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文化的认识篇1
目前高等职业教育由于更多地关注学生专业能力和技术应用能力的培养，重视职业技能实践体系教学，而忽视了一些非智力的、非技术性的因素，如价值观念、道德水准、意志品格、心理情感等，以至于对学生的德育目标要求过低，学生人文素养不高，过于彰显个性，缺乏合作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以及适应能力差等。因此，作为以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为根本办学宗旨的高职院校来说，必须从新的视角深入探悉企业文化对高职教育的新要求，抓住企业文化与高职院校职业文化建设的契合点，通过职业文化活动的开展来影响和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
一、从文化视角看企业对高职学生思想道德素质要求
《中国教育报》2007年7月7日第3版中提到，“文化是人的心灵内涵的修养，是社会的灵魂。目前，中国教育面临很多挑战，而出路在于从知识育人向文化育人进行战略转变，这种转变的意义是空前的。”由此可见从文化角度进行教育的重要性，只有如此，才更具思想力、凝聚力和执行力。要想从文化的角度进行教育，首先要从文化的视角看企业对高职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要求。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为全体员工所认同、遵守、带有本企业特色的价值观念、经营准则、经营作风、企业精神、道德规范、发展目标的总和。[1]现如今，企业经营者越来越注重企业文化的建设与价值观的塑造，企业文化正在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利保障。我们在调查走访中发现，很多企业的文化涉及到的内容包括员工的职业素质、学习能力、合作意识、创新意识等。企业文化所涉及到的内容，侧面反映了企业对高职生思想道德素质的要求。
二、职业文化活动在高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中的作用
职业文化是一种心态、是一种品质、是一种能力。职业文化活动建设注重培育学生的职业技能和职业知识、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职业理想和职业人格，以将学生培养成为集技术高超的能者、品德高尚的智者、持续发展的强者于一身的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凸显职业文化专业性、实践性、竞争性、社会性、开放性特征，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教育活动。把职业文化活动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和实践环节倾力打造，拓宽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新渠道，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内涵，成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鲜明特色，收到了“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良好效果。（一）思想导向通过职业文化活动的有效开展，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和职业道德意识。不少高职学生更为关注自己专业是否对口、技能是否精湛，以及关注具体某企业的知名度、薪资待遇等方面，而事实上，对职业文化的适应是一个更重要和更深刻的问题，职业文化极大影响着职场中人的职业生涯。而开展职业文化活动，就容易通过真实的职场实践情境，让学生感悟优秀的职场文化，可促进学生素质尤其是职业性综合素质的提高，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优化他们的人格品质，使他们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职业观。（二）增强认知通过职业文化活动的有效开展，增强学生对职业岗位素质和能力的认识。可结合职业道德、职业意识、校训，开展自信与自强教育；开展一系列素质拓展活动，提高学生人际关系协调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加快学生的社会角色转化，促进学生社会心理成熟，提高他们的社交能力，提高他们作为未来“社会人”的成熟度，培养作为未来“职业人”的全面的职业综合素养。也就是说，在校园中就能潜移默化地实现将外在的职场行为要求内化为职场文化主体自身的内在需求。所以，一个高职学生在步入社会前若能感悟到职场文化，就能在面对职场时迅速地把自己的职业气质、性格特点和职场文化结合起来，从而增加在就业竞争中获胜的筹码。（三）培养情感通过职业文化活动的有效开展，培养健康的职业道德情感。校园中丰富多彩的职业实践活动、科技作品制作活动和社会服务活动是职业情操熏陶的重要形式，以学生社团为文化组织，增强学风建设氛围。师生置身于这种学术实践氛围中，通过感受、模仿、实验、安装、维修、制作，以及发明、创造等，逐渐养成注意观察、勤于思考、乐于动手的习惯，激发学生浓厚的职业兴趣，诱导学生对专业技术、技能的执著追求。（四）规范行为通过职业文化活动的有效开展，引导学生按照职业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行。在企业文化中，规则意识、纪律观念的教育几乎无处不在，在调查中100%的企业均有规则意识、纪律观念教育宣传。因此，通过在校园营造企业文化氛围，在教室里、实训室里，或学校的宣传橱窗内张贴一些企业规范内容，如“高效规范，务实严谨”“只有勇于承担责任，才能承担更大责任”等，让学生潜移默化，感受企业的规范、制度，或让学生直接接触企业以及企业文化，亲身体会到企业与企业、企业人才与人才之间激烈竞争的现实，可以使他们亲身感受优秀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企业精神，特别是经营理念中的质量意识、积极进取和竞争意识，充分体验到企业的竞争压力与职业责任，从而尽早规范自己的职业行为。
思想文化的认识篇2
关键词认同危机；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思想政治教育内部化；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化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1-0205-06
自从1984年成为独立的学科建制后，思想政治教育在政策支持、同仁努力以及社会形势需求等多重动力的推动下逐步走上了科学化的发展道路。然而，不少社会成员甚至是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习、研究以及实际工作的专业人员时常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疑惑或质疑，引发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及其活动的认同危机。思想政治教育是不是一门学问？能不能称得上是独立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有没有用？这些基本问题成为缠绕每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根源性问题，深刻地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进度与实践效果。
一、认同危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自觉的问题意识
自1984年成为独立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在此后30多年的发展道路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与此同时，也不断地遭遇人们对这门学科及其实践的认同危机。这一认同危机表现为人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以及实践活动缺少知识、价值以及情感上的认可、支持与接受。譬如，有人或是不认同学科的独立性、科学性，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各门知识的“大杂烩”，算不上独立的学科；或是不认同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性，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性差，甚至不是理论；或是不认同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作用效果，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形式主义”、“假大空”、“没有用”等。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所出现的“认同危机”以隐秘、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严重损害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推进。具体表现为：
第一，工具理性僭越价值理性，引发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空场”。思想政治教育所出现的认同危机与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于学科评价机制标准的“移位”是分不开的。在告别了“知识即美德”那种神圣的价值判断标准之后，现代社会所崇尚的工具理性、经济利益成为学科评价体系的基本尺度。一门学科的认同度与这门学科是否面向市场、获取经济价值紧密相关。在“工具理性蔓延”的现代社会，经济利益成为社会生活统一化的度量衡，货币也变成一种人人都必须学会和使用的“统一语言”。以人的精神生活为研究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难以获得社会甚至高校的认同。在现代社会里，工具理性的高扬将原本富含价值理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挤兑”，思想政治教育应有的精神蕴含被现代性的价值标尺所“漂逝”。如韦伯所说，工具理性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专家没有灵魂，者没有心肝。”思想政治教育内蕴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人文精神、文化趣味，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应有的学术使命、学术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应当具备的引领精神功能及崇高、神圣的气质在工具理性僭越价值理性的过程中被荡涤的“烟消云散”。由于缺少十足的学科与实践认同，思想政治教育在学校不支持、学生不配合、社会不理解的合力作用下变得弱化、低效。思想政治教育俨然成为纯粹而又机械的知识教条，似乎成了“不思想”、“无思想”的思想政治教育。
第二，理论研究脱离社会现实，思想政治教育遭遇“生态断裂”。从应然的生态来说，理论研究与实践运用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应当源于实践需求，现实的社会生活为思想政治教育提出旨在解决的理论课题：反过来，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又需要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指导下更科学、有效地展开。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者有义务审慎地厘清这一学科的基本问题，这无论是对于学科的理论研究、工作实践，还是提升人们对于这一学科的认同感和喜爱度都不无裨益。对于思想政治学科来说，人们的接受程度和热情很大程度源自于理论研究者对这一学科基本问题的精湛阐释。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的最后说过：“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弄清问题”，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尤其如此。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两张皮”现象十分严重：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亟需具备相应的知识、理论加以指导；另一方面，经院化的理论研究难以生产出有效的、实用的理论产品。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要么世俗化，要么精深化，“社会上不受欢迎，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这一套没有用；学术也不够，认为思想政治教育都是时政语言，缺乏知识，更不要说学术含量”。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所生产出的“科研成果”距离社会现实相距甚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缺乏理论指导的情形下所开展的工作常常混乱、无序、低效。
第三，外部投入与内在认同形成反差，思想政治教育陷入“自信危机”。思想政治教育做的是人的精神领域的思想工作，其基本精神为正义。“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正义的工作，它高举正义的旗帜，从正义出发，为着正义的目标而努力。思想政治工作活动的过程，就是为正义而奋斗的过程。”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建设，制定教学计划，编写教材，规范建制，增加师资投入，在人力、财力以及物力上大力地投入和保障。近年来，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思想政治理论课实现独立化建制，在部属“211”层次高校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进一步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力度。2005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学科建制中升格为一级学科，下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以及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等六个二级专业。与此同时，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发展也步入快车道，拥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硕士点达到200多个，博士点60多个，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专业设置和培养方案。与巨大的外部投入形成反差的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并未形成充足的学科自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身还缺乏学科和学术的自信，尽管有学科平台，但多数成员主要还在从事非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或重点放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以外的学科那里，以为思想政治教育不是学科，缺乏学术，而其他学科才是学科，才是科学研究”。思想政治教育遭人非议，认为“不管用”，“知行分离”，“说一套、做一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好做，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不理想，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不明显”业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一致的共识。
思想政治教育所遭遇的“认同危机”以深刻的、隐秘的形式渗透在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当中，弥散于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的系统结构。缺乏足够的认同是造成思想政治教育整体“萎靡”状态的根由。笔者认为，尽管我们可以从宏观的社会环境和具体的工作方法对此作出解释并提出化解之道，但更为主要的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研究者和从事业者缺乏审慎的态度和系统、认真的了解，并未形成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准确认知，缺乏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应有的自觉。
二、思想政治教育自觉的基本蕴含
自觉，本属于哲学概念，它指的是主体内在的自我发现、外在创新的自我解放意识。所谓“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是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作为理论或实践形态所体现出的学科特质、学术品位与实践特色的认识。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是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的“自知之明”，反映出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科研以及实践工作的人“认识自己”的能力。它是从认识论层面对思想政治教育作出的描述，是参与思想政治教育各项活动的人对思想政治教育自身作出的认识。“自觉”具有“反思”的特质，是人的理性认知能力的重要体现，是事物以自身作为认知对象进行自我刻画的表现。“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是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应当具备的认知思维和认知能力，他能够自觉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性质、特色，理论研究应当具备的旨趣、品位和社会实践活动所应具备的特点、品质等。
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自知之明”。笔者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认知、主体性以及文化性三个维度揭示思想政治教育自觉的结构：
1价值认知自觉。价值认知自觉是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能够自觉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研究以及实践的重要价值。思想政治教育并非人们简单地认定的“官方说教”，也不是他人肆意贴上“无用”标签的活动。它以人的精神领域尤其是人的思想作为对象，旨在揭示人们的思想如何转化为行为的规律。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这是其本质，但与此同时，思想政治教育还具有强烈的社会性、文化性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是培养思想政治教育优秀人才的渠道，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阵地。学科建设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正规化、系统化以及科学化的人才培育通道。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研究是一项具有探索性和神圣性的事业，其价值在于科学地解释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的转化规律，意识形态嵌入社会的内在机制，人们道德行为发生的心理缘起等，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可靠的理论阐释以及有益的理论指导。价值认知自觉不仅需要对思想政治教育有清醒的认识，而且有助于培养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热情，内在的认同与热爱。
2主体性自觉。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性自觉是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的人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自觉认知，它解决的是“谁之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中国特色的学科，它发端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立足于中国具体的国情与实际，继承了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以自己独特的立场和方式言说着“中国故事”。主体性自觉在全球化时代越发具有现实意义，全球化时代的学术研究是多元思潮竞相争斗话语权、通过思想的力量获得主体性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自觉是获致中国研究的自主性、指认中国独立性的重要标志。“谁之思想政治教育”的提问是全球化时代追问主体自主性的表现。当下的中国，在大国崛起步伐加剧的浪潮中以崭新的姿态、强劲的国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势如破竹”式的社会发展进程向世界证明中国作为大国的能力与地位。与之相应，中国的崛起激发着中国学术寻求自主性的理论表达。在西方知识系统和概念体系笼罩中国的当下，中国迫切地需要贡献出自身的理论创建和知识表达，体现出应有的大国风范和主体自觉。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学科，“从中国国情、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问题的特殊性出发，运用中国特有的视角和方法，秉承中国特有的思维传统，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结论和实践路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自觉增进人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认知与它作为中国学科的自主性，使人们更加认清自身的使命，以中国的话语、中国风格诉说着“中国故事”，表达出思想政治教育应有的“中国气派”。
3文化传承自觉。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传承自觉是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者、实践工作者对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文化活动并在文化的历史传承性上所发挥作用的自觉认知。思想政治教育是处于一定文化情境中的人们展开的社会实践活动，文化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属性之一。文化情境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的社会背景，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者与教育对象，都是文化的存在物，借助一定的文化载体宣传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是以一定阶级所需要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意识形态作为教育对象，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基本表现形式，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特征的基本面相。“价值与规范的传授与认同则是情感与理性的统一，这便是文化沟通与运作的过程”。作为文化现象和文化活动，思想政治教育在人类文明中发挥着重要的文化传承的作用。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一系列有益的理念、内容和方法都是值得思想政治教育借鉴的要素。传统文化的一些优秀的道德品质（如孝道、仁爱），教育观念（如因材施教），教育方式（如道德教化）完全可以进行创造性转化。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也就是中国文化传承的过程。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有效的传播方式和传承载体，将中华五千年优秀文化成果得以极力地发扬和推广。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传承自觉就是要自觉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特征，对于中华传统文化所担负的文化传统传承的使命与重任。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的过程中，尊重、吸取传统文化的优秀资源，对其加以转化、利用，是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传承自觉的实践要求。
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是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从业者对思想政治教育作出的“自我认知”。这一过程体现出强烈的自我觉醒意识与自我批判意识。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是思想政治教育自我认知的理性认识阶段，已不再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各项活动进行简单的、直观化的描述，而是上升为内在的自觉。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是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所产生的主观认知，成为团结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组织程度与行动活力的内在“精神纽带”。可以说，如果缺乏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思想政治教育将很难进行准确的认知定位。无法准确地认识到其各项活动的价值与使命，也就不能真正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与活力。
三、“思想政治教育自觉”的培育之途
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从业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形成的“自知之明”。其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建构思想政治教育自觉也必然从这一群体入手，提升他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认知的自觉性。具体而言：
第一，树立“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业”的职业伦理观。思想政治教育是做人的思想、灵魂方面的工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职业伦理显得尤为重要。应当具备怎样的伦理品质直接关系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开展的实际效果。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神圣性、正义性的活动，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应当秉持韦伯式的“天职”观念，保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忠诚与热爱，真正地认识并努力地践行“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业”的职业伦理观。“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业”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认识到这项活动所承载的价值理想，投入热情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教育教学以及实际工作当中。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应当能够将本学科的基本概念、理论以及方法说清楚、讲明白，澄清他人对这门学科的误解，解决人们对于这门学科认知上的混乱局面。实际上，外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误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这门学科的不解或误解。思想政治教育的从业者应投身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与实践中，科学回答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疑问、质疑，提高这一学科的科学化水平，提升人们对这门学科的认同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职业伦理观念深刻地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发展、学术研究与实践开展。“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业”而不是“靠思想政治教育生存”应当成为每个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应当秉持的伦理操守。
第二，寻求有效的问题意识，以书写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国故事”。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自觉的形成离不开对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资源的观照以及对现实社会的观察与解读。通过对中国社会的观察，提炼出有意义、有价值的问题线索，上升至学理的范畴，再加以充分地研究，寻找到中国社会的“问题意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者应当培养解读与回应中国社会的能力，书写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国叙事”。马克思曾说过：“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思想政治教育在观察、解释社会现象中发现问题意识，进而提升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当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迫切需要提高其解释、解读中国社会的能力，从精神交往、价值传导、文化交流等视域对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作出全景式与多断面的剖析。尤其是要对当下中国的转型社会作出描述，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社会转型所特有的“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东方与西方的碰撞”的复杂性以及“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包含痛苦相伴”的基本特征。用自身独特话语或理论对中国社会进行观察，提炼出有价值的问题意识，叙述、解读以及分析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思想政治教育在解释、解读中国社会的基础上发现问题并从自身的立场对其作出回应。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国故事”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自觉的表现，它建立在鲜明的问题意识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作出详尽的解释与回应。
第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内部化研究取向，以“彻底”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说服人”。目前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难形成认同，其根由之一在于理论研究流于空泛，难以有力地切中现实问题。之所以如此，与当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外部化倾向是分不开的。所谓的思想政治教育外部化研究，指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的选题、主要观点及成果处在外圈层。尽管这些研究与思想政治教育有联系，利用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名义，也使用思想政治教育语言，但并没有进入思想政治教育内部，只停留在思想政治教育外部或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系统交叉地带。在外部化研究趋向的影响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未进入思想政治教育本体，触及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问题，难以形成社会认同。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内部化，主张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着眼于思想政治教育内部，对思想政治教育自身进行研究，探讨思想政治教育自身规律，揭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和机理，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思想政治教育内部化研究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科学化的体现，也是今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发展趋向。思想政治教育内部化真正地触及思想政治教育的本体，直面思想政治教育所遭遇的现实问题，有助于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彻底化，达到“说服人”的效果。
思想文化的认识篇3
关键词：文化自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795（2014）01（b）-0000-00
继费孝通先生于1997年在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会上就中国人如何保持文化认同问题提出了文化自觉概念以后，相关学者就这一问题，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视角展开相应的研究。其目的主要在于使大学生在西方文化不断冲击我国民族文化的背景下，让大学生保持应有的文化判断能力，坚定自己的民族自信心，保持大学生对于民族文化的文化认同。同时尊重西方文化，正确选择西方文化中值得学习的精华变成世界性的东西，植入我国文化之中，使我国的民族文化得以创新并文化发扬光大。因此，在各种文化相互激荡着走进大学校园的今天，培养大学生文化自觉意识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1西方文化对大学校园文化的冲击
随着多元文化时代的到来，各种文化相互交流，相互碰撞，一方面丰富了以学校氛围和传统为基础的校园文化，一方面也使生活在校园文化中的大学生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受到强烈的冲击。
西方文化以个人为本位，主张通过个人努力奋斗来发展自我，强调个人自由和个人的权利。将个体的利益放在比集体利益更重要的位置。导致了大学校园中，出现了大学生缺乏集体观念，责任心不强，道德感削弱，过分追求个人利益等消极思想。过分注重个性发展的倾向往往易于割裂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无视个人对社会依赖的一面，不顾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合力对个人的制约作用。【1】还有一些西方国家，利用其全球经济地位的优势向我国传播许多与我国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发展相悖的文化。大学生由于受到的传统文化教育有限，比较容易接受新事物，使得大学校园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传播霸权思想的有利土壤。再加上由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发展过程中显现的一些社会问题，使大学生容易对马克思主义人生观价值观产生怀疑，造成理想信念认同危机。
2文化自觉与大学生文化认同
大学生从西方文化中所获得的价值观，与大学传统文化教育中的价值观产生的差异与碰撞，使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不明确的大学生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容易出现错误的文化选择。对西方文化盲目崇拜，片面的以经济发展状况衡量文化的优劣，导致了大学生文化认同感的缺失，造成文化认同危机。
费孝通先生在《文化与文化自觉》书中说到，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他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认识自身文化是跨文化交流的基础”。[2]在全球文化一体化的过程中，我们要与异文化平等对话，确保我国千百年来博大精深的中化文化不被“西化”，必须用文化自觉意识去认识我们的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激烈竞争的今天，我们不能在西方发达国家面前，再被“洋枪”、“洋炮”吓得腿软，而应该用我国传统文化中积极向上的思想道德，呼吁世界各国建立符合全球共同和谐发展的核心价值体系。
要培养文化自觉意识，需要对民族文化有深刻地认识，用理性的眼光来看待我们所生活的文化。同时，面对西方文化，我们也充分的尊重，从西方文化中选择有价值的东西，通过学习借鉴应用于解决我国现实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思考如何避免将民族文化“西化”，而是将西方文化中适合全人类共同发展的优秀文化“中国化”。大学生作为国家知识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培养自身文化自觉意识，努力学习认识传统文化知识的过程中，担任着尤为重要的角色。
3加强大学生文化自觉意识培养的实效性
（一）营造良好的大学文化氛围
多元文化时代的到来，打破了大学校园的封闭状态，使各种先进文化优秀思想不断地在大学校园中涌现，不容忽视的是其中也掺杂着一些极端的消极思想。要想使大学生在高校生活中避免受到不良文化的侵害，需要净化校园的文化空气。营造健康、和谐的大学文化氛围需要学生和教师的共同努力。因此，大学生要养成良好的文化自觉意识，教师也要加强自身对文化自觉的认识，以更好地向大学生传授文化知识。同时应该在大学教育中，多做传统文化的宣传，使大学生正确分辨传统文化中需要客观认识的封建糟粕和积极向上的应该世代传承的优秀精华。避免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片面否定。
（二）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文化自觉主要指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包括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3】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更加认可。因此，在大学校园中应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将理论联系实际，实现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思想道德、理想信念走向生活，真正融入大学文化氛围之中。
（三）客观认识西方文化
大学生之所以容易对西方文化盲目崇拜，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大学生对西方文化并不是真正了解。多数只是通过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表象来认识西方文化的合理性。同时，民族文化要发展，要通过文化转型适应世界文化的发展节奏，也需要向不同的文化学习，取其精华作为我国民族文化新鲜血液。因此，对西方文化我们也应该有相应的学习和客观的认识，实现与异文化和而不同。真正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5】
参考文献
【1】【5】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
【2】邱素珍，文化自觉和个体认同――多元文化冲突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当代青年研究[J]，2009.
思想文化的认识篇4
关键词：知识可视化；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现实需求；理论基础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5）15-0209-04
“知识可视化”是在科学计算可视化、数据可视化、计算机可视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视觉表征手段，在2004年martinJ.eppler和Remoa.Burkhard共同编写的工作文档中正式确定其概念，可以简单理解为知识可视化是利用图解手段来提高知识的创造、改善两人或两人以上之间的知识的传播的效果。从狭义上讲，知识可视化是知识在表达的过程中借助的方式和手段，包括思维导图、概念图、认知地图等多种工具。知识可视化从2005年被引入中国后，已广泛地应用于教育教学领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是作为一种知识传播活动，是教育者有目的、有意识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是一门基于知识教育的认知性课程，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必定要借助一定的方式或手段。对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运用知识可视化，受多种原因的影响，包括现实需求、理论基础、效果达成。
一、现实需求是运用知识可视化开展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背景
现实需求是运用知识可视化开展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要背景，这一现实需求主要包括党中央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改革的高度重视、知识可视化工具应用于教育教学领域的特有优势、新时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对象的特点等方面。
首先，党中央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改革给予高度重视。“05”方案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建设，加强教学研究，加强教学方法的研究，优化教学手段，“要大力推进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实现教学手段的现代化。”可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改革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党中央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改革的高度重视，推动了知识可视化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的应用。
其次，知识可视化工具应用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优势。纽约大学心理学专家JeromeBruner在试验中发现：人们能够记住10%听到的东西，30%读到的东西：但却可以记住80%看到的东西[1]。可见，视觉语言的信息更容易让人接受并记忆。知识可视化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不断发展，其制作工具越来越多，表现形式也更为多样，并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教育教学领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相关概念具有高度的概括性，知识点又有极强的抽象性，要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感性材料与理性内容有机结合，才能达到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教学目的。知识可视化工具从信息技术的角度看，是一种视图化工具，更是一种认知工具[2]。运用知识可视化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对于学生而言，可将知识可视化作为一种学习工具，可以促使学生主动探究图形所隐含的意义，有助于促进学生知识的创新和转移。同时，知识可视化工具能够呈现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相关知识之间的联系，便于学生联想与记忆；对于教师而言，知识可视化工具可以辅助教学，进行教学设计。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认为：“一切知识都是从感官开始的，应该把通过感官所获得的客观的食物感觉经验作为教学的基础。”[3]教师运用知识可视化工具开展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能够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的抽象概念具体化、理论阐述形象化，将复杂难懂的语言转化符合学生认知结构的视觉语言，更易于学生接受。
最后，“90后”大学生媒介接触和信息接受特点的变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是作用于大学生思想、情感的，是做人的工作[4]。运用知识可视化开展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也是受大学生的媒介接受和信息接受特点变化的影响。目前，“90后”大学生是高校学生的主体，其媒介接受特点和信息接受特点都要求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必须改变传统的注重知识传授的教育方式。一方面，“90后”大学生生活在新媒体环境下，对于新媒体有极强的依赖性，他们的媒介接触行为又具有极强的个性化特征，网络是他们获取信息的主渠道。互联网的发展所引发的教育技术的变革，电子文档、数据库等，逐渐取代纸质文本的阅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大学生获取知识的方式，以及行为、思维方式等的变化，为适应这一变化，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运用知识可视化工具就十分有必要；另一方面，“90后”大学生的信息接受特点也不同于以前的大学生。当前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教育主要靠学生被动接受信息，完成教学任务，因此，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动、活泼性就越发重要。根据心理学“3S”理论大学生接收信息具有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三个特点[5]，教师在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过程中，要引起学生对所讲概念、理论、知识点的选择性注意，学生根据已有的知识结构和经验进行选择性理解，再依据个人价值观以及思维、行为方式等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选择性记忆。从学生的信息接收过程可见学生所占的重要地位，如果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毫无疑问，不益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的的实现。而知识可视化运用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会让学生主动参与知识的重构与创新中，并主动探究不同知识点之间的联系，让学生体会到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学习中的存在感，能更好地把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双向交流性。
二、理论基础是运用知识可视化开展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支撑
知识有多种不同的分类，目前还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从能否用符号表达可将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所谓显性知识通常是可以通过书面文字、图像和数学符号公式加以表达的。显而易见，这类知识容易获取，便于整理和交流。与此相对，所谓隐性知识通常是指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难以通过语言、文字、图标或符号明确表达的知识，此类知识由人的认知、情感、信仰、价值等因素构成[2]。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实际上就包括这两类知识，其中概念性、命题性的知识便是显性知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所要传达的价值观、世界观以及思维方式等就归属于隐性知识一类。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这两类知识的把握，需要借助知识可视化工具，并且这一过程中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作为支撑，主要包括夸美纽斯的直观教学理论、梅耶的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和佩维奥双重编码理论等。
首先，夸美纽斯的直观教学理论。夸美纽斯指出，知识的开端永远必须来自感官，教学应从观察事物开始。在可能的范围以内，一切事物都应该尽量地放在感官跟前；如果得不到实物，就用图像、模型等直观教具代替。直观教学理论，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师运用图表、多媒体课件等直观性教具的理论基础。同时，由于知识可视化也是通过视觉表征的方式将知识呈现出来，因此，知识可视化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应用，也应以直观性教学理论为基础。
其次，梅耶的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梅耶及其同事认为，“教学信息应根据人类大脑的工作方式来设计。”[6]这一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以学习者为中心，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包括三个假设：双重通道、容量有限、主动加工三个假设，并这三个假设的基础上构建了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模型（见图1）。
从多媒体学习认知模型中可以看出，多媒体学习的认知过程中包括词语加工和画面加工，对画面的加工主要发生在视觉通道，最后组织成图像模块，并与已有的知识进行整合，形成新知识。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强调学习者的积极主动性，为知识可视化在呈现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的相关材料时，文字材料与图像材料同在，学习者能够主动对材料进行加工和建构提供理论上的指导。事实上，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启示人们在运用知识可视化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时，一定要将学生的积极主动性考虑在教学设计之中，并且要将视觉材料与文字材料同时展现，让学生参与其中，这样有利于学生通过言语通道和视觉通道来加工信息。
最后，佩维奥的双重编码理论。双重编码理论是由美国心里学家佩维奥提出的，认为在人的大脑中存在两个不用区域的认知处理系统，负责处理不同的信息，其中有语言系统，负责处理语言信息，并将语言信息以字符的形式存储在人脑中的文字储存区；非语言系统负责处理非语言信息，存储在人脑中的图像储存区。双重编码理论定义了三种类型的加工：（1）表征性的，语言和非语言表征的直接激活；（2）调用性的，通过非语言系统激活语言系统或反过来通过语言系统激活非语言系统；（3）联合加工，在语言系统内部或非语言系统内部的表征的激活[7]。运用双重编码理论，将文本内容与图像内容融合，逻辑上相呼应，便能加深对所要传达内容的记忆。双重编码理论启示人们知识可视化运用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时，可以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的相关知识以图解的方式呈现出来，这样便可以对其中的显性知识包括概念、内涵的理解提供辅助与补充，重要的是对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存在的隐性知识，包括价值观、信仰等核心内容，运用图解手段呈现，能够降低语言的负荷，激发学生对于信仰、价值观等隐性知识的主动探究，便于整体理解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知识，促进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当然，运用知识可视化开展思想政治理论教育除上述三种理论支撑外，建构主义理论、香农―韦弗的传播学理论等理论，都为知识可视化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的应用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
三、效果促成是运用知识可视化开展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目的
知识可视化工具本身具有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社会、情感和认知三个方面。在社会方面有助于推动知识在生产者和学习者之间的传播；在情感方面，它引导学习者主动探究图形的意义，有助于从文化情感层面促进知识的创新与迁移；在认知方面，它可以呈现新旧知识间的联系，引导学习者记忆、应用新知识[8]。因此，知识可视化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应用的结果也令人们期待。
首先，有利于发挥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的主体作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运用知识可视化工具，知识可视化工具能够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的单一的文字语言，转化成图文并茂的图像语言，同时又能够加强不同知识点间的联系，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内容以一种更直观、更形象的方式呈现给学生。这样一方面，能够增强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提升学生探究图形意义的主动性；另一方面，学生可以根据自己掌握的知识，以及教师在讲课过程中使用的知识可视化工具，绘制出自己的可视化图形，根据自己掌握的知识，加强新旧知识间联系，利于整体把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相关内容，加强知识记忆和创新。例如在进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这门课的学习中制作的思维导图（略），通过这幅思维导图人们可以很清晰地把握在抗日战争、侵略与反抗、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近现代的探索中，中华民族所做的努力。学生看到这个思维导图，不仅能够整体把握知识，而且能够激起学生学习这门课程的热情，激发他们探索图中每个分支的内容，让学生主动学习，成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主体。另外，有能力的学生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做出自己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思维导图，加强对知识点的理解和把握。
其次，有利于促进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方法的改革。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教学方法是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为实现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教学目的，完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的教学任务，所采用的教和学的方式或手段的总称[9]。相比较其他课程而言，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是理论性比较强的学科。因此，对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而言，教学方法是否灵活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目的能否达成的关键。知识可视化作为一种视觉表征手段，包括多种工具，例如，思维导图、认知地图、概念图等，不同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知识可以采用不同的可视化工具进行呈现，这就丰富了教学手段，教师通过讲授、讨论、媒体等多种方式，进行教学，从以往以教师“教”为主或以学生“学”为主，向“教与学”并重过度。
最后，有利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内容的整合。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内容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目标具体化，各个部分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因此，在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时必须把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内容的整体性，这样各个部分的内容才能相互起到协同作用，为教育对象所接受。知识可视化工具应用到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恰好能将各个部分的知识连接起来，对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知识形成系统框架，能够将相关知识以一个整体形式呈现出来。同时，从所呈现的知识系统中，能够看出各个知识点间层级和脉络关系。知识可视化应用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并不是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相关内容简单地机械相加，而是根据各个知识点间的逻辑关系，对知识加以整理，进行连接，并且在组织知识点过程中，能够根据需要突出重点要素，从而使整个内容体系功能得到最好发挥。
总之，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有效性、加强针对性和主动性，必须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各个要素（内容、形式、方法、手段等）着手进行创新和改进，运用知识可视化开展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有效进行，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人们需要进一步探索知识可视化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的具体运用，具体分析不同知识可视化工具在结合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规律和特点中，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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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慧臣.知识可视化视觉表征的理论建构与教学应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12.
[3][捷]夸美纽斯.大教学论[m].傅任敢，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139.
[4]施海宁，李梁.论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传播力[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1，（6）.
[5]波斯特・m.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m].范静晔，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5-30.
[6][美]梅耶.多媒体学习[m].牛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43.
[7]pavio，a.（1986）.mentalpresentations，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
思想文化的认识篇5
关键词：传统文化；思想政治教育；融合途径
一、引言
思想政治教育从小学到大学伴随着每个少年成长，“立德树人”是国家对高校提出的根本任务和要求，但长期以来以学习成绩为主导的价值取向和衡量标准，忽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渗透和传承，从而导致：其一，学生价值规范和行为方式的养成教育的部分缺失，大学要重补中小学的养成教育，本应流淌在血液里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和民族精神没有得到好的传承；其二，思想政治教育在很大层面上流于形式或未达到预期的教育效果，忽视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考量或考核标准单一和指标体系不完善；其三，未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系统。
高校对于学生的教育不应该仅是知识、技能方面的教育，传统文化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也应是重中之重。而我国传统文化是当前我国社会道德观的奠定基础，因此笔者认为把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融合，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二、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缺失原因
目前在高校中大学生对于传统文化认识不足具体有以下几点：第一，大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缺乏了解。例如我国如今所提倡的“和谐社会”概念，不仅是执政党提出的概念，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对于制度、道德、自然等的理解，很多大学生对此缺乏认识。第二，大学生对于传统美德缺乏继承。中华民族有很多传统美德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但是如今很多大学生对此不屑一顾，例如传统的孝道、师道等不受学生重视，学生反而宣传个人主义，这与我国传统道德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相违背。第三，大学生缺乏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认识。有些大学生认为我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精神是违背的，所以弃之如撇履。
大学生对于传统文化认识不足的原因有很多，通过调研认为其产生的原因有以下几种：第一，历史原因。我国近代受了百年屈辱，由于这一阶段的存在，而大学生认为百年屈辱的产生是由于中华民族文化不如西方现代化文化。第二，的“除四旧”活动否认了传统文化，使我国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存在断层，使人们头脑中认为传统文化无用，大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缺乏深刻的认识。第三，西方文化的冲击。全球化脚步加快，西方文化大量涌入我国，并不断的渗透和侵袭，使大学生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认同西方价值观而否定我国传统文化。第四，网络快餐文化对于传统文化的冲击。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人类已经离不开网络，这就导致传统文化受到了网络文化的冲击。第五，我国现行教育体系过于注重知识和技能的传递，忽视了对于传统文化进行教育，于是无法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传统文化。
三、传统文化与大学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途径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我国的瑰宝，应该在大学思想教育中加入更多的传统文化教育，一方面能够提升大学生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中带有道德性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正确的提高，对于三观的建立都是大有裨益的，笔者认为应该从多方面共同入手，使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中。
第一，营造大学生生活、成长的健康社会环境。社会环境是大学生学习、生活的外部环境，尤其是我国大学越来越开放的今天，社会上各种思潮、热点不断的冲击着大学生的思想，于是健康的社会环境对于大学生的成长更加重要。那么为了让大学生更加的了解传统文化，应该在思想政治教育时多引用传统文化内容，还可以用介绍传统文化、传统道德的纪录片来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在对学生进行考核时，也应该增加传统知识占试卷中的比重。
第二，合家庭教育，鼓励家长在家庭中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融入传统文化教育。家庭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组成部分，每个人的成长、道德修养最大的影响因素就是家庭因素。科技的发展，使大学生能够利用各种通讯手段与父母进行联系，所以家庭对于大学生的影响越来越大。高校辅导员可以通过和家长沟通，提高家长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视，并潜移默化的影响给学生。
第三，良好的校园环境给予大学生正确的思想政治指导。校园文化对于高校内学生影响都是巨大的，可以在校园中多开始关于传统文化的讲座、社团等文化内容，在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中也可以纳入思想政治教育。让传统文化更好的起到立德的作用。
第四，正确引导学生学习传统文化。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由正确的方式并能够正确引导，让大学生意识到专业知识和技能固然十分重要，但是道德、文化和思想政治等多方面软实力也十分重要。高校可以开始专门的传统文化选修课来教导学生，一方面让学生更加了解传统文化，另一方面通过课程潜移默化的对学生的思想政治产生影响，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还可以在特定的节日，例如清明、重阳等中国传统节日与城市传统文化、抗战文化相结合，达到既弘扬了传统文化，又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第五，通过建设高校的制度来保障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长效发展。将传统文化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应由制度对其进行保障，使其能够得到学校的支持，从而开展的顺利、健康、有序。
第六，加强对辅导员老师进行传统文化方面的培训，让其将传统文化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中来。高校辅导员老师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线工作者，辅导员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到传统文化的美丽和魅力，才能将其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的融合，从而无缝的教育给大学生。
参考文献：
[1]周晓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研究，高教学刊，2015（08）.
[2]张健.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探析，中国报业，2013（07）.
作者简介：
高光琪（1977―），男，硕士，讲师，河北地质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学工部主任，主要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研究。
思想文化的认识篇6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特性；文化传播
从文化学意义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其独特的文化特性，它的运作要遵循一定的文化规律，同时它本身也是对先进文化的传播。因此，从文化学角度来审视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有助于我们调整研究视角，拓宽工作思路，而且也能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启示和思路。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特性
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特性，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把握：
（一）从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把握其文化特性
一般来说，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或行为）文化及精神文化，其中精神文化是文化的核心，它包括文化心理和社会意识诸形式，规定着文化主体的价值取向和心态结构，表现为思想和观念体系。意识形态在广义上指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社会意识诸形式，狭义上指直接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思想和观念，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可见，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意识形态从属于文化范畴，是一种特殊的文化。
此外，意识形态对于社会文化也具有制约和导向作用，它决定社会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统治阶级总是把符合本阶级利益的文化提升为代表本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并以此为标准对社会文化进行取舍与整合，形成对自身有利的文化体系。
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是将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社会化为公民的政治价值观念，形成政治归属与价值认同，最终达到政治忠诚和思想同一，而意识形态社会化本身就是一个文化运作（选择、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以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播，具有鲜明的文化特性。
（二）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把握其文化特性
与其他教育相比，思想政治教育虽然也强调知识（特别是人文知识）的传授，但其本质并不在于传授知识，而是更加侧重于价值与规范的认同和接受。传授知识需要理性的加以把握，而价值与规范的认同和接受则需要情感与理性的同一，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区别于其他教育的显著特点。列宁曾经指出“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正如人文知识的积聚并不能必然地上升为人文精神，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情感在教育中发挥其催化导向功能，通过情感的体验、渗透和转移，使教育双方在情感上交融，理性上认同，达到价值与规范的认同与接受，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沟通与传播的过程。
此外，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双方是人，但人从根本上说是文化存在物。人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性格表达等都与社会文化系统存在着密切关系，其中，文化价值观念直接影响、塑造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取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是构成人的思想观念体系最基础、最直接的因素。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是基于文化基础之上价值与规范的认同与接受，其本身就是整个社会思想文化体系的重要内容，具有独特的文化特性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三）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把握其文化特性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社会化的重要手段，是意识形态内涵与社会文化内涵的统一。但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片面地强调意识形态内涵，以政治性准则作为其内在价值依据，通过自上而下的单向性要求和灌输开展教育。这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于统一社会思想起到决定性作用，但同时也使思想政治教育丧失其应有的社会文化内涵及功能，扼杀了教育的创造力。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完善，作为上层建筑的社会文化也随之进行转型，正在形成符合时代精神的文化价值观念体系。但转型期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思潮相对分离、多元文化价值观念并存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时代背景，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既要坚持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并把其转化为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一般准则，又要对社会文化思潮和文化价值观念进行扬弃与整合，使思想政治教育在坚持其意识形态内涵前提下，不断增强其社会文化内涵，这也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内在的文化特性。
二、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传播
文化传播就其本质而言，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对文化的分配与享受，是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一种文化互动和文化扩散过程。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特性决定了其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传播活动。因此，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审视思想政治教育，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规律，增强其文化功能和文化内涵，更好地发挥其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一）强化文化传播中的文化选择
思想文化的认识篇7
关键词：离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设计；课程结构
一般来说，人文素质课程的设计与开发主要依据三种课程理论。一是精义论。主张以经典著作作为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主要内容，因为人类的文明在变迁中有其永恒不变的价值存在，这种核心价值尤其保存在经典文献之中，因而经典著作便自然成为课程设计的中心。二是均衡论。认为知识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各种知识都统筹兼顾，均衡发展，才能避免20世纪以来学术过于分化所导致的视野狭窄，心灵缺陷，因此，必须以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为学生提供均衡的视野、平衡的心智。三是进步论。强调教育必须为学生解决问题，对他们的生活有所裨益，因此，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内容必须与学生未来的生活相结合，为未来的生活做准备。目前。我国大学人文素质课程设置受这三种理念的影响，但主要受进步论影响较大，强调实用性，强调为职业做准备。在具体的人文素质课程内容组织与选择上，则偏重于应用型和专业化，按照学科专业式的思路进行，即基本上就是把某专业的课程降低要求、稀释内容后拿来作为人文素质课程。这种课程所能起到的人文素质教育的作用极为有限。我们认为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设计应充分考虑这三种基本课程设计理论各自的优势与不足，结合职业的特色，在强调各个学科之间有机结合的同时，注重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并以此为原则设计在现阶段和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有明确指向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
1 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结构与内容设计
从高职生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本质上讲，这一课程又是面向所有高职生的、非专业性和非职业性的文化知识课程，具有人文素质性、广博性和基础性的基本的标准规定性。从这一层面上讲，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应该为高职生提供。一是使高职生获得认知世界和理解人类及社会发展的方法论，二是为高职生提供综合性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基础性文化知识。再从高职生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价值上讲，这一课程的基本价值取向不仅具有适应社会主导性文化的功能价值，还具有导领社会健康发展的功能价值；不仅具有使高职生知识结构达至和谐的功能价值，而且还具有营造高职生可能生活的功能价值。从这一层面上讲，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应该为高职生提供唤醒高职生主体意识、促进高职生自主性、社会性、伦理性和提升高职生审美情趣等方面的知识。因此，高职生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内容的选择，应该围绕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让高职生了解我国传统思想发展的基本历史概况，理解我国传统文化中人文思想和人文精神的实质，获得思考和表达我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基本知识和能力；二是让高职生了解我国科技发展的基本历史，分析我国科技发展的传统思想及时代精神，获得对我国科技发展史的基本认识及我国科技发展的方法论；三是让高职生了解西方文明发展的基本脉络，知晓西方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基本内容，认识和理解西方文化性格形成的历史性；四是让高职生了解西方自然科学发展的基本脉络，知晓西方科技发展的阶段性历史与西方哲学发展阶段的关系，认识和理解西方科技发展的思想基础和方法论，获得中西比较的差异性和趋同性；五是让高职生了解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面临的问题及应该急需解决的问题，了解我国社会制度的性质、发展的策略、科技生产力的构成及发展现状，以及公民的生活水平、精神状况等等，获得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全面性认识；六是让高职生了解当今世界发展的基本格局，分析造成民族矛盾、种族歧视和宗教冲突、地域性战争、饥饿、贫穷的多方面原因，使高职生认识和理解和平、团结、宽容和理解之于处理国际争端和意识形态及价值论领域的冲突与融合的意义和价值；七是让高职生了解科技发展与人文世界的关系处理问题，认识偏重于科技发展而忽视人文教育所导致的、我们已经有所经历的现状。获得一定的科技伦理性意识和思维；八是让高职生初步了解文学和艺术的审美观，领悟美的真谛，培养和培育高职生欣赏美、体验美、鉴赏美和创造美的意识，升华高职生对生活美、艺术美的追求。
2 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领域的选择
(1)应确定中国文化及思想这一课程内容的选择领域，其目的主要是针对于我国高职院校的高职生缺乏对我国文化传统的整全性认识和理解，特别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教育思想、儒家“仁”学理论、天人合一、理学思想、道家、墨家等思想学说，这些方面的传统思想，对现代高职生来说。可能存在着疏离和陌生感，所以，加强对我国文化及思想方面的知识教育，不仅有利于高职生认识和理解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且能够为高职生的知识获得历史性的时间深度，使高职生的知识结构的构成具有历史发展的线索和基础。
(2)应确定西方文化及思想这一课程内容的选择领域，其目的主要是针对于我国高职院校的高职生缺乏对西方文化及思想的整全性认识和了解。特别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发展策略的实施，西方多元的文化的价值观、不同主张的自由化思想观念等对我国高职院校高职生有着很大的冲击力，极大地影响着高职生对我国传统文化及社会发展的态度和立场。虽然我国高职院校加强了“两课”教育，但从根源上讲，还是由于我们的教育没有能够对西方文化及思想从历史发展的视角向高职生做出根源性的分析，以至于高职生只是关注目前我国与西方在思想观念方面的差异性，而缺乏对西方文化及思想的历史性发展的整全性认识和了解。所以，我们认为，应该对这一领域的知识做出精要性的选择，以使高职生对西方文化及思想有一个历史的、全面性的认识。另外，也是有意扩展高职生在文化及思想方面的认识及思考的空间跨度，以增加高职生比较研究的意识和提升高职生思维判断的能力。
(3)应确立“人、社会、自然之间伦理关系处理的过去、现在及未来”这一课程内容的选择领域，主要是出于如下的思考：其一，我国高职院校的高职生在其知识结构的构成上，更多的是专业性和专门化的知识体系，其思考或认识的视野较为狭窄，所以，从扩展高职生的知识广度和思维视野的角度，也是应该开设专业教育课程与“人、社会、自然找之间相关的课程；其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创造了空前的社会物质文明，但同时又带来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紧张和对立：大气环境的污染、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土地沙漠化、森林及生物植被的锐减等，这些科技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己经严重危及到人类的生存和健康发展，致使
人们不得不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思考“人类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应该让高职生认识和了解科学技术的局限性，感悟“人、社会、自然”之间和谐相处之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和价值；其三，目前，环境教育已经成为学校教育的一个新的领域，让高职生从“人、社会、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思考环境问题，以加强高职生环境意识。
思想文化的认识篇8
【关键词】中国现代化思想自觉中国议题中国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G0【文献标识码】a
中国现代化具有独特的思想文化传统、政治命运和时代境遇。如何避免现代化的“陷阱”与“困境”，走出一条立足中国思想传统和现代独特际遇的现代化之路，并经由现代化道路开启中华现代文明的新形态、新境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夙愿，是中国现展的关键性、纲领性问题。这一问题期冀思想的源发性和创生性，突显了思想的批评力量。中国现代化的理论主张、价值取向、发展定位需要展开方法论的前提批判与反思，而且应该超越当代意义上对待中国传统思想的盲目和偏见的价值判断、对待西方自由主义中国化的无批判立场、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的批判悬空。中国现代化思想自觉的前提批判与方法论反思，让人们认识到中国发展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思想事件，它开启了中国的思想自觉与中国问题的世界思想意义，正不断以各种样式呈现出来。它提出了一个基于当代中国发展境遇与走势的中国议题：我们如何认识今天、此在、运动中的中国。
中国议题的指涉
中国议题是在特定时期、因为中国在世界的特殊作用所引发的，它的目的就是要回答一系列的中国问题。中国议题是指人们如何认识中国目前所发生的变化，如何认识中国变化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它对世界可能产生的影响。换言之，就是中国和世界的学者如何立足今天中国的发展状态来认识中国，反思和矫正对中国的过时认识和固有观念，立足中国曾经发生的、正在发生的和可能发生的变革，认识和洞察中国作为世界的新角色和新力量、中国文明和思想的现代转型、以及中国在世界的变化与发展中的新作用。由于中国以超乎想象的速度、规模、形式推进经济建设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由于中国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共赢互惠的姿态融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合作与交流中，今天的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依存度呈现出五千年未有之局面。这样的发展倒逼中国学者和世界学者不得不再次慎重审视今天的中国、审视世界的格局。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它是如何发生的？中国能为世界做些什么？人们应该如何认识中国？
研究中国，离不开中国问题。中国问题的指涉有三：其一，中国具体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这是最一般层次的，无需通过精神文明层面的理论探讨就可以把握到，如经济增长方式、社会人口流动、农业经济转型和城镇化等问题;其二，中国问题的性质。这是在一定理论或意识形态视域下提出的问题，比如对工业化、信息化、现代化、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认识和价值设定等;其三，中国问题的理论预设。提问的主体在这里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学者和社会精英，他们的发问是基于各自的利益、思想和情感，主体不同，问题不同。譬如中国学者会关注中国的现展能否演化和生成一种新型的文明形态;国外的学者则更专注今天的中国究竟是何种意义的中国？中国崛起是否会对世界文明带来积极的影响？
中国议题必然是要在世界范围内审视，因为只有从世界范围和历史的高度去审视，人们才能真正认识它的性质与意义。中国人需要以主体态度和主体气魄研究中国议题和建构今天的中国观。这样的中国观，植根于中国大地，延续中国的思想传统，立足于中国今天的变革，通过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思想成果展现出来。这样的中国观是多维的、立体的、动态的。中国的崛起客观上对主导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提出了极大的挑战，但由此认为其产生的影响就是针对西方国家则未免过于简单。中国的崛起不只是在物质层面，更是在文明和思想层面对整个世界的触动，由此对所谓“主流”西方价值观的“间接伤害”，是边际效应的作用，并不是中国崛起的核心追求。
中国议题的形式是多样的。独特的思想文化、政治结构、发展历程、学术视野，都直接影响他们切入中国议题的角度。西方的社会精英群体关注中国复归其传统地位的可能。他们曾经忽略了这个古老大国的存在，而近年中国的变化让他们急需找到恰当的理论说明，以及应对这种变化的方法。这不只是为了解释忽略的原因，更是为了管理好这种变化可能产生的利益挑战。发展中国家大多根据西方的发展理论建设经济，但成果并不显著，或者说存在较大的缺陷。中国的经验或许是有意义的另类选择，这些国家的社会精英群体由此提升了认识和讨论中国议题的兴趣和需要。这个群体拥有强烈的发展欲望和巨大的发展潜力，愿意接受新生事物，能够用开放的眼光看待各种选项，是推动世界思想发展的重要的新兴力量。中国的社会精英群体虽然一直深信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可能的和必然的，但当复兴发生的时候，却还没有足够的理论储备去解读变化。社会发展客观上渴求学术界在理论建设上的新贡献，以及为应对时代变化提供的更多科学的、理论的认识手段。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国的发展在各种不同观点的争论中摇摆前进，激烈的争论某些程度上巩固了各种偏见，让多元观点之间的共性变得模糊，更让人在反思时感到困难。虽然辩论就是为了厘清理论的轮廓，但在思想自觉与现实之间的互动与联系真正得到确证之前，理论还需要在探索中踯躅前行。
中国的发展为哲学的改革创造了多种可能。首先，哲学应该借用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对现代化提出批判，让理性主义的意识形态回答人的现实性和实践存在的意义，中国不会容许这样的发问继续被耽搁，哲学也应该通过批判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为自己转化为世界哲学做准备。其次，哲学必须反思中国思想在生产力发展中的角色，这是与西方历史完全不同的文明轨迹，它如何为哲学提供有创意的提示是哲学应该虚心思考的议题。全球化是人类最重要的实践，这也是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全面接触、互动、交融的过程。它一方面影响了物质生产所要求的理智能力，改变了人的思维;另一方面也让人的物质生产关系建立了新的形式，改变了人们如何认识世界。
中国传统的精神世界是各种不同思想相互作用的世界，这些思想的共同点是为人们的现实生活提供解释和说明。中国强调思想的精神传统与西方强调哲学的精神传统是掌握精神活动的两种不同的路径，二者本来可以在融合的过程中相互促进，然而哲学在企图掌握“真理”的过程中出现了转向，让意识形态获得了发展，哲学因而被悬置。中国思想在政治的闭关锁国中成为孤家寡人，认识不到与西方现实发展相衔接的重要意义，客观上造成了自己的虚无主义。
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历史逐步形成的过程，它一直作用于人的精神活动，人的精神世界在同步地发展。人对自然界的无知让思想感到困惑，哲学企图帮助思想寻找出路，将自己期许为研究智慧的学问，将智慧抽象为掌握现实世界的唯一手段，将知识作为智慧的对象，让理性与科学作为研究的成果，哲学误以为自己能够解决人的所有问题。理性本来借用知识和科学掌握客观世界，却在与认识对象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本末倒置，知识反过来成为“真理”指导理性，智慧成为想象的能力，现实世界成为想象世界，理性成为理性主义，理性的傲慢让哲学无法完成它的任务。
中国议题的现实向度
中国议题的时代特征就是要突显中国的哲学反思和中国的思想自觉。中国的思想自觉是中国议题成为世界历史发展重要节点的起点。中国知识分子必须重新认识和掌握中国思想，并对中国思想对世界发展的去意识形态化提供理论依据。中国的思想自觉是中国人进行精神领域自我批判和理论重构的结果，是中国人对曾经拥有的认识和价值追求进行反思后的觉醒。这样的反思和理论重构主要涉及下述三个现实向度。
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明与历史批判的反思。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明现代转折的重要符号，它代表着对传统封建思想的批判和反思，反映了中国人对新文明的向往和追求。从中国思想自觉的视域看，新文化运动时期是思想自觉的觉醒期和激烈论证期的初始阶段。“”是这种自觉过程产生的一次极端表现，改革开放既是激烈论证期，也是觉醒过程中的具体成果，解放思想是觉醒真正实现的前提。思想自觉将会在改革开放和多次深刻改革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得到确立，并且成为这段时期学术界研究的主要议题。但思想自觉可能要经过上百年才能达到适当的成熟度，人们才会意识到或掌握它的历史和文明意义，中国人在社会交往和生活中的改变才会以一种新文化的形式呈现。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思想的否定、以及这种否定所反映的极端主义和矫枉过正，是“五四”时期的特征。在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反思中，人们逐渐意识到对传统思想的否定是缺乏依据的，对传统思想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积极推进现代化与传统思想的融通理解。如何批判继承传统思想是反思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成果。
“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与相关的启蒙思想已经有了批判的认识。胡治洪在其著作中介绍了前辈学者如何对启蒙和现代性做出了卓有见地的分析与批评：“严复对卢梭以绝对自由为核心的‘天赋人权论’给予根本否定”，“梁启超从对自由、科学的鼓吹到中年以后对这类观念表示怀疑和失望，孙中山后期对以西化为旨归的世界主义予以摒弃”，“贺麟以直觉弥补理性之缺失”。①蔡元培、辜鸿铭、章士钊、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金岳霖、王国维等都从他们各自的角度对启蒙思想发表过自己的观点。然而，当时“中国现代思想家对于启蒙理念和现代性的审视与批评，往往被视为保守、落后甚至是反动，从而被批判、声讨乃至封杀。”②
徐友渔在《启蒙在中国》一文中认为中国的现状就是“前现代”，“必须要有较为深刻、彻底的观念上的变革，才能达到文明状态”。他随后提到德国、日本、意大利和苏联等国家曾经在经济和军事上“启蒙”了，但在政治和社会上，更恰当地说是在意识上，还不是启蒙的，也就是说还不是现代的，或者说“偏离文明的大道，甚至与文明世界发生冲突”。③这种较为典型的，以西方中心论对“启蒙”与“现代”进行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是将“启蒙”理解为一种理想模型的进化论来认识的，这种理想模型代表的是“绝对真理”和“普世价值”。然而，如果美国是已经“启蒙”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为什么还会出现民权运动？越战的爆发和对伊拉克的入侵能代表“现代”吗？徐友渔先生对“现代”的认识反映出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固执和对“启蒙”的迷思。
如果“启蒙”曾经被知识分子理解为自己的历史任务，那么启蒙反思就是他们对这项任务的当下演绎。人们对启蒙的批判今天已经成为现代性认识重构的基础，否则以启蒙为背景的现代主义者在批评传统时将面对五十步笑百步的尴尬。从某种意义上说，欧洲的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都与新文化运动有不少共同点。它们企图为思想自觉寻找恰当形式，但都没有以批判的历史观与时展中的实践观为基础，进而陷入了认识的困局。新文化运动受到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误导，将问题过多地捆绑在现代主义之上，忽略了历史的多样性，无法掌握世界历史的纵深，错误理解了中国和西方文明的关系。
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与改革开放的反思。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可以说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充满荆棘的险途。回顾历史，我们发现这些荆棘并不主要是因为社会主义所代表的价值追求，而是因为对中国现实处境的僵化认识。人们必须追问，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失败，中国以及不少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失败，以及他们面对的社会挑战，反映的究竟是社会主义自身深层次的理论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这不是为了教条地维护社会主义，而是为自己的经验和发展道路负责。客观的看，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成就，足以证明社会主义与经济发展没有结构性的矛盾。
中国结束了“”，在解放思想方针指导下，将阶级斗争转为以经济建设为纲，中国共产党也开始了向现代执政党的角色迈进。政治革命和社会建设至少在方法上是截然不同的，改革开放就是这种意识转换的阶段性决策。它是根据人们对社会主义价值的追求，结合特定时期对前进道路的判断和选择，最终以生产力发展的成就对理论尝试和道路选择的确认。
改革开放是中国传统思想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现代统合。改革开放将中国的社会主义从理论上界定为初级阶段，以便更好地吸纳西方资本主义的积极经验。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所提供的空间里，发挥了中国人积极的文化内涵，让这个伟大的民族再次生机盎然，以万马奔腾之势进行现代化的赶超。这样的统合能否弥补中国体制的脆弱，帮助发展一种新的理论，是从传统思想的反思和对社会主义进行重构的角度继续审视中国议题的核心所在。
中国选择对国有企业进行管理体制改革，就是这种新理论的应用。国企改革不能被简单局限在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中，更不能僵化地认识市场和公有经济之间的关系。国有企业的绩效和激励不足首先是管理学与组织学议题，通过调整局部利益分配以提升国有企业竞争力和经营绩效，就是找到了国企改革恰当的理论认识的结果。它不将问题意识形态化，而是以科学的态度出发来研究如何解决现实的问题。将国企股权性质强行提升到政治和价值观层面，不管这是认为它违背了市场经济原则和制造了低效的社会资源利用，国有经济必须受到制约;还是认为国有企业是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唯一手段，私营企业只能代表资本主义，不能在社会主义经济里成为主导内容，两者都不是恰当的理论认识。这两种极端观点都是不同时期、不同角度的教条和僵化的意识形态，是国家建设在实践层面不能依赖的错误理论。
显然，中国处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法被证明是有效的，应该为这种新的改革经验建立新的理论认识。就像西方私营企业也在不断修正自己的管理理论和社会监督需要。次贷金融危机之后，欧美政府对公司治理结构和管理层激励机制的改革就是很好的证明。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证明无法解决公平分配的问题，传统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或许能够保证分配符合一定的公平性，却激发不了资源的有效利用。如果只是从这两种维度审视，或许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市场经济能够弥补两种制度在传统形式里的不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政策的结合，也就可以用这种理论倡议的实践应用来解释。它的成效是否能够持续以及这样的理论总结是否恰当，就是对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进行反思的中心所在。
对以资本主义为中心的西方“现代文明”的反思。资本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工具与手段，是人与人和人与自然在这个时期互动和协作的独特中介，是工业社会赖以发展的条件，与蒸汽机一样有着积极的意义、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自由与资本并非人和社会的公平及正义的威胁，相反，它们可以是社会发展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积极元素。然而，“自由”与“自由主义”并非同一的概念，“资本”与“资本主义”也不能等同，“现代”只是对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性格的简称，它并不应该就是“现代主义”或被捆绑在教条之上的“现代性”。只有当学术概念被庸俗的理论家意识形态化，再被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裁剪嫁接到违和人的主体追求的意义，人们疏于利用批判与反思能力时，“主义”才成为意识形态得以在社会理念中横行霸道。现实的个人逐渐成为它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对象、执行者与传播者，人的社会存在开始受到威胁。
当理性开始主导人的社会存在，借助工业革命和它衍生的资产阶级而成长的资本主义便随着科学、民主、自由的口号建立了“现代的”意识形态体系。对理性的推崇虽然取代了中世纪的封建神学专制，解放了人的思想，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孕育了更具统治欲、披着理性主义外衣、以科学民主为脸谱、以自由为话语形式的资本专制。现代社会实际上被消费主义、科学主义、人的异化、资本的约束重新占据。要从这种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人们必须重新掌握哲学的批判能力，就好像马克思对德国传统哲学曾经进行的“革命”一样。
在过去几十年，世界人口中的绝大多数都在不断地为自己和民族的经济独立而努力，这对世界的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从战乱、疾病、剥削、无知和贫穷的无奈中，人们始终在坚持和抗争，他们坚信可以在其中施展自己的才华。然而，伴随着工业革命和军事压制，全世界俨然成为资本家的工厂和市场。资本与科技成为衡量进步与否的权威标识，对现代性的追求裹挟着对新宗教的依附。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对哲学的批判和革命的实践有所觉醒，人们才能从盲从和依附中解放出来，以达到主体的复归。然而，人们似乎并没有如马克思预期的那样从资本主义的异化和剥削中领悟到这种解放的紧迫性，并未认识到实践和社会存在的根本意义和作用，相反，大多数人遁入了尼采的虚无世界，成为无数消极的小群体。不少国家还沉醉在似是而非的亢奋中，看不清自己的处境，就更无法认识到自己前路的坎坷。
在“现代文明”的大旗之下，以资本主义为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西方世界成为众多国家和人民追求的目标。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市场经济和自由经济之间的分别、私有制和混合所有制之间的差异、资本与企业的分工都变得不再重要，现代主义模糊了这里隐藏的一切。人们对理论的澄明没有要求，连哲学家似乎都对它无能为力，思想在这样的原则面前变得卑微，人的主体性就更无从谈起。
如果没有中国这个不同选项，没有社会主义曾经起到的唤醒作用，人们很难跳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牢笼，就好像我们无法摆脱笛卡尔和康德为现代主义提供的理性主义前提。现代主义和理性主义为资本提供了遮蔽，如尼采的判断一样，软弱的人在虚无主义里根本无法摆脱叔本华那种衰败的意志。现代主义已经内在于人的认识里，成为认识的重要标准，这无疑维护了资本、助长了资本的肆虐。中国议题的特殊意义就在于中国在发展社会主义的同时对资本主义含蓄的理论狙击，或者说探讨中国议题而不能对西方的“现代文明”进行批判说明就好像是只见树木不见树林。
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开掘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经济成就产生了相反的结果，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同样在各种疑问面前陡然出现，就像一个新生的婴儿;人们无法想象它如何就这样消失了，又如何这样回来了。对事物的发展有很好的分析能力，他使用类比的方式将世界分为三个部分，他将阶级理论恰当地应用到对世界政治经济学的划分上。中国的崛起正在构建另一种世界的划分方式，即自然的世界、西方救世世界、多元的世界;它们三者的关系将决定于中国文明和思想如何作用于这个多元“世界”的建设，它将改写西方曾经将自己充当“世界”的历史。
全球化是人类彻底改变生活方式的新现实，是物质实践的新变化。如果说世界和人类以往的变化已经让大家手足无措，那么全球化的进程将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它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物质生产关系的变化，它更是人类心理的变化、意识的变化、思想的变化、文明的变化的集中反映。经济交往的频繁以及经济规模的改变已经逐步展现出这种超越，人们的生活方式显然也在亦步亦趋。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关系的异化，文德尔班指责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后现代哲学非理性主义转向的努力，都是对这种变化产生警觉的学术提示。哲学应该有所作为。但哲学是否足以应对这种变化，我们对此只能保持一种审慎的态度，因为不论是西方文明的亢奋和中国人的悲情，变化的哲学意义都好像被忽略了。
当中国跟随西方的轨迹，对社会的现实存在进行革命意义的改变时，却无法不被这种轨迹背后依托的理论所牵制，促使人们思考这些理论与物质丰富的西方文明之间是否真的存在因果关系。这种思考是否受到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左右，人们是否受制于一些表象都还不清晰。事实上，在某种差序心态下的西学东渐和物质技术的引进过程中，人们往往来不及对西方文明的哲学方法、思想基础和理论预设展开前提批判和考察，这显然是中国现代化道路需要正视的历史场景。中国现代化在改革开放的大道上昂首疾行了三十多年、经济技术取得突变性进展、思想文化经历剧烈激荡之后，已经不得不重新面对被各种历史场景所搁置的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们对西方哲学和理论主张表达的怀疑已经有足够的证据。同样地，尽管中国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对传统思想文化持有异常复杂甚至扭曲的态度，中国的近代经验已经说明传统文化并没有让人失望，它依然有蓬勃发展的动力。当人们用“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来解释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的成就，他们都强调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其中的作用，还有这种成就与西方经验的根本差异。然而，人们为什么能从中国传统文化里找到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成功的因素，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
中国学者对现代中国思想价值体系进行哲学探讨，就不能轻视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这不只是因为它的现实存在，更重要的是在我们检视现代的思想价值认识时，无法忽视传统思想与现代的继承，在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和参与实践中的“在场”。从中国庞大而有序的人口流动、对下一代教育的要求、社会冲突频繁但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措施与人才的灵活适应与社会普遍存在的创业冲动中，人们都能看到传统智慧与文化习惯在社会变革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中国近年出版了不少普及国学的书籍，企业家更成为倡导国学发展的有力群体，社会已经意识到回归传统思想的现实意义。但是，中国的传统思想不应该单纯以传统如何延续的意义来理解，而是应该从继承创新的角度来认识。如果传统思想继续在神坛上起作用，或者像苏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那样被作为教条在现实世界中成为摆设和打压手段，它也无法避免被再次抛弃的命运。
让传统思想从“神坛”回到现实，就要坚决剔除它与现代社会的剥离，切实帮助人们认识并参与到现实世界的运行中。让来自苏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复归到马克思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否定教条的“主义”，让现实的物质关系扎根实践的认识中，而不是用一种意识形态去否定另一种意识形态，更不是在否定中国传统思想的语境中去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对于曾让中国学者狂热的西方哲学，它要让理性摆脱形而上学，卸下从神权那里让渡的专制，参与到对自己催生的庸俗经济学、资本主义、现代主义和科学主义等意识形态的批判里，让理性回归到服务于人的实践存在，而不是在精神世界骄横跋扈。理性主义真的以为自己能够支撑普世意义的终极价值，能够在人之外独立存在和发展，这是中国崛起对西方哲学的警醒，也是中国从西方哲学获取帮助的唯一手段。这将是建立现代哲学认识体系的重要路径，也是中国独特的历史经验和传统思想的重要价值。
在讨论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型，特别是意识到中国作为一个长期存在不断发展的整体，如果没有以历史的理论意义作为背景的研究，人们根本无从认识什么是中国议题。历史上短暂的变化不能改变中国传统思想的发展轨迹，更不能改变中国文明的作用与价值，改革开放就是最好的证明。在探讨中国议题时，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开掘，必将在理解中国的现代文明建设中扮演积极的角色。
中国议题不只是属于中国的，它也是世界的。这不是因为中国议题有任何优越性，而是由于中国是这个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议题不只具有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学的含义，它更是哲学的、文明的。全球化的现代社会生活形态不断统一着人类的思想和价值追求，理性在社会交往中成为大家普遍接受的认知取向，资本为物质生产活动提供了积极能动的意义。这些都让人们在克服物质资源匮乏的过程中确立了自信，科学在此扮演着服务于生产力发展的角色，一切看来似乎如此完美。然而，中国的发展告诉人们这种看似完美的理论预设不只是积极的，它也有消极的一面。意识形态不断阻碍人们真实地考察这个世界，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就是这种消极面的展现。中国议题也有其两面性，问题是如何掌握它。这就要依靠人的能动性，就好像尼采的给力意志，将人从虚无主义中拯救出来。
人类文明是人的思想和文化生活的有机结合，人的思想是社会和现实世界实践过程的精神产物。人的思想创造需要哲学以及来自现实世界的经验，历史为这样的经验提供了储备，人的思想成为存在的精神反映。这不只是某个人的，而且是全人类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提醒人们一个历史阶段必然为下一个历史时期做准备，或许中国议题就是这个阶段的历史为下一个时期所做的准备。
不论是根据西方的经济发展规律，还是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来审视，中国目前所处的都只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它的影响也将持续推动世界格局的演变。以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作为参照，中国目前还没有完成六十多年前启动的民族复兴，还没有完成一百多年前启动的新文化建设，中国正处于继续以经济发展和社会重构来改变历史和国家文明的进程中。以世界历史发展轨迹作为参照，冷战时期倡议的两种不同世界观，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个经济阵营作为基本结构的世界格局将继续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高速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带来的思想价值层面的意义，让世界曾经被两极和单极垄断的局面逐渐瓦解，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正从经济霸权和政治军事霸权的溃败中茁壮成长。如果西方社会曾被后现代哲学家形容为一种碎片化和需要从解构的角度去认识的存在，那么这股对世界进行多元化改造的精神将借助实践的能量重拾碎片，让其“破镜重圆”，并以一种崭新的启蒙魄力去重构社会的共识。《易经》的“乾卦”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国文明必将以君子的气魄，在思想自觉、制度自信、文化自强中为世界思想的茁壮成长发挥作用。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理事长）
【注释】
①胡治洪编：《现代思想衡虑下的启蒙理念》，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页。
②胡治洪：“启蒙的吊诡与启蒙的反思”，《学海》，2010年第5期。
思想文化的认识篇9
关键词：跨文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038(2012)02-0055-06
一、思想政治教育传统的跨文化风险
大学生的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由于全球化视野下异质文化对话的拓展，高等教育参与主体通过一定的思想价值、政治观念、技术伦理和道德规范等方面的影响，使大学生形成符合社会认同和公众期许的实践活动。当下随着大学生出国交流、个体交往以及媒介体验等方式与频度的深度延伸，形成了一股不可阻逆的“跨文化漩涡”，强烈地形塑着大学生的认知习惯与价值构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这样急促的碰撞中，失去了传统的优势对话权，陷入一个主体愿望与客观环境错位的矛盾之中。近年来。多元化情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话题被不断提及，但是跨文化所形成的多元张力并未与大学生的社会化问题相契合。传统的政治规训、文本教育、样板宣传、使命赋予以及配套的网络教育，在多元信息渗透和人际教育的功利与慵懒的现实境况下，都潜在地忽视了大学生“自以为无所不知”式的“社会化提前问题”。
跨文化通常引发两个论题，一是自我性主体的生成；一是他者性主体的接受。主体自我的生成一般通过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内容的教育浸润与价值传承完成。然而，“现代教育观念先行与学校教育实践指导观的矛盾”，一再证伪教育观念的美好，大学生的社会化经验不断催生“自我的不确定性”。这种自我习得的生活经验，使得大学生渐从价值唯美的“乌托邦”跌落进沉重现实的“牢笼”。教育实践与大学生的社会化一旦不能有效解决“思想启蒙”、“社会信仰”的问题，就将受教育者推向了他者，诉诸“他者情境”或“他者文化”消除不确定性。这样，泛滥的跨文化风险――“精英层次的教育、学术，大众层次的电影、电视、唱片、网络游戏、时尚、书刊等文化产业日益西方化，被降格、扭曲、肢解并同化”，西方的审美取向与价值准则大肆盛行，陡然营造一种思想教育的时代危机。
二、跨文化情境下大学生思想认知的现实解析
基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言，跨文化更多地指涉一种转型社会多元意识形态稳定，以及不同制度对话与文化间的共存关系。其对大学生教育学习特征的消极意义即通过全球化、网络化的实在或虚拟空间，导致大学生思想的多维侵蚀、教育沟通方式断层和群体价值弱化等，生成大学生个体观念的无限可能。
1 转型社会的开放结构与人作为传播介质的凸显，表征跨文化视野下大学生思想教育的时代必然性
转型社会与跨文化实践是一个集聚传统、现代和后现代多层要素的传播空间。当代大学生正是在这样的空间里长成，尤其是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大众文化的泛滥、技术文化的功利和信息传播网络化无不冲击着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大学生真正成为跳动的复合传播体。与此同时，承袭革命化范式的思想教育方式遭遇挑战，并从以规训为中心的政治社会中分离，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杂糅成社会精神变迁的外显。当然，跨文化所推动的信息自由与文化自主，使得大学生按照自己的想象解码、编码，一方面呈现生活理性的丰富多彩，另一方面又伴随着虚无与历险。
跨文化开启的“潘多拉魔盒”在改变文化边界，促进文化融合的同时，也通过虚假文化伦理的扶持，制造了文化逐利的事实，解构了社会理想的内核，形成一种同质扩张的物化环境。事实上，大学生价值汲取的敏感促成对跨文化价值的对比、竞逐、消化和曲解，尤其崇拜以自由、平等为逻辑的实用意识，却鲜能厘清这种直觉体验的虚妄。在人本身成为全球化传播过程中的“媒介”时，跨文化教育的意义在于，是一个对大学生“包含培养价值理性和进行价值引导的双重过程”。
2 大学生参与多元社会的对话实践借助传播技术而深入扩散，极易形成一种单向度的思维认知结构
传播技术是跨文化一体化与信息时代网络化的结构特征。现代社会的群落当中，知识型、敏感型的大学生群体正成为亚文化群落的创造主体。在技术虚拟化、数字化、符号化的工具世界里，大学生往往通过习惯行为决定自我生活理想、道德伦理的偏向，形成个体的“良好感觉”。事实上，他们对技术支撑下的文化霸权、价值无涉、审美中立、技术崇拜等缺乏应有的批判分析能力。
媒介技术表面的价值中立和工具化逻辑，将大学生的社会思维整合到技术主义理性的图谱中，特别是当强势的文化快餐与前卫技术巧妙地编织在一起。对大学生来说，技术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植入生活，变成了一种愉悦感官的“正当偏好”和“身份象征”。然而，技术与社会人之间日益环境化的生活，仅仅是因为丰富了感性的欲望，就顺其自然地具有了合理的外衣。在这样的技术主导图景中，大学生对文化技术的认知常是盲目、眩晕与迷失，表现为西美尔(GeorgSimmel)世界里的消灭个性与创造个性。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视野里，以功利目的和技术手段为核心的工具理性是引人担忧的，如果这种理性变成社会的组织原则，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就势必造就变异、物化和单面的社会和道德文化。
3 大学生在跨文化的知识接触转向实践分析的过程中，并未养成知识群体应有的政治文化辨识能力
大学生知识接触向实践分析的转移暗合了个体认知过程中的“文化震荡”(CulturalShock)。文化震荡是指两种想法或信念在心理上不一致时，人们感到紧张失调的状态。许多时候大学生在内化知识的过程中，并不能理解知识一实践之间的巨大差异。于是，当面对“政治异类景象”时，必然产生认知干扰，他们在接受西方先进科技的知识方法、价值观点和思维方式的自为中，也生吞活剥地吸收了西方不合时宜的政治观念。
换言之，跨文化传播为大学生提供了一个对比、修改、创造、转向的“文化震荡”空间。无论是个体或群体，起初都是理论知识的学习者，生活经验的实践判断更多的是自己的先入为主。作为同龄人中的活跃群体，大学生是知识接受的急先锋，但在对不同制度机理尚未明辨的情况下，对社会知识的汲取却是以好奇心、新鲜感为前提的，这也决定了他们对政治、经济结构缺乏足够的认知。大学生通过理论学习获得的想象力。始终不能替代对政治权力实践的内省。萨义德(edwardwadieSaid)在《东方学》里写道，“关注西方文化如何在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体系中，构筑出一个低劣的、被动的、
堕落的、邪恶的东方形象，使东方成为西方观念与权力的“他者”。它不仅生产出一种文化与物质霸权，而且还培养了一种文化冷漠与文化敌视”。因此，大学生要从自身所学出发，充分反思并且观察整个制度安排的合理性与重要性，在比较视野中合理吸收西方制度与民生设计的优点，在学习与交流中将对政治文化的辨识内化于心。
三、跨文化视野下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性困境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高等教育确立大学生民族一国家认同与精神归属的实践特征。在大学生的跨文化思想交往遭遇挑战的同时，教育主导者的引导流向也表现出两种内在的不适应。从发生学上讲，进入跨文化情境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创造、重建的结果，也是两个主体生成和自校的过程。
1 跨文化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指向对纵向历史正义的检讨。而非拘泥于多元主义的现代性泥沼
历史正义是国家过往事实与价值体系蕴含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是大学生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在跨文化的世界里，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基因指向对传统遗产、历史主体、政治习惯和制度共识的读解。但教育主导者对“历史正义”的叙述却一直跨越日常生活本身(延安常是一个预设的符号)，片面夸大阶级主体的成功与必然。当前高等教育某种程度上的简单化、绝对化和庸俗化，即是未能进入历史生活的具象事实。这就导致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欠缺意识自觉和伦理导引，受制于“既成论证”。决策者和教育者的失位和跨文化偏执，造成一种急速膨胀的轴心无意识，原有事实、道德和正义湮没于“去中心化、去意识形态化”的紊乱景象中。
如此一来，实践主体的价值意义与多元文化的对接，就容易纠缠于现代性的洪流之中。“现代性无疑鼓励人们标新立异。这种对新颖和独特的偏好，往往使人遗忘永恒之物。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被‘搁置’，现代性对实证原则的推崇意味着，经验事实及其感性大多获得了判据的功能和权威性，引发了绝对价值及其意义世界的颠覆”，在多元文化参与之下的“主义面孔”，“以一种颠倒的形式进入了精神、伦理和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而且这还是它的最终教义：以需求自由的形式、个体实现的形式、快乐的形式以及流行的形式……”，从某种程度上看：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都有迷失在其中的危险。
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言，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思想政治教育统摄的跨文化关系，在把历史正义从灌输式的“传播场”搬到观念博弈的生活舞台时，它的对话与引导方式，变成了一种面对面的、充满即时性的实践。遗憾的是，教育主体不完善的情感认知、个体兴趣和文化接受能力不自觉地渗透到教育对话的过程中――或引人入胜或生搬硬套，环境的变化并未引起教育主导者放弃经验主义。
2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跨文化意识形态促成对价值理性的检讨。非以宏大的责任论回应人本意义
跨文化的严峻形势还引发了对大学生价值理性问题的关注。卢卡奇(CeorgLukacs)以凸显“生命价值的审美文化”了制约人发展的“工具理智文化”。“个体与社会”的主体价值理性是生产关系与主流价值效应的折射。今天的全球化风潮中，跨文化的“普世性价值的对话、平等与协商”并不以人精神交往的最高形态为准则。与跨文化捆绑而来的还有虚无主义、消费主义、功利主义和一元主义等等，“如何辨析价值理性”?价值理性理应统摄的道德价值和人本伦理，却难摆脱政治、经济生活附属品的工具意义。那么，高等教育本身能否摆脱这些桎梏?现在来看，“教育理论、决策和实践的‘三者互动’沦为教育决策的‘单方独裁’，严重干扰并阻碍了教育理论和实践在教育事业发展中与之合理的互动与制衡”。思想政治教育的控制策略、内容、诉求和是非标准。表明传统高校价值理性的现代性规范以社会总体性的“手段与目的”融合到民族一国家的正义范畴，服从于“”、“延安时期”以来宏大的树人目的。
道德观和价值观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要素，而大学生道德理性的建构是一个转型社会理想价值的外化。价值理性彰显群体日常生活，关注人的全面发展，是“人对自身命运的思考，体现为人的生存目的，人的社会责任和人的价值等问题；是人类独有的用以调节和控制行为的精神力量，是从主体的需要和意志出发进行价值活动的自控能力和规范原则”：另一方面，还能破除大学生在民族一国家灾难与争端中显现出的盲动的责任和使命。显然，现代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在对接生活化的社会需要时缺乏发展适应性。
四、跨文化情境下思想政治教育自洽性的构建
跨文化的教育语境是丰富多彩的，也是充满挑战的，其要跨越区域、制度、霸权等桎梏。“以等价交换为基础的价值规律成为社会交往的‘黄金规则’，社会的价值化过程(valorization)由‘象征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平衡发展转变为向经济价值的天平倾斜，缺乏终极关怀基础的实效合法性在引导着社会价值取向的同时，也带来了意识形态建设失衡的尴尬局面”。近几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启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某种程度上便是回应这种群体性的跨文化伦理失落。本文关注教育主体的困惑，是为了检讨跨文化教育中的“假象”，而破除这些“假象”不仅依靠教育实践的知识剖析和对话者的反思，还应有思想政治教育自洽性的培育。自洽性是一个文化系统的自足状态和自我调适功能。围绕着这样的逻辑，可以尝试三层路径的构建。
1 培育政治实践的体认素养。引导大学生找寻正确的政治信任
跨文化的交往语境为大学生认识多元社会形态和制度景观提供了色质不一的体验环境。“任何一个希望自己能够巩固和维持下去的社会都要努力使它的成员社会化，从而能心甘情愿地接受它的价值标准、传统、规范，承担起它的责任和义务”。在马克思的政治观念中，政治实践“将价值理性根植于现实的实践中，在现实的生活中追寻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继而形成具象的政治制度和价值，导向政治信仰的权威服从。这种信仰表面上是政治教育惯性的知识文本化结果，深层次上是社会信任关系的健康与合法性存在。在当前的政治教育模式里，威权的解读遵从政治正确的革命范式，缺失政治品行实践与根植于经验的方法，使得大学生自觉的政治消化能力转为主观背离的情感抗拒：市场功利化触发的风险事件，转为大学生质疑官僚化的困惑与偏激；另外，政治生活本身的复杂程度并没有为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提供足够的认识路径。
如此一来，在个体无力承担和解决的前提下，必然存在诱发大学生政治冷漠与激进的风险。在此，马克斯・韦伯的信任关系理论或许可以参考。他从情绪情感、伦理和美学等终极价值、相信救赎必须服从秩序、习惯和法律的正当层面，确立了政治信任机制的社会生成。对大学生的政治实践体认而言，可以从上述内容研习：第一，不同政治实践的理论来源、历史
事实和个体努力；第二，从市场主体关系的角度分析消费社会的实践困境；第三，通过典型事实揭示西方社会制度的隐性政治策略：第四，分析跨文化视野下社会环境的政治模式论据，正视不同社会的影响要素，等等。
2 建构文化认同的知识理路，引导大学生培养民族文化信心
文化认同是个体生命对己我社群理想的归属与追求。大学生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也是汲取世界文化的“神经末梢”。大学生创造和认同的文化模式以及与主流文化建设的同步，引领着国家文化共同体的建构。以全球化理想推广的西方超越族群地域的普世理论，既展示了跨文化的多元交互，又以节日体验、网络虚拟、视觉消费等生活手段，植入大学生的生活空间，特别是在“虚拟现实”、“无意识”的简化思维中依赖合法性和隐蔽性的样态侵入大学生的思想意识。长此以往，大学生内心的冲突剧烈，致使身份认同的困惑，乃至精神保障的崩塌。
尽管“信息自由流通以实现文化普世价值。但是，信息自由并不考虑他者的文化需要以及历史文化语境，也不保证文化问的相互协商与吸纳，而是更多地提供了文化争霸和媒介垄断的基础，从而导致文化的单向控制”㈣。有调查发现，现代大学生的文化认同处于“民族文化认同弱化，盲目崇拜他者、主流意识与多元思想相背”的境地。这意味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工程除了在“文化认同”层面构建民族一国家的政治仪式与文化符号、历史实在的景观――基于视觉的情感认同以外，还应在跨文化的多元精神碰撞和理性价值分化期，融入大学生的知识体系――弥补大学生文化认同中意识形态合理性与正当性的知识欠缺。这要求高校教育立足大学生社会化速度加快与接受高等教育的现实，融求知需、求证和自我实现于一体，回到对“以人为本、育人为先”的教育自觉中。毕竟文化认同“是一种集体意识，确认自我身份的社会合理属性”，这种认同离不开教育的“知识塑造”。所以，大学生的文化认同教育，一方面是将本我社会道德、宗族信仰、生活方式和语言融合到价值准则统一的政治价值追求之中；另一方面是客观认识“他者文化的存在问题”，即警惕外来意识形态的迷惑，避免自我文化权利被无疆界的专制剥夺。
3 确定自我价值的建构方向，引导大学生构建自我实现的路径
自我价值建构是大学生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归宿。“文化本身是复杂的，每一代人对自己的文化都有一个重新发现和理解的过程，每一代人不仅学习自己的文化而且重新建构自己的文化”。而问题是，现在倍受社会关注的大学生似乎正在成为国家、社会、家庭“追捧”的“孤独人群”，他们的接受内容和方式自我化、随意化、媒介化。在跨文化的纷扰中，不同的历史阶段却发生了相似的问题，“现代性启蒙文化构想产生了一个‘个体化’、利益多元的‘抽象社会’，扩展了自我异化的频率和领域，导致了近代市民社会个体的身份与自我人格独立性与确当性的困惑等问题”㈣。很明显，目前大学生跨文化语境诸多问题的发生也暗含了社会普罗大众的发展困惑。因此，在大学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由“文本”转换到“人本”的命题中，倡导大学生回到历史传统与人的社会关系中认识自我，检视教育过程中的自我迷失，已然刻不容缓。
大学物质文化(生态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是影响大学生价值建构的重要方面。关注大学生的思想状况，通过物质、行为、精神和制度教育的接受层次，引导大学生的价值追求，成为落实人本教育的重要内容。在跨文化的对抗与重建过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之魂，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价值层面的本质规定，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厦的基石，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㈣，这从根本上规定了大学生自我建构的终极目标与社会方向。在教育部门、社会、学校等组织机构的协调互动下，引领校园文化回到自我教育与认知自觉的体验路径，让大学生成为自我思想道德完善的意义主体；以时事和社会关键词为切入点，重塑课堂教育的开放价值，让学生参与道德实践，育人自校，引导他们进入真实的公共生活。
五、结语
跨文化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语境错综复杂，市场功利化、经济全球化以及社会信息化构筑着大学生的自由与开放――既丰富多彩，选择多样；又高度同质，纷杂虚无。这证实在多元文化的交融过程中，摆脱不同教育主体因地位失衡到发展失衡之后的困境，强化大学的育人共同体精神，因势利导，是值得教育主导者急切应对的论题。
在高校育人内涵中，系统的政治理论教育是强调思想理念和道德品格的价值活动，是具有制度规范特质和示范教化要求的伦理活动。这表明在检视传统教育情结的同时，开发和审视既有历史教育资源的补给与优化方式，提升课堂教育与实践教育的知识性与合理性，以现代姿态思考大学生价值理性的养成，朝着思想教育主体内在需要发展，已成为跨文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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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文化的认识篇10
关键词知识文化灌输实践
中图分类号：G41文献标识码：a
ontheShift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SciencefromKnowledge
educationtoScienceandCultureeducation
tUJianhua
（Schoolofmarxism，Hu'nanCityUniversity，Yiyang，Hu'nan413000）
abstract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inthesightofknowledgeandculture，thereisimpartingknowledgeandunderstandingofknowledge，accesstotoolsandtheabilitytogetthedifference.ideologicalandpoliticaltheoryisascientificculture，shouldopposemereindoctrination，attentioncombinationoftheoryandpractice.
Keywordsknowledge；culture；instill；practice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问题，在教育理论界争论很大，是教学实践难题。分歧主要集中在课程教学方法的运用上，实质是对这个课程的质性理解的差异。把思想政治理论课看作知识还是文化，是信仰文化还是科学文化，直接影响到教学方法论及其具体方法。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改革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厘清知识与文化的差异、信仰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差异问题。
1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知识与文化双重视角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知识视角与文化视角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但是长期以来，我们更认同知识的视角，因而把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当作知识课程传授。知识，是指对自然和社会的规律性认识。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领域里，不论是哲学这样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及思维发展的概括和总结，还是道德法律修养这样的人文社会成果，都是以知识形式出现的。在知识范畴内谈思想政治理论，就是假定其为真、是科学和真理的同义词，因而是应该无条件接受的，由此生发的方法就知识灌输、牢固记忆和考试检验。学生获得这样的知识以后，应当坚信不疑。但是，在实效上，则往往造成知识与思想的脱节，学生获得的是一种知识、一些观点，这些知识可以与思想无关，甚至往往与思想无关。何以如此，因为在知识教育的同时，我们忽视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文化视角。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可分为形上和形下两个层面，其形下者大致包括知识（理论）、制度和器物（技术）三个领域，其形上者为精神、理念和价值观。在这里，精神、理念和价值观的形而上决定着知识、制度和器物等形而下，在文化中处在灵魂地位。
文化与知识的关系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知识教育把知识作为教育的内容、把教师作为传授知识的主体，把知识授受作为教育的目的。文化教育则以知识为标、以人为本，让学生在人文氛围里获得对知识的理解、感受知识的魅力、成为有知识有情感的创造者。
人文学者很早就看到了知识与文化视角的差异性，由此获得关于两种视角对于教育的不同影响，认为“知识教育是一种以知识为本的教育，其理论基础是狭隘知识论的教育观和科学观。随着科学观从知识论向文化论的转变，教育观也面临着重大转变。新的教育观倡导一种真正以人为本的教育，即文化教育。从知识教育向文化教育的转变，将不仅有助于从根本上走出知识教育及其应试教育的困境，而且还为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开辟了充满希望的未来”。①
怀特海指出：“我们要造就的是既有文化又掌握专门知识的人才。专业知识为他们奠定起步的基础，而文化则像哲学和艺术一样将他们引向深奥高远之境。”②马克斯・韦伯针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传统，提出了人文主义的“理解的方法”。人文主义的文化教育观点，是后现代重要的教育理念，为思政教育的文化教育学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
2信仰文化视角下灌输教育的偏颇
文化是一个十分杂芜的系统，如上所述，其形上者就包括了精神、理念和价值观，笼统地在文化视阈谈思想政治理论，就会泥沙俱下，良莠杂陈，不仅老师可以胡言乱语，而且学生可以胡思乱想，这是最危险的。
这种危险性不是杜撰的臆想，而是现实的问题，其表现突出者，是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当作信仰教育的观点。
信仰和科学是有严格分界的，我们在文学的语境谈信仰，如电视剧《潜伏》、《悬崖》中主人公说的那样，他们之所以出生入死，是因为有“信仰”，但是，在哲学和科学语境谈信仰，就已经涉及到了真理问题，即所谓信仰既可以为真，也可以为假，可以是甚至迷信，也可以是科学理论和信念。因此，笼统说信仰，把思想政治理论当作一般信仰对待的文化视角，是一种模糊的思想路线。在这样的路线下，必然造成偏颇的教学方法。
灌输，就是信仰观念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法。站在灌输的立场上，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讲究课程的知识性、政治性和老师的主导性，讲授是主要教学形式，逻辑和经验是基本论证方法，授受知识是教学目的。灌输是应试教育的基本形式。这个方法的根本出发点就在信仰观。如刘芳认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下发，特别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05方案”实施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有“三个转化”，其中，“在教学目标上”，是“从知识传授、政策宣讲向信仰教育的转化”，③更早一些时候，杜君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④近至2013年，周文华在《思想教育研究》发文，重复了这样的观点，⑤仿佛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作为信仰教育已成共识。
信仰问题讲究无条件信赖和无原则的仰慕，把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从知识向信仰的转变，不仅是复古，更是一种世界观上的倒退。由于信仰不需要实证、不需要逻辑与科学理论，因此不仅内在紧张、不能自恰，而且外部抵触、无法通融。在信仰观点下灌输，思想政治理论课就难免被认为“洗脑”。而科学是可以实证的。
3科学文化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质
诚然，马克思主义不排斥信仰，也不排斥灌输。但是，信仰和灌输是有前提的，那就是，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科学。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并存在于信仰氛围之中，其对理想世界的憧憬和召唤也充满信仰意味，但是，马克思主义首先是科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⑥马克思没有表白自己的理论为哲学，但他认为自己正是在研究并构建“历史科学”。正是基于此，我们在表述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要重视其科学的属性，避免与一类理论等量齐观。今天的学者正是这样做的，在一般能够用别的词汇代替的时候，他们是不用“信仰”这个词汇的，更早的时候，就用信念、理想或崇高理想。虽然信仰和信念的相同处也不少，但毕竟学者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信仰区别对待的自觉。就算一定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性、体现马克思主义信仰与科学的辩证统一性，我们也必须使用“科学信仰”这样概念。科学信仰，就其本质来说不是信仰的，而是科学的。与此相适应，对于科学理论的传播，就不能是简单的灌输。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忌讳“灌输”的概念。在《德法年鉴》一书中，马克思把工人阶级掌握科学理论的灌输过程比喻为思想的闪电射向人民的园地，他认为，灌输使无产阶级获得“精神武器”，是实现人类解放的一条必然途径。恩格斯在《新道德世界》一文中也表述了灌输的思想，他在文中提到画家许希纳尔描绘西里西亚织工的一幅画，认为这幅画“从宣传社会主义”的角度看，“给不少人灌输了社会主义的思想”。列宁在《怎么办？》更明确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但是这些灌输的前提是这个理论的科学性而不是宗教性。
马克思认为唯一的科学就是历史科学，这是与他的实证主义态度相一致的。从马克思主义的来源，我们能找到马克思实证主义思想的脉络。马克思曾经受到圣西门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圣西门的秘书孔德，正是实证主义哲学的鼻祖。和孔德一样，马克思从圣西门出发也走到了实证主义，同途同归。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通常所说的信仰。但是信仰这个不明确的文化概念在我们的脑海里太过深刻，在我们的语言里太过习惯，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学者虽然实际上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一般信仰混同，但却仍然要把思想政治理论采取信仰教育姿态的原因。
解决这个认识上的误差、表述上的含混，早有规范的文本。在习惯上，我们的学术语境将马克思主义并由此扩展到整个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我们使用“信念”一词，如共产主义信念。考虑到人们的语言习惯一定要用“信仰”时，要在“信仰”前缀“科学”，使之为“科学信仰”。如此，在文化视阈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就不仅是文化的，而且是科学文化的。
把思想政治理论课看做科学文化，不单是一个称谓的问题，更重要的，它影响到我们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方法。那就是科学的方法。
站在科学立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既不应该是技术性的知识传授，也不应该是信仰意义的理论灌输，而应该是从传授、到理解，从理论、到实践的系统的科学方法。这就是“05方案”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改革的理论依据所在。在这一轮改革中，实践被放到了重要的位置。因为科学理论不仅来源于实践，而且需要在实践中发展。
基金项目：中共湖南省委教育工委、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领导小组、湖南省教育厅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文化视阈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方法改革研究”，批准号：13C23
注释
①孟建伟.从知识教育到文化教育――论教育观的转变[J].教育研究，2001（1）.
②[英]怀特海著.教育的目的[m].徐汝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02（1）.
③刘芳.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三个转化”[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1（12）.
④杜君.思想政治理论课从知识型教学向信仰型教学的转变[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