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文化差异的理论篇1
【关键词】批评性话语分析达人秀文化差异
2006年6月，电视真人选秀节目《美国达人秀》在美国nBC电视台首度开播，节目从歌手、舞蹈家、歌手、喜剧演员、杂技演员等各类人才中选拔“达人”，节目开播后获得美国观众的热烈欢迎。次年，英国itV电台也推出同类节目《英国达人秀》。两国达人秀节目迅速在全球范围内蹿红，“达人秀“概念也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开始蔓延，2010年7月上海东方卫视推出了该节目的中国版本《中国达人秀》，节目一经播出便广受观众好评。
达人秀节目的跨文化传播说明，文化全球化正随着电视节目等娱乐产业的交流合作而不断扩张。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差异的消失。作为一种新的媒体话语形式，“达人秀”的舞台也可凸显中西文化差异。本文将使用批评性话语分析理论，通过对“达人秀”现场互动话语的分析，揭示中西“达人秀”文化的差异。
一、批评性话语分析理论
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discourseanalysis）是国内外近年来兴起的一种话语分析方法，它旨在透过表面的语言形式，揭露意识形态对话语的影响，话语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以及两者是如何源于社会结构和权势关系，又是如何为之服务的。
批评话语分析以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为基石，辅以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考察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将语言同社会需求、社会结构、社会文化背景联系起来。该理论认为社会文化诸方面共同构成社会现实的意义大厦，即构成一个总的符号系统，而语言只是构成文化符号系统中的一个，并具有它的特殊性，即语言能够体现社会文化许多其它符号系统。因此，Halliday认为，只有将语言置于社会文化环境中它的本质才能得到解释。系统功能语法不仅描述语篇的语言结构，而且力图从语篇所完成的社会和交际功能来解释这种语篇出现的原因。
而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其与话语之间的关系，是批评话语分析首先考察的对象。这里的“意识形态”，是一中性的概念，指人们安排和证明自己生活的方式。Fairclough认为社会制度由“意识形态-话语结构”（ideological-discursiveformations，简称iDF）组成。每一个iDF与社会制度中的不同群体相联系，大致相当于一种“语言社区”。每一个“语言社区”都有其各自的话语规范和意识形态规范。话语规范包含在意识形态规范之中，并且通过后者得以象征。制度里的主体按照iDF的规范被建构了主置，却对此没有察觉。处于主导地位的iDF具有“自然化”意识形态的能力，使之变成一种貌似非意识形态的“常识”而为人所接受。
批评话语分析虽然遵循着一些基本原则，但采用的方法却各不相同，但被学界公认为是批评性话语分析中最系统和最完备的分析方法的是Fairclough提出的社会文化分析法。该分析法遵循的理念是语言的使用是一种社会实践；而所有的社会实践都与具体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相关联；社会实践又影响了现存社会关系的生产或抗争，并服务于不同阶级的利益。顺此理念，话语或任何一个话语实践行为都可以看作一个三维一体的整体结构：（1）语言文本（2）话语实践（文本的生产和阐释）；（3）社会文化实践。
这个分析法也指明了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三个步骤：
（1）描述：这个层面的分析是文本分析，即对文本的各种语言形式特征进行语言学描述。
（2）阐释：阐释是对话语实践的过程进行分析，即分析文本的生产过程和阐释过程与文本之间的辩证关系。
（3）解释：分析话语实践与社会文化实践的辩证关系。
这个分析框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对任何一个层次的分析都不能脱离其他层次。分析也不是从里到外或从外到里的线性次序，而是在每一个层次上都展开双向和循环的分析。
本文将以上诉的社会文化分析法为理论基础，对真人秀的媒体话语建构进行分类，在正文的分析中，本文将选取当前受到广泛肯定的《英国达人秀》，《美国达人秀》和《中国达人秀》中评委与选手间的对话或是选手自述为语料，进行分析。
二、中西达人秀差异
1.不确定性规避。霍夫施泰德认为不确定性规避是指文化成员对未来不确定性或未知状况的感知态度。在不确定性规避指数较高的文化里，会有许多法律、道德、行为准则规范人们的信仰和行为；在不确定性规避指数较低的国家，人们则更加灵活多变，敢于进取与冒险。
西方国家的不确定规避性相对较低，鼓励创意和创新，对前所未有的事物有极高的包容性。在美国或英国的达人秀中，看到没见过的“奇观”或是外表与才华的意外反差较大时，现场观众和评委都会忍不住惊叹。
例如《英国达人秀》第三季亚军苏珊・波伊尔初赛登台演唱完毕时，评委对她做出如下点评：
piers：毋庸置疑，这是我身为评委三年来，最惊讶的一次。你刚刚站上舞台，傻笑着说你想成为名伶ellance时，所有观众都在嘲笑你，但现在绝对没有人对你有丝毫的怀疑，因为这绝对是一场精彩的演出。太惊讶了，我到现在还很激动。
amanda：我也是非常激动，因为一开始时，没有人看好你的表演，我也明白，大部分人都是以貌取人的，您的表演对我们而言，犹如暮鼓晨钟，发人深省。我也要表达，再此听您唱歌，是我的无上荣幸。
piers及amanda两位评委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出，起初观众和评委均不看好苏珊大妈，并且评委们丝毫不掩饰自己以貌取人的行为。但与其平庸外貌截然相反的歌声却震惊评委，并使得他们大呼“惊讶”和“激动”。从以上语料中可以看出，西方社会对于这种内外反差极大，出乎常人意料的事物具有极大的喜爱。
而中国属于不确定性规避较高的国家。相比“奇观”，《中国达人秀》更欣赏选手个人的经历故事。尤其是对传统道德的捍卫，如为博瘫痪妻子一笑的孔雀哥哥：
周立波：这真是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男人，我觉得当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并准备为他付出一切的时候，他的智商仅次于爱因斯坦，非常非常聪明所以什么是男人，男人就是担当，什么是担当，担当就是像我们孔雀哥这样365天的平淡。
高晓松：孔雀哥哥是生活给大家最好的礼物，他给大家看到了，感受到了夫妻之间相濡以沫的那种情感，我觉得他已经成功了。他其实并不需要去国际舞台上跟人去比达人等等，他比达人还要珍贵。
相较于《英国达人秀》评委虽然惊讶但仍然关注选手台上的表现，《中国达人秀》的评委们更加关注地是选手表演背后的情感故事。在点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高晓松评委的点评话语中多次出现了“男人”、“担当”等词，这是因为中国社会重义务本位，做事往往考虑他人如何想，如何做才能不辜负家庭及社会对自己的期望。此外两位评委不断强调孔雀哥哥和他妻子之间相濡以沫的感情，这是因为中国社会重人伦本位，或者说群体本位或集体主义，说话做事总是绕不开家属、朋友等组成的一种群体磁场。
2.榜样力量。人伦本位、义务本位的中国人从来重视榜样的力量。在五千年的文明古国的历史上，中国人世世代代、子子孙孙、不断歌颂圣人，效法英烈，直至现代提倡“五讲四美”、“学习雷锋”，无一不是相信榜样的力量，相信公众舆论能使人抑恶扬善。在《中国达人秀》的舞台上，精神榜样也很常见，如断臂用脚弹钢琴的刘伟：
高晓松：我觉得匪夷所思，我们用手学钢琴都要学很多年。
刘伟：我觉得在我的人生中只有两条路，要么赶紧死，要么精彩地活着。没有人规定，钢琴一定要用手弹。
高晓松：我觉得，包括我自己在内，包括现场三位评委在内，包括现场的观众，我们看看刘伟，听听他的音乐，我觉得生活中有任何的抱怨活着不满，都应该没有了。你看看这样的一位年轻人是怎样弹动钢琴并且打动人心的。我们都应该放弃所有对生活的抱怨，像你说的，精彩的活下去。谢谢你。
伊能静：你让我看到了达人中的达人，我觉得他是在用生命在展示他的才华，而不是在秀什么东西。我很感动，我会让我的小孩看这一期你的节目。
从高晓松和伊能静的点评中我们可以看出，除了对刘伟的才华的赞同，他们更多地表达的是对其坚强意志的赞赏，并且鼓励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学习刘伟自强不息的精神，而对其的钢琴演奏并不做细节性的点评。
而崇尚法律力量的西方，似乎并不特别标榜“榜样”。例如在《美国达人秀》中，因为声带受伤阔别舞台的歌手维加斯再度回归时，歌声依旧令人着迷，此时评委对他的表现作出了如下的点评：
amanda：在一开始，我觉得所有的观众都想把你给嘘下去，你让他们都站起来了，因为你11年后的回归，感动了他们所有人，多么难以置信的成就啊。
piers：要想让观众融入你的表演，你必须得充满感情。我看的出来，你都快流泪了，
我也看得出来这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再次回到舞台。
David：我想说，你绝对让大家都为你倾倒。
以上语料便可以看出同为“身残志坚”者，西方评委更为注重对选手的表演的点评，虽然也多次出现了“感人”或“感动”一词，但是却是对选手的表现的点评，而不是对选手的生活态度或精神面貌的点评。因此，《中国达人秀》更喜欢通过对选手的精神面貌进行话语构建，从而树立起榜样力量，西方的达人秀更加求真务实一些，既为达人秀，就只进行达人选拔，更专注于评判选手的实力是否突出。
3.长短期导向。长短期导向涉及人们对时间的态度及对其如何控制使用的问题。长期导向重视过去与未来的延续性，强调长期承诺，尊重传统，其核心价值是长远利益。短期导向的文化着眼于眼前与未来，传统和承诺不会成为绊脚石。
中国文化属于长期导向型，尊重传统，以及对文化的传承。在《中国达人秀》我们时常可见评委们对于展现传统文化的表演的喜爱，比如为信守对父亲的承诺而传承口弦的汤康敏：
杨澜：真的很棒啊，不会想到她并不是一个专业演员，但她站在这个舞台上，完全有驾驭这个舞台的气场。很多人会觉得80后，90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没有兴趣了，但是我相信你们只是在找到自己的语言把它重新表达出来，你觉得代表你的同学们，你们想对那些对传统文化非常担心的人说些什么呢？
汤康敏：我们会把传统文化好好传承下去，无论是传统音乐，还是传统医学。
我们可以看到，评委杨澜对汤康敏的点评一开始是集中在选手个人的表现上，但是点评至中途，用汤康敏所处的年龄层80后，90后作为切入点，开始谈及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并用提问，彻底转变了舞台上对话的重心，将选手和观众们的注意力放置到文化传承上来，升华了选手的参赛目的，同时奠定了《中国达人秀》对文化传承极其重视的话语基调。
而西方文化则属于短期导向，因此在谈及参赛目时，很多选手们的回答只是为了展现自我，为了挑战自我等等短期目标，比如《英国达人秀》中的苏珊大妈在表演前就简单明了的陈述了自己的参赛目的是“我一直希望在一大群观众面前表演，我一定要让这些观众为我疯狂。”
4.“好人社会”。从上述提及的语料中，我们会发现，《中国达人秀》的选手和评委都在使用话语尽力搭建“好人社会”，无论是为妻子表演的孔雀哥哥还是身残志坚的断臂钢琴演奏者刘伟，或是为完成父亲心愿和传承国艺学习口弦的汤康敏，《中国达人秀》都弱化了裸的竞争冲突的矛盾情节，以温情元素取而代之。这体现出意识形态对节目话语强大的干预力。中国节目话语更多强调了选手们的辛酸故事和人生感悟，而且回避了选手们所暴露出来的贫富不均、生活困顿的现实，事实上，正是普通百姓缺乏改变命运的通道，才令他们依赖电视选秀出名，以获取金钱名利。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达人秀”是一剂“浪漫的麻醉剂”，通过选秀给予底层大众一个狭窄的向上通道，以神话的形式将被挑中者送进商业文化的流通中。而与他们相类似命运的更多大众，却依然不得不在底层挣扎。
而反观西方的达人秀，更为注重对客观事实的呈现，尽管有时会触碰一些敏感话题，比如《英国达人秀》中长期遭受校园暴力的男孩安德鲁：
piers：你的梦想是什么。
andrew：在舞台上唱歌。
piers：你的朋友们支持你么？
andrew：他们欺负我。
piers：在哪儿欺负你？
andrew：在学校，从六岁的时候开始，因为我的同伴们告诉我不要再唱那样的歌了，他们讨厌这样的音乐。
piers：那你又是怎么做的？
andrew：额，接着唱呗。
对于校园暴力等社会暴力或敏感事件，西方达人秀丝毫不选择掩盖或是逃避等行为，而选手对于自身的遭遇也选择坦然面对，并且我们发现，相对而言中国的评委更为倾向于将选手的话语朝向更为积极向上的方面引导，尽力去挖掘选手身上的正能量，西方达人秀更加倾向于还原事实的真相，并毫不避讳对社会阴暗面的呈现。
三、结语
西方和中国不仅相互影响，也链接着整个世界，全球文化正伴随媒体话语迅速扩张。了解中美文化在电视节目中的差异，有助于我们了解中西方文化，并通过媒体话语这一表象，了解中西方内在深层的意识形态差异。
参考文献：
[1]Halliday，m.a.K.LanguageasSocialSemiotic：theSocialinterpretationofLanguageandmeaning.[m]London：edwardarnold，1978.
[2]Fairclough，norman.DiscourseandSocialChange.[m].Cambridge，UK：politypress，1992.
[3]Fairclough，norman.CriticalDiscourseanalysis.[m]LondonandnewYork：Longman，1995.
[4]霍夫施泰德著，李原、孙健敏译.文化与组织――心理软件的力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分析文化差异的理论篇2
关键词：人格元分析大学生
近年来人格心理学的课题越来越多的受到学者重视，而大学生又是学者研究的热点群体，很多学者对大学生人格特质的性别差异和文理差异进行探讨。早在三十年代的时候研究学者就提出将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作为人格两级的观点并加以推广，认为人格因素与成才关系密切，不同层次的人才均存在最优化的人格特征。对人格的探索主要使用两类方法，一类是结构明确的问卷测验，另一类是结构不明确的投射测验。而在使用问卷测验作为研究方法的课题中多使用卡特尔十六项人格因素测验来测量人格特征。此测验是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卡特尔教授用因素分析法编制，将人格特征分为十六个因素进行分析，在做这类研究的时候，学者一般是根据研究结果给出分析讨论。
元分析是研究文献的一种数量化综述方法，是对已有大量实证文献的再次统计。通过对相关文献中的统计指标利用相应的统计公式，做更进一步统计分析。并根据获得的统计显著性等来分析两个变量间真实的相关关系。研究对已有关于大学生人格特征性别和学科差异方面的课题进行元分析，以促进健康人格的形成，进而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其中性别差异分析包括对男女生十六个因素的分析；学科差异分析包括对文理科生十六个因素的分析。除此之外对研究报告质量、出版年代和地域差异效应进行分析。
一、对象与方法
研究尽可能获取已出版和未出版文献，要求论文的研究对象是大学生；施测时间从1995到2011年；报告男女生在各因子得分；将大学生团体按文理分科，报告各因子得分；报告性别与文理差异的显著性检验值。
按照标准在中国期刊网、中文期刊数据库和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检索大学生和人格特征，共命中从1995到2011年的研究成果220篇，依照标准选取26篇，在选取时考虑入选文献的作者、年代、地区和期刊种类以及总样本数。
二、统计方法
2.1编码
元分析中引进的文献可能是低质量的，因此专家建议将报告质量作为一项中介变量考察。本文将研究报告分为核心期刊/一般刊物和学位论文三类,编码分为核心刊物/一般刊物/学位论文。研究还对被试来源和研究报告出版年代编码，分为东部/中部/西部。
2.2效应值的大小
大学生个性特征的性别及专业的关系如何可通过平均效应值回答。当研究包括平均数和标准差时，直接算出值
假设男生比女生人格特征因素得高时d值为正，否则为负。学科差异中假设理科生人格特征因素得分高于文科生时d值为正，否则为负。
三、结果
研究报告26篇文献的基本统计情况与性别与文理差异分析的平均效应值，失安全数、标准误、平均效果量95%的置信区间和出版年代效应、报告质量效应与地域差异效应。
3.1性别学科差异元分析
我们采用效应值的无偏估计来计算26个d均值。当实验组和控制组样本容量大于10、效应值小于1.5时,该加权方法有效。
本文根据专家的经验标准判断效果量。把效果量的绝对值以0.2与0.7为界分成小中大三类。但只依靠效果量分析是不够的，还要敏感性分析。
失安全数是评估元分析的有用指标。当结果有统计学意义时，使用失安全数可以计算最少需多少个未发表的研究才能使元分析的结论逆转。本分析使用此指标测量元分析的可靠性。公式nfs0.05=(∑z/1.645)2-K,K为已发表研究数。
失安全数越大，需逆转结果的未发表研究越多，元分析结论越可靠。本文同时报告平均效果量95%置信区间。置信区间可于假设检验，若95%的置信区间包含0则p>0.05，无统计学意义；若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则p
由上表可看出，近17年来男女生在乐群性、稳定性、敏感性、幻想性上有中等效应，有统计学意义且失安全数大。在恃强性、敢为性、世故性、实验性、独立性、自律性、紧张性上有小效应。学科差异分析中，文理科学生在乐群性、敏感性、实验性上有中等效应，有统计学意义且失安全数大，而其他人格特征的效应值较小。
3.2三种效应
三者与平均效果量的相关
用16种人格特质分别与文献质量和地域差异做相关。结果在性别差异分析中，地域差异和世故性、自律性相关显著；出版年代和敏感性相关显著。在学科差异分析中，文献质量和有恒性、世故性相关显著；地域差异和幻想性、忧虑性相关显著；出版年代和乐群性、幻想性、世故性相关显著。
三者和平均效果量的回归分析
以文献质量、地域差异和出版年代为预测变量，平均效果量为因变量做多元回归分析。平均效果量以样本加权，使用逐步回归法，在同一模型中进行探索性回归分析。[8]结果表明，性别差异分析的差异分析中文献质量、地域差异和出版年代对因子平均效果量的多元回归分析中，出版年代进入回归方程。出版年代效应能解释平均效果量的20%左右。在学科差异分析的三者对平均效果量的多元分析中，出版年代效应和文献质量进入回归方程。出版年代效应能解释平均效果量变异的39%左右，二者合起来能解释变异的一半。
四、讨论
近17年来大学生的人格特征具有明显的性别和学科差异。女生情绪开朗，乐于合作，对环境适应性强。情绪波动较明显，有时易感情用事，缺乏耐心与恒心。男生喜欢独自，办事稳妥合规。情绪稳定，能面对现实。有时固执任性，显得冷酷。云南师范大学罗国忠指出，中学生人格特质存在性别差异。女生的乐群性、敏感性、幻想性和自律性特质高于男生，男生的稳定性和恃强性特质高于女生,具有统计学显著性。这个结果与本研究非常类似，说明人格具有差异性和相对稳定性。
分析表明，文献质量和出版年代常使不同的研究结果不一致。这可能是元分析发表偏倚造成。发表偏倚指统计学上有意义的阳性研究结果较统计学上没有意义的阴性研究结果或无效研究结果更易发表。这会对元分析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产生影响。元分析是基于以往研究的的量化综述研究，其研究质量受到搜集的文献质量的影响。本研究虽尽量广泛收集数据，但数据仍不够丰富。另外大学生的人格特征受性别和学科影响的同时，也受到城乡差异和独生非独生子女等因素的影响，但由于文献中数据不足不能符合元分析的条件，未能一一进行研究。
性别和学科差异分析中存在出版年代效应。这可能是由于每一批被试出生年代的差异，让他们经历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由此影响他们在人格特征的得分情况。也有学者使用出生组效应代替出版年代效应。因此以后的研究可使用横断历史研究对人格特征发展做进一步元分析。
参考文献：
[1]范会勇.张进辅,过去十年中学生SCL-90调查结果的元分析[J].心理科学,2005
[2]毛良斌,郑全全.元分析的特点方法及其应用的现状分析[J].应用心理学,2005
分析文化差异的理论篇3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3.0011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面临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加，许多企业管理者已清醒地认识到，唯有充分调动员工的主动性，才能确保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例如联想的柳传志在2014年博鳌亚洲论坛中就说到：“让每一个人能成为公司前进中的发动机，而不是被领导所带动的齿轮。”其实，他所倡导的“发动机文化”就是积极鼓励企业的每位员工主动作为。学者Katz指出，任何一位企业管理者都无法预见所有可能的意外事件和环境变化，所以员工自发地做出超越角色外要求的建设性行为对组织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1]。随后，学者morrison和phelps用“takingcharge”（主动担责）这一构念来描述员工的这类变革行为[2]。它与员工建言不同，更强调个体自身实际行动去推动变革，而非通过迂回方式建议他人如何去推动变革[3]。总之，与其它员工角色外行为相比，员工主动担责更突显自发性、变革导向和风险性等特征[2，4]。
虽然员工主动担责对企业的意义不言而喻，然而管理者如何通过人口特征有效识别主动担责的员工呢？学界在这方面分歧较大。以性别为例（0=女，1=男），一些研究证实男性比女性更可能做出主动担责行为[56]；而另一些研究却恰好相反[79]；同时，还有研究发现，性别与员工主动担责不相关[2，1011]。类似的情况在年龄、受教育水平等其它人口特征中也存在。因此，学者Vadera等呼吁应该系统研究人口特征与员工主动担责的关系[12]。因为对文献进行定量分析是解决这类问题的有效途径，所以本文运用Schmidt和Hunter[13]的元分析流程和程序来探讨这一问题。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员工主动担责的界定与测量
员工主动担责是指由员工自愿做出旨在改善岗位、部门和组织之间工作开展方式的一类变革行为[2]，如引入更高效的工作方式、纠正工作中错误的程序或做法等。该构念有别于员工的其他角色外行为，因为它突显自发性、变革导向、风险性等特点。由于角色外行为界定的难度，parker和Collins将员工主动担责划入工作层面的主动性行为[3]，并运用网络法则将员工主动担责与相似构念进行有效区分。例如，与个体创新相比，员工主动担责不需要强调新颖性，因为员工可以将其它企业的优秀做法引入组织中；与员工建言相比，员工主动担责强调员工身体力行的行动。
目前，学界中对员工主动担责进行测量主要采用morrison和phelps开发的10个题项的单维度量表[2]，题项如“尝试改进流程来提升组织效率”等。后来，学者Griffin等将员工主动性行为针对的对象不同，将其划分为针对核心任务、团队成员和组织的主动行为三种[14]，每个含三个测项。还有学者parker和Collins运用网络法则区分员工主动性工作行为时，使用了一个三个题项量表[3]，这些都是对morrison和phelps量表的简化或修订。
（二）人口特征与员工主动担责的关系
1.性别与员工主动担责的关系。社会角色理论认为，社会所制定的两性劳动分工导致性别角色期望差异，进而促成男女的社会行为差异[15]。同理，组织中的领导对男女员工的行为期望也存在差异，如他们往往期望男性在与控制、自信和能力等有关方面表现出主动，而期望女性员工积极表现出跟情感表达相关的一类行为（如表达友好、关心他人等）[16]。Kidder和parks进一步研究发现，领导对不同性别的员工在主动性行为上的期望也不一样[16]。由于员工主动担责是一种具有挑战性和变革导向的角色外行为，而领导往往对男性在这方面会寄予更高期望。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与女性相比，男性更可能在工作中展现出主动担责。
2.年龄与员工主动担责的关系。年龄是另一个常见的人口特征变量。Grant和ashford[9]指出，与年轻员工相比，年长员工可能拥有更多有效地实施主动性行为的知识、技能和能力。例如，国内学者段锦云等对员工建言的元分析结果也表明，年龄越大的员工越敢于建言[17]。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的社会阅历和经验都会增加，心智也更加成熟，这些社会阅历和经验都是个体能在工作中有担责的必要条件。学者Greller和Simpson研究发现[18]，年长员工的工作绩效未必比年轻员工差，因为他们长期积累的技能和经验能够弥补年龄增长导致生产力的下降。由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员工年龄与员工主动担责之间正相关，即随着员工年龄的增加，其做出主动担责可能性越高。
3.受教育水平与员工主动担责的关系。受教育水平能够为个体提供基本的知识和技能，是??体做出主动性行为的重要资本。例如，VanDyne和Lepine研究发现，受教育水平能够增加员工建言和提出反传统的想法[19]。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看，受教育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投入[20]。正式的教育可能给个体带来增强主动担责所必需的深层的分析知识。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受教育水平与员工主动担责之间正相关，即员工受教育水平越高，其在工作中展现出主动担责的可能性越高。
（二）调节效应分析
接着，运用Hunter和Schmidt的程序进行调节效应分析，同时借鉴DeJone等[26]的做法，计算各亚组变量间效应值差异的95%置信区间，用以比较真实效应值均显著的亚组之间的差异显著性。结果如表2所示。
从数据来源来看：（1）在性别上，虽然无论采用自评还是他评，性别与员工主动担责的关系均显著，但是二者之间差值为0（Ci95%差异=[-0.05，0.06]），调节效应不成立；（2）在年龄上，他评时年龄与员工主动担责的真实效应值比自评时高0.03（Ci95%差异=[-0.06，0.12]），调节效应不成立；（3）在受教育水平上，采用自评时受教育水平与员工主动担责的关系不显著（ρ=0.07，Ci95%=[-0.03，0.11]），而采用他评时二者关系显著（ρ=0.07，Ci95%=[0.02，0.11]），调节效应成立；（4）在组织任期上，无论采用自评还是他评，组织任期与员工主动担责的关系均显著，但是二者之间差值为0.03（Ci95%差异=[-0.06，0.12]，调节效应不成立；（5）在组织地位上，采用他评时组织地位与员工主动担责的真实效应值比自评时高出0.09（Ci95%差异=[0.02，0.16]），调节效应成立。由此可知，假设H6c和H6e获得验证，而H6a、H6b、H6d未得到支持。
同理，从文化差异来看：（1）虽然无论是在中国文化差异下还是非中国文化差异下，性别与员工主动担责的关系均显著，但是二者之间差值为0.03（Ci95%差异=[-0.02，0.08]），调节效应不成立；（2）在年龄上，非中国文化差异下年龄与?t工主动担责的真实效应值比中国文化差异下高0.14（Ci95%差异=[-0.01，0.14]），调节效应不成立；（3）在受教育水平上，中国背景下受教育水平与员工主动担责的关系显著（ρ=0.08，Ci95%=[0.04，0.11]），而在非中国文化差异下二者关系不显著（ρ=0.02，Ci95%=[-0.11，0.15]），调节效应成立；（4）在组织任期上，在中国文化差异下组织任期与员工主动担责的关系不显著（ρ=0.07，Ci95%=[-0.01，0.14]），而在非中国文化差异下，组织任期与员工主动担责的关系显著（ρ=0.15，Ci95%=[0.06，0.24]），调节效应成立；（5）在组织地位上，非中国文化差异下组织地位与员工主动担责的真实效应值比中国文化差异下的高出0.01（Ci95%差异=[-0.08，0.10]），调节效应不成立。由此可知，假设H7c和H7d获得验证，而H7a、H7b和H7d未获得支持。
（三）发表性偏误分析
发表性偏误主要是指由于论文评审人根据论文研究中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效应值的大小、方向，如最典型的“抽屉文件效应”。学者Rosenthal运用“失效安全系数”（Failsafenumber）这一指标来估计导致元分析结果逆转所需要未发表的研究的数量[23]。一般而言，失效安全系数越大，表明元分析结果被推翻的可能性就越小。采用Comprehensivemetaanalysisversion2（Cma2.0）专业元分析软件，本文获得了人口特征与主动担责关系的发表性偏误结果（如表3所示）。由该表可知，在临界值（=0.05的水平下，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组织任期和组织地位与员工主动担责元分析结果的失效安全系数范围为66～369，而且对应的Z值均大于1.96，表明本元分析结果稳健性较高。
四、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第一，员工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组织任期和组织地位等人口特征与员工主动担责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按照Cohen效应值大小标准[27]对本文获得的人口特征与员工主动担责相关关系的真实效应值衡量发现，组织地位与员工主动担责正相关程度最高，而员工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和组织任期与员工主动担责相关关系比较弱。
第二，数据来源和文化差异会调节人口特征与员工主动担责的相关关系。具体而言：数据来源或员工主动担责的评分方式能够调节员工学历和组织地位与员工主动担责之间的关系，而文化差异则会调节员工受教育水平和组织任期与员工主动担责关系。换言之，数据来源和文化差异能为现有年龄、受教育水平、组织任期和组织地位与员工主动担责实证研究中出现矛盾性结论提供可能的合理解释。
（二）理论贡献
本文响应了学者Vadera等对系统研究人口特征与员工建设性偏差行为（含主动担责）关系的呼吁[12]。虽然学者tornau和Frese在利用元分析澄清建言、主动担责和主动性人格等构念时也考虑到了员工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和组织任期与员工主动担责的关系，但是分析和谈论的程度不够[28]。与该篇论文的元分析相比，本文存在如下两点贡献：
第一，本文是专门探讨人口特征与员工主动担责关系的元分析。本文元分析与tornau和Frese均存在两点差异[28]：一是本文人口特征与员工主动担责的主效应均显著，而上述二位学者的结果多数不太显著；二是本文还着重考量了组织地位的影响。结果差异可能的主要原因是本文根据研究假设对部分相关系数符号进行了修正。以性别为例，有的学者用（0=男，1=女）或（1=男，2=女），本文全部统一（0=女，1=男），这会影响加权平均效应值大小，并最终影响真实效应值。此外，本文能为后续员工主动担责实证研究中控制变量的选取提供依据。
第二，本文还考量了研究特征的调节作用，特别是文化差异。与tornau和Frese的元分析研究相比[28]，本研究不仅考量数据来源的调节效应，还特别考量文化差异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能为现有实证研究存在矛盾性结果提供可能的合理解释，如受教育水平、组织任期和组织地位与员工主动担责的关系。
（三）管理建议
本文对企业管理者通过人口特征快速地识别和筛选企业中能够主动担责的员工也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分析文化差异的理论篇4
[论文摘要] 语言性别差异一直是社会语言学家们关注的话题,而网络里的性别研究,在社会语言学领域仍然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本文用会话分析原则作为理论框架,把网络与性别这两者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旨在对虚拟环境中男女不同的会话风格得到新的认知。
随着国际互联网的兴起和发展,网络迅速成为继电视、报纸、广播之后人类信息传播最重要的手段。可以说,网络已经深入到现代人类的生活中,成为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在这一背景之下,一种新的交流方式-网络空间交流(comput-er-mediatedcommunication)诞生并迅速发展起来。这种新的网络交际方式以其独特之处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他们在网络表达、交流中产生出一种独特的语言—“网络语言”,这种形式多样甚至抛弃传统语言的网络语言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成熟起来。本文所涉及的网络语言,是指人们在网络上进行信息收集、和交换时使用的自然语言,包括bbs、聊天室用语等等。
人们对语言性别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17世纪欧洲殖民主义者踏上亚洲和美洲的土地上时,但对其进行的普遍研究却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情。现如今,语言中的性别差异研究遍及各个方面,诸如语音、词汇、语义、句法、熟语、方言、会话风格等,研究的范围涉及英语、汉语、俄语等语言。性别差异存在于多种文化的不通过语言中,是语言研究的永恒主题之一[1]。
本文采用会话分析原则作为理论框架来探讨网络交流中所体现出的性别差异,目的在于指导人们的网际交流,减少网络误解,畅通交流渠道。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内外网络语言研究现状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网络诞生伊始,语言学家们就开始对网络语言展开研究。美国著名学者,同时也是这一研究的先驱starrroxannehiltz和murryturoff的合著《thenetworknationa》于1978年出版后又于1993年再版,足见其深远的影响力。英国剑桥大百科全书的编者davidcrystal在其著作《languageandtheinternet》一书中曾给出了网络的定义,并深入研究了虚拟网络对于语言使用的影响[2]。随着网络语言使用影响力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学者,如susanherring,rod-neyjones等也专门研究并分析了网络语言的特性。著名学者terrelneuage也对网络聊天室中的会话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学术论文中,他采用语篇分析作为理论框架来指导他的网络语言研究[3]。
国内网络语言研究的代表人物是中国传媒大学的于根元教授,他著有《网络语言概说》一书。在这部书中,于教授对中国网络语言的概念,种类,总体概况及语言特征作了系统性的分析,并将网络语言同传统的媒体语言如电视、广播、报纸等作了对比性的研究,分析并提出人们应当以什么样的态度看待和怎样规范中国网络语言[4]。另外一位研究中国网络语言的是中国传媒大学的刘海燕副教授,她在其著作《网络语言》中从语言准备方面探讨了网络语言[5]。
(二)网络语言的性别差异研究
近10年以来,语言学界对于网络交际领域的社会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日益增多,这其中的性别差异研究也成为热点。这些研究主要倾向于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计算机使得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界限变得模糊,因此虚拟空间中的性别差异也不复存在。支持这一观点的有网络分析学家danieldern和shea。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性别差异是深深植根于社会文化中的,网络是不可能淡化这种根深蒂固的差异的。支持这一观点的有susanc.herring,laurelsutton,lesliereganshade,nathancobb,cheriskrammaraeetc.他们认为尽管从理论上讲,网络给男女提供了平等的交流机会,但在实际的交际情况下,两性本身存在的会话风格差异仍然会体现出来。男性的交际语言常常带有攻击性,强有力,而且较女性更为自信;女性交际语言则带有支持性和建议性,较男性更为温和[6]77。
二、主要理论支持
(一)男性支配论
男性支配论认为男性和女性的言语模式是“父权制”的一种集中反映。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zimmerman和west。她们认为女性的社会地位比男性要低,因此在交谈中处于被动受支配的地位。当女性同男性交谈时,经常被男性打断,在话题的选择和谈话量方面也受到很大限制。总的来说,女性在言语交际中比较常用客套语,很少会打断对方,对于对方提出的话题比较配合,多用礼貌用语,提出请求时比较婉转。相比之下,男性交际者比较少用客套语,容易主导话题,表达感情和需求的方式比较直接[7]05-129。
(二)文化差异论
有些学者尝试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言语行为性别差异产生的原因。r.a.borker和maltz结合社会、文化、心理等因素进行综合研究,认为性别差异是一种跨文化差异,异性交流是一种跨文化交流。他们指出男性和女性来自于不同的社会语言亚文化群,这种跨文化的差异造成了男女性各自不同的言语行为特征,并且这种文化的差异是从儿童时期开始萌芽,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保持下来的[8]215。
(三)相称语域论
相称语域理论把性别差异作为男女言语模式呈现不同特点的前提条件,相反的,它认为,仅仅以性别来解释两性之间不同的语言模式是极有可能背离客观事实的。fishman认为,如果我们想正确地解释言语行为,首先就必须考虑言语产生的场合。fox认为,“对性别与语言关系做出结论时应该视具体的情形而定,因为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他们的语言在不同的语境中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言语方式中所谓的性别差异还要受到交谈参与者的外在文化、身份、社会角色等因素的影响[9]16。atkins曾对美国法庭的男女证人做过30个月的观察研究,结果发现,语言中的差异主要受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地位的影响:在那些地位较低的男性发言中,表现出较多的女性特征;而地位较高的女性则较多地使用人们一般认为是男性化的语言[10]120。
三、理论框架
本文采用会话分析原则作为理论框架来探讨网络环境中的性别差异。“会话是一种社会交往。它是由发话者和受话者积极参与并相互协作而产生的。会话分析的基本目标是要弄明白发话者想要表达什么,而受话者又是怎样理解他的意思并做出反应的。”[11]著名学者deborahtannen将会话分析的重点引向了会话风格(conversationalstyle)。“她认为,要理解别人所说的话,必须注意到这些话是怎么说的,也就是在说话方式上有哪些特点。”[11]本文以会话分析原则作为理论指导的目的也是要着重考察并分析男女性在网络交际中各自选择何种话语风格进行交流。“话语分析的重点不只是话语内容及主题的变换,还包括话轮及话轮转换,插入或打断,简短回复语等。”[12]以下,作者也将逐一探讨这些方面:话语量、简短回复语、话轮转换、插入和打断以及形象化语言的运用,以期能使读者更明显地看到男女性在网络交际中话语风格方面的不同。
四、数据收集与结果分析
本文以部分qq聊天记录及部分网站聊天室的两性会话作为原始语料,共80段对话,695个独立句子,约3400个词。运用这类语料的优点在于对话内容的获取过程没有中间环节的干扰,语料比较贴合实际,自然。
(一)话语量
长期以来,人们总认为女性爱唠叨,爱说话。许多家喻户晓的谚语,诸如:awoman’stongueisthelastthingaboutherthatdies(最后死掉的是女人的舌头);manywomen,manywords;manygeese,manyturds(多少女人多少话,多少鸭子多少粪)等等以及一些出现在英语字典中意为“善谈、话多”的单词,如babble,chatter,gab,gossip,nag,prattle等,在举例时都以女性为对象[13]121。然而最近的理论却显示在各式各样的两性谈话中,男性的谈话量远大于女性。本文统计的是男女性各自在对话中的平均用词数量。在所搜集的80段网络对话中,男性的用词量达到了2057个,占总数的60.5%,女性的用词量为1343个,仅占总数的39.5%。因此,可以看出,男性在网络交际中的话语量远远大于女性。
(二)简短回复语
简短回复语作为对话中常见的言语行为。简短回复语的功能主要有两点:第一,表现听者是否同意说话人的谈话内容;第二,必要的话轮转换衔接作用[14]77。目前国内外的研究均显示,女性在实际面对面交际过程中比男性多运用简短回复使得谈话能够继续进行。但在所搜集的80段对话中,男性共使用了96个简短回复,而女性则使用了79个。可以看出,男性运用了更多的简短回复。
(三)话轮转换
话轮转换作为会话构成的基本要素,是会话分析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话轮转换是指在谈话过程中,每次只能有一方发言,另一方则要等到发言人的话语结束后才能开始其会话。在传统的会话过程中,话轮转换起着及其重要的作用,它维持了会话的进程,使得谈话有条不紊地持续下去。在网络聊天室里,往往会出现许多人同时会话的情况,会话者们都争着参与某个或多个话题的讨论。这种网络交际中的话轮转换要比传统面对面交际中的更为复杂一些。例如,在面对面交际中,说话人可用多种方式(如:身体语言、音调等)表达其想要维持话轮和继续谈话的意愿;然而在网络交际中,这些非口头的或语言辅助类的符号或标记则不能被使用。因为考虑到这些复杂情况,因此,本文采用非连续性表达来作为观察并衡量网络交际中两性话轮转换情况的依据。根据调查数据显示,女性的不连贯表达多达37处,而男性只有15处。这个调查结果更进一步地揭示出在网络交际中,男性在谈话过程中多占主导地位,他们比女性更能获得多的发言机会并能控制谈话内容和进程。这一点与传统面对面交际情况相符。
(四)插入和打断
以往的理论认为男性在两性谈话中打断女性的次数要比女性打断男性多得多。人们认为男性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是他们以打断或插入作为在谈话过程中支配并控制女性的手段。在所搜集的80段对话中共有72处打断的情况,其中男性共打断42次,女性打断30次。这个数据也表明,男性在两性谈话中比女性更多地打断对方并控制谈话,这也与传统的面对面交际情况一致。
(五)形象化语言
网络语言是形象化的语言表达方式。形象化语言的使用是网络交际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根据“男性支配论”的观点,女性在两性交际中处于被动受支配的地位,她们必须通过一系列的努力使自己融入谈话过程。这其中,丰富的表情变化是必不可少的。在所选用的80段对话中,男性总共运用了197次形象化语言;女性总共运用了182次形象化语言。因此,在网络语言中,男性运用了更多的形象化语言,这同传统理论认为女性更倾向于使用形象化语言也是有差异的。
五、结 语
网络正在以其迅猛的发展速度影响着全人类,以网络为媒介的快捷交际方式越来越受到大众的欢迎。如何才能畅通网络交流渠道,为大众营造更好的网络交流环境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正是针对这一焦点问题,用数据分析了两性在网络空间交流中所体现出的性别差异,以期能更好地促进人们的网际交流。
通过上面的数据分析,读者能清楚看到网络空间交际中体现出的性别差异,在话语量、话轮转换、插入和打断三个方面与传统的面对面交际一样,也显示出男性较女性在交际中更占优势的特点。追根溯源,这些差异是植根于社会文化中的差异,是两性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所早造成的。而在简短回复语与形象化语言的使用两个方面,男性的数据远大于女性,这与传统的理论观点相悖。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女性的社会地位在最近几十年中有了本质性的提高,女性受教育的程度也有了明显的改善,这些都致使男女语言性别差异表现得不再那么尖锐。尤其在网络这一虚拟空间中,两性之间的语言差异更多地受到了双方的身份、社会角色、所处的语境以及谈话方式和内容的影响,这也证实了相称语域理论的合理性和客观性。笔者认为,人们应当以公正平等的态度与周围人进行交流,只有相互的理解与尊重才能营造和谐的交际环境,实现成功交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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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于玮娜.网络交际中的性别差异探析[d].山东师范大学,2006.
分析文化差异的理论篇5
前言：在当代多元化社会的大背景下，影响英美文学评论的因素有很多，当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应当是文化差异的因素。因为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广泛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文学作为人们精神生活的一种重要寄托，必然要受到文化的影响。因而英美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也存在着极其突出的影响。
一、英美文学与英美文学评论
文学是民族文化展示的一种重要方式，是各族人民思想智慧的结晶。而英美文学是让世界人民认识英美文化的一个窗口。
英国文学的发展主要经历了文艺复兴，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多个阶段，其在每一个阶段上都绽放着独特的光彩。自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文学逐渐趋于多元化。美国文学起源于英国文学，很大程度上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美国文学刚开始只是一味的模仿其他民族的文学，直到19世纪末才脱离其他民族的影响，走向了独立。到20世纪初，美国文学达到繁荣状态。自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旧文学的激烈斗争，引导美国文学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英美文学评论是以对作品分析为基础的，在此基础之上，对文学作品进行更加深刻的分析和评论，也因为英美文学评论比一般的文学分析更加的深刻，因此其并不等同于作品分析。英美的文学评论所注重的是对作品的文学艺术表现和外在表现进行思考和评论，而文学分析则关注的是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属性。
二、英美文化差异对文学评论的影响
英美文化差异主要在文化发展载体差异，文化内涵差异和文化历史差异这三个方面对英美文学评论存在着影响。
1、文化发展载体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也是民族文化重要的表现之一。所以从语言这一载体之上就可以看出英美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文学作品当中的语言大都是作者经过提炼而产生的，所以作品当中的语言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差异更为突出。该种文化差异对英美的文学评论也存在着巨大的影响。从语言这一载体去理解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就更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英语是英国历史发展的语言正宗，正因为这个原因，英国文学有着独特的优势，在对语言的运用上更加精炼。也正因为考虑到这点，文学评论家在对英国的文学作品进行评论之时，其语言的运用会异常的小心翼翼。在笔者看来，这应该是文学评论者在潜意识中就将英国文学所使用的语言作为英语的正宗，自己作为外来者语言很容易使用不当，从而亵渎英式英语的正统地位。因此他们在评论英国文学之时会缺少了评论英国拥有的个性张扬。
美式英语是从英式英语发展而来的，与英国的英语相比，在本质上并没有差别。然而，美国在争取成为独立自主国家的同时，也对语言进行了必要的改变与发展。美式英语作为一种新式语言的存在，在通过文学作品展示之时，就受到了文学评论家的反感。具体的表现就是针对美国的文学作品进行评论之时，就具有较强的张扬个性，没有了在英国文学作品评论中的小心翼翼。
2、文化内涵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英国的文学评论总是在传承文化与挣脱传统文化束缚之间犹豫不决。尤其是在十七、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评论所采用的手法都体现了继承与打破传统文化之间的抗争。进入20世纪之后，英国文学评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英国的文学评论家通过对文学评论的历史经验进行整理与审视，继而所出现的文学评论也产生了明显的变化。文学评论家对文学评论历史经验进行总结，重新构建了适合当今社会的文学理论。
美国文学是一个独立的文学体系。即便美国文学受到了多种外来文学的影响，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美国文学有着独特的魅力。正因为美国文学收到了多种文学的影响，它的独立性才更加引人注意。美国文学起源于英国文学，却与英国文学有着巨大的差别。这份独立也彰显着美国这一个国家的独立。而相对应的美国文学评论也有着明显的独立特色。
3、文化历史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英国的文化历史有着人本主义的传统特色，但是该人本主义是相对于神权主义和金鱼主义而言的。由于英国在文化历史方面的革命具有妥协性和不彻底性，因此英国文学评论对人本主义趋于保守。随着社会的发展，英国的文学评论家逐渐认识到，创新才是社会文学发展的条件之一，保守的人本主义并不能引导文学和文学评论的发展。
与英国的态度不同，美国文学评论对于人本主义持有较为激进的态度。不仅如此，美国也拥有其一贯存在的独立特性。因为美国的发展并没有太多的历史遗留问题，而且因为美国所特有的自由民主的文化氛围，令美国文学评论家发展中能够更加的轻松。
结语：文化差异是影响英美文学评论的重要因素，通过对英美文化差异的分析，我们能够认识到的，英美文化的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有着支配性的影响。在读者接触英美文学评论之时，应当充分考虑到英美文化差异对它们所带来的影响，以便对文学作品内容有着更加准确的把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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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文化差异的理论篇6
关键词：区域金融；研究视角；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830.92文献标识码：B文章号：1674-0017-2016（9）-0067-03
区域金融作为发展的中观维度，构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特别是随着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的日益深入和区域经济发展实践不断证明金融的重要作用，学者们尝试将区域金融作为独立变量引入区域经济分析框架。我国幅员辽阔，地理位置、自然条件、资源分布、城乡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等区域特征、空间差异更是构成了区域金融存在的客观基础。基于此，众多学者对我国区域金融研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
一、区域金融差异的形成与测度
区域差异的存在是区域金融研究的逻辑起点，主要围绕以下三个角度展开：
（一）区域金融差异的测度与评价。在区域金融差异的评价指标方面，学者们大多是从金融总量、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三个层面构建综合评价体系，而在实证文献或通过具体指标研究区域金融差异时，金融相关比率（存款或贷款与GDp的比率）得到广泛应用。在分析方法上，郭叶东（2007）、王军芬（2008）、李敬&冉光和（2008）、殷克东&孙文娟（2010）等分别运用变异系数、加权变异系数、泰尔指数、层次分析、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熵值、灰色关联度分析等方法对我国区域金融差异进行具体测算。在研究范围上，邓向荣、杨彩丽（2011）等对我国省域金融发展差异进行了分析，郭叶东（2007）、王军芬（2008）对我国四大地区金融差异的总体情况和分行业（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进行实证分析，廖杉杉（2011）等对城乡金融差异进行了研究。
（二）区域金融差异的形成与决定。在一个非均衡发展的大国经济体系中，地理区位、经济基础、制度环境、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都会造成不同区域金融发展的差异。概括而言，区域金融发展差距的成因可分为外部因素和内生因素两个层面，外部因素主要包括政府行为、法律制度等。内生因素主要指随着各区域经济金融发展水平而变化的各种因素。就转轨经济而言，我国区域金融差异的形成具有很强的外生性，即区域金融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央和地方政府行为、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等（崔光庆、王景武，2006；伍艳，2009）。不过，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地方政府的参与行为短期内促进了区域金融发展，但政府行为的不适当和边界不清晰，不利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需要调整地方政府的角色和功能，确定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合理边界。除了研究政府行为对区域金融差异的影响外，法律环境、宗教、文化、地理等外生因素也受到关注。
（三）区域金融收敛的形态与实现机制。大部分研究结论支持区域金融存在收敛趋势，只是在具体的收敛形式方面有所不同。赵伟、马瑞永（2006）认为中国区域金融差距总体上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态势，即呈现“倒U”型收敛态势。陆文喜、李国平（2004）的研究则表明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具有阶段性、区域性收敛特征。孙晓羽、支大林（2013）认为我国区域金融差距变动具有收敛趋势，且收敛速度较慢。黄桂良（2011）对区域金融收敛的实现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他将区域金融收敛的实现机制总结为三条路径，即区域内部资本流动机制、金融创新扩散机制和金融制度创新机制。
二、金融的空间结构及其影响因素
金融的空间结构是区域金融研究的前提和突破点，也是当前区域金融研究的核心问题。一般而言，金融的空间结构包括金融机构空间分布、金融资本空间流动、金融系统空间状况等结构。在传统观点的基础上，蒋三庚、宋毅成（2014）突破了对金融空间结构的常规认识，从区域金融的角度拓展了金融空间结构的内涵，指出区域金融的空间结构不仅限于地理空间范畴，还应包括经济空间，金融空间本身是个动态系统，包括空间属性、空间结构和空间发展过程，还隐含着金融各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机制，他们对于金融空间结构的界定极大地拓展了区域金融研究的范畴。沈丽、鲍建慧（2013）研究了我国区域金融空间分布的特征事实，认为我国总体而言省域之间极化现象不明显，但是在区域内部呈现不同特征：东部地区出现了多极分化现象，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极化现象越来越明显；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没有出现明显的极化现象，但是中部地区出现了一定的两极分化趋势。
除此之外，金融空间结构或布局的形成机制也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王辰华、王玉雄（2005）将我国金融机构空间布局的形成原因归结为金融制度改革的必然结果和我国区域金融差异由外生化转向内生化的集中反映。吴朝霞、王沐钒（2011）从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地区经济市场化水平、二元经济与一元金融调控政策的矛盾、金融支持的地区差异、金融微观主体的效率原则几个方面阐述了金融空间分布不均的深层次原因。王认真（2013）认为区域间初始要素禀赋决定了金融资源的空间配置，如果区域间初始要素禀赋、市场消费规模、贸易成本、技术和开放度是不对称的，则金融资源的空间配置呈现非均衡。
三、金融集聚的决定因素与影响效应
金融集聚是金融流动的必然结果，金融集聚发展到一定程度将形成金融集聚区，一个组织健全、功能完善的金融集聚区，对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促进技术进步和提升产业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在信息技术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金融活动和金融机构集聚现象屡见不鲜，已初步形成了北京金融街、上海陆家嘴等知名的金融集聚区，其中，北京金融街的金融资产占全国60%以上，上海浦东金融区聚集了600多家金融企业（李静霞、丁艺等，2010）。金融集聚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集聚水平测度、类型、动因及效应等方面。茹乐峰、苗长虹、王海江（2014）在对比分析2005年和2010年全国286个地级以上中心城市金融集聚水平以后，认为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是我国金融集聚最为显著的区域，全国金融集聚态势正从金融集聚中心向邻近区域扩散，并逐步向中部和近西部地区城市传播。
在金融集聚的形成动因方面，黄解宇（2011）认为金融集聚是产业集聚的伴随物，随产业集聚的发展而发展，金融本身的高流动性加速了金融集聚的形成，集聚的空间外在性是金融集聚形成的基础。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地理因素、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政策、人力资本、信息外溢等都被证明对金融集聚产生显著的影响。
金融集聚必然形成金融中心，金融中心是金融资源在空间配置而形成的一种集聚状态，是金融集聚的直接产物。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快速推进，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需求逐步增加，全国各地掀起了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热潮。据统计，有30多个城市提出要打造区域性乃至国际性金融中心（孙国贸、范跃进，2013），针对区域金融中心的相关研究大量涌现。早期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中心的功能、定位与发展路径上，普遍认为，资金集聚和配置功能是金融中心的基本功能，金融集聚和辐射功能是其核心功能。倪鹏飞（2005）在对我国各城市金融中心的定位进行研究后，将上海、北京定位为全国性金融中心，广州、青岛、厦门、武汉、大连、重庆、西安定位为区域性金融中心。冯德连（2004a，2004b）系统研究了区域金融中心的形成动因，他指出金融中心成长的动力主要是由两种拉力、三种推力和政府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两种拉力是指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三种推力则是指供给因素、历史因素和城市因素。金融中心的区位选择也是研究的重要方向，潘英丽（2003）运用区位选择理论分析了金融中心形成的微观基础，即金融机构空间集聚的决定因素，并进一步分析了金融机构对金融中心的积极效应，不过她并未指出地理区位对金融机构空间集聚的具体影响机制。陈祖华（2010）进一步指出由地理位置所产生交通优势、时区优势、地点优势和政策优势对于区域金融中心形成的重要作用，但是他认为区位因素只是金融中心形成的外生变量，金融集聚因素才是决定金融中心能否形成的关键内生变量，也是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原动力。
在近几年的国内研究中，学者们开始重视政府和制度创新在区域金融中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杨长江、谢玲玲（2011）指出政府在创立启动机制、强化良性循环、退出低效“闭锁”等方面对金融中心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闫彦明等（2013）分析认为政府、市场这两只“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在金融中心长期演化与发展的过程发挥核心作用。
四、金融政策的区域效应与差别化调控
金融政策以货币政策为核心，货币政策作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家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长期以来具有相对独立性和高度统一性。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地区经济差异愈拉愈大，整体经济同质性逐渐被地区经济差异性所取代，由此引起了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广泛关注。张晶（2006）、蒋益民（2009）等分别以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区和各省份为研究对象，均证实了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客观存在，并指出区域生产力水平差异是影响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长期因素，区域产业结构和区域金融结构是影响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重要因素。董志勇等（2010）认为经济开放度、劳动生产率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地方政府行为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也说明地方政府干预经济过多反而会削弱货币政策效力。吴瑞祥（2013）创立了区域预期差异条件下的货币效应模型，分析了区域性预期差异对统一货币政策的影响，证实了区域预期差异会造成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不同。更多的研究则是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角度，如利率渠道、信贷渠道和汇率渠道来解释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产生的原因，尤以对信贷渠道和利率渠道的研究居多，普遍认为信贷渠道和利率渠道是导致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主要原因。
关于区域金融调控政策的研究大多关注货币政策差异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上，大致形成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为解决金融调控政策区域异质性问题，在坚持统一性的前提下，金融调控政策应该保持适当的区域性和差别化操作（孙天琦，2004；范祚军，2005；冉光和等，2007；郭立平，2013）。第二种观点认为，应从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协调发展角度解决金融调控政策区域异质性问题（王维强，2005；刘明、陈秀枝，2007；黄飞鸣，2011）。鉴于经济金融具有较强的内生关系，第一种观点从货币政策本身出发，第二种观点从货币政策与经济金融的关系出发，两者角度不同，但共同指出了区域金融调控政策的着力点和应该关注的内容。第三种观点提出了区域货币政策的单一解决方案效果并不理想，要⒒醣艺策区域性操作融入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思路。
五、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
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果上。孙晶（2013）从区域金融发展的溢出效应角度分析了区域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她指出区域金融发展的溢出效应可分成本地溢出和跨区域溢出，二者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各不相同。本地溢出效应主要通过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机制、信息管理机制、成本管理机制和资源配置机制四大内生微观机制作用于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从“质”和“量”两个层面共同推动本地区经济的整体发展，跨区域溢出效应通过区域金融发展中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推动周边地区金融业乃至整体经济发展。在区域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效果上，并未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郑长德（2003）、马瑞永（2006）、董绳周（2007）、杜云福（2008）、刘睿（2006）、冉光和（2007）等研究结论支持区域金融发展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艾洪德（2004）、王景武（2005）等的研究则表明区域经济与区域经济增长存在相互抑制的关系。华晓龙等（2004）、陈茹s（2007）、陈正凯（2007）等通过研究得出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不明显的结论。
六、总结与展望
区域金融作为一种客观现象，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充分借鉴吸收金融发展理论、区域经济理论、金融地理学以及计量经济学方法来分析和解释区域金融现象。我国特殊的区域经济环境、非均衡性和金融调控效果的差异性，使得我国区域金融的研究空间更为广阔，大批国内学者将研究目光从宏观金融向区域金融的中观层次转变，极大地丰富了区域金融研究的内涵，加深了对金融的区域结构、空间分布、运行机制等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为区域金融理论的构建起到重要的开创性和推动作用。
但是总体来看，目前并没有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科学的区域金融理论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相关研究呈现出“重现象描述轻理论探讨”、“重实证研究轻逻辑思辨”、“重借鉴利用轻自主创新”等特点。具体来讲，理论体系建构层面，研究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的思想创新，主要停留在对区域金融现象的描述和单纯的政策建议上，未能建立区域金融研究的理论架构，对区域金融差异演进规律、影响因素、作用机制等研究不够深入和细致。比如，由于我国还处于利率市场化进程中，随着利率的逐步放开，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区域金融市场的资金价格、金融机构行为的区域差异等亟需进一步研究。在实证研究层面，虽然大量的数据和前沿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分析工具得到广泛的应用，但是由于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作为指导，因此，对方法选取的适用性、模型的合理性等存在较大的差异，导致对同一问题的分析结果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影响了对区域金融现象的理解和区域金融理论体系构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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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桂良.区域金融发展收敛：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D].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3]蒋三庚，宋毅成.金融的空间分布与经济增长[J].经济学动态，2014，（8）：97-105。
[4]陆文喜，李国平.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的收敛性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2）：125-128。
[5]孙翠兰.论区域金融存在的主、客观基础[J].区域金融研究，2010，（5）：4-9。
[6]孙晓羽，支大林.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度量及收敛趋势分析[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45-49。
[7]吴娅玲，潘林伟.区域金融发展中地方政府干预的行为边界及影响[J].当代经济管理，2016，（1）：64-68。
[8]赵伟，马瑞永.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的收敛性、成因及政策建议[J].中国软科学，2006，（2）：9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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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einChina：aReview
CHenXiaolin
（LanzhouprovincialSub-branchpBC，LanzhouGansu730000）
分析文化差异的理论篇7
关键词：农村金融；金融地理学；金融发展水平；省际差异
中图分类号：F833/8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13）05-0015-05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十”报告提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发展农村经济的关键是提高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缩小农村金融发展差距，而探究农村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因素乃是基本前提。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差异研究一般包含在区域金融差异研究之中。宋宏谋等以农村信用社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1979～2000年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问题[1]；伍艳等发现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供给的区域布局不均衡[2]；黎翠梅分析我国在农村金融相关率方面区域差异明显，且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的影响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3]；高新才等认为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市场化进程的区域差异以及政府行为的区域差异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4]。
瑞托斯·劳拉詹南（2001）提出了金融地理学这一新兴学科概念[5]。随着金融地理学的发展，越来越多学者尝试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研究中，如田霖（2005）将各种金融地理因素一起纳入实证分析，认为经济、科技、文化、开放、基础设施、劳动力等金融地理因素对区域金融综合竞争力有显著影响[6]；卢佳、金雪军（2007）实证表明：地理位置等新经济地理因素对区域金融发展均有显著影响[7]。但目前国内从金融地理学角度研究农村金融的文献并不多见。
本文试图将金融地理学理论创新性地运用于我国农村金融区域发展差异研究之中。假定各金融地理因素均对农村金融产生影响，且影响程度不同，并运用模糊曲线法考察各金融地理因素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的贡献程度，以期拓宽金融地理学在农村金融发展方面的应用领域，为国家实施惠农政策、缩小农村金融发展差异提供理论指导。
二、指标选取、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
考察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差异影响因素的前提是衡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国内关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不多，本文借鉴区域金融研究中指标构建思路[6-8]，进行一定调整和整合，从金融总量、金融结构、金融效率、金融环境四个方面来构建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见表1），运用因子分析法得出量化的各省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各指标数据均来源于2006～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农业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银监会网站农村金融服务图集。我国农村金融协调发展是合作性金融机构、商业性金融机构等相互依存，面向“三农”的协同过程[9]。下面选取五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农村新型金融机构的农村地区金融数据。为了使数据平稳可靠，取2006～2010年的平均值作为基础数据。
（三）研究方法
1.因子分析法。
因子分析法是考察多个变量间相关性的一种多元统计方法，利用因子得分可以对样本进行分类和综合评价①。
2.模糊曲线法。
金融地理贡献因子和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的关系是复杂的非线性形式，模糊曲线法不需要建立数学模型就能识别最有效的输入变量，比较适合解决金融地理因子的贡献程度问题②。
本文综合考虑特征根值大于1、累积贡献率大于85%两个标准来提取因子，由表2可以看出，前五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且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85%，即前五个因子可以解释原始变量90%左右的方差，已经包含了14个统计指标绝大部分的信息。
由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可知，公因子F1在网点分布密度、金融从业、人均存款、人均贷款的载荷值较大，可代表农村金融资源覆盖水平；公因子F2在金融相关率、金融市场化率载荷值较大，代表农村金融结构；公因子F3在储蓄投资转化率、农村GDp、农村财政支出载荷值较大，代表农村金融环境；公因子F4在贷款增长率、存款增长率载荷值较大，代表金融增长潜力；公因子F5在存贷比、贷款产出率和储蓄动员率有较大载荷值，代表农村金融效率。综合得分F=（43.351F1+15.954F2+14.059F3+10.197F4+7.144F5）/90.706。由此，可以计算出各省的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得分排名（见表3）。（二）因子分析结果
从表3可以看到，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得分排名前10名的除了内蒙古和四川以外都是东部沿海的省份，内蒙古由于在金融资源覆盖水平和金融增长潜力方面表现突出，使得它的综合得分较高，排名第三位。四川省在农村金融环境和金融增长潜力排名较好，综合水平超出西部其他省份，排在第十位；河北、福建、海南的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平均水平，其中海南省农村金融发展滞后现象尤为突出，排在第30位；中部地区的江西、山西农村金融综合水平较低，均排在后10名；西部地区的陕西农村金融综合水平较好，排在18位。可见我国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在各省之间存在差异，且和东中西部行政区域划分不尽相同。
四、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差异的金融地理因素分析
（一）金融地理因子的选取与计算
为了更好地解释各省（区/市）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差异的因素，依据金融地理学理论，引入经济、环境、设施、劳动、文化、科技、开放、聚集金融地理学因子作为解释性指标（见表4）。环境因子包括了自然条件、地理区位和经济区位。自然资源是社会生产原料和能量的来源，农业生产尤其依赖阳光、温度、降水等自然条件，故以基础能源资源储量、受灾面积代表自然条件。从地理区位上看，距东部海岸远近是影响东部和中西部经济发展的重要区位因素，与我国降水量分布规律大致相同，故以年均降水量代表各省农村的地理区位。而所在省份GDp占全国GDp比重能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村所在地区经济实力，能代表经济区位。
农村基础设施是指为农村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及农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各种设施的总和，它能直接间接作用于农村经济，用发电装机容量、人均拥有机械动力、公路里程数来衡量农村设施因子。劳动力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主体，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和素质高低也是农村经济发展重要影响因素，用农村就业率、农村金融从业比重、劳动力文化水平来衡量。
文化观念是包括风俗、习惯、禁忌、价值观念等在内的社会意识。和谐丰富的文化生活有助于增进农村居民间的信任关系和社会资本的积累，有利于农村互助金融的发展。选取农村文化站数量和农村文教娱乐支出比重来衡量文化因子。
科技进步已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选取农村固定投资投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科学研究数量以及各省技术成交量来衡量科技因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策略使得对外开放水平对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影响较大，国内很多学者均从实证角度证明了开放对我国地区的经济增长差异有显著影响，选取农村进出口额和农村外商投资总额来衡量开放因子。
另外，借鉴田霖（2005）博士论文中聚集力指标，将人口密度和产业密度作为聚集因子来考察人口聚集程度和产业结构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的贡献程度。
（二）各因子的贡献程度
根据模糊曲线原理以及运用matlab编程计算③，输入各个省份的样本数据，就可以得出每个因子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的贡献程度（见表6）。表中显示：各因子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均产生正向贡献，依其重要程度依次为科技因子、经济因子、文化因子、设施因子、开放因子、环境因子、劳动因子、聚集因子。
科技因子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的贡献程度为0.3863，在所有因子中贡献程度最大，说明农村科技水平成为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经济因子作为农村金融发展的基础因素，其贡献程度为0.2115，排名第二位。文化因子贡献程度达到0.178，排名第三位，说明农村文化建设对农村金融发展有着重要促进作用。设施因子、开放因子和环境因子的贡献程度比较相近，均在0.16左右，说明这三个因素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重要程度相近。聚集因子的贡献程度只有0.08，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作用较小，人口密度和产业集中度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影响不大。
五、相关政策建议
缩小农村金融区域发展差异，实现农村金融协调发展才能充分发挥金融资源扶贫功能，帮助缩小城乡经济差距，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根据金融地理因素分析结果来看，农村金融发展依靠的是各种社会经济文化的协同作用，我们不能忽视各地农村中除经济以外的科技、文化、设施、地理环境、劳动力等影响因素，要依据客观规律和各地自身情况，抓住关键金融发展因子。
1.继续贯彻“科技兴农”方针，深化农村科技体制改革。增加对农村信息、计算机和科研的资金投入，促进金融资本与科技创新的结合，提高农村金融有机构成，从而发挥科技与农村经济、金融的良性互动作用，提高农村金融的发展实力。
2.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培育良好信用环境。增设农村文化站点，丰富农民精神生活，增强农民间情感交流和沟通，增进社会信任，提高守法意识、信用意识，为农村金融发展创造良好的信用环境。
3.顺应产业结构调整要求，夯实农村经济基础。政府应抓好农村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交通运输条件，构建和完善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制度框架，夯实农村经济基础。
4.适当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拓宽农民创业融资渠道。政府应积极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创业培训、融资指导服务；农村金融机构应加大对农户和农村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扩大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充分发挥农村金融的杠杠效应。
注释：
①本文建立的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指标数量较多，且指标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使用因子分析法比较合适。
参考文献：
[1]宋宏谋，陈鸿泉，刘勇.中国农村金融区域发展程度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02，（8）：11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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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劳拉詹南.金融地理学金融家的视角[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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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卢佳，金雪军.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地理环境与经济政策基于金融地理学视角的实证分析[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7，（4）：7-9.
分析文化差异的理论篇8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上：学者们常常用辩证思维来描述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用逻辑思维或者分析思维来描述西方人，尤其是欧美人的思维方式。在他们看来，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包含着三个原理：变化论、矛盾论及中和论。变化论认为世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没有永恒的对与错；矛盾论则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对立面构成的矛盾统一体，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本身；中和论则体现在中庸之道上，认为任何事物都存在着适度的合理性。对中国人来说，“中庸之道”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甚至内化成了自己的性格特征。
与中国人的辩证思维不同，西方人的思维是一种逻辑思维。这种思维强调世界的同一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同一性认为事物的本质不会发生变化，一个事物永远是它自己；非矛盾性相信一个命题不可能同时对或错；排中性强调一个事物要么对，要么错，无中间性。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也叫分析思维，他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不像中国人那样追求折衷与和谐，而是喜欢从一个整体中把事物分离出来，对事物的本质特性进行逻辑分析。
正是因为思维方式取向的不同，在不少情况下，东方人和西方人在对人的行为归因上往往正好相反：美国人强调个人的作用，而中国人强调环境和他人的作用。www.133229.Com比如心理学家彭凯平等人研究了美国人和中国人对两起谋杀事件的归因，就发现中国人倾向于把事件归于周围的环境，而美国人则认为是凶手本人的特征造成的结果。
可喜的是，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上述关于东西方思维差异的分析。通过对五百多名中国人思维方式评定结果的因素分析，发现他们的思维方式可以从五个维度来衡量：①变化性：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没有静止不动的东西；②矛盾性：世界并不是精确和清晰的，而是充满着矛盾的统一体；③折衷性：中国人喜欢中庸之道，不喜欢做极端的事情；5联系性：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脱离其他事物而独立存在；⑤和谐性：客观事物只有与其它事物放在一起的时候才有意义。至于西方人思维方式的维度，我们和国外的合作者正在进行探索性的研究，不过有许多实证研究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西方人的思维特征符合上述的分析。
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原因
东西方人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的差异，其根源是什么呢？在这里我们可以借鉴美国著名文化心理学家尼斯比特的观点。他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发展有着各自的轨迹：西方文明建立在古希腊的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分析思维为特征；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则建立在深受儒教和道教影响的东方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辩证和整体思维为主要特征。尼斯比特从古希腊和古代中国入手，系统地阐述了东西方思维的产生渊源和特性。
首先，从社会背景上讲，古希腊社会强调个人特性和自由，是一种以个人主义为主的社会；而古代中国社会却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以集体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这种不同的强调重点决定了相应的哲学信念，并导致对科学和哲学问题的不同回答。这些问题包括：连续与非连续性；场与客体；关系和相似性到分类与规则；辩证与逻辑等。
其次，从社会认知系统上讲，东西方不同的哲学和认识论在社会历史背景中建构了不同的心理学理论。中国人生活中复杂的社会关系使得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注意力用来关注外部世界，所以中国人的自我结构是依赖性的；相反，西方人生活的社会关系比较简单，所以他们更有可能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客体和自身的目标之上。在这个社会认知系统中，社会组织对认知过程有着直接的影响，辩证和逻辑思维就是这种认知过程的特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特性一直保持下来，对生活在现在的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人的认知以情境为中心，西方人则以个人为中心；中国人以被动的态度看待世界，西方人以主动的态度征服世界。
最后，从生态背景上讲，中国文化基于农业社会，这种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等级社会，强调等级与和谐；而希腊文明则不完全依赖于农业，由于生态环境的原因，他们对狩猎和捕鱼的依赖较大，这些产业对个人特征的要求更高，所以与这种生态环境相适应，西方人的思维取向是个人式的，与中国人人际式的取向不同。这两种思维系统的维持和社会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二者是一种互相促进的关系：思维系统引领社会实践，同时社会实践也强化着思维系统。这一观点在尼斯比特的“思维地缘学”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体现，尼斯比特认为人类的认知并不是处处相同的，亚洲人的思维特性和西方人的思维特性截然不同。
尼斯比特的“思维地缘学”为我们认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提供了一个选择，但是这种理解只是一种宏观上的认识，他所提出的观点也只是近代地理学派关于文化差异的翻版。我们认为，要想更全面地理解上述差异，还必须对这两种文化系统做更深入的分析。这种分析应该考虑到历史、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韧性等诸多因素。
理解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意义
对东西方思维方式的研究可以使我们从更深层次理解两种文化对人的影响。从理论上讲，思维方式研究可以回答一些我们以前难以回答的问题。英国科学史学家约瑟夫·尼德汉姆就注意到，中国人在很久以前就认识到“场”、“远程作用力”等概念，他们对此的认识要比西方人早1500年。但为什么现代电磁学和量子力学却由后者提出？心理学家把这种难以解释的现象叫做“尼德汉姆难题”。很显然，如果考虑到东西方人的思维特性，这种矛盾并不难理解：西方人强调个体性的作用，在处理客体时，他们会把一个客体从它所处的背景中分离出来，而忽略它所处的环境的作用。现代电磁学和量子力学的建立都需要对作用力的分解。西方人善于分解和分析，所以他们做到了这一点。
分析文化差异的理论篇9
关键词：财政不平衡；收支结构；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81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2-0011-05
引言
地方政府财政收支是用于满足地方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动，以达到区域内优化资源配置、公平分配及经济稳定和发展，其平衡问题的探讨一直是公共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中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经历的三个阶段，即“统收统支”、“分灶吃饭”、“分税制”，地方政府收支平衡状况表现差异性。
学者们分别从收入结构和支出结构角度分析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平衡状况，已有文献对地方财政收支平衡的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地方财政收支是否平衡和原因分析、收支结构在地区间是否平衡以及各自对区域间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徐涛（2011），张伦俊、陆建华（2001），李永友、丛树海（2005），王军平（2005），申嫦娥（2006），林颖（2009），陈志勇（2005），张明喜，（2007））。鲜有文献对地方政府收支结构对收支平衡的解释度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解释区域间经济发展差异。
本文旨在研究地区间财政收支不平衡和收支结构对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通过分析不同地区财政收支分配差异对扩大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否会起到的关键性作用，为政府从地区间财政收支结构出发，平衡财政收支，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提供新的视角。
一、理论分析框架
财政平衡，即财政均等化（Fiscalequalization）是指具有相似状况，每个人从公共产品获得的回报与所承担的税负都相等，即要求无论居民位居何处，均能享用到均等化的公共服务（Jeffpetchey，SophiaLevtchenkova，2004）。换言之，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相匹配。
根据瓦格纳法则，财政支出的发展趋势是扩张的，即公共支出的增长表现为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表现为图1。
20世纪60年代初peacockandwiseman在瓦格纳原则基础上提出替代—规模效应理论，公民所容忍的税收水平是财政支出规模的约束条件，当外部冲突暴发时，公共支出会替代私人支出，财政支出的比重会增加。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用经济发展阶段解释财政增长的原因，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是不同的。
本文从税收理论来分析税收的发展规律。税收追求兼顾公平与效率，在税收的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原则下，税收还应体现中性特质，即一方面尽可能不带来外部负效应，另一方面不能干扰市场机制正常运行。基于税收原则和中性物质，税收发展规律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拉弗曲线和马斯顿的经济分析体现了不同国家税负状况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且不同地区，税负对地方政府财政平衡的影响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着差异。拉弗曲线表现了税率、税收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函数关系（如图2所示）。其中，税率为横坐标，税收收入或经济增长为纵坐标，税率从o到B的数值为0到100%。当税率在oC区间变化时，税率越高，税收越高；当税率超过C点，从税收的供给角度来讲，纳税人因税负太重而工作意愿减弱，直至B点，无人愿意工作和投资。阴影区域则为税负太重而导致的税收收入的减少。
根据财政收支理论与已有文献研究，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1）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能力能否满足财政支出需求，即财政是否平衡？（2）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结构对财政不平衡度的贡献如何？（3）如果财政收支结构差异是造成财政不平衡差异的因素，那么财政不平衡通过财政收支结构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力度如何？
二、模型建立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选择
根据相关文献与理论研究，针对本文提出的三个问题，本文拟运用以下测算方法与模型。
1.地区间财政收支平衡分析
Hunter（1974）提出的财政不平衡度计算公式为1减地方财政收入中来自中央转移支付的比重，为了能够正向地反映财政不平衡度的大小，我们将财政不平衡度的计算公式调整为以下形式：
财政不平衡度=1-（一般预算收入/一般预算支出）
运用变异系数度量地区间财政不平衡度差异。
2.财政收支结构对财政收支不平衡的贡献度和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分析
本文构建财政收支不平衡度（D）、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增长率（e）两者分别与一般公共服务（X1）、教育（X2）、科学技术（X3）、文化体育与传媒（X4）、社会保障和就业（X5）、医疗卫生（X6）、环境保护（X7）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以及一般预算收入（X8）之间的多元回归模型，采用混合面板数据，利用逐步回归方法筛选出回归系数显著的自变量，以求解筛选出的自变量对财政收支不平衡度的贡献度，以及对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模型公式分别如下：
D=αiXi+ε
ε表示随机误差项。Xk如果在逐步回归的过程中，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则令αk=0。
e=βiXi+ε
同上，如果在逐步回归的过程中，Xk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则令βk=0。
（二）样本选择
1.区域划分
按经济带划分地区，中国通常被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如表1所示）。三大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存在着显著差异，且地区间财政状况也表现出不同。本文按东部、中部和西部财政收支状况，分析地区间财政收支平衡问题。
2.数据来源
鉴于1994年中国财政分权改革的实施，为保证数据平稳性，本文选取从1995—2011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财政收支相关数据进行分析。本文数据来源于1995—2011年《各省财政年鉴》。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地区间的财政收支平衡
根据财政收支不平衡度测算方法得到东部、中部和西部财政不平衡度的结果。从图3的计算结果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财政收支不平衡现象普遍存在，且中部和西部地区尤为明显。
具体来说，东部地区的财政不平衡度最低，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高。再从地区间财政不平衡度发展趋势来看，自1995—2011年，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财政不平衡度总体呈现上升态势，中部、西部地区财政不平衡度分别从1995年的39.25%和58.17%上升为2011年的57.67%和65.63%；东部地区的财政不平衡度从1995年以来一直低于30%，并且呈下降态势，到2011年，东部财政不平衡度仅为18.99%。
（二）财政收支结构对财政收支不平衡度的贡献分析
本文选用最近五年面板数据，运用eviews软件，通过逐步回归法筛选自变量最优子集的方法，对东部、中部和西部财政收支结构对财政收支不平衡度的贡献进行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1.财政收入结构对财政收支不平衡度的贡献
从表2的回归结果来看，宏关税负差异对财政不平衡的贡献度为正1.17，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税负差异是造成地区间财政不平衡差异的主要原因。根据2001—2011年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间宏观税负与其生产总值来看也反映出税负是造成财政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之一（如表3所示）。
2001—2011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平均宏观税负为8.44%、6.42%和7.72%，三大地区分别占全国生产总值的比例为58.59%、23.69%和17.72%。东部产值高但税负较低，西部产值低但税负较高。
2.财政支出结构对财政收支平衡的贡献度
本文财政支出结构的分析主要关注的是关键性的财政支出，即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保障和就业和医疗卫生。
具体从上页表2的回归结果来看，一般公共服务在西部地区是缩小财政不平衡的根本因素，对财政不平衡的贡献为负。东部地区教育支出为正，加剧财政不平衡差异，而西部教育支出为负，缩小财政不平衡差异。科学技术支出总体上缩小财政不平衡差异，东部科学技术支出对缩小财政不平衡差异的贡献小于西部科学技术支出对财政不平衡差异的贡献。社会保障支出对财政不平衡差异的贡献为正，对财政收支平衡的影响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医疗卫生支出对财政不平衡差异的贡献为正，虽然东部、中部和西部在医疗支出对财政不平衡各自贡献不显著，但总体是显著的，表现为该项支出是造成财政不平衡差异的原因之一。
（三）收支不平衡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
同样，基于东部、中部和西部财政收支结构视角，分析财政收支不平衡差异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力度，结果（如表4所示）。
1.财政收入结构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
从表4的回归结果来看，宏关税负差异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度为正，表明税负差异是造成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的原因。其中，东部税负差异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为正，说明东部税负差异是造成经济发展差异的原因；西部税负差异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为负，西部税负差异对经济发展差异的缩小起到一定的作用。
2.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
从表4的回归结果来看，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为正，表明公共服务支出差异是造成经济发展差异的原因之一。地区间教育支出差异对经济发展差异解释显著为正，表明教育支出差异会对经济发展差异产生影响。科学技术支出总体上缩小经济发展差异，东部科学技术支出对缩小经济发展差异的贡献小于西部科学技术支出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贡献，这一现象体现了科学技术支出边际效用是递减的。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为正，东部最为显著。医疗卫生支出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并不显著，但东部医疗卫生支出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显著为负，医疗卫生在东部地区内是缩小地区内差异的原因之一。
结论
本文分别不同地区财政不平衡度进行测算，并分析财政收支结构对财政收支不平衡的贡献度，以及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研究结果表明：（1）地区间财政收支不平衡现象较为显著，且呈扩大趋势；（2）地区间收支结构不同对财政收支不平衡的贡献度有着显著差异；（3）财政收支结构在不同程度上解释了财政不平衡差异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
因此，基于财政支出与税收收入理论，结合各地区经济发展特点和经济发展阶段，优化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结构，有利于实现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平衡发展，同时对缩小经济发展差异起着决定性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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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文化差异的理论篇10
论文摘要：定量分析了出租车行业内具有不同个体特征的员工对工作满意度和沟通满意度，证明了两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及因果关系．进而讨论了员工的个体特征在工作满意度和沟通满意度两方面的差异表现及成因．
20世纪末，管理思想的一个巨大变革就是企业管理从“让员工服务于企业利润”转向“为员工服务”，也就是“以人为本”的理念．因为只有尊重并关怀员工，提高员工的工作生活质量，员工才能对企业忠诚和认同，才乐于付出额外的努力，创造更大的价值．因此，现代企业管理开始从“以利益为中心”的激励机制扩展到了“以人为本、高满意度”的双重管理目的．把员工工作满意度作为企业诊断的一个评价依据是最能体现这种管理思想的如果企业管理者掌握了员工的工作满意状况，一方面可以明确企业在管理中存在什么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满意度的调查结果对于管理工作可以起到预报和监测的作用，它是诊断组织现状最为重要的“温度计”之一．工作满意度已成为组织中一种早期警戒的指针，为组织管理决策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国外研究表明，员工之间的沟通与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嘲、绩效、离职、组织承诺、生产力等因素之间相关．其中，沟通状况能够显著地影响工作满意度．但是，上述结论是在西方企业文化背景下研究得到的．不同的经济形态、地域特征和文化特征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比较研究还较少．东西方文化对人的成长具有显著的影响，西方文化氛围下，人们表现的更为“开放(open)”，而东方文化氛围下，人们表现的较为“内敛(constirngency)”．因此，西方文化氛围下，员工之间的沟通可能更为容易一些．通过文献检索，没有发现不同的企业文化背景下，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沟通满意度之间相关关系的研究．本文通过对我国企业员工的实证研究，发现东方文化背景下，出租车行业员工工作满意度和沟通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分析不同个体特征人群在工作满意和沟通方面的差异表现及成因．文中的工作满意度定义为企业员工对其工作本身或工作经历的一种态度反映．沟通满意度定义为人们分享信息、思想和情感的任何过程．这种过程不仅包含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也包含形体语言、个人的习气和方式、物质环境等赋予信息含义的任何东西．
1 实证研究
1．1内容
围绕所研究的问题，本文分析了(1)员工工作满意度及不同个体特征人群工作满意度的结构和状况．(2)员工沟通满意度及不同个体特征人群沟通满意度的结构和状况．(3)员工工作满意度与沟通满意度的关系，测量并发现员工工作满意度和员工沟通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1．2方法
采用结构化问卷调查方法．为了尽可能地获得员工工作满意度的真实情况，问卷调查时采用匿名方式．数据分析方法主要采用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分析工具为spss(12．1版)．
1．3问卷的信度和效度
采用国外研究中成熟的量表设计问卷，保证了问卷的效度．同时，问卷具有较高的有效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对同一指标从不同角度进行考察，题项具有一定的冗余和重复，目的是更准确的测度．(2)被试集中填写，问卷过程连续，可以保证题项给分标准的前后一致性，同时被试者可以与本文作者当面沟通，保证对题项的正确理解．(3)被试填写问卷态度认真，每份问卷基本都用15min填写完毕．另外，对问卷进行cronbach信度检验，结果显示每一个分量以及问卷总体的信度水平都达到0．7以上，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2 数据与结果
2．1样本
调查于2005年9月进行，范围限于某出租车运营企业内．调查问卷共发出200份，回收198份，其中有效问卷198份，问卷回收率99．有效问卷中，来自男性员工122份，占全部问卷的61．62；女性员工76份，占全部问卷38．38．按照年龄段划分，20岁以下员31(含20岁)12份，占6．06；20～25岁(含25岁)43份，占21．72；25~30岁(含30岁)46份，占23．23；30～35岁(含35岁)68份，占34．34；35～40岁(含40岁)22份，占11．11；40岁以上7份，占3．54．按照受教育程度划分，初中及以下程度22份，占11．11；高中程度103份，占52．02；大专程度64份，占32．32；本科程度9份，占4．54．
2．2调查结果
2．2．1工作满意度调查
(1)不同性别的员工工作满意度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考察员工的性别对工作满意度是否具有显著差异．结果显示f=0．255<4．61(a=0．01)，即不同性别的员工对于工作满意度没有显著差异．
(2)不同年龄段的员工工作满意度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0、，a)考察不同年龄段的员工对工作满意度是否具有显著差异．结果显示f=0．368<2．80(a=0．01)，即不同年龄段的员工对于工作满意度没有显著差异．
(3)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员工工作满意度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_nova)考察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员工对工作满意度是否具有显著差异．结果显示f=0．277<3．32(a=0．01)，即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员工对于工作满意度没有显著差异．
2．2．2沟通满意度调查
(1)不同性别的员工沟通满意度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考察不同性别的员工对沟通满意度是否具有显著差异．结果显示f=0．006<4．61(a=0．01)，即不同性别的员工对于沟通满意度没有显著差异．
(2)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员工沟通满意度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考察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员工对沟通满意度是否具有显著差异。结果显示f=0．815<3．32(a=0．01)，即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员工对于沟通满意度没有显著差异．
(3)不同年龄段的员工沟通满意度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0、，a)考察不同年龄段的员工对沟通满意度是否具有显著差异．结果显示f=0．143<2．80(a=0．01)，即不同年龄段的员工对于沟通满意度没有显著差异．
(4)不同岗位的员工沟通满意度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考察不同工作岗位的员工对沟通满意度是否具有显著差异．结果显示f=4．499<4．61(a=0．01)，即不同工作岗位的员工对于沟通满意度没有显著差异．
2．2．3工作满意度和沟通满意度的相关及回归分析采用相关分析考察工作满意度和沟通满意度之间的相关性，两变量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pearsoncorrelation)为0．657，在0．0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因此，工作满意度和沟通满意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进一步对两者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
表1中，t=12．241：>1．96，β=0．657，即员工工作满意度和沟通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
3 结果与讨论
3．1不同个体差异下的工作满意度
从2．2．1的结果来看，不同个体差异下(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员工工作满意度均不存在显著差异、首先，在性别方面，男性员工与女性员工的工作满意度没有显著差异．在出租车行业中，女员工与男员工基本上拥有同等的机会，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①工作本身方面：基本拥有与男员工相等的工作机会；②工作回报方面：只要是工作表现出色，女性员工亦可获得与男性员工均等的升职、加薪机会．在目前情况下，出租车运营还属于一种技术需求相对不高、体能要求相对不高的简单技术劳动，在工作上，除了目前从业的人数外，男性员工没有比女性员工更加突出的优势．其次，在年龄方面，袁声莉等对44家中国企业的研究表明年龄和总体工作满意度呈j形关系曲线．他们发现青年人和中老年人的工作满意度都较高，而中年人的工作压力大，家庭责任重，导致他们工作满意度不高n．但是，本研究中，不同年龄段的员工工作满意度不存在显著差异，主要原因是样本分布高度集中．从样本的分布情况来看，介于20~35岁之间的样本量占了全部样本量的80％以上，故全部样本的工作满意度主要表现为这一部分人群的特征．当然，这也是符合出租车行业现状的．给企业的提示是，在出租车行业中，应该特别注意这一部分人群的工作满意度．最后，在受教育程度方面，研究表明，在出租车行业内，受教育程度对员工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这也和样本的分布有关．从样本分布来看，绝大部分样本的受教育程度为高中(103)，大专受教育程度次之(64)．一方面这和目前出租车行业从业人员的现状相符，另一方面导致了在这样的样本和总体分布情况下，受教育程度对工作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
3．2不同个体差异下的沟通满意度
通过anova分析，员工的沟通满意度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工作岗位性质4个方面均不存在显著的差异．这和在工作满意度一节中讨论过的原因一样，主要因为出租车行业的特殊性，造成了员工在这4方面的分布相对集中．因而，沟通满意度在这4方面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在某一专业化程度比较高的行业中，员工的多种个体特征分布都很集中时，其沟通满意度不存在显著差异．
3．3工作满意度和沟通满意度的相关关系
从相关分析的结果来看，在出租车公司中，工作满意度和沟通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和国外学者的结论相符．说明在人口个体特征方面，出租车公司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沟通满意度与国内外已有的研究结论表现虽然不完全一致，但是工作满意度和沟通满意度之间的相关关系还是存在．
3．4工作满意度和沟通满意度的因果关系
从回归分析的结果来看，在出租车公司中，工作满意度和沟通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这为管理者改进工作满意度提供了来自员工自身的理论依据，可以通过设计或改进高效的企业沟通机制提高员工的沟通满意度，进而提高工作满意度．