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优惠政策篇1
关键词：招商引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81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8-0-01
地方政府为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经常借助税收杠杆等经济手段改变本地区政策环境，以求得招商引资竞争中的优势地位。但是，地方政府对税收杠杆利用的非理性已经导致了一系列现实问题。因此，完善招商财政税收体制势在必行。
一、对招商财政税收体制的认识
1.财政税收政策应具有前瞻性和持久性。如果财政税收政策是经常变动的，那么经济学家必然使征税规则和制度服从每个经济期间的变化，那么税收制度无疑成为符合这个周期的可以使税额最大化的手段，因为也许符合这个周期的征税手段运用于另一周期的话可能并不能给政府带来收入的最大化，那么，税收政策的周期性变化正好为追求税收最大化的政府解决了这一难题。
2.财政税收政策应在“无知之幕”下设立。这就要求人们应当站在“无知之幕”的背后，严肃思考和讨论社会政治秩序的基本规则，在“无知之幕”背后，立约者在决定以什么原则作为规范社会基本结构的依据时，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特殊身份，社会地位，智力，体力，所得，财富，心理倾向，甚至于不知道自己特有的价值理想，立约者选择的唯一依据是一般共同的知识。任何人都不可能利用物质，智力或者信息的优势通过特定的社会建制为自己捞好处，又必须防范他人对自身的可能侵害。
二、税收优惠政策实施的利弊解析
在不发达地区没有政策优惠就不能吸引外资似乎已成了不争的事实，而地方政府部门在制定优惠政策上除了提高行政办事效率、简化审批手续，实行土地出让价格优惠，减免各项行政性、事业性、经营性收费外，税收优惠就成了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的核心内容。一些地方为了能迅速快捷地把商招进来、把资引进来，筑金巢引凤蝶，把土地增值税、不动产销售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留成部分等构成当地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的税种进行最大限度的让利，即能免则免、能减则减。暂且不说引进的企业是否会给当地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当地农民利益是否受到侵害，企业投资是短期行为还是长期行为等，仅就税收这块就是虚增财力，没给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带来任何实惠。
三、完善财税体制，促进招商引资发展
1.实行科学决策，谋求互利双赢
首先要实行科学决策，确保招商引资取得实效。即变招商引资为招商引优，要对本地区招商引资的数量、规模、涉及领域、行业比例等制定总体规划，对每一个具体的引进项目要进行科学论证，要把招商引资对税收优惠要进行认真细致地可行性分析，谨慎抉择优惠对象和优惠方式，以免影响企业之间公平竞争、助长纳税人对优惠政策的过分依赖，最终造成产业结构失调，生产力布局和资源配置不合理，财政负担加重，经济不能良性发展等；其次要加强税收征管，确保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对招商引资实行税收优惠实际上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它既要让投资者获取更大的利润，又要使招商者的当地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所以在保证对招商引资单位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及时兑现的同时，要加强税收征收管理，严格执行税收优惠条款，对那些巧立名目、故意钻政策空子，瞒税不报，偷逃税的单位要给予严厉的经济、行政制裁，对责任人还应依法追究其责任。再次要实行规范操作，确保可用财政收入真实反映。当前，有些地方的财政收入从文字报表上都非常之大，但实际可用财力却并非如此，原因是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对招商引资单位的税收减免是实行先征收入库、后全额奖励返还，这种纯粹玩文字游戏的做法，只会增加财政收入的数字，而实际可用财力却不能正确反映，同时还会影响财政支出的如期实现。为了避免这种雷声大、雨点小的现象发生，国库部门要加强监督、坚持原则，要按照正常的退库程序办理，绝不能允许财政部门采取拨款方式将退库减免的税收支拨出去，只有这样才能从源头上保证财政收支数字的准确性，为正确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2.优化经济产业结构，打造区域特色品牌
品牌经济是带动一方经济迅速发展的生力军。任何地区都有自己的地域优势、资源优势和市场优势，都应形成自己的支柱产业。所以，各地在招商引资工作中应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所具备的统一性和灵活性相结合这一特点，对有利于本地龙头产业发展的单位可加大税收优惠的力度，采取税收减免、降低起征点、优惠退税等多种形式并用的方式，以减轻税收负担，加速其资金积累，并提高政府税收减免的透明度，广招阔引，促进这些产业、行业迅速发展，以形成自己的板块经济，达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对于一些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的辅助型行业，政府可采取免征额、税收免抵等优惠方式适度引导企业进行生产经营；对根据市场需要需转产转型的企业，政府可采取加速折旧、延期纳税等给予适当牵引。值得提醒注意的是：打造地方特色经济切不可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保持和开创自己的特色品牌都至关重要，一定要加强对招资企业进行有效的管理与监督，审慎行事，积极运用税收优惠这一调节手段，促进当地经济的蓬勃发展。
3.以人为本求发展，促进地方经济增长
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保障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不能忽视环境保护问题，其实，国外许多发达国家早就非常注重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我国，中央也曾多次强调各地要保持科学的发展观，要重视自然、经济等各项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各地应树立全面科学的发展观，应责无旁贷地保护好当地的生态平衡，对污染严重的招商引资企业绝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而无视长远利益，决不能实行税收优惠，一定要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生存的空间。税收优惠是政府出于一定的目的，将一部分应收的税款通过法律规定无偿让渡给纳税人的一种行为，其实质是政府为达到特定的目的而对某些纳税人实行的一种财政援助。可见，只有在招商引资工作中将这一政策正确、适度、有效地加以运用，才能达到互利互惠，真正实现双赢。
数字经济优惠政策篇2
我国税收优惠的特殊性
目前我国的税收制度是现为以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纳税人主要是企业纳税人，税收优惠主要是对企业优惠，因而是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纳税人受益间接性、不完全性和不确定性。财政支出对接受者来说可直接获得利益，个人所得税下的减免优惠也能让纳税人获得直接受益，但在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情况下，税收优惠给纳税人的实际获益不等于减免数额。纳税人不是在任何税收优惠下都能获得直接利益，不同的税种或同一个税种在不同的计税环节实行减免税有不同的后果。如对全值流转税的减免数额不等于企业实际获益数额，因为企业缴纳全值流转税后还要就其纯收入缴纳所得税以及其他税收。对所得税进行减免也因方式不同而作用不同，在所得扣除法情况下，同样存在名义优惠与实际优惠的差距。在增值税的情况下甚至还存在免税不一定给纳税人带来利益的现象；如农民生产农产品不缴纳增值税而缴纳农业税，看上去好像给农民一种税收优惠，实际上给农民免增值税反而会增加农民负担，因为其进项税额将得不到抵扣。在对待小规模纳税人上，也存在类似问题，我国现行增值税对小规模纳税人实行较低的税率（4%、6%）征税，但由于其进项税额不能抵扣，其实际税负要高于实行17%的一般纳税人。因此，在我国实行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情况下，采用税式支出方法要特别注意其受益方面的间接性、不完全性和不确定性。
（二）隐蔽性。我国国有企业尽管经过了多年的改革，但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仍然没有完全脱离，越大型的企业越是如此，主要表现在企业办社会，企业自己承担了本来应当由政府承担的提供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功能。企业动用利润（摊入成本、税前列支等）举办各种福利性措施如学校、公安机构、邮电局、医院等等，这部分开支虽然没有以减免税等优惠的名义发生，但实际上也是对应当上缴给政府的所得税的扣除。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的公共性、社会性开支是一种隐蔽的税收优惠，准确地估计其数额很困难。
（三）生产性。欧美等经济发达国家税式支出的范围和重点主要集中在非生产性领域。而我国由特定的税制结构所限，减免税等税收优惠主要发生在生产领域，重点放在鼓励纳税人所从事的特定的生产经营活动。减免税等优惠不是用于增加纳税人的消费，而是用于提高其生产能力，一般不允许将税款用于发放奖金、实物，提高福利待遇，增加非生产性消费。
（四）灵活性和随意性。给予税收优惠的权力并不是一种交由执法人员任意斟酌使用的权力，它的灵活性是建立在强制性基础上，体现为立法过程中的灵活，而不是执法过程中的灵活。一般而言，某些政策性、宏观性税收优惠可以在税法中详细规定项目、税率、条件。对临时性困难减免不能具体规定项目、税率，但也必须规定享受减免税优惠的一系列条件，不能含混不清。但在现实生活中，税收优惠通常更多地以临时通知、补充规定名义出现，而且层层加码，减免频繁，层次过多，透明度不够。由于各地对扶持性和困难性税收优惠的审批尺度不一，操作上随意性很大，管理权限混乱，出现税收优惠政策多、散、乱的现象。如在各类过渡性税收优惠中，仅增值税一项先后出台减免税、先征后返政策24项之多。
（五）差别性。减免税等税收优惠是税收制度的构成要素，它同样要遵循税收公平原则，具有公平性。具有同等条件或纳税能力的纳税人或纳税行为，享受同样数量的减免优惠；具有不同条件或纳税能力的纳税人或纳税行为，享受不同数量的减免税优惠。如果在具有同等条件的不同的纳税人或纳税行为之间，有的给予优惠，有的不予优惠或优惠的数量不同，就破坏了公平竞争，就会损害经济效益。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存在地区差别、行业差别、所有制差别、企业规模差别，而且统一的税法、统一的政策得不到统一的实施。各地差别很大的税收优惠政策，形成新的不公平竞争。如同样是上市公司，有的按15%的税率征收所得税，有的则按33%税率征收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可享受“二免三减半”的待遇，内资企业享受不到税收优惠或只能享受较少的税收优惠，负担较重等等。这些都是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特有问题。
我国税收优惠政策除了具有上述特殊性外，还存在所运行的社会经济环境的特殊性，表现为我国税法自身不够完善，规定不够具体，而且在现实生活中由于面子、人情和关系等特有社会文化的影响，使我国税法的字面规定与实际执行差距很大，导致我国偷逃税比较严重，理论税基与实际税基差距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尽管理论上可以就税法中的标准性条款作许多阐述，但在实践中却存在难以界定特别是难以准确估计其总量，实际税基都难以准确估计，准确估计税式支出数量就更难了。这就影响了通过编制税式支出预算强化税收优惠管理的有效性。因此，在借鉴西方国家税收支出预算办法的时候，必须考虑我国税制和社会经济的特殊性，否则，完全按照税法字面规定来编制税式支出表，肯定与实际存在很大的差距。只有充分认识了我国税收优惠的特殊性和社会环境的特殊性，才能就税收优惠的控制策略做出正确选择。
税收优惠的控制策略
当前我国在税收优惠管理上存在的问题概括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宏观上讲，对税收优惠的规模、使用方向、效益状况缺乏有效的控制和反馈系统。税收优惠政策的运用不能与宏观经济政策相衔接，往往被当作是强化地区、部门、企业本位利益的手段。另一方面，从微观上讲，缺乏对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主体（各级税务机关）进行考核审计的制度，缺乏对税收优惠政策的承受主体（企业）运用税收优惠效益的跟踪管理制约制度；税收优惠政策在实际工作中有被滥用的倾向，所产生的严重社会经济后果表现为税法软化、财政减收、税负不公平、效率降低。因此迫切需要采取有效的控制办法对税收优惠进行管理。
（一）完善税法、集中税收优惠立法权。完善税法的目的是要改变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及其执行中的随意性、灵活性和差别性所造成的不公平性。各实体法在税收优惠规定上要具体、明确、系统、相对稳定，尽量减少通过文件形式推行个案的减免措施，任何减免税优惠的变更均要通过修改税法条例的程序进行，政策通过后直接在税法条例中修改并公布，税收优惠政策的更改要每年在财政预算审议时一并确定，国务院的部门及各级政府均没有权通过下发文件的形式补充更改税法条例的税收优惠规定。
（二）通过编制有中国特色的税式支出表对税收优惠进行宏观管理。要使税式支出表的编制不流于形式而发挥其实质作用，既要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更要注意我国在以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下税收优惠的受益间接性、不完全性和不确定性、隐蔽性等特性，以及我国特有的社会文化，立足于中国特色。具体地说：
一是控制重点税种。西方国家实行税式支出预算管理的重点是所得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而我国目前税收优惠政策主要与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有关，因此，若要采用税式支出预算的办法对税收优惠进行控制，其重点应当放在流转税（主要是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关税）和企业所得税上。增值税和消费税（含出口退税）、营业税、关税、企业所得税占税收收入总额的绝大多数，我国税收优惠政策也主要通过这些税种作为载体，对这些税种的税收优惠进行了控制也就抓住了主要矛盾。这些税主要对企业征收，制度比较规范，优惠条款也较为系统，对税式支出数额进行估计比其他税种更有可行性。在其他包括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农业税等税种上，实行统一优惠办法就比较复杂，如果采用简易征税办法，就可能使税制规定与实际征收数额差别很大；又因这些税种收入规模较小，实行优惠政策很可能是各地政策不一，很难通过统一的税式支出表对这些税种的税收优惠进行甄别、估算。在这方面，可以考虑由各地自行确定是否编制税式支出表。
二是按预算功能编制但要突出生产性。如果现阶段只将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企业所得税等大税所涉及的税收优惠纳入税式支出表控制范围，很显然它们的主要纳税人是企业，税收优惠一般与生产有关。在选择分类办法时应当既要按国家预算主要功能项目分类，又要在具体细目上突出生产性、行业性以及资本来源，否则某些项目可能过于笼统，不利于掌握全面信息进行比较分析。
数字经济优惠政策篇3
关键词：税收预算预算性增收税收优惠
税收预算与税收优惠的概念及延伸
税收预算（Revenuebudget）是上级领导机关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对国家在一定时期（通常为1年）内对税务机关完成税收任务的目标测算，是国家财政预算体系的核心。它包括了预算体系的编制、分配、检查以及分析等一系列的工作，其目的是为了保证税源可靠、税收有效。税收优惠（taxincentives）是为了配合我国在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在税收方面采取相应的激励和照顾措施，减轻或减免纳税人的税务负担，以达到支持和引导产业发展的目的，是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
目前，我国税收预算主要采取“以支定收”的方式进行，即根据税收用途来决定税收多寡的问题。税收预算的编制体制采取的是一种“基数增长”的机制进行的，在上年税收计划完成的基础上，按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综合各地税源增减变化情况等因素，一般再调增几个百分点，形成新一年的税收计划。这种税收预算体制的编制就为我国税收预算带来了增收的可能。在税收优惠方面，目前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起到的是政策调节、政策扶持作用，优惠区间集中度比较高，主要集中于基础性建设、吸引外资和鼓励高新技术产业等方面。这是对税收预算的一个“负增长”，而且不可预测性很强。因此，两者之间存在了许多矛盾和问题，如何寻求临界点就成了许多学者研究的课题之一。
税收预算性增收和税收优惠现状分析
（一）税收预算性增收现状分析
国家税收预算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税源问题，保证税收稳定，为公共财政提供保障。稳健的税收政策有利于保证国家基本职能的实现，有利于为公共基础设施提供财力支持，有利于加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有利于保证国民经济稳定、持续发展。因此，我国的税收预算是面临增收的压力的，其主要方面有：
由于我国财政预算与GDp比值、税收收入与财政收入比值较低，社会各界普遍要求提高这两个比值。这直接带来了各级政府在安排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预算时要求明显的高于GDp增长，最终导致了税收的预算性增收甚至是超收。
为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夯实财力基础，国家或多或少的要求实现地方税收增收以扩大内需。政府通过增加投资扩大财政支出带动积极发展，为了控制财政赤字的规模，就需要在控制国债的同时增加税收。从2009年新疆率先获得30亿地方债发行权以来，全国大部分省市都获得了不同额度的地方债发行权。事隔一年多来看其对地方经济的发展效果并不明显，这部分缺口对税收的增加提出了直接要求。
政府机关不理。如前所述，税收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财政支出，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大兴土木、乱搞建设，带来了资金紧缺，对税收要求加大。同时税务部门为了迎合上级部门领导，采取多征税的方式，确保“超额完成任务”。
（二）税收优惠减免现状分析
我国实行税收优惠的目的是在税收方面采取相应的激励和照顾措施，以减轻某些纳税人的纳税负担，最终引导国家产业结构稳定发展，扶持基础设施建设，是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税收优惠是对税收预算的一种政策性减免或减少，且不可预测性很强。目前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在产业和地区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倾斜性。税收优惠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为吸引外资进行的优惠。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对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虽设立机构场所的但其取得的所得却没有实际联系的非居民企业实行减按10%的税率进行征收的决定。同时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缴纳的“三税”不征收城建税。
对固定资产进行的可抵扣政策减免。现行增值税法条里明确提出了以2008年12月31日为界，期间以前买入的固定资产卖出时按4%征收率减半征收，期间以后买进的固定资产按17%抵扣，实现了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型。与此同时，为鼓励技术进步，企业固定资产确实需要加速折旧的，可以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进行折旧，但是最低折旧年限不得低于规定年限的60%。
对农业产业链的税收优惠。增值税明确规定了对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产品免税，企业所得税中对农、林、牧、渔项目所得也提出了相应的减免税规定，如农作物新品种选育、中药材的种植、家禽的饲养、远洋捕捞等免征企业所得税；对花卉、茶以及其他饮料作物和香料作物的种植、海水养殖和内陆养殖实行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对高新技术产业税收优惠。如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国有企业采取加速折旧、加大新产品开发费提取减免进口先进技术与设备的关税和进口环节税等。目前国家对重点扶持的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进行征收。
对地区税收优惠政策。对设在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产业的内资企业，在2001-2010年期间，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于2008年1月1日之后新登记注册的国家重点扶持高新技术企业，自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纳税年度起实行“两免三减半”税收政策。
纵观我国税制发展模式，一方面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偿还国债和财权积累，带来了税收的增收，另一方面需要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吸引外资，就必不可少的需要对一些功能性税种进行税收减免。在税收预算时，方法太过单一、政策干预太强，对税收预算太过宏观，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税收优惠方面太过微观，大多局限于所得税，并且只有降低税率和免税两种，在扣除方面也只有个别行业可以享受150%加计扣除的优惠。同时纳税人负担较重，依托于政府力量的税外费用名目繁多，严重冲击了税收调节的主导地位，形成了税费不清、以费代税的不良局面。
税收预算性增收和税收优惠存在的矛盾
（一）对税收预算性增收和税收优惠的基本认识
由于采用基数增长法进行税收预算，目前税收持续高增长的局面已经难以为继。分析其原因主要有：随着时间推移，基数不断增长，税收预算值不断加大，导致税收压力不断增加；现行的税制结构决定了我国税收收入的弹性不能与GDp保持同步增长，目前的征收状况对税收收入弹性增长的贡献与地方税收预算性增收呈负相关。因此在预算性增收降低的情况下保证税收收入的同时，对国家鼓励的产业进行的各种优惠政策就提出了挑战。而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和出台，都是围绕调整产业结构、引导行业发展和扩大内需、提高纳税人投资和消费的积极性进行的。现行的优惠政策集中度是比较高的，仅仅局限于个别产业和个别地区，可能导致纳税企业从低税收优惠行业向高税收行业进行转移，最终使产业失衡，税源不稳。
在我国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税费并立的局面，在税收以外还存在着大量的费用征收，纳税人的总体税负其实是不轻的。单纯的要求预算性增收是不切实际的，更应该厘清税费关系，确立税收的主导地位，加强征管来堵塞漏洞和清缴欠税来化解政策性减收的缺口。树立目前的税收优惠是为了将来的增收做准备的信念，才能保证税收预算增收与税收优惠的协调发展。
（二）税收预算性增收和税收优惠的矛盾解析
预算征收是为了保证税收的稳定，促进经济的发展。而税收优惠则是为了扩大内需，同样也是为了促进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增和减同样是为了促进我国经济的正确发展，表面上存在着矛盾，实际上是殊途同归，需要把握的一个原则就是“度”。如果税收预算超过了纳税人的度，会直接影响税收源泉；如果税收优惠超过了国家的度，人们富了，国家穷了，基础设施相应的也就垮了，宏观调控也就相继失效了，金融危机的防御性就降为零，社会也将动荡不安。因此，在这两者之间需要寻求一个平衡点，应该把两个比重提高到合理的水平。目前，我国各种税费合计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25%-30%左右的水平。这说明我国纳税人的总体负担是不轻的。靠增加纳税人的负担来提高两个比重是不恰当的。只有有效地把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内和清费立税的前提下，才能完善税收体系，也为税收优惠提供了可操作空间。
解决税收预算性增收和税收优惠矛盾的对策建议
（一）协调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工作
我国现行税法体系主要以直接税和间接税为双主体的税制结构，共有19个税种，其收入主要为中央政府固定收入、地方政府固定收入和中央政府共享税。部分税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关联度不高，因此不能片面的强调税收收入增长应当高于经济增长。应当明确税收优惠并非不利于税收预算，而是为了社会稳定和经济更加全面的发展，税收暂时的减收是为了以后年度的增收。从我国最近几年的税制改革可以看出，在税制改革方面对于税率已经开始重视，所得税税率从33%下调到25%说明了对纳税人总体税负的减轻。但是在税收优惠方面，仍然关注个别行业和部门，可以想象其结果就是，产业的严重倾斜，纳税人可能转移到税负较低的行业中去，导致税收收入减少。同时还需要根据预算控制财政支出的规模，不能一味的“以支定收”，不切实际的支出会减少纳税人的投资和消费积极性，导致社会资源配置失衡，不利于经济发展。
（二）以当地的实际经济水平和税源情况进行税收预算
以税收征收质量来代替“以支定收”的指令性税收任务，以当地的实际经济水平和税源情况进行税收预算。目前通用的基数加增长数的方法不能客观地反映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税源的状况，也不能体现出税务部门的主观努力程度，无法确定依法治税的水平。在全国范围内，不能搞“一视同仁”的方法，否则会出现不发达地区地方税负较重的情况。因此各地税务部门应当与政府部门做好沟通，立足经济发展，按产业来测算税源，做到量能收税；以征管质量来进行对税务部门的考核，政府部门应当对本地的经济水平和税收水平进行正确匹配，合理考核绩效，避免税收的盲目性与主观随意性。
（三）推进税费改革和地方税种的改革
传统意义上就存在着“税务收税，工商收费”的说法，致使纳税人面临着双重压力。大量游离于预算之外的各种收费和摊派资金是导致我国税收收入负担较重的主要原因。加快清费立税工作，既可以实现税收预算的增收工作又能做到不增加纳税人的负担，对产业政策进行调节，使税收优惠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数字经济优惠政策篇4
关键词：和谐税收政策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税
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我国当前要进一步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发展和谐劳动关系。而税收政策作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理应把增加劳动就业、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作为基本目标，以推动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社会的全面和谐。
当前我国劳动就业存在的不和谐因素
近年来，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导致我国城乡劳动力对有限就业岗位的竞争更加激烈，城镇失业问题更显突出。尽管我国在鼓励就业、建立和谐劳动关系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仍然面临诸多不和谐因素。
（一）城镇登记失业率和实际失业率不断攀升
首先，1996年至今城镇登记失业率不断攀升。1996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0%，2004年上升为4.2%，2006年该数字控制在4.6%以内。其次，从城镇实际失业率来看，明显高于我国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并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按照国家有关部门实际使用的城镇就业人员的数字计算，我国2002年城镇失业率约为7.2%。如果再考虑到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的劳动年龄限制和尚未登记的失业人员，同时排除城镇下岗失业人员中的隐性就业人员，我国2002年城镇失业率大概在9%左右。根据国际上的一般划分标准，失业率在7%～8%为失业问题突出型，9%以上为失业严峻型。所以不难看出，我国当前的城镇失业问题已相当严峻。
（二）经济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
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经济增长率高低和失业率高低存在替代关系，高增长往往能够带来低失业，低增长则常常伴随高失业。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都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和广阔的空间。但是经济体制改革和以技术进步为主要支撑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又使我国长期存在的人均资源不足、居民消费率偏低与劳动力总体素质不高以及劳动力总量明显过剩的矛盾凸显出来，使传统体制下严重存在的隐性失业逐渐转化为显性失业。
（三）劳动力供求结构性矛盾突出
首先，表现为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高级工、高级管理人才和高级工程技术人员明显缺乏。其次，由于培训机制的落后，技术工人的供给呈现短缺。劳动力市场出现的这一现象集中暴露了我国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劳动力供给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劳动者的素质不能满足需求，不少岗位空缺。结果导致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就业矛盾却不能得到相应缓解，还形成一批就业弱势群体，如年龄偏大或技能水平偏低的劳动力。
我国税制中关于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积极因素
我国为了促进劳动就业、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在税收方面制定了三类政策：
鼓励和扶持下岗失业人员自谋职业和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例如目前国家对下岗失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除国家限制的行业）的纳税人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30日内到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并领取税务登记证，免收税务登记证的工本费等税收优惠政策；对下岗失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国家限制的行业除外）自领取税务登记证之日起，三年内免征个人所得税；自2004年1月1日起，较大幅度地提高下岗失业人员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减轻了他们的税费负担。
鼓励企业积极吸纳下岗失业人员的税收优惠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小型企业实体，在所得税、营业税等方面都给予了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例如为安置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举办的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开办当年安置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超过企业从业人员总数60%的，经劳动部门审核，报主管税务机关批准，一次性免征所得税3年，免税期满后，当年新安置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占企业原从业人员30%以上的，再减半征收所得税2年；从事商品零售兼营批发业务的商业零售企业和服务型企业（广告业、桑拿、按摩、网吧、氧吧除外），凡当年新招用下岗失业人员达到职工总数30%以上，并签订3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的，经认定核准，3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对符合上述条件的新办商贸企业，3年内减征30%的企业所得税。
鼓励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安置富余人员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国有大中型企业通过主体分离和辅业改制分流安置本企业富余人员而兴办的经济实体（国家限制的行业除外），凡符合以下条件的，经有关部门认定，税务机关审核，3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一是利用原企业的非主业资产、闲置资产或关闭企业的有效资产；二是独立核算、产权清晰并逐步实行产权主体多元化；三是吸纳原企业富余人员达到本企业职工总数30%以上（含30%）；四是与安置的职工变更或签订新的合同。
我国税制对于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政策效果评价
从现行税收政策实施的效果来看，对增加就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现行税制鼓励就业的政策确实还存在一些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是：
（一）我国税制中鼓励就业的税收政策过渡色彩浓
例如，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多是针对“下岗失业人员”，主要为了解决国有企业改组改制中的富余人员。其“下岗失业人员”的内涵从性质上看本身就具有临时性和过渡性的色彩，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个产物。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人们就业观念、就业形式必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劳动者将在各种所有制性质的经济部门就业，那么非公经济部门的失业问题如何定位以及解决？因此，当前应站在社会公平的角度，需要对非公经济实行“国民待遇”，在就业问题上需要有稳定的和长久的适应多种经济个体的税收政策。
（二）我国税收政策在鼓励就业方面定位有偏差
由于我国税收政策措施过多集中在表层问题的解决，在根源治理作用方面偏弱。当前应加强对中小企业税收负担的研究，并参照国际通行做法制定中小企业的税收政策；对私营、个体企业的重复征税问题，要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如果解决不好将制约民间投资的热情和就业规模的扩大；在个人收入分配问题上，应采取有效手段既缩小贫富差距，又能够坚持效率优先。我国税收政策的制定，应将着力点集中在对就业潜力大的现有企业的鼓励扶持上，要在保持现有就业规模的基础上扩大就业成果。
（三）税收优惠的对象及其范围界定不明确
我国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着重针对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大量下岗失业人员这一特殊群体的就业问题，对扩大就业和社会稳定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对象和范围的划定上没有考虑到不同社会群体的公平待遇问题。例如应届大学生毕业自主创办的企业，能否给予类似下岗失业人员的税收优惠待遇？近年来由于城市扩容所出现的大量“农转非”人口，因为国家征地而不再拥有生产资料，能否算做“下岗失业人员”，并享受下岗失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的减免税收的优惠待遇？这些都值得我们理论界去认真思考。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税收公平问题，对促进就业总量的增加是有积极作用的。
（四）税收优惠期限制定不科学且政策稳定性差
目前各国政府都把扩大就业总量、提高劳动就业率作为一贯的方针。就我国而言，就业问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因此，鼓励就业的税收政策应以一定的固定形式存在并保持相对稳定性，而不能当作临时性措施。当前我国鼓励就业的税收政策大多数以3年作为一个周期，甚至也有1年的减免，优惠期显得过短。再加上优惠对象多以新办企业为主，很容易导致某些企业经营行为的短期化。所以今后我国税收政策的制定应区分哪些是鼓励就业的长期战略性措施，哪些是临时性、具有过度色彩的短期措施，并坚持以长期战略性措施为主。
（五）鼓励就业的税收优惠手段单一
当前我国应该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除直接减免纳税人的税额，还应注意降低纳税人的奉行成本。例如对中小企业加强纳税辅导，简化纳税手续，强化服务意识，制定出一套符合中小企业特点的税收征管办法。如法国税务局规定，小企业在营业的前4年不是故意犯错，可减轻税收处罚并给予支付的时间；对小企业税务检查时间最长不超过3个月，否则企业的纳税义务将自动得到免除。
促进就业以及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税收政策选择
完善税制，适度扩大税收鼓励就业政策的覆盖面。任何一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都应当有适度的覆盖面。这个覆盖面过宽或过窄，都不能使既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得到最有效的发挥。照此思路分析现有的税收鼓励就业政策，显然需要扩大鼓励的范围。本文认为，税收鼓励就业的范围应当界定在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只要是在此范围内的企业，吸纳就业人数超过规定的数量或比例，就应当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
以公平税负为原则，大力促进个体私营经济以及其他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大量的研究证实，个体私营经济目前已成为我国再就业的重要渠道。因此，我们应进一步消除对非国有经济在税收上的各种歧视，把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长久地落实好。如何进一步释放我国个体私营企业的经济能量，扩大就业规模，对于税收决策部门而言，当务之急应确定一个适度的宏观税负，改革现行税制，平衡各类经济主体间的税收负担，为企业公平竞争创造良好氛围。同时，可以吸收国外发展中小企业的税收政策经验。
充分运用税收优惠政策，调节产业结构以增加就业总量。按照三次产业理论，第三产业吸收劳动力容量相对较大以及劳动力由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是一个规律。因此，采用产业税收优惠政策措施，鼓励第三产业发展是扩大就业量的又一重要途径。例如对那些投资少、见效快、就业容量大的行业，主要是商业、金融业、保险业、房地产业、社区服务业、饮食业等实施所得税减免、降低营业税税率等优惠措施。
开征社会保障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税相比收费，覆盖面大和应对支付危机的能力较强，有利于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保证程度；其权威性强，征收更有力度，征收成本低，能够为社会保障提供更为稳定、充足的资金支持。这样一来，整个社会的就业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就能得到缓解。因此，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是完善鼓励就业的税收政策必不可少的一环。首先，开征社会保障税，可以扭转社会保障费收缴的“软约束”，使社会保障资金来源稳定可靠；其次，采取税收征管形式，可以实现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筹集社会保障基金。再次，开征社会保障税，可以改变“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的格局。
参考文献：
数字经济优惠政策篇5
这次调查可视为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全面规范税收优惠政策”作为未来预算改革的七项任务之一，是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一步。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7月初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国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尤其是区域优惠政策过多，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和财税部门执法不严或者出台“土政策”，通过税收返还等方式变相减免税收，侵蚀税基、转移利润，制造税收“洼地”。
这些问题，成为本轮减免税统计调查的重点。
“国字头”清单
据楼继伟表示，目前我国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尤其是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过多，已出台实施的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约50项，几乎囊括了全国所有省区市。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税收研究室主任张斌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楼继伟所言“约50项”区域性税收优惠，应该都是在以往各类文件中明文规定、被财政部和国税总局批准过的“国字头”优惠。
“国字号”区域税收优惠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已经出现。1984年《国务院关于经济特区和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减征、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工商统一税的暂行规定》对中国首批设立的四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制定了税收优惠政策。
此后30年时间里，各类部级的区域发展规划不断涌现，随之而来的是配套或比照的税收优惠。
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不完全统计，过去多年在国税总局法规库中有章可循的国字头税收优惠，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首先是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集中了一批针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资金融机构的税收优惠，部分沿边、沿江和内陆省会城市也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因此同样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
二是伴随着各地产业园区的涌现，一些上升为部级的开发区等，成为新的税收优惠集中地。
一位接近财政部的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各省之间的招商引资竞赛开始加剧，尤其以各省之间的税收竞争为主要体现。
那些没能取得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好处的地区，多以申报各类产业园区作为争取发展先机、获得优惠政策的手段，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部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税区、物流产业园等等都在其列。与此同时，各部委也积极推出部级园区，例如农业部的现代农业示范区、文化部的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等。
“就是从那时起，各种名目和层级的园区在全国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上述人士表示。
与主要为吸引外资不同，国内企业也开始成为这些开发区的主要扶持对象。例如，部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内的内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实际上，财政部针对开发区财税政策执行情况及税收征管质量的专项检查在近两年时有进行。2013年的检查范围覆盖12个省市区，62个部级、省级开发区。盘点包括开发区财政收入真实性、地方擅自越权减免税、是否采取“先征后返”等手段变相减免税、是否存在以预算支出方式按企业缴税或投资额一定比例等方式补贴企业，以及违规开设税收“过渡户”等问题。
三是西部大开发战略规划引致的一轮税收优惠潮，例如对符合鼓励类产业的企业、交通电力等产业内的新办企业、民族自治地区企业等制定了企业所得税、进口关税等方面的减免措施。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中部崛起战略陆续启动。“各地攀比是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区域发展演变成了获得政策洼地的竞争。你申请一个部级战略，获批后就要有相应的配套，或者税收优惠标准比照之前获批的同类区域。”张斌说。
例如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实施了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等措施，中部崛起战略中，中部多地比照西部大开发或东北地区的税收优惠执行。
四是部级新区。作为区域发展中一种高规格的制度支持，部级新区的相关特殊优惠政策和权限由国务院直接批复。在上海浦东新区与天津滨海新区设立后，2010年至2014年间，部级新区进入了快速设立的阶段，目前全国共有10个部级新区。
这些区域的税收优惠情况分两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税务系教授林江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早几年设立的部级新区都直接配套了相应的税收优惠，成为政策洼地。
然而，自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后，财税主管部门开始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新批的部级新区可能将不再配置明确的税收优惠条款。”林江说。
以南沙新区为例，2014年6月《广州南沙市新区条例》在提交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二审时，有关税收优惠的规定即被删除。
五是部分上升为部级战略的一些区域板块，例如广东横琴新区、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等，区内的鼓励类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六是一批国务院批准设立的部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如成渝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
一位接近财政部的人士表示，中央政府一般不会给予这些区域明确的优惠政策，但是赋予了他们在探索更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先行先试”的优先权，很多地方政府便将原先已有的税收优惠灵活运用，用来招商引资，“实际上是一种更为深度的税收竞争”。
除以上各类区域外，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还有老少边贫、三峡库区等地也实施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
“土政策”凶猛
地方政府争相获得“国字头”优惠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桌面下”的功夫，遍布各地的税收优惠“土政策”成为区域税收竞争的利器。
这些土政策并不符合国家规定，甚至在国务院文件中明令禁止，但在各地大行其道，成为导致税收优惠乱象的一大顽症。
“可以考虑武清、宝坻或附近的一些园区。”当记者向一位税务公司会计人员咨询北京或周边地区哪里可以注册公司少缴税时，对方如是回答。
武清是天津税收留成最高的区域。记者查阅天津产业园区公共服务平台发现，营业税方面，武清区政府的留成比例为75%，企业所得税留成比例35%，个人所得税留成比例为30%，增值税留成比例为21.875%。武清区政府不拿税收分成，这意味着武清区政府的留成税金，将全部以“税收返还”，或称作“税收奖励”的形式，返给企业，并按月兑现。
除返税外，在包括武清开发区在内的天津经济园区注册，并不需要企业在园区实地经营，园区能为来注册的企业提供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的房屋租赁协议和房屋产权证明。园区管委会还可以帮助企业协调税务关系，对于质量高的企业，税务管理部门可指定该企业为重点企业，三年不进行税务检查。
这样丰厚的税收优惠“礼包”，武清绝非个例。“可以说全国不分富裕地区还是贫困地区，也不分这个地区是否已有国家允许的税收优惠条款，各地都会实行各种土政策来吸引投资。”张斌表示。
昆明理工大学教授秦成逊则认为，人为放松税收征管力度，也是部分地方政府为企业避税甚至逃税“开绿灯”，从而达到招商引资目标的一个手段。
例如，出口低报和进口高报可以使已过减免税期限的外商投资企业处于亏损或微利状态。外资企业可以借此规避境外税收，地方政府可以将外商投资稳定在本地，但却损害了中国的税基。
通过税收返还等“土政策”带来的税收损失究竟有多少？截至目前，最近的官方大范围调查是2009年国家审计署对17个省区市2008年度和2009年1月至6月的财政管理情况进行的摸底。
这次摸底发现2008年1月至2009年6月，有7个省级和59个省以下地方政府及开发区为吸引投资，自行出台税收减免和先征后返政策，或以政府奖励、财政补贴等名义将税收和土地出让金等收入返还给企业，涉及金额125.73亿元；有4个省级和10个省以下地方政府及开发区以购房补贴、购车补贴和人才奖励等名义，向2万多名企业高管返还个人所得税4.63亿元。
此外，市政建设配套费等费用的减免、土地出让金的减免，以及对外来企业提供价格低廉的水电天然气、政府再补贴资源供应单位等办法，也是一些地方政府在“费”上做文章的“土政策”。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对企业收费情况以及政府性基金账目不清，且裁量权掌握在地方本级手里，因此这一部分的不合理减免带来的财政损失很难计量，并容易造成负担摊派的现象。
地方政府在享受税收优惠“土政策”带来招商引资之便时，往往也面临纠结。如果一味优惠，会让财政收入吃亏，还会因为“挖墙脚”太猛而不利于邻省、临市关系。为了平衡多个目标，一些地方在推行税收优惠的同时，衍生出了一系列不合理的“怪现象”。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税务系教授林江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地方政府在多个目标之间平衡的结果往往是“亲大疏小”。比如深圳作为特区，地方税收优惠有更宽松的空间，对企业的吸引力很大。它既可以去争取大央企总部入驻，也可以去吸引民营企业。
小微企业更容易在地方政府各种利益权衡中“被权衡下去”，造成一方面税收优惠泛滥，另一方面应该得到扶持的却没有得到。
2012年5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阿里巴巴集团联合的《中西部小微企业经营与融资现状调研报告》说，“中西部地区仅29.21%的小微企业感受到了政府的政策扶持”，不足三成。
数字经济优惠政策篇6
在风险分析经过了风险辨识的过程之后，根据所得出的项目各种风险因素以及相应概念。比如将项目风险要素划分为重要风险因素、次要风险因素、一般风险因素等等。经过了正确的风险辨识，还要应用科学方法将各个风险要素进行整理，为有针对性的计算出贷款项目过程风险概率提供科学依据。
因为对任何一个问题进行风险分析，无论选用何种方法，最终的目的是认清问题所包含或是涉及的风险因素，每个要素的发生的可能性，最终确定出涉及每个确认的风险因素的对策。其中，对于重点风险因素要重点管理，对于一般风险因素要一般管理，这样，一次完整的项目风险分析过程就完成了。
一、风险量化分析
1、概述
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和概率分布是风险估计的基础。因此，风险估计的首要工作是确定风险事件的概率分布。通常，风险事件的概率分布应当根据历史资料来确定。当项目管理人员没有足够的历史资料来确定风险事件概率分布时，可以利用理论概率分布进行风险估计。本文贷款项目影响最大的因素－利率进行详细的风险分析。
2、利率风险管理的基础—利率的预测
利率风险源于未来利率的变化，如能通过某种技术方法较为准确地预测未来的利率，再通过金融工具加以应用则可以完全规避利率风险，所以利率的预测是利率风险管理的基础。美国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曾经杜撰过一个关于爱因斯坦的笑话：当爱因斯坦遇到一位智商超过200的人时则会和该人讨论关于未来相对论的问题，当遇到智商在150左右的人，则会和他讨论美国经济发展的趋势，当遇到智商低于100的人则问他：“你认为未来利率的走势会怎样。”这个笑话实际上是暗示了利率预测的难度，利率预测一直是学术界所困扰的问题。由于利率风险直接来源于利率的波动，因而利率预测也就成为利率风险管理的重中之重。
另外，对利率决定因素的选择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因为在现实社会中，许多经济或非经济因素都对利率产生或直接或间接或大或小的影响。计量模型不可能包罗万象。因此，必须选择最主要的经济因素。另外，所选择的利率决定因素还应是可计量的。例如，货币政策对利率变动的影响是极大的。因为利率本身就是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调节指标和货币政策指标之一。货币政策由多种政策措施和手段组成，如贴现率、存款准备率和公开市场业务。从经常使用和实际应用的重要性来看，公共市场业务的作用超过贴现率和存款准备率。然而，它的可计量性低于贴现率。存款准备率是重要的货币政策手段，但它很少变动。因此，当考虑用什么指标来替代货币政策(即货币政策计量指标化)时，只能选择以贴现率为代表(尽管它的实际影响比公开市场业务小得多)。
在选择利率决定因素时，我们基本上根据下面两个标准：(l)该因素是最主要的影响利率变动的经济因素；(2)该经济因素有良好的可计量性。依据这些标准，我们可以选定中长期利率的决定因素主要有5个：贴现率、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率、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和财政赤字。表4－l是我国1996～2003年上述5种经济运行指标。
（1）利率与贴现率的计量分析
政府对经济的广泛干预，采用的主要手段就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整贴现率是货币政策的主要武器之一。贴现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借款成本的大小，从而对信贷起着限制或刺激的作用，同时也会影响其他市场利率。贴现率的升降，不仅反映了银根的松紧，而且再现出货币政策的动向变化。贴现率的变动对优惠利率有极大影响。现在通过SpSS统计软件用计量方法分析两者1996～2003年的数量关系，以确定它们之间的内在相关关系。
表4－1我国1996～2003年经济整体运行指标
优惠利率
pR(%)贴现率
DR(%)通货膨胀率
Cpi(%)财政赤字SD(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Fi(亿元)经济增长率eiR(%)
199611.43.188.3529.5622913.59.6
19979.843.262.8582.4224941.18.8
19987.563.46-0.8922.2328406.27.8
19996.103.96-1.41743.5929854.77.1
20005.852.160.42491.2732917.78.0
20015.762.970.72516.5437213.57.5
20025.762.97-0.83149.5143499.98.0
20035.762.972.44208.5948635.88.4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年鉴》(2003版)
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其进行回归分析，输出以下结果由以上输出结果可知，t检验和方差F检验均完全合格。得出一元线性相关模型：
modelSummary
modelRRSquareadjustedRSquareStderroroftheestimateDurbin-watson
10.9730.9460.9430.72821.011
Coefficients
modelBStd.errortSig.FSig.
Constant2.4420.4505.430.000298.0530.000
DR1.1270.06517.2640.000
pR=2.442+1.127DR(4－1)
(0.450)(0.065)
该模型中相关系数R值高达0.973，这说明中长期利率与贴现率具有程度很高的正相关关系。判定线性回归直线的拟合优度的参数R2为0.946表示贴现率能解释优惠利率变动的程度达94.6%。
模型4－1的计量结果有力地说明了贴现率确是市场利率的主要决定因素。两者有很高的正相关关系。贴现率对市场利率变动的影响率高达94%以上，这体现了政府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的有效性。贴现率的系数显示，贴现率每上升或下降1%，市场利率就会随着上升或下降1.1～1.3%，这说明市场利率对贴现率变动的反应是敏感的、正向的，而且弹性较大。
（2）利率与通货膨胀率的计量分析
我们都知道名义利率包括3个主要部分：实际利率，预期的物价变动率和其他风险因素。在分析市场利率决定因素时，对物价变动因素是应当给予足够重视的。我们参照一般惯例，以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作为物价变动的代表变数。
物价变动对利率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货币本身的增值或贬值的影响。在金融市场上，借贷双方在决定接受某一水平的名义利率时，都已加进了对未来物价变动的估计值，以防止自己因货币本身价值变动而发生实际的亏损。
显然利率政策的选择在程度上是根据上期的通货膨胀率也即Cpi而制定的，我们用SpSS统计软件用计量方法分析中长期利率(pRn)与消费者价格指数(Cpin-1)1996～2003年的数量关系以确定它们之间的内在相关关系。
modelSummary
modelRRSquareadjustedRSquareStderroroftheestimateDurbin-watson
10.8800.7740.7611.49030.668
Coefficients
modelBStd.errortSig.FSig.
Constant4.4990.7575.9440.00058.2190.000
Cpi1.3580.1787.6300.000
由以上输出结果可知，t检验和方差F检验均完全合格。
得出一元线性相关模型：
pRn=4.499+1.358Cpin-1(4－2)
(0.450)(0.065)
该模型中相关系数R值为0.880，说明优惠利率与消费者价格指数具有程度较高的正相关系数，判定线性回归直线的拟合优度的参数R2为0.774表示消费者价格指数的解释优惠利率变动的程度达77.4%。
（3）利率与经济增长率的计量分析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宏观经济变数。它反映一国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物质产品和所提供的劳务的总量。这个总量可以同时反映出几个宏观指标。所谓经济增长率，一般就是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国内生产总值的持续增长或连续减退，标志着经济处于增长或衰退阶段。因此，包括利率在内的所有经济变数，都不可能不受到国内生产总值或经济增长率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经济变数对利率的影响，有长期和中短期的差别。在不同的经济阶段，影响并不一样。作为利率决定因素的经济增长率变数的意义就在于，它不仅作为经济收入总量发挥作用，而且间接规定看经济盛衰周期的不同条件和环境。近十年来，中国人民银行熟练而频繁地运用利率手段来调控经济，其特点是调变频繁但幅度较小因而使我国经济避免出现较大的波动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们用SpSS软件中的曲线估计程度来看pRn=pRn+1－pRn与eiR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independent：eiR
DependentmthRsqd.fFSigfb0b1b2b3
pRnLin0.256165.500.032-1.98990.4852
pRnQUa0.423155.500.016-1.98821.0752-0.1482
pRnCUB0.528145.220.013-3.21370.81060.2690-00610
从以上输出中，我们可以得知在Cubic模型中，因为R2=0.528其拟合优度最佳，因而我们可以选择Cubic作为确定优惠利率变化量与经济增长率关系的模型。
pRn=-3.2137+0.8106eiRn+0.2690eiRn2-0.0610eiRn3（4－3）
计量分析结果显示，中长期利率变化量与经济增长率具有正相关关系。当经济增长率较或为负数时，显然利率将降低以刺激经济增长，当经济增长率超过一个固定的正值并走高时，利率将提高以避免经济过热而诱发的通货膨胀。这种计量结果与我国央行对利率的调整政策完全相符。
（4）利率与投资的计量分析
在凯恩斯的流动偏好利息理论中，投资并不是利率的决定因素，相反，利率是投资的决定因素。凯恩斯采用纯货币分析方法，在分析利率决定因素时，只考虑货币存量和公众对持有货币的需求。事实上，当深入研究利率与投资的内在联系时，人们不难发现，两者并不是单向联系的，也就是说，利率与投资的关系是双向的，互相影响的。
假定利率和货币供给不变，再假定此时正处于经济增长阶段。当市场看好，利润预期增加时，投资将会增加，国民收也随之增加。收入增长后，人们就需要更多的资金来维持交易平衡。由于货币供给并未增加，这部分资金增加的需求就会促使市场利率上升，这即是增加投资的后果。由引可见，不仅利率是投资的决定因素，同时投资也是利率的决定因素。
我们同样通过SpSS统计软件用计量方法折优惠利率(pR)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Fi)1996～2003年之间的数量关系。
计量模型输出结果如下：
modelSummary
modelRRSquareadjustedRSquareStderroroftheestimateDurbin-watson
10.4910.2410.1962.73090.519
Coefficients
modelBStd.errortSig.FSig.
Constant15.1292.4396.2030.0005.4000.033
Fi-5.61e-0.30.002-2.3240.033
在以上线性回归模型中，R2=0.241不够大也即拟合优度不佳。
计量分析结果表示，近十年来，社会固定投资对利率的影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解释。投资量的变化一般受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较大，但近十年来，经济周期的各个阶段的特征及波幅不如以往明显，而每年的投资总量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利率政策主要服从并服务于抑制通货膨胀，增加就业率及保持经济增长的目的。此外，随着经济国际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资本的跨国流动渐趋频繁，因此即使投资量增大很快，其资金缺口也可以通过国外资本的注入来弥补，并不完全产生对国内资金的供给的依赖因而对利率的影响也就不那么直接。因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近十年来，不能仅仅从投资这一个变量来考虑其对利率的影响，因而也就不能仅仅依赖投资量的变动来对利率变动趋势做出判断。
（5）利率与财政赤字的计量分析
一个国家出现财政赤字，而这个国家的赤字又只能依靠国内的因素和途径来弥补，那么很难避免利率上升的冲动。因为在假设的封闭型经济条件下，弥补财政赤字的途径主要有以下三种：
1）增发货币。这种办法容易引起通货膨胀，从而使市场利率上升；2）发行债券。如果政府依靠发行各类债券来弥补赤字，这显然比单纯依赖增发货币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但是，过量发行债券并提高利率以争夺资金会促进金融市场上证券的竞争和利率的攀升；3）增加税收。政府用这种办法来弥补赤字，则会影响工商企业的利润预期，不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会产生达比效应，使利率上升。
弗里德曼认为赤字与通货膨胀没有必然的联系，赤字预算本身并不一定导致通货膨胀，关键要看赤字是怎样弥补的。如果增发货币，就会引起通货膨胀；如果向市场借款(发行公债)，就不会发生通货膨胀。他声称，财政赤字所造成的主要损害是助长了不负责任的政府支出。赤字和通货膨胀两者的内在联系，要比广泛持有的传统看法所认为的松懈得多。
布雷姆斯比较了弥补赤字的不同途径，认为增发货币或发行债券的经济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如完全依靠增发货币，则只会产生实际利率缓慢上升的弱“排挤效应”；如完全依靠发行政府债券，则会产生实际利率上升迅速的强“排挤效应”；如结合上面两种方式，则实际利率几乎不变。
我们用SpSS软件中的曲线估计程度来分析中长期贷款利率与财政赤字之间的关系。
independent：SD
DependentmthRsqd.fFSigfb0b1b2b3
pRLin0.059171.060.31710.68710.0073
pRQUa0.356164.410.03011.2781-0.0136-0.0001
pRCUB0.373152.970.06512.1244-0.0127-0.0002-3.0e-0.7
pRCom0.074171.360.26010.31281.0007
从以上输出中，我们可以得知在Cubic模型中，因为R2=0.373说明其拟合优度最佳。因而我们可以选择Cubic作为确定利率与财政赤字关系的模型。
pR=12.1244-0.0127SD-0.0002SD2-3.0×10-7SD3（4－4）
计量分析结果说明，从长期来看，赤字与利率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财政盈余对利率有拉下的作用，赤字会形成利率上浮的压力。同时也有证据表明，在短期内，两者的相关程度大大低于长期，有时会出现不相关或者负相关的复杂情况。
然后，我们通过SpSS多元逐步回归系数拟合，最后得到唯一显著性影响因素为贴现率，这主要是由于其余四个因素（即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率、财政赤字、固定资产投资）与贴现率存在多重共线性，即这四个因素都能由贴现率线形表出，这样，贴现率可以反映其余四个因素所包含的信息。所以，由此我们也得到贷款利率与贴现率最为相关。
二、结论
通过以上的计量分析，可以确认决定短期利率的5个因素对短期利率的影响作用区别很大。从理论上说，贴现率直接由中央银行确定的货币政策决定，为可调整的指标，而其他四个因素是宏观经济态势的具体反映，是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的依据，它们的信息可以在贴现率上得以反映，因而贴现率与短期利率最为相关，这与计量分析所得出的结果一致。
所以，贴现率是在贷款项目中是重点风险因素，在分析项目的贷款风险时要重点进行分析。
参考文献：
[1]《中国金融年鉴》.2003.中国金融年鉴编辑部
[2]王光伟:《货币、利率与汇率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数字经济优惠政策篇7
摘要：自2020年1月份以来，由武汉市开始继而在全国范围内爆发了新冠肺炎疫情。为全力支持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有效发挥税收支持疫情防控的职能作用，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的税费优惠政策。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分析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税费优惠政策存在的不足，并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
关键词：新冠肺炎；税收应对；税费优惠政策
一、前言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爆发，并迅速蔓延至全国各地，不仅考验着我国公共卫生应急体系，也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极大影响。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国家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疫情防控的紧急措施，大多数省份也采取了一级响应，但疫情对百姓的生活和国家的经济仍然产生了负面的影响，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多家研究机构初步预测，新冠肺炎疫情将造成约3000—5000亿元的损失，远高于“非典”时期。
为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各地采取了多种防控措施，包括延长春节假期、控制交通流动、取消大型集会、关闭旅游景区和大型商场等，对于疫情的遏制和防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疫情的蔓延和紧急状态下的措施不可避免地对市场消费、企业生产、居民生活产生影响。在诸如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的突发公共事件下，选择合适的税收应对策略，既能缓解疫情防控的社会压力，又能促使经济在疫情过后迅速复苏。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作为公共危机管理的主体，我国政府迅速安排了大量的财政资金，出台了多项税收优惠政策，用于防控疫情和加快恢复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税收政策作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不仅在患者救治、发放医务人员临时工作补助、采购防控专用设备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还能积极化解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为全面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支持。
二、对当前我国疫情防控税收优惠政策的解读
为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疫情防控、支持企业复工复产，自2020年1月30日起，国家有关部门就出台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税费优惠政策文件。为更好地发挥税收支持疫情防控的职能作用，帮助纳税人准确掌握和及时适用各项税费政策，国家税务总局对新出台的支持疫情防控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了梳理，形成了2020年2月10日公布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税收优惠政策指引》。
随着后续税费优惠政策的出台，国家税务总局对指引进行了补充，即2020年3月10日公布的《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税费优惠政策指引》（以下简称“指引”）。指引将上述税费优惠政策整理归纳为支持防护救治、支持物资供应、鼓励公益捐赠、支持复工复产4个方面17项政策。共十二项内容，主要涉及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关税等税种。这些政策又可以进一步分为普惠性税收优惠政策和特惠性税收优惠政策。
普惠性税收优惠政策是指企业及个人均可享受的优惠政策，主要体现在对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捐款捐物的税前扣除等方面，能够起到鼓励公益捐赠、解决卫生防疫工作中的资金和物资紧缺等问题的作用。
特惠性税收优惠政策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特定人员能够享受的税收优惠。如支持防护救治中，对参加防治工作的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按照政府规定标准取得的临时性工作补助和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二是特定行业能够享受的税收优惠。如支持复工复产中，对交通运输、餐饮、住宿、旅游四类困难行业企业在2020年度发生的亏损最长结转年限长达8年。三是特定地区能够享受的税收优惠。如为加快企业复工复产，对湖北省内的小规模纳税人实施增值税免征政策。特惠性税收优惠措施保障了医护等人员的权益，降低了企业的生产复工成本，为遭受疫情影响的相关行业提供税收上的支持，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
除了中央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了税收优惠政策外，各省市也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些税收优惠政策，让税收政策发力更加精准。地方税收优惠政策集中在两项，一项是减免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一项是允许困难企业申请延期纳税，从而切实减轻了疫情防治机构和受疫情影响经营困难的企业的税收负担。
通过企业对疫情防控税收政策的满意度分析和最近一段时间的政策实施情况，利用税收政策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恢复经济发展显现出一些需要注意和优化的地方。从企业等市场主体的角度看，政策的有效性和精准性还有待提高。如免征增值税的政策可能会因进项税额的转出和下游企业要求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而难以见效；而据《2019年中国餐饮经营参数蓝皮书》统计，我国餐饮企业平均存活时间只有456天，那么，延长亏损企业税款的结转年限对餐饮企业的作用或非常有限。从税务等国家机关的角度看，政策的执行过程中还存在低效率的问题。如“纳税人提供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生活服务及居民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服务收入免征增值税”中，怎样界定居民必需生活物资并无统一标准；“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等国家机关捐赠应对疫情的现金和物品，允许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税前全额扣除”，这一政策要求国家机关、公益性社会组织接受的捐赠应专项用于疫情相关工作，不得挪作他用，但如何界定也给征管带来了难度。
三、当前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税费优惠政策的不足
（一）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税费优惠体系缺乏
目前国家出台的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一系列税费优惠政策，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主要集中在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以及关税等单个税种；在费用优惠政策方面，主要为阶段性减轻企业社保费负担。虽然这些优惠政策对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减轻作用，但这些政策比较零散、不成体系，且多为临时性政策。
此外，全国性的税费优惠政策和地方性的自主补偿型税费优惠政策没有形成有效的联动。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具有全面性，因此，应当建立起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税费优惠体系，形成应急预案，以便国家日后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能够快速、有效地实施，从而能够降低疫情对国家经济带来的损失。
（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税费优惠方式单一
根据现行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税费优惠政策来看，税费的优惠方式主要集中在直接减免和税前扣除两种方式，而其他税收优惠方式如退税、投资抵免、亏损弥补等方式则很少，说明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税费优惠方式还比较单一。
为更好地发挥税收支持疫情防控的职能，应积极拓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税费优惠方式，通过更多样、更灵活的方式助力企业共渡难关，使其能够尽快从疫情产生的不利影响中恢复。
（三）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税收征管不尽完善
根据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税费优惠政策来看多为几大实体税种方面的优惠政策，在税收征管方面的优惠政策则较少，仅有关于延长纳税申报期限的政策。如国家税务总局通知，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延长2月、3月、4月的纳税申报期限，对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可视情况再适当延长，对受疫情影响办理申报仍有困难的纳税人可在此基础上依法申请进一步延期。
同时，明确了各级税务部门要积极拓展“非接触式”办税缴费服务，方便纳税人。但是对于在疫情期间的税收征管仅有延长纳税申报的政策或仅要求开展“非接触式”办税还远远不够。
目前，我国尚缺乏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税收服务操作规定，导致疫情期间纳税人的特殊税务行为缺乏法治保障，不能适用实际工作的需要。
四、完善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税费优惠政策的建议
（一）建立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税费优惠体系
建议国家建立一套统一、便于执行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税费优惠体系，形成全国性政策和地方性政策之间、普适性政策和特殊性政策之间、税和费之间以及各个税种之间的联动机制，并制定应急预案。一旦国家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以根据不同的响应级别，快速选取相应的税费优惠政策以应对，从而缩短政策出台的时间，让优惠政策尽早落地，帮助纳税人迅速享受政策，降低整个社会的经济损失。
（二）拓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税费优惠方式
目前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税费优惠方式比较单一，应拓宽税费优惠范围和方式。首先，应扩大优惠政策涉及的税种，不能仅仅局限在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这几大税种上。另外，对于税收优惠方式，也应从直接减免、税前扣除这两种基本方式拓宽到投资抵免、退税、延期纳税、亏损弥补等方式上，如对应用于防护救治方面的研发费用给予加计扣除，对应用防灾救灾的设备给予投资抵免等。
（三）完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税收征收管理
在延期申报方面，建议按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等级来分别规定不同的延期申报时限，在此基础上再结合疫情灾情的特殊情形予以确定；在各税种的减免税管理方面，建议简化相关审批程序，使纳税人能够及时享受到税收优惠；在纳税服务方面，在开展“非接触式”办税缴费服务的基础上，建立具体的税收服务操作规定，同时在特殊情况下应允许“特事特办”“急事急办”。
五、继续发挥税收政策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重要作用
（一）切实抓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
一方面，税收优惠政策的内容应尽快细化以增强其可操作性。如政策中规定的“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等事项的具体范围直接关系着相关企业的税收权益和税收政策的实施效果，各地税务部门应加强与各行业企业的联系，深入了解各类企业尤其是与医疗防疫等相关的企业的诉求，使税收政策更加行之有效。另一方面，税务部门应充分利用电子税务应用、纳税服务平台等数字化途径，加强对税款的征收。为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各级政府已经投入大量的财政资金，实施了强力度的减税措施，因此，在减少人员聚集和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扩散风险的前提下，税务部门应利用数字技术对税款“应收尽收”，以减少政府的收支压力，为疫情防控持续提供支持。
（二）基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不同阶段选择税收政策
目前，我国正处于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管理防控阶段，为了防控疫情，需要对于卫生防控有关的企业、物资等适用税收优惠政策。同时，需要对其他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企业与个人进行减税，以维护社会稳定，提振信心，防止疫情对经济进一步造成冲击。在疫情得到有效的防控管理之后，全面化解疫情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各方面影响应成为主要政策目标。税收政策方面，如针对疫情防控的税收优惠政策可以适时停止，促进企业恢复生产、提高人民的消费需求、扩大出口方面，普惠性税收优惠措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需继续实行，同时要把握住各种发展机遇，充分利用税收政策降低企业成本，激发市场活力。
数字经济优惠政策篇8
关键词：营改增；高新技术企业；税收筹划
近年来，世界经济趋于一体化，对于我国的高新技术企业来说，是一把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双刃剑。首先，高新技术产业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已得公认，国家给予了其在税收和投资方面的优惠政策；但是，对于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有待发展。对于“营改增”的施行，在满足企业发展要求的同时，不仅减少了税收，还为企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一、tS数字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tS数字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简称tS公司）于2005年4月成立，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致力于应用信息物联网技术。主营业务为软件开发，社会公共领域某些专项解决方案，并为客户提供计算机和网络通讯系统的技术及维护服务，以及相关的咨询业务。
二、营改增”对tS公司的有利影响。
1.有利于转嫁税负，减轻税收负担。营改增之前，tS公司缴纳5%人营业税，改革之后的增值税率为6%，单纯从数字来看，税率提高了1%，但实际税负却是在降低的，原因在于增值税可抵扣进项税额。
2.有利于资金节约，推动可持续发展。在生产经营条件不变的情况下，tS公司的税负明显减小，提高了公司的竞争力和利润水平，增强了投资积极性。但同时要求tS公司进一步细化上下游产业链，财务人员和管理层要理解透彻与企业发展相关的各项税收政策，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企业。
三、tS公司税收筹划方法
1.软件销售业务的筹划。tS公司内设研发部，负责设计、研发各项软件，tS公司预计2015年为某机械制造企业设计软件，预计取得含税收入为800万，取得含税采购成本为100万。
（1）筹划前tS公司应缴纳的增值税为（800-100）/1.17*17%=101.71万；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为101.71*（7%+3%）=10.17万；企业所得税为（800-100-10.17）*15%=103.47万，该业务中tS公司纳税总额为215.89万元。
（2）筹划方案：将tS公司的多数研发人员从公司中抽调出来，单独成立F公司，F公司中软件开发人数全部为技术开发人数，则其所占总技术开发人数比例将达100%，超过了软件企业认定中所规定的50%，同时F公司年营业额在500万以上，将其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F公司的经营业务仅限于设计、研发各项软件。F公司拥有自主采购权，F公司进行软件的主要开发后将其销售给tS公司，tS公司对软件进一步生产和销售。
F公司可申请认证成为软件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著作权许可证，在销售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可按17%税率征收增值税后，享受实际税负超过3%部分即征即退的优惠政策。
预计F公司采购成本为100万，此业务销售给tS公司的软件产品销售额为500万，经tS公司进一步加工再销售的金额为800万。
对于tS公司，企业缴纳的增值税为（800-500）/1.17*17%=43.59万；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为43.59*（7%+3%）=4.36万；企业所得税为（800-500-4.36）*15%=44.35万，合计为43.59+4.36+44.35=92.3万。
对于F公司，企业应缴纳增值税为（500-100）/1.17*17%=58.12万，而销售收入的3%为500/1.17*3%=12.82万，可知B企业实际缴税增值税12.82万元，退税45.30万，F公司所得税自盈利年度起可两免三减半，因此设立当年不征所得税，得F公司应缴城建税及教育附加为（3%+7%）*12.82=1.3万，合计为12.82+1.3=14.12万；tS公司和F公司纳税总额为106.42万。
因此，tS公司通过分设F公司节税金额为215.35-106.42=108.93万。
2.对外签订合同的选择。“营改增”试点过渡政策规定，提供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免征增值税；高新技术企业为了享受税收优惠，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而委托方为了降低采购成本，进行进项税的抵扣，会要求高新技术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因此，高新技术企业依客户对增值税的敏感程度不同，在签订合同时，改变合同类型，从而合理节税。
当委托方为非增值税纳税单位，例如国外客户、未改制的科研院所等，其对增值税抵扣不敏感时，高新技术企业方可真正享受到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收入免征增值税的优惠。
预计2015年，tS公司为国内某科研院开发应用软件，tS公司预计向客户销售产品共400万元（不含税），同时向该客户收取技术转让及技术服务价款共200万元。该软件企业的销售业务属于既有产品销售收入也有技术成果转让的兼营行为。
假设tS公司在接受业务时，与委托方分别签订了销售合同和技术服务合同。技术转让及技术服务免征增值税，销售产品按照17%的税率征收，则tS公司实际缴纳的增值税为400*17%=68万元。
筹划方案：客户对进项税抵扣不敏感，tS改变合同类型，仅签订技术开发合同。根据免征政策，则tS公司实际缴纳的增值税为0元
四、建议
税收筹划是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考虑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企业必须根据自身的业务特点和行业特点，结合当地优惠政策，制定与企业自身发展相符的税收筹划方案，进行有效的筹划，增强可行性。
1.企业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签订销售合同，应考虑买家对增值税的敏感程度，对合同条款具体修改，对合同文本涉及税务条款做出规范要求。
2.应呼吁税务机关调整现有税收政策，可将免税政策由零税率申报改为先征后返或即征即退模式，以便真正让企业享受到税收优惠，因为在“营改增”以后，技术开发、技术转让的税收优惠政策，由于税种的变动，实际上使多数企业不能真正享受到有关的免税优惠。
数字经济优惠政策篇9
【关键词】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时代变迁
一、少数民族考生高考优惠政策的内容以及意义
为保障少数民族学生平等的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我国政府早在建国之初就实施了高考优惠政策，如在1950年，政务院批准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规定：“对投考高等学校与一般中学的学生应适当规定一个入学成绩标准。”与这一方案相配合，教育部在同年颁布的《关于高等学校1950年度暑假招考新生的规定》中规定：“兄弟民族学生考试成绩虽稍差，得从宽录取。”之后几十年这一政策虽有改变，但大方向未有太大变动。这一政策的核心就是因民族身份的不同来实行差别对待，实施手段是少数民族考生在高考时可享受降分、上民族预科等优惠政策，降低少数民族地区的高考难度，提高录取率，以实现结果公平这一效果。
这一优惠政策施行以来，极大地促进了少数民族人才的培养及民族教育的发展。以少数民族大学生为例，1950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中少数民族在校生人数为1285人，占全国在校生人数的1.4%，至2008年，这一数字和比例分别增长为128万人、占6.33%。
二、时代变迁给高考优惠政策带来了的冲击
（一）提高需求与合格人才的矛盾
我国高等教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得到较快的发展，而在西部地区我国受教育水平依然偏低，而这一情况在西部民族地区更为明显，在青海省共有民族中学72所，在读中学生为5.6万人。如在黄南州同仁县民族中学2009年的高考中，学校共有171民学生达高校录取线（本科41人，专科131人），升学率为56%。黄南州第二民族中学09年的高校录取率为41.9%。通过这些数据可见民族地区的高校升学率与其它地区相比，还是有较大的差距。可见虽有高考优惠政策，可因为太多没有与之配套的相关物质、法律的支持，西部民族教育还是比较薄弱。但发展西部是我国现在和将来都必将坚持的发展战略，而快速发展除了需要其它地区的帮扶以外，更为关键的是发挥当地人民的作用，其中接受过高等教育、视野开阔的人才发挥的才智更是不容忽视的。
（二）市场经济对高考优惠政策的冲击
不同于之前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可以安排大学生就业。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市场经济的在我国占据了主体控制位置，而高等教育也由之前的精英教育逐步转变为大众教育，因受经济增长趋势、高校扩招等因素的影响，高校毕业生的自身能力成了能否成功就业的关键要素之一。而我们对少数民族考生仅注重了入口时的优惠照顾，但在大学教育的过程中未能根据学生自身的基础与能力提供教育支持，毕业把关不严，使得人才培养的质量不高，难以在经济全球化的市场需求下获得较好的工作，可回到民族地区，又因当地的工商业不发达，而企事业的人才需求量有限，造成了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局面。
三、应对弊端的相应缓解措施
（一）加大对民族地区教育的建设力度
在少数民族地区基本实现免费义务教育的基础上，提高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生活补助、午餐和交通补贴的资助额度，对贫困生接受非义务教育给予政府特惠资助，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教育投入力度，完善教育投入保障制度。提高民族地区的教师待遇与工作环境，留住和吸引更多人才投身于民族教育事业。给少数民族学生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与教育支持，让渴望学习的少数民族考生能顺利参加高考，以享受到高考优惠政策，使真正需要照顾的高考考生得到照顾。除此以外，要考虑到寺院教育与经堂教育的招收情况，弄清当地宗教教育与现代教育之间的关联。
（二）完善高校的民族教育体制
当少数民族学生在进人现代学校之后，面临着文化冲突与适应的问题，会出现学校教育与少数民族学生所在家庭和社区教育在文化承接上的不连续，比如生活习俗、、价值观、语言、认知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正如奥格布在文化中断理论上所提的那样：影响学生成绩的原因并非就是文化上的缺失或是剥夺，而是由于他们在面对学校教育的过程中，自身的文化标准与现行学校教育中的学习不相适应，使得学生无法在学业上有出色的表现。
四、小结
优惠政策不是旨在维护群体的差异，而是为了在共同领域中创造和恢复平等。从时效讲，优惠政策的实施是有时间性的，是一种临时措施，会随着这一措施的前提条件的消失或变化而发生相应的改变。虽然时生了变迁，但我国民族地区教育落后这一政策实施的前提条件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变，所以高考优惠政策就现阶段的国情来说，还是有继续维持的必要。高考优惠政策应该做出相应的改变，以期更好的提高民族地区的教育水平，配合国家西部开发的其它重要战略，更快、更好的达到全国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
参考文献：
[1]韩刚.教育公平与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05）.
[2]张诗亚.我国高考招生中少数民族考生优惠政策的新思考[J].民族教育研究，2010，（10）.
[3]张诗亚.我国高考招生中少数民族考生优惠政策的新思考[J].民族教育研究，2010，（10）.
[4]才让塔.少数民族教育与就业中值得关注的问题[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1，（01）.
[5]祁进玉.促进教育机会均等与教育公平[J].民族教育研究，2011，（03）.
[6]张诗亚.我国高考招生中少数民族考生优惠政策的新思考[J].民族教育研究，2010，（10）.
数字经济优惠政策篇10
一、结构性减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起源于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以及随后出现的欧洲部分国家债务危机，不仅揭示了完全由“看不见的手”决定的分配并不都是社会最需要的分配，而且暴露了一些发达国家长期通过负债维持个人消费或政府开支的增长模式已经无力继续成为激活经济复苏的引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也形成了倒逼机制。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抓住世界经济步入新的上升周期的有利时机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取得了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的长足进步。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逐步变化，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也面临着加快转变的迫切需要。
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协调，偏高的投资率、偏低的消费率、偏大的贸易顺差对经济增长形成的拉动效应不可持续。长期通过耗用大量能源资源等生产要素换取的经济总量扩张，在我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强，各类约束性矛盾日趋突出的状态下无法延续。缺乏核心竞争力和技术创新推动，以低水平产业重复生产为主要特征的畸形产业结构难以为继。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协调和社会群体收入差距不合理的状况，无论是对构建和谐社会还是实现共同富裕都不相适应。因此，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在深层次上是对传统的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
为了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中央明确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总体要求，即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向依靠一、二、三次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围绕这一总体要求，需要在体制机制和利益导向上形成相应的制度性安排，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实质性突破。
税收是政府筹集财政收入、调控经济、调节分配的重要手段。由于社会可供分配的资源有限，税收实际上是把企业和个人掌握的部分资源依法转为政府支配。我国目前是实行复合税制，征收的税种可以分为货物劳务类、所得类、财产类和行为类。其中，货物劳务类和所得类税收约占全部税收收入的90%。这些不同种类的税收在筹集财政收入的同时，也影响着企业和个人的投资与消费、收入与财富分配，以及生产和交易等行为。通过科学运用调整税基或税率、设置征收标准等税制要素，制定实施减税政策，将原由政府掌握的资源转由企业和个人支配，可以在预算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下，改善供给和需求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我国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取向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有四年时间。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倍受巨额政府赤字困扰，在财政政策上穷尽思忖削减政府开支或增加税收相比，我国政府在合理控制赤字总规模的同时，不间断地实施了大规模结构性减税政策。相对于具有普惠意义的全面减税而言，结构性减税是有选择的税收优惠。2008年以来，通过采用直接优惠（包括税收减免、降低税率等）和间接优惠（诸如投资抵免、加计扣除、减计收入、允许计提风险准备等）方式实施的减税措施累计已有70多项，涉及十几个税种，每年减税规模达数千亿元。主要减税措施的政策取向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着力扩大消费需求。进一步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是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基础。为增加居民收入，减轻中低收入者税收负担，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从2008年10月起，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在2008年3月提高工资薪金所得费用减除标准的基础上，从2011年9月1日开始实施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当年第四季度因减税相应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约500亿元，全国有900多万个体工商户税负下降；2012年开始降低包括居民日用品在内的700多种商品进口关税，对219个品种蔬菜免征批发和零售环节增值税。这些措施为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二，积极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重点。2009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已累计减少税收5000多亿元，有力地促进了企业投资和技术进步；2008年对企业的国债利息收入等免征企业所得税，2008年9月对证券交易印花税实行单边征收，2009年对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给予营业税等优惠，支持金融保险业和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从2009年开始对21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实行企业所得税、营业税等优惠政策，支持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发展；从2009年起实施促进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文化产业、动漫产业等发展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收优惠政策，支持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事业发展；今年进行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也属于一项力度较大的减税措施，有利于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第三，切实推动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充分发挥科技支撑作用，对调整经济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决定性意义。从2008年开始实施新企业所得税法，对企业研发费用实行加计扣除，对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鼓励技术开发和自主创新；2008年以来，为支持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大学科技园建设，实施有关营业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等优惠政策；2011年，为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实施增值税等优惠政策。2008年至2011年，每年为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减免税收均有数百亿元。
第四，有效推进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促进形成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是实现经济社会长期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从2008年起，我国先后调整和完善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等税收政策，对国内企业为生产大型环保和资源综合利用等设备而进口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企业购置用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等专用设备的投资额可抵免部分企业所得税，目前已累计减免相关税收1000多亿元。
第五，大力支持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问题，关系经济繁荣、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2010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实施新一轮为期十年的促进西部大开发税收政策，对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符合国家扶持条件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等所得可享受企业所得税“三免三减半”优惠。继续实施或新出台支持特殊困难地区、民族边疆地区等区域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2011年在海南进行离境退税和离岛免税政策试点。
第六，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这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的重点之一。按照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的要求，2008年以来，国家相继延长促进就业再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出台鼓励就业创业的税收扶持政策，并将大学生、农民工、城镇就业困难群体等作为扶持的重点，其中下岗再就业人员和残疾人员等享受的税收减免已有几百亿元。为支持解决群众住房问题，2008年以来先后对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公租房建设和运营实施房产税、土地增值税、契税、印花税等税收优惠政策。
第七，全面促进小型微型企业发展。小型微型企业是提供新增就业岗位的主要渠道，也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2009年国家出台对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金融企业对中小企业贷款损失专项准备金准予所得税前扣除等税收政策；2010年出台对符合条件的农村金融机构金融保险收入减按3%征收营业税等政策；2011年又出台促进小型微型企业发展、提高个体工商户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等税收优惠政策。
上述结构性减税政策，体现了多税种并用、多环节共促、影响范围广的特点，今年仍然继续实施。税务部门要不折不扣地将各项减税政策落到实处。需要指出的是，增值税和所得税是减税规模最大的税种，构成了减税的主体，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改善供求关系，优化产业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起到了积极作用。各项减税政策的具体效应，还有待通过对翔实的数据测算分析后，做出定量评估，进而不断积累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的经验。
三、未来实施结构性减税的主要方向
按照中央关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各项要求，“十二五”期间继续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应进一步突出重点，与深化税制改革统筹协调，与其他调控手段相互配合，逐步建立健全管理监督机制，妥善处理好提高市场效率、促进社会公平与保持经济稳定之间的关系。
第一，实施结构性减税要力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减税政策的安排应着力促进扩大内需和调整结构，突出体现积极支持实体经济自主创新和小型微型企业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支持促进就业和提高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
第二，实施结构性减税要结合深化税制改革形成长期制度安排。按照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税收体制机制的要求，在深化税制改革进程中，可以考虑将一些有利于转方式、调结构、惠民生的税收政策作为长期制度安排。国家“十二五”规划确定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全面改革资源税、开征环境保护税等税制改革措施，将更加凸显减税政策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激励、引导作用。
第三，实施结构性减税要与其他调控手段相互配合。税收不是无所不能的调控工具，在稳定经济、调整结构、调节分配方面，各税种所起的作用亦不尽相同。在实践中，运用预算和货币政策等调控工具可能会对减税政策的实施产生挤出效应。为了顺利实现减税政策的预期目标，不仅要正确认识税种的特点和税负归宿问题，也需要预算、货币等政策工具巧妙配合，努力提高调控的一致性和精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