须主动进行调整，逐步消除不健康的发展方式，促进和扶持新兴的发展方式。此外，各种新兴技术的出现和应用，也带来了大量的机遇和问题。以互联网+为主导的发展潮流，不仅重新组织了社会生产方式，也促进了大量新业态、新岗位、新模式的出现。财政税收政策面对这些新生事物，需要及时得更新版本，与时俱进。
二、现有财政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
1.税收水平和结构不合理
现象仍普遍存在首先，我国税收水平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匹配，明显较高。从实际购买力上看，我国仍然处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根据全球水平统计数据看，我国目前的税收水平已经超过了中上等收入国家。尽管我国在不断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起点，但税收重头还是在于名目繁多的流转税。而这些流转税来源于企业的利润，因此最终会反映在群众的收入上。税收种类多，征收总体比例高，最终导致群众的工资收入得不到有效提高。而面对泡沫化的房地产市场，进而引发的物价上涨，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迟迟得不到显著提高也是情理之中了。其次，税制结构存在不合理现象。一方面是流转税和所得税的比例不合理，营业税、增值税等流转税占到税收的七成，而各类所得税仅占两成。
因此，虽然流转税有利于国家财政的资金筹集，但在更深层次的分配领域，所得税的作用被抑制。而目前我国的许多社会问题都来源于分配领域，劳务和资本收入分配、城乡之间的分配、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分配、区域之间的分配问题，直接关系到各利益主体的收入水平以及后续的发展动力；另一方面，税种设置不合理，税种交叉问题仍较为严峻。例如财产税、遗产税、社会保障税等涉及分配领域的税种迟迟得不到应用，而部分流转税的税种重合和交叉问题又得不到及时得解决。最终，主要税种与经济结构变化不匹配适应。例如增值税为例中的生产型增值税带来的行业间税负不均，资本比重高的生产型企业，大量的固定资产那购置税不能抵扣。资本的沉没成本很高，因而限制了资本在各行业之间的灵活流动，降低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动力；消费税对高档消费品和不利于环境保护的消费品，没有纳入到消费税的征收范围中，或者征收的比例很小，起不到调节的作用。
2.财税支出体系不完善，资源配置不科学
从支出方面看，财政税收政策在资源配置上比税收征缴面临更大的挑战，用好每一分钱是财政税收政策的责任。从上文提到的诸多“副产品”可以看出，我国现有财政税收政策在支出方面存在的问题较为严峻。受到时代背景的约束，财政政策的实施周期已经赶不上时代的变化脚步，加上许多积累多年的问题暴露，使得原来优选的财政政策在如今看来并不尽如人意。也就是说在财政支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需要通过技术和人才等多个方面进行改革提升，确保在快速变化的时代中，能够灵活调整，跟上脚步；此外，财政支出的权、责、利关系协调和监督体制建设需要完善。诸如财政公开、省直管县等措施实施需要加大力度推行落地。
三、财政税收政策创新的措施建议
1.推进财政税收政策管理的技术和能力水平提升
任何一个财政税收政策的问题，都不是单方面的思考和解决的。财政税收的系统涉及领域十分复杂而又在不断变化。因此，如何为更好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需要有强大的管理技术和能力做支撑。财政税收的每一个动作都涉及大量的数据，包括资金数据、经济活动内容以及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问题就隐藏在这些数据和关系中。如何高效地从这些活动和数据中挖掘出规律和本质，是财政税收政策创新最根本和最科学的依据。随着iCt技术的高度成熟，大数据和云计算的普及，财政税收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以及普通的人民群众，都应该借助这些高科技能力，去观察和分析财政税收政策的作用和影响。具体来看，一方面财政税收相关的组织应积极应用现代化的办公和管理工具，数字化和互联互通。将数据公开、流通和共享，背后的真相挖掘数来，并将成果分享出来。另一方面，应当加强队伍建设，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尤其是管理者，应具备一定的经济学造诣、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应用新技术的能力。
2.优化税收结构和水平
税收结构和水平的问题已经很明显，而且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制约影响。因此，对于明显的缺陷，需要及时地进行改进创新。首先，可以调整或合并性质类似或者存在交叉的税种。例如印花税与货物、劳务交易、证照合同相关，可以将其纳入行政事业收费，或者纳入房地产税等税种中；其次，开征必要的新税种，尤其是在收入分配领域。国家主导的财政政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并没有完全公平合理的在各个群体中得到分配。大量的垄断、资本优势拥有者，获取了经济发展最丰厚的果实，而作为基础的建设者的群众，不但没有得到公平合理的分配，却因为资本和垄断需要在支出领域为既得利益群体买单。例如遗产税、财产税等税种应当不遗余力地推广，才能从长远上协调社会问题。
3.加强财政税收转移支付的配置效率
区域间发展差异、群体间的发展差距的协调，最直接快速的方法是通过扶持和补贴的方式。落地地区和落后群体需要发展的资本，而一些需要淘汰的产业和组织也必须坚决地淘汰。将财政扶持从落后的领域从解脱出来，用于落后而又有潜力的地区的发展动力培育、用于新兴行业的支持，以及公共民生保障体系的建设上。同样的，财政税收转移支付的配置效率提升，不仅需要从上之下坚决贯彻法制规则，也需要各层级组织和从业者具备专业的能力和必要的工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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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敏等.财政分权、企业税负与税收政策的有效性[J].经济学动态,2015(1).
[3]赵丰.新形势下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创新思考[J].北方经贸,2014(11).
最新财政政策篇10
一、扩张性财政政策退出的时机已经成熟
这﹁轮经济上升期出现的部分地区和行业投资偏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行政主导使然。除了地方党委和政府换届的“政治周期”推动,以及财政税收体制、金融体制和投资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不到位等体制性因素影响以外,以长期建设国债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对投资迅速升温也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不可否认,积极财政政策对中国经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走出通货紧缩,保持经济快速稳定增长,可谓功莫大焉。但是,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已经不再是总需求不足,因此也不宜再以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继续刺激总需求扩大。对此,去年底以来,货币政策选择了适度从紧的取向。而宏观调控的另一个重要手段——财政政策,如果继续在“积极”的道路上前行,势必与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相矛盾,也将进一步增加宏观调控的难度。
另外,从规避风险的迫切性看,仅长期建设国债就累积达到9100亿元之巨,而且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这些都为财政运行本身带来不小压力。因此,继续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已经不合时宜,现行财政政策已经到了必须作出调整的时刻。
我国当前的财政收支状况为财政政策调整创造了有利条件:
首先,近年来我国税收一直保持较快增长。由于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近年金税、金盾和金财工程全面实施,税收征管进一步强化,税收实际征收率大幅度提高。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14306.7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351.79亿元,同比增长30.6%,完成年度预算60.7%,这是近年来同期增收最多、增幅最大、完成进度最好的一年。虽然下半年财政收入增幅将放缓(如清欠出口退税、部分偏热行业引起的税收增加部分将随着宏观调控见效而放慢等),但全年财政收入增加额仍可能达到4000亿元左右。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为压缩赤字、减发国债和支持改革提供了可能。
其次,近年来积极财政政策逐渐缩小扩张力度,实际上在进行淡出性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2004年维持了3198亿元的赤字,没有安排新增赤字。随着GDp的增长,实际的赤字率(赤字/GDp)较之去年有所下降。(2)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由2000-2002年的每年1500亿元,调低到2003年的1400亿元,2004年又减少至1100亿元,并且明确承诺将逐步停发。(3)2003年10月出台的新出口退税政策,使出口退税率在总体上降低了3个百分点。(4)长期建设国债的投向有所调整,由过去主要用于重点建设项目,扩展到在建重点工程的后续投入、公共项目的欠账填补和支持亟待进行的重大改革举措。这些实践不仅为财政政策进一步调整积累了经验,而且形成了扩张性财政政策逐步退出的心理预期,这将减少政策调整的难度和阻力。
二、当前财政政策调整的实质:从扩张性政策逐步转向平衡性财政政策
基于宏观经济形势的改变,对财政政策作出调整的必要性已经被大家所认识,越来越多的人主张积极财政政策应当“退出”、“淡出”或“转向”。但是对如何调整,调整的程度、力度和方式,调整后政策的新作用点等问题则存在争议。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把财政政策调整的实质界定清楚。
财政政策一般分为“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discretionaryfiscalpolicy,亦称自决的财政政策)和“内在稳定器”(thebuilt-instabilizers,亦称非自决的财政政策)两大类。前者又根据不同的宏观经济条件和对总需求的不同影响,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平衡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一般的政策工具包括政府支出、国债和税收。平衡性财政政策通常指维持财政收支大体平衡,不影响总的社会需求状况,亦即不应新增政府支出和增发国债及减税,人为地进行扩张;也不应降低政府支出或增税,人为地制造紧缩。而所谓自动稳定器,一是指税收(主要是所得税等直接税)的自动稳定功能,二是指政府部分支出(如转移支付)的自动稳定功能;平衡财政政策与自动稳定器属于不同政策类型,前者是当局的积极行为,可以在不影响总需求情况下,对财政收支进行内部结构调整,采取同幅度对冲性政策组合,比如减税与减少政府支出组合,或者增税与增加政府支出组合等。而后者是当局真正的“不作为”,让财税制度自动发挥平抑周期的作用。近年来国际上对自动稳定器的调节作用给予较多关注,但是在我国以间接税(主要是增值税、营业税等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下,自动稳定器的作用还很薄弱。
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正应该是平衡性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条件。在总量上,平衡性财政政策对社会总需求不产生扩张或紧缩的影响,维持财政预算收支基本平衡,至少要维持当期预算的基本平衡,逐步削减赤字余额,并保证不出现新的赤字。在结构上,做到“有保有控”,一方面要控制过热行业的发展,财政资金从“越位”领域退出;另一方面,支持能源、交通等瓶颈部门和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财政资金转向公共财政“缺位”领域。实行平衡性财政政策并不意味着政府无所作为,而是强调在稳定社会总需求的前提下,有效地采取对冲性政策组合,努力实现预算平衡,优化支出结构,引导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持续发展。
三、“平衡的财政政策”在当前可表述为“适中的财政政策”
为了便于讨论,我们认为在财政政策的名称选择上可考虑三个标准:(1)是否代表了宏观经济形势所需要的政策类型;(2)是否明确表明政策的作用方向和程度;(3)是否能准确传递政策信号,便于更多的人理解而不引起歧义和误解。
对当前我国财政政策调整的名称选择,大体上有以下7种主张:(1)“适度的”或“温和的”财政政策;(2)“可持续的”财政政策;(3)“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4)“稳健的”财政政策;(5)“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6)“结构性”财政政策;(7)“中性”财政政策。学术界比较多的人同意“中性财政政策”的提法。第一种提法,“适度”只是描述了政策的作用程度,对于财政政策调整方向并没有指示,可以适度扩张,也可以适度紧缩,不便于引导预期,对于以上三个标准都不满足。而“温和”的提法,包含了程度减轻、柔和、适度和不过分等意思,可能会给人逐步降低和减少扩张幅度的预期,但是容易引起误解。关于“可持续”的提法,强调的是财政政策坚持收支平衡、不搞无米之炊,并使财政政策的重点转向加强薄弱环节,支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个提法带有中长期特点,但对短期宏观经济调节的导向比较模糊。至于“相机抉择”的提法,其直接混淆了财政政策的类别和具体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而且导向并不清楚,显然也不合适。而“稳健”的财政政策的提法,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他们的支撑点在于认为我国当前财政政策既然不扩张也不紧缩,那么选择稳健的提法正合适宜。其实不然,仅从“稳健”一词很难判断出政策的方向和趋势,虽然我国近年货币政策也采取了“稳健”的提法,但是就其政策执行的实质上看,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一种适度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之所以称稳健,其强调的是在松动银根、支持增长的过程中,要高度警惕和防范金融风险。这样来,如果财政政策也称“稳健”的,则可能使人们比照货币政策来理解,而形成继续扩张的错误信号和预期。因此,这个提法不满足第二、第三条标准,显然也不合适。至于第五种提法,“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可能有矫枉过正之嫌,从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看,的确存在呈现局部偏热,警惕通货膨胀的压力,但是还没有需要进行全面紧缩的时候,而且宏观经济本身还存在再次步入通货紧缩的不确定性,所以这种提法不满足第一条标准。而主张使用“结构性”财政政策的提法,应该说其抓住了我国财政政策调整后的主要着力点——支持结构改革。但是作为一项财政政策的名称,它并没有标明政策调整的总体方向。结构调整可以在扩张中进行,也可以在紧缩中进行,即不满足第二条标准,所以也不太合适。
目前学术界比较多的人同意“中性财政政策”的提法。西方经典财政理论对“中性财政政策”(neutralFiscalpolicy)并没有严格界定,一般包括两层意思:一是经济自由主义观点,主张让市场机制自由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影响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二是政府干预主义的观点,将财政政策定位于扩张性与紧缩性之间,强调在总量上不影响社会总需求。当前我国学术界和政府部门正在讨论的“中性”财政政策,主要是指第二层意思,其实质与平衡性财政政策是一致的。但是,平衡性财政政策有一个硬指标——预算平衡,而我国当前3198亿元赤字的削减不可能一蹴而就。马上转向“平衡的”财政政策会给人们传递过于“严格”的信号,容易误解政策调整的力度和速度。此外,中性财政政策也可能被误解为政府“无所作为”和“经济中立”,不利于准确反映当前我国财政政策调整的实质。
据此,我们建议财政政策的调整取向应为“适中的”,“适”表明渐进和适度的意思,标识了政策的力度,同时也留下了灵活操作的空间;而“中”则表明政策调整的方向,强调不偏不倚,介于扩张和紧缩财政政策之间。“适中的财政政策”这一提法,能体现我国当前财政政策调整的实质是逐步实现预算平衡(考虑到削减赤字的渐进性,预算收支平衡应当作为一个中期目标,例如在“十一五”期间达成),并能体现政府在政策调整中将“有所作为”的态度,又能反映政策调整的渐进性特征,而且能让更多的人、特别是非经济学专业人士所理解,基本上可以满足以上我们提出的三个判断标准。
四、“适中的”财政政策实施要点建议
根据我们的研究,建议“适中的”财政政策应当包含以下几方面含义:
(一)大规模减发长期建设国债,甚至停发,尽快兑现将其调减至零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